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6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宝璋，男，193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雅芳（系徐宝璋大儿媳），女，住宁波市江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亚珍，女，196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住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伟（系徐亚珍丈夫），男，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徐宝璋因与被上诉人徐亚珍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5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宝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徐亚珍归还自2009年3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徐宝璋退休工资本息241909元。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利息问题。徐宝璋系因徐亚珍声称其单位的投资收益高（2013年前年收益率10%、2014年的年收益率9%、2015年的年收益率8%、2016年10月的年收益率7%），才将款项交给徐亚珍保管，一审法官在组织调解时，徐宝璋明确主张利息58435元，法官建议按照55000元组织调解，但在一审判决中仅酌定为8000元，显然过低；二、关于徐宝璋的生活费问题。徐宝璋生活简朴，每月生活费最多500元，一审法院在组织调解时称将徐宝璋主张的500元与徐亚珍主张的1400元中和一下，按照800元组织调解。徐宝璋对800元尚有异议，更何况一审法院按照每月1200元的标准计算生活费显著不妥；三、关于人情往来。徐亚珍捏造徐宝璋存在人情支出38182元，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人情支出27000元，事实上，人情支出仅为15926元。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错误。
徐亚珍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徐宝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亚珍归还徐宝璋2009年3月至2015年11月期间退休工资本息合计230635元。一审庭审中，徐宝璋变更诉讼标的额为24190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宝璋有二子一女，2005年丧偶，徐亚珍系长女，大儿子为案外人徐春荣，小儿子为案外人徐春辉。现徐宝璋居住在与配偶生前共有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蔡家边23号1幢504室的房屋中，与小儿子徐春辉一家同住。2009年3月至2015年11月，徐宝璋将其退休工资存折陆续交给徐亚珍保管，共计47个月，徐亚珍及其配偶案外人王建伟、徐亚珍儿子案外人王斌先后共计从存折中取款214940元。其间，徐宝璋所需生活费陆续由徐亚珍负担，徐亚珍先后为徐宝璋向亲朋好友支付礼金27000元（含给孙女案外人徐吟盈、外孙王斌的结婚礼金各10000元）。2016年7月7日，徐宝璋为涉案纠纷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浙0205民初2211号（以下简称2211号案件）。同年7月14日，徐宝璋、徐亚珍共同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徐宝璋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双方离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后，徐宝璋为甲方，徐亚珍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内容如下：“甲乙双方为父女关系，母亲早年亡故，故父母产权问题发生纠纷，现甲方强烈要求乙方放弃本属于乙方的部分房产继承权，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的退休金（银行卡）原由乙方保管，并为甲方合理安排日常生活开支。自2015年12月7日起交给大儿子徐春荣保管，银行卡上的金额甲乙双方确认同意，并无甲方其他款项，一次性结算完毕。2.甲方今后如出现日常生活琐事和身体不适等有关事宜需要女儿履行义务之事均与乙方无关，并断绝父女关系。3.乙方同意放弃本属于自己应得的部分父母房产继承权。4.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壹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保管期间，徐亚珍交付徐宝璋的生活费金额；二、徐宝璋是否委托徐亚珍通过案外人宁波市永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年公司）进行投资理财并获取收益；三、徐宝璋是否向王斌赠与购房款。关于争议焦点一，徐宝璋主张其生活简朴，早年生活费每月200-300元，近两年才提高到每月500元，同意统一按每月500元计算，47个月共计23500元。徐亚珍主张2009年至2012年每月平均1140元，2012年开始要找一老伴，开销逐渐增大，到2013年，平均下来每月2000元，全部平均金额约为1400元，47个月共计65800元。