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13民初529号原告：李平，男，195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武昌区人，无业，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黄绍华，女，196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李绪金，男，1963年6月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蔡甸区人，司机，住武汉市蔡甸区。原告：李绪兰，女，196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姚爱群，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阳茂章，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无业，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伍安利，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杨汉清，男，1949年3月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无业，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全光泽，男，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孙家云，男，194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李少华，男，196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许家海，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符常耀，男，195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曾庆华，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刘义选，男，195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施胜春，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周秀明，女，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朱赶美，女，1959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魏翠云，女，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陈贻福，男，195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黄小洲，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全华，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原告：王秀荣，女，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汉南区人，司机，住武汉市汉南区。以上23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坤志，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23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微湖路89号。法定代表人：周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平等23人诉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燎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4日、2016年11月15日、2017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平等23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坤志、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平等23人诉称：我们是被告的股东，共持有被告38.837%的股份。2013年被告曾委托武汉德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作出了德诚审字[2013]第25号审计报告，该报告中表述审计范围限于“公司本部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修理厂，不包括公司所属货运、物流公司及二级客运公司”。审计报告“清算审计情况”第2项中将燎源公司持有的燎森公司51%的股权按照应收账款记账处理，而这实质属于燎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第5项“短期借款10000000元，因清算组未提供贷款相关协议、贷款期限、利率、性质不详”，该项没有贷款合同、银行汇款凭证，也不知道真实的借款人，是否清偿等全部情况都一无所知的借贷，然而审计时却将其作为燎源公司的债务，从公司总资产中扣除10000000元，造成燎源公司审计后无资产可向股东分配的假象。另外被告在经营期间以各种方式规避国家税收，公司经营期间，为减少税赋，通过以收抵支方式少计收入支出60000000余元，少缴各种税费金额巨大，存在较大税务风险。被告的这种行为面临被告国家行政机关处罚的风险，给原告的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查明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避免被告损害股东的利益，原告两年多来一直要求被告对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但被告处处设置障碍，逃避对财务的审计。从2013年7月至今，被告连续三年都没有召开股东会，原告等不能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行使监督管理权和资产收益权等各项股东权利。目前被告持有应当发放给原告的燃油补贴等资金一直没有支付给股东。2015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买断了公司的城乡二级线路，但被告胁迫原告以原始股权转让给其指定的股东为条件，才能向原告等股东支付燃油补贴和二级线路买断款，否则就扣押原告等股东应得的补贴和其他收益。综上，我们认为，被告持续两年以上都不能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积极主持召开股东会，我们的权利根本无法行使，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解散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公司。原告李平等23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书、（2015）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299号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原告等23人系被告公司的股东，符合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条件；也可以通过原告前后提出两次诉讼的过程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很多矛盾，被告公司的管理是混乱的；证据二、被告及案外人燎森公司的企业档案、营业执照，用于证明燎源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有周军、王文炳、陈维忠、吴向俊，而案外人燎森公司的股东为燎源公司的周军、王文炳、陈维忠、吴向俊、付友祥，两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基本相同，燎森公司是燎源公司的子公司。而燎源公司的股东会根本没有表决由哪些成员作为燎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也证明了燎源公司的管理混乱，在涉及到股东利益的事情上，董事会和股东会不能维护股东利益的事实；证据三、被告燎源公司的审计报告，用于证明1、审计期间被告公司部分费用开支、银行贷款利息承担主体及合理性等问题存在疑问，是否应由燎源公司承担及承担的金额不确定，进一步证明了公司管理混乱，股东、监事会不能履行职责；2、2013年12月26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208.516万元未见银行划款凭证等，说明此项付款不真实；3、公司收入分配没有收款人签字，也没有银行划款回单，收入分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燎源公司是不能维护股东利益的公司，继续存在会造成股东投资无法收回或亏损的风险；4、《债权债务清单》将公司持有的燎森公司的股权仅按出资金额计算，低评了燎源公司的资产，而燎源公司根本就没有回应原告等股东的质疑；5、《审计报告》没有全面清理公司的资产，公司部分资产被低估低评，公司的支出和债务不真实等情况。对于审计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燎源公司股东会既没有向股东作出回应，也没有再次进行审计，这说明燎源公司继续存在会使原告等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证据四、燎森公司的房产证、土地证，用于证明燎森公司拥有5949平方米的商业房地产，该房地产应当进行评估作价，2013年审计时低估了燎源公司和燎森公司的资产。