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怀今，男，汉族，1966年6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景峰，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学勇，男，汉族，1979年7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怀今因与被上诉人邓学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8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怀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关于“原告仅依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这一类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有相应规定，本案原审法院之所以误判，除其事实认定错误外，概因其未正确适用民间借贷司解，未采用“优势证据规则”所致。一、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实属委托代付投资款关系而非借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3月，被上诉人邓学勇因分租上诉人李怀今之女的物业用于办公而相识。2014年8月，受案外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甲的推介，上诉人、被上诉人、案外人张某甲（上诉人之妻）、张某乙（张某甲之妹）、孙某甲、周某甲、周某乙七人决定出资500万元，成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合伙人，参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中国大陆企业海外上市咨询业务。其中，被上诉人邓学勇出资100万元，上诉人李怀今出资50万元，案外人张某甲出资100万元，张某乙出资100万元，孙某甲出资50万元，周某甲出资50万元，周某乙出资50万元，全部投资人于2014年8月28日至9月7日期间缴足了全部出资。为了合法开展业务，七名合伙人共同于2014年9月在深圳前海投资设立了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由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授权其为中国大陆首席合伙人，负责合伙成员拓展、中国大陆企业海外上市咨询等业务。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与持股比例均与7名合伙人认购的数额和比例一致，被上诉人邓学勇任总经理。由于各投资人已向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缴足出资，故未再向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缴纳出资。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指定王某甲的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各合伙人的出资款缴纳过程如下：被上诉人邓学勇认缴出资100万元，实际出资90万元，另有10万元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返佣中抵扣。其通过自己名下账户及其朋友账户于2014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向王某甲账户分别转账了50万元和10万元，此时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甲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提出不希望再面对所有投资者接受小额投资款（低于50万元），希望统一由上诉人夫妇、张某乙代转。因此，2014年9月6日，被上诉人邓学勇向上诉人李怀今转账了20万元，上诉人遂于2014年9月7日将该笔资金连同自己的出资款（15万元）共35万元转账至王某甲账户。由于被上诉人称其资金不足，而葵某基金有限公司要求国内合伙人的出资款必须于2014年9月10日前到位，于是被上诉人又委托案外人张某乙垫付了10万元，张某乙于2014年9月6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了10万元。因张某乙居住在外地，张某乙与张某甲为姐妹关系，而上诉人、张某甲夫妇与被上诉人当时正合署办公，为便于结算，故各方约定张某乙把该笔债权转让给张某甲，张某甲于9月19日代被上诉人向张某乙归还了这笔欠款，9月21日，被上诉人手头有了资金，就要求把钱还给张某甲，因为被上诉人要求转款到招商银行账户，而张某甲没有招行账户，遂将这10万元转到了上诉人的招行账户。上诉人、张某甲夫妇的出资缴纳情况如下：2014年9月2日，上诉人、张某甲夫妇通过上诉人本人账户向王某甲账户转账了25万元，通过其亲属王某甲账户转账了20万元，通过其亲属李某甲账户转账了45万元，2014年9月7日通过其亲属杜某账户转账了45万元，通过上诉人本人账户转账了35万元（其中有20万元为代被上诉支付的出资款）。上述款项共计170万元，其中150万元为上诉人、张某甲夫妇的出资款，20万元为代被上诉人所付出资款。需要说明的是，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的银行账户实际由上诉人、张某甲夫妇控制并使用，该三人账户所转款项实际均为上诉人、张某甲夫妇的自有资金。其他投资人的出资缴纳情况如下：案外人张某乙于2014年8月28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50万元，于8月29日转账50万元，共计100万元，另加上其于9月6日代邓学勇支付的10万元，共向王某甲账户转账了110万元；案外人周某甲于2014年8月29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30万元，于8月30日转账20万元，共计50万元；案外人周某乙于2014年8月29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50万元；案外人孙某甲于2014年8月29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50万元。2016年初，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甲(JackyLu)因另案涉嫌非法集资，被天津警方刑事拘留。上诉人、被上诉人等葵某基金国内合伙人均面临投资血本无归的风险。被上诉人情急之下，觉得投资款拿回无望，才想到这种“嫁祸于人”的方法，咬定其所转款项为借款，试图将投资损失转嫁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及张某甲夫妇损失了150万元，其亲属张某乙损失了100万元，他们遭受的损失占全体国内合伙人的一半，是本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上诉人不应为被上诉人的损失买单。