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39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春莉，女，1978年1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丰，北京杜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国民，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鑫，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聃，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苏春莉因与被上诉人于国民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9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春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丰、被上诉人于国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鑫、李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春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中关于《欠条》无效的认定；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于国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案由不对、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仍然作出超出于国民诉讼请求的判决，严重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本案的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赠与合同的载体即所谓《欠条》，该《欠条》为于国民自行书写，无任何胁迫及暴力威胁；《欠条》第一部分给付孩子抚养费的承诺，其法律性质是涉及财产关系、人身关系、抚养关系为一体的混合合同，与赠与合同有很大的不同。且给付抚养费的承诺并非对苏春莉的个人赠与，如赠与履行后，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归两名未成年子女，苏春莉至多作为两名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代管财产，苏春莉并非赠与合同的相对人、受益人，其在一审中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欠条》第二部分关于ML400奔驰车系唯一带有赠与性质的部分，该约定因奔驰车的所有权人翰子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苏春莉返还原物纠纷已得到法院的支持而归于无效；《欠条》第三部分于国民的承诺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做出何种承诺于国民完全自由，稍有常识的普通人也可知该部分无效，苏春莉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不可能对于国民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也无能力禁止于国民的表达自由；《欠条》仅剩的第一部分不是赠与合同，于国民诉请的案由并非赠与合同纠纷；于国民在一审中并未请求确认《欠条》无效，一审法院表面上驳回了于国民的诉讼请求，但在事实上超出诉请认定《欠条》无效，严重侵害了《欠条》受益人二未成年人的权益；因于国民隐匿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巨额财产被苏春莉发现，于国民以《欠条》形式主动作出承诺，目的一是出于对两名未成年子女的补偿，目的二是妄图取得苏春莉的好感达到离婚不离家或复婚的目的。二、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认定《欠条》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欠条》第一部分给付孩子抚养费的承诺，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意一款，《欠条》其他部分无效，并不导致整个《欠条》无效。且该《欠条》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欠条》内容是可分的，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各自独立，互无依存关系；2．《欠条》无效部分或者被撤销部分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即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一审法院因《欠条》第三部分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而认定真实合法的第一部分内容无效及整个《欠条》无效，严重违背了《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此外，这种前诉判决能对后诉裁判产生预决效力，一审的错误判决侵犯了苏春莉两名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影响到正在进行的抚养费的其他诉讼。
于国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苏春莉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案由正确，苏春莉主体适格，并且完全依据诉讼请求作出合理判决。1．该《欠条》关于承诺6000万元款项的给付并非于国民的法定义务，实质是赠与合同。2016年11月28日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子女由苏春莉抚养，于国民用其嘉浩别墅×号1至2层房产共有权折抵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并已一次性支付给苏春莉。嘉浩别墅市场价值在1800万元左右，其折抵的抚养费足够两个孩子富足生活。然离婚后苏春莉背信弃义，再次索要6000万元款项，虽以抚养费为名，实际系基于其个人利益向于国民索要的款项，并不构成对离婚协议的更改，更不是对离婚协议的补充约定。于国民出具的《欠条》承诺给其6000万元，每年600万元，是于国民无条件地自愿承担金钱给付义务的单方承诺，并非法定义务，该承诺属于赠与的性质。一审法院判决该《欠条》的性质为赠与合同符合民事审判原则，案由正确。2．该《欠条》中关于6000万元款项给付的约定，并非包含人身关系的混合合同。2016年11月28日苏春莉与于国民协议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约定。2016年12月17日，苏春莉找到于国民表示其对离婚协议的内容反悔，又向于国民要房要车要钱。在苏春莉的种种胁迫之下，于国民迫于无奈只能按照苏春莉的意思写下《欠条》并按下指纹。于国民出具《欠条》系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暂时平抚苏春莉的情绪，并非真实约定抚养费，更不是涉及人身关系的合同。该《欠条》内容明显不是于国民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离婚协议书》内容相互矛盾，且于国民从始至终没有履行《欠条》项下的义务，该《欠条》第一部分应当予以撤销。3．一审判决中，苏春莉作为被告主体适格。该《欠条》性质实质为赠与合同，涉及苏春莉与于国民，根据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且没有出现合同法中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形。二、一审法院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适用法律正确。该《欠条》并非于国民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出于被逼无奈、胁迫之下，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欠条》无效。
于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6年12月17日于国民出具的《欠条》；2．于国民不再履行《欠条》项下的内容；3．案件受理费由苏春莉负担。一审过程中，于国民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国民、苏春莉于2009年11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28日登记离婚。
2016年12月17日，于国民给苏春莉书写《欠条》一张，内容为：“我于国民给苏春莉孩子抚养费六千万元人民币，于十年内还清，每年600万元。于本《欠条》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支付第一笔600万人民币。奔驰车ML400一辆给苏春莉所有。于国民负责当司机，负责保养和维护，下半辈子做牛做马为苏春莉及2个孩子服务，下半辈子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及创造的价值都归苏春莉和2个孩子所有，苏春莉随时可以拿走于国民的生命，并永远为2个孩子而活。”就该《欠条》，于国民主张是在苏春莉胁迫下书写的，关于《欠条》中孩子抚养费问题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有明确约定，奔驰车辆法院已经判定该车辆不属于于国民，于国民给苏春莉做牛做马随时取走于国民性命的部分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苏春莉主张离婚协议上苏春莉没有放弃孩子的抚养费，且于国民写什么与苏春莉无关，苏春莉是孩子的监护人，赠与合同要明确合同的相对人是谁，与苏春莉没有关系。
