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津0101行初338号原告傅群生，男，194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华联商厦退休职工，住。委托代理人王涛，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云端，女，1946年6月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纺织品公司退休职工，住。委托代理人王涛，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94号。法定代表人王建国，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涛，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医疗市场秩序监督处副处长。委托代理人李明宇，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李斌，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涛，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张安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不服被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及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作出的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17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傅群生、刘云瑞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涛、王海，被告市卫计委委托代理人张涛、李明宇及被告国家卫计委委托代理人刘涛、张安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卫计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关于的回复》，回复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于2016年2月14日向被告市卫计委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要求被告市卫计委“依法查处张占京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为付领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经被告市卫计委调查，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故张占京的上述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不服，向国家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卫计委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原告傅群生、刘云瑞诉称，己故死者付领,男,1972年1月13日生人,2007年8月2日死亡,享年35岁,系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之独生子。自2004年9月始,付领之岳父张占京每逢付领身体不适,便为付领诊断、治疗疾病,每次都为付领开具不同型号、类别的药物,并进行针灸、输液。张占京根据自己治疗疾病的经验,且自制不同类型的药丸/颗粒(公安南开分局有保存),长期为付领服用,时至2007年8月1日受害人付领在服药期间出现腹泻症状,8月2日早晨遂电话告知张占京病情,张占京询问病情后进行了诊断、治疗,遂以“是肠胃炎,吃藿香正气水,吃胃肠安、多喝水”嘱付领,付领基于对其多年医疗专业及医疗技术的信任未及时到医院就诊,因腹泻未见好转、脱水持续严重,后经父母送一中心诊治,但为时已晚,终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发后,原告在长达近十年期间无数次的要求现被告市计生委对张占京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认定,一直无任何结果。原告实在无奈于2016年2月14日向被告市卫计委提出其履行法定职责的书面申请,市卫计委接到申请后仍然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原告无奈起诉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和平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判决判令市卫计委在判决生效3个月内对原告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被告市卫计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关于的回复》的书面答复,认为张占京对付领的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认定张占京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原告于2017年3月25日向被告国家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市卫计委的上述答复,对张占京的非法行医行为给予认定。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6月26日出具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卫计委的书面回复。原告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该复议决定。原告不服上述《关于的回复》及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1、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市卫计委2017年3月1日出具的《关于的回复》及国家卫计委出具的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复议决定书》；2、请求法院判令市卫计委对张占京为付领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和非法行医重新作出认定；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二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证明被告市卫计委依照申请作出回复；证据2、行政复议申请书（3页）、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卫复决[2017]38号），证明原告不服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回复，申请复议机关复议，国家卫计委作出复议决定，原告不服形成本诉；证据3、询问笔录（13页），证明张占京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过诊疗行为；证据4、定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文件（定职改字[1988]26号），关于“孙秀芬”等28名同志任职资格的通知，证明张占京曾被定州市初级卫生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具备医师级职务任职资格。其1988年后以医生身份执业，并为社会所周知；证据5、证明，证明1998年《医师执业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施行后，张占京并不具备医师资格；证据6、天津市居民死因统计卡、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付领因耽误治疗造成肺栓塞死亡；证据7、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局回复，证明南开区卫生局回复南开公安分局，对开具处方、提供药品、实施针灸及静脉输液的行为认定为诊疗行为；证据8、鉴定聘请书，证明南开分局要求南开区卫生局对张占京电话为付领提供治疗的治疗方式是否属于诊疗行为进行鉴定，南开分局一直未做任何书面回复；证据9、2014年4月13日呈卫生部石海龙领导的上访函及卫生部4月16日的回复函，证明卫生部对于电话诊疗属于非法行医作出了明确回复；证据10、2014年6月16日市卫计委对卫生部4月16日回复函的意见及《张占京对傅领的行医经过》呈卫生部石海龙及有关领导的上访函及7月25日卫生部的回复函；证据11、不开诊所非医师行医及误诊、延误治疗致人死亡的非法行医案例，案例可以证明没有开诊所的个人行为，属于从事医疗活动，也是非法行医。（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市卫计委辩称，一、2016年2月14日,被告收到原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被告“依法查处张占京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为付领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因原告自2013年3月起就上述诉求多次至被告处上访,被告已多次当面对其答复并解释,不能认定为非法行医行为,故予以并案处理。2016年9月22日,原告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1月24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为充分了解诉求,完善调查,被告于2016年12月9日就原告反映事项启动行政执法程序。二、立案后,被告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经查,张占京与付领为翁婿关系,张占京19**年经定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审具备医师级职务任职资格,但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实施后,未按照该法及有关规定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经调阅公安南开分局有关案卷,公安机关曾对张占京及其女儿张雪琳等人做过询问笔录。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张占京表示曾为付领输过一次液、扎过针灸,开过中药药方,否认提供中药丸药,并承认2007年8月2日接张雪琳电话中问及付领“拉肚子”的情况并说让付领吃藿香正气水、胃肠安、多喝点水等。