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1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强，男，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存，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恩波，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景荣，男，194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金海，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桂珍，女，194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荣（系韩桂珍之夫），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金海，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杨景荣、韩桂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国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事实是：杨景荣、韩桂珍有两个儿子，杨国强是小儿子。杨景荣、韩桂珍名下有四套房屋，因为杨景荣、韩桂珍将其中的两套房屋过户给了其大儿子，又因为涉案房屋是杨景荣继承的其父亲杨秀中的房产拆迁而来，杨秀中有遗嘱，其占有原拆迁前房屋的全部份额由杨国强继承，为此，杨景荣、韩桂珍决定另外两套房屋以5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杨国强，杨国强向杨景荣、韩桂珍交纳了全部的50万元购房款。2014年2月25日，杨国强与杨景荣、韩桂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见证人杨德喜（一审时已出庭作证）书写了《房屋买卖合同》空白处的内容，又在见证人处签字见证，杨景荣、韩桂珍又提出年龄大了，要求在场的薛文菊代替杨景荣、韩桂珍签字，薛文菊签字后，杨景荣、韩桂珍在名字上按捺手印予以确认。后见证人杨德喜按照杨景荣、韩桂珍的要求，替杨景荣、韩桂珍书写了50万元购房款已支付给杨景荣、韩桂珍的证明，同样是薛文菊应杨景荣、韩桂珍的要求代替签字，杨景荣、韩桂珍在名字上按捺手印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杨国强多次向杨景荣、韩桂珍提出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杨景荣、韩桂珍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无奈之下，杨国强只得起诉至一审法院。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接受一审法院委托进行了鉴定，出具了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合同及证明上手印就是杨景荣、韩桂珍的手印。二、杨国强与杨景荣、韩桂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证明》的内容也是杨景荣、韩桂珍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实杨景荣、韩桂珍已收到杨国强5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1、《房屋买卖合同》上，杨景荣、韩桂珍按捺了手印，该手印经司法鉴定是真实的，杨景荣、韩桂珍也予以认可。2、杨景荣、韩桂珍在收到房款的《证明》上也按捺了手印予以认可，结合杨国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取款凭证，时间、金额都是相吻合的。3、代为填写合同、书写证明的重要证人杨德喜出庭作证，证明了杨景荣、韩桂珍在按捺手印时没有强迫、威胁等情形，是杨景荣、韩桂珍自愿的行为，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4、本案的另外的重要证人薛文菊同意在二审出庭作证，证明杨国强交纳购房款的事实，以及合同签订当天发生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判决不按照证据规则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自己的凭空想象、以法官的自由意志为依据，属于严重错误。四、一审认为杨景荣能够记住其生日时间，所以杨景荣说合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就是真实的陈述，不符合逻辑。五、一审认为薛文菊与杨国强在2012年已经离婚，取款凭证不能证实向杨景荣、韩桂珍支付款项。杨国强申请薛文菊出庭作证，足以证实，薛文菊所提的款项是用于支付杨国强的购房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做出公正判决。
杨景荣、韩桂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杨景荣、韩桂珍协助杨国强办理济南市某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景荣、韩桂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景荣、韩桂珍分别系杨国强之父、母。2014年2月25日，杨国强与杨景荣、韩桂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载明：甲方（杨景荣、韩桂珍）自愿出售坐落于济南市某、某室（注：原某室）的房产给乙方（杨国强）；甲方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合同项下房产及其附属设施的总价款为50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付款。杨景荣、韩桂珍在合同甲方及共有人落款处分别签名，杨国强在乙方落款处签名，丙方落款处另有案外人李在仁、杨德喜签名。杨国强陈述，该合同中杨景荣、韩桂珍签名系其前妻薛文菊代签，杨景荣、韩桂珍亲自按的手印。
