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82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紫寅，男，1962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晓光，北京九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商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号。
法定代表人邱成军，社长。
委托代理人周佳，男，1983年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苗运平，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紫寅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商报》社人事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巴晶焱担任审判长，法官王天水、法官郑吉喆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紫寅在一审中起诉称：周紫寅于1985年6月进入《北京商报》社工作，任记者一职。1997年被安排到《北京商报》社下属北京市华人广告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公司）工作，该公司于1999年左右不再经营，周紫寅向《北京商报》社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北京商报》社认为此事是上一任领导所为，应由上一任领导承担责任，《北京商报》社就要求周紫寅等待安排。由于《北京商报》社频繁更换领导，导致周紫寅的工作安排事宜一直被搁置。后周紫寅向北京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人事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驳回了周紫寅的仲裁申请，故周紫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确认周紫寅为《北京商报》社的工作人员，双方之间存在人事聘用关系；2.《北京商报》社向周紫寅支付1999年至今的工资800000元；3.要求《北京商报》社与周紫寅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周紫寅安排工作。
《北京商报》社在一审中答辩称：《北京商报》社与周紫寅之间已经解除了人事聘用关系，周紫寅称其于1997年至1999年在华人公司工作，而华人公司系独立法人单位，故周紫寅与华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北京商报》社与周紫寅之间的人事聘用关系也随着周紫寅与华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解除。周紫寅向《北京商报》社主张工资报酬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自1997年后未为《北京商报》社提供劳动，且其自1997年起与《北京商报》社处于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北京商报》社无需再向其支付劳动报酬，而周紫寅要求支付1999年至今的工资请求，也已超过了仲裁时效。另周紫寅自2010年起在不同的公司担任过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也可以证明其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北京商报》社系北京日报社举办的经费自理事业单位。《北京商报》社名称发生过多次更替，依次为首都经济信息报社、北京经济报社和北京现代商报社。1985年6月，周紫寅进入《北京商报》社工作，双方之间未签任何合同，1989年4月，经《北京商报》社主管单位北京市计委批准同意，周紫寅被《北京商报》社聘为干部，聘期五年。另查，华人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投资单位为北京首信经济文化发展中心，资金提供方式为拨款，后于2002年9月1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另周紫寅称1997年其由《北京商报》社安排调入下属公司华人公司，该公司于1999年就不再经营，其主张1997年至1999年间的工资-
直是由《北京商报》社支付，后工资于1999年9月被停发。《北京商报》社主张自1997年后在本单位的花名册和工资表中就没有周紫寅的名字，而华人公司与其系独立的法人单位，后于2002年10月被吊销。2007年4月20日，《北京商报》社在其本报社的期刊中发布包括周紫寅等16人办理档案转调手续的免责声明。对此免责声明，周紫寅称该声明是要求其把档案拿走，不是有效的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文件，且免责声明是《北京商报》社在自己报社的期刊上刊登，不是有效文件。
一审庭审中，周紫寅称因华人公司于1999年不再经营后，其曾找到《北京商报》社当时的副总编陶×，表示希望回到《北京商报》社工作，陶×让其找《北京商报》社的一把手，周紫寅就找到当时的社长严力强，但严力强让其等待，另行安排工作，之后《北京商报》社的社长进行更换，也没有再为其安排工作，其就自己去开公司了。周紫寅就其主张申请证人陶×出庭，陶×称其原为《北京商报》社副总编，主管工作范围包括记者采访和报纸的编辑，并称周紫寅曾私底下找到其要求回报社工作，而其认为周紫寅本来就是报社的员工，双方是私下沟通的，但因其不负责人事，这件事的具体安排需要由社长安排，其不清楚周紫寅是否找过报社的一把手。《北京商报》社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证人本身不分管人事，虽然证人担任×的领导职务，但因其并不负责包括周紫寅在内的员工人事关系，正如证人所述，如果派遣周紫寅到华人公司应该通过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决定，或者通过行政命令指派，不能只凭证人的感觉认定周紫寅到华人公司是《北京商报》社的指派；另周紫寅在1999年与证人沟通要回到报社，其认为从私人感情的沟通来说尚可，但周紫寅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向报社人事部门或者主管领导进行积极沟通，就证人所述，其说周紫寅找到其时，其称周紫寅应当回到单位，但是又说应当找一把手解决，也就是证人能否回报社的沟通仅仅是私下里因个人关系的沟通，不能确定是周紫寅在1999年向单位正式提出回单位工作，事实上，从1999年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周紫寅从未向《北京商报》社主张过人事安排这样的请求。
另查，周紫寅于2010年起担任北京国瑞祥云科技文化发展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另周紫寅系北京坤泰宏升商城有限公司的投资者。对此，《北京商报》社称据其了解1997年华人公司的业绩较好，待遇也比《北京商报》社好很多，周紫寅是从事与广告相关的工作，因周紫寅去了企业工作，报社就不再向其支付工资了，并且此后周紫寅自行经营企业，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向其主张过工资等权利。周紫寅称当年因自己年轻，所以想出去挣钱，现在年纪大了，回想其还是《北京商报》社的员工，所以就想回到《北京商报》社。周紫寅持本案诉求向北京市人事仲裁委申请仲裁，后北京市人事仲裁委作出京劳人仲字［2016］第1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周紫寅仲裁申请。周紫寅不服，提起本次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周紫寅所述，其在1997年后为华人公司提供劳动，而1999年之后未再向《北京商报》社提供过劳动，且《北京商报》社亦未再向周紫寅支付过劳动报酬，周紫寅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此后向《北京商报》社主张过相关权利，周紫寅亦自己经营公司，该状态持续至周紫寅申请仲裁，故周紫寅与《北京商报》社双方实际处于长期两不找的状态，故周紫寅要求《北京商报》社支付其1999年至今的工资800000元的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周紫寅要求《北京商报》社为其安排工作的请求亦无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另周紫寅要求确认其系《北京商报》社工作人员，双方存在人事聘用关系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范围，该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紫寅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周紫寅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证据认定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1985年6月，周紫寅在《北京商报》社工作，1997年被单位派到了华人公司工作，1999年华人公司没有了，周紫寅就要求单位为其安排工作，单位一直没有给安排，并且一直更换领导。因此，周紫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紫寅一审诉讼请求。
《北京商报》社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周紫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周紫寅的上诉意见，双方自1997年之后不再存在人事聘用合同关系，1997年到1999年周紫寅是在华人公司工作，华人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所以周紫寅要求确认与《北京商报》社之间存在人事聘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周紫寅在其他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亦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人事关系。周紫寅要求《北京商报》社支付工资800000元，没有依据，《北京商报》社没有向其支付所谓的工资的义务。自1999年到本案争议期间周紫寅从未向《北京商报》社主张过相应的劳动者权利，双方之间处于长期两不找的状态，且其要求支付1999年以来的工资，该请求已经超过了1年的仲裁时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聘用干部审批表及工商档案信息、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周紫寅主张的工资，因根据周紫寅所述，其在1997年后为华人公司提供劳动，而1999年之后未再向《北京商报》社提供过劳动，且《北京商报》社亦未再向周紫寅支付过劳动报酬，故周紫寅与《北京商报》社双方实际处于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因此，周紫寅要求《北京商报》社支付1999年至今的工资800000元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周紫寅要求确认其系《北京商报》社工作人员、双方存在人事聘用关系，以及要求《北京商报》社与其签订合同、为其安排工作的请求，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范围，故本院对其上述请求不予审处。
综上所述，周紫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紫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紫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代理审判员 郑吉喆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