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8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随群，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联达，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金盛，男，197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锦婵，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勋健，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荣茂，男，197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原审第三人：范贵英，女，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上诉人沈随群因与被上诉人詹金盛、黄荣茂、第三人范贵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一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随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詹金盛、黄荣茂向沈随群支付货款287496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287496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自2014年9月14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11月18日为5734.17元）。2.詹金盛、黄荣茂支付沈随群多次从湖北枣阳到詹金盛、黄荣茂所在地东莞市催款所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必要费用15000元。3.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詹金盛、黄荣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随群与黄荣茂是多年的朋友，在黄荣茂的介绍下认识了詹金盛，在詹金盛的介绍下又认识了范贵英。2014年7月，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商量合伙事宜，并通过电话联系范贵英，确定四人合伙经营在河北收购桃子运到东莞销售的生意，但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关于出资，合伙四人口头约定沈随群出资200000元，占30%；詹金盛出资200000元，占30%；黄荣茂不出资，占20%；范贵英出资100000元，占20%；按照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分担亏损。沈随群主张其实际出资200000元并借款100000元给合伙体作为流动资金、詹金盛实际出资200000元、黄荣茂及范贵英没有实际出资，出资款均汇入其名下的尾号为1634的账号（合伙体的专用账号），并提交了该账号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7月27日该账号开户，当日尾号为5716的账号向其汇入200000元；2014年7月28日、分别有4笔50000元共计200000元的银行汇款汇入；2014年8月11日，尾号为5716的账号向其汇入100000元，同日，其现金取出100000元。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确认沈随群与詹金盛各实际出资200000元、黄荣茂及范贵英没有实际出资，但否认尾号为1634的账号为合伙体的专用账号，亦否认沈随群向合伙体借款100000元的事实。关于分工，詹金盛负责销售桃子的资金管理，黄荣茂负责桃子的销售业务；沈随群主张其负责收购桃子的业务及资金管理，范贵英负责提供信息、联系桃子收购点；詹金盛、黄荣茂、范贵英则主张合伙时约定由沈随群与范贵英共同负责收购桃子的业务，并由沈随群管理收购桃子的资金，范贵英管理收购桃子的账目，但实际上收购桃子的资金和账目都由沈随群掌控，范贵英没有实际管理账目。沈随群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的结算单，载明：“1.河北收货、货款和费用：3440886元加东莞商标4500元加9月4日河北冷库100件5500元，总货款3450886元；2.东莞卖出28车总货款3407500元；3.相低（相抵）开利43380元，五份开利每份7680元，小沈开利13020元、盛开利13020元、茂开利8680元、范姐开利8680元；4.盛汇款给小沈3145870元，除掉开利13020元，还差小沈货款287496元。”落款处有“茂”、“沈随群”在总结帐处签名，“周某”、“隗某”在对账参与人处签名。沈随群据此主张合伙人已经对合伙体进行结算完毕并出具上述结算单，要求詹金盛、黄荣茂支付其结算款287496元。