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9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渑池县会盟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国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法，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法定代表人：陈箭，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洗煤厂，营业场所河南省渑池县火车站道南。
负责人：吕清，该厂厂长。
再审申请人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商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煤炭公司）、一审被告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洗煤厂（以下简称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民三终字第00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华瑞商贸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煤炭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错误。（一）二审判决依据刘某出具的证明认定华康煤炭公司交付原煤9932.7吨，但刘某不是华瑞商贸公司和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过磅员，证明的内容与华瑞商贸公司及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无关，证明的发煤数量也与实际不符，且刘某也没有出庭作证，所以其证明不应被采信。（二）原判决认定吕某及阳光洗煤厂接受原煤、加工精煤的行为可以视为华瑞商贸公司对《煤炭加工合同》的实际履行，与事实不符。阳光洗煤厂并非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阳光洗煤厂与华瑞商贸公司也非挂靠关系，华康煤炭公司将原煤交给阳光洗煤厂和拉走精煤时，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还未成立。二、案涉145万元没有汇入华瑞商贸公司账户，《煤炭加工合同》也没有配煤款的约定，吕某亦多次表示145万元与《煤炭加工合同》无关，但二审法院仅根据华康煤炭公司的单方解释就认定145万元与《煤炭加工合同》具有关联性，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判决认定华康煤炭公司所拉精煤的数量错误。（一）河南省渑池县火车站的《过轨记录》和陈箭签收的44张《领货凭证》记载的精煤数量为2812.62吨，二审法院却认定为2764.8吨，差额为扣除的水分，但合同并没有扣除水分的约定。（二）汽车运输精煤33车共计1338.28吨，但二审判决只认定了其中6车计233.54吨，对剩余的27车则认为无华康煤炭公司出具的收货凭证相印证，且一车一天多次运输“不符合常理”，并以此推断该27车精煤为火车装煤的“重复计算”，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四、二审判决认定吕某的代理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一）《煤炭加工合同》第三条约定：华康煤炭公司交付原煤质量必须经华瑞商贸公司认可后，方可进入华瑞商贸公司场地。但华康煤炭公司在交付原煤时，却没有告知华瑞商贸公司，直接交给了阳光洗煤厂。（二）《过磅单》显示的发货单位均为“阳光洗煤厂”、“阳光厂”，不是华瑞商贸公司或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三）对于华康煤炭公司与吕某所签《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华瑞商贸公司均不知情。华康煤炭公司从未找过华瑞商贸公司确认债务，而是让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结算确认单》上加盖公章确认，且让不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员工的吕某来操作，属于恶意串通。（四）吕某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负责人吕清的父亲，其利用使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公章的便利，在《结算确认单》上偷盖了洗煤厂公章，人为地替华瑞商贸公司确认了400多万元不真实的债务。综上，华瑞商贸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驳回华康煤炭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华康煤炭公司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华瑞商贸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原判决认定吕某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否错误
原审查明，《煤炭加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均系通过吕某完成，但吕某并非华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有华瑞商贸公司的授权，那么华瑞商贸公司是否对吕某签订及履行合同的行为承担责任，首先需要解决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从本案事实看，《煤炭加工合同》的签订双方为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华康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箭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华瑞商贸公司则由吕某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吕某虽然并非华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该合同的签订地点在华瑞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合同上加盖有华瑞商贸公司的公章，因此吕某在合同上签字之行为具有华瑞商贸公司授权的客观表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吕某又以华瑞商贸公司名义与华康煤炭公司签署《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虽然上述文件上没有华瑞商贸公司的印章，但《结算确认单》加盖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公章，而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正是华瑞商贸公司的分支机构。因此，华康煤炭公司有理由相信吕某系华瑞商贸公司授权签订并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代表。原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华瑞商贸公司主张吕某利用其子吕清系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负责人的便利加盖洗煤厂公章、华康煤炭公司与吕某恶意串通为华瑞商贸公司设定巨额债务，但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华康煤炭公司在本案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非善意相对人，因此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原判决对《煤炭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认定是否错误
