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1民初135号原告：刘力，女，195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原告：杨安碧，女，195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告：李子书，女，195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虎峰，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310790401。被告：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息烽县永靖镇坪上村。法定代表人：吕子民，该合作社主任。被告：苏黔灵，男，196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857293。第三人：杨可珍，女，196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诉被告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老农夫合作社）、苏黔灵及第三人杨可珍与公司有关的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虎峰，被告老农夫合作社、苏黔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第三人杨可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成立新公司的《合作协议》及附件；二、判令被告将200000元退还原告并支付占有该款项期间的利息16500元（暂计算至2016年2月，请求人民法院计算至被告将款项全部退还原告之日止）；三、判令被告及第三人将71168元货款或等额物品返还原告；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的附件明确为两份《补偿协议》，将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被告明确为苏黔灵，将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被告明确为苏黔灵及老农夫合作社，并确认该请求为：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物品，如不能返还时，按人民币71168元的价值予以赔偿。事实及理由：2014年6月27日，三原告、杨可珍、老农夫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主要约定：五股东投资成立“贵州息烽老农夫酵素生产有限公司”（下称息烽酵素公司）；股东总资金200万元，注册资金100万元；第一期出资：农夫合作社75万元、刘力10万元、杨可珍5万元、杨安碧5万元、李子书5万元；并约定出资人共同制定并经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企业章程》；之后，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7月17日至8月2日，原告将20万元（刘力10万元、李子书5万元、杨安碧5万元）汇至中国工商银行苏黔灵的6222370070228305个人账户上。原告先期投入的7.1168万元物品，部分物品被被告和杨可珍等人取走，部分存放在老农夫合作社。至起诉时，五位股东没有制定《息烽酵素公司章程》，公司也未办理注册登记，投资人已经四分五裂，不能继续合作。故诉至法院，请求如前。被告老农夫合作社、苏黔灵辩称，本案系合同纠纷，合同还未履行，20万元与7万余元的款项应在明确双方的过错之后决定是否承担相应责任。另，苏黔灵不应该作为被告，他只是代收款项的过账人，并不是股东，所以不是适格的被告。再则，原告诉请返还的71168元酵素等物品，因有明显的质量问题，经刘力同意赠送给村民作肥料，现被告同意解除已经签订的《合作协议》及附件。第三人杨可珍述称，对诉请第三人承担责任存有异议，其虽然签了两张单子，但是没有经手物品，物品在老农夫合作社，后面产生矛盾，我就退出了，我与本案无关。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为佐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三原告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证明原告和诉讼代理人的主体资格。二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合作投资成立公司，对每个股东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和分工，公司章程制定以及投资额打入被告苏黔灵的账户。二被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原告汇款20万元到苏黔灵工商银行个人账户的汇款凭证：2014年7月17日李子书、杨安碧各汇款5万元；刘力于2014年8月2日汇款10万元；证明签订协议后，原告按照约定履行了义务。二被告经质证，收到钱是事实，以打款凭证为准，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四组证据：三原告先期投入的7.1168万元物品（产品销货清单）三份清单以及收条，最后以清单所列六项为准,其中红糖是原告邦苏黔灵及老农夫合作社购买的，现货款未付。证明部分物品被杨可珍等人取走，部分存放在老农夫合作社。二被告经质证，对清单所列的具体事项不清楚，对收条的真实性不清楚，等核实后再确定。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原告称其取走物品的事实提出异议，对物品全部存放在老农夫合作社。第五组证据：利息计算（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计一年半，按“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6月28日公布的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表”年利率5.50%/年计算），证明原告请求的利息依据。二被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不能证明由被告支付。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二被告为佐证其辩称，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购买电脑净水器维修；2、购买酵素配件及生活用品；3、付电费；4、付宽带费；5、购买酵素配料费；6、付人工工资；7、购买葡萄苗及塑料大桶；8、差旅费，前述费用共计229万多元。另有收条一张。证明被告老农夫合作社为了成立公司付出已超过了三原告的投入，三原告的投入已经作为前期的投入支出。三原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公司章程没有制定，公司没有成立，对前期投入费用，三原告仅对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10月6日产生的116337.20元予以认可。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费用是有产生的，但具体产生多少不清楚。第二组证据：老农夫合作社在2016年3月10日出具的说明，证明被告苏黔灵代表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操办合同的签署及公司的筹备。三原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老农夫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吕子民只是挂个名，所有的一切都是苏黔灵在操办，其并不知道委托被告苏黔灵一事。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证据不清楚。第三组证据：老农夫合作社的营业执照，证明该组织的投资人是全体村民。三原告经质证，对营业执照无异议，对于全体村民系股东的说法不予认可，以工商登记的为准。