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25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郁，男，1957年8月14日生，汉族，山东高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青岛市黄岛区（青岛黄海学院）。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珍，女，1963年8月3日生，汉族，青岛黄海学院教师，住址同上，系上诉人邵郁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高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高唐县太平路南段路东。
法定代表人：曲同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忠生，男，1971年6月30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国，山东天地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郁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高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建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6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郁及其诉讼代理人张佳珍、被上诉人高建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林忠生、曹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郁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建公司支付2014年度股利54000元及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5月25日，邵郁接到高建公司电话通知，让去领取2014年度股利款，在领取红利款时，高建公司财务科长张红让邵郁先在持股会修正案上签字（股东须知，不签字就不能领股红款）。持股会是高建公司章程里的股东，邵郁不是持股会成员，而是自然人股东，不应让自然人股东签字，如果签了就损害了邵郁的合法权利，所以邵郁没有签字。张红说“不签持股会修正案的字，就不能领取2014年度的股份红利”。邵郁没有领到2014年度的股份红利，责任在高建公司，高建公司应承担延期支付股利款的利息。二、邵郁经询问多个股东，股东都说2014年度的股份红利是按税后12％领取的，股权证上也是记录了税后12％，20000元的股份，记录了2400元红利。
高建公司辩称，一、高建公司是按照9.3％的比例给股民发放的2014年度股利，邵郁称分红比例为12％，与事实不符。高建公司提交的领取2014年度股金分红须知中，明确注明2014年度的股金分红比例为9.3％。提交的2014年度股金分配汇总表可证明股金总额为13630000元，应分配的股利为1267590元，应交个人所得税为253518元，实际领取股利金额为1014072元，股金分红比例为9.3％。提交的2014年度分配股利明细表可证明股东是按9.3％的比例领取的股利。二、高建公司不应承担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1、邵郁称“2016年5月25日接到高建公司的电话通知，让其去高建公司财务科领取2014年度股金红利款”。高建公司早已通知邵郁领取2014年度股利，但邵郁至今未领取，其未领取的过错责任在于邵郁本人，是其自己的原因导致损失扩大，不应将邵郁本人应承担的过错责任转嫁给没有过错责任的高建公司。2、邵郁与高建公司不是合同关系，没有承担逾期利息的合同约定，邵郁主张逾期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邵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高建公司支付2014年度股金红利款54000元及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郁系高建公司职工，原任高建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2月因病退休。高建公司系由其前身高唐县建筑总公司（简称高建总公司）于2005年9月改制组建而来，改制过程中制定的《高建总公司改制方案》规定“将高建总公司2002-2004年净增资产的10%奖励给现在册职工，经职工同意可转为股金，具体分配比例根据持股比例确定”；《高建公司募股说明书》第二条“……4、……主要经营者出资200万元，领导班子成员每人23-45万元……一般职工每人1万或2万元。5、股份定额的62％一次性交付现金，38％为量化股份优惠。入股职工拥有量化股份的所有权……”；邵郁系高建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自然人股东，登记出资额为450000元，其中邵郁实缴现金出资279000元，高建公司奖励171000元。高建公司员工持股会亦为高建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其登记出资额为7390000元。邵郁自2013年8月14日、2015年2月5日、2016年5月12日以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分别诉至法院。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5民再3号民事判决认定，《高建总公司改制方案》、《高建公司募股说明书》以及邵郁持有的股权证均能证明邵郁所持有的450000元股份归其所有。2016年4月15日，高建公司发布领取2014年度股金分红须知及股金分红比例，高建公司电话通知邵郁领取，邵郁因故未领取股金。
一审法院认为，高建公司承认并同意按邵郁股权证上的出资额450000元支付2014年的股份红利款，对红利款的领取亦履行了电话通知义务，邵郁公司对此亦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度股金分红比例为9.3％是否属实。二、邵郁要求高建公司承担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是否支持。
