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27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先红，男，汉族，1976年1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韫韬，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益华荣祥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蒋金瑞。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娟娟，女，汉族，1986年9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联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张跃。
上诉人肖先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益华荣祥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华公司）、北京京联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0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肖先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郭韫韬，被上诉人益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娟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京联公司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先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益华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益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肖先红与益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2013年10月14日，肖先红以妻子乔某的名义向京联公司以455800元购买涉案车辆。2014年3月，肖先红在对涉案车辆进行维修时得知涉案车辆钥匙编号与备案登记资料不吻合，故向京联公司业务人员李某申请退车，李某答应以280000元的价格退车，并指派蒋金瑞与肖先红接洽退车事宜。后肖先红根据李某与蒋金瑞的指示，将涉案车辆过户到蒋金瑞名下，蒋金瑞于2015年4月13日与2017年4月15日分别向肖先红支付140000元作为退车费用。由始至终，肖先红仅与京联公司存在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且该买卖合同已随肖先红向京联公司退车而终止。益华公司单方制作《协议书》并假冒肖先红签字，捏造其与肖先红存在买卖合同的虚假事实，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真相，仅凭益华公司与蒋金瑞的片面之词，错误认定肖先红与益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详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二自然段），错误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严重侵害肖先红的合法权益。
二、蒋金瑞受京联公司指派协助肖先红办理退车，其行为并非代表益华公司的职务行为，益华公司不具备原告资格
肖先红在向京联公司退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与京联公司的业务人员李某联系的，李某答应退车后，即安排蒋金瑞接收涉案车辆并向肖先红退还购车费用，肖先红有理由相信蒋金瑞已取得京联公司的授权委托办理退车事宜，蒋金瑞的行为已构成对京联公司的表见代理，因此肖先红一直以为办理退车后，其与京联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终止，至于涉案车辆后续的变动，肖先红并不知情。由始至终，肖先红都不知道益华公司的存在，肖先红与益华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即使蒋金瑞为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也不能认定为代表益华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仅以蒋金瑞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即草率、错误认定其个人行为系代表益华公司向肖先红购买涉案车辆（详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二自然段）并以此判决肖先红返还购车款，该判决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对肖先红极其不公。
综上，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不清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致使一审判决严重背离事实真相，肖先红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肖先红的合法权益。
肖先红在二审期间补充上诉意见称：第一，根据在企业公示系统查询信息，自2013至2016年，京联公司与益华公司各自上传的企业年度信息显示该两家公司预留的企业联系电话及企业联系邮箱均一致。这点说明两家公司内部有密切联系和关联性。第二，根据肖先红在网上查询的益华公司的信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11月30日发生了变更，由张某变更为蒋金瑞，而肖先红与蒋金瑞发送车辆过户交易的时间是2015年4月15日，益华公司一直声称当时是蒋金瑞代表益华公司所行使的法人的权利，但是在当时蒋金瑞甚至都不是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双方交易后半年才成为了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些与益华公司及京联公司在一审时的陈述完全不符。
益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肖先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肖先红查到的京联公司与益华公司各自上传的企业年度信息显示该两家公司预留的企业联系电话及企业联系邮箱均一致，事实上京联公司与益华公司在同一个旧机动车市场上经营，该旧机动车市场是统一管理，旧机动车市场里的五百多个商户预留的都是同一个联系电话及联系邮箱，所以由此并不能证明益华公司与京联公司存在关联。蒋金瑞与京联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肖先红是从京联公司购买涉案车辆，而肖先红又把涉案车辆转售给益华公司，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被上诉人京联公司在二审中未作陈述。
益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益华公司与肖先红于2015年4月13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协议；2.肖先红返还益华公司支付的购车款28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肖先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4日，肖先红妻子乔某作为购车方（甲方）与售车方（乙方）张占来，约定：甲方于2013年10月14日依现状购买乙方二手车一辆（车型为宝马525，价格为455800，此车里程表显示2800公里），甲方签名处有乔红轮签名，乙方签名处有张占来签名并盖有京联公司公章。2013年10月14日，京联公司向乔某出具《收据》记载：收到乔某交来宝马525车款455800元。乔红轮为肖先红的舅哥。
益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购车方（甲方）：益华公司，售车方（乙方）肖先红，约定：益华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依现状购买肖先红二手车一辆（车型宝马520，车架为：LBVxxxx13526），车辆价格为280000元，此车里程表显示3万。乙方处有肖先红的签名及日期。
一审庭审中，肖先红称上述协议书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
2015年4月13日，蒋金瑞跨行汇款49000元、48000元、43000元给肖先红；2015年4月15日，跨行汇款49000元、48000元、43000元给肖先红，上述款项合计280000元，肖先红确认是蒋金瑞汇款给肖先红。
