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12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宗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长红，辽宁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智，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伟，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和承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忠旗，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桐基物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杨，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汤卫东。再审申请人辽宁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大连桐基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基公司）、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大连和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承公司）、汤卫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乾源公司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乾源公司提交了三组证据作为新证据。第一组证据系华信公司的《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及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拟证明2013年华信公司的股价约为每股1.78元。第二组证据系华信公司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汇通）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华信公司与华信汇通存在混同。第三组证据系华信公司的《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及附件、《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及附件、华信汇通的《企业变更（改制）登记（备案）申请书》，拟证明2012年至2013年乾源公司应有的分红款合计不低于2000万元。2.案涉合同存在诸多瑕疵，根据乾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充分证明合同无效，一审、二审法院仅凭借合同尾页盖有公章即认定合同有效,与事实不符。3.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证据错误。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对汤卫东、和承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桐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了询问，乾源公司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询问笔录，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4.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终结后再行处理民事争议。乾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申请再审。桐基公司提交意见称，1.乾源公司提供的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在一审、二审中提交。华信公司和华信汇通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不存在混同的情况。2.案涉合同合法有效。案涉四份合同均盖有签约各方当事人的公司印章，所涉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没有加盖乾源公司的骑缝章、无法详细陈述签约经过以及华信公司在反担保股权未质押时先放款等事实，不是案涉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且案涉股权已办理质押登记。签订《质权合同》时,张某某不是和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乾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某任职期间加盖公章，属于职务行为，应由乾源公司承担责任。乾源公司在一审中申请鉴定，鉴定机构以“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的理由退回。在乾源公司未能提供符合重新鉴定材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其鉴定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乾源公司自一审时即提出本案涉嫌诈骗，但从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乾源公司所称的诈骗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不需要中止审理，亦无需刑事案件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另，乾源公司在西岗区人民法院针对《质权合同》两次起诉，两次撤诉，随后又以同一事由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起诉，一次撤诉。乾源公司滥用诉讼权利，申请鉴定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印章形成时间，并反复变更鉴定事项，以达到其拖延诉讼的目的，致使本案诉讼长达三年之久。4.华信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对股东质押股权并无限制性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此亦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质权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华信公司提交意见称，乾源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新证据是否成立；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两份《质权合同》是否有效；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有误；本案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新证据是否成立的问题。乾源公司申请再审中提交了三组证据作为新证据。该三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早已存在，且在一审、二审中部分提交，此次申请再审中再次提交,从形式上来看，不属于新的证据。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组证据及第三组证据对案涉股权的价值仅为推算，不能证明案涉股权价值即为1.5亿元，亦无法得出《以资抵债合同》无效的结论。第二组证据仅能证明华信汇通是华信公司成立的，不能证明华信汇通与华信公司存在混同，亦无法得出华信公司与华信汇通均由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某一人控制的结论。故，乾源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对新证据的规定，且不足以推翻原判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两份《质权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均盖有签约各方当事人的公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均无异议且已依约履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至于华信公司在股权未质押时即放款，并不违反相关金融贷款规则的规定，亦不影响上述合同的效力。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均加盖有乾源公司的公章，乾源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合同是否有法定代表人、经办人签字，是否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上述两份《质权合同》应为有效合同。一审中，乾源公司虽提交张某某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拟证明案涉合同系张某某在乾源公司工作期间，私自将乾源公司公章拿给汤卫东加盖而成，但张某某作为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其他当事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乾源公司欲以其法定代表人冯宗泽和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某的通话录音来证明其对《质权合同》不知情，与案涉股权已办理质押登记的事实不符。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两份《质权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股权质押的法定程序均无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华信汇通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股东拟转让、质押所持有的股权，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公司”，亦未对股东质押股权事宜进行程序上的规定，案涉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本案系乾源公司为桐基公司提供反担保，而非华信公司收购乾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桐基公司已向华信公司履行了保证担保责任，接受乾源公司质押标的物的是桐基公司而非华信公司，所以不存在华信公司接受本公司股票作为质押权标的物的情形。桐基公司向华信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后，可以选择向和承公司主张追偿，也可以请求乾源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且乾源公司承担了反担保责任后，即取得了向和承公司追偿的权利，因此，桐基公司选择向乾源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四、关于本案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乾源公司在二审及本次申请再审期间申请调取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对汤卫东、和承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桐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陈某的询问笔录，认为能够证明汤卫东盗用乾源公司公章及本案涉嫌诈骗的事实。但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立案侦查的事实与本案属同一事实，并影响到本案的审理结果，该证据不属于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并无不当。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终结后再行处理民事争议，根据上文的分析，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本案的合同纠纷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亦无需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另，一审法院认为乾源公司申请鉴定的事由与其诉请关联性不足而未予准许，程序并不违法。综上，乾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辽宁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武建华审 判 员 骆 电审 判 员 张能宝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马赫宁书 记 员 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