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9民初19081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
负责人：刘嬿，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上海市东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骏涛，男，198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本闻，上海瑾之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桑，上海瑾之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惠芬，女，195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男，198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与被告朱骏涛、第三人吴惠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律师，被告朱骏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本闻律师、桑桑律师，第三人吴惠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贷款本金299,838.89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截止至2016年6月22日的利息71,986.26元，罚息32,441.69元及自2016年6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19,836.40元；四、若被告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原告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与被告协议以抵押房屋折抵，或者向法院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权利人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清偿。
事实与理由：2012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朱骏涛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以下简称《额度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6月18日至2022年6月18日。
同日，原、被告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凌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抵押给原告，用于担保《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或将要签署的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所担保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30万元及基于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多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同日，原、被告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申请贷款30万元用于购买观音像，被告同意并授权将贷款划入其指定的账户即第三人吴惠芬的账户。
后，原告依约履行了放款义务，而被告朱骏涛仅在偿还两期贷款后即不再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综上，原告诉讼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朱骏涛辩称，其仅与原告签订了《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从未进行过观音像买卖，亦未就该买卖一事向原告实际申请贷款，更未向原告发出任何放款指令；原告于2016年就涉案事实提起诉讼，曾提交《见证书》两份，显示原告工作人员于2012年5月见证了被告亲笔签署了与抵押贷款的相关文书，而实际上《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合同》的签订日期均为2012年7月，原告见证了一个尚未发生的事实让人费解；被告签署《贷款合同》时合同内容均为空白，原告持有的《贷款合同》系原告自行填写，借款人指定的账户处户名“吴惠芬”及账号均为被告自行改写，右上角处的“朱骏涛”字样并非被告本人所签；《观音像买卖合同》中购买方处“朱骏涛”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且原告贷款发放凭证上被告处签名并非“朱骏涛”而是朱马涛，因自身的过错将钱款发放给第三人，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被扣还贷的银行账户系在原告处办理，之所以存在两次还款行为系因被告钱包丢失，之前使用的银行卡也丢失，便将涉案银行卡当普通借记卡使用，后来发现存进去的钱款被原告扣划了。
第三人吴惠芬述称，其未购买过观音像，《观音像买卖合同》中“吴惠芬”三字非其所签；《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合同》均系原告与被告朱骏涛所签，被告与第三人吴惠芬之子韦伟曾系同事，当时韦伟系应案外人倪某某要求提供贷款账号，最初提供的账户户名系“韦伟”，但当时韦伟系上海紫珏房地产经纪事务所(以下简称紫珏房地产事务所)法定代表人，银行认为不能放款至房地产中介行业，故收款账号变更为韦伟母亲吴惠芬名下账号，但并非向银行直接提供的；韦伟曾将紫珏房地产事务所转让给案外人倪某某，但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倪某某因此尚欠韦伟几万元转让费；朱骏涛平时开销较大，对倪某某有欠款，倪某某在公开场合开玩笑时也有提起过，朱骏涛未否认过有欠款，仅表示无钱还款；“吴惠芬”账户收到款项后，随即转至倪某某账户，剩余钱款系倪某某用于支付韦伟的转让费。
