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829民初907号
原告：谭晚英，女，196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腾芳，男，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干部，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泗清，安福县铁井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住所地：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
负责人：郭小林，该组组长。
第三人：郭兴开，男，195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冰，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系第三人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迎春，安福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谭晚英诉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第三人郭兴开土地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立案后，于2016年7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10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了本案。两次开庭，原告谭晚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腾芳、周泗清，第三人郭兴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晚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与第三人就“老润班”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就“老润班”0.47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是：2001年，原告将坐落于“老润班”的0.47亩自留地租给第三人代为耕种，租种价格为当年责任田应上缴的税费之和。2001年和2002年第三人以现金的方式缴纳租金。为了简化租种费用的收取手续，双方一致同意，从2003年开始改由第三方代原告交税、费的方式向原告缴纳租种费，即第三人增加0.47亩的税费，所以第三人的上交税费面积从4.28亩变为4.74亩（本应是4.75亩，由于全组到户的面积大于应交税费的面积，每户减少0.01亩），原告的上交税费面积就从1.31亩调整为0.56亩（1.31-0.47-0.28）。如此，原告就从减少责任田的上交税、费中得到了第三人的租种费。由于2005年取消农业税并发补贴，2006年经双方同意又将2003年原告转租给第三人的0.47亩交税面积过回到原告名下，所以原告的粮补面积从0.56亩恢复到1.31亩。到此，这块0.47亩水田只存在第三人代为耕种的关系。由于组里是每三年调整一次土地，2006年3月进行了调整，按照当年的调整方案，第三人应得承包地5.38亩，减去2003年已得的4.28亩，2006年应进承包地1.1亩，由于增加一个人还应进自留地0.1亩，合计应进1.2亩，实际进了8块田共计1.2亩。但是在签订承包合同时，被告未将实际发包给第三人的田块登记入册，却将原告给第三人代耕的“老润班”0.47亩自留地，错误地登记到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中，造成登记错误。
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未答辩。
第三人郭兴开述称，一、自留地是中国农业借条经济组织按照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责任田是根据效率原则采取按人口承包方式经营的土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责任田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向集体缴纳土地承包费，承担国家粮食订购任务，税费改革后，不再缴纳农业税费，国家还每年发放粮农补贴。原告在诉状中称“老润班”是其自留地，则按政策是不需要缴纳税费。而原告又称从2003年开始第三人增加“老润班”0.47亩的上交税费，原告上交税费相应由1.31亩减少到0.56亩，自相矛盾，也与国家政策相悖。原告在诉状称第三人代其上缴税费是捏造事实。二、“老润班”0.47亩不属于原告自留地，而是被告的责任田，1981年被告将“老润班”即“白马陂”0.47亩责任田给原告伯父郭文风耕种。1994年郭文风去世。1998年原告家因农村人口减少为原告1人，责任田重新分配只有小陂仉两块责任田共计1.18亩。2003年原告的责任田调整为小陂仉、横塘仉、柏树下、坑布兰共计1.31亩。2006年安福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承包的责任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9年、2012年及2015年原告的田亩并无变化。从历年土地分配来看，每家每户的自留地在村组分田表中都有登记，“老润班”0.47亩在原告分田表中并无记载。第三人在2006年人口增加，被告将集体的“老润班”0.47亩责任田分配给第三人，并且颁发了土地经营权证。三、“老润班”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已有13年，第三人耕种了十多年，原告也认可被告每三年调整一次土地，但是每次调整土地，原告都没有提出异议，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农村土地承包登记权是安福县人民政府登记的，如果原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而合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权源性文件，不能宣布无效，应先申请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应予以驳回。五、第三人承包的责任田与其他村民一样，并不比其他村民多。“老润班”0.47亩土地早在1981年就已登记在册，属于责任田范畴。该地不是原告所称的“自留地”，是受国家保护和享受国家补贴的责任田。正因为该地有补贴，原告见有利可图，才来与第三人争夺该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谭晚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03年第三人水田耕作面积表，证明第三人2003年的承包面积是4.28亩，以及原告将“老润班”0.47亩过给第三人，且由第三人缴纳税费。
