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再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请人)：伏宜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巍伟，江苏维世德(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江苏维世德(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胜利北路。
法定代表人：肖春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宏武，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弘，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伏宜杰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左付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巍伟、杨帆、被上诉人二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宏武、朱正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伏宜杰上诉请求：1.撤销(2014)盐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建公司立即偿还伏宜杰借款本金442万元、利息25万元，并承担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0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2.由二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伏宜杰在再审中提交的出借资金构成及交付情况统计表、转账凭条、周作庭出具的借款概述、二建公司出具给周作庭的收款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伏宜杰出借款项的事实以及伏宜杰具有出借款项的能力，一审法院仅认定其中的80万元，对其余款项未作认定是错误的。2.周作庭以二建公司东营分公司经营需要为由向伏宜杰借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所借款项也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没有证据证明伏宜杰与周作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二建公司利益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二建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至于二建公司与周作庭之间的矛盾是其公司内部纠纷，与伏宜杰无关。3.本案是再审案件，一审法院适用201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是错误的。
二建公司辩称，1.二建公司与伏宜杰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2.伏宜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也不足以证明其已实际交付借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伏宜杰的上诉请求。
伏宜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67万元及从2010年12月25日起至2012年3月2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二建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建公司东营分公司系二建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周作庭系东营分公司负责人。东营分公司以二建公司名义、资质先后承接了东营市阳光壹佰城市丽园一、二、三期工程；华泰国际豪园工程；豪园铜业厂区建设工程；滨海惠民县龙马重工工程，并交纳二建公司管理费。东营分公司在所承包工程建设中，因资金不足，多次在外借款。2010年12月25日周作庭出具编号为No.0001408号二建公司专用收款收据第三联，载明“今收到伏宜杰交来借款（用于阳光100，月息叁分），人民币467万元整”。与该编号收款收据第三联内容一致的专用收款收据第一、二联的编号为No.0001407号。2011年11月19日，东营分公司负责人周作庭向二建公司移交印鉴，在印鉴移交表上盖有：东营分公司公章章印、二建公司公章章印、二建公司发票专用章章印、东营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章印、周作庭私章章印、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章印、肖春虎私章章印。2011年11月，二建公司向阜宁县公安局控告周作庭伪造公司印章，阜宁县公安局于2012年2月29日决定立案侦查，2012年5月11日对周作庭予以刑事拘留。经阜宁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委托盐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2011年11月19日印鉴移交表上的二建公司公章章印、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章印、肖春虎私章章印与二建公司提供的章印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2012年3月18日，周作庭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盐城二建东营分公司所借伏宜杰肆佰陆拾柒万元（2010年12月25日借据壹张）用于东营工程项目人工费及材料，由本人经手。说明人：周作庭2012年3月18日”。
一审另查明，2010年4月16日，东营分公司以二建公司名义参加东营胜兴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阳光壹佰城市丽园二期四标段工程招投标，并用由周作庭私刻的二建公司公章签订总承包工程合同文件，2010年12月29日东营分公司以盖具有周作庭私刻的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编号为No.0001264号的专用收款收据，收取东营胜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款1212684元，2011年6月13日东营分公司以盖具有周作庭私刻的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编号为No.0001247号的专用收款收据，收取东营胜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款1480213元。
伏宜杰自认该467万元收款收据中含有利息27万元，实际借款440万元。提交了银行卡存款凭条4张，证明委托李新加往周作庭妻子赵春梅银行卡上存款计80万元；并提交了自2010年4月2日起至2010年12月27日止，二建公司盖章的、交款人为周作庭的专用收款收据27份，计人民币440.02549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案外人周作庭是二建公司东营分公司的负责人，东营分公司从2010年4月起以二建公司名义并使用二建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对外进行工程招投标、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及收取工程款等经营活动，二建公司对此未曾有异议，客观上形成了表见授权行为。东营分公司以经营需要为名，以公司名义向伏宜杰借款，出具的收款收据加盖有二建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且周作庭系东营分公司负责人，向伏宜杰借款应认定是履行职务行为。虽周作庭因涉嫌私刻印章行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至本案在原审及再审审理中，并无证据证明伏宜杰与周作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二建公司利益的事实，周作庭在本案诉讼前和本案审理中接受法院调查时亦认可借款事实。由于东营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故二建公司应对其分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借款合意问题。伏宜杰虽提交了周作庭书写的加盖有二建公司章印的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一式三联，编号虽出现差错，出据人周作庭对此已作出相关解释；但二建公司认为该财务专用章为周作庭私刻，因此，该收款收据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应当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认定。目前周作庭认为是通过李新加认识伏宜杰并向其借款，伏宜杰也陈述是通过李新加认识周作庭，李新加亦认可是其牵线搭桥；周作庭是东营分公司依法设立后的负责人；除该份收款收据外，数次询（讯）问笔录及庭审笔录印证了伏宜杰与周作庭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公安机关侦查亦未认定双方属虚假借贷；结合东营分公司在东营市所承接工程急需资金及工程均已开工，在无相关证据证明二建公司对东营分公司所承接项目全额投资等情况、且在没有证据证明周作庭所借款项挪作他用的前提下，周作庭的行为可以认定是职务行为，双方对借款行为存在合意，应予认定。
