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再446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山市润达塑料粉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兆益路**号之一第六卡。
法定代表人：郑靖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涛，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靖洋，男，197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涛，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山市达茵树脂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长和路**号第一卡。
法定代表人：吕晖，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裕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炬标，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中山市润达塑料粉末有限公司（下称润达公司）、郑靖洋因与被申诉人中山市达茵树脂材料有限公司（下称达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中中法民二终字第70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7]4400000003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粤民抗133�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润达公司、郑靖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涛、达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裕丰、梁炬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对合同基础事实和润达公司依据票据法提出的对价抗辩不予审查，仅依未承兑支票上的票据权利认定债务金额，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理由如下：
（一）二审判决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适用票据法相关规定处理本案，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已确定的本案案由并非达茵公司仅依据未承兑支票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而是买卖合同货款纠纷诉讼。达茵公司的诉讼请求系要求润达公司支付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未付货款等债务，而非行使票据追索权。除了两张支票外，达茵公司为了证明其合同债权的�在，还提交了双方间的大量送货单据、对账单据等。故本案应全面审查双方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形成的各项证据确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大小，但二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提交除支票之外的大量证据反映的交易事实不予审查，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关于票据权利的规定认定“润达公司欠达茵公司的货款金额为两张支票的金额共计120670．8元”，同时依据对账单内容判令郑靖洋对该款承担保证责任，明显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另外，二审判决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三十条”事实上并不存在，属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二）因润达公司依法享有对价抗辩权，即使按照票据纠纷处理本案，也应全面审查合同基础事实，二审判决未予审查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的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因本案中支票持票人达茵公司与支票债务人润达公司分属买卖合同双方，正是直接债权债务关系。润达公司否认支票总额代表真实的货物交易发生额，提交了大量交易单据进行抗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本案即使按票据纠纷处理，也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据此，本案中的两张未承兑支票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交易发生额和债权债务大小，二审判决未审理反映双方当事人基础合同关系中交易事实和证据，仅以票据记载总额认定本案债务金额，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三）达茵公司依法负有证明其已交付与两张支票金额对应货物的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将相关举证责任分配给润达公司明显不当，导致实体处理错误。本案无论作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票据纠纷，依照合同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达茵公司均应依法负有证明其已履行与两张支票总额对应的货物交付义务的举证责任。达茵公司主张两张支票出具后2014年6月30日双方对账之后的送货单据已由润达公司收回，支票系双方最终结算凭证。但该主张与其自身提交的2014年6月30日的对账单、38张送货单(包括对账前36张、对账后2张)等证据反映交易习惯不符，如双方以对账形式进行结算、对账和出具支票时均未收回先前的送货单等。故本案应全面审查双方当事�的送货、付款和结算等证据和事实，达茵公司虽提交大量送货单以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交付货物的义务，但根据润达公司在一审已提交的证据，包括付款凭证、双方确认的《往来对账》明细、转账记录等足以证明其已支付大部分的对应货款，现其未付货款应为64622．7元，而不是二审判决认定的两张支票总额120670．8元。因此，达茵公司未能有效证明其已履行与两张支票总额对应的交付货物义务，其依法未完成其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审判决却将证明支票金额指向的货款事实的举证责任仍然分配给润达公司，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