詹金盛、范贵英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黄荣茂确认该结算单的真实性，并确认“茂”为其本人签名；但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均以结算单没有詹金盛和范贵英的签名为由，否认该结算单为合伙体的结算结果，主张四人并没有进行最终结算。沈随群则认为该结算单是经过四合伙人的一致同意的最终结算结果，并解释结算时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以及周某、隗某在场，詹金盛之所以没有在上面签名，是因为实际对账由黄荣茂和周某、隗某三人完成的，结算单作出后詹金盛并未提出异议，并且要求沈随群将银行账号发到黄荣茂手机，可见詹金盛是确认该结算结果的；而范贵英则曾电话表示确认三人的结算结果，不需要参与结算。对此，沈随群申请周某、隗某出庭作证，两人均陈述其是沈随群聘请的负责在河北收购桃子工作的人员，结算时詹金盛在场，其没有签名是因为其认可黄荣茂的对账结果。关于合伙期间的总收入，沈随群和詹金盛、黄荣茂均确认为3407500元，但沈随群认为该款项已经扣除了包括运费在内的销售过程中所产生的支出，提交一份销售收入表，显示：28车桃子的总货款为3407500元，并标注：“本单总货款已扣除黄荣茂、詹金盛垫付28车运费427400元”。没有落款签名及时间。詹金盛确认上述销售收入表由其制作并交付给沈随群，但当时并未标注“本单总货款已扣除黄荣茂、詹金盛垫付28车运费427400元”的内容，故对此不予确认，主张总货款3407500元并未扣除任何支出。黄荣茂及范贵英与詹金盛的意见一致。沈随群确认上述标注内容是负责收桃记账工作的周某在记账时写上去的。关于合伙期间的总支出，沈随群主张数额为案涉结算单上显示的3450886元，并提交一份2014年9月13日由沈随群、周某、隗某共同制作的收购费用明细表，显示沈随群在河北收购桃子期间所支出的23项费用共计3446281元，具体包括：1.桃款2280299元；2.桃叶430元；3.餐费29271元；4.买水490元；5.工人工资218080元；6.搬运费237元；7.办公用品392元；8.加油1700元；9.商标款7120元；10.网套款158000元；11.托盘款433355元；12.运输费50500元；13.装车费750元；14.制冷费105505元；15.材料费1995元；16.倒底费1210元；17.延时费1805元；18.托盘纸15068元；19.住宿费6540元；20.车费5034元；21.市场税103000元；22.冷库买桃5500元；23.代办费20000元。经核对沈随群提交的原始凭证，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均确认第11项中托盘款应当扣减2500元，即为430855元；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确认上述23项中第2—4项、第6—21项、第23项的费用，但表示第21项市场税应当包含在第1项的桃款中，不应当重复计算；对第1项桃款、第3项餐费、第5项工人工资、第22项冷库买桃的费用不予确认，否认该四项费用相对应原始凭证的真实性。沈随群提交案外人翟年尔、任景忠、王公社出具的证明，其中，翟年尔证明的内容为沈随群2014年8月1日至8月27日在嘎子市场共收桃款1273441元，此款为税后款，应收沈随群市场交易税67023元，实收60000元；9月1日至9月4日收桃款174414元（税后），作为帮忙，未收市场税。任景忠证明的内容为原沈随群在宏图坡市场收桃款832444元，此款为税后款，应付市场税43812元，实收4300元。詹金盛、黄荣茂对此均不予确认，主张在整个收桃过程中都是直接支付包括市场税在内的总价款，并没有区分收桃款及市场税，亦即不需要另行支付市场税；范贵英对任景忠的证明予以确认，但对翟年尔、王公社的证明不予确认，并主张市场税是向农户而非收桃人收取的，收桃款已经包含市场税。詹金盛、黄荣茂提交河北桃2014年货款明细单及每日款项汇总，显示在红图坡市场收桃26天，价款为876180元；在嘎子市场收桃27天，价款为1097864元；并注明“两市场均为扣税后的实款”，以及手写内容“33号桃①143041、②3540、③17131”。2014年货款明细单上有任景忠及翟年签名。沈随群提交从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9月4日的账务记录四本[第一本（编号为1-1至1-78）、第二本（编号为2-1至2-55）、第三本（编号为3-1至3-65）、第四本（编号为4-1至4-64）]，对该期间段每天收购桃子款、工人工资、包装材料、买水费用、餐费等进行记录。范贵英对第一本、第二本账本予以确认，但以其收桃时又进行记账单第三本、第四本上没有其字迹为由，对第三本、第四本的账本不予确认。詹金盛、黄荣茂四本账本均不予确认。沈随群提交自行制作的工人工资表，餐费票据统计表、点菜单，但詹金盛对其均不予确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主张总支出为575000元，销售总货款3407500元并未扣除该部分支出。对此，詹金盛提交2015年2月9日的销售费用明细单、2015年2月12日的28车运费明细账、2015年3月10日的销售总账、每车总结单据、销售清单予以证明。其中，2015年2月9日的销售费用明细单显示，合伙期间销售28车桃子花费：1.