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26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武，男，1956年5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1，女，1971年5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许强强，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文武、上诉人陈×1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张丽新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常洪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文武，上诉人陈×1的委托代理人许强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文武在一审中诉称：陈文武与陈×1系兄妹关系。2009年2月至8月，因陈×1涉嫌非法拘禁犯罪一案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被判服刑，在此期间陈×1委托陈文武代办委托律师，到看守所交纳伙食费，照顾孩子，垫付各项招待费、交通费等费用事项，事后陈文武多次找陈×1协商返还垫付费用事宜，但陈×1均未支付，故陈文武诉至法院，要求陈×1支付代办事务费用149493.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陈×1在一审中辩称：陈×1与陈文武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文武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陈文武提交的票据中很多不是国家正式发票，甚至是手写的收条，陈×1对此不予认可，其中很多支出并非为陈×1所支出，部分支出已经在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1公司）报销，陈文武尚欠陈×1其他款项未归还，综上，不同意陈文武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文武、陈×1是兄妹关系。于×1系陈×1之夫，陈×1系××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2系陈文武之女。2009年2月12日，陈×1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刑事拘留，2009年3月5日被逮捕，羁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2009年7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陈×1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刑期自2009年2月12日起至2009年8月11日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陈文武委托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律师刘×1作为陈×1的辩护人到庭参加了庭审。
根据陈文武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009年2月26日，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在陈×1在押期间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对陈×1进行会见，并形成会见笔录一份，载有以下内容：
……
陈：王×的事，他能办，再找找，不管找谁，花多少钱，必须取保。
……
陈：你们让我二哥、陈×2与于×1和解，不和解对我不利，这件事必须做，如果找好了，对我有利。
吴：还有什么要说的。
陈：你让我二哥再抓点紧，该花的必须花，无论如何找到于×1，如果不接电话，给发短信，也可以找于×1的姐姐，他姐的电话是139XX****XX，一定要给他和解，当前最重要的是取保，没几天时间了，其他的事全放下来，集中精力办取保。
……
根据陈文武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009年4月21日，北京××3律师所律师李×1在陈×1在押期间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对陈×1进行会见，并形成会见笔录一份，载有以下内容：
李：我是北京××3律师所的律师，受你亲属陈文武委托在审查起诉阶段为你提供辩护，现第二次来会见你，你听明白没有，有什么意见。
陈：明白，没意见。
李：关于本案你有什么要说的
陈：我现在也想不起什么事，只是担心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我们夫妻离婚，以前他对孩子也不管，所以我不让他带孩子，由我二哥来带孩子，并且可以住在我的房子里，看管房内的财产，公司我已经委托我二哥管理，希望他能好好打理公司，其他没有了，我写一个委托书给二哥。
……
陈×1在举证质证阶段对上述两份会见笔录上陈×1的签字不持异议，但认为第二份笔录是李×1自己写的，内容陈×1没有看过，后在庭审中又反言称陈文武未提交会见笔录原件，故对会见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双方当事人对笔录中“二哥”指代陈文武均不持异议。
为证明陈×1与陈文武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文武向一审法院提交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有：委托人陈×1，受托人陈文武，本人与受托人系亲兄妹关系，特委托陈文武为于×2、于×3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并负责日常生活，并为陈文武提供本人在朝阳区建国路89号华贸公寓1号楼1901室无偿居住，看管该房屋和室内一切物品，没有委托人的另行委托，任何人不得擅自担当于×2、于×3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委托人处有一花体签字，受托人处有陈文武签字。陈×1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对该委托书委托人处签字是否是陈×1本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但后未缴纳鉴定费用，并向法院表示认为无需进行鉴定，并清楚拒交鉴定费用的法律后果。陈×1认为该委托书是××1公司员工焦××冒陈×1名义所签，并向该院提交2009年9月1日朝阳刑侦支队对焦××所作询问笔录一份、陈×1与焦××谈话录音一份予以证明，焦××在询问笔录中称：2009年2月底的时候，陈×2和陈文武找到焦××，让焦××冒用陈×1的签名签了一些材料，具体哪天签的记不清了，焦××曾签过3份，其中一份是委托陈文武代为管理公司的，一份是陈文武有权居住陈×1名下房产的，还有一份是委托陈×2做离婚诉讼代理人的，他们说这都是为了保住公司的利益，所以焦××就签了，除此之外，焦××没有签过别的材料了。陈×1称谈话录音中男声为焦××，男声在录音中称：