针对被告辩称及第三人述称，原告提出如下补充意见：原、被告签订合同时确系在2012年5月，但当时签订日期为空白，后因于7月份将贷款账户由“韦伟”改为“吴惠芬”，便注明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虽交付予被告朱骏涛的《贷款合同》为空白，但被告在《贷款合同》中借款人处签名，且原告向其指定账户发放贷款，被告即应履行还款义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朱骏涛签订了《额度协议》，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2日，《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个人循环贷款额度，金额为30万元，额度有效期为120个月，自2012年6月18日至2022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朱骏涛还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落款日期亦为2012年7月12日，《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原告为抵押权人，被告为抵押人，被告将其名下位于上海市凌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抵押给原告，用于担保《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或将要签署的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30万元，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上述《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办理了公证，原告于2012年7月19日取得了抵押权登记证书。
原告提供的、有被告作为借款人签名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2日的《贷款合同》载明如下内容：贷款人为原告，借款人为被告；贷款人为借款人提供30万元贷款，借款用途为购买观音像；借款期限为118个月，自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算；利率采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第一个浮动周期内贷款月利率为6.55‰(此系合同签订日利率，实际放款日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按实际放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重新确定本合同贷款利率，不再另行通知借款人)，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以重新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贷款人在同意借款人提供申请后，按“贷款人受托支付”的方式发放贷款，借款人同意并授权贷款人将贷款划入指定的户名为“吴惠芬”、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贷款采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按合同签订日贷款月利率，借款人每月还本付息金额为3,658.11元，每月的10日为还款日；若借款人存在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等违约行为，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号为XXXXXXXXXXXX的账户作为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指定还款账户。针对该《贷款合同》，原告则提交了一份同版但无落款日期的《贷款合同》，合同中仅有原告签章、被告签名及贷款金额，有关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收款账户、还款账户、还款方式、还款日期等内容均为空白。
原告提交的《观音像买卖合同》中载明甲方(出售方)为本案第三人吴惠芬，乙方(购买方)为本案被告朱骏涛；首付款收据上载明“今收到朱骏涛购买德化瓷器首付款20万元，特立此收据”，收款人为吴惠芬；但出售方与购买方均否认该组证据上的签名系自己所为。
《借款凭证》复印件载明日期为2012年8月；借款人名称为“朱骏涛”，收款人账户名称为“吴惠芬”，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核定放款金额为30万元，左下角借款单位预留往来户印鉴处签字为“朱马涛”。案件审理中，原告提供的《借款凭证》原件较复印件而言，则增加了具体的日期。
2012年8月20日，第三人吴惠芬工商银行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内收到原告转账30万元；当日，第三人吴惠芬上述账户转出291000元至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内。
贷款还款明细显示如下内容：被告朱骏涛中国银行XXXXXXXXXXXX账号于2012年10月10日被扣还款金额3,658.11元；于2013年11月30日被扣还款金额387.03元，但该期应还款日为2012年11月10日。
逾期未还款查询明细显示截止至2016年6月22日，被告朱骏涛对原告所欠本金余额为299,838.89元、利息为71,986.26元、罚息为32,441.69元。
原告与上海市东旭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聘请陈雪峰律师担任原告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支付了律师费19,836.40元。
另查明，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2日的《贷款合同》第3页贷款人受托支付账户户名处原载明为“韦伟”，后“韦伟”二字及与“韦伟”所对应的账号均被划去，划痕处均加盖了原告的校正章，更正后的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上方签有“朱骏涛”字样，表示对更正后的户名及账户进行确认。本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该“朱骏涛”三字及户名处“吴惠芬”三字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吴惠芬”、“朱骏涛”六个字均非被告朱骏涛本人所写。
案件审理中，证人涉案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朱某某到庭陈述如下：被告朱骏涛确系在2012年5月申请贷款，最初《贷款合同》中收款人账户户名为“韦伟”，但因被告朱骏涛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系紫珏房地产事务所出具，而韦伟既是紫珏房地产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收款人，不符合放款要求，后收款人更改为“吴惠芬”系被告朱骏涛所知情，但办理收款人户名更改手续时朱某某并未在现场；《贷款合同》一般是借款人先签字，银行再加盖印章，涉案《贷款合同》账号修改是在银行盖章之后，未要求被告签写授权放款委托书；关于《贷款合同》填写一事，先表示系银行职员将空白处填好，由被告朱骏涛签字，且签字时其在现场，后又确认为被告在《贷款合同》签字时，合同内容确系空白；关于《观音像买卖合同》等申请资料提交一事，先表示系第三人吴惠芬提交，后又确认为涉案贷款业务系案外朋友张某介绍，告知被告需提供贷款用途说明，该材料由他人快递递交，具体为何人不清楚，其本人并未亲见卖方即第三人吴惠芬以及买方即被告朱骏涛签字，变更后的账户户名“吴惠芬”及具体账号亦由案外介绍人张某提供；关于签署《借款凭证》一事，先是表示系被告朱骏涛本人所签，后又变为证人朱某某并未在签署现场；其与被告朱骏涛的合影系于2012年5月被告申请贷款时拍摄；其与观音像的合影则系案外介绍人张某带其至古玩市场，告知其朱骏涛所购买的观音像并合影，当时朱骏涛并未在场。对于证人朱某某的证言，原告表示无异议；被告朱骏涛表示证词相互矛盾，不能证明贷款的真实性，；第三人表示《观音像买卖合同》非系本人所签，对证人所述具体贷款过程不知情。