综上，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6日向上诉人支付的20万元实际属于委托代付的投资款，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21日向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归还案外人张某乙于2014年9月6日为其垫付的投资款。张某乙向王某甲账户多付的10万元及上诉人向王某甲账户多付的20万元均为被上诉人的出资款，两笔转账均不属于借款，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反过来讲，如果否认这两笔款项的性质，则必然出现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某乙超额出资，其他案外合伙人均足额出资，唯独被上诉人邓学勇出资不足的情形，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上半年才认识，距2014年9月所谓的“借款”发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仅仅是合伙投资关系，并不属于紧密的朋友关系。被上诉人所说的和上诉人是很熟悉的朋友，所以才没有要借条之类的话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所谓的借款除了转账凭证外，再无旁证，既无借条，又无协议。30万元并不是小数，不是1万、2万，被上诉人作为一个资深的企业经营者，怎会不要任何手续就将30万元轻易借给一个刚刚认识了几个月的人？而且，在被上诉人付款后长达一年半之久，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还款主张，其所称“多次催要”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只是在知道葵某基金实际控制人卢某甲被羁押之后才“嫁祸于人”。因此，通观整个事实经过，被上诉人主张转账系借款的说法并不符合常理。二、被上诉人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转账系其他用途，依民间借贷司解第十七条，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审法院未依法适用该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仅凭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仅能证明转账的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上诉人则提供了大量、充分的证据证明转账行为并不属于借贷关系，而是属于委托代付投资款的关系。然而，原审法院不顾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就径自否认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直接让上诉人承担败诉的后果。虽然说法院可以依职权对各方当事人举证责任进行分配，但分配一方当事人（上诉人）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并写明若举证不能时承担不利后果，则违反了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须知，尽管原告提供了银行划款凭证，划款凭证能够证明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了款项，而支付款项可以基于不同的原因，因而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法律性质：给付货款体现的是买卖关系；交付捐款体现的是赠与关系；支付赔偿款体现的同是民事侵权关系，等等。仅仅有银行的划款凭证，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即便“被告不能证明其收取款项是借款之外的其他用途时”，也不应径直认定“该款项应为借款”；被告的反驳并不意味着原告举证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原告仍然负有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义务。因而，即便不顾“民间借贷司解”的规定，原审法院对于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不当的。显然，在上诉人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转账系其他债务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被上诉人并未做进一步举证，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远比被上诉人充分，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应采信上诉人的主张。民事诉讼由于采用优势证据规则，并且证明标准较刑事诉讼较低。本案中，被上诉人只提供了转账凭证证明其主张，是孤证，通常而言，孤证是不能定案的，且该孤证并未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相比之下，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反驳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的证据远优于被上诉人，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包括：1、张某甲的证言，证明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的原因和详细经过。双方系合伙投资关系，上诉人、被上诉人、张某甲、张某乙、孙某甲、周某甲、周某乙7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中国大陆首席合伙人。被上诉人2014年9月6日转账的20万元属于委托代付投资款，上诉人2014年9月7日已将该款支付至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指定的王某甲账户；2014年9月21日所转10万元属于归还上诉人之妻张某甲的欠款（张某乙9月6日代被上诉人支付投资款10万元；张某甲9月19日替被上诉人归还了该10万元）。2、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2014年9月2日及9月7日分别向王某甲账户转账投资款25万元和35万元，其中9月7日所付款项中包含代被上诉人支付的20万元。3、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的转账记录及证言，证明王某甲2014年9月2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20万元，李某甲2014年9月2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45万元，杜某2014年9月7日向王某甲账户转账45万元，均属于代上诉人及张某甲夫妇支付的葵某基金中国大陆首席合伙人的投资款。