……
男：昨天我看撕了一堆东西，有一个是你的1901的居住权和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陈×1：陈×2和我二哥有居住权和照顾孩子的权利你签了一份这个，替我签了一份这个？
男：对，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陈×2他爸代任总经理。
……
陈文武对谈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述情况亦不予认可。
2009年5月27日，陈文武与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签订《刑事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一份，约定由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律师刘×1为陈×1非法拘禁一案提供法律服务，服务费为1万元。后陈文武委托刘×1作为陈×1辩护人。2009年2月17日，陈文武与××4律所签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委托××4律所为陈×1提供法律帮助，委托费为5000元。
陈文武为证明在陈×1羁押期间受陈×1委托处理陈×1事务支出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发票2张，付款人分别为陈文武、××1公司，金额均为5000元；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发票1张，付款人为陈×1，金额为5000元；××4律所律师费发票1张，付款人为陈×1，金额为5000元。
2.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存钱收讫收据5张，收据均记载有陈×1字样，总金额为8500元。其中4张为陈文武所存，金额为6500元，1张为陈×2所存，金额为2000元。
3.餐费、茶费、住宿费、劳保用品、技术服务费等发票50张，付款人包含××1公司、个人及空白。金额合计43234.1元。
4.经手人为张×，未加盖任何公章的收据一张，载有：入学活动费4000元，小北京长托费用6400元，总计10400元。
5.任××手写收条3张，内容均为“今收到给孩子生活费人民币XXX元”，三张合计20000元。
6.高速通行费发票9张，金额总计310元。
7.沈××手写收条1张，内容为收到人民币2000元。
8.2009年6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收据交款人联一份，金额为1150元。
9.辽宁省道路汽车客票26张，合计3600元。
10.加油发票4张，付款人为××1公司，金额为1175元。
11.北京市出租车发票、加油票、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一组，总金额为3208元。
12.付款人为××1公司的烟酒、汽油发票一组共13张，总金额为17316元。
13.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存钱收讫收据2张，收据均记载有刘×2字样，总金额为4000元。刘×2系陈×1非法拘禁案同案犯。
14.盖有××5律所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两张，金额共2000元，款项性质为刘×2会见费。
15.李×2手写收条两张，内容分别为收到陈文武交来3-7月使车费10000元及收到工资款2600元。
陈×1对上述支出中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5000元，看守所存入款项中的6500元不持异议，但对其他支出均持有异议，认为并非陈文武的实际支出，陈×1从未委托陈文武进行这些支出，也不能证明是为陈×1支出，其中一部分票据是××1公司已经报销的原始凭证。陈×1主张在陈文武和陈×2管控公司期间曾将公司资金和陈×1存于黄×账户的个人资金转至陈文武名下，上述款项支出即使真实，也是使用××1公司的资金或陈×1的资金进行的支付。陈文武称上述款项均系陈文武使用个人资金支付，与陈×2、××1公司等他人无关。
另查明，2009年8月27日，陈×1代表××1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陈文武之女陈×2侵占公司财物，2009年9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决定对陈×2以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2009年10月21日陈×2被刑事拘留。2009年10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破案告知书。2009年10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延长刑事拘留决定书，决定对陈×2延长拘留至2009年11月20日。2009年11月20日，陈×2被取保候审。2010年2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陈×2涉嫌挪用资金罪提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捕，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陈×2到案，陈×2未到案。2010年3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陈×2网上追捕，但仍未找到陈×2。2010年12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强制措施决定书，以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决定撤销对陈×2逮捕的决定。2015年4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因对陈×2解除强制措施后12个月，仍不能移送起诉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撤销陈×2涉嫌挪用资金一案。
在陈×2涉嫌挪用资金案侦查期间，2009年10月21日，陈×2向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陈述2009年1月1日陈×1为陈×2出具《委托书》，委托陈×2在陈×1外出期间作为××1公司总经理，全权处理公司事务，陈×2于2009年2月12日正式完全接手公司管理。陈×1离开公司时交给陈×2的26万余元现金在于×1处，当时陈×2手头上黄×的活期存折存款是252900元（含1月份收入10万余元），黄×的定期存折是150万元，××1公司的营业收入（含1月份）是150万元左右，所以当时陈×2经手的钱款一共是315万余元，这些钱大部分最终都存入了陈文武的账户，其中支付员工工资大概40万元左右，日常费用有10万元左右，给业主支付的房租等费用大概8万元左右，为陈×1聘请律师花了有4、5万元，陈×1在2009年8月回到公司的时候，陈×2曾通过转账的方式向陈×1指定的刘×3的账户中转过20余万元。一共转了两次款，一次是12万余元（公司的收入几千元和未办完手续的客户所交费用），一次是8万余元（在陈×2个人账户中的余款），之后陈×2和陈文武又通过转账的方式向陈×1指定的刘×3的账户中分三次转款合计180万元。此外，还有应结算给陈×1的20万元尚未付给陈×1。除了上述费用，剩余的钱都是用于生活中的日常开销了。陈文武坐火车的费用，打车的费用，还有日常生活的开销，电话费，陈×1的孩子的寄宿费1万元左右，陈文武购买烟酒、请客吃饭的费用等等，还有20余万元陈×2给陈文武了，陈文武说要去找律师用，具体怎么花的陈×2不清楚。