涉案房产济南市某于2010年6月24日取得房产证，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历城字第XXXXX**号，房产建筑面积120.5平方米，登记产权人为杨景荣。《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某室（注：原某室）至今未取得房产证。
杨国强与案外人薛文菊原为夫妻关系，1997年6月3日离婚。2001年11月2日，双方重新登记结婚，2009年6月2日离婚至今。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国强、杨景荣、韩桂珍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
杨国强主张杨景荣、韩桂珍将涉案房产及某室房产以50万元的价格向其出卖，2012年已支付杨景荣、韩桂珍房款但没有签订合同，后因不放心于2014年2月2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除《房屋买卖合同》外，另提交以下证据：
1、《证明》一份，载明：我们与杨国强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了济南市某室、某室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房屋买卖价格50万元正（整），该款项杨国强已在2012年12月31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我们。特此证明。证明人：杨景荣、韩桂珍见证人：李在仁、杨德喜2014年2月25日”；杨国强陈述该证明中杨景荣、韩桂珍签名系薛文菊代签，杨景荣、韩桂珍亲自按的手印。
2、杨国强的取款凭证、薛文菊的取款凭证共七份，其中2012年12月31日杨国强账户取款27.8万元，薛文菊账户取款24万元，共计51.8万元，杨国强以此证据证实涉案房款已于2012年以现金方式支付杨景荣、韩桂珍。
3、杨秀中的遗嘱、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地契及承诺书各一份，证明涉案房产因杨景荣父亲杨秀中曾立遗嘱由杨国强继承，故杨景荣将房子卖给杨国强。杨国强承诺杨景荣、韩桂珍可以在涉案房屋中居住终老，认可涉案房产系杨景荣、韩桂珍所有。
4、申请证人杨德喜出庭作证，证实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及证明出具时杨德喜均在现场，见证了杨景荣、韩桂珍自行摁手印的过程，故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证人出庭陈述以下内容：杨德喜与杨国强在工地干活时认识；杨国强让其到家中帮忙签协议，协议是杨国强让杨德喜填写的内容；杨国强父母说上了年纪，让薛文菊代笔签名，他们自己按手印，当时都在场。后又陈述，其到达时薛文菊告诉杨德喜，已与杨国强、杨景荣、韩桂珍商量好，杨景荣、韩桂珍称自己上了年纪，让薛文菊代笔签名，杨景荣、韩桂珍摁手印。后杨德喜又恢复之前陈述；杨德喜写完合同后进行的签名按手印；杨国强称钱已经给杨景荣、韩桂珍了，但杨德喜没见到，杨景荣、韩桂珍也没提到。
经质证，杨景荣、韩桂珍对《房屋买卖合同》及证据1《证明》，辩称从未见过，合同和证明中杨景荣、韩桂珍签名和手印均不是本人所签、所摁；对证据2取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杨国强与薛文菊有一定经济能力，不能证明取出的款项支付给了杨景荣、韩桂珍，杨景荣、韩桂珍从未收到过杨国强的钱，甚至多年亦未收到过杨国强的赡养费；对证据3中遗嘱不予认可，辩称从未见过杨秀中遗嘱，杨秀中在2002年之前已不醒人事近3年，且遗嘱中涉及的房产系杨景荣所购买，不是杨秀中所购买;杨国强亦从未见过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地契，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上述土地及房产已于1992年1月10日确权给杨景荣所有。涉案房屋系杨景荣、韩桂珍所有，杨景荣、韩桂珍有权在涉案房屋居住，杨国强承诺与否与杨景荣、韩桂珍无关。对证据4证人杨德喜证言不予认可，辩称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自称见过杨景荣、韩桂珍，但辩认不出韩桂珍与常理不符。
杨景荣、韩桂珍曾以《房屋买卖合同》及《证明》上的手印不是本人所捺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6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房屋买卖合同》和《证明》中杨景荣、韩桂珍指纹系本人捺印形成。
杨景荣、韩桂珍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及《证明》中的指印系在其神智不清、昏迷、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摁，申请对指纹进行鉴定系因确实记不起曾经按过。现经回忆，合同签订当天系杨景荣生日，在杨国强多次邀请杨景荣、韩桂珍无法推脱的情况下到杨国强家中吃饭。吃至中途，杨景荣、韩桂珍均晕倒在杨国强家桌面，后不知什么原因睡至杨国强家床上，至2014年2月26日早上六点多醒来。杨景荣、韩桂珍回到家中仍不舒服，2014年2月27日韩桂珍到医院治疗。杨景荣、韩桂珍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落款时间为95年8月9日书面材料一份，陈述该材料系薛文菊所写，张贴在杨景荣、韩桂珍家门口，证明杨景荣、韩桂珍与薛文菊积怨甚深，不可能让薛文菊在《房屋买卖合同》及《证明》上代签姓名。该书面材料含对杨景荣、韩桂珍辱骂内容。
