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宝民三（民）初字第747号
原告杨文英，女，1961年3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告李忠，男，1961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原告梅某某，女，1987年12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告罗乙，男，1988年8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原告罗某甲，男，2013年9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理人梅某某（系原告罗某甲母亲）。
法定代理人罗乙（系原告罗某甲父亲）。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学敏，上海申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风云，上海申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钱忠，男，1957年3月27日生，�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负责人孟耀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英，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雅静，上海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宝建集团宝山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孙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良。
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与被告杨钱忠、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场北村委会）、上海宝建集团宝山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建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蒋梦娴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学敏，被告杨钱忠，被告场北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吴英、王雅静，被告宝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晓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诉称，杨文英出生于场北村谭家湾。1986年，杨文英与梅锋结婚，户口迁至男方处。1997年11月9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杨文英与梅锋离婚，女儿梅某某随杨文英共同生活，两人连同户籍迁往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谭家湾周富妹处。周富妹系杨连忠、杨福忠、杨钱忠（曾用名：杨文忠）、杨文英的母亲，周富妹于2011年死亡。2002年，杨文英与杨钱忠家庭关系恶化，杨文英将户籍从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谭家湾房屋内迁出。2004年5月，杨文英将户籍重新落户回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谭家湾69-1号，独立成户。2011年3月31日，杨文英与李忠结婚。2007年10月22日，梅某某的户籍迁入上海市宝山区庙行�场北村谭家湾69-1号。2011年12月30日，梅某某与罗乙结婚。2013年9月2日，梅某某生子罗某甲。2009年8月29日，杨连忠、杨福忠、杨钱忠、杨文英协商决定，周富妹安置房40平方米，暂由杨钱忠一人承担；周富妹百年以后，此40平方米由杨连忠、杨福忠、杨钱忠、杨文英平分。2013年3月29日，杨钱忠未经杨文英等授权且同意，擅自与场北村委会、宝建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了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权利，故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起诉要求确认杨钱忠与场北村委会、宝建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重新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并有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在内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被告杨钱忠辩称，房屋动迁与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无关，不同意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罗某甲的诉讼请求。
被告场北村委会辩称，本次动迁为协议动迁，杨钱忠与场北村委会、宝建公司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拆迁安置协议，符合相关操作口径及规定。杨钱忠作为户主，具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杨文英等不是场北村村民，也不是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虽然杨文英、梅某某的户籍在场北村，但并未在场北村实际居住，并非拆迁安置人口。综上，不同意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诉讼请求。
被告宝建公司辩称，同意场北村委会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场北村委会向本院提供《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及《补充协议》，载明：2013年3月29日，场北村委会（甲方、拆迁人）、宝建公司（代理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与杨钱忠（户）（乙方、被拆迁人�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约定，乙方所有的房屋座落在场北村谭家湾宅XXX-
