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1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鸣华，男�1953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石如，上海汪石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鹏，上海汪石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以鑫，男，194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信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225弄26号50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董志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娟，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鸣华因与被上诉人孙以鑫、上海信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运事务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10618号民事�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鸣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石如、叶晓鹏，被上诉人孙以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晟，被上诉人信运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鸣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曹鸣华与孙以鑫之间关于信运事务所的公章交接和启用的事实没有查清，2011年5月29日《协议》附件2《公章移交启用确认书》虽没有孙以鑫签章确认，但作为协议附件，已经孙以鑫质证确认，故孙以鑫在该确认书中对信运事务所新公章的确认，应视为其对于接手信运事务所的确认；向新入伙人员就系争《协议》进行说明和提示的责任主体应系信运事务所负责人孙以鑫，而非曹鸣华的责任，且新入伙人员唐某作�孙以鑫自2012年8月8日指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知道系争《协议》的存在及《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系争《协议》系当时信运事务所全体合伙人（即曹鸣华、孙以鑫）的约定，实际上系附有条件的转让协议，即曹鸣华转交信运事务所经营权等，但同时享有退伙后就其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的利润分配权，一审法院应对该协议是否有效作出判定，而即使无效，孙以鑫、信运事务所也应承担相应返还或赔偿责任；关于2013年2月6日《承诺书》的效力，该承诺书系曹鸣华针对其担任信运事务所主任期间发生的全部问题，并不具有之后的效力，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扩大解释而否认曹鸣华的创收提成权，有损其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
孙以鑫辩称，系争《协议》系无效协议，协议内容违反了合伙企业法�会计师法的规定，亦侵害了信运事务所的利益，即使有效，《公章移交启用确认书》上也没有孙以鑫的签字而未生效，并且，曹鸣华出具的《承诺书》也体现自2011年至2012年期间曹鸣华始终是信运事务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而没有移交。据此，孙以鑫不同意曹鸣华的上诉请求，并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信运事务所辩称，系争《协议》是2011年签署的，而争议的财产形成于2013年，应属于合伙企业的财产，而曹鸣华已不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其不具有分配合伙企业财产的权利基础；当时的合伙人还有唐某，孙以鑫与曹鸣华签订的协议无权处分唐某的权利。据此，信运事务所不同意曹鸣华的上诉请求，并认为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鸣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以鑫向曹鸣华支付2013年至2015年审计提成报酬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729,440元；2.孙以鑫向曹鸣华支付赔偿金3万元；3.孙以鑫向曹鸣华支付自2017年4月1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信运事务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信运事务所于2007年7月24日成立，由合伙人邹某、雷某、曹鸣华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合伙人为邹某、雷某、曹鸣华；第六条约定，合伙协议经营期限20年；第二十七条约定，合伙企业的财产包括合伙人的共同出资和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财产；第二十九条约定，合伙企业出资额共计30万元；第三十三条约定，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依照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2011年5月26日，曹鸣华与孙以鑫通过《合伙人决议》，决议通过合伙人韩某退伙，吸收孙以鑫入伙；韩某将信运事务所40%的财产份额以12万元转让给孙以鑫，曹鸣华将信运事务所50%的财产份额以15万元转让给孙以鑫；变更后，曹鸣华占10%财产份额（3万），孙以鑫占90%财产份额（27万元）。《合伙人决议》还通过了《合伙协议修正案》，该修正案载明，合伙协议修改如下：第三条修改为合伙人共2人，分别是曹鸣华、孙以鑫；第二十九条修改为曹鸣华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孙以鑫出资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
