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1民终43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憬俪，女，汉族，1967年5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代理人程俊文，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东，男，汉族，1973年1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代理人李琳，河南良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华，河南良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小燕，女，汉族，1975年3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代理人李琳，河南良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华，河南良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憬俪、上诉人杨东、上诉人司小燕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4民初3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樊憬俪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俊文、上诉人杨东及其与上诉人司小燕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琳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樊憬俪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憬俪于2017年5月4日向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杨东、司小燕偿还樊憬俪借款1085000元；2、杨东、司小燕支付樊憬俪所欠借款的逾期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4年5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23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3月27日、2013年7月17日、2013年7月18日，樊艳玲分别向户名为杨东卡号为62×××54的账户中转账12000元、50000元、3000元、500000元、100000元。2012年3月28日，路卫军向杨东上述账户转账10000元。以上共计675000元。2012年1月17日，杨东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樊艳玲4项，共计70000元〈柒万。”2014年1月1日，杨东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樊艳玲现金叁拾肆万元（￥340000）。”
另查明，杨东与司小燕于2003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5月24日登记离婚。
诉讼过程中，樊憬俪称其共向杨东出借1085000元。其中，因杨东帮其介绍工程，其于2011年8月23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3月27日及委托路卫军于2012年3月28日向杨东转账共计75000元，杨东口头承诺如工程未介绍成功，即向其返还该75000元。因杨东承诺帮中建八局催要工程款，中建八局系其客户，其于2013年7月17日、7月18日向杨东转账共计600000元，杨东口头承诺如工程款未催要回来，即向其返还该600000元。另，2012年1月，其分四次以现金形式向杨东支付借款70000元，杨东出具《收条》一份。2014年1月1日，其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杨东支付借款340000元，杨东出具《借条》一份。上述1085000元，除其于2013年7月17日、7月18日向杨东转账方式汇款的600000元，杨东承诺45天内催要回工程款外，其余均未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率。杨东对樊憬俪以上陈述不予认可，称樊憬俪于2011年8月23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3月27日向其转账支付的12000元、50000元、3000元系其代樊憬俪协调其他事宜的佣金。其中，2011年8月23日、12月28日向其转账支付的12000元、50000元包含于2012年1月17日出具的《收条》中，且樊憬俪提交的《收条》经过裁剪，并不完整，对《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路卫军于2012年3月28日向其转账的10000元与樊憬俪无关。另，因其代樊憬俪向他人索要欠款，樊憬俪于2013年7月17日、7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佣金600000元，后其以现金形式退还樊憬俪260000元，剩余340000元系其履行居间义务的报酬，不应予以退还，但樊憬俪于2014年1月1日胁迫其出具了340000元的《借条》。杨东为证明其以上陈述，提交樊憬俪与杨坤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樊憬俪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樊憬俪主张其与杨东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应当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樊憬俪及路卫军2011年8月23日至2013年7月18日期间分六笔向杨东转账汇款的675000元。虽然从樊憬俪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可以体现樊憬俪多次向杨东汇款，但杨东对借款事实不予认可，并提交樊憬俪与杨坤之间的通话录音，在通话录音中，樊憬俪认可杨东帮其催要工程款，其向杨东汇款600000元的事实。诉讼过程中，樊憬俪亦认可其于2013年7月17日、7月18日向杨东转账的600000元系杨东帮助中建八局催要工程款而支付的款项，其于2011年8月23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3月27日及路卫军于2012年3月28日向杨东转账的75000元系杨东帮其介绍工程而支付的款项。从双方转款过程分析，樊憬俪多次向杨东账户大金额转款，但杨东未向樊憬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双方也没有签订书面约定，亦与常理不符。樊憬俪未提供借条，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因此，樊憬俪向杨东银行账户转账这一单一的事实并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在杨东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樊憬俪主张双方就该675000元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充分，故对要求杨东偿还该675000元的诉求不予支持。
