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随州中民一终字第00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龙，男，汉族，1943年11月6日出生，无职业，系徐太贵之夫。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祥荣，男，汉族，1964年8月20日出生，广东省汕头市民政局干部，系徐太贵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云，女，汉族，1970年9月29日出生，襄阳市中心医院护士，系徐太贵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荣，男，汉族，1972年11月30日出生，个体工商户，系徐太贵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欣云，男，汉族，1978年11月9日出生，无职业，系徐太贵之子。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良成（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湖北相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
法定代表人：张振建，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朱波（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该院医务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胡菊林（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随县安居镇卫生院。
委托代理人：徐斌轩（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该院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吴光才（代理权限：一般代理），随县安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与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4）鄂曾都民初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建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姚仁友、周鑫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翠云及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的委托代理人张良成，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朱波、胡菊林，被上诉人随县安居镇卫生院的委托代理人徐斌轩、吴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诉称：2011年2月2日，原告张金龙之妻徐太贵因“咳嗽、心悸一月加重上腹部剧痛”入住随县安居镇卫生院，入院后，经门诊诊断为：“1、冠心病心肌梗塞；2、主动脉夹层；3、胃穿孔；4、肺部感染”。由于安居镇卫生院诊疗不当，导致徐太贵病情加重，于当日急转随州市中心医院，入院后，经诊断为：肺部感染、冠心病、心率失常、腹痛原因待查、心功能IV级”。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明知徐太贵低血压的情况下，仍然滥用禁忌药物，不按诊疗常规和规范履行医护人员的诊疗、护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延误诊治且不按诊疗常规和会诊记录予以治疗、护理，导致徐太贵身亡。随州市中心医院为了掩盖其不负责任的医疗过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规定，造成徐太贵死亡的严重后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467699.28元，随后变更为496448.20元，500040.78元，533516.08元，540007.88元；在重审诉讼过程中变更为599980.09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审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辩称：2011年2月2日下午1时许，患者徐太贵因咳嗽3月伴胸闷1月、上腹痛入住安居镇卫生院1天后，由于病情危重转入我院，急诊科以“肺部感染、冠心病、腹痛原因待查”收入我院呼吸内科。入院后，我院一边完善相关检查、一边请相关科室会诊，考虑诊断：肺部感染、冠心病、心率失常、上腹痛原因待查，腹主动脉瘤。给予抗感染、化痰、护管、抑制胃酸、升压抗心率失常、解痉及对症支持治疗。由于呼吸衰竭，徐太贵于2011年2月3日凌晨4：10突发呼吸心脏停止，虽经我院全力抢救，但终因患者病情不能逆转，同日凌晨4：50宣布死亡。我院上述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患者徐太贵的死亡是自身疾病突发的结果，患者入院时已被确诊：肺部感染、冠心病、心率失常、上腹痛原因待查、腹主动脉瘤。冠心病、心率失常的患者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冠状动脉痉挛或栓塞，导致心脏骤停或破裂迅速死亡，患者徐太贵死亡即如此，并非我院过错所致。患者徐太贵的死亡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在患者徐太贵宣布死亡后，其亲属两次抢夺病历，导致病历紊乱、重复、多页等，但并不影响我院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告所诉无理，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随县安居镇卫生院辩称：原告所诉缺乏事实根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我院于2011年2月2日10：45接诊患者徐太贵，我院医生按照治疗常规，对患者进行确诊，经会诊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主动脉夹层、冠心病心房纤颤、肺部感染”，根据诊断情况，主治医生对症处理。根据患者徐太贵的病情，我院将患者徐太贵病情危重的有关情况向其家属进行了说明和告知。介于我院现有的医疗条件和技术设备，建议将患者徐太贵转上级医院予以治疗，在征得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我院于当日11：20打120急救电话联系转院，后患者徐太贵被转至随州市中心医院，患者在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10多小时后因病死亡。综上所述，我院对患者徐太贵的整个诊疗活动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均符合医疗常规，没有任何医疗过错和过失，患者徐太贵的死亡与我院诊疗活动无任何因果关系，我院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定：徐太贵于2011年2月2日13时从安居镇卫生院转入随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时血压是70／46、为休克血压，处于休克状态。此后一直到16时10分，仍未有效纠正。