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6民初3861号
原告：姜某1，男，1952年1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告：姜某2，女，1958年5月15日出生，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告：姜某3，男，1950年1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于某1，男，1957年10月4日出生，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于某2，女，1960年2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于某3，女，1963年9月11日出生，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于某4，女，1968年4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泽众，北京市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某1、姜某2、姜某3（同时出现时简称三原告）与被告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同时出现时简称四被告）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追加了姜某2、姜某3为本案的共同原告，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继承人于某5、于某6位于怀柔区潘家园×室房屋的70%份额归姜某1所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之间是兄弟姐妹关系，四被告之间是兄弟姐妹关系。原告的母亲于某5和被告的父亲于某6于1975年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且前婚各生有子女即本案当事人。1991年，于某5和于某6购得位于怀柔区潘家园×室楼房一套，此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因父母年事已高，无法相互照顾，经双方子女协商，决定由原告将母亲于某5接到自己家中赡养。2008年9月17日，于某5和于某6就其房产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各占50%房产份额；待双方均过世后再进行分割。现双方父母均已去世，原告要求与被告按照协议规定分割房产，后发现被告于某1于2010年5月10日私自将诉争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法院依法判决。
姜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姜某1一致，要求依法继承诉争房屋。
姜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姜某1一致，要求依法继承诉争房屋，并自愿将应得诉争房屋份额赠与姜某1。
四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989年，于某6经住房改革分到诉争房屋，但需要支付购房款近一万元。当时于某6和于某5征求各子女的意见，约定“谁出资购房，房屋就归谁”，最后只有于某1同意出资。1991年11月28日，于某1出资9961.23元用于购买诉争房屋，该房屋登记在于某6名下。当天，于某6为于某1出具了一份说明“购房款全部由于某1出资，继承权归于某1”。1992年4月15日，于某6又出具了一份补充说明，再次明确“于某1出资购买诉争房屋，产权归其所有”。2001年2月12日，怀柔报纸采访于某5、于某6时，二人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诉争房屋应归于某1所有，不属于于某5、于某6的遗产范围，二人在2008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应属无效。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三原告之间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为于某5（已故）前婚所生子女；四被告之间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为于某6（已故）前婚所生子女。于某5与于某6于1975年10月1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于某5与于某6再婚时，于某215岁、于某312岁、于某47岁，姜某217岁。1991年11月28日，于某6经单位福利分房，由其子于某1出资购得位于本区潘家园×室房屋一套（以下简称×号房屋），建筑面积为63.35平方米，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于某6名下。于某6于购房当日立下一份遗嘱，内容为：“我于1991年11月28日买楼房一处，相（详）细情况另有手续。此楼房一切款由长子于某1交付，此后继承权也由长子于某1继承。房款9242元、维修金633.5元，其他费用85.73元，共9961.23元。”1992年4月15日，于某6出具了一份“楼房继承补充说明”，内容为：“我于1991年11月28日优惠够买楼房一处，此楼房坐落在滨湖小区×号，建筑面积63.35平方米。此楼房款全部由长子于某1支付的，所以于某1继承此楼房，从中协商人有我三弟于彬、二婿程立军，今后如发生纠纷……。此补充说明与前说明及银钱收据一齐由于某1保存。”
2008年9月9日，于某5由案外人彭玉良代书立下遗嘱，内容为：“一、坐落在怀柔区潘家园×室房，为二室一厅，该房是我和于某6婚姻存续期间一九九二年前后分的，属于我的份额待我百年后遗留给我二子姜某1，因他始终尽赡养义务。二、本遗嘱待我百年后，子女之间对财产如争议，由亲家儿怀柔工商局于军三宣布执行。本遗嘱一式二份，均由于军三保存。”该遗嘱代书人为彭玉良，见证人于军三、于桂莲、邢守明和遗嘱人于某5签名。2008年9月17日，于某6与于某5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如下：“一、双方于1991年购置两居室楼房一套，位于怀柔滨湖小区行政楼×室，当时购房款全部由于某6长子于某1垫付。双方约定此协议签订后于某6享有该房居住权继续居住，由其儿女于某1、于某3承担抚养和照顾义务。于某5迁居宝山寺老家，由其次子姜某1承担抚养照顾义务；二、双方逝世后上述房产在偿付于某6之子于某1全部购房款后，双方各享有50%的产权，由各方合法继承人按法定程序继承。在任何一方逝世另一方健在的条件下，任何人无权处置上述房产；三、……；四……；五、双方如有违约视同放弃此协议约定的财产权，代理人和（或）继承人未能按此协议条款履行各自应尽的抚养和照顾义务，视同放弃财产继承权，由按此协议尽义务人处置对应资产，以保证各方的正常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六、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画押及代理人签字后生效。”该协议分别由于某6及其代理人于某3，于某5及其代理人姜某1签字捺印。后于某5于2008年11月17日死亡。2010年5月10日，于某1与于某6通过签订×号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买卖合同。后于某6于2017年5月6日死亡。