4、张某乙、张某甲的转账记录，张某乙的证言，证明张某乙2014年8月28、29日向王某甲账户共转账100万元，属于其本人投资葵某基金公司的投资款；张某乙9月6日又向王某甲账户转账10万元，为替被上诉人垫付的葵某基金的投资款，该款项后来经上诉人之妻张某甲于2014年9月19日归还，被上诉人9月21日向上诉人支付的10万元正是为了归还上诉人之妻张某甲垫付的投资款（被上诉人使用的是招商银行账户，为了节省跨行转账的费用，其要求通过招商银行还款，而张某甲没有招行账户，故才支付给上诉人的招行账户）。5、周某乙、孙某甲、周某甲的转账记录及证言，证明其他葵某基金的投资人周某乙、孙某甲、周某甲均于2014年8月末至9月初期间向王某甲账户支付了各自认缴的投资款，均为投资葵某基金公司的投资款。6、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律师发送的律师函所作回复，证明2016年3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律师回函，告知其被上诉人所付款项均属于投资款，不存在借贷关系。7、葵某基金收款账户，证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指定王某甲的农行、建行和工行账户为其指定国内收款账户。8、葵某基金全国部分合伙人代表会议纪要，证明2015年5月8日，葵某基金全国部分合伙人在广州召开专门会议，就葵某基金公司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被上诉人作为首席合伙人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纪要中签字（其中的英文名MichaelDeng即为被上诉人本人签字）。9、葵某基金有限公司合伙成员协议，证明2014年9月1日，葵某基金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等7名投资人签订合伙成员协议，约定共同投资500万元作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该协议有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甲(JackyLu)的签字。10、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注册证书、授权证书，证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是在英属开曼群岛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卢某甲(JackyLu)，其授权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为其中国大陆首席合伙人，负责其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扩展。11、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董事、高管任职信息、股东信息，证明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是2014年9月在深圳前海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被上诉人持股100万元，与其认购的份额相一致，且被上诉人为总经理。12、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甲(JackyLu)的护照信息、被上诉人与卢某甲(JackyLu)及各合伙人合影的照片、聘任授权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人是葵某基金合伙人关系，均被卢某甲(JackyLu)任命为葵某基金的高级顾问，被上诉人与卢某甲(JackyLu)关系紧密。13、(2013)管刑初字第612号刑事判决书、天津鹏英志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债权登记公告，证明卢某甲(JackyLu)曾任天津鹏英志生公司总裁，天津鹏英志生公司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目前又被天津警方立案侦查，卢某甲(JackyLu)已被刑事羁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样都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上诉人不应为被上诉人的资金损失负责。四、原审判决提出的三点疑点不能成立，不应基于该疑点否定上诉人的主张，也不应通过否定上诉人的主张来认可被上诉人的主张。首先，原审法院是认可“原、被告与案外人张某乙等七人确实于2014年9月28日合资成立了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的时间与上述人等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款的时间相隔很短，故上述人等的转款与上述公司的成立相关性较大”这一事实的，基于该等事实，原审法院提出的三点疑问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既然原告自己曾向王某甲账户汇过款，原告完全可以自行向王某甲账户直接汇款，为何要通过被告账户？”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甲(JackyLu)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当时提出不希望再面对所有投资者接受小额投资款（低于50万元），希望统一由上诉人夫妇、张某乙代转，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的账户实际均由上诉人及张某甲夫妇使用、控制，视同上诉人夫妇的账户。当然，也存在其余投资者未经同意擅自转账小额款项的情况。原审判决提出的第二个疑问是：“2014年9月7日时，被告自己都尚未完全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又何来替原告代转出资款之说？也正因为被告自己的出资款尚未到位，所以被告向原告借钱来交出资款就不无可能。”该论断存在两个错误：1、2014年9月7日时，上诉人及张某甲夫妇已经全额缴纳出资款。分别是：上诉人2014年9月2日通过自己的账户支付了25万元，通过亲属王某甲的账户支付了20万元，通过亲属李某甲的账户支付了45万元，2014年9月7日通过亲属杜某的账户支付了45万元，通过自己的账户支付了35万元，共计170万元。而上诉人夫妇共认缴的投资额是150万元，多余的20万元正是其替被上诉人缴纳的投资款，包含在上诉人2014年9月7日缴付的35万元款项中，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缴付款项时间是2014年9月6日，数额为20万元，因而在时间和金额上都是吻合的。2、原审法院仅以王某甲、李某甲、杜某未出庭作证为由否认他们的转账属于上诉人夫妇的投资款也有失偏颇。