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2民终1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柳腰,女,1952年6月2日出生,壮族,居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女,1977年9月10日出生,壮族,居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男,1999年12月21日出生,壮族,居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罗某,系韦某1母亲。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君，广西德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利新,男,1954年5月21日出生,壮族,居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海芳,女,1975年3月13日出生,壮族,居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泓洁，广西培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因与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8民初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柳腰、罗某以及与韦某1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唐君、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泓洁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对案件事实认定错漏百出。（一）原判确认的法律事实部分对“1980年，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民和二队落实分地到户政策，被告韦利新户共有四口人（即韦利新和其前妻蓝美锦、其女儿韦海芳、其父亲韦永升）”的认定错误。1、韦利新户常住人口登记�“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县”一栏记载：韦利新及其前妻蓝美锦均系1983年12月2日从海南岛中县长征农场迁入该户。由此证明1983年12月2日前，韦利新及其前妻蓝美锦根本不是都安县安阳镇民和二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判认定明显错误。2、韦利新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韦利新的父亲韦永升作为户主于农历1983年7月18日死亡。可见1983年7月18日前，韦永升才是都安县安阳镇民和二队208号的户主。原判对于1980年即有韦利新户的提法明显错误。（二）原判未查明罗柳腰迁户至韦利新户的时间，认定罗某迁户、韦某1入户至韦利新户的时间也是错误的。1、原判认定1986年1月14日罗柳腰与韦利新登记结婚，后罗柳腰将其户口迁入韦利新户。这一认定没有查明罗柳腰具体入户的时间，属事实不清。根据韦利新户常住人口登记表“何时由何地迁�本县”记载，罗柳腰与罗某均系1986年1月由当时的都安县福龙乡迁入。2、原判根据罗某、韦某1以韦利新同一门牌××另立新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认定“2003年5月19日原告韦某1及原告罗柳腰与前夫生育的女儿罗某（即本案原告）的户口均被登记至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民和二队韦利新户”明显错误。(1)根据罗某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罗某与韦某1于2003年5月19日另立新户，只是门牌仍继续沿用韦利新户的××，并非迁入韦利新户。(2)根据韦利新户常住人口登记表“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县”记载，罗某与罗柳腰早于1986年1月就从当时的都安县福龙乡迁入韦利新户，罗某迁入韦利新户时使用的是其曾用名“韦海罗”。(3）根据韦某12002年登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记载，其2000年2月25日已经在韦利新户入户，与韦利新的身份关系是韦利新的外孙子。（三）原判确认的法律事实：“2001年6月6日，……继续延包责任地。后原告罗某的户口在公安机关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是错误的。根据韦利新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1995年8月3日当天韦利新户有两人办理了农转非登记，这两人当中一人是韦海芳，另一人便是罗某。因此原判认定2001年6月6日后罗某才农转非是极不负责任的。二、原判对被上诉人韦利新一户于1986年下半年取得农村承包地的事实故意不予认定，明显偏向被上诉人一方。（一）上诉人主张韦利新户于1986年下半年才取得农村承包地的证据确实、充分，原判对该重大案件事实不予认定明显偏向被上诉人：1、证人唐某的询问笔录及制作笔录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足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人唐某时任都安县安阳镇民和二队队长，其曾于2010年7月3日出具证明给被上诉人，证明该队在1980年分田到户，当时该户是以韦永升为户主，应分得田地的是韦永升、韦利新、兰美锦、韦海芳等人。2010年9月15日唐某又出具一份《证明》证实其所在的民和二队于1986年进行土地小调整，当时韦利新户有4人，他们是韦利新、韦海芳、罗某、罗柳腰等4人，每人4分地，共得1亩6分地。此后其于2010年10月13日再次出具证明给被上诉人，证明民和二队在1984年小调整土地，罗柳腰与韦利新是在1986年结婚，没有参加分得土地，并认为前次开给罗柳腰的证明无效。上诉人的代理人得知该情况后遂找到唐某询问情况并依法制作笔录和录音录像。在该次询问过程中，唐某承认其所作证明前后矛盾的原因系受到韦利新等人的胁迫，写给韦利新的证明是�照韦利新的要求书写的，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其在本次询问中再次确认真实的情况是民和二队第一次分地到户大约在1979年或1980年，全队只在1986年下半年对承包地调整过一次，其他时间没有再调整过。原判以证人唐某已去世，且其前后出具的证明材料相互矛盾而不予采信其证言明显错误：(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仅有依法对证人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还有同步录音录像。在同步录音录像里真实反映了上诉人的代理人对唐某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的过程及唐某阅读笔录后签字确认的客观事实。唐某在接受询问和阅读笔录并签字确认的整个过程中，神志清醒，神态自若，表达自由、叙事清楚。这份询问笔录与制作笔录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完全能相互印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完全符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相关证据规定。(2)虽然证人唐某出具给被上诉人�证明材料与此后出具的证明相互矛盾，但唐某已作出合理解释证明其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证明材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唐某对于其此后出具的证实1986年韦利新户通过土地小调整才取得承包土地的证明内容在询问笔录中再次进行了确认，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份证明是虚假的。