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3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云桥路355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华（CHEUNGKWOKWAH）,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成进，河南迅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施羽，女，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玉锋，男，汉族，1976年9月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柯，河南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军晓，河南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8号院利星行广场B座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罗士德（RashidQureshi），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26号楷林大厦809室。
负责人：井建，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雀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段玉峰及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雀巢中国公司）、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雀巢郑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5民初13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成进、吕施羽，被上诉人段玉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柯、段军晓、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雀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5民初139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段玉峰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段玉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据未在审理中进行质证，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系非法证据。一审判决“本院查明”部分采纳了李文祥、张永华、张燕、郑州市二七区华盛商行及任惠敏出具的4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段玉峰向上海雀巢公司支付的货款并非代经销商支付的款项，系代表个人付款行为，该4份《情况说明》段玉峰并未在一审中出具，法庭亦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的规定。从证据形式上看，该4份《情况说明》属于案外人出具的证人证言，但本人未出庭作证，该4份《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缺乏证明力。该4份《情况说明》为李文祥、张永华、张燕、任惠敏否认段玉峰代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副食品商行（以下简称盛泰隆商行）向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支付货款，并且否认盛泰隆商行之前盖章确认的《个人付款证明》。该4份《情况说明》所显示的内容与《个人付款证明》矛盾，与真实情况不符，不具有证明力。2.案件审理程序违法，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要求调取庭审当天的录像予以证实。3.庭审中被上诉人段玉峰提交笔迹鉴定申请，鉴定结果出具后，一审法院没有再次开庭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仅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该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仅依据段玉峰的打款凭证及自认的收款数额，即认定上海雀巢公司应当返还未送货货款，混淆法律关系。首先，本案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应当确定段玉峰与上海雀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可知，确定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要看双方是否签订买卖合同，其次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当审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足以确定双方存在事实买卖关系的凭证，结合交易惯例以及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本案中，上海雀巢公司与段玉峰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实际上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段玉峰赖以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关键证据仅为其个人向上海雀巢公司支付款项的银行流水纪录，但并未向法院提交任何与买卖关系相关的收货单、送货单或者有上海雀巢公司开具的货款发票。综合一审判决，段玉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上海雀巢公司向其发送过货物，即没有任何收货凭证。其提交了银行付款凭证，但却没有相应的收据或由上海雀巢公司开具的发票，与买卖交易惯例不符。款项的往来可能基于多种原因，但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就在于标的物所有权的流转，原审判决中只字未提是否确认段玉峰与上海雀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合法，仅在“本院认为”处以一句“现被告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便支持了段玉峰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上海雀巢公司已经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系上海雀巢公司与经销商盛泰隆商行，包括书面的《经销协议》、发货凭证、段玉峰和盛泰隆商行共同出具的《个人付款证明》等，证明买卖合同的货物系上海雀巢公司发送给对应经销商，段玉峰对上海雀巢公司的付款行为仅为代经销商付款，并非与上海雀巢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的买卖关系有误，段玉峰赖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基础不存在，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从证据采纳标准上看，一审判决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段玉峰请求依据不足。本案中，段玉峰主张上海雀巢公司向其返还货款3100108.85元，但其仅提交了银行流水纪录证明其付款总额，但对于上海雀巢公司的实际送货数额、对应的应付货款金额、尚欠货款金额完全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段玉峰并未完成应当负担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来源。相反，上海雀巢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段玉峰与上海雀巢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系上海雀巢公司与各经销商。3.段玉峰对上海雀巢公司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确认段玉峰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段玉峰赖以主张其诉讼请求的付款凭证均发生在2013年期间，至其提起诉讼之日2016年5月17日，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依据的函件为雀巢公司统一出具的函件，不应当成为延续段玉峰债务请求诉讼时效的依据。而且该函件的内容在于明确否认雀巢公司与批发商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当事人同意履行的情形，不能视为诉讼时效中断，雀巢公司向批发商发出函件的时间为2016年3月8日，距离段玉峰打款时间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段玉峰实际已丧失胜诉权。
