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哈铁中民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牡丹江市爱民区荣达装卸搬运服务部（个体工商户），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西祥伦街47号，个体经营者董磊。
委托代理人孙雪梅，黑龙江省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务段，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西二条路日照街101号。
负责人祝巍，该段段长，
委托代理人王焕霞，女，该段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苏慧达，黑龙江省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铁路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51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焕霞，女，该局牡丹江车务段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苏慧达，黑龙江省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牡丹江市爱民区荣达装卸搬运服务部（以下简称荣达装运服务部）与被上诉人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务段（以下简称牡铁车务段）、哈尔滨铁路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1月28日由董磊向牡丹江铁路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受理后，于2014年9月4日作出（2014）牡铁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董磊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2014）哈铁中民终字第1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中，经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释明及董磊同意，变更原告为荣达装运服务部，该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5）牡铁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荣达装卸服务部及牡铁车务段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荣达装运服务部个体经营者董磊及其委托代理人孙雪梅，上诉人牡铁车务段及被上诉人哈尔滨铁路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焕霞、苏慧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3年1月1日，荣达装运服务部与黑龙江哈铁装卸有限公司绥芬河分公司（以下简称绥芬河装卸公司）签订《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绥芬河装卸公司（即甲方）委托荣达装运服务部（即乙方）承担温春站货场机械装卸作业（包括车辆清扫、捆绑车门等杂作业）。乙方根据车站作业量及甲方的要求，在保证昼夜按时完成装卸作业的前提下，应配备充足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乙方必须认真遵守铁路装卸有关规章制度，服从车站货运人员的技术指导。必须保证日常和节假日昼夜装卸作业，及时地、保质保量地完成受托装卸作业。委托装卸作业的计费标准和支付方式为，乙方装卸作业计费执行铁道部铁运（2005）5号文件规定，通过货运窗口统一收费；乙方装卸作业的工作量以铁路货票记载重量为准，填记装卸工作单，作为双方结算委托费用的依据；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分配比例，甲、乙双方自行约定提取比例，甲方为10%，乙方为90%。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甲方有权对乙方装卸业务方面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甲、乙双方各自根据所得自行纳税；乙方所有管理人员及装卸作业人员的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等福利待遇均由乙方负责等。合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并约定一方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提前书面通知对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做合同的变更与解除。2013年6月1日，铁路货运组织改革，黑龙江哈铁装卸有限公司被注销，该公司管理的所有业务、人员及资产整建制划交运输业。其下属绥芬河装卸公司负责的温春站的装卸管理权转移给牡铁车务段，牡铁车务段又与荣达装运服务部重新签订了委托合同，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由绥芬河装卸分公司变更为牡铁车务段外，其余无任何改变。自2011年起，牡丹江玉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玉生公司）开始在温春站到发碑石货物，其货物由荣达装运服务部负责装卸。装卸过程中，双方因货损问题产生过矛盾，2012年9月，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撤离温春站。2013年4月，经牡铁车务段营销宣传，牡丹江玉生公司将其碑石到发业务又落户到温春站。4月25日至29日期间，该公司自行装卸26车碑石。4月30日，因荣达装运服务部阻止牡丹江玉生公司自行装卸碑石而发生纠纷。5月1日，在温春站、绥芬河装卸公司宁安装卸所、荣达装运服务部、牡丹江玉生公司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上，荣达装运服务部除同意当日到达的3车碑石由铁路职工装卸外，各方未达成最终协议。2013年5月，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开始由铁路装卸部门装卸。