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0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笈欣，男，汉族，1980年3月3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琼，女，汉族，1981年2月13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登明，广东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东文，男，汉族，1966年11月22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旭珍，女，汉族，1965年12月29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普定，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标，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301-303、305、306、308-313、315、316、318-321、2503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5254915R。
法定代表人：李耀智。
上诉人李笈欣、刘琼因与被上诉人邓东文、文旭珍，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地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4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琼及其与上诉人李笈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登明、被上诉人邓东文、文旭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普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笈欣、刘琼上诉请求：1、本案与（2017）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的上诉案件合并审理；2、撤销原审判决；3、支持李笈欣、刘琼的全部诉讼请求；4、邓东文、文旭珍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涉案合同“髙评髙贷”条款形成的原因未予查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李笈欣、刘琼在与中原地产和文旭珍、邓东文洽谈购买涉案房产之时已表明自己当时没有能力购买，这是各方同意“高评高贷”买卖涉案房产的前提。原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二）中原地产诱导和保证可以通过“高评高贷”购买涉案房产，这是李笈欣、刘琼签署涉案合同的唯一原因。原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三）合同各方在涉案合同之备注条款明确载明：“卖方愿意且同意配合买方签署相关关于该物业高评高贷所有资料”之“高评高贷”条款，这是各方为实现买卖房屋合同目的而协商一致的结果。（四）原审法院认定“高评高贷”条款无效，并不能否认“李笈欣、刘琼没有能力购买、各方同意通过‘高评高贷’购买涉案房产，以此实现各自目的”这一客观事实。
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违约的事实和原因错误。（一）涉案房屋买卖经中原地产居间服务而签署合同及其履行，为了防止买卖双方私下交易、避免佣金损失，中原地产从一开始就不准双方相互披露联系方式，买卖双方都只能与中原地产联系。中原地产在涉案合同纠纷发生之前一直没有披露文旭珍、邓东文的联系方式。直到李笈欣、刘琼于2016年12月3日致《关于退还定金的通知函》给中原地产后，文旭珍、邓东文才于2016年12月7日回复《履约催告函》给李笈欣、刘琼并告知联系电话139××××8620。因此，在2016年12月8日收到该函之前，李笈欣、刘琼根本不可能直接与文旭珍、邓东文联系合同的履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李笈欣、刘琼没有尽到通知义务不合法律逻辑、交易习惯和常理。（二）中原地产作为涉案合同的居间方和涉案房屋的独家代理人，其经纪人方雪妹、周晓英、肖玲等一直保持与买卖双方的沟通，包括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的联系。（三）李笈欣、刘琼提交的证据即“刘琼与方雪妹、周晓英等在2016年11月27日、28日、29日的微信记录”充分证明李笈欣、刘琼已提前将去银行做首期款资金监管的事情告诉了居间人，并要求其通知文旭珍、邓东文予以必要协助。经纪人方雪妹发微信说“刘小姐您好！听说您明天要去做监管对吗？请问您是上午还是下午去？我好约业主”，刘琼回应说“下午2点”，方雪妹回应说“那我就约业主哈！”同时，方雪妹还提醒“刘小姐早上好！今天您还要记得把刷卡单带上哈！就是在我们公司里刷钱的单哈！”、“刘小（姐）您好！现在还是按照您的要求，可以做高评，首付172万”，周晓英与刘琼的微信对话记录证明，2016年11月28日上午，周晓英将按揭银行建设银行深圳新岸线支行定位发送给刘琼，相约下午一起去银行办理手续，后因下午临时有事，经各方同意改到29日下午2点去银行办理手续。2016年11月29日上午10:24分，周晓英发微信给刘琼“刘小姐，上午好，那下午2点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中原地产没有通知文旭珍、邓东文到场协助配合首期款资金监管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符合行业惯例，有悖常理。（四）按照与经纪人方雪妹、周晓英的事先约定，李笈欣、刘琼于2016年11月29日下午2点到达建设银行深圳新岸线支行请求办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首期款资金监管手续，中原地产经纪人方雪妹、周晓英也同时来银行，但文旭珍、邓东文未曾抵达现场，导致资金监管未予办理。