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浙行终字第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环城北路***号。法定代表人张鸿铭。委托代理人于广益。委托代理人陈亮。徐金海诉杭州市人民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2015）浙杭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徐金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金海，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于广益、陈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5日，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收到徐金海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表申请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开“‘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杭州市人民政府经调查，向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了解情况，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14年8月11日向杭州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反馈，告知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系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设立，申请人可向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访局）进行咨询。2014年8月2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徐金海作出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告知徐金海，其申请获取“‘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该府不存在，并提示徐金海向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访局）咨询。该告知书于同日邮寄送达徐金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向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被告经查其未制作或保存有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后，向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了解情况，该局答复称，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其调查结果，告知原告徐金海，其申请获取的信息该府不存在，并提示徐金海向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该办公室设在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咨询，其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行政程序方面，被告于2014年8月5日收到徐金海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经调查于2014年8月21日对徐金海作出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上述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办理期限的规定，行政程序合法。综合上述意见，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金海的诉讼请求。徐金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不依法认定“被上诉人制作且保存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信息”显属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证据错误。1、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是经被上诉人批准后设立的，所以被上诉人制作且保存上诉人申请的案涉信息，被上诉人答复不存在案涉信息明显是行政乱作为。2、退一步讲，即使该北京工作组系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设立，被上诉人在履职过程中也掌握且保存案涉信息。因为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是被上诉人的下级，设立案涉北京工作组必须向被上诉人报告，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被上诉人掌握并保存案涉信息。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即使案涉信息被上诉人不存在，但其能够确定案涉信息的公开机关，被上诉人却没有依法告知上诉人案涉信息公开行政机关的联系方式，被上诉人没有依照该法律规定作出公开答复，明显错误。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上诉人不存在无法按照上诉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情形，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上诉人要求的形式及时、准确、便民公开案涉信息，但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踢”给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增加了上诉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成本，耽误了上诉人知悉政府信息的时间，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作出的答复违法，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答复书实体上处理严重失当，原审法院认为答复书主要证据充分，明显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杭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判令被上诉人依法正确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公开上诉人所申请的信息。杭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经查，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是由杭州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访局）批准设立的，故本机关不存在该申请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的规定，答辩人按照上述规定告知上诉人，其申请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存在，请向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访局）咨询（电话：852××××3010）”。综上，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1日对上诉人徐金海作出的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上诉人徐金海还当庭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要求追加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及杭州西溪湿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涉及本案，上诉人徐金海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北京工作组的设立批准文件”，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经向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调查了解后得知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设立，遂作出被诉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上诉人徐金海其申请获取的信息“本机关不存在，请向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访局）咨询（电话852××××3010）”。该告知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徐金海提出“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是经被上诉人批准后设立的，即使该北京工作组系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设立，被上诉人在履职过程中也掌握且保存案涉信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徐金海诉讼请求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规定出庭应诉，本院依法予以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整，由上诉人徐金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惠忆审 判 员    唐维琳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