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畜牧水产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朱锋，上海市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万军。
委托代理人何英斋，上海市金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畜牧水产场（以下简称畜牧水产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三（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5年2月26日，黄万军打印一份收货证明去畜牧水产场处对账，打印内容为：今收到玉米货主黄万军玉米37.02吨，单价为2，400元／吨，合计88，848元。于2015年1月24日送到，车号，驾驶员电话＊＊＊。畜牧水产场法定代表人在收货证明下方空白处添加了手写内容为：金山区金卫畜牧水产场收到玉米37.02吨，代付运费4，810元、驳运费600元，合计5，410元，货款83，438元已于1月27日付给经办人俞某。并加盖了畜牧水产场财务专用章。
2015年3月10日，黄万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畜牧水产场支付货款83，438元。
畜牧水产场辩称，其与黄万军间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其仅与俞某发生了玉米买卖关系，并已经结清了所有货款。鉴于俞某说要与上家核对，因此出具该份证明。畜牧水产场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院提供了沈某出具的证明、沈某的农行对账明细、付款凭证等证据，欲证明畜牧水产场的交易相对方为俞某，畜牧水产场通过其出纳沈某个人农行卡向俞某付清了货款，俞某已经确认收到该款。
畜牧水产场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院申请证人俞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与俞某的买卖关系。证人俞某到庭陈述：2015年1月24日，证人以2，400元／吨的价格从黄万军处购买玉米37.02吨卖给畜牧水产场，畜牧水产场以2，430元／吨的价格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全部货款，证人挣一点中间差价，付款凭证的款项与收货证明中的货款是同一笔。2015年2月26日，黄万军找证人去畜牧水产场处对账，证人领黄万军找到畜牧水产场，收货证明里的手写内容是畜牧水产场法定代表人写的。证人已支付黄万军部分系争货款，证人与黄万军除本案系争货物外还有其他交易，证人于2015年3月5日给黄万军出具了260，000元的总欠条。经质证，黄万军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称没有收到俞某支付的玉米款及欠条，黄万军认为证人是其与畜牧水产场买卖关系的介绍人。
原审庭后，黄万军提交了一份俞某书写并由黄万军及俞某亲笔签名的对账单，载明：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月8日止，俞某共向黄万军借款现金35万元，到2015年1月31日止，分四次支付黄万军现金88，000元，分四次通过其农行卡转入黄万军指定的张某帐户256，256元，共计付款344，256元，双方协商确认，俞某所欠黄万军的借款已全部还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黄万军、畜牧水产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庭审中，畜牧水产场收货证明中的畜牧水产场手写内容并未否认系争货物的货主，故畜牧水产场认为其与黄万军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的抗辩主张难以成立。对于系争货款支付给案外人一事，黄万军、畜牧水产场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向，故畜牧水产场无权将系争货款支付案外人。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另一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畜牧水产场向黄万军购买玉米，而未能及时付清货款，明显存在过错，畜牧水产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黄万军要求畜牧水产场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无不当，法院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畜牧水产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万军货款人民币83，43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43元，由被告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畜牧水产场负担。
原审判决后，畜牧水产场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与黄万军不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其与俞某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其通过电话向俞某订购玉米，俞某于2015年1月24日向畜牧水产场送货后，畜牧水产场于1月27日支付84，500元给俞某，收货证明也载明已支付给俞某，俞某出庭作证时也表示已于2015年1月31日支付6万元给黄万军。故畜牧水产场与俞某之间，以及俞某与黄万军之间分别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而畜牧水产场与黄万军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万军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黄万军承担。
被上诉人黄万军辩称，不同意畜牧水产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5年5月14日，俞某到原审法院就其此前当庭作证称其已付过黄万军部分款项的具体情况作了陈述：“这两个案子涉及的黄万军的所有玉米款我一起付的，没有区分畜牧水产场和联众饲料，一共付款19万多，其中现金支付黄万军本人12，000元，黄万军没有给我打收条，其他的都是我个人农行卡支付给张某（黄万军的母亲）农行卡，分别于2015.1.12、1.23、1.27、1.31，支付86，256元、7万、4万、6万。”针对为什么款项打给张某的询问，俞某表示：“因为黄万军称自己没有卡，因此于2014.12.3发短信给我让我将货款打给张某，短信内容为农行，张某，＊＊＊0。”针对法庭有关黄万军在原审开庭审理后于2015年5月14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是否为你本人签名的询问，俞某表示：“是我本人签名，对账单内容也是我本人写的，黄万军称公司要对账，因此让我写这个东西，我欠的就是玉米款，我从来都没借过他其他的钱。”
再查明，黄万军与俞某共同签字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31日的对账单是黄万军于2015年5月14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该对账单载明：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月8日止，俞某共向黄万军借款现金35万元，到2015年1月31日止，分四次支付黄万军现金88，000元，分四次通过其农行卡转入黄万军指定的张某帐户256，256元（具体为2015.1.12转入86，256元，2015.1.23转入7万元，2015.1.27转入4万元，2015.1.31转入6万元），……但黄万军未就对账单中涉及的现金借款35万元的来源及支付情况向本院作清楚而合理的说明。
