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54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飞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55号10幢9-2#。
法定代表人李雪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田，重庆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郑英。
委托代理人邓亚，重庆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飞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飞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蒲郑英经济补偿金纠纷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7民初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飞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飞恒公司不向蒲郑英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7101.13元。主要理由：1.双方在2015年8月19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未约定飞恒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协议同时约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劳动法律责任，该协议目的应理解为包括经济补偿金在内的法律责任；另外，飞恒公司一审提交的证言蒲郑英并未认可，且该证人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不应采信书面证言，书面证言内容也不能证明系飞恒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不应采用不具备排他性的证据推断飞恒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这显然缺乏逻辑严谨性，应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定由蒲郑英承担不能举证证明飞恒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驳回其诉讼请求。2.蒲郑英2010年6月20日到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工作，到2012年6月10日左右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书面解除劳动关系，2012年6月13日左右进入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工作，直到2012年12月左右与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书面解除劳动合同，2012年12月与飞恒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飞恒公司与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蒲郑英的劳动关系不是直接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转入飞恒公司，而是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直接转入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即使蒲郑英非本人原因劳动关系发生转变，也只是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转入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与飞恒公司无关，因此即使飞恒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蒲郑英2012年12月之前的经济补偿金应该向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或者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张。
蒲郑英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以及飞恒公司是关联公司，具有共同的股东张铭舜，蒲郑英不是因本人原因改变工作单位，是公司安排。蒲郑英是因为注销公司才由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转入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之后再转到飞恒公司，在与前两家解除劳动关系时均未领取经济补偿金。
蒲郑英一审请求：飞恒公司支付蒲郑英经济补偿金27500元。主要理由：蒲郑英于2010年6月至2015年8月在飞恒公司处工作，工作内容为业务经理。因为飞恒公司改制，蒲郑英与飞恒公司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但飞恒公司未支付蒲郑英经济补偿金。
飞恒公司一审辩称：飞恒公司公司于2012年5月7日成立，蒲郑英于2012年12月开始在飞恒公司处工作；蒲郑英的应发工资标准为3000元；蒲郑英与飞恒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蒲郑英主动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请求法院驳回蒲郑英的诉讼请求。
经一审审理查明：蒲郑英系飞恒公司公司员工。2015年8月19日，蒲郑英与飞恒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由于公司经营问题，无法继续保证该员工的正常待遇，使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及签订劳动合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1、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5年8月25日解除，如有经济补偿金及未结算工资，甲方需于解除之日起下期工资发放日一并支付。2.乙方对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及经济补偿金、未结算工资等的支付时间无异议。甲乙双方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互不承担其他责任，互不履行劳动合同中其他条款”。2015年8月25日，蒲郑英离职并领取离职补贴1000元。飞恒公司陈述上述费用是公司给予人道主义的补贴，而非经济补偿金。蒲郑英陈述该费用为工作期间所报销的费用。
2015年10月20日，蒲郑英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飞恒公司支付蒲郑英经济补偿金27500元。该委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蒲郑英遂起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飞恒公司成立时间为2012年5月7日，并于2013年1月开始为蒲郑英购买社会保险。
庭审中，蒲郑英举示了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达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函件、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蒲郑英购买社会保险的证明以及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蒲郑英于2010年6月20日在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工作，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销后，蒲郑英继续在飞恒公司处工作，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经审查，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达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函件载明：“……由于公司股权变动，经公司股定会一致通过，注销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新公司：重庆飞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社保证明载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2010年9月至2012年7月为蒲郑英购买了社会保险；授权委托书载明了：“……兹委托本公司员工蒲正英同志……本委托书有效期：2010年6月20日至2011年6月23日……”。飞恒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蒲郑英在飞恒公司处的工作时间为2012年12月1日，蒲郑英在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离职后并未直接到蒲郑英处工作，工作年限不存在连续性。
飞恒公司举示了书面证明3份，该3份证明分别来自飞恒公司委托代理人郑珂以及飞恒公司员工冯永勤、郑婷婷，拟证明因蒲郑英自身原因离职，不符合飞恒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经审查，该3份书面证言中均载明了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不好，飞恒公司公司决定裁员，在四名员工中留用其中的两位，最先留用的是郑婷婷，后郑婷婷不愿意留职，故飞恒公司动员蒲郑英留职，但蒲郑英也不愿留职。同时在飞恒公司代理人郑珂的书面证明中也载明了“蒲郑英原为飞恒公司员工，2012年由之前公司转入”的内容。蒲郑英对上述书面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询问。