2、济南森特医院健康手册一份，证明2014年2月25日，韩桂珍因在杨国强家吃饭中途晕倒，后仍感头晕、恶心、呕吐不止而于2014年2月27日凌晨到济南森特医院进行治疗的事实。
经质证，杨国强对证据1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是杨国强所写，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杨国强认为该门诊病历无医院印章和主治大夫签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杨国强、杨景荣、韩桂珍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通过缔约过程而达成意思一致。杨国强虽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但该合同不能证实双方进行过买卖房屋的缔约协商并达成一致。首先，《房屋买卖合同》没有杨景荣、韩桂珍亲自签名。杨国强、杨景荣、韩桂珍对房产买卖签名的重要性都有相应的认知能力。杨国强在庭审中已陈述因不放心而要求杨景荣、韩桂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杨景荣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故无论是买受人杨国强接受杨景荣、韩桂珍名字由他人代签，还是出卖人杨景荣、韩桂珍允许别人代签名均与各自签订目的和自身情况不符。杨国强申请的证人杨德喜与杨国强曾系监理与施工人的关系，而杨德喜对涉案合同和证明上为什么由薛文菊代签名的陈述前后矛盾，对合同和证明的出具过程亦未作出明确肯定的陈述，故不能证明合同及证明中的签名系杨景荣、韩桂珍委托薛文菊代签。其次，《房屋买卖合同》和《证明》中的指纹确系杨景荣、韩桂珍本人的，但杨景荣辩称系其生日当日吃饭后昏迷，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杨景荣、韩桂珍虽对此未提交直接证据证实，但经一审法院核实，2014年2月25日正是杨景荣的农历生日，其陈述有一定的依据。再次，《房屋买卖合同》涉及两套房产，两套房产价值在2012年远远高于50万元，由杨景荣、韩桂珍关于杨国强不尽赡养义务的陈述可知，杨国强与杨景荣、韩桂珍关系较为紧张，在此情况下以如此低的价格出售房产不合常理。杨国强以杨秀中遗嘱证明杨景荣、韩桂珍向其卖房的原因，但杨秀中不是房屋所有权人，杨景荣、韩桂珍对该遗嘱亦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能证实杨国强主张。关于购房款，杨国强提供的取款凭证仅证实其取款的事实，且部分款项系薛文菊账户提取，薛文菊与杨国强2012年已经离婚，上述取款凭证不能证实向杨景荣、韩桂珍支付款项。50万元系大额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杨景荣、韩桂珍亦与常理不符。杨国强提交的《证明》与同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样系薛文菊代签名，杨景荣、韩桂珍按手印。最后，既然房屋买卖已在2012年完成，而涉案房产于2010年6月24日已经取得房产证，杨国强应在支付款项后及时要求杨景荣、韩桂珍协助办理房产过户登记。但杨国强没有要求办理，而是在2014年重新与杨景荣、韩桂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进行确认与常理不符。杨景荣、韩桂珍对在《房屋买卖合同》及《证明》中按手印的陈述，可以合理解释涉案合同及证明中只有杨景荣、韩桂珍手印而无其亲自签名的原因。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杨国强主张的房屋买卖关系证据不足，双方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对杨国强要求杨景荣、韩桂珍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杨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保全费3020元，均由原告杨国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杨国强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杨国强与孙玉红的结婚证。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说杨国强和薛文菊是假离婚没有事实依据。证据2、孟金海替韩桂珍签字的指印样本提取表和杨景荣替韩桂珍签字的韩桂珍的指纹样本。证明韩桂珍在现场的情况下也不自己签字，而是找别人代签，这足以说明两被上诉人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收到房款证明找薛文菊代签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审认为不合常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3、杨景荣的记账明细。证明杨国强一直履行赡养义务，不是杨景荣说的不孝顺。证据4、路启坤、王月强、王德国、衣鸣的证明。证明杨国强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证据5、祝甸村9号楼的分房协议书。证明房屋买卖合同的另一套房子是祝甸村的集资建房，根本不是杨景荣所说的历城建筑公司分的单位房。杨景荣向法院说谎，杨景荣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是绝对不可以采信的。证据6、杨国强向薛文菊出具的借条一张。证明杨国强为了购买两被上诉人的房屋向薛文菊借款的事实。证据7、薛文菊与济南市历城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住宅买卖合同》。证明签合同的401房间是薛文菊在和杨国强离婚后自己购买的，2014年2月25日，杨景荣根本没有到薛文菊处吃饭，只是去签房屋买卖合同。杨国强和薛文菊早已离婚，杨景荣也没有理由到薛文菊家吃饭，杨景荣在向法院撒谎。两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证据3、5、6、7系复印件，对复印件的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1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结婚证领取的时间是2017年11月14日，即本案一审判决以后，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代签的前半部分标题是由代理人签的，而后面的是由其丈夫杨景荣代韩桂珍签的。对证据4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予质证。
