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炜，男，汉族，1972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钊，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虹，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明,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润榕，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光炜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一审法院）（2016）粤0111民初237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为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光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建明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建明在本案中据以向李光炜主张债权的借据中的借款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李光炜转入陶旺芬账户的款项是否视为对李建明的还款。一、李建明在本案中据以向李光炜主张债权的《借据》（李光炜于2014年6月29日出具的《借据》，以下简称为本案《借据》）中的借款根本不存在，李建明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银行流水账上的相应款项，李光炜都早已全部予以偿还。一审判决未进一步查明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1820000元未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李光炜应立即偿还上述欠款”，是错误的。在一审中，李光炜屡屡说明李建明为证明其主张的有实际支付给李光炜借款的事实，提供的2014年5月16日100万元以及2013年11月22日92万元借款两笔银行流水记录，与本案《借据》注明的借款时间严重不一致，不可能在2014年6月29日借款，却早在2013年11月22日就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光炜。因李光炜与李建明之间有众多账务往来，将李建明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该两笔银行流水的款项不是本案《借据》款项。对此，李光炜已完成举证责任，证明该两笔银行流水的款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李光炜未能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证明”是错误的。对于本案《借据》以及李建明后期补交的《债务免除及还款计划》的借款金额，李光炜完全不知道这些金额从何而来，李建明也没有向李光炜作出说明，全部是李建明不看实际的款项转账流水的情况下挟持并逼迫李光炜签的，才会出现李建明提供的借据与银行转账流水记录不一致的情况。从本案中李建明为了达到其起诉的目的，硬将与本案《借据》不相干的银行流水的款项凑到一起，再撤回要求李光炜偿还2014年3月21日《借据》上的100万元借款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李建明根本无法提供完全对应的银行流水记录，才选择放弃主张该虚无的借款。二、一审法院只凭李建明的否认就直接认定李光炜划入陶汪芬银行账户的还款不是对李建明的还款实在过于草率。一审庭审时，李光炜除提交李建明要求李光炜划款到陶汪芬银行账户的划款指令短信外，李建明也确认陶汪芬是其财务负责人，其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建明之前一直认可李光炜还款到陶汪芬账户即为对其还款的情况下，李光炜有理由相信并认为陶汪芬就是李建明的表见代理人，如果李建明终止与陶汪芬的代理关系，应当向李光炜明示。但李建明在一审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证。并且李光炜从来没有向陶汪芬借款，当然无需向其还款。李光炜提供的李建明的“划款指令的短信”的内容完全是李建明以当事人的身份及口吻向李光炜发送短信，催促李光炜向其清偿其本人的款项，根本不是李建明在一审时称其代陶汪芬向李光炜发短信。假设系李光炜欠陶汪芬的借款未还，陶汪芬要求李光炜还款的，在当今手机电话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对还款如此重要的事情，理应由当事人用自己手机电话直接发信息给债务人，无需让他人代发信息，故李建明所称的其代陶汪芬向李光炜发的短信，完全不合常理。但一审法院不对该关键事实予以调查，就直接认为“在缺少李建明的明确指令或委托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李光炜转入陶汪芬银行账户的款项是偿还给李建明的借款”和“不能认定李建明与陶汪芬存在委托收款关系”，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建明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建明辨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光炜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光炜向李建明偿还借款330万元及利息暂计1万元（从借款之日起到归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李光炜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中，李建明以其与李光炜双方资金往来太多，可能存在错误为由，经核实后，自愿撤回要求李光炜偿还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的借据上的100万借款的诉讼请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李光炜向李建明偿还借款230万元及利息（从借款之日起到归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李光炜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9日，李光炜出具本案《借据》，载明：“1、2014.4.21向李建明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正。