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81民初5378号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法定代表人：朱仕丰。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壮灿，男，193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栩，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革芳，浙江春森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俞姚村经济合作社）与被告姚壮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玉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姚村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朱仕丰及其委托代理人傅旭燕、被告姚壮灿的委托代理人张革芳均两次到庭参加庭审，被告姚壮灿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俞姚村经济合作社起诉称：2000年开始，原告组织村民实施围田养殖，2009年12月经公开招标，原告将坐落于历稍田块总计52亩围塘经第三轮发包给被告姚壮灿承包，并签订了围田养殖承包协议。承包期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4年11月，原告按照提前一年多进行招投标发包的惯例，又对该田块进行了第四轮发包，并与中标的村民姚建华签订了围田养殖第四轮承包合同，合同期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同时姚建华已按约交纳了首年的承包款。2015年11月，因政府要求旱改水（即围田养殖改为水田种植），村可享受每亩一万元的政策补助。2015年12月3日至4日，经村两委会集体讨论并报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根据被告承包期已届满的实际，并参照附近村类似情况的相关标准，一致同意补助资金按被告户每亩18%，村集体82%（包括村应另行补助姚建华部分）的方案实施分配。2015年12月7日，原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由于当时原告方经办人一时疏忽，未予校对合同中第二条补助金分配方案即支付办法中有“甲方每亩1800元，乙方每亩8200元”的打印错误（实际按照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甲方即原告方亩8200元，乙方即被告方每亩1800元）内容，便与被告签订了退塘复田契约。契约签订后不久，原告便发现错误，随即上门前去与被告交涉，并要求更正内容重新签订合同，但被告认为应以已签订合同为准，不同意更正，并要求原告按照该合同内容履行付款义务。综上，原告认为因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合同内容与双方约定的事实存在重大出入，该合同所书内容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经办人员对协议内容有重大误解。同时根据双方签约时间，结合被告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被告要求给予享受每亩8200元的政策补助也明显不公正。现起诉要求依法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将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二款内容中的甲方每亩1800元、乙方每亩8200元变更为甲方每亩8200元、乙方每亩1800元，以及将契约中第4、5行“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的内容变更为“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双方签订的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并撤销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五款关于退还第四轮承包款的内容。被告姚壮灿辩称：一、退塘复田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双方经多次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合同法第44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所以该协议自成立之日起已生效，合同法32条规定，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故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二、原告要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本案主体是村经济合作社与被告自然人，原告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和认知能力高于被告，且格式合同也是原告提供，对格式条款有异议的时候，应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解释，故原告一时疏忽的理由不成立。另合同中明确的条款应予以遵守，本案不存在显失公平，浙江省的补偿款为7万元/亩，诸暨市补偿到镇里是2万元/亩，村里告诉被告的补偿款为1万/亩，所以给被告的补偿数额并没有超过相应的规定。被告同意按每亩8200元补偿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而签订。三、本案中第三人姚建华不在承包期内，与本案无关。被告是旱改水改造时期的承包人，获得补偿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应履行合同的相应义务。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双方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原件一份，即本案要求撤销的契约，证明因原告方经办人疏忽大意，造成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针对政策补助款1万元，原告分得1800元，被告分得8200元”内容中数字打印颠倒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可以证明被告承包池塘总共是52亩，被告在承包期内，及被告可享受8200元/亩的补助金，该契约中说明根据政府会议精神退塘复田每亩补助10000元，被告当时只关注自己每亩是多少，故被告要求查看红头文件，最终的金额以文件确定的金额为准。2、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2月25日签订的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被告承包期只剩下20多天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第四款下方手写部分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自行添加的，也可说明原告有随意涂改合同的行为，被告所持有的合同中并没有该内容。根据第九条的约定承包期内享受的国家补偿应由承包人享受。被告认为即使只剩下一天，相应的承包期内的补偿款也应由被告享受，不因时间长短而受任何影响。3、第四轮围田养殖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姚壮灿第三轮承包的上述鱼塘，原告已于2014年10月进行了第四轮承包的公开招投标，并与第四轮承包人姚建华签订为期5年承包合同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因为第三人姚建华不在承包期内，不应享受补偿，至于原告姚建华之间的赔偿问题，应通过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来实现。4、2015年12月3日、4日的会议记录原件两份，证明针对被告姚壮灿仅系第三轮承包合同的承包户及该承包期即将届满的特殊性，经村两委会会议和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就镇政府补助一万元，给予姚壮灿每亩18%、村集体每亩82%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会议记录没有被告的签名，真实性无法核对，且都是原告单方面的意见，不能成为拘束被告的理由，被告的权利应依合同的约定为准，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举证目的。