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4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湘波，男，1971年6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敏，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辉，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岩，男，1979年1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建，北京智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湘波因与被上诉人李岩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9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湘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李岩一审各项诉讼请求；3.判决李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1日，董湘波与李岩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董湘波出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411号楼×号的房产给李岩。双方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总价款380万元，李岩支付定金20万元，双方办理银行面签当日支付首付款118万元，余款买方办理银行贷款支付给卖方。2016年3月31日，双方办理了银行面签手续，但直至7月李岩仍未支付首付款。根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逾期付款超过15日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李岩的拒付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董湘波于2016年7月19日向李岩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其后双方因合同解除及违约事项发生诉讼纠纷。酒仙桥法庭将两案合并审理。关于该案争议焦点，法庭及当事人一致认为是“双方是否就首付款支付时间进行过变更”。李岩主张首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但不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而是向法庭提出证人，即中介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人员栗某。栗某表示其通知双方当事人首付款的时间变更为“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前5-7天”。对此，董湘波不予认可，因为既没有栗某所说的当面通知董湘波所谓变更事宜，也没有其所谓电话通知，更没有任何书面变更文件。法院仅基于栗某的孤立证言认定合同约定的首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判决驳回董湘波的诉讼请求，并判决支持李岩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的诉讼请求。董湘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董湘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在再审审查期间，李岩又提起诉讼，要求董湘波支付所谓迟延履行合同的违约金。董湘波认为，本次一审判决缺乏基本的客观、公正立场，存在护短、偏袒之嫌。理由如下：1.本案确认事实所依据的（2016）京0105民初44731号民事判决书是在重大程序违法（审判组织违法、关键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下形成的，直接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对此，董湘波在本案的审理中再次提出法庭应重视这一问题，应等待再审裁定后再行审理。但本案主审法官对董湘波提出的此项理由不予认真对待。2.一审法官在听取李岩单方面意见后迫不及待地做了判决。从开庭审理至做出判决不足五日，缺乏基本的认真负责、探究真相的态度。3.本案争议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合同双方争议的焦点上来，也即是李岩违约在先、未按期支付首付款，还是董湘波逾期过户和交付房屋。本案要做出正确的判决，只能再次认真审查李岩所提出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4.本案对于董湘波而言，是关涉家庭重大利益的事情。44731号一审法官认为董湘波作为卖方毁约，但事实上李岩才是真正的炒房人。李岩从买房至双方发生诉讼，没有到现场看过房子，其对首付款支付时间这样重大、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合同条款的所谓变更问题没有一次与董湘波正面提出和交谈过，更不论签订什么书面协议。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经纪人自始至终未露过面，而参与交易的栗某不具备房地产经纪执业人资格。何况签约提示明确告知合同双方：变更合同要“在补充或修改处签字或盖章后，方为生效”。基于这些事实，栗某所作证言都不应被采信，没有所谓通知过董湘波的事实，其本人更不具备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中介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后，一直不向董湘波提供合同正式文本，导致董湘波无法准确判断其权利内容。直到2016年7月董湘波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介要求时，其才将合同正式文本交予董湘波。董湘波怀疑，中介公司（或者说是栗某本人）这一行为本来就是为制造所谓变更首付款时间的假象所做的准备之一。事实证明，中介公司在案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伪证角色。而据董湘波在与李岩和栗某的交往中得知，证人栗某与李岩实际上是山西老乡的朋友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普通中介服务人员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栗某是实际的利益关系人，其证人身份和作证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正是缺乏质证环节，使得这一事实没有被充分揭露。
李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董湘波的上诉请求；董湘波所谓的再审，高院已经作出裁定书面驳回，再审和抗诉不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
李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湘波支付自2016年7月22日按每日1900元计算至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411号楼×号房屋过户和交付之日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日，李岩与董湘波签订《买卖定金协议书》、《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李岩购买董湘波名下的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380万元。当日，双方还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在李岩贷款批复后（具体以建委预约时间为准），双方共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逾期履行本补充协议约定义务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按日计算向守约方支付房屋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2016年7月21日，李岩及案外人栗某到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部门办理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董湘波未到场。
2016年，李岩起诉董湘波至该院，要求董湘波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并交付房屋，要求董湘波支付违约金78万元。该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44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岩支付剩余房款360万元，董湘波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李岩名下并交付房屋，驳回李岩的其他诉讼请求。李岩和董湘波均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京03民终699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岩在要求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主张根本违约解除合同的违约金缺乏依据，关于逾期履行违约金和损失，可另行解决，据此，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湘波提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民申3363号受理通知书，证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其对（2017）京03民终6996号判决的再审申请，该案应中止审理。
李岩提交朝阳区不动产登记预约单复印件，证明涉案房屋转移登记预约于2016年7月21日办理，但董湘波并未到场。董湘波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提出中介公司通知其于2016年7月21日办理过户。
经询，董湘波对李岩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该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之日为2016年7月21日，董湘波未按时履行，构成违约，应依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董湘波虽主张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但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相悖，故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董湘波主张其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案应等待再审结果，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李岩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董湘波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岩自2016年7月22日按每日1900元的标准计算至董湘波将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411号楼×号房屋过户至李岩名下并交付房屋之日的逾期履行违约金。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之日为2016年7月21日，董湘波未按时履行，构成违约。董湘波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董湘波对李岩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无异议，故李岩诉求董湘波按每日1900元标准支付自2016年7月22日计算至房屋过户和交付之日的违约金，应予支持。董湘波上诉状中提及的事实理由，均系对（2016）京0105民初44731号案件的主张和意见，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进入执行阶段。董湘波认为生效判决存在错误、其不存在违约行为，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董湘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董湘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周熙娜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黄晓宇
法官 助理 何 平
书 记 员 司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