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民终1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号普提金商务中心*座**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877689633D。主要负责人：朱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保林，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顺华（系朱志洪之父），男，197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住湖北省应城市，现住湖北省应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学华（系朱志洪之母），女，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住湖北省应城市，现住湖北省应城市。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静梅，湖北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光轩，男，196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应城市人，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莎，湖北诚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甘棠镇甘棠大道**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67680511985。主要负责人：喻红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谌琪，湖北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和解，代收法律文书。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7）鄂098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静梅，被上诉人程光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了书面答辩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市武昌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0981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依法确定受害人朱志洪因本次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并按照我公司与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确定我公司的赔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鄂Ａ×××××号车未依法检验且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被上诉人程光轩驾驶该车上路行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根据我公司已明确履行提示、说明、告知义务的保险条款相关规定，我公司不应承担鄂Ａ×××××号车“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一）鄂Ａ×××××号车未依法检验且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程光轩驾驶未经检验及安全防护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违反载货规定，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故由其负事故同等责任。该车辆检验有效期为2017年3�，而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于2017年5月21日，故事发时该车逾期未年检，导致其安全防护不符合标准，危险隐患没有被及时发现并整改，在实际行驶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二）未依法检验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是法律法规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和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的规定，车辆未依法检验（未依法检验不可能有检验合格标志）不�上路行驶，否则交警应当扣车罚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法律未明确规定未年检车辆严禁上路是对上述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三）鄂Ａ×××××号车未依法检验即上路行驶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我公司将此作为免责事由设立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且依法无需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只需履行提示义务。未依法检验的车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鄂Ａ×××××号车未依法检验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未依法检验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行驶会大大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法律禁止未依法检验的车辆上路行驶，对保险公司而言，这种情况也会大大增加保险风险，故保监会、全国的各保险公司均会将此种情况列入免赔事由，这一方面是响应国家法律的号召抵制这种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是降低自身的风险，这种免责条款的设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精神和社会正义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本案中，我公司已经对车辆未依法检验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提示。首先，�单正下方有重要提示栏，其中就包括提示被保险人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部分；其次，在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点中已经用加粗加黑的黑体字区分标注“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责任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综上，我公司将“未年检车辆上路行驶时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法律禁止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符合法律的精神，同时，我公司已经向被上诉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作出了提示，该免责条款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四）我公司在二审补充提供的，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章确认的投保单可以证明我公司不仅履行了保险条款的提示义务，还履行了说明告知义务，二审法院应依法采信我公司关于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对本案予以改判。投保单有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盖章确认的投保声明：保险人已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之规定，应当认定我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二、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不能提供有效的货运从业资格证，我公司依约定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关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之规定，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需要从业资格证。根据我公司与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六点“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已经将该条款用加粗加黑字体区分，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已经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我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条款的提示、告知、说明义务。因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不能提供有效的货运从业资格证，我公司依约定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三、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金额总和应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本案系主车鄂Ａ×××××号车、挂车鄂Ａ×××××号车连接使用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九条“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的约定，主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赔偿总额应以主车的责任限额300000元为限。上述条款我公司在投保时同样已经对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应当认定为有效条款予以适用。四、程光轩驾驶的鄂Ａ×××××号车超载，我公司即使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也应扣减10%的绝对免赔率。（一）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发时鄂Ａ×××××号车超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超载行驶同样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之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载。（二）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的约定，保险车辆超载的，我公司“商业三者险”应扣除10%的绝对免赔率。交警部门已认定事发时鄂Ａ×××××号车超载，因此我公司即使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也应扣减10%的绝对免赔率。（三）我公司已对超载免赔10%的条款字体已经加黑加粗予以区分，且我公司在投保时同样对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应当认定为有效条款予以适用。五、即使法院认定我公司应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我公司应赔偿的责任比例也不应超过50%。（一）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程光轩与受害人朱志洪是各�事故同等责任。（二）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十九条“被保险人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的约定，我公司只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比例。（三）我公司与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之间为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与受害人朱志洪之间为侵权法律关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即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按照侵权法律关系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比例并不影响我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承担50%的合同责任比例，至于超出的10%应当由实际侵权人自行承担。�四）我公司与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依法履行了对保险条款的明确告知及说明义务，并不存在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比例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经济生活水平等确定。