2011年5月29日，曹鸣华（甲方）与孙以鑫（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基于孙以鑫已加入由曹鸣华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信运事务所，双方财产份额比例为孙以鑫90%，曹鸣华10%，且孙以鑫入伙前由曹鸣华实际经营的情况，协议第一部分第2条约定，自乙方入伙后，甲方同意将信运事务所之全部经营权、管理权、人事权、财务权、收益权（由甲方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部分除外）及其相关审核权等一切权力全部委托给乙方，且该项委托在甲方担任信运事务所合伙人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撤销；协议第二部分第1条约定，乙方入伙、全盘接手信运事务所经营管理后，承担运营所需的全部费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债务亦全部由乙方承担，但由甲方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所引起的债务、赔偿、罚款等由甲方自行承担；第2条约定，对于甲方提交的审计（咨询等）报告初稿，乙方提供一名注册会计师的图章（签字章），在甲方加盖其自己的图章和签字章的前提下，于甲方所需出具的报告上盖章，并最终加盖事务所公章或报告专用章。备注：甲方的注册会计师名�由甲方自行保管，但凡加盖了甲方注册会计师名章的审计、鉴证、验资等报告均视为由“甲方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以上报告所产生的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第3条约定，乙方将为甲方专门开设一银行账户，由甲方自行或委托他人控制、支配。甲方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所取得的收入，甲方除承担相应的营业税及其附加、不超过3%的其他注册会计师盖章费、可能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外，全部归甲方所有；协议第三部分第3（2）条约定，双方共同确认，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除按以上内容继续履行外，还应向对方承担3万元赔偿。协议附件2列有《公章移交启用确认书》，但未经孙以鑫签章确认。
2012年8月8日，曹鸣华、孙以鑫与案外人唐某通过《合伙人决议》，决议通过合伙人曹鸣华退伙，吸收唐某入伙，曹鸣华将信运事务所10%的财产份额以3万元转让给唐某；变更后，孙以鑫占90%财产份额（27万元），唐某占10%财产份额（3万元）；免去曹鸣华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任命唐某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决议》还通过了《合伙协议修正案》，该修正案载明，合伙协议修改如下：第三条修改为合伙人共2人，分别是唐某、孙以鑫；第十一条修改为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决定，委托唐某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执行业务；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唐某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孙以鑫出资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
2016年10月7日，曹鸣华向信运事务所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唐某发送《律师函》，要求信运事务所结算未支付收入842,305元。
2016年11月2日，唐某、孙以鑫通过《合伙人决议》，决议通过合伙人唐某退伙，吸收董志伟入伙，唐某将信运事务所10%的财产份额以3万元转让给董志伟；变更后，孙以鑫占90%财产份额（27万元），董志伟占10%财产份额（3万元）；免去唐某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任命董志伟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决议》还通过了《合伙协议修正案》，该修正案载明，合伙协议修改如下：第三条修改为合伙人共2人，分别是董志伟、孙以鑫；第十一条修改为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决定，委托董志伟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执行业务；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董志伟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孙以鑫出资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
一审法院另查明，曹鸣华于2013年2月6日出具《承诺书》，确认于2012年8月13日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和退出了信运事务所合伙人、法定代表人之职。承诺书另载明，2012年5月中旬，曹鸣华本人担任信运事务所合伙人及法�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向信运事务所编造虚假退休人员，冒领工资。同时，向信运事务所提供发票达10万余元，进行了报销。上述行为系由曹鸣华冲动行为所致，造成信运事务所巨大名誉损失与经济损失，扰乱了信运事务所的正常经营。曹鸣华确认上述行为都是其担任信运事务所主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发生，后期由其本人承担。在此，曹鸣华十分后悔当初的不实行为，愿意向信运事务所现全体合伙人及管理人员道歉。曹鸣华承诺，该《承诺书》出具后，其与信运事务所（包括全体合伙人、管理人员）之间的全部问题一次性解决，其保证不再通过任何形式和手段，向信运事务所索要任何补偿或向任何有关部门投诉，同时放弃对信运事务所（包括全体合伙人、管理人员）提起任何诉讼的权利。
一审法院再查明，一审庭审中，信运事务所对曹鸣华主张之2013年至2015年的审计收入752,000元，即2013年301,000元、2014年233,000元、2015年218,000元，金额予以认可。此外，2013年至2015年期间，信运事务所于2013年10月18日以“2013年度工资奖金”名目，向曹鸣华转账支付5万元，于2013年12月16日以“2014工资奖金”名目，向曹鸣华转账支付2万元，于2014年6月30日以“2014工资奖金”名目，向曹鸣华转账支付5万元，于2014年12月19日以“借款”名目，向曹鸣华转账支付5万元，于2016年3月17日以“借款”名目，向曹鸣华转账支付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曹鸣华是否能够依据其与孙以鑫签订的《协议》，要求孙以鑫与信运事务所向其支付2013年至2015年审计提成报酬。