他们三个人提供的不仅仅有证词，还有转账记录，且数额加起来恰好是上诉人夫妇的投资金额，收款人均为王某甲，而王某甲的账户作为葵某基金的指定账户，也表明王某甲、李某甲、杜某支付的款项是葵某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款而非其他性质的款项。由于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等三人不属于葵某基金的合伙人，他们所缴纳的投资款显然是代葵某基金大陆合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支付的，而葵某基金公司在深圳的投资人共有七人，张某乙等其他四名案外人均通过自己的名下账户足额缴纳了其所认购的投资款（其中张某乙多缴了10万元），只有上诉人、张某甲与被上诉人三人未通过自己名下账户缴纳相应的认缴投资款，而王某甲、李某甲、杜某与上诉人、张某甲属于亲属关系，其所缴纳的款项属于代上诉人夫妇支付的投资款显然更为合理，且王某甲等人均证明了这一事实。事实上，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的账户资金均属于上诉人夫妇所有，该三人的账户也为上诉人夫妇实际控制并使用，王某甲、李某甲、杜某等人的转账行为均视为上诉人夫妇的转账。3、原审法院认为“因为被告自己的出资款尚未到位，所以被告向原告借钱来交出资款就不无可能”这一说法存在逻辑性错误，仅是主观臆测，没有客观依据，没有因果关系。反过来讲，如果不采信上诉人关于其代被上诉人出资的主张，按原审判决的逻辑，被上诉人自己也没有缴足出资款（被上诉人自己只缴了50万元，仍差50万元），未完全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又何来向上诉人提供借款用于出资之说？可见，原审判决的推理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原审法院提出的第三个疑问是：“被告辩称2014年9月6日案外人张某乙向王某甲账户汇入的10万元，系替原告汇款，故原告于2014年9月21日汇入被告账户的10万元是偿还张某乙的上述垫付款，但张某乙向王某甲账户汇入10万元，是否是替原告所汇，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即使是，也没有证据显示张某乙将该债权转让给被告来受偿”该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均有证据支持，包括转账记录和证人证言。案外人张某乙替被上诉人转账的原因是：2014年9月6日，由于被上诉人称其资金不足，葵某基金要求所有投资款必须在2014年9月10前到位，为避免缴款逾期，故才请求张某乙暂时垫付，从证据也看出，张某乙垫付款项的日期是2014年9月6日，最后一笔缴款日期是2016年9月7日，且张某乙实际转账了110万元给王某甲账户，而其认缴的投资款为100万元，多出的10万元正是属于其垫付的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因而这一主张在时间、金额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因张某乙居住在外地，而上诉人、张某甲夫妇与被上诉人当时正合署办公，为便于结算，故各方约定张某乙把该笔债权转让给张某甲，张某甲于9月19日代被上诉人向张某乙归还了这笔欠款，9月21日，被上诉人手头有了资金，就要求把钱还给张某甲，因为被上诉人要求转款到招商银行账户，而张某甲没有招行账户，遂将这10万元转到了上诉人的招行账户。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仅需经通知就可转让，无须经债务人同意。事实上，被上诉人主动向上诉人还款的行为已表明其对该债权转移行为是同意的。因而，张某乙垫付款项及转让债权的行为既符合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提出的这点疑问也是站不住脚的。五、原审法院超期审判、未依法调取证据，违反了审理程序。原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日期是2016年4月5日，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上诉人直至2016年10月27日才收到判决书，且判决书载明的日期为2016年9月19日，足以证明原审法院远远超出了审理期限，应予纠正。此外，为证明被上诉人缴款的事实，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及王某甲账户的交易记录，以证实被上诉人的缴款情况，但原审法院并未调取。另外，根据庭审笔录，原审法院当庭要求被上诉人在庭审后20日内提交其招商银行的交易记录，而被上诉人也未提交（或被上诉人提交了但原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上诉人认为，相关交易记录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帮助，仍有调查的必要，在此一并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取。
被上诉人邓学勇答辩称：一、转账的30万元实属借款，并非上诉人所称的委托代付投资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三个理由正确充分，与事实相符。李怀今所称涉案款项为代缴纳的投资款没有任何证据，且逻辑混乱。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举证责任的分配无误。四、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很多证据但是证据的三性不全且无法形成证据链。基于上述理由，足以说明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学勇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300000元；2、被告对借款200000元从2014年9月6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5日共38000元；3、被告对借款100000元从2014年9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5日共185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9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汇出20万元，2014年9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汇出10万元，共30万元。2016年3月24日，原告代理人向被告发出催款的律师函，主张上述汇款系借给被告的借款，并向被告催收借款本息。该函被告已于2016年3月24日收到，被告于次日向原告回函称，确认上述两次原告向其转款的事实，但这是双方共同投资项目的部分投资款，双方之间从无借贷纠纷，更不存在多次催告问题。原告确认收到该回函。
