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725民初1600号
原告：政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政和县。
法定代表人：张行书，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福建宽达（政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政和县。
法定代表人：杨木荣，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才，福建鼎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杨政长，男，195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政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才，福建鼎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叶晓涛，男，1981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政和县，现住政和县。
原告政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政和县政府）与被告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3月6日、5月8日、6月2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政和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告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被告杨政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才，被告叶晓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第三次庭审原告政和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告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被告杨政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叶晓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政和县政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官湖村与杨政长于2009年2月16日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2.确认杨政长与叶晓涛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为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政和县政府的垃圾场筹建办与官湖村达成了征收官湖村所有的位于水坑垄（垅）的面积为135亩山地并于2006年6月16日签订《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合同签订后，政和县政府垃圾场筹建办已按约定支付官湖村补偿款人民币27万元。2009年2月16日，官湖村将已被政和县政府征收用于垃圾处理场所用的部分林地发包给其村民即杨政长用于造林，并签订了《山地造林合同》，合同约定经营期限为50年即届至2059年12月止。双方并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2014年4月25日，杨政长又将其与官湖村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叶晓涛并签订了《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依据2006年6月16日签订的《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政和县政府的垃圾场筹建办按约定履行支付了征地补偿款给官湖村后就享有了被征收林地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的权益，官湖村即不再享有被征收林地的实际占有、使用权，无权再对已被征收的山地作出转让、发包、出租等处分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官湖村与杨政长于2009年2月16日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及杨政长与叶晓涛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均侵害了政和县政府作为林地占有人所享有的权益，属无效合同。杨政长、叶晓涛不能依据所签订的无效协议而享有相应的合同权益。为此，政和县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如上诉讼请求。
官湖村、杨政长辩称：一、政和县政府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即政和县政府无权要求确认官湖村、杨政长之间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无效。1.政和县政府既不是《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当事人、也不是《山地造林合同》当事人，两份合同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其不具有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根据《合同法》第二条及第八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县政府作为土地权属的确认机构，与官湖村、杨政长不具有平等主体资格。2.《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官湖村、杨政长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政和县政府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官湖村、杨政长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二、官湖村、杨政长所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合法有效。《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部分条款无效，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对所征用山地、农田享有所有权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定无效。首先，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八、十、十二、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要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改变土地用途，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在未改变土地权属情况下，垃圾处理场所征用的土地为村集体所有，合同当事人仅取得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其次，合同签订后，村委会将约定的土地交付给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使用于垃圾场建设使用。所征用的土地除去建设规划的填埋场、防火道、公路外，余下的土地被闲置，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因耕地造成荒芜的，由原有耕种集体进行耕种，村委会承担将被征用土地中所闲置耕地恢复耕种义务。最后，在签订《山地造林合同》前，征得土地使用人（政和县环境卫生所）同意。政和县政府要求确认官湖村、杨政长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即缺乏法律依据，且违反了基本的诚信原则。再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相关规定，村委会既有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能，官湖村、杨政长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中所涉及的土地因被征用，但存在部分土地闲置，官湖村、杨政长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他人权益。本案政和县政府在未取得该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在土地使用权人(合同当事人)无异议的情况下，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依据，且超越了政府管理职能。
