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京商初字第107号
原告彭巧娣。
委托代理人胡某甲，系原告之子。
委托代理人徐如先。
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镇江市中山东路19号。
负责人韩建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艳，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鹏。
原告彭巧娣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人寿镇江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4年3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潘晓燕独任审判，于2014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发现双方争议较大，本院依法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巧娣的委托代理人胡某、徐如先，被告太保人寿镇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艳、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胡某之妻。2007年1月26日，胡某向被告投保了“某保险”。2013年11月30日，胡某在自家窗户上刷油漆，不慎从楼梯上跌下，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当场死亡。原告及家属在整理胡某遗物时发现一份在被告处投保的保险单，遂要求被告理赔。2013年12月30日，被告通知原告，仅支付赔款10573.99元。原告认为，胡某属于意外身故，按照被告交付投保人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保险条款，被告应赔付保险金117106元。原告与被告交涉未果，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17106元。
被告辩�：1、胡某死亡原因为猝死，无证据证明系意外身故死亡，根据举证原则，原告应对被保险人胡某的死亡原因进行举证，被保险人死亡时并未向被告报案，目前也失去了确定死亡原因的条件，因此死亡原因无法查明的责任在原告，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应认定被保险人系遭受意外伤害死亡。另外，根据被告调取的被保险人胡某的病历可显示被保险人在身故前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且安装心脏起博器三年，我方认为综合举证责任及被保险人的病史不应认定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2、原告主张的费用依据的条款与合同不对应，从证据看，被保险人购买的险种为某保险（分红型）十年期，缴费方式为趸缴，而原告提供的条款却是某保险C款（分红型），缴费方式为年缴，可看出原告提供的条款和险种不一致，应当适用被告提供的某保险（分红型�条款，以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而不是按照原告主张的数额给付保险金。3、被告已给付保险金10573.99元，已足额支付。综上，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彭巧娣系胡某之妻。2007年1月，胡某向被告太保人寿镇江公司投保人身保险，2007年1月26日被告向胡某出具了单号为NA111111111的保险单正本。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胡某，受益人及分配方式为法定；险种名称为“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保险期间自2007年1月26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25日二十四时止或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投保份数为8份，缴费方式为趸缴，保险费8000元，给付方式一次性给付，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基本保险金额为9120元。同日，胡某缴纳保险费8000元，被告出具了保险费发票，发票载明保费8000元，�种为“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缴费方式为趸缴。被告同时交给胡某的还有保险条款。对于被告交付胡某的保险条款的内容，原、被告发生争议。原告提供一份与保险单正本及保险费发票粘贴在一起名称为“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称该条款系被告交付原告，胡某发生保险事故应适用该保险条款的约定。原告提供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第三条保险责任第二项疾病身故保障载明（二）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按“疾病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合同已生效年数”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第三项意外身故保障载明（一）、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按意外身故保险金＝2＊基本保险金额＊合同已生效年数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二）、本合同所称“因意外伤害事故”指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第四条保单红利载明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的业务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利于每年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按公司每年公布的累计利率以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合同终止时一次性给付；第七条载明本合同采取年缴方式（即在保险期间内每年缴付保险费直至保险期间届满），每份年缴1000元；第二十一条释义载明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保险条款不予认可，认为该条款与胡某投保的险种不一致，不是被告提供给胡某，胡某投保的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的名称应与保险单记载的投保险种一致。为此，被告提供名称为“某保险（分红型）条款”一份，该条款第三条保险责任第二项载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于合同生效日起1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四条保单红利载明，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的业务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利于每年合同生效日对应日按公司每年公布的累计利率以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合同终止时一次性给付。第七条载明本合同采取趸缴方式，每份趸缴1000元。第十九条释义，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被告对于交付给投保人的凭证及形式表述为：交付的凭证有发票、保单及与险种名称对应的条款，成套交给投保人，材料各自独立，用胶水粘在一起，并加盖骑缝章。从原告提交的发票、保单及条款来看�为用胶水粘贴在一起，但均未加盖骑缝章。
2013年11月30日下午，胡某站在搭在自家墙上的竹梯子上为防盗窗喷油漆时，从竹梯上跌下。胡某当时站的高度约2.5米多。关于其跌下的经过及状况，原告提供的证人胡某陈述看见胡某刷好一个地方，准备从梯子上下来时手一松头朝下跌落趴在地上。原告提供的另一证人臧某陈述胡某跌到地面的状况为仰面朝上，没有意识及反映，除脸上有少量灌木擦伤外没有其它伤口及出血现象。胡某儿子胡某经臧某通知到达现场后，看到胡某跌到地面的状况为仰面朝上，脸、头部发紫等。此后，胡某一直未恢复意识，被120急救车送至某市人民医院实施抢救无效而宣告死亡。从胡某跌落到送至医院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入院后即做心电图检查为电起搏信号、无自主心律、无窦性心律。医院继续实施抢救约40分钟，病历诊断载明：猝死、脑疝、心梗。病历记载胡某在身故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病史，安装心脏起博器三年。某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胡某死亡原因为猝死。
