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3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惠好。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萍，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静汶。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剑锋。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凤娣。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春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静汶，该公司总经理。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芊卉，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第三人：陈春辉。上诉人樊惠好、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广州市春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茂公司”）、原审第三人陈春辉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1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惠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梁凤娣向樊惠好返还投资款211万元；2.一、二审的诉讼费以及保全费均由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承担。事实与理由：樊惠好向陈维添所支付211万元均为春茂公司的投资款，在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已确认樊惠好共投资200多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不确认60万元款项为投资款即认定樊惠好的投资款仅151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一、樊惠好在2010年12月24日至2011年3月17日期间支付给陈维添的60万元，符合双方一直以来交付投资款的交易习惯。一直以来，樊惠好投资春茂公司的投资款一直都是交付至陈维添的银行账户之中，涉案的60万元也均是应陈维添增加投资的要求，分别在2010年12月24日、2011年3月7日、2011年3月17日支付至陈维添的银行账户，与樊惠好此前投资经营春茂公司的方式一致。樊惠好与陈维添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仅仅只有因投资合作经营春茂公司存在经济往来，并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如果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樊惠好将高达60万元的款项汇至陈维添的账户而没有任何书面材料，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樊惠好因其他经济往来在没有书面材料的情况下，直接将款项如此交付给陈维添显然是不符合常理。而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合作经营的第三人陈春辉退出了春茂公司的经营，春茂公司退回了部分款项给其，因此陈维添并以公司前期投资资金需求量大，现公司资金不足为由向樊惠好要求进行追加投资，故此，樊惠好才向陈维添支付了60万元。二、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确认樊惠好支付了200多万元投资款，该60万元为投资款应当得到确认。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在一审庭审时已确认、认可樊惠好投入投资款200多万元。根据协议约定及三方签订的收款凭证，截止2010�10月10日，樊惠好投资款为151万元。此外，三方还确认收到了黎志成支付的63元。一审期间，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一直企图将黎志成的63元借款混淆为樊惠好的投资款，计算在樊惠好所支付的200多万元投资款之中。而实际上，樊惠好除了支付151万元外，另外支付了60万元的投资款（即2010年12月24日、2011年3月7日、2011年3年17日支付至陈维添的60万元），黎志成所支付63万元事实上为樊惠好所安排的借款，该笔借款在三份签订股东内部协议之中已经明确约定为借款，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不可能不清楚该款的性质，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将该款混淆在内其真实意图是避免承担约定的利息。因此，一审庭审中，樊惠好与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双方已确认樊惠好的投资款200多万元，仅是双方对200多万元构成存在分歧，法院应认定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返还樊惠好投资款211万元。针对樊惠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共同答辩称，樊惠好的出资均为投资款，樊惠好系春茂公司隐名股东，其无权抽回出资。针对樊惠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春辉陈述称：陈维添代表我和樊惠好丈夫黎树宝持有春茂公司股份，我们对此都是知情和同意的。合伙期间有进行分红，各方投资款也基本收回。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亦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樊惠好的全部诉讼请求；3；樊惠好承担全部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已经实际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具备股东资格，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共同发起成立春茂公司。在2010年11月30日的《股东内部协议》中，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确定了春茂公司三名实际股东股权占比：樊惠好占春茂公司股份34%，陈维添占春茂公司股份33%，陈春辉占春茂公司股份33%；并约定了公司经营管理事宜，由陈维添出任春茂公司法人负责全面管理工作，由樊惠好出任财务主管负责公司财务监管工作，由陈春辉出任生产主管负责公司全面技术和生产管理工作。可见，从春茂公司公司登记内档及转账记录、公司经营资料可知，三位股东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均按上述《股东内部协议》即股东会决议的要求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及发起程序，并实际履行了春茂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职责及其他事项。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之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已经实际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具备股东资格，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股东，实际参与公司运营并负责财务监管工作。樊惠好根据2010年11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安排，出任财务主管负责公司财务监管工作。春茂公司从2010年起一直按股东会决议的决定，由樊惠好负责公司财务监管工作。2010至2011年期间，春茂公司名下的各花场财务报表均有樊惠好签名确认。可见，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股东，一直实际参与公司运营并负责财务监管工作，并由其女黎钰英负责具体财务工作，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三、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股东，实际获得公司股东分红收益，且股份分红收益已超其投资入股金额。