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1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周国涵，男，汉族，1971年1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炎冰，广东普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负责人：李敏，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达鹏，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执行合伙人：深圳市欧某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星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陈星平，男，汉族，1957年1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春武，系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上诉人周国涵、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涵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确认周国涵是马道合伙企业实际合伙人之一并拥有10%出资份额；3、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协助周国涵将陈星平名下占马道合伙企业10%占实缴金额600万元的财产份额过户到周国涵名下；4、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5、请求解除陈星平在马道合伙企业的10%查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合同的解释不仅要进行文义解释，还要从合同的体系和目的进行解释。《股权代持协议》第四段约定：“周国涵同意暂时先挂靠在陈星平名下作隐名合伙人，周国涵如需显明持有合伙企业10%股权金额的，则须经过马道创投基金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起，15个工作日内变更工商登记，将周国涵方占合伙企业10%的股权金额变更登记在周国涵方名下。”从上述条款中可以明确得出，周国涵以554.78万元购买的是马道合伙企业10%的出资份额，而非仅限盈方微项目份额的结论。否则，该条款不会载明只要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周国涵即可在15个工作日内取得马道合伙企业10%份额。该协议签订后，周国涵一直积极联系召开股东会事宜，但因该合伙企业一名股东于2014年4月23日死亡，导致工商变更登记被迫中止。二、2014年9月25日，马道合伙企业召开了关于周国涵入伙事宜的股东会，该股东会一致作出：1、同意陈星平将占合伙企业10%的财产份额以554.78万元转让给新合伙人周国涵；2、其他原合伙人均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等决议内容。该股东会决议内容足以证明，周国涵购买的也是合伙企业10%份额，而非仅限上海盈方微项目的份额。三、根据马道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认缴出资额虽为10亿元，但到目前为止，各股东仅实缴6000万元。周国涵出资554.78万元，虽未达到6000万元的10%，即600万元，但这也是正常的议价行为，符合市场交易公平原则。由此可见，周国涵所购买的出资份额是合伙企业的，而不是上海盈方微项目的投资额。四、马道合伙企业至今，除投资上海盈方微项目外，再无其他投资项目、上海盈方微项目的投资额为4160万元，占投资比例10%为416万元，周国涵除投资上海盈方微项目的10%，即416万外，还投资给合伙企业138.78万元，作为该企业的流动资金1000万元的10%，远远超出上海盈方微项目的10%。从周国涵以上投资金额足以证明，周国涵投资主体是马道合伙企业10%的出资份额，而不是上海盈方微项目的投资额。五、原审判决既然认定了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却又否定股权代持协议中关于周国涵持有马道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的条款和内容，判决逻辑混乱，前后矛盾。针对周国涵的上诉，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答辩称，一、坚持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意见。二、对周国涵提交的代持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周国涵是该部分财产份额的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权益，但是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合伙人权益，投资权益只能向代持人陈星平主张，江苏银行深圳分行有权处分该部分财产份额。三、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就登记在陈星平名下的52.5%的出资份额申请查封、冻结，处置行为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国涵的上诉请求。针对周国涵的上诉，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答辩称，股权出资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挂靠在陈星平的名下。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改判驳回周国涵请求确认其与陈星平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二、判令周国涵、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的判项存在矛盾。一审法院在认定周国涵主张拥有马道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及过户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驳回了其该项诉讼请求。但却判令《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显然不符合逻辑。该判令将给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执行带来极大的困惑，同时损害了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利益。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认为，在过户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理应判决驳回周国涵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根据登记公示制度，陈星平是系争出资份额的权利人，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依法进行处置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合伙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应当依照规定办理企业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具有对外公示作用。股权的权利人应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进行判断。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显示，陈星平系马道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为52.5%，是前述出资份额的权利人。周国涵主张的代持事由，不足以推翻工商登记，不能对抗登记的公示效力，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依法处置陈星平名下上述52.5%出资份额符合法律规定。三、系争出资份额的转让代持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涉案《股权代持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协议。虽然周国涵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意见书》、《股权代持协议》，但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且前述《股权代持协议意见书》、《股权代持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3日、2013年12月24日，均是在《合伙人会议决议》（会议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之前签订的。根据相关规定，有限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出资份额，需通知全体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方可转让，否则其转让行为无效。该转让代持行为显然是在未通知全体合伙人、未获得全体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明显违反了关于转让出资份额应当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规定，符合认定无效合同的事由。针对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周国涵答辩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周国涵与陈星平在2013年12月24日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拟在2014年6月13日办理工商质押登记手续，但市场监督局称合伙企业不能办理质押登记。因此，周国涵的股东权利行使时间在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行使冻结权之前，如果周国涵顺利办理股权质押手续的话，那么本案就不存在，故本案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权利在先为原则，保护周国涵的合法权益。