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5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1716房。
法定代表人：ＸＸ。
管理人：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艾宗垣，均系广东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男，197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喆，女，197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系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信息港A座首层。
负责人：池国坚，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5号。
负责人：钟德胜，行长。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丹，系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婷，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员工。
上诉人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益公司”）、ＸＸ、吴喆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广州分行”）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6民初6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担保追偿权纠纷。招行广州分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与弘益公司、ＸＸ、吴喆签订的上述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弘益公司向招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保函，在纽约工行发出索赔时，由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垫款20775998.67元（54111739.03元-1262571.36元-32345000元+271831元），现招行广州分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要求弘益公司归还上述垫款本金合法有理。至于违约金问题，《担保协议》约定若发生垫款的，被上诉人有权按基准利率×0.5%×实际垫款天数收取违约金，该约定符合法律相关规定，现招行广州分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要求从垫款之日起计算违约金，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ＸＸ、吴喆自愿向被上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则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弘益公司、ＸＸ、吴喆经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垫付款20775998.67元及违约金（从垫款之日即2015年1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20504167.67元为基数；从垫款之日即2015年2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271831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0.5%×上述各自垫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天数计算）；二、ＸＸ、吴喆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680元，由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ＸＸ、吴喆共同负担。
原审判后，上诉人弘益公司、ＸＸ、吴喆不服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主体不适格。弘益公司是向招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以纽约工行为受益人的保函，即保函保证人为招行广州分行，即使有发生索赔函和履约的情况，那么承担赔付义务的主体应是招行广州分行。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既没有与弘益公司签署开立保函的合同，也没有为弘益公司开立保函，弘益公司与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之间并不存在开立保函的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反担保的关系。开立保函的主体只可能是一个，而不可能是两个主体。如果保函保证人招行广州分行有发生履约行为，那么行使追偿权的主体是招行广州分行，而不是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因此被上诉人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在原审中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有误以及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1、一审判决认定：根据招行广州分行与弘益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弘益公司是以编号为0004499235号人民币5000万元定期存单向招行广州分行提供质押反担保，对应的保函编号为120LGl300069号。另外，一审判决还认定：2015年1月21日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直接从弘益公司存单中扣划款项1265271.36元。根据招行广州分行与弘益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招行广州分行是保函的保证人，弘益公司以定期存单提供质押反担保，那么即使要对质押存单行使质权，其行使质权的权利人是招行广州分行，而不是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2、一审判决混同了两个原告主体的身份。在一审中，有两个原告主体分别为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有关保函的申请开立、《担保协议》、《质押协议》等均是上诉人弘益公司与招行广州分行签署，弘益公司与招行广州分行建立了保函合同关系及反担保质押关系。而弘益公司与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之间签署的是《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保函合同关系以及担保质押关系，在本案中招行广州分行及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与弘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全不一样，而一审法院混同了该两个法律主体与弘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一审判决中统一称为原告，同时指代两个主体，实际是混同了招行广州分行及招行科技园支行分别与弘益公司之间原本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责任认定。3、一审判决未查实招行广州分行履行了保函项下的赔付义务，不享有追偿权。根据弘益公司与招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担保协议》，招行广州分行作为保函的开立方，为保函保证人，那么，保函保证人应当是在履行保函义务后，才享有作为债权人行使追偿权，但根据一审判决，招行广州分行并未履行保函赔付的行为，也不应成为债权人行使追偿权。4、其次，一审判决还认定：2015年2月27日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直接从弘益公司“招财进宝134号”信托计划账户里划扣保证金32345000元。但根据招行广州分行与弘益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弘益公司是以转让“招财进宝134号”信托受益权的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给招行广州分行，担保的主债权是编号为3351140109号保函，而本案中所涉保函／备用信用证编号为120LGl300069号。那么，一方面弘益公司是以应收账款做质押，则是一种权利质押，而一审判决又认定直接扣划了保证金，一种权利质押突然又变成了“金钱质”，既然是权利质押，就不应存在扣划保证金的情况。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均不清。另一方面，弘益公司并没有以转让“招财进宝134号”信托受益权的应收账款为本案120LGl300069号保函提供反担保，不管是招行广州分行还是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均无权处分有关“招财进宝134号”信托项下的权利及财产。一审判决在以上重大事实上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不清。5、一审判决对“粤财信托·招财进宝134号”信托账户也认定不清。一审判决中所指的信托账户是指信托资金账户或是信托财产保管账户或是信托受益分配账户？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而不同的账户意味着对信托财产的不同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到信托委托人及受益人的权利，以及信托财产处理的合法性。6、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ＸＸ、吴喆分别与被上诉人招行广州分行签署了《不可撤销反担保书》。