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3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勇，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侯建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旸，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1号。
负责人：王季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正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总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北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0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正勇、被上诉人信达总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森、周旸、原审第三人信达湖北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正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正勇于2016年12月19日提交的《补正、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所列如下六项诉讼请求：一、确认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自2012年6月5日起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自2013年6月5日起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二、判令信达总公司继续履行与朱正勇2013年6月5日依法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继续为朱正勇提供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岗位及对应的劳动条件；三、判令信达总公司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水平，支付两部分绩效工资共计343453.51元，其中：1、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总部拖欠的按月固定额度支付的绩效工资220716.23元，其中：2013年8月至12月每月税前16272元、小计81865元，2014年1月至7月每月税前19835.89元（16373×1.2115），小计138851.23元。2、以年终奖形式一次性支付的绩效工资：2013年年终奖差额部分122737.28元（186068×1.2115=225421.38元；225421.38-102684.1=122737.28元）。四、判令信达总公司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水平，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的工作餐费每月800元，共计9600元和交通费每月1000元，共计12000元；五、履行信达总公司《员工调配管理规程》第5.2.3条第5）项、第5.1.7条，以报销房租方式向朱正勇支付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2日每月3000元的住房租金补贴，共计39000元；六、由信达总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争议焦点：经过信达湖北分公司同意，朱正勇以“信达湖北分公司员工”身份，参加并通过信达总公司组织的“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岗位竞聘程序是否构成与信达总公司达成了改变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调动”类型员工纵向调配合意，隶属关系与劳动关系皆由信达湖北分公司变为信达总公司，信达总公司承担“总部人力资源部直接办理调动手续”的义务？证据争议焦点：信达总公司2015年10月19日出示的证据1、4份《借调函》（2010年26号、2011年16号、2012年2号、2012年13号）与上述争议事实有无关联，对信达总公司的事实主张有无证明力，是否应该采信？法律适用争议焦点：本案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或第三条，还是适用第四十八条？二、原一审2015年西民初字第0616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2012年6月5日，朱正勇通过公开竞聘程序被聘为信达总公司的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此后其与信达总公司是否仍为借调关系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并已经证明：经过信达湖北分公司同意，朱正勇以“信达湖北分公司员工”身份，参加并通过信达总公司组织的“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岗位竞聘程序，竞聘上岗，构成与信达总公司达成了改变隶属关系、劳动关系的“调动”类型员工纵向调配合意，隶属关系与劳动关系皆由信达湖北分公司变为信达总公司，信达总公司承担“总部人力资源部直接办理调动手续”的义务，调动手续办理与否不是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三、（2016）京0102民初20515号民事判决错误的采信信达总公司2015年10月19日出示的证据1、4份《借调函》（2010年26号、2011年16号、2012年2号、2012年13号），该项证据由4份信达总公司非公开、单方面制作、且各自孤立的《借调函》拼凑而成，与本案争议无关联。四、基于本案全部证据，2016年12月19日朱正勇当庭提交《补正、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在“事实与理由”中已经证明：朱正勇提交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之间就建立劳动关系，并同时与信达湖北分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存在意思联络并达成了合意，信达总公司、信达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五、一审法官经办本案以来，故意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剥夺朱正勇依法自由充分表达诉求、完整陈述事实理由的权利，让书记员记录其恶意篡改的朱正勇诉求和案件事实陈述，并阻止书记员记录朱正勇的真实意思表达；剥夺朱正勇的证据质辩、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权利。