二、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第四段规定，周国涵以554.78万元购买的是马道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而非盈方微项目的份额，否则该条款不会载明只要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周国涵即可在15个工作日内取得该合伙企业10%的份额。三、虽然《股权代持协议》签订在先，此时该协议的状态应属效力待定，而非无效，事后该协议经过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使得该协议由效力待定变为有效。针对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答辩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查封的股权是因另案查封涉案股权，代理人不清楚另案的情况。周国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周国涵与陈星平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周国涵是马道合伙企业实际合伙人之一并拥有10%出资份额；3、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协助周国涵将陈星平名下占马道合伙企业10%占实缴金额600万元的财产份额过户到周国涵名下；4、本案诉讼费用由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法院（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55号执行裁定书查明：该院在审理申请人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诉被申请人深圳市泰某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陈星平、郑某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保全被申请人名下价值5400万元的财产，并已出具保函担保。该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作出（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8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名下价值5400万元的财产。上述裁定后，该院于2014年6月16日冻结了被申请人陈星平名下马道合伙企业52.5%的财产份额。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显示，被申请人陈星平是马道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为52.5%。另，（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818号民事裁定书原所列被申请人中还包括硕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深隆行实业有限公司。因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撤回对上述两公司的起诉，该院已裁定准许。因此，上述两公司不再列为本案的当事人。该院（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55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显示，被申请人陈星平是马道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为52.5%。该院在执行诉讼保全过程中依法冻结上述登记在被执行人陈星平名下的52.5%财产份额，符合法律规定。案外人的主张，按照执行异议审查的相关规定，不符合认定为权利人的判断标准。案外人如需诉请以推翻相关工商登记信息来主张权利、阻却执行，可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综上，案外人周国涵的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案外人周国涵的执行异议。本案查明与（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120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的内容一致。另查明，马道合伙企业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认缴出资额10亿元，实缴6000万元。2013年8月8日的有限合伙协议载明，总出资额10亿元，合伙协议签字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首期出资6%，后期出资按资产管理公司指令拨付，7年内缴清等。现实缴是否超过6000万元不明。周国涵与陈星平2013年12月24日《股权代持协议》载明，“首期出资额416万元,仅限上海盈方微项目，马道创投基金投资上海盈方微项目投资额为4160万元，占比例10%为416万元；合伙企业预留流动资金1000万元，占比例10%为100万元，合计出资额5160（万）元合伙人认购10%的出资额应为516万元，但原合伙人转让出资额允许其溢价，故实际购买10%的出资额转让价为516万元本金，补2013年9月1日至12月24日利息387800元，合计5547800元……周国涵同意暂时先挂靠在陈星平名下做隐名合伙人……”。周国涵分3次向陈星平转款共计6450100元，银行记录载明“购陈星平马道基金份额”字样。合伙人会议决议显示，2014年9月25日，（邵某除外，占10%份额，决议载明其于2014年4月23日死亡）全体股东均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周国涵入伙。一审法院认为，周国涵与陈星平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马道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为10亿元，登记的已缴出资额6000万元仅系首期款出资，周国涵与陈星平的《股权代持协议》确认的份额也仅限上海盈方微项目，周国涵主张拥有马道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及过户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本案纠纷系周国涵让他人代持引起，诉讼费用由周国涵自行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周国涵与陈星平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周国涵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已由周国涵预交），由周国涵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关于“本案查明与（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120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的内容一致”存在笔误，案号为（2015）深福法执异字第55号执行裁定书。二、2013年12月24日周国涵与陈星平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周国涵同意暂时先挂靠在陈星平名下作隐名合伙人，周国涵如需显明（名）持有合伙企业10%股权金额的，须经过马道合伙企业股东会一致通过起15个工作日内变更工商登记，将周国涵占合伙企业10%股权金额变更登记在周国涵名下。周国涵提交的招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3年12月20日、12月23日、12月24日，周国涵向陈星平分别转账200万元、60万元、3850100元，共计6450100元。“文字摘要栏”分别记载“购买陈星平马道基金财产份额定金”、“购买马道基金陈星平份额”、“购陈星平马道基金份额”。马道合伙企业于2013年12月24日向周国涵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周国涵投资款554.78万元。之后，马道合伙企业于2014年6月15日向周国涵出具《出资证明书》，证实周国涵已于2013年12月24日向合马道伙企业出资554.78万元。三、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马道合伙企业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欧某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陈星平、潘某、邵某、张某林、叶某年、沙某昔、陈某、杨某丰。2014年9月25日马道合伙企业做出《合伙人会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陈星平将占合伙企业10%的财产份额以554.78万元转让给新合伙人周国涵；2、其他原合伙人均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3、同意新合伙人周国涵入伙；4、同意就上述改变事项修改合伙协议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登记。除邵某外，深圳市欧某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星平等其余合伙人均在该决议上盖章或签名确认。四、马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协议》第四十七条约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及其他组织终止时，其继承人或者权利承认人可以依法取得有限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资格。