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沛铭。
委托代理人祝丽峰、吴川，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人杰。
委托代理人卢燎峰、张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安龙，现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
上诉人陈沛铭因与被上诉人包人杰、高安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民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2011年7月26日，高安龙、李丹红与程英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今由高安龙先生（借款人）向李丹红女士（出借人）借到3000000元整，期限5个月（即2011年7月26日至2011年11月25日），月息2分，利息每月支付，约定为每月的25日，到期月本息一次性付清（即到期当日支付最后一月的利息和本金），若未按期支付本金和利息，逾期每天按本金的千分之三支付罚息，若双方想提前终止本协议，任何一方提前七天通知对方，对方需无条件接受，担保人程英女士自愿为此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至此笔借款全部还清为止。该协议中还载明了高安龙开户于工行延中支行的银行卡号。2011年7月26日，李丹红通过招商银行杭州分行湖墅支行将协议中所涉的3000000元汇入高安龙前述银行卡中。2、2011年8月26日，陈世龙从其开户于招商银行杭州分行富阳支行的账户中向包人杰开户于建设银行杭州机场路分理处的账户中汇款3090000元，汇款业务回单的摘要栏记载为“借款”。本案庭审中陈沛铭确认，有关包人杰账户信息是高安龙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告知陈沛铭的；高安龙则称已记不清了。就陈沛铭与包人杰并不认识，且涉案金额巨大，而又未要求包人杰出具借条的原因，本案庭审中陈沛铭称一方面是有汇款凭证可证，另一方面是有认识的人。3、2013年1月18日，高安龙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对于包人杰和陈世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概不清楚，与本人无关。4、2012年8月17日，陈沛铭以包人杰为被告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包人杰于2011年8月间向其借款3090000元，陈沛铭于2011年8月26日以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汇入包人杰建设银行账户3090000元，载明借款用途为“借款”，后经多次催讨，包人杰迟迟未予归还，要求判令包人杰归还借款309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下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包人杰的申请于2013年1月31日到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向高安龙进行了询问，高安龙称：（其）与陈世龙认识，系朋友关系，与包人杰不是很熟，一下子想不起来……没有介绍包人杰向陈世龙借款……《借款协议》上的签名是本人所签，这笔钱是程英介绍的，借款期限是5个月，大概一个月时包人杰想多借我一些，就让我先还钱，再借我，具体5000000元还是10000000元我忘记了，所以我一个月就还了，但后来钱没有再打给我，我就向程英发火……钱是我向陈世龙借的，然后还给包人杰，我让陈世龙直接打给包人杰，我肯定是给陈世龙出具了借条，当时因我在忙别的事情，所以我让他直接打过去了，连本带利3000000元多都还了……我与陈世龙有债权债务关系，我大概欠他20000000余元，他是别人委托放贷的……我不知道包人杰向陈世龙借款3090000元，听程英介绍包人杰是有钱的，不大可能向陈世龙借款，这个事情很简单，他们两人互不认识，陈世龙打给包人杰的钱是我让他打的，是我向陈世龙借了还给包人杰的……小的借款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2013年1月18日的情况说明）是我本人签的，我想他们两人没有同时找过我，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们两人有什么事情。2013年2月7日，陈沛铭以包人杰、高安龙涉嫌共同诈骗其3090000元巨款，为查明事实真相、让犯罪人受到应有惩罚，决定通过公安局报案方式维护权利而提出撤诉申请。当日，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杭下商初字第1639号民事裁定，准予陈沛铭（陈世龙）撤回起诉。5、本案庭审中各方均确认陈沛铭与高安龙认识时间较早，陈沛铭与包人杰仅在下城区人民法院开庭时见过一面。包人杰与高安龙还确认，经程英介绍认识，在包人杰与高安龙之间仅发生了借期为5个月的一笔金额为3000000元的借款业务。2015年2月，陈沛铭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包人杰返还陈沛铭309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708219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1年8月26日起暂计至2015年2月3日止共1258天，金额为708219元；之后按上述标准计算自2015年2月4日起至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高安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包人杰、高安龙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就涉案款项，陈沛铭于2012年8月以包人杰为被告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对于包人杰而言即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2013年2月7日，陈沛铭撤回起诉，诉讼时效应自此开始重新计算；陈沛铭于2015年2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尚未超出两年的诉讼时效；包人杰辩称因撤诉而未发生时效中断的主张，于法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高安龙在本案中对其此前向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陈述仍予以认可，纵观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具有可采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陈沛铭向包人杰账户中汇款3090000元的事实清楚，本案讼争的主要焦点在于包人杰获取该笔款项是否具有相应的依据，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结合陈沛铭认可其向包人杰汇款的账户信息系由高安龙通过手机短信发送而告之的事实，同时结合高安龙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所作的“他们两人互不认识，陈世龙打给包人杰的钱是我让他打的”陈述以及此前高安龙曾向包人杰之妻李丹红借款3000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陈沛铭向包人杰打款的行为事出有因，并非没有合法根据。