除包括1级护理、吸氧、心电监护、暂禁食、胃肠减压、告病重，用药为5%葡萄糖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头孢、奥美拉唑等治疗外，16时20分，给徐太贵注射葡萄糖注射液250ml，胺碘酮注射液300mg，滴注，15滴／分；17时10分，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250ml，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滴注，20滴／分，因徐太贵患有心房纤颤，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伴右心室肥厚，房性早搏，而且有严重的低血压，根本不能使用单硝酸异山梨酯和胺碘酮，同时每分钟输入量也超过规定，随州中心医院存在用药明显不当之过错，导致徐太贵于2011年2月3日4时10分突发呼吸心跳停止，急性心功能障碍，经抢救无效，于4时50分宣布死亡。随州市中心医院给徐太贵使用药品单硝酸异山梨酯和胺碘酮与徐太贵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为65%。徐太贵死亡造成各项损失合计：288975.10元，按照随州市中心医院过错参与度65%计算，随州市中心医院应赔偿原告各项实际损失为187833.82元。
原判另认定：在诉讼过程中，经原、被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1年2月6日16点36分封存的病历是否伪造，篡改或销毁、隐匿；两份住院病历一致性进行鉴定。2011年5月9日，该中心作出了中南大司鉴中心（2011）临鉴字第08号《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通过医学文证审查方式鉴定2011年2月6日封存的徐太贵住院病历是否伪造，篡改或销毁、隐匿。2011年2月6日封存的徐太贵住院病历与2011年2月9日封存的徐太贵住院病历不一致。
原判还认定：在诉讼过程中，经原、被告申请，原审法院又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随州市中心医院在诊疗徐太贵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若有过错，其过错与徐太贵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程度进行鉴定。2012年6月26日，该所作出了鄂中司鉴（2012）同鉴字第337号《法医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随州市中心医院在诊疗徐太贵所患疾病的过程中尚无明显医疗过错。但医方存在病历记录不完整，医患双方沟通不充分，动态观察不够，其过错与徐太贵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属很少部分责任（约10%）以内。
2013年5月27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了《退案说明》，内容为：兹有贵院委托本中心对患者徐太贵死因，随县安居镇卫生院、随州市中心医院对患者徐太贵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则其过错与徐太贵死亡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程度进行法医鉴定一案，本中心受理后于2013年4月15日举行了听证会，会上由于医患3方对病历的真实性无法达到一致，按本中心规定该案不能受理，做退案处理，贵院送来鉴定材料同时退回。”
原判又认定：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又委托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如下事项进行鉴定：1、徐太贵的死亡与随州市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及程度。2、2011年2月2日17时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250mL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滴注20滴／分，16时20分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250mL，胺碘酮注射液300mg滴注15滴／分，与患者死亡是否有直接关系。该所于2015年5月31日作出鄂明医鉴字（2015）第0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
1、随州市中心医院对徐太贵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徐太贵死亡有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60-70%。
2、2011.2.2日17时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250ml，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滴注20滴／分；16时20分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250ml，胺碘酮注射液300mg，滴注15滴／分，与徐太贵死亡有直接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医疗机构对徐太贵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徐太贵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程度。具体陈述如下：
一、关于对徐太贵死亡后随州市中心医院与张翠云于2011年2月6日封存的病历和2月9日回忆补记病历的质证、认证。
徐太贵的二份住院病历（住院号581686）均为随州市中心医院提交。原告质证认为，二份病历为“阴阳”病历，出现三个不同的医嘱，治疗三个不同的患者（徐太贵），患者徐太贵在三个不同时间死亡。病历不客观、不真实、不完整。
原审法院认为，两份住院病历材料不一致，相同的项目记录的内容也不完全一致，患者徐太贵的死亡时间不一致（2月6日封存的病历为4时50分；2月9日回忆补记的病历为4时45分和6时30分）。2月9日回忆补记的病历反映出随州市中心医院随意“重抄”临时医嘱单、在病历资料被患者家属封存后补记病历，资料而未加以注明“补写以及补写的原因”，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有关规定，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2月6日封存的病历是2月3日患者徐太贵死亡后于同日7时30分封存的，在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组织质证时，原被告均同意以2月6日封存的病历为准，故2月6日封存的病历更接近客观事实，予以采信。
二、关于对是否推定随州市中心医院有过错的质证、认证。
原告认为，2月6日封存的病历有“涂改或注销痕迹”，属篡改，且2月9日的补记病历是回忆书写，应推定随州市中心医院有过错。
原审法院认为，2月6日封存的病历存在注销痕迹。该份病历临时医嘱单（2011年2月2日13点）原“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静注”被取消；临时医嘱单（2011年2月2日16点20分）原“5%葡萄糖注射液20ml，胺碘酮注射液150mg静脉推注”被取消。但这些医嘱注销不属医院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行为，且未达到导致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的程度，故不具备推定过错的法定条件，不推定随州市中心医院有过错。
