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56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韦氏服装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云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马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宝，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青，女，1973年9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瑞，北京市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韦氏服装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氏服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淑青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9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氏服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淑青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韦氏服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严格执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已经足额支付了刘淑青的延长工作时间及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且已经足额支付了刘淑青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刘淑青辩称，不同意韦氏服装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认可一审判决。
刘淑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1.2001年6月15日至2016年5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5250元；2.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38000元；3.2001年6月15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未给我缴纳养老保险的损失79000元；4.2001年6月15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未缴纳失业保险的损失39500元；5.2001年6月15日至2016年5月1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51800元、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27306.25元；6.诉讼费由韦氏服装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1日，刘淑青与圣普服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书载明刘淑青在圣普服装公司工作起始时间为2001年6月15日，工作岗位为机工，合同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30日。2010年9月2日，刘淑青与韦氏服装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岗位为缝纫机工，实行综合工时制度，月工资按北京市最低保障工资标准支付。2013年9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岗位为样衣工，实行综合工时制度，工资仍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韦氏服装公司提交2010年8月25日批准的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实行期限为3年，审批表中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或工种为车间工人、司机、销售业务、生产采购、库房、生产技术。2010年8月25日至2013年8月25日，韦氏服装公司对刘淑青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韦氏服装公司计薪周期为月初至月末，每月18日发放上月工资。刘淑青每月工资分两次发放，一部分打卡，另一部分现金发放。2016年5月10日起，刘淑青未到韦氏服装公司工作。2016年9月26日，刘淑青向密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养老、失业保险损失、加班费等，2016年12月7日，密云仲裁委以京密劳人仲字[2016]第1992号裁决书裁决：一、韦氏服装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淑青20**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2773.03元；二、韦氏服装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淑青20**年5月至2016年5月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965.29元。刘淑青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双方对下列事实存在争议：一是刘淑青是否以韦氏服装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刘淑青主张其以韦氏服装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为由于2016年5月10日向韦氏服装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就此提交证据。韦氏服装公司认为刘淑青早在2016年3月即有离职的意思表示，并提交相关短信记录为证，对刘淑青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认可。刘淑青亦认可并未口头或书面以上述理由向公司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只是以此为由申请仲裁。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淑青并未以上述理由向韦氏服装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二是韦氏服装公司是否足额支付了刘淑青20**年5月至2016年5月的休息日、延时加班工资。关于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休息日、延时加班工资一项，对此，韦氏服装公司提交了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的考勤表、工资表、2014年8月25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25日、2015年11月16日、2015年12月28日、2015年1月15日（补2014年度加班费）、2016年1月18日（补2015年度加班费）、2016年3月21日（补加班费）等支出凭单，证明刘淑青的出勤情况以及加班工资支付情况。刘淑青对考勤表及工资表的实发金额认可，对工资结构不认可，对标注有延时加班以及休息日加班计算方法的2014年8月25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20日、2015年6月24日、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25日、2015年11月16日、2015年12月28日的支出凭单认可。对2016年3月21日（补加班费）真实性及本人签字认可，但对款项名目不认可，认为不是加班费，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对2015年1月15日（补2014年度加班费）、2016年1月18日（补2015年度加班费）等支出凭单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不是本人签字但不申请笔迹鉴定。关于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休息日、延时加班工资一项，刘淑青提交了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的考勤表及银行交易明细，以此证明加班情况以及工资数额。韦氏服装公司对此期间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刘淑青本人不应掌握考勤表原件，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对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的刘淑青的工资数额认可，但认为应该包含加班费。对此，韦氏服装公司提交2012年4月19日、2012年1月16日（补2011年度加班费）、2013年1月19日（补2012年度加班费）、2014年1月12日（补2013年度加班费）等支出凭单，证明刘淑青的计薪天数以及已经支付刘淑青的加班工资数额。刘淑青对上述支出凭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不是本人签字但不申请笔迹鉴定。三是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一项，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韦氏服装公司提交工资表以及2016年2月19日支出凭单证明已经支付刘淑青带薪年休假工资，刘淑青对工资表中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不认可，认为只是工资结构的调整，并不包含带薪年休假工资；对支出凭单真实性及本人签字认可，认为并非是补年假工资，但未提交相反证据。对于2014年5月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韦氏服装公司提出仲裁时效抗辩。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的考勤表、刘淑青实发工资数额、刘淑青认可的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支出凭单等证据予以采信；因韦氏服装公司无法对工资表中的工资结构做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韦氏服装公司工资表的工资结构不予采信，对其所持的该工资中包含加班费以及带薪年休假工资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刘淑青不予认可款项名目的支出凭单，因其未提交相反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刘淑青不予认可的支出凭单，其虽否认其真实性，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根据举证责任规则，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对于刘淑青提交的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的考勤表，因与韦氏服装公司提交的考勤表从形式到内容并无差异，且韦氏服装公司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统计，刘淑青20**年5月至2013年8月延长工作时间1811.5小时，2013年9月至2016年5月休息日出勤143.5天，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1123.5小时。刘淑青20**年至2016年月平均工资分别为1690元、3187元、3167元、3142元、3169元、4160元，韦氏服装公司共支付刘淑青加班工资50929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刘淑青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项，因刘淑青并未就其主张提交相关证据，故一审对其解除理由不予采纳，对其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淑青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一项，对于两年之内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一审根据刘淑青工作年限确定其每年应休年休假天数，据此计算刘淑青带薪年休假工资，并将一审认定的韦氏服装公司已通过支付凭单支付部分予以扣减，对刘淑青请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对其超过仲裁时效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刘淑青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2001年6月15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未缴纳养老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根据刘淑青陈述及一审查明的事实，此时间段刘淑青与韦氏服装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刘淑青主张的主体有误，不予支持；关于刘淑青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2001年6月15日至2016年5月10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及延时加班工资一项，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二年保存期间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超出这一期间的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就此，双方分别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认定的证据予以计算，对于韦氏服装公司已经支付部分予以扣减，对刘淑青请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因刘淑青未提交证据证明其2011年5月之前存在休息日及延时加班，故对其要求韦氏服装公司支付2011年5月之前休息日及延时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韦氏服装制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淑青二○一一年五月至二○一六年五月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二万五千三百四十九元五角；二、北京韦氏服装制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淑青二○一四年五月至二○一六年五月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二千八百八十三元；三、驳回刘淑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韦氏服装公司应否支付刘淑青20**年5月至2016年5月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及2014年5月2016年5月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加班工资。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二年保存期间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超出这一期间的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双方所提交证据及陈述的基础上，认定韦氏服装公司尚应支付刘淑青延时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25349.5元，并无不当。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如前所述，韦氏服装公司应就2014年5月2016年5月期间已安排刘淑青休满带薪年休假或已足额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负举证责任。现韦氏服装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足额支付，一审法院认定其应在扣减支付凭单已支付部分的基础上，支付刘淑青20**年5月2016年5月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2883元，亦无不妥。
综上所述，韦氏服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韦氏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清波
审 判 员 宋 晖
代理审判员 张海洋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法官 助理 刘 衍
书 记 员 罗雅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