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5民终6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凤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乐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楚锋、黄子伦，广东贯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健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颖，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汕头市凤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下称凤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健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507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凤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乐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楚锋和黄子伦、被上诉人康健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和程志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凤凰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507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驳回康健萍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康健萍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康健萍没有根据凤凰公司与康健萍双方于2013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其向凤凰公司“转让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游乐项目的股权”的义务，这是本案不争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对这一关键事实却没有予以认定。二、如上所述，康健萍没有根据约定履行其向凤凰公司转让合作项目的股权的义务，因此，凤凰公司就无须向康健萍支付股权转让款了。而一审判决称凤凰公司的抗辩“不是法定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显属错误。2013年9月15日，凤凰公司与康健萍双方签订《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指康健萍）以收取人民币壹拾万元向甲方（指凤凰公司）转让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游乐项目的股权”；“甲方须于2013年10月底前付给乙方人民币伍万元；另伍万元，须于2014年7月底前付给乙方。”等等。可见，康健萍收取凤凰公司10万元是以其向凤凰公司转让合作项目的股权为前提条件的；而且康健萍向凤凰公司转让合作项目的股权在先，凤凰公司向康健萍支付10万元在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凤凰公司在康健萍没有根据约定向凤凰公司转让合作项目的股权的情况下，就无须向康健萍支付股权转让款。康健萍辩称，涉案《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签订后，合伙项目已由凤凰公司实际控制，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凤凰公司的主张，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康健萍与凤凰公司之间转让的是合伙份额而非公司股权。2013年6月7日康健萍与凤凰公司签订了《合作投资合同书》，约定由各自提供资金30万元，共同经营中信加勒比项目、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即双方是以合伙的模式进行合作，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实质上为合伙份额，双方是通过协议确立各自占有50%的合伙出资额，其不同于公司股权，转让的形式也不能同公司股权。二、合伙项目原由双方共同经营管理，2013年9月15日双方签订《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后，康健萍即已退出合伙项目，原合伙项目由凤凰公司完全控制。按照2013年6月7日《合作投资合同书》的约定，双方合作中信加勒比项目后，由凤凰公司代表双方对外与中信度假村酒店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双方共同经营管理该合伙项目。凤凰公司负责收取合伙投资款，2013年9月9日康健萍与凤凰公司对合伙项目进行财务核算后，双方签订了《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康健萍完全退出了合伙经营，不再经手合伙项目的任何事宜，即事实上已完全退出合伙，凤凰公司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合伙项目。三、对合伙项目与中信公司的合伙协议签订、与中信公司终止合作、合伙清算等情况，直接涉及到合伙项目的运作及情况，凤凰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合伙项目对外一直是以凤凰公司的名义与中信度假村合作的，凤凰公司也收取了康健萍的30万元的投资款，自康健萍退出合伙后，项目更由凤凰公司全盘负责。故凤凰公司拥有与中信度假村合作期间的相关合同、手续、项目终止等证据，这些内容又牵涉到对合伙项目实际的终止时间、运行状况等，凤凰公司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康健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凤凰公司付还康健萍转让款1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2.凤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7日,凤凰公司与康健萍签订《合作投资合同书》（以下称“合同书”），约定:由凤凰公司与康健萍双方各出资叁拾万元共同投资欢乐水魔方娱乐项目，双方各占50％的股份，负责不同分工，按比例承担经济风险。2013年9月15日，凤凰公司与康健萍签订了《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双方约定：康健萍以收取壹拾万元向凤凰公司转让该娱乐项目的股权，凤凰公司于2013年10月底前付给康健萍伍万元，另伍万元于2014年7月底前付给康健萍。一审法院认为，康健萍与凤凰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上述依法成立的合同书、协议书，自成立时生效。本案合作投资项目股权比例的初始确定方式为康健萍、凤凰公司合意，项目股权权利系基于双方的民事财产处分权建立，因此经康健萍、凤凰公司的合意，即可产生项目股权成立和变动的效果。康健萍、凤凰公司通过签订合同书的方式确定了合作事宜和股权比例，现就康健萍股权转让同样通过签订协议书的形式，约定康健萍以10万元向凤凰公司转让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凤凰公司抗辩称虽然签订协议书但康健萍没有实际“转让”项目股权，故凤凰公司没有义务支付转让款的抗辩，不是法定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凤凰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没有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现康健萍主张凤凰公司支付该款自2016年7月28日起诉之日起至判决限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承担赔偿利息损失责任，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汕头市凤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康健萍10万元及该款自2016年7月28日起至判决限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汕头市凤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凤凰