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锡商终字第01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558号第2幢101-108室。
法定代表人陈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笑含、张国香，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之海。
委托代理人曾文庭，江苏崇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之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4）锡滨华商初字第00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之海一审诉称：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袁之海向红阳公司承建的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水乡苑睦邻中心社区配套用房陆续供应了水泥及砂石等建筑原材料，累计供应水泥及砂石等价值1091839.33元，袁之海仅收到价款共计73.50万元，红阳公司至今尚欠356839.33元。现请求法院判令红阳公司立即支付价款356839.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具体为：以356839.33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诉讼中，袁之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红阳公司立即支付价款339887.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具体为：以339887.7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红阳公司一审辩称：红阳公司与案外人赵某某签订了《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赵某某是红阳公司项目部负责人，但不是“无锡社区配套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查明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及供货总金额、欠款金额，请求法院追加赵某某为本案第三人；袁之海未与红阳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实际与其洽谈业务的人员并非红阳公司员工且无红阳公司授权，涉案收货人员也非红阳公司员工且无红阳公司授权。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红阳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袁之海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时，已审查相关人员是否具有红阳公司授权，袁之海不是善意第三人，故相关人员的签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应属于无权代理，红阳公司对此不应承担责任；袁之海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价款已经结算，故袁之海主张的利息损失没有合同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袁之海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发包人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与承包人红阳公司（当时名称为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4月26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现名）签订《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施工合同》1份，约定：工程名称为社区配套用房工程，工程地点为太湖新城××与××交叉口东北侧，工程内容及承包范围均为施工图范围内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170075060.56元。同年1月4日，红阳公司与赵某某签订《红阳公司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1份，约定：红阳公司将社区配套用房工程项目委托给赵某某组织施工，工程名称为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承包范围为施工图范围内工程施工，工程地址为太湖新城××与××交叉口东北侧，工程内容为施工图范围内工程施工，承包方式为双包，工程总造价为17007.5060万元。
2015年3月31日，红阳公司为了查明本案事实，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赵某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其申请事实为：红阳公司与赵某某于2011年1月4日签订了《红阳公司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约定：赵某某内部承包“无锡华庄街道社区配套用房工地项目（又名水乡苑睦邻中心）”，经营方式为自负盈亏。现袁之海诉称“向滨湖区水乡苑睦邻中心配套用房持续供应水泥和砂石等建筑原材料”，而红阳公司并未与袁之海签订买卖合同，因此，赵某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同年4月15日，经原审法院通知，唐小燕（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受赵某某的特别授权委托，在原审法院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作如下陈述：“我是赵某某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2007年10月29日，赵某某与红阳公司签订了《经营目标、利润、风险责任考核合同》，约定：红阳公司聘用赵某某为第二分公司总经理，承包经营、自负盈亏。考核合同签订后，赵某某挂靠在红阳公司名下，以红阳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工程。2010年，赵某某与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就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房工程的施工达成一致，赵某某以红阳公司名义通过招投标方式承接该工程。红阳公司配合赵某某于2011年1月4日与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签订了《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工程内容为该工程的土建水电总承包（不包括电梯、幕墙及室外市政、景观绿化等）；合同价款170075060.56元；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为可调价合同，工程量按实调整。此外，红阳公司还配合赵某某，向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出具了项目部成立并任命赵某某为负责人通知，以及全权由项目部履行合同的授权书。赵某某自行组织了相关的管理人员，以项目部名义对外进行专业分包、设备租赁、材料采购，并组织了施工人员对该工程进行了施工。赵某某履行了该工程的全部施工任务，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赵某某施工的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社区配套用房工程中，赵某某是向袁之海购买过黄沙、水泥、石子等建筑材料。具体购买总数及付款数额记不清了。对袁之海主张红阳公司还欠其涉案工程剩余价款356839.33元有异议。我方认为目前涉案工程上尚欠袁之海剩余价款339887.70元。在红阳公司承认赵某某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上述款项应由赵某某支付”。
