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02行初54号
原告李丹英，女，汉族，1975年8月12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乐（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辉（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工作人员。
原告李丹英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9日受理后，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何文萍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丹英诉称，其于2016年12月19日收到我院作出的（2016）鄂0102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才知晓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原告李丹英认为该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1、该《告知书》标题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告知书，但落款单位印章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基本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2、（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的是“责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李丹英于2014年5月29日的报案（受案号：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而不是责令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作出《告知书》这一新的行政行为，证实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未依照判决内容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该《告知书》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必须撤销；3、该《告知书》称“我局经调查，目前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现有的证据依法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的说法，并且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自己已经承认“无法作出处理”，说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不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告知书》侵犯了原告李丹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告知书》不符合基本要件，未依照判决内容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也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支持其“目前根据现有证据仍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的说法，该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李丹英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作出的《武汉市江岸区分局告知书》；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承担。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辩称，一、基本事实：2015年10月，原告李丹英就2014年5月29日打电话报警称在武汉市江岸区园丰村285号家门口被人打伤一案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我局履行法定职责，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要求我局依法履行职责。因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局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2016年9月22日，我局竹叶山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通过《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了情况。二、答辩意见：原告李丹英认为我局的《告知书》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我局认为，1、以《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系按照法院判决依法履职的行为，（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我局依法对原告李丹英的案件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局竹叶山派出所以《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系依据此项规定履行职责，执行法院判决。2、以《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系对原告李丹英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该行为没有对原告李丹英设定权利义务，只是依法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对原告李丹英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备可诉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应驳回原告李丹英的起诉。3、以《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系竹叶山派出所根据法律授权实施的行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及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竹叶山派出所以《告知书》的形式向原告李丹英说明情况系根据法律授权独立实施的行为，竹叶山派出所对该行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案的被告应当是竹叶山派出所，而不是江岸公安分局。综上所述，原告李丹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9日原告李丹英拨打电话报案称在武汉市江岸区园丰村××号家门口被人打伤（手机被抢走，家中电线被人剪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于当日立案受理，并展开调查，对涉事当事人及在场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后因案情较复杂，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作出处理决定，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于2014年6月25日批准延长该案办案期限三十日。2015年5月22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收到原告李丹英要求获取“申请公开受案回执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处理结果的记录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15年6月1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告知其“该案仍在调查，暂无处理结果”，原告李丹英于2015年8月19日签收该答复。后因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一直未对原告李丹英的报案进行处理，原告李丹英诉至本院，本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4年5月29日受理原告李丹英的报案后至今未作出处理决定，也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案符合法定中止或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结的情形，同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办理期限到期之后依法继续履行调查处理的职责，故该案至今未予作出处理决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要求。且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方式向其说明案件的处理情况并非主动向报案人说明情况，而是一种被动的告知，且并未在法定办理期限内向报案人告知的做法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故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李丹英于2014年5月29日的报案（受案号：岸公（竹）受案字[2014]180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后因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原告李丹英于2016年7月22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依法立案受理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花桥街竹叶山派出所于2016年9月2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告知书》，告知其“你于2014年5月29日到我局报称的在园丰村××号家门口被打伤（手机被抢走、家中电线被剪断）一案，我局针对你的报案及时开展了调查，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你以我局行为不作为为由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审理，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我局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经调查，目前根据现有的证据仍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将继续对该案调查取证，及时查清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给原告李丹英，因不服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原告李丹英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是执行我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的过程性行政行为还是已经履行完毕我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的新行政行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规定》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结案：（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二）适用调解程序的案件达成协议并已履行的；（三）作出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且已执行的；（四）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五）作出处理决定后，因执行对象灭失、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执行或者无需执行的。”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三）违法嫌疑人死亡的；（四）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一）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三）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上述法律均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于行政案件最终的处理决定应有的方式和方法，但在本案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于2016年9月22日向原告李丹英作出的《告知书》中仅说明了“经调查，目前根据现有的证据仍不能确定违法嫌疑人，暂无法作出处理决定，我局将继续对该案调查取证，及时查清违法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该《告知书》的形式并非行政案件最终处理决定，仅仅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处理行政案件中对报案人的一种告知行为，属于行政执法中实施的过程性行为，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在执行我院（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285号《行政判决书》所确定义务中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该告知行为未对原告李丹英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李丹英就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提起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丹英的起诉。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薇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人民陪审员 何文萍
二○二○一七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