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槐行初字第53号
原告管继永，男。
委托代理人王杉，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于国辉，处长。
委托代理人孟庆聪，该单位法监支队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晖，该单位法监支队干部。
第三人江海，男。
委托代理人王强，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管继永不服被告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简称济铁公安处）对其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了该案，并于2015年11月17日向被告济铁公安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江海对被告济铁公安处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济南铁路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案于2015年12月11日中止审理，并于2016年1月14日恢复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管继永及委托代理人王杉，被告济铁公安处委托代理人孟庆聪、郑晖，第三人江海及委托代理人王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管继永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案件事实查明情况不属实，缺乏相关证据。被告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查明内容为“管继永与江海在泰山站一楼客运值班室因工作发生口角，相互抓扯搂抱的同时，管继永用对讲机砸江海头部一下，后二人同时摔倒……”，该述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情况是：江海先是用话语对原告挑衅，但在原告保持克制忍让的情况下，江海进而以肢体袭击原告，直接用手臂勒住原告的脖子，并使劲踹击原告的小腿，导致原告摔倒，造成原告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内侧半月板破裂，随后有同事赶到把原告扶起坐在椅子上，这时江海依然言语恶劣说不在屋里打，等下班后出去弄死原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江海言语对峙，后江海再次勒住原告的脖子把其摔倒在地。原告在头晕、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仅做出自然抓扯反抗反应。这些事实情况原告在济南铁路公安局泰山站派出所（简称泰山站派出所）调解此案的调解笔录以及泰山站派出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里有详细说明，但是被告对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没有如实反映事实情况，且缺乏证据。其次，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泰山站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查明的相关内容不符。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内容直接省略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查明内容“江海搂住原告的脖子和腰，造成原告颈部、背部外伤及软组织伤”等关键事实，有所偏颇，有失公允。并且，泰山站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都没有写明原告被江海殴打造成轻伤一级的内容。在原告多次申辩的情况下，被告并没有进一步查明原告申辩陈述的事实情况，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履行相关程序，对于原告明显不公。再次，在泰山站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调解室给原告及江海调解时的笔录有记载，证人有韩昌利、潘燕、李伟、贾立军、赵杰五人。泰山站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调解室对原告与江海冲突事件进行调解时采取了上述五人的证言，但是被告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只是采纳了其中三人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矛盾。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规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内容为“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而事实情况却是江海先动手殴打原告，造成原告左膝交叉韧带断裂、内侧半月板破裂，构成轻伤一级，有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为证。而原告在江海施加身体伤害行为、用手扼制咽喉要害部位的情况下，仅是作出自然反抗反应，并没有殴打江海或者故意伤害江海身体行为，而实际上原告在腿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的反抗行为也没有给江海造成身体上大的伤害。在此情况下，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缺乏证据且适用法律法规存在错误，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管继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1、泰山站派出所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管继永在告知笔录中提出申辩，被告没有进行答复；2、泰安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历，证明江海的侵害行为造成管继永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膝半月板撕裂等多处外伤；3、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证明江海的侵害行为造成管继永的伤情构成轻伤一级；4、江海录音资料，证明江海承认其对管继永的伤害并与管继永协商赔偿事宜。
被告济铁公安处辩称，一、我处办理该案程序合法，调查及时，符合法律要求。1、案件受理及初步调查。2月15日，泰山站职工管继永向我处泰山站派出所报案称：2月9日10时50分许，其与同事江海因为工作发生纠纷，被江海殴打并摔伤。管继永称：开始泰山站要为他们进行调解，所以没有当天报案，后经泰山站调解，双方达不成协议，所以才于2月15日向泰山站派出所报案。因管继永报案时间较晚，很多原始证据已无法取得，对该案查清事实造成较大影响。泰山站派出所经调查，因管继永伤情无法确定是否为轻伤以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要求，先按行政案件受理。按照规定：行政案件办案期限为30天，案件重大复杂的，可以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延长30天。泰山站派出所于2月15日接受管继永向泰山站派出所电话报案，制作了受案登记表，报所长审批后正式受理了该案。2月16日，泰山站派出所及时派民警到医院给管继永做了笔录。随后对江海和在场的其他职工做了笔录。因为管继永一直住院，无法做伤情鉴定，案件无法进入下一环节，因此，泰山站派出所于3月13日向济南铁路公安处（简称济铁公安处）呈报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办理了案件延期手续，将办案期限延长至60天。2、伤情鉴定情况。3月20日，泰山站派出所为管继永出具了伤情鉴定委托书。因泰安市公安局不予鉴定，泰山站派出所于3月30日为其出具了第二份伤情鉴定委托书，让管继永到济铁公安处做伤情鉴定。经法医了解情况，认为管继永还在恢复期，应在出院后三到六个月进行鉴定。6月24日济铁公安处对管继永的伤情进行了鉴定，7月3日做出鉴定结论：管继永的伤情为轻伤。并于7月7日将鉴定结果告知双方当事人。以上时间为鉴定时间，共计105天。按照法律规定，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3、转为刑事案件办理情况。7月10日，泰山站派出所将案情向济铁公安处汇报，济铁公安处组织刑事、法监部门对案情进行研究后，决定立案进行调查，并于7月10日制作了立案决定书。因此，该案的行政办案时间符合法定的办案期限。该案立为刑事案件后，公安处指导泰山站派出所进行全面调查。