另查，2014年8月28日，案外人张某乙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50万元，2014年8月29日又汇入50万元；2014年8月30日，案外人周某甲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20万元；2014年9月2日，被告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25万元，案外人王某甲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20万元，案外人李某甲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45万元，2014年9月6日，案外人张某乙又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10万元；2014年9月7日，被告又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35万元，案外人杜某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45万元。2014年9月19日，案外人张某甲向案外人张某乙账户汇入10万元。
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为该公司股东，该公司住所地为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室，原法定代表人为李格特，现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妻子张某甲，股东包括原告（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20%）、张某乙（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20%）、原告妻子张某甲（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20%）、案外人孙某甲（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被告（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案外人周某乙（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案外人周某甲（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有加盖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公章的《授权证书》显示，2014年9月29日，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被授权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中国大陆首席合伙人,负责合伙成员拓展、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及合约产品服务咨询，可向社会提供上述相关资讯与服务。原告主张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七位股东均没有实际出资。被告则主张，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确实没有出资，但各个合伙人已经向葵某基金有限公司出资，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只是为了代理葵某基金有限公司行使其在大陆的业务拓展开设的，各股东的出资款均汇入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指定的王某甲账户。原告于2014年9月6日向被告汇入的20万元，是希望被告代其汇入王某甲账户，被告于次日就连同自己的部分出资一起汇给了案外人王某甲。原告于2014年9月21日汇入被告账户的10万元，系因张某乙于2014年9月6日替原告向王某甲账户汇入10万元出资款，而被告妻子张某甲于2014年9月19日代原告向张某乙偿还了该款，故原告向被告账户汇入该款以偿还被告妻子张某甲。
庭审中，被告主张其亲眼看见2014年8、9月份期间，原告向王某甲的账户转过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转账汇款300000元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原告主张该款项为借款而被告抗辩称系代原告转交的出资款时，被告应就自己收取该款项并非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不能证明其收取该款项是借款之外的其他用途时，则该款项应为借款。纵观被告提供的证据和辩解，法院认定被告反驳的理据不足，理由是：1、原、被告与案外人张某乙等七人确实于2014年9月28日合资成立了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的时间与上述人等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款的时间相隔很短，故上述人等的转款与上述公司的成立相关性较大。根据该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显示，原告有100万元的出资义务，被告及其妻子张某甲共有150万元的出资义务。被告称原告于2014年9月6日向其账户汇入的20万元，是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向指定的收款账户即王某甲账户汇入的出资款，而被告在庭审中又自认亲眼见到原告在该期间通过自己的账户向王某甲账户汇入50万元出资款，既然原告自己曾向王某甲账户汇过款，原告完全可以自行向王某甲账户直接汇款，为何要通过被告账户？2、被告主张自己和妻子张某甲共向王某甲账户汇入150万元出资款，已足额履行出款义务，但被告本人账户仅向王某甲账户汇入过两笔款项，共计60万元，而被告妻子张某甲从未从自己账户向王某甲汇过款，被告主张其他三位案外人杜某、李某甲、王某甲的账户向王某甲账户汇入的款项为自己的出资款，但该三位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可。因此，原告向被告账户汇入20万元的时间是2014年9月6日，被告次日就向案外人王某甲账户汇入35万元，说明原告汇给被告的20万元款项实际流向了王某甲账户，但2014年9月7日时，被告自己都尚未完全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又何来替原告代转出资款之说？也正因为被告自己的出资款尚未到位，所以被告向原告借钱来交出资款就不无可能。3、被告辩称2014年9月6日案外人张某乙向王某甲账户汇入的10万元系替原告汇款，故原告于2014年9月21日汇入被告账户的10万元是偿还张某乙的上述垫付款，但张某乙向王某甲账户汇入10万元，是否是替原告所汇，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即便是，也没有证据显示张某乙将该债权转让给被告来受偿。