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2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歌德服装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航塘公路1528号。
法定代表人：谭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桦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宏良国际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嘉义市玉峯街89号。
法定代表人：王胜宏，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移辉，上海御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献群，上海御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歌德服装包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宏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6）沪0120民初10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歌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桦宇，被上诉人宏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移辉、吕献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歌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宏良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本案交易发生在宏良公司和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之间,歌德公司不应替A公司支付欠款；2.一审法院遗漏了与本案有密切联系的当事人A公司，导致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未依法认定本案适用法律，双方协议选择台湾地区法律。
宏良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歌德公司的上诉请求。宏良公司提供的双方之间往来的报关单、发票、装箱单等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交易系发生在歌德公司和宏良公司之间。对账单上谭锋的签字是真实的，说明歌德公司对欠款金额的确定。双方约定货物的交付地点是上海，上海是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本案应该适用大陆地区法律。
宏良公司于2016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歌德公司支付宏良公司货款508,123.76美元；2.判令歌德公司偿付宏良公司利息（以508,123.76美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收盘价上浮3%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宏良公司、歌德公司共计签订面料订购合同十份（并非每次货物交付均存在对应的面料订购合同），由歌德公司向宏良公司购买货品，目的口岸是上海，并对货物名称、单价等进行约定。在上述期间内，宏良公司多次向歌德公司交付货物，每次货物交付均存在对应的发票及出口报关单，发票上的收货方均是歌德公司，出口报关单上的买方亦均系歌德公司，目的地均是上海。
2015年11月17日，宏良公司、歌德公司经对账确认，歌德公司尚欠宏良公司货款508,123.76美元，歌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谭锋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5月8日，宏良公司与A公司签订面料订购合同一份，约定A公司向宏良公司订购货品1,360码，单价为6.80美元，交货日期为2015年6月5日，装运唛头SHANGHAIGOLDTEX（歌德公司），装货口岸台湾，目的口岸上海，并明确货款按实际到货数量结算。宏良公司提供的2015年6月3日的发票及报关单上所载明的货品名称、颜色、单价等均与上述合同一致。根据该发票及报关单，宏良公司实际向上海目的地交付货物1,112码，总金额为7,561.60美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歌德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系A公司。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因系争货物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交货地点位于上海，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
本案争议焦点是：系争货物买卖的交易双方是宏良公司、歌德公司抑或宏良公司与A公司？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宏良公司所提供的2015年11月17日的对账单系对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的货物交易进行的结算，故系争货物买卖应发生在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而非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具体来说：
第一，从签字主体身份来看，谭锋作为歌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且在对账单上的上部亦载明“奉贤XX厂”字样，该事实足以表明，歌德公司对交易事实及欠款金额的认可。
第二，从对账单所载明的金额来看，该对账单上所载明的每个月的交易明细与实际交易过程中的发票及出口报关单上的金额基本吻合，该事实表明，该对账单上所载明的欠款金额具有基础交易依据的支撑。纵然，部分月份的交易金额存在出入，但因交易实践中发票未开或发票遗失后，通过对账的形式最终确认交易金额的情况极其常见，故该事实并不能推翻对账单对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交易事实及金额的确认。换而言之，在缺少发票、出口报关单等直接交易依据的情况下，宏良公司、歌德公司已通过对账单的形式最终确认了双方之间的交易总额。
第三，歌德公司辩称，该对账单的左面部分载有“中尊”字样，再结合宏良公司与A公司曾签订过面料订购合同及A公司向宏良公司曾支付过款项等事实，故认为该对账单系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对账，而非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的结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歌德公司的辩称显然不能成立。理由：
其一，从歌德公司与“A”的关系来看，歌德公司的公司门口有两个企业名称，一是歌德公司，另一个则是“上海XX有限公司”，更为重要的是，A公司系歌德公司的唯一股东，且谭锋亦曾是“上海XX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足以表明歌德公司与“中尊”二字存在必然的关联。而宏良公司并非专司法律职业的法律工作者，不能苛求其在正常的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的模式进行对账确认，基于歌德公司与“上海XX有限公司”、A公司均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宏良公司基于信赖谭锋或疏忽等原因将“中尊”二字写在对账单上并不为过，因此，不能简单的以对账单上含“中尊”二字，而简单的否定该对账单系对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交易的确认，应结合交易的相关基础依据进行综合判断。
其二，从宏良公司提供的基础交易依据来看，系争交易期间内所有的发票及出口报关单上均明确载明买方或收货方为歌德公司，加之宏良公司、歌德公司签订有十份面料订购合同，宏良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系争货物交易发生在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再如上文所述，该基础交易依据所载明的货物交易金额与该对账单所载明的内容亦基本相符，上述事实足以表明，涉案对账单系对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交易所进行的结算。而从歌德公司所辩称的宏良公司与A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交易依据来看，现仅有一份2015年5月8日的面料订购合同可以佐证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歌德公司欲仅凭该一份面料订购合同推定交易期间其余所有的交易均发生在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显然于法于理均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是，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的交易并非全部都有对应的合同，但由于宏良公司、歌德公司长期进行交易，双方之间以发票及出口报关单作为基础交易依据已经形成惯例，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认定，否则，宏良公司向歌德公司开具发票以及宏良公司以歌德公司为买方填写的出口报关单均应作为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进行交易的直接依据。基于该理由，歌德公司所提供的2015年3月20日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签订的面料订购合同并不能推翻发票及出口报关单关于货物买受人的推定。
