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
主要负责人：赵传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伟宁，江苏金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经济特区润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冯春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英华，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甜，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住所地：南京市。
主要负责人：王兵，行长。
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与被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润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江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江苏省中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江苏省中行没权利将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上诉人是错误的。（1）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先后设立了天年公司、华胜公司和润江公司。实际管理标准厂房的建设使用，在1997年9月22日天年公司无力偿还中国银行贷款时，润江公司、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和江苏省中行三方签订标准厂房协议。
1996年3月30日的《董事长会议纪要》证明天年公司解散时候，淮阴清江棉纺织厂是上级单位，且是实际控制人，经过多次协商在不能回收贷款的情形下取得45.9%的厂房。1992年7月7日合作建设厂房合同虽然有保底条款，但是江苏省中行一直没有拿到保底条款，且在1997年9月22日，各方通过标准厂房协议对其进行了变更，明确了江苏省中行拥有房产份额。
而1996年5月30日天年公司向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出具的通知，更证明淮阴清江棉纺织厂有权处分标准厂房，因此标准厂房协议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2）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将厂房份额处分给江苏省中行后，再将标准厂房交给华胜公司是私下的违法处分，对江苏省中行没有约束力。1997年6月26日珠海引进外资办的文件中也看不出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增加对华胜公司的投资中提及的厂房是涉案厂房，因为在该厂区还有多处建筑和厂房，其次出资完成应该以工商局的出资登记为准，不能以引进外资办文件为准。
标准厂房协议签订后，该协议已经得以履行。各年的预算决算表是润江公司逐年提交江苏省中行的，均列明清棉54.1%、省中行45.9%份额，这表明润江公司实际管理厂房并制定各项预决算，这说明润江公司与淮阴清江棉纺织厂作为关联企业，共同履行协议。
（3）华胜公司转账给江苏省中行是单方行为，仅代表中国银行收到钱，不能代表其放弃标准厂房协议的权利。也不能免除润江公司以及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对江苏省中行应该承担的义务。就算认定解除标准厂房协议，也应该三方共同解除，而不是江苏省中行单方收钱即可解除。且淮阴清江棉纺织厂与江苏省中行有多笔业务，可能是偿还其他贷款义务。就算是偿还本案借款，但是第三人华胜公司也仅仅是代偿，不免除原债务人的义务，华胜公司与江苏省中行没有任何关系。
1997年6月26日清江棉纺织厂将标准厂房作为出资注入华胜公司，没有完成工商局要求的出资义务。2002年华胜公司解散，再将厂房分配给江苏清棉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清棉集团有限公司又将标准厂房交给润江公司，华胜公司完全成为逃债的工具，可以随意注入资产和剥离资产，联合建设的标准厂房被非法转让多次，而债务伴随着华胜公司解散全部消灭。现在厂房已回收，标准厂房协议也应该履行，该份协议从未废止过。
（4）原审法院认为《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没有披露记载江苏省中行对标准厂房享有权益，推断江苏省中行已经放弃标准厂房的权益，是错误的。首先其披露文件未必全面，且披露的是海东公司具有交易主体资格，本身不涉及房产权益，且此次交易是股权交易不是房地产交易。更何况标准厂房是在2015年领取的房产证，不可能列入产权证明文件。且海东公司在转移股权给金德汇公司时候，已经告知了风险包含土地出让和建设过程中的瑕疵，可见公司房地产情况确实复杂。
二、江苏省中行在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部署下，依法依规向上诉人转让资产，理应受到保护。本案区别于通常的民事转让，但原审法院一审认为中国银行的转让没有征得共同权利人的同意，但这只是管理性规定，不是禁止性规定，且转让时没有形成物权，尚是合同权利，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的合并转让，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江苏省中行已经函告了润江公司转让事实，不能因转让的程序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江苏省中行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对标准厂房享有45.9%份额的权益。1997年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完全取代了1992年合同。即使1992年合同中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借贷可能，那么1997年协议也是对原来合同性质进行了变更，双方重新建立合作建房关系。1997年协议不存在合同效力问题，且该协议仍在有效期内。润江公司在提交的工程决算说明中明确了江苏省中行是标准厂房的投资方，而收支预算标准也确认江苏省中行是合作建房投资方且份额明确，双方从未对合同内容主体进行过变更或解除。
