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0104民初4116号原告：马锋，男，回族，1949年6月出生，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被告：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法定代表人：沙贵元，该公司总经理。原告马锋与被告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9日、9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继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闫宝琳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告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沙贵元，第二次庭审被告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锋诉请：裁判被告将原告出资认购公司股份的具体事实记载于股东名册，报工商机关审查留档，还原告应有的股权。庭审中，因原告诉求不明确具体，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诉请为：将原告持有的被告公司0.8211%股份登记到股东名册中并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04年，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第三村民小组代表研讨。制定出了撤村建居政策，相关问题的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撤销第三村民小组。原农村集体资产3700万元，由符合条件的183名村民个人持有的量化股份数额以1:50的比例配售给183名村民。认购股份现金共计74万元，农村资产3700万元，合计3774万元作为183户村民出资组建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本。认购股份的人数已超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人数，应当依法申请登记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但被告未经其他168名持股的村民同意，擅自将3774万元平均登记到15名村民名下。168名持股人在工商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告显然未尽法定义务。致使原告丧失了应当拥有的股权。在原告多次维权之后，原告均因没有合法股权，未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告合法权益已无法正常得到保护。被告成立之后的经营管理方面始终处于有法不依、有章不遵的混乱局面。综上事实，原告向工商机关提出书面投诉。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查后，被告虚假出资，侵害原告股权的注册登记行为，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于2014年6月4日向被告出具乌工商企监建字（2014）01号行政指导建议书。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该建议书，也未整改纠正上述错误。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公司辩称：当时我们都是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三队的村民，当时有183户村民，根据“拆村建居”的政策，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立了被告公司，当时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监事都是从村民中选出来的。当时根据村民的量化打的分，打完分之后，给183个人都颁发了股权证。因为我们都是村民也不懂公司，就找了代办公司办理，当时工商局登记注册了15个股东，15个股东中有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监事，还有其他未选举上的候选人，他们成为了股东代表，由15个股东在工商局登记中代表了183个股东的股份。公司给股东分红的时候还是按照发放的股权证分的红，并没有按照工商局登记的比例分红。2006年，有部分股东想当董事长，就想把公司资产分出来，最后分成了三个公司，让183个股东自行选择到哪个公司，并本被告公司的现金分别分给了包含被告在内的3个公司，然后3个公司又分别把现金分给了他们各自的股东。现在原告要求登记到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我也说了不算，请法院依法处理。经原被告双方出示证据、庭审质证、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为积极响应政府的“撤村建居”政策，由第三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撤销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建制，成立新公司的事宜，以及关于参加资产量化人员身份界定的事宜，关于撤村建居集体资产处置方案的事宜，关于确认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的事宜，关于处置呆坏账的事宜。根据参加资产量化人员身份界定的明细规定，确定了183人享有资产量化人员身份。并作出决议，成立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并选举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成员等高级管理人员。当时候选人共计15人，选举闫宝琳为法定代表人。2004年9月21日，被告公司15名股东向乌鲁木齐市工商局提出申请，载明，兹有闫宝琳、刘继华、邓建国、王建文、沙贵元等15人现申请设立一个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774万元。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三队。经乌鲁木齐市工商局审查，2004年9月28日，被告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股东及持有股份分别是：闫宝琳7.33%，刘继华6.62%，邓建国6.62%，王建文6.62%，沙贵元6.62%，丁建忠6.62%，张洪亮6.62%，董绍华6.62%，王成仁6.62%，刘继德6.62%，马秀英6.62%，梁金锡6.62%，罗刚华6.62%，马志贵6.62%，彭建6.62%。公司成立后，公司并未按照工商档案登记的比例向15名股东发放股权证，而是按照量化股份向183名村民颁发了股权证。本案原告马锋系该村村民，根据量化，被告公司向原告发放股权证书，股权证载明：出资额4763元，量化股数量238132元，股份总额242895元，占注册资本比例0.8211%。因被告公司部分股东认为被告公司存在相关问题，召开了村民全体大会，决议重新设立两个公司，对被告公司资产进行共同管理。根据村民大会决议，2006年8月31日，设立了乌鲁木齐市天和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盛公司）、乌鲁木齐市恒顺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达公司）。2007年4月11日，被告兴盛和公司、天和盛公司、恒顺达公司在与诚信祥钢材市场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一、由于原来的被告公司在2006年6月期间经股东大会通过，将原一家公司改制成立为三家公司，人员管理业务，有所变动，今后各公司在财务上单独核算，其股东资产不变，属三家公司集体资产，产权归三家公司全体股民共同所有。