杨景荣、韩桂珍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房屋产权协议书，证明被上诉人名下仅有两套房子，而不存在四套房子的事实，根据协议约定北院宅基地由被上诉人的大儿子杨国生所有，而北院宅基地经拆迁产生了两套房子，这两套房子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2、家庭赡养协议一份（1993年6月29日），上诉人及案外人杨国生赡养被上诉人的赡养协议。证据3、赡养老人协议书一份（1996年8月4日），是上诉人及案件人杨国生赡养被上诉人的赡养协议。证据4、通知一份，通知下达的时间是2000年10月4日，该通知是由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的。通过证据2、3、4可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履行赡养义务。杨国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两套房产是过户给杨国生的，并不是分给杨国生的房屋，所以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陈述事实。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赡养书本身也证明上诉人尽了赡养义务，况且与本案无关，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是虚假的，上诉人从未见到过这个通知，签字也不是上诉人所签。
另杨国强申请证人薛文菊到庭作证称：杨国强在2012年曾多次向其要钱，要给孩子买婚房，在12月底说借不到钱了，我和杨国强一起去两被上诉人处，给两被上诉人24万元，当时我让杨国强给我打了一个借条，时隔很长时间，我跟杨国强要钱，他也没给我，买的房子也没有合同。2014年2月25日中午，杨国强找我说到我家把房子的合同补签，大约2点左右，杨国强和他父母就到我家，还有两个其他人，就补写了房屋买卖合同，补写合同的人就说让杨国强的父母签字，杨国强的父母说年龄大了，让我代签就可以，在我家签完合同后他们就走了。两被上诉人对证人薛文菊的证言不予认可，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签字两被上诉人并不知情，而且也没有收到过上诉人的房款。
以上事实由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就合同的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国强与杨景荣、韩桂珍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首先，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两被上诉人的亲笔签名。双方当事人对房产买卖签名的重要性都有相应的认知能力，杨国强自认因不放心而要求两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杨景荣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韩桂珍也能书写自己的名字，而杨景荣、韩桂珍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中不亲自签名，而让他人代签不符合常理。杨国强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杨德喜与其曾系监理与施工人的关系，而杨德喜对涉案合同和证明上为什么由薛文菊代签名的陈述前后矛盾，对合同和证明的出具过程亦未作出明确肯定的陈述，一审未采信杨德喜的证言并无不当。杨国强在二审中申请的证人薛文菊与其曾系夫妻关系，买房的目的也为给双方的孩子购置婚房，薛文菊与杨国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薛文菊的证言亦不予采信。其次，《房屋买卖合同》和《证明》中的指纹确系两被上诉人本人的，但杨景荣辩称系其生日当日吃饭后昏迷，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摁，但经核实，2014年2月25日正是杨景荣的农历生日，其陈述有一定的依据，且提交韩桂珍于2014年2月27日的诊断记录予以证明。再次，《房屋买卖合同》涉及两套房产，两套房产价值在2012年远远高于50万元，房屋价值与出卖款项不能对等，且杨国强也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已支付涉案购房款。根据杨国强的陈述，既然房屋买卖已在2012年完成，而涉案房产于2010年6月24日已经取得房产证，杨国强在2012年支付款项却未要求两被上诉人协助办理房产过户登记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杨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杨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振华
审判员 黄宏伟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