四、清江棉纺织厂单方将江苏省中行的投资款记账为银行借款，是一种单方不诚信行为，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而清江棉纺织厂控制了天年公司、润江公司和华胜公司，会计做账也是清江棉纺织厂统一安排，标准厂房权益从未发生过权利变迁，从未向华胜公司实际转让标准厂房。
五、原审法院以江苏省中行曾收取利息来推断享有借款债权，甚至推断江苏省中行放弃了标准厂房权益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依据。权利放弃本质上是合同内容变更，必须要明示。但是本案江苏省中行从未放弃过，也未与清江棉纺织厂或华胜公司签订过任何借款合同，主张借款关系依据何在？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观点，江苏省中行无权主张物权权益，则江苏省中行主张借款又无合同依据，则其投资权益如何保护？
六、华胜公司交付的款项名为利息实为租金。是代江苏清棉公司或者润江公司交付的45.9%的租金收益份额。华胜公司单方在电汇凭证上将汇款用途标注还利息款、上缴利息是单方行为，没有约束力。且银行利息应按月季年支付，周期固定。但是本案支付时间没有规律，金额也不确定。反而支付时间恰好与1997年协议约定租金收益分配时间一致，支付金额也大致相当。银行收取利息后不可能出具收条，本案中银行出具收条不合常理，是因为银行记账科目中不存在投资收益一栏，故将投资收益计入利息中，仅是记账安排，如果凭借该收条就确认合同内容变更，与合同法规定相矛盾。
七、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厂房、对外出租，理应由被上诉人提供租赁合同，法院应该将此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拒不提交租赁合同，法院就应该向上诉人释明，委托评估机构对租金收益进行评估。现在被上诉人企图侵吞国有资产，上诉人保留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权利。
润江公司答辩称：一、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多次变更此前主张和说法，暗含了借贷事实。标准厂房协议可能不是协议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规避相关规定或者应付考核原因。江苏省中行二十年来从未对标准厂房主张过权益，而其收取华胜公司的利息行为可以进一步证实标准厂房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江苏省中行也无法将标准厂房协议转移给上诉人。
二、1997年珠海引进外资办出具的308号文件是真实有效的，是先于标准厂房协议。既然标准厂房已经作为对华胜公司投资且履行了报批手续，因此应该认定当年润江公司和清江棉纺织厂和江苏省中行均无权处分属于华胜公司的资产。进一步印证标准厂房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三、关于预算决算表问题，除了部分表有盖章外，其他均没有润江公司盖章，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且决算表中对江苏省中行投资所列金额信息也前后不一致，而时间上华胜公司在1998年就开始支付利息，此后所有文件均无公章，也印证了润江公司没有在执行标准厂房协议。江苏省中行也从未要求分享标准厂房协议。
四、华胜公司付款的原因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清江棉纺织厂出具给华胜公司的转账通知已经明确记载要求华胜公司承担原天年公司与江苏省中行借款的责任。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认为华胜公司支付利息是可能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对该说法其完全可以举证，但是江苏省中行却完全不提供证据。依据证据规则就应该推定江苏省中行收取利息的行为是基于转账通知要求支付的利息。华胜公司支付利息行为是持续性的，金额高达100万元，且华胜公司记账凭证也记载欠江苏省中行借款1310万元。收据并无任何代偿意思。不论是华胜公司董事会纪要还是淮安市政府发出的函件都未提及江苏省中行享有标准厂房权益问题。前述文件形成于十数年前，不可能预料到今天的诉讼，就算当事人没有签署解除标准厂房协议，但也应认定江苏省中行以自身行为解除了标准厂房协议。更何况江苏省中行原始档案中留存华胜公司与江苏省中行借款协议，双方虽然没有盖章确认，但是并不排除其曾就债务清偿达成一致意见。
标准厂房协议也是明确租金每年分配一次，如华胜公司支付的是租金为何没有按年支付？如果华胜公司是代付租金则为何收据没有注明代付？为何润江公司没有出具委托代付相关文件？江苏省中行有义务有责任说明其收取利息的依据，但是江苏省中行却拒不提供。
五、江苏省海东物资贸易公司是对外转让润江公司股权履行了严格的国有资产出让程序，通过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审计等一系列程序，所有中介结构出具文件均未披露和记载江苏省中行对标准厂房享有权益。润江公司新股东是通过竞拍形式取得控制权，在竞拍前不曾知道润江公司与江苏省中行之间签订过标准厂房协议，中介机构文件也不曾披露和告知过，不存在润江公司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
六、原审法院认为从取得诉争房产权证之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是错误的。既然房产未过户前仅享有债权，则就不能从物权取得之时起算。江苏省中行以自己行为解除标准厂房协议，其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对厂房不享有任何权益，无权将标准厂房权益转让给上诉人。江苏省中行并非润江公司债权人。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将权利义务全部转让，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单方转让通知不能达到转让效力。且共有人转让一定要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物权法都有相应规定，标准厂房协议也有规定，这种单方转让行为是无效的。上诉人提供的财政部文件、中国银行通知仅是部门规章或企业内部规定，效力较低，不能对抗法律规定。无论是物权法合同法还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均没有规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或权益转让可以豁免征得合同另一方同意，因此上诉人不可能与润江公司按份共有标准厂房。
