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05民初6584号
原告（反诉被告）：吐尔孙江*艾孜孜，男，1974年7月18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委托代理人：黄利颖，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男，1974年4月15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被告：高克俭，男，195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委托代理人：唐家桐，广西东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高克明，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
委托代理人：黄忠东，广西桂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廖育新，男，197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唐金明，广西东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麦建东，广西东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男，1974年4月15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第三人：艾合麦提*卡日，男，1987年2月3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第三人：艾尼*依明阿吉，男，1968年6月5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第三人：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男，1970年1月7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址：新疆阿图什市，
四个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利颖，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诉被告高克俭、被告高克明、被告廖育新及第三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第三人艾合麦提*卡日、第三人艾尼*依明阿吉、第三人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受理后,被告高克明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水妮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韦玲玲、麦志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6月5日对本诉与反诉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的委托代理人黄利颖，被告高克俭的委托代理人唐家桐，被告高克明的委托代理人黄忠东，被告廖育新的委托代理人唐金明、麦建东，第三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第三人艾合麦提*卡日、第三人艾尼*依明阿吉、第三人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利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诉称：2015年10月20日至12月2日期间，被告从原告处购买了304300元的新疆阿图什木纳格葡萄。原告依约已将货物发出，并由被告签收。但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6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尚欠货款数额并自愿按照约定支付货款。时至今日，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货款，尚有304300元货款没有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4300元，各类损失25000元及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补充诉称，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之后，已经向原告支付款项140000元（原告庭后书面确认实际收到被告支付的款项为142703元）。故此，原告当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160000元，赔偿损失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9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进行计算。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供货明细3份、《欠条》一张及飞机票5张。
被告高克俭辩称，1、高克俭与原告之间系代理销售葡萄关系，并不存在葡萄买卖合同关系。高克俭与原告从未签订任何书面的葡萄买卖合同，也没有从原告处购买葡萄。原告将葡萄运到海吉星高克俭C3-26号摊位后，委托高克俭联系客商销售往越南市场，收回款项后，高克俭从中收取每车4000元的“代办费”。且高克俭也陪同艾合麦提*卡日到越南河内催陈文遂支付葡萄款。因此，高克俭与原告并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称高克俭向其购买了总价款304300元葡萄不是事实，没有证据予以支持。2、2016年11月18日《欠条》也证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系代理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在代理葡萄过程中，由于越南客商拖欠代销的葡萄款，导致原告的葡萄款不能及时收回，于是原告在海吉星水果批发市场聚众反映诉求。在政府和劳动监察、公安机关的强势逼迫下，高克俭在2016年11月18日的《欠条》上签了字。但《欠条》上明确写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是“代卖”葡萄。这与原告提供的供货凭证上注明的每车4000元“代办费”能够相互应证。故《欠条》内容充分注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实属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3、2016年11月29日《还款计划》并非高克俭的真实意思表示，高克俭只有协助催收葡萄款的责任，没有直接付款给原告的义务。由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系代理销售葡萄关系，高克俭没有直接付款给原告的合同义务。但是高克俭在2016年11月18日《欠条》上签字后，由于原告不依不饶，以引起社会轰动的方式要求高克俭支付代销葡萄款，于是，江南区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犯罪为由，于2016年11月26日将包括高克俭在内的本案三被告刑事拘留。拘留之后，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只要高克俭出具还款计划并支付部分款项，就可以释放。在公安机关的逼迫下，高克俭被逼无奈，在2016年11月29日的《还款计划》上签字，承诺在2016年12月15日前支付200000元，在高克明取保候审出来支付部分款项后，高克俭于2016年12月22日取保候审，并发放了“释放证明”。由此可见，高克俭完全是在政府部门的逼迫下签订欠条和还款计划，并支付150000元款项，这完全不能证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就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4、原告诉请的金额不客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罔顾事实，以买卖合同为案由主张304300元货款，与其提供的《欠条》内容、金额并不一致，且与原告提供的供货凭证不能印证。且原告主张的损失25000元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此不能成立。综上，高克俭与原告不存在葡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高克俭的诉请。