根据2011年至2013年期间春茂公司收支总账，春茂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春茂公司�根据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三位股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至今为止，樊惠好从春茂公司获得的分红金额已超过股权投资金额。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股东内部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为普通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共同发起成立春茂公司，由于经营理念及公司分红方案原因，陈春辉退出公司，并将其股权转让给樊惠好、陈维添。根据2011年12月1日的《解除合作协议书》第三条，“本协议签订后，甲（陈维添）、乙（樊惠好）两方合法拥有春茂公司。原有合作协议经营的债权、债务由甲、乙两方负责，于丙方无关”。可见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作为春茂公司三位股东，是通过新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对陈春辉退出公司、股权转移对价、公司后续经营作出新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因此，2011年12月1日的《解除合作协议书》作为春茂公司新的股东会决议，是对2010年11月30日股东会决议相关内容的变更，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普通解除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认定春茂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之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即股东出资以后，出资资产即成为法人财产，非经合法公司规章及公司法规定程序，不得减资及抽逃出资，更不能向其他股东及发起人追偿，这是公司法中关于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本不变三原则之本义。樊惠好作为春茂公司的发起人，对春茂公司实际出资，享有的股东权利，并且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享有公司分红收益，因此不能向任何股东或是春茂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针对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樊惠好答辩称：与我方上诉意见一致。针对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春辉陈述称：在我退出后，不清楚樊惠好与陈维添的合伙事宜，本案争议与我无关。樊惠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樊惠好与案外人陈维添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2.梁凤娣向樊惠好返还投资款211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151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11月30日起，以45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12月24日起，以50000元为本金、自2011年3月7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1年3月17日起，均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至付清之日止）；3.陈静汶、陈剑锋在（2014）穗南法万民初字第218号民事调解书所载的继承遗产及应继承《庙贝农村耕地承包合同》经营权所获得庙贝农村资产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春茂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认定的事实：2010年11月30日，陈维添、樊惠好与陈春辉签订《股东内部协议》，约定：三人经协商就投资设立春茂公司达成如下协议：拟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春茂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法定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珠江东二路9号、法定代表人为陈维添；陈维添占公司股份33%，以700000元借资，由春茂公司负担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樊惠好占公司股份34%，以1510000元借资，由春茂公司负担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陈春辉占公司股�33%；陈维添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全面管理公司工作，樊惠好担任财务主管、负责监管公司财务工作，陈春辉担任生产主管、负责全面管理公司技术和生产工作；樊惠好另行借款630000元，按月利率1.3%计算利息，春茂公司设立后负担该费用；按照生产管理费用需要，春茂公司每月向陈春辉支付补助4500元。庭审中，春茂公司确认樊惠好作为隐名股东的身份。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主张不清楚陈维添在世期间春茂公司的经营情况，并认为结合该协议上下文理解，樊惠好系以2140000元的价格购买陈维添在春茂公司的34%股权，协议签订时陈维添已告知樊惠好春茂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情况。樊惠好对此不予确认，主张：该协议约定樊惠好以1510000元的价格购买股权，陈维添当时承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后再应陈维添的要求追加后续投资600000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该600000元与《股东内部协议》约定的“樊惠好另行借款630000元”属不同款项。就该借款630000元，樊惠好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樊惠好主张其于《股东内部协议》签订后陆续向陈维添支付投资款。2010年5月10日，陈维添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黎树宝支付的款项共计810000元，包括2010年2月6日支付的150000元、2010年3月22日支付的100000元、2010年4月7日支付的260000元、2010年4月15日支付的100000元、2010年4月29日支付的100000元及2010年5月10日支付的100000元。2010年11月13日，春茂公司出具《春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收到投资款》明细，记载：陈维添于2009年11月5日支付700000元；陈春辉于2010年2月6日支付100000元，于2010年10月15日退款；黎志成于2010年9月14日支付630000元；樊惠好于2010年2月6日支付150000元、于2010年3月22日支付100000元、于2010年4月7日支付260000元、于2010年4月15日支�100000元、于2010年4月29日支付100000元、于2010年5月10日支付100000元、于2010年10月10日支付700000元，共计支付1510000元。该明细空白处还载有“陈维添”、“陈春辉”及“樊惠好”字样的签名。樊惠好就其主张的付款情况还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账户明细，除前述收条及《春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收到投资款》明细记载的付款情况外，该些证据显示樊惠好还分别于2011年3月7日、2011年3月17日向陈维添支付50000元及100000元，黎树宝于2010年12月24日向陈维添支付450000元。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以该三笔付款未经陈维添书面确认为由不予认可。