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15568号
原告：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周华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敷勋，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根，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江燕龄，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操，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雷，男。
原告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敷勋、赵海根，被告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操、王加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上海康浦码头承包经营协议书》已经解除；2.判令被告排除妨害，立即向原告移交本市闵行区老江川东路XXX号内的黄浦江东段90米岸线码头。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原告公司股东，占原告公司15%股份。2013年7月30日，原、被告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自2013年8月1日起，原告将位于本市闵行区老江川东路XXX号内的黄浦江东段90米岸线码头以及码头东侧延长的32米浮船(以下简称涉案码头)交由被告内部承包经营。但被告自承包开始，即对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均未严格履行，多次拖欠各种承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承包费、工人工资、岸线使用费等各种应付款项，至2015年7月31日承包期满，被告仍拖欠约50%的承包费未予缴纳，且拒不移交码头，形成长期持续占有涉案码头非法经营的事实。2016年1月13日，双方经调解补签《上海康浦码头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自2015年8月1日起，原告将涉案码头交由被告内部承包经营，期限3年，内部承包费第一年人民币(币种下同)100万元，第二年110万元，第三年121万元，分四个季度由被告支付给原告股东(按股权比例支付)；码头岸线使用费由被告承担，一年分四个季度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关联公司；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有关经营费用均由被告自行承担；协议生效后，被告支付第一季度承包费用25万元，以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支付当季租金(租金先付后用)。双方还约定违约责任“乙方(即被告)不及时支付给甲方(即原告)及上海闵行装卸储运公司承包费用租金，每逾期一日按欠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超过20日，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由于甲方主观原因造成乙方无法正常经营，甲方必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乙方，扣除乙方停止经营期间的承包费用，同时赔偿乙方当年一季度承包使用费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违反约定，多次拖欠承包费和关联公司相关费用以及农民工工资，且无视码头安全生产管理，不按规定保养、维修机械设备，对原告的设备进行掠夺性使用，造成原告设备严重损坏，三台吊机均不能正常使用，皮带运输机全部损坏不能使用，且被告还拒不维修带病设备，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阻挠原告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场安检，甚至假冒合作经营的关联公司名义申报安全员资质。2017年1月16日，关联公司致函原告“贵公司无任何合同履行进程和整改措施，2016年码头租金尚未支付到位。2017年第一季度又一次失约，已严重影响到我公司的整改进程。鉴于上述情况，为落实区审计工作整改到位，从即日起一周内，要求贵公司结清上述费用。若不按区长会议精神整改到位，2017年度贵公司退出码头”。2017年1月20日，原告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纪要》：鉴于福集公司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和股东承包费问题已构成违约情况，且不顾股东多方联系拒不参会，股东们一致同意解除福集承包协议，从即日收回码头管理权，追索所欠承包费和工人工资。2017年3月6日，原告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被告派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内容包括：1月20日股东会85%股东同意解除被告承包协议有效。被告对此保留意见，继续非法占用码头拒绝移交。2017年3月21日，关联公司及原告对涉案码头进行了联合安检，随即向被告发出书面通知“发现你司16吨门座式起重机变幅严重损坏，要求你司立即停止使用作业，对损坏部件全部更换新配件修复，待修复验收合格后再投入生产。另要求你司对三台起重机再做进一步检查，决不允许特种设备带病作业，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2017年3月22日，原告根据关联公司要求开始对涉案码头进行综合整治，并成立了包括被告人员在内的康浦码头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并于当日在涉案码头公告栏内公开张贴了《关于终止福集建材公司内部承包康浦码头经营的函》，正式通知被告自2017年3月25日起终止内部承包协议。但被告仍拒不移交涉案码头，并使用码头内的作业车辆恶意抵顶吊机至今仍不撤离，致使吊机无法正常作业，阻挠原告正常进场组织生产经营，造成涉案码头瘫痪。原告认为，系争《上海康浦码头承包经营协议书》已经原告公司股东会决议予以终止，被告已无权继续占用使用涉案码头，被告作为原告公司股东，理应积极配合移交码头，并配合处理好结束承包后的各项善后事宜，但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被告的妨害应予排除。
被告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04年12月，上海福集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集水泥)(部分股东也是被告的股东)成立，地址本市闵行区老江川东路XXX号与上海闵行装卸储运公司(以下简称闵行储运公司)一墙之隔。成立之初，福集水泥生产用的砂石料驳运由闵行储运公司承担，后闵行储运公司与原告合作经营，把福集水泥的砂石驳运转让给原告承担。当时，原告未实行内部承包，主要经营福集水泥公司砂石驳运，连年亏损，连续调整驳运价格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2011年12月，在闵行储运公司总经理刘兆春的反复要求下，被告溢价出资入股原告，当时劝说被告入股的理由是“反正原告主要经营福集水泥的砂石驳运，一直亏损要对驳运调价，你们入股后作为股东，关系相对来说会变好，价格稳定一点”，被告在此情况下接受了股权转让。自2011年12月入股后到2013年7月，原告仍然连年亏损，各股东从未分过红，在此背景下，各股东心灰意冷，要求实行内部承包，想丢掉包袱。由于福集水泥所需驳运砂石的特殊性，被告接受了内部承包，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了《康浦码头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年承包费用200万元，岸线使用费另付。