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7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思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树林。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昌伦，重庆跃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连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连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连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连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连清。
五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千仞、王建宇，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与被上诉人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4）津法民初字第08415号民事判决，何思明、袁连清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及委托代理人吴昌伦，被上诉人袁连炳及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的委托代理人李千仞、王建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何思明与何树林系父子关系，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系同胞兄弟姐妹，何思明、何树林何氏家族与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袁氏家族曾系邻居关系，袁连彬系重庆市江津区贾嗣派出所所长。2009年前后，因征地需占何氏家族、袁氏家族各两座祖坟，两家族协商将何氏、袁氏两家祖坟迁移并合葬，双方约定由何思明、何思元等选址，由袁连炳、袁连彬等出资买选中的土地，双方共同安葬合葬坟墓等事项，之后，双方按约定将何树林曾祖母与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祖母合葬于江津区夏坝镇余粮村敬老院旁，将何树林祖父与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曾祖母合葬于江津区夏坝镇鸭江村劳动水库旁。2014年6月18日晚上，何思明、何树林挖掘位于江津区夏坝镇鸭江村的合葬坟墓，将原告何树林祖父的骨灰取出，之后，用泥土将坟墓覆盖。2014年9月11日凌晨1时许，何思明、何树林又挖掘位于江津区夏坝镇余粮村的合葬坟墓，将何树林曾祖母的尸骨取出，而后用泥土将坟墓覆盖。
另查明：何思明、何树林挖掘两座合葬坟墓一事，未征得其同胞兄弟姐妹等家属及被告袁连炳家族同意。2014年9月23日，何氏、袁氏家族发现坟墓被挖。2014年9月24日，何思明的弟弟何思元到夏坝派出所报案，称祖坟尸骨、金首饰被盗。9月25日上午，何思明的侄子何洋、袁连炳均到江津区夏坝派出所报案，称两座合葬祖坟均遭破坏，下午，派出所民警分别对何思明、何树林进行了询问，二人均称此次挖掘两座合葬坟墓未征得何氏家族其他人同意、未与袁氏家族商量，挖掘原因是因家里如何不顺、风水问题等。当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作出津公（夏坝）决字（2014）第206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何思明、何树林未得到何家兄妹及袁氏家族同意私自挖开合葬祖坟，对坟墓进行破坏，其二人行为已构成破坏坟墓。
在派出所主持调解下，何思明、袁连炳作为家族代表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了《损坏坟墓赔偿协议》，该协议明确何思明、何树林未经被告袁连炳家族同意，擅自将两座合葬坟墓破坏，双方自愿达成协议：“1、由何思明等人一次性支付袁连炳家族成员，因何思明破坏袁连炳祖坟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共计伍万元（破坏两个坟，每个坟的建造费10000元，计20000元；另外新选址重新安葬两个坟的各种费用，每个坟共计10000元，计20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2、何思明一次性支付上述损失后，袁连炳被破坏的两个祖坟的新选址、安葬等均由袁连炳及其家族成员自行负责。3、本协议双方签字后即生效……。”落款有何思明、何树林、袁连炳的签名与捺印。另外，何思明的弟弟何思元、何思文等家族成员向夏坝派出所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公安机关对何思明、何树林盗挖祖坟一事严肃处理，何思明、何树林同何思元、何思全、何思文、何思荣、何思华也签订一份关于关于赔偿的《协议书》。
审理中，一审法院对何思明的四个弟弟何思元、何思全、何思文、何思荣进行了询问，四人均表示何思明、何树林挖掘合葬坟墓事先未与大家商量，报案之后，才得知是自家人所为，《申请》是大家自愿提交的，《协议书》是自愿签订的，并明确表示祖坟被挖给其家族成员带来很大的伤害。当日，原、被告签《损坏坟墓赔偿协议》时何思元、何思文在场，二人均表示民警未对何思明、何树林有胁迫等行为，是坐下来慢慢协商的。
再查明：2014年10月17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出具一份被拘留家属通知书，内容为“何树林因破坏坟墓，公安机关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五日。”2014年11月1日，重庆市江津区拘留所做出津拘解字（2014）0104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解除对何树林的拘留。2015年3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做出津公行撤字（2015）第103号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对何树林的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另外，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何思明、何树林未经自己家族其他成员及袁连炳、袁连彬家族成员同意，于晚上、凌晨擅自挖掘两家族的两座合葬坟墓，其行为不仅违背善良风俗，也构成侵权。何思明、何树林认为夏坝派出所民警是在袁连彬的授意下拘留何树林、《损坏坟墓赔偿协议》是在袁连彬及民警胁迫下签订的，并提供光盘一张、手机信息记录、重庆市公安局被拘留家属通知书予以证明。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何思明、何树林是在民警胁迫下签订的协议，袁连彬是此次纠纷的当事人，并非夏坝派出所所长及公职人员，即使调解时在现场也属正当，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袁连彬有胁迫等行为。何思明、何树林提供津公（夏坝）决字（2014）第206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协议是在民警威胁下签订的。从该决定书的内容来看，是公安机关对原告何树林的行政处罚，不含任何与协议有关的事项，并告知其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何思明、何树林与袁连炳是否达成协议并不影响该决定书的效力，故该决定书不足以证明民警有威胁等行为。何思明、何树林提供津拘解字（2014）0104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津公行撤字（2015）第103号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公安机关已经主动撤销了行政处罚，何树林没有故意毁坏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的祖坟。袁连炳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撤销对原告何树林的行政处罚、解除拘留，但原因并非在询问时、签订《损坏坟墓赔偿协议》时存在胁迫等情形，不承担行政责任并不意味着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不能因此否认《损坏坟墓赔偿协议》的效力。