因此原判武断地以唐某已去世且所作证明互相矛盾而对唐某的询问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不予采信是明显错误的。(3)证人唐某2010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民和二队土地调整的年份是1986年，2010年10月13日再次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民和二队土地调整的年份是1984年，虽然两份证明材料相互矛盾，但均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1980年之后、2001年之前，民和二队确实存在有对农户土地进行承包小调整的情况，时间要么是1984年，要么是1986年。本案的实际情况是1980年韦永升户并未取得承包地，�利新成为户主后确系在1986年民和二队这唯一的一次土地小调整中才取得承包地的。这一情况与本案证人黄某、石某、韦某2、陆某的证言相互吻合，足以认定。2、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人黄某、石某、韦某2、陆某的证言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却被错误地不予采信。该四位证人证言系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证据内容一致证明：第一，民和二队在土地承包到户后只有一次土地小调整，调整的原因是韦利新户之前没有承包地，其从海南做工回来后到生产队闹，称其已经另娶有老婆，他们需要种地；第二，证人证实了调整土地时韦利新户的人口共有韦利新、罗柳腰、韦海芳、罗某等4人。第三，小调整的具体时间除证人黄某只能模糊回忆出在一九八几年之外，其他三位证人均能明确指出这仅有的一次小调整的年份是在1986年，且四位证人均能确认该次调整是在韦利�与罗柳腰结婚之后。同时，证人黄某、石某、陆某还分别证实她们三户当年还各自退出了0.4亩、0.3亩、0.4亩土地给韦利新户承包。以上证言除被上诉人以“不是事实”进行笼统抗辩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这些证据“三性”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判却对以上证言得出“证明民和二队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调整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土地小调整”的结论，显然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3、原判遗漏重要证人韦某2出庭的证言，错误否定陈庆安的询问笔录。韦某2系陈庆安遗孀。原审过程中，韦某2本人亲自出庭确认了因为新增女儿一人其自家在1986年民和二队土地小调整中取得新增承包地，证实了韦利新与罗柳腰结婚后，韦利新户也在本次土地小调整中取得承包地。同时其还确认了陈庆安的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其在法庭上所陈述内容与陈庆安的询问笔录证实的内容完全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原判罕见地对出庭证人的出庭及所作证言只字不提，还以陈庆安已死亡无法核实其证言为由对陈庆安的询问笔录不予采信，偏袒被上诉人之心可见一斑。4、原判无视人民法院依职权向陆某、黄某、石某等人调取的询问笔录，竟以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证明力低，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为由不采信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民和二队五位群众出具的《证明书》，实在令人不服。因该证明书中的五位证明人已有陆某、黄某、石某等三位接受了人民法院的询问并对相关的笔录内容签字确认，这三位证人所作证言与证明书内容一致，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且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可信度高，证明力强，原判不予采信显属枉法裁判。（二）原判偏向被上诉人，违反证据规定，采信被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都安县安阳镇镇北居委会及民和二队唐某、马月香、韦凤吉、李茂兴、宋光京共同出具的虚假“证明”：1、唐某已经去世，除宋光京接受人民法院依职权的调查外，其他无一人到庭接受质询。2、宋光京接受人民法院询问的笔录一一“问：你队的土地是什么时候分地到户、什么时候进行土地小调整？答：我们民和二队是在1980年分地到户，1986年进行土地小调整，当时韦利新户的成员有韦利新、韦永升（父亲）、韦海芳（女儿）和韦利新前妻。”在这段对话中宋光京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民和二队分地到户和土地小调整的时间分别是1980年和1986年，虽然其对当时韦利新户的家庭成员的陈述与事实有出入，但无论如何都推翻不了民和二队分地到户和土地小调整两个阶段的客观存在，且宋光京对于发生的时间作出了非常肯定和准确的回答。令人遗憾的是，原判竟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询问宋光京后制作的《询问笔录》原件1份，证明在第一轮土地调整时，韦利新户有韦利新和韦利新的前妻蓝美锦、女儿韦海芳、父亲韦永升四个人口，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调整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大的土地调整。”进而，原判认定以上有宋光京签字却与其笔录内容矛盾的“证明”可以采信，实在荒唐至极。3、该证明中关于“罗柳腰同志是于1985年7月与韦利新同志结婚后，才到××落户”的内容明显不实。罗柳腰与韦利新登记结婚于1986年1月14日是基础事实，也极易核实，但该证明的所有证明人没有一人去对证明的内容进行核实便签字捺印盖章，足以证实整份证据根本不具备真实性，共同出具该证明的单位都安县安阳镇镇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0年8月17日在该证明上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完全是虚假的。三、原判认为2001年6月5日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罗柳腰已于1993年12月2日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而罗某、韦某1的户口是在2003年5月19日才转入韦利新户，他们均不是韦利新户家庭承包户成员，没有分得承包地。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罗柳腰、罗某于1986年1月即迁入韦利新户，并于1986年参加民和二队土地小调整取得承包地，已在本案众多证据当中得以证明，在此不再赘述。（二）2001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罗柳腰、罗某的户口均还在韦利新户而尚未另立新户，且本案众多证据都已证明2001年土地延包时民和二队没有进行土地调整，原判以2001年土地延包作为时间节点判断罗柳腰�罗某有没有取得承包地没有实际意义，纯粹在混淆视听。（三）2001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民和二队虽然没有再对队内进行土地面积的小调整，但在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民和二队的《土地延包（调整）明细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中反映土地延包当时韦利新户承包人口数是5人，根据都安县公安局安阳派出所的相关户籍材料证实，2001年土地延包时韦利新户的5人为韦利新、罗柳腰、韦海芳、罗某、韦某1。