泰山站派出所根据要求，对两名当事人及案发时在现场的其他职工进行了重新调查，并扩大调查范围，查找新的证据，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经最后调查，致使管继永轻伤的原因不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管继永的伤情系江海故意伤害所为，但有多名证人证实双方当时有搂抱、撕扯等互相伤害行为，管继永用对讲机砸了江海的头部。因此，我处决定撤销该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进行处罚。二、管继永与江海二人系互殴，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现场证人韩昌利、李伟、赵杰等人证实，管继永、江海二人，因为工作纠纷发生争吵，先后两次抓扯搂抱在一起，在此过程中，管继永用对讲机砸了江海头部一下，后来二人同时摔倒。以上行为，使江海头部软组织受伤，右耳内壁出血，脖颈处有勒痕；管继永颈部、背部外伤及软组织伤。另外，管继永左膝内侧半月板破裂，左膝交叉韧带断裂，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以上两处伤害是江海故意伤害所为。因此，江海、管继永二人系互殴，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二人应该承担各自相应的法律责任。三、该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根据调查查明，江海、管继永因为工作发生纠纷，互相抓扯搂抱，并摔倒在地，致使双方多处受伤，除管继永左膝内侧半月板破裂、左膝交叉韧带断裂两处伤害无法确定原因外，已查明的事实，双方情节相当，由多名现场证人证实，二人的行为均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构成了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考虑到二人主观恶性不大，因此，我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江海和管继永行政罚款二百元的处罚。该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幅度适当。我处在处罚的同时，对于管继永无法查明伤害原因的轻伤，告知管继永就伤害赔偿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综上所述，我处在办理管继永与江海故意伤害案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及时调查取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及时作出了行政处罚。因此，我处认为：该案的调查处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请法庭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济铁公安处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复印件：1、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行政处罚决定书，2、济南铁路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3、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撤销案件决定书，4、法医鉴定委托书，5、受案回执，6、拒绝签字记录，7、调解笔录（第一次），8、调解笔录（第二次），9、拒绝签字记录，10、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贾立军），；11、询问笔录第一次（贾立军），；12、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李伟），；13、询问笔录第一次（李伟），；14、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李伟），；15、询问笔录第二次（李伟），；16、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赵杰），；17、询问笔录第一次（赵杰），；18、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赵杰），；19、询问笔录第二次（赵杰），；20、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韩昌利），；21、询问笔录第一次（韩昌利），22、事情经过（韩昌利），23、询问笔录第二次（韩昌利）；，24、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韩昌利），25、户籍信息，；26、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行政处罚决定书（江海），；27、告知记录，；28、询问笔录第一次及权利义务告知书（江海），；29、询问笔录第二次（江海），30、询问笔录第三次（江海），；31、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32、事情经过（江海），33、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诊断记录，34、泰山站派出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江海），35、泰安市中心医院门诊病历（江海），；36、户籍信息（管继永），37、告知记录（管继永）；38、事情经过（管继永），39、泰山市中心医院诊断证明书（管继永），40、泰山站派出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管继永），41、伤情鉴定书收到条（管继永），42、伤情鉴定通知记录（管继永），43、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管继永），44、询问笔录第一次（管继永），45、询问笔录第二次（管继永），；46、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管继永），；47、询问笔录第三次（管继永），48、济南铁路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其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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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4、16、18、20、24、25、27、31、36、37、43、46号证据证明被告济铁公安处依法对该案进行了调查，并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其中11、13、15、17、19、21
--23、26、28、29、30、32--、33、34、35、38--
42、44、45、47、48号证据为被告济铁公安处作出处罚的事实依据。管继永于2016年2月4日向本院申请调取证人潘燕的询问笔录，被告济铁公安处于2016年2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49、询问笔录第一次（潘燕），50、询问笔录第二次（潘燕），51、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因证人潘燕没有看到具体过程，故被告济铁公安处没有将49
--51号证据作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三人江海辩称，2015年2月9日，江海因工作问题遭受管继永殴打，仅为自卫抱住管继永。后管继永趁江海不备抱住江海，致使二人摔倒在地，管继永受伤。被告济铁公安处在明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是江海故意伤害所为”的情况下，对江海作出了行政处罚。
第三人江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复印件：1、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济南铁路公安局作出的济铁公复决字[2015]02行政复议决定书。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所提供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一、原告管继永对被告济铁公安处的提交的6号证据有异议，该证据中管继永拒绝签字要求被告查清事实，但被告没有进行核实和答复；对21
--2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证人韩昌立与江海的关系要好，其作出的证言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对28--