因此，按照合同的约定，文旭珍、邓东文已经违约。（五）在监管银行，李笈欣、刘琼和中原地产经纪人就涉案房屋买卖申请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事宜，并就高评高贷事项进行详细的询问。但因现行贷款政策无法办理“高评高贷”，且因文旭珍、邓东文未曾到达现场配合无法完成资金监管，最终导致李笈欣、刘琼没有办理资金监管。（六）鉴于文旭珍、邓东文不配合资金监管，违约在先，且因现行贷款政策无法办理“高评高贷”，从而导致李笈欣、刘琼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因此，李笈欣、刘琼便于2016年12月3日向中原地产及其峰景园分行分别送达一份《关于退还定金的通知函》，请求中原地产联系文旭珍、邓东文协商退还定金。（七）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履约催告函》的证据效力，另一方面否认《关于退还定金的通知函》的证据效力，自相矛盾，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因《履约催告函》的送达时间（2016年12月8日）晚于《关于退还定金的通知函》送达时间（2016年12月4日），由此认定《履约催告函》的证据效力而否认《关于退还定金的通知函》的证据效力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2、《履约催告函》以“经本人多次电话通知，阁下仍未前来办理有关手续”为由，将文旭珍、邓东文自己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即2016年12月29日）去银行协助李笈欣、刘琼办理资金监管手续的义务和责任一笔勾销，而将未按合同之约定履行义务的责任强加于李笈欣、刘琼。事实上，在2016年12月8日前，买卖双方彼此互不知道电话号码，现有通话记录表明文旭珍、邓东文从未电话通知过李笈欣、刘琼，又何谈多次？文旭珍、邓东文所言纯属虚构事实、无中生有，以此欺骗法庭。原审法院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履约催告函》，藉此认定文旭珍、邓东文履行了协助配合之义务，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三、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未获银行同意“髙评髙贷”而导致涉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法律后果及责任分担未予查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各方签署涉案合同的本意即通过高评高贷实现买卖房屋的目的，若不能获得高评高贷，则合同当然解除，各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正因此，各方相约于2016年11月29日下午2点去银行办理资金监管，得知银行不能办理高评高贷后，李笈欣、刘琼理所当然地致函居间人要求协商解除合同，退还定金。
四、原审判决遗漏审查中原地产，导致错误认定违约事实。原审判决系在中原地产缺席之前提下作出，但是，中原地产作为涉案房产买卖的居间人，到庭参加诉讼对于查清本案客观事实至关重要。由于中原地产的缺席，导致法庭无法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和查证。即便中原地产不当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亦可通过发协助调查函、电话等其他方式对中原地产就相关问题进行查明。但是，原审法院一方面对中原地产缺席审理，一方面罔顾李笈欣、刘琼提交的与中原地产的微信联系记录、以及录音资料等证据，反而采信文旭珍、邓东文一己之说的证据，认定李笈欣、刘琼或者中原地产未曾履行通知义务，迳直认定李笈欣、刘琼违约，最终导致错误认定违约事实。
五、原审法院认定李笈欣、刘琼构成根本违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文旭珍、邓东文违约在先，且逾期履行协助配合义务超过五日，李笈欣、刘琼有权解除合同，文旭珍、邓东文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因涉案房屋无法“高评高贷”导致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文旭珍、邓东文和中原地产对此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高评高贷”条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贷款银行的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约定”。对此，邓东文、文旭珍和中原地产应当对“高评高贷”条款无效承担相应的责任。
六、原审法院认定李笈欣、刘琼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定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合同已经（2017）粤0306民初7028号民事判决解除，原审判决不准李笈欣、刘琼解除涉案合同，导致涉案合同无法适用。（二）文旭珍、邓东文违约在先，且逾期履行协助配合义务超过五日，李笈欣、刘琼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定金。根据涉案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文旭珍、邓东文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李笈欣、刘琼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定金。
