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1行初72号
原告周忠达，男，195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浙江省公安厅，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民生路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双全，该厅厅长。
委托代理人程向东、林林，该厅民警。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4号。
法定代表人赵克志，部长。
委托代理人李逸群，该部民警。
原告周忠达诉被告浙江省公安厅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于2018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受理后，于2018年2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忠达，被告浙江省公安厅的委托代理人程向东、林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委托代理人李逸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忠达起诉称，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制发[2008]18号《逮捕通知书》的行为系行政行为，制作[2008]18号《逮捕通知书》的一切资料均属于政府信息。浙江省公安厅对原告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混淆了公安机关的刑事职能与行政职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判决撤销浙江省公安厅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拟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的事实；
2、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浙江省公安厅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事实；
3、杭州市公安局（2017）第60号告知《信息告知书》，拟证明原告就案涉信息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公开，杭州市公安局答复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的事实；
4、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2008]18号《逮捕通知书》，拟证明原告认为该通知违法，并就该通知的法律依据向浙江省公安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事实；
5、原告2017年致杭州市公安局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原告2017年11月19日致浙江省公安厅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杭州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提起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
6、原告2017年12月21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就案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被告浙江省公安厅答辩称，一、2017年11月21日，我厅收到周忠达寄送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挂号信编码：XA197××××0133），要求向其公开“制作、发放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逮捕通知书字[2008]18号的依据（法律条款依据）”。2017年12月7日，我厅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给原告（挂号信编码：XB78752425033）.二、我厅作出的告知答复内容恰当、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向我厅申请公开“制作、发放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逮捕通知书字[2008]18号的依据（法律条款依据）”的政府信息，其实质是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名对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履行刑事司法职能的行为进行咨询或质疑。该申请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我厅不负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公开的职责。故，我厅就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经查，你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法律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且本机关非该案的办案单位”，内容准确恰当，适用法律正确。三、我厅作出的告知答复办理程序合法。我厅于2017年11月21日收到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2月7日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15个工作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规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省公安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被诉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原告2017年11月20日致浙江省公安厅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及其所附材料两页，以及上述材料的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起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
2、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浙江省公安厅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的事实。
被告浙江省公安厅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条文为第二条。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答辩称，2017年12月20日，我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称不服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请求确认浙江省公安厅不公开字[2008]18号逮捕通知书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违法。我部经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依法决定受理，并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有关材料发送给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公安厅向我部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证据材料。2018年2月6日，我部作出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月8日，通过挂号信将该决定书邮寄给原告。2月11日，该邮件妥投。我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实质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对公安机关履行刑事司法职能的行为进行咨询或质疑。该申请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浙江省公安厅不负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公开的职能。我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经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被诉行政复议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原告2017年12月18日致公安部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原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起案涉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公复答字[2017]333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拟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浙江省公安厅答复并举证的事实；
3、浙公复答[2018]第2号《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浙江省公安厅就案涉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的事实；
4、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及其邮寄凭证，拟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浙江省公安厅提供的证据，原告未明确提出异议。
对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4不具备合法性。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浙江省公安厅认为，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中致杭州市公安局的申请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除同意浙江省公安厅的质证意见外，还认为原告证据6并非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本案原告证据3，两被告质证意见成立，不予采信；原告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证据5中原告2017年致杭州市公安局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证据5中原告2017年11月19日致浙江省公安厅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以及原告证据6，并非提起案涉信息公开申请及行政复议申请的材料，原告经确认后亦表示相关申请以两被告证据中的文本为准，故不予采信。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证据4，作为证明公安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具备合法性，同时具备关联性、真实性，予以采信。
其余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待证事实，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0日，周忠达向浙江省公安厅邮寄《请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要求公开“制作、发放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逮捕通知书字（2008）18号的依据（法律条款依据）的政府信息”。浙江省公安厅于次日收到后，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周忠达，其申请属于法律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告知书于当日向周忠达邮寄送达。
2017年12月18日，周忠达以浙江省公安厅为被申请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浙公信告字[2017]46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是无法律条款可依的告知书；确认浙江省公安厅不向其公开字（2008）18号逮捕通知书的政府信息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2018年2月6日作出公复驳字[2018]2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以周忠达实质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对公安机关履行刑事司法职能的行为进行咨询或质疑，其申请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范围，浙江省公安厅不负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公开的职责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驳回周忠达的行政复议申请。该决定书于2018年2月8日向原告邮寄送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且应当是现有的。本案中，原告周忠达申请所指向的，并非现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材料，其实质应判断为咨询。政府信息公开之诉中，人民法院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司法审查，对于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请求所作告知，合法与否，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进行评判。因此不能进入政府信息公开之诉的实体审查。
综上，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忠达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洵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 记 员 徐 丹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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