其三，关于A公司向宏良公司付款的问题，因A公司系歌德公司的唯一股东，其在交易过程中，代歌德公司向宏良公司进行付款并不违背交易常理，故A公司向宏良公司付款的事实并不能推定系争货物交易发生在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此外，诉讼过程中，歌德公司先行认可尚欠宏良公司部分货款，之后又全盘否认，且未提供任何有效依据予以佐证，歌德公司的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综上，结合对账单出具主体、基础交易依据所载明的买方以及其他相关事实，一审法院有充分理由认定，系争货物交易发生在宏良公司、歌德公司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宏良公司与A公司于2015年5月8日所签订的面料订购合同已实际履行，且该金额亦以包含在系争对账单内，现宏良公司明确本案中不再主张该合同实际履行的金额7,561.60美元，另行向A公司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经核算，歌德公司结欠宏良公司的货款金额为500,562.16美元。关于宏良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因歌德公司未能按时支付货款，显属违约，故其应偿付宏良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计算标准问题，宏良公司主张按照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收盘价上浮3%计算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歌德公司提出的宏良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因宏良公司、歌德公司长期存在交易，且已于2015年11月17日进行对账，故宏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歌德公司所提出的质量问题的辩称，因歌德公司未能明确质量问题的类型及货物批次，故一审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于2017年6月28日判决：一、歌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宏良公司货款500,562.16美元；二、歌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宏良公司以500,562.16美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判决生效之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收盘价为基础再上浮3%计算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71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37,710元，由宏良公司负担人民币561元，歌德公司负担人民币37,149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歌德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歌德公司向宏良公司的转账凭证，证明歌德公司与宏良公司之间存在独立的贸易往来；2.A公司向宏良公司转账凭证，证明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存在独立的贸易往来；3.歌德公司财务系统拉出的表单数据，证明歌德公司2014年、2015年与宏良公司的往来贸易货款已经全部结清；4.宏良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之应收账款明细表完整版（未签字），证明宏良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之应收账款明细表左侧有“中尊”字样，该明细表是由宏良公司制作的；5.宏良公司向A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明细表，证明宏良公司诉请货款是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6.INVOICE翻译件，证明在国际贸易当中INVOICE并不能直接理解为“发票”；7.歌德公司厂房门口照片，证明照片上是“上海XX有限公司”的字样，与A公司不是同一主体。歌德公司经质证认为，证据1-5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6形式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7真实性认可。本院认证意见是，证据1-5，歌德公司均未提供原件，且宏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7不足以证明歌德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准据法的确定，二是涉案货款对应交易主体的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歌德公司主张双方协议选择了台湾地区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应适用台湾地区法律。涉案《面料订购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如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或按合同法处理。此处“合同法”按常理应理解为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法规，并非双方对准据法的选择，不应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法律适用达成合意，故本案应依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综合涉案合同的性质、合同关于货物交付目的地为上海的约定以及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大陆地区法律并无不当。歌德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纵观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陈述及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发生在宏良公司和歌德公司之间，歌德公司是涉案货款的付款义务主体。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从合同订立来看，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间歌德公司、宏良公司签订多份《面料订购合同》。合同抬头部分写明甲方（订购方）为歌德公司，甲方签字盖章处为歌德公司合同专用章或歌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谭锋签名。合同除约定货物的名称、颜色、数量、单价等内容外，还约定货款按实际到货数量结算。据此可知，歌德公司和宏良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达成了采购面料并按照实际到货数量结算货款的合意。
第二，从合同履行来看，宏良公司提供了涉案合同履行期间的装箱单、报关单、发票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其交付货物的事实。相关单据上面料的名称、颜色、型号、数量及发货时间等信息基本能够互相印证。即使翻译过程中对“INVOICE”、“TOMESSRS”的译文存在细微差异，也不能否认歌德公司系相关单据所指向的宏良公司的交易相对方。歌德公司上诉称涉案交易实际发生在宏良公司和A公司之间，歌德公司仅是合同约定的收货人，歌德公司对此未能进行充分举证证明。况且，根据歌德公司一审提供的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宏良公司工作人员与歌德公司工作人员的往来邮件内容表明，歌德公司系作为面料采购方就面料的颜色、数量、发货时间等交易细节与宏良公司进行沟通，该节事实与歌德公司主张的代收人角色明显不符。
第三，从对账行为及对账单内容来看，对账的主体为宏良公司与歌德公司，对账地点为“奉贤XX厂”即歌德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对账单上的应收账款明细可与宏良公司提供的装箱单、报关单及发票等金额基本吻合，对账单上歌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锋及财务经理金某均签字确认，可视为歌德公司对付款义务及欠款金额的确认。虽然对账单左侧出现了“中尊”两个字，从歌德公司门口并列印有“上海XX有限公司”名称、A公司系歌德公司唯一股东等事实表明，歌德公司与“中尊”两字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故仅以对账单上出现“中尊”两字显然不足以认定涉案交易系发生在歌德公司和A公司之间。因此，歌德公司关于涉案交易系发生在宏良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歌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710元，由上诉人上海歌德服装包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成 阳
审判员 胡玉凌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俞 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