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44345号
原告：王凯，男，1968年8月28日出生，凯达恒�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
原告：ＸＸ，男，1977年10月1日出生，凯达恒信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南省鹤壁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奕，北京市连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锦昆，男，1968年4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磊，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联众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127号（新71号）2层206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冬，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凯、ＸＸ（以下分别列明时简称姓名，合并时简称为二原告）与被告李锦昆（以下简称姓名）、天津联众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联众）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凯、Ｘ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昆委托诉讼代理人、联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凯、Ｘ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天津联众所持凯达恒信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百分之五十一（51%）股权之百分之二十（20%）归王凯所有，百分之三十一（31%）归ＸＸ所有。
事实和理由：2007年8月，凯达公司经天津联众原法定代表人徐进居间，向李锦昆借款1600万元。借贷双方按照居间人徐进的要求，于2007年8月29日或8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二原告分别向李锦昆转让20%、31%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不向转让股权的二原告支付，由徐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联众永盛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众）代收；北京联众根据签字日期为2007年8月31日的《股权回购协议书》的约定，将代收的1600万元分别支付给成都鹏博士公司400万元，用于偿还凯达公司之欠款，1200万元用于凯达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该1600万元算作凯达公司对二原告的借款。二原告由此形成对凯达公司的债权三年内不要求公司清偿。凯达公司的银行账户由李锦昆委托的代理人徐进双方共管，公司的收入除事先预留的费用和到期的债务支付外，首先用于分批支付二原告向李锦昆回购股权的回购款。二原告与李锦昆虽然在《股权回购协议书》中约定二原告在2008年3月1日之前回购，但并未约定到期除权。《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回购协议书》签字生效后，二原告依约定向李锦昆转让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李锦昆依约未向二原告支付分文价款，通过代收人北京联众将1600万元经二原告承诺转让款专用的方式，转借给凯�公司；二原告依三年内不向公司要求偿还欠款的约定，未向凯达公司要求偿还转让款。2010年3月26日，在天津联众时任法定代表人、李锦昆代理人徐进操纵下，李锦昆将所持51%股权转让给了由徐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天津联众。综上，二原告与李锦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受让股权的原因是借款给凯达公司1600万元,由二原告所持股权提供物权担保，天津联众在其法定代表人徐进明知李锦昆所受让股权并非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仍然依不真实的工商登记受让，不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取得所受让股权的所有权，并非该股权的真实的所有人。该股权依事实仍归二原告所有。
李锦昆辩称：一、凯达公司与李锦昆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李锦昆没有向凯达公司出借过款项，双方没有款项往来，也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协议。李锦�依据2007年8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向二原告支付1600万元的对价，以受让方式取得了二原告名下合计51%的凯达公司股权。二、凯达公司与二原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借款关系，而非“转借”。二原告系凯达公司的股东。2007年8月31日，二原告与李锦昆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约定，二原告将股权转让所得的全部款项1600万元出借给凯达公司，从而形成对凯达公司的债权。在王凯亲笔签名、凯达公司盖章确认，作为《股权转让协议》附件的《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说明》中“主要负债”第一条对此有明确的说明，确认二原告对凯达公司出借1600万元款项的事实。二原告与李锦昆作为凯达公司的股东，对各自名下的权利义务处分行为，没有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股权回购协议》合法有效，是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王凯、ＸＸ向凯达公司出借1600万元款项，系其真实�思表示。第三人北京联众受二原告的委托，代二原告收取了李锦昆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依据其委托再将该款项出借给凯达公司。这一代收行为，二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确认；其代为出借行为，二原告在《股权回购协议》中予以确认。同时，根据凯达公司的授权，北京联众代凯达公司处理完债务后将剩余款项划给了凯达公司。上述代付行为，凯达公司出具了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凯亲笔签名的《备忘录》予以确认。