三、关于对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鄂中司鉴（2012）同鉴字第337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认证。
原告认为，1、该鉴定的实际鉴定人为梁书宏，而出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为徐其典和ＸＸ生；2、该鉴定意见书以两份病历为依据，没有将有关“医嘱”的用药作为鉴定依据，鉴定意见书以偏概全、断章取义。
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的实际鉴定人是谁，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但该鉴定意见书鉴定材料栏明确记载：“随州市中心医院病历（初次封存）及各项检查报告”。而该鉴定意见第三部分“病历资料摘抄”主要来源于2011年2月9日封存的回忆补记病历中“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会诊记录”、“抢救记录”，该鉴定意见明显依据的是2月9日封存的回忆补记病历资料。可见，决定事项与送检事项明显不一致，鉴定程序存在瑕疵，对该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
四、关于对药品“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和“胺碘酮注射液”是否使用的质证、认证。
原告认为，随州市中心医院对患者徐太贵使用了该药品。
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认为，临时医嘱中对2011年2月2日13点“单硝酸异山梨酸注射液50mg，静注”；2011年2月2日16点“5%葡萄糖注射液20ml，胺碘酮注射液150mg，静脉推注”取消，没使用该药品。
原审法院认为，经查2月6日封存病历临时医嘱，2月2日13：00，5%葡萄糖注射液250ml＋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静滴20／分，上方虽有“取消”字样，但有医生邹仕涛的签名和执行护士于17：10执行的签名；2月2日16：20分，5%葡萄糖注射液20ml＋胺碘酮注射液150mg，推注，其上方也有“取消”字样，有医生邹仕涛的签名，无执行者签名和执行时间，但紧接下项为“5%葡萄糖注射液＋胺碘酮注射液300mg，静滴15滴／分，有医生邹仕涛签名和执行护士于16：20执行的签名。”结合徐太贵住院费用明细：“2011年2月2日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ml，2支，60元；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3支，84元；2011年2月3日，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1支，-28元。据此确认，随州市中心医院于2011年2月2日16时20分给徐太贵注射了5%葡萄糖注射液＋胺碘酮注射液300mg，静滴，15滴／分；17时10分5%葡萄糖注射液＋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液50mg，静滴，20滴／分。
五、关于对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鄂明医鉴字（2015）第0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认证。
原告对鉴定意见过错参与度60-70%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从科技上的因果关系分析，随州市中心医院适用“单硝酸山梨酯”和“胺碘酮”与徐太贵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检查不充分、诊断不清；没有分析徐太贵有任何过错，医院就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认为，鉴定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科学性。
原审法院认为，司法鉴定是证据的一种，是鉴定人运用医学、生物学、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与人身有关的活体、尸体及生物物证等检验鉴定工作，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事实确认等结论性意见。本案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首次对药品与患者死亡之间因果关系作出的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同时医疗过错参与度，是指被诉对象在诉讼损害结果介入程度或起作用的大小；过错参与度60-70%是指所诉医疗损害主要是医疗过错所致，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增加了所诉医疗损害出现的可能性。法学上称为相当因果关系。结合本案具体实际情况，法院确认“过错参与度”为65%。关于鉴定意见：“四、分析说明，1、关于送检病历资料，特别是随州市中心医院病历，极不完整，无住院志，病程记录等重要资料，医嘱互相矛盾，混乱，违反病历书写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推定医院有过错。”上述分析说明超出了法院委托鉴定事项及鉴定机构鉴定范围，对该“分析说明”不予采信。
六、关于对徐太贵死亡造成各项经济损失的质证、认证。
在一审、发回重审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大量的费用证据，并先后六次变更诉讼请求赔偿数额。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质证意见为不予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徐太贵虽是农业户口，但自2006年3月至死亡前随其儿子张世荣在随县安居镇居委会居住生活，且满一年以上，其身份应按城镇居民对待。1、医疗费根据随州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收款凭证：门诊挂号费5元，门诊医疗费104元，住院预交费1000元，合计1109元，予以支持。2、原告办理徐太贵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酌定为3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护理费，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按1人二天计算，合计2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人员伙食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天50元计算，2人二天，合计200元。5、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3601.415元），以6个月总额计算为21608.50元。6、被抚养人张金龙（1943年11月6日出生）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合计26689.60元（16681元／年×8年÷5人）。7、死亡赔偿金（徐太贵于1944年6月24日出生）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合计223668元（24852／年×9年）。8、诉讼实际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打字复印费、邮寄费，二审诉讼费等费用不在赔偿范围之列，不予支持。9、鉴定费是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而准备的基本证据而支出的，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发票，金额为12500元，予以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合计：288975.10元。按照随州市中心医院过错度65%计算，随州市中心医院应赔偿原告各项实际损失为187833.82元。另外，原告要求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考虑到徐太贵发生死亡时的实际年龄，随州市中心医院的过错大小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以及湖北省赔偿标准，酌情由随州市中心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
