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0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邹某甲（曾用名邹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委托代理人：曾煌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某甲（曾用名何某甲安），户籍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
上诉人邹某甲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邹某甲为何某乙（原公民身份号码××，何某乙实际于××××年××月××日出生）与前夫邹某丁（公民身份号码××）生育的女儿；1994年1月27日，何某乙与邹某丁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结婚证号：南字第1124号，离婚证号：离婚城南字20号）。何某甲为何某乙的父亲，何某乙的母亲刘某乙于2009年1月4日因病去世。2011年1月7日，何某乙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由于当事人在何某乙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产生纠纷，故邹某甲于2011年4月18日向该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案号：﹤2011﹥穗白某一初字第818号），要求确认何某乙于2010年12月27日所立《后事遗嘱》合法有效，并由邹某甲按该份《后事遗嘱》继承何涓遗产中座落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房屋一套、座落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房屋一套及上述两处房屋银行按揭贷款的债务余额等。该院审理后于2011年10月12日作出（2011）穗白某一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确认何涓于2010年12月27日所立《后事遗嘱》中涉及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两套房屋由邹某甲继承这一部分内容有效，并据此判决上述两处房屋由邹某甲继承、上述两处房屋所欠银行抵押贷款余额由邹某甲负责清偿（清偿数额以2011年1月7日欠款数额为准）、何某甲向邹某甲交付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的房地产权证书，并驳回了邹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何某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案号：﹤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15号）。二审期间，何某甲提交其持有的《遗嘱》（立遗嘱人注明为“何某乙”，落款时间注明为“2010.12.27”）一份。因双方当事人均对对方持有的《后事遗嘱》及《遗嘱》之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涉讼《后事遗嘱》及《遗嘱》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内容包括：《后事遗嘱》中落款处签名处“何涓”字迹、《后事遗嘱》中落款处“见证人刘长正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0××××1187住址：湖南衡阳市珠晖区建国里160号102”字迹、《后事遗嘱》中落款处“钟暉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7××××1508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仓前锦福苑1403室”字迹及《遗嘱》中全部笔迹）；2012年12月31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经检验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明鉴司法鉴定所（2012）文某字140号），鉴定意见为：1、检材1（JC1）时间为“2010、12、27”《遗嘱》中全部笔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及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5（YB5）第6页上笔迹是同一人所写，2、检材2（JC2-1）时间为“2010年12、27”《后事遗嘱》中落款处签名处“何某乙”字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是同一人所写，3、检材2（JC2-2）时间为“2010年12、27”《后事遗嘱》中落款处“见证人刘长正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0××××1187住址：湖南衡阳市珠晖区建国里160号102”字迹是刘某丙所写，4、检材2（JC2-3）时间为“2010年12、27”《后事遗嘱》中落款处“钟暉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7××××1508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仓前锦福苑1403室”字迹是钟某甲所写。2013年3月18日，本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15号民事裁定，认为涉讼《后事遗嘱》和《遗嘱》经鉴定的鉴定意见为两份遗嘱上“何某乙”签名与送检样本上的笔迹为同一个人所写，《后事遗嘱》中见证人刘某丙和钟某乙的签名均为该两人本人所写，即前述两份遗嘱的落款时间相同而内容相互矛盾，因此，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裁定撤销（2011）穗白某一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并将案件发回该院重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何某乙与邹某丁离婚后并没有再婚再育。
