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83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兰，女，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官，女，198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女，198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东（系王静之夫），男，197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晶晶，女，198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司贞，山东泽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县支行，住所地济阳县。
代表人：李曰兵，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长金，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兰、王晶晶、王静、王福官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济阳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5民初2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兰、王晶晶、王静、王福官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玉兰、王晶晶、王静、王福官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农行济阳支行自始存在重大过错，制造假贷款坑害死者王炳喜，错误的将王炳喜告上法庭，催要贷款，使案件进一步升级，致使王炳喜申冤数年，不仅得不到公正处理，反而农行济阳支行又错误的申请强制执行。在法院错误的执行过程中，农行济阳支行私闯王炳喜民宅，这又是极其错误的行为，农行济阳支行跟随法院执行案件毫无法律依据。王玉兰、王晶晶、王静、王福官将王炳喜的当前病情己履行了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农行济阳支行坚定的写下保证，出事由其负责，但事故发生之后，农行济阳支行违背承诺、公理和道德，农行济阳支行既然对王炳喜出事负责，就要负责到底，直至王炳喜死亡时。二、农行济阳支行原与王炳喜签订的赔偿协议，显失公平，其赔偿额不够。三、虽然王炳喜的死亡是在出事三年之后，但确有关联性，没有农行济阳支行对他的伤害就不会加速诱发他的死亡，农行济阳支行对�炳喜之死亡有责任有义务予以负责。
农行济阳支行辩称，一、农行济阳支行没有侵害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所诉王炳喜身故与农行济阳支行没有因果关系。1、2012年2月25日，借款人王炳喜因拖欠贷款3万元成讼。2013年12月4日，济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济阳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判决借款人王炳喜向农行济阳支行支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697．17元。2013年6月19日，济阳县人民法院到借款人王炳喜家执行该案过程中，要求王炳喜到法院接受调查。在临上警车时，王炳喜因病突然晕倒。后送医院治疗。以上事实证明，王炳喜晕倒与农行济阳支行无关。2、王炳喜因需要到法院接受调查上警车之前，其家人担心到法院后会受到不公正对待，坚决要求随同法院执行人员一道的银行工作人员担保王炳喜不受欺负。才有张国辉出具“王炳喜在法院出现问题有我们负责”的情形。法官要求王炳喜前往法院接受调查，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利。农行济阳支行只是申请执行人，对王炳喜不构成人身侵权，无须因此承担赔偿责任。3、2013年6月26日，王炳喜与农行济阳支行签订的调解书所列向其支付医疗费等费用3万元，属于农行济阳支行单方面自愿尽义务行为。王炳喜不享有请求赔偿权利。另，协议书明确约定“此事为一次性处理，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任何责任，双方放弃其他任何主张”。王炳喜本人及利害关系人在签订上述协议的一年内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故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不能据此向农行济阳支行再主张任何民事赔偿权利。二、王炳喜2013年6月19日突然晕倒，系自身其他疾病所致。根据王炳喜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历记载，最后诊断王炳喜病因系“颅内多发病变”，治疗结果：未治。且在齐鲁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是按“颅内多发病变”进行相应药物治疗。以上事实证明，王炳喜晕倒并非外因所致。综上，没有证据证明王炳喜的身故与农行济阳支行有关联，农行济阳支行没有过错，亦没有法律规定应当向其赔偿的情形。
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农行济阳支行赔偿王炳喜因治疗伤病造成的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费、被害人死亡丧葬费、亲属抚养费、中药费共计455107.66元；2.本案诉讼费由农行济阳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2月23日，农行济阳支行与王炳喜、杜仁玉、杜善红、杜善军签订合同编号为371200900053830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王炳喜为借款人，杜善军、杜善红、杜仁玉为担保人。2010年2月22日，王炳喜合同期限内最后一次贷款，到期日为2011年2月21日，金额为30000元。
农行济阳支行于2012年7月18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王炳喜等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应付利息6291.17元。一审法院于2013年2月4日作出（2012）济阳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一、王炳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借款本金30000元及应付利息6291.17元。二、杜仁玉、杜善红、杜善军对以上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3年2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执行通知书，并于2013年6月19日前往王炳喜处强制执行，农行济阳支行工作人员张国辉也随同前往。张国辉出具证明一份“王炳喜去法院出现问题有我们负责”。王炳喜上警车过程中失去意识。被送往济阳县人民医院，经诊断：王炳喜的病情为脑梗死。后转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院治疗8天，经诊断，王炳喜的病情为脑挫伤、颅内占位性病变。
2013年6月26�，农行济阳支行与王炳喜达成调解协议书，内容为，关于2013年6月19日6时许，在济阳县垛石镇肖韩村，济阳县人民法院、农行济阳支行向王炳喜方追讨债务的过程中引发王炳喜住院一事，双方本着和平自愿的原则达成以下调解协议：一、农行济阳支行承担甲方住院期间全部医疗费用，并一次性赔偿王炳喜误工费、护理费、交通食宿费、住院补助费、营养费、后续费用等全部费用共计叁万元整；二、此事为一次性调解处理，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任何法律责任，双方放弃其他任何主张；三、此外无争议。王炳喜于2016年8月4日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系因各种疾病死亡。
另查明，王玉兰系王炳喜之妻，王福官系王炳喜之长女、王静系王炳喜之次女、王晶晶系王炳喜之幼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农行济阳支行是否应当对王炳喜因治疗伤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构成侵权一般要符合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存在违法行为；二是有损害结果；三是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四是主观过错。首先，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标准来判断行为人，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张国辉系农行济阳支行的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主张农行济阳支行对王炳喜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应举证证明张国辉对王炳喜的晕倒存在过错。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提交的光盘系王炳喜晕倒后拍摄，不能证明张国辉对王炳喜的晕倒存在主观过错。其次，王炳喜于2016年8月4日死亡，距离2013年6月19日发生的脑梗死距离三年之久，王炳喜系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为各种疾病导致，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也未能举证证明王炳喜死亡与其2013年发生的�梗死存在因果关系。最后，2013年6月26日，农行济阳支行与王炳喜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书，并且约定此事为一次性调解处理，双方互不追究对方其他任何法律责任，双方放弃其他任何主张。王炳喜与农行济阳支行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因同一事实再次要求农行济阳支行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但未举证证明该调解协议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故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综上，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要求农行济阳支行再赔偿被害人王炳喜因治疗伤病造成的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费、被害人死亡丧葬费、亲属抚养费、中药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的诉讼请求。依照《中�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76元，由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王炳喜在一审法院执行案件过程中，发病晕倒住院治疗，农行济阳支行对王炳喜未实施侵权行为，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所诉请的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并非农行济阳支行的侵权行为所导致，因此，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要求农行济阳支行承担侵权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农行济阳支行与王炳喜于2013年6月26日已达成调解协议，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诉请农行济阳支行赔偿损失，与该协议约定亦不符。
综上所述，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76元，由王玉兰、王福官、王静、王晶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立营
审判员 武绍山
审判员 王立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曹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