六、一审法官违反法律规定，不依法回应朱正勇的《阅卷申请书》、《查阅庭审录像申请书》、《法庭笔录补正申请书》，违法剥夺朱正勇的阅卷权利及对法庭笔录中错误和遗漏申请补正的权利，以非法编造的法庭笔录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七、一审法官与信达总公司、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具有侵害朱正勇合法权益的意思联络，其已由独立、公正的裁判者，沦为深度插手、干涉本案诉争的利害关系人和信达总公司的代言人。八、侵蚀人民陪审制度的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九、朱正勇已举报一审法官的违法办案、故意侵权行为。十、一审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用“走过场”架空回避制度、纪检监察机制，包庇、纵容一审法官等司法人员违法使用审判权、蓄意侵害朱正勇的合法权益，违法作出证据采信、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判决结果严重不公的（2016）京0102民初20515号民事判决。党中央、最高院、人民日报有公正司法的指示、强调及报道，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正勇的全部上诉请求。
信达总公司辩称，不认可朱正勇的上诉请求，认可一审判决。
信达湖北分公司述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法院驳回上诉。
朱正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自2012年6月5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且2013年6月5日后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2、信达总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恢复朱正勇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的工作岗位及相应的劳动条件；3、信达总公司向朱正勇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期间拖欠的月度绩效工资220716.23元、2013年度的年度绩效奖金差额部分税前122737.28元，两项共计343453.51元；4、信达总公司向朱正勇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期间餐补9600元、交通补贴12000元；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的租房补贴45000元；5、撤回原请求中第五项要求信达总公司赔偿克扣朱正勇2013年度奖金差额部分的赔偿金279859.9元的诉讼请求；6、信达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6月朱正勇进入信达湖北分公司工作（当时名称为武汉办事处）。2001年1月，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该武汉办事处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2010年3月22日，信达总公司向各办事处发出（信人力[2010]18号）《关于选聘专职审查人员和联审委员的通知》，在全公司范围内选聘若干专职审查人员和联审委员。该《通知》聘期管理项中载明“办事处员工聘任为专职审查人员、联审委员，原则上聘任期一年（专职审查人员可适当延长），按总部借调人员管理”。
2010年4月23日，信达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各相关办事处发出《关于面试专职审查员和联审委员的通知》，将朱正勇列入专职审查员的面试名单，并要求朱正勇2010年4月26日到总部报到，参加4月27日的面试。
2010年4月29日，信达总公司向武汉办事处发出2010年26号《借调函》，借调朱正勇到信达总公司资产处置审查部工作，借调期限为2010年5月6日至2011年5月6日。《借调函》还载明“借调期内，借调人员职务聘任和晋升、档案工资晋级、人员统计、档案管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申报等由原单位负责；借调人员的基本工资、福利待遇由原单位发放，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单位缴费由原单位负责；借调人员绩效工资由调入单位发放。”
2011年5月1日，信达总公司第2次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2011年16号《借调函》，继续借调朱正勇到信达总公司资产处置审查部工作，本次的借调期限为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此借调期限的延长，信达总公司、信达湖北分公司表示三方知悉，朱正勇则表示部门领导李建中在第一次借调期满前向其口头要求借调延期，朱正勇也确实在2011年5月6日后在借调岗位上继续工作且待遇不变，但对信达总公司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是否办理了或如何办理的延长借调期限手续，朱正勇表示并不清楚。
2012年1月1日，信达总公司第3次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2012年2号《借调函》，继续借调朱正勇到信达总公司资产处置审查部工作，本次的借调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对此，信达总公司及信达湖北分公司意见同上，朱正勇表示完全不知情。
2012年5月17日，信达总公司向总部各部室、各分公司、各子公司发出（信总发【2012】34号）《关于总部职能组主管岗位竞聘有关事宜的通知》，对公司总部79个职能组主管岗位进行公开竞聘，其中在集团范围内进行公开竞聘的岗位12个。朱正勇报名参加了此次公开竞聘，信达湖北分公司在朱正勇的竞聘报名表上签章同意。
2012年6月5日，信达总公司向总部各部室发布（信总发【2012】39号）《关于明确各部室职能组名称及主管的通知》，在公布的竞聘结果中，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显示为“朱正勇（湖北分公司）”。
2012年6月12日，信达总公司第4次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2012年13号《借调函》，继续借调朱正勇到信达总公司业务审核部工作，本次的借调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对此，朱正勇称这次是信达总公司对总部管理岗位的竞聘，与朱正勇借调的技术性岗位性质不同，且没有聘期时限。根据信达总公司《调配管理规程》的规定，朱正勇本次竞聘上岗是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就员工纵向调配达成的合意，直接导致隶属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改变，产生了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效力。6月12日的《借调函》，朱正勇根本不知情也不认可。对此，信达总公司及信达湖北分公司均表示朱正勇竞聘上岗仅仅是工作岗位的变换，并不改变朱正勇为信达湖北分公司借调人员的隶属关系，更不能产生朱正勇所谓与原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效力。本次延期借调，信达总公司与信达湖北分公司正常履行了手续，朱正勇对此知情且认可。