第一，曹鸣华、孙以鑫的身份性质与关系。本案中，孙以鑫通过入伙方式加入了信运事务所，与曹鸣华系合伙人关系，应当受到信运事务所《合伙协议》及《合伙修正案》之约束。《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合伙企业的财产包括合伙人的共同出资和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财产，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作为合伙人的曹鸣华、孙以鑫均具有约束力。
第二，曹鸣华、孙以鑫之间《协议》的性质及其内容。双方于2011年5月29日签订的《协议》，系基于孙以鑫已加入信运事务所，且双方确认财产份额比例为孙以鑫90%，曹鸣华10%，即两人已占有信运事务所全部财产份额，成为仅有的两位合伙人的前提下签订的。因此，协议应视为基于合伙人身份对信运事务所合伙财产的处分。关于孙以鑫提出《协议》中对于曹鸣华提出报酬计算与提取方式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抗辩理由，一方面，双方约定曹鸣华自行承接或完成的业务，并由孙以鑫为曹鸣华专门开设银行账户，由曹鸣华自行或委托他人控制、支配，并仅承担相应的营业税及其附加、不超过3%的其他注册会计师盖章费、可能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外，全部归其所有等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即使双方约定的全部内容合法有效，亦应坚持系基于合伙人身份对合伙财产作出的处分，而并非普通个人之间对个人财产作出的约定。
第三，曹鸣华退出合伙及其作出《承诺书》的性质与内容。一方面，曹鸣华于2012年8月13日即已退出信运事务所，不占有任何财产份额，即不再具备享有任何合伙财产与合伙利益的基础与权利，《合伙协议》及其与孙以鑫签订的《协议》不再约束各方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曹鸣华不仅没有就《协议》事宜向入伙人员加以说明或特别提示，反而通过《承诺书》的方式，对其合伙期间的行为及其退伙之后的处理作出了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其约束。此外，对于曹鸣华提出《承诺书》不影响《协议》效力，且仅限截止于2012年，应当由孙以鑫对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一方面，如上所述，《协议》之效力应当基于合伙人身份与合伙企业财产；另一方面，曹鸣华作出承诺系“其与信运事务所（包括全体合伙人、管理人员）之间的全部问题一次性解决”，如曹鸣华所称，缩小解释并理解为截止至2012年，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曹鸣华要求孙以鑫个人向其支付2013年至2015年审计提成报酬，并由信运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曹鸣华要求孙以鑫、信运事务所支付赔偿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曹鸣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94.40元，由曹鸣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海信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工商部门核准，于2017年10月24日变更登记为上海信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审庭审中，信运事务所确认，其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共计支付给曹鸣华的20万元，系支付给曹鸣华的2013年至2016年（四年）的工资报酬。曹鸣华则认为，上述20万元即为系争《协议》约定的审计提成报酬。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曹鸣华是否有权依据其于2011年5月29日与孙以鑫签订的《协议》，向孙以鑫、信运事务所主张2013年至2015年的审计提成报酬。首先，从系争�协议》的约定来看，协议的“鉴于”部分，即明确了该协议的订立基础，即协议双方曹鸣华以信运事务所原合伙人（现占股10%）的身份，孙以鑫以新合伙人（现占股90%）的身份，对孙以鑫新入伙后合伙企业经营管理权移交及合伙企业财产分配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签订后，曹鸣华于2012年8月8日退伙，案外人唐某入伙，之后唐某又于2016年11月2日退伙，案外人董志伟入伙。据此，鉴于曹鸣华自2012年8月退伙后，不再具有信运事务所合伙人的身份，故系争《协议》自此对曹鸣华失效。至于曹鸣华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收到信运事务所支付的20万元，难以证明与系争《协议》项下审计提成报酬之间的关联性，对此，信运事务所认为系工资报酬，亦属合理。再者，从曹鸣华于2013年2月6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来看，该承诺书最后明确该承诺书出具后，曹鸣华与信运事务所（包括全体合伙人、管理人员）之间的全部问题一次解决，保证今后不再索要任何补偿，同时放弃提起诉讼的权利。而曹鸣华在出具该承诺书时，如认为系争《协议》尚对其有效，则在承诺书中应有所保留。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即使曹鸣华在《承诺书》出具之后为信运事务所承揽过业务进行创收的事实成立，因其自2012年8月后已不具有合伙人的身份，故其无权依据系争《协议》向孙以鑫及信运事务所主张2013年至2015年的审计提成报酬。另关于双方争议的曹鸣华移交信运事务所经营管理权等的时间节点，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关联。
综上所述，曹鸣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94.40元，由上诉人曹鸣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耿斌
审判员 季伟伟
审判员 刘 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郑雯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