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鲁01行终2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生，男，195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贾延昭，局长。
委托代理人栾雅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杨林，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民警。
上诉人张全生因诉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以下简称历下区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102行初3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2月23日，被告之趵突泉派出所接到原告张全生拨打110报警后出警，对原告张全生报警案件作出受案登记，并履行了传唤、询问调查、勘验、鉴定、辨认、处罚告知、审批、决定、送达等程序环节。被告依法对杨未非、唐云亭作出行政处罚。2016年3月25日，原告书面向被告递交了《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原告张全生认为被告未对2016年3月25日邮寄的申请材料履行法定职责，于2016年5月13日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11月9日对该案作出（2016）鲁0102行初154号行政判决书，原告张全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二审过程中。在（2016）鲁0102行初154号行政案件审理中，被告于2016年10月14日向法院出具《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并未向原告张全生作出并送达。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张全生针对其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提交的书面申请书已经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一审行政判决书已经作出，因原告张全生不服已经提出上诉请求，现该案尚在二审过程中。被告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的《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是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说明，并非针对原告张全生作出，且对于原告张全生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张全生请求撤销《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全生的起诉。
上诉人张全生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未履行追究参与和殴打上诉人违法行为责任的法定职责，提请了诉讼，原审法庭开庭审理过程中得知，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提交过《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法律责任》的书面申请，而历下区公安分局并未给予处理和答复，于是法庭当面对上诉人进行“协调”称:“你方原提出的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法律责任的诉求过大，法庭无权受理。”要求将诉求改为:“被告对提出的书面申请不予答复违法，要求作出答复。”并还称:“若被告方五日内不给予答复则判其违法，若作出了答复，你方可以撤诉。”为此，被上诉人历下区公安分局在限定的五日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鉴于该份答复不符合事实，又极不合理、合法，故在法庭提出让上诉人撤诉时，上诉人未予接受，并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份“书面答复”重新作出。原审法院为此立案后却以该“书面答复”不是对上诉人作出，而是向法庭提交的“说明”及“对于原告张全生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此裁定的事实认定和裁定结论均明显不公，理由如下:一、原审裁定本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受案范围，第十二条(六)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该份“书面答复”是以历下区公安分局的名义作出，并加盖有其行政公章。说明是其正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实体内容涉及的是:该不该对上诉人人身遭受的侵害履行法定的保护职责:应不应对违法者追究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是应该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均是针对上诉人所递交的“申请”而予出具，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提交，向谁提交，也不在于是对上诉人所作出的“答复”，还是向法院所作出的“说明”，都改变不了这一行政行为实质侵犯了上诉人提出申请的权利和对方应予答复的义务。因此上诉人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提起诉讼的全部四项条件。更不存在超越受案范围。二、原审裁定认为:该份“书面答复”是向法庭提交的“说明”而“并未向原告张全生作出并送达”实属曲解事实，欲盖弥彰。虽然该份“书面答复”出现于另案原审之中，被上诉人也确实未直接向张全生送达，而是庭审期间提交给法庭。就算原、被告均未认可该“书面答复”是对张全生所作出，原审也应据实审查和认定。该份“书面答复”无论是“标题”还是“台头”均己载明是“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并为此“答复如下:、、、”。尤其无论是认定为“说明”还是“答复”，另案是否作出过“判决”或处理，但原审的“庭审笔录”能够证实，法庭并未当庭出具、当面质证，更没有经过当事人双方的论辩。任何未依照法定程序审理过的事实，无论是认定、判决和裁定都不具有合法性。未经过庭审调查、处理，并且是对原告维护自身的人身权有直接关系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原审原告)怎能没有起诉权?三、原审认定:该份“书面答复”“对于原告张全生的权利和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与实不符，与法无据。如果该“答复”或“说明”所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杨晓军等人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可以“暂无法作出处理”的理由成立，事实准确。办案公安机关不予处置或答复的行政行为也得当、合法，原告张全生则失去要求追究违法者责任的权利，也无从行使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的责任与义务。反之，上诉人(原审原告)就据有法律所赋予的上述各项权利与义务。事实恰恰说明，该份“书面答复”是否成立，对原告张全生提出申请和要求追究违法者责任的权利和义务直接产生重大影响。四、原审裁定是在与本案裁定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主持下产生的，无法避免存在不公正裁定之嫌。裁定实体指向的该份“书面答复”出自于作出裁定人主持过的另案之中，产生于另案开庭审理之时，并是经法庭“协调”而出现和发生的。因此，其裁定结果对主持裁定人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木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中请回避。”审判人员当“回避”却未“申请”本身即违法，其所作出的任何认定或裁定，均存在不公正的可能，为此据有不合法性。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出具的《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的行政行为，实体指向、内容涉及、利害关系均针对于上诉人(原审原告)，其有无诉讼权取决于法律的赋予，原审是否应进行实体审理，更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历下区公安分局于2016年10月14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关于张全生要求追究杨晓军、陈锡坤、李明等人违法责任申请书的答复》，系被上诉人针对（2016）鲁0102行初154号行政案件的审理出具的材料，并未针对上诉人张全生作出。原审法院认为上述答复与上诉人张全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张全生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迳行裁定驳回张全生的起诉，亦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振明
审 判 员 张启胜
代理审判员 魏吉锋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桂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