2016年12月14日被告向原告傅群生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原告表示不掌握张占京在津提供社会性医疗服务事实,中药调理治疗不能提供处方,并对其于2010年1月14日在公安南开分局刑侦八支队做的询问笔录全部予以认可。2016年12月27日,被告根据原告提供和公安机关笔录所载的住址(记述不完全一致)进行现场查访,当日张占京未在家中,经电话联系称回河北老家;住处并无行医标识和宣传;向隔壁邻居询问看病就医点,表示附近无个体行医点。2017年1月4日再次联系张占京仍称未归,表示过完正月十五回来,称有关情况已经在公安机关调查时说明。后再联系不再接听电话,故未能当面进行询问。根据上述调查取证结果,不能证明张占京存在非法行医、执业等行为,也未查到张占京非法行医处罚记录,原告亦未能提供张占京非法行医的证据。三、《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中“非医师行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中“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中“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等有关非法行医的表述中使用的“行医”、“执业”、“从事”活动等用语的内涵未在法律法规中进行特别规定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涵义的,该涵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被告认为应当按照汉语的通常语义进行解释。经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6版),“行医”意为从事医生的业务(多指个人经营的);“执业”指(律师、医生、会计和某些中介服务机构的人员等)进行业务活动;“从事”指做,投身到(事业中去)。可见,行医、执业、从事医疗活动均为业务性活动,具有社会性和职业性。四、针对原告反映的事项,被告启动行政执法程序予以处理的职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以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原卫生部令第53号)的相关规定。根据调查取证结果,《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反映张占京的行为虽具有诊疗行为的部分特点,但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等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因此,原告反映的事项并非针对违法行为的投诉,故不属于《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卫生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被告汇总调查取证结果后,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经合议,认为张占京的行为不属于行医、执业范畴,不构成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行为,并于当日结案。原告反映的事项违法事实不成立,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妥。综上,对于原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的申请事项,被告已依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了受理、立案、调查等法定程序,最终认定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不构成非法行医行为,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并于2017年3月1日将上述内容书面回复了原告。被告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该最终处理意见并无不妥。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卫计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原告2016年2月14日寄送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3页），证明原告的申请事项；证据2、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津0101行初344号（8页），证明和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证据3、被告作出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证明被告对原告予以了书面回复；证据4、天津市卫生计生委执法文书案卷（含案件受理记录、立案报告、对傅群生的询问笔录、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合议记录、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结案报告）（15页），证明被告依法对案件进行了立案调查；证据5、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询问笔录卷宗（35页），证明被告调取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的笔录卷宗并对案件进行分析；证据6、被告办案人员与张占京的电话记录，证明被告办案人员与张占京进行了多次电话联系；证据7、现场勘查录像（光盘1张），证明被告办案人员对张占京在天津的住所进行了现场勘查；证据8、定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孙秀芬”等23名同志任职资格的通知（定职改字[1988]26号）（2页），证明被告曾赴天津市中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就原告反映事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证据9、《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6版）节略（4页），证明“行医”“执业”“从事”等词汇的含义。依据1、《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依据2、《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依据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依据4、《卫生行政处罚程序》；依据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依据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上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国家卫计委辩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本案中,被答辩人不服天津市卫生计生委2017年3月1日作出《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中“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故张占京的上述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的回复意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答辩人经审理,认为天津市卫生计生委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最终处理意见并无不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了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答辩人于2017年3月20日收到被答辩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经补正,3月27日收到申请材料,4月1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56号)要求天津市卫生计生委提交答复材料。5月23日,答辩人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80号)同日交寄发出;6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卫复决〔2017〕38号)同日交寄发出。复议期限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国家卫计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EMS复印件及签收查询结果，证明傅群生、刘云瑞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内容及签收时间；证据2、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EMS复印件及签收查询结果，证明答辩人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当日交寄发出，被答辩人于3月23日收到；证据3、行政复议补正材料，EMS复印件及签收查询结果，证明傅群生、刘云瑞补正材料内容及签收时间；证据4、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56号），证明答辩人于2017年4月1日作出提交答复通知书，并交寄天津市卫生计生委；证据5、行政复议答复材料，证明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向答辩人提交了答复材料；证据6、延期审理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80号）及快递送达，证明答辩人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当日交寄发出，被答辩人于5月25日收到；证据7、复议决定送达快递，证明答辩人将被诉决定于2017年6月26日交寄发出，被答辩人于6月27日收到。