2013年7月17日，朱正勇填写《借调期满考核表》并签字确认。该表记载朱正勇“借调单位（部门）名称：业务审核部；原单位（部门）名称：湖北分公司；借调时间：2010年5月；期满时间：2013年6月。”该考核表“本人借调期工作小结”部分，朱正勇书写了“2010年5月至今，本人借调到总部业务审核部（原资产处置审查部），通过竞聘，担任专职审查人、综合组主管……”。当日，业务审核部经理张远柱，批注“建议在系统内招聘一名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文字综合能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审核部综合组主管，之前仍由朱正勇同志延期留任。”次日，信达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该《考核表》总部人力资源部意见一栏批注“根据公司借调人员有关规定、本人表现及工作需要，朱正勇同志按期返回分公司。商业务审核部，其主管岗位由部门其他主管代为行使。”对此，朱正勇表示《借调期满考核表》是张远柱经理表示公司人力资源部让朱正勇填写的，并没有说明填表目的。
2013年7月24日，信达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2013年1号《借调结束函》，载明“按公司借调人员有关规定，朱正勇借调期满，经研究决定返回分公司工作。自2013年8月1日起，其绩效工资、组织关系等转回分公司，有关费用由分公司报销”等内容。对此，朱正勇表示曾与张远柱经理、公司主管副总裁理论，要求办理正式工作调动手续，但均被拒绝。
2013年8月1日，朱正勇向信达总公司总部机关党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提交了《工作调动申请书》，该申请书中朱正勇写有“作为一个应聘进入总部工作的分公司借调人员……”、“考虑业务审核部人员紧张的实际情况，考虑本人借调以来长期的、一贯的、良好的工作表现，启动有关审核、复议程序，重新审查相关决策依据、批准我正式调入总部工作”等字样。此后，朱正勇又通过不同方式提交申请，表示不接受《借调结束函》并要求调入信达总公司。
2013年8月5日，信达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向业务审核部作出（2013年2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单（结束借调）》，告知该部门“借调员工朱正勇借调期至2013年7月31日结束，经研究决定，同意其返回原单位工作，请按规定办理有关调出手续”。自2013年8月起，信达总公司不再向朱正勇支付绩效工资、岗位补贴、年度奖金。
2013年8月28日，信达总公司业务审核部向总部各部室及各分公司发出《关于总部业务审核部综合主管变更的通知》，内容为“由于工作变动，朱正勇不再担任总部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一职，相关工作由王鉥亮负责”。当日，朱正勇的公司邮箱及无纸化办公平台被除权关闭。
2013年12月25日，信达湖北分公司向朱正勇发出《通知》，告知朱正勇2013年7月24日信达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送了（2013年1号）《借调结束函》，通知朱正勇的工作借调己结束，自2013年8月1日起到信达湖北分公司报到上班，且2013年8月27日总部机关党委已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来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将朱正勇的组织关系转回信达湖北分公司。由于朱正勇至今未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工作并参加有关组织活动，要求朱正勇于2014年1月2日到信达湖北分公司参加2013年度全体员工现场述职述廉暨综合考评大会。对此《通知》，朱正勇表示收到，但认为自己已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未予理会。
2014年2月18日，信达湖北分公司再次向朱正勇发出《通知》，重申朱正勇借调工作已经结束，并告知朱正勇至今未回信达湖北分公司报到上班、未参加信达湖北分公司2013年度全体员工现场述职述廉暨综合考评大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信达湖北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朱正勇自接到本《通知》一周内速到信达湖北分公司报到上班，否则信达湖北分公司将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停发朱正勇工资及福利，并保留视情况采取进一步处理措施的权利。对此《通知》，朱正勇仍以上述理由不予理会。
2014年3月11日，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通知》，决定自2014年3月起朱正勇的月基本工资在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后按1000元标准进行发放，其余部分暂作挂账处理。
另查，朱正勇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均由信达湖北分公司发放、缴纳至今。2010年5月6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信达总公司向朱正勇支付了月绩效工资、岗位补贴以及相应的2013年度奖金。诉讼中，朱正勇主张信达总公司拖欠其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期间的月度绩效工资、餐费补贴、交通补贴。对此，信达总公司表示2013年8月起朱正勇借调期已满，信达总公司无义务再向其发放绩效工资及各类岗位补贴。另，朱正勇以2012年年度奖金标准为基数，结合信达总公司2014财年员工薪酬总额增长率，认为信达总公司除向其支付的102684.1元2013年年度奖金外，尚欠122737.28元。对此，信达总公司表示公司年度奖金每年都是独立核算的，朱正勇自己计算的方式没有依据，信达总公司已经向朱正勇发放了2013年7月31日前的年度奖金，借调结束后不再支付。朱正勇还向信达总公司主张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每月3000元的房租补贴，对此，信达总公司表示2013年7月之前，可以为朱正勇凭票报销，但之后双方借调关系结束，不再负担。
再查，2014年朱正勇以信达总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
1、撤销人力资源部2013年7月底下发的《借调结束函》（2013年1号），批准朱正勇2013年8月、2014年2月提出的获得与其他3名分公司借调主管平等的工作机会——调入总部工作，得到完全平等的工作权利；
2、撤销业务审核部总经理张远柱2013年9月3日在“结束借调通知单”（2013年2号）上作出的“请通知本人办理交接手续。朱正勇工作交给王鉥亮”的批示及其剥夺朱正勇工作岗位和劳动权利的错误操作，批准朱正勇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3月23日期间提交的《关于督促张远柱同志执行信总发〔2012〕39号文、立即恢复本人工作岗位的请示》、《关于责令张远柱同志执行信总发〔2012〕39号文、立即恢复本人工作岗位的请示》、《关于责令张远柱同志遵守党纪国法停止侵害员工劳动权利的请示》、司务公开信息申请书（201402号）、司务公开信息申请书（201404号）提出的诉求，恢复信总发〔2012〕39号文中所聘任朱正勇的工作岗位；
