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7民终12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莉，女，197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200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园林管理处，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芦苇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锡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延涛，男，该单位行政办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城区规划九街。
法定代表人：王树泉，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吉平，男，该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成，男，该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拉尔大队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拉尔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伊敏大街（区建设局二楼）。
法定代表人：孙立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君占，内蒙古东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井春，男，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河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兴安路。
负责人：刘玉利，经理。
上诉人刘玉莉、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园林管理处(以下简称园林处)、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海拉尔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刘井春，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河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16）内0702民初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莉及上诉人刘玉莉、李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被上诉人园林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延涛，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吉平、王世成，被上诉人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君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井春、原审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莉、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园林处、市公安局、城投公司赔偿刘玉莉、李某371857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不公正的情形。一审判决中关于”交警队发现该路口临时信号灯丢失，并于当日报警，海拉尔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警后，责令施工方及时重新在该路口安装交通警示装置，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于呼伦贝尔同城网发布消息”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对于一审判决中为市公安局开脱责任的判决内容应当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忽略了道路、环境等因素对驾驶员的影响，没有理解其所带来的碰撞形态变换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任何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都与人、车、路、环境有关。首先，由于事故发生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未正式安装，因此2015年9月1日前在该路口存在一个临时的交通信号控制灯，但2015年9月1日该临时交通信号控制灯丢失，2015年9月4日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刘井春在交警队的笔录中陈述，发生事故路口原来有交通信号灯，但事故发生当天未发现有信号灯所以没有减速、停车。可见信号灯的丢失对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与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呼伦大街与松林路均为干路，且该路段早己投入使用，但交通信号灯却未安装，这是违反国家技术标准的，而且临时信号灯丢失后，无论是交通管理者还是交通设施的施工、养护部门都应及时安装交通信号灯。因此，市公安局、城投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2015】原鉴字110267号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针对道路两侧绿植对驾驶员视线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勘测，李辉的视线受到道路右侧绿植的影响无法观测到右侧车道的来车情况。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园林处作为道路两侧花坛灌木的管理者，其种植的灌木高度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得妨碍驾驶员的安全视距，但本次事故道路旁的灌木达90厘米，右侧的杨树、松树高5-6米，这严重影响驾驶员对右侧车道路况的观察，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因此园林处作为道路两侧花坛灌木的管理者对本次事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一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2015】原鉴字110267号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鉴定意见书中两车的速度、道路高低、道路两侧绿植对驾驶员视觉的影响及对驾驶员驾驶中的过错影响，甚至影响到事故认定书中法律的适用与责任承担的合法性，因此，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52条（二）的规定错误。三、一审判决对刘玉莉、李某损失数额的认定存在事实与法律适用的错误，李辉的车是其租用的车辆，该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报废处理。按照保监会发布的车损贬值计算，该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为46874.4元，但车主根据李辉与其签订的租车协议收取14000元的包车费，减掉车辆报废残值200元，总损失为60000余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车的价值需要鉴定，但因刘玉莉、李某放弃了鉴定，就不予支持刘玉莉、李某的主张错误。因为车辆已经报废，无法鉴定，但保监会在通用保险条款中对轿车的车辆贬值率作了规定,刘玉莉、李某以此计算车辆的实际价值符合机动车损失险关于机动车实际价值的计算，因此车辆实际价值可以确定,并且车主收取的包车费是车主依据合同计算和收取的，存在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对司法鉴定的适用存在错误的认识。四、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出具了指导意见，其反对以刑事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现象，因此，应维护刘玉莉、李某的上诉请求。
园林处辩称，园林处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路段的设计施工都是按照规定实施的，在交通事故中其不是参与者，设计施工也没有影响驾驶人的正常行驶。
市公安局辩称，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拉尔大队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部门，不是本案案发路段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设施的设置、养护管理单位，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所以，应当从道路设施的实际支配、控制的角度来确定责任，不应当列市公安局为被上诉人。二、本案发生前，城投公司作为案发路段的施工者和道路信号灯的安装、维护者，在道路未经验收，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情况下设置了临时信号灯，但案发前，事故现场的临时信号灯丢失，是市公安局及时向海拉尔区公安刑警大队报案，并在微信公众账号”呼伦贝尔同城”中发布了丢失信息，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责，并且相关的证据在一审时就已经提交。三、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拉尔大队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呼公交（海）认字［2015］第20153014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明了此次交通事故的成因，明确了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以及划分了各方当事人承担的相应责任。该起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认定与环境及交通设施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双方车辆驾驶人未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所导致，故市公安局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城投公司辩称，第一，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应该承担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城投公司既不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也不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将其列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发生车祸的地点确实是其承建，但该条路段基础设施完备，具备了通行条件，因此其对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责任，且刘玉莉、李某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刘玉莉、李某要求城投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