经查，涉讼《后事遗嘱》为打印文本，其内容为：“我何某乙现患××住院，在我神志完全清醒之际，经我认真考虑决定立此遗嘱，我自愿将我广东广州市及恩平市两处房产让我独生爱女邹某甲（普用名：邹敏）继承，另湖南衡阳一处房产留给我父亲何某甲养老用。以上三处房产产权人都是我何某乙本人，分别是：1、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齐富社区白云骏景骏雅街A座604号，2、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3、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逸夫中学家属房。在我离世之后，广州市、恩平市两处房产由我爱女邹某甲继承，衡阳市一处房产由我父亲何某甲处理”，在该份《后事遗嘱》的落款处“签名：”处有“何某乙”字样的签名及一指模印，“时间：”处书写有“2010年12、27”等字样，在《后事遗嘱》下方书写有“见证人：刘长正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0××××1187住址：湖南衡阳市珠晖区建国里160号102”及“钟暉2010、12、27身份证：××、手机：137××××1508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仓前锦福苑1403室”等字样（其中“刘长正”字样的签名处有一指模印、“钟暉”字样的签名处亦有一指模印）。诉讼中，邹某甲表示，2010年12月下旬，何某乙自感病情慢慢恶化，故打电话给在杭州工作的邹某甲，要求邹某甲回来，并称其要将有关房子给邹某甲，因邹某甲当时工作走不开，邹某甲便电话通知身处深圳的父亲邹某丁去医院看望何某乙；邹某丁得知何某乙要给邹某甲留遗嘱后，遂于2010年12月27日上午会同邹某丁的哥哥“邹终元”及邹某丁的两个朋友刘某丙、钟某乙一同从深圳驱车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探望何某乙（探望时已携带纸、笔及印台）；探望期间（当日14时左右），何某乙将遗嘱的意思告知四人听，因何某乙写字吃力，故何某乙要求由其口述遗嘱内容而钟某乙负责记录，在何某乙确认钟某乙记录的内容后，钟某乙就到医院以外将所记内容打印成《后事遗嘱》，何某乙在确认《后事遗嘱》的内容后就在《后事遗嘱》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落款日期并加按了指模印，后何某乙将《后事遗嘱》交给两个见证人刘某丙、钟某乙，由两人在《后事遗嘱》上签名；在签署《后事遗嘱》的过程中，刘某丙怕日后产生误会，还利用手机将当时的情况进行录像；其后《后事遗嘱》便被交由邹某甲的父亲邹某丁带回深圳。为此，邹某甲提交录像视频一段并提请该份《后事遗嘱》的见证人刘某丙、钟某乙等出庭作证。邹某甲提供的录像视频（视频持续约23秒）反映的情况为：何某乙（鼻孔插有一导管）躺在病床上并手持一份打印文件（该文件落款处签有字样并有红色印记），视频中的声音为：“好啦”（男声）、“这是我，自己本人真实的意愿”（女声）、“好，再讲一遍啊”（男声）、“这是我自己真实”（女声）、一段由第三方陈述的内容不清的声音、“真实意愿”（女声）等。而证人刘某丙出庭作证表示，其确实作为见证人在涉讼《后事遗嘱》上签名，刘某丙原本并不认识何某乙，其是应朋友邹某丁的邀请于2010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会同邹某丁、邹某丁的哥哥“邹终元”及邹某丁的朋友钟某乙一同从深圳驱车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探望何某乙的（因事前已知道办理遗嘱事宜，遂同时携带纸、笔及印台），当日14时左右，趁着何某甲不在病房的时候（因害怕何某甲会干扰何某乙立遗嘱）刘某丙与钟某乙来到何某乙的病房（病房里面除了何某乙外没有其他人在，邹某丁和“邹终元”则在医院楼下等候），在何某乙的口述下钟某乙记录了遗嘱内容，后刘某丙与钟某乙到医院外面将遗嘱内容打印成《后事遗嘱》，何某乙确认《后事遗嘱》内容后即签名并加按了指模印；其后，应何某乙的要求，刘某丙还用手机将当时的情况进行录像；刘某丙并承认，若当刘某丙、钟某乙进入何某乙病房时发现何某甲处于病房中，两人将只会打招呼而不会告知何某甲有关立遗嘱的事情。证人钟某乙出庭作证表示，其确实作为见证人在涉讼《后事遗嘱》上签名，钟某乙并不认识何某乙，其是应朋友邹某丁的邀请于2010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会同邹某丁、邹某丁的哥哥“邹终元”及邹某丁的朋友刘某丙一同从深圳驱车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探望何某乙的，当日午饭后，刘某丙与钟某乙来到何某乙的病房（病房里面除了何某乙外没有其他人在，邹某丁觉得何某甲的性格、脾气不好，怕遇到何某甲会发生争吵，故其与“邹终元”在医院之外等候），因何某乙身体非常虚弱，故在何某乙的提议下由何某乙口述钟某乙记录了遗嘱内容（持续时间约8-10分钟），后刘某丙与钟某乙到医院外面将遗嘱内容打印成《后事遗嘱》，何某乙确认《后事遗嘱》内容后即签名并加按了指模印（持续时间约2-3分钟），刘某丙并应何某乙的要求用手机将当时的情况进行录像，后，刘某丙与钟某乙就告辞离开并与邹某丁、“邹终元”开车返回深圳，回到深圳后钟某乙与刘某丙在《后事遗嘱》上签名并将《后事遗嘱》交给了邹某丁。
另查，涉讼《遗嘱》为手写文本，遗嘱内容书写在一张空白的《护理记录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之上，其内容为“遗嘱我的病是好不了啦，唯放心不下的是老爸何某甲，他为人太老实，一生被人骗了很多，又为我三兄妹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连退休工资都没有，为了我买房子还将自己的房子卖掉，给了我弍拾多万元，以后生活怎么办。在我走后，老爸可将广州、恩平的房子卖掉，回老家去住，还去广州工行27万元，恩平中行19万元，应该够自己养老了。在我走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恩平市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两处房产由老爸何某甲继承。要工行、中行计算一下，看还差多少，一定要设法还掉。立遗嘱人：何某乙2010.12.27。”。