这实际上已承认了上述5人均在韦利新户享有承包经营权，而该户从原有的4人增加至5人，新增的一人实为韦某1，韦某1在未取得新增土地面积的前提下对韦利新户原有承包地享有承包份额实际上已被民和二队认可。（四）上诉人罗柳腰、罗某与韦利新、韦海芳是同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且韦利新农转非比罗柳腰早一天，罗某与韦海芳则是同一天办理农�非，原判厚此薄彼只认可韦利新、韦海芳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罗柳腰、罗某没有是为哪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只有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且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才应交回承包地。2001年土地延包时，上诉人没有迁户，只是在2001年土地延包之前与被上诉人一样办理了农转非，原判称其不具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的资格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原、被告在都安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征地红线范围内应取得的征地补偿费146860.6元依法进行分配,确认原、被告每人分得征地补偿费29372.1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0年，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民和二队落实分地到户政策，被告韦利新户共有四口人（即韦利新和其前妻蓝美锦、其女儿韦海芳、其父亲韦永升）。1982年韦永升去世，1983年蓝美锦去世。1986年1月14日，原告罗柳腰与被告韦利新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均为再婚。后原告罗柳腰将其户口迁入被告韦利新户。1993年12月2日，原告罗柳腰的户口在公安机关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1999年12月21日，原告罗某与被告韦利新生育儿子即本案原告韦某1。2003年5月19日原告韦某1及原告罗柳腰与前夫生育的女儿罗某（即本案原告）的户口均被登记至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韦利新户。2001年6月6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被告韦利新作为户主与其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和二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继续延包责任地。后原告罗某的户口在公安机关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2010年9月9日,原告罗柳腰与被告韦利新因感情破裂,由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4年，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安阳镇河西新区征地，韦利新户位于“芝巴岭”（音）、“定盆”（音）的责任地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共2.403亩被政府征收，共需兑现征地及青苗补偿费为：150030.13元（其中旱地补偿：84378.05元，鱼塘补偿：62482.55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3169.53元），上述补偿费尚未兑现。原告认为原告罗柳腰与被告韦利新离婚后，并未对经营的土地进行分割，后原告罗柳腰、罗某向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对原告罗柳腰、罗某享有的韦利新户的承包地份额进行分割，确认罗柳腰、罗某享有的土地经营权，该委于2014年12月19日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作出都农仲案【2014】第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因不服仲裁裁决，曾向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罗柳腰、罗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进行分割，2015年12月30日原告罗柳腰、罗某申请撤诉。2016年2月3日，原告罗柳腰、罗某、韦某1再次向该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罗柳腰及其女儿罗某将户口迁入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后，原先其在原籍地宜州市福龙乡福龙社区板弄屯所分得的承包地已被生产队收回。再查明，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没有1980年分地到户和2001年土地延包时该队承包地的调整分配方案和家庭承包户中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花名册存档。
一审法院认�，本案中原、被告对家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发生纠纷，实际上，该征收补偿费发放的是家庭承包户，因此该家庭承包户具体由哪几个承包人构成是本案处理的焦点。被告韦利新的父亲韦永升和前妻蓝美锦分别于1982年、1983年去世后，该户家庭承包成员分别是哪几位？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在原告罗柳腰、罗某、韦某1户口迁入后是否进行了土地调整并分配其相应的承包地？依照法律规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即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的分配权。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在2001年6月5日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被告韦利新作为户主与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和二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原告罗柳腰的户口已于1993年12月2日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原告罗某、韦某1的户口亦是在2003年5月19日才转入韦利新户，所以在本案查明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中并没有反映三原告系被告韦利新户家庭承包成员，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三原告在民和二队分得承包地，且时任民和二队的队长唐某已去世，无法核实民和二队当时土地调整的情况，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三原告主张其在民和二队分得承包地，并要求分配被告韦利新户应得的征地补偿费，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柳腰、罗某、韦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罗柳腰、罗某、韦某1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1、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安阳派出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六份，反映从1980年至今韦利新户家庭成员户籍变动情况，及家庭成员办理农转非的时间，拟证明1986年的家庭成员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上诉人在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才办理户口的农转非登记；2、一审出庭证人韦某2家庭户的户口簿复印件三张，拟证明韦某2在其女儿出生后通过生产队的调整获得承包地。