叶晓涛辩称：1.政和县政府没有权力确认叶晓涛与杨政长的合同无效，叶晓涛的合同有没有效是叶晓涛与杨政长的关系，叶晓涛和杨政长的合同没有第三方；2.叶晓涛没有授权给政和县政府。
政和县政府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一份、付款凭证一张。以证明：官湖村水坑垄135亩林地已被征收归属政和县政府所有。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质证认为：对《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及其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五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合同的内容条款、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导致约定无效，未看到相关的报备及审批材料；对付款凭证没有意见。本院对该份合同、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及合同上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第二组证据：《山地造林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以证明：2009年2月16日，官湖村又将被政和县政府征收用于垃圾处理场所有的部分林地发包给杨政长造林，使用期限50年。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将弃土坡的闲置土地发包他人实施种植林木，是村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且未侵犯土地使用人权益。本院对该两份合同真实性及合同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一份。以证明：杨政长将《山地造林合同》中享有的权益转让给叶晓涛。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但前提基础是建立在《山地造林合同》无效基础上，但实际上造林合同合法有效，故该合同不存在违法。本院对该份合同真实性及合同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第四组证据：政人综〔2004〕123号文件《政和县政府关于成立政和县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一份。以证明：垃圾场筹建办是本案政和县政府临时下设机构，政和县政府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提醒法庭注意这份证据土地征用合同是垃圾场筹建办签订的，垃圾场筹建办是临时设置的机构，是否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质，而其挂靠县建设局，故合同主体可以认定是县建设局，而不是县人民政府，所以本案政和县政府没有主体资格。本院对该份文件真实性及文件上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官湖村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垃圾处理场设计规划图》各一份。以证明：1.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同政和县熊山镇官湖村所签订的土地征收合同约定所征收的土地为官湖村所有（属林业用地），用于填埋场、防火道、公路等用地；2.土地征用合同约定“甲方对所有征用山地、农田拥有所有权”系无效约定；3.除去建设垃圾处理场所需土地外，所征用的部分为闲置，且所建垃圾处理场进出公路两旁，存在安全隐患。政和县政府质证认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对证明事项有异议，理由如下：1.征收或征用行为发生后即改变土地权属；2.山地是否闲置是土地使用权人或是所有人如何利用的问题，与他人无关。杨政长、叶晓涛对该组证据没有意见。该组证据中的《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已在政和县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认定，因《垃圾处理场设计规划图》与本院依申请调取的《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内容相一致，对该证据在《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已经作出认定。
第二组证据：《山地造林合同》、《申请》、《林权证》、《林业生产验收单》各一份。以证明：1.在经土地使用权人同意在垃圾处理场进出公路沿线弃土坡地植树造林的情况下，官湖村作为村农民集体土地管理者，经村民委员会同意后，在协商基础上将被征收所闲置、荒芜的部分土地承包给村民杨政长用于植树造林；2.在闲置地上植树造林不仅符合国家土地、林业政策，且林木的栽种净化了环境，极大保护了国家财产。政和县政府质证认为：对《申请》、《林权证》、《山地造林合同》、《林业生产验收单》形式上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理由：1.杨政长在政和县政府的林地上种植林木，侵犯了政和县政府的权益，不具有合法性；2.对环卫所盖章同意造林，不具有同意的权能，需经政和县政府授权环卫所才能。杨政长质证认为：被征山场的实际使用权人就是环卫所，山场的管理就是环卫所在管理。叶晓涛对该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山地造林合同》已在政和县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认定，对《申请》、《林权证》、《林业生产验收单》真实性及上面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杨政长、叶晓涛在第一次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庭审中双方对杨政长《山地造林合同》所承包的林地的四至在《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的135亩范围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该无异议的事实结合《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图》、2009年1月15日《补充协议》及其面积计算结果进行审核，本院予以认定。杨政长在庭审中陈述的杨政长是官湖村财务报账员、2003年开始在村里工作一直到现在以及杨政长知道土地被征用，对上述杨政长陈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政和县政府在第二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1年4月8日官湖村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会议纪要。以证明：全体与会代表通过垃圾处理场二期工程再扩征30多亩的决议。官湖村、杨政长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个是2011年后征用的，跟本案讼争地块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官湖村有召开会议表决同意垃圾处理场二期工程扩征山地。
证据2、2015年12月8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会议纪要。以证明：全体与会代表通过扩大垃圾场用地的决议。官湖村、杨政长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个是2011年后征用的，跟本案讼争地块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官湖村有召开会议表决同意扩大垃圾场用地。
