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06民初3677号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绿园区明翰国际1610室。法定代表人：李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鹏，吉林路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丰，男，1974年4月6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吉林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晓峰，男，1957年10月2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迪，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宋大光，男，1975年8月17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迪，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吉林省华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长江路长春银坐D32/10F。法定代表人：宋印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迪，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路长影世纪村15栋3门606室。法定代表人：刘丰，经理。原审第三人：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宽城区柳森路13号425室。法定代表人：刘丰，经理。原审第三人：长春众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朝阳区锦水路21号2单元106室。法定代表人：关淑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迪，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禄源公司）与原审被告刘丰、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吉林省华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贸公司）、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陆零公司）、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吉祥公司）、长春众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拓公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吉0106民初1903号民事判决。刘丰、张晓峰、宋大光、长春众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吉林省华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吉01民终4988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鹏、原审被告刘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吉林省华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长春众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原、张佳迪及张晓峰、宋大光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出庭，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5年6月29日原告股东林琳与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被告刘丰、第三人张晓峰、第三人宋大光配合原告办理合同中所列户外广告牌更名手续；3.确认本案合同中涉及的现有三十二个广告牌归原告所有；4.本案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股东林琳分别于2013年12月12日、2014年5月5日、2014年6月13日借款给被告刘丰共计人民币2400000.00元，被告刘丰多次承诺还款但未还，林琳于2015年6月29日与被告刘丰签订“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约定以4000000.00元的价款购买刘丰户外广告牌，并于2015年6月30日将剩余的1600000.00元款项按照被告要求给付完毕，被告将其与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分别签订的“户外媒体转让合同”及“结款说明”一并给付原告，后被告迟迟不给原告办理广告牌过户手续。在原告催促下，被告于2016年2月3日及2016年4月14日将所有外置处于宽城区及汽车产业开发区的户外媒体更名至原告名下，但至今尚未将剩余广告媒体更名。经查剩余户外广告牌仍在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名下。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审被告刘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1.我方认为本案绿园区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原告就被告这一管辖原则，而本案的被告居住在朝阳区，而非绿园区；2.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外人林琳与刘丰之间的合同效力”而非原告与刘丰之间的合同效力，原告既没有案外人林琳的授权，故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3.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转让协议》中均有第三人玖陆零文化传媒和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公章，所以转让协议应为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是基于其股东林琳与刘丰签订的《户外广告牌转让合同》提出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并非合同的当事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此合同所涉权利义务与其无关。其次即使林琳为原告四股东，其出资方式为货币，因此原告不能基于股东出资而享有《户外广告牌转让合同》约定的任何权利义务，最后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而据工商登记记载，原告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林琳成为股东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也可以证明合同与原告公司无关，原告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实际及法律依据。首先，户外广告牌的使用权（设置权及经营权）应当经行政许可而享有，因户外广告牌占有的是户外空间资源，其所有权应当归属国家所有，属于不可流通的物。根据《长春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户外广告牌的设置权及经营权，只能基于行政许可而取得，不能因户外广告牌的转让而继受取得，并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倒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被答辩人刘丰与林琳之间的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标的物为户外广告牌的产权，此产权为国家享有，根据《物权法》第41条，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只有基于行政许可制度才能取得户外广告牌的使用权，因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于法无据。原审被告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在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刘丰与林琳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林琳是原告公司股东，原告有诉讼主体资格。