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湖安民初字第1197号
原告：沈伟成。
委托代理人：喻继发。
被告：黄九斤。
被告：黄坚。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宏彪。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公司。
代表人：钱乐诚。
委托代理人：卢祖伟。
委托代理人：潘诚伟。
原告沈伟成为与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太保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08年9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10月31日、2009年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喻继发，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的委托代理人陈宏彪，被告安吉太保公司代表人钱乐诚的委托代理人卢祖伟、潘诚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伟成诉称，2004年3月17日，被告黄九斤驾驶被告黄坚所有的浙E×××××号轿车沿浦源大道由西向东行驶，在左转弯的过程中，与对向行驶的原告驾驶的浙E×××××号摩托车相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毁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黄九斤负主要责任。原告受伤后，先后住院治疗三次，现已基本康复，但构成了伤残。被告黄坚在被告安吉太保公司为浙E×××××号轿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因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赔偿原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费等共计371660元；2.被告安吉太保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辩称，原告请求的部分赔偿项目数额过高，缺乏依据。两被告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向原告赔偿了39422元，且因浙E×××××号轿车在交通事故中也有损坏，该损失原告应当予以赔偿，要求在本案中抵扣，故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安吉太保公司辩称，原告请求的部分赔偿项目数额过高，缺乏依据。本保险公司仅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承担责任，且不承担乙类和丙类药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故请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庭审中，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无异议：
2004年3月17日，被告黄九斤驾驶被告黄坚所有的浙E×××××号轿车沿浦源大道由西向东行驶，在左转弯的过程中，与对向行驶的由原告驾驶的浙E×××××号摩托车相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毁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黄九斤驾驶机动车借道通行，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持准驾不符的驾驶证驾驶二轮摩托车且未戴头盔，是造成该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受伤后即入医院治疗，先后住院73天，共支出医疗费用58615.10元，伤残用具费185元。现原告虽已基本康复，但经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鉴定，事故已造成原告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各一处。原告为此开支鉴定费用1600元。2004年2月25日，被告黄坚在被告安吉太保公司为浙E×××××号轿车投保了机动车辆综合险。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期限自2004年2月26日零时至2006年2月26日零时。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为200000元，且不计免赔率。“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第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第十五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次事故造成浙E×××××号轿车损失2880元。肇事车辆在被告安吉太保公司投有车辆损失险，但被告黄坚尚未就该车辆损失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要求。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即由安吉县交警大队组织调解但未果，并于2007年11月7日调解终结。
下列事实，原被告存有争议：
1.原告的误工时间和护理时间。原告主张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误工时间是548天，护理时间是343天。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安吉县人民医院于2007年10月23日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五份。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些“医疗诊断证明”系事后补写，且与鉴定结论相佐，故应以鉴定结论确定的时间作为认定原告误工时间和护理时间的依据。本院认为，因安吉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确系事后补写，难于真实反映原告的误工时间和护理时间，故被告的异议成立，本院对该些“医疗诊断证明”不予采信，本院依据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认定原告的误工时间为18个月，护理时间为3个月。
2.原告的误工费损失。原告向本院提供原告“执法证”一份、活期存折明细帐（2006年工资）以及安吉县港航管理处2008年8月26日、11月3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要求证明原告因误工造成误工损失150056元的事实。被告对原告系安吉县港航管理处职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应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系安吉县港航管理处职工，有固定的收入。因此，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活期存折明细帐（2006年工资）及安吉县港航管理处2008年8月26日出具的“证明”，由于该两证据内容均是反映原告2004年前三年及2006年所得工资，故该两证与认定原告交通事故受伤后18个月的误工期间内减少收入的事实无关。虽然安吉县港航管理处在2008年11月3出具的“证明”中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未能正常上班。2004年3月17日至2004年12月31日，200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期间，除单位发给基本工资外，奖金、加班工资、旅游津贴费、航查补贴费等其它项目补贴均未发给。2004年4月至12月实际减少收入64512元，2005年实际减少收入85544元，休息期间未享受金额人民币合计150056元整。”，但因该“证明”仅是孤证，且因原告的“奖金、加班工资”均不属原告必然产生的收入，确定原告该些收入的多少的根据应当是原告实际工作的业绩。即该些收入的减少不能仅归因于原告“因交通事故未能正常上班”。而“旅游津贴费、航查补贴费等其它项目补贴”如是单位或者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告作为港航管理处职工应当享受的固定补贴和收入，则又缺乏这些规定予以佐证，本院无法确定该些补贴是否会仅仅因为原告“未能正常上班”而减少，故原告的证据难于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因此，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定。但本院考虑到原告在交通事故后“未能正常上班”至少是导致其在单位中前述各项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的事实，酌情确定原告的误工费损失是60000元。
