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钦北行初字第21号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那桃村委会南作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江上达，组长。
委托代理人江上能。
委托代理人曾良光。
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莫东培，区长。
委托代理人班克宝，男，钦北区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钟复越，男，钦北区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义和村委会石笋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礼文，组长。
委托代理人胡循善。
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那桃村委会南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那桃南作组）不服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北区政府）林地行政确权一案，于2013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3年6月21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并依法通知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义和村委会石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义和石笋组）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那桃南作组的诉讼代表人江上达及委托代理人江上能、曾良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班克宝、钟复越，第三人义和石笋组的诉讼代表人胡礼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循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钦北区政府依据第三人的申请，于2013年1月30日作出北政处（2013）9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岭地（原告称中管岭，第三人称三丫南面岭地），位于大直镇义和村委会石笋村北面约500米处；四至界线为：东至本岭小路，南至石笋村田边，西至三丫沟水沟边，北至蚂蝗麓岭岐分水为界，面积约118亩。双方争议的上述岭地在解放前属百田村村民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现义和石笋组）村民管理使用，1981年走山定界时该岭地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所有并按当时的政策由该队领取了上述林地的《山权证》，之后因石笋生产队从百田生产队分出并经义和大队作证，百田生产队将该岭地及屋背岭划给石笋生产队管理，此后该岭地一直由义和石笋组管理使用至今，2010年林改时义和石笋组申领了上述林地内的水车岭、老鼠岭、灰窑岭、黄榄沥岭及圆岭的《林权证》，对南作村与石笋村争议的母猪岭、烧香岭（南作村称中管岭）暂不予确认权属，2010年5月南作村民将石笋村民种植在水车岭的松木砍掉，双方才发生上述林地的权属纠纷，大直镇政府曾派人进行调解，但一直没有处理结果，现争议双方均要求区人民政府对上述林地调处确权。另，现争议岭上的甘蔗是石笋村民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发（1980）135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二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将争议的三丫沟南面岭地权属确认为义和石笋组集体所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确权申请书，用以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将争议的水车岭等林地确权给其所的事实；2、现场勘验笔录，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的范围及植被情况；3、现场争议界至图，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的范围；4、胡海能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由石笋村民管理使用；5、胡循旺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由石笋村民管理使用；6、胡宜立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由石笋村民管理使用；7、黄廷兴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曾经义和大队确定给石笋村管理使用；8、王兴全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由石笋村民管理使用；9、王兴钰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1981年干部代表“走山定界”的情况；10、胡宜坚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在解放后以来一直由石笋村民管理使用；11、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1981年属于百田生产队所有；12、义和大队石笋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1981年属于石笋生产队所有；13、那桃大队南作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中管岭1981年属南作生产队所有，与石笋村的山岭没有交接，母猪岭北面就是中管岭；14、荒山租赁合同，用以证明石笋村将灰窑岭租给仕河建果园；15合同书，用以证明石笋村胡纯务曾将三丫岭的林木卖给阮庆裕、胡永国采脂、砍伐；16、承包山岭合同书，用以证明石笋村将屋背大岭、芝麻岭、半边岭租给有胜种植松树，其中半边岭是在争议的林地范围内；17、《林权证》2份，用以证明石笋村已就灰窑岭、圆岭、水车岭、黄榄沥岭申领了新的《林权证》；18、山界林权证的说明，用以证明百田生产队将石笋村的屋背岭、三丫岭南面（蚂蟥麓）范围的山林土地划给石笋生产队所有；19、争议林地说明，用以证明2009年林改时南作生产队与石笋生产队都主张母猪岭、烧香岭（另称中管岭）权属；20、林权现场勘界图，用以证明林改时水车岭、老鼠岭、黄榄沥岭、灰窑岭、圆岭、屋后背大岭属石笋组所有，无争议；21、林权边界确认表，用以证明林改时水车岭、老鼠岭、黄榄沥岭、灰窑岭、圆岭、屋后背大岭属石笋组所有，无争议，对母猪岭、烧香岭有异议，无法确认边界；22、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已将（2013）9号处理决定送达给原告、第三人；23、调解笔录，用以证明被告曾组织原告、第三人进得调解未果的事实。
