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4民终3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申请人）：高某，男，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系高某妻子），女，197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再审申请人）：高某1，男，1950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内蒙古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某，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1、郭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敖汉旗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5日作出（2015）敖民初字第325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某1、郭某不服该判决，向敖汉旗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敖汉旗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5）敖民申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再审本案。敖汉旗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6年8月2日作出（2016）内0430民再2号民事判决。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被上诉人郭某及被上诉人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被上诉人高某1、郭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再审判决,对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宝国吐村的土地，是199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按照人口分配到各户的。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土地没有调整。上诉人家当年的户主是高英春，家庭人口是七口人，在本组取得了家庭承包地60多亩。其中西北梁的土地由于属于次等地，每口人按照24条垄分配的，上诉人家七口人共分得168条垄的土地。高英春于2015年病逝，上诉人作为高英春的儿子，也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户主。上诉人家分得的西北梁这168条垄土地，自1992年经营到2000年，每年都按照规定的标准上交了”三提五统”、农业税等费用。由于家庭劳动力少，当年又承担大会战、建勤工、战勤工，农民负担非常重，到2000年末，经过与被上诉人高某1协商，将西北梁这168条垄承包给高某1耕种，条件是谁种地，谁承担农业税、”三提五统”等，上诉人没收取承包费，由于上诉人与高某1是亲叔伯叔侄关系，双方都没有签订文字合同，也没有约定承包期限。自2001年，高某1就开始耕种上诉人家位于西北梁这168条垄（21亩土地）。2002年，由于三组土地亩数不清，影响农业税的收缴，各组村民反映强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蒋某委派村委会主任刘贵，会计董某二人，深入三组实地，对各户现耕种的土地进行了丈量，丈量后作出了一份统计表，由于当时高某1就耕种着上诉人家位于西北梁这168条垄土地。这仅仅是进行的一次土地调查，并不能证明这块土地就是高某1家庭的承包土地。然而，高某1不顾亲情、友情，自2001年至今霸占着这21亩土地，视为己有。2012年，高某1与郭某离婚时，又将该21亩土地给了郭某。自2004年开始，上诉人就多次找高某1要求将这21亩土地退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多次找村委会帮助解决，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亲叔伯叔侄关系，村委会及外人都不便插手，问题一拖再拖。2015年5月，上诉人为了要回土地，向原审法院起诉。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证据，1.村民组1992年分地详细记录。证明第三村民组分配土地时间是1992年，以后村民组再没有重新分配过土地。2002年仅是对各户耕种土地面积的调查，并非重新分配土地。2.原村民组长蒋春的三次证言材料，证明村民组只在1992年分配过土地，1998年时在原承包土地的基础上延包，地块没有调整，上诉人家庭在西北梁分得了168条垄（21亩）土地；董某的两次证言，证明2002年丈量土地是受村党支部书记蒋某指派，与村主任刘贵一起调查了三组各户种地面积，解决计税面积问题，并非重新分配土地；3.蒋某证言，主要证明2002年时他派刘贵、董某二人到三组丈量土地，解决计税面积问题，不是重新分配土地，同时证明，自2004年以来，上诉人高某家多次找他要求解决高某1承包其土地问题，另外证明，当年分地的台账原在村委会保管，后村委会被盗，财务等包括分地台账丢失。4.顾长友、高英海、高英平、高英全、顾长军等多人证明，自1992年上诉人家在西北梁的土地就一直由上诉人家耕种，顾长军与高英海等人是上诉人家土地的南北邻居，完全能够证明土地属于上诉人家所有。在原审法院贝子府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审判员邀请土地的地邻顾长军、高英海等村民及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土地现场，对土地面积、四至及相邻人等进行了充分调查，绘制了草图，双方当事人及所有在场人都签字认可该宗土地属于上诉人无疑。被上诉人高某1并没有提出任何相反的意见。为此，原审法院作出（2015）敖民初字第3259号民事判决。因为高某1不服，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再审后认为：双方证据均不能证明土地的权属，应当由有关部门进行确权。为此将（2015）敖民初字第3259号民事判决撤销,驳回上诉人高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既然原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客观证据，而被上诉人仅凭2002年的一份土地调查统计表就认定该争议的21亩土地是2002年村委会分配给他的,上诉人认为,土地表只能证明2002年土地由谁耕种及耕种面积,并不能证明土地的分配情况，统计表不等同于分地台账，在上诉人已经提交大量的能够证明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权属的证据不足，要求有关部门重新确权，上诉人认为，依据上诉人现有的证据，完全可以认定争议土地的权属。