XXX号，房屋结构砖混，建筑面积161.34平方米。第二条，乙方住房经上海上资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其房屋建安重置总价结合成新为62，569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根据《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规定，宝山区县政府规定的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2，713元，价格补贴400元／建筑面积。乙方自愿选择场北村动迁操作口径（二）补偿安置。三、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甲方应当支付给乙方棚舍和其它附属物补偿款，计50，926元。六、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6，454元。设备迁移费1，240元。第十二条�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可附另页）：1、所有的发放费用按场北村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补充规定执行。2、在签协过程中如发生应安置人口认定有误的，拆迁人有权作相应调整。同日，场北村委会（甲方、拆迁人）、宝建公司（代理人、房屋拆迁实施单位）与杨钱忠（户）（乙方、被拆迁人）签订《补充协议（适用动迁产权房安置）》，其中约定，一、乙方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选择了动迁产权房安置方式。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动迁产权房座落在场北村动迁基地。二、乙方可安置的动迁产权房建筑面积以每户每人40平方米计算，乙方可安置人口4人，可安置面积160＋21=181平方米（母亲周富妹划入21平方米）。三、乙方可按照上述可安置面积订房，房型为A型，一房一厅，数量一套；房型为A型，数量一套。安置房屋具体门牌号、楼层、室号在分房前另行依法�定办法。四、由于房型的原因，每户实际选择房屋总面积超过应安置总面积的，按以下规定结算：（一）超面积部分，每户应安置人口每人优惠3平方米，按5，000元／平方米结算，超过3平方米／人后的面积则按市场价结算。（二）每户除应安置面积外超出应安置面积部分不得超过30平方米。五、由于房型的原因，每户实际选择房屋总面积少于应安置总面积的，拆迁实施单位按《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的有关规定计算。
2013年9月，杨钱忠向场北村委会提交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确认场北村谭家湾69号房屋为本户所有，本户自愿以此参与场北村协议动拆迁，并请求继续履行2013年3月29日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动拆迁协议及相关文件，我妹妹杨文英的空挂户口和其所提居住使用等问题与动拆迁和村民委员会无关，由我们整个家庭内部自行协商解决。
审理中，杨文英表示，上述《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及《补充协议》是虚假的。但杨文英并不能提供其所认为的真实的相关安置协议。
杨钱忠、场北村委会与宝建公司一致确认，《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及《补充协议》系真实的。安置人口为杨钱忠及其妻子、女儿。杨钱忠及其妻子、女儿虽并非本村村民，但他们是拥有被拆迁私房权证记载的具有本市非农常住户口的权利人。因杨钱忠的女儿为独生子女，算作两人，故安置人口为四人。杨钱忠已分得安置房两套，房屋于2013年12月交付。但杨钱忠、场北村委会与宝建公司尚未就安置款及房款进行结算。
另查明，周富妹系杨连忠、杨福忠、杨钱�（曾用名：杨文忠）、杨文英的母亲，周富妹于2011年死亡。杨文英与梅锋于1986年结婚，梅某某系两人之女。1997年11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杨文英与梅锋离婚，离婚后，梅某某随杨文英共同生活，杨文英及梅某某二人连同户籍迁居上海市宝山区庙行乡场北村谭家湾69号周富妹处。后，杨文英、梅某某两人户籍迁入上海市宝山区庙行乡场北村谭家湾69号房屋。此后，杨文英、梅某某两人户籍先后迁出上海市宝山区庙行乡场北村谭家湾69号房屋。2004年5月，杨文英户籍迁入上海市宝山区庙行乡场北村谭家湾69-1号房屋。2007年11月，梅某某户籍迁入上海市宝山区庙行乡场北村谭家湾69-1号房屋。2011年3月，杨文英与李忠结婚。2011年12月30日，梅某某与罗乙结婚，罗某甲系两人之子。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均非场北村的村民。
1992年11月30日，�文忠获得场北村谭家湾69号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1992年11月，场北村谭家湾69号房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登记表载明，土地使用户名杨文忠，现有人口：母周富妹，妻盛志英，女杨妮。
2007年11月11日，梅某某、杨文英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我承诺不要杨文忠谭家湾处所有住宅平方。2013年6月27日，杨文英出具保证，内容为：家里房子估价费，及一切费用都归小哥一人所有，我杨文英决不享用一切。
2009年8月29日，杨连忠、刘勤珍、杨钱忠、杨文英签订《承诺书》，内容为，经杨连忠（家庭）、杨福忠（家庭）、杨文忠（家庭）、杨文英（家庭）商量决定，周富妹安置房平方40平方米，暂由杨文忠一人承担，但最终周富妹百年以后，此40平方米还是由杨连忠、杨福忠、杨文忠、杨文英平分。
2013年1月21日，杨连忠、杨福忠、杨钱忠签订《父母安置�积划分明细》，内容为，周富妹应安置面积：40平方米／人＋每人5平方米。杨连忠：划入10平方＋3平方。杨福忠：划入10平方＋1平方。杨钱忠：划入20平方＋1平方。
审理中，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表示，杨文英是谭家湾69号房屋的建造人，但其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杨文英对谭家湾69号房屋没有进行过改建或添附。杨文英与前夫离婚后，即与梅某某一起住在谭家湾69号房屋内，直至杨文英及梅某某各自结婚后搬离。2007年11月11日的承诺书上梅某某及杨文英的签名均是梅某某所签。梅某某、杨文英签订承诺书及保证，只是明确对谭家湾69号的老房子不主张权利，但并不放弃其在动迁中其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2009年8月29日的《承诺书》中提到的周富妹的40平方米，指的是周富妹对于谭家湾69号的老房子的40平方米的权利。
杨钱忠表示�杨文英离婚后，从未与梅某某在谭家湾69号房屋内居住过。2009年8月29日的《承诺书》中提到的周富妹的40平方米，指的是周富妹动迁中享有的新房子的40平方米。杨钱忠处划入的20平方包括杨文英的10平方，由于杨文英不是被安置人，故其份额挂在了杨钱忠名下。
场北村委会表示，杨文英、梅某某从未在谭家湾69号房屋内居住过，并申请杨泽华及杨福忠作为证人出庭，证明杨文英、梅某某从未在谭家湾69号房屋内居住过。杨文英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杨钱忠及宝建公司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