七、依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只能向江苏省中行主张权益，而不能要求润江公司履行过户义务。上诉人也不能直接绕过双方是否存在共有问题而直接提出析产。而其提出的返还租金没有明确起止时间，没有具体数额，应为诉请不明而驳回。润江公司与江苏省中行是何种法律关系也与本案处理无关。政策性资产转让法院也不应受理。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江苏省中行未发表任何答辩意见。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润江公司履行1997年9月22日与第三人江苏省中行签订的合同，将珠海××路厂房45.9%的产权过户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名下，返还租金收益；2、判令润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经本院审理查明：珠海珠淮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是1989年江苏省淮阴市清江棉纺织厂以及珠海珠光纺织工业开发公司、澳门珠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珠海华胜化纤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系1992年江苏清江棉纺织厂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定代表人黎众）。珠海市经济特区润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江公司）是1996年3月淮阴市清江棉纺织厂和淮阴市纺织加工厂（2001年更名为淮安市福庆纺织加工厂）投资设立的企业（最初法定代表人也为黎众）。
1992年7月7日，珠海珠淮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签订《关于在夏湾工业区合作建设厂房合同》，约定由双方共建厂出租，产权归双方共有，各占50%。其中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出资800万元，无论出现何种情形，都要保证其利息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合作期间至2005年3月。合作期满后双方协商重新合作或进行清算处理。合同约定由淮阴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此后珠海珠淮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更名为天年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年公司）并报建了涉案标准厂房。1993年天年实业发展总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信托投资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借款200万元。
1996年3月30日，天年实业发展总公司、天年公司召开董事会，对天年公司资产债务进行清算，在纪要中提及标准厂房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江苏省中行的借款，为了有利于厂房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决定将标准厂房交由淮阴清江棉纺织厂负责，对该厂房欠江苏省中行借款等各项费用也由清江棉纺织厂负责。
1996年5月30日，天年实业发展总公司、天年公司向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出具文件，称“根据天年实业发展总公司、天年公司于1996年3月30日董事长会议纪要精神，决定原公司分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章的条例规定，将正在基建中标准厂房已发生的资产负债分割给你单位，请据此入账”，其中在负债部份显示，南京中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金额是1000万元。此后天年公司吊销执照不再经营。
1997年6月26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就华胜公司报送的董事会决议和补充合同批复，同意将华胜公司原乙方淮阴市供销公司所持有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江苏清江棉纺织厂，并同意清江棉纺织厂用标准厂房8000平方米增加对华胜公司投资。
1997年9月29日，清江棉纺织厂给华胜公司发出转账通知，称标准厂房项目是其厂和天年公司借款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而建成，现将天年公司分给其的标准厂房项目转入华胜公司，原天年公司与江苏省中行签订的借款协议由华胜公司执行，清江棉纺织厂以896.4万元作为注册投资外，余款643.3万元作为其厂银行借款，现作为负债，利息由华胜公司负担，按年支付清江纺织厂，并由其厂统一向借款银行支付。
1998年7月、2000年5月29日、2001年1月9日、2001年9月19日华胜公司向江苏清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款共计846813元。1998年10月19、1999年4月30日、1999年8月12日、2001年3月29日、4月6日，华胜公司直接向江苏省中行分业管理处支付利息款共计1109521.5元，汇款用途注明是“还利息款”。江苏省中行公司业务处多次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珠海华胜公司支付的利息款。