原告诉称，争议的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解放前是原告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期仍属原告管理使用，合作化时期也由原告带入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原告在该带岭挖坑种了很多桐油树，1962年“四固定”时，那桃大队按原来管理的林地，其中包括现在有争议的林地固定给原告所有，1973年原告在争议的林地上种上甘蔗、黄豆、木薯等农作物，1981年5月17日，经原钦州县人民政府进一步确权后，中管岭一带山岭至今都是原告村民管理使用。2007年8月，第三人欲将中管岭一带山岭租给大寺糖厂种植甘蔗，原告发觉后即制止，从此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了该一带的林地权属纠纷。2008年至2009年林改期间，第三人在上述争议岭地上大量抢种松树、甘蔗，钦北区林业局违反有争议的山岭不能发给《林权证》的规定，于2010年2月4日给第三人发了上述岭地内的《林权证》。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分别于2010年5月5日和2011年2月18日，将第三人种植在上述争议岭地上松树、甘蔗拔掉，但事态并没有到此结束。2013年1月30日被告作出了出北政处（2013）9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上述争议的岭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北政处（2013）9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是错误的。（一）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忽视了国家政策法规，以权代法，被告在调处本案林地权属纠纷中，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条例》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北政处（2013）9号中，认定：“争议林地在解放前属于百田村村民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于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第三人村民管理使用，1981年走山定界时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领取了争议林地的《山权证》，之后，因第三人从百田生产队分出，百田生产队将该岭地及屋背山岭划给第三人管理，此后该岭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至今”。原告认为，被告这种认定是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和中央、自治区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法令。被告认定争议林地在解放前是第三人的祖宗山，是无任何证据的，即使争议的林地解放前是第三人的祖宗山，也改变不了在解放后是属于原告的客观事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土地改革以前的权属凭证”是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北政处（2013）9号中，认定：争议林地“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现义和石笋组）村民管理使用”。原告认为，现争议的林地在解放后土改时是否有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是否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第三人）村民管理使用，因现在无法查明当时土地清册和有效决议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无法确认的。事实上，争议的林地解放前是原告的祖宗山，解放后一直至今仍然属于原告管理使用，在合作化时期，由原告带现争议林地即中管岭等一带山岭加入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原告在争议的林地上挖坑种了很多桐油树、茶油树，至今当年种下的桐油树、茶油树的老根还在。1962年“四固定”时，那桃大队按原来管理的山岭，其中包括现争议岭在内的山岭固定给原告管理使用。1973年原告还在现争议的林地上种植甘蔗、黄豆、木署等农作物。1981年走山定界时，原告领到原钦州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5月17日核发给的《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中，清楚地登记有现争议的中管岭一带山岭名称，原告认为这是在土改后人民政府对林地作了重新分配，应该视为合作化、“四固定”后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也是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现争议林地属原告所有，完全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和《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规定。而被告将争议的中管岭一带的林地重新确权给第三人，是违反中央和自治区的政策、规定、法律、法令的。原告认为，被告将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领取争议林地的《山界林权证》作为将争议林地裁决给第三人的权属凭证，是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是属于无效证件，因为该《山界林权证》没有签发日期，证件经办人签名为王兴胜，而盖的印章为黄兴盛，既不同名，也不同姓。第三人称在1982年，由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而被告则认定是1981年领取的，该《山界林权证》有涉嫌在2007年8月争议林地发生争议后才办的，同时在该《山界林权证》中，没有将现在双方争议的林地（原告称中管岭，第三人称三丫沟南面领地，即是：水车岭、老鼠岭、母猪岭、灰窑岭、黄榄沥岭、蚂蟥麓岭、园岭、烧香岭）进行登记造册，更没有登记造册有三丫沟南面岭地的四至界线，这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的规定，也就是说，现争议的岭地并没有在该《山界林权证》中进行登记造册，从来没有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被告将该《山界林权证》作为将争议林地裁决给第三人的权属凭证，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其次，该《山界林权证》是义和大队百田村的而不是第三人的，在1981年前第三人早已独立建制生产队，按当时政策规定，第三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山权证》，而现在第三人拿不出自己的《山权证》而用百田村的《山权证》来作为侵占原告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凭证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同时认定百田生产队领取的《山界林权证》之后第三人从百田生产队分出，百田生产队将该岭地及屋背岭划给第三人使用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若第三人从百田生产队分出，按当时政策，在分队时应将百田生产队所有田地、山岭、农具、牲畜等分别造册并在义和大队备案，有百田生产队划给第三人土地清册，当时百田生产队有几百人，石笋村不足二十人，百田生产队不可能将几百亩的山岭划给第三人的，现任的义和村委会干部，都是近年内任职的，他们对合作化、“四固定”、1981年“走山定界”是不清楚的，而且义和村委是第三人的上下级关系，义和村委作证是不具证明效力的。