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藏01民终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华茂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民族中路3号拉萨饭店生活区B栋一单元4楼08室。
法定代表人：郭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务阳，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多吉，男，藏族，拉萨市林周县人，司机，现住拉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藏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民族路3号。
法定代表人：安振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多吉，男，藏族，1980年8月7日出生，拉萨市林周县人，司机，现住拉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58号三楼3002A。
法定代表人：吴丽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升,西藏雪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藏华茂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多吉、西藏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博达公司）、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圣地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7）藏0102民初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务阳，被上诉人西藏博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多吉，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升，被上诉人多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改判由广州圣地公司向原告支付车费161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广州圣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广州圣地公司在西藏没有从业资质，为承接游客开展旅游业，与上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派遣自己公司的工作人员（任伟、邓起立、梁嘉乐、苓家香）在藏独立开展业务，财务独立核算，系以合作为名的挂靠关系。根据《最高院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广州圣地公司与上诉人应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仅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字没有广州圣地公司盖章，不代表广州圣地公司的意思表示错误。双方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在西藏的员工名单。根据法律规定该公司工作人员邓起立的签字行为是代表被上诉人公司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该由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承担；另，一审法院认定多吉为适格原告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多吉为西藏博达公司的驾驶员，其驾驶大巴旅游车的行为属于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多吉也不是《汽车客运包车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故多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从程序上、事实上、合同相对性上的认定都是正确的，责任承担者应当是西藏华茂公司，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多吉及西藏博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告多吉、西藏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车费161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多吉系车牌号为×××的旅游车辆所有人，该车辆挂靠于西藏博达公司处。2015年4月2日，广州圣地公司（合同甲方）与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乙方）签订了《关于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在藏设立团队运营操作部门合同协议》，上载明：”以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西藏与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合作开设团队操作运营部门；乙方向甲方收取伍万元人民币每年的部门经营费用及捌仟肆佰元人民币每年行政财务人员分摊费用，乙方为甲方提供在藏操作旅行社合法运营所需的资质与配套服务；该部分由甲方委派人员设点在西藏负责操作甲方公司赴藏旅游团队；乙方需保证合同协议期间内具备在藏运营的旅行社相关资质，以保证甲方设立此部门在藏一切旅行社手续正常运营；合同协议有效时间为1年。”任伟、梁嘉乐、邓起立、岑家香系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派驻到拉萨负责具体操作的人员。2015年7月17日，西藏博达公司、多吉（合同乙方）与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甲方）签订了《汽车客运包车协议》，上载明：”甲方组团队编号GD15-XZ09-0121（包），游客8人，甲方工作人员1人；行程：于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29日抵达止，途经拉萨、林芝、羊湖、纳木错、送机；乙方提供旅游证照齐全的专业旅游车辆，车牌号为×××，司机晋布。”包车协议上加盖有”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和”西藏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路单专用章”的印章，邓起立在包车协议上计调处签字，多吉在车主处签字。同日，双方形成了一份《拉萨天之缘旅游有限公司租车单》，租车单上载明合计金额为16100元，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在租车单上盖章。随后，西藏博达公司向多吉开具了行车路单和列检单。2015年10月21日，拉萨天之缘旅行社有限公司经工商名称变更，更名为西藏华茂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在履行中产生的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立案案由有误，依法予以变更。二原告与被告西藏华茂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客运包车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被告广州圣地公司与被告西藏华茂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对外经营仍是以被告西藏华茂公司名义进行的，合作协议不产生合同的相对一方变更为被告广州圣地公司的法律后果。被告西藏华茂公司辩解其不承担责任和应由被告广州圣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意见，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依约完成了旅客运输义务，被告西藏华茂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西藏华茂公司支付租车费16100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虽然包车协议上有被告广州圣地公司派驻到拉萨的员工邓起立的签字，但邓起立对外均是以被告西藏华茂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邓起立签字并不能表明被告广州圣地公司也系合同相对一方。被告广州圣地公司并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一方，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被告广州圣地公司缺席，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西藏华茂公司支付租车费161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广州圣地公司支付租车费161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西藏华茂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多吉、原告西藏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支付租车费16100元；二、驳回原告多吉、原告西藏博达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5元，由西藏华茂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提交本院（2016）藏01民终443号及（2016）藏01民终446号两份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欲证明任伟、邓起立是广州圣地公司工作人员，可代表该公司行使相关权利，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提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非新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提交了一组汇款凭证复印件和本院（2016）藏01民终4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欲证明其已向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付清了相关款项以及生效判决书确认广州圣地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容，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提出该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并非新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西藏博达公司、强巴对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和被上诉人广州圣地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未提出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广州圣地公司提交的相关凭证均系复印件，无法证明广州圣地公司已经向西藏华茂公司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有关联，且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西藏华茂公司以及广州圣地公司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任伟的身份问题，无法确认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不构成本案预决事实，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与被上诉人多吉、西藏博达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包车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广州圣地公司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支付责任或者与西藏华茂公司共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根据西藏华茂公司与广州圣地公司签订的《关于广州市圣地国际旅行社在藏设立团队运营操作部门合同协议》，可认定对外经营仍是以西藏华茂公司名义进行。同时西藏华茂公司与多吉签订的《汽车客运包车协议》及《租车单》均是由西藏华茂公司盖章确认，广州圣地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在法律没有例外规定或当事人合意约定的情况下，不应受该合同的制约。广州圣地公司员工邓起立虽在包车协议及租车单上签字，但其对外是以西藏华茂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效力不能及于广州圣地公司。广州圣地公司员工邓起立的上述行为并不产生变更合同相对方或者由第三人承担债务的结果，故广州圣地公司不承担向多吉、西藏博达公司支付旅客运输费用的独立责任或连带责任。因此，西藏华茂公司关于广州圣地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多吉作为涉案车辆所有人，就车辆使用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是本案适格主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西藏华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5元，由西藏华茂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尼玛卓嘎
审判员 向 海 菊
审判员 加央曲珍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赤列白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