2013年6月1日起，牡铁车务段与宁安市宁安镇常发人力搬运队（以下简称宁安常发搬运队）签订补充协议，将温春站的碑石装卸作业交由宁安常发搬运队完成，荣达装运服务部只负责温春站的其他机械作业。在此期间，荣达装运服务部在温春站的装卸费11月份为5684.80元、12月份为2857.60元。截止12月31日，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到达车数为533车，共33039吨，扣除荣达装运服务部同意铁路职工装卸的3车180吨货物，共有530车32319吨货物未由荣达装运服务部装卸，装卸费共计227045.28元。温春站需要机械作业的到发货物量较多时，荣达装运服务部需要四名工人、3辆叉车进行作业，工人工资平均2600元左右。2013年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交由第三人装卸，货物装卸量减少，荣达装运服务部由1名工人，2台叉车在温春站值守，工人工资为2400元。哈尔滨铁路局是企业法人，牡铁车务段是其下属分支机构，具有营业执照。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铁道部《铁路委托装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车站（车务段）装卸管理部门组织委托装卸时须提出计划，经铁路局或分局装卸管理部门审定批准后，由车站（车务段）装卸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与委托装卸的承办单位或委托人员个人签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应严格履行。签订合同的所有委托装卸人员均需持有铁路局（分局）装卸管理部门颁发的“铁路委托装卸证”，经铁路装卸管理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经查，绥芬河装卸公司与荣达装运服务部签订的《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经哈尔滨铁路局装卸管理部门批准，荣达装运服务部系注册在温春站机械装卸货物的唯一装卸单位。由此可见，荣达装运服务部承担的是温春站所有机械装卸作业任务；另从双方在履行2011年、2012年合同情况分析，荣达装运服务部承担温春站包括玉生公司在内的所有货物的机械作业是双方的习惯做法，故“独家委托”可以认定为双方的交易习惯；再从车站作业量分析，温春站是三等小站，荣达装运服务部足以承担起全部的机械装卸业务，从温春站2013年4月至12月机械装卸作业量看，该期间装卸费为23万余元，其中，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装卸费为227045.28元，其他货物的装卸费仅为8542.4元，如果荣达装运服务部所承担的机械作业不包括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其所取得的利益远不足值守人员的工资和机械闲置费用，违反公平原则和合同目的。牡丹江车务段作为该合同委托方的承继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继续履行这一合同。至于货主的要求，属于货主与车务段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合同双方的合同约定。在未对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情况下，牡丹江车务段又违反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私自与宁安常发搬运队签订补充协议，将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交由第三人装卸，其行为构成违约。对于牡丹江车务段关于2013年6月1日之前发生的事情与其无关和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委托合同，牡丹江车务段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变更、解除合同的辩解。根据合同约定，一方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提前书面通知对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作合同的变更与解除，而非有权随时变更、解除。牡铁车务段作为合同的承继人，不但要承继合同委托方的权利义务，而且还要对被承继人履行合同不当的行为承担责任，故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绥芬河装卸公司与荣达装运服务部在2013年1月1日签订合同时，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货物已经撤离温春站，其难以预见到牡丹江玉生公司再将其碑石到发业务重新落户温春站，故对荣达装运服务部要求牡铁车务段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对该段给荣达装运服务部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具体为值守人员1人的工资和机械闲置费。值守人员工资每月按2400元计算，8个月为19200元，机械闲置费比照折旧费确定，折旧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的折旧年限和机械购买价格计算，为9000元。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牡铁车务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荣达装运服务部赔偿金28200元；二、如牡铁车务段无偿付能力，由哈尔滨铁路局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三、驳回荣达装运服务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05元，由荣达装运服务部负担4120元，牡铁车务段负担585元。
荣达装运服务部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虽然认定牡铁车务段违约，但未按合同法关于违约赔偿范围的规定赔偿该服务部的全部损失，属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该服务部在原审的诉讼请求，并由牡铁车务段及哈尔滨铁路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牡铁车务段的答辩意见与该段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致。
哈尔滨铁路局的答辩意见与牡铁车务段的答辩意见一致。