在侦查人员询问陈×1是否委托陈×2和陈文武代为处理私人生活问题时，陈×2答复也是2009年3、4月份的时候律师会见的时候出的，有委托书在陈文武处。陈×2和陈文武未曾请公司职员焦××模仿陈×1签字签署过委托书之类的文件资料。
2009年10月9日，陈文武在接受朝阳刑侦支队询问时称确曾和陈×2一起到中国银行将户名为黄×的中国银行存折上存款取出并存入以陈文武个人名义开立的账号，2009年8月，陈文武通过汇款方式将上述款项还给陈×1。同日，陈文武向公安机关提交支出清单一份，据以证明在代管陈×1事务期间费用支出情况，其中包含刘律10000元、汤×上学5000元、诉讼费1185元、公司烟酒6080元等。
陈×1对汤×系其子乳名不持异议。对于陈×2、陈文武将××1公司收入及黄×名下存款存入陈文武个人账户一事，陈×1认为直到2009年8月11日服刑完毕后才知道，此前并不知情，也未授权陈×2、陈文武。
一审庭审中陈文武称，自2009年起，陈文武曾多次向陈×1主张过要求陈×1支付本案委托合同项下款项，2011年10月还曾到××1公司追索相关款项，但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陈×1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成立需要双方当事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达成意思表示一致。陈文武主张双方之间存在陈×1委托陈文武处理私人事务的委托合同关系，但陈×1不予认可。现陈文武提交的两份律师会见笔录载有“由我二哥来带孩子”的明确表述，陈×1亦曾自认律师会见笔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陈×1后又因陈文武未提供会见笔录原件为由否认会见笔录的真实性，违反了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另，陈×1虽否认陈文武提交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不缴纳鉴定费用，陈×1提交的焦××笔录及谈话录音不足以证明陈文武提交的委托书系焦××所签，焦××在谈话中亦有关于他所签的委托书已经撕毁的表述。综上，结合陈文武与陈×1的兄妹关系，该院认为陈文武主张的存在陈×1委托陈文武照顾陈×1的两个孩子的委托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实际上陈文武亦在陈×1在押期间履行了照顾两个孩子的职责，故该院对双方之间形成陈×1委托陈文武照管陈×1的两个孩子的委托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关于陈文武为陈×1委托律师一节，陈×1对陈文武曾委托了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为陈×1提供了法律服务不持异议，说明陈×1对于由陈文武为其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一事是认可的，陈文武亦向该院提交了其与××4律所签订的为犯罪嫌疑人陈×1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及发票，该院对陈文武为陈×1委托律师并支出20000元予以确认。关于陈文武主张的为陈×1向看守所存入了8500元，陈×1认可实际领取了6500元，可以佐证陈×1以默示的方式认可由陈文武向看守所存钱供陈×1使用。关于陈文武主张的陈×1委托其“托关系走门路”办理取保候审一节，该院认为，陈文武提交的询问笔录并未明确记载陈×1委托陈文武通过“托关系走门路”的方式办理取保候审，其中记载的“王×的事，他能办，再找找，不管找谁，花多少钱，必须取保……你让我二哥再抓点紧，该花的必须花，无论如何找到于×1，如果不接电话，给发短信，也可以找于×1的姐姐，他姐的电话是139XX****XX，一定要给他和解，当前最重要的是取保，没几天时间了，其他的事全放下来，集中精力办取保。”并未明确指明是委托何人办理相关事项，为谁办理取保，花钱的目的是找到于×1还是办理其他事项，故陈文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1曾委托陈文武“托关系走门路”为陈×1办理取保候审，因此该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以委托陈文武“托关系走门路”办理取保候审为内容的委托合同关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双方之间存在此种委托关系，因是否能够办理取保候审须相关刑事主管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法决定，不得徇私枉法任意决定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故此种“托关系走门路”的委托关系亦因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归于无效，因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陈文武是否有权要求陈×1返还垫付款项及数额。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由陈×1委托陈文武处理个人事务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如上所述，关于陈×1委托陈文武照顾孩子的费用支出，陈文武虽提供了任××、张×等人手写的收条等凭证，但这些手写收据不足以证明陈文武为照管孩子实际支出的情况，另一方面，陈文武提交的证据虽可证明陈×1委托其照顾孩子，但不足以证明陈×1委托陈文武将两个孩子带到辽宁就学和生活，陈文武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实际照顾孩子的起止时间，因此对于陈文武为陈×1照顾孩子的支出，该院参考陈×1因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六个月，及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酌情予以确定，数额酌定为24000元。关于陈文武为陈×1聘请律师支出的2万元，因陈文武已提交委托协议、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陈文武为陈×1在看守所存入现金，陈文武持有收据原件，其中金额为6500元的票据注明为陈文武所存，2000元为陈×2所存，故该院认定陈×1需向陈文武返还的此项款项为6500元。