2、2014.5.27向李建明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正。3、2014.6.29向李建明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正。以上借款合计￥2300000元”。李建明称，本案《借据》是之后给李光炜倒签的，载明的借款时间并非款项出借时间。李光炜对本案《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6年1月29日，李光炜出具《声明》（以下简称为涉案《声明》），声明其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指定李建明汇款可分别转入如下账户：1、肖安慧，卡号62×××33；2、林启平，卡号62×××86；3、苏锦麟，卡号95×××81；4、王培军，卡号62×××85；5、肖裕翰，卡号62×××64。李建明为证明其向李光炜借款转账情况，提供了户名为“李建明”、账号为62×××65的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单，并称：2014年4月21日转入账号“62×××33”的250000元即为本案《借据》中记载的当日的借款，但另支付了50000元的现金；2014年5月16日转入账号“62×××85”的1000000元即为本案《借据》中记载的“2014.5.27”的借款；2013年11月22日转入账号“62×××33”的920000元即为本案《借据》中记载的“2014.6.29”的借款，另有80000元是现金支付给李光炜。李光炜对上述明细单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其已经全部归还上述款项，其中：1、针对本案《借据》中2014年4月21日的借款，实际收到金额为250000元，于2014年4月24日通过肖安慧账户转到陶旺芬账户还款250000元；2、针对本案《借据》中2014年5月27日的借款，已分别在2014年5月27日、9月9日通过肖安慧的账户还款50000元、20000元、150000元至陶旺芬账户，同时分别在2014年6月23日、9月22日、2015年1月20日通过肖裕翰账户分别还款250000元、300000元和50000元至陶旺芬账户，其本人账户于2015年7月18日、7月20日、7月24日分别还款给李建明账户100000元、100000元和150000元，合计还款1170000元。3、针对本案《借据》中2014年6月29日的借款，其收到的920000元款项已经偿还，其中于2014年4月30日、5月7日向陶旺芬账户还款620000元、316000元，共计还款9360000元。上述转账情况，李光炜均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流水明细单证明。李建明对上述银行流水明细单及李光炜的陈述，表示除了支付到其本人账户的350000元以外，其他的支付到陶旺芬账户的款项与其无关。因此，为证明李建明与案外人陶旺芬之间的关系，李光炜提交了（2016）粤广海珠第10662号、10663号两份《公证书》，证明李建明曾通过手机发送信息要求李光炜还款300000元至陶旺芬的账户。李建明对此《公证书》及信息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信息是帮陶旺芬发给李光炜，并非要求李光炜向该账户还款。诉讼中，李建明还提交了一份《债务免除及还款计划》，拟证实李建明、李光炜之间有长时间的多笔债务，该还款计划中载明的债务金额为1500万元。李光炜对上述还款计划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是李建明胁迫其签订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李建明为香港地区居民，故本案依相关规定属于涉外商事纠纷。关于本案管辖权及法律适用问题。1、管辖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本案属于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同时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李建明为接收货币一方，且其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内，故本案应由一审法院管辖。2、法律适用的问题。因当事人对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借款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李建明、李光炜是否成立借款关系的问题。本案《借据》有明确的借款金额，且有李光炜作为借款人的签名及指纹捺印，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结合李建明提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以及李光炜当庭确认的收到李建明部分转账款项等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李建明与李光炜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李建明提供了其账户分别于2014年4月21日转入250000元、2014年5月16日转入1000000元、2013年11月22日转入920000元至李光炜声明指定账户的交易明细，虽然李光炜认为后两笔的转款时间与本案《借据》上记载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不一致，但对于上述交易明细记载款项，李光炜仍需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以及与本案借款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对此，李光炜未能提供合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对上述款项的性质及借款金额予以确认。但李建明称有部分是现金支付的借款，由于缺乏相应证据佐证，李光炜予以否认，因此，予以确认本案的实际借款金额为2170000元。关于李光炜还款金额的问题。