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当民一初字第00114号
原告：朱贤
委托代理人：郝敬荣
被告：甘常荣
委托代理人：陈维斌
原告朱贤诉被告甘常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盛梅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4年2月24日、2014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朱贤及其委托代理人郝敬荣、被告甘常荣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维斌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朱贤及其委托代理人郝敬荣、被告甘常荣的委托代理人陈维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贤诉称：2013年12月10日晚4时50分，其用从朋友王从花处借的7万元及其自己的6.2万元、共计13.2万元，到大陇镇购买水蛭，意欲运回当涂县襄河湾出卖。同行的有甘常荣、李胜超、朱涛等人，购置的水蛭放在甘常荣乘坐的面包车上，其乘坐另一辆车尾随。原计划两车人都到当涂县梅塘苑大排档吃饭，但在到达当涂县城之前，甘常荣挟持面包车掉转方向将车开至当涂县焦家小学附近、甘常荣父亲的小卖部处，强行将货物卸下，同车的李胜超阻止甘常荣卸货未果，遂报警。其和王从花得知情况后赶至现场，在当涂县开发区派出所见证下，将涉案货物称重，分出175斤、价值7万元的水蛭给王从花拿走，剩下145斤水蛭仍放在甘常荣处，派出所责令甘常荣在纠纷解决前不得擅自处置。但甘常荣在12月15日左右已将水蛭出卖，其要求甘常荣给付货款未果。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甘常荣将其的货物出卖，货款理应偿还，故诉请判令甘常荣立即归还货款62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朱贤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一份，证明主体资格。2.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一份，证明其和甘常荣产生纠纷并经开发区派出所调处的事实。3.光盘一张（来源于当涂县开发区派出所），证明派出所出警后，对称重过程全程摄像，分出175斤货物给王从花，剩下145斤货物由甘常荣保管的过程。4.证人朱涛、李胜超、王从花的证言，证明甘常荣拿走其购买的水蛭的事实。在递交书证的同时，申请证人李胜超、朱涛出庭作证，证明涉案货物为其所有，被甘常荣强行扣留并出卖的事实。
朱涛当庭证言：其和朱贤是堂兄弟，其帮朱贤开车，朱贤和甘常荣做生意，故也认识甘常荣。2013年12月10日下午，其和朱贤、李胜超三人在石桥等甘常荣，朱贤向王从花借了7万多元准备去大陇买货（水蛭）。下午4点多钟甘常荣和他的朋友开了一部面包车到了，然后一同去了大陇。在大陇姚成栋家买的水蛭，其和甘常荣、李胜超没有下车，其余几人下车买货。买货过后，面包车先走，其开车跟在后面，把朱贤带到当涂后其就回家了，到了晚上八、九点时，才知道甘常荣和朱贤发生了纠纷，甘常荣扣了朱贤的货物。
李胜超当庭证言：2013年12月10日下午，其和朱涛、朱贤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去买水蛭，买完后朱贤让其和甘常荣坐面包车先回当涂，在路上，甘常荣就说要把货先拉到他家，其认为是朋友就没有阻止。但是到了焦家甘常荣父亲的小店后，甘常荣把所有的货物都卸了下来，并且对其有语言上的谩骂还要求其离开。其说其不能走，一来货物是朱贤的，二来朱贤是向王从花借钱买货的，要通知他们俩到场，然后其就电话通知了朱贤和王从花，他俩很快到了现场。期间，甘常荣报警，后来经派出所的民警当场调解，把借王从花的钱拿货物抵给了王从花，王从花当场拿走了货物，剩下的货物等法院处理，有结果后再处理货物。
甘常荣辩称：2013年12月10日与朱贤发生纠纷是事实，对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也予以认可，但是其拿走货物（水蛭）是有理由的，因为之前朱贤拿走了其的货物（水蛭），所以其用朱贤的货物来冲抵之前被他拿走的货物。其的行为是自救行为，110出警后也将此案确定为经济纠纷。第二次庭审中补充答辩意见：1.朱贤不是涉案水蛭的所有权人，涉案水蛭为通达水蛭合作社所有。2.其扣留涉案水蛭的行为是自救行为，因之前通达水蛭合作社欠其水蛭款。