诉讼中，何某甲表示，何某乙生前与邹某甲长期没有联系，在何某乙××之际曾经多次要求邹某甲来探望自己，邹某甲也置之不理，故何某乙是不可能写下遗嘱给邹某甲的；而何某乙在2010年12月27日时仍可以写字（涉讼《遗嘱》就是何某乙在当天自书），客观上并不须他人代书遗嘱，更不会同意由前夫邹某丁的朋友作为遗嘱见证人；且《后事遗嘱》中提及的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逸夫中学家属房的房屋产权人是何某甲的母亲（即何某乙的祖母），何某乙根本不可能处理该处房产；由此，《后事遗嘱》应是事先打印好逼迫何某乙签署的；实际上，在2010年12月27日早上7、8时至晚上22时期间，何某甲一直在何某乙的病房外守候（何某乙一直不让何某甲在医院陪伴），期间何某甲仅曾偶尔因上厕所及散步等短暂离开过病房（离开时间在10－20分钟左右，不会超过半小时，即使何某甲离开时何某乙的病房门口仍有护工等人在），但何某甲并没有发现看邹某丁及其朋友来医院看望过何某乙，至当天18－19时许，何某乙就将一份写好的遗嘱（即涉讼《遗嘱》）及一封信交给何某甲，表示其发现妹夫想打房子的主意，要何某甲把《遗嘱》收好并将信件转交给邹某甲；邹某甲提起本次继承诉讼后，何某甲本不希望与邹某甲打官司，故在案件初审时就没有将涉讼《遗嘱》提交。
查，本院在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涉讼《后事遗嘱》及《遗嘱》进行司法鉴定时同时送鉴的样本材料包括：邹某甲提交的“何涓与恩平市金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何涓与恩平市金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以及何某甲提交的“何涓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环城支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为2010年12月27日的《收条》”、“签署时间为2010年12月19日的《委托书》”、“京华医科大学毕业生登记表”、“广东省职工劳动合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证券（A股、B股）保证金电话自助转账服务协议书》”及“中医基础理论笔记本”等共九项（其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争议的样本材料仅有“何涓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环城支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一项）；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在上述九份样本材料中选取了“签署时间为2010年12月19日的《委托书》”、“签署时间为2010年12月27日的《收条》”、“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签订的《证券（A股、B股）保证金电话自助转账服务协议书》”、“何涓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环城支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京华医科大学毕业生登记表”等共五份样本作为鉴定样本（即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标注的样本1、样本2、样本3、样本4及样本5）使用。诉讼期间，经质询，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明确表示：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明鉴司法鉴定所（2012）文某字140号）中使用的五份样本是其在人民法院提供的九份样本中选取的，因“在本鉴定中使用了5个样本已经满足了鉴定要求”，故“其他4个样本没有使用”，“虽然在该案件中我们使用了5个样本但足以支持鉴定结论的准确性”。虽然邹某甲否认涉讼《遗嘱》的真实性，并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在对涉讼《后事遗嘱》及《遗嘱》进行鉴定时存在仅采用何某甲方提供的样本材料而没有采用邹某甲方提供的样本材料等不公正情形为由，要求对涉讼《遗嘱》全文笔迹是否为何某乙亲笔书写进行重新鉴定，但在举证期限内邹某甲却既未能举证证实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诸如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也未能就其上述重新鉴定理由与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反映的何某甲方持有的《遗嘱》中落款签名处“何某乙”字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为同一人所写，而与此同时涉讼《后事遗嘱》中落款签名处“何某乙”字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亦为同一人所写这一鉴定结论作出合理解释，故该院不予批准重新鉴定。举证期限内，邹某甲方未能举证证实涉讼《遗嘱》并非由何某乙签署或不属于何某乙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某甲方也未能举证证实涉讼《后事遗嘱》并非由何某乙签署。