那么ＸＸ及吴喆只是向招行广州分行承担反担保责任，但一审判决ＸＸ、吴喆需要向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承担连带清偿义务，我们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既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ＸＸ、吴喆也不需要对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审中，由于被告未收到开庭传票、诉讼材料，错失缺席了一审程序。即便这样，一审法院这是有应当查明事实真相和正确适用法律，不能仅因为被告未到庭，而忽略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就对原告提出的所有证据及诉求不加质疑地予以认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诸多重要事实认定不清、有误，本案涉案金额较大，且案情复杂、涉及到跨境融资、保函、信托以及受益权转让、以及信托受益权回购等复杂事实和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查明相关事实，简单易是否发生履约来来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上诉人来说极其不公平。并且被上诉人的诸多行为是否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厘清。现代金融业务的复杂性，更需要厘清事实和法律，不仅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指导金融业务的合规性。鉴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7)粤0106初6902民事判决，重新审理，让事实真相浮现，公正审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弘益公司、ＸＸ、吴喆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的诉讼请求；3、判决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答辩称：一、招行广州分行与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作为一审原告主体适格。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于2013年12月24日与弘益公司签订了《集团综合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下称“《集团授信协议》”)，约定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向弘益及其授权下属企业绿谷公司提供总计人民币833255100元的授信额度，供弘益公司和绿谷公司用于申请办理融资性保函业务。在该集团授信额度项下，弘益公司和绿谷公司分别向招行广州分行申请开具了包括本案所涉融资性保函在内的一共九笔融资性保函，双方分别签署了《担保协议》。显然，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作为《集团授信协议》的当事人，与上诉人具有合同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此外，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都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非独立的法人，而且由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提供授信额度，招行广州分行签署《担保协议》并开具保函，符合银行业保函业务的惯例。因此，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二、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保函项下的担保义务，并以自有资金为上诉人弘益公司实施了垫款，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对上诉人享有的垫款本金及相应违约金债权已经成立，故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有权依法向上诉人进行追索。三、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已完全履行保函赔付义务。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在一审中提交了纽约工行通过SWIFT电文方式发出的索赔通知、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履约付款电文、工商银行纽约分行通过SWIFT电文方式发出的保函责任解除通知以及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上述证据完整证明了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从遭遇索赔到完成赔付的全过程。证据链完整，金额能够对应，可以证明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已经完成了赔付义务。四、本案属担保追偿权纠纷，审查的核心在于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履行了垫款责任后，对于在弘益公司未按《担保协议》约定履行第一位付款责任的情况下，招行广州分行和招行科技园支行用自有资金垫付的那部分款项应由弘益公司补足的问题。而对于其他关于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均与担保追偿无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涉案的主体问题。无论弘益公司亦或绿谷公司向招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均因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与招行广州分行均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非独立的法人，招行广州分行接收弘益公司亦或绿谷公司的申请，均系基于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与弘益公司签订的《集团综合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之约定，在该协议签订后，根据招行内部规定，虽由招行广州分行开具信用证并垫付款项，但不构成对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是《集团综合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合同主体的否定。故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有权依据《集团综合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其与招行广州分行均为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认定事实不清、有误的问题。涉案证据表明：原审判决依据涉案的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与弘益公司签订的《集团综合授信业务合作协议书》、弘益公司或绿谷公司向招行广州分行申请开立以纽约工行为受益人的《融资性担保函／备用信用证》、纽约工行对该《保函／备用信用证》的确认、绿谷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招行广州分行与绿谷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和《质押合同》、ＸＸ、吴喆分别向招行广州分行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书》、招行广州分行据此通过SWIFT电文方式向纽约工行发送的《保函／备用信用证》，以及后来纽约工行依照保函规定通过SWIFT电文方式向招行广州分行或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进行索赔，招行广州分行或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在保函项下向纽约工行二次赔付等证据材料，在招行广州分行及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向弘益公司、绿谷公司明确主张偿还垫付款时，确定本案案由为担保追偿权纠纷正确。同时，原审判决依前述各项协议，对上诉人弘益公司、绿谷公司、ＸＸ、吴喆与被上诉人招行广州分行及招行广州科技园支行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合同履行等事实的认定，及对弘益公司、绿谷公司依前述合同应承担的偿还、担保责任，ＸＸ、吴喆依约应承担不可撤销反担保之责等事实的认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
原审法院根据涉案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对被上诉人的垫付款项及违约金作出的认定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被上诉人已垫付款项的证据，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在此不再赘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依据不足，其所称简单以是否发生履约来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上诉人极其不公平之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ＸＸ、吴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680元,由上诉人广东弘益投资有限公司、ＸＸ、吴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湛
审判员 林幼吟
审判员 黄 钜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沙志明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