七、关于随县安居镇卫生院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质证、认证。
原告认为，安居镇卫生院存在危重病人转院不及时，转院时不配备医务人员和没有住院记录，其医疗行为违反《医院工作制度》第二十五、三十一条的规定，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安居镇卫生院认为，患者徐太贵从2011年2月2日10时45分入院到12时15分转院，在院治疗一个半小时，且医院医务人员尽全力救治，不存在诊断不当而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的情形，鉴于我院医疗条件和技术设备的限制，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于同日11时20分与随州市中心医院联系转院，12时15分被随州市中心医院派出的120急救车接走。我院的诊疗行为合法，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安居镇卫生院存在侵权行为，也没有向法院提出申请，以徐太贵在安居镇卫生院住院病历作为鉴定依据进行鉴定。因此只有原告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安居镇卫生院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按照其过错大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经合议庭评议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赔偿因徐太贵医疗损害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187833.82元（过错参与度65%）；二、被告随州市中心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三、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随县安居镇卫生院赔偿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随州市中心医院应当承担100%的过错责任，赔偿徐太贵死亡造成的全部损失。安居镇卫生院违反的医疗行为《医院工作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推定其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徐太贵的死亡与上诉人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事实依据，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认定徐太贵造成的经济损失，判决上诉人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徐太贵因“咳嗽、心悸一月加重上腹部剧痛”入住随县安居镇卫生院，入院后因病情加重，于当日转入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随州市中心医院在明知徐太贵存在低血压的情况下，仍然使用禁忌药物，没有按照诊疗常规和规范履行医护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导致徐太贵身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依据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鄂明医鉴字（2015）第0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判决支持因徐太贵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上诉称，随州市中心医院应当承担100%的过错责任，赔偿徐太贵死亡造成的全部损失；安居镇卫生院违反相关规定，推定其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徐太贵入住随县安居镇卫生院后因病情加重，转入治疗随州市中心医院，经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随州市中心医院对徐太贵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为60-70%，故原审法院酌定按照65%的比例，判决赔偿因徐太贵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上诉称，安居镇卫生院违反相关规定，推定其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一、二审中，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也未申请对安居镇卫生院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故该主张不能成立。
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上诉称，湖北明鉴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在一、二审中，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其上诉所述的情形，也未提出对该鉴定进行复议或者申请重新进行鉴定，应当视为自动放弃该权利，故原审法院按照鉴定结论进行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上诉称判决赔偿因徐太贵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经法院逐项审查、核实，判决支持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的各项诉请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的该主张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金龙、张祥荣、张翠云、张世荣、张欣云和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的上诉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9元，由上诉人随州市中心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建强
审 判 员 姚仁友
代理审判员 周 鑫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