3、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的水平，支付朱正勇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总部拖欠的薪酬，每月税后13284.75元，并按100%的标准加付赔偿金；
4、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水平，支付2013年年度奖金差额51303.11元，并按100%的标准加付赔偿金；
5、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水平，支付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的工作餐费每月800元和交通费每月1000元；
6、按照不低于同类岗位人员水平，报销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2日的房屋租金，按每月3000元标准要求；
7、承担因补发薪酬、报销费用而给朱正勇额外增加的纳税负担。
8、支付仲裁复印费、打印费233元。
2015年1月8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仲字（2014）第2258号裁决书，驳回了朱正勇的全部申请请求。裁决后，朱正勇不服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06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自2012年6月5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且自2013年6月5日起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信达总公司支付朱正勇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2日税后工资147353.84元；信达总公司为朱正勇报销房屋租金3500元。判决后，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双方不服，均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6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民终2856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存在利害关系，需信达湖北分公司参与核实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信达总公司对朱正勇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的抗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现朱正勇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与仲裁的事项系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相互之间具有依附性，故法院对此予以处理。
根据查明的事实，2001年1月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前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武汉办事处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签订了相应的劳动合同。2010年5月6日，朱正勇经报名、初试、面试、审批后借调至信达总公司从事专职审查人员工作。为此，信达总公司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了《借调函》，确定了两公司在朱正勇借调期间由信达湖北分公司负担朱正勇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信达总公司负担朱正勇绩效工资及岗位补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述事实，各方均表示认可，法院予以认定。首次借调一年期满后，朱正勇继续留任，信达总公司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办理并发送了3次延期手续。对于借调延期手续，朱正勇虽不知情、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
2012年6月5日，朱正勇在借调期间征得信达湖北分公司许可后，以分公司借调人员身份通过公开竞聘程序担任信达总公司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对此，朱正勇认为自己通过上述岗位的竞聘成功，已与信达湖北分公司解除或终止了之前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与信达总公司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信达总公司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对朱正勇的上述理解不予认可，表示朱正勇通过竞聘仅是在借调期间的工作岗位上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并不因此发生变动。就此，法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各方提交的证据，认定上述竞聘上岗行为不能产生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效力。理由如下：
首先、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应由劳动者或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通过主张权利或协商一致的形式明确作出。本案中，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直延续，双方均没有做出解除或终止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信达湖北分公司至今仍在向朱正勇履行着支付基本工资、缴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用人单位义务，且朱正勇一直未就此事实表示任何异议，故在此情况下，认定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其次、信达总公司在朱正勇借调期间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履行有连续、完整的借调手续，且该手续在朱正勇竞岗前后均对借调期内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任何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朱正勇虽表示对后三次借调延续手续不知情、不认可，但该主张与其在借调期满后自行书写《借调结束函》、《工作调动申请书》中对自身系借调人员的身份确认、借调起止期限以及向信达总公司提出为其办理正式调动手续的记载明显不符。据此，法院无法认定在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就建立劳动关系存在意思联络并达成了合意。