关于2012年1月17日的《收条》中载明的70000元。樊憬俪称其于2012年1月分四次以现金形式向杨东出借70000元，但对每次借款的发生原因、发生时间、支付经过、借款金额等均无法明确陈述。杨东虽认可其收到该70000元，但对《收条》的真实性、完整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该70000元系借款。原审法院认为，该《收条》从形式上看有明显残缺，樊憬俪仅依据该《收条》不能证明其与杨东之间就该70000元存在借贷关系，故对樊憬俪要求杨东偿还该7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2014年1月1日的《借条》中载明的340000元。樊憬俪以《借条》主张债权并称以现金方式支付，杨东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该《借条》系在樊憬俪胁迫下出具，并未收到该笔借款，杨东提交樊憬俪与杨坤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无法证明《借条》出具时的具体情形。且杨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故综合当事人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樊憬俪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对《借条》予以确认，该《借条》可以证明樊憬俪与杨东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樊憬俪向杨东出借340000元的事实。因樊憬俪与杨东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故樊憬俪可以随时要求杨东履行还款的义务。樊憬俪向原审法院起诉即视为催告，故杨东应自樊憬俪起诉之日即2017年5月4日起向樊憬俪支付逾期利息。樊憬俪要求杨东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该笔借款发生于杨东和司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杨东、司小燕共同债务，故司小燕应对杨东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杨东、司小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樊憬俪借款本金34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二、驳回樊憬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樊憬俪负担15660元，杨东、司小燕负担5763元。
杨东、司小燕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樊憬俪出借给杨东34万元是错误的，杨东并没有收到该笔借款，该笔借款根本就没有发生，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审法院仅依据一张《借条》就认定樊憬俪出借34万元巨款给杨东，这种认定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1、资金来源不清。34万元属于巨额款项，樊憬俪称系现金支付，樊憬俪没有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2、巨额款项现金交付不合常理。巨额款项现金交付不符合樊憬俪和杨东之间的经济交往习惯。本案中，樊憬俪与杨东有数次资金往来，有50万、10万、5万、1.2万、0.3万，均系通过银行转账，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是银行转账，比如：其中3000元钱都是通过银行转账，34万巨款怎么可能会通过现金方式支付。3、所谓的现金支付的事实不清。樊憬俪不能说清楚所谓的现金交付的具体时间、地点、借款用途等关键细节，不能证明借条上所谓的借款已经交付给杨东。借条上也没有借款期限、利息，不合常理。说明借条不真实，借款不真实。4、缺少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的证据。首先，樊憬俪没有提交其“出借”34万元巨款前后的财产变动情况的证据。其次，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杨东财产变动的证据。杨东根本就没有借这34万元，更没有收到这笔款项，也没有需要借该笔借款的用途和理由，事实上，杨东既不做生意，又不做买卖，也没有买房等大笔支出项目，根本就不需要借款，为什么要借款，为什么要向樊憬俪借款。原审时，杨东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已经做出合理说明，原审法院一不考虑是否合常理，二不考虑双方交往习惯，三不考量证据是否充分，四不考虑借款用途和去向；仅以杨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推定借款成立，武断判决杨东和司小燕承担34万巨额债务，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与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相违背。二、司小燕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司小燕对借条不知情，没有收到借条上所载款项。2、司小燕没有在借条上共同签字，也没有事后追认。3、借条上只有杨东一人的签字，且杨东并没有收到借条上承诺的出借款项，更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事实上家庭生活根本并不需要34万元巨款。4、2017年5月24日司小燕已与杨东离婚。依据2018年1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司小燕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将34万借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致使司小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辜成为“被负债一方”，实在是天大的冤枉。离婚后，司小燕一个人抚养正在上学的孩子，生活本已十分艰难，现在又突然背负巨额债务，给司小燕精神上造成很大打击，请求依法改判，维护司小燕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樊憬俪出借给杨东34万元与事实不符，司小燕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樊憬俪的诉讼请求。
樊憬俪答辩称：34万元已经实际支付，并有借条可以证明。杨东和司小燕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本院认为：樊憬俪诉称杨东自2011年8月23日至2014年1月1日共向其借款1085000元，杨东称樊憬俪给付的款项是为樊憬俪介绍工程和帮其要债所用，其中2014年1月1日出具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是因樊憬俪要求返还所给付的款项而向樊憬俪出具，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一审判决认为30万元借条之外所涉款项缺乏证据证明为借款，对樊憬俪的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正确。
关于2014年1月1日杨东出具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问题。樊憬俪称是给付杨东的借款，但其没有交付款项的凭证，亦没有资金来源凭证，与樊憬俪向杨东付款多为转账的交易习惯亦不相同，且樊憬俪在二审的辩论意见中称杨东假借介绍工程和帮其要债的名义收取其1085000元，涵盖了借条金额，可以确定樊憬俪并未另行向杨东出借30万元。杨东称是樊憬俪认为杨东办事不力而欲要回原来的款项，故其给樊憬俪出具了该30万元借条。杨东称系受樊憬俪胁迫而出具，但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杨东于2014年1月1日向樊憬俪出具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应是双方对樊憬俪前期给付杨东的款项达成的处理意见，杨东应当按约履行，一审判决杨东返还樊憬俪30万元并无不当。
关于司小燕的责任问题。樊憬俪给付杨东款项是由杨东为其介绍工程和要债，没有证据证明此款用于杨东和司小燕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属于其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樊憬俪要求司小燕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综上，杨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司小燕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审判决；
二、杨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樊憬俪3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三、驳回樊憬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42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樊憬俪负担15660元，杨东负担5763元。樊憬俪交纳上诉费15660元，减半收取7830元，由樊憬俪负担。杨东、司小燕交纳上诉费5763元，由杨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岸峰
审判员 张永军
审判员 姚付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翟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