（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经庭审质证，二原告对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4、6、7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同时证明被告未尽职责对案件进行调查，所以做出的行政决定证据依据不足，对证据5无异议，证明目的恰恰证明张占京存在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诊疗行为的客观事实，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同时证明张占京自1988年至1998年从事医生职业，其身份为周围人所周知，对证据9不属于行政诉讼证据种类，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二原告对被告国家卫计委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只是证明被告的程序没问题，但是并没有对市卫计委作出决定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作出纠正。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市卫计委及国家卫计委均对对方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被告市卫计委及被告国家卫计委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于2016年2月14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被告市卫计委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申请被告市卫计委依法查处张占京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为付领自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的诊、疗活动是否属于诊疗行为/非法行医作出认定。被告市卫计委于当日收到二原告该申请，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二原告于2016年9月22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以（2016）津0101行初3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市卫计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二原告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给予书面答复。被告市卫计委于2016年12月9日就二原告反映事项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立案后，调查取证,张占京与付领为翁婿关系,张占京19**年经定州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审具备医师级职务任职资格,但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实施后,未按照该法及有关规定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被告市卫计委调阅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有关案卷,公安机关曾对张占京及其女儿张雪琳等人作过询问笔录。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张占京表示曾为付领输过一次液、扎过针灸,开过中药药方,否认提供中药丸药,并承认2007年8月2日接张雪琳电话中问及付领“拉肚子”的情况并说让付领吃藿香正气水、胃肠安、多喝点水等。2016年12月14日被告市卫计委向原告傅群生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原告傅群生表示不掌握张占京在津提供社会性医疗服务事实,中药调理治疗不能提供处方,并对其于2010年1月14日在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侦八支队作的询问笔录全部予以认可。2016年12月27日、2017年1月4日,被告市卫计委经现场查访并询问附近居民,未发现张占京住所有行医标识和宣传。被告市卫计委经电话联系张占京本人，称已返回河北老家，至今未返回天津一直无法取得联系。2017年2月27日,被告市卫计委终结案件调查并合议，对于二原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的申请事项,认定张占京于2004年9月至2007年8月2日期间对付领的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不属于执业、行医范畴，故张占京的上述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并于2017年3月1日将上述内容书面回复了二原告。二原告不服被告市卫计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于2017年3月19日向被告国家卫计委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3月20日收到二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7年3月21日向二原告发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经二原告补正,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3月27日收到补正材料,于2017年4月1日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56号)要求天津市卫生计生委提交答复材料。于2017年5月23日,被告国家卫计委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国卫复议发〔2017〕80号)同日交寄发出。被告国家卫计委认为对于二原告提出涉及行政执法职权的投诉事项,被告市卫计委应当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原卫生部令第53号)中规定的管辖、受理、立案、调查取证等程序并综合考虑期限等因素审慎地履行相应职责,被告市卫计委的行政执法程序存在瑕疵；被告市卫计委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中所称“行为不具有职业性、社会性；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的表述用语不甚严谨。被告国家卫计委认为综合全案情况，被告市卫计委虽在执法程序及《关于的回复》表述内容存在瑕疵，但不予行政处罚的最终处理意见并无不妥。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卫计委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二原告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复议决定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投诉人张占京为付领配制中药、输液与针灸以及电话沟通等数个行为发生在2004年9月至2O07年8月2日期间;被告市卫计委称自2013年3月才开始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投诉材料，但在行政执法文书中并未体现对上述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行政执法调查是一种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定事由方可启动,且必须严格在法律规范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对于二原告提出涉及行政执法职权的投诉事项,被告市卫计委应当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原卫生部令第53号)中规定的管辖、受理、立案、调查取证等程序并综合考虑期限等因素审慎地履行相应职责。但被告市卫计委在前提事实没有认定清楚，二原告是否超过两年后提出投诉、投诉事项是否由其管辖、对投诉期间被投诉人张占京是否有行医行为均没有进行调查、检查清楚，同时对被投诉人张占京也没有合法传唤、亦没有进行当面调查。故被告市卫计委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在事实认定、证据调取和执法程序上存在明显不当，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国家卫计委2017年3月20日收到二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7年3月21日向二原告发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经二原告补正,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3月27日受理，并对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据、法律依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后因案件情况复杂，于2017年5月23日决定延长复议期限至2017年6月26日前。被告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卫计委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并于2017年6月26日邮寄送达二原告，其复议程序合法。但基于原行政行为被撤销，故复议决定应一并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7年3月1日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并责令被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原告傅群生、刘云瑞于2016年2月14日提出的申请重新作出书面答复；二、撤销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的国卫复决〔2017〕38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二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自行给付二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刘建景代理审判员  孙 蕾代理审判员  刘 堃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孙 昊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