被告认定2010年第三人领取争议林地在内的水车岭、老鼠岭、灰窑岭、黄榄沥岭及园岭的《林权证》是合法权属凭证，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的，也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所是不能用来作为处理争议林地的权属凭证。理由如下：原告认为《林权证》是第三人采取欺诈、恶意串通的手段取得的证件资料。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因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纠纷早在2007年8月就发生，从那时起至2013年1月间，争议林地的权属没有经过人民政府的处理解决，没有经过林地争议处理机构进行调解争议达成任何协议，更没有原告和第三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并有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处理机构印章，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的事实证据，因此，原告认为，第三人在林地争议期间的2010年2月4日恶意串通钦北区林业局领取争议林地内的水车岭、老鼠岭、灰窑岭、黄榄沥岭及园岭等山岭新的《林权证》，明显是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此，原告认为《林权证》是非法证件，被告将非法证件《林权证》作为调处林权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特别是将非法证件《林权证》作为将权属属于原告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裁决给第三人的权属凭证，明显地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的其他文件、资料”的规定。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不但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确权错误，事实严重不清楚，而且有涉嫌、涂改，伪造权属凭证的嫌疑。事实不清表现在，第一、在北政处（2013）9号中，被告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所处的行政区域不清和争议林地面积不清，例如，第三人认定争议林地内有水车岭、黄榄沥岭、母猪岭、蚂蝗麓岭；原告认定争议林地内有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被告人则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是三丫沟南面岭地（争议林地内的水车岭、老鼠岭、黄榄沥岭、灰窑岭、园岭、母猪岭、烧香岭等山岭），而争议林地面积第三人认定为70亩，被告认定118亩，无形中扩大了48亩，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人，原告，被告对争议林地所处的行政区域和面积事实调查不清，导致作出的处理决定由错误。第二、被告对争议林地的权属不清，争议林地（原告称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在1981年5月17日经钦州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原告所有和使用，与此同时又领到了《山界林权证》，在该证书中登记造册有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而第三人认定的争议林地内的水车岭、黄榄岭、母猪岭、蚂蝗麓岭，从来没有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权，而第三人出具的权属凭证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将水车岭、黄榄沥岭、母猪岭、蚂蝗麓岭等山岭登记造册确权，因此，在调处原告与第三人的林地争议纠纷中，第三人出具的、被告采纳的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应看作与本案调处林权纠纷无关，应视为无效证件。第三，被告对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领取时间不清，第三人称，1982年，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被告称：1981年“走山定界”时，该领地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所有并按当时的政策由该队领取了争议林地的《山界林权证》，可见，被告对《山界林权证》没有签发日期，现在也无法考查，应视为无效证件。至于被告认定第三人在1981年领到《山界林权证》是被告故意凭空臆造的。第四，争议林地四至界线和争议林地面积不清楚，有故意扩大争议范围之嫌，例如在第三人的申请书中，并没有说明争议林地的四至界线，在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中也没有标明争议林地三丫沟南面岭地的四至界线，而被告则认定争议林地四至：东至本岭坳小路，南至石笋村田边，西至三丫沟水沟边，北至蚂蝗麓岭岐分水为界，原告认为争议林地四至界线的划分，没有经过争议双方的认定，这种事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第五、被告对原告与第三人发生林地争议的时间不清。原告与第三人因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纠纷问题早在2007年8月就发生争议。在2007年8月第三人背着原告暗地里将争议的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租给大寺糖厂种植甘蔗，那时大寺糖厂已派人待拖拉机来梨岭，被原告村民发觉后当即进行制止，最后大寺糖厂不敢租用，又如在2008年至2009年进行林改时，大直镇政府干部黄伟栓、覃秀伦、黄智雄、谭辉、大直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冯怀成、黄定国，那桃村委会干部冯贤春等人先后两次到现在争议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进行山岭走界，也遭到第三人村民胡礼文的阻扰而中止，而不是被告所认定的到了2010年5月原告村民将第三人村民种植在蚂蝗麓岭的松树砍掉，双方才发生上述林地的权属纠纷。