牡铁车务段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荣达装运服务部承担的是温春站全部机械装卸作业任务”不当。《铁路委托装卸管理办法》不是双方合同的附件，不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依据。该管理办法仅是对该段的管理规范文件，并不是涉及权利义务的强制性文件，且该管理办法不具有解释合同的权力。第二，牡铁车务段与荣达装运服务部不存在“独家委托”的习惯做法。“交易习惯”的形成依赖于当事人对习惯的连续性默认，牡丹江玉生公司因与荣达装运服务部的矛盾未解决于2012年9月撤离温春站，“交易习惯”已终结，在温春站的机械作业至少不包括牡丹江玉生公司的机械业务。第三，争议的装卸委托合同签订时并不存在牡丹江玉生公司的业务，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可预见损失”。第四，根据装卸委托合同约定，牡铁车务段不仅不应对荣达装运服务部赔偿，该服务部反而应对因其管理不善导致牡丹江玉生公司撤离温春站，对牡铁车务段负赔偿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荣达装运服务部的诉讼请求。
荣达装运部答辩称：第一，牡铁车务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段所述事实错误。第二，根据装卸委托合同，能够认定荣达装运服务部在温春站是独家进行机械装卸作业的。第三，牡铁车务段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因无法参加牡丹江玉生公司碑石装卸而导致荣达装运服务部受到损失，该段应赔偿相应损失。第四，没有事实与证据证明，荣达装运服务部在对牡丹江玉生公司的装卸作业中存在经营不善、组织不力的情况。
本院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荣达装运服务部原名为牡丹江市爱民区融达装卸队，自2011年起，与铁路装卸部门订立《承办铁路装卸作业合同书》，在温春站进行机械装卸作业。二审庭审中，牡铁车务段及哈尔滨铁路局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确认，根据温春站的年货运量计算，一家装卸单位能够独立承担温春站的全部货物装卸任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牡铁车务段是否按合同约定，履行与荣达装运服务部签订的《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如违约，该段的赔偿范围及数额应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绥芬河装卸公司与荣达装运服务部之间的《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合同中，虽没有明确约定荣达装运服务部在温春站“独家”进行机械装卸作业，但自2011年至2013年6月前在温春站仅有荣达装运服务部一家机械装卸单位及一家机械装卸单位可以独立完成温春站全部机械装卸任务等事实，能够认定荣达装运服务部为铁路装卸管理部门在温春站指定的唯一的机械装卸单位。牡铁车务段与荣达装运服务部于2013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变更协议》，仅对《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的合同主体进行变更，未改变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因此，牡铁车务段作为该合同的承继人应按照《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被承继人绥芬河装卸公司在合同中义务。牡铁车务段未按合同约定，提前书面通知荣达装运服务部并与之协商，擅自与宁安常发搬运队签订有关温春站机械装卸作业的《补充协议》，违反了该段与荣达装运服务部的合同约定。故，牡铁车务段关于“荣达装卸服务部承担的不是温春站全部的机械装卸作业，对其委托并非独家性质，该段并未违约”的上诉理由，既无充分证据证明，又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牡铁车务段未经协商，又另行委托其他单位完成装卸工作，该段对因此给荣达装运服务部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荣达装运服务部称“牡丹江玉生公司已于2013年4月重新进入温春站货场，牡铁车务段与荣达装运服务部于同年6月1日签订委托合同，牡铁车务段对牡丹江玉生公司的业务是明知的，该段赔偿数额应包括牡丹江玉生公司重新进入温春站后的装卸费用”，但牡铁车务段作为《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的承继人，承继的是绥芬河装卸公司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而被承继人绥芬河装卸公司在签订《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时，牡丹江玉生公司已停止在温春站办理碑石装卸业务，该公司无法预见牡丹江玉生公司重新在温春站办理碑石装卸业务后未将该业务委托给荣达装运服务部可能对荣达服务部造成损失。因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十一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令《铁路装卸作业委托合同》的承继人牡铁车务段对荣达装运服务部在温春站的值守人员工资及机械闲置费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并无不当。荣达装运服务部关于“牡铁车务段赔偿数额应包括牡丹江玉生公司在温春站的装卸费用”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牡铁车务段违反合同约定，应对荣达装运服务部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但荣达装运服务部及牡铁车务段的上诉请求既无证据证实，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相关费用计算得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5210元，由上诉人牡丹江市爱民区荣达装卸搬运服务部负担4705元，上诉人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务段负担5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滕大伟
审 判 员 董欣舟
代理审判员 刘天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