生活开支高低因人而异，在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开支的情况下，应参照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结合个体年龄、消费习惯、人情开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2009年度至2015年度，宁波市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18203元至29645元之间不等，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徐宝璋年事已高，身体尚属健朗，其消费一般低于平均水平，徐亚珍主张的每月1400元亦属低于平均水平。一审庭审中，双方均同意将徐宝璋自述的其收取7200元礼金、支出2100元礼金作为衡量生活开支的因素。综上，该院酌定徐宝璋每月平均开支为1200元，则47个月共计564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徐宝璋称其未要求徐亚珍将涉案款项作为徐亚珍供职的永年公司的集资款，也不清楚徐亚珍实际将款项用于何处。徐宝璋代理人（即徐宝璋的大儿媳案外人梅雅芳）认为徐宝璋年事已高，表述不清，事实是徐宝璋配偶在世时，已将款项交由徐亚珍保管，很多亲戚（包括梅雅芳）均将款项存于徐亚珍供职的永年公司，年收益率为2013年前10%，2013年、2014年9%，2015年8%，2016年7%。故徐宝璋主张每年徐亚珍所取款项扣除生活费、礼金后的金额还应计收相应投资收益。徐亚珍陈述，梅雅芳及其他亲戚将款项委托其通过永年公司收取投资收益属实，但当时言明，如果款项归还不了，风险自负。徐亚珍投资永年公司的款项因2014年儿子王斌购房所需已全部取出，现尚有其他亲戚的款项以徐亚珍名义存在永年公司。但徐宝璋从未委托徐亚珍将款项通过永年公司进行投资理财。该院认为，案件系保管合同纠纷，徐宝璋主张其曾委托徐亚珍将款项存于永年公司以收取投资收益，则系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在徐亚珍否认的情况下，徐宝璋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现徐宝璋本人的陈述与其代理人梅雅芳陈述不一致，徐宝璋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以其本人陈述为准，即徐宝璋并未委托徐亚珍将款项存于永年公司。而且，徐宝璋代理人及其他亲戚委托徐亚珍以徐亚珍名义将款项存于永年公司，并不能由此推定徐宝璋亦将款项委托徐亚珍存在永年公司。综上，该院对徐宝璋要求对徐亚珍保管的款项按永年公司集资款利率计收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徐宝璋主张其与其配偶自1990年以来积蓄均交由徐亚珍保管。2009年3月，徐宝璋大儿子要购房，当时款项置于永年公司参与集资，购房款不足，故徐宝璋大儿媳梅雅芳与徐亚珍联系想借用徐宝璋的款项。徐亚珍提出徐宝璋共有240000元在其处，均可给梅雅芳。梅雅芳考虑到公公婆婆曾表示将来存款由大儿子与女儿共同继承，故提出只要其中的一半即120000元。梅雅芳表示该120000元系向徐宝璋所借，愿意归还。徐宝璋从未表示要赠与王斌120000元购房款。徐亚珍主张，徐宝璋曾多次提到将来其存款由其及徐宝璋大儿子继承，房产由徐宝璋小儿子继承，实际亦按此履行。徐亚珍将120000元存款交予徐宝璋大儿子、大儿媳后，告知了徐宝璋，并告知徐宝璋其卡（或存折）上已无其他款项。徐宝璋表示以后卡（或存折）上有钱了，徐亚珍可以陆续取走，取足120000元。王斌在2014年购房，徐亚珍一家人陆续所取款项在购房前均以活期或定期方式存于银行。该院认为，徐亚珍主张徐宝璋同意赠与徐亚珍120000元款项，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达到相应证明标准，该院对徐亚珍主张的事实难以认定。该院认为，徐宝璋将其退休工资存折交由徐亚珍保管，徐亚珍取款后扣除为徐宝璋支出的各项费用，对于剩余款项负有返还义务。现徐宝璋主张要求徐亚珍返还款项，案件系保管合同纠纷。根据已认定的事实，徐亚珍一家人共从徐宝璋的退休工资存折中取款214940元，扣除为徐宝璋支付的礼金27000元、交予徐宝璋的生活费56400元，尚余131540元。徐亚珍主张徐宝璋赠与王斌120000元作为购房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其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徐宝璋的款项原本就存在账户内，徐亚珍将款项从账户内取出后，虽无证据表明将之存于永年公司以收取利息，但徐亚珍已自述以活期或定期形式存于银行，故该部分孳息应归徐宝璋所有，该院酌定为8000元。综上，徐亚珍共计应归还的款项为139540元。关于徐亚珍认为根据徐宝璋、徐亚珍在第一次诉讼撤诉后签订的协议，双方就工资卡（或存折）款项事宜已全部了结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首先从协议内容来看，并未明确约定徐宝璋不再就涉案纠纷向徐亚珍主张权利，其次，该协议第2条有关断绝父女关系的内容排除了徐亚珍对徐宝璋应尽的法定赡养义务，当属无效，虽然协议部分内容无效，不必然导致其他内容无效，但该协议涉及身份关系，且条款内容互为条件、制约，第2条无效导致徐亚珍放弃继承权的内容违背其真实意思，故该协议全部无效。因而，对徐亚珍援引该协议免除其责任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案件表面上系父亲起诉女儿，实质诚如协议中所述系因财产继承等引发的矛盾。家人间的抚养、赡养、财产保管等事项夹杂情感的因素，很多本非用证据可直呈的事实，给予更多的换位思考、理解、情感上的慰藉，将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和亲情的维系。徐亚珍作为长女，更应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免于与杖朝之年的父亲对簿公堂。