2002年淮安市人民政府发函给珠海市人民政府，请求珠海市人民政府减免华胜公司拖欠的地价款和滞纳金。珠海市人民政府未同意。2002年华胜公司申请终止经营提前解散，并获得珠海市对外经贸合作局批准。华胜公司发布注销公告，决定自2002年6月停止经营并进行清算。2002年7月华胜公司解散。华胜公司于2002年8月召开董事会决议，决议注销华胜公司事宜。会议决议华胜公司剩余财产主要是位于珠海市××××号标准厂房，面积8000平方米，固定资产2850万元，经投资双方协商将此标准厂房分配给原投资方江苏清江棉纺织厂（现为江苏清棉集团），由江苏清江棉纺织厂自行处理。现华胜公司因长期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1997年9月22日，润江公司与江苏省中行签订《关于在珠海合作建设标准厂房管理及相关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标准厂房协议》”），协议陈述项目由来：项目系珠淮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于1992年签订的合作项目。其中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出资800万后追加200万，合作期限12年，各占50%权益。1996年初珠海珠淮化纤纺织厂有限公司投资双方决定分家，并分割资产。标准厂房项目交由珠海润江公司接管。接管后，润江公司将一半面积厂房出售给拱北工商局，并用售房款继续完成投资基建（售房款1280万，330万还中行）。形成双方共有的股东资产，项目地址在珠海××路，厂房面积8000平方米。产权也归双方共有。
对于江苏省中行的投资列明为1310万元（1000万投入+310万元售房），占45.9%。双方协议决定共同成立标准厂房管理小组。并自1998年每年分配一次，以全年净收入（总租金扣除税金和支出）按各自比例分配，直至标准厂房转让变现完毕为协议终止日。协议上也有珠淮化纤纺织厂加盖公章。
1997年至2001年，润江公司给江苏省中行提交合作建设标准厂房的决算预算报告，其中涉及到省中行和清棉可分配的资金数额，分配比例也是按照协议约定的清棉54.1%和省中行45.9%分配。
另查明，1996年中国银行撤并省市信托公司，将原信托机构的权利义务归由原组建分行承接。2002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将中国银行自办实体贷款与投资一并划转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此后中国银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要求各省市分行及办事处完成划转手续，中国银行不再持有股权性投资资产。江苏省中行移交的资料中，有一份2000年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和华胜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拟打算将标准厂房1310万元债务转移为华胜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分行之间的借款，但双方并未签字盖章。
2002年12月31日第三人江苏省中行（甲方）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江苏省中行将其在珠海标准厂房持有的权益，以零价格转让给东方资产南京办。
还查明，2005年江苏省海东物资贸易有限公通过购买江苏清江棉纺织厂、淮阴市纺织加工厂所持有的润江公司股权，成为润江公司股东。
2010年11月19日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同意江苏省海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转让所持润江公司的股权。在公开挂牌出让的过程中，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及资产评估报告均未提及标准厂房协议。此后珠海金德汇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取得股权。2012年10月12日，工商核准登记润江公司的股东由江苏省海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金德汇投资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根据其与第三人江苏省中行于2002年12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张其已受让江苏省中行与润江公司于1997年9月22日签订的《标准厂房协议》项下对于“珠海××路厂房”的相应权益，从而诉请要求润江公司履行上述《标准厂房协议》的约定将涉案标准厂房45.9%的产权过户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名下，并返还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租金收益。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其分别发表的意见，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以下归纳：（一）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第三人江苏省中行有无权利将涉案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三）江苏省中行的转让行为是否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四）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有无权利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
（一）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最终确定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润江公司履行1997年9月22日与江苏省中行签订的合同，将珠海××路厂房45.9%的产权过户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名下，返还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租金收益”。因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该项诉讼请求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请求润江公司将涉案标准厂房45.9%的产权过户至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名下，二是请求润江公司向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返还该厂房的租金收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根据该条规定，主张受让《标准厂房协议》权益的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在涉案标准厂房登记在其名下之前，其对该房产不享有物权，而仅有债权。