关于陈文武主张的餐费、茶费、住宿费、劳保用品、技术服务费、加油费、高速费、诉讼费、他人手写收条所载费用、刘×2看守所存款、刘×2律师费等其他支出，陈文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1委托其办理相关事务，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文武主张的市内出租车费用，该院认为，虽陈文武提交的出租车票据不足以证明系为陈×1办理私人事务所产生，但陈文武为陈×1办理私人事务确需支出部分交通费，故对于此项费用，该院酌情确定为1000元。综上，陈文武有权要求陈×1返还的垫付费用数额为51500元。陈文武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1主张上述费用已经在××1公司予以报销，陈×1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关于陈×1主张陈文武还欠陈×1其他款项，因陈×1自认在出狱前不知道陈文武曾将属于陈×1或××1公司的款项存入陈文武个人账户，因此不应视为陈×1已经预付了本案委托事项的开支，陈×1与陈文武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三、陈文武的请求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对此该院认为，综合本案情况，双方之间并未约定支付垫付款项的时间，陈文武随时有权主张权利，陈文武自认自陈×1出狱后多次向陈×1索要过上述款项，但陈×1不予认可，陈文武亦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该院调取的陈×2挪用资金一案卷宗材料，陈×2在该案中自陈未返还陈×1、××1公司的款项中包含陈文武坐火车的费用，打车的费用，还有日常生活的开销，电话费，陈×1的孩子的寄宿费1万元左右，陈文武购买烟酒、请客吃饭的费用等等，还有20余万元给陈文武了，他说要去找律师用……陈文武亦于2009年10月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费用清单一张，其中包含本案为陈×1处理私人事务的支出——刘律10000元、汤×上学5000元等。故应当认定陈文武在该刑事案件中就本案涉及的部分支出在公安机关主张过其民事权利，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其主张民事权利之日起中断。鉴于该案司法机关最终并未对该笔款项作出结论性意见，诉讼时效亦应自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陈文武主张的债权虽仅为本案中诉讼请求的一部分，但由于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因此陈文武要求陈×1返还在陈×1入狱期间办理私人事务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陈文武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51500元；二、驳回陈文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陈文武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陈×1返还陈文武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51500元与陈文武实际垫付的数额不符，相差悬殊。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陈文武和陈×1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那么陈文武为处理和完成委托事项所花费的费用应由陈×1负担。陈×1当时的委托事项除了要求陈文武帮助管理其工资事务，管理、照料孩子之外，还有涉及陈×1打官司的有关事务。委托事项繁多，在此期间，有些费用有正式发票，有些是给××1公司开具的发票，但是这些费用都由陈文武实际支付。从2009年年初开始，到2009年8月末，陈文武为完成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共计应当是149493.1元，但一审法院仅认定51500元明显不合理。综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陈×1返还陈文武为其垫付的各项费用149493.1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陈×1负担。
陈×1亦不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陈文武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不同意陈文武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陈×1亦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陈文武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陈文武起诉的事项发生在2009年，已经超过了二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的证据不足。一审期间，陈×1已经明确表示其从未签署过委托书，陈文武作为证据提交的《委托合同》是伪造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期间，焦××已明确说明在陈×1不在公司期间，他冒用陈×1的名义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关于1901号房子的居住权和两个孩子的监护权。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的依据不足。陈文武支出的款项本来就是陈×1的，是陈文武在××1公司利用兄妹关系把钱款转到了陈文武名下，再由陈文武支付各项费用，故不存在垫付的问题。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陈文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文武负担。
陈文武针对陈×1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陈文武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2013年9月24日一审开庭期间陈×1对陈文武提交的会见笔录等证据均没有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承认的证据不得反言。陈×1在一审期间曾经申请对委托合同的签字进行鉴定但是后来没有缴纳鉴定费用并向法院表示不需要鉴定。陈文武对于陈×1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是不予认可的，所有为陈×1垫付的资金都是由陈文武支付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陈文武为陈×1聘请的律师与陈×1会见共计13次，但是陈×1未支付过任何律师费用。在陈文武提交的2份律师会见笔录中有“我二哥来带孩子”的明确表示，陈×1曾认可律师笔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后陈×1否认真实性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陈×1提交的焦××的笔录和录音并不足以证明陈文武提交的委托书系焦××所签的，焦××在录音中有关于其签的委托书已经被撕毁的表述。根据陈文武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陈文武垫付的所有费用未能全部支持有误。