二审审理中，黄万军与俞某共同到本院就涉案的对账单以及黄万军所称的35万元的借款等问题再次作了相应的陈述。针对法庭有关“借款是否都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的询问，黄万军于2015年8月6日表示：“是的。35万都是以现金借的。因为多笔出借、还款数额与每次借款数额也不一样，故产生了对账单。对账单写好后就把所有借条撕掉了。”但在2015年10月12日黄万军又对上述35万元的借款的过程陈述如下：2014年10月24日借给俞某3万元，25日借5万元，11月30日借10万元，12月5日借8万元，12月18日借5万元，12月30日借4万元。上述借款的来源都是家中已有的现金，没有从银行取过款，借款也均有借条。并向本院提交了总计35万元的由俞某签字的借条。俞某对黄万军关于35万元借款的陈述不予认同，表示2015年3月5日上午9点黄万军让其写了涉及35万元款项的全部借条，但并不存在实际的借款过程，是因黄万军说其公司要对账，俞某才写的。有的借款落款的日期俞某实际在山东枣庄，黄万军不可能借给其相应的款项。针对法庭有关为何对借条是否撕毁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的询问，黄万军表示：“借条都写在一本本子上，结账后就把借条从本子上撕下来，正常情况下都是还给别人的，我也还给了证人（俞某），但证人又给我了，我就放到包里了。”黄万军还表示，其是和俞某一起带涉案的收货证明过去的（即去盖章的）。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万军为主张其与畜牧水产场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向法院提交了由其事先打印好相应内容并由畜牧水产场的法定代表人在空白处添加手写内容的收货证明。根据该收货证明的内容，畜牧水产场所收到的玉米确实是黄万军指定的人所送，玉米来源于黄万军，但该收货证明打印部分所载明的“玉米货主黄万军”是否就是与畜牧水产场有关的玉米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方（货主），却并未得到畜牧水产场手写内容的相应明确确认。从畜牧水产场在该收货证明的手写内容中可以看出，畜牧水产场虽确认收到黄万军送货上门的玉米，但畜牧水产场法定代表人手写的“……货款83，438元已于1月27日付给经办人俞某”则表明：在黄万军拿着打印好的“今收到玉米货主黄万军玉米……”的收货证明并由俞某陪同前来确认收货时，畜牧水产场并未明确确认其与黄万军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其在手写内容书写之前已实际支付给俞某款项，并在收货证明中注明已付给了“经办人”。故黄万军仅凭该收货证明而无其他证据佐证来主张其与畜牧水产场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其是与畜牧水产场有关的买卖合同中的出卖方（货主）的举证仍不够充分：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买受人指示出卖人向第三人直接交货的交易形态的情况下，送货的“货主”与收货的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际送货上门的“货主”并不必然就是与收货人有关的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且本案中，畜牧水产场就否定黄万军的主张提出了充分的反证，故难以仅凭收货证明中畜牧水产场对俞某“经办人”地位的描述即认定俞某是黄万军的经办人，黄万军与畜牧水产场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
在黄万军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收货证明来向畜牧水产场主张玉米款的支付时，畜牧水产场即不予同意，否认与黄万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坚持其与俞某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俞某又与黄万军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为此，畜牧水产场还进行了相应的举证：原审中向法院提供了沈某出具的证明、沈某的农行对账明细、付款凭证等证据，又向法院申请证人俞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与俞某的买卖关系。根据黄万军、畜牧水产场以及俞某本案审理中对于收货证明由畜牧水产场盖章时是由俞某陪同前往的共同确认，以及黄万军虽不确认其与俞某之间发生过买卖关系，但有俞某是畜牧水产场与黄万军买卖关系的介绍人的表述，本院认为，俞某作为畜牧水产场与黄万军之间纠纷的实际见证人，其所作的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且俞某的有关其与黄万军以及与畜牧水产场分别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的证言亦得到款项支付证据的相应佐证：其曾分四次通过转账方式在黄万军指示下向黄万军的母亲张某的帐户支付过256，256元的款项；畜牧水产场亦实际向俞某支付过83，438的款项。
关于黄万军与俞某均签字的对账单涉及的借款的真实性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俞某在原审中向法院曾表示过该对账单“是我本人签名，对账单内容也是我本人写的”，但俞某同时还表示：“黄万军称公司要对账，因此让我写这个东西，我欠的就是玉米款，我从来都没借过他其他的钱。”俞某在原审中已否认对账单中涉及的现金借款的真实性，确认仅尚欠黄万军的玉米款，这与其在原审2015年4月7日的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同年5月14日到法院所作的陈述的内容是一致的。根据俞某对对账单签署情况的陈述，结合黄万军未就对账单中涉及的现金借款35万元的来源及支付情况作清楚而合理的说明，且对35万元的借条是否撕毁的陈述前后不一，以及35万元的款项数额较大，若实际发生，不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亦有违常理等情况，本院难以认定上述对账单涉及的35万元借款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该对账单中对借款及还款的描述均不属实，该对账单不影响本院对俞某在法院所作陈述的采信。
综上，在俞某实际向黄万军支付了有据可查的256，256元款项，现俞某主张该款项为应支付的玉米款，黄万军对此也未能提供充分的反证的情况下，本院采信俞某的说法，认定该款项为俞某应支付给黄万军的玉米款。因此，综合收货证明签署时的情况以及该收货证明打印与手写部分的表述、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俞某所作陈述的可信度以及畜牧水产场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认为畜牧水产场关于其与俞某以及俞某与黄万军之间分别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是充分的，黄万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认定本案事实依据不足，黄万军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审所作支持黄万军诉请的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畜牧水产场的上诉请求，具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三（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黄万军要求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畜牧水产场支付货款人民币83，438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3元，由黄万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86元，由黄万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懿欣
审 判 员 翟从海
代理审判员 潘俊秀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周 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