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2民终4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友谊街华南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娜，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毕永亮，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庆国，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书敏，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万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简称冶金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3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万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魏娜，被上诉人冶金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庆国、毕书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通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6）辽0211民初32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该项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计算的房屋及设备租金数额错误。原审法院已经认定租赁双方所签订的两份租赁协议均为有效合同，就应当依照合同计算租金，而不应当依据双方《关于大连冶金修造厂与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之间有关问题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一）中的2005年12月末前欠809683．75元租赁费来认定租金数额。依据第一份租赁协议的约定，至2005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应付租金数额应为396795元（1058120×6％÷12个月×75个月），依据第二份租赁协议的约定，2006年至2016年3月31日应付租金应为2029606元（2159156×10％×6年＋2159156×8％÷12月×51个月）两项合计应付租金数额为2426401元，减去已付租金647746．97元、再减借款934962．25元，依照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结论，欠租数额也应是843692元。二、原审法院对同样的证据采用了不同的双重采信标准，导致判决错误。原审中，冶金厂提供了一份《处理决定一》，该证据无单位盖章，只有被上诉人方的法定代表人郭富安和代表上诉人方的兰维民签字形成，原审法院采信了该证据。而由上诉人提供的同样由上述二人签字的《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二），原审法院却以该证据未加盖双方单位的公章，而未予采信。从两份处理决定的内容看，均是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条款，虽均未加盖双方公章，但郭富安签字时均为被上诉人一方的法定代表人，应属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对同样的证据，仅因举证方不同，而只采信《处理决定一》而不采信《处理决定二》，显然有失公允。依据《处理决定二》的约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以及被上诉人方管理人员的五险一金应从上诉人应付租金中扣除。其中，房产税126082．68元；土地使用税按双方所有的建筑物所占比例分摊，被上诉人应承担376796元；相关人员的工资、保险费等费用为1419901．63元。上述房产税、土地使用税，除了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为缴纳义务人外，被上诉人在其提供的证据中亦有自认。三、原审法院认定租赁期限届满日为2016年1月3日是错误的。原审中，被上诉人方的法定代表人郭富安到庭，对两份租赁协议的期限作了明确的证明，租赁期限届满应至2019年9月30日，其对第二份租赁协议的形成过程也作出了合理性解释。从第二份租赁协议中增加的租赁物性质及《处理决定二》中的内容，也能证明该节事实。四、原审法院判决诉讼费的承担有失公允及法律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了被上诉人关于土地租金9764452元的诉讼请求，只支持了其房屋租金1256580元的部分诉讼请求（请求标的为1357342元），依照法律的规定，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近一半的诉讼费有失公允。
冶金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租金计算标准是正确的，是由于上诉人自己的理解有误将租金计算基数列式错误，所以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所以上诉人第一项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关于租赁期限，由于后签署的租赁协议对此前的租赁协议的租赁期限进行了变更，因而应以后签署的即2006年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准，原审判决对租赁期限届满日的认定也是正确的。诉讼费由法院裁决，既然上诉人欠付租金是导致本案被上诉人起诉的直接原因，所以一审法院对诉讼费承担比例的确定也是正确的，并且这也不是当事人应该提出的。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
冶金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所欠原告的截至到2016年3月末的房屋及设备租金合计1357342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所欠原告的截至到2016年3月末的土地租金或土地使用费合计9764452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其因租赁所占用的原告房屋、设备及土地；4、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5月3日，原告（甲方）与大连万通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共同出资成立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甲方（原告）以厂房设备等出资，乙方以现金出资，除下岗职工外，冶金厂在岗人员将依据新公司的需要和个人志愿全部进入万通公司工作，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等。”
1999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万通公司同意租用甲方冶金厂的机械车间厂房（原值831463．13元）、锅炉房（原值105175．26元）、5吨吊车（原值121482．45元）等固定资产，租期10年，年租金为固定资产原值的6％，租金年结年清”。
2006年1月4日，原、被告就租赁事宜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万通公司同意租用甲方冶金厂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原值合计2159156．66元（包括厂房、锅炉房、门卫、厕所、吊车、车床、道路、挡土墙这些物的原值合计数额），租期十年。以上固定资产的年租金前6年为固定资产原值的10％，自第7年起年租金为固定资产原值的8％。租金于每年年初交纳，年结年清。本协议履行期间如发生其他变化，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