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徐亚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徐宝璋保管款项131540元，利息8000元，合计139540元；二、驳回徐宝璋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9元，减半收取2464.50元，由徐宝璋负担919元，徐亚珍负担1545.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徐亚珍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徐宝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明细账一份。2.建设银行个人跨行通存业务凭证两份、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一份。3.建设银行2011年10月1日存款凭条一份、建设银行明细账两份。4.2010年5月7日个人跨行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工商银行明细一份。5.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2009年1月7日至2016年3月12日明细一份（共十页）。6.宁波银行取款凭条两份。7.宁波银行取款凭条复印件二十四份。8.短信截图打印件一份（两页）。9.宁波银行个人转账凭证5份。10.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复印件一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复印件两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一份。11.宁波银行个人转账凭证四份（共两页）。证据1、2、3拟证明徐宝璋的大儿媳即本案徐宝璋代理人梅雅芳委托徐亚珍投资理财并获得收益的情况，可佐证徐宝璋委托徐亚珍代为理财的事实；证据4、5、6、7为徐宝璋本人或其大儿子徐春荣持卡（或存折）期间提取款项金额及用途，拟证明徐宝璋每月生活费为500元左右，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每月1200元的事实；证据8为案外人胡文君发给梅雅芳的短信截图，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人情往来金额有误的事实；证据9为徐亚珍持卡（或存折）期间将原本存于徐宝璋账户的款项汇入自己名下的情况（徐宝璋认可该批款项包含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徐亚珍一家取款214940元之内），拟证明徐亚珍将徐宝璋的款项用于投资理财，相应孳息应返还徐宝璋的事实；证据10为梅雅芳汇入案外人许胤账户510000元的记录，证据11为徐亚珍代梅雅芳支付房租等费用共计566670元，即梅雅芳共投入永年公司510000元，徐亚珍却向其返还566670元，说明差额部分为徐宝璋的款项，该两份证据拟证明徐亚珍将徐宝璋的款项用于理财投资的事实。徐亚珍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认为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故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是比较合理的，且在一审庭审中，徐宝璋本人当庭承认没有委托徐亚珍投资理财，因此徐宝璋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银行汇款凭证、取款凭证、明细等多为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认定，证据8中未显示当事人姓名，胡文君也未向本院说明情况，且证据8中的内容指向并不明确，相关真实性亦未得到徐亚珍的认可，故本院对证据8及其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对其他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下文统一论述。
本案二审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为：一、徐亚珍是否应向徐宝璋支付投资理财收益58435元，即一审法院对徐亚珍应向徐宝璋支出的利息认定是否有误；二、一审法院对徐宝璋生活费的认定是否有误；三、一审法院对徐亚珍代徐宝璋的人情支出认定是否有误。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徐宝璋主张其之所以将涉案款项交给徐亚珍保管系因徐亚珍告知其永年公司的投资理财收益较高，徐亚珍将包含徐宝璋在内的很多亲戚的款项都以自己的名义存入永年公司，相关的投资收益应当予以返还。徐亚珍主张，徐宝璋从未委托其将款项存入永年公司以获取投资理财收益，故不存在需返还的投资理财收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中，徐宝璋本人陈述其并未委托徐亚珍进行投资理财，该陈述与徐亚珍所述一致。二审中，徐宝璋变更陈述为徐亚珍主动向其提起永年公司存在较高的投资理财收益，但徐宝璋在二审中亦未明确其曾委托徐亚珍进行投资理财。二审中，徐宝璋提交了梅雅芳与许胤、案外人徐渐鸣之间的资金往来及徐亚珍与案外人朱雅娟、钱静之间的资金往来，拟证明徐宝璋委托徐亚珍进行投资理财并收益的情况。本院认为，徐亚珍认可许胤系永年公司的财务，但许胤、徐渐鸣、朱雅娟、钱静均未到庭说明情况，故本院无法仅凭汇款凭证认定各主体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因投资理财事项而发生，且即便关于梅雅芳投资理财事项属实，也无法据此推定徐宝璋与徐亚珍之间存在委托投资理财的事实。至于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各自主张的金额不影响本案实体认定。