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7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致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勇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代表人：方舟。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志辉。
上诉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2）杭上商初字第1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5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同方公司与杭州盘石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石公司）曾签订《电脑订购单》，约定由同方公司向盘石公司提供电脑货物，盘石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部分货款。2011年11月30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同方公司、盘石公司签订一份《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由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票据贴现的全部手续。2011年12月5日，受同方公司委托，盘石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公贴现字第99072011270392”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贴现金额为800万元，贴现利率由双方商定并记载于贴现凭证，贴现期限为自贴现之日至汇票到期之日间的实际天数。另约定：汇票贴现后若遭拒付，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有权要求同方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收到商业汇票项下款项的时间超过约定的期限，则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有权按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上浮50%向同方公司追索逾期罚息。同方公司应承担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为行使追索权而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盘石公司持号码为“001××××7788”号商业承兑汇票代理同方公司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贴现。该汇票载明：付款人为盘石公司，收款人为同方公司，汇票金额为8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6月4日，承兑人为盘石公司，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在汇票背面背书栏处签章。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审核后予以贴现。嗣后，受同方公司之委托，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又先后签订四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与“公贴现字第99072011270392”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系相同的格式合同，除约定的贴现金额、记载的汇票内容不一致外，其余均相同。此外，上述合同约定的贴现金额与申请贴现的汇票记载金额均一致。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申请贴现的四张商业承兑汇票除汇票金额及出票日、到期日、被背书人外，其余记载内容与“001××××7788”号汇票记载相同。详细如下：1、2011年12月21日签订的“公商贴现字第99072011269101”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汇票号码为“001××××7789”，汇票金额为5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6月20日。2、2012年2月17日签订的“公商贴现字第99072012296538”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汇票号码为“001××××9517”，汇票金额为2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8月16日。3、2012年2月27日签订的“公商贴现字第99072012295770”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汇票号码为“001××××9520”，汇票金额为3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8月26日。4、2012年3月8日签订的“公商贴现字第99072011294937”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汇票号码为“001××××9521”，汇票金额为2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月7日。现上述汇票均已到期，到期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托收款项时，因盘石公司存款不足而遭退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为此垫付了票款。故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同方公司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经侦大队提出控告盘石公司和民生银行涉嫌合同诈骗，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经侦大队经审查后，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认为同方公司提出控告的盘石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票据记载事项完备，背书依次连续，符合有效票据的形式要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涉案票据的最后持票人，在该票据到期被拒绝付款后，向背书人即同方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于法有据。涉案票据经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故同方公司认为本案仍需中止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同方公司提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盘石公司存在共同诈骗的故意或共同过失，因而不享有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同方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票据款的请求成立，同方公司应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支付票据款2000万元，并支付自汇票到期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罚息利率计收）。经计算，暂算至2012年10月11日的逾期利息为450447.91元，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的逾期利息为450333.33元，略少于实际逾期利息损失，此系其自行处分其民事实体权利，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要求同方公司支付律师费20万元的诉请，因出庭律师与《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委托的律师不一致且未实际支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票据款2000万元。二、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逾期利息450333.33元（暂算至2012年10月11日，此后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另行计付）。三、驳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52元，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1000元，其余案件受理费14405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同方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恢复审理不当，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不应恢复审理。原审判决书称本案“同方公司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举报案涉五份票据涉及刑事犯罪，该局同意对该五份票据进行调查”及“经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调查，确认盘石公司没有犯罪事实”，与事实不符。同方公司是以合同诈骗罪为由向公安机关举报，并非判决书所称“举报案涉五份票据涉及刑事犯罪”。在同方公司报案前，公安机关即于2012年6月1日对盘石公司涉嫌票据诈骗罪（与同方公司报案的并非同一事实、同一罪名）立案侦查，同方公司报案后，公安机关认为本案中的五份票据亦可能涉嫌犯罪，因此将其一并纳入侦查范围。原审法院在作出（2012）杭上商初字第165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终止诉讼时，在裁定书中载明“本案所涉付款人为杭州盘石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五份商业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2×××8、2×××9、2×××7、2×××0、2×××1）也属于该刑事案件的调查范围”（裁定书第1页倒数第4行），该事实系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后查明的事实。公安机关在其出具给同方公司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中，虽认为盘石公司没有犯罪事实，但仅针对同方公司举报的合同诈骗案，而非针对其早已立案的盘石公司票据诈骗案。原审法院仅以一句“没有犯罪事实”，便以偏概全，认为盘石公司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继而决定本案恢复诉讼，缺乏事实依据。