3.原告的交通费损失。原告主张其因治疗和处理交通事故造成交通费损失5000元，为此，向本院提供交通费用票据若干。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原告的该项损失不合理。被告安吉太保公司则对此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用票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但考虑到原告因治疗和处理交通事故确有交通费用开支的事实，同时考虑原告的居住地与主要治疗单位及事故处理单位同处一县（城）的事实，酌情确定原告该项损失为1000元。
4.原告的财产损失。原告主张在交通事故中其所骑乘的摩托车损坏，造成财产损失2000元，衣物损坏致损失1500元，并为此向本院举证2008年10月27日“交车单位”署名“方浩”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一份。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回收证明”开具的时间已相隔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已有四年，故不能证明被回收的摩托车是在本案交通事故中被毁的事实。被告安吉太保公司认为，该“回收证明”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内容来看，被告所提出的异议能够成立，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但因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明确，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致两车损坏，故可认定原告骑乘的摩托车已经损坏的事实。因此，本院确定原告的摩托车损失为1000元。至于原告主张的衣物损失，因原告未能举证，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4．原告的营养费损失。原告主张因疗伤开支营养费5000元。被告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治疗期间开支了营养费。本院认为，营养费应当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意见确定。虽然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但从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并已构成九级、十级伤残的情况分析，原告的营养费损失本院应予酌情支持。故本院确定原告营养费损失为2000元。
5.原告的后续治疗费。原告以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及湖州第一医院于2007年10月26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为据，主张其尚需行人工全膝置换术而需后续治疗费50000元。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湖州第一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仅是“估计”原告尚需行人工全膝置换术需治疗费50000元，而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也没有对此作出确切的结论，且“疾病证明书”中没有治疗医生的签名，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对此，本院认为，从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的内容来看，该鉴定所于2008年9月5日接受原告的委托，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误工及护理时间、续医费”进行评定，此时，湖州第一医院出具了“疾病证明书”已作为鉴定材料，成为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既然作为专业机构，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的结论是“鉴于被鉴定人左胫骨平台骨折畸形愈合、关节损伤，其后续医疗费可参照相关专业医疗证明”，说明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未对“疾病证明书”的内容持有异议，也即嘉兴新联司法鉴定所经鉴定后也认可原告尚需行人工全膝置换术并需后续治疗费50000元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供的两份证据相互之间能够映证，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原告的后续治疗费为50000元。
6.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已作的赔偿。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向本院提供安吉县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押金存款单”及“预收（暂扣）款票据”五份、原告妻子出具的“收条”一份，以及安吉县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收费收据”三张，要求证明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已向安吉县交警大队交付了29200元事故押金，给付了原告现金2000元，为原告垫付了住院治疗费7200元，支付了原告门诊费用1222元，共向原告赔偿了39422元的主张。对此，被告安吉太保公司没有异议。原告则认为，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交纳于安吉县交警大队的押金其并未实际领取，而原告妻子出具的“收条”中“收到黄坚人民币2000元，交款收据3张，共计7200元。”的意思，是指包括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给付的现金2000元，和垫付了住院治疗费以及支付的门诊费用1222元共计7200元，而非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所主张现金2000元、住院治疗费和门诊费用1222元共计10422元。对此，本院认为，因安吉县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押金存款单”及“预收（暂扣）款票据”只能证明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曾向交警部门交纳事故押金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得到该些押金赔偿的事实，故该些押金不能认定为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已经作出的赔偿。至于原被告就“收条”内容的不同解释，本院认为，因“收条”在“收到黄坚人民币2000元”和“交款收据3份”之间中仅使用了“逗号”，故从中文语法的习惯分析，“收条”的内容说明出具收条人“共计”收到的“7200元”包括了“收到黄坚人民币2000元”和“交款收据3份”。同样，因该“收条”中并无关于“门诊费用1222元”的内容，说明出具收条人收到的“7200元”，没有包括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支付的门诊费用1222元。因此，本院认定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已向原告赔付的金额是8422元。
综上，本院除对原被告均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还认定本案的其他事实如下：
原告因交通事故致误工时间18个月，护理时间3个月。原告的损失还包括：误工费损失60000元；营养费损失2000元，交通费损失1000元，财产损失1000元，后续治疗费50000元。另经本院计算，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是1095元、伤残赔偿金是90525.60元，护理费损失是2700元。同时，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据本案交通事故中当事人的过错、负担赔偿的能力以及原告的损害后果和本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