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加勒比员工工资表》复印件、陈钦伟身份证及陈美兰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陈钦伟、陈美兰两人是本案“加勒比”项目的员工的事实；2、《出货单》3单（其中8月份两单有原件，另外一份是复印件）、《中信项目投入材料/费用/工费明细表》原件1单及《移交手续》原件3单，证明2013年7、8月份，康健萍的丈夫陈汉裕、“加勒比”项目的员工陈钦伟、陈美兰等人代表康健萍，接受凤凰公司根据凤凰公司与康健萍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合同书》的约定，将合作的“加勒比”项目移交给康健萍经营管理的事实；3、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营业收支情况表复印件（201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6单及《加勒比员工工资表》复印件1单，证明201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康健萍在其对“加勒比”项目进行经营管理期间，向凤凰公司报送的其经营“加勒比”项目的营业收支情况表、员工工资表等事实，进一步证明康健萍在2013年9月16日签约后，一直还在继续经营“加勒比”项目，康健萍称其“即已退出合伙项目”，与事实不符。康健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和证明的内容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三份出货单是由我方确认凤凰公司投入合伙项目的材料的清单，并非是项目移交管理，只是投入材料的确认书，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有关移交手续是凤凰公司按照协议需要投入合伙项目的设备，而由合伙项目的管理人来接受而非我方签名接受；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我方于2013年9月15日退出以后该项目仍然在经营，我方是第一次见到该营业收支情况表，是合伙项目的经营负责方、财务方向凤凰公司进行报送结算的有关单据。由于康健萍认可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关于关联性及其证明力，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二审期间，康健萍围绕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租赁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合伙项目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对外一直是以凤凰公司的名义与汕头中信度假村酒店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故凤凰公司拥有与中信度假村合作期间的相关合同、手续、项目终止等相关文件，协议中约定项目的经营期限从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说明在康健萍于2013年9月15日退出合伙经营以后，该项目仍然继续经营至年底，即经营并不因康健萍的退出而受到影响。2、《询问笔录》原件及陈美兰身份证复印件，3、《询问笔录》原件及陈钦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合伙项目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从2013年6月底开始筹备，2013年7月初开始营业，到2013年11月中旬完全终止；（2）2013年9月15日，凤凰公司与康健萍签订《关于转让股权，终止的协议书》后，双方与全体项目负责人及员工召开了会议，宣布康健萍退出合伙经营，项目的后续管理由凤凰公司全权负责，往后项目员工也依该会议要求向凤凰公司及方乐生进行项目工作的交接，康健萍也至此再无参与项目的任何事宜；（3）该项目在2013年的9月份、10月份为营业旺季，项目运行并不因康健萍的退出合伙而受到影响；（4）关于该项目的收支自2013年9月15日康健萍退出合伙后，均由凤凰公司的财务进行交接，单据账目也由其进行管理。故凤凰公司拥有项目进行期间的财务单据及账目；（5）合伙项目终止后，凤凰公司将合伙的设备运走。4、《会议记录》复印件，5、《汕头中信加勒比-运营方收支账目表》复印件，证据4、5系凤凰公司及方乐生直接邮寄复印件到法院，帮助其公司股东曾小娟作为另案的证据提交，证据证明了本案合伙项目中信“加勒比海上世界”的各类财务报表、收支账目等的原件均由凤凰公司持有，并负责保管管理。凤凰公司对康健萍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1、凤凰公司跟中信公司只有签订该租赁协议书，没有与中信公司签订所谓的项目终止等相关文件，由于项目终止时合作项目是由康健萍在经营管理，因此有关终止项目的相关文件应由康健萍签署和持有；2、虽然凤凰公司与康健萍双方于2013年9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康健萍并没有履行该股权转让合同的义务，并没有将项目移交给凤凰公司，因此2013年9月15日之后的经营管理仍然由康健萍负责。对证据2、3的三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首先，陈美兰和陈钦伟都是凤凰公司指定的工作人员，跟康健萍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其中陈美兰是康健萍的丈夫陈汉裕的胞妹，陈钦伟则是康健萍的丈夫陈汉裕的战友，因此该二人的证言有利害关系且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康健萍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实际上有关加勒比海项目的各类财务报表、收支的账目等相关原件是由康健萍持有，因为合作项目建成了之后是移交给康健萍负责保管经营的，所以有关报表和账目肯定是由康健萍制作和持有的，加勒比项目在凤凰公司是独立项目，和凤凰公司的业务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合作项目的财务和收支都是由陈美兰经手，是独立的，和凤凰公司的财务没有关系，所以原件不可能在凤凰公司，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项目完了以后都是由康健萍这一方经营方去负责的。因凤凰公司认可上述证据1、4、5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3，因陈美兰和陈钦伟均到庭对其陈述进行确认，故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关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其证明力，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凤凰公司与康健萍签订的《合作投资合同书》与《关于转让股权，终止﹤合作投资合同书﹥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书和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是本案终止协议签订后康健萍是否已经履行其义务，因此凤凰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支付转让股权款项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凤凰公司上诉称因康健萍未先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故凤凰公司无须向康健萍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2013年9月15日凤凰公司与康健萍签订《关于转让股权，终止﹤合作投资合同书﹥的协议书》后，凤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康健萍继续经营双方的合作项目，凤凰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阻碍股权交接的事实，凤凰公司于2013年9月15日后已实际控制了双方的合作项目并经营到2013年11月底。故凤凰公司关于康健萍未按双方协议约定履行转让股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凤凰公司支付康健萍10万元及相应利息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凤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汕头市凤凰灯饰工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审判员  姚瑞标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