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7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官窑联丰抛光砖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组织机构代码71233409-2。
投资人：丁基棠，厂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基棠，男，汉族，1960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胜，广东华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鸿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193546068E。
法定代表人：黄陆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财英，广东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焯文，广东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祖灿，男，汉族，1968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佛山�南海区官窑联丰抛光砖厂（以下简称联丰厂）、丁基棠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鸿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及原审被告罗祖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丰厂、丁基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联丰厂、丁基棠无需对罗祖灿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鸿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联丰厂两次委托鸿运公司汇款给开平市冠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某公司）合计202107.5元是错误的。主要体现在：1.错误认定两份委托书。两份委托书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无法确定委托书的真假。若是联丰厂真的委托鸿运公司向他人汇款，如此重要的证据，鸿运公司应妥善保管，不可能无原件。否则，鸿运公司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委托书上的“佛山市南海区官窑联丰抛光砖厂合同专用章”与一审确认由联丰厂提交的《印鉴底册》中的联丰厂的合同专用章不符，证明委托书明显是假的。从内容上来看，没有说明联丰厂为何要委托鸿运公司汇款到冠某公司，汇款的用途是什么，若作货款之用也说不过去。联丰厂为何不自己汇款给冠某公司，而委托鸿运公司汇款？鸿运公司若要证明该委托书及汇款给冠某公司相吻合，是真实的，还要按《委托书》上的要求向法庭提交冠某公司的出货单和发票，以证明冠某公司曾供货给联丰厂。否则怎么能证明“冠某公司承诺于出货后30天，开出发票”及以作货款的承诺。鸿运公司违背最起码的交易习惯。所以两份委托书是假的。2.一审称委托书与鸿运公司提交的广发银行两份客户回单在时间及金额上相吻合，造出来的东西肯定会吻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联丰厂认为鸿运公司并没有完成举证证明的责任，该202107.5元不应由联丰厂承担。3.一审认定律师函及快递单真实也是错误的。律师函只有复印件，不能确认真假。快递单没有联丰厂方签名，不能证明联丰厂曾收到过律师函。
二、鸿运公司的诉求违背交易习惯，违背常理，应予驳回。双方在一审庭审时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双方签订《订货合同》→需方支付20%订金→需方再付80%余款提货→供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而以上交易习惯已被写进《订货合同》，而《订货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若是有一期鸿运公司付了款而又没有收到货，鸿运公司还会再订下一批货吗？付下一批货的货款吗？而且按鸿运公司所述是多付了40多万元，有这种可能吗？而且据鸿运公司陈述，其向联丰厂购买瓷砖是用于出口贸易。鸿运公司在庭审时陈述，其是收到外商订单后才与联丰厂签订《订货合同》（且不管是通过传真方式还是双方亲自签订）。若是鸿运公司一直在预付货款而联丰厂又一直拒不供货给鸿运公司，鸿运公司怎么能不向联丰厂讨要，外商又为何不向鸿运公司讨要，追究违约责任。故鸿运公司所述多付货款而未收到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少鸿运公司还要举证证明，无货供给外商，有哪几批货款未收到货？为何未收到货还一而再，再而三预付货款，达到40多万元不符合常理。一审确认鸿运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2015年12月8日，而联丰厂最后一次供货是2015年12月12日，由此可知，款货两清，联丰厂并未多收鸿运公司的货款。鸿运公司诉求无理，应予驳回。
三、联丰厂已将厂房设备出租给罗祖灿。本案其实是鸿运公司与罗祖灿发生交易，一审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联丰厂，这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联丰厂不应当对罗祖灿的债务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确认联丰厂委托鸿运公司汇款给冠某公司是错误的。确认鸿运公司多付了货款少收到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违背交易习惯及常理的。判决联丰厂承担罗祖灿经营期间的债务对联丰厂也是显失公正的，希望二审依法纠正。
二审中，联丰厂、丁基棠补充以下事实及理由：1.就本案一审判决确认委托书的问题。因鸿运公司没有提交委托书原件导致无法申请鉴定、辨识委托书的真伪，联丰厂、丁基棠坚持认为委托书是假的，委托书上的印章和在公安机关备案的不符合。两份委托书付款的情况没有联丰厂经手人或者主管、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所以这两份委托付款是虚假的。另外，鸿运公司给冠某公司的两次汇款，按常理，收款人冠某�司应在收到汇款后出具一份证明，证明两笔款项是由联丰厂委托付款的，只有收款人确认款项是联丰厂委托付款的，联丰厂才可能跟冠某公司进行对账，联丰厂才能对两笔款项承担责任。2.关于多付20多万元货款的问题，一审支持鸿运公司要求联丰厂退回多收的货款没有事实根据，联丰厂并没有多收货款。鸿运公司是负责出口贸易的，其在一审中也确认收到外商订单后再组织货源，联系联丰厂签订订货合同，鸿运公司先支付20%作为定金，提货的时候再付清余款提货，最后联丰厂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这是双方合作的流程。鸿运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5年12月11日，付款29000多元，2015年12月8日也有付款4万多，2015年12月3日付款8万多。一审确定联丰厂出货时间是2015年12月12日，但鸿运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2015年12月11日，如果鸿运公司陈述属实，其不可能在12月份�次付款。鸿运公司订货是为出口所用，其接单五个货柜，如果没有收到这些货物其也无法进行出口。3.联丰厂将厂房出租给了罗祖灿，罗祖灿也转租了。鸿运公司利用业主和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况，提出了本案诉求。本案中公章并不是备案公章，也不是联丰厂交给罗祖灿的。实际上丁基棠并不是联丰厂的经营者。联丰厂收到1100万元货款，但鸿运公司只提交了部分的送货单，联丰厂不应承担责任。