被告高克俭对其辩解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高克明辩称，高克明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起诉高克明是错误的，依法应予驳回。高克明根本不认识原告，也没有跟原告发生任何买卖葡萄关系，也没有欠原告一分钱，本案由于原告与高克俭、廖育新有其他经济纠纷，原告向南宁市江南区公安分局报案称“他们诈骗”，由于以前高克俭和廖育新用高克明“高氏果业批发部”的信笔写字条给原告，公安局江南分局就认为高克明也一起参与葡萄买卖，就于2016年11月26日对高克明进行刑事拘留，对高克明连哄带骗强迫高克明在一张原来只有欠款人高克俭、廖育新签字的欠条上加写高克明的名字，并盖上自己的手印，那张欠条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8日，但是2016年11月18日高克明还在新疆，不可能在南宁。在拘留期间，高克明血压升高、头晕脑胀，公安机关不得不送高克明到医院治疗，同时威胁高克明写了一张还款计划承诺书给他们。高克明所签的欠条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所签，不是高克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高克明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欠原告一分钱，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高克明的诉求。
被告高克明对其辩解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廖育新辩称，1、廖育新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葡萄买卖合同关系。廖育新与原告从未签订任何书面的葡萄买卖合同，也没有从原告处购买葡萄。原告提供的供货凭证，均没有廖育新的签字。因此，廖育新与原告并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称廖育新向其购买了总价款304300元葡萄不是事实，没有证据予以支持。2、2016年11月18日《欠条》不是廖育新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廖育新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本案被告高克俭在代销葡萄过程中，由于越南客商拖欠代销的葡萄款，导致原告的葡萄款不能及时收回，于是原告在海吉星水果批发市场聚众反映诉求，引起政府和劳动监察、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政府和劳动监察、公安机关的强势逼迫下，廖育新在2016年11月18日的《欠条》上签了字，这不是廖育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欠条》上明确写明高克俭与原告之间是“代卖”葡萄。这与原告提供的供货凭证上注明的每车4000元“代办费”能够相互应证。因此，高克俭与原告之间实属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诉请的金额不客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304300元货款，与其提供的《欠条》内容、金额并不一致，且与原告提供的供货凭证不能印证。且原告主张的损失25000元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此不能成立。综上，廖育新与原告不存在葡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廖育新的诉请。
被告廖育新对其辩解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反诉原告高克明诉称，高克俭及廖育新与吐尔孙江*艾孜孜及四个第三人有代销葡萄纠纷，高克俭、高克明及廖育新以涉嫌诈骗被南宁市江南区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侦四大队无故关押，并被逼在《欠条》和“还款承诺书”上签字，高克明不得已向吐尔孙江*艾孜孜及四个第三人合计付款616299.35元。高克明与吐尔孙江*艾孜孜及四个第三人无任何经济往来，其签字是在被无故关押的状态下书写的，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请求：1、判令吐尔孙江*艾孜孜返还123724.2元给高克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诉讼费用由吐尔孙江*艾孜孜承担。
反诉原告高克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欠条、购票证明、入住证明、拘留通知书，证明高克明在2016年11月18日的欠条上所签的名字是在被拘留后补签上去的。2
承诺书，证明高克明是在被强迫情况下所写的承诺书。3
3、收条，证明高克明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向原告及第三人支付616299.35元。
反诉被告吐尔孙江*艾孜孜辩称，1、关于双方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其一，双方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从未就委托代理事项、代理权限有过任何约定。被告按约定的价格收货后，以什么样的价格进行出售及如何出售，并不需要原告的同意或指示，原告也从未对被告的销售行为有过任何的指示或约束。事实上，被告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及如何出售，原告不知情，更不关心，只要被告能够按发货单据约定的价格及时付款就好。因此，原被告双方间不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其二，原被告双方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双方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而不是仅仅从某个字面来理解。从双方交易习惯和付款结算方式来看，符合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首先，原告把葡萄拉到南宁海吉星市场，被告看货，双方谈价格，达成合意后，被告把货拉走。被告卸货清点件数后，出具发货单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发货单记载每件葡萄的单价、件数、车号等信息，方便对账。其次，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货款。货款回收由被告负责，货款结算直接在原被告之间进行。