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民终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金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长帆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代表人：冯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勇，上海百林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金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长帆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帆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7）沪72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进，长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本院查明中表述，“金来公司曾向涉案业务的出口经营单位请款，但该些公司均拒绝付款”，并以此在判决理由中推理认为涉案业务是金来公司业务，这完全是断章取义，不符合事实；二、本案业务的经办人俞某与他人串通虚构业务，通过私刻印章确认，以此坑害金来公司，其行为涉嫌犯罪，金来公司已报案，相关机关已立案。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在刑事案件未作处理的情况下匆忙对本案作出判决。综上，金来公司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长帆公司承担。
长帆公司答辩称：一、2015年12月，长帆公司曾经就本案纠纷提起过民事诉讼，因为金来公司称已就涉案相关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以在初次起诉时根据海事法院的要求，申请了撤诉。之后，在2017年1月份又就本案纠纷向海事法院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诉讼过程中，金来公司仍然提出了相关事实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已立案的主张。本案纠纷从2015年12月份至今，尚未有侦查结果。金来公司在一审及二审中所称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问题，看到是仅仅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凉城新村派出所（以下简称凉城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就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但这些询问笔录中没有任何一份笔录可以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更没有确认所调查的事实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二、金来公司在上诉状中反复所称的无论是印章也好、文件也好是伪造的，该观点无论在本案的一审还是二审中都提及，但在案证据材料无法看到相应的证明。三、金来公司在一审中也提及涉案的托书上没有加盖金来公司的公章，并以此来否认涉案业务系金来公司委托长帆公司经办。但是，这种否认无法否定一审法院查明的金来公司已经向长帆公司支付了人民币部分的费用以及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也无法否认涉案货物均已清关完毕并已出运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帆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1月21日，其与金来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约定由其负责办理金来公司的货物进出口代理业务，包括出口订舱、报关、报验、货物装载及单证交接工作，金来公司须在开船30日内支付运费及相关费用，如金来公司未能按约付款，应自合同约定的付款之日起按支付金额0.05%的日利率向长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合同有效期一年，除非依据该合同的约定并经双方同意可提前终止，否则自动延期。2015年5月，金来公司向长帆公司发送货物托运委托书，委托长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的出口运输代理事宜，长帆公司按照金来公司的指示办理完成了相关业务后，于2015年6月向金来公司开具了涉案业务费用发票，并要求金来公司支付上述货物相关的代理海运费，但金来公司收到发票后一直未予付款。长帆公司认为，其与金来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其已依约完成相关运输代理事务，金来公司亦应根据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付款义务，但金来公司经催讨后拒绝支付费用的行为显属违约。据此，请求判令金来公司支付拖欠的货运代理费10,540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0,540美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5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金来公司辩称，长帆公司提供的国内应收月结账单上金来公司的印章系伪造，就此事金来公司已报案并经公安机关受理；涉案业务与金来公司无关，金来公司并未参与；长帆公司未能证明其垫付的费用系因涉案业务产生，即使金来公司在业务操作中存在过错，长帆公司也同样具有过错；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在侦查中，应待相关刑事案件定案后再对本案进行裁判。据此，金来公司请求驳回长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
2013年11月21日，长帆公司与金来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约定由长帆公司代理金来公司进出口业务，付款方式为船开三十日内，在金来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中的付款义务时，应自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起，按支付金额的0.05%的日利率计算，向长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有效期为一年，除非根据合同约定并得到双方同意可提前终止，否则自动延期有效期。该协议由时任金来公司员工的周某签字并加盖金来公司公章。长帆公司和金来公司均陈述，在该协议签订后，双方陆续存在业务往来。
2015年4、5月间，长帆公司安排出运了涉案七票货物，海运单编号分别为：OOLU402XXXX470、OOLU401XXXX040、OOLU402XXXX890、OOLU402XXXX760、14250XXXX401、OOLU402XXXX750、OOLU402XXXX550。上述货物均已实际出运，最后一票货物的装船日期为2015年5月28日。
2015年6月1日，金来公司以盖有其业务专用章的国内应收月结账单确认应支付给长帆公司的费用为10,540美元。金来公司否认该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性，认为系俞某伪造了该业务专用章。长帆公司称，该结账单系长帆公司制作，随后QQ发给金来公司，因长帆公司要求交付正本海运单时必须提供盖章确认的结账单，故金来公司安排快递人员至长帆公司领取海运单时，将盖有金来公司业务专用章的该结账单交予长帆公司。
2015年6月8日，长帆公司向金来公司开具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9,350元及10,540美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备注栏标明了涉案海运单编号等信息。在庭审过程中，金来公司确认收到该两张发票，并于2015年7月3日向长帆公司支付了其中一张人民币费用的发票金额，并确认另一张金额为10,540美元的发票金额未予支付。
