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03民初3124号
原告黄银木，男，汉族，1968年5月19日出生，住址：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黄俊君，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雄威，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惠州丞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管理区澳头村。
法定代表人纪孜颖，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龙，广东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尧，男，汉族，1989年1月7日出生，住址：湖北省监利县。
第三人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经济联合社，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村。
第三人惠州旭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管理区澳头村。
法定代表人周飞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蓓琳，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银木诉被告惠州丞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丞峰制品公司）、杨尧、第三人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红田经济联合社）、惠州旭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峰包装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7日、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银木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俊君、林雄威、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龙、被告杨尧、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蓓琳（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纪孜颖、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法定代表人周飞宇及其委托代理人肖蓓琳（第二次开庭）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银木诉称，第三人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村民委员会将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管理区澳头村土地承租给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使用，被告需要在该土地修建厂房，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委托被告杨尧发包工程，故被告委托原告修建厂房基础建设、窗户玻璃、大门等项目，原告招来张德标等28个工人施工。双方对账确认被告欠原告工程款677000元。现被告已将该厂房承租给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使用，用以获取收益。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该工程欠款。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己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立即支付给原告所欠工程款677000元及违约金（152550元，还款协议签订之日2015年10月10日起至清偿全部欠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2016年9月12日）；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原告黄银木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原告黄银木身份证；2、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工商公示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3、被告杨尧身份证；4、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组织机构代码证；5、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工商公示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6、协议；7、支票、中国工商银行凭证、票据托收委托书；8、丞峰厂厂房建设人工工资清单（未付工人工资清单）、23名工人身份证、还款合同；9、厂房照片。
被告丞峰制品公司辩称，一、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依据原告出示的《协议》，系原告与杨尧所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仅约束签约双方，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与该协议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二、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1、原告与杨尧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其双方的协议而产生，故即便产生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也应当是杨尧承担，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2、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原告及杨尧于2015年5月16日签署有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丙方（即原告）都不得要求甲方（即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支付工程款等任何款项”。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该条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故原告现主张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与三方签署的《协议书》的内容相悖，故应依法驳回；三、原告出示的所谓《丞峰厂厂房建设人工工资清单》系单方面制作，且与其本人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工资表》内容相悖，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事实上，原告与杨尧签署《工程基建合同》约定是包工包料，“每平方450元”，并不存在单独向杨尧要求支付工人工资的问题。原告在收到杨尧的部分工程款后却鼓动其雇佣的工人闹事，在当地劳动所工作人员的调解下，为了维护地方稳定，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不得已同意替杨尧垫支15万元工人工资。原告亦在工资表上签字确认收到工资款，并特别承诺“已核实所有工人及工资，如有差错，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原告也明知工资条上有相关“不得再以提起劳动仲裁、诉讼等任何方式向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要求任何赔偿或补偿，也不得再要求惠阳区新圩丞峰五金塑胶制品厂承担任何责任”的注明，但其仍无理重复提出巨额工资请求，不但违背事实，也违背了其当初的书面承诺。即便原告有遗漏工人工资，也应当是原告依据承诺由其自己承担，与杨尧无关，更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无关。故其提出的工资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综上，由于原告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已经约定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主张工程款等任何款项，由于原告已经承诺其已经核实所有工人及工资，如有差错由其自己承担责任。因此原告无任何法律依据要求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租赁合同；2、工程基建合同；3、协议书、付款凭证；4、工资表、收据。
被告杨尧述称，对原告起诉的工程款数字予以认可，但是该工程款不应当由被告杨尧支付，在工程完工后被告杨尧没有收到租金，而且被告杨尧是受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委托找原告做工程。
被告杨尧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未到庭，未答辩。
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述称，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并不是本案合同相对方，对于原被告之间的事情不清楚，与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无关。