再查，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房地产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屋登记权属人为何某乙，何某乙生前曾以该处房屋为抵押物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城支行办理抵押贷款手续（他项案号2008交登1532697，他项证号2684957），至何某乙死亡时止，有关贷款尚未清偿；2011年5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城支行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出具《涂销证明》，以借款人何涓于2011年4月11日已向其归还贷款为由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涂销手续（抵押资料：抵押人为何涓、抵押登记号为08交登01532697、抵押房产地址为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庭审中，何某甲表示，为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涂销手续，其在何某乙离世后已提前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城支行清还了贷款；邹某甲承认其在何某乙离世后并没有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城支行清还过贷款，但表示上述《涂销证明》不能当然证明何某乙离世后是何某甲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环城支行清还了贷款。另，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产权证号：C7××11号）的房屋登记权属人为何某乙，何某乙生前曾以该处房屋为抵押物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恩平支行办理抵押贷款手续（房地产他项权证号：粤房地他证字号第C2678756号），至何某乙死亡时止，有关贷款尚未清偿。诉讼中，邹某甲表示，在何某乙过世后，其曾就上述抵押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恩平支行归还过部分贷款，何某甲亦表示其在何某乙过世后亦曾就上述抵押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恩平支行归还过部分贷款。
2011年2月18日，因何某乙死亡退保，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将何某乙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余额14092.05元退予申报单位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诉讼期间，何某甲表示，上述何某乙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余额14092.05元已由其领取，但已被全部用于何某乙的丧葬事宜，实际上，何某乙基本没有什么遗产，其离世后的丧葬费用四万多元均是由何某甲支付，后何某甲持有关丧葬费用的单据到何某乙生前的单位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也仅报销取得丧葬费8032元，连同上述养老保险余额14092.05元尚不足以支付何某乙的丧葬费用；何某甲并承认因当时无法与邹某甲取得联系，故其在使用上述养老保险退款14092.05元某何某乙的丧葬费用前并没有取得邹某甲的同意。另，位于衡阳市城北区建设路3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衡市房改字№0035987号）的登记所有权人为何某丙，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该处房屋即为涉讼《后事遗嘱》中提及的“湖南衡阳一处房产”或“衡阳市石鼓区逸夫中学家属房”，邹某甲并表示上述房产原是祖母何某丙的房改房，但何某丙早已将房产送与何某乙，且何某乙死亡时还存在其他银行存款、投资基金及社会保险金等遗产，但在举证期限内，邹某甲却既未能举证证实前述位于衡阳市城北区建设路3号的房屋是属于何某乙生前的个人财产，也未能就其主张何某乙存在其他银行存款、投资基金及社会保险金等遗产可供继承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户籍证明、户口注销证明、结婚证、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出生证、计划生育证、独生子女优待证、离婚登记档案资料、无婚姻登记证明、调查回复函、病历资料、《遗嘱》、《后事遗嘱》、《司法鉴定意见书》、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房地产权证情况表、房产证、《涂销证明》、贷款合同、贷款明细证明、银行汇款凭证、对帐单、还款凭证、购房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养老保险待遇核定表、结算证、证明、发票、照片、视频资料、证人证言、（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15号案卷资料、函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本案中，被继承人何某乙于2011年1月7日死亡，继承开始，涉讼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及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均属于何涓名下的房产，故何某乙去世后，上述两处房产应作为何某乙的遗产进行处理。就上述两处房产的继承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其持有何某乙本人在生前留下的遗嘱（即涉讼《后事遗嘱》及《遗嘱》）；其中邹某甲持有的《后事遗嘱》为代书遗嘱，何某甲持有的《遗嘱》为自书遗嘱，两份遗嘱的落款时间均在同一天（即2010年12月27日），遗嘱人签名处“何某乙”字迹经司法鉴定均为同一人所写；但两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按《后事遗嘱》办理，涉讼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及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两处房产将交由邹某甲一人继承，按《遗嘱》办理，上述两处房产则将交由何某甲一人继承；虽然，邹某甲与何某甲均对对方持有的遗嘱之真实性表示异议，坚持认为己方持有遗嘱才是何某乙本人在生前留下的遗嘱，邹某甲更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在对涉讼《后事遗嘱》及《遗嘱》进行鉴定时存在仅采用何某甲方提供的样本材料而没有采用邹某甲方提供的样本材料等不公正情形为由，要求对涉讼《遗嘱》全文笔迹是否为何某乙亲笔书写进行重新鉴定，但由于邹某甲举证期限内既未能举证证实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诸如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也未能就其上述重新鉴定理由与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反映的何某甲方持有的《遗嘱》中落款签名处“何某乙”字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为同一人所写，而与此同时涉讼《后事遗嘱》中落款签名处“何某乙”字迹与样本1（YB1）、样本2（YB2）、样本3（YB3）、样本4（YB4）、样本5（YB5）上签名“何某乙”字迹亦为同一人所写这一鉴定结论作出合理解释，双方当事人也未能举证证实对方持有的遗嘱并非由何某乙本人签署，故现有证据已可认定涉讼《后事遗嘱》与《遗嘱》均为何某乙生前所立。