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肖先红将上述车辆过户登记于蒋金瑞名下。
益华公司提供蒋金瑞出具的说明，蒋金瑞称案涉车辆为其代益华公司向肖先红购买并持有。
2015年7月13日，益华公司与刘某某签订《协议书》，刘某某以33.7万元购买案涉车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经沈阳市公安局xx分局司法鉴定，案涉宝马车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未经过国家备案登记，该车为宝马公司用于测试的车辆，完成测试后该车部分零部件性能已下降或丧失，导致整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法继续正常使用，不符合新车厂技术要求，为不合格产品。该车因涉嫌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被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依法扣押。该案最终判决解除益华公司与刘某某签订的《协议书》于2016年3月9日解除，益华公司返还刘某某购车款33.7万元。
此后，益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肖先红庭审中陈述：京联公司安排过来办理退车手续的是蒋金瑞，但肖先红完全不知道蒋金瑞是益华公司的法人，只知道是是京联公司员工李某派来退车的人员，肖先红认为益华公司与京联公司是恶意串通。肖先红陈述当时在宝马车店维修时，车辆钥匙编号与备案登记资料出现不吻合的情况，于是肖先红申请退车。通过电话联系京联公司业务员李某，李某答应退车，李某通知蒋金瑞过来与肖先红接洽，肖先红直接去车管所将车过户至蒋金瑞名下。
益华公司庭审中陈述：益华公司是通过业务员之间的信息传递，益华公司得知肖先红想出售自己的车，认为肖先红出价合理，是蒋金瑞直接过来办理。车辆虽登记在蒋金瑞名下，但车辆权属是属于益华公司的，二手车市场每个公司都有上百台车辆，都是落户到公司法人或者公司员工个人名下，公户没有这么多。
另，北京益华荣祥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于2006年4月25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蒋金瑞。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因肖先红否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肖先红辩称退车事宜是与京联公司员工李某联系，由李某派蒋金瑞与肖先红接洽。肖先红确认是蒋金瑞过来佛山与其接洽，蒋金瑞先后从个人账户上转账共计28万元给肖先红，肖先红直接将车辆过户至蒋金瑞个人名下。一审法院认为，蒋金瑞不是京联公司的员工，亦并无京联公司的授权委托，且事后京联公司未追认，28万元的款项也非京联公司支付，宝马车也没有过户至京联公司或其指定员工名下，肖先红无证据证明蒋金瑞具有代理京联公司的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肖先红辩称其与京联公司是退车关系，京联公司不确认，一审法院对肖先红的辩解不予采纳。
蒋金瑞支付购车款给肖先红，肖先红将车辆过户至蒋金瑞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上述蒋金瑞与肖先红之间的交易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而蒋金瑞作为益华公司代表人，其承认其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在取得案涉宝马车后，益华公司是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交易案涉宝马车，且在（2016）京02民终6423号民事判决书中因案涉宝马车的交易产生的债务已由益华公司承担，故益华公司有权向肖先红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64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车辆为不合格产品且已被依法扣押，益华公司起诉肖先红要求解除合同关系并要求返还购车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益华公司与肖先红一致确认，蒋金瑞转入28万元给肖先红，有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对益华公司主张返还购车款28万元予以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益华公司与肖先红买卖二手车合同关系；二、肖先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益华公司返还购车款28万元。肖先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0元，由肖先红负担。
二审期间，肖先红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益华公司与肖先红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蒋金瑞向肖先红支付了280000元的购车款,而肖先红亦将案涉车辆交付予蒋金瑞，并把该车过户至蒋金瑞名下，蒋金瑞与肖先红之间的行为涵盖了买卖合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益华公司主张蒋金瑞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并提供了蒋金瑞出具的《说明》为证，且据益华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记载，蒋金瑞系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益华公司的主张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二审期间，肖先红申请本院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调查核实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信息，本院对此不予接纳，理由在于蒋金瑞的职务行为是否成立与何人曾担任益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再结合上述交易实施完毕之后，益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将案涉车辆转卖给案外人的事实，且益华公司在与案外人发生纠纷之后，依据（2016）京02民终6423号民事判决书负担了返还货款的责任，本院认定蒋金瑞向肖先红购车的行为属代表益华公司的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益华公司承担。
肖先红主张其与益华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蒋金瑞系受京联公司指派，其与肖先红之间的交易应视为肖先红与京联公司之间退款退货的行为。但肖先红未能提供充分、确切的证据证实蒋金瑞系京联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受京联公司的授权委托；亦无法证明本案中货款及车辆的交付行为与京联公司存在关联。二审期间，肖先红提交了京联公司与益华公司企业年报信息，拟证明益华公司与京联公司存在关联。但该企业年报信息仅能证明益华公司与京联公司预留了相同的联系方式，不足以证明蒋金瑞的行为属代理京联公司的行为，更不能证明益华公司与京联公司之间存在混同关系，即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肖先红申请本院向中国联通佛山分公司调取肖先红持有的手机号码186××××2898在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的通话记录及查询手机号码为186××××6181的机主姓名，但因通话记录及机主信息仅能反映通话发生时间及通话对象，不能反映具体的通话内容，故肖先红调取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肖先红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反驳益华公司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肖先红与京联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作为对抗益华公司的理由，肖先红上诉主张其无需返还购车款，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肖先红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上诉人肖先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审 判 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黄燕芝
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