段玉峰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适当，并无影响判决结果公平公正的事项。一审案卷中并无上诉人对一审审理程序的异议，即上诉人对一审程序合法性是认同的。上诉人现以程序问题提起上诉，明显是为了拖延时间。改变不了其欠款事实。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就直接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证据充分，而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否定。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清楚的显示了支付款项支付的时间和数额，上诉人也认可打款账户为其账户。上诉人也自认款项用途是购买雀巢产品，并未对款项用途作出其上诉状中所称诸如服务、投资、收购等其他合理解释，抗辩称货款全部是被上诉人代他人所付。上诉人就自己的抗辩理由直接的证据是八份《个人付款证明》。依据上诉人上诉状陈述，该证明来源于第三方盛泰隆商行等经销商和被上诉人段玉峰，一审时，被上诉人对所有付款证明的真实性均否认。上诉对自己提交的来源于第三方的证明，本应负担证明其真实性的责任，但并未进一步举证。相反为配合法院查明真相，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鉴定申请，并积极寻找联系，盛泰隆商行等经销商一方也向法院出具否认代付款的《情况说明》。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打款共计十三笔，上诉人也未能对剩余打款进行合理解释，其对于代付款的抗辩完全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综合双方全部举证的基础上，对代付款做出了否定，认定双方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2.关于欠款数额的举证责任分配，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从法律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第二款明确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作为卖方应当举证其足额供货，举证不能的承担不利后果。从普遍交易习惯看，送货单都是由卖方制作，并要求买方签收，之后由卖方保留。卖方承担送货举证义务也符合社会交易习惯。上诉人提到应当以货款发票为准，发票开具的义务方是上诉人，上诉人没有开具发票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处保留有完整的订货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原件却选择不举证，而是直接否定买卖合同，其应当承当全部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综合了双方全部的举证情况基础上，由上诉人承当对欠款数额举证不利的后果，是对举证规则的公平适用。3.本案诉讼时效从2016年3月起算合法，不存在过期情形。被上诉人从未放弃向原审三被告追要欠款，一审虽未判决另外两被告承担责任，但原审三被告存在明显关联，明显均是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雀巢公司的发函是代表原审三被告包括上诉人作出的明确的拒绝履行的意思表示。而且，诉讼时效设定的本意是在于督促权利人就纠纷积极主张权利，雀巢总公司的发函可以明确被上诉人为一直在采用各种方法追讨欠款，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补充答辩意见：1.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部分的订单、对账函，上诉人一审时称这些文件没有公司的盖章不予认可。而从二审法庭核实上诉人代理人身份时其劳动合同未加盖公章的情况看，上诉人公司对于合同类文件不加盖公章是其公司一贯的做法。2.上诉人主张的经销商和本案的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3.一审时提交的《情况说明》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的直接和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在综合全部举证情况下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个人付款证明，在关某、充分性、真实性上都有问题。不能支持上诉人关于代付款的抗辩理由。4.上诉人主张《情况说明》是在证人证言同时对自己提交的同样来源于第三方的个人付款凭证认为是书证属于自相矛盾。上诉人首先应承担对个人付款证明合法有效的举证责任。5.上诉人代理人称上海雀巢公司与雀巢中国公司为关联公司，被上诉人从未停止过向雀巢中国公司主张欠货，雀巢中国公司的回函均可视为上海雀巢公司的回复。
原审被告雀巢中国公司发表意见称，同意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雀巢郑州分公司未到庭，未发表意见。
段玉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货款310108.85元及利息53917.59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6年5月16日），共计364026.4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其银行个人电汇回单，欲证明原告本人或通过配偶谭会峰自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7月8日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共计1520009元。该个人电汇回单主要载明原告及其配偶谭会峰向账户08×××11转款13笔，分别为：1、2013年3月11日167000元；2、2013年3月20日90312元；3、2013年3月26日135468元；4、2013年3月28日49508元；5、2013年4月12日218490元；6、2013年4月24日330000元；7、2013年4月27日63000元；8、2013年5月17日118500元；9、2013年5月28日31500元；10、2013年6月9日71031元；11、2013年6月26日72000元；12、2013年6月27日136200元；13、2013年7月8日37000元；以上13笔共计1520009元。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认可账户08×××11为其账户。
被告向本院提交个人付款证明八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的付款行为系代经销商郑州盛隆泰、郑州李歌等（公司）支付货款给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行为。该十份个人付款证明主要内容均为：“致：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本人段玉锋/谭会峰（姓名）仅代表客户编号为***的经销商盛隆泰、郑州李歌等（公司）（公司名称）支付货款给贵公司”该十份个人付款证明均有“段玉锋”/“谭会峰”签名，经销商公司盖章（公章）处该有盛隆泰、郑州李歌、信阳五五营销运作有限公司印章，并在空白处张贴有段玉锋、谭会峰身份证复印件。其中经销处加盖有“李歌商行”的《个人付款证明》有四份，其中2009年11月10日的付款证明上未载明金额，2009年10月28日金额为140500元，2010年11月16日金额为429750元，2011年7月6日金额为98704元；其中经销商处加盖有“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城”印章、申请人为“段玉锋”的《个人付款证明》有一份，其中2010年10月21日的付款证明上未载明金额；其中经销商处加盖有“信阳五五营销运作有限公司”印章的《个人付款证明》显示金额为70400元，未载明时间；其中经销商处加盖有“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城”印章、申请人为谭会峰的《个人付款证明》有二份，2013年4月27日金额为63000元、2013年5月20日的付款证明上未载明金额。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8日、2016年4月21日，向原告等商家发函件，载明：其与各商家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等。
2016年5月17日，原告以三被告未足额发货为由要求返还部分货款诉至本院。