本次事故中受害人朱志洪负事故同等责任，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支持朱顺华、李学华提出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请求未考虑事故双方过错程度，明显过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不应超过25000元。七、受害人朱志洪的死亡赔偿金应依其户口性质农�居民标准予以计算。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朱志洪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朱志洪的死亡赔偿金明显依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非禁止性法律规定。该条的全文为“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此条文是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未悬挂或携带相关证件的车辆的管理办法，同时也明文规定补办了相应手续车辆是可以退还的。而禁止性规定是“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行性规范”。在民法上明确规定禁止性规定一旦作出行为应该绝对无效，绝不可能有该法条后面规定的补办了手续可以退还。而按禁止性法律规定的法条格式对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应是没收或销毁等状况而不是退还。其次，车辆未年检，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法作出处罚，其行为性质系一般违法行为，仅应受到行政处罚。民法上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刑法上也没有规定对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能凭个人想象将此法条推定为禁止性规定。二、肇事车辆是检验逾期，而非未经检验。且车辆是否年检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肇事车辆是每年都在检验，且连续多年都检验合格。最近的一次检验有效期是到2017年3月，逾期仅2个月。并且该车的强制报废期要到2023年3月，可见事故发生时车辆状态是良好的。车辆不按期检验并不必然导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三、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正确。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额度来计算的，总数虽是50000元，但最后总金额已按过错的比例进行了划分，因此其计算是无误的。四、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与客观事实和法律相符合。受害者在城镇居住，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城镇，其死亡赔偿金依法可以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程光轩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中的关于自身责任的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未作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第五号《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问题的答复》一文中“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均是对车辆应当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未明确规定未年检车辆不能上路，《中华人民关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还规定了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可以补办相应手续，由此可以看出车辆未年检属于强制性管理型规定而非禁止性规范，根据以上法律以及答复之规定，一审时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额保险条款（各一份）并不能证明其就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车辆的挂靠单位）履行了明确的告知义务，故应认定上诉人未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二、本次的事故发生与车辆未年检以及超载无关，根据事故发生视频以及现场勘验图可以看出，本次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是在由东向�沿厂大道依次排队缓慢通行，受害人朱志洪骑自行车由南向北撞到了事故车辆车身中部防护栏才导致事故的发生。且交警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的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行政行为，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内容并不能说明车辆未年检以及超载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三、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提交投保人武汉天安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盖章确认的投保单，其上诉称会在二审时提交投保单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二款之规定，这些证据应当在一审时提供，不能及时提供的，应当作出合理的说明，如果其说明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采信。上诉人不及时提交证据是完全无视程序性规定，如果二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则违反了程序的公正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程序都无法公正，何谈实体公正。四、上诉人提交的车辆投保单、交�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额保险条款（各一份）系分别印刷，且事故车辆的保险单上也未显示有保险条款，无法证明武汉天安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在事故车辆投保时，保险公司让其了解了第三者责任险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同时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明确表明，由于挂靠在其公司的车辆很多，因此需要购买保险时都是叫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其公司批量购买，保险公司也从未提供过保险条款。五、他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了有效的从业资格证，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采信。六、挂车单独购买了保险，从合同签订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角度及公平原则出发，因挂车是单独购买了保险且支付了保险费，故发生事故后挂车的保险公司应在承保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发生事故后只能赔偿主车部分，那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应该将该情形告知投保人；如果挂车发生事故后无法赔偿，那么挂车购买保险就形同虚设，投保人也根本不会为挂车购买保险。被上诉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书面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涉案车辆鄂Ａ×××××号车未年检，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危险性”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查明，涉案车辆未年检是基于环保方面的原因而非车辆具有安全隐患，因此涉案车辆未年检并没有增加事故发生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的发生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几种商业险免赔或扣除绝对免赔率的情形，均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法律规定，其在投保时应尽到提示和解释说明的义务，否则属于无效条款。我公司在为涉案车辆投保后并未收到任何保险条款，从�案的事实来看，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相应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上诉人提出的二审将补充提交我公司盖章确认的投保单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该证据，该证据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四、上诉人称我公司没有货运资格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从我公司的经营范围（公路货物运输业务）可以看出，我公司是具备货运资格的。五、上诉人主张主挂车应视为一体，其赔偿限额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主挂车一般情况下均是连接使用，如赔偿限额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则挂车购买商业险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六、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纠纷，而不是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应当以法院划分的赔�责任比例为准，而不是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上诉人主张其赔偿的责任比例不应超过50%的上诉理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顺华、李学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446023.05元，其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部分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不部分由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1日10时52分许，程光轩驾驶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应城市东马坊街道办事处沿厂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化工大道交叉路口，正依次排队缓慢通行时，朱志洪骑行自行车沿化工大道由南向北骑行至该路口右转弯，自行车驶入沿厂大道北侧车道内，与程光轩驾驶的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左侧车身中部防护栏相撞后倒地被挂车左后轮辗轧，造成朱志洪当场死亡、自行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7天，主要处理人员朱顺华、李学华、朱明华。2107年6月9日，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应公交认字[2017]第0521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志洪驾驶非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程光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一审法院另认定，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实际车主为程光轩，该车挂靠在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该公司为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购买了不计免赔），保险期均为2016年5月25日至2017年5月24日。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3月。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购买了责任限额为2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购买了不计免赔），保险期为2016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5月。一审法院还认定，程光轩向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纳事故处理预付金50000元，朱顺华、李学华实际领取25707元。