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4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全，男，194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杜锦棠，女，197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敏，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骆振光，男，197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健欢，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梓桓，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刚，男，195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李全、杜锦棠与上诉人骆振光、原审第三人张刚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涉案建筑物及设施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镇××村××度假村。本案第三人张刚作为原告2015年9月29日以本案原告李全、杜锦棠、本案被告骆振光为共同被告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张刚与骆振光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的《承租经营合同》无效；二、确认骆振光与李全、杜锦棠于2015年6月4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无效；三、骆振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刚支付拖欠的2015年1-3月的占有使用费的滞纳金，滞纳金以各月拖欠的1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拖欠各月的11日起计至2015年9月7日止；四、骆振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刚支付拖欠的2015年7月的占有使用费150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7月11日起计至骆振光付清之日止；五、骆振光、李全、杜锦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镇××村的××渔村的场地、建筑物、设施、物品交还给张刚，其中李全、杜锦棠应交还的物品以《承包经营协议》所附移交物品清单为准，骆振光应交还的物品以《承租经营合同》所列物品清单为准；六、骆振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刚支付2015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占有使用费25000元；七、骆振光、李全、杜锦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每月30000元的租金标准，向张刚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本判决主文第五项的场地、建筑物、设施、物品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上述占有使用费中扣除李全、杜锦棠已向张刚支付的占有使用费金额；八、驳回张刚的其他诉讼请求。骆振光、李全对上述判决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粤01民终1199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一审法院确定以下事实：
2012年3月24日，张刚作为甲方、骆振光作为乙方签订《承租经营合同》，约定由乙方承租甲方原有的××渔村现在场地及设施，经营餐饮、农家乐及养生度假业务，租期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013年3月18日，张刚与骆振光签订《××渔村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了促进××渔村的经营发展，现准备引入经营合作项目及合作伙伴，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升级改造，对基础设施及建筑装修加大投入建设，计划改造的内容包括：……鉴于以上项目经济投入较大，现报请业主张刚同意延长××渔村租赁年限六年，最后确认年限共十八年……”,“以上计划2013年年底前实施。骆振光，2013年9月26日。”之后，因该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张刚书写确认“鉴于逾期超过无递设计图及六个月没有实行，本补充协议自动失效。”
2015年6月4日，骆振光（甲方）与杜锦棠、李全（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移交物品清单，约定甲方将度假村的设备设施现状全部交予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期为三年一签。承包经营金为每月45000元，乙方自承包期开始当日即向甲方缴付当月的承包金，以后每月交付日3日内缴付次月承包金和当月的水电费。甲方负责乙方经营场地的外水电、网络及道路的畅通使用，并负责所经营牌照的使用及延期和年审手续，负责该经营场地所属村外围的各方关系协调和纠纷处理，以确保乙方能正常经营。乙方可接收甲方派人员协助工作，工资由乙方按劳支付，甲方不干涉乙方的经营权和财务管理。在协议经营期内，甲方不得无故终止乙方的经营权，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否则甲方需双倍赔偿乙方的所有损失。双方签字之日，乙方向甲方缴付50000元作为承包经营押金，乙方经营期满不再续约时，甲方将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乙方所作的固定设施投资归甲方所有。甲方收到乙方承包经营押金50000元之日，该协议即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杜锦棠、李全向骆振光支付50000元押金，骆振光将场地和设施交给杜锦棠、李全经营。