二审期间，陈文武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陈×1所涉及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9）朝民初字第0350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和当时的交费通知书，证明陈文武为此案交纳了1150元的诉讼费；2.于×3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和收条，证明陈文武为陈×1的儿子交了入托费用10400元；3.李×2出具的书面证言，证明当时为陈×1办事用的面包车支出10000元，以及支付李×2的工资2600元；4.沈××2010年出具的收条，证明其收取了陈×1案件的咨询费2000元。陈×1亦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陈×2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陈×1的钱被陈×2和陈文武全部转移到了陈文武的个人账户，并用这笔钱支付了律师费用和日常费用；同时证明陈文武手中还剩余20万元，询问笔录中也显示打车费用及其他费用均是用陈×1的钱支付而不是用陈文武个人的钱支付。故陈文武支付的各项费用仅仅是代付不是垫付。2.陈文武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询问笔录，证明陈文武利用陈×1在看守所期间将陈×1的钱转到了自己的账户。
经庭审质证，陈×1对陈文武提交的证据1中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对缴费通知书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且通知书上显示的是陈×1交纳诉讼费，在银行交费不需要书写名字；对陈文武提交的证据2中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也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律师收费需要开具律师事务所的发票而不是收条。就陈×1提交的上述2份证据，陈文武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陈×2确实在公安机关有笔录，但陈×1提交的笔录上的签字不是陈×2本人签的。对于证据2，陈文武认为当时公安机关存在引诱逼供的情况，但未能提交引诱逼供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就陈文武提交的证据1，本院对其中的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就交费通知单，因其中无法看出是陈文武交纳的，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就陈文武提交的证据2，本院对常住人口登记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收据，因未加盖相关单位公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就陈文武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因李×2、沈××未能出庭，在陈文武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核实该收据及证言的真实性。就陈×1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虽然陈文武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承认其与陈×2曾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进行询问，且其不要求对询问笔录上陈文武、陈×2的签字进行鉴定，亦未提交陈文武被引诱逼供的有效证据，故本院对陈×1提交的上述2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询问笔录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陈×1曾向本院申请对陈文武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09年4月21日委托书上“委托人”处陈×1的签字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依据本案中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能够对陈文武与陈×1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作出认定，且该委托书并不直接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陈文武二审期间亦不同意陈×1提出的鉴定申请，故本院对陈×1提出的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上述事实，有会见笔录、委托书、发票、收据、收条、刑事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焦××询问笔录、通话录音、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陈×2挪用资金一案侦查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未能提交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陈文武与陈×1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及委托内容。陈×1上诉主张其与陈文武之间不构成委托关系，陈文武提交的委托书上陈×1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关于合同的成立需当事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的形式既可是书面形式，亦可通过口头形式。本案中依据陈文武提交的律师会见笔录中载明了陈×1有“让我二哥再抓点紧”、“由我二哥来带孩子，并且可以住在我的房子里……我写一个委托书给二哥”的明确表述，陈×1在本案审理期间曾认可该笔录上其签字的真实性，后虽否认其是本人书写或主张是律师自己写的，陈×1没有看过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同时，陈×1亦认可其在看守所期间确实会见过律师，签过会见笔录，故在陈×1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上述会见笔录内容，以及陈×1与陈文武系兄妹关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认定陈文武主张的陈×1委托其照顾陈×1两个孩子，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同时，陈×1对陈文武曾委托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为陈×1提供了法律服务不持异议，结合上述会见笔录及陈文武提交的其与××4律所签订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委托协议及发票，亦可认定陈×1委托陈文武聘请律师的事实。