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国泰大厦23楼。
法定代表人：杨伟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政，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国泰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
法定代表人：邹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斌，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国泰东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物流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10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泰物流公司返还清关费、进口包干费等费用合计5520979元。事实和理由：一、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供的《对账协议》，国泰物流公司股东郭璟、股东陆叶丈夫邹云（国泰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看过协议内容，是明知的，只是出于其他原因未在《对账协议》上签字，也未提出反对意见。且国泰物流公司系国泰文化传播公司、郭璟、陆叶、许可四个股东出资设立，因许可与《对账协议》确认的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没有表决权。因此，《对账协议》系国泰物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国泰物流公司章程显示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持有国泰物流公司51%的股权，是国泰物流公司超过半数的控股股东，就《对账协议》的签订，在履行了必要的征求意见情况下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具有决定权。即使国泰物流公司的用印并非其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在其他有权表决股东未提出明确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作为大股东作出同意盖章的决定，确认《对账协议》内容，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三、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开票付款的事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属于无效合同。国泰物流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利益，且国泰物流公司的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涉嫌触犯刑法规定的增值税发票罪。
国泰物流公司辩称，一、《对账协议》并不是国泰物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对账协议》对国泰物流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出股东徐可没有表决权，没有法律依据。首先，从国泰物流公司的工商登记看，国泰文化传播公司虽然持有国泰物流公司51%的股权，但涉及到公司的重大资产或者无偿转让公司资产时，应当由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方可执行。所以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主张持有51%股权就可以决定将国泰物流公司的公司财产无偿转让给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出国泰物流公司有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并且触犯了国家的刑法规定，此与事实不符。国泰物流公司一直为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代理国际信用证开证以及进出口业务，双方以前发生的业务都是开具了普通的代理发票，后来由于国家对发票制度进行改革，改为营改增方式，所有的服务型的发票全部改为增值税发票。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精神，开具增值税发票不是故意为了偷逃国家税收，并不是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故该行为不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关联企业，国泰物流公司一直为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代理国际信用证开证业务。当时在开证时和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客户明确约定开具信用证的业务费是1.5%，国泰物流公司收取其中的1%作为开证费用。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收取0.5%作为代理业务费，双方从2008年就按照此交易方式进行运营，当时双方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邹云，对此情况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是知道并认可的。国泰物流公司在一审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关于业务代理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据。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上诉请求。
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泰物流公司返还清关费、进口包干费等费用合计5520979元；2.诉讼费用由国泰物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27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国泰物流公司向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开具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载明收费内容为进口包干费）、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载明开票项目为进口包干费）、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代理进口包干费）等发票69份，价税合计5520979元。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向国泰物流公司的付款凭证上载明为运费或包干费，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最后付款日期为2014年7月22日。2014年10月22日，国泰物流公司向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支付了317560元，付款凭证载明为还款。此后双方无款项往来。
2015年6月30日，国泰物流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分别交由游铮和张瑜保管。游铮系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会计，张瑜系江苏国泰华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才东升）办公室主任。
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系国泰物流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名称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东方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变更为现名称。2014年9月29日，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邹云变更为才东升，2016年4月28日，又变更为杨伟才。
一审审理中，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供了《对账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是：甲方为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乙方为国泰物流公司；双方2008年3月27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68份发票涉及的业务内容，甲方并未委托乙方提供相关服务，乙方也未向甲方提供包括代理进口、清关在内的包干物流服务，乙方确认发票系空开，甲方依据上述发票已向乙方支付了发票款项合计5520979元，乙方同意将上述发票款项全额返还给甲方。该《对账协议》甲方处有才东升签名并加盖了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公章，乙方处加盖了国泰物流公司公章。
国泰物流公司对上述《对账协议》质证认为：我公司从未认可过该《对账协议》，未在该协议上用过印章，也不知该协议是如何形成的，2015年6月30日，我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指派的人收取，该《对账协议》并非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我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
一审法院认为，国泰物流公司的公章于2015年6月30日交由张瑜保管，在《对账协议》所载明的日期2016年4月1日前后，张瑜所在公司与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加之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系国泰物流公司的股东，国泰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亦由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会计游铮保管，可以推定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已实际控制了国泰物流公司的公章，在该种情况下，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应当对其控制国泰物流公司公章期间该公章的使用情况负举证责任，即证明加盖国泰物流公司公章材料系国泰物流公司的意思表示。而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供的《对账协议》无任何国泰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亦未提供公章使用记录证明系国泰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在《对账协议》进行盖章，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该《对账协议》系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单方制作形成，对国泰物流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故此，一审法院对《对账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定。
关于国泰物流公司是否应该返还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涉案发票记载价款的问题。首先，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国泰物流公司自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票记载的涉税项目明确，金额巨大，如果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确实需要委托他人进行发票记载的事项而国泰物流公司实际未完成，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在收到国泰物流公司的发票和付款时即能发现问题，特别是该往来持续数年，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如今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且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应提供发票记载事项是由他人完成的证据以佐证其主张。其次，如果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本身不需要进行发票记载的事项，那就更不应该收取国泰物流公司的发票并付款了。再次，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系国泰物流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国泰物流公司经营的相关资料，对于国泰物流公司存在的空开发票等经营异常问题通常也能及时发现。基于以上分析，国泰物流公司对双方往来的陈述更接近客观真实，也就是不管发票所载业务是否真实发生，开票和付款都是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国泰物流公司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所举证的《对账协议》对国泰物流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仅凭发票及付款凭证尚不能构成其要求国泰物流公司返还相应价款的证据链。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碍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47元，由国泰文化传播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审中，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提供了从2009年2月18日到2014年5月29日期间的28份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以证明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代理的永瑞公司和业泰公司橡胶进口业，货物到港以后由其他公司进行报关、报验，以证明并非由国泰物流公司提供相关的物流服务。国泰物流公司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同时，双方当事人确认国泰物流公司的公章由张瑜保管，国泰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由游铮保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对账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内容涉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国泰物流公司的公章在该协议签订时保管于张瑜处，此时张瑜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东升亦系本案双方当事人时任法定代表人，且国泰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亦保管于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会计游铮处，故一审法院认定国泰文化传播公司在《对账协议》签订时已实际控制了国泰物流公司公章并无不当。因此，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理应举证证明《对账协议》上加盖国泰物流公司公章系国泰物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使用国泰物流公司公章系国泰物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作为持有国泰物流公司51%股权的股东，并不当然认定其作为股东身份予以同意即能代表国泰物流公司认可《对账协议》，更何况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系《对账协议》的受益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对账协议》对国泰物流公司并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国泰物流公司是否应当返还本案所涉价款的问题。本案所涉发票时间跨度达自2008年3月至2014年8月六年多，所涉金额达5520979元，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直到2016年才主张返还，不符常理。本案双方当事人为关联公司，国泰文化传播公司更是国泰物流公司的大股东，完全可以及时查阅国泰物流公司有关经营、财务等资料，及时发现问题。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或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故国泰文化传播公司仅凭发票、付款凭证主张返还款项，依据并不充分，本院碍难支持。
综上所述，国泰文化传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47元，由江苏国泰国际集团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毅颖
审 判 员 高小刚
代理审判员 夏玉琴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邹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