2015年9月5日，张刚向骆振光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骆振光未经张刚同意擅自转租、将设备搬离场地、拖欠税费和租金，构成违约，通知骆振光自收到通知时起，解除双方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的《承租经营合同》。张刚并向李全发出通知，表示因骆振光的违约行为，将解除与骆振光签订的《承租经营合同》并收回场地。骆振光于2015年9月15日向张刚复函，表示已收到张刚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认为通知书中罗列的违约事项均不成立。之后，经张刚与杜锦棠、李全、骆振光协商，杜锦棠、李全向张刚支付了2015年10月的租金30000元。张刚与李全并约定在张刚所提起的案件判决生效前由李全临时使用场地，每月向张刚交纳30000元的占有使用费。
关于骆振光与李全、杜锦棠的关系，张刚认为骆振光与李全、杜锦棠是转租关系，骆振光转租未经张刚同意。骆振光认为其与李全、杜锦棠是合作经营关系，具体为骆振光提供场地、设施，李全和杜锦棠提供资金，以骆振光名义对外经营，李全和杜锦棠每月交纳承包费，对外的债权债务由杜锦棠、李全、骆振光共同承担。李全、杜锦棠认为其与骆振光之间是协议约定的承包经营关系，因营业执照登记在骆振光名下，故以骆振光的名义对外经营，李全、杜锦棠独立经营不受骆振光的干预，每月交纳固定承包费，其接收场地后对外的债权债务以及经营风险均由李全、杜锦棠独立承担。
涉案的租赁物位于花都区××镇××村，所占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位于××村××队，包括张刚、其弟弟张某甲、其父亲张某乙名下宅基地面积共约353平方米，土地用途为私人住宅；一部分位于××第二经济合作社，面积约3596.4平方米，由张刚向××第二经济合作社租赁而来。根据××第二经济合作社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渔村利用了上述宅基地、承租的××第二经济合作社的土地面积4.5亩（原协议面积为5.4亩，后国家扩建防洪堤时征用了0.9亩）以及××第八经济合作社的土地面积1224平方米，并称该出租地块为经济社自留地，部分有植被，部分为废地，张刚承租后增加了大量植被，将废地改建为篮球场，并在植被的空地处搭建了车棚，租地至今未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经张刚申请，一审法院曾对租赁场地进行了勘察，租赁场地建有二层的砖墙建筑物四栋，一层的砖瓦建筑物若干栋，二层建筑物包括客厅、餐厅、会议室、大堂等，一层建筑物包括餐厅、客房。场地还建有游泳池、温泉池、水塘，木质结构的观光走廊，小花园，铁架结构停车场，空地，篮球场、凉亭、烧烤炉等，场地当时处于正常经营中。
一审法院在（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案件中就花都区××镇××村自留地以及开展农家乐规划报建等情况向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函咨询，该局复函：一、××镇××村的留用地情况。（一）历史留用地指标：2009年11月，市国土资源房管局以“穗国房留函[2009]XX4号文”核定××村应安排留用地23818平方米，已批准经济发展用途的用地面积共38246平方米，核定××村历史留用地指标为0平方米，即该村不存在留用地欠账。（二）新增留用地指标：××镇历史欠账留用地集中区项目涉及征收××村集体土地41110平方米，××村已同意以货币支付方式落实该部分留用地。所以，××村按项目核定的新增留用地指标为0平方米。综上，××村历史留用地已全部兑现，另外，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只核准村集体一级，而留用地的具体选址安排，由村社自行协商。二、办理留用地用地手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存档留用地指标核定书后，可向国土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办理规划条件、用地预审和用地报批的手续，在取得有批准权政府批准的用地批文后，按程序办理用地结案并向市国规局申领建设用地批准书，再向区国规局申请办理土地登记。三、留用地的用途及报建：留用地可以按照规划要求用于除商品住宅建设以外的用途，在对留用地进行开发建设时，需要办理规划报建手续。
2017年4月18日，李全、杜锦棠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骆振光返还李全、杜锦棠押金50000元；2、骆振光返还李全、杜锦棠多收取的2015年7月、8月的房屋使用费3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该笔款项还清时止的利息（利息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骆振光赔偿李全、杜锦棠经济损失462799元，并支付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该笔款项还清时止的利息（利息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骆振光承担。2017年5月5日，骆振光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李全、杜锦棠支付场地占用费240000元（注：从2015年9月计算至2016年12月，共16个月，按每月15000元计算），并从反诉之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2、本案反诉费由反李全、杜锦棠承担。2017年6月16日，骆振光变更第一项反诉请求为：李全、杜锦棠支付场地占用费270000元（从2015年9月计算至2016年12月，每月15000元共16个月，2015年9月按45000元计算，其余月份按每月15000元计算）并从反诉之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
本案一审诉讼中，李全、杜锦棠陈述：2015年7、8月使用费是直接支付于骆振光，每月45000元，共90000元；2015年9月没有支付使用费，理由是李全、杜锦棠应第三人张刚的要求，在整个月都没有使用涉案场地；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5日前均按每月30000元的标准向第三人张刚支付。骆振光陈述：2015年7、8月份使用费按照合同约定的45000元支付的，但是2015年9月份是没有支付给骆振光也没有支付给第三人张刚，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1月的租金是李全、杜锦棠将骆振光应该支付给张刚的租金支付给了张刚，2015年10月1日之前的租金骆振光交给了张刚。