第二组证据：2003年土地承包调整方案，证明第三人2003年应分的责任田面积为4.28亩。
第三组证明；2006年承包面积调整方案，证明第三人2006年分得责任田5.38亩。
第五组证据；2006年承包合同登记表，证明被告发包给第三人承包田块未如实登记在册，而错将第三人代耕原告“老润班”0.47亩自留地登记在第三人的土地经营权证上。
第六组证据：2014年“老润班”水田面积图一张，证明“老润班”0.47亩权属于原告。
第七组证据: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委会证明，证明2014年以前，“老润班”0.47亩自留地是原告给第三人代耕的，且2014年3月，原告已收回，第三人无异议，且原告收回后还耕种了三季，原告与第三人的代耕关系已解除。
第八组证据:第三人在原告诉第三人排出妨害一案中向法院提交的答辩状。证明第三人代耕原告了“老润班”0.47亩自留地是事实。
第九组证据:原告与当时担任会计的郭耀文的录音资料一份，证明原告自留地“老润班”0.47亩一致是原告在耕种，是原告的地，组里未分配给任何人。
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郭兴开为支持其辩解，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1981年分田表复印件，证明“老润班”0.47亩属于责任田，是分给原告大伯郭文风耕种，且必须缴纳公粮。
第二组证据:原告1998年分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家里因农业户口人数减少，被告方只分了0.93亩及0.25亩两块责任田，其他责任田已调出。
第三组证据:2003年原告、第三人分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的田是1.31亩，没有“老润班”。第三人分田表上的“腾芳过老润班0.47亩”与表上其他字迹不同，从原件可以看出是被人加上去的。自留地在第三人的分田表上是有记载，但是原告的分田表上都没有自留地的记载。
第四组证据:2006、2009年原告及第三人分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2006年、2009年的责任田是1.31亩、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2006年被告因第三人人口增加，将“老润班”分给第三人耕种，2009年的责任田是在2006年的基础上再增加，2009年的田亩数是6.21亩。
第五组证据:2015年被告的责任田分配表复印件，证明被告是每三年调整一次土地。
第六组证据：原告承包土地登记表复印件，证明2006年原告承包的水田是1.31亩，没有“老润班”0.47亩。
第七组证据：第三人承包土地登记表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老润班”0.47亩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由安福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八组证据：同村村民郭元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与其他人承包的数量基本一样，被告没有多分给第三人。
为查明事实，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了谭晚英诉郭兴开排出妨碍一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三份笔录，第一份笔录是村书记徐银生、村主任罗荣顺的笔录，证明“老润班”在2006年登记以前是属于谭晚英，村委会调解时，郭兴开也认可是其租谭晚英的。第二份笔录是郭炳章，郭炳章是2003年担任组里的会计，证明郭文风去世后，“老润班”由谭晚英所有，后来谭晚英也没有将田返还给组里，谭晚英要出田时，是将其荒地返还给组里，由组里进行分配。第三份笔录是郭耀文的笔录，郭耀文在2003年至2006年担任组里的会计，证明谭晚英没有将“老润班”返还给组里进行重新分配，当时登证时，组里是按照谁耕作就登记在谁名下，因为郭兴开在耕作“老润班”，所以就登记在郭兴开名下，至于郭兴开与谭晚英是如何商量的，组里不知道。组里分田时，将责任田转换成自留地的情况存在。
被告对原告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该表的原件在2003年后进行了改动，被告在2003年确实没有发包给第三人，但是原告过“老润班”0.47亩给第三人不是事实，“老润班”实际是没有人耕种，第三人也没有替原告缴纳税费。表上“腾芳过“老润班”是后面添上去的，当年没有这一条。对于第二组证据，原告实际承包1.44亩，在2003年应出1.12亩，与原告的土地承包登记表及承包登记合同数量相符。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表同时说明了“老润班”0.47亩在2006年以前一直是郭兴开耕种，每户人家的自留地也有记载，而原告提供的表上却没有自留地记载，说明“老润班”不是原告所有。对于第四、五组证据，无异议。对于第六组证据，2014年组里没有分过田，图上所记载的是虚假的。对于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的时候，是原告强行将“老润班”耕种，村委会为了逃避责任就出具了一张村委会的虚假证明。对于第八组证据，2001年“老润班”就没有人耕种，后来一直由第三人进行耕种，2006年由于第三人人口增加，被告将“老润班”收回，后就将这块地发包给第三人耕种。对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无异议。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郭耀文笔录有异议，责任田是不可以转换成自留地，“兴开自田”是指该田是第三人的祖业，而不是指兴开在耕种的意思。2003年谭晚英是要出田。对郭炳章的笔录，认为2003年“老润班”0.47亩没有分给第三人，因为2003年，原告和第三人都是要出田。1998年，原告的分田表中原告是没有“老润班”这块田。组员出田是不能把荒地分给其他人。2003年到2004年不是第三人担任组长，郭炳章所陈述的部分事情不是事实。对徐银生、罗荣顺的笔录，2006年不是郭兴开当组长，是郭有道。第三人也没有当着他们的面认可第三人是租赁原告的。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郭文风是原告的大伯，原告是过继给郭文风，郭文风的土地就是原告的土地。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1998年“老润班”0.47亩确实不在原告的承包地里了，但是组里是每三年调整一次土地，原告把比较差的地拿出来给组里，而“老润班”这块地则作为原告的自留地，所以就没有登记，况且自留地也不需要登记。对于第三、四、五、六组证据，没有异议。对于第七组证据，土地经营权证是被告基于承包合同所发放的证，就是因为承包合同登记上登记错误了，所以才导致土地经营权证上也登记错误。对于第八组证据，没有异议。对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三份笔录，都没有异议。
