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民终25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祥林，男，196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科，重庆华之岳（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振鹏，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艇，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凤宣，男，196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全科，重庆华之岳（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伍祥林因与被上诉人徐振鹏、原审被告刘凤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4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祥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410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徐振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应当无效”，实属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首先，签订协议的主体为公司，即该协议系重庆中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均威公司)签订的，签订主体合法适当。理由是：1.虽然从协议签订主体的表现形式上看，该协议的主体系刘凤宣与徐振鹏，但并不影响该协议实际主体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因该协议所涉权利义务的实际享受履行主体均直指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即该协议所涉权利义务的实际主体并非自然人刘凤宣与徐振鹏，而系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这一点一审在事实部分也予以了充分的认定；2.虽然该协议中仅有刘凤宣与徐振鹏的签字，而没有各自代表的公司签章，但这并不影响该协议的实际主体享受权利及履行合同义务，因实际主体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均履行了该协议的内容，并且刘凤宜在签订该协议前系经重庆中环授权而签订的(有委托书为证)，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其行为系属个人行为，而徐振鹏直接系属厦门均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为证)，结合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的享受履行主体均指向厦门均威公司，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徐振鹏在签订该协议时系属履行公司职务行为，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其行为并不代表公司行为，属个人行为；再者公司是否签章并非该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故此，该协议签订履行的实际主体应当系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协议签订的主体合法，内容亦无违法不当之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该协议应当系属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协议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此，一审认定协议为无效协议，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认定伍祥林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即伍祥林并未实际取得工程的施工权，也没有将工程实际发包给徐振鹏，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伍祥林与徐振鹏之间应当系服务合同关系，而不应当系属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一审举示的协议所涉内容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那么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即：第一部分为伍祥林提供机会让徐振鹏取得工程项目施工权的服务性约定；第二部分为徐振鹏取得工程项目施工权利后所涉工程施工相关事宜的约定。而关于第二部分所涉内容，即关于工程项目具体施工的范围，造价及工程量等相关所涉事宜均未明确，仅以后期应当签订的《施工合同》来替代了，但后期双方并未实际签订《施工合同》，因此导致该协议约定的工程项目施工范围、工程量及工程造价等工程施工合同必备的要素不明确，即第二部分内容并未实际发生，因此该协议的内容就仅剩下第一部分内容，即关于伍祥林提供机会让徐振鹏实际取得工程施工权的这样一种服务性约定，其性质应当系属普通的服务合同关系。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徐振鹏与工程项目中标方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桥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无任何交集，而在协议签订后，通过伍祥林向徐振鹏提供服务(积极促成徐振鹏取得工程施工权)，徐振鹏在2014年4另14日取得了该项目工程的施工权，徐振鹏实际取得工程项目施工权与伍祥林提供服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与协议约定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并未影响协议约定的结果(徐振鹏取得了工程项目施工权)，故此一审认定伍祥林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徐振鹏未实际取得施工权，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其次，即使双方系属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也应当视为伍祥林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1.一审庭审中从伍祥林举示的一系列证据(授权书、投标合作协议书、中标通知书等)，充分证实了伍祥林代表的重庆中环享有岑水公路土建工程施工49%的施工所有权，而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可，故此，伍祥林有权也有能力将自己享有的工程施工所有权让给其他人实际施工;2.既然协议合法有效，那么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严格遵守。协议中明确约定徐振鹏以厦门均威公司名义授权伍祥林，让伍祥林以厦门均威公司名义去和该工程的实际中标方(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签订协议中约定应当签订的《施工合同》，但事实是徐振鹏为逃避协议约定的义务，即拒绝支付管理费，而拒不向伍祥林出具委托书，导致伍祥林虽有让渡工程施工的权利，但仍然无法以厦门均威公司名义与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其拒绝出具委托书的行为与《施工合同》未实际签订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徐振鹏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施工合同》未实际签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可知，本案所涉协议系属一个附条件成就的协议，即需要徐振鹏的授权，但徐振鹏为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拒绝向伍祥林出具委托书)来阻止条件成就（即阻止《施工合同》的签订成功)，依法应当视为条件成就，即视为《施工合同》已实际签订，伍祥林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徐振鹏应当支付协议约定的管理费；3.