刘井春未作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未作答辩意见。
刘玉莉、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赔偿李辉死亡赔偿金732198元（含原告李某的被抚养费120318元）、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尸体服务费3200元、原告处理交通事故的误工费7159元、车辆施救费300元、机动车车辆损失60000元、出租车营运损失18000元、处理交通事故支出交通费损失1000元，共计871857元；2.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22000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由保险公司优先支付）；3.除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部分，由被告刘井春承担70%即526859.9元；4.由其余被告承担225797.1元，按法院判定三者责任比例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主张出租车营运损失18000元，增加丧葬费28806元（4801元×6个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玉莉、李某（出生于2008年5月28日）与李辉系夫妻、父女关系。2015年9月4日9时20分，被告刘井春驾驶×××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沿海拉尔区松林路由南向北超速行驶至与呼伦大街交叉路口处，因瞭望不周，与由西向东过路口李辉驾驶的×××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内载乘员孟某、邹某、王某）相撞，致孟某当场死亡，李辉、刘井春、邹某、王某受伤、双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李辉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交警队于2015年11月12日委托黑龙江骏博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对该起事故中事故车辆的相互位置关系及相互视觉关系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黑骏司鉴中心【2015】原鉴字110267号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5.1事故发生时两车的位置关系为：×××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先于×××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到达其行驶方向路口停止线，当×××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到达其行驶方向路口停止线位置时，×××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距其行驶方向停止线91.6米，距接触点134.3米；当×××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到达松林路几何中心线时，×××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距离接触点11.15米，距呼伦大街几何中心线17.05米，此时×××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驶过其行驶方向停止线31.55米；当×××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到达其行驶方向停止线位置时，×××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已经驶过其行驶方向停止线38.6米；5.2事故车辆的视觉关系为：×××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行驶方向视觉无障碍，松林路低洼路段对其进入事故路口行车视线无影响，×××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在距停止线180米以内可清晰观察×××号东南牌小型轿车行驶方向停在路口停止线位置车辆和驶过路口车辆，×××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距停止线70米距离内可清晰观察到×××号东南牌小型轿车行驶方向距路口停止线29米范围内车辆；×××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右前A柱视线有盲区，呼伦大街南侧路边土层及树木对该路段行驶车辆视线有非连续遮挡，×××号东南牌小型轿车在距其行驶方向停止线29米范围内在变动身体位置情况下可观察到松林路距×××号雪佛兰牌小型轿车行驶方向停止线70米范围内车辆。”交警队根据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呼伦贝尔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黑龙江骏博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呼公交（海）认字[2015]第2015301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认定”被告刘井春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时瞭望不周，且超速行驶，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其过错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区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李辉驾驶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未做到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优先通行，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其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孟某、邹某、王某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路段由被告城投公司承建，尚未进行竣工验收，被告城投公司于2015年7月在事故发生路口设置了临时信号灯。2015年9月1日交警队民警发现该路口临时信号灯丢失，并于当日报警，海拉尔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警后，责令施工方及时重新在该路口放置新的交通警示标志，并通过媒体广播进行宣传，于呼伦贝尔同城发布消息。本案事故发生时路口无交通信号灯控制。被告刘井春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被告刘井春向原告支付了30000元。原告刘玉莉、李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另查明，李辉驾驶的×××号东南牌小型轿车系王洪庆于2012年2月27日以62800元价格购买，李辉于2014年11月28日与王洪庆签订出租汽车大包协议书，租赁该车进行营运，双方约定包车金每月4000元。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刘玉莉与王洪庆达成协议，赔偿王洪庆损失共计60000元，王洪庆同意将×××车辆损失索赔权让与刘玉莉。×××车辆因报废办理注销登记，于2015年12月10日被回收（报废残值200元），原告支付拖车费300元。本案受理后，原告刘玉莉申请对该车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进行鉴定，在诉讼中放弃鉴定申请。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井春犯交通肇事罪，于2016年5月17日向海拉尔区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秀云、孟庆涛、孟庆辉、王某、邹某以被告人刘井春犯交通肇事罪，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向海拉尔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海拉尔区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内0702刑初2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刘井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井春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秀云、孟庆涛、孟庆辉、王某、邹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万元人民币。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秀云、孟庆涛、孟庆辉、王某、邹某各项经济损失12万元人民币，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秀云、孟庆涛、孟庆辉、王某、邹某各项经济损失30万元人民币，共计42万元人民币。（以上赔偿款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秀云、孟庆涛、孟庆辉、王某、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刘玉莉与被告刘井春于2016年11月签订和解协议书和承诺书各一份，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刘井春同意赔偿两名原告50万元，此款于2016年11月19日前支付，并承诺孟某家属、邹某、王某的全部损失由其承担，原告不再主张保险公司理赔款。