市场整车批发代销费81000元；2.每车卸货工人工资费24000元；3.市场车位停车费31800元；4.收银大工工资费10800元。共计147600元。落款处有詹金盛、黄荣茂的签名确认。2015年2月12日的28车运费明细账显示，28车运费共计427400元。落款处有詹金盛、黄荣茂的签名确认。2015年3月10日的销售总账显示：1.市场售出总车数28车（含广州1车）；2.市场售出总货款3407500元；3.市场产生总费用：⑴28车代办费81000元、⑵28车卸车费24000⑶垫付运费427400元、⑷停车费31800元、⑸大工工资10800元，以上共计575000元；4.总计：（总货款）3407500元减去（总费用）575000元等于2832500元；5.实存货款2832500元。落款处有詹金盛、黄荣茂、范贵英签名确认。每车总结单据及销售清单记载了28车每车桃子的时间、货主名称、产地、车数、承运车牌号、来货件数、售出件数、售出总额等销售情况以及代办费、运费、卸车费、停车费、大工费等费用总额，并由此计算出实存货款，经手人处分别由许伟杰、詹金盛、王子超、卢建成签名。沈随群确认28车运费为427400元，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主张所涉的“市场产生总费用”575000元已经在销售当天的收入中直接扣减并支付完毕，总货款3407500元是扣除所有销售费用后的收入总数，该支出不应当重复计算；每车总结单据及销售清单没有客户名单、向客户开出的收据、票据等相佐证；且实际上在2014年9月13日对账时，所有的每车总结单据和销售单均有周某的签名确认，詹金盛提交的上述没有周某签名的单据应为其事后单方制作；詹金盛、黄荣茂所主张的销售总货款3407500元应扣除575000元的销售支出，即净销售收入只有2832500元，这与合伙过程中詹金盛向沈随群支付购货款达3145870元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不符合情理。一审庭审中，沈随群申请对案涉合伙期间的经营状况进行审计。但沈随群对詹金盛提交的每车总结单据、销售清单等销售账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对沈随群提交的23项收桃支出中第1项桃款、第3项餐费、第5项工人工资、第22项冷库买桃的费用的原始凭证不予确认，双方并未能就合伙财务账册的真实性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案无法进入审计程序。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银行交易明细、结算单、证人证言、销售收入表、收购费用明细表、证明、收桃账务记录四本、工人工资表，餐费票据统计表、点菜单、河北桃2014年货款明细单、每日款项汇总、销售费用明细单、28车运费明细账、销售总账、每车总结单据、销售清单以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质证笔录、谈话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虽然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均确认四人合伙经营在河北收购桃子运到东莞销售的生意的事实，结合三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财务账册、票据的原始凭证等证据以及其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沈随群、詹金盛和黄荣茂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且该合伙关系已经终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沈随群要求詹金盛、黄荣茂支付合伙款287496元及其利息、以及催款必要费用的诉请，依据是否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的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首先，沈随群主张案涉合伙已于2014年9月13日进行结算并制作了结算单，据此要求詹金盛、黄荣茂支付合伙结算款287496元，但该结算单只有沈随群及黄荣茂两人的签名确认，并没有詹金盛、范贵英的签名确认，且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对此均予以否认，沈随群主张该结算单为案涉合伙的最终结算结果，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对于合伙期间的盈亏状况，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对合伙期间销售桃子的总货款为34075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于该总货款是否已经扣除了销售桃子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28车运费、停车费、工人工资等费用的问题上，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沈随群主张该款项已经扣除了销售桃子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支出，而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则主张该总货款并未扣除任何支出。