申诉人润达公司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达茵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是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二审判决综合本案的事实，就本案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综合评判，并没有混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性�。1.达茵公司一审提交的两张出票人均为润达公司、收款人均为达茵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票面金额合计为120670.8元，也就是润达公司拖欠的货款金额。润达公司抗辩称因达茵公司未开具发票，故未告知密码而未能兑现，两张支票指向同一笔货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1）两张支票票面金额不同，且金额较少的一张为后开，如果是同一笔货款，金额应当相同。（2）支票开具后就应当按照票据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也就是说润达公司所谓的开具支票后未告知达茵公司支票密码，导致该支票作废是违反票据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法不能成立的。支票开立后就必须付款，这是票据法明确规定的。支票是见票即付，同时支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并没有包括密码，所以润达公司所谓支票作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说法。（3）达茵公司将两张支票拿到银行兑现但都被拒付，达茵�司在一审时均提交了退票证明。二审法院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才认定该两张支票不是指向同一笔货款，最终认定润达公司拖欠货款120670.80元，二审法院不仅是基于票据法相关规定才做出上述认定，而是因为润达公司所谓的两张支票对应同一笔货款的抗辩错漏百出，自相矛盾，无法令人相信而做出上述认定的。2.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的。一审法院要求润达公司提交达茵公司收取两张支票的收据及签收的支票头，但润达公司均没有提交，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正因为润达公司故意不提交收据和支票头，因此应当证实了达茵公司是同时收到该两张支票的。该两张支票是同一时间开具的，不是指向同一笔货款。如果是不同时间开具给达茵公司，支票是无法连号的。综上，在本案中采信两张支票合计金额就是润达公司拖欠达茵公司的货款金额，是合法、合情、合理的。3.除了两张支票，本案还有一份证据就是《往来对账》，该证据依法不能采纳。润达公司称对其中所载达茵公司2014年6月30日之后交付货物给其的记录予以认可，对其他内容不完全认可。达茵公司对该《往来记录》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予以认可，但称该《往来对账》只是初步对账意向，是不完整的，部分交易没有及时录入。双方之间在2014月6月30日对账后存在交易，至于交易多少，目前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达茵公司将单据交给润达公司后，润达公司开具了支票，从而最终将所欠货款的金额予以确定。二审法院正是注意到《往来对账》的证据认定、证明事实、表面瑕疵及当事人对该证据的态度，才否定了《往来对账》的证据效力。4.关于本案的38张送货单（包括对账前36张、对账后2张）的证明力问题。民事抗诉书认为达茵公司的主张与其�身提交的2014年6月30日的对账单、38张送货单证据反映交易习惯不符是曲解了双方的交易习惯。开具支票收回送货单是符合一般交易习惯，作废支票没有收回就另开一张支票违背一般常理及一般交易习惯，因此，达茵公司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相反，润达公司的抗辩违背常理，依法不能采纳。支票系交易双方最终结算凭证，支票的开具必须严谨，作废支票必须收回，润达公司没有任何凭据证实前一张支票已经作废，二审法院将支票作为本案的拖欠货款的证据显然不仅是依据票据法还在于二审法院查明了事实且正确运用了证据规则，做出的判决。（二）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均应当以双方之间陈述的事实与证据予以综合判断。本案基础关系中争议最大的是双方的交易总额。本案中既有对账前也有对账后的交易，对账前的交易已经明确，对账后的交易在本案中存在争议，达茵公司主张润达公司开具支票后收回对账后的单据，符合一般生活中开具支票后收取送货单的交易习惯，反之，润达公司主张作废第一张支票后没有收回另开一张支票，与本案事实存在诸多矛盾，也与生活常理、交易习惯不符，润达公司做了虚假陈述。
达茵公司2015年5月12日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以润达公司从2013年4月向达茵公司购买化工原料，截至2014年6月30日拖欠达茵公司货款237129元，至今仍有120670.8元未付为由，请求判决：1.润达公司立即向达茵公司归还货款120670.8元、逾期付款滞纳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6月30日计至货款清还之日止）；2.润达公司向达茵公司支付达茵公司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24134元；3.郑靖洋对润达公司拖欠达茵公司的上述债务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润达公司和郑靖洋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达茵公司与润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达茵公司向润达公司供应粉末涂料的原材料。双方曾签署《对账单》一份，确认截至2014年6月30日，达茵公司应收润达公司往来货款237129元，已收未到期支票28157.5元（出票日期：2014年7月31日，支票号码：38124095，出票单位：润达，支票金额：28157.5元）。该对账单保证人一栏加盖了润达公司的印章并有郑靖洋签名。2015年5月12日，达茵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以上述诉称事由要求润达公司支付货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其支出的律师费，并由郑靖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达茵公司称，截至2014年6月30日，润达公司尚欠其货款237129元，此后达茵公司继续向润达公司供货，润达公司退回了部分货物并支付了部分货款，最后，润达公司同时向其签发了两张金额共计120670.8元的支票用于支付尚欠的货款，但均未能兑现�为此，达茵公司提交了两张出票人均为润达公司、收款人均为达茵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出票日期分别为2015年2月10日和2015年4月2日，金额分别为60670.8元和6万元。