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甘行终4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省酒泉汽车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酒泉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德宏。委托代理人殷玉生。委托代理人杜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酒泉市人社局）。住所地：酒泉市肃州区富康路**号。法定代表人贾其全，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姜有泉，该局医保科副科长。原审第三人邓卫。原审第三人邓兵。委托代理人向华明。委托代理人杜凤兰。上诉人酒泉汽运公司因诉酒泉市人社局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中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酒泉汽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殷玉生、杜冰，被上诉人酒泉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姜有泉，原审第三人邓兵及委托代理人杜凤兰、向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军原系酒泉汽运公司驾驶员，2013年，邓军因身体原因不能从事驾驶员工作，由酒泉汽运公司安排在敦煌客运分公司家属院门房从事家属院卫生保洁工作，兼早晚开锁大门。2014年2月3日11时30分许，邓军被发现在门房内死亡，经敦煌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邓军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7月15日，第三人邓兵、邓卫向被告酒泉市人社局递交书面工伤认定申请，酒泉市人社局于2014年8月4日受理后，第三人于2014年9月24日向被告提交延期认定申请书，酒泉市人社局于10月28日作出延期认定通知书并进行了送达，酒泉市人社局于2014年10月24日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酒人社工伤认字（2014）104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原告酒泉汽运公司收到决定书后不服，于2014年12月3日向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请行政复议，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甘人社复决字（2014）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酒泉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向原告、被告、第三人分别送达了复议决定书。原告酒泉汽运公司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不服，于2015年3月2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酒泉市人社局作出的酒人社工伤认字（2014）104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另查明，第三人邓卫系死者邓军大哥、邓兵系邓军二姐，邓军与周红于1999年5月3日登记结婚，周红现已下落不明。邓军之兄姐邓卫、邓兵于2014年2月8日与原告酒泉汽运公司达成两份协议，其中一份协议第三人向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之诉，后第三人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酒泉市人社局作为工伤保险法定行政职能部门，依法具有工伤认定法定职权。死者邓军系酒泉汽运公司职工，2013年下半年，邓军被酒泉汽运公司安排到敦煌客运分公司家属区负责卫生保洁、开锁大门工作。2014年2月3日邓军在家属区门房内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邓军亲属邓卫、邓兵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关于第三人邓卫、邓兵作为死者邓军的兄弟姐妹，在邓军死亡之后是否有权提出工亡认定申请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邓军死亡后，其妻子周红下落不明，邓军的近亲属邓兵、邓卫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虽对此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之规定，第三人具有工伤认定申请人资格。且从原告提交的与第三人达成的邓军死亡善后问题的协议及原告出具的领取社保费的证明，均认可第三人为邓军的近亲属。综上，原告认为第三人不具有工伤认定申请人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邓兵、邓卫以邓军的近亲属身份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针对邓军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岗位的认定，双方对邓军从事卫生保洁工作无异议。对于是否承担门房值班、开锁大门的工作，原告提交2013年7月29日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在工伤认定阶段未提交，不能作为主张邓军工作不包括开锁的证据。证人殷光华系敦煌客运公司原总务科负责人，他在庭审中除了陈述邓军的工作只负责保洁倒垃圾，还陈述小区大门有钥匙的并不仅是邓军一人，好多住户都有，邓军死亡，车辆进出大门可以照常打开，但不负责值班的人员是不会锁大门的，充分证明邓军的工作包括开锁大门。第三人提供的证人杨永平、祁巧兰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证明邓军不仅负责保洁工作，还负责值班，看大门的工作。在工伤认定阶段双方对于邓军工作性质说法不一，被告酒泉市人社局举行质证会，经过质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邓军工作不包括值班开锁大门。综上，邓军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被告做出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酒泉市人社局2014年8月4日受理邓兵、邓卫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原告及第三人电话通知限期举证，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延期认定申请，被告作出延期认定通知并向当事人送达。被告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后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并依法向原告、第三人进行了送达，并告知了法定的行政复议、起诉期限。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向原告送达书面举证通知书及延期认定通知书程序违法，但认可被告电话予以通知，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在作出决定的程序中虽然有瑕疵，因该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影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的成立，故法庭对原告主张的被告作出工伤认定行政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理由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酒泉市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的酒人社工伤认字（2014）104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庭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酒泉汽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酒泉汽运公司上诉称：一、在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的阶段，申请人是本案中的第三人邓卫和邓兵。上诉人对第三人是否具备工伤认定申请人主体资格提出异议，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论是在工伤认定阶段还是一审阶段第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及一审法庭提交过二人与邓军系近亲属当中的兄弟姐妹关系的身份证明。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对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时首先要求第三人提交证据证明或以职权予以调查核实的内容。