关于蒲郑英的月平均工资问题，蒲郑英举示了盖有飞恒公司公章的收入证明1份，该证明载明：“兹证明蒲郑英为本单位优秀员工，已在我单位工作三年，……平均月收入5000元……”。飞恒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认可上面加盖的公章是飞恒公司公章。飞恒公司举示了工资表，拟证明蒲郑英的月平均工资情况，飞恒公司还陈述蒲郑英从2015年开始每月工资为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200元。工资表载明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应发工资发放明细如下：2014年8月至10月基本工资2500元，餐饮费200元；2014年11月基本工资2500元，餐饮费200元，加班费50元；2014年12月基本工资2500元，餐饮费200元；2015年1月至2015年3月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200元；2015年4月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101元；2015年5月至2015年6月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200元；2015年7月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182元；2015年8月基本工资3000元，餐饮费191元，加班费50元，提成441元。蒲郑英对工资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工资表未载明绩效工资，但认可工资表上的签名为本人所签。蒲郑英还陈述工资为现金发放，只有一张工资表，在工资表上签字后领钱，但工资表和上面的金额和实际领取金额并不一致。
一审认为：关于飞恒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蒲郑英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蒲郑英与飞恒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只载明了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但对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未明确写明。结合飞恒公司举示的书面证明3份，均载明了“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不好，飞恒公司决定裁员，在四名员工中留用其中的两位，最先留用的是郑婷婷，后郑婷婷不愿意留职，故飞恒公司动员蒲郑英留职，但蒲郑英也不愿留职”的相关内容，因此首先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的应为飞恒公司方。故本案符合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的情形，该情形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此外，蒲郑英与飞恒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互不承担其他责任，互不履行劳动合同中其他条款”，但从该协议书的整体内容看，前2条均论及了如果存在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因此上述约定应当约定的是排除了经济补偿金的其他责任，故上述约定并不能免除飞恒公司应支付蒲郑英经济补偿金的责任。综上，蒲郑英主张飞恒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理由成立，一审予以支持。
关于蒲郑英的劳动年限是否应当连续计算的问题，结合蒲郑英举示的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达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函件和飞恒公司所举示的书面证明中对蒲郑英工作情况的陈述，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本案飞恒公司存在承前启后的关系，也正因为此种关系，蒲郑英前后在两个公司工作，因此，上述情形符合蒲郑英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规定，故蒲郑英在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为在飞恒公司处的工作年限。飞恒公司在庭审中关于蒲郑英工作年限中断的陈述与飞恒公司举示的书面证明对蒲郑英工作情况的陈述相矛盾，因此一审对飞恒公司辩解蒲郑英工作年限中断的陈述依法不予采纳。飞恒公司未举示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蒲郑英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的证据，故飞恒公司向蒲郑英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当包含蒲郑英在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即计算经济补偿金应从2010年6月20日开始计算。
关于蒲郑英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的问题，虽然蒲郑英举示的收入证明载明其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但飞恒公司举示了蒲郑英签字的工资表，蒲郑英也陈述只有一张工资表，因此飞恒公司举示的工资表足以反驳蒲郑英所举示的收入证明，故一审对飞恒公司举示的工资表依法予以采信，对蒲郑英举示的收入证明不予采信。因蒲郑英与飞恒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故蒲郑英离职前12个月即2014年8月26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应发工资共计37311.55元[（2700元÷21.75天×4个工作日+2700元+2700元+2750元+2700元+3200元+3200元+3200元+3101元+3200元+3200元+3182元+3682元）]。
综上所述，飞恒公司应向蒲郑英支付2010年6月20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7101.13元（37311.55元÷12个月×5.5个月）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重庆飞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蒲郑英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7101.13元。二、驳回蒲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一审予以免收。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一审予以免收。
在二审中，蒲郑英举示了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飞恒公司的工商档案及股东会决议等新证据，以证明张铭舜是这三家公司的股东，其中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完全相同，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大致相同，是关联公司，蒲郑英在三家公司工作是受用人单位安排。飞恒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工商档案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铭舜是小股东，所占股份很小，没有决策权，不能证实三家公司系关联企业，蒲郑英工作时间没有连续，在第二家公司中断过，解除过劳动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于工商行政部门，对真实性应予认可
经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蒲郑英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飞恒公司先后建立劳动关系，三家用人单位中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完全相同，飞恒公司也与该两家公司具有相同的股东张铭舜，三家公司经营范围相似，在经营期限上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24日注销，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注销，飞恒公司于2012年5月7日成立，并且飞恒公司认可蒲郑英于2012年12月1日到飞恒公司处工作，鉴于上述情况，特别是三家公司在股权构成上的联系，蒲郑英的工作时间是否能够连续计算应当由飞恒公司举证，如蒲郑英在与前两家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则其工作时间不应连续计算；如没有领取经济补偿金，则应当连续计算。现飞恒公司不能举示证据证实蒲郑英在与重庆双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铨昇隆商贸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已领取经济补偿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蒲郑英的工作时间应当连续计算。
对于飞恒公司提出，其与蒲郑英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已表明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且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由蒲郑英提出的上诉意见，经查，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上看，飞恒公司是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并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公司经营困难，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对飞恒公司的这一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飞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科
代理审判员 于 利
代理审判员 黎 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琳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