被告刘井春履行义务后，原告同意为其出具谅解书。双方约定民事案件判决被告刘井春的赔偿款不超过60万元时，以50万元为限，原告不再向被告刘井春主张赔偿，超出60万元部分，原告继续向被告刘井春主张60万元赔偿以外的赔偿款。双方承诺两名原告与被告刘井春的赔偿数额受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约束。被告刘井春按照双方协议向原告支付了50万元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被告刘井春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李辉死亡，侵害了其生命健康权，李辉的近亲属即本案两名原告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对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在调查事实、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事故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应承担的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作出的法律文书，具有较高的证据证明力。本案中，交警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系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等制作，对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和被告刘井春、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提出异议，但均未提出相反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且该事故认定书已被本院采信作为刑事定罪量刑的证据之一，应确认其证明力，据此认定被告刘井春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李辉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交警队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对呼伦大街、松林路道路情况进行了勘查，但未认定道路及交通设施问题为事故发生原因，原告主张被告园林处、城投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不予支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职能是行政行为，其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而道路管理者应对道路处于实际支配、管理、控制的地位，本案被告市公安局不应界定为道路管理者，故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结合事故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被告刘井春应负事故70%的责任，李辉负事故30%的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732198元（含李某的被抚养费120318元）、丧葬费28806元，被告均无异议，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维护。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被告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对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尸体服务费3200元，根据票据记载，该费用中包括穿衣、运费、尸体袋、美容、存尸等项目，属于丧葬费用，系重复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刘玉莉主张处理交通事故的误工费7159元，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确因处理交通事故误工两个月及单位因其误工扣发工资情况，对其误工费按照误工5天酌情维护567.2元（113.44元/天）。原告主张的车辆施救费300元，属于合理损失，予以维护。关于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60000元（包括车辆实际价值46874.4元、车主事故后收取的14000元包车费、减掉车辆报废后卖的2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该车辆确已报废，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损坏车辆实际价值及包车费数额，其与车主达成协议确定的损失数额不能证明受损车辆的实际损失金额，且原告放弃了鉴定申请，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出租车营运损失18000元，原告自愿放弃该项请求，予以准许。对原告主张的处理交通事故支出交通费酌情维护500元。综上，原告损失合计762371.2元，应由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责任限额2000元内赔偿原告车辆施救费300元。根据海拉尔区生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数额，被告人保财险根河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本案原告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原告其他损失762071.2元应由被告刘井春赔偿70%即533449.84元，扣除被告刘井春在事故发生后先行支付的30000元，其应再赔偿原告503449.84元。原告与被告刘井春就赔偿问题及数额自行达成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被告刘井春已履行协议向原告支付了50万元，根据双方约定被告刘井春不需再向原告支付其余赔偿款，故应驳回原告对被告刘井春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河支公司赔偿原告刘玉莉、李某车辆施救费3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刘玉莉、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27元，由原告刘玉莉、李某负担12277元，被告刘井春负担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证据如一审判决所列，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园林处、市公安局、城投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对刘玉莉、李某的损失数额认定是否适当；刘玉莉、李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予以维护。关于刘玉莉、李某主张，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市公安局已采取报警、责令施工方及时安装交通警示装置等措施的事实问题，本院认为，在一审中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信号灯丢失后采取相关措施的情况说明，对信号灯丢失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但市公安局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其是否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与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并无关联，且临时交通信号灯的丢失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发生事故当时路口无信号灯的情况下驾驶员更应该注意安全，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行驶，但根据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事故形成原因看李辉存在过错，刘玉莉、李某未提供有效证据推翻该事故责任认定书，故一审法院依据该份证据判决由李辉负30%的责任，市公安局、园林处、城投公司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刘玉莉、李某认为一审对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鉴定意见的理解不正确、交通事故认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中，交警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系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等情况由专业人员制作，有较高的证明力。对该证据，刘玉莉、李某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推翻，且该事故认定书已被采信作为刑事定罪量刑的证据之一，应确认其证明力，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鉴定意见以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判决依据由李辉负此起事故的次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刘玉莉、李某主张损失数额认定存在错误的问题，由于刘玉莉与车主达成协议确定的损失数额不能够证明受损车辆的实际损失金额，并且其在一审中放弃了车辆损失鉴定申请，故刘玉莉、李某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玉莉、李某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其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刘玉莉、李某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玉莉、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77.86元，由刘玉莉、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日汗
审 判 员 刘春晓
代理审判员 高 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