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5民终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明，男，1962年11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建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舒露，女，1992年3月8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丽娅，女，1977年2月7日生，汉族，居民，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平，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上诉人李文明因与被上诉人郭丽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4民初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对一审中提出而法院未作审理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或发回重审；申请对《谅解书》被修改的笔迹重新鉴定；一、二审诉讼费用、代理费用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因已提起刑事诉讼，申请先中止民事诉讼。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谅解书》并不构成合同。谅解书没有双方签字或盖章，信息不明确具体，关键信息含糊不清。合同生效的顺序为先成立后有效，《谅解书》连合同基本要件都欠缺，并不成立生效。从证据规则上来说，无论从证据三性还是证明力上，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仅有其房东兰英平证明，便认为证据内容前后相互印证，而对上诉人证人张琼花的证言却认为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有失偏颇。从证明责任上来说本案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该合同明确具体，未经涂改，而不是由上诉人举证。上诉人在书写《谅解书》前受胁迫，受欺诈、胁迫合同应予撤销，一审判决未对合同的成立依据《合同法》第十四条以及第三十二条需要双方一致同意以及明确具体的成立要求进行判定以及未对合同的变更需要双方一致同意(即签字或盖章)进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进行适用，有失法律的公正。原审判决采用简易程序，然而本案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争议较大，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定规定，而且双方当事人也没有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侵犯了当事人诉权。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举证期限中提出的反诉不予审理，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郭丽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丽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其经营损失补偿款17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文明与郭丽娅系师生关系。2013年，郭丽娅开始在建水经营建水县响目泡菜坊，因其长期不在建水，郭丽娅将建水县响目泡菜坊的一些事务交由李文明办理。2015年10月，建水县响目泡菜坊关停，李文明对店面进行了清理，后双方发生矛盾冲突。2016年4月28日，李文明向郭丽娅出具《谅解书》：“2016年6月2日前李文明给付郭丽娅18万元经营损失补偿款。扣除4月26日给付壹万元，共计17万元。款项给付后李文明郭丽娅再无任何经济及民事关系。承诺人：李文明”。因李文明未按约定支付该款项，故郭丽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李文明向郭丽娅出具《谅解书》，自愿给付郭丽娅18万元经营损失补偿款，该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李文明未按约定支付欠款17万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对郭丽娅要求李文明支付17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李文明虽主张《谅解书》上的“2017年”被郭丽娅涂改为“2016年”、“8万元”被郭丽娅涂改为“18万元”及“7万元”被郭丽娅涂改为“17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李文明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李文明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给原告郭丽娅经营损失补偿款17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850元，由被告李文明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李文明未提交证据。被上诉人郭丽娅提交了陈某的书面证言一份。对郭丽娅提交的证据，李文明质证认为证人与郭丽娅有利害关系，证人没有出庭，不知道证言的真假。本院认为，证人陈某未出庭接受质询，证人的身份信息不清，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判定，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郭丽娅、李文明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郭丽娅陈述商铺的物品原值40万左右，李文明陈述泡菜馆亏损10多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本院调取证据中，双方当事人关于泡菜馆亏损的陈述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谅解书》中李文明应给付郭丽娅经营损失是17万还是7万的事实，本院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2016年4月28日李文明出具给郭丽娅的《谅解书》是李文明本人书写，虽然“18万元”处“18”有改动痕迹，但“共计17万元”处的“17”并没有改动痕迹。李文明书写的《谅解书》上，李文明认可“承诺书”系其所划掉，改为“谅解书”；2017年“7”被李文明改为“6”；“共计17万元”中的“共”字是李文明修改，李文明有改动《谅解书》的事实存在。且该谅解书中“扣除4月26日给付壹万元”中的“壹”写为中国数字，而对其他数字则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李文明书写数字不规范，是造成双方对金额发生争议及鉴定不能的原因。《谅解书》是李文明书写，李文明认为本案中涉及的“1”是添加，李文明对此应负举证责任。一审中，李文明申请的证人证实李文明同意2017年以前还7、8万，但实际上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6年，说明证人虽然在现场，但对双方商谈过程并不清楚，该证人证言并不客观真实。虽然鉴定机构不能出具鉴定意见，但也不能排除系李文明书写的可能。
从双方商谈的经营损失补偿款的由来分析，郭丽娅认为经营泡菜馆财物损失40多万元、欠款5.5万元、押金1.1万元，商谈过程中李文明承诺还25万元，最终2016年4月28日达成还18万元的意见。一审庭审中，李文明陈述“考虑到我以后的生活工作和我与原告方商量如果原告澄清事实且赔礼道歉，我愿意替其承担一半的损失即8万元”，实际上李文明也认可郭丽娅的损失一半为8万元，谅解书上记载的17万元与李文明认可的郭丽娅的损失相接近，而李文明认为其只承担一半损失的解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因此，本院认定郭丽娅主张的李文明应给付经营损失补偿款17万元的事实成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13年，郭丽娅投资在建水经营建水县响目泡菜坊，将建水县响目泡菜坊的一些事务交由李文明办理，2015年10月，建水县响目泡菜坊关停后，李文明对店面进行清理，处理了郭丽娅投资的生产经营设备并把其中的茶板、凳子搬回自己家中，双方因此发生经济纠纷。2016年4月28日，李文明出具给郭丽娅的《谅解书》是双方当事人对在经营泡菜坊过程中的债权债务及责任承担的结算，《谅解书》载明的给付金额明确，给付款项的性质清楚，有具体的履行期限，是双方协商后达成的合意，具有合同的性质。《谅解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达成《谅解书》前双方发生过争执，但结果是双方自愿协商达成，李文明申请的证人也证实协商时没有胁迫情形。李文明未按《谅解书》约定的期限给付经济补偿款，存在违约行为，李文明依法应承担给付经济补偿款17万元的同时，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二审过程中，李文明申请对《谅解书》中201“6”年、“1”8/“17”、共计“1”7万中“”内数字是否为申请人本人所写进行鉴定。一审过程中，李文明认可2017年“7”被李文明改为“6”，没有鉴定必要。“18万元”中的“18”、“17万元”中的“1”的是否为李文明所书写进行鉴定，一审中鉴定机构已经答复不能出具鉴定意见，李文明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对给付的金额存在争议，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清楚，并有《谅解书》证实，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本案系郭丽娅要求李文明履行《谅解书》约定义务而提起的民事纠纷，是否因其他事由提起刑事诉讼与本案并无因果关系，李文明申请中止民事诉讼的理由不足。本案一审过程中，李文明并未提出反诉，一审判决对其答辩中的请求未审理并不违反程序。
综上所述，李文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李文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彦斌
审判员 钟 旭
审判员 李 涌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蒋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