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开庭质证，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对原告黄银木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即原告黄银木身份证、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工商公示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被告杨尧身份证、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组织机构代码证、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工商公示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6即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系原告与被告杨尧双方制作，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并未在场见证，对其合法性无法确认，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无法确认该协议是否通过合法方式形成，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协议是原告与被告杨尧双方制作，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并未参与其中，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并无约束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法律效力；对证据7即支票、中国工商银行凭证、票据托收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是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替被告杨尧支付工人工资，且该支票是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交付给被告杨尧本人的，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与原告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对证据8即丞峰厂厂房建设人工工资清单（未付工人工资清单）、23名工人身份证、还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出示的该份证据系复印件，该份证据系原告单方面制作，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及被告杨尧并无签字确认，且该证据与原告向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另行书立的工资清单相矛盾；对证据9即厂房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外部形状，不能证明其已经出租给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原告已经将厂房“修建好”。被告杨尧对原告黄银木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无异议，予以认可。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对原告黄银木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证据7、证据8不予确认，因为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不清楚事实；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是原告修建的。
原告黄银木对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租赁合同中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日期为2000年8月31日，该证注明“自核发之日起，必须在六个月内，按规定进行建设，逾期本证自行失效”，涉案的建筑物是2015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该证早已经失效；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建设项目为厂房、办公楼（A、B、C栋），建筑规模为钢架一层三栋共叁仟陆佰贰拾平方米，涉案的建筑物动工时，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已经修建了多栋办公楼及厂房，目测面积已经远远大于叁仟陆佰贰拾平方米，故涉案建筑物极有可能不在该“建设工程许可证”范围内。综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早已失效，故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涉案建筑物根本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该“租赁合同”根本无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4条规定，最长的租赁期间为20年，该“租赁合同”签订期限为38年；3、该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际上根据合同内容，应该理解为合作或合伙合同，并且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提交的证据3即协议书、付款凭证的证明内容一中，被告丞峰制品公司自身也写明“约定丞峰公司与杨尧合作，丞峰公司出资30万元和土地，杨尧承担余款”，被告杨尧已自认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为合作关系。综上，故对其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即工程基建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涉案建筑物根本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该“工程基建合同”根本无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应参照原告提供的“还款协议”支付剩余工程款，而非“工程基建合同”；3、该“工程基建合同”实际是被告杨尧代表被告丞峰制品公司跟原告签订的，在原告看来，如果被告杨尧不能代表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话，正常情况下也不会跟被告杨尧个人签订该“工程基建合同”。显然，在当时，被告杨尧明显是代表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来行使发包工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此，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作为实际发包方，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证据3即协议书、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1、该“协议书”第一点明确说明被告杨尧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为合作关系；2、该“协议书”第二点只写明被告杨尧作为发包方、原告作为承包方，但却又写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都有权要求原告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对厂房承担保修责任。根据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没有可能只享受权利，却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故此，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实际为共同的发包人，原告为承包人，只有这样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才都有权要求原告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对厂房承担保修责任；3、“协议书”第三点写明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丙方都不能再要求甲方支付工程款等任何款项”是有前提的，前提是被告杨尧能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将工程款支付给原告，由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之间的问题，导致被告杨尧无法按约定支付工程款，故该约定不能对原告产生任何的效力；4、“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6日，而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将该工程发包给原告，签订“工程基建合同”为2015年4月份，实际发包工程在前，签订“协议书”在后，故被告丞峰制品公司说自己并不是发包人与事实不符；5、“付款凭证”只是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自己内部结算的单据，与原告无关；对证据4即工作表、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该证据只是证明原告收到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作为业主方支付的工人工资15万元，并不是原告、被告杨尧收到被告丞峰制品公司的垫付工资15万元；2、此时工程已经完工，因为迫于拖欠工人工资的压力，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作为发包方均不支付工程款，故此为了拿到部分款项用以发放工人工资，原告被迫之下才在“工作表”、“收据”签名。