高某1辩称，一、上诉人诉称争议的21亩土地系上诉人的，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上诉人原审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争议的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既没有书面承包合同、也没有分地台账等历史的书面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是现任宝国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几份证人证言。而这二样证据已由高某1提交的相反证据予以否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现任村委会为上诉人出据的证明材料不是依据1992年或1998年时书面记载的台账或承包合同出据的，也不是通过调查核实在有根据的情况下作出的，而是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和村委会蒋某的说法出据的证明，只不过是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所以村委会为上诉人出据的证明内容没有合法依据。2015年7月18日，同是现任村委会也为答辩人出据了一份证明，证实”本届村委会任职三年，以前各组分配的土地一概不知。”说明为上诉人出据证明的村委会人员只任职三年，对答辩人与上诉人争议的土地到底是谁的，根本不知道。村委会为上诉人出据的证明已被同一村委会为答辩人出据的证明予以否认。所以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所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均是不真实的，是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的。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更不能作为认定土地是上诉人的依据。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应向法庭提交分地时的历史台账或合同及其他原始记录。而原一审判决依据的是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董某、蒋某、顾久义、高英全、顾常军、孙明、任某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些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涉案的土地系上诉人的耕地。上述证人董某、任某也为答辩人出据了相反的证据，二人为双方都出据了证据。而其他证人均与答辩人有利害关系。根据上述证人证言，只是强调2002年是对原有耕地进行丈量统计，不是重新分地，但上诉人的这些证人证言却均证明，不论是分地、还是丈量，都是谁家的地就登记在了谁家的名下，并将登记表进行了公示，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现在各户耕种的土地位置及面积、各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仍按2002年分地统计表耕种。上述证人证言的这一部分恰恰证明在2002年第三村民组对各户实有耕地面积进行了丈量，同时进行了重新确定耕地权属的客观事实。但原一审判决只是用了这些证人证言中的所谓丈量土地的对上诉人有利的说法使用，而对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进行了公示，丈量时谁家的地就丈量在谁家的证言部分没有予以采信。所以该判决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以上述证人证言对分地统计表的表述即认定上诉人家在1992年分得了争议的耕地。这一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所以原审再审判决将该原一审判决予以撤销是正确的。二、答辩人有证据证明现耕种的土地系答辩人享有经营权。首先，答辩人向法庭提交了2002年的分地原始记录-
二〇〇二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该证据是原始的各户耕地台账书面记录，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该统计表记载争议的西北梁东西垅28.76亩土地登记在高某1名下，而该统计表上也有上诉人高玉权（高某）的名字，但高玉权名下的土地不包括争议地块。该统计表是第三村民组现有各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有效证据，并多年来均按该统计表耕种，没有争议，该原始书证法院应作为认定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依据予以采信。其次，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了2002年答辩人与上诉人所在村民组分地的事实。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答辩人在2002年之前就耕种此地，并且在2002年第三村民组进行重新分地确权时将争议地块再次确权到答辩人名下，第三村民组并对此次分地进行了书面记载，并张榜公布。不论答辩人的证人证言，还是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证明该统计表进行了公示，这足以证明是对耕地权属的确认，而不是仅仅是对土地面积的丈量。如果是丈量土地为什么在有上诉人名字的登记表上，将该争议土地登记到答辩人名下呢？十多年来，答辩人始终对该地进行耕种，缴纳农业税费及”三提五统”等费用。答辩人提交的二〇〇二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不论在题目上，还是内容上均能证明是分地台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统计表。加上答辩人缴纳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费用表及相关证人证言，答辩人的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根据法律规定，原始书证的证明效力优于证人证言，答辩人的合法经营权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原审再审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再审判决。
郭某的答辩意见与高某1的答辩意见相同。
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高某1是原告高某的亲叔伯叔父。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6月25日经政府登记离婚。1992年宝国吐村三组将西北梁的21亩土地，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给原告之父高英春，当时原告与其父高英春一居生活，后高英春去世。1998年宝国吐村三组延续承包1992年分得的家庭承包地，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该承包地共126条垄，该土地四至是：南面地邻高英海，北面地邻高英全，西面是沟，东面是道路。此后宝国吐村委会及宝国吐村三组未重新调整土地。2000年原告将该土地交由被告高某1经营，由被告高某1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款等费用。2014年二被告协议将该土地由被告郭某耕种至今。现原告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土地21亩。