以上事实，有红阳公司举证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红阳公司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赵某某诉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及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复印件，赵某某举证的授权委托书、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庭函、唐小燕执业证复印件、赵某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经营目标、利润、风险责任考核合同》复印件、《红阳公司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红阳公司关于成立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并任命赵某某为项目部负责人的通知》复印件、《授权书》复印件及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在卷佐证。
双方对袁之海向红阳公司承建的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供应水泥及砂石等建筑原材料的事实存在争议。
（一）关于送货地点、数量、单价、金额，袁之海举证了455份送货单、潘某及胡某证明、潘某机动车驾驶证、胡某机动车驾驶证、苏B×××××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苏B×××××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潘某证人证言、胡某证人证言、袁之海明细表（共计13页）、红阳建设华庄睦邻中心票据统计（共计21页），其中455份送货单载明：送货时间自2011年10月7日起至2013年9月29日止，货物分别为水泥、砂石、米砂，收货单位地址为红阳建设，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字人员分别为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楼某某、赵某丙，部分送货单还特别注明“价未核”。潘某及胡某证明载明：“兹证明袁之海向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供应的水泥、砂石均由本人用车牌号：苏B×××××、苏B×××××的车辆负责送货至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无锡市滨湖区华庄睦邻中心工程项目部”。潘某证人证言为：“我帮袁之海拉黄沙、石子至瑞景道与××路或者××交叉口的红阳工地。其中，61张送货单是我亲自去送的，另外三张送货单是我委托另外一个驾驶员去送的，车牌号码是苏B×××××，车费也是我付给他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有潘某甲、潘某乙、朱某某、楼某某、赵某丙签字确认，这些人都是红阳公司在工地上干活的。我将送货单上的货物送至工地上后，我就打潘某甲的电话或者到工地上的工棚找潘某甲，由潘某甲全权负责。先由他们上磅称重量，然后我将货物卸至他们指定的地方，再计算空车的重量，从而计算出货物的重量，他们再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我之前驾驶的车辆车牌号码是苏B×××××，后来，我驾驶的车辆车牌号码是B80579。这些送货单上的货物都是袁之海的。送货单载明的单价是袁之海告诉我的，送货单上‘价未核’是潘某甲写的，潘某甲跟我说‘他仅仅负责收料，价格是老板定的’”。胡某证人证言为：“从2013年4月4日至2013年8月3日，我帮袁之海拉黄沙、石子至瑞景道××××交叉口的红阳建设工地上。45张送货单是我负责送货的，我是用苏B×××××货车送的，送货单上有我相应的车牌号。这45张送货单上的货物是袁之海的。潘某乙、朱某某是工地上的收料员。我将袁老板的货送到工地上，找到朱某某，先过磅，后卸货，然后计算空车重量，再计算货物重量，我把货物的吨位写上去，然后让他们签收。送货单载明的单价是袁之海告诉我的，送货单上‘价未核’是朱某某写的”。袁之海明细表载明的内容为“自2011年10月7日起至2013年9月29日止，袁之海供应水泥价款338680元、砂石价款632878.98元、米砂价款116727.85元，合计1088286.83元”。袁之海据此证明：1、赵某甲系赵某某哥哥，赵某某系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负责人，赵某甲系该项目部工程负责人。2、2011年10月，袁之海与赵某甲就“无锡社区配套房工程”所需水泥、砂石、米砂等建筑原材料磋商好价格后，陆续委托潘某、胡某等七到八个驾驶员负责将水泥、砂石、米砂等建筑原材料送至红阳公司承建的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工地上。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每次送货前，袁之海与赵某甲都磋商好了建材价格，之后赵某甲通知仓库的工作人员按照送货单上载明的价格签字确认。业务往来中，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薛会计、李会计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陆续向袁之海支付价款共计73.50万元；3、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楼某某、赵某丙系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仓库保管员或者收料员；4、现红阳公司还尚欠袁之海涉案工程价款353286.83元。
红阳公司质证认为：1、赵某某系红阳公司项目部负责人，但袁之海并未举证证明其系与赵某某洽谈、达成买卖合意，更未举证证明其合理信赖赵某某具有代表红阳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的授权委托；2、部分送货单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字人员为“袁志海”、“袁”等人，该部分送货单与袁之海没有关联性；3、部分送货单仅载明了数量，未载明单价，且部分送货单明显载明“价未核”，因此，对于供货总金额，袁之海还尚未完成举证义务；4、证人潘某、胡某对送货过程的陈述有出入，主要为：证人潘某说“送货单上都有两个人签字”，但是部分送货单仅一个人签字；潘某称收货的负责人为潘某甲，但胡某称都是找的朱某某；潘某、胡某只是送了部分货物，且无法证明货物的单价。5、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楼某某、赵某丙均非红阳公司员工，也未经红阳公司授权，涉案送货单与红阳公司没有关联性；6、对袁之海明细表有异议，红阳公司不认可送货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且部分送货单未记载单价，故袁之海根据送货单制作的明细表缺乏依据。
（二）关于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等人身份，袁之海还举证了如下证据：1、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二（商）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及该判决书确定的相关送货清单复印件和物资销售合同（清单）复印件；2、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3）姑苏商初字第1433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其中，第一组证据系上海盛涛工贸有限公司提供给了袁之海，袁之海以此证明：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等人在该案中送货清单和物资销售合同（清单）上签收货物的行为已为法院生效文书予以确认。第二份证据来源于裁判文书网，该判决书确认了“潘某甲、潘某乙、朱某丙、朱某某为红阳公司员工及赵某甲为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商务经理”。