因为对身份关系的认定不适用自认，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三）当事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委托人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二）涉及身份关系的；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是“近亲属”也存在先后顺位的问题，第一顺位的近亲属是配偶。当顺位在前的“近亲属”存在的情况下，应当由其依法主张权利。本案中邓军婚姻关系存在，配偶是周宏。虽然现周宏下落不明，但被上诉人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尽到对其告知义务，比如公告告知。在穷尽告知方式后其配偶不予主张权利或仍无回应的情况下，顺位在后的近亲属才有可能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以上的告知义务而直接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错误。二、对于邓军工作职责和工作岗位的问题。首先在被上诉人的工伤认定阶段，上诉人向其提供了甘文明、殷光华、卞生武、刘炬斌的证人证言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述证人均证明邓军只是负责家属院的卫生保洁工作，并不负责开锁家属院大门的工作。第三人提供的证人杨永平、祁巧兰的证言不仅不能相互印证而且相互矛盾，均属于孤证，故不能证明其观点。除此以外，被上诉人在依职权调查过程中取得的社区工作人员于巧凤的证言明确证明邓军只是负责家属院的保洁工作，并未承担门卫工作，印证了上诉人一方证人的证言内容。其次，对于上诉人对邓军的工作安排，早在2013年7月29日的上诉人公司工作会议上即做了明确的安排并形成书面会议记录，即邓军的工作岗位就是打扫卫生、倒垃圾，并没有安排其值班或开锁大门。此份证据在工伤认定阶段未提交，但其原因是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书面告知举证的期限及责任，其不利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正式受理当事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是2014年8月4日，依法应在2014年10月4日前作出工伤认定或不认定的决定，但被上诉人实际是在2014年11月4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虽然有一份应第三人的申请作出的工伤认定延期通知书。但上诉人认为，其一，该份通知书作出的时间也是2014年10月8日，其本身作出时就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认定期限，程序违法；其二，不论是《工伤保险条例》还是《工伤认定办法》只是规定了“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无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延期通知书》的任何规定。四、在被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过程中，应向上诉人送达书面限期举证通知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对邓军的死亡不认为是工伤，对此意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反映。此后，被上诉人就应书面告知上诉人对自己的意见应予举证证明，并同时告知清楚若不举证证明的法律后果，但事实是被上诉人并未履行这一告知义务。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酒泉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被上诉人酒泉市人社局答辩称：2014年2月3日11时30分许，邓军因一氧化碳中毒在门房内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邓军死亡符合工伤认定范围，我局认定其死亡为工亡。关于邓军工作职责是否包括开锁大门问题，双方说法不一，双方证人也各执一词，根据我局调查并召开质证会，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邓军不是开锁大门的人员，故认定邓军的工作职责包括早晚开锁大门，而上诉人提供的工作安排会议记录，是在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提供的证据，我局未予采纳。综上，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陈述，第三人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一致。《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近亲属中没有先后顺序的规定，邓军的职责包括管理大门的工作。由于本案中的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故可以列原行政机关为被告，也可以列复议机关为被告，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酒泉市人社局2014年8月4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同月25-26日酒泉市人社局针对邓军工作岗位是否包括看锁大门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第三人于2014年9月24日向被告提交延期认定申请书，酒泉市人社局于2014年10月8日做出延期认定通知书，同意延长认定期限，延长时间从2014年10月4日算起。2014年10月8日和10日，酒泉市人社局分别向双方送达了酒人社工函［2014］3号《工伤认定质证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因案情复杂，请于2014年10月24日15时30分前来质证，逾期我局将根据调查的证据作出决定。2014年10月24日酒泉市人社局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在质证会上酒泉汽运公司提交了余巧凤、赵永寿、殷光华、陈艳的证人证言，单位证明邓军工作岗位材料，工资发放证明，邓军死亡后费用证明，双方协商处理的协议材料。第三人提交了杨永平、赵永寿、齐巧兰等证明材料。2014年11月4日酒泉市人社局作出酒人社工伤认字（2014）104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予送达。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认定工伤需要具备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三要素。其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认定工伤的必要条件，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只是辅助判断条件，用以推定是否属于工作原因。本案中，邓军系酒泉汽运公司职工，从事敦煌客运分公司家属院卫生保洁工作，居住于该家属院门房，2014年2月3日11时30分许被人发现，邓军因一氧化碳中毒在门房内死亡。针对上述事实，各方均予认可。即对邓军与酒泉汽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和邓军的死亡地点没有异议。但对于能否认定邓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死亡，主要看邓军是否兼有早晚开锁大门工作职责，进而判断邓军的死亡能否认定为工亡。鉴于早晚开锁大门工作能够同时证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特殊性，是否兼有早晚开锁大门工作职责，成为本案认定工伤的关键证据。据此，经被上诉人酒泉市人社局调查，因上诉人与第三人各执一词，双方均有意见相佐的证人证言。为此，酒泉市人社局于2014年10月10日，向双方发出《酒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质证通知书》，要求于2014年10月24日对邓军工伤认定事宜进行质证。经质证，第三人出示了杨永平、祁巧兰的证人证言，证明邓军生前的工作主要是卫生保洁和看锁大门。酒泉汽运公司出示了赵永寿、殷光华、陈艳、余巧凤等证人证言。其中殷光华陈述其平时把大门锁了，因很多人都有钥匙，自己可开门进去，但没有否定邓军是否有看锁大门的工作职责。赵永寿只证明邓军清洁家属院卫生，对于是否看大门问题，在酒泉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调查时，称不清楚。在2014年9月5日第三人委托律师调查中证明“他（邓军）原来就是在这值班的”，证明邓军是值班人员。陈艳只陈述了邓军从事保洁工作，对是否同时从事看锁大门工作并未说明。虽然负责家属院片区卫生督查工作的余巧凤证明，“以我本人了解，邓军只是负责家属院保洁工作，并未承担门卫工作。”由于该证明只是根据自己的了解，推断出邓军并未承担门卫工作的证明，不属于直接证据。关于证人甘文明、刘炬宾、卞生武虽然证明邓军只负责打扫卫生，但因系上诉人酒泉汽运公司在职人员，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明效力低于第三人、被上诉人均无利害关系的证人杨永平、祁巧兰的证明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邓军工作职责仅为保洁工作的证据。证人吴俊、陈彦的陈述，其证词只能说明邓军工作懒散，并不能说明其工作职责，应予排除。