第六、在北政处（2013）9号中，所附有的一张所谓《林地确权界至图》，是有涉嫌涂改、伪造的权属凭证。原告认为所谓的《林地确权界至图》是钦北区调处办工作人员马家雄、钟复越经过精心策划，采取欺骗手段经过涂改、伪造的权属凭证。理由和事实如下：在2011年8月31日，第三人向钦北区人民政府申请争议林地确权，于2012年2月18日钦北区调处办工作人员马家雄、钟复越汇同原告村民代表江上达、曾良光、江上能、第三人村民代表胡礼文、胡礼海、大直镇综治办主任黄玉庆、义和村委会干部张辉、那桃村委会干部冯贤春等人并带着他们预先绘好的图纸到现在争议的林地实地调查，进过调查察看，马家雄、钟复越当即叫双方村民代表在他们预先带来的图纸上签字，当时，因为在这张图纸上没有标明有任何文字和说明用途，便遭到双方村民代表的抵制，并拒绝在这张图纸上签字，而马家雄、钟复越则声称，如果双方不签字，我们就不受理，并说明这张图纸是争议林地界至图，而不是争议林地确权界至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村民代表都是为了妥善处理林地争议问题，后来，双方村民代表便在这张所谓的《林地确权界至图》上签字并打上手模，这就便出现有在这张所谓的《林权确权界至图》有双方代表签字和盖上手模的事实，当时在场的大直镇政府、义和村委会和那桃村委会的领导干部都没有签字，而现在在这张所谓的《林地确权界至图》上都签有大直镇人民政府黄玉庆、义和村委会张辉、那桃村委会冯贤春等人签字，这样很明显就是当天马家雄、钟复越带走图纸后才逐个找上述领导签字的，而现在在北政处（2013）9号中，却出现有各方代表都签字的所谓《林地确权界至图》的权属凭证，经过这样一改，完全改变了《争议林地界至图》的性质，从中也清楚地看出《林地确权界至图》是马家雄、钟复越涂改、伪造的争议林地权属凭证，明显是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1号》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9号处理决定确权不当，事实不清楚，依法应予以撤销。争议林地内的中管岭、红岭、瓦窑岭等一带山岭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甚至今天其权属都是属于原告村民集体所有，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来作证，铁证如山。在1981年5月17日由钦州县人民政府核发给的《山界林权证》（证号9-00264），此证经办人是黄兴盛、王家璋、江通程，在这份证书中他们都签上名字并盖印章，在该证书中清楚地对争议林地内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进行登记造册，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如并标明中管岭的四至界线为：东接红岭岭崎小路分水为界，并注明中管岭的一半即南西边归南作队，而中管岭的另一半即东北归兆平队。已经在1981年5月17日由原钦州县人民政府核发定发给的《山界林权证》，对争议林地内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是属于原告村民集体所有是无可非议，对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确认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规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经政府批准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的规定；也符合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部分第二点“关于证据问题。对于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的规定，也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1号》第十三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为准的规定。对于铁的事实证据，在调解林地争议中，原告出具的有效、合法的《山界林权证》，被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不被采纳，反而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百田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和第三人领取的《林权证》作为处理争议林地权属纠纷的权属凭证，错误地将权属属于原告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裁决给第三人，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在北政处（2013）9号中，被告认定”申请人（即原告）没有任何管理事实和证据证实其主张”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以上的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争议林地内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的权属是属于原告村民集体所有，而被告将权属属于原告的中管岭等一带山岭裁决给第三人，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证据不确实充分，事实严重失实，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特请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那桃大队南作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包括中管岭连接红岭、瓦窑岭一带在1981年属南作生产队所有；2、那桃大队兆平生产队的《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原告所有的中管岭与兆平生产队的山岭为界；3、黄温德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原告的山岭权属在1981年“走山定界”时与第三人没有争议；4、江开宁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的林地已固定给原告所有，是以岭分水为界的；5、辉廷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1952年“土改”时，以九镰岭顶分水为界，流水向东的林地管义和大队管理，流水向西的林地属那桃大队管理；6、王家能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以九镰岭顶分水为界，流水向东的林地属义和大队管理，流水向西的林地属那桃大队管理，1981年“走山定界”时中管岭、红岭、瓦窑岭林地分给那桃大队兆平、南作生产队管理；7、许桂荣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争议的林地自解放前一直是由原告管理使用，原告曾在林地上种植茶油树，百田石笋村人在此既没有田又无山岭。