鸿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联丰厂两次次委托鸿运公司汇款给冠某公司合共202107.5元是正确的。1.鸿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委托书，证明联丰厂两次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汇款合共202107.5元。鸿运公司提供的委托书的委托金额和时间与鸿运公司提交的汇款单的金额和时间吻合。2.鸿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联丰厂的原管理人员洪某的调查笔录，证实了联丰厂确实两次�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汇款合共202107.5元。鸿运公司提交的委托书、汇款单以及洪某的调查笔录能够作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联丰厂两次委托鸿运公司汇款给冠某公司合共202107.5元。联丰厂提出的反驳理由仅仅是猜测，缺乏事实依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对此事的认定。
二、一审法院判令联丰厂向鸿运公司返还货款404654.4元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1.鸿运公司和联丰厂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卖合同关系中，鸿运公司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而联丰厂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联丰厂对已全部履行发货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联丰厂并没有提供送货单、签收单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交付了价值共11280454.1元的货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鸿运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向联丰厂支付了货款11280454.1元，并确认收到联丰厂价值合共10875799.7元的货物，所以，对于多收取的货款404654.4元，联丰厂有义务予以返还。2.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多付货款和少付货款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并不是鸿运公司和联丰厂的交易所独有。况且鸿运公司和联丰厂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鸿运公司长期且多批次从联丰厂处订购货物。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鸿运公司支付的货款总额多于联丰厂交付的货物总值并不是不符合常理的行为。而且双方的货物交易金额高达10875799.7元，而多支付的货款金额仅为404654.4元，不足交易总金额的4%。联丰厂认为鸿运公司多支付货款不符合常理明显是为逃避法律责任而堆砌的狡辩之词。联丰厂上诉所提出的意见并没有事实根据，没有证据支持，实属诡辩。
三、鸿运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和联丰厂进行交�，货物是从联丰厂处拉走的，货款也是支付到联丰厂的账户上。交易时，鸿运公司对联丰厂内部复杂的关系不知情。如联丰厂无需承担法律责任，那交易安全如何保障。况且，联丰厂将工厂、设备、营业执照以及印章出租给他人使用，允许他人以联丰厂的名义进行经营，从中获取出租收益，基于权利义务平等的法律原则，联丰厂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对承租人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联丰厂、丁基棠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祖灿未作陈述。
鸿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联丰厂向鸿运公司返还货款404654.4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丁基棠、罗祖灿对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联丰厂、丁基棠、罗祖灿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丰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丁基棠。罗祖灿系佛山市金某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
2010年7月6日，金某某公司、罗祖灿与联丰厂、丁基棠签订一份《厂房设备租赁合同》，约定：金某某公司、罗祖灿租赁联丰厂的厂房和设备，期限自2010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赁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由承租方自行承担等。在金某某公司、罗祖灿租赁经营期间，联丰厂将该厂的营业执照、印章等交由金某某公司、罗祖灿使用，金某某公司亦是以联丰厂的名义对外经营。
鸿运公司向联丰厂购买陶瓷产品，双方签订了多份《订货合同》。合同约定鸿运公司先支付一定比例的货款作为订金，出货前付清所有余款，联丰厂必须在出货后30天或45天内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鸿运公司共向联丰厂转账支付了货款11078346.6元。另联丰厂分别于2015年11月20日及2015年12月3日委托鸿运公司汇款122895.5元、79212元到冠某公司的账号。鸿运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向冠某公司转账支付了上述两笔款项。
联丰厂为响应政府节能减排号召于2015年11月关停。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5月18日出具《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通知核准金某某公司的注销登记。
后鸿运公司以其共向联丰厂支付了货款11280454.1元，但联丰厂仅提供了价值10875799.7元的货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鸿运公司表示联丰厂最后一次向其交货是在2015年12月12日。
一审法院认为：鸿运公司提交的《订货合同》、出仓单及付款凭证，结合联丰厂提交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证实�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鸿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鸿运公司向联丰厂支付货款的金额为多少；三、联丰厂是否已经全部履行发货义务；四、联丰厂、丁基棠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问题。鸿运公司与联丰厂在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存在多笔交易，根据鸿运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其最后一次向联丰厂付款是在2015年12月8日。联丰厂在2015年11月关停，其最后一次向鸿运公司出货是在2015年12月12日。因此，鸿运公司在2017年2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联丰厂返还货款404654.4元，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鸿运公司向联丰厂支付货款的金额为多少的问题。联丰厂确认鸿运公司通过转账向其支付了11078346.6元，双方有争议的是联丰厂是否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汇款合共202107.5元。虽鸿运公司提交的两份委托书没有原件，但与交易流水号为104034697569、104034873517的广发银行客户回单在时间及金额上完全吻合，故一审法院对该两笔款项予以认定，鸿运公司向联丰厂支付货款的金额为11280454.1元。