因此，徐宝璋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徐亚珍将徐宝璋所有的款项存入永年公司并受徐宝璋委托获取相应理财收益的事实，本院对徐宝璋提出的要求徐亚珍支付投资理财收益58435元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认定的事实及徐亚珍的陈述，涉案款项原本以活期或定期形式存放，而徐宝璋在本案中主张的投资收益回报利率缺乏依据且显著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活期及定期利率，酌定涉案款项孳息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二，徐宝璋主张其每月生活费仅500元，一审法院认定其生活费为每月1200元显著过高。徐亚珍主张在其负责徐宝璋生活费期间，平均下来，每月生活费为1400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1200元也能接受。本院认为，二审中徐宝璋提交了关于徐春荣及其本人取款、汇款情况的材料，认为徐春荣及徐宝璋持卡（或存折）期间取款金额可以佐证徐宝璋生活费每月500元左右的事实。本院认为，徐宝璋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本人曾两次取款的情况，无法证明其在本人持卡（或存折）期间仅取款两次的事实，其本人持卡（或存折）期间，由何人负担生活费各方陈述不一致，故对该事实无法认定。且依据常理，生活费并非一成不变，即便在徐宝璋自行持卡（或存折）期间显示的取款金额较少，亦无法必然推定在徐亚珍负责徐宝璋生活支出期间徐宝璋的生活费情况。根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徐春荣持有涉案工资卡（或存折）期间（2010年至2011年，徐宝璋认可在该期间由徐春荣负担徐宝璋的生活费），徐春荣共从该卡（或存折）中取出40244元款项，经计算，平均每月1600余元，显著高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生活费标准。徐春荣在二审中提交证据拟证明其从涉案工资卡（或存折）中提取的部分款项并未用于徐宝璋的生活支出，而是用于还房贷等徐春荣的个人支出，对此，本院认为，一、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徐春荣持卡（或存折）期间有多少款项系用于徐宝璋生活支出的陈述存在不一致。徐宝璋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仅能显示徐宝璋账户中有7400元曾汇入徐春荣名下，至于该款是否系用于徐春荣个人归还房贷，依据现有证据尚无法认定，即便扣除该7400元款项，经计算，徐春荣持卡（或存折）期间徐宝璋的生活费仍高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此外，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2009年度至2015年度宁波市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金额予以确认，该生活消费支出金额高于徐宝璋、徐亚珍主张的金额。至于调解过程中法院提出的折中金额不影响本案实体判决，故综合上述分析，徐宝璋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酌定的徐宝璋生活费标准过高，本院对该项主张难以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的每月1200元生活费标准予以确认，结合徐宝璋、徐亚珍认可的徐亚珍为徐宝璋支付47个月生活费的事实，本院认定徐亚珍为徐宝璋支出涉案生活费56400元（1200元×47月）。
关于焦点三，一审中，徐宝璋提出其另有人情支出2100元及人情收入7200元，双方在一审中同意将该部分人情往来在日常生活费中予以考虑。二审中，徐宝璋称人情支出2100元及人情收入7200元均与徐亚珍无关，系徐宝璋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支出及收入往来，故该两笔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处理。徐宝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强调其要将徐亚珍代其向王斌支付的礼金10000元调低为800元的主张，本院认为，徐宝璋的上述意思表示发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意思表示不影响徐亚珍已经代其向王斌支付10000元礼金的事实，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徐宝璋作为赠与人存在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徐宝璋上诉主张人情支出仅15926元，但在一审中，徐宝璋、徐亚珍均认可徐亚珍代徐宝璋人情支出27000元的事实。而徐宝璋在二审中就此问题提交的新证据无法推翻上述事实，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项事实亦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宝璋将其退休工资交给徐亚珍保管期间，徐亚珍及丈夫、子女从中取款214940元情况属实。根据认定的事实，扣除徐亚珍在保管期间内为徐宝璋支出的生活费56400元及徐亚珍代徐宝璋支付的人情支出27000元，徐亚珍应返还徐宝璋131540元。此外，徐宝璋有权要求徐亚珍支付孳息8000元。
综上所述，徐宝璋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61元，由上诉人徐宝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叶剑萍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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