被告辩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三丫沟南面岭地位于大直镇义和村委会石笋村北面约500米处；四至界线为：东至本岭小路，南至石笋村田边，西至三丫沟水沟边，北至蚂蝗麓岭岐分水为界，面积约118亩。上述争议山地解放前属百田村村民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现义和石笋组）村民管理使用，1981年走山定界时该岭地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所有并按当时的政策由该队领取了上述林地的《山界林权证》，之后因石笋生产队从百田生产队分出并经义和大队作证，百田生产队将该岭地及屋背岭划给石笋生产队管理，此后该岭地一直由义和石笋组管理使用至今。2010年林改时义和石笋组申领了上述林地内的水车岭、老鼠岭、灰窑岭、黄榄沥岭及圆岭的《林权证》，对南作村与石笋村争议的母猪岭、烧香岭（南作村称中管岭）暂不予确认权属，2010年5月南作村民将石笋村民种植在水车岭的松木砍掉，双方才发生上述林地的权属纠纷，大直镇政府曾派人进行调解，但一直没有处理结果，现争议双方均要求区人民政府对上述林地调处确权。现争议岭上的甘蔗是石笋村民所种。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发（1980）135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二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将争议的三丫沟南面岭地权属确认为义和石笋组集体所有。原告以争议林地是其祖宗山一直管理使用并在2003年将该岭地租给金钦丰产林公司种植速生桉为由主张权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维持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述称，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确权争议的三丫沟南面岭地权属属第三人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争议的三丫沟南面岭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没有争议，直到原告强行砍掉第三人种植的松树才引起土地纠纷。在第三人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后，被告派员组织争议双方人员进行现场勘察、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以及收集其他相关的证据。从现有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述争议林地在解放前属百田村村民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现第三人村民管理使用，1981年走山定界时该岭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所有，并按当时政策由该队领取了《山界林权证》，之后第三人从百田生产队分出独立，并经义和大队作证，百田生产队将该岭地及屋背岭划给第三人使用至今，2010年“林改”时水车岭、老鼠岭、灰窑岭、黄榄沥岭及圆岭无权属争议，第三人领取了《林权证》。以上所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原告称争议岭地一带是其的“祖宗山”、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等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不予采信。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2010年“林改”时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材料真实有效，手续齐全，并无原告所说的“恶意串通”等违法、违规情况。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3）27号复议决定也是正确的。原告称争议的林地是其村民管理使用，没任何证据证明，相反第三人有充分证据（土地租凭合同、调查笔录等）能证明争议的林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原告称争议林地属其集体所有，提供的证据仅为几页存根，与其要证明的地名、方位、界至并不一致，而这些存根已经被新的《林权证》取代而失效，完全不能证实其主张。反而第三人有1981年的《山界林权证》、2010年《林权证》、山界林权说明、林地确权界至图及相应的调查笔录等，证实争议的林地是第三人所有并一直管理使用。原告称“2010年2月4日第三人与钦北区林业局恶意串通非法换取了争议林地在内的《林权证》……”完全没有证据，是对第三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诽谤，而且原告两次强行拔掉第三人村民所种松树、甘蔗的行为都是严重违反了法律，已经涉嫌犯罪。综上，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对其陈述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依职权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用以证明本案争议林地的界至范围。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2、3、19、22、23和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5、6、7、8、9、10、11、12、13、14、15、16、17、18、20、21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对争议林地确权是事实，但第三人只向被告申请确权4个山岭的70亩，而被告确权5个山岭118亩给第三人，是不公正的；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4、5、6，这几个证人所说的不真实，因为原告持有争议岭地的《山界林权证》，并且争议的山岭一直以来都是由原告管理、使用；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7、8、9，这几个证人所说的不是事实，因为王兴全不是支书，如果黄廷兴、黄兴钰参加“走山定界”为什么还要把争议的山岭划给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0，胡宜坚证言不属实，因为胡宜坚是第三人的亲属，其所说的山岭四至也不正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1是伪造的，三丫岭南面蚂蟥麓是麓不是岭，登记的四至也没有包含争议岭的四至；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是假的，因为该《山界权权证》有涂改，并且《山界林权证》的黄兴胜私章与王兴胜签名不一致；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3不能证明其主张，认为中管岭在争议的山岭范围内，并且东边是连接红岭，南边是石笋的田；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4不是事实，石笋村并没有将灰窑岭租给仕河建果场；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5不是事实，因为第三人没有三丫岭，怎能把岭上的林木买给他人？