首先，李建明承认收取了李光炜350000元的还款，对此予以认可，由于李建明未能证明该350000元是偿还其他案外款项，故对该350000元是还本案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1820000元未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李光炜应立即偿还上述欠款。李建明相应的诉请，予以支持，超出部分则予以驳回。对于李光炜多笔款项转入案外人陶旺芬账户的情况，李建明均予以否认收取，在缺少李建明的明确指令或委托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上述款项是偿还给李建明的借款。李光炜举证的《公证书》中短信息所述转款指令仅仅是针对一笔300000元的款项，且该时间是否有转款李光炜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也与李光炜提交的转账明细无法对应，因此，不能认定李建明与案外人陶旺芬存在委托收款关系，故李光炜举证的转入陶旺芬账户的款项，均不予确认系本案的还款，对李光炜的抗辩均不予采信。关于本案借款利息的问题。李建明、李光炜双方在本案《借据》中没有书面记载，而在《债务免除及还款计划》中关于利息的约定也与本案无关。因此，应视为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同时，双方在本案《借据》中也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李建明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其主张权利之日即2016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李光炜偿还全部欠款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李光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建明偿还借款182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该利息从2016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2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李建明负担受理费3500元、财产保全费600元；被告李光炜负担受理费29780元、财产保全费4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在第一次庭审时，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都有到庭参加诉讼并当庭表示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第一次庭审后，李光炜向本院新提交一张《借据》（由李光炜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该《借据》以下简称为以物抵债《借据》）、《案件事实情况说明》及《附件》（李建明因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李光炜清偿借款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三件民事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及其相关证据）。其中以物抵债《借据》载明：“本人李光炜于2013年10月30日向李建明借款人民币陆佰万元（￥600万元），该款由我指定转入肖安惠、部分转帐、部分现款。定于2014年1月29日前还清以上借款。以上借款用我的房产和物业作担保。”李光炜在以物抵债《借据》上签名并在签名处按捺指模。担保人黄秋贤在以物抵债《借据》空白处手写注明“担保人同意以上借款”并签名及在其签名处按捺指模（签署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李建明以收款人的名义在该新《借据》空白处手写注明该借款用黄秋贤的房产抵偿已经付清，并在其签名处按捺指模（签署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附件》显示：李建明就三笔借款，向一审法院分别提起三宗诉讼，分别要求李光炜清偿借款本金158万元（2013年10月8日分两笔转入肖安慧银行账户）及其利息、30万元（2013年9月25日一笔转入肖安慧银行账户）及其利息、45.5万元（2013年9月26日一笔转入肖安慧银行账户）及其利息，相应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和李光炜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的涉案《声明》。李光炜在《案件事实情况说明》中陈述：其与李建明往来的帐款较多，其本人的还款则通过肖安慧的账户划给李建明和其指定的陶汪芬的账户，在李建明起诉前，双方均一直认可这种还款方式，在本案一审时，鉴于李建明将其中三笔银行流水转账的230万元的款项提起诉讼，其当时认为划给陶汪芬的款项已经足以还清本案借款，故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的证据作为抗辩，而无需提供上述的以物抵债《借据》。鉴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抗辩主张，只好将直接证明其已经还清李建明全部借款的其他书面证据（包括以物抵债《借据》）提交本院，认为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李建明通过银行转账向其本人指定的肖安慧和王培军账户提供借款共计586.5万元（其中包括本案所涉的银行流水转账的款项、附件中李建明另案向一审法院起诉的银行流水转账款项），对此，其出具了借款数额为600万元的以物抵债《借据》，之后其已经通过担保人黄秋贤的房产抵债还清以物抵债《借据》的借款（包括本案所涉的借款）。只因在2014年5月16日李建明向其转账最后一笔款项时需要变更收款账户（将肖安慧的银行账户改为王培军的银行账户），李建明要求其重新出具一份借据（即本案《借据》），但本案《借据》所涉的借款，双方已在以物抵债《借据》中协商结清。对于李光炜上述提交的以物抵债《借据》《案件事实情况说明》及《附件》，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李光炜的诉讼代理人姚亮、陈育虹，李建明的诉讼代理人何润榕到庭参加质证。