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兰州铁路运输法院p t ” > 行 政 判 决 书（2017）甘7101行初483号原告翟峥嵘，男，1964年9月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住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委托代理人杜伟强，甘肃得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安清栋，甘肃得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洮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住所地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灰盐市6号。负责人李宏伟，系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吕靖，系该所民警。第三人王树功，男，1966年2月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住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原告翟峥嵘诉被告临洮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以下简称临洮城关派出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9月6日立案并于9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王树功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翟峥嵘及其委托代理人杜伟强、安清栋，被告临洮城关派出所出庭负责人该所指导员余志斌，委托代理人吕靖,第三人王树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临洮城关派出所2017年4月27日作出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6年6月20日11时许，翟峥嵘和王树功在临洮县洮阳镇粮食市唐巷2号门口因琐事发生矛盾，后翟峥嵘将王树功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翟峥嵘罚款五百元。限被处罚人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账户交纳罚款。同时告知翟峥嵘复议、诉讼救济之权利。该决定书已于2017年4月27日向翟峥嵘送达，翟峥嵘拒绝签字，办案民警郑亚东、雍世发予以确认。原告翟峥嵘诉称，2016年6月20日，王树功、杜晓兰、翟晓燕、翟晓霞、董陕临、翟璞因民间琐事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将原告殴打致伤，住院治疗后，原告到被告临洮城关派出所处要求处理案件并请求进行伤情鉴定，但被告迟迟不安排鉴定，后在原告向公安局领导反映情况并督促后，被告领原告进行鉴定，2017年4月7日，被告给原告送达了伤情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果为轻微伤。同年4月27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对王树功等六人却未予处罚。原告认为临洮城关派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翟峥嵘向法庭提交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1、临洮农商银行现金缴款单（2017年5月11日）；2、临洮县住院病历及住院证、检验报告单、出院卡片、缴费凭证等；3、临洮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二初字494号民事判决书，临洮县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临洮县人民法院（2016）甘1124司惩第3号拘留决定书；4、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法院（2016）甘1124民初2148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法院（2017）甘11民终84号民事裁定书；5、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证明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依照被告作出的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了相应义务。但被告于2017年7月3日向原告送达该决定书，违反办案程序。证据2证明2016年6月20日，原告翟峥嵘被本案第三人王树功等致伤，进而住院治疗并于6月24日出院的事实。证据3-4证明第三人及相关证人与原告之间矛盾较深，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翟晓燕与原告的妻子杨梅存在民事纠纷，其证言不可信。证据5证明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律程序。被告临洮城关派出所辩称，一，本所作出的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二、本案的违法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翟峥嵘的陈述、证人证言、被侵害人陈述等证据足以证实，考虑到本案系民间纠纷所引发，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从轻进行了处罚。三、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甘执法证字第1106504号甘肃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2、甘肃省临洮县城关派出所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临公（城）受案字〔2016〕2353号受案登记表及编号为Z621124201602353的受案回执；4、呈请延长办理期限报告书；5、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7、翟峥嵘询问笔录三份（2016年6月22日、2016年7月6日、2016年9月2日）；王树功询问笔录二份（2016年6月22日、2016年11月14日）；翟璞询问笔录二份（2016年6月24日、2016年7月6日）；董陕临询问笔录一份（2016年6月22日）；翟晓霞询问笔录二份（2016年6月22日、2016年7月13日）；翟晓燕询问笔录一份（2016年6月29日）；何建民询问笔录一份（2016年7月1日）；杜晓兰询问笔录一份（2016年7月18日）；8、（临）公（法医）检（临床）字〔2016〕95号人体损伤检验意见书及（临）公（法医）检（临床）字〔2017〕038号法医学损伤程度鉴定书；9、临公（城）鉴通字〔2016〕53号、〔2017〕2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临洮县公安局行政案件技术鉴定结论通知书；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1、送达回执；12、户籍证明。证据1证明临洮城关派出所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据2证明违法行为人翟峥嵘被行政处罚的事实以及处罚种类和法律依据，并证明该决定书已于2017年4月27日进行了送达，翟峥嵘拒绝签字，办案人员予以注明。证据3证明临洮城关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依法受理案件的事实，程序合法。证据4证明因办案需要，临洮城关派出所申请延长办案期限的事实，符合法定程序。证据5证明临洮城关派出所拟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经依法审批同意处罚的事实，符合法定程序。证据6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取证，告知了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证人相应权利和义务。证据7证明翟峥嵘实施殴打他人的过程以及本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的的事实。该组证据足以证实翟峥嵘殴打他人的事实及经过。证据8证明翟峥嵘、王树功经鉴定、检验均为轻微伤的事实。证据9证明公安机关对鉴定结论、意见书进行了送达。