2.沈随群主张收购桃子过程中产生的23项费用3446281元，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经过对该23项费用的原始凭证核对后，对23项费用中第1项桃款、第3项餐费、第5项工人工资、第22项冷库买桃的费用的原始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詹金盛主张销售桃子过程中产生费用575000元，但沈随群对詹金盛提交的每车总结单据、销售清单等销售账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由于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对合伙财务账册的制作、审核、对账等事项进行规范及约定，沈随群及詹金盛各自提交的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上，均没有对方的签名，在此情况下，双方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以确认，因此，虽然沈随群申请进行审计，但本案无法进入审计程序，无法对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算。据此，沈随群要求詹金盛、黄荣茂支付合伙款287496元及其利息、以及催款必要费用的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及范贵英可自行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后，主张各自的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5）东一法民一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驳回沈随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23.46元（沈随群已预交），由沈随群自行负担。沈随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詹金盛、黄荣茂向沈随群支付货款287496元及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287694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自2014年9月14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11月18日为5734.1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詹金盛、黄荣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范贵英的合伙人资格问题。合伙体开展合伙业务之前，合伙人为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和范贵英四人。其中范贵英应出资100000元，占20%的份额。但范贵英一直不予出资，其合伙人资格存在出资瑕疵。范贵英作为不承担责任的第三人，如其不履行出资100000元的义务，则不具备合伙人资格。2.一审法院应依法认定各合伙人在合伙体中的职责。（1）范贵英的职责仅为提供收桃信息。一审判决查明部分已经明确，范贵英只负责提供收桃信息，没有管理账目和资金。一审庭审中，詹金盛、黄荣茂主张范贵英除了负责提供信息外，还与沈随群一起共同负责桃子收购的账目和资金管理。实际上，范贵英在一审庭审前后没有提供任何账目，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观点。范贵英主张其管理了相关账目，且其没有签名的账本不能确认等主张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实际。（2）收购桃子的账目由合伙体聘请的周某和隗某负责。从一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合伙体在河北收桃期间，由合伙体聘请的周某和隗某负责操作，他们既负责在河北宏图坡和嘎子市场收桃，也负责管理经手的账目。（3）黄荣茂的职责为销售桃子及管理账目。黄荣茂是唯一不用出资的合伙人，其不出资的原因是利用其特长销售货物，并负责销售账务管理。真正负责销售的合伙人应负责账目，这样才能分清楚销售业务的正确与否。而另一合伙人詹金盛只负责销售资金的管理。假如黄荣茂没有负责账目管理，则詹金盛既负责资金，也负责账目，显然不符合基本的管理常识。沈随群基本只与黄荣茂联系，包括通报资金使用情况，车辆货运情况等，而詹金盛则根据黄荣茂的沟通支付购买桃子的款项给沈随群，这在客观上也印证了管理账务的人员是黄荣茂。黄荣茂与沈随群之间对账，并出具对账单据，充分说明了黄荣茂负责销售的账目。否则，黄荣茂本人不会负责账务结算，也不会在结算单据上签名。3.