该转让协议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公章，公司名称为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加盖了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被告刘丰。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问题有异议，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案外人林琳与原告之间的股东关系，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林琳委托原告代为诉讼，该份证据名为转让，实为借款担保，被告与案外人林琳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法律关系。同时该份证据证明是两家公司（庆吉祥、玖陆零）与林琳签定协议，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主体不适格。对两家公司法人代表为刘丰没有异议。同时该份协议证明，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而原告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而案外人林琳是在2016年7月14日通过与王涛的股权转让成为该公司股东，而且实缴资本为0，认缴出资额100000.00元，我方稍候提供证据。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有异议，该份协议为手写协议，作为第三人，有理由怀疑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此外协议恰恰证明刘丰曾经与林琳个人有借款关系，在协议第2条说明。该协议可以证明涉案主体并非本案原告，而是林琳，原告主体错误；该协议内容基本上是让与担保的协议，从法律上实际上是无效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担保，该合同无法律效力；该协议实际上与本案涉及的四个第三人无任何关系，原告依据该协议将四个主体列为第三人我方认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按照最高院2012年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这样一个买卖合同实际上转让的是出卖人并未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这个合同虽然按照最高院2012年司法解释合同虽然有效，但是在没有真正权利人追认的情况下，作为原告所享有的权利仅仅是解除合同、要求违约金，而不是要求履行出卖人出卖时不享有所有权的合同。证据2.收条4份，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3份、借条3份，证明：原告按照与被告刘丰签订的合同，支付给刘丰32处广告牌费用400万元，系通过林琳转账，刘丰之前欠林琳240万元，欠的钱顶该广告费用。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1.原告提交的4份借条、收条形成时间均为2013年至2015年6月30日之间，而原告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刘丰与案外人林琳形成借贷关系之时原告并不成立，故此原告主张是通过股东林琳向刘丰借款这一事实并不存在；2.原告的代理人并非案外人林琳的代理人，无权代表案外人林琳主张权利，陈述事实，其所陈述的事实是否为林琳的事实无从考证；3.3张银行转账凭证形成时间均为2015年6月30日，此时原告并未成立，收款人为刘春雨、孙玮宏、孙哲，并非被告刘丰，故此3张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林琳向被告刘丰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而我们知道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所以林琳与刘丰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履行，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质证：对于原告所出具的4份收条真实性有异议，4份收条已显示的借款金额少至40万元多至160万元，而体现的均为现金交付，如此大的数额以现金交付形式并不合理，因此第三人有理由怀疑该四份收条的真实性。另，1.按照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大额现金交付除了要有收条借条外还需要附有转款凭证，这样才能证明真实性，本案所涉及的金额是最少40万元，按照长春市惯例，应是10万元以上需要提供转款凭证，该金额我方认为不真实，在其不能提供转款凭证的基础上，按照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可以推定为该借条不真实。2.关于转款凭证，被告的律师已经说明与本案关联性的瑕疵，即无关联性，并不是交付给刘丰，而是交付给其他不知来源的自然人，我方认为不能证实林琳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3.这些证据从主体到形成时间都进一步证实了原告公司是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3.户外媒体转让合同两份，证明：刘丰分别与张晓峰、宋大光签订两份合同，刘丰从张晓峰、宋大光处取得广告牌，与张晓峰签订的合同中是31块，与宋大光签订的合同是32块。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该两份转让合同因被告刘丰无履行能力而未生效、未履行，已被双方解除，刘丰也并没有实际取得所涉的户外广告牌。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的代理人质证：该两份合同自始未发生效力，因第三人张晓峰和宋大光系无权处分。另：1.宋大光与张晓峰并非该户外广告牌合法权利人，其与刘丰之间签订的合同虽然按照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是有效的，但是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无论是刘丰还是张晓峰以及宋大光各方因为相对方不履行义务，享有的只是解除权及要求索要违约金的权利，而任何一方主体都没有权利要求继续履行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追认的出卖人在出卖时并不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2.双方合同的第10条第1款明确约定“如果刘丰没有按时支付转让价款，作为宋大光、张晓峰均有权解除合同”因为张晓峰、宋大光未收到刘丰支付的价款合同解除；3.户外媒体转让合同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无权签订的，户外媒体的转让需要行政许可才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擅自转让未经行政许可没有法律效力。证据4.收条三份、结款说明两份，证明：刘丰已经支付张晓峰、宋大光合同约定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事项有异议，当时出具该收条是为了满足被告刘丰经营所需，所以要求二第三人提前出具的结清证明，但是实际上刘丰并没有支付合同的对价。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的代理人质证：对该四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事实上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并未收到刘丰所支付的任何合同款项，结款说明上称“已收到的房子”我方到现在也并未收到，后续将举证说明。证据5.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项目管理审批表一份，缴款书一份，证明：原告已经在汽开区取得本案中10块广告牌所有权。（说明一下：审批表为原件，缴款书原件未找到，但是原审时应提交了原件，我方系从原审卷宗复印，附广告牌照片）。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审批表真实性无异议，但审批表仅为2016年2月20日至2017年2月19日一年期间的使用权的批准，而并非是物权、所有权的转移凭证，同时也没有办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10块广告牌的这一主张。对交费复印件无异议。且，广告牌并没有发生物权的转移，只是一年使用期限的许可。因为当时刘丰欠林琳（实际小贷公司是王涛的）钱，拿一年使用权冲抵。