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湘0224行初20号原告谭件奴，男，1950年5月5日生，汉族，茶陵县人。原告廖聪娇，女，1953年5月28日生，汉族，茶陵县人。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廖香明，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茶陵县。法定代表人陈志勇，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建平，男，1959年5月18日生，汉族，茶陵县人。委托代理人向华，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谭利军，男，1978年9月1日生，汉族，茶陵县人。原告谭件奴、廖聪娇不服被告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茶陵县住建局”）给第三人谭利军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件奴、廖聪娇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廖香明、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建平、向华、第三人谭利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于2016年3月15日向第三人谭利军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告谭件奴、廖聪娇诉称，原告夫妻因住房困难，于1991年底在茶陵县原下东公社东山坝大队洋岭组建造了一栋房屋，分别于1996年12月31日和1999年9月29日办理了国土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期间也于1992年4月20日购买了房前屋后的空余土地。因茶陵县人民政府建设朝阳街的需要，前述土地、房产正在朝阳街红线范围内，两原告积极配合政府的征收工作，于2011年10月12日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协议》，根据该征收协议，两原告分得了6厢地基共352.8㎡，同时获得了近40万元的补偿款。两原告2012年在分得的两厢地基上建造了一栋房屋自住，即本案所涉地基。本案所涉的新老房屋的不动产所有权都系两原告享有，但不久前得知，该新房屋及土地的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6年3月办在第三人名下。现原告夫妻的居住问题已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撤销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两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7年建房地基协议、1988年城镇居民私人建房征用土地使用证、1990年茶陵县国土管理局补办用地手续通知、1992年建房地基文契、1996年土地使用权证、1999年房屋产权证、1999年房屋共有权证，拟证明本案所涉房屋的土地及房产在征收前系原告所有的事实；2.2011年房屋征收协议两份，拟证明原告与茶陵县建设局签订了房屋征收协议；3.建房合约、房屋装饰包工价目、水电安装价目、乔迁礼单,拟证明本案所涉房屋系原告于2012年建造；4.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被告无故将本案所涉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给了第三人。被告茶陵县住建局辩称，1.申请规划许可的是本案第三人谭利军，其申请符合规划许可的法定条件，且其与原告谭件奴达成了赠与协议的内容，答辩人依法许可并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为并无错误；2.答辩人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仅是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用地性质、建设规模等，并非是确认不动产权属的有效证照，更非以此可以认定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权属；3.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维持答辩人的行政行为。被告茶陵县住建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被告的法人证书，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及基本情况；2.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被告颁发的规划许可仅是许可建设用地行为，并非是确认不动产权属的有效证照；3.《湖南省城市规划区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表》及谭利军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拟证明规划许可的申请人为谭利军及其基本情况；4.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被拆迁人谭利军、谭件奴）、茶陵县城市建设拆迁户《规划许可证》办理审批表、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审批单、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谭件奴的证明，拟证明被告的规划许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5.被告的规划许可行为的法律依据有城市规划法、湖南省实施城市规划法办法、行政许可法以及茶政办发〔2014〕54号《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规划区内私人建房审批程序的通知》。第三人谭利军述称自己是按照拆迁合同向被告申请办理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其有权利申请办证。第三人谭利军未提交证据及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方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意见：1.对谭件奴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对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确定的许可用地单位有异议，该用地单位的确定与后续办理相关权属证件有关联，后续不动产权证都是依赖于该证，它是最重要的环节；3.谭利军的申请表一系列需要审查的过程都是空白的，没有经过程序把关；4.谭件奴的证明是虚假的，不是其本人所写，且该证据出具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本案许可证是2016年3月15日颁发的，时间上有矛盾；5.与被告单位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有两份，其中有一份协议只有谭件奴一个人的名字，作为拆迁单位的被告应该搞清楚土地到底是谁的，不能仅凭拆迁协议上有谭利军的名字就办证给谭利军，况且协议上谭利军的名字还是谭件奴签的，土地、房屋是谁的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人当庭承认其为办国土使用证而以谭件奴的名义向县国土局出具了一份证明，拆迁协议上其名字是谭件奴代签的，办规划证的工本费560元系其缴纳，超面积补差价的款项是拆迁办直接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的，其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方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在本案规划许可证申办之前，所涉房屋已被征收，不存在所有权；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中一份征收协议中谭件奴、谭利军都是被拆迁人，故依此向谭利军颁证，另一份协议书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综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所指向的内容均为两原告为被征收房屋及土地的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而本案所涉行政许可行为是针对征收后补偿安置协议作出的，前述权属已被后面的补偿所替代，故该组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予采纳；证据2中的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采纳；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证据4，系本案讼争的行政许可文本，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二）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方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三组证据的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纳；证据4中以谭件奴的名义出具的证明，形成时间后于本案所涉许可证的颁发时间，与本案无关，依法不予采纳，证据4中除此之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依法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系夫妻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谭件奴在原下东乡东山坝村洋岭组购地建了一栋私宅，90年代初，其又向该组将所建私宅旁的空地买得。