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9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敏华，女，194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沈雄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阿美，女，193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岚，女，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系陈阿美之女。
委托代理人：陈阳，北京翼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敏华因与被上诉人陈阿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2月20日，陈阿美通过其女儿徐岚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账户转账200000元。2015年1月31日，陈阿美通过其女儿徐岚的南京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账户转账260000元。2015年7月14日，陈阿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转账200000元。一审庭审中，陈阿美陈述其于2015年年初向沈敏华交付现金20000元。沈敏华亦确认收到陈阿美支付的委托投资款项共计680000元。2014年1月22日，沈敏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号向罗金梅的中国银行账户62×××27转账800000元。2014年5月20日，沈敏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号向罗金梅的建设银行账户62×××27转账3840000元。将军红实业集团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分公司）出具《证明》，确认罗金梅的中国银行账户62×××27及建设银行账户62×××27均为该公司使用。2016年6月20日，沈敏华以徐岚的名义与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将军红公司）签订［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军红公司向徐岚借款24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2017年6月19日止；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年利息；等等。沈敏华确认该合同落款处的“徐岚”署名系由其书写。2016年11月10日，沈敏华以徐岚的名义与将军红公司签订［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军红公司向徐岚借款624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17年2月1日止；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年利息；等等。沈敏华确认该合同落款处的“徐岚”署名系由其书写。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陈阿美与沈敏华均确认双方之间经口头协商达成委托合同，委托事项为陈阿美委托沈敏华代其向将军红公司投资。争议焦点在于沈敏华是否履行其受托人义务，将陈阿美交付其的款项实际投资到将军红公司。对此，沈敏华辩称其以自身名义为陈阿美与将军红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后通过将本息转签多份合同，最后两份合同为［深］16-06-20-06号、［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系由沈敏华以徐岚名义签订；借款交付情况为：于2014年1月22日、2014年5月20日分别向深圳分公司打款80万元、384万元，合计464万元，且将军红公司在与沈敏华签订合同后均出具《将军红（专用票据）》确认收款。原审法院认为，沈敏华的打款时间与陈阿美的付款时间不能对应，陈阿美交付沈敏华的第一笔20万元委托投资款的打款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晚于沈敏华2014年1月22日向深圳分公司打款80万元，比沈敏华2014年5月20日向深圳分公司打款384万元早了三个月，另外48万元的委托投资款的交付时间均在沈敏华向深圳分公司打款之后。沈敏华在庭审中也确认，除其辩称的464万元外，其此后再未向将军红公司或深圳分公司打款。故从打款时间上看，沈敏华未能将陈阿美交付的委托投资款用于投资将军红公司。关于《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沈敏华辩称，其履行委托义务所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系其于2014年2月13日与将军红公司签订的本金31万元的《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早于陈阿美给沈敏华的第一笔打款时间，金额亦不符。最后形成两份以徐岚名义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沈敏华辩称该做法获得委托人陈阿美的认可，但其单方在合同复印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陈阿美对此予以认可，且陈阿美在庭审中明确对此不予确认。