为支持抗辩，甘常荣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本院递交下列证据：1.通达水蛭专业合作社与邵长木、王从花、甘常荣的合同，证明甘常荣等合伙人养殖的水蛭由水蛭专业合作社法人朱贤方负责收货。2.养殖现场照片，证明甘常荣等合伙人实施了合同约定的养殖水蛭的行为。3.李胜超的询问笔录，证明李胜超与朱贤是合作社的合伙人以及合作社与甘常荣发生了经济纠纷的事实。4.录音节录，证明李胜超与朱贤是合伙关系，以及合作社与甘常荣存在纠纷的事实。5.录音节录，证明甘常荣的水蛭都是由朱贤收走，并由李胜超卖掉的事实。6.过磅记录，证明甘常荣的水蛭湿货567斤，干货3.6斤，都由朱贤无偿收走的事实。在递交书证的同时，申请证人陶昌坤到庭作证，证明由陶昌坤本人经手，通达水蛭合作社拿走甘常荣的水蛭湿货567斤，干货3.6斤的事实。
证人陶昌坤当庭证言：2013年9月28日-2013年11月18日，其在甘常荣的水产养殖场工作，主要负责值班，在收购蚂蝗（水蛭）时和另外一个人负责过磅。其负责过磅的蚂蝗重567斤，过磅后由外地口音的王老板及王老板的姐夫用两部车拉走了。其不认识朱贤，王老板拉走567斤蚂蝗时不知道朱贤在不在场，王老板有没有付钱、什么时候付钱，其都不知道，这也不是其要过问的事情。
第二次庭审中，甘常荣向本院补充递交下列证据：1.协议一份，证明其扣留的水蛭为通达水蛭合作社所有，而不为朱贤个人所有。2.录音3段（当庭播放），第一段录音，是起诉前在朱贤家客厅，其及代理人，朱贤及其妻子，王从花等人当场，用其代理人的手机录制，证明其的货物被朱贤、李胜超等通达水蛭合作社的成员拿走、卖掉，未付货款的事实。第二段录音形成的时间、地点、人员同第一段录音，证明李胜超和朱贤是合伙关系，以朱贤为法人的通达水蛭合作社与其之间存在买卖水蛭纠纷的事实。第三段录音形成的时间、地点、人员同第一段录音，证明涉案水蛭不是朱贤个人的，而是通达水蛭合作社的，这批货存放在合作社的另一合伙人姚成栋处，且当天朱贤只向王从花借款7万元，自己并未拿钱出来买货的事实。在补充递交书证的同时，申请证人王成、姚成栋到庭作证，证明姚成栋将保管的通达水蛭合作社的水蛭交给朱贤，以及朱贤只给付7万元的事实。
证人姚成栋未出庭作证。证人王成的当庭证言为：其与朱贤、甘常荣均系朋友关系，朱贤买货那天，甘常荣说他没空去，叫其陪朱贤去大陇买货，其就陪朱贤去大陇开文具店的那家买水蛭的。是朱贤和开文具店的那个人谈的价格，有好几百斤货，具体多少钱一斤其不清楚，总的价格大约在十一、二万或十二、三万元左右，朱贤付了7万元，余款说第二天再给。买完货后，其看到了甘常荣，所有的货都放在一辆面包车上，其不知道面包车上有哪些人，其和朱贤乘坐的是另一辆车，后来其有事先走了，对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
甘常荣对朱贤递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申请播放光盘，法庭当庭播放了光盘）对光盘反映的事实无异议，只扣了朱贤的货物，多余的货物还给了王从花。2.朱涛当时不在现场，证言带有感情色彩，朱涛的证言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李胜超与朱贤关系很好，所以证言的效力很弱。王从花事发时也不在现场，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所述都是主观判断。三份笔录都反映出这是一起经济纠纷，都能证明其有货物被朱贤拉走了。3.对其他书证无异议。
甘常荣对证人李胜超、朱涛当庭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且证人只能证明货物被扣留的客观事实，而对涉案水蛭是朱贤个人的，还是通达水蛭合作社的均无从判断，也不能判断。同时证人也不能判断涉案水蛭中哪一部分是朱贤的，哪一部分是王从花的。