结合案件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持有遗嘱的订立时间、订立过程等情况的描述综合分析，特别是涉讼《后事遗嘱》作为代书遗嘱，存在诸如：遗嘱代书人与见证人仅是被继承人何某乙前夫邹某丁（即邹某甲的父亲）的朋友，但订立《后事遗嘱》时从深圳专程赶至广州的邹某丁却并没有将有关见证人为何某乙作引荐（即在进行订立代书遗嘱这一重大举措时何某乙仅是一人面对陌生的遗嘱代书人与见证人），遗嘱代书人与见证人当天从深圳赶至位于广州的医院仅是为了办理何某乙立遗嘱事宜，但代书人与见证人却专门选择何某甲不在何某乙病房的时候（即2010年12月27日14时许）为何某乙订立遗嘱（见证人刘某丙出庭作证时更承认若其在进入何某乙病房时发现何某甲处于病房中将只会打招呼而不会告知何某甲立遗嘱的事情），《后事遗嘱》甚至处理了位于衡阳市城北区建设路3号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何利亚）这一不属于被继承人何涓个人财产的房产等一系列不合常理之处；而涉讼《遗嘱》作为自书遗嘱在对涉讼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及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两处房产的继承作出处理的同时也不忘考虑上述房屋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遗嘱》书写在何某乙生前所住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空白《护理记录单》亦符合客观常理，何某甲取得涉讼《遗嘱》的时间也在前述《后事遗嘱》作出的数小时之后（即2010年12月27日18－19时许）；合议庭认为，涉讼《遗嘱》的所立时间后于涉讼《后事遗嘱》的所立时间，应表明遗嘱人（即被继承人何某乙）已通过订立涉讼《遗嘱》的行为变更了其在此前所立《后事遗嘱》中的意思表示，故在对何涓遗产中涉及其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两处房产进行遗产继承处理时应按后立时间的遗嘱（即涉讼《遗嘱》）为依据执行，即涉讼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及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两处房产应由何某甲继承。据此，现何某甲反诉要求判令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及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由其继承所有之诉请，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由此，邹某甲要求确认涉讼《后事遗嘱》合法有效并据此要求何涓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及上述两处房屋银行按揭贷款的债务余额由其继承，并要求何某甲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房屋归还其管业使用等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关于被继承人何某乙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余额14092.05元的处理问题，由于上述款项亦属于何某乙的遗产，而就该部分遗产的处理何某乙并没有留下遗嘱，且邹某甲（何某乙的女儿）及何某甲（何某乙的父亲）均确认何某乙与邹某丁离婚后并没有再婚再育，即何某乙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邹某甲及何某甲，故两人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何某乙遗产中涉及上述何某乙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余额14092.05元的继承事宜，即依法由邹某甲及何某甲按均等份额各自继承该部分遗产的二分之一份额，计7046.03元。因此，邹某甲现要求与何某甲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该部分遗产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鉴于上述何某乙名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余额14092.05元已由何某甲实际领取，故从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以及方便当事人权利的履行角度考虑，应由何某甲按上述款项的二分之一款额计7046.03元交回给邹某甲。