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6虽然是事实，但第三人欲将争议的山岭出租时，原告向政府报告不给第三人出租；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7虽然是事实，但是原告并不知道；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8、20、21是不属实的。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1、2、3、4、5、6、7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管岭不在争议林地范围；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兆平生产队的山岭没有与原告的山岭交界，红岭并没有与中管岭交界；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有异议，因为这些证人不到庭作证，对这些证人的证明材料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2、3、19、22、23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将现争议的“水车岭”、“黄榄沥岭”、“猪母岭”、“蚂蟥麓岭”等4个山岭确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4、5、6、7、8、9、10都与第三人同为一村委会的村民，其证言的可信度很低，不作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1、12、13都是权属凭证，可作为有效证据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4、15、16，不能证明合同中涉及的林地就是现争议的林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7、20、21是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及办理《林权证》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确定属的有效凭证，本案不作评判；被告提供的证据18，这些说明材料对外不具有证明的效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1981年“走山定界”时“中管岭”登记在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明现争议的“中管岭”与兆平生产队的山岭相连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7，是其他的证人证言，因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这些证人不能出庭的原因和事由，故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来认定。
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原告称中管岭连接红岭一带，第三人称三丫沟南面岭地，四至界址为：东起九镰岭小路，南至石笋村田边，西至（原告称中管岭岭顶，第三人称三丫沟）为界，北至兆平村山岭分水为界，面积约118亩。争议的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权属因争议双方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属其所有，因而无法确认。1981年“走山定界”时，原告与第三人分属不同的大队，原告申领了“中管岭一半”及“三丫岭”林地的《山界林权证》，第三人当时所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也申请领取了三丫岭南面岭地（蚂蟥麓）的《山界林权证》。1982年第三人从百田生产队分出后，在义和大队的见证下，百田生产队将三丫岭南面（蚂蟥麓）的林地分给第三人。2010年林改时第三人申领了现争议部分林地的《林权证》，同年，南作村民将第三人村民种植在争议林地上的松木砍掉，双方发生林地的权属纠纷，经大直镇政府曾派人进行调解未果，第三人要求被告对上争议的林地调处确权。被告受理后，于2013年1月30日作出了（2013）9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地确认为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向钦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被告作出的（2013）9号处理决定。原告于2013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3）9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一）关于四固定时期林地分配的事实问题。被告认定争议的林地在解放前属百田村村民的祖宗山，解放后土改时没有重新分配，合作化、“四固定”时属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石笋村（即现义和石笋组）村民管理使用，这些事实的认定，只是依靠被告调查的当时任义和大队的干部及其他人的问话笔录，这些被调查人他们与第三人同属一村委的村民，所作的证言可信度很低；而被告没有向原告一方的村干部及其他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只听信一方的证言作为认定事实是不客观的，因此，被告认定现争议的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已分配给当时的义和大队百田生产队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第三人《山界林权证》登记的三丫岭南面（蚂蟥麓）林地的是否包含现争议林地的问题。从证中岭地名称及四至范围都不能认定第三人《山界林权证》登记的三丫岭南面（蚂蟥麓）林地包含现争议的林地，事实上，现争议的林地有部分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山岭，双方都有不同的称呼，被告仅以三丫岭南面来认定现争议的林地属第三人所有事实不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2013年1月30日作出的北政处（2013）9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韦魏延
审 判 员 翟淳高
人民陪审员 邓廷智
二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