达茵公司还提交了2014年6月30日之前的送货单、2014年6月30日之后的销售退货单1份和送货单2份、委托代理协议1份及律师费发票1份。销售退货单显示润达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向达茵公司退还了价值1565.2元的货物。送货单显示达茵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和同月29日向润达公司分别交付了价值3275元和5097.5元（合计8372.5元）的货物。委托代理协议和律师费发票显示，达茵公司委托上列代理人代理本案诉讼支出了律师费24134元。达茵公司还称润达公司签发上述两张支票用于支付尚欠的货款时，收回了2014年6月30日之后交易的送货单，但漏了上述两张。润达公司对达茵公司提交的上列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称截至2014年6月30日，其欠达茵公司货款237129元；2014年6月30日之后，达茵公司向其交付了1万元左右的货物，其中部分货物即时结清了货款，未结货款为8372.5元；2014年6月30日之后其向达茵公司支付了货款180878.8元（包括：对账单所载的支票款28157.5元、2014年7月31日支付35000元、2014年12月9日支付57721.3元、2015年1月8日支付42012元、2015年1月27日支付17988元），其尚欠达茵公司的货款数额为64622.7元。润达公司还称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货款的支付期限，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其向达茵公司开具支票以支付货款，待达茵公司开具发票后，其再告知达茵公司支票密码，即货款支付前，达茵公司就要开具发票。其交付上述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的支票给达茵公司后，达茵公司未开具发票，故其未告知达茵公司支票密码，导致该支票作废。后来，达茵公司又要求其支付货款，其又开具了上述出票日期为2015年4月2日的支票，但达茵公司仍未开具发票，故该支票又未能兑现。因此，两张支票是前后不同时间开具，指向同一笔货款，而达茵公司拖欠其已付货款中金额为167696元的增值税发票未开具，故其未向达茵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其不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达茵公司确认2014年6月30日之后润达公司向其支付了货款180878.8元，亦确认其拖欠达茵公司已付货款中金额为167696元的增值税发票未开具，但称2014年6月30日双方签署《对账单》后，润达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货款，故其未开具上述发票，需待润达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其再开具发票。
一审诉讼中，润达公司提交了《往来对账》1份，加盖有达茵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内容显示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达茵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8日、同月29日、同年8月13日、同年12月29日向润达公司交付了价值3275元、5097.5�、1210元和875元的货物。该《往来对账》还显示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润达公司向达茵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为：2014年6月30日支付28157.5元、2014年7月31日支付35000元和108元、同年8月30日支付1210元、同年12月30日支付875元、2015年1月27日支付17988元和42012元。润达公司称该《往来对账》系达茵公司交付给其的，对其中所载达茵公司2014年6月30日之后交付货物给其的记录予以认可，对其他内容不完全认可。该《往来对账》证实2014年6月30日后达茵公司向其交付了1万多元的货物，扣除其已经支付的2000多元货款，余款8000多元未付。达茵公司对该《往来记录》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予以认可，但称该《往来对账》只是初步对账意向，是不完整的，部分交易没有及时录入。
一审诉讼中，达茵公司主张在其提交的送货单上注明了货款的支付期限为收到货物后60天内付款，逾期付款每日加收货款千分之五的滞纳金，需方还应按照所欠货款总金额20％承担律师费，故润达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应按照上述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经查，达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下半部均记载有“双方约定”的内容，包括“本次交易自购货日期起，需方保证60天内付清货款，如需方逾期不付清该货款，每日加收该笔货款千分之五滞纳金，经协商不获解决，由供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供方由此而产生的律师费（按照所欠货款总金额的20％计算）及其他费用由需方承担。”达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其中部分有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郑靖洋签名，其余由润达公司的员工签名。润达公司对该“双方约定”内容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达茵公司和润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截至2014年6月30日，润达公司尚欠达茵公司货款237129元的事实，双方不争，一审法�予以认定。达茵公司主张润达公司同时向其签发了上述两张金额共计120670.8元的支票用于支付尚欠的货款，但均未能兑现，故润达公司至今尚欠其货款120670.8元。但润达公司不予确认，并称上述两张支票系其在不同时间开具给达茵公司的，因第一张支票未能兑现，才开具了第二张支票。因该两张支票出票日期不同，且达茵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两张支票系润达公司同时开具给其的，故达茵公司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达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显示其于2014年6月30日之后仅于2014年7月18日和同月29日向润达公司分别交付了价值3275元和5097.5元（合计8372.5元）的货物。