北京联众代收代付行为均系授权行为，其行为的后果概由委托方承担，是委托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转借”一说。三、二原告与李锦昆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股权担保关系。2007年8月29日，二原告与李锦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该协议中，二原告约定由北京联众代其收取股权转让款。因此，李锦昆向二原告指定的账户付款，即已经履行了支付股权款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并且该股权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系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行为。同时，根据《股权回购协议》的约定，二原告在股权回购期满（2008年9月1日）后，不仅没有向李锦昆继续主张回购凯达公司51%的股权，而且在2008年10月24日召开的凯达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上，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凯辞去全部职务、李锦昆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经理。此次高管人员变动和随即进行的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表明包括二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确认了李锦昆取得51%股权的合法股东地位，这和一般中小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大股东控制公司的业态非常吻合，二原告对此也是认可和配合的。此外，2009年4月29日，二原告以凯达公司名义，从育泉资产管理公司借款2500万元（入凯达公司账户），随后从凯达公�账户内转出2580万元至二原告合资的中联恒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事实表明，早在2009年5月，二原告就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可以向李锦昆回购凯达公司51%的股权。但是，二原告根本没有回购股权的意示，也进一步证明了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李锦昆所持有的凯达公司股权不存在任何限制。四、二原告已经变相收回了对凯达公司的部分借款。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期间，二原告违反了《股权回购协议》中三年内不要求还款的约定，通过侵占凯达公司的投资项目（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分红款的方式，已经变相收回了他们对凯达公司的部分借款，累计金额达1243万元。五、二原告的主张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按照我国《担保法》规定，若以股权为债权设定抵押，应当依法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但是，本案中，二原告与李锦昆之间并没有借款的约定，也没有以股权设定质押的约定，亦没有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故，根本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以及以股权为借款进行担保的基础事实。权利质权属于我国《物权法》保护对象，但是，本案争议股权在没有设定质押的情况下，二原告并不能对该股权依据《物权法》而享有任何物权权利。在争议股权已经归属于李锦昆的情况下，李锦昆将受让的股权转让给天津联众，系李锦昆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处置行为，李锦昆系有权处置，而不是《物权法》第106条的“无权处置”，二原告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六、物权无时效，但物权受侵害适用侵权之诉，应有时效。二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天津联众辩称：一、天津联众受让李锦昆在凯达公司的全部股份，属于善意收购，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登记公示，受法律保护。天津联众收购�锦昆在凯达公司的股权时，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锦昆在凯达公司占有51%的股份，该股份未被质押，李锦昆有权转让。二、天津联众不应当成为本案被告。在受让李锦昆的股份中，没有与二原告产生直接的法律关系。经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在李锦昆以2500万元转让其全部股权时，作为股东的二原告是明知的，而且放弃优先购买权。综上所述，联众公司的善意受让股权的行为应当依法受到保护，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07年8月29日，王凯（甲方）与李锦昆（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凯达公司60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人民币6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于8月31日将转让款支付给甲方。甲方指定北京联众账户代收。当天，ＸＸ（甲方）与李锦昆签订了基本同样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与王凯的协议不同之处仅在于甲方将其持有的凯达公司93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1%），以人民币950万元转让给乙方。2007年8月31日，二原告（甲方）与李锦昆（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一、股权回购期限1、甲方在2008年3月1日之前回购乙方的51%股权。如甲方提前部分支付回购款，相应地可以调减回购价格。甲方仍然按原来转让数额全部回购。二、股权回购价格甲方按1792万元回购乙方持有的公司51%股权，此价格包含回购期内乙方应分享的公司利润。三、甲方最长可以顺延6个月支付回购款，但是应双倍支付回购溢价。四、回购期�公司管理1、甲方所收取的1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全额借给公司，该款项限于支付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华凯苑小区欠交的政府土地出让金，以及归还对成都鹏博士公司的欠款400万元本金利息。甲方由此形成对公司的债权在三年内不要求公司清偿。2、乙方指定联众公司的徐进为代理人，代表乙方参与公司管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由代理人负责保管，印章使用共同决定。