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融安行初字第4号
原告融安县大坡乡福下村坡东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苏光仁，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安庆，融安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张德忠，男，1947年8月15日生，汉族，农民。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家达，县长。
委托代理人谢福志，男，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韦其均，男，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融安县泗顶镇寿局村木告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艳，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刚，男，1965年6月7日生，壮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康钦忠，男，1948年6月15日生，汉族，农民。
原告融安县大坡乡福下村坡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坡东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9月5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于2014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坡东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苏光仁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安庆、张德忠，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福志、韦其均，第三人融安县泗顶镇寿局村木告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木告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杨艳及其委托代理人韦刚、康钦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法定原因，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9月5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坡东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双方当事人争议地名称：坡东村民小组称“瑶家山”，木告村民小组称“胡泰发山场”。四至界线：东由759.7高程点起往南沿山脊下至横路止；南接东面终点沿横路到西面小沟，依沟到双叉沟口止；西南面接南面终点依沟往西北进冲沿小梁上至796.4高程点止；北面接西南面终点往东沿大山脊经757.8高程点到759.7高程点接东起点面积183亩。争议地内附着物：有3块有争议的楠竹山，面积7.6亩，有木告村民小组集体于2002年至2003年种植的杉木林面积62亩，其余地方都是自然生长的杂木林。经查：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胡泰发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2号《山界林权证》均未填有现争议地山场；其提供村民胡尚明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中记录的“寿局”一栏，地点不明确、四至界限与实地不符。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1982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所填写的四至界限范围包含有整个争议地范围。木告村民小组称，该山场纠纷1979年4月4日经泗顶法庭调解过，结果是：山场属木告屯，坡东屯不准再来瑶家山屋边砍树。有泗顶法庭调解协议书为凭。经到融安县人民法院核查，融安县人民法院没有该协议书的存档材料。县人民政府认为：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胡泰发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第12号《山界林权证》均未填有现争议地山场，不能作为确定现争议地权属的依据。提供的胡尚明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记录地点不明确、四至界限与实地不相符，亦不能作为确定现争议地权属的依据。木告村民小组以1982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主张争议地权属，该《证》内所填写的四至界线范围包含有整个争议地山场，予以支持。木告村民小组以1979年4月4日泗顶法庭调解将现争议地归木告屯为由主张争议地权属，但未能提供有效的凭证，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六条、第十二条之规定，经集体研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地“瑶家山屋边”（木告村民小组称“胡泰发山场”），面积183亩的林地林木权属确定为木告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下：1、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恳请对瑶家山屋边土地林木确权申请书》及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答辩书》；2、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代表证明书、委托书和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代表证明书；3、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及《土地承包证》；4、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5、争议地示意图和现场勘查笔录；6、调解笔录及参加会议人员名单；7、2011年3月25日对苏光仁、胡尚明的调查笔录；8、2011年3月25日对胡尚明的调查笔录；9、2012年5月30日对黄仲强的调查笔录；10、2011年5月26日对胡尚明的询问笔录；11、2012年6月1日对胡尚光的调查笔录；12、2012年7月16日对韦美忠的调查笔录；13、2012年11月14日对胡尚明的调查笔录；14、2012年11月15日对杨艳、韦喜文的调查笔录；15、2013年4月9日对杨艳的调查笔录；16、2013年4月9日对黄应寿、于先庆的调查笔录；17、2013年4月10日对胡尚明的调查笔录；18、2013年4月23日对胡尚光的调查笔录；19、2013年4月23日对胡尚明的调查笔录；20、柳政复字（2013）1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
原告坡东村民小组诉称：一、处理决定罔顾历史事实，有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处理决定割裂现实与历史的联系，甚至无视历史。本案的历史事实是：原告村民胡泰发户在1952年“土改”时分得现争议地且持有当时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该证依法应为确权凭证。1953年胡泰发之子胡尚光、胡尚明为抚养老人而迁入大坡区福局乡龙庙屯居住（原坡东与龙庙同为一个屯），依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山地林木随人归为原告集体所有并一直经营管理。对此，连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也无法否认，其一直将争议地称之为“胡泰发山场”就是佐证，争议地历来归原告所有应是不争的事实。二、第三人持有的011号《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地填为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的支持。依据原告持有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证实争议地的历史沿革，后来第三人将其填入011号《山界林权证》中，其依据的是有泗顶法庭调解协议为凭。但经核查，融安县人民法院没有该协议书的存档材料。对此，处理决定亦不予采信。据此，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地填归其所有就失去了事实和法律依据，争议地归其所有的主张就理所当然的不能成立。