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渝01行赔初33号
原告聂本金，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刘伦菊，女，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聂世军，男，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南岸区。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叶大明，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叶固春，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义学路32号。
法定代表人唐川，区长。
委托代理人赵杨，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代理人朱林，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聂本金、刘伦菊、聂世军诉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渝北区政府）请求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渝01行赔初34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院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渝行赔终2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渝01行赔初34号行政赔偿裁定，本案由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聂本金、刘伦菊、聂世军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叶大明，被告委托代理人赵杨、朱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是原重庆市渝北区御临镇高洞村1组村民。2013年10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征收高洞村1组集体土地时，征收了原告的农某。被告在没有通知原告回家丈量农某面积的情况下，将原告约300平方米的农某推毁，该行为违法。原告发现后，即向各级信访办反映，但均回复原告通过诉讼解决。原告又向龙兴派出所报案，无结果。被告称已支付了原告农某100余平方米的房屋补偿款和各项费用，但原告不知情，原告未签字，也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告于2015年7月至9月底期间强拆原告位于原重庆市渝北区御临镇高洞村1组农房的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强拆原告位于原重庆市渝北区御临镇高洞村1组农房的农房补偿款，360元/平方米×300平方米＝108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强拆房屋导致的室内财产损失102100元，包括价值10000元29英寸彩电一台、价值300元电风扇一台、价值1000元缝纫机一部、价值300元电饭锅一个、价值15000元三间双人床、价值15000元组合柜一套、价值1000元高板凳八根、价值500元小板凳、价值3000元生活餐具、价值10000元金项链二根、价值15000元手镯一个、价值20000元被盖及换洗衣裤、价值5000元加工金银首饰工具一套、价值5000元农具（锄头、风车、搭斗、拔梳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被告从未实施过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不是适格被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证人聂某、魏某、张某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
证据1拟证明：原告被拆除的房屋内有财产，祖辈遗留的农具等没有发票。
2、重庆市渝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房登记信息查询结果（2页）。
3、重庆市南岸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房登记信息查询证明（2页）。
证据2、3拟证明：三原告直到2017年7月都无房居住。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
被告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土地登记审批表（1990年10月10日）、土地登记申请书（1990年10月10日）及附件。
2、《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农村房屋清理登记表》（编号：0010966）。
3、农某清理调查情况公示、农某清理调查情况公示表及张贴照片一张。
4、《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征地费用发放表（农房补偿及残值回购费）》。
5、交通银行存单（编号：24509809）。
证据1-5拟证明：原告房屋基本情况，原告的房屋已依法计算补偿款项，且实名划入聂本金的账户。
6、渝北区政府渝北府发[2013]60号《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
证据6拟证明：对原告房屋的补偿标准。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原告举示的证据2、3，与本案无关联，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1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且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且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已采信的证据、庭审笔录以及（2017）渝01行初14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6月26日，2013年7月1日，2013年7月10日，2013年7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先后作出渝府地[2013]769号《关于渝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3]779号《关于渝北区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3]796号《关于渝北区实施城市规划征收土地的批复》、渝府地[2013]798号《关于渝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征收了包括原告农房所在的渝北区龙兴镇高洞村第2村民小组在内多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被告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渝北府征公[2013]35号《关于征收龙兴镇高洞村4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公告》、渝北府征公[2013]38号《关于征收龙兴镇高洞村4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公告》、渝北府征公[2013]46号《关于征收龙兴镇河堰村石溪村等9个村24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公告》、渝北府征公[2013]47号《关于征收龙兴镇同乐村高洞村等2个村5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公告》。2013年10月11日，渝北区国土局作出渝北国土征补公[2013]41号《关于征收龙兴镇高洞村第2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2013年10月29日，被告作出渝北府地[2013]233号《关于同意征收龙兴镇高洞村第2村民小组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