2011年12月1日，陈维添、樊惠好与陈春辉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陈春辉自愿退出《股东内部协议》，经协商三人同意《股东内部协议》于2011年12月1日解除；因解除《股东内部协议》，陈维添、樊惠好于《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时一次性向陈春辉支付200000元；《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后，陈维添、樊惠好合法拥有春茂公司，原《股东内部协议》的债权债务由二人负担，与陈春辉无关。樊惠好主张，结合两份协议的内容及其付款情况，其实质系以2110000元购买春茂公司50%股权。另查明，陈维添于2014年2月12日死亡。2014年4月8日，一审法院就陈剑锋、陈华、郭彩诉陈静汶、梁凤娣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作出（2014）穗南法万民初字第21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文内容如下：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新兴路68号房屋由梁凤娣继承；二、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汤塘镇脉塘管理区大冚经济社6.067公顷工地的承包经营权、车牌号为粤Ａ×××××车辆所有权、春茂公司全部股权由陈静汶继承；三、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年丰村罗家路59号房屋由陈剑锋继承。再查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分局备案的书式档案显示：（一）春茂公司为于2010年2月8日经核准登记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立时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陈维添；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登记股东为陈维添，以货币实缴出资1000000元；经营范围原为园林绿化工程，种植、销售：植物、花卉、园艺设备用具，养殖和销售观赏鱼。（二）2014年9月11日，陈静汶根据前述民事调解书达成的调解内容向工商行政管理部分申请将春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变更为陈静汶，聘任陈剑锋为公司经理，经营范围变更为园林绿化工程服务；花卉种植；花卉作物批发；观赏鱼批发（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环保设备批发；鱼种培育、养殖；园艺作物种植；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废除旧公司章程、启用新章程等。2011年7月18日，陈维添作为承包方�作为发包方的广州市南沙区庙贝农场物业管理服务站签订《庙贝农村耕地承包合同》，约定陈维添承包庙贝农场耕地104.68亩，承包期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14年3月17日，广州市南沙区庙贝农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静汶、作为丙方的陈剑锋、梁凤娣签订《〈庙贝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变更协议》，约定：陈维添于2014年2月12日死亡，丙方将前述《庙贝农村耕地承包合同》标的转给乙方承包，甲方同意其转包；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丙方将《庙贝农村耕地承包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给乙方享有及承担等内容。另，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主张樊惠好的女儿黎钰英在春茂公司工作，故樊惠好知晓春茂公司经营状况及工商登记信息情况，并提交了一份由春茂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内容为黎钰英在春茂公司担任副经理，每月平均收入为6000元。樊惠�不确认收入证明的真实性，认为仅凭收入证明无法证明黎钰英与春茂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主张黎钰英从事教师工作，与本案无关。庭审中，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确认春茂公司未为黎钰英缴纳社保。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及春茂公司还提交了春茂公司2010年至2016年期间年度审计报告，主张春茂公司不存在违法经营情况。以上事实，有樊惠好、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樊惠好、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陈春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樊惠好、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和对樊惠好、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陈述的事实进行抗辩的权利。《股东内部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本案争议焦点为：樊惠好请求返还投资款并支付投资款利息是否应予支持，若应支持，则应由谁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从春茂公司成立时间与《股东内部协议》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春茂公司成立在先，当时为陈维添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从各方的约定来看，樊惠好支付的投资款系用于投资设立春茂公司，并由樊惠好担任公司财务主管负责财务监管工作。即春茂公司性质应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维添、樊惠好及陈春辉，陈春辉退出《股东内部协议》后，股东应为陈维添及樊惠好。据此，陈维添收取投资款后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樊惠好确定为公司股东，但陈维添�办理。直至陈维添死亡后，陈静汶作为继承人继承春茂公司全部股权并将春茂公司变更为其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亦未与樊惠好进行协商变更或解除协议。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止，春茂公司的性质始终与《股东内部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不符，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樊惠好曾参与春茂公司经营及分红。诉讼中，春茂公司表示确认樊惠好为隐名股东，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樊惠好不予认可，且本案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樊惠好享受过股东权利，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樊惠好所预期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有权要求解除与陈维添之间的协议并取回投资款。从《解除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可见，陈维添、樊惠好与陈春辉已确认解除《股东内部协议》，樊惠好要求解除该协议的诉请，不再处理。陈维添作为《股东内部协议》、《解除合作协议书》相对方及投资款收取方，应将投资款返还给樊惠好，其占有款项期间，造成了樊惠好相应的利息损失，陈维添亦应予以赔偿。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诉辨意见，樊惠好诉请返还款项中的1510000元可确定为《股东内部协议》项下投资款。樊惠好主张后续追加投资的600000元，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春茂公司不予确认，樊惠好亦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樊惠好可另行主张。