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行申45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芳，女。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镇江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号。法定代表人:周小平，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润州路*号。法定代表人:高国成，区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京江路*号。法定代表人:翟春辉，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镇江市南山联合社区服务中心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林隐路红星桃花源*号北门。负责人：徐文军，书记。再审申请人胡芳诉被申请人镇江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镇江市拆迁办）、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润州区政府）、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山南山管委会）、镇江市南山联合社区服务中心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社区拆迁办）拆迁行政行为一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2015）镇行初字第00073号行政裁定，驳回胡芳的起诉。胡芳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6）苏行终80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胡芳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白雅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耿宝建、张爱珍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一、二审法院查明：2013年2月25日，镇江市拆迁办与原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南山管委会）发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公告，对南山城中村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的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进行审查并同意实施。该公告主要内容为：拆迁实施单位是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拆迁范围是项目范围中集体土地和撤组剩余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等等。胡芳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2013年3月，拆迁人镇江市南山联合社区（以下简称南山联合社区)、拆迁实施单位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与胡芳签订了《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胡芳的房屋于2013年被拆除完毕。因南山联合社区、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未将拆迁协议原件给付胡芳，胡芳于2015年4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南山联合社区、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给付协议原件。2015年10月法院终审判决南山联合社区、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给付协议原件。胡芳不服拆迁行为，于2015年11月提起本案之诉，并于庭审中认为拆迁是镇江市拆迁办、润州区政府、三山南山管委会和社区拆迁办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其应对各自参与的拆迁行为负责。胡芳当庭申请撤回对三山南山管委会的起诉，又于2016年4月28日提交撤回上述撤诉的申请。另查明，根据镇委改[2015]1号文件，中共镇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5年7月28日将原三山景区管委会、原南山管委会撤并整合为“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其范围内的社会事务仍由原辖区（润州、京口）承担，原南山管委会承担的南山风景区规划范围内的社区（村居）管理工作，交润州区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为，胡芳已于2013年就其房屋与相关拆迁单位签订《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虽然胡芳不认可该协议，但该协议至今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因此胡芳提起本案诉讼时，关于涉案房屋的权益由该协议确定，其与该房屋相关的行政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该《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反悔或者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胡芳对镇江市拆迁办、润州区政府、三山南山管委会和社区拆迁办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可以合并审理。该法第四十九条同时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11月，胡芳以镇江市拆迁办、润州区政府、三山南山管委会和社区拆迁办为共同被告，具状提起本案之诉，请求“确认被告拆迁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中与拆迁相关的行为至少包括：2013年2月25日，镇江市拆迁办与原南山管委会发布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公告；2013年3月，拆迁人南山联合社区、拆迁实施单位镇江市同和拆迁事务所与胡芳签订的《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013年胡芳的房屋被拆除的行为。上述行为涉及多个法律关系，既非同一行为，也非同一类行为，且作出主体和责任主体各不相同。因此，胡芳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且不明确、具体，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胡芳明确，本案被诉的是镇江市拆迁办、润州区政府、三山南山管委会和社区拆迁办拆除其房屋的行为。针对胡芳在一审庭审中进一步明确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胡芳已于2013年就其房屋与相关拆迁单位签订《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协议订立之后，拆迁人依照协议内容拆除涉案房屋并对胡芳进行安置，系履行协议约定内容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二审庭审中，胡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回答法庭关于胡芳房屋是何时被拆除的提问时，称“大约是在2013年的3-7月”。故可以认定，胡芳至迟于2013年7月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于2015年11月方具状提起本案之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胡芳如认为已经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另行寻求途径救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胡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胡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其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为：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其于2013年就本案拆迁公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其已签协议，应在取得协议后起诉。再审申请人在2015年10月25日左右取得《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后，即于2015年11月起诉，并未超期。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的起诉期限是二十年，本案是因房屋拆迁而引起的诉讼，应适用此规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本案胡芳起诉的是被申请人拆除其房屋的行为。在二审庭审中，胡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房屋“大约是在2013年的3-7月”被拆除的，故可以认定，胡芳至迟于2013年7月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其于2015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胡芳主张其在2013年曾就涉案拆迁公告提起诉讼，并在2015年10月25日左右取得《镇江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后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就拆迁公告提起的诉讼，与本案诉讼标的即胡芳起诉拆房行为违法及权利受侵害不同；其取得拆迁补偿协议原件的时间，亦与本案被诉行为没有关联性。本案不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导致起诉期限扣除的情形。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仅适用于当事人一直不知道行政行为主要内容的情形，二十年内一旦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主要内容的，当事人的起诉期限就不再适用二十年最长期限的规定。胡芳主张其就不动产起诉应适用二十年的起诉期限，系对法律规定的误解，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裁定驳回胡芳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胡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胡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白雅丽审 判 员 耿宝建审 判 员 张爱珍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陆 阳书 记 员 周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