2009年3月，原、被告双方就租赁事宜签署《关于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与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之间有关问题处理决定》，该决定记载“1999年10月至2005年12月末万通公司（被告）欠冶金厂（原告）租赁费809683．75元，此款暂不转入冶金厂（原告），待适当时机处理。2006年以后的租赁费，按双方协议按时转入冶金厂（原告），冶金厂收取的租金先满足职工的支出，余款偿还欠万通公司的借款；以后冶金厂费用不足时仍向万通公司借款”。
2015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冶金设备修造厂房屋、土地租赁、使用审计情况通报》，内容为“根据上级部门关于国有企业资产经营管理规定要求，因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冶金厂（原告）2015年5月末前的资产经营活动进行审计，希望万通公司（被告）在2015年12月末前确认最终欠费情况及付款计划，如有异议，书面回复”。同时附有一份《冶金厂1999年10月-2015年5月出租给万通冶金公司房屋、土地租金计算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对此书面通报，被告在庭审中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而不予认可。
2016年1月1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出《关于清收房屋、土地租赁使用费的通知》，内容为“被告应于2016年1月31日前付清上述欠费，否则自2016年1月1起被告应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对此通知，被告在庭审中也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而不予认可。
2016年1月26日，被告向原告复函，确认收到了上述“说明”，被告并要求原告提供所列欠款的计算依据、以便于被告对计算结果进行核实。
案涉争议的租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现仍登记在原告名下，登记的使用面积为11438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另查：
1．郭富安与兰维民签订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内容为“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甲方）与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乙方）就有关问题经协商达成一致，决定如下：1，在本决定签订之前，乙方对租赁房屋的维修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今后再发生的房屋维修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2，第一期租赁费，扣除借款，余款待双方财务核对后处理。3，甲方管理人员为5人，其工作及五险一金均由乙方垫付，按甲乙双方各负担一半的原则由乙方承担的一半费用应在租金中扣除。4，甲方应承担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先由乙方垫付，后续在租金中扣除。5，租赁期满乙方有优先续租权”。该决定的落款时间以打印的方式落款为“2011年12月30日”。
2．2003年3月23日甲方（卖方）冶金厂与乙方（买方）万通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三份，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甘井子区华南路9-1、9-3、9-4号房地产出卖给乙方，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2043．61平方米、157．7平方米、216．25平方米，成交价格分别为60万元、10万元、6万元。双方同意将上述房地产于2003年4月23日交付给乙方，房屋移交给乙方时，其该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乙方均将房产证办理到该公司名下，用途分别为厂房、变电所、职工浴池。”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因租赁占用的原告房屋、设备及土地一节。鉴于原、被告于1999年10月1日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约定了原告向被告出租机械车间厂房等固定资产，该协议租期10年。2006年1月4日原、被告再次签订租赁协议书，也约定了租期是10年，且原、被告双方在后一协议书中就租赁的资产范围、租金标准等内容进行了重新约定，鉴于该两份协议书均系有效合同，依法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认为后一份租赁协议书系对前一份协议书的变更，被告认为两份协议书不存在变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后一份协议书有效，应是不争的事实，既然2006年1月4日原、被告再次签订的协议书有效，那么该协议书所约定的租金标准及租赁期限依法也应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鉴于后一份协议书对前一份协议书所约定的租金标准等重大事项均作出了变更调整，故后一份协议书的租赁期限届满之日即是2016年1月3日。故不论两份协议书是否存在被告主张的变更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35条的规定，“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故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因租赁占用的原告房屋、设备及土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房屋及设备租金1357342元（截止到2016年3月末）一节。原告称被告应按前后两份协议书所约定的房屋及设备的租金标准分段计算租金，对此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称截止到2015年5月未，原告收取被告租金647746．97元、借被告款项934962．25元，两项合计1582709．22元；对此，被告也无异议。鉴于截止到2005年12月未被告欠原告房屋及设备租金合计809683．75元，对此节事实双方签订的相关处理决定已予以了确认，再依据2006年1月4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后续租金，故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经一审法院依法核算，被告尚欠原告租金1256580元。庭审中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房屋及设备租金合计1357342元，原告计算有误，故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的房屋及设备租金合计125658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
