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4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瑞文，女，汉族，1986年10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安，男，汉族，1986年3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宁县。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漆婷，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振国，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乔波，男，汉族，1988年6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委托代理人周灿宇，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莫锦湄，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瑞文、孙世安因与被上诉人朱乔波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何瑞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票据款102万元及以该款从2015年9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予朱乔波；二、孙世安对何瑞文的上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90元，由何瑞文、孙世安共同负担。
上诉人何瑞文、孙世安上诉提出：
一、原审对朱乔波已经行使付款请求权的证据认定不当，何瑞文、孙世安无需向朱乔波支付案涉票据款73万元及利息。《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委托收款银行收款，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委托开户银行收款的支票，银行应通过票据交换系统收妥后入账。但本案中，案涉号码为02937955、02937956、23937957三张支票的票面并没有票据交换章，因此，持票人并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充其量也就是委托收款银行进行了查询。日常生活中，对于支票收款的查询是持票人向委托收款银行查询出票账户上有没有足额金额，如有足额金额委托收款，若金额不足而则不委托收款，即使查询时出票账号金额不足，但持票人仍可以在出票日期十天内多次查询，只要在出票日期十天内账号上足额时即可以行使付款请求权委托收取支票项下的款项。根据上述支票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持票人委托开户银行收款时，应作委托收款背书，在支票背面背书人签章栏签章、记载“委托收款”字样、背书日期，在被背书人栏记载开户银行名称，并将支票和填制的进账单送交开户银行。持票人持用于转账的支票向付款人提示付款时，应在支票背面背书人签章栏签章，并将支票和填制的进账单交送出票人开户银行。收款人持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向付款人提示付款时，应在支票背面“收款人签章”处签章。然而，本案中作为委托银行收款应当具备的要件，并没有全部具备，朱乔波并没有向原审举示委托银行收款时的“进账单”，就连背书日期也没有填写。而由于银行操作不规范，银行在支票付款期限过后，应储户的要求为储户出具《退票理由书》，但事实上，储户并没有行使过付款请求权。原审仅凭朱乔波举示的一张银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就认定持票人行使了付款请求权，存在错误。原审认为“朱乔波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何瑞文、孙世安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或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认定其证据效力”，违反了举证原则。对于是否行使付款请求权的举证责任应由朱乔波承担，行使付款请求权的证据不仅是《退票理由书》，还应当有在委托银行收款时的进账单以及收款银行向付款银行提示付款票据上的票据交换印章，方能证明朱乔波真实的行使了付款请求权。如果仅有一张《退票理由书》，何瑞文、孙世安有足够理由怀疑《退票理由书》是朱乔波事后补的，持票人并未依法在出票日期十天内行使了付款请求权。由于案涉支票是案外人向建华向何瑞文借用，而且在支票出票日期前，由于向建华资金困难而无法向出票账户存款，而多次向持票人的前手提出过收回支票或者推迟进账。因此，朱乔波在没有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情况下行使追索权，有违法律规定，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朱乔波未能举证证明其取得案涉票据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并支付对价，案涉票据实质是向建华以贴现方式经过庄育某将票据转让给朱乔波。因此，朱乔波持有案涉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原审适用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作出裁判，存在错误。
三、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孙世安无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夫妻共同债务，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在案涉票据关系中，出票人虽是何瑞文，但是却是借用给案外人何建某，其并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更不要提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虽然孙世安与何瑞文为夫妻关系，但案涉债务并非共同债务，孙世安对案涉债务无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请求改判何瑞文、孙世安无需向朱乔波支付案涉票据款73万元，并由朱乔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何瑞文、孙世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进账单，退票理由书第二联、第三联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支票承兑时持票人需填写进账单并由银行在单据上加盖票据交换章，若银行发现支票账户没有足够款项，会出具固定格式的票据理由书，朱乔波主张行使了付款请求权但缺乏上述证据材料。
被上诉人朱乔波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银行采取何种退票理由书是由银行单方确定，而非由朱乔波确定。综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经审核，何瑞文、孙世安举示的上述证据是其他银行与其他持票人的票据进账单、退票理由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朱乔波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瑞文、孙世安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乔波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朱乔波在本案主张编号为02937771支票项下的款项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朱乔波能否在本案中向何瑞文、孙世安主张编号为02937955、02937956、02937957三张支票项下的票据款及利息。经审查，朱乔波诉称其从庄育某处收到何瑞文出具的案涉支票，承兑时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其为此举示的支票、退票理由书、庄育某出具的证明及庄育某签收的送货单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朱乔波取得讼争支票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已给付对价，系合法取得案涉支票且已向银行提示付款，并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案涉三张支票分别于2015年5月27日、2015年6月2日被退票之事实。因此，朱乔波于2015年9月18日提起本案票据追索权纠纷，向出票人何瑞文主张案涉票据款及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符合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何瑞文、孙世安认为朱乔波未能证明合法取得案涉票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瑞文、孙世安上诉认为朱乔波未曾行使付款请求权，并认为朱乔波举示的退票理由书不符合其举示的其他票据被退票的格式。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朱乔波为此举示的由委托收款行交通银行广州解放南路支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载明退票的理由、时间，因此，朱乔波主张其已行使付款请求权且被退票，依据充分。何瑞文、孙世安否认银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但未能举证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瑞文、孙世安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至于孙世安的责任承担问题。案涉债务发生于何瑞文、孙世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原审认定孙世安对何瑞文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何瑞文、孙世安上诉认为孙世安对案涉债务无需承担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上诉人何瑞文、孙世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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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张 文
审判员 贾小平
审判员 李秀红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