原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高某1所在的宝国吐村三组，于1992年将位于宝国吐村西北梁的21亩土地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给原告之父高英春一户经营，原告即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原告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被告高某1，由被告高某1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款等费用，是附条件的转包，现国家已免除农业税、”三提五统”费，原告行使约定解除权，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提交的2002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粮食补贴本和农业税减免公示表，不能证明宝国吐乡政府及宝国吐村委会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二被告，故对二被告的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原一审判决结果:一、解除原告高某与被告高某1之间涉案土地口头转包协议；二、被告高某1、郭某于2015年12月31日前将位于宝国吐乡三组西北梁的21亩土地（即126条垄）的承包经营权退还给原告高某；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高某1、郭某负担。
原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审申请人高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位于宝国吐村三组西北梁的21亩土地系被申请人高某的承包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合法依据；被申请人高某没有证据证明与高某1之间存在口头转包协议；高某1有证据证明对现耕种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高某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综上，高某1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不仅有书证，且有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高某没有任何书证，仅提供了与高某1有利害关系的一些证人。高某1的证据效力明显优于高某的证据效力。原审不采用书证，只采用人高某的证人证言，违反法律采用证据原则。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高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高某1的再审请求。
原审被告郭某述称，郭某的意见与再审申请人高某1的意见一致。
原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再审申请人高某1是被申请人高某的亲叔伯叔父，与原审被告郭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6月25日经政府登记离婚。当时高某与其父高英春一居生活，共七口人，后高英春去世。1992年宝国吐村三组对土地进行调整,其后没有再对本组土地进行调整。在该村西北梁有21亩土地是双方发生争议的土地；高某称自2000年开始，将21亩地转包给高某1，不收承包费，随时可以要回土地；高某1称自己家在当年分地时也是七口人，在西北梁自己家有30多亩地，是村委会分给的，与高某没有关系。高某主张争议土地是自己家的，未能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未能提供当年村、组分地的台帐等书面证据，只是蒋春等人的证明材料；高某1向法庭提交了2002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该表载明高某1在西北梁有土地28.76亩。但这份表的制作人董某和时任村民组长高英军都证实,这次丈量土地是村委会组织的,不是重新进行分地。另涉案土地共126条垄，土地四至是：南面地邻高英海，西面是沟，东面是道路。2014年再审申请人高某1将该土地交由原审被告郭某耕种至今。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案由定为返还原物纠纷不妥，应当确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高某1不认可自己耕种的土地是从被申请人高某处转包来的,原审也没有查明双方存在转包土地的事实,所以,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不妥；另外,高某主张争议土地是自己家的，未能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也未能提供当年村、组分地的台帐等书面证据,仅凭蒋春、蒋某、顾久义、顾长军、高英全、刘国芝等人的证言进行证实，再有，被申请人高某提交的交纳税费单据，均未注明是涉案地块的税费，原审确认涉案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属于高某证据不足。综上，应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因高某主张自己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对其要求返还土地的请求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高某1虽然向法庭提交了2002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但该表的制作人董某和时任村民组长高英军均证实,当时是为统计税费土地面积而组织丈量的,不是重新进行分地；除此之外，高某1也是仅凭高英军、高英明、王录华等人的证言，证明自己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亦不足。本案实际是双方对涉案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应由有关部门进行确权，待权属确定后再向法院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敖汉旗人民法院（2015）敖民初字第32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高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某申请证人蒋某再次出庭作证，蒋某证实：蒋某于1984年至2005年任宝国吐村村党支部书记，2010年至2012年任宝国吐村村主任。蒋某和上诉人、被上诉人都在三组居住。三组从1992年分地高某家就是七口人的地，高某一直种到1999年-2000年的时候，口头把地包给高某1，但是村里并不知道。2002年高某找村里往回要地，村里对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不知道，认为他们家族的事应由他们家族自己解决。高某1提供2002年的台帐，但那不是分地的台帐，那是丈量的台账。中央在1998年就确认分地，不可能在2002年还违背中央的政策，台账是会计董某亲笔写的，董某现在还在。1992年分地的时候高某1没有地。争议的土地在1992年就分给了高某家。