因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请求润江公司履行过户义务是受诉讼时效制度的调整与约束。润江公司系于2015年7月1日取得涉案标准厂房的房地产权证，应当以此作为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起算点。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已于2015年7月通过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润江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从润江公司取得标准厂房的房地产权证之日至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主张权利之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润江公司及第三人江苏省中行主张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第二部分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由于涉案标准厂房一直由润江公司占有、使用，基于润江公司占有租金的行为存在持续性，因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的诉讼请求亦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第三人江苏省中行有无权利将涉案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
在本案中，确定江苏省中行有无权利将涉案标准厂房的权益或者说将《标准厂房协议》中属于江苏省中行的权利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应当以本案证据反映的事实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事实存在”等相关规定作出认定。
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为证明第三人江苏省中行有权将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标准厂房协议》、《润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8000平米标准厂房工程决算》、《关于在珠海特区合作建设的标准厂房1998年度收支预算总表》、《关于在夏湾工业区合作建设厂房合同》等相关证据。而润江公司为证明江苏省中行在转让标准厂房权益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前已对标准厂房不享有任何权利、已以自身行为解除了《标准厂房协议》的抗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董事会议纪要》、天年公司出具给淮阴清江棉纺织厂的《转账通知》、珠海市引进外资办公室出具的《批复》、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出具给“华胜公司的《转账通知》、华胜公司的电汇凭证、汇票申请书、记账凭证、《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易公告》等相关证据。
对双方提供的以上证据，原审法院作如下审核认定意见：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供的《标准厂房协议》反映了第三人江苏省中行与润江公司按份共有标准厂房，其中江苏省中行持有45.9%的权益。但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江苏省中行在实施转让行为前是否对标准厂房享有权益或者是否已经解除或变更了与润江公司签订的《标准厂房协议》。从现有的证据分析，天年公司是涉案标准厂房的建设单位，天年公司在解散时已通过董事会决议及转账通知的形式将涉案标准厂房分割给其股东淮阴清江棉纺织厂，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在受让涉案标准厂房后已于1997年6月将其作为对华胜公司的出资注入华胜公司并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从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出具给华胜公司的《转账通知》来看，淮阴清江棉纺织厂要求华胜公司在受让涉案标准厂房的同时需承担原天年公司向江苏省中行借款的责任。华胜公司在受让标准厂房的权益后自1998年起开始向江苏省中行支付利息，江苏省中行也已向华胜公司出具收据、收条确认收到利息。上述相互关联的证据及事实可以推断第三人江苏省中行仅是借款给天年公司兴建涉案标准厂房而非共同出资建设，因此才发生了由后来已受让涉案标准厂房权益的华胜公司持续向江苏省中行支付利息的事实。而对于为何持续收受华胜公司利息这一重要事实，受让权利并提出诉讼主张的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以及作为协议权利出让人和利息收受人的江苏省中行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提交反驳的证据去否定润江公司的上述证据主张。但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及第三人江苏省中行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江苏省中行是基于其他原因收取华胜公司的利息、江苏省中行并未放弃标准厂房的权益、并未以自身行为解除或变更《标准厂房协议》等事实。至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补充提交的由珠淮化纤纺织厂与中国银行江苏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于1992年7月7日签订的《关于在夏湾工业区合作建设厂房合同》的证明作用，姑且不论该份合同与第三人江苏省中行的关联性如何及是否已执行，即使按照合同由信托公司出资800万元给珠淮化纤纺织厂兴建厂房的约定已得到履行，但因其同时约定了信托公司每年的保底利息收入是100万元，就是说信托公司的投资本意也是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固定收取保底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也应该视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其名义上的合作（投资）建设厂房的权利并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仅不能证明江苏省中行或信托公司是涉案标准厂房的共同出资人并享有该厂房权益，反而可以佐证江苏省中行系基于借贷关系而收取华胜公司利息的事实。