原告聂本金与原告刘伦菊系夫妻，原告聂世军系二人之子。原告持有的《江北县农村房屋产权证》记载，地址龙兴区舒家乡高洞村二组，户主聂本金，宅基面积62.1平方米，房屋结构土木，间数2间，房屋面积52平方米，附属建筑物晒场20.8平方米，丈量时间“88.1.22”，颁证时间1988年6月17日，颁证机关江北县人民政府。原告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聂本金，地址江北区舒家乡高洞村二社，用地面积62.1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2.1平方米，颁证时间1991年12月，颁证机关江北县人民政府。2013年，原告上述农房占地在内的渝北区龙兴镇高洞村2组的集体土地被征收。2014年11月20日，渝北区征地办对上述农房进行了清理登记，其制作的《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农村房屋清理登记表》记载：龙兴镇高洞村2组，产权人聂本金，土墙（甲）即土墙、瓦盖结构，实际丈量面积136.75平方米，简易（乙）即简易棚房结构，实际丈量面积14.5平方米。渝北区征地办2014年12月1日制作《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征地费用发放表（农房补偿及残值回购费）》记载，补偿执行文件渝北府发[2013]60号，户主聂本金，土墙结构136.75平方米，房屋补偿费49230元，残值回购费1367.5元，简易结构14.5平方米，房屋补偿费1450元，残值回购费145元，合计52192.5元。同日，该笔款项存入了以聂本金为户名的交通银行存单，存款单号NO.24509809，至本案开庭时，原告未实际领取该款。2015年7月，上述农某被拆除。
另查明，2015年5月8日，渝北区征地办向渝北区国土局提交了《关于启动对聂本金户征地不交地案件立案调查的函》。2015年5月13日，渝北区国土局对聂本金进行了调查。因相关材料需要补充，渝北区国土局于2015年8月4日将材料退回渝北区龙兴镇政府征地协调办公室。2015年8月10日，渝北区龙兴镇政府征地协调办公室给渝北区国土局提交了《渝北区龙兴镇征地协调办关于原高洞村2社聂本金户房屋拆除情况说明》，称由该局经办的渝北区龙兴镇高洞村2社聂本金户的征地不交地案件，该户的房屋已于2015年7月拆除。
还查明，渝北区政府2013年9月29日作出的渝北府发[2013]60号《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所附的《重庆市渝北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渝北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为，土墙结构中的土墙、瓦盖每平方米360元，简易结构中的简易棚房每平方米100元。庭审中，原告对该文件中所规定的补偿标准没有异议。
2016年9月1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于2015年7月至9月底期间强拆原告位于原重庆市渝北区御临镇高洞村1组农房的行为违法（已另案处理，案号（2017）渝01行初142号），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即本案），请求判如所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该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该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案系原告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于2015年7月至9月底期间强拆原告位于原重庆市渝北区御临镇高洞村1组农房的行为违法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案件。原告请求确认违法一案，本院已作出（2017）渝01行初142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2015年7月拆除原告诉称的位于渝北区龙兴镇高洞村第2村民小组农房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如果被告的该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害的，依法应予赔偿。
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赔偿请求，即赔偿原告农某补偿款（360元/平方米×300平方米＝108000元）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拆除房屋的面积为300平方米，故对原告关于房屋面积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拆除房屋的面积和结构，从相关的权证以及产权产籍登记资料记载的内容看，原告持有的《江北县农村房屋产权证》记载，宅基面积62.1平方米，房屋结构土木，间数2间，房屋面积52平方米，附属建筑物晒场20.8平方米；原告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用地面积62.1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2.1平方米；被告举示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记载的用地面积及建筑占地面积亦与原告持有的权证上登记的内容一致；渝北区征地办对原告农房进行清理登记时所制作的《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农村房屋清理登记表》记载，土墙（甲）即土墙、瓦盖结构，实际丈量面积136.75平方米，简易（乙）即简易棚房结构，实际丈量面积14.5平方米。从前述事实看，关于被拆除房屋的面积，有关权证记载的与被告征地时确认的不一致。因相关权证作出时间分别是1988年和1991年，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且其面积小于征地时确认的面积，同时，该房屋已被拆除，无法重新测量，故本院认为，基于最大限度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原则，对原告诉称的被拆除房屋的面积及结构的认定，以征地时制作的《渝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农村房屋清理登记表》确认的房屋面积和结构等事实为准。即被拆除房屋的面积和结构为，土墙、瓦盖136.75平方米，简易棚房14.5平方米。《重庆市渝北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渝北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为，土墙、瓦盖每平方米360元，简易棚房每平方米100元。在庭审中，原告对《重庆市渝北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没有异议，对土墙、瓦盖结构农某的赔偿款按该办法规定的每平方米360元的补偿标准进行赔偿亦没有异议。据此，本院确认被告赔偿原告被拆除房屋的直接损失为：1、土墙、瓦盖房屋：360元/平方米×136.75平方米＝49230元；2、简易棚房：100元/平方米×14.5平方米＝1450元，小计人民币50680元。至于原告提出的该项赔偿请求中，超过本院依法确认的房屋面积部分的赔偿请求，本院依法不予主张。另外，本案只是在原告赔偿请求范围内，对原告房屋灭失后产生的直接损失予以了赔偿。原告因征地依法应当获得的住房安置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获得的征地安置补偿等，因原告没有在本案中主张，且原告亦可以在征地安置补偿程序中依法获得，由负责实施征地的相关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另行处理，故本案中不予评判。
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赔偿请求，即赔偿原告室内财产损失102100元的请求。虽然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但是，原告提出的物品损失范围，明显与其日常生活相关，再结合本案案情即拆除行为的特殊性，原告举证客观上确实存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因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未给原告造成该部分物品损失，故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又因原告对其主张的物品均只是概括描述，无具体的品牌、规格、新旧程度等，其提出的赔偿金额也无相应依据，故本院酌情确认被告赔偿原告室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为2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支付原告聂本金、刘伦菊、聂世军农房损失赔偿金人民币50680元;
二、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支付原告聂本金、刘伦菊、聂世军室内物品损失赔偿金人民币20000元；
三、驳回原告聂本金、刘伦菊、聂世军的其他赔偿请求。
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承担的上述赔偿金为人民币7068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付清。
本案依法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雪莲
审 判 员 李 宜
人民陪审员 王传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黄浩淼
书 记 员 黄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