本案一审诉讼中，李全、杜锦棠陈述：其于2017年1月15日搬离场地。骆振光陈述：2015年9月涉案场地依然是由李全、杜锦棠使用。
本案一审诉讼中，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一致确认：李全、杜锦棠在2015年9月并没有对涉案场地的钥匙进行交接，也没有办理正式的交接手续。
本案一审诉讼中，李全、杜锦棠陈述：其诉请骆振光赔偿经济损失的依据是因为合同无效，李全、杜锦棠需要撤场，骆振光对李全、杜锦棠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承担，但李全、杜锦棠的投入可以参照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在《承包经营协议》中第十三条的约定，也可参照（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判决中的第6页的陈述，李全、杜锦棠对此诉讼请求不再进行评估，由法院酌定。
本案一审诉讼中，李全、杜锦棠提交《销售小票》及《收款收据》、《收据》若干份、《××农庄装修工程合同》、《购买合同》、《广州市盛隆舞台演艺器材有限公司》购买清单、《发票》作为证据，拟证明其损失。骆振光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的内容，骆振光与李全、杜锦棠签订的《承包租赁协议》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涉案合同无效，李全、杜锦棠要求骆振光返还押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涉案合同无效，根据已生效的（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张刚与李全、杜锦棠约定自2015年10月1日至该案判决生效前的占有使用费由李全按每月30000元标准支付给张刚，同时根据（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判项第七项判决“骆振光、李全、杜锦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按每月30000元的租金标准，向张刚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本判决主文第五项的场地、建筑物、设施、物品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上述占有使用费中扣除李全、杜锦棠已向张刚支付的占有使用费金额”，本案中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亦一致确认李全、杜锦棠已向张刚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1月15日的使用费，故骆振光反诉要求李全、杜锦棠按照每月15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的场地占有使用费及滞纳金，没有理由和依据，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在2016年6月4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承包经营金为45000元/月，（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上述《承包经营协议》无效，在该案中张刚与李全、杜锦棠约定自2015年10月1日至该案判决生效前的占有使用费由李全按每月30000元标准支付给张刚，因此李全、杜锦棠应按照其与骆振光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约定向骆振光支付在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的场地占用费。李全、杜锦棠称其在2015年9月没有使用涉案场地，但李全、杜锦棠并未与骆振光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交接钥匙，李全、杜锦棠的该项陈述，依据不足，不予采纳。骆振光反诉要求李全、杜锦棠按照15000元/月的标准向其支付2015年9月的场地占有使用费，是其自行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该项反诉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同理，李全、杜锦棠要求骆振光返还多收取的2015年7月、8月的场地使用费3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李全、杜锦棠主张骆振光赔偿经济损失及利息，首先，涉案合同无效是因为涉案建筑物、设施等未办理合法的规划报建手续，李全、杜锦棠签订合同时应具有审慎义务，对涉案建筑物及设施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对此李全、杜锦棠存在过错；其次，李全、杜锦棠主张的经济损失仅提交《销售小票》、《收款收据》及部分合同进行证明，不能证明上述费用的实际产生，亦不能证明上述费用用于涉案建筑物及设施上，李全、杜锦棠未对该项损失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经济损失的实际价值；再次，李全、杜锦棠主张骆振光在（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中陈述了李全、杜锦棠投入的资金，但骆振光的上述陈述不能视为对李全、杜锦棠的投入进行确认，也不能以此为依据认定李全、杜锦棠的经济损失。故对李全、杜锦棠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一、骆振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全、杜锦棠返还押金50000元；二、李全、杜锦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骆振光支付2015年9月的场地占有使用费15000元；三、驳回李全、杜锦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骆振光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669元，由李全、杜锦棠负担4247元，由骆振光负担42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25元，由李全、杜锦棠负担151元，由骆振光负担2574元。