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对该组不清楚。第四组证据：被告苏黔灵发给刘力的短信息，证明当时发生纠纷，为了解决纠纷，主动找原告协商。三原告经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内容不予认可，2014年8月份打的入股款，9月份产生矛盾，同时发现苏黔灵到处欠账，三原告购买了做酵素的材料交给苏黔灵，但其一直没有付款，发现被其骗了。第三人杨可珍经质证，认为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没有投钱，怎么会产生前期投资。第三人杨可珍未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物品清单及收条，被告在庭审后并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清单无法证明原告将上述物品交由被告保管，故对清单不予认可，对于收条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字，且补充协议也约定有原告提供的酵素按5元一斤计价，该证据能形成证据锁链，故本院对收条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前期投入费用支出229万余元，因被告未在原告提出异议时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庭审后，经多次主持双方对账，在原告对被告主张的前期投入价值229万元仅认可116377.20元的情况下，经本院释明，被告同意对前期投入进行评估审计，但其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评估审计的金额范围以及提交229万余元的相关材料进行评估审计，经本院多次催告后，被告代理人明确答复法院当事人不给其明确的意见，故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本院仅采信原告认可的金额，对其余部分不予采信。对于老农夫出具的说明，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老农夫合作社没有委托苏黔灵以及苏黔灵系老农夫合作社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老农夫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苏黔灵发给刘力的短信，因缺乏与本案的相关性和真实性证明，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27日，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与被告老农夫合作社、第三人杨可珍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主要载明：拟投资合作成立贵州息烽老农夫酵素生产有限公司，地址在息烽县永靖镇坪××、××组。股东总资金为人民币2000000.00元（贰佰万元整），注册资金1000000.00元（壹佰万元整）；约定第一期出资：老农夫合作社出资750000.00元（柒拾伍万元整），拥有50%股权；刘力出资100000.00（拾万元整），拥有20%股权；杨可珍、杨安碧、李子书各出资50000.00（伍万元整）,各拥有10%股权；《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款约定：“……利润分成三七分成，即力力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刘力的公司）占七成，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占三成。”第11款约定：“各股东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五日内投入的股金按公司指定的账户上。”第四条第4款约定：“出资人共同制定并经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的《企业章程》后为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件。”第五条第3款约定：“合作期间，任何一方不得退股、不得对外转让股份，各方要勤勉敬业，努力完成各自的工作。”《合作协议》有三原告、二被告、第三人的签字、捺印和盖章。2014年7月7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对股权分配和利润分配进行调整，即股份设置变更为老农夫合作社120万元60%，三原告及第三人各20万元，原告刘力20%，原告杨安碧、李子书及第三人杨可珍各10%，利润分成调整为老农夫合作社占六成，三原告及第三人各占一成。2014年7月25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再次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刘力任总经理，苏黔灵任董事长……1、酵素生产厂由杨安碧负责；2、自然疗法养生由杨可珍负责；3、自然健康商品销售暂由刘力兼负责。”第二条约定：老农夫合作社派员任会计，息烽酵素公司派员任出纳，双方共同负责财务管理，日常公务用款由分管负责人同意签字预支，业务完毕后三日内报账并结清预支款。第五条约定：“各股东在本实施细则签字生效三日内，即将股金打入董事长账户。董事长即将资金转交财务出纳。其中刘力的股金按酵素成品计价，由酵素生产有限公司按实际验收数量以每斤5.00元计价后多退少补，包装桶按当时的实际进价计付。”三方协议均有三原告、被告老农夫合作社、第三人杨可珍及被告苏黔灵的签字、捺印或盖章。被告苏黔灵系老农夫合作社委托签订协议的代表，老农夫合作社在2016年3月10日出具的说明中载明:“刘力、杨可珍、杨安碧、李子书四位投资人与我社合资设立‘贵州息烽老农夫酵素生产有限公司’一事，苏黔灵同志是我社委托的全权代表，全权代表我社进行《合作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的签订等与设立公司相关的一切事宜及前期生产筹备工作。”该说明有被告老农夫合作社的盖章。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李子书、杨安碧于2014年7月17日各向被告苏黔灵汇款5万元；原告刘力于2014年8月2日向被告苏黔灵汇款10万元。2014年8月21日老农夫管理员林安全收到原告刘力7147斤（39桶）环保酵素，价格按《补充协议》计7147×5+39×50=37685元。原告认可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10月6日，被告购买物品费用总支出共计116337.20元，但该费用包含原告主张其投入的73008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前期投入为原告认可部分扣减其主张的前期投入部分，即116337.20元-73008元=43329.2元。老农夫合作社并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苏黔灵也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将其收取原告出资的资金转交财务出纳。后因双方发生矛盾，未制定息烽酵素公司章程，亦未注册登记，息烽酵素公司始终未成立。第三人杨可珍已经退出了投资。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投资款项及相关期间的支出费用未果，遂向本院提出诉讼，诉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合作协议》一份和《补充协议》二份、银行转账凭证、收条、老农夫合作社出具的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对有效的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现原告主张解除，被告亦同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院对原告关于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三原告按约缴纳了股款，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未按约缴纳股款。