据了解，公安机关至今仍在对盘石公司涉嫌票据诈骗案件的侦办过程中，从未排除其犯罪嫌疑，也并未明确表示本案所涉的五份商业承兑汇票已不属于该刑事案件的调查范围。为查明本案事实，明确案件恢复审理的依据，同方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申请书，请求公开作出（2012）杭上商初字第1655号《恢复审理通知书》决定恢复本案继续审理的依据，但原审法院并未理会，径直作出一审判决。因此，同方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混淆了同方公司控告的盘石公司合同诈骗罪和公安机关一直在侦办的票据诈骗罪的区别，忽视了盘石公司开具承兑汇票并委托民生银行贴现的过程中，存在着二者恶意串通、隐瞒事实，损害同方公司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盘石公司现正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且本案所涉的五份承兑汇票亦在该案的调查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2条之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据此，人民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应当遵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待公安机关查明本案事实后再行恢复审理，不应在事实不清，未排除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径直判决。2、同方公司从未委托盘石公司签订《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庭审过程中，同方公司一再强调从未委托盘石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签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同方公司虽在《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中授权盘石公司代为签署贴现协议，但授权范围仅限于确定贴现利率（见合作协议第三条）。即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中有关于贴现利率的约定，也不能将该合同等同于“贴现协议”。如上所述，同方公司近授权盘石公司确定贴现利率，对于上述授权范围以外的合同条款，如在合同中对同方公司的权利进行限制或使同方公司承担不在其办理委托时能够预见到的义务的，除非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有证据证明在签约时曾向同方公司专门征询过该条款，否则该条款对同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二、判决书行文明显不规范、草率。1、原审判决载明“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判决书第8页第9行）。但在下文中，原审法院并未结合其他证据对该两份证据进行认定，两份证据也未能在法院认定的事实内予以援引。原审法院实质上未对该两份证据做任何认定，客观上剥夺了同方公司的举证权利。2、原审判决载明“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告陈述的基本一致”（判决书第8页第11行），同方公司难以理解此处的“基本一致”的含义。纵观整份判决书，并未指出究竟哪些事实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陈述一致而哪些不一致，判决书行文不规范。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陈述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原审法院应当列明并不予采信，如此同方公司才有针对性提出上诉意见的可能。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陈述不实的情形影响到对关键事实的认定，而原审法院却未指正，无疑将影响到同方公司的实体权利，也不利于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基于以上第一、第二部分的意见，原审判决在程序上错误的恢复本案审理并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判决书行文不规范，理应予以撤销发回重审。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盘石公司没有实际付款能力开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享有票据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涉案票据的最后持票人，在该票据到期被拒绝付款后，向背书人即同方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于法有据”（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5行），即法院认定本案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是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向同方公司行使追索权。然而《票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盘石公司作为出票人，在没有可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出票，是违反法律规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盘石公司在本次合作过程中的票据付款账户开户行，在明知盘石公司没有可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依然与其签订《委托贴现合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建立以承兑汇票为基础的商业合作关系，其行为本身也违法。由于同方公司自身取证能力所限，无法取得盘石公司在开具五张承兑汇票时其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账户内的资金状况，故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而原审法院对这一可能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事项，却未予许可。且同方公司提交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心查询”，足可证明盘石公司在开具汇票之前已被法院采取执行措施（执行标的3156298元），正是因为盘石公司缺乏履行能力，未能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支付义务，才会被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在庭审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代理人表示，对盘石公司是否具有开票能力进行审核，并不会去查询其是否涉诉，是否有民事案件被执行。结合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本案商业汇票的出票、背书、贴现等一些列过程中，以《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方式，排除同方公司对上述过程的参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盘石公司操纵、控制了整个贴现的过程；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票据被拒付前即向同方公司提出追索等情形，同方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盘石公司存在共同诈骗的故意或共同过失，并非如原审判决所称“同方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2、票据权利应当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利率上浮50%无法律依据。根据一审判决说理部分之分析，本案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系行使票据追索权，则应当依照《票据法》的规定确定票据前手的法律责任。《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因此，即便法院判令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同方公司享有票据权利，其利息也应当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票据追索法律关系的同时，却又依据《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的约定，将利率上浮50%，缺乏法律依据。且盘石公司签署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未得到同方公司的授权，利率上浮的约定也超越了同方公司对盘石公司确定贴现利率的授权范围，该合同对同方公司无约束力。此外，本案中正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一手主导了与同方公司、盘石公司的票据合作模式，且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接受贴现时对汇票到期时被拒付的结果早有预期，因此才会出现追索日期在前而拒付日期在后的情形。《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正属于恶意取得票据，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另补充以下上诉意见：1、本案应追加盘石公司以及张某作为本案第三人。本案涉及商业承兑汇票，由盘石公司开具，盘石公司拖欠同方公司货款，票据贴现过程也由盘石公司参与，本案诸多事实的查明需盘石公司到庭，且处理结果与盘石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应同时适用《票据法》、《合同法》、《民法通则》作为法律依据，不能同时适用。3、本案涉及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对同方公司没有约束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签约的对象是中小企业，根据相关通知规定，同方公司作为大型上市公司，从人员以及营业收入看，都已超过中小企业的规模，即使同方公司知情，也不会签署或授权他人签署类似合同。4、采用商业承兑汇票交易的模式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以及盘石公司共同向同方公司推荐，但从未提示重大风险，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同方公司作为知名大型公司，在本案纠纷之前，从未使用类似商业承兑汇票交易模式。