上诉人高某质证称，蒋某证实1992年分地一直没有变过是对的。上诉人确实找人调解过。2002年不是分地是丈量地，不然为什么每口人3亩，分了七口人的。
被上诉人高某1质证称，蒋某与高某1有利害关系，二人之间有诉讼,请求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考虑。台账存在，他们不敢拿出来，台账丢失了的说法不存在。高某1家在农村，高某1家没地不符合客观事实。1992年分地，高某1家有地。争议地自始至终都不是高某的，高某交税是另一块地。高某1只有这一块地，如果被剥夺就没有地了。2002年的台帐是对地的再一次确认，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并且已经公示。高某1和高某没有口头协议。因为那个地是荒地，高某1种草，村里和高某1要税，高某1问种草也交税吗？村里说地归高某1，地是村里和政府给高某1的，是28.76亩，量完地才交的农业税。
原审被告郭某的质证意见与高某1的质证意见相同。
高某在庭审中提出在原审提交了交提留款和农业税的收据原件,能够证实其在1992年已经取得争议的2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经本院与原审法院联系，原审法院回应本院上诉人在申请再审时确实提交了四枚收据，装订在原审再审审查卷中，并将该卷移交给本院。这四枚收据原件是：1.填写日期为1992年5月7日的提留收据，高英春交92年承包费现金61元，盖有一枚印章，印章字迹不清，董某签名；2.填写日期为1993年12月12日的农业税纳税收据，金额为65.59元，盖有宝国吐乡人民政府农税专用章，蒋春签名；3.填写日期为1995年10月23日的农业税纳税收据，高英春交定额年征收入73.14元，盖有敖汉旗地方税务局征税专用章，董某签名。4.填写日期为1996年1月25日的高英春交提留款的收据，交现金243.20元，核销27.20元，刘贵签名。
二审对上述四枚收据原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称这几张收据就是争议的土地的。1992年分地时分三等地，一等地是口粮田，没有”三提五统”，没有农业税，没有义务工。本案争议地是二等地，是承包田，只有承包田才有”三提五统”、农业税。当时农业税交的少，因为大会战，还交了一半粮食。在1992年分地时，高某1家没有要地。分的地一直到现在没有变过，到1998年第二轮承包，还是延续1992年之前的承包。这几张收据证明在1992年之前上诉人已经取得这块地了。争议的2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高某。
被上诉人高某1质证称，这几枚收据没有办法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观点，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四枚收据并不显示是涉案土地的农业税。1992年的收据上面的公章模糊不清，无法辨认；1995年的收据，有改动痕迹,交款人名由高英权涂改为高英春，涂改人没有签字确认；1996年的收据上没有加盖公章。该三枚收据被上诉方不能确认。另外一张收据认可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的目的。四枚收据均不显示与涉案土地相关。高英春已经去世，在村里的土地不止有高某分的土地，其他子女也分得了土地。
上诉人反驳称，1995年的收据不是涂改的，是笔误，收据是真实的。1996年的收据是真实的，有村会计刘贵签字。当时上诉人尽管和高英春没在一起过，但是税票都写在一起了。当时只有分的承包田才有”三提五统”和农业税。
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的反驳意见，认为”三提五统”指的是村级三级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款项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级公路、民办公助事业，根据款项的性质就可判断出只要是农村户口的就应当缴纳公积金和管理费，有没有口粮田都应当交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2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高某还是归被上诉人高某1。综观本案，上诉人一方提交了蒋春、董某、蒋某等证人的证言，以及1992年-1996年高英春交农业税、提留款的收据，用以证实争议土地在1992年就已经分给了上诉人高某的父亲高英春，高某在2000年末口头转包给了被上诉人高某1，被上诉人一方予以否认，并提出抗辩，提交了2002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及高英军等证人的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第三村民组在2002年确认将争议土地分给了高某1。经查阅卷宗，上诉人上诉理由中提到的”村民组1992年分地详细记录”应为”宝村三组九二年调整土地实施细则”，该细则记载了宝国吐村三组在1992年春季调整土地的原则性的意见，而没有对三组每户所分土地面积进行记载，不是台账，不能证明上诉人证明的目的。上诉人提交四枚缴纳农业税及提留款的收据，以证实在1992年争议土地确实分到了高英春家。经审查，仅凭该四枚收据不能证明所交款项对应的土地就是本案争议的土地，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为上诉人没有提交相应的能够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分地台账、转包合同等证据，其主张对争议的21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不充分。而被上诉人一方抗辩仅提交2002年第三组各户实有耕地面积统计表及证人证言，且该统计表被当年的制表经手人宝国吐村会计董某等人证实不是对分地情况的记载，而是为了统计税费土地面积对各户耕种的土地所进行的丈量，该统计表不等同于分地台账，因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抗辩意见成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均缺乏充分的证据证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人民政府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因涉案21亩土地的使用权发生了纠纷，双方协商未成，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审再审据此作出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因为是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纠纷的案件，原审再审将本案案由修改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符合本案的实际。
综上，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艳华
审判员 訾红梅
审判员 赵 杰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 于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