2016年1月6日，金来公司向凉城派出所报案称，俞某伪造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用此伪造的合同专用章私借公司名义与钱军签署了合同；另俞某伪造了该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并用该业务专用章伪造费用确认单，据此，俞某伙同他人凭上述虚假材料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及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2016年1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立案受理。
2017年2月23日，凉城派出所向周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周某在笔录中表示，其于2013年7月或8月进入金来公司工作至2014年7月离职，金来公司除了一枚公章和一枚合同专用章（一）外并无其他印章，其在任职期间代表金来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过合同，但具体已记不清，其从未给过俞某业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二）。
在庭审过程中，长帆公司和金来公司均确认双方之间的业务系通过俞某进行联系，金来公司确认，除涉案业务之外，其余业务亦系通过俞某个人操作，操作的具体流程金来公司不清楚。就涉案业务，长帆公司亦系与俞某联系。金来公司确认，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俞某挂靠在金来公司名下对外联系业务，俞某的业务均由其自己负责，金来公司对收益分成，在需要进行对外支付费用时，由俞某和周某确认费用后，金来公司即对外支付。金来公司曾向涉案业务的出口经营单位请款，但该些公司均拒绝付款。
另查明：
上海渤翔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已收到长帆公司支付的编号为14250XXXX401的海运单项下费用1,059美元。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证明确认收到了编号分别为OOLU402XXXX470、OOLU401XXXX040、OOLU402XXXX890、OOLU402XXXX760、OOLU402XXXX750、OOLU402XXXX550的海运单项下的费用共计9,195美元。上述金额共计10,254美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长帆公司与金来公司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业务是否系金来公司委托长帆公司办理，金来公司是否应向长帆公司支付涉案业务的货代费用。法院认为，第一，金来公司认为涉案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系形成于长帆公司和俞某之间，与其无关。法院认为，金来公司并未否认其与长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上金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该货物运输代理协议应视为真实有效，且双方亦根据该协议约定进行了业务往来，在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合意终止该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在涉案业务期间双方之间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仍合法有效。第二，长帆公司和金来公司均确认，双方之间的所有业务，包括涉案业务均系通过俞某进行联系，金来公司确认除涉案七票业务之外，双方之间其他的业务亦系通过俞某个人操作，操作的具体流程金来公司不清楚，俞某当时系挂靠在金来公司名下联系业务。鉴于金来公司明知并认可俞某以金来公司名义对外联系业务，涉案业务之前亦系俞某代表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在无证据证明涉案业务系俞某个人委托长帆公司进行的情况下，如俞某并未得到金来公司的授权，则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无论涉案货物托运委托书真假与否及国内应收月结账单上所盖印章是否系伪造，长帆公司均有理由相信系俞某代表金来公司与其联系涉案业务。第三，在长帆公司向金来公司寄送涉案业务费用发票后，金来公司支付了其中的人民币费用，对尚未支付的美元费用亦未提出异议。金来公司确认，俞某的业务均由其自己负责，金来公司对收益分成，在需要进行对外支付费用时，由俞某和周某确认费用后，金来公司即对外支付，并非由俞某个人支付。同时，金来公司也曾向涉案业务的出口经营单位请款，但未果，因此可以认为其认可涉案业务并非俞某的个人业务。据此，法院认定长帆公司和金来公司之间就涉案业务形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长帆公司已经按约完成合同义务，有权向金来公司收取货运代理费用，金来公司亦应全面履行其付款义务。现有证据显示，长帆公司为涉案业务实际对外支付共计10,254美元，与其向金来公司收取的10,540美元虽稍有差异，但货代企业在对外进行业务之时赚取差价实属正常，该差价金额未见明显畸高，且金来公司在收到涉案美元发票后亦未对金额提出异议。因此，法院对长帆公司关于金来公司应向其支付货运代理费用10,540美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长帆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损失。法院认为，在长帆公司与金来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中，双方约定金来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为每日万分之五，付款方式为船开三十日内。现长帆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起止日期自涉案最后一票货物的装船日期后的三十日即2015年6月28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计算标准和起迄时间均符合合同约定，于法不悖，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金来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长帆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10,540美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0,540美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5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1.70元，由金来公司负担。
上诉人金来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上海天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纺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以及天纺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两份证据证明天纺公司向厦门衣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函明确表示上述业务不是金来公司做的业务，而是天纺公司做的业务，并且厦门衣源贸易有限公司已将相应钱款支付给了天纺公司。天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本案挂靠在金来公司办理涉案业务的俞某。
2、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证明天纺公司向厦门衣源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上明确备注合同号ET15017，即涉案七票业务中的一单业务。
