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2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洪斌，男，1969年4月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坚，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志铭，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芳，男，1968年6月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孝芳，女，1970年5月1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锡锋，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洪斌因与被上诉人黄建芳、蒋孝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2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洪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黄建芳、蒋孝芳向吕洪斌归还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或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建芳、蒋孝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不合法，应当发回重审。1、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吕洪斌书面申请主审法官潘德进回避，但合议庭当庭驳回了吕洪斌的回避申请，理由为院长决定，事实上审判长没有休庭请示院长，显然程序违法。而庭审笔录中记载的是各方当事人不申请回避。2、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约定，履行该协议发生纠纷由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中全面审理了股权代持协议书相关内容并作出了法律判断。一审法院审理股权代持协议书相关事实与本案待查事实无关，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枉法认定本案关键事实。本案的核心客观事实是：2010年9月16日，黄建芳向吕洪斌出具700万元借条，同日吕洪斌划款给黄建芳个人银行账户700万元，黄建芳同日将700万元打入常州市三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优公司）增资验资账户，根据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证明黄建芳取得700万元三优公司股权。上述事实证明，黄建芳取得了三优公司700万元股权，三优公司收取700万元增资实收资本，黄建芳出资700万元属于三优公司的实收资本，700万元资金所有权属于三优公司。由此，黄建芳通过借款取得的700万元用于三优公司认购增资资本金，黄建芳与吕洪斌之间700万元借款事实成立。黄建芳出资至三优公司的700万元为三优公司财产，不属于黄建芳个人与三优公司的往来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本案款项性质发生争议，应当结合资金流向及相应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的基本逻辑违反了本案的核心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明知黄建芳将借款用于三优公司增资并取得了相应的股权，而继续将该款项作为黄建芳与三优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是枉法认定本案事实，这也是本案申请主审法官回避的核心理由。三、吕洪斌与黄建芳之间700万元的借贷关系，与吕洪斌与三优公司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1、吕洪斌与黄建芳之间依法成立借贷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未以资金的流向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吕洪斌已经履行了资金出借义务，借条中载明的借款用途与2010年9月10日三优公司为增资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相符。2、2011年4月22日，吕洪斌与三优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尚欠三优公司的700万元。四、黄建芳欠吕洪斌的债务700万元无法抵销。本案一是黄建芳与吕洪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二是吕洪斌与三优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关系。一审以所谓的资金最终流向作为判决依据，实质上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债务抵销。由于黄建芳与吕洪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吕洪斌与三优公司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关系，是两个性质不同、独立并行的法律关系，主体、内容、客体均不同，决定了相应的债的主体、标的物种类也不同，故不得法定抵销。再者，吕洪斌与黄建芳从未就该700万元的债务达成抵销协议，一审庭审中，吕洪斌也明确不同意抵销。一审将700万元出借款项认定为吕洪斌向三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驳回吕洪斌的诉讼请求，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法律后果是三优公司将其资产为黄建芳偿还了个人债务，损害了三优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公司权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黄建芳、蒋孝芳共同答辩称，1、一审庭审中吕洪斌毫无法律意识提出法官回避的申请，审判长请示院长作出的决定完全符合规定，吕洪斌仅仅是凭主观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程序不合法，即使庭审笔录上有误差，也仅仅是记录错误而非程序错误，2、股权代持协议书是黄建芳、蒋孝芳提供的证据，用于证明吕洪斌所谓借款产生的原因及该笔款项的实际性质，与本案存在密切联系。