润达公司提交的加盖了达茵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往来对账》显示达茵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8日、同月29日、同年8月13日和同年12月29日向润达公司交付了价值3275元、5097.5元、1210元和875元的货物。润达公�表示认可该《往来对账》中反映的上述送货记录，而达茵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实除该送货记录外其还向润达公司交付了其他货物，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送货记录予以认定。上述《往来对账》亦显示2014年6月30日之后达茵公司除支付了上述双方认可的180878.8元货款外，还支付了1210元和875元，故润达公司自认2014年6月30日之后，达茵公司向其交付的货物，未结货款为8372.5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结合2014年6月30日之后润达公司的付款情况，润达公司主张其尚欠达茵公司的货款数额为64622.7元（237129元＋8372.5元-180878.8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达茵公司主张润达公司尚欠其货款120670.8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达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虽注明了上述“双方约定”的内容，但送货单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收货凭证，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员工在达茵公司出示的�货单上签名的行为，仅应认定润达公司确认收取了送货单上所载货物。并无证据显示送货单上“双方约定”的内容经过了双方的磋商且润达公司明确表示认可，故该“双方约定”的内容对润达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达茵公司根据该送货单所载的“双方约定”的内容，要求润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律师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润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靖洋在《对账单》上作为保证人签名，自愿对该《对账单》所载货款的支付承担保证责任。现郑靖洋辩称该保证已超过保证期间，应免除其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故该保证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又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双方明确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期限，又无证据显示达茵公司向润达公司指定了支付货款的宽限期，故至达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时，郑靖洋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尚未届满，其仍应对上述《对账单》所载货款的支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郑靖洋的上述抗辩意见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润达公司在双方对账及达茵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和同月29日向其交付货物后所支付的货款应优先抵充对达茵公司缺乏担保的2014年6月30日之后交付的货物的货款，故郑靖洋应对润达公司尚欠达茵公司的全部货款64622.7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达茵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中二法民二初字第679号民事判决：一、润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向达茵公司支付货款64622.7元；二、郑靖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达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财产保全费1370元，合共3220元，由达茵公司负担1996元，润达公司和郑靖洋共同负担1224元。
达茵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确认。
另查明，二审中，达茵公司向法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本案涉案两张支票，拟证明因书写错误，无法承兑；2.退票证据，拟证明两张支票没有兑现；3.之前交易的支票复印件6份；4.支票复印件三张，拟证明这3张是连号的，其中2张就是现在本案争议的2张，另外第3张60000元的支票，是因为润达公司电汇了60000元给我方，就将支票收回了。这三张支票虽然开票日期不一样，但是连号的，时间跨度三个月，足以证明这三张支票是同一时间开出的。后对方电汇了60000多元，就收回其中一张支票，故现在只有两张了，支票如果无法兑现，重新开具支票时，一定会将替换的支票收回。润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两张支票指向同一笔货款；对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
润达公司向法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涉案两张支票的存根，拟证明涉案两张支票不是同一天开出的。达茵公司质证认为，支票上的日期与存根上的日期不一致，也可以看出存根上的日期是错误的，一审时要求润达公司提供达茵公司签收支票的收据，但润达公司在限期内没有提供。
二审法院认为，郑靖洋未对一审判决其对润达公司所欠达茵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该义务的认可，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有：1.润达公司是否应向达茵公司支付涉案两张支票金额的货款120670.8元；2.达茵公司要求润达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理据是否充分。