水果销售清单载明的结果应认定为合伙的结算依据。（1）沈随群提供的水果销售清单使用的是盛源果业专用对账单据，从形式上表明盛源果业的合伙人代表黄荣茂、詹金盛认可账目。水果销售清单在业内属于结算时采用的单据，是销售清结单的意思，从名称上也可知晓这是对账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2）水果销售清单在内容上体现出完备的对账过程，应属确认性文件。从表述上看，结算中的采购成本、销售收入等数据分别是沈随群和黄荣茂、詹金盛出具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独提供的。如未经核对，绝不可能共同出现在结论性的文件上。该水果销售清单的各项数据反映了各方核对后的结果，完全体现了合伙体盈亏计算的基本要求，更加符合民间对于合伙业务结算的操作习惯。（3）水果销售清单并非黄荣茂单方制作，而是结算后由黄荣茂代表合伙人亲笔书写，充分体现了各方的意思。根据证人周某、隗某的表述，结算当天有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共同参与。对账由周某、隗某、黄荣茂三人完成，结果经詹金盛、沈随群共同确认。（4）水果销售清单采用的形式符合合伙人间的合伙结构与形式。詹金盛与黄荣茂是老乡，黄荣茂一直在詹金盛所有的盛源果业负责销售业务，本身是詹金盛的员工，双方有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范贵英是詹金盛多年的合作伙伴，对詹金盛非常信任，相信詹金盛核对完毕的对账结果。而沈随群此前仅与黄荣茂相识，也只相信黄荣茂的核算。为此，该合伙体虽有四人，实质上是以收购桃子的沈随群和销售桃子的詹金盛、黄荣茂、范贵英为一体的双方合作关系。在实务中只要沈随群与黄荣茂核对账目即可视为四人合伙账务有效核算，此有必然的合理性和适当性。这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詹金盛以黄荣茂的核对结果为准，在核对完毕账目后两个月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准备付款。只是可能后期认为没有赚到钱而反悔不认账。但从双方代表签名确认对账结果的情况看，黄荣茂与沈随群和周某、隗某等人的对账符合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4.詹金盛、黄荣茂认为他们产生的车费等共计427400元并未从销售收入3407500元中扣除没有事实依据。（1）从对账的顺序看，核对总账首先是核对各分项成本，否则无法核对总账，无法得出盈亏结果。（2）黄荣茂是核对账务人，作为曾从事销售工作几十年的专业人员，不可能在各方共同核对账务的基础上，只写收入，不扣除成本，且最终得出盈亏金额。车费是每车桃子销售前发生的第一费用，全部费用427400元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10%，不可能忽略。假如车费427400元费用未能扣除，加上詹金盛、黄荣茂主张未扣除的其它费用，合计费用为575000元，合伙体亏损将达到618380元（575000元+43380元），相当于本金已全部亏损，负责资金管理的詹金盛必然需要自行垫付大量的资金用于合伙之用。同时，负责管理资金及账务的詹金盛、黄荣茂等在2014年9月13日与沈随群等人对账时没有提出任何亏损的诉求，詹金盛至今也未向其他合伙人要求弥补亏损，如其垫付费用未清，这于情于理均不合。（3）在核对账务并开出水果销售清单的当天，黄荣茂要求沈随群给一个付款账号，以便詹金盛支付款项。而沈随群于2014年9月14日的确向黄荣茂发了付款账号信息。（4）对账完毕后，沈随群多次到东莞催收款项，詹金盛和黄荣茂从未提过账目存在问题。直到沈随群起诉后，黄荣茂、詹金盛才于2015年3月10日单方面制作了一份对账单（盛源果业内部帐簿），而该单据没有经过沈随群的确认。（5）合伙体在东莞市下桥水果批发市场从事的水果批发业务为流水业务，即当天发生，当天结算，日清日高，且均为现金结算，账目体现的是每车销售后的净销售收入，通常以车作为结算单位。这与收购桃子的业务类似，即时发生，即时记账，账目结果体现为收桃子的总体费用，否则，必将建立庞大的账目记录与款项收支记录，这不符合合伙业务以简单、灵活、信任为基础的实务操作。5.关于沈随群提供的收购桃子的款项是否含税问题。沈随群在河北收购桃子时，有周某负责的宏图坡市场收购点和隗某负责的嘎子市场两个收购点。周某和隗某提供的账目显示，2014年7月28日至8月23日期间，宏图坡市场收桃费用为832444元，加上税款（市场税费）43000元，共计875444元。2014年8月1日至28日期间，嘎子市场收桃费用为1273441元，加上税款60000元（应收67023元，实收60000元），合计1333444元。范贵英提供的河北桃2014年货款明细表显示，宏图坡收购款为876180元，对比沈随群与范贵英提供的明细单数据（注明为扣税后的实款），除8月23日的数据1444元与沈随群提供数据略有差距外，其余天数的金额完全一致。依此计算，沈随群主张的宏图坡收桃款应为目前收购款额的基础上增加市场税（不含税价上增加5%）。而沈随群提供的数据有账本、明细、金额进行佐证，其可信度远高于范贵英让人出具的一纸证明。由此可以充分证明，范贵英提供的数据存在问题，没有弄清楚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反观嘎子市场的数据，范贵英提供的数据错漏明显。