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20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路。
负责人：王武斌，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思伟。
一审被告：托克托县九亨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营子镇豆腐夭村东北。
法定代表人：杨兴，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杨秀琴。
一审被告：戴岳东。
一审被告：戴杰。
再审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郊支行）因与被申请人张思伟、一审被告托克托县九亨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杨秀琴、戴岳东、戴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工行南郊支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有效，并判定工行南郊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工行南郊支行系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对外签署的保证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工行南郊支行在未经总行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能对外提供担保，时任支行行长的宋晓波在未经总行书面授权擅自对外提供担保，明显违反《担保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行为。（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工行南郊支行加盖的印章与保证行为不符，且时任行长宋晓波的签字也非职务行为，不能认定工行南郊支行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该《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无效。本案诉讼产生后，工行南郊支行就宋晓波的行为向大同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已立案侦查。原审判决认定宋晓波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不能免除工行南郊支行的民事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张思伟对保证合同无效具有过错，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原审判决工行南郊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原审判决认定的戴岳东借款数额及欠款数额缺乏证据证明。（一）戴岳东借款本金应为2880万元，原审法院认定本金为30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2013年9月4日，工行南郊支行张思伟通过华夏银行向戴岳东指定账户转账2880万元，120万元系预先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二）戴岳东在借期内支付的240万元应认定为归还本金，原审法院认定为归还利息缺乏证据证明。《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均未约定利息，故戴岳东在借期内支付的240万元应认定为归还本金，作为保证人，工行南郊支行有充分理由相信该笔借款无需支付利息，其保证范围亦不应包括利息。即使工行南郊支行保证范围包括利息，该笔借款的利率也超过了法律的限制，应予调整，超过部分的利息应不予保护。（三）原审判决认定逾期还贷违约金按月息2%计算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由于双方并未约定逾期还款利率，故因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给张思伟造成的损失应为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结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违约金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四）戴岳东在借款到期后支付的490万元应核减借款本金，原审判决将其认定为利息缺乏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只约定了逾期还贷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而未约定逾期还款利率，原审法院对该490万元定性错误。即使借款到期后戴岳东所支付的款项应先行抵充逾期违约金，也不应将490万元全部用于抵充。三、《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2013年9月3日，以戴岳东为借款人、张思伟为贷款人与保证人宋晓波、托克托九亨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后，张思伟未打款给戴岳东，即《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2013年9月4日，戴岳东与张思伟重新签订《借条》，签订该合同当日，张思伟向其支付了借款，戴岳东向张思伟出具了收条。因此，借贷双方真实履行的是2013年9月4日签订的《借条》，而非《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工行南郊支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是否履行。2013年9月3日，戴岳东与张思伟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戴岳东向张思伟借款3000万元，工行南郊支行作为第一保证人，由时任该行行长宋晓波签字，并盖有工行南郊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2013年9月4日张思伟即将288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转给戴岳东指定的收款人赵守宏，同日戴岳东给张思伟出具收条一份，明确载明其“收到张思伟借款3000万元，其中2880万元转入其指定账号赵守宏中国工商银行南郊支行，剩余120万元已支付现金。”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张思伟履行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款项义务。工行南郊支行称张思伟与戴岳东履行的是2013年9月4日的《借条》而非《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但是戴岳东（借款人）、赵守宏（收款人）给张思伟出具的3000万元《借条》上并没有落款日期，也没有“出借人”名字，而且借款人、借款金额等信息与《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一致，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条》应是对《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履行的一种追认，系同一笔借款有事实依据。工行南郊支行称《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没有履行，张思伟出借款项履行的是《借条》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二）二审判决认定欠付款项的本息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关于本金数额，张思伟提供了2880万元的转账凭证，对剩余120万元戴岳东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是现金支付，二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是3000万元有事实依据。关于借期内戴岳东归还张思伟240万元，《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对应付未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证明双方有关于利息的约定，张思伟主张口头约定有利息，戴岳东虽不认可，但3000万元大额款项的出借没有利息约定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戴岳东和工行南郊支行原审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思伟与戴岳东存在何种特殊关系可以无偿出借款项，一、二审判决根据交易习惯等综合因素认定戴岳东在借款期内支付张思伟240万元为借款期内的利息并无不当。关于借款到期后戴岳东支付张思伟的490万元，因《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实质仍系占用资金的利息，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490万元系偿还本金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还款应该是先冲抵利息后冲抵本金。由于双方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根据逾期还款的天数按照月息2%计算预期还款的利息，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并将490万元首先冲抵利息的计算方法不违背法律规定。工行南郊支行称戴岳东的还款均是偿还本金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三）工行南郊支行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工行南郊支行的时任行长宋晓波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保证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工行南郊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即使如工行南郊支行所称宋晓波的行为超越职权，但工行南郊支行对负责人的授权范围以及对单位印章的使用管理均是其内部制度，外部人员无法知晓，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宋晓波的行长身份以及加盖工行南郊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的行为足以让张思伟相信宋晓波系代表工行南郊支行的职务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张思伟存在恶意骗取担保的行为，即使宋晓波超越职权其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工行南郊支行应对宋晓波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宋晓波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构成犯罪并不影响工行南郊支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工行南郊支行称宋晓波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系个人行为不能成立。工行南郊支行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设立的分支机构，其营业执照及金融许可证均载明其范围为“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工行南郊支行向工商机关提交并存档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显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担保等业务。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支行对外公示信息中均未明确分支机构办理担保业务需经总行另行批准授权方有效，故工行南郊支行在此情形下从事担保业务的行为对外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工行南郊支行公示经营范围的概括授权，可视为上述法律规定“书面授权”的一种方式，一、二审判决认定《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有效判决工行南郊支行承担担保责任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工行南郊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方金刚
审 判 员 刘慧卓
审 判 员 梅 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高海娟
书 记 员 郭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