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柳民中初字第226号原告：李广友（又名李光友），男，汉族，住柳河县柳河镇民主委**组。委托代理人：仇明柱，柳河县驼腰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曲学成，男，汉族，住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同安堡屯。被告：曲春富，男，汉族，住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同安堡屯。委托代理人：徐德华，吉林惠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村民委员会。代表人：刘玉波，村委会主任。原告李广友诉被告曲学成、曲春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春树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于2015年6月2日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审理前，本院通知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干河子村）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原告李广友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曲春富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德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曲学成（第一次庭审参加）及第三人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向阳镇干河子村原村民，在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土地8.2亩（大亩）。2001年原告搬入柳河镇居住，将土地8.2亩交由被告曲学成代耕，2003年被告曲学成将土地交给其子被告曲春富耕种。2004年原告找到二被告要求其返还土地并支付土地直补款，二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返还。经双方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土地8.2亩，返还2004年—2014年直补款，承担2004年—2014年土地承包费20910元。被告曲学成辩称：土地是村里让我种的，我交了税和提留，李广友家户口迁走，人也走了，不属于我们村的人了。我没有种地，是我儿子曲春富种的，不同意返还土地。被告曲春富辩称：原告起诉我不成立，应该起诉村里，如果村里答应把土地给他，我就给他。我实际种了6.8亩。根据原告告诉及被告的答辩，总结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诉争土地的经营权应归谁所有；2.诉争土地的具体亩数及坐落。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当庭提供如下证据：1.土地承包使用鉴证登记簿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从1982年开始享有诉争8.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土地承包使用鉴证登记簿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曲学成在1982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原告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区别，即曲学成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含原告的土地。3.向阳镇干河子村村委会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原告原是干河子村村民，李广友与李光友是同一人。4.向阳镇干河子村村委会2014年1月3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诉争的地块，以及原告迁入柳河镇后，将土地转到曲春富名下。5.历年粮食直补发放标准一份。证明原告诉讼请求中直补款的计算标准。二被告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当庭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登记表记录的地块与实际不符，与被告方无关；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与实际不符，是原告口述，村委会记载的；证据5与被告无关。被告曲春富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当庭提供如下证据：1.农业税完税证明二张。证明曲春富实际耕种了土地，交纳了农业税并领取直补款。2.农村土地第二轮家庭承包基础信息明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土地是曲春富实际耕种的，是村里给种的，村里据此明细表向曲春富收税并发放直补款。3.房屋买卖契约一份。证明原告是连房带地一起转让给被告的。4.房屋所有权证书一份、土地承包使用证一份（使用人李光友，1995年6月1日颁发）、农民负担监督卡、集体土地经营权证书（1996年1月1日颁发，持有人李光友）。证明原告卖房带地的事实，并将相关房屋产权手续和土地承包证书交给被告。5.苏XX证言笔录一份、毕德金证言笔录一份、辛文廷证言笔录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当年买卖房屋并带地的事实。原告针对被告曲春富提供的证据，当庭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不是村里分地时的原始台账，不能作为土地权属证明；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将承包地卖给被告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将证件交给被告曲春富恰恰能证明是将土地交给他代耕的事实，原告仍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4为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当庭作证，形式不合法，证言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明卖房带地的具体情况，不能采纳。被告曲学成未提供证据。针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后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为该村原始土地管理台账，予以采纳；证据3双方无异议，予以采纳；证据4证明内容与台账登记不符，不予采纳；证据5没有出证单位签字及盖章，证据形式不合法，不予采纳。被告曲春富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直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不予采纳；证据2不是该村原始分地账册，不予采纳；证据3、4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纳；证据5，三位证人证言，证人虽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有瑕疵，但三位证人为原、被告当年买卖房屋的见证人，证言可与证据3相互佐证双方“卖房带地”的事实，故予以采纳。本院依职权核实了本案争议土地的坐落及亩数，形成了书面记载材料，双方当事人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均无异议，并签字确认。本院将该份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纳。根据对证据的确认，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如下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李广友原系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同安堡屯村民。在第一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为代表的家庭承包户均分得土地。2000年11月29日，原告李广友与被告曲春富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李广友将位于同安堡屯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转让给被告曲春富，并口头约定“卖房带地”。协议签订后，李广友将房屋交付给曲春富，并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具体地块及亩数：1.老韩大坡54根垄，4.95亩，上至崔海云地，下至崔海云地；2.老孙大坡17根垄，3亩，上至于海金地，下至盛老五地；3.房屋园田地，1.5亩；4.南河边1.5亩，南至吴月地，北至河边，共计10.95亩）交给曲春富耕种。2001年原告全家迁入柳河县柳河镇居住，同时将户口亦迁往柳河镇民主委。此后，曲春富一直耕种原告的上述承包田，并承担相应的税费，领取相关的国家政策补贴。近年来，原告认为其仍然享有土地经营权，故多次向二被告父子主张返还交给其耕种的土地。二被告认为，目前土地的经营权已经归曲春富享有，拒不返还。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返还争议土地。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因土地的经营权归属发生了争议。涉案土地原为原告的家庭承包耕地，后因其全家迁往城镇居住，将原来居住的房屋卖给被告曲春富时，以“卖房带地”的形式将争议的承包地进了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原告迁入的柳河县柳河镇属于小城镇的范畴，其仍然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承包地不允许买卖，原、被告双方“卖房带地”的交易方式，应定性为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流转的双方当年并未对流转方式、价款、期限等重要事项作出具体明确的约定。综合考虑当年农村的土地政策及经营状况等历史背景，原告当年在耕种土地承担税费、收入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下，将土地交给被告耕种，全家到城镇谋生，是面临着较大的生存风险和挑战的，因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生产资料，不能视为原告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将土地交给被告经营管理，由被告承担该土地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行为，有效避免了土地弃耕、撂荒的情形出现。被告曲春富经营原告的耕地，能够改善自身承包地不足的状况，前期虽然承担了较多的税费，但是随着国家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经营土地的收入逐年提高，经济上亦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故原、被告双方“卖房带地”的流转方式认定为代耕、代管更有利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符合市场交易应遵循的公平原则。现原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张被告曲春富返还代耕的承包地，应予支持。通过对双方利益的考量以及对流转方式的定性，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耕种土地期间的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涉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诉讼请求，因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的发放条件及程序由政府农业政策调整，在民事诉讼中不应予以评判，双方当事人的相关问题可以向相关管理部门寻求解决途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曲春富于2015年秋收后（最迟不能超过2015年12月31日）将位于柳河县向阳镇干河子村同安堡屯的10.95亩土地（具体地块及亩数：1.老韩大坡54根垄，4.95亩，上至崔海云地，下至崔海云地；2.老孙大坡17根垄，3亩，上至于海金地，下至盛老五地；3.房屋园田地，1.5亩；4.南河边1.5亩，南至吴月地，北至河边）返还给原告李广友经营、管理。二、驳回原告李广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元，由原告李广友负担220元，被告曲春富负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春树人民陪审员  刘凤珍人民陪审员  赵文华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书 记 员  白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