关于联丰厂是否已经全部履行发货义务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鸿运公司诉称联丰厂仅交付价值10875799.7元的货物，联丰厂辩称其已全部履行发货义务。联丰厂作为交货义务方，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现联丰厂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鸿运公司交付价值共11280454.1元的货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鸿运公司请求联丰厂返还货款404654.4元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联丰厂、丁基棠及罗祖灿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金某某公司租赁联丰厂的厂房和设备，使用该厂的营业执照并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经营，故金某某公司理应对由此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由于金某某公司已于2016年5月18日注销，其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鸿运公司的债权无法受偿，故罗祖灿作为金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依法应对金某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联丰厂出租厂房、设备，并将该厂的营业执照、印章等交由承租人金某某公司使用，故对相关债务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丁基棠作为联丰厂的个人投资者，应与该厂共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罗祖灿辩称其在2012年底已经将联丰厂交林亚细经营，因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国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罗祖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货款404654.4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7年2月24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鸿运公司；二、联丰厂、丁基棠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84.91元，由罗祖灿负担，联丰厂、丁基棠负补充清偿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鸿运公司申请证人洪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于2015年在联丰厂任职，负责销售工作，联丰厂曾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支付了两笔货款，鸿运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委托书是联丰厂出具的。就该证人证言，联丰厂、丁基棠质证认为，证人确实在联丰厂工作，但其陈述不可信，其与联丰厂也存在矛盾，因此与联丰厂存在利益冲突，故该证言不能采信。鸿运公司质证认为，证人陈述真实，足以证明联丰厂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支付两笔货款，因此证人证言应当采信。经审查，双方均确认证人系联丰厂员工，且无证据证明证人与本案各方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联丰厂、丁基棠、罗祖灿未提供新的证据，罗祖灿亦未发表质证意见。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联丰厂、丁基棠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经审查，首先，关于鸿运公司向联丰厂支付的货款金额问题。联丰厂虽否认曾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付款，但鸿运公司提交的两份委托书与广发银行客户回单在时间及金额上能完全吻合，且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联丰厂委托鸿运公司向冠某公司合共汇款202107.5元的事实。加上联丰厂确认鸿运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11078346.6元，本院认定鸿运公司向联丰厂支付的货款总金额为11280454.1元（202107.5元+11078346.6元）。其次，关于联丰厂向鸿运公司供货数量问题。联丰厂作为供货方，应对其向鸿运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负举证责任，现联丰厂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鸿运公司交付价值共11280454.1元的货物，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联丰厂不能提交如送货单或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其已交货数额的情况下，鸿运公司自认已收取联丰厂10875799.7元货物的行为，属于自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对鸿运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照准。据此，鸿运公司诉请返还多支付的404654.4元（11280454.1元-10875799.7元）货款，依据充分。再次，联丰厂、丁基棠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金某某公司租赁联丰厂的厂房及设备，使用该厂的营业执照并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经营，故金某某公司作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相对方，应对前述鸿运公司多支付的货款承担返还责任。而联丰厂出租厂房、设备，并将其营业执照、印章等交由承租人金某某公司使用，故应对金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丁基棠系联丰厂的个人投资者，应与该厂共同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联丰厂、丁基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69.82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官窑联丰抛光砖厂、丁基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伟斌
审 判 员 贾小平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杨德超
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