陈×1提交焦××的录音证据并不足以推翻陈×1委托陈文武处理相关事务的事实，一审法院亦并非仅凭书面委托书确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故陈×1据此主张其与陈文武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陈文武在本案中主张的垫付费用问题，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由陈×1委托陈文武处理个人事务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就陈文武主张的各项费用：因陈文武提交了陈×1在押期间其与相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及收费发票，陈×1亦认可会见过相关律师，故一审法院确认陈文武主张的20000元律师费用应由陈×1返还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陈文武为陈×1在看守所存入现金，陈文武持有收据原件，其中金额为6500元的票据注明为陈文武所存，2000元为陈×2所存，故陈×1需向陈文武返还的此项款项为6500元。陈文武虽上诉主张陈×2所存2000元费用亦由陈文武支付，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陈×1委托陈文武照顾孩子发生的费用，陈文武提交的收条均为个人书写，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对陈文武主张的各项费用予以确认，但考虑到照顾陈文武确实在陈×1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照顾其孩子，故一审法院参照陈×1因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以及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酌定确认此期间的支出，趋于合理，且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陈文武上诉超出该部分的金额，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文武上诉主张的餐费、茶费、住宿费、劳保用品、技术服务费、加油费、高速费、诉讼费、他人手写收条所载费用、刘×2看守所存款、刘×2律师费等其他支出，因陈文武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1委托其办理相关事务，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陈文武上诉主张的市内出租车费用，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陈文武为陈×1办理私人事务确需支出部分交通费，酌情确定1000元出租车费用并无不当，依法应为维持。陈文武超出该部分的上诉主张因缺乏有效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文武上诉主张其为陈×1“托关系”办理取保候审产生的费用问题，因是否能够办理取保候审须相关刑事主管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法决定，不得徇私枉法任意决定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故此种“托关系走门路”的委托关系因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归于无效，因此产生的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陈×1上诉主张陈文武主张的各项费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本院认为，因双方关于垫付费用并无约定明确的返还时间，故陈文武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陈×1支付。同时，依据法院调取的陈×1挪用资金一案的卷宗材料，陈文武亦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费用清单，故一审法院认定陈文武在刑事案件中就本案所涉支出曾向公安机关主张过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亦符合法律规定。鉴于该案司法机关最终并未对该笔款项作出结论性意见，诉讼时效亦应自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故陈文武在本案中要求陈×1返还陈×1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为其办理私人事务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陈×1的该项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1上诉主张上述费用已在××1公司予以报销，陈文武曾将××1公司或陈×1的款项汇入其个人账户再用于支出，故不存在垫付问题一节，因陈×1未就其主张的报销事宜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因陈×1自认在出狱前不知道陈文武曾将属于陈×1或××1公司的款项存入陈文武个人账户，故若陈×1认为陈文武与××1公司或陈×1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可另行主张，本案中不予处理。陈×1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本案中陈文武垫付的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陈×1、陈文武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290元，由陈文武负担2202元（已交纳），由陈×1负担108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290元，由陈文武负担2202元（已交纳），由陈×1负担1088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丽新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 莹
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