庭审中，姜某2称其在于某5与于某6再婚时已参加工作，并对于某5尽到了赡养义务，而于某5将其全部遗产指定由姜某1继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对姜某1提交的“于某5于2008年9月9日所立代书遗嘱”不予认可。姜某1还提交了“协议书”（共二页），四被告以“协议书”第一页无当事人签名为由该页不予认可；对“于某5于2008年9月9日所立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并申请对代书人彭玉良的笔迹进行鉴定（后又申请撤回了该项申请）。另，姜某1称于某6携其子女到怀柔区宝山寺，只与于某5共同生活过几个月，后其子女因与于某5不和就分开住了，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扶养关系。为此，姜某1提交了汤河口派出所出具的于某6户籍迁移证明及宝山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从汤河口派出所出具的于某6户籍迁移证明显示，于某6于1981年9月由原宝山寺公社江村迁入宝山寺村，于1984年7月农转非迁宝山寺居民，并于1989年1月前往原怀柔县城关镇。经质证，姜某3、姜某2对此不持异议；四被告不予认可。姜某1对四被告提交的2001年2月12日怀柔报第四版标题为“再婚夫妇老年福”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报道并不客观，三原告并未推荐于某1购买诉争房屋，而于某6与四被告之间的约定对三原告无法律约束力。
另查，三原告均表示于某5前婚还生有一子名为姜某4，去世前为单身，无继承人，并提供了宝山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加以佐证。四被告对此并无异议。
再查，于某5因赡养问题先后于2001年6月及9月、2002年3月三次将姜某2诉至本院，要求姜某2支付赡养费。本院作出相应判决，最终判决姜某2自2001年6月1日始，每月给付于某5赡养费100元整；并凭于某5的医疗费单据负担医疗费的三分之一。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被告虽对“协议书”第一页不予认可，但未对“协议书”是否为一次性连续墨迹打印形成申请鉴定，在四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推翻的情形下，本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号房屋的权属性质认定。首先，从于某6于1991年11月28日所立遗嘱及其于1992年4月15日出具的“楼房继承补充说明”，以及“协议书”等证据分析判断，可以认定于某6、于某5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号房屋，购房款系由于某1支付，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于某6名下，并由于某6、于某5夫妇居住直至二人相继去世，该房屋应属于于某6、于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次，从“协议书”内容上看，实际包含夫妻财产约定、遗产继承及赡养等综合问题，该协议明确约定于某6与于某5对×号房屋各享有一半份额，二人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在偿还于某1全部购房款后，按法定继承处理。于某6此前虽立遗嘱指定由于某1继承×号房屋，但是一方面，于某6未经于某5同意，处分了于某5所有的财产部分，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另一方面，基于“协议书”的约定，于某6再次处分了自己所有的财产部分，视为撤销了其于1991年11月28日所立遗嘱。同理，于某5通过“协议书”也实际撤销了其于2008年9月9日所立遗嘱。再次，于某1与于某6于2010年5月以假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办理了×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故于某1不构成善意取得，且可视为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综上所析，现×号房屋所有权虽登记在于某1名下，但于某1并非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诉争房屋应属于于某6与于某5的遗产。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于某6、于某5的法定继承人范围。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继承。我国继承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于某5与于某6再婚时，于某2、于某3与于某4均未成年，姜某2称自己已参加工作。关于于某2、于某3、于某4与于某5之间以及姜某2与于某6之间是否存在抚养教育关系，姜某1提供了宝山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本院认为，该证明虽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但鉴于待证事实属于村民家庭内部事宜，且年代久远，村委会作为集体组织对此并不当然了解，需有具体人员出庭作证，以判定是否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从而认定事实是否属实，故本院对该证据难以采信。于某6再婚后携未成年子女与于某5共同生活，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于某2、于某3、于某4与于某5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可作为于某5的法定继承人。而姜某2当时已年满十七周岁，且已参加工作，故其与于某6之间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综上，于某6的法定继承人为四被告，于某5的法定继承人为三原告与于某2、于某3、于某4六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于某6、于某5的遗产分割。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姜某1与于某5生前共同生活及扶养照顾较多，故对于某5的遗产，姜某1可以多分。于某1为于某6、于某5出资购买诉争房屋，该出资即使为借款，但考虑到于某6生前曾多次表示由于某1继承诉争房屋，于某6、于某5夫妇自购房后一直居住在诉争房屋，且购房款至今未偿还等实际情况，可见于某1对于某6、于某5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对于诉争房屋的取得以及此后的增值做出了主要贡献，视为对于某6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对于某5扶养较多，故对于某6的遗产亦可以多分，对于某5的遗产可以适当分配。另，姜某3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于某5的房屋份额赠与姜某1所有，属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故本院予以确认。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总之，各继承人各自的继承份额由本院根据本案实际酌情确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潘家园×号房屋由姜某1、姜某2、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继承所有；姜某1享有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份额，姜某2享有其中百分之七点五的份额，于某1享有其中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份额，于某2、于某3、于某4各享有其中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份额。
案件受理费14400元，由姜某1负担3960元（已交纳），姜某2负担10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于某1负担39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于某2、于某3、于某4各负担180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燕军
人民陪审员 赵凤彪
人民陪审员 方玉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