红阳公司质证认为：1、对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二（商）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案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但该判决书并未认定潘某乙、李妙红、潘某甲、朱某某等人系红阳公司员工，该判决书认定具体供货数量、单价和总金额的依据是“加盖项目部印章的对账单”，而非所谓的仅有个人签字的送货单。赵某某系红阳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但袁之海并未举证证明其系与赵某某洽谈、达成买卖合意，更未举证证明其合理信赖赵某某具有代表红阳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的授权委托；2、对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3）姑苏商初字第1433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袁之海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虽认定“潘某甲、朱某丙为指定财产租赁合同的签收人”，但并未认定潘某甲、朱某丙系红阳公司员工。
以上争议事实及质证过程，均于庭审笔录、质证笔录中记录在案。
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4月26日，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红阳公司。故此，原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由变更后的红阳公司承继。根据双方讼争事实及各自观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袁之海与红阳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如存在，则欠款金额应如何确定。三、红阳公司是否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如需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如何计算。
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2011年1月，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与红阳公司签订了一份《社区配套用房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无锡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将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发包给红阳公司。同年1月4日，红阳公司与赵某某签订了一份《红阳公司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约定：红阳公司将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交由赵某某负责施工。之后，赵某某作为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负责人，为了无锡社区配套用房工程需要，要求袁之海供应水泥、砂石、米砂等建筑原材料。此后，袁之海按约将水泥、砂石、米砂等建筑原材料陆续运至红阳公司承建的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地上。故此，赵某某的上述经营活动均系代表红阳公司，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应由红阳公司承担。因此，红阳公司关于“袁之海与红阳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显然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首先，袁之海举证了455份送货单，拟证明：“自2011年10月7日起至2013年9月29日止，袁之海向红阳公司承建的坐落于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供应了水泥价款338680元、砂石价款632878.98元、米砂价款116727.85元，合计1088286.83元。现袁之海已收价款共计73.50万元，红阳公司还尚欠袁之海价款353286.83元”。其次，赵某某作为红阳公司无锡社区配套房项目部负责人，在该院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也认可“在太湖新城瑞景道与清源路交叉口东北侧的社区配套用房工程中，还尚欠袁之海涉案工程剩余价款339887.70元”。故此，袁之海基于赵某某的自认，要求红阳公司支付价款339887.7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根据455份送货单所载明的送货时间，袁之海与红阳公司之间发生最后一笔买卖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9月29日。而在发生涉案买卖关系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对涉案价款的付款时间作出约定，则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红阳公司应当在其收到标的物的同时向袁之海支付相应价款。因红阳公司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剩余价款的付款义务，则红阳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应立即将价款339887.70元支付给袁之海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现袁之海基于“双方发生最后一笔买卖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9月29日”这一事实，要求红阳公司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主张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
此外，因赵某某与红阳公司之间属于内部工程款结算关系，与本案供应商与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赵某某在本案审理中，已就袁之海涉案建材的买卖事实及剩余价款进行了确认，本案的相关事实已经查清，故无须再追加赵某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该院对袁之海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红阳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袁之海支付价款339887.70元。二、红阳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向袁之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具体为：以339887.7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34元，财产保全费2420元，合计9354元，由红阳公司负担。
