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6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艳，男，196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献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戈凡达，男，195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炳江，河北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立恒，河北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升艳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请求法院认定我给戈凡达六万元的性质转包好转让也好，六万元是戈凡达有地他不种，由我给他30年的补偿，在明确一下就是我刘升艳买断了他自愿放弃30年的承包经营权。二、付款方式协议上一次付清，当时商议此事时仓促时间短，当时没有找齐六万元，99年支付3000Q元，在2002年全部付清。并注明款付清后戈凡达所承包地及地上附着物归刘升艳所有，是我们通过中间人私下办理的，没有通过村委会（但是有村委会一员在场），因怕上级追查买卖承包地之事（是戈凡达的意思，并写了另一份协议）戈凡达自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受让给我的，献县人民法院认定戈凡达所承包部分耕地归我是错误的而是全部归我经营。三、关于卖房子卖地迁坟去北京定居，那是戈凡达放弃经营权的动机，是村委会的意见证明。因在交纳公粮期间戈凡达曾与村委会发生过抗对，我（戈凡达）不种地了，我不给国家交纳公粮、我一走三清，我不回村了。四、戈凡达看到现在国家的大好形势对他有利可图，便通过各种手段反悔以前协议，又从一心一意为国家纳公粮的种植经营户中要回、从中获取国家的补给，为什么国家认定书面上的说法，而事实确不是“法”的依据呢，戈凡达他无心种地。因在18年前村里就没有他的一砖一瓦了、更没有他落脚之地、他的目的就是利用国家的确权。五、当时中间办事人的证词证言没有明示。六、时间是明确的、老百姓只听国家的政策，没有你们知法的那些套路，被发包方收回为止，按30年算，就足以明确。发包方就是集体、集体什么时候收回那是国家的政策、所以没有时间定位，60000元的算法你法庭是不是认定按30年算来的。七、我自主经营，有我经营的方式，有12亩地的苗圃还在生长中，献县人民法院不作实践调查就判令我退还耕地，我的损失谁来负责。八、请求重新审理补偿12年的损失办法；依法退还18年前戈凡达收取的现金24000元及其当时到现在现金所产生的价值。
戈凡达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实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称买断了被上诉人30年的承包经营权与事实不符，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承包协议属于法律规定的转包的流转方式，而不是转让的流转方式，同时双方在正式的承包协议中约定流转期限至被上诉人收回为止，说明被上诉人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按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转包期限不明确，并且在被上诉人得知上诉人想将承包地确权到自己名下的情况下，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要求重新审理12年的损失标准，并要求退还收取的18年承包金的产生的价值问题，也不应该得到支持。被上诉人流转给上诉人的土地按承包证的记载一共是15.6亩，按每年2000元的承包费计算，每亩每年的承包金不到130元，上诉人已经实际耕种了18年，其所得利益远远大于承包金的支出，合同解除前双方根据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因此其该项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
戈凡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协议书；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土地及枣树（村南枣树地一块、村西枣树地一块、合尚园3.4亩、西窑4.1亩、四十亩地1.6亩、村北场地一块），并返还原告土地补贴款；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戈凡达全家人欲到北京居住，为此，计划将自家的部分耕地、枣树地、场地等交由他人耕种、管理、使用，并由他人代为交纳农业税等。经商议，被告刘升艳与其达成协议，其中有《土地承包协议草书》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1999年10月30日）两份，约定：1、戈凡达将部分耕地转包给刘升艳；2、转包地块及地名：村南枣树地一块、村西枣树地一块、合尚园3.4亩、西窑4.1亩、四十亩地1.6亩、村北场地一块、北河沿4.5亩；3、承包方式：转包；4、承包金：共6万元，若5年内国家政策有变动，已承包的期间按4000元/年计算，总承包金扣除已承包期间的承包金后，退还给承包方（刘升艳），若6-10年内国家政策有变动，按30年计，未承包期间按1000元/年，退还承包方（刘升艳）；5、被承包方（戈凡达）在土地上的一切费用，均由承包方（刘升艳）承担；6、承包金支付方式：分期支付，第一次于1999年春节前（应为2000年春节）付清30000元，第二次于2000年支付7000元，第三次于2001年支付7000元，第四次于2002年支付7000元，第五次于2003年支付7000元，第六次于2004年支付剩余2000元；7、违约责任：被承包方如反悔，退还给承包方西窑三行枣树地，承包方如反悔无权要求要回承包金，并把西窑三行枣树地退还给被承包方。协议达成后，原告将所涉耕地等交由被告耕种、管理，并由被告享有对该土地的收益，同时，被告交纳该土地的农业税等，并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60000元的承包金，原告也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证书》交给被告。后国家对农民土地的政策进行了变更，取消了种地农业税的交纳政策，并自2005年开始实行种地补贴政策，自此被告对以上土地领取种地补贴款至今，后因原告得知被告领取种地补贴款及被告欲将承包地确权在自己名下的情况后，双方发生争执，经协商未果，原告提起诉讼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处理本案原、被告的纠纷，关键是如何认定双方《土地承包协议书》的性质，即该协议是承包合同，还是转让合同，这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原、被告双方对达成的协议，流转地块的名称、数量、亩数及协议中的其他约定均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应予认定。被告虽对协议无异议，但其认为当时为了应对上级及其他村民，协议形式上写的是“承包”，实为“转让”协议。理由为，原告全家去北京居住、坟迁出、房子卖掉，种地农业税等一切摊派均由被告承担。对以上被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能采信。