李建明的诉讼代理人认为以物抵债《借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李光炜至今仍欠李建明1800万元，并同时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还款计划（李光炜于2014年9月13日出具，载明至2014年9月13日止，李光炜共欠李建明1700万元，每月还款200万至300万元，共分6至9个月还清），拟证明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的事实。证据二、债务免除及还款计划（一审中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过），拟证明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1800万元。证据三、购股合同书（李建明与李光炜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约定李光炜作为李建明的债务人，作出上述证据一的还款计划，李光炜将向湖南恒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国电康能公司的原始股50万股质押给李建明，并作为免除李光炜的债务金额300万元，上述证据一的还款计划书变更为李光炜欠李建明余款1500万元），拟证明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1800万元。证据四、声明（一审中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过的涉案《声明》），拟证明李光炜仍欠李建明借款1800万元。证据五、微信记录（李光炜诉讼代理人姚亮律师通过微信发给李建明信息的截图），拟证明李光炜的代理律师姚亮要挟李建明接受1800万元和解方案的事实。证据六、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一审中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过，该协议只是一份文稿，没有协议当事人的签名），拟证明李光炜的代理律师姚亮要挟李建明接受1800万元和解方案的事实。证据七、李光炜房产查询证明（显示李光炜名下有多处房屋），拟证明李光炜的代理律师姚要挟李建明接受1800万元和解方案的事实。同时，李建明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李光炜本人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就李光炜主张的以物抵债《借据》所涉的600万元的部分转账、部分现金的事实与李建明进行当面质证。对于李建明的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李光炜的诉讼代理人认为李建明应提交与以物抵债《借据》600万元借款相对应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才能证明其主张的该600万元借款与本案借款无关的事实。由于李建明的诉讼代理人在质证时当庭向本院提交的上述七份证据，因双方的当事人本人都没有到庭参加质证，本院另行组织当事人对李建明提交的该七份证据进行质证。鉴于李光炜与李建明双方的经济往来多，除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外，还存在其他的民间借贷纠纷，且李光炜变更了对抗李建明在本案中主张债权的抗辩事由，本院为审查双方当事人具体的经济往来，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李建明的申请，要求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质证。李光炜的诉讼代理人黄钊（李光炜将其诉讼代理人姚亮变更为黄钊）、陈育虹，李建明及其诉讼代理人何润榕到庭质证。但李光炜以其曾被李建明非法拘禁和胁迫，一旦到庭质证后离开法院无法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害怕被李建明在法庭外抢走证据原件，不能到庭与李建明进行质证为由，没有到庭质证，但李光炜通过其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质证意见》，对李建明上述提交的七份证据陈述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不予认可，认为是其被李建明非法拘禁逼迫签下的，且李建明并没有提交该1700万元债权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仅凭该还款计划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事实的发生。其最近一次被李建明非法拘禁发生在2016年1月25日至1月29日期间，其曾于2016年2月初向天河区员村派出所报案，故书面申请本院向天河区员村派出所调取其当时报案的询问笔录。证据二和证据三，也是其被李建明非法拘禁逼迫签下的，所有内容不是李光炜真实意思，不符合事实。因李建明转入肖安慧、王培军等5个收款人的账号的款项总数只有500多万元。证据四不能证明李建明所主张的尚欠其借款1800万元的事实。证据五的内容不存在要胁李建明的意思表示，恰恰证明本案诉讼的借款是客观不存在的，李光炜已经将该230元清偿给李建明。证据六是李光炜为了息事宁人，断绝与李建明的关系而被迫进行的和解。证据七仅能证明李光炜名下的房产情况，是李建明为了起草房屋租赁合同而进行查询的，不能证明李建明的主张。对此，李光炜的诉讼代理人又当庭提交李光炜名下位于番禺区长堤西路190号商铺、142号3幢202房的租赁合同和查册表，以证明其主张的李建明逼迫李光炜将其名下的房产和车库以20年期限超低价的形式出租给李建明，以便通过控制李光炜名下房产并制造虚假诉讼以达到拍卖时获取交吉和不交吉价之间的差价的目的。对于李光炜提交的以物抵债《借据》，李建明本人到庭陈述称，该以物抵债《借据》的600万元借款，已经于2014年9月13日对清之前的账目，剩下的1700万元由李光炜立下上述证据一的还款计划书，该600万元有通过银行转账，也有现金支付的，但具体给付情况不记得，而李光炜主张属于该600万元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形成时间在以物抵债《借据》形成之后，显然不属于该600万元借款的。另查，李光炜的诉讼代理人向本院陈述称，其转入案外人陶旺芬银行账户以偿还所欠李建明借款的资金，都是其通过肖安慧的银行账户转入陶旺芬的银行账户内，转账金额共计为235.6元。对于以物抵债《借据》的600万元借款的具体款项构成，李建明没有提交明细清单或银行转账凭据等证据予以证明。