朱贤对甘常荣递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第一组、第二组证据都是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尤其是该两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李胜超的证言达不到甘常荣的证明目的。3.两份录音节录均与本案无关联性。4.过磅记录只是几组数字，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对甘常荣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递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协议是通达水蛭合作社各合伙人之间就合作社的内部运作达成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达不到甘常荣的证明目的。2.对于三段录音的形成没有异议，但三段录音均有删减，没有反映当时谈话的全部内容，对其有利的谈话内容全部被甘常荣删减了，还有甘常荣自己的讲话内容在录音里都没有反映，故不能证明其与甘常荣在此之前存在纠纷。达不到甘常荣的证明目的。
朱贤对证人陶昌坤、王成当庭证言的质证意见是：1.陶昌坤的证言不能证明是通达水蛭合作社收走了甘常荣的水蛭，相反，该证言证明了是甘常荣本人拉走了他自己的货。退一万步说，即便是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了甘常荣的货，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王成的证言恰恰证明了其拿钱购买水蛭的事实，不管货款是多少，但当天其付钱了，姚成栋也交货了，故其才是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二次庭审后，甘常荣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姚成栋主动来院提供证言，本院依法与其形成谈话笔录，内容如下：其和朱贤、李胜超、蒋晓华合伙成立通达水蛭养殖合作社，因为前期投资较大，朱贤和李胜超绝不会亏本的允诺也没有兑现，其和蒋晓华都想退股。后来朱贤打了12万元的欠条给蒋晓华，蒋晓华就退出了。其和朱贤经协商，朱贤同意将2013年度合作社养殖的全部成品干货水蛭交给其，买得的款项除应支付的员工工资、饲料款等费用外，其应净得12万元，如超出12万元，超过的部分给朱贤，如不足12万元，由合作社从2014年度水蛭养殖的收益中补足，为此，其和朱贤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其还拍了照片，用彩信发给了甘常荣）。2013年年底，合作社的水蛭收获后全部存放在其家中，其本打算将水蛭出售给他人，又怕朱贤知道了不好，所以以400元／斤的价格将干货水蛭全部卖给了朱贤，总共331.52斤、13.2608万元。但付钱时朱贤耍了个滑头，只付了7万元，到目前为止还欠其货款6.2608万元。其听说朱贤买货的当天，甘常荣将朱贤买的水蛭扣下来了。
朱贤对姚成栋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姚成栋在笔录中证实的情况大部分没有异议，姚成栋的笔录证明了其是以个人名义卖货的事实，同时证明了其总共购买了13.2万余元的清水吊干货（水蛭）。但对姚成栋笔录中反映其还欠货款6.2万余元的说法不予认可，因为按照其和姚成栋所签协议的约定，姚成栋应当用水蛭出卖款支付员工工资、饲料款、电费、药品等等费用共计6万余元，但上述费用其已经帮他垫付了，所以其不欠姚成栋的货款了。
甘常荣对姚成栋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涉案水蛭是从姚成栋处取得的没有异议，姚成栋接受了朱贤的7万元也无异议。但对姚成栋关于涉案水蛭是属于他的说法不予认可，此前因姚成栋和朱贤也发生了目前朱贤与甘常荣相同的纠纷，姚成栋扣留了朱贤的货物，后经护河派出所协调，由姚成栋暂时保管货物，所以涉案水蛭并不是姚成栋的，而是属于通达水蛭合作社的。对涉案水蛭的重量应以派出所的称重为准。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0日，朱贤从朋友王从花处借款7万元，与甘常荣、李胜超、朱涛等人一起，到当涂县大陇乡姚成栋家以400元／斤的价格购买成品水蛭300余斤，意欲运回当涂县出售。购得的水蛭放在甘常荣、李胜超乘坐的面包车上，朱贤乘坐另一辆车尾随。途中，甘常荣要求面包车掉转方向，将车开至当涂县焦家小学附近其父亲经营的小卖部处，将水蛭全部卸下，同车的李胜超阻止甘常荣卸货未果，遂报警。朱贤和王从花得知情况后赶至现场，在当涂县开发区派出所见证下，将水蛭称重，并分出175斤、价值7万元的水蛭给王从花拿走，剩下145斤水蛭仍存放在甘常荣处，派出所责令甘常荣在纠纷解决前不得擅自处置水蛭，但甘常荣在12月15日左右将水蛭出售，以致成讼。