经核实，朱顺华、李学华因朱志洪死亡造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587720元，按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6元（年）计算20年（29386元/年×20年）；2、丧葬费25707.50元，按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51415元计算6个月（51415元/年÷12月/年×6月）；3、误工费2958.06元，按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40.86元3人7天(51415元/年÷365天/年×3×7天)计算；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限额；5、交通费297.50元，按近亲属处理死者丧事花费交通费实际支出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的应公交认字[2017]第0521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光轩与朱志洪均存在过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予以采信。因本次事故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故确定由程光轩承担60%的赔偿责任，朱志洪承担40%的责任。朱志洪因本次事故死亡，其法定代理人朱顺华、李学华作为诉讼主体适格。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武汉市武昌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法律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据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主张不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本次事故的肇事车辆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未按期年检，但是法律未明确规定未年检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出示的交强险�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效力性规范，庭审中既未出示双方签订的关于未年检车辆免赔的保险合同，亦未出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的证据。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以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未按时办理车辆年检手续为由主张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朱顺华、李学华110000元；二、余下损失556683.06元(587720元+25707.5元+50000元+297.5元+2958.06元-1100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内赔偿朱顺华、李学华334009.84元（556683.06元×60%）；朱顺华、李学华自行承担222673.22元（556683.06元×40%）；三、驳回朱顺华、李学华的其他诉讼请求。综上，朱顺华、李学华在获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的赔偿款444009.84元（110000元+334009.84元）后，退还程光轩25707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朱顺华、李学华负担928元，程光轩、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负担1392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有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的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投保单》（一审时未提交，理由是不知道有免责事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一审时已经提交，本次与《投保单》一起补充提交以补强证据），拟证明其已就本案涉及的免赔、减少赔偿的免责事由（涉及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车辆未按规定检验的，驾驶营运性车辆无交警部门的从业资格证的，保险不承担商业险责任。第二十七条第二项，车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扣除10%的绝对免赔率。第二十九条，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赔偿总额以主车为限。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保险公司承担不超过50%的赔偿责任）向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均不予认可。一、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是复印的浓缩件，不是原本，对真实性有异议。保险公司在二审时提交投保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对《投保单》作为二审新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按照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只能是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当事人在举证期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依照上述规定，上诉人二审时将《投保单》作为新证据提交是不合法的。二、投保人要与上诉人保险公司（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就必须在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格式化的）上加盖印章，因此投保单上有投保人的印章并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送达了相关的保险条款，更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对投保人作出了明确的提示。三、上诉人无法证明投保单与“�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是同时提供给合同相对人的，因此，仅是投保单上盖章不能说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四、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与其他条款仅仅是字体略有加粗，并且免责条款占据了该条文的全页，根本无法区分免责条款和其他条款之间的差异。综上，即使上诉人在二审时提交投保单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达到其向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程光轩质证称，一、同意朱顺华、李学华的质证意见。二、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投保单与“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是分别印刷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上没有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的印章，因此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将条款的概念等向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被上诉人�光轩当庭出示了他的从业资格证（一审时已经提交），拟反驳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关于他无从业资格证的上诉理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发表意见称，对程光轩提交的从业资格证无异议。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发表意见称，对此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因各方当事人对程光轩提交的从业资格证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本次事故发生时驾驶人程光轩具有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本院认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上诉所称的被上�人程光轩无从业资格证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挂车是在主车的牵引下上路行驶，行驶过程中两车是一个共同运动的整体，因此主车（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挂车（挂“鄂Ａ×××××”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应共同承担责任，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上诉所称的主车和挂车虽分别投保，但只能在主车鄂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商业三者险”300000元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与有违本案实际，也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在主车和挂车“商业三者险”限额之和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责任符合本案车辆投保的实际。根据《湖北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70%-80%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及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与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三十九条“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约定，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本案的赔偿比例为4:6并无不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上诉称其只应承担50%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因上诉人（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投保人）武汉天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提供格式文本的合同，属格式合同，该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被保险机动车未年检的，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被保�机动车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主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等条款属于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在投保单或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等其他明显标志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未作提示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字体与其他条款的字体区分并不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尽到了“明确的提示义务”的标准，故相关免责条款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商业三者险”应依照保险合�（免赔、即使赔偿也应扣除相应免赔率等）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符合本案事实。受害人朱志洪因本次事故死亡给其近亲属朱顺华、李学华的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一审法院结合湖北省孝感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朱顺华、李学华（原审原告）在一审提交的其与李德新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应城市东马坊办事处朱前村村民委员会、应城市供销合作社化工综合公司、应城市东马坊办事处驿中山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东马坊综治办《东马坊沿厂路交通事故情况汇报》等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实事故发生前朱志洪随他们在城镇居住、上学，消费在城镇的事实，且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未提供推翻该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朱志洪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武昌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艳华审判员  龚 敏审判员  喻富林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