第三人江苏省中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收取他人利息时必定存在相关债权依据为前提，但江苏省中行却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其收取华胜公司利息的相关协议依据，且经原审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承担必要的举证义务，其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从华胜公司形成于2001年的记账凭证显示欠江苏省中行借款1310万元（与《标准厂房协议》中所指江苏省中行的款项相印证）、形成于2002年的董事会纪要（华胜公司确认标准厂房归其所有），及江苏省中行或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在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对标准厂房主张权利，甚至在润江公司的股权进行拍卖期间的《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亦并无披露、记载江苏省中行或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对标准厂房享有权益等事实和证据，足以推断润江公司所主张的江苏省中行自1998年开始收取华胜公司支付的利息即系以自身行为表明已放弃《标准厂房协议》中的权利、放弃其所持标准厂房的权益而转为对华胜公司的借款债权的事实成立。
综上，既然第三人江苏省中行在2002年12月31日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已放弃《标准厂房协议》中的权利，即其对标准厂房已不享有任何权益，则江苏省中行无权将涉案标准厂房的权益或者将在《标准厂房协议》中的权利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出的请求润江公司履行1997年9月22日与江苏省中行签订的《标准厂房协议》，将珠海××路厂房45.9%产权过户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名下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第三人江苏省中行的转让行为是否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
退一步讲，即便江苏省中行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对标准厂房享有处分权、所有权，但江苏省中行的转让行为也必须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及法律关于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共有财产处分的规定，才对相关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从本案的证据分析，江苏省中行的转让行为是违反了《标准厂房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理据如下：
首先，按照《标准厂房协议》的约定，标准厂房的管理是由润江公司委派3名人员、江苏省中行委派2名人员共同成立管理小组。协议并约定就标准厂房的出租、变卖、转让、抵押等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经管理小组成员一致同意。本案中，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或江苏省中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江苏省中行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行为已征得管理小组成员的一致同意。而江苏省中行于2016年6月17日向润江公司发出的《关于转让标准厂房相关权益事项的告知函》仅是“通知”润江公司其已于2002年12月31日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标准厂房45.9%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而并非征求润江公司意见是否“同意”转让。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共有人书面同意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既然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主张江苏省中行与润江公司按照《标准厂房协议》的约定是按份共有标准厂房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则江苏省中行转让标准厂房的权益必须征得润江公司的同意，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润江公司同意江苏省中行将其所持标准厂房的权益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江苏省中行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标准厂房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亦应当征得润江公司的同意，但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及第三人中行同样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润江公司同意转让。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即便第三人江苏省中行在实施转让行为前对标准厂房仍享有权益，但因江苏省中行实施的转让行为、处分行为违反了《标准厂房协议》的约定及法律的相关规定，其转让的行为和结果并不必然对润江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要求润江公司履行过户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有无权利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