一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对此予以审查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对该证据的审查并非程序问题而是实体问题。关于本案事实，吕洪斌上诉状中称的核心客观事实仅仅是本案整个事实的一小部分，本案的客观事实在一审中黄建芳、蒋孝芳在答辩和庭审中叙述的很明确，因此通过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可以明显看出形式上吕洪斌是将700万元作为借款支付给黄建芳、蒋孝芳，但是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及履行该协议后就已经将该700万元作为出资款投资了常州市新北区新联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信小贷公司），因而该笔所谓借款的性质实际上是出资款而非借款。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吕洪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吕洪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建芳、蒋孝芳共同归还借款本金7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黄建芳、蒋孝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建芳、蒋孝芳系夫妻关系，黄建芳系三优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2010年9月16日，黄建芳向吕洪斌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吕洪斌现金柒佰万整，用于增资，不计利息，黄建芳，2010年9月16日”。同日，吕洪斌将700万元转账至黄建芳账户中。同日，常州汇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三优公司实收资本的验证报告书，该报告书验资事项说明部分载明：“甲方（黄建芳）新增出资3100万元，系于2010年9月15日分五次缴存500万元，于2010年9月15日、2010年9月16日分两次缴存2600万元，变更后甲方出资占注册资本的93.44%”。
另查明，2010年9月16日，黄建芳除向吕洪斌出具本案700万元借条外，另向案外人刘萍芳、黄永平出具同样700万元借条，案外人刘萍芳、黄永平亦于同日交付黄建芳上述借款金额。
2011年4月22日，吕洪斌与三优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三优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成立新联信小贷公司，甲方（吕洪斌）愿意与乙方共同出资，鉴于相关文件对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作为隐名出资人并委托乙方行使股东权利等事宜达成本协议。……。甲方出资金额为1360万元，该出资以乙方名义投资于新联信小贷公司。……。甲方对于自己实际出资份额，享有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收益分配权。作为实际出资人，甲方负有按照公司章程、本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以人民币现金进行及时出资的义务，并承担以其出资额为限的一切投资风险。……。乙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甲方出资份额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者任何其他收益分配），扣除应由甲方承担的税费后10日内全部转交给甲方，甲方同时提供等额有效票据给乙方作为入账依据。三优公司及吕洪斌在该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签字确认。2011年4月29日，吕洪斌向三优公司转账支付660万元。
另查明，2011年4月21日，案外人刘萍芳亦与三优公司签订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由刘萍芳出资1180万元，该出资以三优公司名义投资于新联信小贷公司；案外人潘惠芬亦与三优公司签订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由潘惠芬出具1260万元，该出资以三优公司名义投资于新联信小贷公司，上述两份股权代持协议书权利义务部分与吕洪斌签订的上述协议一致。此外，2011年4月28日，刘萍芳向三优公司转账480万元至三优公司账户；2011年4月29日，潘惠芬转账560万元至三优公司账户。
2012年5月4日，新联信小贷公司形成决算财务情况说明，说明载明三优公司作为股东可分配利润为2091.86万元，并有奖励基金分配利润666.54万元。
2012年5月10日，吕洪斌收到三优公司转账187万元，于同日将该款项转账至其个人招商银行账户，同日，吕洪斌从其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64.5256万元至案外人黄永平账户，余款均在吕洪斌名下。
2012年5月14日，案外人巢国文领取三优公司出具的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1211606.4元，其中101.8万元转账至吕洪斌吕洪斌账户，19.36万元转账至案外人黄永平账户。
2013年1月17日，吕洪斌领取常州三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公司）出具收款人为吕洪斌的支票一张，金额为850288元，该850288元已由三禾公司账户转账至吕洪斌名下账户。对此，三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吕洪斌收取的上述支票系三禾公司代三优公司支付给吕洪斌投资于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分红款。