沈随群提供的数据显示，嘎子市场的收桃款数据不包含市场税。两个市场的计算方法确有不同。结合宏图坡市场经办人任景忠，以及嘎子市场的经办人翟年尔出具的证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沈随群提供的证据更有证明力。6.各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行为的效力问题。合伙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运营方式，成立和运作形式简单，是完全以人合性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合伙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其行为代表合伙体，其他合伙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应当接受合伙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的结果。本案中，沈随群代表合伙人到河北收桃子，合伙事务执行期间各合伙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合伙事务顺利执行。而一审庭审期间，詹金盛、黄荣茂以证据形式有瑕疵不予确认，实际上属于不接受合伙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的结果，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詹金盛、黄荣茂的观点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正确适用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在认定相关证据时，没有充分考虑各证据之间的证明力、真实性等因素，导致案件不能公正裁决。（1）本案中，沈随群提供的收购账本、单据、结算单等属于原始证据，詹金盛、黄荣茂只是一味否定其效力，却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进行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沈随群提供的收购账本、单据、结算单等证据的证明力。（2）沈随群与詹金盛、黄荣茂都提供了一份具有合伙清算性质的结算单。两结算单的区别如下：第一，形成时间不同。沈随群提供的水果销售清单是各方在合伙事务结算后于2014年9月13日制定，有黄荣茂签名，还有沈随群和对账参与人周某、隗某共同签名确认。詹金盛、黄荣茂提供的盛源果业内部帐簿形成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签署人为詹金盛、黄荣茂、范贵英。这是一审起诉之后詹金盛、黄荣茂为应对诉讼而制作的，且完全没有征求沈随群的意见。第二，两份结算单内容的差异。沈随群提供的结算单中的销售收入为净销售收入，而詹金盛、黄荣茂提供的销售单增加了诸多费用，变相的将沈随群结算单中的净销售收入改变为含各项费用的收入。第三，两份结算单形成的原因不同。沈随群提供的经黄荣茂确认的结算单是各方友好协商后形成的，双方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且是在对账后的当天出具，应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而詹金盛、黄荣茂出具的结算单，是为应对诉讼而签署。第四，两结算单中黄荣茂均签署和确认，必有一方为假。针对同一事实，双方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证据，但沈随群提交的证据形成在前，应由詹金盛、黄荣茂证明该证据是否有明显错误，否则法院应予以认定。如仍无法认定，一审法院应根据证据举证规则，要求詹金盛、黄荣茂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结果的正确性，而一审法院没有这样做。（3）本案中，一审查明收购桃子有关的账目由沈随群持有，沈随群已依法提供证据。而詹金盛、黄荣茂一方掌握了与结算单有关的销售及费用有关的全部账目却拒不提供，在一审法院要求他们提供后仍拒绝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应推定沈随群提供的结算单内容成立。（4）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并阐明相关理由，而并非只是简单罗列证据名称、不予认定。2.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时，应充分考虑民间合伙体运营存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合伙经营中可能存在合理的证据瑕疵，并据此进行裁判。3.一审法院的裁判没有充分体现司法为民的原则，让各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在经历漫长的一审后又回到了原点。沈随群与詹金盛、黄荣茂之间通过诉讼解决问题，是协商无果后的无奈之举，一审法院应以解决实质问题为目的，而不应以各方自行清算为由驳回起诉。