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主要负责人：杨峻，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伟，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广，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锡民，男，196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刚，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张锡民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2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锡民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张锡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为张锡民办理向第三人徐俊岭账户转款业务操作中，完全符合监管规定及双方合同的约定，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操作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张锡民于2014年8月23日来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柜台办理转款业务时，提供了《个人客户境内人民币汇款申请书》（以下简称《汇款申请书》）、银行卡、身份证等供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审核、验证。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于2014年8月23日12:O0对张锡民的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并由张锡民输入密码通过系统验证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系统才能在12:08为张锡民办理该转账业务。一审中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了相关监管规定，该宗规定中明确：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的，要审核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一致。所以，当张锡民办理转款业务时，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已按该规定对张锡民的身份进行了身份核查(一审中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中国银行联网核查日志统计表》可以证实)，所以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操作符合监管规定。相关监管规定并无一审判决中所称“当事人签字后方能支付”的监管要求。2.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无任何违约行为。根据一审中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张锡民)应妥善保管资金凭证和各类交易密码，以甲方资金凭证和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亲自办理。所以，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凭张锡民提交的资金凭证(银行卡)，且经验证张锡民设定的密码办理转款业务，符合合同约定，无违约之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依据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三张照片(张锡民在柜台的照片、张锡民的银行卡照片以及身份验证的照片)来看，该组照片的生成时间为12:07。所以，一审判决认为该组照片无法证实张锡民出现的时间点就是转款的时间点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组照片可以证实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为张锡民办理转账业务时，张锡民就在柜台前。转账业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照片是张锡民办理转账业务时，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远程授权系统所拍摄，存放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省级分行的信息科技部，具有客观真实性。2.一审判决中认定，张锡民否认认识徐俊岭。但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张锡民及徐俊岭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可以清楚的确认：在张锡民用济南的卡向徐俊岭转款30万之后，徐俊岭随后就向张锡民北京的卡上转款7.2万元。张锡民如果不认识徐俊岭，那么他们之间怎么会有这样的资金往来?因此，张锡民否认认识徐俊岭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是有关借款合同的规定，而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属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中对《承诺函》及鉴定签名的有关问题认定错误。1.关于《承诺函》。一审法院认定张锡民于2014年8月23日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营业厅门口”处收到一份《承诺函》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对该《承诺函》的来源，张锡民负有举证责任，从一审的证据中，无法证明该《承诺函》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其次，从该《承诺函》所加盖的业务专用印章的样式来看，该《承诺函》不可能是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根本就没有中间为五角星的业务专用章，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均为中间是长方形框、内有日期的印章，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一审中也已提交《业务印章印模采集表》加以证实，而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最后，从该《承诺函》的内容和形式上就完全可以判定，张锡民持有的《承诺函》并非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出具，当然也就没有任何鉴定的必要，再说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也无法提供“中间是五角星的业务专用章”的样本来进行比对鉴定。2.关于签名。一审判决书中有“被告(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本院指定的期间内未提出鉴定申请”的描述是明显错误的。一审中根本就未曾涉及到关于对张锡民签名问题的鉴定。再说即使涉及到鉴定签名真假的问题，那么也应该由张锡民提出，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更不应该承担因未申请鉴定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外，即使该签名不是张锡民自己所签，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合同约定，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办理该项业务也是完全合规合法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依法驳回张锡民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锡民辩称，（一）张锡民本人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存款后，从未进行过转款操作，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对张锡民存款被他人恶意转走存在严重过错。首先，根据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一审中提供的《综合服务申请表》、《汇款申请书》及《风险提示书》等来看，在《汇款申请书》及《风险提示书》上面，张锡民的签字与其在开户时和存款时的签字完全不同，在《汇款申请书》中张锡民的联系电话也非其本人电话，系他人恶意伪造。