徐振鹏实际取得施工权，而该事实系伍祥林履行合同义务才出现的结果。一审中查明徐振鹏于2014年4月14日获得工程项目的施工权利，而该工程项目的中标方虽系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但徐振鹏获得的工程项目段的施工权利系属伍祥林代表的重庆中环所有，没有重庆中环的认可，徐振鹏无法实际取得该工程项目段的施工权利，即徐振鹏实际取得工程项目施工权利与伍祥林的认可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一审认定的其取得施工权与伍祥林毫无关系。故此，即使系属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依法伍祥林也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综上，一审认定伍祥林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即伍祥林并未实际取得工程的施工权，也没有将工程实际发包给徐振鹏，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第三，一审认定伍祥林也应当是合同《项目合作协议》的相对人，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从一审提供的协议内容上看，并无伍祥林签字，其内容也未涉及伍祥林的权利义务，即协议与伍祥林无任何牵连关系，协议不约束伍祥林，伍祥林无义务向徐振鹏退还任何款项;2.伍祥林与刘凤宣有合作关系系事实，即伍祥林与刘凤宣合作共同为重庆中环争取到项目工程49%的施工权，但这系属伍祥林与刘凤宣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任何牵连关系，伍祥林只是代刘凤宣接收了徐振鹏打的款项，仅此而已，徐振鹏亦无证据证明伍祥林确实参与了协议的签订，故此，伍祥林与协议无任何牵连关系，伍祥林并非协议的相对人。综上，一审认定伍祥林也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实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徐振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伍祥林于2011年1月15日以分包工程为名，收取了徐振鹏500万元的工程管理费，却未按协议约定将该工程分包给徐振鹏施工，徐振鹏要求退款并要求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伍祥林却以种种借口予以推诿。伍祥林的行为充分表明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案因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徐振鹏6年仍未收回该款项。一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伍祥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1.《项目合作协议》签订的主体是自然人而非企业法人。2.该协议属于无效合同。自然人不具备发包和承接建设工程的资质，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对该协议的效力认定正确。3.导致该协议不能实际履行的原因是伍祥林、刘凤宣并未实际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一审判决认定，因刘凤宣、伍祥林及重庆中环不具备承包该工程的施工能力和条件，以及重庆中环与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签订的《投标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重庆中环不得将该工程转包给他人等原因，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于2011年3月19日将重庆中环及刘凤宣、伍祥林清退出施工场地，导致徐振鹏与伍祥林及刘凤宣双方合同目的未实现。该事实认定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民终字第0024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一致（见该判决书第3-4页）。厦门均威公司事后获得该项目部分劳务工程施工资格与《项目合作协议》无关。伍祥林、刘凤宣被清退出场后，2011年4月11日，厦门均威公司通过竞标，从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获得了该工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合同的签订与伍祥林的行为有关。上述事实表明，伍祥林、刘凤宣并未实际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也没有将该工程实际发包给徐振鹏。4.伍祥林在上诉状中将《项目合作协议》定性为“普通的服务合同”，不仅与其以往的基本观点自相矛盾，而且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刘凤宣辩称，一审法院从第一次向法院主张权利起计算利息，计息起点是存在问题的。
徐振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凤宣、伍祥林连带返还徐振鹏500万元整；2.判令刘凤宣、伍祥林连带赔偿徐振鹏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方式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1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500万元款项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凤宣作为重庆中环（乙方）的委托代理人于2010年7月10日与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甲方）签《投标合作协议书》，就广西“岑溪——水汶”段高速公路工程相关投标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约定中标后，乙方劳务分包承担的工程理视中标后的实际情况确定，但以不超过合同中标金额的49%为限。在工程中标后，甲乙双方以本协议书为基础另行签订劳务分包合同。
2010年11月12日，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至水汶公路土建工程NO2合同段的中标通知书。
2011年1月7日，徐振鹏向伍祥林支付500万元。
2011年1月15日，刘凤宣作为甲方，徐振鹏作为乙方对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工程第2标山心隧道项目施工进行合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名称：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工程2标山心隧道（占总的约50%的工程量）进口段施工。合作方式。1.项目名称、计量、内容及单价。项目名称、计量、内容及单价以及甲方同中标方项目部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准（包括中标方同业主签订的主合同内容）。甲方提取21%的管理费后交由乙方使用。工程总量暂按甲方合同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基础进行计算，最后按实际结算金额为准。2.乙方以厦门均威建工有限公司法人名义授权甲方与项目经理部签订《施工合同》，该《施工合同》作为本合同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同时执行。3.甲方实行全权委托制度，委托乙方组建现场经理部作为甲方的现场代表，接受中标方经理部的管理。4.乙方组建现场经理部的组成人员应报经中标方经理部审核批准。5.乙方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担经营过程中的一切风险、一切经济责任和一切法律责任等。6.同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的工程承包合同由甲乙双方共同审签，一旦签订，则视为乙方同意履行合同承诺，接受相关条约的约束，并承担因乙方违约而导致的一切损失和责任。