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的代理人质证：对该份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正规的户外广告牌设置决定书我方会在后续举证时说明，审批时限早已超期，而且无法体现与本案涉案广告牌之间的关系。另，10张照片中有两张是重复的，而且有一张（有折痕）并不是涉案的广告牌，这些照片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宣传册，并不能体现他们已经取得了权利。据审批表上载明，该广告牌位置仅限于长沈路与奔驰路交汇处桥上，而该10个照片中10副广告牌位置不一，并非都在审批表所载位置。证据6.长春市宽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户外广告设置决定书两份，证明：原告已经取得宽城区三个广告牌位的所有权。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证据审批的是发布权而非户外广告牌所有权，且根据最后延期显示2015年12月31日该决定书已经失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首先对真实性无异议，具体质证意见如下：1.对位于北亚泰大街立交桥南侧的广告牌决定书，该份决定书设置的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而当时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未成立，其于2015年12月29日才成立，并且我方众拓公司已经取得该处广告牌的设置决定书（时间为：2017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2日）；2.对位于亚泰大街与台北大街交汇处的广告牌设置决定书，质证意见与第一份决定书意见一致。第三人张晓峰质证：墙的所有权归属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租金由我交付，理论上谁家交的钱谁才有资格到行政执法局审批，如果行政执法局批给他人那么存在非法情况。证据7.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户外广告牌位置简介及明细，证明：原告已经取得本案争议广告牌，被告已经交付给原告使用，共30块广告牌。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为原告单方形成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我方质证意见与被告刘丰代理人一致，且现剩余20块广告牌都在华贸及众拓公司占有下。另：这些广告牌部分批件在第三人手中，所有广告牌都不在原告手中掌握。证据8.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管理项目审批表及图片（复印件，系在法院卷宗内复印48页至56页），证明：原告合法取得汽车区9个点位，10个广告牌。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审批表显示的是截止到2017年2月19日，一年使用期限，现在已经超期，该份证据属于无效证据。同时设置的位置也如第三人代理人陈述“在长沈路与奔驰路交汇处桥上”，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对该份证据质证意见同证据5质证意见一致。并且该份证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亦有异议。49页的牌子不是涉案中的广告牌，且这块广告牌是属于众拓公司独有。第三人张晓峰质证：49页的那块牌子（带折痕的图片）不是本案所涉的广告牌。证据9.长春市宽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档案一份（复印件，系法院卷宗复印30页至46页），证明：原告已经合法取得宽城区2个点位，3块广告牌，及变更情况。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该四份户外广告设置决定书已经超期，失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中两份广告设置决定书延期时间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另外两份的延期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这两个时间截点原告尚不存在，所以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对该份证据质证意见同证据6一致，并且对真实性有异议；确认时间点时原告主体并不存在。证据10.莘佳贝壳粉户外广告发布合同，证明：涉案广告牌原告正在使用的情况，位置在欧亚卖场，共计11个。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甲方王涛为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该份协议有伪造之嫌疑；仅凭一个发布广告，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我方质证意见同被告律师一致，并且仅凭一份合同无法证明原告曾经占有过涉案广告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登记表、示意图，证明：原告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案外人林琳于2016年7月14日通过与原告的发起人王涛股权转让而成为原告的股东，所以原告在庭审当中所主张的在2015年12月29日之前的事实均为虚假事实，因为林琳与被告借款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原告成立时间是2015年12月29日，林琳成为股东时间是2016年7月14日，而且林琳实缴出资额为0元，意味着林琳并未向原告注入任何资金，所以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审原告代理人质证：对工商登记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示意图系原审被告自行制作，真实性有异议。原审第三人张晓山峰宋大光、华茂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质证：均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审第三人张晓峰、宋大光、华贸公司、众拓公司代理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2017）吉0104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认定本案第三人张晓峰及宋大光与被告刘丰签订的户外媒体转让合同未取得第三人众拓公司及华贸公司的授权，且事后未被追认，该合同不发生效力，此外还认定，第三人张晓峰及宋大光从未将约定的广告牌交付给刘丰。原审原告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书所涉及的判决结果内容与本案原审一审认定的事实冲突，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本案原一审判决在先。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并且该份证据已为生效法律文书，而原告所提的原一审判决并未生效，所以该份证据效力具有唯一性。证据2.一组证据：（1）被告刘丰为第三人张晓峰及宋大光出具的欠条、情况说明、承诺书等共12份；（2）永荣地产出具的证明；（3）报纸公告；（4）华贸文化传播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及相关说明；该组证据共同证明：第三人张晓峰及宋大光与被告刘丰签订合同后，刘丰并未给付任何款项，也未按约定向张晓峰及宋大光交付房屋，后三方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声明结款证明作废。且宋大光并未得到华贸公司授权签订该合同，事后该合同也未被追认。原审原告代理人质证：1.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一系列证据载明的时间皆是在案外人林琳与刘丰签订的转让协议之后，此时广告牌的权利已经不属于第三人，这一系列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与刘丰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第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也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原告。2.对补充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补充协议中双方用的不是相同的笔，一个是油笔一个是碳素笔。