另，沈敏华自称其本人与将军红公司之间亦存在多份《借款协议书》，在借款到期后常以借款本金、利息一并作为本金转签另一份借款协议，故其所称为陈阿美代签的《借款协议书》项下借款的交付系由其本人对将军红公司的债权收益转来，故亦不能排除其利用陈阿美的委托投资为自身债权解套的合理怀疑。此外，沈敏华打款的对象系深圳分公司，该收款方与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主体不一致。综上，被告沈敏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陈阿美交付的委托投资款实际支付给将军红公司，对沈敏华关于其已履行受托人义务的辩称不予采信。陈阿美要求沈敏华返还委托投资款68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经济损失，陈阿美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主张经济损失184000元，酌情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对经济损失75890元予以支持，对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敏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陈阿美委托投资款680000元；二、沈敏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阿美经济损失75890元；三、驳回陈阿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沈敏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840元，合计17280元，由陈阿美负担2162元、沈敏华负担15118元。
宣判后，沈敏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双方之间无委托合同，故委托当事人的确定应根据当事人自认或民事行为来认定。沈敏华承认接受的是陈阿美、徐岚母女的委托代为投资理财，并不是陈阿美单个主体。从行为来看，支付委托本金系徐岚，非陈阿美。一审判决认定沈敏华以徐岚名义出具《借款协议书》的事实，委托主体也应是徐岚，而不是陈阿美。故一审判决中原告主体错误，遗漏徐岚，应发回重审。2.将军红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原件，认可相关款项已投资其公司，认可陈阿美、徐岚应向其主张权利。故将军红公司与本案利害相关，应追加其为第三人。3.从证据材料中可以完全反映沈敏华投资于将军红公司款项所获得的投资凭证《借款协议书》包含如下材料内容：由将军红公司向投资人出具的款项收据；由将军红公司盖章的《借款协议书》；深圳分公司作为具体经办机构在《借款协议书》中附上深圳分公司盖章的借贷资金收益表。《借款协议书》作为投资债权凭证是完整的。一方面原审法院在证据认证过程中确认将军红公司及深圳分公司出具《借款协议书》及资金收益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是，对沈敏华提交的证据5《将军红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情况说明》却认为是合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出具而不确认。深圳分公司是将军红公司的分支机构，本身不具有独立法人人格，深圳分公司与将军红公司是同一个法人，深圳分公司的说明完全可以等同于将军红公司的说明。事实上，深圳分公司是将军红公司获取投资款的一个具体经办分支机构，深圳分公司获取投资后向投资人出具由将军红公司盖章的收据和借款合同，同时附上深圳分公司盖章出具的《借贷资金收益表》，这样的操作和文件出具合理合法。对于陈阿美提交的证据4、5、6，双方对于真实性并没有异议，而是对该证据4、5、6交付给陈阿美的时间有分歧。而在证据4中写明2014年2月20日沈敏华签字交付给陈阿美。从而可以证明2014年2月20日徐岚汇款给沈敏华，沈敏华交付给陈阿美本金为31万元的《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于2014年2月13日已经投资、出具。陈阿美、徐岚非但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时隔一年之后继续追加投资。仅从该第一笔20万元考量，沈敏华已经完成委托事务。虽沈敏华汇给将军红公司的80万元（2014年1月22日汇）、384万元（2014年5月20日汇）、50万元（2015年7月8日汇）与徐岚汇款时间没有一一对应，这不但是双方从第一笔委托即形成的委托习惯，而且沈敏华汇款给将军红公司的大笔款项在第一笔20万元之后，显然所谓的“沈敏华利用陈阿美资金为自身债权解套”的合理怀疑不成立。原审判决在确认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却不确认沈敏华代表陈阿美母女签字的合法性，即认为“受托人无权代表委托人”签字，该认定错误。对于将军红公司所出具的《借款协议书》，在转借签订新的《借款协议书》之后，原借款协议书原件由将军红公司收回，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和实践，而且沈敏华已经出具完整证据证明每一份合同演变和延续的脉络及分毫不差的本金利息额，对每一份收回去的借款合同都出具了相关留存的《借贷资金收益表》和深圳分公司的证明和说明。沈敏华对所有的合同演变和延续脉络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原审判决不予以确认显然错误。沈敏华系受陈阿美、徐岚母女共同的委托。