被告承包以后，以承担福集水泥砂石驳运为主，仍然连年亏损。2015年7月30日内部承包到期，被告不想继续承包经营，但闵行储运公司及原告因无人接手一再要求被告继续承包经营，因此在2016年1月13日补签了承包协议书，并且约定码头经营使用费由原来的200万元改为100万元，之后逐年微递增，岸线使用费仍由被告直接支付给闵行储运公司。当时码头随处可见，被告虽然承包经营，但无其他客户，仅限于福集水泥的砂石驳运业务，承包费一开始就无法按期支付，原告要求被告承包经营明知是强人所难，所以双方口头约定承包费用只要支付即可，支付时间可延期，于是被告从承包后不久就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承包费，原告对被告凑足资金后延期支付承包费用的事实是认可并接受的，从未提出过异议。2017年3月，上海市交通委联合其他五个局发布沪交航(2016)1488号文件“关于禁止在黄浦江及其支流设置浮吊设施的通告”，要求在2017年3月20日前执行完毕，引起具有岸线卸货能力的码头市场前景变好。闵行储运公司得此消息后，鼓动原告公司股东“采取股东转让，因大股东变更要听新股东意见，法人代表变更，采取共同经营”等意见，被告不同意，认为连年亏损均由被告承担责任，承包期尚有一年半时间，市场形势稍有好转，原告以其一直认可并同意的承包费支付方式作为被告违约的借口终止承包协议显失公平。2017年3月5日，被告支付了2017年第一季度承包费用。2017年3月16日，可以说在多次协商无果下，闵行储运公司及原告部分股东共同策划对被告码头拉闸停电，用车堵住福集水泥砂石驳运的大门，造成被告及福集水泥全面停产，多次报警，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区公安局、街道各级相关组织多次协调，原告及闵行储运公司不但不停止侵权行为，还继续实施错误行为，直至2017年6月16日，在各级政府出面的情况下，勉强恢复了两个公司的正常生产。截至2017年3月，被告未拖欠承包费用(包括向闵行储运公司缴纳的岸线使用费，2017年第一季度的内部股东承包费)，更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资(被告没有使用民工的情况)，2017年3月5日，各股东领取了支票。原告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终止承包协议理由也不成立。自2016年第一次签订承包协议以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设备事故，也未收到过任何部门的安全整改通知。闵行储运公司及原告在2017年3月16日以前也从未提出存在安全隐患。所有使用的吊机(无其他设备)均经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鉴定为合格，有效期分别为2017年9月20日、2018年1月24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配备专职维修人员，一旦发生机械故障，均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检修。且承包协议明确约定“安全生产责任由乙方(即被告)负责，与甲方无关”，几年来，被告从未出现过推卸责任的行为。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交如下证据：1.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补充合同、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各1份；2.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2份；3.闵行储运公司给原告的函1份及码头吊机联合安检记录附照片1组；4.股东会议纪要2份、关于终止福集建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的函及码头告示栏照片1组；5.被告在涉案码头用铲车抵顶吊车照片1组；6.被告应付承包费分配表1组；7.闵行储运公司给原告的通知、江川路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告知书、江川路街道办事处行政检查意见书各1份；8.行政检查书、上海市交通委员会陈述笔录各3份；9.上海福强仓储有限公司证明及付款明细各1份；10.郎俊杰、张少贵、张伟忠证人证言3份。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清楚；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从未有过上门安检，且原告无权进行安全检查；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第一次股东会议未接到通知，第二次会议纪要未如实记录被告意见而拒绝签字；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为了阻挠检测，而是保护码头所为；对证据6确认迟延缴费的事实，因为一直亏损，原告同意被告迟延缴费；对证据7中通知及告知书没有收到过，对检查意见书已经进行了整改，但是原告拒绝确认；对证据8不清楚；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不予认可，且证人张少贵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纠纷就是闵行储运公司与原告联手赶走被告引起。
被告为证明其辩解意见提交如下证据：1.检验报告3份；2.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3份及报警记录5份；3.被告出具给闵行分局江川街道派出所的报告1份；4.被告出具给闵行区江川街道安全办的承诺声明1份；5.码头承包费支付凭证1组；6.岸线使用费支付凭证1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不能证明在使用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安全隐患；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是业主方停电而非原告所为；对证据3、4真实性不认可，且与原告无关；对证据5无异议，证明被告迟延付款的事实；对证据6不清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6月18日，原告(乙方)与闵行储运公司(甲方)签订《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本市闵行区江川东路XXX号甲方自有产权码头东侧黄浦江岸线90米出租给乙方使用15年，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及支付方式：2007年度80万元，2008年度85万元，2009年度90万元，2010年度95万元，2011年度100万元，2011至2012年度每年租金100万元，如遇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40%，租金相应增长(以2006年度国家物价指数为标准)；甲方在收到租金后提供约定的码头岸线、场地、房屋配套等，提供水、电等；乙方合法经营，自负盈亏，并依法纳税，按照合同约定合理使用码头岸线90米；未尽事宜，订立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9年1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约定：考虑到乙方在经营中同样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甲方同意自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将原有的年租费基数，由90万元调整为60万元(其中减免中的10万元系本次工资调整范围)，一旦国家、企业经济恢复后，仍按原合同履行。