根据上述意见，第三人江苏省中行在实施转让行为、处分行为前已对标准厂房不享有任何权益，在此情况下，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无权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况且，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请求润江公司返还租金收益，不仅没有提出具体的租金金额或计算方式，也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相应租金收益进行评估，其主张应由润江公司提交租赁合同等证据来证明实际租金收益的主张没有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对于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出的返还租金收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负担。
二审中，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国办发【1999】66号文件，主要证明东方资产公司系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统一部署而组建的；东方公司主要收购并经营中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证据二：珠海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4份）。主要证明：珠淮化纤公司是标准化厂房初始登记人，后更名为天年化纤公司；珠淮化纤公司向清江棉纺织厂转让了其在标准厂房中的权益，清江棉纺织厂再向润江公司转让，清江棉纺织厂并未向华胜利公司转让标准厂房中的权益。
润江公司认为上述文件效力较低，且证据二也没有什么证明力。
本院认为，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主张的权利来源于江苏省中行的转让，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看待江苏省中行投入款项所形成的权利。
首先，从涉案款项构成来看，该1310万元共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于1992年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与珠淮化纤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厂房合同，中国银行江苏信托投资银行出资的800万元。第二部分是1993年天年实业总公司向江苏省中行信托借款200万。第三部分是1997年润江公司将一半面积厂房出售给拱北工商局，并用售房款继续完成投资基建（售房款1280万，330万还中行），其中将售房款310万元作为江苏省中行的投资。最初的合作合同虽有约定产权共有，但同时也有约定保底条款，要确保中国银行江苏信托咨询公司的利息收入，直至合同期满止。同时合同约定由淮阴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本案最初的合作合同是属于带有保底条款的联营合同，且有类似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固定利润的约定，应归为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而第二部分款项则明确为借款。第三部分款项来源的前提是润江公司将一半厂房面积出售，并且将其中330万归还中行，并将剩余的售房款区分出310万元作为江苏省中行的再投资。可见本案1310万元款项构成是借款本金和投资所得夹杂而形成的总数额。
其次，从用款企业及关联公司行为来看，天年公司资产处置董事会纪要提及标准厂房的资金来源为江苏省中行的借款，而天年公司向淮阴清江棉纺织厂出具的文件中则在负债部分明确载明借南京中行信托投资公司1000万元。清江棉纺织厂给华胜公司发出转账通知也将原天年公司与江苏省中行的签订的借款协议转由华胜公司执行，由其承担并返还利息，且华胜公司也向江苏省中行支付了利息，甚至出现了由华胜公司作为借款人的空白借款合同，这系列事实均表明使用款项的一方将此款项作为借款看待。
再次，从江苏省中行来看，1997年《标准厂房协议》拟将上述1310万元作为合作投资款，双方共同享有固定资产，并不再提及支付利息而是从1998年按比例收取租金收益。江苏省中行称润江公司向其提交过收支预算报告及预计可分配租金金额，但对于是否收取过租金、合同是否履行并未作任何解释和举证。另一方面，润江公司明确表明并未向江苏省中行缴纳过租金收益。而自1998年起，江苏省中行却收取华胜公司多年多笔利息并开具多份收据，对此江苏省中行也未作任何解释和举证。而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也表示华胜公司没有向江苏省中行贷款，结合江苏省中行持有华胜公司作为借款人的空白借款合同，且借款合同明确表明是因标准厂房分割而由江苏清棉集团转移的债务，本院有理由相信江苏省中行收取利息的债权依据即涉案1310万元，也即江苏省中行收取利息的行为事实上认可该131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主张收取的利息系租金收益，不仅字面差异巨大，且租金缴纳主体也不对应，对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上述三方面分析，涉案1310万元的性质系借款而非合作建房投资款，江苏省中行享有借款债权权益，并未取得《标准厂房协议》的合作建房权益。故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也未依法取得合作建房权益，其无权就涉案厂房主张产权及租金收益。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东方资产公司南京办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3000元，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挺
审判员 徐烽娟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赖林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