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炳灿，男，193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勇，上海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伯根，男，195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洲，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炳灿因与被上诉人王炳生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8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炳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位于绍兴市柯桥区两处房屋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有，上诉人享有份额为二分之一。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上诉人与赵仙花的身份问题，一审法院枉顾事实，认定结论明显错误，沙地王村委所出具的证明能证实上诉人与赵仙花的收养关系，虽然上诉人的入团申请书上写着姑母赵仙花，因为赵仙花本身就是上诉人的姑母，后由赵仙花抚养，才成为养母，此后上诉人的工作履历表上将赵仙花写为母亲，而将被上诉人父亲王炳生称为表哥亦符合情理，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上述问题均已作出解释。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上记载的人口三人，应为赵仙花、王炳生、王炳灿。一审作证的二位证人也证实王炳灿系赵仙花养子。二、关于涉案房屋是否系赵仙花遗产，一审法院简单片面认定为非赵仙花遗产。赵仙花土地房产证存根上记载的地址与734号房屋应属同一处，面积相差也不大，被上诉人母亲王水凤在1989年换证时记载的理由是祖传遗产，明显来源于赵仙花。671号房屋换证时，王水凤记载是祖传，可以确定该房屋属于赵仙花。上述二处房产属赵仙花的遗产，沙地王村是众所周知的。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王炳生、王水凤生育的儿子，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四、一审判决认为王水凤应首先推定为物权人，登记权利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明显是免除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换证并不能改变原物权的归属，不能以此推定其为物权人。
王伯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赵仙花土改登记的房产与本案涉案房产并非同一处，案涉房屋并非赵仙花遗产。无确实证据能证明上诉人系赵仙花养子。
王炳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位于绍兴市柯桥区两处房屋为王炳灿、王伯根共有；2.要求确认王炳灿对上述两处房屋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0年土改，户主赵仙花（人口三人）名下登记有一处楼房，地号0827，面积0.025亩，坐落原东浦区堂。赵仙花已亡故，其夫早于赵仙花亡故。王伯根系王炳生（亡故于1990年代）、王水凤（亡故于2005年）夫妇生育的儿子。
案涉房屋包括两处房屋，均位于柯桥区，土地使用权均于1989年登记于王水凤名下，一处房屋的地号671、图号6-8-5、土地使用证号6236、占地面积15.9平方米、坐落中台门，另一处房屋的地号734、图号6-8-5、土地使用证号6292、占地面积18平方米、坐落长弄堂。土地登记资料中地号671房屋所附的《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中载明该房屋土改时由王炳生登记；地号734房屋所附的《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中载明该房屋土改时由王水凤登记。
另认定，王炳灿在1956年填写的《入团志愿书》内容载明“1940年父母去世，后姑母赵仙花抚养，姑母思想落后”。另，王炳灿提供的《工作人员履历表》中载明其工作为炉灶间、1956年入团、母亲为赵仙花、叔叔为王伯华、表哥为王炳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炳灿是否为赵仙花养子？二、案涉房屋是否均为赵仙花的遗产？三、王炳灿就案涉房屋提出的诉求如何处理？该院作以下分析评判。
对于焦点一，王炳灿主张赵仙花于1941年收养王炳灿，但王伯根对此予以否认。关于身份关系的认定，应由王炳灿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院审查王炳灿提供的华舍街道沙地王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其证明内容载明该村村民赵仙花于解放初期收养王炳灿、王炳生两人，但该证明未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明的形式要件，且该证明所载收养时间与王炳灿自述明显不符。提供的《入团志愿书》和《工作人员履历表》来源于新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其形成的时间更早，此时王炳灿约20多岁，其中《入团志愿书》中王炳灿将赵仙花称谓为姑母，如养母子成立，则该称谓不符常情。王炳灿在相近时期所填写的《工作人员履历表》将赵仙花称谓为母亲、将王炳生称谓为表哥，其中赵仙花的称谓与《入团志愿书》中对赵仙花的称谓矛盾。从常理判断，王炳灿与王炳生相继为赵仙花收养，且幼时两人一同与赵仙花生活，王炳灿对家庭成员应熟悉，故其在成年后填写家庭关系应将王炳生称谓为哥哥更符合常情，而非称谓为血缘关系较远的表哥。综上分析，在王炳灿无法对上述相互矛盾的疑点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该院认为不能得出王炳灿为赵仙花养子的事实。
对于焦点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案涉房屋在1989年土地登记时，其土地使用权均登记于王水凤名下，若当事人就该项登记所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则登记上记载的物权人即王水凤应首先被推定为物权人，登记权利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事实，登记表彰的物权状态并不总与真实物权状态相一致，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异议人能够证明真实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的记载不一致，法院可以依法采信该证据，进而对真正物权状态作出相应的认定。结合本案事实及王炳灿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1950年代土改时，户主赵仙花（人口三人）名下登记有一处地号0827楼房。王炳灿主张该地号0827房屋即为地号734房屋。王伯根则予以否认。该院认为，地号734房屋和地号0827楼房两处房屋的登记面积不同、坐落小地名亦不同，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两屋具有同一性，该院对王炳灿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另，王炳灿主张地号671房屋在土改时漏登记，该屋应为赵仙花的遗产。王伯根对此亦予否认。该院认为，根据举证规则，王炳灿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鉴于王炳灿对该项事实主张未能充分举证加以证明，故王炳灿主张地号671房屋产权与赵仙花具有关联，该院不予采信。综上，王炳灿主张案涉房屋为赵仙花的遗产的事实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三，王炳灿主张案涉房屋系其与王伯根共有，且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该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前述分析，王炳灿的诉求所依据的事实不能成立，故该院对王炳灿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炳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王炳灿负担。
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王炳灿提交了以下证据：1、华舍街道沙地王村补充证据一份，对一审中提交的沙地王村的证明进行了补充证明。2、华舍街道沙地王村关于赵仙花房屋情况调查说明，以证明赵仙花有二处房产，其中一处0827号房屋与734号房屋系同一处，671号房屋系土改时赵仙花漏报。
被上诉人发表意见认为，上述二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身份关系不能由村委证明，如属收养关系则应由民政部门或公安部门的证明。关于赵仙花房屋情况，村委无权证明，房产登记不属于村委的权力范围。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3、沙地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要求证明案涉两间房屋于2001年、2003年完全自然倒坍。4、建房协议书，要求证明王伯根出资重新建造了两间房屋的事实。5、照片二张，要求证明目前存在的房屋已不是王水凤登记的两间房屋。
上诉人发表意见认为，证据3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可。证据4建房协议书明显是临时起草的，且如确实建房应有相关的审批手续。证据5照片与上诉人提供的照片一样，其实就是案涉房屋。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为，上述证据均非二审中的新证据，亦不足以影响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1、赵仙花与王炳灿是否具有收养关系。根据一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王炳灿既不能提供确实证据证明其与赵仙花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也与其在年轻时填写的入团申请书、个人履历表上所注明的关系相悖，并且村委会所作的身份证明其对所调查的相关资料、内容均未作说明，显然证明效力欠缺。一审判决认为不能认定王炳灿与赵仙花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与法有据。2、案涉房屋是否系赵仙花遗产。王水凤于1989年登记的两处房间无对应的土改登记资料，王水凤本人也承诺系祖传房屋，且长达二十余年无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王炳灿现主张上述二处房产系赵仙花遗产无相应证据证明，一审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因而王炳灿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炳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伟明
审判员 季璐璐
审判员 杨子超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