陈沛铭诉称高安龙介绍包人杰向其借款，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也与高安龙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内容相矛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陈沛铭诉称高安龙提供口头担保，同样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高安龙虽认可其尚欠陈沛铭其余巨额款项，但陈沛铭以此提出其不可能再借款给高安龙的主张不具有唯一性。综上，陈沛铭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包人杰还款付息，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陈沛铭要求高安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系建立在主债务基础上的从债务，鉴于前述理由，原审法院也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沛铭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816元，减半收取18908元，由陈沛铭负担。
宣判后，陈沛铭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遗漏认定本案关键事实。1、原判对高安龙未归还李丹红300万元借款一节事实未予认定。高安龙有没有归还李丹红300万元借款直接关系到包人杰收取上诉人309万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高安龙一审答辩时明确说明其向李丹红的借款至今未还，借条也没有归还。高安龙作为借款当事人，对300万元借款是否归还最为清楚。根据其一审的陈述和该300万元的借条仍由李丹红持有的情况，应认定高安龙未归还李丹红该笔300万元的借款。2、原判对高安龙在2011年向上诉人借款3000万元，2011年8月初到期高安龙未归还，以及高安龙于2011年8月1日向上诉人交付1000万元空头支票两节事实未予认定。2011年5月27日，高安龙以其实际控制的浙江德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义向上诉人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5月27日至2011年6月6日。同年8月1日，高安龙又以相同方式向上诉人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4日。该两笔借款合计3000万元，于2011年8月初均已到期且至今未还。不仅如此，高安龙于2011年8月1日交付上诉人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前往银行兑现，却被告知该支票系空头支票。因此，在高安龙巨额借款逾期未还且出现诈骗行为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于2011年8月底再次借款给高安龙或代其偿还借款。高安龙对上述事实也是认可的，原判却未予认定。二、包人杰一审提交的证据四《下城区人民法院向高安龙提审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应被采信，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高安龙对该询问笔录进行质证时，仅认可下城区人民法院确实曾向其做过询问笔录，但未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待证事实。且高安龙质证时明确表示作出该笔录的前提是“当时2013年我被判处九年刑期的基础上作出的……而目前是2015年，且我现已被判处无期”，从质证意见内容看，高安龙明确表示询问笔录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本案中高安龙答辩称其至今未还李丹红的借款，就是对询问笔录内容的否定。3、高安龙还称不清楚上诉人与包人杰是否认识或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判也认定了高安龙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诉人与包人杰只有案涉款项一笔债权债务关系，根据高安龙的陈述，该打款行为与高安龙无关，故该笔款项不可能是上诉人代高安龙还款。4、询问笔录作为高安龙在另案中的证人证言，采信与否应探究高安龙的真实意思表示。高安龙对该询问笔录内容持否定态度，其答辩意见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一致，都与该询问笔录内容矛盾，在此情况下应当采信高安龙当庭的陈述，而不应采信该询问笔录。三、包人杰占有上诉人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1、高安龙至今未归还李丹红的借款，原判将截取、拼凑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打款系事出有因。2、原判认定上诉人打款系事出有因，却未明确是何种原因，更未查明是否存在给付原因自始不成立或嗣后不存在。根据原判的判决理由，其认为上诉人系代高安龙还款，但这明显违背上诉人打款的初衷，也与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相矛盾。况且，上诉人打款是否事出有因和包人杰占有该款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当初，上诉人误以为向包人杰借款而进行打款，故在汇款单上载明“借款”，但包人杰否认系借款，说明双方未达成借款合意，对款项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因此双方因欠缺借贷合意导致借款合同不成立，上诉人给付原因自始不成立。高安龙从未向上诉人提及向李丹红借款一事，上诉人也无代高安龙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完成，包人杰取得款项没有合法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包人杰答辩称：一、原判并未遗漏案涉的关键事实。1、关于高安龙是否向李丹红归还借款的事实。本案中李丹红是包人杰的配偶，所涉债权本身系夫妻共同债权，高安龙将李丹红的借款归还给包人杰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常理，且收到款项后李丹红再未向高安龙主张过债权，双方间债权债务已结清，这一事实非常明确。上诉人认为李丹红的借款至今未归还的说法理由牵强，违背客观事实和生活常理。2、关于上诉人与高安龙之间的债权债务以及空头支票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这些事实与包人杰的不当得利案无任何关联性。上诉人之所以举证这些内容无非是想说明高安龙已经欠了上诉人巨额债务了，上诉人不可能再借钱给高安龙了，但上诉人的这种推论是不成立的。