判后，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李全、杜锦棠上诉称：一、骆振光多收取的2015年7月、8月的房屋使用费3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李全、杜锦棠。骆振光依据《承包经营协议》向李全、杜锦棠收取2015年7、8月共90000元的租金，但《承包经营协议》已经(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认定无效，骆振光收取李全、杜锦棠2015年7、8月的租金已经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且李全、杜锦棠与张刚约定占有使用费以30000元/月的标准支付给张刚，所以即使骆振光需向李全、杜锦棠支付房屋使用费也不应按《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承包经营金4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而是应以30000元/月的标准支付，骆振光在与李全、杜锦棠缔约过程中隐瞒案涉场地无报建手续的事实，存有过错，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不应利用无效合同而从中获利，有违诚实守信原则，严重背离立法本意，因此骆振光多收取的2015年7、8月的房屋使用费30000元应退还。二、李全、杜锦棠于2015年9月并未实际使用案涉场地，因此无需向骆振光支付房屋使用费1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未办理交接手续也未交接钥匙就不予采纳李全、杜锦棠的陈述。因2015年9月张刚、骆振光已经开始产生纠纷，在此种情况下，李全、杜锦棠并不清楚需要进行交接手续，更不清楚到底要和张刚还是骆振光进行交接手续，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9月李全、杜锦棠已应张刚的要求，整个月都未使用案涉场地。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骆振光是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李全、杜锦棠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原审判决第八页中“2015年9月5日，张刚给骆振光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骆振光未经同意擅自转租、…”，明显可以看出骆振光未经张刚同意将案涉场地擅自转租给李全、杜锦棠是存有过错的。根据骆振光一审提交的(2014)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942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骆振光与案外第三人谢俊杰之间的租赁纠纷一案中，骆振光对本案案涉场地无报建手续的事实是知情的，但骆振光在明知案涉场地无报建手续，也没有转租权的情况下，仍然诱骗李全、杜锦棠签订《承包经营协议》，骆振光存有过错，应当赔偿李全、杜锦棠因此所受到的损失。退一步来说，即使李全、杜锦棠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有过错，也应当适用“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全、杜锦棠提交的《××农庄装修工程合同》、《广州市盛隆舞台演艺器材有限公司》购买清单、《销售小票》、《发票》等证据，足已反映了李全、杜锦棠对案涉场地的实际投入和因骆振光所遭受的损失，但原审法院未结合李全、杜锦棠提交的证据，不考虑实际情况，仅因李全、杜锦棠未申请评估鉴定就不予支持李全、杜锦棠的请求，唯评估结果论判案，由此引起的社会效果不好。综上所述，李全、杜锦棠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支持骆振光向李全、杜锦棠返还多收取的2015年7月、8月的房屋使用费30000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李全、杜锦棠无需向骆振光支付2015年9月的场地占有使用费15000元；3、改判支持骆振光向李全、杜锦棠赔偿经济损失150000元；4、一审本诉及反诉的受理费、二审的受理费均由骆振光承担。
针对李全、杜锦棠的上诉，骆振光二审答辩称：不同意李全、杜锦棠的上诉请求。
骆振光上诉称：一、一审认定骆振光反诉要求9月份的占用费仅为15000元与事实不符。骆振光在起诉时主张的数额是15000元，但之后已经依法变更为45000元并补交相应的诉讼费，一审法院对此处理错误。二、骆振光有权主张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每月15000元的租金差价。一审法院认为李全、杜锦棠已向张刚支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15日的租金，骆振光再主张每月15000元的差价没有理由和依据是错误的。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涉案场地在2017年1月份才需要交付给第三人张刚，在此之前场地的使用及收益权仍然归属骆振光，否则在生效判决中也不会判令骆振光向张刚支付在此期间的占用费。李全、杜锦棠从2015年10月1日起直接向第三人张刚每月支付3万元租金，李全、杜锦棠与张刚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该行为只是李全、杜锦棠代骆振光向张刚支付租金，因为骆振光与张刚之间合同所约定的租金就是每月3万元，但并不代表骆振光同意将李全、杜锦棠应交的租金降为每月3万元。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准许。在张刚诉骆振光的案件案中，法院判决骆振光按其与张刚的合同约定租金标准向张刚支付占用费，同样，本案骆振光主张李全、杜锦棠按双方合同约定支付占用费，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综上，骆振光请求二审法院：1、变更判决第二项，改判李全、杜锦棠支付2015年9月场地占有使用费45000元，及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按每月15000元计算的场地占有使用费225000元，并从反诉之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2、本案诉讼费由李全、杜锦棠承担。
