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07民辖终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琼山区滨江路388号联华·翡翠水城一期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朱万禄，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庆军，汉族，1970年9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原审第三人：刘小白，男，汉族，1965年4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上诉人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704民初637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2018年1月31日，被上诉人汤庆军因与上诉人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小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联华公司在答辩期间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实际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出现的纠纷，汤庆军所谓的出借款项，实为张振国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包括价款纠纷，应提交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所谓的“借条”是汤庆军与刘小白勾结伪造。本案不属于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法院应对此案驳回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汤庆军与汤小兵是同一人。2010年4月26日，联华公司股东温莉珍、朱海梅、黄海与汤小兵、ＸＸ、刘小白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莉珍、朱海梅、黄海向汤小兵、ＸＸ、刘小白三人转让联华公司股权事宜。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股东权益多次转让，最终确定为由朱敏、朱海梅、黄海三人向张振国、严树青、周克顺三人出让股权。汤小兵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实际代表张振国持股。
2014年11月20日，张振国、严树青、周克顺以朱敏、朱海梅、黄海迟迟不提供代其支付个人所得税的数额等为由，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海南仲裁委员会以（2015）海仲字第85号裁决书，裁决解除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以（2014）海仲字第634-1号裁决书作出先行裁决，裁决朱敏、朱海梅、黄海向张振国返还股权投资款9100万元及利息。同时仲裁裁决确认，张振国通过刘小白及其控股公司先后支付款项9100万元，但刘小白及其控股公司仅收到张振国股权投资款6220万元，剩下2880万元股权投资款是刘小白代张振国支付，张振国也应向刘小白返还其代为支付的股权投资款2880万元及利息。刘小白据此诉至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张振国向刘小白返还其代为支付的股权投资款2880万元及利息。张振国则答辩称9100万元股权投资款是其自有资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认为张振国支付给创誉公司的三笔款项共计2880万元，是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股本金，判决驳回了刘小白的诉讼请求。刘小白不服（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于2017年12月13日调解结案，该调解书确定：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刘小白、张振国对账发现，本案诉争的汤庆军于2011年7月21日转账给何明约的400万元，未包含在刘小白代张振国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款9100万元之内。刘小白、张振国同意张振国以汤庆军的名义通过另案诉讼或仲裁向联华公司及何明约追偿此400万元及借款利息,此400万元的权益归刘小白所有；张振国同意，不再向刘小白主张创誉公司名下西海岸海域使用权的相关权益，并为刘小白主张此权利提供协助。
2017年5月26日，刘小白以朱敏、朱海梅、黄海、朱万贵、温丽珍、联华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海南仲裁委员会以（2017）海仲字第354-1号裁决书，驳回刘小白对联华公司的仲裁申请，刘小白与朱敏、朱海梅、黄海、朱万贵、温丽珍之间的股权纠纷，尚未有裁决结果。汤庆军和联华公司均认可案涉750万元由张振国于2010年12月9日汇款1000万元给创誉公司、创誉公司次日汇款350万元给联华公司以及汤庆军于2010年7月23日汇款400万元给创誉公司、创誉公司于2011年2月10日和2月24日分两次汇款给联华公司的100万元、300万元三笔款项组成。
原审法院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终400号司调解书，未对事实重新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本院不以（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琼民终400号民事调解书作为判决本案管辖权的依据。2014年6月26日，朱敏、朱海梅、黄海出具的确认书，确认2010年12月31日止朱万贵收到汤小兵（张振国）9100万元，款项明细表载明9100万元的组成部分亦不包括张振国于2010年12月9日汇款1000万元给创誉公司，创誉公司次日汇款350万元给联华公司以及汤庆军于2010年7月23日汇款400万元给创誉公司，创誉公司于2011年2月10日和2月24日分两次汇款给联华公司的100万元、300万元。虽然刘小白2017年5月26日以朱敏、朱海梅、黄海、朱万贵、温丽珍、联华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尚未有裁决结果，但海南仲裁委员会已经裁决驳回了刘小白对联华公司的仲裁申请。故刘小白有权就股权投资款或其他款项对联华公司提起诉讼。中瑞诚海分审字（2016）第2-0008号审计报告系联华公司委托出具，联华公司及本案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以该审计报告载明的事实作为判决本案管辖权的依据。该审计报告显示案涉750万元不在股权投资之列。联华公司认为刘小白伪造了750万元的借条，虚假约定了由鄂州法院裁决。刘小白担任联华公司总经理时间从审计报告中“委托审计事项”第4项以及“协议解除情况”载明的情况可以大致判决，案涉750万元发生的时间在刘小白担任联华公司总经理期间。刘小白任联华公司总经理，代表联华公司认可案涉750万元借款及约定利息，同意在鄂州法院裁决，并无不妥。在联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可依据此借条判断本案的管辖权。案涉750万元是借款而非股权投资款，当事人对该借款纠纷约定了管辖法院，不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上诉人联华公司不服原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对联华公司提供的事实证据不做出判定或者作出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汤庆军、张振国支付给海南创誉公司的1400万元款项（含本案750万元），实为张振国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款，且该股权价款已经汤庆军（张振国）通过仲裁进行了主张。