另查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后，被告适用某保险（分红型）条款，按照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给付原告保险金10573.99元。被告称赔付原告的保险金中含保险红利1453.99元。原告对被告应给付的保险红利为1453.99元无异议。
胡某与原告生有二女一子，分别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胡某的父母均已去世。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声明放弃继承胡某在被告处投保的“某保险”的保险金。
审理中，被告提供胡某签名的投保单一份，投保单载明险种名称为红利发，保险费8000元，缴费方式为趸缴。原告认可胡某投保的保险险种为“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经本院询问，原告不同意按照“某保险C款（�红型）条款”对应的险种补缴保险费。双方对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理解产生分歧。原告认为只要是被保险人意志以外的伤害都是意外伤害，只要发生意外伤害，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公司都应赔偿。被告认为保险条款释义部分关于意外伤害的解释很清楚，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双方争议的焦点：1、本案赔偿应适用的保险条款是原告提供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还是被告提供的某保险（分红型）？2、被保险人胡某是属于因疾病身故还是属于遭受意外伤害身故？
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认为保险条款属于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原告已举证证明“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系被告与保单一起交付胡某，胡某根本不知道“某保险（分红型）条款”，因此应适用被告交付投保人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被告认为无论从保险单还是发票、投保单记载，胡某投保的险种都是“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与投保险种一一对应，其对应的保险条款应为“某保险（分红型）条款”。胡某的缴费方式为一次性趸缴保费与该条款内容相应一致，而“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则为年缴。
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认为胡某从高处不慎摔落，是突发性意外伤害事故，原告已尽到举证责任；被告认为原告以胡某意外伤害身故为由主张保险金应对胡某属于意外伤害身故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举证，且原告应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及时向被告报案，由于原告怠于通知致无法通过尸检等确定死亡原因，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提到胡某摔落后有尿失禁和脸色发紫等现象，证明了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疾病造成。
上述事实，有保险单、保险费发票、保险条款、投保单、身份关系证明、放弃权利申明、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胡某与被告之间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胡某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死亡后，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胡某没有指定受益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法定受益人。因其它法定受益人放弃权利，由原告一人享有，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关于争议焦点1，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保险费发票均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合同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原告据以主张保险金的保险条款与保险单及保险费发票内容不一致，原、被告各自认可的保险条款的险种名称、保险金计算方式、缴费方式及缴费数额均不相同。哪一份保险条款才是胡某投保时双方的真实意思？本院认为应从保险合同的全部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从投保人胡某缴纳的保险费数额与缴纳方式来看，与保险单及投保单载明的内容相一致，与被告提供的“某保险（分红型）条款”内容一致，而与原告持有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内容不一致。缴纳保险费及填写投保单的行为是胡某的主动投保行为及主动履行保险合同的行为，更能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为胡某以行为表明其投保的险种为“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愿意受该保险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的约束。且原告也认可胡某投保的险种为“某保险（分红型）10年期”，并经本院询问，不同意按照“某保险C款（分红型）�款”对应的险种补缴保险费。被告亦认为保险单及投保单载明的内容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供的保险条款不适用投保人胡某投保的保险。本院认为：胡某投保的保险单与原告提供的保险条款在缴费方式、缴费数额、保险金给付等重要内容方面差别明显，虽然名称相近，但以通常人的理解能力，阅读条款及保单后即应发现此差别。且若以胡某缴纳的保险费而按照“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计算保险金将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对等，不符合我国民法应遵循的公平原则。因此，不论原告持有的“某保险C款（分红型）条款”是否为被告提供给投保人，本案中均不能按此条款来约束保险合同双方。对原告的保险金给付应适用与保险单及投保单内容一致的“某保险（分红型）条款”。
关于争议焦点2，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应当附条款，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双方对被告当庭提供的“某保险（分红型）条款”中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理解产生分歧，且被告未举证证明已向投保人胡某交付了该保险条款，对产生理解分歧的条款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即原告只需对胡某遭受意外并发生死亡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胡某的死亡原因为猝死，即原因不明的突然死亡，可能为意外也可能为疾病。原告已举证证明胡某发生从高处跌落意外，并在意外发生后180日内死亡。胡某跌落地面的状况为仰面朝上，不排除系跌落致死的可能性。因此原告已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主张胡某为疾病导致死亡，应当举证证明，而不能仅从既往病史推断其为因疾病身故。被告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被告应按照胡某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情形，按基本保险金额9120元的2倍给付原告保险金及相应的保险红利。因双方对保险红利为1453.99元无异议，被告已给付原告保险金及保险红利10573.99元，还应给付原告保险金9120元。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彭巧娣保险金912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42元，由原告负担1321元，被告负担13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晓燕
人民陪审员 伍云蓉
人民陪审员 刘小春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曹 霞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