邓东文、文旭珍辩称，一、李笈欣、刘琼拒不按照合同约定办理资金监管、银行按揭手续及支付首期款，经邓东文、文旭珍催告后仍然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本案原审及（2016）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经庭审查明，对此予以认定是完全正确的。邓东文、文旭珍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希望通过售房变现救急，而李笈欣、刘琼有购房的投资需求，明确表示其具备购房资格，也熟悉深圳的购房政策，具备购房的实力与条件，双方基于各自目的，签订该《二手房买卖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对于转让的标的、转让价款、交易定金、付款时间及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经双方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邓东文、文旭珍与李笈欣、刘琼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李笈欣、刘琼须在2016年11月30日前将除定金、交楼押金之外的剩余首期款支付至监管账号，且须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并配合银行进行贷款调查、审查、审批等手续。然而，李笈欣、刘琼在约定的期限内并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资金监管，更未向银行递件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已经构成违约。在约定的期限过了之后，邓东文、文旭珍才经中原地产告知“李笈欣、刘琼不想买房了”。邓东文、文旭珍立即于2016年12月7日向李笈欣、刘琼发送书面的《履约催告函》，要求李笈欣、刘琼限期履行合同义务，此后又于2017年2月22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李笈欣、刘琼发送书面《律师函》，催促李笈欣、刘琼履行合同义务。但李笈欣、刘琼收到《履约催告函》及《律师函>后，仍然未与邓东文、文旭珍进行过任何联系，更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一直对邓东文、文旭珍不理不睬，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本案原审及（2016）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经庭审查明，认定李笈欣、刘琼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按时向邓东文、文旭珍支付首期款并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及首期款资金监管的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从而认定李笈欣、刘琼作为违约方，无权主动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定金，并据此作出本案判决，是完全正确的。本案中，“高评高贷”不是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也不是合同的生效条件，李笈欣、刘琼在重复拿已经被认定无效的“高评高贷”条款说事，故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没有任何意义。
二、邓东文、文旭珍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李笈欣、刘琼主张邓东文、文旭珍违约的理由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邓东文、文旭珍在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即2016年9月19日就将《房地产证》原件交付给了中原地产，并一直在等待李笈欣、刘琼的通知，配合李笈欣、刘琼办理资金监管及按揭贷款手续，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但邓东文、文旭珍自始至终未接到李笈欣、刘琼的通知。李笈欣、刘琼主张邓东文、文旭珍不配合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完全与事实不符，李笈欣、刘琼根本没有办理资金监管。邓东文、文旭珍之所以把自己的住宅出售，就是为了卖房变现救急，怎么可能会不配合李笈欣、刘琼去办理相关手续？李笈欣、刘琼的该主张，完全不符合生活常理及正常逻辑。退一步说，即便按照李笈欣、刘琼的主张，其有在履行期限届满的最后一日，即2016年1月29日去过银行，但根据李笈欣、刘琼提交的所谓的与银行工作人员的录音证据（暂且不论该录音证握是否真实）可知，其去到银行并非是去办理资金监管及按揭贷款手续，而仅仅是向银行工作人员咨询是否可以办理“高评高贷”。邓东文、文旭珍也从未接到其任何通知，要求邓东文、文旭珍去银行配合办理。况且，办理相关手续可以由李笈欣、刘琼办理完毕后，邓东文、文旭珍再过来签字，邓东文、文旭珍到不到场并不影响李笈欣、刘琼的先期办理。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按照李笈欣、刘琼的主张，邓东文、文旭珍不过来银行配合其办理，根据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李笈欣、刘琼也完全可以自行办理相关资金监管手续并于办理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款。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在邓东文、文旭珍得知李笈欣、刘琼不想买房了后，就立即于2016年12月7日向李笈欣、刘琼发送了书面《履约催告函》，要求李笈欣、刘琼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且给了李笈欣、刘琼足够的宽限期，甚至邓东文、文旭珍在2017年2月22日时，还在委托律师向李笈欣、刘琼发送书面的《律师函》予以催告，也给了相应的宽限期。在处理本案纠纷中，邓东文、文旭珍已经是给李笈欣、刘琼足够的时间、宽容及理解，但李笈欣、刘琼却恶意违约，并且在经邓东文、文旭珍多次催告后，一声不吭，直接导致邓东文、文旭珍售房变现救急的目的落空，无法取得预期利益。丛始至终，根本不存在邓东文、文旭珍违约的情形。