上述事实有朱贤、甘常荣的当庭陈述，朱贤递交的身份证、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光盘、证人朱涛、李胜超、王成、姚成栋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甘常荣认可其扣留145斤水蛭并出售的事实，但辩称：一、朱贤不是涉案水蛭的所有权人，朱贤以个人名义主张权利属主体不适格；二、其与朱贤为法人的通达水蛭合作社有经济纠纷，此前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其养殖的水蛭但未给付货款，故其此次扣货的行为属自救行为。针对抗辩，甘常荣虽然递交了相关书证，同时申请证人当庭提供证言，但其递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支持上述两点抗辩意见并驳斥朱贤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由为：
一、为证明朱贤不是涉案水蛭的所有权人，甘常荣递交有姚成栋、朱贤署名的协议一份以及证人王成、姚成栋的证言佐证。但王成、姚成栋的证言不仅不能证明甘常荣提出涉案水蛭为通达水蛭合作社所有的抗辩，相反王成、姚成栋的证言与朱贤的陈述、朱贤方证人朱涛、李胜超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了朱贤以400元／斤的价格向姚成栋购买水蛭、当日给付货款7万元的基本事实，故，本案中现有的证据形成基本的证据链，证明朱贤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了涉案水蛭的所有权，朱贤以个人名义向甘常荣主张不当得利之债主体适格。
二、为证明与朱贤为法人的通达水蛭合作社有经济纠纷，此前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其养殖的水蛭但未给付货款的事实，甘常荣递交通达水蛭专业合作社与邵长木、王从花、甘常荣签订的合同、养殖现场照片、三段录音、过磅记录等书证以及证人陶昌坤的证言佐证。但合同及养殖现场照片只能证明甘常荣与通达水蛭合作社间有水蛭养殖的合作关系，不能证明甘常荣养殖的水蛭被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的情况；三段录音均不完整，据此形成的文字节录也不能证明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甘常荣养殖水蛭的情况；过磅记录仅为几组数字，没有记录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更无从得知交付人或领受人信息，故该份证据缺乏证据的基本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证人陶昌坤虽当庭确认其经手过磅甘常荣养殖水蛭的数量，但不能证明过磅后的水蛭被朱贤或通达水蛭合作社拉走、且没有给付甘常荣货款的情况。故，甘常荣递交的证据均不能佐证通达水蛭合作社曾经拉走其养殖的水蛭但未给付货款的事实，且退一步说，即使甘常荣上述抗辩意见真实存在，其扣押、截留他人财物的所谓“自救”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应不受现行法律的保护。
综上，甘常荣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扣留朱贤购买的水蛭，将其中的145斤擅自出售并获得收益，其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不当得利之债，朱贤向其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考虑涉案标的物水蛭为种类物，且已被甘常荣出售，无法返还原物，故本院依法支持朱贤要求甘常荣返还货款的主张。又因甘常荣、朱贤共同认可被扣留并出售的水蛭重量为145斤，朱贤及证人姚成栋、李胜超等人共同证实买售价为400元／斤，故本院确认货款金额为58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甘常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朱贤水蛭款58000元（145斤×400元／斤）。
本案受理费675元，由甘常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盛 梅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周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