二、在此补充协议中明确提示：凡是于原兴盛和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的单位、个人都需与此时的三家公司重新签订此补充协议。在今后的固定资产和集体土地的使用过程中，若有调整或变更项目首先征得三家公司法人的认可后方可履行业务。三、固定资产、土地、房屋执行三家公司共同管理，上缴利润按三家公司原始持有的股份分数比例；分配给各自公司名下。四、同时原承包用户在承包期间不得将集体土地、房屋及固定资产在任何形式下私自转让或者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若有此行为者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庭审中，原告自认，为设立另外两家公司，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由183名股东自行选择去包含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中的任意一家公司。原告马锋自愿选择了被告兴盛和公司。根据选择结果，选择被告公司股东有92名，天和盛公司股东65名，恒顺达公司25名。因选择被告兴盛和公司股东已超过50人，在工商登记时，并未将原告马锋登记在工商档案中。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包括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分红时，均由各自选择的公司予以分红，且分红比例还是按照被告公司发放的股权比例予以分红，并未按照工商登记比例分红。本案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公司召开会议，重新选举法定代表人为沙贵元，宋艳琴为董事、丁占成为监事、马志富为监事、卡前·司马义为监事、马志贵为董事兼总经理、罗刚华为监事会主席、张小艳为监事，沙贵元为董事长。选举后，并于2017年8月21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原告认为其合法持有被告公司发放的股权证，要求将其名字登记到被告公司股东名册中，且要求被告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被告以其他原因未予办理，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上述事实有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委员会文件、二工乡政府文件、二工乡二工村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二工乡二工村第三村民小组资产处置方案、批复、报告、被告公司章程、申请报告、验资报告、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股东出资表、银行咨询证明、公司章程变更决议、被告公司营业执照、出资对照表、申请事项表、股权证、工商局留的说明、行政指导建议书两份、会议记录、恒顺达公司工商档案信息、天和盛公司工商档案信息、补充协议书两份、承诺书、（天和盛公司、恒顺达公司、兴盛和公司的股东人员分配名册）一份、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存卷为凭。本院认为：2004年，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乡二工村三队在进行“撤村建居”时，为管理集体资产，召开村民大会，决议依法设立被告乌鲁木齐兴盛和商贸有限公司，并根据村民大会决议选举出被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告作为该村村民，在被告公司成立后，原告依法成为被告股东，并由被告公司给原告发放了股权证。2006年，根据村民大会决议，由被告公司分立出包含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根据村民大会决议内容，原告自行选择到被告兴盛和公司，由被告公司负责对其管理和分配红利。综合而言，无论从被告公司的成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由被告公司分立为三家公司，还是原告自行选择到被告公司的整个过程，都是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来作出一系列决议，虽然成立了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但管理和经营模式，均没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操作执行，仍然按照原有的村规民约来进行的管理和约束，也就是说，即使设立了包括被告在内的三家公司，但只具有公司的外壳，其管理模式和运营程序并没有公司的实际内核，设立公司只是为了更好的管理集体资产。现在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记载到股东名册中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实际情况是，被告兴盛和公司除了对原告进行管理和分配红利外，被告公司亦未否认原告的股东资格。被告公司从成立至今，其内部管理并非由后续选择被告公司的股东进行的单独管理和决策，仍然是按照原有的管理模式进行内部规制，这一点可以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人员和表决事项得以印证。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公司除了管理企业内部事宜外，还需要和天和盛公司、恒顺达公司共同管理村集体的所有资产，此种管理模式明显是由于“撤村建居”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反映了村民集体自主管理集体资产、分配集体资产收益的共同意愿。对于村民集体的自主决策形成的内部管理模式，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司法不宜过度干预集体内部的管理形态，否则会影响和打破公司内部的管理平衡。并且将哪些股东具名出现在被告工商档案之中需要根据村民集体决议决定的，此种决议形态是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司法不宜过度干预。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记载到股东名册中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将其登记到工商档案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根据庭审查明事实，被告公司原有股东183人，在分立后重新选择时亦达到92人，均超过了公司法关于50人的人数规定，因本案牵扯到所有“撤村建居”股东的司法权益保护，本院应当对所有股东进行一体性保护，并非针对单个股东的诉求进行维护。如单独将原告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档案之中，必然导致其他不特定股东无法出现在工商档案之中，而实际情况是，对于哪些股东具名出现在工商档案之中是根据村民集体决议决定的，该决议是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司法对此亦应予以尊重，而不应强行干涉否定其合法的效力。据此，原告要求由被告将其变更登记到工商档案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国亮人民陪审员  衣长生人民陪审员  田亚丽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马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