对于何某甲以处理何某乙丧葬事宜的费用四万多元均是由其支付，上述养老保险余额14092.05元尚不足以支付何某乙的丧葬费用为由主张何某乙基本没有遗产可供继承的抗辩意见，因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虽然邹某甲主张何某乙死亡时还存在其他银行存款、投资基金等遗产可供继承，但由于其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故对于邹某甲的该部分诉讼请求，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至于邹某甲主张将何某甲从何某乙生前的单位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报销取得的丧葬费8032元亦作为何某乙的遗产继承分割之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于2015年1月8日作出判决：一、被继承人何涓遗下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房屋由何某甲继承所有；二、被继承人何涓遗下的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号房房屋由何某甲继承所有；三、何某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7046.03元交回给邹某甲；四、驳回邹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何某甲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原审本诉受理费8290元，由何某甲负担125元、邹某甲负担8165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由邹某甲负担；原审反诉受理费4245元，由何某甲负担。
判后，邹某甲不服，上诉称：何某甲持有的遗嘱是伪造的，并非何某乙本人的真实意愿，原审法院依据该遗嘱判决何某乙在广州和恩平的房产由何某甲继承，且对何某乙的债务不作处理，不仅有违何某乙的真实意愿和客观事实，而且有失公允。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继承人何涓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骏雅街5号604房屋、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66号幸福里A幢506房由邹某甲继承，及该两套房屋银行抵押贷款的债务余额由邹某甲负责清偿，并支持邹某甲在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即：判决何某甲将前述604房交还邹某甲管理使用；判决何某甲将前述两处房产的产权证书原件交还邹某甲；判决何某乙遗嘱以外的银行存款、投资基金、社会保险金等其他的遗产由邹某甲与何某甲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案件诉讼保全费用以及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某甲承担。
被上诉人何某甲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邹某甲在二审中称：1、根据何某乙的护理记录单显示，12月27日没有插管，插管在该日之后，何某乙的护理记录单与制作遗嘱时录像情况没有差别，护理记录单反映出插管时间不是《后事遗嘱》签署时间，何某乙签署时间错误，见证人书写时间以何某乙书写为准，所以也签署错误。《后事遗嘱》的签署时间与客观时间不吻合，客观时间在签署时间后，即《后事遗嘱》是在2011年1月4日后签署的。2、何某甲的遗嘱是伪造的，理由如下：（1）何某甲在本案原一审时提交的许某的证言称2011年1月4日发现何某乙手上有印油，可以印证何某乙签署时间错误。（2）此前二审时何某甲称在一审后发现何某乙给的自己的遗嘱夹在日记本里，与现在及一审重审时陈述不一致。（3）遗嘱纸张不是医院当时使用的护理单，是医院很久以前使用的护理单，是何某乙带在家里的病历遗留的。
何某甲对此回应称：1、2011年1月3日邹某甲擅自将何某乙接回家，之后带回医院才要插管。2、《后事遗嘱》是邹某甲在得知何某甲有1份遗嘱后才编造的，名称亦如是，医院都知道何某甲有1份遗嘱。3、邹某甲称《后事遗嘱》在1月3、4日书写，而其见证人一再坚持是在2010年12月27日书写，后来邹某甲发现与插管时间不符，改变自己的说法，前后陈述矛盾。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争议的以《后事遗嘱》还是《遗嘱》确定继承的问题。首先，该两份遗嘱的笔迹经本院依法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的司法鉴定确认与样本相符，因此，本院对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虽然何某甲就其向法院提交该《遗嘱》作为证据的时间选择和证据来源所作说明前后不一致，但邹某甲据此主张何某甲持有的《遗嘱》是伪造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其次，《后事遗嘱》为代书遗嘱，《遗嘱》为自书遗嘱，两份遗嘱签署时间相同，邹某甲二审中称《后事遗嘱》的实际制作日期在签署日期之后，与其此前在本案一审、二审及本案重审一审时坚称制作日期即签署日期的意见不一致，前后矛盾。而《后事遗嘱》的两位见证人与邹某甲的父亲是朋友关系，与邹某甲存在利害关系，且该两位证人在本案诉讼期间出庭作证时均称其在《后事遗嘱》2010年12月27日见证该文件的制作过程，见证人指证的事实与邹某甲在本院是次审理期间所称事实不符。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邹某甲或两位见证人关于《后事遗嘱》制作情况的陈述存在隐瞒或与客观真实不符的表述，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再者，从邹某甲提交的录像反映被继承人何某乙当时住院插管，身体极其虚弱，邹某甲并未提交医院健康证明证实何某乙制作《后事遗嘱》时神志清醒，具备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基于比照双方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小，原审支持何某甲依据其持有的《遗嘱》，主张遗嘱继承的请求，并无不当。对于邹某甲的其余上诉请求，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对邹某甲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165元，由邹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鹏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黄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