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霍行初字第00001号
原告：李向甫。
委托代理人：李甫，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谋兵，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马启智，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新伟，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周永新，霍山县诸佛庵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李向路。
原告李向甫不服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2013年10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向甫与李向路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于2014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向甫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甫、杨谋兵，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新伟、周永新，第三人李向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2013年10月30日，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诸政字（2013）140号）。该决定查明：双方争议山场座落于李向甫与李向路老屋基后，具体为从上到下编号为①②③④地块（详见附图），该四块地在李向甫自留山证四至范围内，但一直由李向路兴种，目前林相为茶叶和毛竹，其中①号地块面积为285平方米，②③④号地块面积为373.8平方米。②③④号地块原本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可耕地，1975年划归李向路作为自留地耕种；①号地块在大集体时是生产队抛荒的可耕地，自1976年起由李向路和李向胜俩兄弟在此地块种植花生、玉米等杂粮，后期合并给李向路一户经营。李向路于1987年打茶、2003年补栽毛竹，并一直经营至今。李向甫自1997年始向村委会申请要求处理与李向路的该处山场权属纠纷，已超过20年。另根据调查和林业“三定”时的当事人现场指定，双方争议的老横路是从李俊必至许本清屋后的横路。
对于双方争议，镇、村等组织多次调解，于2010年、2012年分别两次达成协议，事后李向甫以自己年龄大、当时没听清、没看清为由要求撤销协议。被告依据查明的事实和双方2012年3月22日签订的协议，根据《安徽省山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处理决定：1、双方争议的①②③④地块即老屋基后四块地经营权应归李向路所有。2、李向甫1981年山林证上所填山场南界的“横路”，是指李向甫与李向路老屋稻场外沿横路，而非1974年之前的“老横路”。3、现横路坎下地块，各户兴种各户的，维持现状不变。
原告诉称：我与第三人系同胞兄弟，1981年7月30日农村自留山使用权确权时，霍山县人民政府将位于“屋后头山”4.8亩山场确定给原告使用，并下发了《安徽省霍山县自留山使用证》，原告一直看管至今。后因原告外出务工，第三人趁机占有并拒绝返还，经村镇多次处理没有结果，但是《处理决定》却认定第三人从1976年开始在争议山场种植经营至1997年，明显与事实不符；《处理决定》认定的屠宗财、王宗长证言与屠宗财后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不符，证明屠宗财当时所做的证言是违背事实的、不真实的，应以1981年双方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为准；原告能够提供其于1992年向当时的乡武装部长蒋道应、大队书记刘大付主张过要求第三人返还所占有的土地。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依据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处理决定》以及霍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霍证复决（2013）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以下证据：1、《处理决定》，证明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侵犯了原告的林地使用权，属于被告越权行为；2、霍山县人民政府霍政复决（2013）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起行政诉讼经过复议前置程序；3、4、李向甫、李向路自留山使用证，证明使用证的使用期限是长期使用，争议地块属于原告4.8亩之内；5、李向路、李向汉、李向茂、汪德云证言各一份，证明1989年他们四人同时在原告山场开的地，除了李向路，其余三人都将地归还给原告；6、叶理平、王兴江、陈才国证明一份，证明争议地块不是可耕地，是柴山，横路下面地是李向路开垦的；7、李向甫自绘争议山场图一份，证明原告地南边与李向超、李向庆交界，争议地块以及横路下几块地都在原告山场之内。
被告辩称：争议山场的②③④号地块原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可耕地，1975年划归李向路作为自留地耕种，①号地块自1976年起由李向路和李向胜兄弟俩种植花生、玉米等杂粮，后合并给李向路一户经营至今，李向甫于1997年主张该争议地块的经营权时已超过20年；我镇在处理双方争议时，原告未提供屠宗财的承诺书，相反，屠宗财作为林业“三定”时的当事人曾现场指定老横路是从李俊必至许本清屋后的横路，与屠宗财出的证明相互印证；原告自称于1992年主张过要求第三人返还所占用的土地，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我镇依据《安徽省山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条进行过多次调解，调解不成而进行裁决。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2、李向甫与李向路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原告及第三人的山场四至界格范围；3、争议山场示意图，证明李向甫和李向路争议山场的具体位置以及横路所处的位置；4、2011年屠宗财、王宗长、李向路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四块地分给李向路的原因，以及横路所处的位置；5、2013年李向甫、李向路、刘大付等人询问笔录，证明双方争议的地点和理由，刘大付是当时村书记，分山时在场人，证明争议山场是如何归李向路使用的，以及横路的位置；6、刘大付、屠宗财证人证言，证明李向甫提出争议的最初时间是1997年至1998年之间，以及争议发生的原因；7、关于山林权纠纷一事双方协议（2010年11月），证明路下四块地以及争议四块地界格使用权问题；8、关于李向甫与李向路林权纠纷调解协议书（2012年3月），证明争议四块地的使用权归李向路，以及路下的土地使用权，该协议有李向甫及他儿子签字。9、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安徽省山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第十三条、十四条。
第三人述称：我的地有三块是1975年生产队划给我的作自留地，1976年我又和李向胜兴种生产队抛荒地一块，后由我一人兴种，到现在我已经营三十多年，原告李向甫所出证明都是伪造。
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以下证据：1、屠宗财证言一份，证明当时分山情况，山林证只包括山，不包括地，争议四块地虽然在原告山证之内，但一直是第三人兴种；2、程才国、王兴江证明一份，证明李向甫山林证上的横路具体位置；3、4、李向庆、李向超、李培宽证明材料一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弟兄七人在李向超山林证范围内都有地，即证明山是山，地是地，山林证内可以含有他人的自留地；5、李向路自留山使用证，证明社员在自留山培植的木竹茶桑等受法律保护。