审理中，1、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个人付款证明》中“段玉锋”、“谭会峰”签名真实性有异议，并于庭后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因原告仅对2013年4月27日《个人付款证明》中“谭会峰”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申请鉴定，而未对剩余的《个人付款证明》中的签名申请鉴定。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3年4月27日的个人付款证明原件上的“谭会峰”签名不是原告所书写”。2、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向其发送了1209900.15元的货物。3、李文祥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其系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副食品商行的负责人，其从未委托过段玉锋等人替该商行向雀巢公司付款。张永华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其系郑州市二七利华副食品商行的负责人，其从未委托过段玉锋等人替该商行向雀巢公司付款。张燕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其系郑州芳华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其从未与段玉锋发生过业务往来，对《个人付款凭证》上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郑州市二七区华盛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任惠敏系李歌商行的负责人，该商行已注销，重新注册了郑州市二七区华盛商行，李歌商行系其从未委托过段玉锋等人替该商行向雀巢公司付款。4、原告称其诉讼请求中的利息的计算起点是2016年4月22日。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7月8日共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账户08×××11支付13笔款项共计1520009元。被告向本院提交八份《个人付款证明》，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账户的该转款系代经销商郑州盛隆泰、郑州李歌等（公司）支付货款给被告上海雀巢公司。原告虽对该八份个人付款证明“段玉锋”、“谭会峰”签名真实性有异议但仅对2013年4月27日《个人付款证明》中“谭会峰”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申请鉴定，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河南司法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3年4月27日的个人付款证明原件上的“谭会峰”签名不是原告所书写”，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2013年4月27日《个人付款证明》不予采纳。原告未对剩余的《个人付款证明》中的签名申请鉴定，因而本院对被告提交的除2013年4月27日以外的《个人付款证明》中段玉锋、谭会峰的签名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其他《个人付款证明》中显示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3月11日之前或未显示付款时间、付款金额，而原告向被告主张的系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7月8日之间的货款且李文祥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其系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副食品商行的负责人，其从未委托过段玉锋等人替该商行向雀巢公司付款。郑州市二七区华盛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任惠敏系李歌商行的负责人，该商行已注销，重新注册了郑州市二七区华盛商行，李歌商行系其从未委托过段玉锋等人替该商行向雀巢公司付款。又考虑到被告对10份《个人付款证明》以外的款项未作出合理的说明。因而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支付的13笔款项共计1520009元均为原告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支付的货款而非代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商行等公司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支付的货款，即原告支付给被告上海雀巢公司1520009元的货款则应视为原告以自身名义向被告上海雀巢公司支付的。被告提交的雀巢中国公司与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商行签订的《经销协议》未约定具体生效时间与履行期限，且协议内容中未有明确约定被告只与其授权经销商进行买卖交易行为。因而亦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上海雀巢公司的交易习惯均为原告通过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商行与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进行交易。被告提交的雀巢中国公司与郑州市二七区盛泰隆食品商行签订的《债权债务清理核对和付款协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某。而被告上海雀巢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出货单，对应客户名称均为郑州市华中食品城盛泰隆食品商行，未能证明与原告有关，亦未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上海雀巢公司已向原告交付足额货物。而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已收到被告向其发送的1209900.15元货物。现被告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对原告请求被告退还货款310108.85元并自2016年4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原告请求被告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被告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承担退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3月8日、4月21日向原告等各商家发函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3月8日起计算，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诉至本院，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被告的此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的其他辩称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段玉锋货款310108.85元及利息（利息以310108.85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段玉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60元，由被告上海雀巢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提交2017年2月6日上饶市众友科技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海雀巢公司与经销商、分销商之间的买卖关系走向。
被上诉人段玉峰对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被告雀巢中国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