3、公司的银行账户由双方共管，公司的收入除事先预留的费用和到期的债务支付之外，应当首先用于分批支付回购款。4、为了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应当征得乙方代理人的同意。重大事项是指公司超过100万元的资产处置，公司对外借债以及可能影响公司股东权益的合同、协议签署。五、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给对方足额的经济补偿。六、本协议是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之附件，凯达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王凯签字的《凯达恒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说明》载明如下：截至2007年8月29日，凯达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主要资产：1、房地产，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的华凯苑小区（土地面积约为55亩），未出售的房产共20栋，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2、与中国矿业大学共同举办的独立学院，即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本公司依约享有学费分成和其他权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1、股东转让51%股权所获得的1600万元，此款转借给公司，公司因此欠股东1600万元。2、本公司对深圳联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营投资徐海学院提供的担保责任。3、其他负债见公司财务报表。公司日前负债与公司2007年7月31日报表数字差额总计不超过50万元。
2007年8月30日，北京联众（甲方）与凯达公司（乙方）签订《备忘录》。《备忘录》载明：因甲方代收乙方款项，具体见乙方《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对该款的资金作如下分配：1、乙方欠成都鹏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82万元，合计482万元。该款鹏博士公司已经委托甲方代收，由甲方扣留视为乙方对鹏博士公司的还款。双方债务结清。2、甲方再借给乙方180万元，具体另外签订协议。3、据此，乙方实际收款1298万元。北京联众由徐进签字。凯达公司由公司盖章并由王凯签字。当天，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北京联众向凯达恒信出借款项180万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李锦昆按照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二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股权登记过户手续。
2008年10月24日，凯达公司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决议如下：选�李锦昆为公司执行董事并兼任公司经理。同意王凯辞去执行董事、经理职务，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凯达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李锦昆。
2010年3月26日，经李锦昆申请，公证处现场公证，凯达公司召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凯达公司共有股东四名，出席人为李锦昆及王凯。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同意李锦昆将持有凯达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天津联众。鉴于李锦昆已经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了股东王凯、卢波、ＸＸ，三名股东在接到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视为同意转让。三名股东也没有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二、根据股权的变化，对《公司章程》中对应的条款作出修改。三、同意李锦昆辞去执行董事和经理职务，选举杨槟为执行董事兼任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李锦昆签名表示同意。王凯签名表示不同意。
庭审中，双方对“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的性质各执一词。李锦昆及天津联众均认为根据书面文件二原告与李锦昆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二原告取得股权转让款后与凯达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二原告则认为名为“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实为借贷关系。借款人实际为凯达公司。对此，李锦昆及天津联众公司的证据主要是《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书》、《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备忘录》及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资料等。二原告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文件仅能证明名义上为“股权转让——股权回购”，但实质上为借贷关系。二原告提出如下理由：1、因1600万元是借款，因此在两份同时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只是将1600万元对应51%股份，ＸＸ31%股份（出资930万元）对应950万元，王凯20%股份（出资600万元）�应650万元，如果是真实的股权转让，不可能形成如此差异。2、李锦昆的借款必须打到北京联众，由北京联众按照指定用途使用。3、1600万元用于支付凯达公司欠付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偿还鹏博士公司欠款400万元本息。4、还款是通过股权回购实现。转让时是王凯、ＸＸ分别签的转让协议，而回购时是将二原告作为合并体回购，是确保凯达公司还款。如果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回购也应分别签署协议。5、根据回购协议，借款期是三年，三年后还不完再议。6、根据回购协议，由凯达公司还款，二原告也可以代凯达公司还款。李锦昆及天津联众公司对上述理由不予认可。
庭审中，天津联众承认徐进参与了“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相关事宜（二原告认为是借款行为，李锦昆及天津联众认为是股权转让）。
