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9民初14499号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668023974X，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673号西楼446室。法定代表人来文虎。委托代理人杨淑斌，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洁洁，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04285120J，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与建设一路交叉口华瑞中心1、2层。法定代表人来尧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范正刚，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褚菲菲，公司员工。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诸灿祥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淑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范正刚、褚菲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三个月审理期限届满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对被告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产品买卖业务往来。2012年6月至2016年2月，原告向被告提供金额为60169980.02元的海产品，其中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供货开具发票。但被告未足额支付价款，至今仍拖欠货款3897946.54元。在原告催讨过程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在通话录音中对价款予以确认。经双方庭外对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送货单、检验入库核算明细单予以确认，确认供货金额，但认为交易对象为沈亚军，金额为10813657.22元。被告对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的送货单、检验入库核算明细表予以确认，确认金额为49190996.40元。上述欠款，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897946.54元；2、被告赔偿该款自起诉日即2016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是自2013年3月开始的，之前被告是与第三人沈亚军发生业务往来。经双方对账，2013年3月后，原告共计发货49190996.36元，被告支付48799593.89元，被告尚欠货款391402.47元。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被告与沈亚军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发货是10813657.22元，付款是10467707.90元。不管是从2013年3月开始，还是2012年至2016年合并，被告都不欠3897946.54元。2013年3月之后是30余万，之前也是30余万不到35万。具体数字以清单为准。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3年3月份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1组，证明原告交付货物金额为720909.56元，被告认为原告多主张37368.49元的事实不能成立；2、2013年7月份、2013年8月份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各1组，欲证明2013年7月份原告交付货物金额为1251208.41元，被告认为原告多主张9383.99元不能成立；2013年8月份，原告交付货物金额为1470943.89元，被告认为原告多主张3270元不能成立；9.74元的差额原告放弃；3、2015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31日的检验入库核算明细表复印件各1份，2016年1月、2016年2月的送货单1组4份，欲证明2016年1月、2016年2月，原告交付货物金额为115294.24元；4、海鲜购销协议1份，欲证明被告尚欠原告海产品价款的事实；5、视听资料、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各1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被告法定代表人汪尧松确认尚欠300多万元，沈亚军系原告实际控制人和员工的事实；6、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沈亚军系原告实际控制人和员工，其与被告发生的关系均系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原告公司享有和承担。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1、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发票不能对应原告2013年3月份、2013年7月份、2013年8月份的送货；证据3，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上面没有单价，双方对货物质量、品质有争议，一直没有核算入库；入库核算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核算时，货物要分类，不同类别价格不一样，水分还有折扣比例，2015年12月份的入库单不能证明2016年的单价、分量；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具体欠款金额。对欠款事实被告也是认可的，协议也没有履行；证据5，视听资料，对谈话双方是沈亚军和汪尧松无异议，但聊天是在不知道在录音情况下的随意聊天，聊天也没有明确金额，法定代表人也不可能知道具体账目，汪尧松都是根据沈亚军的话在顺着讲，不能证明被告欠款事实；工商变更登记信息无异议；证据6，是证人证言，沈亚军没有出庭，没有证明力；是不是沈亚军签的也不能确认；实际债权不是当事人写一个情况说明就能划分的，需根据交易凭证来判断。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于2016年1月、同年2月向被告送货的事实。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协议可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证据5，视听资料，被告对通话双方身份并无异议，对通话内容本身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两人的通话内容可以看出汪尧松对公司运营、账目有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而非如被告辩称只是对沈亚军催讨的无意义应承；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沈亚军在庭审中虽未出庭，但嗣后其在原、被告均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了本院的调查。在调查中，其陈述与情况说明一致，故本院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沈亚军的行为效力，本院另行阐述。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付款清单、业务回单、记账凭证、收条、情况说明等材料1组，欲证明被告向原告汇款48799593.89元；2、付款清单、业务凭证、交易明细等材料1组，欲证明2013年3月份前被告系与第三人发生交易，交易对象并非原告。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2013年4月至2016年6月，原告从被告处收到款项48799593.89元；证据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款项均付给李雷雷，此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价款的事实。但是经原告核对，其中前三笔、第五笔、第六笔、第八笔，原告没有收到，与本案无关，对其余部分款项原告自认收到。款项收受方并非原告不能证明交易对象并非原告。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2013年3月之前的交易主体问题及被告付款数额问题，本院另行阐述。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被告之间曾存在海产品买卖往来。2012年2月10日至2013年7月24日，被告共计向案外人李雷雷付款10467707.94元。该部分款项中的7417660.93元，原告自认系被告受其指示支付的货款。2013年4月11日至2016年2月2日，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48799593.89元。原告曾于2013年8月8日向被告开具金额为720909.56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于2013年9月17日向被告开具金额为2722152.03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原、被告曾签订海鲜购销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即被告于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即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壹佰万元。