被告杨尧对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是在被告杨尧不知道合同内容的情况下，被哄骗签订的；对证据3、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对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予以认可；对证据2、证据3、证据4不予认可，与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6日，丞峰实业有限公司（甲方）、被告杨尧（乙方）与原告黄银木（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部分载明：一、甲乙双方进行合作，甲方出资人民币30万元和土地约5000平方米一块，在惠阳区新圩红田兴建厂房，厂房建成后所有权归甲方，乙方对该厂拥有承租权（承租期限、租金等详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二、甲乙丙三方同意并确认：乙方作为发包方，丙方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了《工程基建合同》，乙方将厂房发包给丙方承建。现厂房已经兴建完毕，甲方、乙方均有权要求丙方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对厂房承担保修责任；三、甲乙丙三方同意并确认：甲方将人民币30万元交给乙方，乙方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将工程款支付给丙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丙方都不得再要求甲方支付工程款等任何款项，也不得对甲方或厂房有任何侵害行为。
被告杨尧（发包方、甲方）与原告黄银木（承包方、乙方）签订《工程基建合同》一份，约定：一、工程项目：1、工程名称：铁皮厂房。2、工程地点：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管理区丞峰五金厂宿舍所在空地。3、结构形式：四周砌墙，屋面钢结构；二、承包内容：该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由甲方发包给乙方；三、工期从2015年4月至2015年7月完工；五、工程结算：按实际滴水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450元。
2015年7月3日，丞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出租方、甲方）与杨尧（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部分载明：一、甲乙双方进行合作，在甲方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田管理区面积为2600平方米的土地建立厂房，厂房建成后所有权归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对该厂房拥有优先承租权；二、乙方租用该厂房（含甲方原有厂房）的期限为38年，即自2015年8月1日至2053年9月底。新建厂房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为免租期，即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免收厂房租金，正式起租时间为2018年1月1日。乙方租赁甲方原有厂房面积为600平方米及宿舍面积760平方米，厂房及宿舍每月租金为人民币12400元，起租日期为2015年8月1日。
原告黄银木向本院提交被告杨尧（甲方）与原告黄银木（乙方）于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明被告杨尧、丞峰制品公司拖欠原告工程款金额的事实。该协议约定：基于甲乙双方所签订工程基建合同建造现状，乙方将厂房窗户玻璃、大门完工，未完成的水泥地面及下水管道和刷内墙工程由甲方自行处理。
另查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16日、9月1日向被告杨尧支付工程款15万元，共计30万元。案涉工程厂房已由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承租。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即黄银木是否属本案适格原告；二、黄银木是否完成了全部工程；三、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是否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677000元及违约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二)有与其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应的具有法定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三)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及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之规定，被告杨尧、原告黄银木作为自然人，均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的资质，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丞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签订《协议书》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本案所涉及的《协议书》系丞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签订的，该协议书实质是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将案涉工程发包给被告杨尧，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同意被告杨尧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原告黄银木，由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将案涉工程包干工程价款30万元支付给被告杨尧，再由被告杨尧支付给黄银木。因此，足以认定被告丞峰制品公司为案涉工程的业主单位，被告杨尧为承包人，黄银木为实际施工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黄银木称其全部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未能提供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文书。但根据丞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签订的《协议书》显示“现厂房兴建完毕”及经庭审查明，案涉工程厂房已由第三人旭峰包装公司承租，足以证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已经实际使用案涉工程厂房并在协议书中确认案涉工程已经完成。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协议书》已载明“甲乙丙三方同意并确认：甲方将人民币30万元交给乙方，乙方按照《工程基建合同》的约定将工程款支付给丙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丙方都不得再要求甲方支付工程款等任何款项，也不得对甲方或厂房有任何侵害行为”，该《协议书》已由丞峰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签字确认。可见，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已确认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发包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总额为30万元。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丞峰制品公司已向被告杨尧支付了工程款3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有欠付工程款，故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至于被告杨尧的责任。根据被告杨尧与原告黄银木签订的《工程基建合同》约定“工程结算：按实际滴水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450元”，但原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滴水面积，故难以认定原告黄银木与被告杨尧约定的工程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丞峰制品公司、杨尧支付原告工程款677000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人红田经济联合社、旭峰包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银木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12095.50元，由原告黄银木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潘伟雄
审判员 黄振声
审判员 邹思友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少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