同方公司出于对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拥有的良好商业信誉，才同意使用此种交易模式，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从未提及该模式的交易风险，且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盘石公司在同方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需同方公司承担义务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由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盘石公司恶意串通，将同方公司隔离于贴现过程，导致同方公司遭受重大损失。5、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张某没有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违规向张某个人授信2000万元，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6、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其银行帐户的监管存在重大过程，未经同方公司授权擅自开具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同方公司处的银行帐户，属于重大违规，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应对此承担责任。对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重大违规行为，同方公司已经向银行监督部门举报投诉。7、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要求支付利息金额的计算依据错误。即使法院判令同方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本案利息也应根据银行的利息计算。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要求同方公司承担的罚息没有相应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在关键证据尚未排除刑事犯罪嫌疑的情况下即用以作为定案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混淆了票据权利与合同权利。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7日恢复本案审理完全正确。本案一审过程中之所以中止审理，是因为同方公司于2013年1月向西湖区公安分局控告盘石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涉嫌合同诈骗，西湖区公安分局立案调查并向一审法院发函，一审法院据此裁定案件中止审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多次向西湖区公安分局提出本案票据并不涉及刑事问题，并于2014年向浙江省公安厅信访反映。2015年4月22日，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核查后回复称：2012年6月1日，西湖经侦大队根据相关供货商的报案对盘石公司涉嫌票据诈骗犯罪立案侦查。2013年1月18日，西湖经侦大队接到同方公司报案，控告盘石公司和民生银行涉嫌合同诈骗。西湖经侦大队将同方公司报案事项列入上述案件并案调查。西湖区公安分局经调查，于2015年4月16日对同方公司控告盘石公司、民生银行合同诈骗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从浙江省公安厅的书面回复可知，经公安机关审查，本案的票据及合同并不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向西湖区公安分局确认后方裁定本案恢复审理。同方公司所谓本案所涉五份承兑汇票仍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中，混淆事实。二、同方公司委托盘石公司代理贴现，应对盘石公司代理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同方公司与盘石公司是票据贴现代理关系，同方公司是委托人（也就是贴现申请人），盘石公司是代理人，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票据贴现的全部手续，包括签订贴现协议、代理在票据上签章等，在2011年11月30日的三方《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是银行的一个业务文本，本案中签约双方只是使用了商业汇票贴现条款及相应部分，合同所述内容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就票据贴现的意思表示，就是贴现协议。同方公司明确授权盘石公司代理其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且在事后收到了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支付的全额贴现款2000万元。当然应该知道盘石公司已代理其办理完成票据贴现事项，其对于办理过程中必须签订的贴现协议内容等应当明知。作为委托人，其应当对盘石公司的代理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三、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持票人依法行使票据追索权，同方公司作为票据贴现申请人（背书人）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票据具有流通性，一旦开具即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本案票据为盘石公司开具的以自己为付款人与承兑人，以同方公司为收款人的商业承兑汇票。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持有该票据并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贴现时，代表同方公司已接受该票据并申请贴现，该票据已进入流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查询该票据真实性后，依约向同方公司办理了商票贴现，并将贴现款全额支付给同方公司，依法取得该等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票据到期被拒付后，依据法律与双方合同约定行使票据追索权，而同方公司作为票据贴现申请人（背书人），当然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同方公司上诉称《票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而盘石公司作为出票人并没有可靠资金来源，故违反票据法规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认为，《票据法》该条规定是对出票人的原则性约束，是要求出票人应当有相应的付款能力。付款能力是综合的、抽象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要求出票人在开具票据时必须在银行账户内存有足额的票款并保持至兑付，开具汇票时银行账户内没有足额存款并不代表其在汇票到期后就不能支付。同方公司上诉状所称完全是对法律的误解。四、同方公司承担基准利率上浮50%的逾期利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案中，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最后持票人向其前手背书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同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与同方公司也是直接的贴现申请人与贴现人关系，双方在贴现协议中对票据被拒付后同方公司未及时支付票款应按六个月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承担逾期罚息。该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当然应予执行。同方公司认为本案应追加盘石公司与张某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对此，如同方公司所述，一审时其已经提出，根据《票据法》第68条的规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仅仅向同方公司形式追索权，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无需追加盘石公司与张某。同方公司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违规开立银行帐户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票据代理贴现业务模式是三方在2011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确定的。综上，同方公司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同方公司、盘石公司三方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内，乙方（同方公司）授权甲方（盘石公司）代理乙方在丙方（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票据贴现的全部手续。乙方授权甲方代理的事项包括：1、代理乙方作为贴现申请人，并以甲方的名义与丙方签订《贴现协议》；2、以甲方的名义代理乙方作为票据持有人在贴现的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甲方代理上述事项时，甲方的签章为甲方在丙方开立结算账户时的预留印鉴或者为甲方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3、以甲方的名义代理乙方办理上述票据贴现业务中的相关法律手续。”审查上述协议内容可以确认，盘石公司代理同方公司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案涉票据贴现业务，系经同方公司授权的行为，该行为的效力及于同方公司，且符合上述合同约定。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票据到期托收款项时遭退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垫付票款后持有票据向其前手同方公司主张权利，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判令同方公司承担逾期利息，符合案涉合同约定。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本案所涉五张票据因盘石公司涉嫌票据诈骗而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本案现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同方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52元，由上诉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