证据10证明临洮城关派出所在对违法行为人翟峥嵘作出处罚前，依法对翟峥嵘进行告知的事实，符合法定程序。同时证明，翟峥嵘拒绝签字后，办案人员予以注明。证据11证明临洮城关派出所将处罚决定书向本案第三人王树功直接送达的事实。证据12证明涉案人员以及第三人、证人的身份情况。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原、被告以及第三人进行了质证，分析认定如下：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6、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当庭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2017年4月27日被告未向原告送达过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拒签的事实；2、2017年7月3日原告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说明被告办案期限已严重超期，属程序违法。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1、受案登记表中办案人员为董发忠、郑亚东与2017年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办案人员雍世发、郑亚东不一致；2、受案回执没有盖公章，故不合法。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1、该证据领导批示一栏为临洮县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要求，应当由定西市公安局批示核准，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2、申请延长办案期限最长30天，现案件除去王树功鉴定期间（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10日），超期333天，程序严重违法。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的第1项。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部分笔录的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翟峥嵘的笔录无法证明其殴打王树功的事实。2、相反，该笔录能证实第三人及其翟晓燕、翟晓霞、翟璞、董陕临共同殴打原告的事实。3、王树功第一份笔录证实双方均有过错，系混合责任，被告对王树功也应进行处罚。第二份笔录系2016年11月14日作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认为被告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而不是时隔数月再进行调查，故应认定该份证据为非法证据。4、翟璞的笔录与王树功的笔录相互矛盾，王树功被翟峥嵘用砖头击中左脸的地点存在矛盾，故不应采信。5、何建伟的笔录与王树功、翟晓燕等5人的笔录完全矛盾，证明目的不能成立。6、杜晓兰的笔录无法证明原告殴打王树功的事实，因其不在场，其证明目的亦不能成立。综上，全案的证人证言证明了王树功一直控制着原告翟峥嵘，直至公安人员到达现场才松手，导致原告多处软组织伤、挫伤、腰椎横突骨折，构成轻微伤的事实。对证据8、9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提供王树功的原始病历及缴费凭证等，故针对王树功（临）公（法医）检（临床）字〔2016〕95号人体损伤检验意见书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并未告知原告，且告知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3时0分，严重违法。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收到行政处罚的时间为2017年7月3日，被告2017年4月27日向王树功送达属程序违法。第三人对被告所举以上证据均无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合法、适当。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庭予以当庭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认为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予质证。对证据5，认为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于2017年4月27日向原告送达时，原告拒签，该份证据被存卷保留；2017年7月3日被告去原告单位送达后，原告本人签收，该份证据由原告留存，故不存在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无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在举证期间内提供的证据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该证据的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5的内容相一致，系同一份证据，结合原、被告的举证及质证意见，本院应予采信，对于原告提出的该证据送达时间不一致以及超过办案期限的意见，属于办案程序违法情形，但不足以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故仅对其合法性不予认证。证据3-6，证据9-11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书。证据3符合证据的三性，应予认定。对于原告提出的办案人员前后应当一致的质证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受案回执（存卷）未加盖公章，应当属于办案人员疏忽所致，结合证据综合考量，不足以否定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存在。证据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要求，应予认定。原告提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认为延长审理期限应当为定西市公安局批示核准的意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安派出所虽然是县公安分局的派出机构，但法律已经赋予其部分治安管理处罚权，因而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因此，公安派出所需要延长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即可，而无须报经定西市公安局批示核准，故原告的质证意见和其他意见不予采纳，对该证据合法性亦应认定。证据5应予认证，理由同证据三的第1项。对证据6本庭注意到王树功2016年6月22日的笔录中有签字为”2012年6月22日”的情形，综合该笔录反映的内容，应认为系笔误所致，故不足以否定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证据9-11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要求，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时间不合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派出所依职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办案派出所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并没有遗漏告知程序；该笔录反映的告知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3时0分，系处罚之前，具有合理性，但结合本案证据2、3、4、11综合分析，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时已经超办案期限，且没有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应属于办案程序违法情形。故采纳原告关于其合法性的质证意见，认定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证据7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书也是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材料。