关于焦点一，达茵公司持两张支票向润达公司主张货款金额共计120670.8元，该支票出票人是润达公司，依据票据权利，润达公司应承担付款义务。润达公司虽反驳称，两张支票在不同时间开出，指向同一笔货款�但其并未举证证实其陈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认定润达公司欠达茵公司的货款金额为两张支票的金额共计120670.8元。一审对此判决错误，二审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达茵公司提交的送货单的“双方约定”的内容，系其单方制作，仅是在润达公司收货时，向润达公司出示并要求其签名，不能真实反映双方在买卖过程中达成的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故达茵公司诉求的律师费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理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判决正确，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达茵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二审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中中法民二终字第70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二初字第679号民事判决；二、润达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向达茵公司支付货款120670.8元；三、郑靖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达茵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财产保全费1370元，合共3220元，由达茵公司负担937元，润达公司和郑靖洋共同负担22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元，由达茵公司负担1130元，润达公司和郑靖洋共同负担1278元。
本院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对一、二审认�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达茵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其持有的润达公司开出、收款人为达茵公司的两张支票原件，其中47554581号支票出票日期2015年2月10日、金额大写为陆万零陆佰柒拾元正，小写为60670.8元、加盖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支行业务用公章的退票通知书中所记退票理由为“大小写金额不符”；47554589号支票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日、金额为60000元、加盖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业务用公章的退票理由书中所记退票理由为“约定使用支付密码的，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润达公司质证认为，两张支票原件所指向为同一笔货款，因经办人缺乏财务知识，造成未收回47554581号支票的情形下将47554589号支票交给达茵公司，所以达茵公司同时持有两张支票原件，但达茵公司一直不能证明同时享有两张支票货款的对价（即未能证明交付了同等金额的货物）；达茵公司主张虽然三张连号支票写的开票日期不一样，但连号证明是同时开出的，三张均无法兑现，后润达公司电汇了60000元，收回一张支票，剩下两张。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货款纠纷，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双方的申诉、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润达公司拖欠达茵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应如何认定。
根据本案双方签署的《对帐单》确认，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达茵公司应收润达公司货款237129元，双方亦确认，其后润达公司支付了180878.8元，即《对帐单》项下尚有56250.2元未付，上述支付情况双方没有争议。双方存在争议的是，在签署对帐单后，双方仍继续交易，但对于交易的货物数量和货款数额，因双方没有共同对帐并签署有关对帐文件，也缺乏送货单等原始单据佐证，双方意见不一。本院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分析如下：（一）关于达茵公司交给润达公司的《往来对帐》。针对该证据，润达公司主张对其中交付货物的记录予以认可，但对其他内容不完全认可。达茵公司主张仅是对帐意向，该对帐是不完整的，且有部分交易没有及时录入。鉴于润达公司仅对该证据部分内容予以认可，且对认可部分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而达茵公司则主张该对帐记录不完整，本院认为，仅凭该《往来对帐》，不能证明双方交易的货物数量和货款数额。因《往来对帐》不足以确定双方交易货物数量和付款情况，润达公司据此主张达茵公司未付货款为64622.7元，依据不充分。（二）关于达茵公司持有的两张支票。润达公司认为达茵公司持有的两张支票原件均指向同一笔货款，但两张支票中任何一张的金额均与未付货款不相吻合，润达公司的这一主张缺乏说服力。达茵公司主张润达公司所欠货款数额为两张支票所载金额之和。根据双方均确认的交易习惯分析，在正常情形下，润达公司应收回作废的支票，再将新的有效支票交给达茵公司。润达公司对此辩称达茵公司同时持有两张支票原件是因为其经办人员缺乏财务知识和工作经验，该辩解理由，亦难以成立。本案虽然达茵公司未能提供原始送货单据证明其交付货物的货款与两张支票的金额相符，但对于该两份支票原件，润达公司亦未能提供反证或作出合理的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鉴于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交易的货物数量及所欠货款具体数额，二审判决综合全案证据，认定达茵公司提供的证据符合高度盖然性和优势证据原则予以采信，并据此作出润达公司应向达茵公司支付货款120670.8元的判决，并无不当。本案为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二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部分条款处理本案有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但二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本案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虽然适用法律部分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中中法民二终字第70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虹
审判员 赖尚斌
审判员 何曲伟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谭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