遗憾的是处理决定却仍以其《山界林权证》中的填有争议地而确归第三人所有。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除了持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可以证明争议地取得的历史事实外，作为第三人木告村民韦秀英的证人证言也予以证明争议地为原告所有。第三人以泗顶法庭调解书为由被处理决定所否认后，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何时将争议地划给其所有，即没有双方的协议或者有关部门的处理决定相佐证，仅凭其《证》中填有争议地进行确权，难以服人。三、原告提供村民胡尚明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中记录有“寿局”一栏地点明确，四至界线包含争议地在内。且一直由原告村经营管理，从无争议。处理决定无视这一事实，作出错误的确权决定。综上所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有悖法律、法规之规定，请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撤销。为此，提起行政诉讼，请依法予以支持。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原告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柳政复字（2013）1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3、胡业盛、阳忠林、龚邦财的证人证言。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认为《处理决定》罔顾历史事实，有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其主要理由是原告持有村民胡泰发户的1952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并认为该《证》填写有争议地。被告认为：原告以其村民胡泰发户1952年“土改”时分得现争议地并由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1953年胡泰发之子胡尚光、胡尚明为抚养老人迁入大坡区寿局乡龙庙片居住，依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山林随人，争议地归为原告集体所有，并一直为原告经营管理。被告并不否认该《证》的法律效力，但该《证》在本案中不能适用。经实地核实，胡泰发户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未填写有现争议地山场。二、原告以第三人泗顶镇寿局村木告村民小组持有的011号《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地填为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并称该《山界林权证》是以1979年4月4日泗顶法庭调解协议为基础而填写的，现融安县人民法院没有该《协议书》档案，因此，第三人提供的011号《山界林地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值得质疑。被告认为原告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所持有的011号《山界林权证》是合法有效凭证，且经实地核实该《证》所填写的四至范围包含整个争议地。因此，被告采信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所持有的011号《山界林权证》有法可依。三、原告认为其提供的胡尚明户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中记录有“寿局”，地点明确，四至界线包含争议地在内，从而主张争议地为其所有。被告经核实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未填有现争议地，且提供的村民胡尚明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寿局”一栏所记录的地点不明确，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相符。《土地承包证》仅仅是一种经营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因此在本案中不能对抗《山界林权证》。四、原告以其提供的韦秀英等人书面证词，证明村民胡泰发原有一处山林在木告片瑶家山，并由其一直经营管理至今。被告认为依据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韦秀英等人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确定土地林木权属争议的法定凭证。三、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二条之规定，经集体讨论作出的处理决定是由法律依据的。综上，被告作出的融政处字（2013）9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请融安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述称：被告的处理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得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坡东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县人民政府的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以下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2、争议地示意图和现场勘查笔录；3、调解笔录。
经审理查明：原告坡东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为“瑶家山屋边”（原告称“姚家山”，第三人称“胡泰发山场”）（地名）发生林地林木权属争议，争议地四至界线跟被告县人民政府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的一致，即东由759.7高程点起往南沿山脊下至横路止；南接东面终点沿横路到西面小沟，依沟到双叉沟口止；西南面接南面终点依沟往西北进冲沿小梁上至796.4高程点止；北面接西南面终点往东沿大山脊经757.8高程点到759.7高程点接东起点，面积183亩。争议地内附着物：有3块楠竹山，面积7.6亩，有木告村民小组集体于2002年至2003年种植的杉木林面积62亩，其余地方都是自然生长的杂木林。被告在调处过程中查实原告坡东村民小组提供的胡泰发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2号《山界林权证》均未填有现争议地山场；其提供村民胡尚明1985年9月15日的《土地承包证》中记录的“寿局”一栏，地点不明确、四至界限与实地不符。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提供的1982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所填写的四至界限范围包含有整个争议地范围。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于2013年9月5日作出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柳州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柳政复字（2013）1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坡东村民小组与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进行立案调处并作出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赋予其法定职权。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依据第三人木告村民小组011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包含整个争议地山场、并结合争议地经营管理状况作出融政处字（2013）9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融安县大坡乡福下村坡东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融安县大坡乡福下村坡东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亿东
审 判 员 刘海涛
人民陪审员 石家和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