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1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经营者：胡健朝，男，汉族，1997年10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东桂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投资人：胡永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加冰，广东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耀芳，男，汉族，1962年9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以下简称耀芳厂）、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富城金属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富城厂）、原审被告胡耀芳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4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在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胡耀芳申请撤回其上诉请求，富城厂对此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同意胡耀芳撤回上诉请求。本案按上诉人为耀芳厂，被上诉人为富城厂，原审被告为胡耀芳列明诉讼地位。
上诉人耀芳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富城厂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城厂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下称《票据法》）第十条关于直接前后手交易应提供基础交易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却适用并非直接前后手交易的票据无因性的规定。
本案的审理应当在依据《票据法》的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作为本案处理的法律依据。《规定》第十条明确指出：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该《规定》，意图就是为了维护票据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为了避免票据债务人滥用《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等条款，该《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债务人的抗辩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如票据收款人未向出票人履行约定的义务，出票人据此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作出判决。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认定事实错误。
（一）一审法院并没有直接认定富城厂究竟是与耀芳厂、胡耀芳哪个发生直接前后手交易，还是代偿债务性质，或者是富城厂向案外人送货，而由后手的耀芳厂、胡耀芳开具支票而支付货款，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耀芳厂、胡耀芳主张富城厂没有履行交货其盖然性明显低于富城厂关于签发支票时把对应的送货单交还耀芳厂、胡耀芳”，但始终未正面回答富城厂与耀芳厂、胡耀芳哪个发生真实交易。但从一审说理部分并非是论述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角度而是从是否交货的角度论述耀芳厂、胡耀芳的票据付款义务，可认定一审是确认耀芳厂发生真实的交易。
（二）本案中从富城厂在一审两次开庭时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来看，反而足以证实富城厂与耀芳厂是毫无关联。理由如下：一审中富城厂对涉案支票的票据关系和基础交易关系的陈述前后互相矛盾，始终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富城厂与耀芳厂、胡耀芳或其中一个发生真实交易的证据，其提供的欠条、送货单及计划与耀芳厂无任何关系，反而佐证其与耀芳厂没有基础交易关系。
1.富城厂在本案中没有直接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与耀芳厂、胡耀芳或其中之一发生送货等真实交易的凭据，不能证实其依据支票的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证实其已支付对价。
2.关于一审询问富城厂与谁发生交易或合同相对方时，富城厂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按照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第一次对自己不利的自认，此后又推翻其自认应提供足以推翻原自认的证据，否则仍应以第一次自认作为事实认定。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均明确涉案支票为双方之间买卖交易而产生，并不涉及第三方。支票是由耀芳厂、胡耀芳交付给富城厂。富城厂明确是在2016年8月6日收到交付的支票。这是富城厂第一次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富城厂出示以下新证据并主张是与中山市奔×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公司）及胡耀芳发生交易，但既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胡耀芳与案外人奔×公司是合作关系或股东关系，但又主张欠条是案外人罗某甲欠货款而胡耀芳出具支票给富城厂，其前后陈述不一致。首先，富城厂提供“欠条”证明案外人罗某甲欠富城厂货款而将胡耀芳出具的支票给富城厂支付货款。富城厂对于支票的来源作出与第一次庭审完全不同的表述。其次，富城厂提供送货单14张证明本案支票因奔×公司欠其2016年4月份部分货款所产生。富城厂对于支票的来源作出与第一次庭审、及“欠条”所证明支票的来源完全不同的表述。本案支票富城厂作出了三种不同的来源解释，并且提供了不同的证据来证实。富城厂所提供证据与其所述的支票的基础关系自相矛盾。
3.一审法院在富城厂已明显提供欠条、送货单及《计划》指向的送货主体不是耀芳厂，而是案外人奔×公司或罗某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耀芳是奔×公司股东或合作方的前提下却违反富城厂主张而推定富城厂是直接交货给耀芳厂，显然是反而佐证富城厂不可能送货给耀芳厂，因而富城厂连收货单位是耀芳厂、胡耀芳或其中之一的送货单复印件都不能提供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反而自作多情认定富城厂是真实向耀芳厂送货的事实不是明显逻辑不符吗？
4.若果一审法院在模棱两可而事实不清的情形下，强行以双方不是直接前后手交易，却又违反了富城厂已经作出是与耀芳厂直接前后手交易的自认，但富城厂提供的案涉支票主张来源于富城厂与奔×公司送货单及罗某甲出具有欠条却因均无原件而不被认可，同样也不能推定是后手接受的，更不可能是代偿债务。