2014年5月30日，吕洪斌作为甲方，三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部分约定：“甲方作为隐名出资人并委托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参股新联信小贷公司，双方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书”，现双方就股权代持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出资额的名义持有人，该委托期限原定为三年，现因期限届至，甲方自愿继续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出资额的名义持股人，委托期间与公司营业期限相同，同时，甲方认可自愿与乙方共同经营新联信小贷公司，自愿与乙方同进退，也自愿享有并承担乙方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甲方对于自己实际出资份额，享有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收益，乙方对甲方实际出资份额享有名义所有权及处分权，作为实际出资人，甲方应按照公司章程、本补充协议及法律规定承担一切投资风险；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待新联信小贷公司经营状况具备隐名股东显名条件时，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办理相关股东显名手续……”。吕洪斌作为甲方签字，三优公司在该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上盖章，黄建芳在三优公司公章处签字。
2014年6月6日，吕洪斌与三优公司、案外人刘萍芳签订备忘录一份，备忘录部分内容载明：“甲（三优公司）、乙（刘萍芳）、丙（吕洪斌）三方就共同受让江苏万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旭茂钢管有限公司、常州市中电开元电气有限公司等在常州市新北区新联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及后续问题达成如下备忘录，以资共同遵守：……。以吕洪斌名义出面受让冯慧琪持有的小贷公司2%股权，以刘萍芳名义出面受让董寿达持有的小贷公司5%的股权，各方先依此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等变更登记手续。……。根据“股权代持协议书”及“股东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乙方现隐名在甲方名下的出资为118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8.55%，丙方现隐名在甲方的出资为136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855%，潘惠芬现隐名在甲方名下的出资为126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13%。……”。三优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建芳作为甲方、案外人刘萍芳作为乙方、本案吕洪斌作为丙方在该备忘录下方签字。2014年8月28日，吕洪斌向新联信小贷公司转账363万元。
2016年7月28日，吕洪斌以黄建芳未归还借款为由，诉至该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庭审中，该院就股权代持协议书事宜询问吕洪斌，吕洪斌对该股权代持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仅履行了出资款的660万元，余款700万元并未履行，本案700万元系借款，与股权代持事宜无关。
庭审中，该院就吕洪斌收取案外人巢国文转账101.8万元询问吕洪斌，吕洪斌表示不清楚，并认为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并非分红款；黄建芳表示案外人巢国文领取的款项是吕洪斌的分红款，所以交给吕洪斌。
庭审中，该院就吕洪斌收到的三优公司转账187万元及三禾公司转账850288元询问吕洪斌收取原因，吕洪斌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并非分红款。
庭审中，黄建芳明确表示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的由吕洪斌出资的1360万元已经履行完毕，该1360万元占三优公司在新联信小贷公司总出资的9.855%。
庭审中，吕洪斌对黄建芳提供的备忘录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其中的黄建芳签名并不能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
庭审中，该院要求吕洪斌本人到庭参加诉讼，但吕洪斌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
庭审中，黄建芳、蒋孝芳提供案外人三优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主要载明：黄建芳系三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案外人黄永平介绍与常州华东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建国认识，就开办新联信小贷公司事宜达成共识。2010年5月，三优公司作为新联信小贷公司发起人正式开始筹建新联信小贷公司，期间黄永平及刘萍芳、吕洪斌三人也有意投资新联信小贷公司，但因新联信小贷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三人不能直接成为股东，遂与黄建芳协商一致，决定隐名于三优公司名下，以三优公司名义投资于新联信小贷公司。2010年9月16日，上述三人向黄建芳账户分别汇款700万元作为新联信小贷公司的第一期投资款。此后，三优公司与吕洪斌、案外人刘萍芳、案外人潘惠芬分别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确认了各方出资数额。2011年4月29日，吕洪斌将出资余款660万元支付给了三优公司，与2010年9月16日吕洪斌支付给黄建芳的700万元，合计出资1180万元，完成了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此后，三优公司将上述三人支付给黄建芳的2100万元及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后三人支付的余款1700万元合计3800万元均支付了新联信小贷公司，所以新联信小贷公司的5亿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出资到位，该出资中包含了上述三人的出资款。至于三优公司与黄建芳之间的往来结算属于公司内部的事情。2011年5月5日至2012年5月4日，三优公司从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年度可分配利润共计2758.4万元，按上述三人的出资具体金额，潘惠芬、吕洪斌、刘萍芳出资分别占三优公司出资比例为9.13%、8.55%、9.855%，合计27.535%，应当分配利润总额为7595254.4元，但三人实际从三优公司取得的分配利润为7647530元，享有了隐名股东的权利。