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吉01行终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长春市南关区金宇大路与泰兴街交汇东200米。
法定代表人杜占武，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闻向斌，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盖天宝，吉林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芳，女，196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
委托代理人尹晓杰，吉林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因与被上诉人王玉芳交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4）绿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委托代理人闻向斌、盖天宝，被上诉人王玉芳的委托代理人尹晓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09年1月20日为辛伟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后该车又转移登记至陈立丰名下。在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由王玉芳转移登记到辛伟名下期间，原机动车所有人王玉芳与现机动车所有人辛伟均未到场办理转移登记。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0）绿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为凭及该案卷宗材料证实。现辛伟下落不明。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依法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联合下发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规定二手车买卖均应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进行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合同，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之后，卖方应及时向买方交付车辆、号牌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第二十五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后，现车辆所有人应该凭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根据上述规定，达成买卖意向、签订买卖合同、交付车辆均应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完成后，现车辆所有人应该凭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即可依照《机动车登记规定》进行机动车登记。因此，机动车登记行为除行政许可外另一功能是对业已生效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公示。也正因为如此，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车辆登记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审查申请在程序上、形式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认为，辛伟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王玉芳”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书写，被告据此为辛伟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案外人”的规定可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的机动车登记并非物权登记，但因其具有的公示效力，可因该登记行为使物权变动结果产生对抗善意案外人的效力。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现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已依法查验机动车登记证书和机动车行驶证，以及包括机动车来历证明（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等在内的资料文件，但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0）绿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及该案卷宗材料中，已经明确显示，在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时，辛伟并未到场，原告亦未到场，因此被告办理上述车辆转移登记时违反法定程序，应属无效。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登记在原告王玉芳名下车辆发动机号：5504337，车架号LFMGJ27217SO23779转移登记到辛伟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
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称2009年11月20日其名下的车架号为LFMGJ27217SO23779，发动机号为5504337的车辆被上诉人为辛伟办理了转移登记，且被上诉人本人未到场。实际情况是2009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委托董爱花将其名下的车辆转移到了辛伟的名下，该登记转移过程有董爱花、辛伟与王玉芳的身份证明记录和王玉芳的签名，以及被上诉人委托董爱花办理此业务的委托书。也就是说在这之前被上诉人的车辆已进行了二手车买卖的交易，作了车辆产权的转移登记。这些证据说明在办理转移登记过程中被上诉人是知情的，并且委托了代办人办理，取得了二手车销售转移登记发票，并提供了符合规定的证明材料，车辆登记机关才准予登记的。车辆登记机关是根据双方二手车买卖交易发票来进行车辆转移登记的，也就是说，先有车辆买卖交易，后有车辆转移登记。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所诉的对象应为二手车交易机构，而非车辆登记机关。而登记机关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的规定，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没有过错。二、被上诉人称上诉人作为登记机关未能履行审查义务，将车辆错误登记在辛伟名下，又非法转移给陈立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混淆了车辆产权转移登记与车辆上路行驶登记的关系，即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只负责车辆上路行驶权的登记，而不负责车辆买卖交易的登记。在本案中上诉人已提供了原车主身份证明，现车主身份证明、委托人身份证明、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证件材料。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在登记机关对该车办理的转移登记业务之前该车已在二手车交易机构办理了车辆产权的转移登记，这一事实说明该车的转移登记被上诉人是知情认可的，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上诉人在办理该车的转移登记业务时，是严格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执行的。现登记车主是辛伟，与被上诉人已没有任何关系，而辛伟作为合法车主与他人进行车辆买卖交易更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故被上诉人提出该车非法转移给陈立丰不符合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称在办理车辆转移过户登记过程中，登记机关未履行审查义务无法律依据。登记机关的审查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审查。在实际工作中，车主只要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登记机关就应予以登记。本案中登记机关完全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要求办理车辆转移登记业务的，也就是说在申请人提出车辆转移登记申请后并提交相关的车辆信息证明后才给予办理转移登记。《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没有规定对申请车辆转移过户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具体的审查。