结合原告和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第三人对真实性都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第六组证据，该表系平都镇上里村委会对“虎坑桥”水田面积分布图，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第七组证据，经本院调查，村支书徐银生和村主任罗荣顺都表示“老润班”的田，郭兴开已承认是租谭晚英的，年租金40元，故对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对第八组证据，系第三人向法院提供，本院予以认定。对第九组证据，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录音资料系郭耀文与原告的录音，本院不予认定。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八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七组证据，虽系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但同时也是本案争议的事实，对于该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以及本案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本院依申请调取以及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81年，“老润班”0.47亩系被告承包给原告大伯郭文风的责任田，郭文风去世后，其责任田均由原告继承。2001年，原告将“老润班”0.47亩给第三人耕种，第三人通过替原告缴纳提留、农业税等费用的方式支付租金。2003年，被告按照分田方案，分给第三人责任田和自留地共计4.42亩，其中责任田4.28亩，自留地0.13亩。2006年，因为第三人增加一人，按照分田方案，应增加责任田1.1亩、自留地0.1亩，故第三人在2006年应获得责任田5.38亩、自留地0.23亩。但第三人的土地分田表上显示，第三人获得了责任田5.38亩、自留地0.71亩，共计6.09亩。增加的田分别是：“老润班”0.47亩、进仁龙的“横塘仉”0.77亩和“坑布兰”0.09亩、四片一坵0.04亩、进秋桃0.27亩。而第三人的土地经营权证上登记的田除2003年的田外还有“老润班”0.47亩、“横塘仉”0.37亩、“坑布兰”0.12亩。2003年，原告的责任田有1.31亩，2006年的责任田仍为1.31亩，未出田，也未进田。
另查明，被告在调整田地时从未将“老润班”进行重新分配。第三人提供的2003年、2006年的分田表中均未明确注明自留地的具体田块，只是在总的承包田中，注明自留地占多少亩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第三人在2006年以前耕种“老润班”的行为是否属于代耕行为？二、被告与第三人就“老润班”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第三人在2006年以前耕种“老润班”的行为是否属于代耕行为？首先，1981年，“老润班”登记在郭文凤的名下，郭文凤去世后，该田由原告谭晚英享有土地经营权。其次，郭耀文、郭炳章证明“老润班”在第三人耕种之前一直都由原告享有土地经营权，村主任、村支书证明在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告知是其租种原告的地。第三，原告诉第三人财产损害纠纷一案中，第三人提交的答辩状以及庭审都已认可其在2001年代耕了“老润班”。因此，可以认定第三人耕种“老润班”的行为系代耕行为。审理中，第三人辩称“老润班”系荒地，并非代耕原告的地，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与第三人就“老润班”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第一，郭耀文表示其在任时组里并没有将“老润班”0.47亩田进行重新分配，登记的原因是该块田是第三人郭兴开在耕种，而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如何协商这块田并不知晓。第二，2003年，第三人的分田表中显示，田合计由4.31亩，其中占责任田自留地的有0.13亩，其余田均为责任田。2006年第三人的分田表中显示，田共计6.09亩，其中自留地为0.71亩。2006年增加的责任田1.1亩，自留地增加0.71亩。而庭审中，第三人称2006年其应进自留地0.1亩，实际已得的自留地亩数比应得的自留地多出了0.48亩。且第三人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并未将多出的0.48亩田进行登记。
庭审中，第三人陈述三个意见，第一、原告诉讼程序错误，应先通过行政诉讼将土地经营权证撤销后，再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因土地承包经营而发生的纠纷，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合法。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部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权利人将失去胜诉权利，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其特点是由法院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可，判决当中也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内容，是形成之诉，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第三、提出自留地与责任田互换的意见。从第三人2003年、2006年的土地分田表中可以看出，第三人的自留地具体哪块，表中并未显示，而只是注明自留地占实际获得的田多少亩，由此，可知自留地和责任田并没有具体区分，而只是将亩数予以区分。同时郭耀文、郭炳章也证明组里存在自留地与责任田互换的问题。故第三人提出的三个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在“老润班”在原告承包期内，无正当理由将“老润班”重新发包给第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郭兴开关于“老润班”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安福县平都镇上里村第七村民小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文娟
人民陪审员 ＸＸ香
人民陪审员 朱慧琴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廖玲艳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