证据3、2009年1月15日《补充协议》、收款票据、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垃圾处理场道路工程竣工总结报告、转账回单各一份。以证明：县政府与官湖村达成征地协议后，官湖村将征地山场实际交付给县政府施工使用。官湖村、杨政长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实际建设中本案讼争地块并没有在2006年征用土地范围内，根据当时道路建设一期建设已经完成；垃圾处理场道路工程竣工总结报告中的内容证明官湖村与杨政长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中所约定的地块为已实际建设完毕的垃圾场进场道路。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据上载明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4、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二张。以证明：截止至2016年12月止垃圾处理场还在投资建设当中。官湖村、杨政长质证认为：对这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并不能证明县政府所要证明的证明事项，垃圾场尚未建设完毕，但无法证明未实际移交给政和县环卫所，县政府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合同的主体或垃圾筹建办即为县政府，诉讼主体混淆，县政府的主体资格缺乏证据支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据上载明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
官湖村、杨政长在第二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垃圾场管理协议书》、《垃圾场管理补充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在这期间垃圾处理场已经建设完成，已经实际投入使用，实际管理人、权利人是环卫所。政和县政府质证认为：对两份协议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约定内容是针对已建设的垃圾处理场是环卫所管理，承包管护的是垃圾处理场已建成的功能性的设施，不能证明征收用于垃圾场的全部林地的实际管理人为环卫所。对该两份协议及协议书载明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官湖村的申请我院于2017年4月11日向政和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调取了2005年6月的《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总平面布置图》、2009年1月16日补偿款支付相关依据。政和县政府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没有意见，认为2009年1月16日支付的补偿款支付凭证是针对2009年1月15日《补充协议》中多出的3.2亩多征地补偿款五万多元。官湖村、杨政长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认为2009年1月16日支付的补偿款支付凭证是针对新增加的征地补偿款。因争议双方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政和县政府在第三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占地面积计算结果。以证明：根据《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初步设计》总平面图计算得出征地面积为111859.6平方米，合计167.79亩。官湖村、杨政长质证认为：对这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1.县政府提供的面积计算结果应该附上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并有鉴定人员签名，面积计算结果上所盖的章也不是鉴定机构的公章，所以这份证据不是合法的；2.面积计算不科学，严格上应该按竣工图进行测算面积而不是按平面设计图。本院认为，该证据起辅助审核证据的作用，官湖村、杨政长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证据2、《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农田征用合同》一份及收款票据、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各一张。以证明：2006年8月26日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与政和县石屯镇松源村签订补征30亩农田并支付相应的征地款，证据1与证据2共同证明征地面积在平面图范围内，没有超出红线范围。官湖村、杨政长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征用农田没有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涉及征用农田的，农田如果属于基本农田应该有行政审批的相关材料。本院认为，征用农田的事实存在，其是否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不在本案证据审查范围，对该份证据及上面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
官湖村、杨政长、叶晓涛在第三次庭审中未提供证据。
2017年5月5日本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内容：讼争双方对讼争山场四至无异议，住建局工作人员陈开强认为垃圾填埋场四至和面积在2005年规划的红线范围内，2009年因村主任许善灿有异议，陈开强、许善灿和官湖村村民有重新测量过，多了三亩多；进垃圾填埋场的道路是筹建办开的、2005年规划图上的路是计划上的；在场人陈木认为当时和陈开强等人去指界的时候，路是不在征地范围内的，是村里无偿提供给县里开的，就是合同里漏了这一条没写；叶晓涛认为红线图不准；杨政长认为其造林在村集体的土地上，没有在征地上。政和县政府质证认为：现场勘查时陈开强说垃圾处理场征地的四至和面积均以2005年的垃圾场平面图确定征地线为标准，在2009年的时候还对征地面积重新测量过，政和县政府认为杨政长办理林权证的四至图与垃圾场平面图进行比对是可以确定本案争议的林地林木是否在县政府垃圾场征地范围内；对陈木所说内容有异议。杨政长质证认为：平面图是新规划后征地，实际上完全没有按平面图征地，实际征地与规划图有出入，对陈木所说的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双方无争议的讼争山场四至、进场道路是筹建办新建设、2009年双方对征地有测量过，本院予以确认；经现场勘查，垃圾场还有在扩建，现场仍有后续工程在施工。对陈木证言，因《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及《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填埋场总平面布置图》明确征地用途含防火道、公路等用地，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占地面积计算结果也印证了公路用地在征地范围，对陈木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政和县政府于2004年7月2日发布政人综〔2004〕123号《政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政和县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决定成立政和县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政和县建设局。2005年6月城市建设研究院出具《福建省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填埋场总平面布置图》。2006年6月16日，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甲方，全称：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官湖村签订了《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合同约定征用官湖村水坑垄山地作为填埋场、防火道、公路等用地，四至为《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初步设计总平面图》范围，征用面积为135亩，征用价格每亩2000元，合计27万元，甲方对所有征用山场、农田拥有所有权等内容。2008年
