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刑终3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1，女，汉族，1985年6月2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系被害人王某、黄某的女儿。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男，汉族，1990年8月10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系被害人王某、黄某的儿子。
诉讼代理人黄某1，系王某1的姐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3，男，汉族，1972年12月22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系被害人范某1的儿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范某4，男，汉族，1963年3月12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系被害人范某1的儿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男，汉族，1969年11月9日出生，住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组，系被害人范某1的儿子。
诉讼委托人黄某1，系王某1的侄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庆林，男，汉族，1979年4月24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5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荆州区看守所。
法定代理人周某，女，汉族，1985年9月14日出生，初中文化，务工，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系上诉人杨庆林妻子。
辩护人曹红玲，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涂凌，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庆林犯故意杀人罪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共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鄂10刑初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对原审附带民事部分判决不服，原审你被告人杨庆林对原审刑事部分判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合议庭经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合议庭依法讯问了上诉人杨庆林，听取了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8月30日8时许，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一组村民王某及其母亲范某1在家门前晒谷，被告人杨庆林臆想认为王某、范某1在谷中放毒药要害他，便返回家中拿出一根钢管，走到王家门前用钢管猛击被害人王某、范某1头部，当场致二人倒地身亡。被害人黄某见状手持铁锹欲阻止杨庆林行凶，杨庆林又持钢管对黄某头部进行击打，致黄某当场倒地身亡。作案后，杨庆林返回家中驾驶一辆号牌为鄂Ｄ×××××白色东风小货车逃离现场，后被公安机关在西门小学校门口抓获。经鉴定，被害人范某1、王某、黄某三人系被他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严重损伤引起脑机能障碍而死亡；被告人杨庆林作案时处于双相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的发病期，其作案时为部分责任能力。另查明，案发后杨庆林及其亲属已经赔偿被害人亲属人民币88135元，该赔偿款已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1领取。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刘某1、杨某、刘某2、刘某3、范某2等证人的证言，被告人杨庆林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庆林持钢管猛击被害人范某1、王某、黄某头部，致三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确认。杨庆林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考虑到其作案时处于精神疾病发病期，只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可不必对其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其犯罪手段、后果等情节，应对其限制减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赔偿请求合理合法，但案发后其已经获得了杨庆林及其亲属给付的足额赔偿，不应再判决杨庆林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庆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对被告人杨庆林限制减刑；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的诉讼请求。
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上诉提出：杨庆林杀人手段残忍，其作案时精神状态是正常的，荆州市优抚医院鉴定意见不科学，一审判决以此判处杨庆林死缓，上诉人不服；王某1从村委会领取的8万元款项不是从杨庆林及其亲属处所领，不能以此认定杨庆林及其亲属已足额赔付上诉人，一审驳回上诉人请求没有道理。
杨庆林上诉提出：其在案发时处于完全无意识状态，当天的供述是在无意识状况下作出，不能作为证据，请求对案发时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
杨庆林的辩护人提出：1.杨庆林在案发后，确有自首情节；2.杨庆林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量刑时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3.杨庆林及其亲属已给予被害人亲属足额赔偿，应作为量刑从轻考虑因素；4.杨庆林对精神病司法鉴定持有异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5.一审对杨庆林“限制减刑”，有违立法本意。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杨庆林故意杀害范某1、王某、黄某的事实清楚，所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事实密切关联，已经一审庭审质证。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所举的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杨庆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不及时，原判不应采信，申请重新鉴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
经查，荆州市优抚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接受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委托，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鄂荆优精字（2015）（鉴）字第1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杨庆林2015年8月30日作案时处于“双相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的发病期。2.2015年8月30日对王某及范某1实施作案时为部分责任能力；对黄某实施作案时为部分责任能力。作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均具备法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明确，一审庭审质证时，杨庆林及其法定代理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杨庆林现要求重新鉴定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辩护人提出侦查过程中鉴定时间与案发时间间隔太长，因《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没有规定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具体时间，故公安机关在案发后50余天委托精神病鉴定并不违反规定。公安机关对杨庆华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对其作案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而非对其50余天后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因此，何时进行鉴定对确定其精神状态并无影响。目前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时间影响被告人精神病鉴定意见，对被告人产生不利的后果。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杨庆林的辩护人提出有关量刑方面的辩护意见。
经查，案发后，杨庆林姑姑杨某电话报警，杨庆林在现场等待。后杨庆林驾车驶离现场，村干部刘某3、刘某2驾驶摩托车追赶并截停杨庆林车辆。刘某3、刘某2均证实“杨庆林说他是来自首的”，杨庆林也供述“我是准备来西门看守所投案自首的，然后他们打电话让川店派出所来接我，我说我不愿意去川店派出所，那里他们（范某1）亲戚多”，以上事实足以证实杨庆林系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应当视为杨庆林自动投案；杨庆林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犯罪之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的规定，杨庆林的行为构成自首。同时，杨庆林辩护人提出具有足额赔付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作案时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等情节属实。但鉴于杨庆林作案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一审法院考虑杨庆林上述情节，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并无不当。故对辩护人提出请求二审法院对杨庆林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上诉提出杨庆林作案时精神正常，鉴定意见不科学，不服一审刑事部分量刑；王某1从村委会领取的8万元款项不是从杨庆林及其亲属处所领，不能以此认定杨庆林及家属已足额赔付附带民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经查，（1）本案属于公诉案件，作为被害人亲属暨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对原审刑事部分判决没有提出上诉的权利；若对原审刑事部分判决不服，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故黄某1、王某1、范某3、范某4、王某1就本案刑事部分判决提出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以专门审理。（2）死者范某1、黄某、王某的亲属王某1分别于2016年1月26日领取赔偿款67535元、2016年4月30日领取20600元，合计88135元，两张领条上均载明“赔偿款”，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委会出具书面证明，证实王某1所领赔偿款系杨庆林亲属筹措。以上事实足以证实杨庆林及其亲属已足额赔付附带民事上诉人经济损失。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庆林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及附带民事部分判决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未认定杨庆林具有自首情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杨庆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其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
审判长 邓海兵
审判员 周卫娅
审判员 王少虎
二〇一七年四月××日
书记员 王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