这些符合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尽管被告收取代办费，但这只是大型水果批发市场中的一个交易习惯而已，不论是在南宁水果批发市场，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水果批发市场，向果农收取水果代办费已经是一个行业习惯了。其三，有被告出具的欠条，更能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有付款义务，被告反诉要求返还已付款不成立。因双方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作为买方，具有付款义务。付款的具体数额，在政府各部门的见证下，双方进行了对数核算，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欠条，确定了具体的付款数额。欠条确定被告就是本案的债务人，具有向原告付款的义务。因此，被告应当诚实守信，履行付款义务。3、关于被告书写欠条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首先，是否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欠条是根据双方交易情况，经协商一致后确定的，也是在司法局、劳动监察大队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组织协调下，经原被告双方对账，妥协让步形成的，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欠条是在2016年11月18日写的，而高克明、高克俭、廖育新三被告是在2016年11月26日被拘留，先有欠条后有拘留，何来逼迫？海吉星的店面是高克明的，高克明与高克俭不仅是同胞兄弟，也是生意伙伴，高克明应当对高克俭处理合伙事务的行为负责。虽然高克明是后来在欠条上补写自己的名字（因当时高克明不在南宁，无法与高克俭一起出具欠条给原告），但这是他本人对与原告买卖关系及欠款事实的确认。因此，高克明所述其与原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与客观事实不符。4、高克明所述在看守所补写欠条是被逼的说法不成立。谁都无法逼迫高克明写欠条，包括公安机关。有人报案，公安机关依法传唤三被告协助调查完全合法。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公安机关或者政府部门胁迫三被告写下欠条，三被告所谓的被逼迫写欠条的说法不成立。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被告吐尔孙江*艾孜孜对其辩解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第三人艾合麦提*卡日、第三人艾尼*依明阿吉、第三人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共同的述称与原告的意见一致。
第三人亚森江*阿不来提、第三人艾合麦提*卡日、第三人艾尼*依明阿吉、第三人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对其述称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第三人的陈述，本庭归纳本案的调查重点为：1、本案原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本诉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3、反诉原告高克明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
经过举证和质证，对吐尔孙江*艾孜孜提供的3份证据，被告高克俭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供货明细上的客户不能证明与本案当事人有关，三张明细的数额与欠条的数额也不一致，飞机票是逾期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对吐尔孙江*艾孜孜提供的3份证据，被告高克明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高克俭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认为欠条上高克明的签字是补签的，签字不是高克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吐尔孙江*艾孜孜提供的3份证据，被告廖育新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高克俭的质证意见一致，同时强调原被告之间明显是代卖关系。故此，对原告提供的3份证据，因供货凭证在形式上、飞机票与本案的关联性上均有部分瑕疵，本院仅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进行参考；对原告提供的欠条，因三被告并没有否认其签字的真实性，故此，本院予以采信。
对反诉原告高克明提供的3份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高克明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写的欠条。故此，对反诉原告高克明提供的3份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上述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5年11月28日、11月29日和12月6日，被告分三次从原告处提走了价格357300元的新疆阿图什木纳格葡萄。但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经原告多次催促，在政府和南宁海吉星市场等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1月18日进行了对账结算，在扣除相关费用后，被告于2016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被告高克明、高克俭、廖育新于2015年10月至12月代卖吐尔孙江*艾孜孜（）新疆葡萄，尚欠货款300000元，接收地点南宁市海吉星水果市场。被告高克俭、高克明、廖育新作为欠款人均在该《欠条》上签字，南宁市海吉星水果市场市场管理部的黄文德、麦育灿、韦志湘作为见证人也在该《欠条》上签字确认。2016年12月5日、2016年12月11日和2016年12月18日，被告高克明分三次向吐尔孙江*艾孜孜、亚森江*阿不来提、艾合麦提*卡日、艾尼*依明阿吉和阿不都热合曼*马木提等五人合计付款616299.35元，2016年12月18日，被告高克俭向亚森江*阿不来提的银行账户转款150000元。2016年12月30日，被告廖育新向亚森江*阿不来提的银行账户转款255000元。原告自认收到被告支付的142703元货款，因尚有157297元货款没有支付完毕，因而向法院起诉，从而引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三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三被告则否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主张仅与原告存在代卖（销）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代卖（销）合同指受托方接受委托方的委托，为其代为销售产品货物等，并收取一定的劳务费而形成的一种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从双方的实际行为来看，原告将货物交付给了被告，被告对货物予以点验查收，并就货物件数、单价、相关费用等事项与原告进行了核对与记录。而被告接手货物后，即自行与其他客商联系外销事宜，并自行接收外销货物价款。说明原告已经向被告转移货物的所有权，并由被告对货物自行处置。