12月5日福建永建建筑有限公司出具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进场道路工程竣工总结报告，该报告载明道路工程竣工日期为2008年10月20日。合同签订后，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已按约定支付官湖村补偿款人民币27万元；2009年双方对征地有测量过，由于实际征用面积超过原合同，双方又于2009年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超过原合同面积3.2亩按原来补偿标准补偿等内容。2009年2月16日，官湖村与杨政长签订了《山地造林合同》，合同约定了造林地点、经营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其中第二条约定“本合同经营期限为50年”，第四条约定“林木主伐中，乙方（杨政长）应每亩交给甲方（官湖村）林地使用管理费壹佰元。无论什么事因甲方都不能够多收取乙方任何费用，但国家税金由乙方自负”；2009年2月16日杨政长有向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提出申请，申请内容为“兹有贵所2007年在水坑垅山场建设无害化垃圾处理场，新开一条通往垃圾场700多米简易公路中，本人申请在公路沿线弃土坡地上植树造林……”，官湖村在申请上盖章证明属实，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于2009年6月26日在该申请上盖章同意造林。后官湖村与杨政长又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对《山地造林合同》的四至和林班号进行补充、变更。2009年11月6日政和县林业局城关林业站对杨政长在水坑垅路下（林班号为1林班1大班3小班）面积8亩新造杉木进行验收；2014年4月21日，政和县政府颁发政政林证字（2014）第00070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林地坐落政和县，小地名水坑垅，四至东至垃圾场公路、南至鞭炮仓库围墙、西至坑、北至垃圾场土坝，面积8亩，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人为杨政长。2014年4月25日，杨政长与叶晓涛签订《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杨政长将其与官湖村签订《山地造林合同》中的林木经营权、使用权以12万元的合同价转让给叶晓涛。
另查明，官湖村与杨政长签订《山地造林合同》造林地点在2006年被征用土地范围内；经现场勘查，垃圾场还有在扩建，现场仍有后续工程在施工。垃圾场已建完部分由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在管理。2006年8月26日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还有同松源村签订合同，征用松源村水坑垄30亩农田。2017年5月15日，南平山水测绘工程有限公司根据《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初步设计总平面图》计算征地面积167.79亩。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政和县政府是否有主体资格、讼争山场是否在征用土地范围内、官湖村与杨政长、杨政长与叶晓涛的合同是否无效。一、关于本案政和县政府主体资格问题：政和县政府认为，垃圾场筹建办是政和县政府临时下设机构，是政和县政府内设机构，其权益由政和县政府享有，该垃圾场还有部分在施工建设，已完工部分由环卫所在管理，未建部分由筹建办在管理，政和县政府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官湖村、杨政长认为，政和县政府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因政和县政府既不是《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当事人、也不是《山地造林合同》当事人，两份合同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县政府作为土地权属的确认机构，与官湖村、杨政长不具有平等主体资格；垃圾场实际是由环卫所在管理。本院认为，《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签订双方为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与官湖村，《山地造林合同》所涉及的林地在《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范围内，而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是临时机构，不具法人资格，也不属其他组织，其组建机构政和县政府作为权益受《山地造林合同》侵害的第三方，是《山地造林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政和县政府具有主张相关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二、关于本案讼争山场是否在征用土地范围内问题：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对讼争山场在《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的135亩范围的事实没有异议。《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载明四至为《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初步设计总平面图》范围。2006年6月16日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与官湖村签订征用合同征用水坑垄135亩山地；因超过原合同面积，双方又于2009年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征用3.2亩；2006年政和县垃圾场筹建办还有征用松源村水坑垄30亩农田；共计征用168.2亩土地；参考测绘公司根据《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初步设计总平面图》测算面积167.79亩，实际征用面积与设计面积基本一致，实际征用面积在设计规划范围内。讼争山场中的道路是根据2005年设计图新建的，根据道路竣工报告，进场道路在2008年10月份竣工，而杨政长造林位置在新开垃圾处理场进场公路沿线弃土坡上。综上，本案讼争山场在征地范围内。三、官湖村与杨政长、杨政长与叶晓涛的合同是否无效问题：根据2006年6月16日《政和县垃圾处理场土地征用合同》有关规定，政和县政府对所有征用山地、农田拥有所有权，实际上被征用地也已经交付使用；杨政长是政和县官湖村的财务报账员，从2003年在村里工作至今，明知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情况，其于2009年申请在公路沿线弃土坡地上植树造林也是向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申请，其在未征得政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同意造林前，就与村里签订《山地造林合同》，其主观上存在恶意；作为被征用土地一方的官湖村明知其土地已被征用，也已经收到征地款项，又将已被征用的土地再次发包给杨政长造林，《山地造林合同》约定经营期限50年以及林木主伐中每亩林地使用管理费100元，明显低于市场平均价格，而杨政长转让给叶晓涛的合同价为12万元，杨政长与官湖村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明显；从官湖村、杨政长在征地中的特殊身份及山地造林合同内容看，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征地方利益；政和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属于涉及民生的社会公共利益项目，官湖村与杨政长的相关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四）项规定，该《山地造林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因杨政长与官湖村《山地造林合同》无效，杨政长根据《山地造林合同》而与叶晓涛签订的《关于〈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也无效。
综上所述，本院对政和县政府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与杨政长于2009年2月16日签订的《山地造林合同》、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
二、确认杨政长与叶晓涛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关于
〈山地造林合同〉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政和县熊山街道官湖村村民委员会、杨政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乐仲
代理审判员 曾小丽
人民陪审员 张荣清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慧梅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