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所欠原告的截至到2016年3月末的土地租金或使用费合计9764452元一节。鉴于原、被告先后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均未对被告因租赁原告房屋及设备所占有的原告土地是否存在租金及使用费问题进行约定，且被告租赁原告相关租赁物已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原告也无向被告主张过土地租金或使用费的相关证据，且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协议书成立后所达成的多份“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也未涉及土地使用费问题，虽被告占用原告的相关土地事实明确，但双方对如何使用土地问题一直无明确的书面协议，原告现请求被告按同行业同地段土地租金标准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费，鉴于被告庭审中不认可应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费，因案涉土地系划拨土地，故对原告此节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关于被告称其交纳的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应按原、被告各自所有的建筑物面积进行分摊问题，庭审中原告自认自2000年至2015年5月被告交纳土地税合计1055155．5元。被告称“原告应承担其中的35．71%即376796．03元、被告应承担其中的64．29%即678359．47元”；被告又称“原告应承担相关人员费用（五险一金）合计1419901．63元”，被告所主张的原告应承担的土地税、相关人员费用均依据的是郭富安与兰维民签订的“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的约定内容，鉴于该处理决定涉及到被告主张的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和相关管理人员费用应否应由原告承担问题，这直接涉及到该处理决定对原告是否存在法律约束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鉴于该处理决定系郭富安与兰维民二人签订，该处理决定未加盖双方单位的公章，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原告的利益），而当时郭富安虽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身份具有双重性，且该决定的内容也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现无证据证明该处理决定是原告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此决定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被告可依法另行处理。故被告以此决定有效为据请求将交纳的相关管理人员费用及土地税、房产税抵扣被告所应交纳的房屋及设备租金，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采信。被告称“原告已自认被告交纳土地税合计1055155．5元可抵扣被告所欠的租金”问题，鉴于被告所称的原告该自认，系原告于2015年8月21日在单方计算房屋、土地租金的“计算说明”中记载的相关内容，鉴于原告的该自认系建立在其认为被告应交纳土地租金10204208元的基础上进行的抵扣，且被告也自认自己应承担一定比例的土地税，故被告以原告的“自认内容”请求折抵所欠的房屋及设备租金，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鉴于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是2016年1月3日，而原告提起的诉讼之日是2016年3月31日，故被告该节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也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房屋及设备租金合计1256580元。二、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占用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的租赁房屋、设备及相关土地返还给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三、驳回大连冶金设备修造厂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5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5580元，由原告负担5万元，其余均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在开庭前未提供新证据，庭后，上诉人提交了部分税费缴费材料和社保、工资开支证据，欲证明应予抵扣租金的金额，鉴于上述证据材料的待证事实与本案房屋租赁关系涉及的租金认定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关于双方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应支付的租金金额认定；2、在双方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主张替被上诉人垫付的费用应否抵扣。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双方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应支付的租金金额认定
此节事实中，双方对1999年10月1日协议中房屋租金的计算基数和该协议对应的租金计算期间存有争议。上诉人主张1999年10月1日至2009年9年31日期间应以1058120.84元作为租金计算基数，其余时间段以2159156.66元作为基数，被上诉人则主张全部租赁期间均以2159156.66元作为基数，且2006年1月4日的协议改变了租金计算方式。鉴于双方于2009年3月在《有关问题处理决定》中已确认1999年10月至2005年12月末上诉人所欠租金，故对于该阶段产生的租金金额，本院采信该份协议，认定为809683.75元。而根据2006年1月4日双方协议的文意内容，“乙方万通公司同意租用甲方冶金厂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原值合计2159156．66元（包括厂房、锅炉房、门卫、厕所、吊车、车床、道路、挡土墙这些物的原值合计数额），租期十年。以上固定资产的年租金前6年为固定资产原值的10％，自第7年起年租金为固定资产原值的8％。租金于每年年初交纳，年结年清”。协议中，双方未对约定的8%租金标准的起算时间另作特殊约定，应认为协议即时生效，故本院采信被上诉人主张，自2006年1月起按照10%标准计算租金计算六年。
根据上述认定，在整个租赁期间，租金计算情况如下表：
起算起止时间
期间
年租金标准
产生租金
第一阶段
1999年10月至
2005年12月
6年3个月
根据双方在2009年3月的《有关问题处理决定》确认的内容，共产生租金809,683.75
第二阶段
2006年1月至
2011年12月
6年
2,159,156.66×10%
1,295,493.96
第三阶段
2012年1月至
2016年3月
4年3个月
2,159,156.66×8%
734,113.26
合计
2839290.97
如上表所示，自1999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双方在租赁期间共产生租金2839290.97元，扣除上诉人已付租金647746.97元和双方均无异议的借款934962.25元，尚有租金1256580元未曾支付，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上诉人主张已垫付款项应否扣除
此节事实在本案中双方存在较大争议，上诉人主张应予以扣除的依据是2011年郭富安与兰维民签订的《有关问题的处理决定》，因郭富安具有双重身份，且双方对此存有较大争议，鉴于其中内容虽发生在租赁期间，但税费垫付、工资承担等内容与本案租赁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此节未予以处理，并告知当事人另案诉讼解决，不影响双方实体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0元，由大连万通冶金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侯学枝
审判员刘冬艳
代理审判员王鹏程
二○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