三、李笈欣、刘琼构成根本违约，并且主观违约的恶意非常明显。其实，本案就是因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6年10月4日颁布“10.4”新政后，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的房价及成交量持续走低，房市陷入低谷、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基于此，李笈欣、刘琼预感其投资无法取得预期收益，从而萌生违约的念头。在新政出台后，就提出过要求降房价，在被邓东文、文旭珍拒绝后，李笈欣、刘琼就开始消极对待，进而不予履约，直至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李笈欣、刘琼在（2016）粤0306民初7028号一审庭审中主张的：其了解到深圳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单方违约的情形，人民法院对于违约金的判罚基本上保持在房屋转让成交份的5%-13%之间。甚至，李笈欣、刘琼在该案件的上诉状中还认为“深圳乃至全国的审判实践中鲜有判决20%违约金的先例”，更主张认为“违约金应当予以大幅调低至人民币10万元以下”。殊不知，深圳各级人民法院对于违约方承担百分之二十违约金责任的判决比比皆是。李笈欣、刘琼主观上始终幻想：即便违约，其所付出的违约成本代价也并不高，更不会承担20%违约金的责任，从而敢于恶意违约。由此可知，其主观违约的恶意非常明显。
四、从本案及（2016）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一审判决下达至今，李笈欣、刘琼变化无常，根本毫无诚信可言，理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及（2016）粤0306民初7028号一审判决下达后，李笈欣、刘琼就开始无止境地向邓东文、文旭珍及邓东文、文旭珍的代理人打电话，每次都向邓东文、文旭珍表示特别悔恨当初听信他人误导而提起本案诉讼，提出愿意当面赔礼道歉，希望邓东文、文旭珍宽宏大量，作出让步并与其协商。同时，还四处托熟人为其走人情，多番做邓东文、文旭珍的工作。邓东文、文旭珍本着切实妥善解决争议及充分考虑李笈欣、刘琼的“诚恳”态度，经过双方无数次电话及多次当面协商，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同意由邓东文、文旭珍没收十万元定金，李笈欣、刘琼再额外支付十七万元赔偿，双方继续履行原《二手房买卖合同》。就在该调解内容经双方确定后，李笈欣、刘琼还多次对邓东文、文旭珍表示深深地感谢，一直在庆幸自己遇到邓东文、文旭珍这样的贵人。然而，就在双方已经将《调解协议》草拟好，并准备签订之际，李笈欣、刘琼突然表示调解协议不签了，不愿意调解了，后续按照法律程序走。李笈欣、刘琼的行为变化无常，故意浪费邓东文、文旭珍的时间精力，完全没有诚信可言，根本没有要妥善解决争议的意愿。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笈欣和刘琼在（2016）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一审答辩称是受中原地产的“哄骗、诱惑”而签署本案“高评高贷”合同的，合同无法履行根本原因是合同存在“欺诈”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但在该案上诉状及二审庭审中又主张合同约定“高评高贷”是各方在协商一致下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的原因是涉案房屋未获银行同意“高评高贷”。李笈欣、刘琼前后主张自相矛盾，也完全与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李笈欣、刘琼作为违约方，根本无权主动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定金，本案原审法院及（2016）粤0306民初7028号案件，查明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李笈欣、刘琼构成根本违约，该两案作出的原审判决是完全正确的。李笈欣、刘琼提起的上诉，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应予全部驳回，并维持原审法院一审正确判决。
李笈欣、刘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笈欣与邓东文、文旭珍签订的编号为227880号二手房买卖合同；2、邓东文、文旭珍连带返还李笈欣之购房定金10万元；3、邓东文、文旭珍承担上述购房定金之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9月19日起，计至上述定金之实际退还日）；4、本案诉讼费用由邓东文、文旭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8日，在中原地产居间服务下，邓东文、文旭珍（卖方）与李笈欣（买方）签订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其名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广深公路锦绣清华园五区9栋H16号房屋，转让成交价5920000元，买方应于合同生效之日支付定金100000元，该款交由第三方监管；买方须于2016年11月30日前将除定金、交楼押金外的剩余首期款（以银行监管协议为准）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监管账户或其他第三方的监管账户中，并向按揭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资料，卖方予以配合；涉案房屋没有设定抵押，卖方保证于签署合同后10日内将房地产证原件交予替双方监管定金及交楼押金的第三方；买卖双方因房屋转让所需支付的税费由邓东文、文旭珍负担；双方同意在定金或首期款中预留20000元作为交楼押金，交由第三方监管，待卖方实际交付房屋时结算；如一方未按约定期限履行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买方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对方支付转让成交价20%违约金或适用定金罚则；合同备注条款还约定卖方愿意且同意配合买方签署相关关于该物业高评高贷所有资料，如一方违约须按合同约定赔偿守约方。