正如上诉人自己在起诉状中所称的上诉人是寄希望于高安龙向包人杰归还了这309万元后包人杰能再借给高安龙1000万，以便于可以用这笔钱让高安龙归还欠上诉人的借款，因此，上诉人之所以会在高安龙已经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再次出借，目的是为了以小搏大，好实现自己的债权。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关于其不可能再出借给高安龙的说法不具有唯一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二、关于一审法院调取的《下城区人民法院向高安龙提审时的笔录》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1、该份笔录是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由下城区人民法院按法定程序提审高安龙时所做，高安龙在本案一审中已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该份笔录中不仅准确表述了其向上诉人借款309万并直接指示其将该借款款项打入包人杰账户用于归还包人杰夫妻的借款来龙去脉整个经过，而且能够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也可以与上诉人自己举证的高安龙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2、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也再一次承认其打款给包人杰的账号都是高安龙发给上诉人的，这也能够与“高安龙在提审笔录中的说法”相互印证。高安龙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一方面称因李丹红未归还其借条所以认为借款至今未还，另一方面又称其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一概不知，然而上诉人的打款账号却又是高安龙提供的，以上的说法和做法明显自相矛盾。如果按照高安龙的这种说法，既不打算归还包人杰夫妇借款，又未撮合包人杰向上诉人借款，那为何无缘无故向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的银行账号呢？显然高安龙在本案原审中关于“不认为归还了李丹红借款”的这种说法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应被采信。3、上诉人打款行为的性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误以为是借款，出于重大误解而进行打款，但是被上诉人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的这种说法，所有的关于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的“转贷”或者在“高安龙的介绍下出借”等说法都是其单方面的陈述，没有任何依据。并且，根据现有证据，真实的法律关系应当是上诉人受高安龙之托向包人杰打款，由此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上诉人与高安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包人杰无涉，包人杰的收款是回收债权，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包人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被上诉人高安龙未进行书面或口头答辩。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高安龙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1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309万元是其指示陈世龙向包人杰打款的，是其向陈世龙借款用于归还包人杰的，其给陈世龙出具过借条，其与包人杰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在本案审理中又称包人杰妻子李丹红出借给其的款项至今未还，不管是欠包人杰还是欠陈世龙，借款就是一笔，至于包人杰与陈世龙是否认识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不清楚。综合两次陈述时间距离案涉事件发生时间的远近、高安龙两次陈述内容的细节和逻辑关系等因素，本院认为高安龙在2013年1月31日的陈述更具可信度。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就本案而言，陈沛铭向包人杰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理应就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作合理解释并举证。陈沛铭陈述其是经高安龙介绍而借款给包人杰309万元，因包人杰否认存在借款行为，故主张不当得利。对此，陈沛铭提交了打款凭证，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及民事裁定书，高安龙情况说明。本院认为打款凭证仅能证明其向包人杰支付了309万元；民事起诉状等证据仅能证明其曾向包人杰主张借款；包人杰否认借款，高安龙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如前所述其在2013年1月31日的陈述更具可信度，故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且陈沛铭在与包人杰素不相识，又未与包人杰确认借款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直接将309万元出借给包人杰亦与常情不符。陈沛铭还提供了相关证据欲证明高安龙为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欠其巨额债务、高安龙曾用空头支票归还借款，故其不可能再借款给高安龙，对此，本院认为高安龙和陈沛铭都述及包人杰曾承诺会再借给高安龙巨款，而高安龙会将其中部分款项返还陈沛铭，故原判认为陈沛铭主张自己不可能再借款给高安龙，不具有唯一性，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陈沛铭就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反之，包人杰提交证据证明高安龙曾向其妻借款300万元，结合高安龙2013年1月13日的陈述，其关于高安龙指示陈沛铭（陈世龙）向其打款，用于归还高安龙向其妻的借款及利息的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综上，鉴于陈沛铭就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未举证到位，包人杰就关于其收取款项的合法依据做了相应说明及举证，原审法院对陈沛铭要求不当得利返还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陈沛铭要求高安龙对不当得利之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16元，由陈沛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