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浙商终字第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理平。
委托代理人：原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义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荷珠。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信勇。
上诉人傅理平为与被上诉人傅义淮、梁荷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台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杜正民、范启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0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傅理平委托代理人原伟，被上诉人傅义淮、梁荷珠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信勇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傅理平与梁荷珠原系夫妻关系，傅良、傅义淮系傅理平与梁荷珠之子。2001年10月13日，傅理平出资2759.9万元、梁荷珠出资2258.1万元成立了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公司），傅理平与梁荷珠分别占55%、45%股份。2007年11月22日，傅理平出具委托书，委托梁荷珠将其名下华日公司的股权变更至傅义淮名下，并授权梁荷珠代办相关变更手续、签名确认、领取相关文书及证件。同月23日，梁荷珠代表傅理平召开华日公司股东会，最后决议将傅理平所拥有的华日公司55%股份以2759.9万元转让给傅义淮，并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约定了“1、转让标的及价格：傅理平在本公司所持有的55%股权（2759.9万元）按原价全部转让给傅义淮；梁荷珠在本公司持有的股权45%（2258.1万元），按原价全部转让给傅良。2、价款的交付日期和交付方式：受让方按应付数额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用现金一次性付给出让方。3、……（2）受让方应在约定时间内按约定数额支付转让金。如不按约定支付的，出让方有权收回股权或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同月27日，傅理平与梁荷珠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离婚。在该《离婚协议书》中，双方对其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处理，其中约定“黄岩华日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讼争的华日公司）、杭州华河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华日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江门华日集团公司分割傅良、傅义淮名下”。2008年1月7日，梁荷珠与傅良、傅义淮签订了《华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傅义淮与傅良分别将其持有的25%、20%股权转让给梁荷珠。签订上述两协议后，华日公司的股东及份额情况随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相应变更。2009年2月6日，傅理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傅义淮、梁荷珠将华日公司55%的股权返还给傅理平。原审法院认为：2007年11月23日的《协议》是梁荷珠受傅理平委托与其两个子女签订的协议，尽管傅义淮、梁荷珠主张除了其签名系亲自所为外其他签名均是梁荷珠代签，但根据协议的约定，傅理平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傅义淮，梁荷珠则将股份转让给傅良，实际上在该协议中存在两个股份转让关系，二者之间相互独立，故梁荷珠与傅良间股份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并不影响傅理平与傅义淮的股份转让合同的效力。而梁荷珠依据此前傅理平对其的授权，有权代表傅理平签订关于傅理平在华日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故应认定该协议系傅理平与傅义淮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傅理平与傅义淮均应严格遵照执行。至于2007年11月27日的离婚协议效力问题，该协议内容涉及傅理平与梁荷珠离婚及共同财产分割处理，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傅理平关于该协议系被告胁迫其签字的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根据已生效的《协议》第二条第2款及同条第3款第（2）项的约定，傅义淮取得股份应支付对应价款，否则傅理平有权收回该股份；而傅理平以离婚协议形式自愿将该股份分割给傅义淮，因此傅理平以傅义淮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要求返还股份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9年5月13日判决驳回傅理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795元，由傅理平负担。
傅理平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傅义淮变更股权注册登记的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未约定股权分割份额和方式，工商局是不可能根据离婚协议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二、一审判决关于“傅理平以离婚协议形式自愿将该股份分割给傅义淮，因此傅理平以傅义淮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要求返还股份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傅理平所持有的55%华日公司股权以对方支付对价的形式有偿转让给傅义淮，并且傅义淮据此已经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自2007年11月26日起傅理平已经不持有华日公司股份，股东名册中也无其姓名。因此《离婚协议书》中提到的华日公司股权的分割与傅理平转让给傅义淮的55%股权无关，根本就不涉及傅理平原持有的55%股权。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和《离婚协议书》均为有效协议，且认为“被告傅义淮取得股份应支付对应价款，否则傅理平有权收回该股份，而傅理平以离婚协议形式自愿将该股份（即华日公司股份）分割给傅义淮，因此傅理平以傅义淮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要求返还股份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可以看出，一审判决的逻辑是，傅义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有权取得股份并应支付对价，但其未支付，所以傅理平有权收回该股份，因此傅理平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该股份进行了处分并再次分割给被告傅义淮。此认定是错误的。三、上诉人有权收回其原持有的55%华日公司股份，其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及傅义淮取得傅理平股权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相应价款，因此傅理平有权收回股权，这是不争的事实。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傅义淮、梁荷珠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决。二、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事实不清”等观点及收回55％华日公司股份的主张，没有根据。离婚协议书对共同财产的分割是无偿的分割行为，不是有偿的转让行为。在家庭共同财产未作过分家析产的情况下，夫妻离婚时将部分财产分割给子女，完全合法合理。被答辩人将母子间正常的股权再转让行为视为恶意串通，毫无法律依据，也违背常理。（二）上诉人在上诉时举证，已超出举证期限。上诉人在上诉时提交7份证据材料，已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举证期限，建议二审法院不组织质证。且提交的7份证据材料中的证据1－6，已分别在一审中举证并经一审法院组织质证、认证。提交的证据7是一审开庭笔录，亦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傅理平代理人将一审庭审笔录作为二审新的证据提供，被上诉人傅义淮、梁荷珠代理人认为一审开庭笔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当事人陈述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故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具有证明能力，至于其证明力大小，需结合全案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现有证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梁荷珠与傅理平于2007年11月22日签订的《委托书》的约定，傅理平授权梁荷珠将其名下华日公司的股权变更至傅义淮名下并代办相关变更手续和签名确认。为此，在本案股权变更过程中，梁荷珠有权代傅理平签名，即上述《委托书》将产生签名权代行之法律后果。故2007年11月23日梁荷珠自己及代傅理平签字与傅义淮、傅良签订的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确认其有效并无不当。当事人均应按该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傅义淮不履行支付价款义务，则出让方傅理平可收回股权。但是，傅理平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收回股权后，根据傅理平与梁荷珠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华日公司的股权分割傅良、傅义淮名下。故依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傅理平诉请傅义淮、梁荷珠返还华日公司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从现有证据看，《股权转让协议》和《离婚协议书》对本案股权的处分，均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离婚协议书》可作为被上诉人对抗上诉人请求返还股权的抗辩事由。基于当事人行使诉请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方便之考虑，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抗辩事由成立的情况下，本院即可径行驳回上诉人（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无需告知被上诉人另行起诉确认其享有本案股权。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收回股权的诉请及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795元，由上诉人傅理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梅
审判员 杜正民
审判员 范启其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