2016年11月18日，原被告双方之间对货物的价款问题进行了结算，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货物的未付价款为300000元。以上事实相互印证原、被告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被告抗辩称其在欠条上写明了“代卖”字样，与原告形成的是代卖关系，但从被告接收货物之后的行为来看，被告联系其他客户另行出售葡萄的行为并不需要得到原告的指示，其也未从原告处获取另行出售葡萄的劳务报酬，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被告称其已经将葡萄出售给越南客商，但其也并未向原告提供越南客商已经接收葡萄的相关证据，以及积极与原告报告和磋商越南客商拒绝支付葡萄货款的相关事宜，这与代理人应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项的这一代理行为的特征明显不符。从上述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来看，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交货过程独立于被告与其他客商之间的交易行为，分别成立两个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原被告之间合意买卖葡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系代销关系的说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高克明主张其与原告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其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首先从被告接收原告货物的地点来看，是高克明经营的位于海吉星水果批发市场内的高氏果业批发部；其次，高克明在欠条上签字确认欠款事实，均说明高克明与高克俭、廖育新共同经营水果生意的事实。高克明抗辩主张其在欠条上签字是被胁迫而作出的行为，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应认定高克明应与高克俭、廖育新作为共同买受人，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将货物交付给被告之后，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三被告出具欠条确认尚欠葡萄货款300000元。原告认可截止目前，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货款142703元，尚有157297元的款项未支付完毕，因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尚欠货款157297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经济损失25000元及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仅以5张机票作为证据即主张自己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经济损失为25000元，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并否认该5张机票与本案有关联。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理由成立，故此，对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经济损失2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没有按时将货款向原告进行支付，其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虽然原被告双方在《欠条》中并没有关于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有关约定，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对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以157297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9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的诉请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高克明的反诉请求问题。被告高克明反诉认为自己与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欠条》上签字系被强迫所为，从而要求本案原告及第三人退还自己已经支付的货款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高克明与原告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已如前述，高克明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属于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高克明的反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高克俭、高克明、廖育新共同向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偿还尚欠货款157297元。二
被告高克俭、高克明、廖育新共同向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支付经济损失（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从2016年11月19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以1572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进行计付）。三
驳回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的其他诉讼请求。四
四、驳回被告高克明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3946元，由原告吐尔孙江*艾孜孜负担540元，由被告高克俭、高克明、廖育新共同负担340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87元，由被告高克明负担。
上述付款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人应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款：待结算财政款项中院诉讼费专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网银转账请点选“中国农业银行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里注明“竹溪支行”)；账号：20×××17。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和免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水妮
人民陪审员 韦玲玲
人民陪审员 麦志文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 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