1、刘小白2013年10月26日补签字加盖海南创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的《收条》以及刘小白签字确认的《明细表》，该证据确认，通过创域公司和创誉公司，刘小白收到张振国项目投资款9100万元。另根据《明细表》记载，包括汤庆军（张振国）在本案的750万元所谓“借款”在内的9100万元，已被汤庆军（张振国）和刘小白确认为股权价款。2、海南仲裁委员会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裁决书》、2017年8月7日《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仲裁申请书》、证据清单。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字15号《民事判决书》均证明本案750万元已被汤庆军和刘小白确认为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且该股权转让款已被汤庆军（张振国）通过仲裁进行了主张和审理，完全不能再向人民法院重复主张。二、裁定书所认定的汤庆军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借款事实。1、本案所谓借条，没有加盖联华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借条出具人有权代表联华公司借款，上述所谓借款，已被汤庆军和刘小白多次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承认为股权转让价款，在仲裁机构主张并获得了仲裁机构的支持。2、汤庆军提供的工商银行1000万元汇款凭据、张振国的《情况说明》、汤庆军提供的建设银行400万元个人汇款凭证不影响该款整体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三、裁定书在证据认定过程中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予确定。”一审裁定置当事人的自认于不顾，没有任何根据地否定上述1400万元包含在9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这一汤庆军代理人也不敢否认的事实。一审裁决还将所谓海南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刘小白对被申请人之一的联华公司股权价款连带返还纠纷仲裁请求，混同为海南仲裁委员会驳回刘小白对所有被申请人仲裁请求。四、本案所谓借款实质是股权转让价款，汤庆军、刘小白与联华公司股东就股权转让价款已达成了仲裁协议，并由仲裁庭裁决完毕，一审法院没有受理权，依法应驳回汤庆军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8年1月31日，汤庆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联华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991.2万元。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2010年12月9日张振国通过工行转款1000万元给创誉公司凭证、2010年7月23日汤庆军通过建行转款400万元给创誉公司凭证、2010年12月10日、2011年2月10日、2011年2月24日创誉公司分别汇款35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给联华公司对账单以及2011年2月25日刘小白向汤庆军出具的《借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等。从作为一审原告的汤庆军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符合民间借贷案件的形式要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事案件立案受理的条件。刘小白于2011年2月25日向汤庆军出具的借条载明“联华公司翡翠水城项目向汤庆军借款人民币750万元整……如逾期未付，则由湖北省鄂州法院裁决”。从汤庆军提供的《联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联华公司任职通知》以及审计报告中“委托审计事项”第4项以及“协议解除情况”载明的情况可以看出，出具该借条时，刘小白的身份应是联华公司的总经理。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联华公司上诉称“本案所谓借条，没有加盖联华公司公章，不能证明借条出具人有权代表联华公司借款；所谓借款，已被汤庆军和刘小白多次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承认为股权转让价款，根据汤庆军、刘小白与联华公司股东达成的仲裁协议，本案股权转让价款纠纷，应已由仲裁庭裁决完毕。一审法院没有受理权，依法律规定应驳回汤庆军的起诉”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这种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汤庆军在起诉阶段所提供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达到可立案受理的程度，至于其所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只有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才能认定，对管辖权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仅应以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能够在形式上确定管辖权为足。联华公司上诉状中提到的事实及理由均涉及案件实体审查，且上诉请求为“驳回汤庆军的起诉”的处理方式也不能适用于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汤庆军、刘小白、联华公司及联华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借款等纠纷多次进行仲裁、诉讼。汤庆军此次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联华公司、刘小白，作为当事人应承担的诉讼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已作出明确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汤庆军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实其主张以及是否为伪证，需经实体审理后才能得出结论。汤庆军提供的证据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约定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联华公司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款纠纷，且已经仲裁庭裁决完毕，原审法院没有受理权，应驳回汤庆军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在管辖权裁定中一并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了审查应属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刚
审判员 夏翠霞
审判员 黄剑萍
二0—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胡航
书记员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