庭审质证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争议地块在原告自留山证内；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该图由谁绘制未注明，图上横路与自留山使用证上的横路不一致，被告是采取先入为主的方式认定争议地块归李向路。李向甫签字只是证明对争议四块地的面积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处理决定的依据。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身份不明。李向甫和李向路的笔录只能是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刘大付的证言应该有其他书证印证才能作为证据；证据6，屠宗财的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本案中的几份屠宗财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刘大付的身份、签名及意思表达均有异议；证据7，合法性有异议，协议没有原告签字，只是原告儿子签字，原告没有授权；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写协议时原告不在场，没有完全看清楚协议内容；证据9，《安徽省山林权纠纷调处办法》是1987年的，与现在的法律规定相违背，且本纠纷应由县林业局向县政府提出处理意见，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人李向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言上日期有改动痕迹，是原告伪造的；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最后两行字是证人签字后原告后加上的；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认为这些笔迹都是原告本人写的，我没签过字，手印也不是四个证人本人盖的；证据6，证人签字和证明内容都是原告自己所为；其他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认为没有相关书证佐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证据2，证据形式不符合要求；证据3、4，证据形式不合法；证据5，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综合各方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4、5虽调查形式不够完善，但能够反映被告调查程序和争议的部分事实；证据6中的刘大付证言和屠宗财2013年6月19日的证言能够与证据4、5的内容相佐证；证据7没有原告本人签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能反映被告经过了调解程序；证据8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证据9被告适用的法律并无不当。综上，除证据6中屠宗财2011年7月28日的证言和证据7外，被告其余证据来源合法，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效力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对其证据1的异议理由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5、6、7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5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查清其真实性，故均不予认定。
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争议山场位于原告李向甫与第三人李向路老屋基后方，编号为①②③④共计四块地，①号地块面积285平方米，②③④号地块总面积373.8平方米。①号地块在大集体时是生产队抛荒的可耕地，1976年起由第三人和李向胜在该地块种植花生、玉米等，后期合并给第三人一户经营，②③④号地块是生产队于1975年划给第三人作为自留地使用，自1987年起，第三人在该四块地先后打茶、栽种毛竹。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告李向甫自留山使用证四至范围包含了该四块地。
另双方争议的老横路位置，自1974年原告与第三人建房时而自动上移，至林业“三定”时该横路已不存在，因此原告自留山使用证内的南界“横路”应是从江家河组李俊必家到河心组许本清家的横路。
1997年，原告开始向村委会申请要求处理与第三人在该处的山林权属纠纷，针对原告的申请，镇村多次组织协调，原告之子李佩公与第三人于2010年11月达成了调解协议，后由于原告反对、协议未得到履行。2012年2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3月22日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一、李向路在老屋基后山的四块自留地（包括生产队分得和后自开的）虽坐落于李向甫的林权证中，虽未注明，但仍归李向路继续经营，其面积不得扩大，应维持原地界不变。二、李向甫在老屋西南侧的横路上下兴种的原自留地，坐落于李向路林权证内，虽未注明，现仍归李向甫继续经营，维持现状，不得改变界格。三、原老屋基路下虽未填证，应遵照历史事实，维持现状，各自继续兴种，保持原有界格不变。┄┄”，该协议由原告李向甫、原告之子李佩公、第三人李向路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撤诉。后原告以没有看清楚协议内容为由反悔，再次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被告组成工作组，深入现场进行勘查、调查走访“三定”当事人和村民组知情人员等，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于2013年11月7日向霍山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霍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霍政复决（2013）02号），维持了被告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于2014年1月17日诉讼来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具有处理该林地使用权争议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四块地虽在原告自留山使用证范围内，但在1981年林业“三定”前已由当时的生产队划给了第三人经营，林业“三定”时只对山场进行划分，自留地不在山证界格范围内，形成了“一山二主”（一山中林山和林地各有其主），且第三人在该争议地块已实际经营二十年，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应当尊重。原告自留山使用证中四至界格的描述“东至两个大石头开沟，西至大岗分水，南至横路上，北至岗顶”，此横路与参与林业“三定”分山时的当事人现场指定和询问笔录中所描述的位置相符，即是从江家河组李俊必家到河心组许本清家的横路，是原告和第三人家老屋基稻场外沿的横路。以上事实有争议双方自留山使用证、纠纷山场示意图、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根据《安徽省山林权纠纷调处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发生山林权纠纷，当事人应遵照国家法律、法规，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一致的，应签订书面协议。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必须遵守。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3月22日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应当遵守；原告提出订立协议时自己不在场、未看清楚协议内容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纠纷发生后，被告通过调查走访、现场指界勘查等收集证据，组织双方调解并达成协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被告依据调查的事实和双方的协议内容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较为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处理决定》以及霍山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霍证复决（2013）02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霍山县诸佛庵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李向甫与李向路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诸政字（2013）140号）。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庆珍
审 判 员 童晓文
人民陪审员 陈文锐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