事后，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已赔偿原告8422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本案中，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被告黄九斤因交通事故致原告损害，是本案的赔偿义务人。因被告黄坚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基于该被告对肇事车辆负有的管理职责，该被告也是本案的赔偿义务人。该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因原告与被告黄九斤在交通事故中均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减轻被告黄九斤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与被告黄九斤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以及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被告黄九斤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黄九斤应当赔偿原告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财产损失费、伤残用具费和伤残赔偿金以及鉴定费等214976.56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当然，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已经赔偿原告的8422元应当予以扣除。
因肇事车辆在被告安吉太保公司投有第三者责任保险，故被告安吉太保公司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直接向原告赔偿保险金。依保险条款，被告安吉太保公司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本案保险合同签订后已经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该〈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即自2004年5月1日起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包括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金额的计算均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法定依据。故在保险赔偿金额应当如何核定的问题上，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4年6月4日对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法研（2004）81号《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中说：“你厅《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函》（保监厅（2004）90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法本条所确定的自愿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法第四条也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我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但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履行均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合同目的。合同订立后，由于不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包括合同订立后法律、政策的变动，可能导致合同内容的不确定，从而影响合同的履行，甚至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合同双方应本着实现合同目的的愿望，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修补、明确合同的内容以促进合同的履行，减少合同履行中的变数。并且，先发现该不确定危险因素的一方，有义务将已方的发现及时通知对方，提请对方注意，并可提出己方相应方案以与对方磋商，以期取得一致从而保障合同目的的实现。另因保险合同系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相对于合同对方，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更负有将相关情事，特别是合同订立后法律、政策上的变动情势，及时通知合同对方、提醒对方注意及将己方的对策通知对方的义务，这样才足以使作为合同对方享受其应当享受的知情权及选择权，从而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致失衡，合同相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致落空。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的《答复》内容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即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经协商变更合同，也可选择不予变更而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但该《答复》属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的专项答复，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司法解释文件而未公开发布，因而被告的客户即被保险人包括本案原告因难以知情，故难以知其利害，故而难以行使其选择权。而被告作为中国保监会管理下的保险机构，对于该《答复》应当知情，故被告就有义务基于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将其所知晓的《答复》通知原告，提醒原告明了变更合同与不变更合同的不同后果，告知原告享有选择是否经协商变更合同的权利、提供已方所拟变更方案以与对方协商或由对方选择，以期事故实际发生时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致落空。在本案，被告未妥善履行其上述义务（被告未就其履行该义务的事实举证，则本院推定其未履行该义务），其行为构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违约情事，对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另一方即被告颇为不利。因此，为了衡平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被告未履行其相应的通知等义务的情况下，在计算保险金额时，应排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规定的适用，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计算保险金额的基础金额，并结合保险合同的其它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由被告对原告承担支付保险赔偿责任。由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限额为20万元，且投了不计免赔险，同时还约定保险公司不负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在除外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和已赔偿原告的8422元后，仍应赔偿原告的金额超过20万元，故被告安吉太保公司应当向原告赔付20万元。
至于被告安吉太保公司不承担乙类和丙类药的赔偿责任的辩解，因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要求原告赔偿交通事故中造成其车辆损失，并要求在本案中予以抵扣的主张，因该车辆投保有车辆损失险，而被告黄坚尚未就车辆损失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赔偿原告沈伟成211554.56元。其中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伟成200000元；余款11554.56元，由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伟成。
二、驳回原告沈伟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6880元，由原告沈伟成负担2880元，被告黄九斤、被告黄坚负担4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俞一农
审判员 王孝林
审判员 赵 歆
二〇〇九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沈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