5、被告未签字的更正后退塘复田契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事后经与被告交涉，但被告不同意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单方意见，不符合证据要件，不能达到原告的举证目的。6、邻村大顾家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村民顾培忠、蒋国龙签订的退塘复田协议复印件两份，证据原件存放于大顾家股份经济合作社，可予核实，证明与被告情况类似的相邻村的补偿金额，承包方蒋国龙、顾培忠后续承包期均长与本案被告，但他们两方补偿金额仅分别为1000元、2000元，故可印证被告姚壮灿要求8200元的补偿金显失公平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对真实性，且也没有参考价值，每家每户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可以一刀切，就无须逐个签订合同，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另补偿金额与时间长短无关，时间长短不影响最后的赔偿金额。7、2015年11月23日、2016年1月25日的村委会会议记录原件两份，证明针对“旱改水”补助款一万元，经村委会研究，第三、四轮均系同一承包户的可获得70%补助款、村集体获得30%补助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会议记录补签概率高，事后容易制作，关联性欠缺，原告需要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和条款是否显失公平，故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8、原告与村民俞宝法、姚将海、姚益葵等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及第四轮承包合同各一份，证明第三轮、第四轮承包合同的承包户均为同一人的情况下，才按照村集体30%，承包户70%补偿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9、原告与姚建华签订的退塘付田契约和围塘养殖地第四轮承包合同各一份，证明被告所承包的鱼塘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标的的形式将第四轮承包权发包给姚建华，承包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止，及按照村会议决定，按52%的比例支付姚建华补助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准，与证明显失公平没有关联性，与被告无关。退塘复田契约已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姚建华不是退塘复田的主体。10、工资清单4份，证明原告已按照协议内容向上述5人退还承包押金及支付合同约定补偿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不具备关联性，既然原告要更改相应条款，应从主观上证明被告利用自身优势、原告经验不足导致合同显失公平，客观上证明原告出现损失，而被告至今从未领取过国家补偿款。被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被告在诸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的关于俞姚村招投标材料一份，证明俞姚村退塘复田每亩补偿为23000元左右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即使是真实的，因该投标材料载明的金额是诸暨市店口环境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实施退塘复田工程的招投标价款，与本案退塘复田补助款是两个不同概念，故与本案无关。12、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提交证据2中第四款下方手写部分是原告自行添加及原告对合同一贯不重视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该合同是上一届政府签订的合同，对此不清楚，但原告提供的合同仅是为了证明承包期的时间，因证据2与该份合同承包期内容一致，故其他内容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因双方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除第四条下面的手写部分外，可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2印证一致，且第四条下面的手写内容部分与本案争议无关，故对证据2、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3，因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9原件印证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4、7，因均系原件，且有相关与会人员签名，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5，因系复印件，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6，因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且未载明乙方承包期，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8、9，因该两组证据均系原件，可与证据10相互印证，且与被告均系同村村民，故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1，因该证据反映的是实施“旱改水”工程的招投标价，与本案争议的镇政府补偿金额无关，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综上，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9年12月25日，经第三轮招投标发包，原告将坐落于本村历稍田围田养殖塘块发包给被告养殖，总面积为52亩，承包期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4年11月，原告按照提前一年多进行发包招投标的惯例，又对该塘块进行了第四轮发包，并与中标的村民姚建华签订了围田养殖第四轮承包合同，承包期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15年11月，因上级政府要求旱改水（即围田养殖改为水田种植），村可享受每亩一万元的政策补助。2015年12月3日至4日，经村两委会集体研究并报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根据被告仅系第三轮承包户，且承包期已临近届满的实际，并参照临近村类似情况（承包期不足一年）的相关标准，一致同意就姚壮灿户按该户每亩可得18%，村集体每亩可得82%（包括村应另行补助第四轮承包户姚建华的部分）的方案实施分配。2015年12月7日，原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一份，约定根据镇政府会议精神，退塘复田补助每亩补助一万元，按原告每亩1800元，被告每亩8200元标准进行分配，合同还对关于退交第四轮承包款的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3月16日，原告诉至本院，以原告方经办人当时疏忽大意，即对甲方（原告方）每亩1800元，乙方（被告方）每亩8200元”的打印错误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后在审理中要求按照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变更合同分配比例即甲方（原告方）亩8200元，乙方即（被告方）每亩1800元。另查明，2015年11月23日，经村委会讨论决定，对于围田塘块第三、四轮承包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按照村集体30%，承包户70%方案进行分配。2015年12月，原告与第三、四轮承包均系同一户的本村承包户俞宝法、姚益葵、姚蒋海等人按照上述村委会决定的比例签订了退塘复田契约。