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4民终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彩玲，女，汉族，生于1972年7月20日，委托代理人柴枫，男，汉族，生于1986年10月19日，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女，汉族，生于1969年11月29日，原审被告杜泽洲，男，汉族，生于1972年6月18日，上诉人高彩玲因与被上诉人王艳、原审被告杜泽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会宁县人民法院（2016）甘0422民初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彩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柴枫，被上诉人王艳，原审被告杜泽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3年被告高彩玲因向石场投资向原告王艳借款，至2014年底，按约定经双方计算本息累计五十余万元，经双方协议，被告用其位于会师镇宁祥嘉园3号楼3单元902室折价50万元，抵偿原告债务。2015年1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以物抵债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本人高彩玲将宁祥嘉园三号楼3单元902室的房子抵押给王艳（因我借王艳50万无力偿还）特此载明。”并将该房交予原告管理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时至2015年5月18日因被告高彩玲欲出售该房在会宁县房管所办理相关手续时，原告得知消息后与被告发生争执，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有效，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被告高彩玲2014年1月17日向闫展利贷款时已对该房设定抵押，同月21日与被告杜泽洲协议办理了离婚登记，将该房协议给丈夫杜泽洲所有，2015年5月20日应闫展利的申请，法院对该房进行了查封。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以（2015）会民二初字18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王艳要求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有效的请求，王艳不服，提起上诉。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白中民一终字第40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王艳的上诉，王艳遂于2016年1月6日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50万元，承担以物抵债后至今占用资金的利息。原告王艳提交的证据有：一、以物抵债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原件在（2015）会民二初字第183号案件中存档），协议书载明“本人高彩玲将宁祥嘉园三号楼3单元902室的房子抵押给王艳（因我借王艳50万无力偿还）特此证明。”以此证明房屋抵押及借款50万元的事实；二、（2015）会民二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白中民一终字第40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以此证明两级法院均认定抵押合同成立但以未登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事实；被告高彩玲质证：对王艳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存异。被告高彩玲未提交证据。经审核，本院对原告王艳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书证，字迹清晰，记载内容分明，有被告高彩玲的署名，无涂改痕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借款金额，故对于该二份书证应当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三点：一、关于借款数额认定问题，原告王艳提供以物抵债协议双方对真实性没有争议，被告向原告出具以物抵债协议书后对借条予以销毁符合逻辑，至于被告高彩玲抗辩称此协议书是受原告的胁迫形成之说，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借条、协议书等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重要凭证，此类证据一旦形成，如不具备客观真实性、或者当事人有重大误解致使计算结果显失公平等事由，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及时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撤销，如有胁迫情节应及时报案，怠于行使权力将会丧失法律赋予的撤销请求权。本案原、被告对2015年1月5日前债务核算后，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原告庭审时承认其中有7万余元的利息，而被告高彩玲抗辩此借款系无息借贷，即使按照原告的陈述，50万元内计入的利息也未超过法律的限定；被告高彩玲出具以物抵债协议书时确认借款数额50万元时应当预见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出具协议书直至诉讼，被告高彩玲即未报案也未诉讼，在无其它证据证明自己抗辩主张的情况下，协议书记载的50万元借款数额应予确认，以物抵债行为失效后，借款应当偿还；二、关于借款利率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因双方约定不明，应按年利率6%给付（6%÷12×15×50万元）；三、关于杜泽洲是否担责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高彩玲庭审时认可借款用于沙场投资，被告杜泽洲与高彩玲系夫妻关系，杜泽洲无故不到庭，其行为应视为对原告要求其与被告高彩玲承担偿还责任请求的认可，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高彩玲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王艳借款50万元，支付利息37500元（2015年1月5日----2016年4月5日），被告杜泽洲对上述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9100元，减半收取4550元，由被告高彩玲、杜泽洲承担。上诉人高彩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2013年高彩玲向王艳出具30万元的借条一张，而后高彩玲陆续归还了5万元，实际剩余25万元未偿还，借条现仍在王艳手中，高彩玲并未收回，高彩玲书写出具的以房抵债协议书实属无奈之举，故一审认定高彩玲欠王艳借款5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庭审中，王艳仅向会宁县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并未出示借条以及其他银行转账的凭证，而协议书中“本人高彩玲因欠王艳50万元无力偿还”的记载，不能认定高彩玲借款50万元的事实，证据方面明显缺失，如此高额的借款，一审仅仅凭协议书予以认定过于草率，同时，王艳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借款约定了利息，一审判决高彩玲承担利息，无相关法律依据。综上，高彩玲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高彩玲归还王艳50万元欠款及利息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高彩玲向王艳归还借款25万元。被上诉人王艳辩称，本案事实清楚，高彩玲与王艳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书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一审认定高彩玲欠王艳借款50万元，判令高彩玲归还王艳5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正确，高彩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杜泽洲辩称，杜泽洲对高彩玲向王艳借款一事不知情，高彩玲向王艳所借款项也未用于家庭生活，一审判决杜泽洲承担高彩玲归还王艳借款本息的连带清偿责任错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一、关于借款的数额。本案中王艳以2015年1月5日高彩玲出具的以房抵债协议书为凭据，要求高彩玲归还50万元借款及利息，高彩玲对该协议书有异议，认为自己与王艳之间虽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数额是25万元，不是协议书上记载的50万元，而且协议书是受胁迫而出具的，不具有效力，由于王艳与高彩玲对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一事实均无异议，而高彩玲给王艳出具以房抵债的协议书后，向王艳交付了用于抵债的房屋，说明高彩玲认可欠王艳50万元借款，高彩玲没有举证证明在出具协议书及给王艳交付房屋期间，王艳有胁迫行为，故高彩玲认为以房抵债协议书是在胁迫下出具应认定无效的理由不成立。王艳现起诉要求高彩玲归还50万元借款本息的原因是高彩玲在给王艳出具以房抵债协议书之前，已将该房屋抵押给他人，王艳无法实现权利而只能要求高彩玲归还借款，故王艳与高彩玲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书不能履行的责任在高彩玲，现高彩玲主张借款数额不是50万元，而是25万元的举证责任也在高彩玲，高彩玲不能举出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原审认定借款数额为50万元正确；二、关于应否给付利息。本案中王艳与高彩玲均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双方之间关于借款的条据已被以房抵债协议书替代，无法确认借款时双方关于利率的约定，高彩玲主张借款时没有约定利率，但对此主张未举证证明，故本案借款应按利率约定不明处理，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款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确定本案借款高彩玲按年利率6%给付王艳利息的认定正确；三、关于杜泽洲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借款及高彩玲给王艳出具以房抵债协议书均在高彩玲与杜泽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原审认定杜泽洲对高彩玲欠王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杜泽洲以对高彩玲欠王艳借款不知情为由，主张不承担高彩玲欠王艳借款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上诉人高彩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芦常青代理审判员  王承林代理审判员  李玉仝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书 记 员  邱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