燎源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对审计中明显出现的低估低评没有进行审查，对燎森公司资产抵押，燎源公司股东会根本没有进行表决，燎源公司经营状况混乱，董事会行使了股东会的职权，公司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损；证据五、燎源公司的房产证、土地证，用于证明燎源公司以公司的资产向外进行抵押没有进行股东会表决，以及贷款的用途不明，被告公司管理混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失去了相关的管理能力；证据六、燎森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资料，用于证明2012年燎源公司董事会和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表决，利用燎源公司的资产向燎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此举套死了燎源公司众多股东多年来的积累，造成众多股东的资产被个别股东实质控制侵占的事实，燎源公司继续存在会严重损害股东利益；证据七、2014年股东大会决议，用于证明被告的二级网络线路、修理厂的资质、两台通勤车及两台友谊牌中型客车打包以1100000元的价格转让周军，但是原告等股东至今都没有收到分红，而且被告是以要求原告转让股东资格作为分红的条件；证据八、被告公司2000年8月的公司章程，用于证明其中第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须经股东大会决议”，但在2011年向案外人燎森公司增资14000000元是未经过股东大会表决，而是由公司董事会自行决定的，足见公司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和管理权被董事会操纵，股东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证据九、2014年9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及改选董事会的企业信息，用于证明被告变更法定代表人及改选董事会的时候没有通知原告，原告无法行使其股东权益；证据十、2016年股东会决议，用于证明2016年4月29日被告股东发生变化但并没有通知23名原告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且参加股东会议，23名原告被告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而且其中部分原告的签字不是他们的签字;证据十一、2017年5月16日燎源运输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用于证明：1、原告即公司股东参与了这个股东会，并行使了表决权；2、股东之间的矛盾一直无法解决，公司难以经营下去。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其一，我公司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连续两年以上不能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情况。2012年12月19日，公司在原法人李建军的主持下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应到股东50人，实到50人，参与会议的股东代表100%的表决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住所的变更、股东股权的变更等内容，各股东在决议上签字认可；同日公司董事会还召开会议作出董事长及经理的任免决定。2013年1月8日，公司在董事长、总经理程维芬的主持下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决议。其后公司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原告诉称我公司连续三年未召开股东会是不属实的。其二，公司目前管理规范、运转正常。庭审中我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近两年的经营合同、税务凭证、员工工资表等证据材料，这说明公司对外正常开展业务，并有稳定的收入，同时依法缴纳税款，不存在经营管理机制运行瘫痪的情形。其三、我公司不具备公司法规定解散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综上，对原告要求解散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工商登记信息，用于证明本案的股东只有姚爱群、曾庆华、许家海是适格原告，同时还证明三人合计持有被告公司股权不足百分之十，因此不能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证据二、2013年7月2日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被告公司清算及征求股东意见表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公司已经召开过股东大会，而非向原告所述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证据三、被告企业查询信息，用于证明被告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均召开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公司的运转正常，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解散条件；证据四、通勤车租赁协议书四份、工资表四张、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用于证明公司经营正常，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证据五、原告24名股东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用于证明原告将股权转让给周军，原告已经无股东资格，没有资格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证据六、股东大会决议及燎源公司股东分配明细表，用于证明股权转让款是如何分配的。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判决书只是对股东的相关查阅权利的确认，并没有对股东身份进行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要求法院核实，对燎源公司工商资料的证明目的，因该证据的查询时间不明确，无法确定被告公司的股东情况，更不能证明被告公司的管理混乱，甚至于损害股东利益的事实，另外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审计报告不能证明被告给股东利益造成损失；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的出具时间是2014年10月21日，不能证明房产和土地现在的状况，且仅一份房产信息无法证明房产和土地的抵押没有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也不能证明被告公司管理混乱，损害股东权利；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认为是复印件要求法院核实；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燎源公司2000年的章程在数年的发展中已进行了变化，而且被告的投资是否经过股东大会，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本案审理的是公司解散之诉，原告的举证应围绕公司是否具备解散的条件来进行；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是经过章程及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工商部门也进行了备案登记，而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中对于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的任命过程中，均有全体股东的参与和签字；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股东会决议对于燎源公司的股东人数以及占比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各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按印，恰恰证明被告公司的管理以及运作均属正常；对证据11，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出处不明，且有关原告是否是股东的问题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被告应当提交判决之后的证据或者原告转让股权的证据，才能证明原告不是股东；对证据2中被告公司清算及征求股东意见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这是被告拼凑在一起的，其中有一张纸完全没有股东的签字，且附的一张表完全看不出形面时间，而且这也能够印证被告公司管理混乱，排斥股东权利的主张。