而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对此未进行审核，也未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履行审慎义务，因此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对张锡民存款被转走上存在严重过错。其次，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转款系张锡民所为。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照片等无法证实该照片中的时间点系转款的时间点，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称存款系张锡民转走，全部是基于推断而无充分证据加以证明。而且张锡民根本不认识徐俊岭，对于徐俊岭转给张锡民的钱，张锡民始终认为此系银行给付的利息，而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从转款行为推断张锡民与徐俊岭认识，显然同样没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二）关于《承诺函》的问题。张锡民在办理存款业务并领取对账簿后，在银行场所内收到其工作人员交给的《承诺函》。而对于张锡民提交的《承诺函》，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认为其上面加盖的印章系伪造的，但是除提交一些印模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或进行鉴定，而至于函上的银行印章真伪，张锡民作为普通人无从得知。同时，如果该印章确系伪造而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却未进行报警等处理，也可看出其存在管理缺失，安全保障不到位等过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上诉请求。
张锡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支付张锡民款项3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8月23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锡民于2014年8月23日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开户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工作人员办理业务后从柜台领取卡号为6217856000028044625的银行卡、对账薄交给了张锡民后，张锡民通过转账将自己的款30万元汇入该卡号账户中。当日，张锡民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营业厅门口处收到了一份《承诺函》，该《承诺函》承诺张锡民存入的30万元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5年8月22日，存款到期日银行承付该笔存款全部资金，如果银行不付该款，存款人可向上级分行投诉解决。2014年8月23日12:08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将款30万转走，转入徐俊岭卡号（账号209122925334）内，转款用途是“货款”,随后,徐俊岭又向张锡民在北京的账户转账7.2万元。诉讼中，张锡民否认认识徐俊岭,对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的汇款申请书中张锡民签名，张锡民否认系自己亲笔所写，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提出鉴定申请。对于张锡民称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营业厅门口收到的的《承诺函》，张锡民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及其工作人员所提供,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虽然对《承诺书》上的公章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对公章的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张锡民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开户领取银行卡后，在使用银行卡的过程中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产生纠纷，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银行卡纠纷，本案应按因银行卡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从张锡民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开户来看，张锡民在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开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存款而是为理财之需要，对于张锡民提供的加盖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公章的《承诺函》，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虽然不认可该《承诺函》上的公章,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亦未申请对该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案中，张锡民在银行卡中的款项只须当事人持卡凭密码即可使用，无须发卡行的核对，但是对于一次性超过五万元的取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审核并由当事人签字后方能支付。本案中，根据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的由电脑生成的照片无法证实张锡民出现的时间点就是转款的时间点，因此,张锡民要求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支付银行卡中30万元，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锡民款项30万元;二、驳回张锡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
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了照片四张（张锡民在银行柜台照片及照片属性、涉案银行卡照片及照片属性、张锡民身份证影印件、系统核查张锡民身份信息电脑页面截图）。该宗照片是张锡民办理转款业务时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系统远程授权时所拍摄，照片属性显示张锡民及银行卡照片形成时间为2014年8月23日12:07，该时间为张锡民转款时间。另外，张锡民身份证最近验证时间为2014年8月23日11:59。拟证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为张锡民办理转款业务时，张锡民就在转款柜台边，《付款通知书》上是否是其本人签字不影响转款业务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经质证，张锡民认为，首先该宗照片并不能证明张锡民出现在柜台的时间系转款的时间；其次在该宗照片中与照片相对应的“属性”信息栏也是与照片拼接而成，同样无法证实该照片的形成时间到底是何时；第三，如果张锡民在转款的时间确实出现在柜台，那么相应的《汇款申请书》等应由其本人所签。因此，该宗照片无法达到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证明目的，张锡民对该宗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
对该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银行相关监管规定，张锡民在办理银行卡时系统仅审查其身份证并要求其设置密码，并不需要审查其现场照片，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所提交的该组照片应系后台系统在张锡民转款时所审核的照片，结合银行相关监管规定，综合该组照片所载明的信息，本院对该组照片上传于银行后台审核系统的时间予以确认。