但《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未约定公司不成立时，对已缴纳的股款如何处理。对此，本院认为，在公司设立阶段，各投资人之间适用合伙法律关系，因此在出资人出资后，如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成立，各出资人的出资须予以返还。故对三原告要求返还2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三原告诉请的20万元是否应由被告苏黔灵退还的问题。被告辩称苏黔灵不是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其只是被告老农夫合作社代理人且只是过账，不应作为适格被告。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本案中，三原告、被告老农夫合作社及第三人杨可珍签订了协议，并约定的各自的出资义务，应为预成立公司的股东。因此，三原告、被告老农夫合作社及第三人应当视作息烽酵素公司发起人。对于被告苏黔灵在本案法律关系中身份的认定，依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被告苏黔灵虽在协议上签字，但协议内容并未明确其是息烽酵素公司的股东，且老农夫合作社出具了委托苏黔灵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说明，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苏黔灵并非系老农夫合作社委托代理人及系老农夫实际控制人的情形下，本院认为被告苏黔灵仅作为被告老农夫合作社的代理人而非息烽酵素公司的发起人。因此，被告关于苏黔灵并非公司股东和发起人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苏黔灵是否是适格被告的问题，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苏黔灵任董事长，各股东在本实施细则签字生效三日内，即将股金打入董事长账户。董事长即将资金转交财务出纳。苏黔灵在收到三原告打入的股金后，并未将该款项转交财务出纳，其也未提交该款项的去向，被告主张原告投入的款项均已作为前期投入使用，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苏黔灵虽仅是老农夫合作社的代理人，但由于其持有三原告的股金，并未按约定交预成立公司的出纳，该行为违反协议约定，其负有返还义务，因此，苏黔灵收取三原告投入的投资款应当予以返回，苏黔灵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苏黔灵应与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承担一起退还投资款的连带责任，现三原告仅请求被告苏黔灵退还，本院从其自愿。因此，被告苏黔灵关于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三原告要求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物品，如不能返还时，按71168元的价值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三原告主张的7万余元的款项应在明确双方的过错之后决定是否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三）》第四条第三款“因部分发起人的过错导致公司未成立，其他发起人主张其承担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情况，确定过错一方的责任范围”的规定，本院采纳该辩称意见。但因各出资人出资后，在公司未成立前，双方均有为成立公司进行了前期投入，在该投入双方未对账核实后并经释明无法进行评估审计的情形下，本院认定原告投入价值37685元，被告投入价值43329.2元，共计投入81014.2元，对于前期投入的费用，应按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润分成比例承担，即原告承担40%，被告承担60%。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按比例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还应当考虑各方的过错，对于导致公司未成立的原因及过错，本院认为在原告已经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将股金打入公司指定账户，其应当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形式履行出资义务，否则不利于其他已经履行义务的股东有效保障公司及自身的权益。因此，老农夫合作社未按形式履行出资义务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是导致公司未成立的主要原因。另，三原告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未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派员任出纳，结清预支款，导致公司未成立亦存在过错。本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比例酌情确定三原告承担20%的责任，老农夫合作社承担80%的责任，即三原告承担前期支出费用81014.2元×20%=16202.84元，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承担前期支出费用81014.2元×80%=64811.36元。三原告投入的前期费用37685元扣减其应当承担的前期支出费用16202.84元后，被告老农夫合作社应当返还价值21482.16元的前期投入物品—酵素，但因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投入的酵素还存在，为便于执行，本院确认由被告老农夫合作社按价值21482.16元予以赔偿为宜。该前期支出费用的责任因苏黔灵系老农夫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负责公司的筹备工作，三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物品由被告苏黔灵持有，故三原告要求被告苏黔灵承担返还物品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杨可珍存在过错的情形下，杨可珍对物资的返还不承担责任，故三原告要求第三人杨可珍返还物资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因三原告对公司未成立存有过错，故其请求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四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与被告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4年7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被告苏黔灵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投资款20万元；三、被告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投入的物品损失21482.16元；四、驳回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15元，由被告贵州息烽老农夫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苏黔灵共同负担4315元，原告刘力、杨安碧、李子书共同负担1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周俊审 判 员  庞敏助理审判员  彭攀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