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鲁01行终5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金钟，男，196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身份证住址为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纱厂南路**号院泰康苑***号，现住址为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名士豪庭*号楼*单元****室。
委托代理人刘超，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俊，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贾堂宏，主任。
委托代理人苏建忠，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德铸，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金钟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行初2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武金钟原审诉称，2008年9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李延卫发起设立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医院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150万，占注册资本的30%并实际出资到位。医院注册成立后正常经营，实现自身正常运转，后医院进行增资扩股，原告实缴出资额变更为300万元。2014年8月13日，第三人李延卫提供虚假的注销医院材料到被告处申请注销医院，被告在未尽合理合法审查注意义务的情况下，于2014年8月26日将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进行注销，该医院主体已经消灭。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具体行政行为。该案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并于2016年6月6日、2016年9月5日分别作出（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2016）鲁01行终421号行政判决书，二�生效判决认定被告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后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7年1月4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济卫计决字[2017]1号），该决定书中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予以驳回，不予赔偿原告损失。现原告对此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服。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给原告造成实缴出资损失300万元。
原审查明，2016年11月8日，原告以特快专递方式向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签收后，于2017年1月4日作出济卫计决字[2017]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本委认为：赔偿请求人实缴出资的盈亏应与医疗机构自身经营情况有关，而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在向我委提出申请注销前，曾两次向我委提出停业申请，不�参加年度校验，赔偿请求人自述所谓个人再次出资150万元，也是因医院经营困难，由赔偿请求人自己垫资医院房租而形成。另外，从赔偿请求人向我委提供的2014年1月4日制作的《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清算分配情况一览表》中，也清晰地载明该医院在申请注销前，几位出资股东均处于亏损状态。由此可见，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在向我委申请注销前已处于难以为继的困难境地。赔偿请求人武金钟在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实缴出资的损失，应与医院经营不善有关，与我委注销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同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虽曾注销，但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主体仍然存在，并未注销，其实缴出资盈亏情况也应参考该公司的经营账目确定。综上所述，我委注销行为并未给赔偿请求人造成实质性损害，赔偿请求人武金钟向我委提出全额赔偿其实缴出资的行政赔偿�求，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我委决定驳回武金钟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武金钟如不服该决定，可以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2016年6月6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针对武金钟不服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行政行为违法”。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第三人李延卫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行终字4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1月19日，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济卫医发[2016]2号《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于2008年9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发起人为原告武金钟和案外人李延卫。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本案中，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向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后又主动撤销，即使存在侵犯财产权的情形，其受害人也应为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行政机关撤销、变更、兼并、注销，认为经营自主权受到侵害，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对其享有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具有原告资格”。本案中，原告武金钟作为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东之一并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本院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武金钟的起诉。
武金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对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主体资格是否存在进行界定。自从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被上诉人注销后，虽然被上诉人又主动撤销该注销行为，但是，医院的主体资格是自动恢复还是股东派代表领取？一审法院避�不谈。况且，被上诉人也从未通知任何人领取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公章，而且该医院是否可以继续在原登记住所地继续办公尚不得而知。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主体资格是否存在，以便明确其是否还有能力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认为上诉人作为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东之一并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规定：“……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关于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综上，上诉人认为，作为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东，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状态下，有权利作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权利承受人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4年8月26日，应案外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法定代表人李延卫的申请，答辩人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后因申报的材料不实，答辩人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2016]2号）。行政行为的撤销，就是消灭行政行为的效力，使之恢复到该行政行为未作出之前的法律状态。原行政行为撤消后，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主体资格得以恢复。因此，即使存在侵犯财产权的情形，受害人也应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的规定，“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本案中，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主体资格并未终止，不存在权利承受人。因此作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之一的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答辩人未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依法应驳回其诉求。答辩人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行政行为，只是注销了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经营资格，并不涉及该医院的实缴出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本案中，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经营资格虽在2014年8月26日被注销，但在2016年1月19日被上诉人作出《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经营主体资格应自动恢复。并且即便在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经营资格被上诉人注销期间，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主体仍然存在，没有证据表明已被注销。即便是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实体上已不复存在，也应当由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受其权利义务，而非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的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自己是该医院的权利承受人有权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开支”。根据该规定，即便被上诉人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登记的行政行为对其造成了财产损失，上诉人武金钟作为公司的股东，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其实缴出资的诉求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受案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振明
审判员 张启胜
审判员 曹 磊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