2014年6月6日，三优公司与吕洪斌、刘萍芳签署了备忘录，约定共同出资收购小贷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该备忘录也约定了上述三人的实际出资金额所占的出资比例，且均已出资完毕。在备忘录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在支付首期股权收购款3684万元时，刘萍芳按8.55%实际出资比例支付了315万元股权收购款，吕洪斌按9.855%实际出资比例支付了363万元股权收购款，虽然潘惠芬未签署该备忘录，但其还是按9.13%的实际出资比例支付了336万元股权收购款。综上，上述三人各支付给黄建芳的700万元及支付给三优公司的560万元、480万元、660万元，均是投资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出资款。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借条、转账凭证、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实收资本验证报告书、新联信小贷公司财务情况说明、备忘录、收据、三禾公司情况说明、三优公司情况说明、支票存根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款项性质发生争议，吕洪斌主张本案款项为借款，黄建芳、蒋孝芳则主张吕洪斌支付的是其与三优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款。对此该院认为，应当结合本案款项的具体资金流向及相应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首先，吕洪斌提供的借条、转账凭证、三优公司实收资本的验证报告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吕洪斌已于借条出具当日将700万元款项转账至黄建芳账户，黄建芳亦于同日将上述款项打入三优公司账户的事实，此后，三优公司以该款为部分出资，将该款转账至新联信小贷公司作为出资使用。据此，该院确认本案款项的最终流向系用于三优公司向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出资。
其次，黄建芳、蒋孝芳庭审中提供了吕洪斌收取的三禾公司出具的金额为850288元的支票存根、三优公司向巢国文出具的票存根，证明吕洪斌领取了三优公司支付的分红款，此外，该院调取的吕洪斌银行往来明细亦反映吕洪斌于2012年5月10日收取三优公司款项187万元，其中1224744元归入吕洪斌名下，巢国文于收到三优公司转账同日向吕洪斌转账1018000元。对上述收款，吕洪斌认为不是分红款，认为850288元支票存根已经载明款项用途为工程款，1018000元支票并非吕洪斌领取，187万元的收款也不能证明是分红款，故均不是用于分红款。对此，该院认为吕洪斌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吕洪斌与三优公司或案外人巢国文之间存有其他法律关系，据此说明收取上述费用的合理性，但庭审中吕洪斌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院认为在吕洪斌无法证明收取上述款项合理性、三优公司明确上述款项为分红款、巢国文收到三优公司转账后当日即向吕洪斌、黄永平转出所有所收款的情形下，黄建芳、蒋孝芳主张上述款项为分红款，应当予以采信。据此，该院认定吕洪斌已经收取了三优公司支付的分红款，而根据三优公司在新联信小贷公司的股权份额及吕洪斌在三优公司出资中的份额比例，该分红对应的投资款远超其仅转账的660万元，而与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约定的1360万元投资款对应的分红金额接近。
再次，吕洪斌与案外人刘萍芳、三优公司在2014年6月6日签订的备忘录中也已载明：“丙方（吕洪斌）现隐名在甲方的出资为136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9.855%”，可见，吕洪斌在2014年6月6日签订备忘录时已经与三优公司确认其实际出资款为1360万元。据此，该院认定吕洪斌已经确认其履行了以隐名股东名义出资1360万元至三优公司的义务。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吕洪斌仅向三优公司转账660万元，双方对与股权代持协议书中约定出资1360万元的差额700万元有无出资产生争议。吕洪斌认为其并未实际履行出资700万元义务，黄建芳、蒋孝芳认为该700万元即为本案款项。对此，该院认为，吕洪斌有无向三优公司出资，以何形式出资，因三优公司系出资接受方，且已实际向新联信小贷公司缴纳了吕洪斌出资，并支付了吕洪斌足额分红款，故三优公司可确认上述事实。本案中，案外人三优公司出具的情况已经载明：“三优公司将潘惠芬、刘萍芳、吕洪斌支付给三优公司的1700万元及黄建芳收取的黄永平、刘萍芳、吕洪斌支付的2100万元，合计3800万元作为潘惠芬、刘萍芳、吕洪斌三人的出资款全部支付给了新联信小贷公司”。可见，三优公司认可吕洪斌足额支付了1360万元出资款，亦认可吕洪斌交付黄建芳的本案借款作为吕洪斌向三优公司的出资。
最后，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对出借的700万元未约定还款利息，更未约定归还日期，而在借款发生时至起诉六年间，吕洪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黄建芳催要过借款，黄建芳亦未归还任何借款本金或利息，吕洪斌在此期间段又未提起诉讼，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并不符合一般借贷习惯。
综上，本案款项实际用于三优公司向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出资，三优公司认可吕洪斌交付黄建芳的本案款项视为吕洪斌向其缴纳的新联信小贷公司的出资，吕洪斌也以备忘录形式确认其已履行完毕了股权代持协议书中1360万元的出资义务并实际领取了相对应的巨额分红款项，在吕洪斌仅向三优公司支付660万元、差额700万元与本案款项金额一致、黄建芳系三优公司实际控制人、吕洪斌与黄建芳的行为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的情况下，该院认定黄建芳、蒋孝芳主张本案700万元实际为吕洪斌按照其与三优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约定而缴纳的出资款。