李光炜以其于2016年2月初前住其户籍所在地天河区公安分局员村派出所报警时派出所民警所作的询问笔录反映了其在被李建明非法拘禁期间受胁迫签订了大量关于债权债务的协议书以及其被李建明的人押着去房管局查册其本人名下房产情况等，该笔录对本案的审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本人无法取得该笔录为由，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本院依职权到该派出所调取该笔录。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建明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依照涉外民事案件程序处理。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裁判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裁判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针对李光炜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关于李建明在本案中起诉主张的债权情况。本案《借据》的形成时间系2014年6月29日，所涉款项有三笔，分别2014年4月21日的30万元、2014年5月27日的100万元、2014年6月29日的100万元。对此，李建明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认为上述三笔款项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为别为2014年4月21日的25万元、2014年5月16日的100万元、2013年11月23日的92万元。鉴于李光炜对本案《借据》确认系其本人出具的，且银行转账的时间在本案《借据》形成时间之前符合情理的，而李建明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除银行转账之外，还另外给付现金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李建明在本案中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为217万元，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李光炜主张其通过肖安慧银行账户转入案外人陶旺芬银行账户的款项是否李光炜偿还李建明借款的款项的问题。由于李建明对李光炜转入案外人陶旺芬银行账户的款项不予确认为李光炜的还款，而李光炜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李建明有要求李光炜转入陶旺芬银行账户30万元的事实，但该30万元不是本案借款所涉的款项，故不能证明李建明已经授权陶旺芬向李光炜收取本案借款。而且李光炜也没有向一审法院和本院提交有关肖安慧认可从其银行账户转入陶旺芬银行账户的款项系属于李光炜的证据。因此，李光炜主张其通过肖安慧银行账户转入案外人陶旺芬银行账户的款项是其偿还李建明借款的款项，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李光炜二审中为对抗李建明在本案主张的债权，向本院新提交的以物抵债《借据》，改变抗辩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情况，李光炜对李建明存在多笔债务，对此，李光炜也多次以借据或还款计划书等书面形式向李建明出具债权凭证。本院经审查，以物抵债《借据》是李光炜于2013年10月30日出具的，并定下的还款的日期为2014年1月29日。涉案借款的三笔款项的转账日期分别为2014年4月21日的25万元、2014年5月16日的100万元、2013年11月23日的92万元，都在以物抵债《借据》形成的时间之后。除金额为92万元的一笔款项是在以物抵债《借据》的还款日期之前发生转账的，其余两笔款项也都是在该还款日期之后发生转账的。鉴于李光炜在一审期间和二审第一次庭审时，都系以其转入陶旺芬银行帐户的款项作为已经偿还李建明债务的抗辩事由，并在二审第一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没有新的证据向法院提交。因此，李光炜在与李建明有多笔债务存在的情况下，并在二审第一次庭审后才改变抗辩事由，将以物抵债《借据》形成之后才发生银行转账的李建明出借的本案借款，主张为以物抵债《借据》600万元借款的部分，显然不合情理。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李光炜应对其主张的涉案借款属于以物抵债《借据》600万元借款部分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李光炜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改变抗辩事由的主张，故李光炜二审中为对抗李建明在本案主张的债权，向本院新提交以物抵债《借据》，并据以改变抗辩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二审中李光炜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的问题。因李建明据以主张债权的本案《借据》形成时间是2014年6月29日、李光炜据以改变抗辩事由的以物抵债《借据》形成时间是2013年10月30日，而据李光炜的申请主张事由，其要求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笔录形成时间是2016年2月初，该笔录是其向公安部门报警时，公安机关根据其报警陈述所制作的笔录。因此，即使该笔录的内容有李光炜所主张的事实，但该事实仅是李光炜的单方向公安机关陈述，并没有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故该笔录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李光炜请求本院依职权调取该笔录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李光炜上诉理由，理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3280元，由上诉人李光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彭 湛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