另二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一些资金往来票据，称凯�公司曾向李锦昆（二原告称实际借款人为鹏博士公司）指定的账户还款；李锦昆及天津联众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还款事实。李锦昆则提交一些转账票据，称二原告以凯达公司的名义借款，并转走相应款项，凯达公司已经清偿完毕二原告的债权。二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回购协议书、公证书、工商资料等证据在案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1、如何理解“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的性质，究竟是二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还是李锦昆及天津联众主张的股权转让关系。2、与李锦昆形成本案法律关系的相对方究竟是凯达公司还是二原告。3、天津联众受让股权是否基于善意，能否取得股权。4、二原告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中，根据书面文件看，二原告与李锦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似乎体现为股权转让关系。但是，对于法律关系的判断，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形成的相关文件作实质判断。在本案中，首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同时，但每单份出资额转让的溢价确并不相同，不符合股权转让的一般交易情况，与常理不符；其次，在《股权回购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凯达公司的银行账户由双方共管，公司的收入除事先预留的费用和到期的债务支付之外，应当首先用于分批支付回购款。如果是股权转让，在李锦昆为凯达公司大股东的情形下，凯达公司为二原告承担股权回购款明显损害李锦昆利益，不合情理。再次，在《股权回购协议书》中专门设置了回购期内公司管理一条（共分4款），该条对1600万元的使用途径及公司的相应管理进行了约定。比如，第4款约定为了控制公�的经营风险，公司管理的重大事项应当征得李锦昆代理人的同意。由此可见公司管理实质上双方仍认可由二原告进行，但为限制二原告的行为，因此设置了条件。如果为真实股权转让，李锦昆即为大股东，进行这样的设置亦不符合常理。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为债权人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有限度参与公司管理。第四，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北京联众为二原告的代收人。但在北京联众与凯达公司的《备忘录》中又载明“北京联众代收凯达公司款项，具体见凯达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北京联众直接代表凯达公司收取了款项。第五、“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的交易结构在公司借贷关系中为常见交易方式，该交易结构本质上为借贷关系的非典型担保方式。综上，可以得出李锦昆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即二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自�；同时，二原告与李锦昆通过股权回购的安排以及徐进作为代理人参与公司经营的安排以实现债务清偿后，股权归还债务人的目的。该行为实质上是通过让与股份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转让股权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合意，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此种“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的担保方式系非典型担保。现在双方并未约定债务逾期未得到清偿李锦昆对于股权享有处置权利。李锦昆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工商登记中成为股东，但实质上应为名义股东。李锦昆并无权利将二原告的股权转让给天津联众。天津联众与北京联众为关联公司，天津联众原法定代表人为徐进，而徐进及北京联众又直接参与了“股权转让——股权回购”行为。因此，天津联众受让股权并不构成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该股权的所有权。但是，在二原告未清偿完毕债务前，该股权虽应确定归二原告所有，但不应恢复登记至原告名下。另，股权被代持后，原股东要求确认权利的诉讼，属于确权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
至于与李锦昆形成本案法律关系的相对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书面文件以及实质交易关系，借款人应当确定为二原告。李锦昆与二原告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同时以“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形成非典型担保关系。二原告与凯达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综上，二原告要求确认天津联众名下凯达公司51%股份其中20%归王凯所有、31%股份归ＸＸ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二原告不应依据该确权请求直接要求恢复股权登记至二原告名下，应另行要求将该51%股权恢复登记至李锦昆名下，待二原告与李锦昆之间的�权债务关系清结完毕后，方可请求恢复登记至二原告名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天津联众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所持凯达恒信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一（51%）股权中百分之二十（20%）实为原告王凯所有，百分之三十一（31%）实为原告ＸＸ所有。
案件受理费58900元，由原告王凯、ＸＸ负担8900元（已缴纳）；由被告李锦昆负担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由被告天津联众永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俞里江
审判员 于 爽
审判员 王 乐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谢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