2016年9月18日，李笈欣、邓东文、文旭珍及中原地产签订一份《资金托管协议》，约定双方委托中原地产托管房屋转让定金100000元。同日，李笈欣支付定金100000元，上述定金预留20000元托管在中原地产处，其余已实际交付邓东文、文旭珍。
李笈欣、刘琼主张其于2016年11月29日与中原地产工作人员前往建设银行宝安新岸线支行办理资金监管及贷款申请手续，银行工作人员拒绝办理高评高贷，且邓东文、文旭珍亦未到场协助配合；邓东文、文旭珍主张未接到中原地产及李笈欣、刘琼通知故未到场。2016年12月7日，邓东文、文旭珍向李笈欣、刘琼邮寄《履约催告函》，催李笈欣、刘琼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及申请按揭贷款手续。双方至今未办理首期款监管及贷款手续，李笈欣、刘琼要求解除合同。
一审另查明，邓东文、文旭珍系涉案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分别各占50%产权份额，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号，该房屋未设定抵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李笈欣、刘琼和邓东文、文旭珍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备注条款关于卖方同意配合买方办理房屋“高评高贷”手续的约定，意图调高涉案房屋评估价以获取银行更高额的贷款，属双方恶意串通损害贷款银行的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约定。但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双方合同其余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有关合同解除的问题。李笈欣、刘琼称其受中原地产业务员的诱导欺诈，才在合同中约定“高评高贷”条款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邓东文、文旭珍配合李笈欣、刘琼签署涉案合同也存在过错，故应当解除合同，并由邓东文、文旭珍退还定金。一审法院认为，“高评高贷”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他合同条款的效力，不能办理“高评高贷”也并不因此免除李笈欣、刘琼支付首期款并申请银行按揭贷款的合同义务，李笈欣、刘琼仍应按照约定诚信履行合同约定的买方付款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李笈欣、刘琼作为买方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银行按揭贷款等手续，邓东文、文旭珍作为卖方应予协助配合，但李笈欣、刘琼经邓东文、文旭珍催告后至今未履行该项义务，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笈欣、刘琼或中原地产已经履行了通知邓东文、文旭珍协助办理上述手续的义务，李笈欣、刘琼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在李笈欣、刘琼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且无证据证明邓东文、文旭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李笈欣、刘琼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定金。故对于李笈欣、刘琼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笈欣、刘琼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50元，由李笈欣、刘琼负担。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当事双方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哪一方为违约方。
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当事双方约定以银行按揭形式支付购房款，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及贷款申请手续为买方的当然义务。现李笈欣、刘琼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邓东文、文旭珍有接到配合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手续的通知而拒绝配合办理，故李笈欣、刘琼上诉主张邓东文、文旭珍违约在先、未予配合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手续，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李笈欣未依约如期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及申请银行按揭贷款，经邓东文、文旭珍催告后仍未办理，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故李笈欣、刘琼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定金，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笈欣、刘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明 亮
审判员 路 德 虎
审判员 朱 宽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东阳（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