另外鉴于宋大光与宋印国的特殊关系，华贸公司不可能不知道广告牌子的转让情况，而华贸公司一直未表示反对，应当视为默认。而且根据原告所提供的《结清证明》，已经充分说明不存在第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原告刚才的质证意见，原告已经自认林琳系案外人，与本案无关的人员，故此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也无权代表案外人林琳作出任何的事实陈述和主张。证据3.户外广告设置决定书，证明：第三人众拓公司已经经长春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审批取得位于亚泰大街与北三环路交汇处的两块广告牌的设置权及经营权。该决定书里写明“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不准出租转让”恰恰证明户外广告牌必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取得设置权及经营权，并且该决定书涉及的广告牌与原告在证据6里的第一个设置决定书的广告牌一致。原审原告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因该决定书与刚才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的涉及的广告牌重合，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原告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无异议。证据4.一组证据（1）委托书；（2）户外广告发布合同14份；（3）电力费明细表。该组证据共同证明：第三人华贸公司委托吉林省明方广告有限公司对22处涉案广告牌进行招商，并且第三人众拓公司及华贸公司一直在占有涉案广告牌，并进行对外原审原告代理人质证：不能仅通过一系列协议证明相关的广告牌的所有属于第三人，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协议签订日期都是在原告合法取得相关广告牌所有权之后，如果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对外出租情况属实，原告保留追究第三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审被告刘丰代理人质证：对证据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原审被告吉林省玖陆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春市庆吉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29日，刘丰与林琳签订《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约定：林琳以4000000.00元一次性收购刘丰所有的位于长春市各区的广告牌32个，其中4000000.00元以刘丰欠林琳的欠款进行足额抵扣。2013年12月12日刘丰向林琳借款400000.00元；2014年5月5日刘丰向林琳借款500000.00元；2014年6月13日刘丰向林琳借款1500000.00元；2015年6月30日刘丰向林琳借款16000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4000000.00元。2015年12月29日，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林琳为公司股东。2016年2月3日，长春市宽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出具的户外广告设置决定书载明，广告牌的设置单位：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置地点：北亚泰大街立交桥南侧，设置时间延期至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14日，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环卫局出具的审批表载明：申请单位为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置时间：2016年2月20日至2017年2月19日。2017年9月13日，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0104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书，以张晓峰、宋大光与刘丰签订的广告牌未取得众拓公司及华贸公司的授权为由认定张晓峰、宋大光与刘丰签订的户外媒体转让合同对众拓公司及华贸公司不发生效力。现该判决已经生效。现禄源公司诉至我院，请求：1.确认2015年6月29日原告股东林琳与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被告刘丰、第三人张晓峰、第三人宋大光配合原告办理合同中所列户外广告牌更名手续；3.确认本案合同中涉及的现有三十二个广告牌归原告所有；4.本案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关于禄源公司主张确认2015年6月29日原告股东林琳与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中甲方为刘丰，乙方为林琳，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有玖陆零公司、庆吉祥公司公章，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份协议当事人为刘丰、林琳、玖陆零公司、庆吉祥公司，禄源公司并非《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当事人，故禄源公司主张合同有效，应当向本院证明该份协议的意思表示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禄源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并未向法庭递交林琳关于该份合同签订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相关证据材料。故禄源公司主张确认2015年6月29日原告股东林琳与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庭审中，禄源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7条为依据，认为林琳是禄源公司的股东，以《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及协议涉及的32块广告牌作为发起公司时的出资。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为出资。即股东对公司出资既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能够以货币估价的财产作为出资。但，本院依职权调取禄源公司的工商档案，档案中在禄源公司章程第九条载明：股东林琳认缴的出资额为1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出资10万元人民币。档案中并未体现林琳是以该协议或该协议涉及的广告牌作为出资成立公司。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林琳是以32块广告牌作为成立禄源公司的出资。关于刘丰、张晓峰、宋大光配合原告办理合同中所列户外广告牌更名手续及确认本案合同中涉及的现有三十二个广告牌归原告所有一节，禄源公司是以《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有效及合同中所列户外广告牌属于禄源公司为依据主张刘丰、张晓峰、宋大光应当配合原告办理协议中所列户外广告牌更名手续及确认协议涉及的现有三十二个广告牌权属。现禄源公司并非《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中的当事人，亦无法向本院证明《户外广告牌产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无法证明林琳是以32块广告牌作为成立禄源公司的出资。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刘丰、张晓峰、宋大光有义务配合原告办理合同中所列户外广告牌更名手续且合同中所列的户外广告牌归禄源公司所有，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00元，由原审原告吉林省禄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 仲审判员 杨立春审判员 陶春志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 航—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