从伏宜杰借款来源分析，其陈述另借梁开忠180万元、卞军70万元，计250万元及部分自已做生意的资金190万元，计440万元；利息27万元，合计467万元。并提交梁开忠证言、相关资料等相印证，证实资金来源的合法及具备筹集资金的能力。但经审查，公安机关对梁开忠的调查笔录仅证明了梁开忠曾借款160万元本金给伏宜杰，另加利息20万元，伏宜杰打了一张180万元条据给梁开忠。且，梁开忠在陈述中称，并不知道伏宜杰借给谁的。即使梁开忠所借款项成立，实际借款也仅有160万元，并非180万元；而卞军的70万元，仅有伏宜杰的陈述，未能提交向卞军借款的相关证据；结合周作庭交到东营分公司财务计440.025499万元（27张票据），数额与伏宜杰主张的证据也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伏宜杰借款的资金来源的组成，在不排除存在利滚利的情况下，其证据及数额也不能完全吻合。结合其互相矛盾的陈述，尚不能完全排除借款数额中的不实成分。
关于借款交付问题。伏宜杰虽持盖有二建公司财务章印的467万元收款收据证明，但东营分公司出具的27张收款凭证，只能印证周作庭交到东营分公司财务计440.025499万元，该数额与467万元收款收据并不一致，且27张收款凭证载明的交款人是周作庭并不是伏宜杰，仅有周作庭的陈述认为这27张收款凭证是借伏宜杰的钱，而周作庭又是该27张收款凭证载明的权利人，考虑二建公司与周作庭之间存有利害关系，因此，周作庭对此问题的陈述属于孤证且不具有排他性；根据现有证据，伏宜杰通过李新加打卡到周作庭妻子赵春梅银行卡80万元的这部分款项，有该四张转款凭证，有权利人伏宜杰的陈述，有经办人李新加的陈述，有周作庭收款的认可，已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应予认定这80万元的实际交付。对于伏宜杰的其他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如有新的证据，可另行主张。
原审庭审中伏宜杰主张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收款收据中对还款时间未作约定，故利息应从伏宜杰主张之日起计算。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2012）盐民初字第00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原告伏宜杰借款本金人民币442万元、利息25万元，并承担以借款本金人民币442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维持（2012）盐民初字第00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伏宜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江苏盐城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伏宜杰借款本金人民币80万元，并承担以借款本金人民币8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伏宜杰向本院提交5张银行存取款凭条，证明除一审法院认定的80万元外，伏宜杰还通过李新加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周作庭支付255万元，故借款本金442万元中有335万元系通过银行存(汇)给周作庭，其余107万元系现金交付。二建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应采信，且上述款项均是通过李新加支付，而李新加与周作庭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伏宜杰与二建公司存在借款关系。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借款数额及利息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伏宜杰主张其与二建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亦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故其除应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外，还应对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中，伏宜杰提供了一份周作庭出具的盖有二建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并据此要求二建公司归还借款467万元，但该收据一、二联的编号与第三联编号不一致，且与另案左付军持有的收据编号存在矛盾，原审审理中，伏宜杰又自认收据中载明的467万元中含有25万元利息。关于467万元的组成及交付情况，伏宜杰与周作庭的陈述亦不一致。因此，仅凭上述收款收据尚不足以证明伏宜杰与二建公司存在442万元的借款关系，再审一审法院要求伏宜杰进一步举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2.关于款项交付情况，伏宜杰在原审中主张467万元收据中含本金442万元、利息25万元，其中300多万元是当面交接的现金，100多万元通过银行打卡，本案一审中又主张467万元收据中含本金440万元、利息27万元，其中现金给周作庭360万元，通过李新加从银行转账4次，共80万元。而周作庭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多次陈述伏宜杰的借款大部分是李新加通过银行转的，只有少部分现金，明显与伏宜杰的主张矛盾。虽然周作庭在2015年3月31日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又称大部分是现金交付，但在本院二审中，伏宜杰又主张借款本金为442万元，除一审已认定的80万元外，还通过李新加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周作庭支付255万元，仅107万元系现金交付，又与伏宜杰的主张相互矛盾。此外，根据李新加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的陈述，其共为周作庭融资1400余万元，伏宜杰仅委托其汇款80万元给周作庭，因此，伏宜杰二审中提供的李新加向周作庭转账的5张银行存取款凭条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李新加代其向周作庭支付，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伏宜杰与周作庭、李新加关于借款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除一审法院已认定的80万元外，对其余借款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其要求改判二建公司归还借款本息467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伏宜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578元，由伏宜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杭 涛
审 判 员 陈良俊
代理审判员 张丽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孟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