第三、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借调、聘用、选任均为其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事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自主进行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行为，人民法院无需调整。本案中，信达总公司在其集团范围内借调、聘用、选任员工，手续正当、期限明确，法院予以确认。朱正勇虽对其它借调人员最终正式调入信达总公司提出疑议，但未就信达总公司在借调期内不为朱正勇正式办理调动手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加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
基于前述认定及理由，法院对朱正勇要求确认与信达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恢复工作岗位及相应劳动条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因朱正勇借调期限已于2013年6月30日届满，且应于2013年8月1日后返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工作，故法院认定信达总公司在2013年8月1日后，不再负有向朱正勇支付绩效工资、年度奖金及岗位补贴的义务。据此，法院对朱正勇要求信达总公司支付绩效工资、年度奖金差额、餐费补贴、交通补助以及2013年8月之后房租补贴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朱正勇关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房租补贴的请求，因信达总公司表示此系朱正勇借调及办理工作交接期间的正常待遇，同意为朱正勇报销，且朱正勇提交了相应的租金发票，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法院核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判决：一、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朱正勇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租房补贴9000元；二、驳回朱正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1年1月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前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10年5月6日，朱正勇经报名、初试、面试、审批后借调至信达总公司从事专职审查人员工作。为此，信达总公司向信达湖北分公司发出了《借调函》，确定了两公司在朱正勇借调期间由信达湖北分公司负担朱正勇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信达总公司负担朱正勇绩效工资及岗位补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后，朱正勇与信达总公司之间建立借调关系，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
2012年6月5日，朱正勇在借调期间征得信达湖北分公司许可后，以分公司借调人员身份通过公开竞聘程序担任信达总公司业务审核部综合业务组主管。对此，朱正勇主张自己竞聘上述岗位成功，已与信达湖北分公司解除或终止了之前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与信达总公司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信达总公司与信达湖北分公司对朱正勇的主张不予认可，表示朱正勇通过竞聘仅是在借调期间的工作岗位上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并未因此而改变。
对于朱正勇的上述竞聘上岗行为是否能产生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或终止、并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效力，本院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在信达总公司的竞聘公告等文件中没有对于借调人员竞聘上岗后劳动关系归属问题做出明确说明。
其次，朱正勇与信达湖北分公司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均未做出过解除或终止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也未办理相关手续，信达湖北分公司在朱正勇被信达总公司借调后履行着支付基本工资、缴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用人单位义务，并且在朱正勇竞聘上岗后亦未发生过变化。另一方面，信达总公司没有与朱正勇签订过劳动合同。
第三，在朱正勇借调期间，信达总公司与信达湖北分公司之间履行有连续、完整的借调手续，该手续在朱正勇竞岗前后均对借调期内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其中并无信达总公司与朱正勇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朱正勇虽表示对后三次借调延续手续不知情、不认可。但朱正勇在借调期满后自行填写的《借调期满考核表》、《工作调动申请书》中对自身系借调人员身份及借调起止期限均有所确认。
最后，信达总公司在其集团范围内借调、聘用、选任员工，手续正当、期限明确，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违规之处。
综上所述，朱正勇要求确认与信达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恢复工作岗位及相应劳动条件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朱正勇借调期限已于2013年6月30日届满，朱正勇应于2013年8月1日后返回信达湖北分公司工作，其未与信达总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此后亦未给信达总公司提供劳动，故朱正勇要求信达总公司支付2013年8月1日后的绩效工资、年度奖金差额、餐费补贴、交通补助及房租补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房租补贴，信达总公司表示此系朱正勇借调及办理工作交接期间的正常待遇，同意为朱正勇报销，且朱正勇提交了相应的租金发票，一审法院核定具体数额予以支持，正确无误。
综上所述，朱正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正勇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猛
审判员 史 伟
审判员 卜晓飞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倩
书记员 杜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