故酒泉市人社局根据调查的事实，认定邓军的死亡为工亡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该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形成的会议纪录的证据采纳问题。经查，2015年5月6日，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出示了由甘文明主持召开会议并形成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中记载邓军的工作为家属院的卫生保洁。但该会议记录在酒泉市人社局电话通知要求其对邓军的工伤认定进行举证，特别是在2014年10月10日送达质证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的由酒泉汽运公司副总经理潘德宏、酒泉汽运公司敦煌客运经理甘文明、刘炬兵参加的邓军工伤认定事宜质证会上，酒泉汽运公司并未出示该会议记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酒泉市人社局可以根据已经调查的证据，作出是否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因此，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未予提供的证据，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提出酒泉市人社局只是电话通知，未书面通知举证属于程序违法，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的问题。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社会保险部门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应当向用人单位发出书面举证通知。酒泉市人社局在本案工伤认定过程中，只是电话通知上诉人进行举证，确有欠妥。但鉴于酒泉市人社局在其后又发出书面质证通知，并在限定期限内组织了质证。因此，该电话通知行为应当认定为程序瑕疵，该瑕疵亦未影响上诉人在质证会上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质证，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理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上诉人提出第三人是否具备工伤认定申请人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办法》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此可见，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其目的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申请事项启动行政受理及处理权，并非财产继承权或者近亲属顺位继承问题。因此，规定了用人单位未在限定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的情况下，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或者工会组织均有权申请工伤认定。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对第三人邓兵、邓卫身份关系进行确认的问题。2014年2月8日，上诉人酒泉汽运公司与第三人邓卫签订的邓军丧葬善后协议及上诉人出具的领取社保费证明，上诉人均认可第三人为邓军的近亲属。在2015年5月6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中，上诉人出庭作证的证人甘文明在法庭上当庭陈述，邓卫是邓军的哥哥，邓兵是邓军的姐或妹记不清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上诉人在邓军死亡的善后问题处理中及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均认可第三人系邓军近亲属的事实，现在又提出第三人身份确认问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从禁止反言的法律基本原则而言，上诉人也不能否定第三人与邓军的近亲属关系。因此在用人单位认可第三人为死者邓军近亲属身份前提下，无须对身份关系再进行审查。关于逾期作出工伤认定的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酒泉市人社局于2014年8月4日受理后，经调查，因案情复杂，在同意申请人延期举证后，于2014年10月24日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并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整个工伤认定行政处理过程中，从受理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作出认定的期限为3个月，根据上述规定，的确存在超期作出决定的行为，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成立。但逾期作出工伤认定的行为并不能影响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结果，鉴于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本院予以指正。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属于经过复议并维持的行政案件，一审未追加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属于程序违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本案中，上诉人对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向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月30日，复议机关作出甘人社复决字［2014］20号复议决定，决定维持酒泉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其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3月2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了本案。201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将复议机关列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并不溯及此前受理并审理的行政案件。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次中止诉讼的问题。在2015年5月6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由于上诉人提出死者邓军妻子周宏未参加诉讼，2015年6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张中行初字第17-1号行政裁定书，以追加周宏为本案第三人为由，裁定中止诉讼。其后因多方联系未找到周宏，于2016年4月19日第二次开庭进行审理中，明确宣布本案恢复诉讼，不再追加周宏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后，因双方提出协商解决，原审法院于次日作出（2015）张中行初字第17号之一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其后，虽经多方努力，双方未能达成共识，2017年4月10日，原审法院在询问第三人协商无果后，于2017年4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该条规定了中止事由消失后，可以由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恢复诉讼程序。从法院通知或准许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活动之日起，诉讼中止裁定自行失去效力，无须作出新的裁定。诉讼程序恢复后，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原来所为的一切诉讼行为仍然有效，并对新进入到诉讼中的当事人有约束力。据此，原审法院恢复诉讼的程序合法。关于原审判决书书写日期错误问题。经查，2017年4月19日，原审法院针对本案作出（2015）张中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但因失误，将2017年书写为2015年，二审中对此问题提出后，原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5）张中行初字第17号之二行政裁定，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正。故上诉人以原审法院未审先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甘肃省酒泉汽车运输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克祥代理审判员  张云霞代理审判员  朵利民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丁卫东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