款项由徐岚汇给沈敏华，陈阿美与徐岚为同一户籍，在最后形成的以徐岚名义签署的《借款协议书》中手机号码系陈阿美手机号。很显然，沈敏华系受陈阿美母女之委托。4.作为受托人的沈敏华已经受托投资并以受托人的名义最终获得了两份借款协议书，沈敏华接受的是无偿委托，没有保障委托人本息安全的义务。因此，陈阿美母女应该凭上述凭证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在主张权利过程中沈敏华不予配合或者主张权利败诉（且败诉原因是沈敏华重大过错造成），则沈敏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绝不是返还责任。按照原审判决沈敏华在返还给陈阿美款项之后，却不能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导致法律关系陷入死局。因此，陈阿美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原审判决显属错误。5.原审判决未认定沈敏华已经履行受托义务、将委托人相关款项实际投资到将军红公司的重要事实。本案的背景是沈敏华妹妹在将军红公司任职，沈敏华在2011年起已陆续投资于将军红公司并收益。陈阿美母女知道后，要求委托沈敏华投资，并不存在陈阿美诉称的沈敏华鼓动陈阿美、徐岚母女委托其投资、沈敏华投资将军红公司失败要转嫁风险的事实。所谓委托投资实际上就是借款给将军红公司，这一点陈阿美、徐岚母女已明确。正因为沈敏华妹妹在将军红公司任职，陈阿美、徐岚母女规避风险考虑，要求对外以沈敏华名义投资，而不是以自己名义。这是沈敏华接受陈阿美、徐岚母女委托后，对外以自己名义投资的真实原因。2014年2月20日徐岚母女将第1笔款项汇入，沈敏华明确告知陈阿美、徐岚母女，其在2月13日已有31万元的投资，其中20万直接转给陈阿美、徐岚母女。陈阿美母女当即表示同意。沈敏华当日在2014年2月13日的《借款协议书》、借贷资金收益表上注明“以上存款属沈敏华11万元，属陈阿美20万元、2014年2月20日沈敏华签”，并将该《借款协议书》、收益表交给了陈阿美、徐岚母女。陈阿美、徐岚母女现称沈敏华未将合同、收益表交给其，经多次催促才在2016年7月才陆续提供合同影印件，明显与事实不符。如上述，本案“投资”模式就是以沈敏华名义出借给将军红公司。委托事项的完成不能以一对一的金额、时间对应来推定。只要沈敏华将款项确实汇给将军红公司，将军红公司认可，沈敏华将相关合同交给徐岚母女并认可，就应认定委托事项完成。一审法院简单以打款金额、时间不对应即认定沈敏华收了钱却未对外投资给将军红公司进行裁判不能成立。6.沈敏华已按照口头约定，履行了相关受托义务。投资的相关风险应由陈阿美、徐岚母女自行承担。即便认定沈敏华未完成受托义务，要求赔偿损失无合同依据，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阿美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阿美负担。
被上诉人陈阿美辩称：1.本案委托关系建立在陈阿美和沈敏华之间，徐岚作为陈阿美的女儿只是代为转账，一审庭审中徐岚以陈阿美代理人的身份出庭，曾在原审法官释明后明确表示不会就本案纠纷另行向沈敏华主张权利，沈敏华也当庭对沈敏华与陈阿美之间的委托关系予以认可。沈敏华在二审中又主张委托人为陈阿美、徐岚母女，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规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不足采信。2.出具说明的并非将军红公司，而是合同外第三方深圳分公司，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其超出证明范围，沈敏华的该上诉理由偷换概念，不足采信。另外，沈敏华在一审中从未提出过追加将军红公司为第三人，却以未追加将军红公司为由质疑一审判决，不足采信。3.一审证据质证及认定符合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公正合理。沈敏华提交的全部合同文件都只有沈敏华的签字，不能拘束陈阿美或者徐岚。沈敏华关于深圳分公司能够代表将军红公司的主张是荒谬的，违反法律和常理，法律上只是规定分公司的财产不足清偿其债务的时候，可以使用总公司的财产予以清偿，或反之。但是并不允许分公司未经授权不受限制地代表总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相关文件上只有沈敏华的书写签字，不能拘束陈阿美或者徐岚，不能证明文件的实际交付时间。所谓一审中沈敏华一方证人出庭作证不被允许，事实上，沈敏华主动撤回相关证据并决定证人不出庭。一审中沈敏华对合同演变和延续脉络进行了解释，但全部材料上的签字都是沈敏华所为，这些材料即使真实也不能约束陈阿美和徐岚，并且沈敏华所主张的多次续签、转签等事实，已经明显超出了双方委托合同的授权范围，其法律后果不应强加给陈阿美和徐岚。借款协议书的签字人为沈敏华，款项由沈敏华账户支出，一审判决认定沈敏华没有履行委托义务，并不否认沈敏华使用自有资金向将军红公司投资，所谓法律关系陷入“死局”不会出现。一审证据显示沈敏华并未将陈阿美所汇款项转交给将军红公司，沈敏华主张其已经履行委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只有沈敏华单方描述，没有证据支持，不是事实，尤其是深圳分公司不能当然代表将军红公司。一审按照同期银行利率计算资金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且远低于双方约定的利息，不存在错误或者对沈敏华的不公。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是沈敏华收到陈阿美汇款以后是否按照双方口头的约定转交给将军红公司。对此，一审判决明确清晰，理据充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沈敏华向本院提交证据：沈敏华中信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欲证明沈敏华与陈阿美除了案涉投资款项外，在受托投资前后均无频繁资金往来。