针对骆振光的上诉，李全、杜锦棠二审答辩称：不同意骆振光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张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经查：骆振光于本案一审期间曾对其反诉请求进行了变更，对2015年9月的占有使用费已明确主张按45000元计算。（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942号案为骆振光于2014年10月所提诉讼，被告为前手次承租人谢俊杰，该案于2015年4月8日作出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对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定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案骆振光一审所提反诉请求曾发生变更，对2015年9月的占有使用费已明确主张按45000元计算，一审法院仍依15000元作为诉讼请求额，该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张刚与骆振光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的《承租经营合同》、骆振光与李全、杜锦棠于2015年6月4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均为无效。在该案处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支付占有使用费的实际情况，确定2015年9月30日前由骆振光向张刚支付涉案场地的占有使用费，经各方当事人商议2015年10月1日起由张刚收取每月30000元占有使用费。2015年10月1日起，涉案场地进入过渡期，该每月30000元占有使用费实际由占有使用场地的李全、杜锦棠支付，属于张刚在涉案场地实际收回之前获得的补偿，其法律属性同骆振光与张刚所签《承租经营合同》所约定的租金并不相同；2015年10月1日起，张刚与骆振光所签《承租经营合同》已不在履行状态。骆振光本案主张李全、杜锦棠代骆振光向张刚支付租金每月30000元，该项事实理由不能成立，骆振光上诉要求李全、杜锦棠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按每月15000元支付租金差价并计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李全、杜锦棠与骆振光所签《承包经营协议》属于转租性质的合同，其法律关系不同于张刚与骆振光所签订的《承租经营合同》。根据（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的处理，李全、杜锦棠向骆振光依转租合同约定的45000元/月标准支付2015年7、8两个月的场地的占有使用费，该费用与李全、杜锦棠从2015年10月1日起实际向张刚支付的30000元/月占有使用费，二者性质各异，前项费用的发生并不以后项费用的出现而改变。李全、杜锦棠主张骆振光多收取了2015年7、8两个月费用各15000元、属于不当得利进而要求返还，所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李全、杜锦棠从骆振光处接收涉案场地，到2015年9月事实上并无场地的交接发生，2015年10月1日前李全、杜锦棠所签《承包经营协议》尚处履行状态。一审判决李全、杜锦棠应按照其与骆振光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约定45000元/月标准向骆振光支付在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的场地占用费，处理有据；李全、杜锦棠主张不应承担2015年9月的场地占用费，所提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全、杜锦棠所提损失赔偿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李全、杜锦棠对所签《承包经营协议》无效也存有过错，且所提证据不能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李全、杜锦棠又表示对其主张的损失价值不进行评估，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不予支持，所作处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全、杜锦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未依骆振光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予以处理，本院进行改判，骆振光的其他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
二、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李全、杜锦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骆振光支付2015年9月的场地占有使用费4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669元，由李全、杜锦棠负担4247元，骆振光负担422元；反诉受理费2725元，由李全、杜锦棠负担436元，骆振光负担22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48元，由李全、杜锦棠负担5127元，骆振光负担42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云川
审判员 姚伟华
审判员 黄 嵩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马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