袁连炳提供夏坝派出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报案笔录、照片、《申请》、《协议书》欲证明何思明、何树林事先未经家族其他成员及袁连炳家族同意擅自挖掘坟墓，何思明弟弟、侄子主动到派出所报案称祖坟被破坏，在派出所的主持下，何思明与其弟弟、妹妹也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何思明、何树林对本人及陈景元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挖自家祖坟并已还原，未损坏袁连炳家族祖坟；报案材料、《申请》内容不真实；与自家兄弟等签订的《协议书》也是派出所逼迫签订的。该组证据盖有公安机关印章，来源真实、合法，对何思明、何树林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再结合一审法院对何思元、何思全、何思荣、何思文的询问，考虑四人与何思明的同胞兄弟关系以及各组证据相互印证部分，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何思明、何树林未经两家族成员同意擅自在晚上、凌晨挖掘两座合葬祖坟；何思元、何洋的报案真实；派出所民警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申请》系何思元、何思文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了两份赔偿协议。综上分析，何思明、何树林擅自挖掘两座合葬坟墓的事实存在，双方在签协议时不存在欺诈情形；何思明、何树林在晚上、凌晨挖掘合葬坟墓必然使坟墓原貌遭到破坏，按照传统民俗，也必然给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家族成员带来精神损害，使其遭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根据双方家族在合葬时的约定，购买两座坟墓所需土地由袁连彬等支出，且坟墓的修复等必然产生一定费用，双方约定各项费用共计50000元，是针对侵权行为导致物质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赔偿金额共计50000元，并非显失公平。何思明、何树林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形，也不足以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损坏坟墓赔偿协议》不符合可撤销的法定条件，对何思明、何树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思明、何树林的诉讼请求。
何思明、何树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判决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连炳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损坏坟墓赔偿协议》。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连炳（实为袁连彬）签订的《损坏坟墓赔偿协议》是上诉人在失去人身自由，在公安民警的威胁下签订的，该协议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二、从赔偿协议的内容来看，上诉人赔偿给被上诉人的损失远远超过实际损失，该协议是显失公平。
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不仅有上诉人在场，也有上诉人亲属在场，没有证据证明警察在执行公务时有胁迫的行为。行政处罚被撤销不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协议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在未经其他人同意情况下搬迁自家坟墓时对被上诉人家坟墓损害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协议赔偿5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
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于2014年9月25日分别出具给上诉人何树林、何思明的《传唤证》，拟证明上诉人被江津区公安局传唤的时间是2014年9月25日上午11时到下午6时50分。
2、江津区公安局对上诉人何树林、何思明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以及上诉人未签收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该协议签订是以不对上诉人执行行政拘留15日和处罚1000元，上诉人为了不被行政拘留才签订的赔偿协议。
3、2014年10月17日上诉人何树林签收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何树林之妹何梅于2014年10月17日签收的《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上诉人向江津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赔偿协议后，江津区公安局就对上诉人何树林进行了拘留，进一步证明赔偿协议是在公安机关以对上诉人执行行政拘留相胁迫下签订的。
4、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赔偿裁定书、行政裁定书，拟证明江津区公安局以事实不清撤销了对上诉人何树林的行政处罚，从而证明上诉人故意破坏被上诉人家坟墓的事实不成立。
被上诉人袁连炳、袁连彬、袁连生、袁连平、袁连清针对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认为上述证据均是在一审诉讼中形成的，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以及执行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其中有胁迫的情形。
本院二审查明其他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胁迫主要是指行为人自己实施一定的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造成为难，迫使对方接受某种条件。受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即表意人在缺乏意思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挖掘两座合葬坟墓一事，因未征得其同胞兄弟姐妹等家属及被上诉人袁连炳家族同意，上诉人何思明的侄子何洋、被上诉人袁连炳均到江津区夏坝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分别对二被上诉人进行了询问，二被上诉人均称此次挖掘两座合葬坟墓未征得何氏家族其他人同意，也未与袁氏家族商量。在派出所主持调解下，上诉人何思明与被上诉人袁连炳作为家族代表签订了《损坏坟墓赔偿协议》，同时，上诉人何思明也与自己的四个兄弟何思元、何思全、何思文、何思荣也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对其主张被上诉人已经构成胁迫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在二审中举示的《传唤证》、《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及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是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出示给当事人的法律文书，是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上述法律文书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袁连炳、袁连彬等人利用公安机关胁迫其签订《损坏坟墓赔偿协议书》，且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有上诉人何思明的其他兄弟在场，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完全有能力预见其签订协议所应承担的后果，现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也无证据证明《损坏坟墓赔偿协议书》所确定的金额显失公平，因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破坏合葬坟墓的行为违反善良风俗，其要求撤销《损坏坟墓赔偿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何思明、何树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周海燕
代理审判员 周 舟
代理审判员 陈 莹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