其一，从协议看，几份协议均标明为“承包”协议，并在协议内容中均出现“承包方”、“发包方”、“被承包方”、“承包金”等承包合同中所应出现的词语；关于流转期限的约定，该几份协议中也曾出现“发包方收回为止”、“按30年计算”、“被承包方回来为止”等约定，该约定均符合承包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而根据我国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期限是永久的，转让者一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不得再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没有履行期限可言；另外，从双方关于违约金的条款看，如双方出现违约则退还土地及承包金等约定，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一旦生效，转让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放弃，发包方已收回土地，无退还土地及承包金之说。其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依法需经发包方同意，村委会同意应以村委会盖章为准，而在原、被告的协议中并没有该村村委会的盖章，当时的书记只是代表个人作为见证人签字。其三、土地承包性质存有两个合同，即村委会与原告的承包合同和原告与被告的转包合同，本案正属于该种情况，而土地转让性质是村委会与被告重新建立承包关系，成为新的合同当事人，而作为承包方的原告退出与村委会的承包关系。本案中，事实上原告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依然存在并未解除，被告也未与村委会重新订立承包合同，被告负责流转土地的一切费用只是原、被告双方的意思表示，并非村委会与被告合同约定，只能理解为被告代原告交纳费用。其四，从双方对履行期限上看，该协议也更符合“承包”合同，而非“转让”合同。综上，原告戈凡达与被告刘升艳所达成的土地土地流转协议，应认定为承包协议，而非转让协议，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被告双方《土地承包协议书》应否解除问题。如上所述，在双方所签订的几份协议中，对合同的履行期限出现过“发包方收回为止”、“按30年计算”、“被承包方回来为止”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约定可依法认定为约定不明，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履行期限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合同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因此，本案中，原告发现被告欲将承包土地确权在自己名下后，要求解除协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应否返还原告承包土地问题。原、被告之间是土地承包关系，原告与村委会的承包关系并未改变，原告仍拥有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双方的土地承包协议解除后，所涉土地被告应予返还原告，返还的期限应自本判决生效至2017年秋季作物收获后。承包金的处理问题。被告支付原告的总承包金为60000元，双方是以30年计算的，每年承包金为2000元，被告自1999年至今已承包了18年，因此，协议解除后尚有12年的承包金，原告应予退还给被告，即12×2000元/年=24000元。被告已领取的承包土地补贴款应否返还给原告。根据国家土地补贴的政策精神和《乡村土地承包运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流转后的收益归承包方，即该补贴是发给真正种地的人，谁种地谁收益，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承包地补贴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戈凡达与被告刘升艳关于土地承包协议书的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应当支持原告的主张，即应为承包，而非转让性质，而该协议对履行期限的约定不明，当事人依法可随时要求解除，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可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履行情况，被告应当返还承包地，原告也应返还未履行期间已收取的承包金，另外，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领取的承包地的种地补贴款，该请求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升艳在本判决生效及2017年秋季作物收获后，返还原告戈凡达承包地村南枣树地一块、村西枣树地一块、合尚园土地一块3.4亩、西窑土地一块4.1亩、四十亩地土地一块1.6亩、村北场地一块、北河沿土地一块约4.5亩；二、原告戈凡达在本判决生效并于被告返还上述承包地之前，返还被告刘升艳土地承包金24000元；三、驳回原告戈凡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升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升艳提交加盖刘官庄村村委会印章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从2000年以来缴纳涉案耕地的农业税及公益事业费；提交1999年12月1日戈凡达签字的收条一份、2002年12月10日戈凡达、刘升艳签字的文本一份，用以证实刘升艳支付60000元款项。被上诉人戈凡达质证认为，2004年之前费用由刘升艳缴纳，公益事业费与本案无关，也认可自己未缴纳过相关土地的费用；被上诉人戈凡达认可收到60000元，但主张实际主动让了2000元。对被上诉人一审提交土地承包协议草书、土地承包协议书（一页）、土地承包协议书（三页），双方均认可三页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中并未约定具体的承包年限，仅是约定因政策调整导致土地收回的处理方法。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相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刘升艳上诉请求中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已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的判断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的协议对转包期限未明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转包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依据上诉人实际的使用年限判令被上诉人戈凡达返还相关费用并无不当，但戈凡达自2002年即收取上诉人刘升艳60000元费用，现其要求解除，应返还其多收取的费用的相应利息，即被上诉人戈凡达应返还上诉人刘升艳24000元，并自2002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利息，一审法院仅判令返还24000元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9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戈凡达在本判决生效并于上诉人刘升艳返还上述承包地之后，返还上诉人刘升艳土地承包金24000元，并支付自2002年12月10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刘升艳负担25元，由被上诉人戈凡达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升艳负担50元，由被上诉人戈凡达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郭亚宁
审判员 高 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马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