红阳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赵某某是涉案项目负责人，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认定”是红阳公司针对袁之海举证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二（商）初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书的质证意见，并非针对袁之海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该案判决书作出上述认定基于的是红阳公司聘任赵某某为二分公司总经理并就涉案项目签订有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等事实。赵某某提交的红阳公司任命其为项目部负责人的通知书和授权书均系复印件，红阳公司从未出具过上述材料，原审将之直接认定为双方无争议事实及证据，应予纠正。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红阳公司与赵某某之间系企业内部承包关系，双方的内部项目责任考核合同不具有对外性，赵某某的对外行为均需经授权才能代表红阳公司，袁之海不审查签约方有无授权，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完全基于个人信赖而与相关人员达成供货合意，不具有信赖红阳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的善意，原审认定红阳公司对赵某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2、原审对红阳公司申请追加赵某某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的请求未予准许，直接依职权对赵某某制作询问笔录，且未要求赵某某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3、赵某某私自从项目建设单位领取工程款，却拒不对外支付材料款，反而怂恿大量材料商起诉红阳公司，红阳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一系列诉讼均系赵某某策划、组织并提供证据支持，故原审根据赵某某的自认判令红阳公司承担责任，未组织各方核实供货、付款等具体证据，剥夺了红阳公司质证、答辩的权利，违反证据规则及公平公正原则。4、袁之海既未与红阳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就付款达成合意，更未主张过债权，原审认定红阳公司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袁之海答辩称：一、赵某某的身份问题。红阳公司涉诉的多起案件的法律文书均明确赵某某是涉案项目负责人，故赵某某对外具有代表红阳公司签订相应买卖合同及对外发生相应采购业务的权利。袁之海与赵某某洽谈且将货物全部送至红阳公司承建的涉案工程，对此事实，赵某某在原审中作了相关陈述予以认可。二、利息问题。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买卖合同的交易惯例，未约定付款时间的，买方自收到货物之日即应履行付款义务。现袁之海主张从最后一笔供货之后的3个月起计算利息，即从2014年1月1日起计息，符合买卖合同交易惯例及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1月11日，红阳公司在答复本院提问的书面函中陈述：1、红阳公司与赵某某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07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经营目标利润风险责任考核合同》，红阳公司聘用赵某某为二分公司总经理，为红阳公司二分公司的负责人。2011年1月4日，双方又签订《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将涉案项目委托给赵某某施工，纳入二分公司考核，赵某某接受红阳公司监督，对红阳公司负责。2、红阳公司并无任何书面或事实上任命赵某某为涉案项目部负责人的行为。赵某某与红阳公司系内部责任承包关系，其身份不具对外性，赵某某的对外行为应当由红阳公司书面授权。赵某某在原审中出具的任命其为项目部负责人的通知以及授权书均为复印件，系伪造，不具有证明力，公安机关对赵某某伪造红阳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立案。3、在项目正常进行建设的情况下，应由红阳公司负责工程上人员的聘用及相关材料的采购工作。事实上，涉案项目在不具备施工许可证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建设单位串通红阳公司内部承包人赵某某非法开工并将工程款汇至非指定帐户，赵某某未经红阳公司授权即进行一系列的无权代理行为，致使红阳公司未能对涉案工程的人员聘用及材料采购进行完全的监督和管理，也无法完全掌握该工程的结算情况。
以上事实，有红阳公司情况回复函在卷佐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否为红阳公司；二、原审认定欠款金额为339887.70元并判令红阳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依据是否充分；三、本案是否必须追加赵某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合同买方应认定为红阳公司。1、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赵某某系红阳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的事实，现红阳公司对赵某某的身份予以否认，但未提供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无论赵某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任命通知书及授权书复印件是否属实，均不影响对赵某某项目负责人身份的确定。2、红阳公司在向本院的回复函中表示其与赵某某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聘用赵某某为红阳公司二分公司总经理，并通过内部承包合同将涉案工程委托给赵某某施工，纳入二分公司的考核。如该法律关系属实，则赵某某针对涉案工程发生的采购业务更应属于执行企业事务的职务行为。3、涉案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为“红阳建设”，反映袁之海的本意是向红阳公司供货而非赵某某个人，也说明赵某某（包括赵某某的哥哥赵某甲）是以红阳公司的名义采购施工材料。综上，涉案工程项目系红阳公司承建，赵某某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对外以红阳公司名义向袁之海采购施工所用的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且货物均送至工地用于该工程，故相应合同责任应由红阳公司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认定欠款金额为339887.70元并判令红阳公司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证据充分。1、袁之海举证的455张原始送货单据，签收人员稳定，主要是潘某乙、朱某某和潘某甲等人，可以证明供货事实。涉案工地由赵某某负责组织人员施工，既是客观事实，也是承包合同约定内容，红阳公司仅以签收人非红阳公司员工而否定收货事实，理由不成立。2、袁之海根据原始送货单据核算并扣除已付款之后的欠款为353286.83元，与赵某某认可的欠款余额339887.70元基本一致，差距不大，且袁之海同意按较低金额339887.70元结算，应予支持。3、上述原始单据在原审庭审中进行了举证、质证，而付款应由红阳公司举证，故红阳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未组织各方核实供货、付款等具体证据，剥夺了其质证、答辩的权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逾期利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现本案最后一笔供货发生于2013年9月29日，故袁之海请求红阳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审未追加赵某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红阳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表示，其申请追加赵某某参加诉讼是因为本案的供货真实与否以及供货金额均需由企业内部承包人赵某某予以确认，现赵某某已经向原审法院确认了收货事实和欠款金额，相关事实已经查明。
综上，红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34元，由红阳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利娜
审 判 员 费益君
代理审判员 包梦丹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