经质证，陈阿美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陈阿美所提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陈阿美向本院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沈敏华在接受陈阿美委托后一直没有将有关合同文件交给陈阿美，直到2016年7月份才将部分合同文件拍照发给陈阿美。
经质证，沈敏华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沈敏华所提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沈敏华所提原告遗漏徐岚、审判程序错误的意见，经审查，陈阿美委托沈敏华进行投资，徐岚作为陈阿美之女代为转账，沈敏华认为其与徐岚就此构成委托关系依据不足，原审中徐岚作为陈阿美的代理人亦明确其只是受托打款，与沈敏华之间无委托关系，本案所涉68万元权利均归属陈阿美，故原审未将徐岚追加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沈敏华是否履行受托人义务，将陈阿美交付的68万元款项实际投资于将军红公司。因本案双方无书面委托合同，本院就委托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第一，沈敏华向将军红公司汇款以及签订协议书时间与陈阿美向其交付投资款的时间均不能对应，关于汇款时间，原审法院已作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陈阿美交付沈敏华款项共计68万元，分别为2014年2月20日转账20万元，2015年1月31日转账26万元，2015年7月14日转账20万元，另有2014年2月借款现金2万元后同意于2015年1月31日转为投资。沈敏华陈述受托后将陈阿美的款项投入将军红公司并签订协议书的情况为：2014年2月13日沈敏华作为出借人签订的14-02-13-12号《借款协议书》，出借款31万元中20万元为陈阿美2014年2月20日转账的20万元。2015年2月2日，沈敏华作为出借人签订的15-02-02-03号《借款协议书》出借款52万元，包括2015年1月31日转账的26万元及2万元现金、2014年2月所投资的20万元本息24万元。2016年2月2日，出借人分别为沈敏华［深］16-02-02-06、辛作友［深］16-02-02-07号《借款协议书》各一份，出借款分别为30万元、32.4万元，沈敏华认为系前一年52万元款项的本息。2015年6月20日，出借人为徐岚的［深］15-06-20-02号《借款协议书》，对应的系2015年7月14日转账20万元，一年后借款本息24万元转为出借人为徐岚，该《借款协议书》原件到期后由将军红公司收回，借款本息共24万元转签为徐岚的［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本院注意到2014年2月20日转账20万元，2015年7月14日转账20万元，所对应的借款协议书均签订在先，其代为先垫资投资的说法未得到陈阿美认可，亦不符合常理。第二，沈敏华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完成受托事宜后即将借款协议书及相应收款凭证原件第一时间内交付陈阿美，陈阿美至今无相关债权凭证原件。第三，沈敏华接受委托与将军红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无论以委托人或受托人的名义签订协议均应注明，使合同相对方知晓实际出借人身份，现其提交的协议书均未明确出借人主体情况，且借款协议书载明出借人或为沈敏华、辛作友（沈敏华丈夫）或为徐岚，不能确定与陈阿美之间的关联性。第四，沈敏华自身与将军红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更应在接受委托时将不同出借主体间的借款区分清楚，并在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否则难以区分。并且陈阿美从未委托辛作友代为投资，既然沈敏华陈述2016年2月2日借款协议书系对上一年本息合计后重新出具，只需签订一份协议即可，无必要以沈敏华、辛作友两人名义分别与将军红公司签订协议。第五，借款协议及相应收款票据、借贷资金收益表的出具方为将军红公司，情况说明出具的主体为深圳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不意味着可以未经授权不受限制地代表总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再结合沈敏华自认其妹妹担任深圳分公司行政总监，原审法院未认定深圳分公司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应属合法合理。综上，沈敏华所提其将款项汇给将军红公司并得到将军红公司认可、其已经完成委托事项、陈阿美应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沈敏华所提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将陈阿美交付的款项投资于将军红公司，其未履行委托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40元，由上诉人沈敏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审 判 员 夏文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丁英奇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