至于利息部分，应按如下方式支付：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2月6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3月22日起，以26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7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15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29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5月10日起，以7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10月10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樊惠好诉请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债务发生于梁凤娣与陈维添生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梁凤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陈维添生前与樊惠好约定案涉债务为陈维添个人债务，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维添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故此，案涉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梁凤娣应对前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陈静汶、陈剑锋作为陈维添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与梁凤娣对陈维添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故应当在其继承遗产的实际范围内与梁凤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春茂公司不是协议当事人，樊惠好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梁凤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樊惠好返还投资款1510000元；二、梁凤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樊惠好支付利息（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2月6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3月22日起，以26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7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15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4月29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0年5月10日起，以700000元�本金、自2010年10月10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三、陈静汶、陈剑锋在其继承陈维添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樊惠好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403元，由樊惠好负担14449元，梁凤娣、陈静汶、陈剑锋负担19954元。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花场财务报表，拟证明樊惠好参与春茂公司经营并负责财务监管工作；2.花场收支总账，拟证明樊惠好按股权比例获得分红；3.花场现场照片，拟证明春�公司现有经营状况。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补充陈述，涉案证据中出现的“樊惠好”签名，均是由其丈夫黎树宝代签，黎树宝因其职业身份，以樊惠好名义参与春茂公司经营。经质证，樊惠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陈春辉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二审期间，陈春辉到庭陈述称：春茂公司是由陈维添、黎树宝、陈春辉共同经营的，对于陈维添代表黎树宝和陈春辉持股情况，黎树宝和陈春辉都是知情并且同意的。因为黎树宝的身份原因，其是以樊惠好的名义出面参与经营。在合作过程中，由陈春辉负责具体经营事宜，三人有经常性地对账行为，也有进行过分红，且在陈春辉退出前，各人的投资款已基本收回。二审期间，陈静汶确认，如樊惠好提出进行股东登记的显名请求，其同意按照陈维添与樊惠好协议�的股权比例约定，变更登记樊惠好为春茂公司股东。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涉案《股东内部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应否向樊惠好返还投资款？如果需要，应当返还的投资款金额为多少？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各方在2010年11月30日签署《股东内部协议》时，春茂公司已经登记成立。樊惠好投入的1510000元出资款中，有150000元系春茂公司2010年2月8日成立前支付，剩余款项也均在《股东内部协议》签订前出资到位。在樊惠好无证据证明其与陈维添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本院有理由相信樊惠好的出资款系为设立春茂公司而支付，《股东内部协议》仅是对各方股权比例的确认。第二，《股东内部协议》仅约定了�维添、陈春辉、樊惠好的占股比例，却未就陈维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作出明确约定。此外，在樊惠好提起本案诉讼前，尤其是在2011年12月1日各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时，樊惠好从未提出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请求，明显与常理不符。春茂公司及陈春辉陈述陈维添以其个人名义代持樊惠好、陈春辉股份，且该二人予以清楚并同意，具有合理的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确信。第三，《股东内部协议》约定樊惠好担任春茂公司财务主管，负责监管公司财务工作，与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二审提交的有樊惠好、陈维添、陈春辉签名的《花场财务报表》相映证。陈春辉二审期间陈述，春茂公司有实际进行分红，与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一审意见相一致。樊惠好称其从未参与春茂公司经营管理，也未获得分红，但其既不能�证陈维添有阻碍其参与公司经营的具体行为，也与公司另两名股东的陈述意见相悖。此外，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樊惠好称其投入200多万元投资款却未获得任何收益，也未向公司或其他股东提出任何异议，明显有违常理。综上，在《股东内部协议》并未明确规定需将樊惠好登记为春茂公司显名股东的情况下，陈静汶、陈剑锋、梁凤娣、春茂公司及陈春辉称樊惠好、陈春辉同意其股份由陈维添代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樊惠好实际参与春茂公司经营管理且获得分红权益，其再以未登记为春茂公司股东为由，要求返还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至于樊惠好是否请求登记为春茂公司显名股东的问题，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5民初1484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上诉人樊惠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4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116元，均由上诉人樊惠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曹佑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