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民终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金岸名都D5栋一、二层商场。法定代表人：钱静，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霖，北京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翊芳，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华，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与万家丽路交汇处东南角湘煤大厦1022号。法定代表人：肖振林，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卓奇，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武冈市安乐乡塘富村8组。法定代表人：陈立志。上诉人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博燃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东电力公司”）、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金时代公司”）、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达绿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6）黔2625民初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博燃料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596979.92元，资金占用费127759元（按银行贷款利率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程序上存在错误，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与所谓第三人的前述两家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更无任何证据能够证实本案所涉煤炭是上诉人向前述两家公司进行了销售，前述两家公司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审理。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首先，通过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多份《煤炭买卖合同》、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销售部、成都铁路局蒿芝塘站出具三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微信联系记录证据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之间存在实际的买卖关系。其次，黑金时代公司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两者之间签订的系虚假合同。第三，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收到的52车煤系上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买卖合同关系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3、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燃料部主管与上诉人就案涉煤炭交易实际履行过程的微信、短信联系记录充分证实了本案煤炭交易的履行情况，且相关交易上诉人均是在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的指示、安排下进行，原审判决对本案重要证据未予采信存在严重错误。4、原审法院查明了2014年10月，上诉人通过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发运给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煤炭共计52车，即是涉案的全部煤炭的事实，却仅仅凭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进而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来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的实际供货关系，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结合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判决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口头辩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关于截留湖南黑金时代部分煤款的请求函》，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来看，都知道有什么法律后果。书面的证据优于口头讲的证据，原审法院那一个没有上诉的案件，即贵州砉丰源矿业有限公司诉黔东电力公司、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它没有上诉是因为原告服判了。而该案就没有上诉人的代理人所讲的《请求函》是根据黔东电力公司燃料采购部副主任刘奇勇指令、安排下写的问题。为什么货物运单上面写的是“代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需要强调的是，恰好货物运单所写的“代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与这个《请求函》的内容形成证据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被上诉人黑金时代公司口头述称，同意黔东电力公司的答辩意见。并补充：公司与上诉人鑫博燃料公司没有合同，没有贸易往来，公司只是与被上诉人源达绿能公司之间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源达绿能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后，原告及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均系被告的煤炭供应商。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2014年8月7日，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供原煤，交货方式为卖方代办铁路运输，交货地点为黔东电力公司专用线（羊坪站），发站点为么铺、打括、久长、六枝、天龙、安顺、扎佐、新平坝、水城东、下藤桥、二塘，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8月31日。同年9月5日，双方又签订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与8月份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同年10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与之前的基本一致，同日及同年11月5日，双方针对10月的《煤炭买卖合同》又签订两份《煤炭供销合同补充协议》增加发站点为黔东南州以外站点。2014年8月10日，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与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源达绿能公司向黑金时代公司供货原煤，交货方式及质量要求等均依照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为准，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0月，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共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83车，其中包括了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蒿芝塘站代发的52车煤炭，即涉案的52车煤炭。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以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且已经将煤炭按照约定发货至被告处为由提起诉讼，而被告否认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口头协议，认为其收到的煤炭系基于其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煤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此条确立了合同相对性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地位。