证人倪某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其与被告朱骏涛系中专同学，相识长达5、6年时间，朱骏涛一直断断续续向其借钱，共计达25万元有余，所借款项有现金亦有转账，曾有欠条但在朱骏涛还款后已将欠条归还，目前无书面证据证明朱骏涛的欠款情况；朱骏涛曾说过有关涉案银行合同均系其亲笔所签，借款目的系为了偿还钱款及结婚之需；银行钱款放至第三人吴惠芬账户后，朱骏涛当日即指令将钱款转至倪某某账户，倪某某在扣除朱骏涛的25万多元欠款后将剩余款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给被告朱骏涛；2012年年底，朱骏涛要求其借款5万元用于开办洗车行，并威胁若不借，则会对外表示当时向银行借款系倪某某所逼，并不再向银行偿还贷款。证人吴某某到庭作如下陈述：朱骏涛与倪某某自小相识，系同学关系；2008年至2012年期间，朱骏涛与倪某某住在一起，朱骏涛喜好打麻将、玩摩托车等，在赌博中有输钱给倪某某；倪某某收入比较稳定，经常在外消费时为朱骏涛垫付钱款；朱骏涛曾提起过向银行借款，但具体过程并不清楚。
对于证人倪某某、吴某某的证言，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被告朱骏涛则不予认可，认为虽对倪某某有过欠款，倪某某亦有帮忙垫付消费款，但数额均较小，已经紫珏房地产事务所发放的工资中予以扣除，从不存在对倪某某有高达25万多元的欠款，更不存在指令第三人将钱款转至倪某某账户之事实。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合同》、《观音像买卖合同》、首付款收据、原告工作人员与观音像合影、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合影、《借款凭证》、房地产抵押权登记证明、贷款用款凭证、逾期未还款查询明细、贷款还款明细、聘请律师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被告提供的2012年7月19日《见证书》、空白《贷款合同》，第三人提供的工商银行转账明细、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主要取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及原告向第三人放款是否依被告指令而为之。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之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朱骏涛与原告签订了《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表明其已有在将来向原告申请贷款的意思表示并为之作了相应的准备。虽然被告在签署《贷款合同》时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收款账户、还款账户、还款方式、还款日期等合同内容均为空白，但《贷款合同》中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被告亦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表明被告已就借款30万元一事与原告达成了合意，原、被告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
二、关于原告钱款发放之一节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贷款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向第三方放款行为系依被告的指令而为，具体理由如下：1、《贷款合同》签署时收款账户为空白，可见双方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被告并未确定放款账户。2、经鉴定机构鉴定，《贷款合同》中后续更改的户名及账号处“吴惠芬”、“朱骏涛”六个字均非被告朱骏涛本人所写，无法证明被告通过上述更改合同的方式，对原告作出向第三人放款的意思表示。3、虽《借款凭证》中载明收款人为本案第三人吴惠芬，但左下角预留往来户印鉴处签字却为“朱马涛”，显然非本案被告姓名朱骏涛，故《借款凭证》亦无法证明原告系依被告之要求而放款。4、关于第三人吴惠芬的及证人朱某某、倪某某、吴某某有关“钱款放至第三人账户系被告所知、被告对倪某某有欠款、此次贷款系用于偿还债务、第三人收到钱款后被告即指令将钱款转至倪某某账户”等陈述和证词，本院认为均无证据加以证明，且前后变化不一，与客观书面证据及鉴定结论无法相互应证，本院难凭证人证言认定原告向第三人转账系被告发出指令。5、按证人朱某某最后确认，《观音像买卖合同》和首付款收据均系案外介绍人张某提供，在卖方即第三人吴惠芬、买方即被告朱骏涛均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观音像买卖合同》及首付款收据系买卖双方亲自所签，亦无证据证明该案外人张某系按被告朱骏涛指令提供的相关材料。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也有能力要求买卖双方当面签订买卖合同、首付款收据等相关材料，或可通过事后电话回访等形式核实签名的真实性，而原告并未履行上述审查义务，其工作人员朱某某仅在案外介绍人带领下随意前往一古玩市场，并经由案外人随意指认一尊观音像后，在买方朱骏涛并未在场、亦从未见过卖家吴惠芬的情况下与观音像进行合照，即视为完成了现场的考察，凭案外介绍人提供的账号即向第三人放款，原告的自身行为存在明显过错。
三、关于是否可据“被告还款”来推定原告放款系依被告指令之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确有两次还款记录，但在仅有的两次扣款中尚有一次系金额为387.03元的零星扣款，且该笔扣款日为2013年11月30日，系用于偿还到期日为2012年11月10日的贷款，可见该笔钱款系银行补扣的迟延还款行为，无法证明被告在到期还款日前积极备款用于还贷的状态，再加之被告的“系因钱包丢失临时使用该借记卡遭致扣款”的辩称亦未明显违背常理，故本院认为无法根据被告仅有的两次还款行为来推定其指令原告向第三人放款或其事后默认原告向第三人的放款行为。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了《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在被告本人并未收到所借款项，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向第三人吴惠芬放款行为系依被告指令而为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还款及承担由此产生的律师费等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661.5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毅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人民陪审员 朱慧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雅芸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