张锡民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1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栏目“丢失的存款”光盘一张，该节目对同类案件存款的丢失以及银行存在的过错均做了详细报道，用以佐证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本案中存在相应过错。证据二，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刑初651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该判决书中所体现的内容与本案相同，并且在判决书中也说明了在该刑事案件中的银行工作人员伪造金融票证，挪用资金，侵害储户存款的事实。在这起刑事案件中介绍人为洪玲，受害人为张锡民。证据三，张锡民到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存款的介绍人洪玲提供的证明，拟证明张锡民在进行存款业务后再未返回到中国银行市中支行。
经质证，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认为，证据一仅是一个新闻调查，没有统一性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节目中的观点只是个人观点，与本案无关，因此该光盘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张锡民的证明目的。证据二因张锡民提交的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判决是否生效也无法证实。即使该判决为真实的，判决书中所描述的犯罪事实也与本案没有关系，与本案的事实也完全不同，涉嫌罪名也不一致，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并无涉嫌犯罪的情况，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无法定情形应出庭作证，该证明中说“张锡民除了上午在市中支行办理过30万元的存款之后，再没有到过市中支行”，并未明确说明何时离开中国银行市中支行。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证据二与本案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三系书面证人证言，但证人洪玲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该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于2014年8月23日11:59将张锡民的身份证影印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的《中国银行联网核查日志统计表》显示，12:00后台系统核查了张锡民的身份证，并且核查结果显示“一致有照片”。12:08张锡民账户向徐俊岭账户完成转账30万元。
本案一审过程中，张锡民提交《承诺函》一份，对该《承诺函》上加盖的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印章，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不予认可，并提交了其本行的印章样章，样章显示与《承诺函》中的印章明显不同，张锡民未有证据证明《承诺函》中的印章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曾使用过的印章。张锡民主张该《承诺函》系其由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工作场所内向其提供，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亦不予认可，张锡民亦未提交证据证实。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2号）第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第三部分第一项规定：“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对于他人代理办理的，银行应严格审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张锡民将其所属的人民币存入中国银行市中支行而引发的纠纷，本案应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银行卡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是否应对张锡民账户向徐俊岭账户转账的30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作出认定的关键是审查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将张锡民银行卡中30万元转出是否符合银行相关监管操作规定以及该转款行为是否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张锡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
本案中，张锡民的涉案款项向徐俊岭账户完成转款的时间为12:08。根据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国银行市中支行于11:59将张锡民的身份证影印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12:00系统核查了张锡民的身份证，并且核查结果显示“一致有照片”，说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转款前审核了张锡民的身份证件。张锡民的银行卡设置有密码，在涉案款项转出时，银行系统亦验证了张锡民设置的银行卡密码，而张锡民未举证证明银行操作人员知晓其设置的密码。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办理涉案转款业务时的操作符合银行相关监管规定。张锡民主张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在操作过程中未尽到监管责任，具有过错，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
张锡民提交的《承诺函》上加盖的公章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样章明显不符，张锡民未有证据证明《承诺函》中的印章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曾经使用过的印章，亦未能证实该《承诺函》系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向其交付的，故该《承诺函》并非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民事行为，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张锡民提交的其所收到的7.2万元“利息”系从徐俊玲账户中转入，而非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向其支付，加之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否认向其承诺过“返息”，因此张锡民关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向其承诺“高息”、“一年后承付全部资金”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锡民所主张的汇款申请书、付款通知单上“张锡民”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2号）第八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第三部分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存款人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支取业务的，银行应核对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根据中国银行市中支行提交的证据显示，在办理张锡民的转账业务时，张锡民提交了身份证信息，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后台审核系统进行了审核并保存了相关资料，故应认定该转账行为系张锡民所为。张锡民所主张的汇款通知书、付款通知单中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即使该主张成立，亦不能否认转账行为系张锡民所为。
综上，张锡民关于中国银行市中支行应赔偿其30万元款项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不应支持。中国银行市中支行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21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锡民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张锡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
代理审判员 杨晓辉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