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任何合同以外的第三人都不得请求合同上的权利，也无履行合同义务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煤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无买卖煤炭的合同合意。另一方面，虽然原告想要证明其委托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代为向被告运发52车煤，但货物运单的托运人记载事项却显示托运人是代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不能证实原告是在履行买卖合同义务而向被告运发52车煤。被告虽然认可收到了52车煤炭，但因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长期保持煤炭贸易往来，且在2014年10月份，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又与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签订有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由源达绿能公司供应煤炭并直接发货至被告处，故被告收到的52车煤应当是基于被告与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由第三人黑金时代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结果，而与原告没有直接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有责任就其与被告之间就涉案煤炭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收到的52车煤炭系原告履行其与被告间买卖合同义务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上述事实。故对原告基于其与被告就涉案煤炭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请求被告支付货款1596979.92元及资金占用费12775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22元，由原告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跟一审一致。补充查明：鑫博燃料公司原审提交的52张货票与黔东电力公司原审提交的52张货物运单记载内容系一一对应关系，系指本案诉争的同一批次共计52车煤炭。另查明，黔东电力公司在取得本案52车煤炭时，煤炭买卖合同原件、结算单、铁路运输费发票原件、煤炭增值税发票原件系从黑金时代公司提取，其后已向该公司支付了52车煤炭对应价款。有火车煤结算明细表、银行付款凭证为据。此外，黑金时代公司根据与源达绿能公司双方订立的煤炭买卖合同，也分多次向源达绿能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还查明，鑫博燃料公司自认对2015年1月25日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关于截留湖南黑金时代部分煤款的请求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请求函载明“2014年10月，我公司代湖南黑金时代向贵公司供煤52车，……但是我公司至今未从湖南黑金时代收到相关的煤款，且多次讨要未果”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鑫博燃料公司对其原审诉讼请求和二审上诉请求的证据负有举证责任。本院二审查明，鑫博燃料公司虽能提供其与黔东电力公司曾有多笔交易往来的《煤炭买卖合同》，但其在原审庭审自认在与黔东电力公司进行本案诉争的52车共计3453吨煤炭的这一笔交易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其解释为“以前有（书面合同），之后的也有（书面合同），这一笔没有（书面）合同是因为当时电力煤炭紧张，要我们发煤，说是走这个合同。”但黔东电力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有其自身财务审计制度，且本案该笔52车煤炭体现的价款金额亦相对较大，达一百五十九万余元。且从鑫博燃料公司提交的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多批次多份《煤炭买卖合同》来看，双方交易习惯也是需订立书面格式条款合同。因此，鑫博燃料公司以黔东电力公司“当时电力煤炭紧张”为由，诉称双方以此约定签订口头合同订立本案诉争的该笔52车煤炭，缺乏合理解释。此外，从鑫博燃料公司提交的微信联系记录、手机短信记录来看，其拟证明所涉交易均是在黔东电力公司的安排指示下完成的事实。而通过二审审查，本院认为，微信联系记录、手机短信记录其形成环境、形成时间、是否经过人为删改均无法确认，微信、短信载明的联系主体是否确属黔东电力公司经公司授权的员工，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鑫博燃料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本院二审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鑫博燃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鑫博燃料公司原审期间虽提供了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销售站、成都铁路局蒿芝塘站共三份《证明》材料的书面证言，拟证明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向黔东电力公司运送本案诉争的煤炭3453吨、共计52车系代鑫博燃料公司运发的事实，但原审庭审时，鑫博燃料公司并未申请出具证明的单位负责人或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到庭作证核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该组三份《证明》材料缺乏庭审质证程序据以认定证据证明力的形式要件，同时也不能证明鑫博燃料公司即为涉案煤炭的实际出卖人。相反，黔东电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即成都铁路局《货物运单》（NO90293-N090345）在“托运人记载事项”栏明确写明为“代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字样，与2015年1月25日鑫博燃料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具的《关于截留湖南黑金时代部分煤款的请求函》中其载明的“2014年10月，我公司代湖南黑金时代向贵公司供煤52车，票重3453吨”所述事实相互印证。因此，本院二审对鑫博燃料公司该组三份书面证言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鑫博燃料公司作为一家从事煤炭商事交易活动的公司，未能提交其诉争煤炭货品的来源等证据材料，亦无法提供其向黔东电力公司交付本案诉争的52车煤炭的煤炭买卖合同原件、结算单、铁路运输费发票原件、煤炭增值税发票原件等相关证据。据此，鑫博燃料公司其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煤炭交易市场通常涉及供货方（产煤者）、中间商、需货方（实际用煤者）的多重买卖，中间商从中赚取信息不对等的贸易差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需货方的黔东电力公司向与其直接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黑金时代公司履行支付价款行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至于鑫博燃料公司在多重买卖造成的实际损失，可以与其直接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另行主张。关于鑫博燃料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存在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黔东电力公司认为黑金时代公司、黑金时代公司认为源达绿能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分别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黑金时代公司、源达绿能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经过审查裁定同意其追加申请，并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与诉讼并未违反程序。鑫博燃料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22元，由景德镇鑫博燃料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龙集东审 判 员 李邦华审 判 员 王 珺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罗 维书 记 员 罗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