合伙人向本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转让出资份额，应当在30日内通知其他全部合伙人，并在30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伙人向本合伙企业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份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经合伙人同意转让的出资份额，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五、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诉深圳市泰某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陈星平、郑某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冻结陈星平名下马道合伙企业52.5%的财产份额后，周国涵于2014年10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诉讼，要求确认其是马道合伙企业实际合伙人之一并拥有马道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协助周国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后，原审法院作出（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183号驳回周国涵起诉的民事裁定后，周国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遂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699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该案。该指令案件在原审审理期间，周国涵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644号准许周国涵撤诉的民事裁定。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市泰某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陈星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根据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申请，冻结了该案诉争标的以外的财产，即陈星平名下马道合伙企业52.5%出资份额。周国涵主张该被原审法院冻结的出资份额中有10%系其所有，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部分财产的保全措施。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国涵是否为马道合伙企业的实际合伙人，拥有马道合伙企业10%的出资份额；二、系争出资份额未经工商变更登记，能否对抗登记的公示效力。关于焦点一，一审期间，周国涵为证明其是马道合伙企业的实际合伙人，提交了《股权代持协议》、《合伙人会议决议》、《出资证明书》、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证实。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上诉主张陈星平转让其持有的马道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未通知其他合伙人且未获得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故《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马道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合伙人向本合伙企业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份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经合伙人同意转让的出资份额，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周国涵已于2013年12月24日与陈星平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由陈星平将其拥有马道合伙企业10%的出资份额以554.78万元转让给周国涵；周国涵暂时将其持有的份额挂靠在陈星平名下。之后，2014年9月25日马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决议》除邵某外其他八名合伙人一致同意陈星平向周国涵转让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周国涵成为合伙企业新合伙人。本院认为，虽然《合伙协议》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均约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其继承人或者权利承受人可以依法取得该有限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资格。但没有证据显示邵某的继承人已成为马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合伙人当然退伙”之规定，邵某死亡后应被认定为当然退伙。综上，本院认为《合伙人会议决议》可以证实马道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已一致同意陈星平向周国涵转让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周国涵主张其系马道合伙企业的实际合伙人，并持有马道合伙企业10%的出资份额，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股权代持协议》确认的份额仅限与上海盈方微项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原审法院对涉案争议标的采取保全措施之前，周国涵与陈星平已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并已付清全部转让款项。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陈星平在《股权代持协议》签订后30日内通知其他合伙人有关份额转让的事实，但《中华人民共和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三条及《合伙协议》中有关转让出资份额应当履行通知义务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况且，事后其他合伙人在《合伙人会议决议》已签名同意陈星平转让诉争之出资份额。因此，原审认定《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主张《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认为周国涵主张之代持事未经工商登记变更，对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不具有公示效力。本院认为，在商行为的外观主义法理中，外观主义是在特定场合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遵循的原则，其要求对于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对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民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对于外部人因此取得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本案中，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并非针对陈星平名下之合伙企业出资份额进行交易，仅仅因为其他债务纠纷而冻结陈星平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因此不存在因信赖工商登记公示的内容进行从事一定交易行为的情形。在周国涵已举证证明其系诉争财产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依照工商登记信息确定诉争财产权利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功能在于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以维护案外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周国涵请求江苏银行深圳分行、马道合伙企业、陈星平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周国涵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周国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主张成立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确认周国涵是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合伙人，持有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出资份额；四、解除对陈星平名下深圳马道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10%出资份额的财产保全措施；五、驳回周国涵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已由周国涵预交），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周国涵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已由周国涵预交），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预交），均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尤 武 雄审判员 琚   虹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纯（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二）个人丧失偿债能力；（三）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四）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五）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第七十三条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