综上，本案只能认定是富城厂与耀芳厂直接前后手交易，耀芳厂向富城厂预订货物而预付货款，但终因富城厂无供货，导致富城厂事隔半年都没有入账而作废，况且胡耀芳与富城厂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本地人且是朋友关系，故均是口头协议这也是符合常理，但一审法院却将收14万元之数额的货款说成是大额交易而没有采取书面方式，显然与事实不符。
三、一审法官对本案的事实、法庭笔录理解错误。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耀芳厂、胡耀芳的抗辩与常理不符，盖然性明显低于富城厂主张所依据的事实。耀芳厂、胡耀芳在2017年7月19日一审庭审中称《计划》中的欠款包含了案涉支票。一审判决作出如此认定是一审法官对本案的事实、法庭笔录理解错误。
在本案中第二次开庭时，耀芳厂、胡耀芳表示还款计划中的欠款包含了涉案的支票（第二次开庭笔录第五页），但此句话中“涉案的支票”并不是指本案中富城厂提起诉讼的支票，而是富城厂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所提14万多元的支票。本案中有多张支票出现，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对“富城厂提起诉讼的支票”记录的是本案支票（第二次笔录第五页）；对录音中所提14万多元的支票记录的是涉案支票（第二次笔录第四页证据2），笔录记录的为：“证据2.通话录音光盘一张（附文字说明），拟证明胡耀芳确认为罗某甲所欠富城厂的部份借款提供担保，其中涉案支票（录音中所提14万多元的支票）也是为代为偿还欠款而出具。”一审法官错误的将“本案支票”及“涉案支票”均理解为富城厂提起诉讼的支票，但“本案支票”及“涉案支票”在一审庭审是指两张完全不同的支票，导致本案法官对事实的理解错误，对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中又将支票表述为“案涉支票”。一审笔录并无不当，将录音中所提14万多元的支票标注为涉案支票，此支票是涉及本案，其定为涉案支票是合适的、正确的；将富城厂提起诉讼的支票确认为本案支票也是合适的、正确的，但将此两支票混淆就是错误的。富城厂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在笔录的第8页中明确确定：在中山主张的是还款《计划》中的款项及其他欠条中的款项，不包含本案支票所涉支票的基础关系的款项。富城厂已明确计划的欠款与本案支票无关联。录音中所提14万多元的支票，确实是《计划》中的欠款的一部份，但此事实、此支票与本案中的支票并无关联。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从而作出明显主观臆断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并支持耀芳厂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富城厂答辩认为：
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混乱系由胡耀芳、罗某甲等人造成，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票据系因2016年4月份货物产生，富城厂已给付相应对价。胡耀芳、罗某甲、罗某乙、胡某某等人在与富城厂交易过程中，其几人的合作关系和财务关系极为混乱，存在交叉与富城厂沟通或者向富城厂付款的情形，对外经营存在混同。从耀芳厂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和录音等证据可以看出，涉案支票系因2016年4月份货款产生。胡耀芳本人在录音中除了确认《计划》中的款项并表示愿意承担外，同时确认了本案涉案支票的存在，并表示同意承担。（详见录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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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强：“14万多那张支票，我刚刚咨询过都是你承担的喔”胡耀芳：“嗯嗯，我们厂那张支票吗？”胡永强：“都是你承担的喔”胡耀芳：“嗯嗯”）因此，可以看出胡耀芳本人是确认本案支票并同意承担付款责任的。如果真如耀芳厂、胡耀芳所说，富城厂未履行送货义务，未支付对价，那么胡耀芳为何不在录音中进行否认？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耀芳厂称本案支票已包含在《计划》中，并称富城厂属于重复起诉。而在富城厂与胡耀芳、罗某甲等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3456号]中又陈述《计划》中的款项已支付完毕。现耀芳厂又在上诉状中称富城厂未履行本案支票所对应的义务，这明显自相矛盾。如果富城厂未履行供货义务，耀芳厂、胡耀芳又为何要付款呢？本案富城厂所起诉的支票即是录音中所提的14万多的支票，虽然耀芳厂在本次上诉状中辩称属于两张不同的支票，而且录音中的支票包含在了《计划》当中。但如果不是指的同一张支票，那么耀芳厂为何在一审庭审当中又说涉案支票包含在《计划》当中，富城厂是重复起诉呢？因此，足以看出富城厂实则已经履行相应的义务，起码富城厂的证据完全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依法应予以认定。而耀芳厂为逃避付款责任而捏造自相矛盾的事实，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二、本案支票面额达144980元，耀芳厂称本案支票是付款担保和预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双方之间不存在先给付支票后供货的交易习惯，更何况双方并无过多的合作经历。而支票具有直接的现金价值，在双方未签订合同，不存在相应交易习惯或者合作经历的情况下，耀芳厂直接开具如此大额支票给富城厂明显不符合惯常做法。谁会在没有任何合同等保障的情况下把具有144980元现金价值的支票直接给别人呢？因此，耀芳厂称本案支票是付款担保和预付款，预付款是预付什么款？有没有质证？其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富城厂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耀芳厂的上诉请求，维持本案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胡耀芳未作陈述。
富城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耀芳厂、胡耀芳共同向富城厂支付票面金额14498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耀芳厂、胡耀芳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耀芳厂签发号码为103044303929****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0日，票面金额144980元，收款人为富城厂，用途为货款，支票上记载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10天，加盖了印文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财务专用章”和“胡耀芳”的印章。富城厂没有在案涉支票出票之日起10天内向银行申请兑现。后富城厂持案涉支票向银行申请兑现时，银行于2017年3月9日出具《退票通知书》，以“过期支票”为由退票。富城厂遂于2017年3月2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耀芳厂为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显示其经营者于2016年8月31日由胡耀芳变更为胡健朝。