即日起，双方结算方式为甲方每预付乙方货款人民币壹佰万元，乙方收到货款后根据甲方订单7日内发货，同时保证发货金额不少于捌拾万元，剩余贰拾万元用于抵扣协议签订前的欠款。欠款抵扣完毕协议自动终止，后期合作方式双方另行协议确定。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后每两个月内向乙方购买海产品价款不低于捌拾万元，若少于捌拾万，乙方有权解除协议。乙方供货价款实际到达捌拾万元之时，甲方应当再向乙方支付壹佰万元货款，双方按照前述条款循环进行，以此类推……协议执行日期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6年8月31日，沈亚军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汪尧松催讨货款，汪尧松明确尚欠货款近4000000元，并提出继续供货，被告每次多付一部分货款以还欠款、货款入股、以房抵债等偿还方式。2016年9月20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尧松变更为来尧璋。另查明，2015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供有刺帝王蟹203.60斤，被告经检验出具入库核算明细表，按价格确认单核算标准，其中活货单价为135元，直货单价为45元，原包直货承担比例为3%；2015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提供珍宝蟹463.30斤，被告经检验出具入库核算明细表，按价格确认单核算标准，其中活货单价为110元，直货单价为36.67元，原包直货承担比例为3%；2016年1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供珍宝蟹466.30斤，其中直货17.6斤；2016年2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供有刺帝王蟹147.30斤；2016年2月4日，原告向被告提供珍宝蟹204.10斤，其中直货6斤；2016年2月5日，原告向被告提供珍宝蟹204.80斤，其中直货6.6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2013年3月之前的供货主体问题。原告主张2012年6月至2016年2月其作为卖方与被告发生买卖往来，而被告仅认可2013年3月之后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认为之前是与沈亚军存在买卖往来而非原告。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理由如下：首先，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被告尚欠沈亚军的货款最多为3395996.29元（供货金额减去原告自认收到的款项金额，10813657.22-7417660.93=3395996.29元），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最多为556728.91元（49356322.80-48799593.89=556728.91元），这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汪尧松承认尚欠沈亚军将近4000000元相矛盾。相反，如果按原告主张，期间所有买卖往来均是发生在原、被告之间，则被告尚欠的货款金额更接近4000000元；其次，原、被告签订的海鲜购销协议实际是为清偿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协议约定欠款抵扣完毕协议自动终止。按照被告算法，被告仅欠原告500000元左右，则协议期限显然不必约定为一年，被告仅需半年就能还清欠款；再次，沈亚军自认是原告实际控制人，代表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易，对此原告亦予以认可。即便如被告所述，其在2013年3月之前不知道沈亚军系代表原告，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系与沈亚军个人发生交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与沈亚军之间构成隐名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现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如果知道沈亚军是代表原告就不会与沈亚军发生买卖往来，且从后面原、被告发生买卖往来的事实也可以推知被告不会因交易相对方是原告就不与沈亚军发生买卖往来，而原告对2013年3月之前被告支付的货款亦予认可，故原告作为委托人主张被告支付欠付货款，合法有据。综上，本院认定案涉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供货主体为原告。二、2016年1月、2月的产品价格如何结算。被告认为由于其对该段时间的货物质量有异议，故未核算入库，产品价格亦无法确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对货物质量提出异议，或拒收或退还货物，或双方对2016年1月、2月的货物价格达成协议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按双方之前（2015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31日）的结算价格进行结算，并无不当。且2016年2月7日系除夕，按照市场惯例，越接近农历新年海产品价格往往越高，故原告主张参照2015年12月的价格计算2016年1月、2月的货物价格，并不会加重被告负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从原告提供的入库核算明细表看，双方的交易惯例是由被告承担3%的直货比例。经核算，原告2016年1-2月供货金额为115859.05元。原告自愿减免至115294.24元，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支付给李雷雷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双方对2013年3月之后被告付款48799593.89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2013年3月之前的付款，被告辩称已支付10467707.90元，原告则对2012年2月10日、同年3月8日、同年7月3日、同年8月1日、同年8月15日、同年9月1日共计3050047.01元付款不予认可，对其余7417660.93元予以认可。结合原告主张的供货期间及被告提供的清单可以看出，原告自2012年6月开始向被告供货。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约定的情形下，显然，2012年2月10日的523912.72元及2012年3月8日的598043.49元不可能是支付给原告的货款。由此亦可推知，除原告指示被告向李雷雷付款外，被告与李雷雷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被告主张其向李雷雷付款均系支付原告的货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结合被告法定代表人汪尧松确认尚欠原告近4000000元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陈述更为合理，据此认定被告在2013年3月之前支付原告货款7417660.93元。综上，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56217254.82元。四、被告欠款金额。双方对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期间原告累计发货10813657.22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被告主张原告供货金额为49190996.36元，原告发货明细中2013年3月多37368.49元，2013年7月多9383.99元，2013年8月多3270元，2014年4月多9.74元。针对被告该项抗辩，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对2014年4月的9.74元予以放弃，对2013年3月、7月、8月的发货则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就2013年3月、7月、8月被告有异议部分的货物，原告除增值税普通发票外未能提供送货单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已交付该部分货物，故对该部分货物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被告欠款总额为3902693元（10813657.22元+49190996.36元+115294.24元-56217254.82元=3902693元）。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3897946.54元，系自行处分权利，且未加重被告负担，本院予以支持。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被告理应在收到货物时支付货款。现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自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被告相关辩称，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价款3897946.54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984元，减半收取18992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992元，由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诸灿祥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程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