关于焦点一，盈余分配，一般指公司利润的分配，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主张分红权的前提是公司在以利润缴纳各种税金及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后尚有盈余，且在程序上作出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利润分配须经公司董事会制定盈余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是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事项，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从本案的证据来看，高建公司在2016年4月15日发布领取2014年度股金分红须知，并确定2014年度股金分红比例为9.3％，其绝大多数股东在2014年度股金分红须知、2014年度分配股利明细表中签字认可，应视为对高建公司董事会分配方案决议的承认，故确认高建公司2014年度股金分红比例为9.3％，对于邵郁所称税后12％比例分红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双方之间并非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邵郁要求高建公司承担自2016年5月25日至付清之日延期支付的股份红利款的利息，没有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的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邵郁支付2014年度分红款（已扣除个人所得税8370元）33480元；二、驳回邵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减半收取575元，由高建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邵郁提交高建公司两位股东的股权证（复印件），表示因两位股东系高建公司现任职工，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其不让说名字，自己股权证上的笔迹与提交的股权证上的笔迹是同一人所写，可以说明股权分红记录是高建公司人员所写。拟证明2014年度分红比例是税后12％，两位股东的股金是20000元，2014年度分红2400元。
高建公司质证认为：1、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邵郁在一审中就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分红比例为12％的主张。2、证据为复印件，应提交原件。邵郁所提交的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证据存在形式要件瑕疵，股东姓名没有复印，领息分红记载内容有部分内容没有复印，邵郁所提交的证据具有不完整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4、高建公司一审提交的分配股利明细表显示，均是按照税前9.3％领取的分红款。邵郁仅提交两位股份为20000元的股东，按照税后12％领取分红款来对抗高建公司所提交的绝大多数股东领取分红款的证据，从证据力上对比，高建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分配股利明细表更具有法律效力。
高建公司提交刘义水、曲同成、张玉林、林忠生、王立民、朱春来、张红七人的股权证，表示股权证上所记载的股利金额包括出勤奖励，股利金额与股利分配汇总表中的股利金额是一致的，差额部分是出勤奖励金额。
邵郁质证认为，从高建公司提交的股权证看，2014年度股红分配比例是税后12％，如张玉林450000元股份，2014年分红54000元，林忠生分红54000元等。高建公司称的出勤奖不可能记载在股权证上，应该是在工资中。
高建公司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两份，表示该两份回单的总金额为790084.32元，发生时间是2016年6月3日。拟证明其通过网银将股利转账给中国建设银行，由中国建设银行向领取股利的股民转账。
邵郁质证认为，高建公司应提交每个人的转账记录，总数无法证实分配的比例。
高建公司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一份，拟证明其向高唐县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7月13日缴纳税款129300元，该笔税款是其代扣代缴。
邵郁质证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高建公司2014年度股红分配缴税比例，地方税务局有个人缴税系统，高建公司可输入自己的密码打印出每个人代扣的缴税税额。
高建公司提交其2016年4月10日董事会会议决议一份，拟证明其公司将2014年净利润的16.84％作为全体在职职工奖励。
邵郁质证认为，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是税后的现金交给职工，股权证上记载的都是税后12％。
二审中，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根据高建公司提交的分配股利明细表随机让高建公司提交了两份股权证，高建公司提交张立刚、赵秀霞的股权证，该二人的股权证上记载张立刚2014年度股利为12000元，赵秀霞为18000元，该二人的股权证上在股利数额后未备注“包括出勤奖励”字样。高建公司提交的分配股利明细表中记载张立刚股权100000元、赵秀霞股权150000元。股权100000元、150000元分配股利12000元、180000元的比例为12％。
邵郁对张立刚、赵秀霞的股权证质证认为，该二人的股权证可以证明股利为税后12％。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邵郁要求高建公司按税后12％的比例分配红利是否支持。
从邵郁提交的股权证复印件和高建公司提交的股权证，以及本院随机调取的张立刚、赵秀霞的股权证所显示的内容看，2014年度股金分红比例是税后12％，如20000元股份分红利2400元，450000元股份分红利54000元，100000元股份分红利12000元。虽然高建公司表示其提交的股权证上显示的股利金额并非全部为股利，其中包含出勤奖励，但是本院随机调取的张立刚、赵秀霞的股权证上并未记载有“包括出勤奖励”字样，该情况与邵郁提交的股权证复印件上的记载相同，与高建公司提交的曲同成、张玉林等七人股权证（该七人股权证上在股利后记载“包括出勤奖励”字样）上的记载不同。并且根据常理，公司员工的出勤奖应记载在工资表中，随工资按月发放或年终发放，不会同股东的股利一同发放，并记载于股东领取分红的股权证上。高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且不符合常理，本院对其关于股权证上的股利金额包含出勤奖的陈述，不予采纳。高建公司应按税后12％的分红比例向邵郁支付2014年度股金红利54000元（450000元股权×12％）。
关于邵郁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虽然高建公司在2016年5月25日通知了邵郁关于领取股利的情况，但是其并未让邵郁领取全部股利54000元，而是仅同意给付33480元，致使双方产生纠纷，邵郁提起本案诉讼。高建公司在通知邵郁领取股利后，不足额向邵郁支付股利，存在过错，邵郁要求高建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邵郁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6民初1868号民事判决；
二、山东高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郁2014年度股金红利54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4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减半收取5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3元，均由高建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家勇
审 判 员 刘 颖
审 判 员 吴艳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董 慧
书 记 员 赵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