据此，该院结合上述事实，认为双方虽然形式上签订了借条，但该款实质上为吕洪斌向三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吕洪斌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要求本案黄建芳、蒋孝芳归还本案借款，并无事实依据，故该院对吕洪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吕洪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吕洪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吕洪斌提交以下证据：1、新北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承诺书（原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三优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规避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隐瞒了不得代持的情况，三优公司具有欺诈行为，其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应当无效，无效的理由是违反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三大点的第（二）项第1款。2、通知（原件）一份，证明新联信小贷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不良贷款率为46.29%，接近50%停业整顿警戒线，在此情况下，三优公司仍然与吕洪斌、刘萍芳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存在欺诈，存在欺诈的行为导致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无效。3、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刘萍芳和吕洪斌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新联信小贷公司的股权，全体股东未确认刘萍芳、吕洪斌及潘惠芬通过股权代持协议书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即刘萍芳、吕洪斌及潘惠芬无法成为公司股东，根据股东会决议及三优公司的意见，其意思表示已经终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三优公司须返还潘惠芬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有关代持股金。4、仲裁申请书、常州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各一份，证明常州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潘惠芬与三优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一案，潘惠芬不欠三优公司任何款项，三优公司欠潘慧芬560万元，刘萍芳及吕洪斌是否享有对三优公司660万元和480万元的债权有待仲裁确认。
黄建芳、蒋孝芳对吕洪斌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仅仅是管理性的规范，而非效力性的规范，股权代持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不能达到吕洪斌的证明目的。2、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反映了新联信小贷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吕洪斌对该状况完全清楚，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新联信小贷公司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且该协议书也非常明确吕洪斌认可自愿与三优公司共同经营新联信小贷公司，自愿与三优公司同进退，因此吕洪斌认为存在欺诈毫无依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新联信小贷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吕洪斌，吕洪斌是可以成为新联信小贷公司股东，而非无法成为新联信小贷公司股东，对于隐名股东的身份，有股权代持协议书进行约定，只需三优公司确认而无需其他股东进行确认，该股东会决议即三优公司均没有终止股权代持协议书的意思表达，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吕洪斌的证明目的。4、真实性没有异议，提起仲裁申请是吕洪斌的权利，但正如吕洪斌所说该仲裁申请有待仲裁委作出裁决，现该纠纷尚未作出生效裁决，无法证明吕洪斌的证明目的。
黄建芳、蒋孝芳提供三优公司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三优公司实际已经收到了吕洪斌的全部出资额，其中包括黄建芳收取的吕洪斌、刘萍芳、黄永平各700万元，三优公司今后无权向吕洪斌、刘萍芳、潘慧芬主张补充出资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如有公司债权人向吕洪斌、刘萍芳、潘慧芬主张权利，则均由三优公司承担，并由三优公司和黄建芳进行结算，和吕洪斌、刘萍芳、潘慧芬无任何关系。
吕洪斌对黄建芳、蒋孝芳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这份证据是无效证据，黄建芳是本案当事人，也是三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股股东，三优公司出具的证明效力相当于黄建芳自己为自己作证，该证据无效。
本院另查明：新联信小贷公司设立时，三优公司曾向常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新北区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承诺书，承诺书第1项为“自觉遵守《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政办发［2007142号］）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第2项为“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入股资金没有借贷资金，没有他人委托入股资金”。