被上诉人段玉峰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马某出庭作证称：马某于2000年至2014年期间在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做销售行政工作。每月马某会与负责客户的业务员史鸿献去批发市场对账，段玉峰等四人都是有账目的，而且每人都有一张对账单，对账单交给了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保存。马某见过段玉峰等四人的订单和对账单。这些客户的订单都是由史鸿献报给雀巢（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段玉峰等四位当事人向业务员史鸿献订货，史鸿献向公司的销售行政报订单，订单是用段玉峰等当事人的名字，销售行政按照史鸿献的要求出订单，传真给客户，客户付款后，公司发货。订单上有客户名称、箱数、金额及收款账号，收款账号是上诉人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的账号，国内客户都要将钱款转至上诉人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账号。发货信息报给发货仓，钱款到帐后，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放行货物。欠款是雀巢（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欠段玉峰等四人的，欠款的性质是批发市场的差价。被上诉人段玉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是：被上诉人段玉峰与上海雀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
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对被上诉人段玉峰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人陈述内容含糊不清，对于自身的工作职位、性质均不清楚。其陈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审被告之间有欠款，但对于款项的性质，交易的具体模式一概不清楚。同时其陈述也说明了存在所谓价差，而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是货款，因此证人证言既不能证明上海雀巢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足额发货的事实。
原审被告雀巢中国公司对被上诉人段玉峰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同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的质证意见。
原审被告雀巢郑州分公司针对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及被上诉人段玉峰提交的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同一审外，另查明：1.二审中，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针对一审卷宗中的《情况说明》发表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具体异议内容上诉状已详述。2.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申请追加出具情况说明的李文祥、张永华、张燕、任惠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3.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是原审被告雀巢中国公司的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被上诉人段玉峰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3.段玉峰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1.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采纳了李文祥、张永华、张燕、任惠敏出具的4份《情况说明》，该4份证据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程序违法。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双方相互质证。该4份证据未经过当事人质证，一审程序有瑕疵。2.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称一审法院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程序违法。根据一审法院2016年8月10日的法庭审理笔录，一审法院已向双方当事人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双方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未提异议，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3.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称一审法院对鉴定结果没有再次开庭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仅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本案并没有鉴定结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对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追加李文祥、张永华、张燕、任惠敏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理由，因李文祥、张永华、张燕、任惠敏并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虽有瑕疵，但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二、关于被上诉人段玉峰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问题。被上诉人段玉峰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段玉峰主张买卖关系成立，应当对该买卖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段玉峰在一、二审提交了其本人或通过配偶谭会峰从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7月8日向上海雀巢公司账户支付13笔款项的个人电汇回单、盛泰隆商行负责人李文祥情况说明、马某证人证言等证据；上海雀巢公司称其与段玉峰之间并未形成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段玉峰对上海雀巢公司的付款行为实际上是代经销商盛泰隆商行、李歌商行付款的行为。在一、二审分别提交段玉峰、谭会峰签字确认的《个人付款证明》、出货单、《经销协议》、《债权债务清理核对和付款协议》等证据。上海雀巢公司提交段玉峰、谭会峰的个人付款证明用以说明该款项的性质是货款，但是代表经销商支付货款，货物已发往经销商在雀巢系统注册地址。个人付款证明仅涉及本案的部分货款，且经销商出具情况说明不认可此付款证明，虽然上海雀巢公司称按照公司的销售流程，只针对经销商签订协议、发货、对账，但并不能说明在销售过程中不存在经销商之外的客户。本院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被上诉人段玉峰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认为被上诉人段玉峰主张其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段玉峰与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存在。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段玉峰举证共支付上诉人13笔共计1520009元货款，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负有举证已经将相应价值货物发给被上诉人段玉峰的义务，上海雀巢公司否认向段玉峰发货，一审法院按照段玉峰认可收到1209900.15元货物确认上海雀巢公司已履行的买卖合同义务并无不当。上海雀巢公司否认双方的买卖关系，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剩余货款上海雀巢公司应当返还给段玉峰。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本案支付货款行为发生于2013年3至7月间，但段玉峰曾向上诉人上海雀巢公司及原审被告雀巢中国公司、雀巢郑州分公司主张该货款。段玉峰在雀巢中国公司于2016年3月8日、4月21日发函否认公司与商家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后，于2016年5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海雀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60元，由上海雀巢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燕燕
审判员 付大文
审判员 曹逢春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