工程发生的一切投入由乙方承担，即项目施工的一切前期和后期所需资金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若中标方项目经理部有履约保证要求，则由乙方单位出具。7.本项目民工保证金，按中标方与业主的主合同的要求，由乙方按比例向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缴纳，民工保证金的退还时间及方式方法按与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签订的合同执行。8.在本协议书有效期间内，乙方不得将本项目进行转包。否则甲方视为乙方违约，并终止合作协议书的执行。……12.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相关费用之前，由甲方负责与项目经理部办理一切手续和经济往来（乙方参与），甲方为乙方项目部设立内部往来账户，实行专款专用。甲方在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的同时，有权力对乙方项目部的财务资金进行管理检查和有效控制，并按协议约定对每笔工程进度款（主要指动员预付款）予以提留，直至提够协议额度为止。合作时间自2011年1月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中标方项目经理部办理最生结算支付为止。乙方支付甲方项目运作费。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20%金额的费用（包括中标方项目部扣除的税收和项目管理费）。项目运作费的支付方式和时间。1.在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管理费，总计伍佰万元人民币。2.在甲方与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签订《施工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管理费总计伍佰万元人民币。3.预留合同总价8%金额的管理费，在每期计量支付中扣除。4.其余部分管理费即同总价21%减去8%和前期支付的壹仟万元人民币金额后部分，分两次在甲方得到业主支付的两次开工预付款中内提取，第一次和第二次各提取50%，余下的预付款交由乙方使用。六、若乙方迟延支付上述费用，每逾期一日应当加付欠付金额千分之一的资金利息。七、现场移交。前期甲方人员和设备进场开展了一些准备工作，所发生费用双方现场据实核算签字认可的壹佰肆壹万元人民币，乙方在2011年1月21日前一次性支付甲方。
2011年1月20日，四川路桥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NO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作出岑水2标[2011]5号文件，四川路桥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NO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向重庆中环并刘凤宣作出岑水2标[2011]010号文件。要求重庆中环并刘凤宣必须在2011年2月25日3月19日以前完成岑溪端路基开挖，完成隧道衬砌台车拼装，达到隧道时洞条件。否则，必须无条件退场。之后，重庆中环退出了工地。
2011年4月14日，厦门均威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四川路桥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作为工程承包人签订《公路隧道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内容：山心隧道岑溪端路基、桥涵工程部分路基劳务施工及隧道开挖、洞渣运输、支护与衬砌、防水与排水、洞内防火和装饰、洞内机电工程和消防设施、洞内路面劳务施工以及完成上述内容所作相关的辅助工作。刘凤宣不是签订该合同厦门均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凤宣认可该合同的签订与其无关。
2012年6月15日，徐振鹏作为原告，伍祥林作为被告，刘凤宣作为第三人，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伍祥林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该院作出（2012）思民初字第7373号民事判决书，伍祥林在该案中辩称：1.该500万元是先期履行合同之债；2.徐振鹏与伍祥林、刘凤宣之间为了工程的合作，伍祥林与刘凤宣提出徐振鹏必须先交500万元，才能签订正式合同。徐振鹏支付的500万元并非没有合同依据，而是其先期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从而获得了伍祥林与刘凤宣的信任，进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3.在签订书面合同之前的2天左右，广西的工地进行了现场移交。在合同签订之前，双方进行了多次商谈、现场的清点和全面和移交，之前的招标因中间人的运作，发生了很多费用，伍祥林和刘凤宣就要求徐振鹏先缴纳5000000元费用，之后再在重庆签订了合同。刘凤宣辩称：徐振鹏与伍祥林之间存在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双方之间有《项目合作协议书》，徐振鹏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仅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后就开始违约，给伍祥林与刘凤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徐振鹏与伍祥林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和业务往来。该判决书未生效。后此案移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500万元是基于《项目合作协议书》支付的运作管理费，不属于不当得利，判决驳回了徐振鹏的诉讼请求。徐振鹏与伍祥林均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中，伍祥林和刘凤宣的答辩意见为：徐振鹏与刘凤宣就《项目合作协议》产生的纠纷，应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项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徐振鹏应向刘凤宣主张，伍祥林并非适格的被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24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刘凤宣和伍祥林在庭审中称，二人在项目中系合作关系，由刘凤宣出面处理相关事宜。《项目合作协议书》实质上是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的分包合同。是重庆中环让刘凤宣出面将项目分包给厦门均威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未取得重庆中环的授权，但重庆中环是认可的。重庆中环与四川路桥未签订施工合同，重庆中环在2010年11月进场施工。在2011年1月12日，重庆中环将工地移交厦门均威公司，刘凤宣已按《项目合作协议》履行了义务。被清退的责任在厦门均威公司。
伍祥林在本院对其提出的管辖异议进行询问时，称是委托刘凤宣与徐振鹏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但最终徐振鹏没有委托刘凤宣与厦门均威公司签订合同做案涉工程，其确实收取了500万元。在本案的庭审中伍祥林称其不是《项目合作协议》的相对人。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其提出收款是代刘凤宣收取的。改变在法庭上的多次陈述没有相关证据支持。
徐振鹏认为《项目合作协议》虽是刘凤宣一个人的名义与徐振鹏签订，但实际上是刘凤宣与伍祥林共同与徐振鹏签订。故要求由伍祥林与刘凤宣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项目合作协议》的前提应当是厦门均威公司与四川路桥签订施工合同。由于四川路桥与重庆中环的合同已终止，《项目合作协议》不存在解除。在一审法院依职权释明《项目合作协议书》应当是无效合同后，同意按无效合同作为起诉依据。