1996年12月31日，茶陵县国土局为谭件奴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确定土地使用面积为260.8㎡；1999年9月29日，茶陵县人民政府为谭件奴颁发了房屋产权证，载明总建筑面积为214.79㎡，共有人为廖聪娇。2011年，茶陵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朝阳街，谭件奴的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在规划红线范围内，故同年10月12日，茶陵县建设局（本案被告的前身）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及其子亦即本案第三人谭利军签订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被拆迁人同意将其使用面积为104.3㎡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同一日，茶陵县建设局仍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另签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被拆迁人同意将其建筑面积为444.14㎡的房屋及其所有附属设施一并征收，并将其使用面积为156.49㎡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并补偿其人民币328390元，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在庭审中，谭件奴陈述“协议一”上之所以被拆迁人有谭利军，是因为考虑到“以后好立户，免掉一些手续费”，且谭利军的名字系其代签，谭利军对此当庭认可。之所以存在两份协议，谭件奴的代理人称“协议一”征收的是空地，“协议二”征收的是房屋及附属设施与房屋宅基地。因谭件奴系被拆迁户，故其在未办理用地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在上述安置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一幢二厢的房屋并入住。2016年3月9日，谭利军以其名义向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填写了申请表，并提交了“协议一”、被拆迁户名为谭利军、谭件奴的《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审批单》、户主姓名为谭件奴、谭利军的《茶陵县城市建设拆迁户办理审批表》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缴纳了办证工本费，该局于2016年3月15日向其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嗣后，谭利军就同一宗地以自己的名义又相继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土使用证》，并对该宗地上的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且以该房产向他人抵押借款。在庭审中，谭利军陈述其父母不知道其去办证的事情，但其强调“协议一”上有其名字，故有权利申请办证。针对“协议一”上被拆迁人有谭件奴、谭利军两人，而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人仅谭利军一人的情况，茶陵县住建局的代理人在当庭解释称，根据茶政办发〔2014〕54号《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规划区内私人建房审批程序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规划局不得办理联建手续”，此处的“规划局”与原茶陵县建设局后合并为茶陵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即本案被告。后谭利军未偿还借款，债权人因此而诉诸法律，要求处理抵押的房产。谭件奴、廖聪娇遂具状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立即撤销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院认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建设单位在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征用、划拨土地前，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位置和范围符合城市规划的法定凭证，是建设单位用地的法律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7条规定，该证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茶陵县住建局系茶陵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承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工作，故其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谭件奴系被告茶陵县住建局为第三人谭利军颁发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依据的“协议一”的被拆迁人之一，原告廖聪娇系谭件奴之妻，故其二人均与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发证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故其二人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原告谭件奴、廖聪娇基于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向第三人谭利军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服而提起诉讼，故本案系不服城市规划管理行政许可纠纷。经审理查明可知，“协议一”与“协议二”所涉被征收房产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系原告谭件奴夫妻享有，但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原告谭件奴自愿将其名下的房产与空地分开征收，将其子即第三人谭利军作为空地的被拆迁人之一与其一同作为安置补偿对象，与拆迁人签订了“协议一”，此系原告谭件奴对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处分行为。“协议一”签订后，原告谭件奴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即交由拆迁人收归国有，原告谭件奴的使用权便不复存在，而据“协议一”所获得的安置补偿宅基地的所有权应属于原告谭件奴与第三人谭利军共同共有，则第三人谭利军有权依据“协议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根据第三人谭利军提交的书面申请、“协议一”以及相关的审批手续，经审核后向其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虽然“协议一”上被拆迁人署名为两人，但根据茶政办发〔2014〕54号《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规划区内私人建房审批程序的通知》中“规划局不得办理联建手续”的通知精神，被告茶陵县住建局只能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在其中一人的名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仅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位置和范围符合城市规划的法定凭证，并非所涉宗地上不动产的权属证明文件。针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提出的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的起诉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的抗辩意见，虽然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发证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距两原告起诉已逾一年三个月，但两原告称第三人谭利军是瞒着他们去办证的，第三人谭利军也认可该事实，而被告茶陵县住建局负有举证证明两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已经申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举证责任而不能，故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茶陵县住建局辩称原告谭件奴与第三人谭利军已达成赠与协议，因被告茶陵县住建局据以抗辩的证据即所谓的谭件奴的证明，形成于本案所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之后，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评判，故对被告茶陵县住建局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谭件奴、廖聪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帐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株洲金汇支行，收款单位：株洲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帐号5017330100016。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 判 长  龙志勤人民陪审员  龙 涛人民陪审员  张刘生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代书 记员  谢 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