该组证据中能够证实原告殴打第三人进而致伤的事实，虽然原告当庭称属”正当防卫”但综合本组证据以及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分析，被告经接到报案、立案、调查直至作出处罚，已经就案件事实在客观情形所允许的情况下作出查明、搜集主要违法事实和证据的职责工作，且该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殴打王树功致其受伤的主要事实，故予以认定。对原告提出王树功第二份询问笔录系时隔数月进行调查，应认定该份证据为非法证据等质证意见，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并无不当，故不予采纳。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质证意见，因没有相应直接证据证实，亦不予采信。证据8系结论性文书，符合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证。对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3-4，因与本案行政行为无直接关联性，且被告当庭不予质证，故本院不作认定。对证据5同被告提供的证据2的认证理由。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5，本院认为，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向被告指定账户内缴纳罚款500元，足以证明，原告已经知晓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对原、被告在庭上提供的照片等证据，因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故不作认定。对原告当庭提出案件办案人员未提供办案主体资格证明的质证意见，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1、7，应当认定其为具有执法资格人员。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0日，原告翟峥嵘与第三人王树功在临洮县洮阳镇粮食市唐巷2号门口附近因琐事发生矛盾，翟峥嵘在王树功驾驶的车辆外与驾驶室内的王树功先发生争吵，后互相撕扯，王树功下车后，原告翟峥嵘在与王树功厮打过程中，用砖头将王树功击伤。当日，王树功向临洮城关派出所报案（接报民警为董发忠、郑亚东），临洮城关派出所于当日受理案件，并赶往事发现场核查，2016年6月22日至7月18日期间被告分别通知涉嫌违法行为人翟峥嵘、报案人王树功，现场证人翟晓燕、翟晓霞、翟璞、董陕临、何建民，知情人杜晓兰到临洮城关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询问民警出示人民警察证件，告知其相应权利、义务。2016年7月20日，被告因主要事实未查明，在法定期限内无法结案，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对案件予以延期办理，由临洮县公安局予以批示同意；2016年8月1日至8月9日，临洮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树功的人体损伤程度进行检验，检验意见为：王树功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6年8月10日，临洮城关派出所对该意见书向受害人王树功进行了送达，但对违法行为人既没有送达签字，也没有公安人员注明的情况；2016年11月14日被告再次向受害人王树功调查询问案件事实及过程以及翟峥嵘当时是否受伤的情况；2017年3月23日，临洮城关派出所根据翟峥嵘的要求委托临洮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翟峥嵘的伤势进行鉴定，次日，该中心作出检验意见：翟峥嵘的伤情为轻微伤；被告已于27日将该鉴定书向翟峥嵘进行了送达。2017年4月26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拟对违法嫌疑人翟峥嵘作出行政处罚前的告知，2017年4月27日经审批后，当日作出甘肃省临洮县城关派出所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违法行为人翟峥嵘依法罚款500元，限其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指定账户临洮农商银行缴纳罚款并告知了其相应权利义务，同日被告向受害人王树功，违法行为人翟峥嵘分别进行送达，翟峥嵘因拒绝签字，临洮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郑亚东、雍世发）予以注明；2017年5月11日，原告翟峥嵘在规定期间缴纳了罚款；同年年7月3日，被告再次向违法行为人翟峥嵘所在单位送达该处罚决定书时，翟峥嵘予以签收。原告认为临洮城关派出所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临洮城关派出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职权；可以作出罚款500元以下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6月20日受理案件后，依法对涉嫌违法行为人、报案人等相关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核实，依据核实结果及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主要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在庭审过程中对相互殴打致伤王树功的具体情节各执一词，但是通过本案被告提供的证据7以及结合证据8中2016年8月9日王树功《人体损伤检验意见书》的分析论证情况和检验意见：”......被他人致伤，面部局部肿胀，皮下青肿......1、脑震荡（轻度），2、左头面部软组织损伤。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足以证实王树功被翟峥嵘用砖块击伤头部的事实；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5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的原则规定，处罚决定作出前告知原告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处罚依据，并告知了依法享有的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原告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送达，原告均拒绝签字，被告办案人员均予以注明，均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办案程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都有规定，即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自受理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间隔十月有余，已经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且被告未提供合理的证据和法律依据，故应认定程序违法；此外，被告在送达环节、文书制作环节中未尽到及时、完备的职责，被告认为确有必要向原告单位送达该处罚决定书时，应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予以送达，而不是在作出决定书后，时隔2个多月于2017年7月3日再次送达。但仅就超期办案、送达不及时、文书不完备的违法情形，应当认为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应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不予撤销行政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临洮城关派出所2017年4月27日作出的临公（城）行罚决字［2017］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临洮城关派出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崔振鑫审判员汤玉生审判员胡洪涛二Ο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李向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