综上，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于2014年9月6日和9月21日共向被告汇入的30万元，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是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借款，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有约定利息，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自款项转出之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法院酌定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5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对原告超过部分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怀今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邓学勇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应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邓学勇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48元（已由原告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324元，由原告负担527元，被告负担2797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李怀今提交了以下5组新证据：证据1、《公证书》，内容为王某甲的证言，欲证明证人王某甲名下账户尾数为8687的账号转出给王某甲的20万元，是上诉人缴纳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资金。证据2、《说明函》及《视频》，内容为李某甲的证言，欲证明证人李某甲名下账户尾数为3539的账号转给王某甲的45万元是上诉人缴纳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资金。证据3、（2016）粤0304民初23833号传票、民事诉状、银行存款回单，内容为邓学勇曾向张某乙等转账50万元，邓学勇起诉要求返还，欲证明被上诉人2014年8月31日转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出资款50万元转到王某甲的账号。证据4、（2016）粤0304民初23832号传票、民事诉状、民生银行存款业务回单，欲证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周某甲2014年8月29日、8月30日，共计转账50万元到王某甲账号，作为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出资款。证据5、证人杜某的证言，欲证明杜某名下尾号为8275的农业银行账户实为上诉人持有，该账户转出到王某甲账号的45万元是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资金。
被上诉人邓学勇对前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王某乙向王某甲转过20万元，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该证据没有公证书，且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需要说明的是：该证据更能证明邓学勇曾向王某甲的个人账户汇钱，该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但该汇款不能证明是投资款。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更能证明葵某基金有限公司不存在，周某甲的50万元为押金，并非投资款，这与上诉人所述周某甲缴纳的是50万元的投资款相违背。对证据5，只能证明杜某的卡向王某甲的账户转账过45万元，但不能证明该45万元就是葵某基金有限公司的合伙资金。
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6日、2014年9月21日分两次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30万元，被上诉人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为借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应如何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作为收到款项一方，主张涉案30万元系其代被上诉人支付给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并非借款，为此，上诉人一审、二审均提交了相应证据，审查这些证据，被上诉人邓学勇入股了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00万元，但邓学勇确认尚未出资，葵某共同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上诉人等，亦未向该公司出资，依照情理，即便在定期认缴制的背景下，公司设立后股东仍会部分出资以应对公司的日常出资。上诉人称其实已经出资，出资款应汇入上级公司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王某甲的账户内，为此，上诉人提交了葵某基金有限公司合伙成员协议、葵某基金有限公司全国部分合伙人代表会议纪要、葵某基金有限公司收款账户以及付款人张某乙、张某甲、杜某等付款给王某甲的转账纪录和证人证言，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已能证明上诉人的陈述较为可信，所证事实盖然性较大，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列举的疑点，上诉人已作合理解释，本院对上诉人的陈述予以采信。
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款项的出借方，应继续证明涉案30万元的性质为借款，但除转账凭证外，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从另一方面看，被上诉人称其出借了30万元给上诉人，并约定了利息，但未出具借条，但从借款之日的2014年9月至被上诉人主张还款的2016年3月近2年间，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款项，利息亦分文未付，被上诉人未予追偿，本身亦不合理。被上诉人作为款项出借方，对资金的流动、追偿行为的固定，更具证据的保存能力和举证能力，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803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怀今的诉讼请求。
一审受理费人民币3324元，二审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均由被上诉人邓学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