2014年1月17日，常州市新北区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向新联信小贷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根据《关于调整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部分监管政策的通知》（苏金融办发[2013]80号）文件精神和市金融办要求，你公司2013年12月31日不良贷款率为46.29%，接近50%停业整顿警戒线，请你公司引起重视，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化解。
2014年7月15日，新联信小贷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一致同意股东董寿达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2500万元以1810万元全部转让给刘萍芳；一致同意股东刘持平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200万元以144.8万元全部转让给刘萍芳；一致同意股东冯慧琦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1000万元以724万元全部转让给吕洪斌。吕洪斌认可该股东会决议中股权转让部分其未履行。
还查明：2017年8月8日，常州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潘慧芬与被申请人三优公司股权纠纷，潘慧芬请求三优公司返还潘慧芬代持股股本金560万元，该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再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三优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三优公司确认已收到潘慧芬、刘萍芳、吕洪斌三人的足额出资款，今后无权再向其主张补足出资的权利，且三优公司承诺不会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任何利益，如有债权人因此向潘慧芬、刘萍芳、吕洪斌主张权利，则均由三优公司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由三优公司与黄建芳进行结算，与上诉人黄永平（潘慧芬）、刘萍芳、吕洪斌均无任何关系。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黄建芳、蒋孝芳是否应当向吕洪斌归还案涉700万元。
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1、经查阅卷宗，对于吕洪斌提出的回避申请，由一审法院的院长决定驳回了吕洪斌提出的回避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的相关规定。2、本案中，吕洪斌起诉要求黄建芳、蒋孝芳归还借款，黄建芳、蒋孝芳抗辩案涉款项为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的出资款，故一审对于股权代持的事实予以审查，并无不当。
针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黄建芳向吕洪斌借款700万元，并向吕洪斌出具了借条，吕洪斌向黄建芳交付了借款700万元，该款项用于黄建芳在三优公司的增资，此时吕洪斌与黄建芳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同时从黄建芳向吕洪斌出具的借条内容即“不计利息”来看，出借700万元款项而不要求支付利息，本身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习惯。其次，2011年4月22日吕洪斌与三优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股权代持协议书中明确吕洪斌的出资金额为1360万元，隐名在三优公司名下。吕洪斌认为该股权代持协议书违反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导致无效，但该意见并非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吕洪斌主张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效的理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股权代持协议签订后，吕洪斌仅向三优公司支付660万元，吕洪斌认为股权代持协议书没有完全履行完毕，尚欠三优公司出资款700万元，但结合黄建芳、蒋孝芳提供的证据分析，三优公司、吕洪斌均以行为表示同意吕洪斌对黄建芳的债权作为吕洪斌向三优公司支付的出资款，吕洪斌已经以该种方式完成了股权代持协议书项下的出资义务，理由为：1、股权代持协议书、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备忘录中均明确吕洪斌的出资金额为1360万元，均未涉及吕洪斌尚结欠出资款的事实。2、根据新联信小贷公司2012年决算财务说明确定的利润分配，结合黄建芳、蒋孝芳提供的及一审法院调取的款项明细，吕洪斌按照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的出资金额分配了相应的利润。吕洪斌对黄建芳、蒋孝芳提供的款项明细不予认可，但未能举出证据证明该些款项的性质，故应当认定吕洪斌实际收取了利润。吕洪斌认为其存在部分出资即700万元没有到位，与其签订了出资金额为1360万元的股权代持协议书、股权代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备忘录、实际收取利润的行为相悖，故吕洪斌关于其部分出资未到位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3、黄建芳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0年9月，吕洪斌起诉为2016年，在此期间，吕洪斌未催要，黄建芳也从未支付过本息，不符合一般的借贷习惯。综上，本案中吕洪斌主张款项700万元已经作为其向三优公司支付的出资款，其再行要求黄建芳、蒋孝芳进行归还，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吕洪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吕洪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文俊
审判员 熊 艳
审判员 赵德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吴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