也就是说，登记机关在办理车辆转移登记过程中，只要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齐全，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就应给予办理。上诉人作为登记机关在本案中完全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规定办理车辆转移登记业务的，没有违法之处。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到场，《机动车登记规定》也没有相应的规定，登记机关也就没有权利对其行为进行审查和要求。四、原审判决认定“辛伟并未到场，原告亦未到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采纳当时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辛伟的笔录，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不需要王玉芳到场。五、原审适用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作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此次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业务中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过错，所提供的证据真实准确，而被上诉人所诉对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王玉芳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争议的车辆转移登记，由王玉芳变更到辛伟名下时，二人均未到场办理转移登记。上诉人作为交通管理部门，违反法定程序，未按规定操作执行，致使被上诉人的财产遭受损失，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属无效。对以上事实在原审庭审中有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0）绿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及该案卷宗材料为凭。上诉人违反《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0）绿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中载明：被告张立志供述称：“我跟王玉芳说要用车的手续，她给了我，我让大军把车主名更名给辛伟了，大军做了一个假的手续，我还给王玉芳了，所以王玉芳现在手里的车的手续是假的。车主更名给辛伟后，我又让宋冬帮着联系了一个买主把车卖了43万元。卖车时宋冬领辛伟去卖的，钱直接给辛伟，辛伟扣下了35万元和一个6万元。剩下的2万辛伟给我了，这样我又骗了王玉芳48.5万元”。证人辛伟出具证言称：“有个叫王玉芳的人我认识，2009年11月份通过张立志认识的，当时我向张立志要钱，正好张立志和王玉芳在一起，通过张立志介绍才认识的。张立志跟我说他和王玉芳是夫妻关系。张立志用过一台霸道车给我做过抵押。这台霸道车我知道是张立志的，张立志天天开着，这台车好像是王玉芳买的。2009年11月下旬，因为张立志又向我借15万元，我怕张立志还不上我钱。张立志说用霸道车做抵押，之后我把身份证借给张立志，张立志才把霸道车落到我名下。霸道车更名我没有去”。2009年1月20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依法查验机动车并审查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二手车统一销售发票等在内的申请登记资料的基础上，将王玉芳名下车辆发动机号为5504337，车架号为LFMGJ27217SO23779的车辆转移登记到辛伟名下。王玉芳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转移登记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一、《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第十九条规定：“进行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合同。合同示范文本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第二十条规定：“二手车所有人委托他人办理车辆出售的，应当与受托人签订委托书”。第二十二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后，卖方应当及时向买方交付车辆、号牌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车辆法定证明、凭证主要包括：（一）《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机动车行驶证》；（三）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四）车辆购置税完税凭证；（五）养路费缴付凭证；（六）车船使用税缴付凭证；（七）车辆保险单。”第二十五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完成后，现车辆所有人应当凭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长春市二手车流通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核实卖方的所有权或处置权证明。车辆所有权或处置权证明应符合下列条件：（一）原车辆所有人到场，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与原车辆所有人名称一致；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出售的车辆，应附有资产处理证明；（二）委托出售的车辆，卖方应提供车主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三）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的车辆，应具有车辆收购合同等能够证明经销企业拥有该车所有权或处置权的相关材料，以及原车主身份证明复印件。原车主名称应与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名称一致”。《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二手机动车买卖双方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的行为与二手车买方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属于前后相继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前者是民事交易行为，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后者是对业已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登记公示行为，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本案中，被上诉人王玉芳与辛伟进行二手机动车交易行为属于前者，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被上诉人王玉芳与辛伟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行为属于后者。二、《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本案中，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被上诉人王玉芳与辛伟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尽到了上述条文规定的审查义务。被上诉人王玉芳本人是否到场不是上诉人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其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时的法定审查要件。三、被上诉人王玉芳主张的应当到场是二手车交易阶段的要求。其以被骗、未到场、车辆交易虚假等，要求确认本案被诉登记行为违法理由不成立。其损失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王玉芳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4）绿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王玉芳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王玉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会志
代理审判员 厉 丽
代理审判员 亓晓鹏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于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