詹金盛辩称：（一）沈随群在民事起诉状、一审审理和费用审核过程中都确认范贵英为合伙人，占20%份额，现沈随群说范贵英没有合伙人资格违背事实。（二）詹金盛认为范贵英除了提供收桃信息之外，还对沈随群收购信息进行审核、监督。（三）范贵英没有在单据上签名，是因为沈随群已经故意排斥范贵英。但范贵英与沈随群一直在河北，范贵英了解沈随群的收购、支出情况。（四）周某和隗某是沈随群自行请来的，也是沈随群的亲戚，在起诉前詹金盛不认识这两个人。（五）黄荣茂与沈随群之间的对账是私下行为，不能代表詹金盛，也不能作为四人合伙结算的依据。同时，沈随群与范贵英共同在河北收桃，范贵英比黄荣茂更清楚沈随群的支出，沈随群与范贵英进行对账后才能共同与黄荣茂、詹金盛对账。事实是沈随群处处躲避范贵英，私下找黄荣茂进行对账，沈随群也没有证据证明黄荣茂可以代表詹金盛制作、书写结算单。结算单上的周某、隗某在一审中也确认该名字是后来应沈随群的要求补上去的，非现场结算时签的。（六）黄荣茂与詹金盛在合伙中各自独立，不是员工，双方没有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范贵英与詹金盛也非多年的合伙关系，相反，黄荣茂与沈随群之间才是多年的朋友及合伙关系。黄荣茂与詹金盛也是第一次合伙。（七）詹金盛所产生的车费。在黄荣茂与沈随群私下结算的过程中没有把明确已经产生的车费进行扣除，侵害了詹金盛的利益。（八）范贵英在河北一个市场收桃，非常清楚收桃款的支出单中是否已经包含市场款。该款由农夫而非收购方向市场支付，款项中不应该再单独标出市场款。（九）沈随群提供的收购账本单据均为沈随群单方制作，和沈随群一起在河北收桃的范贵英都不认可，詹金盛也不予认可。如果仅凭沈随群的单据认定四人合伙的收入，就会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沈随群与范贵英在河北的费用应先经过范贵英确认后，再与东莞的合伙人对账。而沈随群先擅自找黄荣茂对账，没有得到其他合伙人的确认，对其他合伙人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黄荣茂辩称：与一审的意见一致。范贵英述称：坚持一审的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沈随群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沈随群诉请詹金盛、黄荣茂向其支付货款287496元及其利息，以及催款发生的费用能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范贵英是否合伙人的问题。沈随群在一审期间明确范贵英是合伙人、没有出资但占20%份额，因此，对于沈随群上诉主张范贵英不具备合伙人资格，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范贵英四人合伙经营在河北收购桃子运到东莞销售的生意并无不当。其次，关于结算单是否各合伙人最终结算的结果。沈随群基于结算单要求詹金盛、黄荣茂向其支付货款287496元，但该结算单只有沈随群和黄荣茂的签名，没有詹金盛和范贵英的签名确认。沈随群主张结算时詹金盛在场并确认结算结果，并申请证人周某、魁海涛出庭作证，由于周某、魁海涛是沈随群聘请的员工，与沈随群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而且，若詹金盛在场且确认结算，詹金盛理应在结算单上签名。因此，沈随群的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亦不符合常理，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沈随群还主张范贵英曾电话表示确认沈随群、詹金盛、黄荣茂三人的结算结果，不需要参与结算，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范贵英对此亦不予确认，故对于沈随群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沈随群依据结算单的内容请求詹金盛、黄荣茂向其支付货款287496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由于各合伙人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对合伙财务账册的制作、审核、对账等事项进行约定，而实际上双方在合伙期间是各自做账，现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财务账册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法进入审计程序，从而认定沈随群诉请詹金盛、黄荣茂支付货款287496元及利息，以及催款必要费用依据不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沈随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98.45元，由上诉人沈随群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廖志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