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延期声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没有分得承包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依职权对都安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二队队长宋光京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宋光京陈述，该队已没有多余的土地进行分配，对于新增人口与其家庭户共同经营承包土地，如遇土地调整，可以根据情况分得土地。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录内容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看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除“1980年，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民和二队落实分地到户政策，被告韦利新户共有四口人（即韦利新和其前妻蓝美锦、其女儿韦海芳、其父亲韦永升）”、“2003年5月19日原告韦某1及原告罗柳腰与前夫生育的女儿罗某（即本案原告）的户口均被登记至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民和�队韦利新户”有误外，其他事实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983年12月，被上诉人韦利新及其前妻兰美锦从海南岛中县长征农场迁入韦永升户，因韦永升死亡，韦利新成为该户户主，家庭成员有兰美锦以及女儿韦海芳。后因兰美锦死亡，其户口于1984年被注销。因韦利新与上诉人罗柳腰再婚，罗柳腰及其女儿罗某于1986年1月迁入韦利新户。1993年至1995年间，韦利新、罗柳腰、韦海芳、罗某先后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2000年2月，罗某的儿子上诉人韦某1因出生加入韦利新户。2003年，罗某另立户作为户主，韦某1户口迁入罗某户。2010年11月，上诉人罗柳腰因与被上诉人韦利新离婚，将户口迁入罗某户。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罗柳腰、罗�、韦某1请求分割被上诉人韦利新户的土地补偿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2014年，因政府征收土地，被上诉人韦利新户承包的土地和鱼塘被征收，获得征地及青苗补偿费共计150030.13元，其中土地补偿费146860.6元，青苗补偿费3169.53元。土地补偿费是对失地人员的补偿，获得补偿的人应当是对被征收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诉人罗柳腰虽然在2010年与被上诉人韦利新离婚，但如果其原先在韦利新户有承包地的，因其离婚后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居住生活，且没有重新分到承包地，故并不因其离婚而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实质是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是否与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对韦利新户的土地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说对被征收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家庭成员为哪些人。根据一审时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镇北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民和二队于2001年6月份开展了土地延包工作。同时，从存留的《安阳镇镇北村民和二村民小组土地延包（调整）明细表》以及《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花名册》可以看到，在该轮土地延包（调整）中，韦利新户的家庭人口数从4人变更为5人。虽然从上述两份证据中无法看出该5人具体为谁，但结合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安阳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来看，被上诉人韦利新户因人员的死亡、再婚迁入、出生申报等原因，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该户家庭成员数恰好为五人。再结合二审中本院对民�二队队长宋光京询问了解的情况，该队已经没有可供新增人口分配的土地，只有在进行土地调整时会根据情况对新增人口重新分配土地。因此，可以推定在2001年该队进行土地延包（调整）时，罗柳腰、罗某、韦某1获得了承包地，韦利新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即为韦利新、罗柳腰、韦海芳、罗某、韦某1，该五人对家庭户承包的土地共同享有经营权。虽然之后上诉人方均从韦利新户迁出，但户口仍然落在民和二队，罗柳腰、罗某、韦某1仍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对征收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利，并且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权利。三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共同共有该笔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现上诉人罗柳腰与被上诉人韦利新已离婚，上诉人罗某、韦某1也已从韦利新户迁出，三上诉人有理由请求对该笔补偿款进行分割。因共有人没有约定，故在分割时按照原则应当平均分割。因上诉人未在征收地上种植作物，其不主张青苗补偿费，只主张土地补偿费，故除去青苗补偿费，五当事人每人应分得土地补偿费29372.12元（146860.6元÷5）。一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销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8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二、
二、上诉人罗柳腰、罗某、韦某1与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各分得韦利新户征地补偿费146860.6元中的29372.12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上诉人韦利新、韦海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代理审判员 韦艳艳
代理审判员 覃 阳
二〇一七�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