2016年1月25日，经村委会讨论决定，对仅签订第四轮承包合同的姚建华（与被告承包的系同一塘块），以村应得的82%为总额，按照三七比例分成，即分配给姚建华52%，同年3月1日，原告与姚建华签订了退塘复田契约，就退塘复田每亩补助一万元，按照村集体每亩3000元，姚建华每亩5200元的标准进行分配。还查明，因原被告对2015年12月7日的退塘复田契约补助款分配比例产生争议，原告并未根据该协议向被告发放补助款。被告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将所承包围塘返还给原告。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为实现法律效力的前提，如强令并非出于真意的表达产生法律约束力，则不仅有违意思自治的本来精神，且有苛求民事主体拥有永不犯错的极致理性之嫌，因此法律也为民事主体因自己原因造成，但并不是出于故意致使意思与表达不一致提供了救济权利，即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可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及规格等错误认识的，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重大误解。对原被告争议的原告与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示公平问题。本院审查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后认为，根据证据4中2015年12月3日、4日的会议记录，经村两委会及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研究决定，针对被告姚壮灿户仅系第三轮围塘养殖承包户，及尚距承包期届满不足一个月（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特殊性，并参考临近村类似情形的处理情况，决定给予姚壮灿户每亩18%的补助，村集体每亩82%的补助，并结合第三轮、第四轮承包户（存在可得利益损失）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才分得70%，村集体分得30%补助款的事实，可知2015年12月7日的退塘复田契约载明的被告姚壮灿分得82%即每亩8200元（因超过第三轮、第四轮承包户均系同一户的承包户每亩可分得70%的比例，不合常理），村集体分得18%即每亩1800元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原告真实意思相距甚远。其次，该契约的模板即打印体部分与证据8中俞宝法、姚将海、姚益葵的退塘复田契约明显系同一模板，因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第四轮承包合同（第四轮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是姚建华），故其中的“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以及契约第五条关于2016年已预缴的承包款退款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显属错误。再次，被告在审理中辩解根据承包合同第九条的约定承包期内的国家补偿应由承包人享受。本院认为，原告系围塘养殖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及“旱改水”的实施主体，上级政府就旱改水即推坝复田也是责令原告落实，而承包合同第九条约定承包期内如因政策需要而改变，承包户的实际损失按国家赔偿文件规定支付，然“旱改水项目”相关补助是直接发放到原告处，由原告负责处理落实，并非明确直接补助被告。另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或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本案围塘补助款的分配方案因涉及村民利益，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方案，也符合法定议定程序，且被告也是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才将围塘返还给原告，客观上所受损失有限，故被告上述辩解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如被告基于原告的意思表示错误每亩获得8200元的补助款，不仅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且承包总亩数为52亩，涉及金额42万余元，与其真实意思表示相比，该后果明显造成原告较大损失。综上，由于原告自身的疏忽大意，致使其在与被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自己出现意思表示错误，且该契约的后果与原告的真实意思相悖，并造成原告较大损失，故可以认定重大误解。对于是否属于显示公平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显示公平一般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本案被告作为普通村民显然在签订退塘复田协议时不具备上述情形，故双方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不属于民法通则中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显示公平情形。综上，现原告诉请要求变更契约中的分配比例及撤销契约中关于第四轮承包内容的条款，合法有据，本院就其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双方争议的变更契约中原被告双方的补助款分配比例问题。因补助款系上级政府为推进落实“旱改水”项目而拨付，理应用于“旱改水”项目的落实。原告作为项目所涉鱼塘的发包方和项目落实主体，被告作为项目所涉鱼塘的第三轮承包方，并涉及到第四轮承包方即案外人姚建华，因此分配比例应兼顾三方利益，并结合承包合同履行情况、承包期限、承包方配合项目实施情况、实际损失、原告过错程度等因素作综合认定。根据原告仅系第三轮承包合同的承包户，以及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承包期即将届满的事实，结合被告于第三轮承包期届满后即2015年12月31日才将围塘返还给原告的情形（客观上所受损失有限），以及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并考虑到待分配补助款的性质（上级为推进“旱改水”项目所拨付，原被告均为受益者）、塘坝改造亦有镇政府统一施工（原告并未施工），且被告亦积极配合项目推进，以及原告在签订退塘复田契约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与姚建华获得的补助金额相比较等本案实际情况，并为减少双方讼累，本院就每亩10000元补助款的分配比例酌定变更为原告每亩7500元，被告每亩2500元，并更正契约第一段中的错误部分内容，以及撤销契约中第五款关于退还所预缴的2016年承包款的内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73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姚壮灿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二款内容中的分配比例变更为甲方（原告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每亩7500元，乙方（被告姚壮灿）每亩2500元。二、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双方发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和第四轮》两份承包合同”的内容变更为“双方决定终止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围田养殖第三轮承包合同”。三、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退塘复田契约中第五款关于甲方退还乙方2014年11月25日《围田养殖第四轮承包合同》所预缴的2016年全额承包款的内容。四、驳回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诸暨市店口镇俞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玉山代理审判员  周 晶人民陪审员  周辰颖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杨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