刘凤宣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称对其损失保留诉讼权利，在本案中不主张。资金占用损失应当从判决生效之日起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合同的相对方。徐振鹏在本案中并不认为其是履行均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刘凤宣称其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未取得重庆中环的授权，且重庆中环并未与四川路桥签订正式的劳务承包合同。故刘凤宣称项目合作协议是重庆中环将工程分包给厦门均威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实际载明的徐振鹏与刘凤宣。对于伍祥林是不是合同相对人的问题，由于伍祥林在多次诉讼中均认可其与刘凤宣、徐振鹏是合作关系，参与了《项目合作协议》的协商及签订。刘凤宣对此也予以认可。故伍祥林也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
本案的第二个焦点即《项目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从《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虽名为项目合作，但刘凤宣在合同中并不承担风险，只是在承接工程后提取21%的管理费，故双方并不是合作关系。其实质是刘凤宣从四川路桥承接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徐振鹏。双方之间应当是建议工程转包合同关系。由于刘凤宣、伍祥林与徐振鹏均为个人，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应当无效。徐振鹏经一审法院依法释明后，也同意变更以合同无效作为起诉依据。
重庆中环并未按其与四川路桥《投标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另行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反而是重庆中环退出了工地施工。也即刘凤宣、伍祥林并未从重庆中环或四川路桥取得工程施工权。即使如刘凤宣所陈述，将工地移交给徐振鹏，其并未实际取得工程的施工权，也没有将工程实际发包给徐振鹏。故其收取500万元的管理费没有依据，应当退还。
对于资金占用损失，应当从徐振鹏付款之次日起算。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凤宣、伍祥林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退还徐振鹏管理费500万元；二、刘凤宣、伍祥林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徐振鹏资金占用损失，计算方式为：以500万元为本金，从2011年1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5510元由刘凤宣、伍祥林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关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2011年1月15日，刘凤宣（甲方）与徐振鹏（乙方）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伍祥林与刘凤宣称，虽然从形式上看合同签订主体为刘凤宣与徐振鹏，但是该协议所涉权利义务的实际享受履行主体是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因此《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为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本院认为，首先，《项目合作协议书》上没有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的盖章；其次，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权利与义务，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即使是《项目合作协议书》所涉权利义务的实际享受履行主体，也不能因此认定重庆中环与厦门均威公司是《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实际签订主体；最后，由于伍祥林在多次诉讼中均认可其与刘凤宣、徐振鹏是合作关系，参与了《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协商及签订，刘凤宣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伍祥林也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综上，《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为刘凤宣、伍祥林，另一方当事人为徐振鹏。对于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可。
二、关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名称、计量、内容及单价以甲方同中标方项目经理部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准(包括中标方同业主签订的主合同内容)。甲方提取21%的管理费后交由乙方使用。工程总量暂按甲方项目经理部签订的施工合同为基础进行计算，最后按实际计算金额为准。”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该条约定来看，刘凤宣从四川路桥大桥分公司承接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徐振鹏，因此，《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应当为建筑工程转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之规定，建筑工程承包人必须是企业，而刘凤宣、伍祥林与徐振鹏均为个人，没有建筑工程的承包资质，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项目合作协议书》无效。对于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可。
三、《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伍祥林与刘凤宣称，其于2011年1月已经将建筑工程转交给厦门均威公司，康科学代表厦门均威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刘凤宣的工作人员进行项目交接，康科学代表徐振鹏接收刘凤宣一方自2010年11月15日至2011年1月12日期间发生的工地费用票据、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等共计1516813.10元，并出具收条。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伍祥林与刘凤宣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康科学是厦门均威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就无法证明已于2011年1月将建筑工程转交给厦门均威公司；其次，伍祥林、刘凤宣以及重庆中环均不具备建筑工程承包人的资质，2011年3月19日，四川路桥将刘凤宣、伍祥林以及重庆中环清退出施工场地后，刘凤宣、伍祥林及重庆中环不再享有建筑工程的施工所有权，不可能再将建筑工程转包给厦门均威公司；最后，2011年4月11日，厦门均威公司与四川路桥广西岑溪至水汶高速公路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签订《公路隧道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刘凤宣与伍祥林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与其有关。因此，本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对于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伍祥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510元，由伍祥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向 川
审 判 员 章兴东
代理审判员 钟 慧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倪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