2013年7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自2013年8月1日起，甲方征得合作经营方闵行储运公司同意，将涉案码头交由乙方内部承包经营；码头经营权及设备使用费每年200万元，分四个季度由乙方分别付给甲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支付)；码头岸线使用费第一年60万元，第二年码头岸线使用费根据闵行储运公司的收费基数，全体股东另行协商，分四个季度由乙方直接支付给闵行储运公司；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经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支付第一季度承包费50万元，以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支付当季租金(租金先付后用)；甲方向乙方交付码头及设备之日起，不再参与经营，码头的一切风险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承包期间具有码头岸线使用权、原甲方与闵行储运公司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权利、办公房屋、配套房屋使用权、所需配套水、电设备使用权；乙方承包经营期限2年；乙方不及时支付甲方及闵行储运公司承包费用租金，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超过20日，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闵行储运公司各一份，公证一份。
《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将涉案码头交由被告承包经营。2016年1月13日，双方补签《上海康浦码头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自2015年8月1日起，甲方征得闵行储运公司同意，将岸线码头交由乙方内部承包经营；码头经营权及设备使用权，内部承包费第一年100万元，第二年110万元，第三年121万元，分四个季度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支付)，甲方提供发票税费按0.0365由乙方承担；码头岸线使用费由乙方承担，一年分四季由乙方直接支付给闵行储运公司，承包期内遇岸线使用费调整与甲方无关，由乙方直接与闵行储运公司协商解决；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经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支付第一年第一季度承包费25万元，以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支付当季租金(租金先付后用)；乙方承包经营期限3年，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乙方不及时支付甲方及闵行储运公司承包费用租金，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超过20日，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闵行储运公司各一份，公证一份。
2017年1月20日、2017年3月6日，原告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鉴于福集公司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和股东承包费已经构成违约，股东们一致同意解除承包协议、从即日收回码头管理权”。2017年3月22日，原告发函通知被告从2017年3月25日起终止内部承包协议。被告不同意终止承包协议，双方遂发生纠纷并涉讼。
诉讼中，原、被告共同确认《上海康浦码头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项下截至2017年3月的承包费用被告已经付清，岸线使用费支付至2017年3月。
另查，涉案码头使用的三台吊机经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安全检验合格，下次检验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23日和2018年2月4日。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确认承包协议已经解除，理由有三：第一，根据承包协议约定，被告不及时支付承包费用超过20日的，原告有权解除承包协议，而原告自2017年4月起未再支付，协议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承认其自2013年签订承包协议后不久即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承包费用，原因在于经营长期亏损，原告对此是明知且只要被告能够支付，对延迟支付是一直予以认可的。本院注意到，2017年3月之前，无证据表明原告就被告迟延付款的行为提出过异议，且在2013年承包合同到期后，原告还与被告续签三年承包合同，并将承包费用由原来的200万元/年调低为第一年100万元，以后每年递增10%。由此，本院可以认为，虽然合同约定了明确的承包费支付方式，但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多年来，已就付款方式合意进行了变更。在无证据表明除延期付款外，被告还有其他违约行为严重损害原告权益的情形下，原告根据上述合同约定要求解除协议，实在令人难以信服。2017年4月起，被告未再支付承包费用等，系因双方产生本案纠纷所致，在纠纷未得到解决前，被告暂停支付费用不构成根本违约。第二，原告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威胁到码头的安全生产以及原告与业主单位的租赁关系，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本院认为，关于被告迟延付款一节，此处不再赘述。安全生产一节，被告提供的设备检验合格证均记载设备尚在检验期限内，作为特种设备由国家专门机构负责检验，街道安全管理部门并非专门机构，其有权对企业安全隐患提出意见，但最终是否符合特种设备安全生产规定，仍应由国家相关资质部门出具意见。原告提供的告知书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告对原告设备进行掠夺性使用等违约行为的存在。原告还称被告制造虚假诉讼表明其不再履行承包协议主要债务(本案被告起诉闵行储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继续履行合同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因该案尚在审理中，是否虚假诉讼目前无法确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第三，原告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已经形成股东会决议终止被告的承包协议，该决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权力机构依法对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事宜作出决议。本案承包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自愿合意签订形成，其民事权利义务的设立、变更、终止由我国合同法进行调整，即使被告系原告的股东，也不例外。因此，原告认为股东会决议具有解除承包协议法律效力的说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实难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康浦码头装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蒯滕健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姚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