华瑞商贸公司主张《煤炭加工合同》未实际履行，理由之一是华康煤炭公司提交的刘某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对此，二审已查明，吕某作为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3年12月9日的一审庭审中，认可刘某是其安排的过磅员，认可“刚开始和陈箭签的合同是2万吨，后因为情况有变化，拉了9932.7吨”的事实。因此华瑞商贸公司主张刘某不是华瑞商贸公司和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过磅员，否认煤炭数量，均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自认相矛盾。华瑞商贸公司主张《煤炭加工合同》未实际履行的理由之二是接收原煤的是阳光洗煤厂与吕某，而不是华瑞商贸公司。对此，应当审查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与华瑞商贸公司以及案外人阳光洗煤厂之间的关系。原审查明，阳光洗煤厂于2008年9月4日注册成立，2011年6月22日注销，为案外人阳光公司开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于阳光洗煤厂注销次日即2011年6月23日注册成立，为华瑞商贸公司开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从两个洗煤厂设立的时间来看，阳光洗煤厂成立在先，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在后。而本案合同的履行时间是在2010年11月5日至2010年11月7日、2011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26日，该时间段确实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之前。但分析全案事实，可以认定阳光洗煤厂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实际上是名称不同但负责人、经营范围以及经营场所完全相同的主体，阳光洗煤厂收受原煤、加工精煤的行为即为履行本案合同的行为。首先，华瑞商贸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原煤洗选”业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而《煤炭加工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正是将华康煤炭公司提供的原煤加工成精洗煤，因此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应是华瑞商贸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次，根据华瑞商贸公司在一审时的答辩状可以认定，2009年1月20日吕某、王振先通过与阳光公司签订《协议书》取得阳光洗煤厂的承包经营权，2011年6月30日阳光公司注销，华瑞商贸公司接受阳光公司的财产，并承诺代为履行前述《协议书》。阳光洗煤厂于2011年6月22日注销，次日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即注册登记，两个洗煤厂经营场所相同，主营业务相同，负责人也相同，均为吕某之子吕清，该事实也证实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是代为履行前述《协议书》的主体。对此，吕某在原审中陈述：“原来我们叫阳光洗煤厂，后来叫华瑞公司洗煤厂”，该陈述与上述事实互相印证。所以，原判决认定吕某及阳光洗煤厂接受原煤、加工精煤的行为可以视为华瑞商贸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华瑞商贸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三、原判决认定的华瑞商贸公司向华康煤炭公司提供的精煤数量是否错误
华瑞商贸公司对原判决认定的精煤数量提出异议，认为火车运输的44张《领货凭证》记载的精煤数量是2812.62吨，但原判决根据华康煤炭公司的解释认定为扣水分后的2764.8吨无依据；汽车运输的27车精煤应当计入供应数量，原判决只认定其中的6车233.54吨是错误的。首先，上述精煤数量在《对账单》中有明确记载，吕某多次参与算账，不可能仅计入汽车拉运精煤6车233.54吨而遗漏了其他27车一千余吨，因此在无充分证据否定《对账单》的情况下，应当以此作为认定精煤数量的依据。其次，对于汽车运煤27车是否与火车运煤44车重复的问题，华康煤炭公司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比较原审认定的6张过磅单与未认定的27张过磅单的异同，6张过磅单记载的数量和价格有华康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箭出具的收据予以印证，而其他27张则没有；6张过磅单均有收货人签字，而其他27张中仅有2010年12月11日的2张有收货人签字，其余25张均未有。再考虑到双方的交易习惯，火车运输的精煤均是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所在的河南省渑池运往江西，汽车运输也应如此，而2010年12月30日的25车过磅单显示车号88886的汽车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9886的汽车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6118的汽车当日往返拉运6趟次，该情节印证了华康煤炭公司主张的汽车短途盘运的事实。据此，二审判决仅认定了汽车运输的6车精煤，而未认定其他27车，与本案证据相吻合，并无不当。华瑞商贸公司提出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四、原判决关于案涉145万元配煤款为双方履行《煤炭加工合同》发生的资金往来的认定是否错误
对于案涉145万元，《对账单》中有明确记载：“2011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26日，应华瑞商贸公司要求，陈箭将现金二笔打给华瑞商贸公司作为购配煤所用”，该款项与“2010年11月5日至2010年11月7日华瑞商贸公司收华康煤炭公司原煤9932.7吨、折合人民币5959620元”、“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华康煤炭公司收华瑞商贸公司精煤2764.8吨、折合人民币2764800元”一并结算，正是《对账单》记载的欠款数额4485820元。华康煤炭公司对该145万元“配煤款”的解释是：“2011年12月30日，华瑞商贸公司向华康煤炭公司发运第一批精洗煤，但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为达到质量标准，需要购买搭配一定比例的精煤。吕某以此要求陈箭转配煤款145万元。该款到账后，华瑞商贸公司吕某才于2011年1月28日向华康煤炭公司发运了第二批精洗煤。”而从相关事实看，陈箭确实于2011年1月5日转款75万元、于2011年1月26日转款70万元，华瑞商贸公司在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期间发运两批精煤共计44车。华康煤炭公司对该145万元的“配煤款”的解释与前述查明的事实基本吻合。虽然华瑞商贸公司主张华康煤炭公司提交的该145万元的证据即两张汇款清单中，有一张不显示汇款人，也不显示收款人，无法证明付款情况，另一张则是陈箭与吕某个人的资金往来，与本案合同履行无关，但由于该款项在《对账单》中有明确记载，在无充分证据否定该《对账单》的情况下，该理由不能得到支持。至于该款项未进入华瑞商贸公司账户，并不影响华瑞商贸公司对其分支机构的债务承担责任。
综上，华瑞商贸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梅 芳
审 判 员 刘崇理
审 判 员 方金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范怡倩
书 记 员 汤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