3、厦门衣源贸易有限公司和厦门衣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是同一人，同一人经营。
长帆公司对以上三份证据材料发表意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于天纺公司出具的证明函，该份证明函系案外人出具的，从证据的类型来看属于证人证言，应该由出具证明的证人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使用。关于证明函中提及的发票与涉案业务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函中提及的数额为人民币2,100元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5年6月24日，金来公司提供的发票金额为人民币2,11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时间是2015年7月15日，故两者无论从开具时间还是发票金额都不一致。所以这份证据与金来公司提供的证据2存在不一致，不具有证明力，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亦无关联性。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天纺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从性质上看属于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证人未有特殊情形，应当出庭作证。金来公司未申请天纺公司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故对该份证明函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天纺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系从网上打印，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该份证据也不予认定。鉴于长帆公司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2欲要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证据2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鉴于长帆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本院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证据3的证据效力亦不予认定。
长帆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8月8日，俞某被举报涉嫌诈骗，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立案受理。
2017年8月3日，凉城派出所向黄某某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黄某某在笔录中表示，其是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员工，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与代表金来公司的俞某做业务，业务所涉款项后面通过转账汇款给天纺公司。因俞某在电话中跟黄某某说，因业务需要，金来公司变更为天纺公司，俞某提供给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是天纺公司开具的发票，故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就与天纺公司之间进行结账了。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七票货物出口是否系金来公司委托长帆公司代理；二、金来公司是否应向长帆公司支付七票货物的货运代理费10,540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三、涉案纠纷的处理是否应先刑事后民事。
关于涉案七票货物出口是否系金来公司委托长帆公司代理。本院认为，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签订过货物运输代理协议，金来公司并未否认协议上金来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故该货物运输代理协议应视为真实有效，涉案货运代理业务亦是双方根据该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进行，可以认定长帆公司和金来公司之间就涉案业务形成了货运代理合同关系。金来公司上诉称涉案业务系俞某个人开展的业务，俞某私刻印章确认相关业务费用，涉案业务与金来公司无关。本院认为，金来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均确认，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俞某挂靠在金来公司名下对外联系业务，金来公司明知并认可俞某以金来公司名义对外联系业务，涉案业务即是俞某代表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进行业务联系，俞某的行为可视为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俞某代表金来公司委托长帆公司办理涉案七票货物出口事宜所产生的代理费用，应由金来公司支付。金来公司关于此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金来公司是否应向长帆公司支付七票货物的货运代理费10,540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认为，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七票货物长帆公司已按约完成合同约定的出口代理义务，俞某代表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进行涉案业务法律后果应由金来公司承担，故长帆公司有权向金来公司收取货运代理费用，金来公司亦应依约履行付款义务。金来公司否认涉案七票货物系委托长帆公司办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判决金来公司向长帆公司支付涉案七票货物的货运代理费10,540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纠纷的处理是否应先刑事后民事。关于涉案纠纷，金来公司抗辩其业务经办人俞某与他人串通虚构业务，涉嫌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本案应等刑事案件有明确结果后再作处理。本院认为，本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系在长帆公司与金来公司之间发生，涉案七票业务真实发生且已实际出运，有证据证明金来公司认可俞某以金来公司名义对外联系业务，故对外而言，金来公司仍应承担因俞某代表金来公司与长帆公司开展涉案业务所产生的货运代理费用。金来公司报案涉案业务系俞某虚构，俞某涉嫌诈骗犯罪损害金来公司利益，系其公司内部管理事宜，两者基于不同事实，本案民事纠纷的处理不必以刑事案件最终处理结果为依据，故涉案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可以分别处理。金来公司关于此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金来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1.70元，由上诉人上海金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子龙
审判员 周 燡
审判员 高明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罗 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