2016年11月28日，于国民与苏春莉签订《离婚协议书》，内容包括：“一、子女抚养问题：双方孩子姓名：于瑞熙，性别：男，出生日期：2010年4月17日，于倩熙，性别：女，出生日期：2011年12月12日，离婚后由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二、财产处理：男女双方婚姻期间购置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西白辛庄榆阳路5号2区×幢1至2层全部的房产离婚后归女方单独所有，男方放弃所有权，将其价值作为给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给女方。三、男女双方婚后所共有的债权债务及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除上述第二条所述房产外，包括双方个人企业的资产、股份及收益，自今日起，均归双方个人所有，个人承担。对方自愿放弃夫妻双方婚内财产共有权。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登记机关存档一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该《离婚协议书》系双方于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登记离婚时进行备案。
于国民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于国民是在苏春莉欺诈和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欠条》、苏春莉主张该情况说明是于国民一方说辞，不能证明苏春莉有欺诈和威胁行为。
于国民提交（2017）京0113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欠条》所涉车辆于国民处分无效，没有实际履行的可能。苏春莉主张该《欠条》除涉诉车辆部分内容，不具有任何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
苏春莉提交录音文字整理材料，拟证明于国民书写《欠条》苏春莉没有胁迫和欺诈，是于国民自愿书写。于国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
苏春莉提交2016年7月6日《离婚协议书》拟证明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处理，没有说房产是折抵孩子抚养费。于国民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一审庭审中，于国民请求撤回于国民不再履行《欠条》项下内容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于国民、苏春莉于2016年11月28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于登记离婚时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的离婚协议。双方于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方案，系双方真是意思表示。该院确认该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
审查诉争《欠条》内容，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于国民承诺给付苏春莉孩子抚养费六千万元。第二部分为奔驰车归苏春莉所有。第三部分为于国民下半辈子创造的价值归苏春莉等，苏春莉可以拿走于国民的生命。
就第一部分抚养费一节，双方于2016年11月28日，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已经明确于国民系将其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区西白辛庄榆阳路5号2区×幢1至2层房屋中的相应份额，折抵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一次性支付给苏春莉。在抚养费已约定清晰且无新事实发生的情况下，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该院难以认定于国民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再承诺给付苏春莉高达六千万元的子女抚养费。第二部分中的ML400奔驰车，已经该院生效判决确认返还北京瀚子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车并未登记在于国民名下，其个人对该车进行处分，应属无效。第三部分中就苏春莉可以拿走于国民的生命的约定，明显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关于“于国民下半辈子创造的价值归苏春莉”的内容，亦与双方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内容相矛盾，且经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该院确认于国民于书写该部分内容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就上述三部分进行总体审查，该院确认于国民于书写《欠条》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因于国民书写《欠条》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诉争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院确认诉争《欠条》无效。就于国民要求撤销《欠条》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驳回。
另，就于国民请求撤回于国民不再履行《欠条》项下内容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国民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在二审中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庭审中，苏春莉提出签订《欠条》至次年3月5日，于国民向其转账8万元抚养费给孩子，说明于国民已经开始履行《欠条》的内容。于国民认可转账的金额，但不认可是履行《欠条》的内容，主张其是基于苏春莉母亲提出生活困难才转钱。于国民提出《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房产在离婚时价值1800万元，苏春莉认为应以链家公司在网站上载明的同等房屋的成交记录为准，2016年7月1日时同等房屋的成交价格为980万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案由及诉讼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欠条》发生在于国民与苏春莉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后，即双方已对子女抚养费负担做出约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情况下，《欠条》的主要内容是于国民给付苏春莉子女抚养费、轿车等，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欠条》系于国民向苏春莉出具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欠条》是于国民与苏春莉之间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苏春莉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超诉讼请求裁判的问题，本院认为，于国民提起的诉讼请求是行使撤销权，而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件，于国民主张撤销权的前提是合同有效，故一审法院先行对《欠条》的效力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另，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是法律所代表的公权力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进行干预的结果，合同效力属于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范畴。苏春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欠条》效力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就第一部分抚养费，双方在2016年11月28日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于国民用夫妻共有房屋中的相应份额折抵孩子的抚养费，2016年12月17日《欠条》即约定额外6000万元的高额抚养费，在此较短期间内，于国民与苏春莉并未出现抚养能力的明显变化，子女未发生抚养费明显需要增加的情节，苏春莉对此约定亦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故本院难以认定于国民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再承诺给付苏春莉高达6000万元的子女抚养费；就第二部分ML400奔驰车，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该车辆属案外人北京瀚子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并判决返还给该公司，于国民在《欠条》中将该车辆赠与苏春莉应属无效，对《欠条》该部分无效苏春莉亦无异议；第三部分中，就苏春莉可随时拿走于国民生命的约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与常理不符，关于“于国民下半辈子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及创造的价值归苏春莉和2个孩子所有”的内容，与双方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内容相矛盾且措辞与常理不符，苏春莉对此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于国民书写第三部分内容时不是出自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综合《欠条》三部分内容的具体情况，可以认定于国民于书写《欠条》并非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涉案《欠条》应整体归于无效。
综上所述，苏春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苏春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贾 旭
代理审判员 熊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何 平
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