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06民初12610号
原告：王建江，男，1953年6月6日出生，。
原告：王新江，男，1954年6月4日出生，汉族。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霄。
被告：中国药科大学，住所地南京市童家巷**号。
法定代表人：来茂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女。
被告：朱菊英，女，192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威。
第三人：王丽华，女，195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威。
第三人：王威，男，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建江、王新江与被告朱菊英及第三人王丽华、王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江、王新江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霄，被告朱菊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威，第三人王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权威，第三人王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建江、王新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两被告于2008年10月17日签订的《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以下简称《公房买卖契约》）无效，两被告协助原告将案涉房屋所有权恢复登记至中国药科大学名下；2、被告中国药科大学承担本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王顺喜与被告朱菊英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四个子女，即长子王福江（已故），次子王建江，三子王新江以及小女儿王丽华。两原告的父亲即被继承人王顺喜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王福江于1992年去世，王福江有一子王威。1996年6月30日，王顺喜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了一份《中国药科大学出售马家街47号住房使用权买卖契约》（以下简称《使用权买卖契约》），就王顺喜购买本市鼓楼区马家街47号2幢8室公有住房使用权签订了买卖契约，该契约明确约定了购买价格等相应条款。原告王建江及其配偶、儿子的户口一直在案涉房产中，被告朱菊英的户口也一直在案涉房产中。后原告王建江、王新江至中国药科大学档案室查询得知，在2008年10月17日，朱菊英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了《公房买卖契约》，该契约就朱菊英购买案涉房产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其中第二条明确约定：经该房承租人与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由乙方（指朱菊英）购买上述房屋，并受之委托办理一切手续（附家庭协商证明）。两原告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始终不知道2008年房改的事。两原告认为，案涉房产原属于王顺喜和朱菊英的夫妻共有财产，现中国药科大学和朱菊英在两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中国药科大学辩称，两被告于2008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有效的，案涉房屋是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接管公产，1953年由中国药科大学借用。1996年应广大住户的要求，学校与住户签订了使用权买卖契约。后经学校多年努力，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6月将马家街47号划拨给学校以便房改。学校于2007年8月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并经南京市房改办审查同意进行房改。鉴于2008年购买人已经去世，学校决定将该住房出卖给其配偶，经房改办批准后办理了过户手续，况且朱菊英也是学校的教职工，其本人也有资格参加房改。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的内容合法合规，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任一情形，更不存在侵犯两原告权益的情况，综上，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菊英辩称，两原告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同住成年人，两原告都已经享受了在其各自单位的房改政策，无权提出案涉房屋买卖契约无效的请求，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丽华述称，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与王丽华没有利益冲突，同意朱菊英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威述称，同意朱菊英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朱菊英与王顺喜系夫妻关系，两人均系中国药科大学的职工，共育有四个子女，即长子王福江、次子王建江，三子王新江和小女儿王丽华。王顺喜于2000年2月死亡，王福江于1992年死亡。第三人王威系王福江的儿子。1996年6月30日，中国药科大学与王顺喜签订《使用权买卖契约》一份，协议约定：王顺喜购买坐落于本市的公有住房使用权。双方同意于1996年6月30日由甲方（指中国药科大学）将房屋使用权正式交付给乙方（指王顺喜），乙方购买公有住房使用权后，房屋使用权归乙方所有，可以继承。今后乙方享有房屋使用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时，此协议即失效。2007年8月，中国药科大学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2008年10月17日，朱菊英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公房买卖契约》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指中国药科大学）乙（指朱菊英）双方根据《南京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同意签订本契约，共同遵守。甲方自愿将坐落于本市鼓楼区马家街47－8号的公有住房出出售给乙方，该房承租人与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由乙方购买上述房屋，并授之委托办理一切手续（附家庭协商证明）。乙方以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价款，实际支付房价款14834.99元。双方同意于2008年10月31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房屋移交时，该建筑物所属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乙方购买公有住房后，房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协议签订后，朱菊英付清全部购房款项。
另查明，朱菊英在2008年购买案涉房屋的申请表中未注明同住家庭成员情况。庭审中，中国药科大学与朱菊英均表示，签订《公房买卖契约》前，并没有通知两原告。王新江表示，1984年和1988年，单位向其分配了两套住房，其在案涉房屋内并未居住过。关于签订《南京市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时谁实际居住在案涉房屋内的问题，被告朱菊英与第三人王丽华均表示由朱菊英一人居住。原告王建江则表示，2000年10月，其在单位拿到了房改房，但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2002年，朱菊英将案涉房屋的门锁更换，其进不了房屋内，但私人物品仍然在房屋内，其户口也一直在案涉房屋内。
以上事实，有《使用权买卖契约》、《公房买卖契约》、户籍材料、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宁房权证鼓变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中国药科大学于2007年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其依法享有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他人的权利。案涉房屋系中国药科大学所有的公有住房，基于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中国药科大学将公有房屋出售给本单位职工。2008年10月，朱菊英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了《公房买卖契约》。根据《南京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本市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以自住为目的的中低收入职工，均可向房屋产权单位申请购买住房。王顺喜与朱菊英均系中国药科大学的职工，具有购买案涉公有住房的资格。公有住房以户为单位购买，购买家庭通过协商确定购买人，但该协商仅是购买方的内部协商程序，协商结果并不影响购房合同的效力。因此《公房买卖契约》虽然约定购房家庭需协商一致并提供家庭协商证明，但该协商证明并非《公房买卖契约》的生效要件。
中国药科大学在1996年尚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与王顺喜签订的《使用权买卖契约》确认了房屋使用权的归属。该契约明确约定，如今后王顺喜享有房屋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时，此协议即失效。该约定表明，案涉房屋所有权出售后，《使用权买卖契约》即失效，故朱菊英基于《公房买卖契约》当然取得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公房买卖契约》的签订并未侵害两原告的继承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南京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公有住房每户限购一套。在《公房买卖契约》签订之前，两原告家庭均已在本单位享受过房改政策，因此，两原告不应再参加本次公有住房的买卖，其认为《公房买卖契约》的签订侵害其对案涉房屋购买权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中国药科大学与朱菊英签订的《公房买卖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没有侵害两原告的合法权益，该契约合法有效。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建江、王新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王建江、王新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彭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戴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