本案诉讼过程中，富城厂提供了胡耀芳作为担保人签名确认的《计划》，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7日。富城厂在庭审中陈述该《计划》所涉货款已向中山法院提起诉讼，案涉支票款及对应的欠款未包含在该诉讼中，在2017年5月5日提交的《补充说明》中称案涉支票是耀芳厂、胡耀芳用于支付2016年6月份的货款，相应的送货单在耀芳厂、胡耀芳签发支票后已交给耀芳厂、胡耀芳。耀芳厂、胡耀芳在2017年5月3日庭审中称耀芳厂向富城厂采购电热水器配件，签发案涉支票作为付款担保，但截至2016年11月20日，富城厂没有向耀芳厂交付任何货物，在2017年7月19日庭审中称《计划》中的欠款包含了案涉支票，涉嫌重复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富城厂未在支票记载付款期限内向银行提示付款，根据法律规定，银行可以不予付款，但耀芳厂作为出票人仍对持票人，即富城厂承担票据责任。耀芳厂、胡耀芳以富城厂未在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为由进行抗辩理据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富城厂提供了耀芳厂签发的支票为证，耀芳厂、胡耀芳称富城厂未履行案涉支票对应的交货义务，首先，案涉支票记载用途为“货款”，与耀芳厂、胡耀芳陈述不一致，且如果该款属预付性质，而支票金额又达144980元，根据一般常理，进行如此大额预付款交易，理应签订相关协议或出具收据以明确款项性质，耀芳厂、胡耀芳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与常理不符，其盖然性明显低于富城厂关于签发支票时把对应的送货单交还耀芳厂、胡耀芳的主张，其次，富城厂在诉讼中提供了2016年9月7日的《计划》为证，耀芳厂、胡耀芳在答辩中称双方没有发生实际对价的交易，在2017年5月3日庭审中称耀芳厂签发案涉支票后，截至2016年11月20日富城厂没有向耀芳厂交付任何货物，但在2017年7月19日庭审中又称《计划》中的欠款包含了案涉支票，涉嫌重复起诉，《计划》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7日，如果其记载的欠款属实，对应的交易关系发生时间应在2016年9月7日前，耀芳厂、胡耀芳称《计划》中的欠款包含案涉支票，明显与耀芳厂、胡耀芳关于截至2016年11月20日富城厂未交付货物的陈述相互矛盾，综上，耀芳厂、胡耀芳在本案中的抗辩与常理不符，盖然性明显低于富城厂的主张，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前后矛盾，故法院对耀芳厂、胡耀芳上述抗辩不予采纳。耀芳厂向富城厂签发支票后，富城厂持票兑现时被退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富城厂可以向出票人，即耀芳厂行使追索权，富城厂请求耀芳厂支付票据金额144980元，并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耀芳厂是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显示其经营者于2016年8月31日由胡耀芳变更为胡健朝，本案支票出票日期在2016年11月20日，即签发时间在经营者发生变更后，耀芳厂签发的案涉支票上盖有“胡耀芳”私章仅能证明耀芳厂以“胡耀芳”私章为预留印鉴，不足以证实胡耀芳为耀芳厂实际经营者，富城厂以胡耀芳为案涉支票开具时耀芳厂的实际经营者为由，请求胡耀芳对案涉支票款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证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耀芳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富城厂支付票据款项14498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7年3月24日起至票据款清偿之日止，以实际尚欠票据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富城厂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99.60元，由耀芳厂负担。
富城厂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胡耀芳的代理人在另案中提交的部分《送货单》复印件38份、《退货单》复印件3份，拟证明胡耀芳的代理人在另案（胡耀芳女儿胡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所提交的部分送货单、退货单与本案中富城厂提交的送货单经手人员等内容一致，足以证明证据真实性，再结合富城厂提交的通话录音、《计划》等证据足以证明胡耀芳因4月份货款而向富城厂出具支票。对此，耀芳厂质证认为，即使确认该组材料的真实性，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经审查，富城厂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且耀芳厂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
耀芳厂、胡耀芳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胡耀芳没有发表质证意见，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富城厂是否有权依据案涉票据向耀芳厂行使票据追索权。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一条：“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的规定，作为票据合法持有人的富城厂，在被银行拒绝承兑支票后，有权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其次，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内行使均有效。票据记载的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0日，富城厂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其主张票据权利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再次，案涉支票记载的用途为“货款”，耀芳厂作为出票人，其出具记载用途为“货款”的支票显然是支付其所拖欠的货款，再结合《计划》、录音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存在支票对应的基础关系。综上，耀芳厂作为出票人，应当按照签发的支票金额向持票人富城厂承担付款责任。对于其上诉与富城厂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应承担票据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胡耀芳是否须对上述债务担责问题，经查，原审对胡耀芳承担责任部分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99.6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耀芳五金塑料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伟斌
审 判 员 李秀红
审 判 员 贾小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杨德超
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