30号证据有异议，江海陈述的是管继永用对讲机砸其左侧太阳穴，但是济铁公安处对江海和管继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查明的内容却是江海右耳内壁出血，与事实不符；对33号证据有异议，江海的入院时间为2015年2月11日，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所患病症与此案有关；对40号证据有异议，对该证据中查明的内容不予认可，管继永在笔录中写下了陈述和申辩，但是没有收到核实或反馈；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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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潘燕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管继永对江海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二、第三人江海对原告管继永提交的2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江海对其造成的伤害，3号证据与2号证据相互矛盾；对管继永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三、被告济铁公安处对原告管继永提交的4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管继永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江海对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11、13、15、17、19、21、23号证据有异议，因为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江海对管继永进行殴打，仅能证明二人有搂抱行为；对49
--50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潘燕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济铁公安处对第三人江海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管继永提交的1--
3号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提交的4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49--
51号证据，因被告济铁公安处未将上述证据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依据，故上述证据不具有证据的效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济铁公安处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江海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9日，原告管继永与第三人江海在泰山站发生纠纷，二人均为泰山站职工，管继永于2015年2月15日向泰山站派出所报警，泰山站派出所于2015年2月16日受理该案。被告济铁公安处经调查查明：管继永称因泰山站要为其二人调解，故没有报警，后双方达不成协议，所以才于2015年2月15日向泰山站派出所报案。因管继永报案时间较晚，很多原始证据已无法取得，对该案查清事实造成较大影响。泰山站派出所于2015年3月30日为管继永出具伤情鉴定委托书，2015年6月24日济铁公安处对管继永的伤情进行了鉴定，7月3日作出了鉴定结论，管继永的伤情为轻伤，并于2015年7月7日将鉴定结果告知双方当事人。2015年7月10日，被告济铁公安处对该案作出了刑事立案决定书，经过调查，因致使管继永轻伤的原因不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管继永的伤情系江海故意伤害所导致，但有多名证人证实两人二者当时确有搂抱、撕扯等互相伤害的行为，因此被告济铁公安处决定撤销该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进行处罚，被告济铁公安处于2015年11月2日对管继永作出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江海作出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管继永、江海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管继永对被告济铁公安处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查明，第三人江海对济铁公安处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5年11月5日向被告济铁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济铁公安局同日受理。济铁公安局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济铁公复决字[2015]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济铁公安处于2015年11月2日对江海作出的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10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济铁公安局于2015年12月25日分别向济铁公安处、管继永分别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12月29日向江海送达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人江海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铁路公安机关管辖列车上，火车站工作区域内，铁路系统的机关、厂、段、所、队等单位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以及在铁路线上放置障碍物或者损毁、移动铁路设施等可能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盗窃铁路设施的行政案件。”本案中，原告管继永所诉事项的发生区域在济铁公安处行政管理区域内，因此济铁公安处具备本案的行政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管继永与第三人江海于2015年2月9日10时50分许在泰山站一楼客运值班室因工作发生纠纷，二人相互抓扯搂抱后同时摔倒，属于互相殴打的行为，由于原告管继永主观恶性不大且其情节较轻，济铁公安处据此作出济铁公（泰山）行罚决字[2015]9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管继永处以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管继永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告济铁公安处虽在答辩中称“泰山站派出所于2015年3月13日向济铁公安处呈报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办理了案件延期手续，将办案期限延长至60天”，但被告济铁公安处并未向法院提交其延长办案期限的证据，故该案的办案期限仍应为30日，被告济铁公安处下属的泰山站派出所自2015年2月15日受理案件，于2015年3月30日向管继永出具伤情鉴定委托书，2015年7月7日将伤情鉴定结果告知双方当事人，直至2015年11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超出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属于程序上的轻微违法，但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超出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办理本案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管继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管继永负担30元，被告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负担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 瑾
人民陪审员 关为民
人民陪审员 姜丽丽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