又查明，场北村委会于2008年9月14日颁布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其中操作口径（二）载明，一、私房拆迁的计户标准，被拆迁人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1992年以后建房批准文件（以下统称为权证）结合户籍资料计户，拆迁安置按户为单位�行，三、被拆迁户应安置人口的认定。以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在被拆迁私房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本村经济组织的成员及拥有被拆迁私房权证记载的具有本市非农常住户口的权利人为应安置人口。在村域内“人户分离”的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拆迁安置。下列在被拆迁私房处无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员可计算为应安置人口：1、户口在本市工作或学习单位的应安置人口的配偶、未婚子女。2、户口从被拆迁私房内迁出的且到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时仍处于迁出状态且未登记结婚的现役军人、海员、船员、野外勘探人员、服刑及劳教人员。3、因入托、入学等原因，已列入应安置人口（父母）将其未成年子女户口报到亲友处，其人口可在父母处计算。4、与本村应安置人口在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前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实际居住在被拆迁私房内的非本市常住户口的配�及其婚生子女。5、在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前本村应安置人口再婚的，只认定其合法配偶为应安置人口。对其配偶再婚前生育的且由其配偶合法监护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可被认定为应安置人口，但只限一名，上述规定须同时满足以下二个条件：（1）再婚日期在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时已满六年；（2）上述配偶及子女的常住户口须在被拆迁私房处。下列人员在被拆迁私房处虽有本市常住户口但不予认定为应安置人口：1、空挂户口的；2、因入托、入学等原因而迁入户口的任何人；3、在场北村范围内已享受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人员；4、未进行婚姻登记的非本村的一方当事人及其子女；5、因婚姻关系而迁入户口的姻亲人员及已认定为应安置人口的有监护权的未成年子女以外的人员；6、2002年8月14日场北村第七届村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场北村关于户口�理的规定》经讨论表决通过之日起，未经场北村村民委员会审批，自行迁入户口的人员；7、其它不予认定为应安置人口的人员。下列人员可增加为应安置人口：1、应安置人口合法婚姻的家庭所生育的独生子女，若未达到《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的，按二人计算。2、年满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婚的人员（包括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但有过婚史因丧偶、离婚等原因处于单身状态的除外；3、合法婚姻的夫妇，未生育子女的（收养、再婚的除外），增加一人计算。再婚家庭中有二个及以上子女被认定为应安置人口的，不再享有上述有关独生子女优惠政策。在本基地拆迁工作启动之日后的应安置人口再婚的家庭，其前婚配当事人在场北村享受分房的，新婚配当事人不再享受分房。应安置人口的确认，以本操作口径经场北村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之日的相关资料为统计依据。
再查明，2014年10月，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起诉场北村委会，要求场北村委会对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依据场北村委会拆迁安置文件予以拆迁补偿安置。2014年12月5日，本院裁定驳回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起诉。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提供的（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557号民事裁定书、（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63号民事裁定书、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承诺书、（1997）普民初字第2888号民事判决书、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情况说明、承诺书等，被告杨钱忠提供的承诺书、保证，被告场北村委会提�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面积划分明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申请登记表、杨泽华及杨福忠的证人证言等，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根据场北村委会的私房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口径的相关规定，在被拆迁私房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本村经济组织的成员以及拥有被拆迁私房权证记载的具有本市非农常住户口的权利人为应安置人口。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均并非场北村的村民，亦不是被拆迁私房权证记载的权利人，且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也不属于操作口径规定的其他相关可以认定的应安置人口，故场北村委会及宝建公司未将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列为被安置人口，并无不妥。杨钱忠、场北村委会及宝建公司�认可场北村委会提供的《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及《补充协议》系真实的，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不认可上述协议，亦未能提供其所认为的真实的协议，故对于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主张，本院实难采信。《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居住房屋货币补偿和易地新建房屋）》系杨钱忠、场北村委会及宝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合法权益，且已实际履行，故该协议合法有效。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要求确认被告杨钱忠与被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被告上海宝建集团宝山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等所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0元，由原告杨文英、李忠、梅某某、罗乙、罗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梦娴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劭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