另外股东大会决议也不真实，燎源公司本身是燎森公司的股东，燎源公司还要把股权转让给燎森，这也说明了被告公司管理混乱，可能侵占原告等股东权益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12年12月19日的股东会关于董事会成员任免及2013年1月21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及股东明细表和2014年9月2日股东明细上的签字不完全是有股东签字，该证据将23名原告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股东无法行使其权益，被告也没有按公司法第42条的规定提前通知全部股东参加会议，这正好印证了原告的观点，被告公司运转不正常，应当予以解散；对证据4中增值税发票、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通勤车租赁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提供租赁方营业执照给予印证，且租赁协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被告是正常运营。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个110万买断的是二级线路经营权，只是公司资产的一部分，股东分得的是二级线路经营权的补偿款，而不是股权对价。二级线路经营权转让的事实只是在2014年就发生的，只是在2017年才签订协议并收钱。该协议的性质与汉南区政府买断燎源公司一级线路的经营权性质是一样的，2017年原告股东还参加了股东会议，如果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股东会决议的第一条载明执行2014年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的二级线路和通勤车打包以110万价格转让给周军；第二条110万的转让款由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统一分配。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分配的是对二级线路经营权的补偿款而不是买断原告原始股权的补偿款。股东分配明细表注明了原告的原始股资，和按持股比例分配的线路补偿款。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原告所提交的1-11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上述证据，虽然能证明被告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并不足以证明被告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的情形，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因被告公司提供的1、2、3、4份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其截止目前为止公司仍处于正常营运的状态，且公司对重大事项的决议亦召开了股东大会，故对被告提交的该四份证据依法予以认定；因被告提交的证据5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转让被告公司二级路线经营权，以及证据6实际分配的是二级线路经营权的转让款，不能达到原告股东资格丧失的证明目的，因此本院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00年12月11日，被告武汉市汉南区燎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公路旅客运输；公路货物运输、信息配载；货运代办；仓储服务；汽车配件销售。经营期限自2002年11月4日起至2020年12月3日止。燎源公司一部分股东是原始股，自己带车加入到公司，另一部分是后来经过股权转让给现在的原告。部分股东进行了工商登记，部分没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004年—2005年燎源公司向股东发放了股资证，其中包含了本案的23名原告。2014年9月2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程维芬变更为周军，据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信息记载，被告于2012年12月19日，由公司董事长李建军主持召开第12次股东会，应到会股东50人，实到股东50人，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对变更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股权、董事会成员、经理等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在决议上签名；同日，被告全体董事召开董事会，决定免去李建军董事长职务，选举程维芬为公司董事长。2013年1月8日，被告召开股东会，会议由程维芬主持，应到股东50人，实到股东50人，决议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与会股东在决议上签名。2014年8月24日，被告召开董事会，决定免去周军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职务，免去程维芬董事长职务，选举周军为公司董事长。2014年9月2日，被告召开股东会，由董事长周军主持会议，应到股东50人，实到股东50人，决议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军、变更董事会成员；2016年4月29日，被告由周军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到29人，实到29人，与会股东代表100%表决权，决议变更股东股权，与会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6年8月17日，被告由周军主持召开股东会，决议变更股东股权、变更执行董事、监事，选举周军为公司执行董事兼任公司经理，选举周凯峰为公司执行监事，与会股东在决议上签名；同日，被告董事会召开董事会，决定免去周军董事长职务，免去王文炳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职务，免去程维芬总经理职务。另查明，被告现有管理人员11名，员工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公司运转正常；被告对外经营交通运输业务，与案外人湖北金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武汉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等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合作，为上述公司提供通勤车服务，每月公司有固定的营业收入并定期缴纳税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由此可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认定能否解散公司的核心依据。本案中，首先应当审查被告公司是否陷入“公司僵局”？从现有证据看，虽然被告的经营管理存在一定的疏漏和不规范，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机构的运行和运输业务的开展并未出现严重困难，属正常营业状态，原告也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公司的存续会使股东遭受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且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公司已经召开过股东大会。其次应当审查股东是否穷尽了其他救济途径？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在诉状中提及的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资产进行抵押，未收到转让款分红、审计不明等问题实质上还是涉及股东利益分配的问题，原告可通过提起损害股东利益之诉、要求召开股东大会重新选举董事会等途径进行救济，而不是在没有穷尽自力救济途径之前就诉请解散公司，这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还应当审查解散公司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被告公司作为辖区内的老牌运输企业，承担了本辖区部分的公路旅客运输和公路货物运输，所下属的员工及运输人员不在少数。因此，在被告公司经营管理未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简单适用司法程序解散公司，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扰乱运输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稳定性。综上，原告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告公司管理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其未能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如强制解散公司，则不利于公司的持续性发展和市场稳定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平等23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李平等23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高桂云人民陪审员  肖有武人民陪审员  李启发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邹 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