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行终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卫芬，女，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代理人黄允林，男，193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一智，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21号。法定代表人林毅，市长。委托代理人何晶、吴晓聪，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中新街16号。周卫芬、任一智诉义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义乌市政府）城建行政复议一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浙07行初295号行政裁定。周卫芬、任一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卫芬的委托代理人黄允林，上诉人任一智，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晶、吴晓聪，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廿三里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陈凯到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义政复决字（2016）第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违法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庭审中，本院向原告释明本案的诉讼请求应指向被告义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但原告不接受法庭的释明，同时又要求增加“审查义乌市人民政府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合法性”的诉讼请求。本院再三向原告释明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分别起诉后，原告仍坚持其主张，导致本案诉讼请求不明确而无法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周卫芬、任一智的起诉。周卫芬、任一智上诉称：一审裁定故意混淆视听，义乌市政府、一审法院均出尔反尔。事实经过是：上诉人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后又发生强拆，于是上诉人在强拆第二天又书面提交复议申请，要求“审查义乌市政府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防护棚合法性”。然而义乌市政府复议办公室受案处人员称：“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防护棚合法性的诉求，与已经提出的撤销拆违通知书是属于同一个事件的房子，由同一行政部门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作出。按照规定，一事不能二议。只能提出补充复议诉求。”上诉人为此提交补充复议申请。但是复议决定却作出了：“通知书违法，不撤销；强拆防雨棚合法性，应另行解决。”显然义乌市政府故意回避了强拆防护棚合法性的复议申请。于是，2010年9月12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邮寄要求撤销通知书和确认强拆防护棚违法的行政诉讼。但是，一审法院拒绝受理，要求先取消审理强拆防护棚违法的诉求。上述事实证明，义乌市政府设套要求将两个复议、两个诉求合并为一，再以另行解决为由作出拒绝审查强拆防护棚合法性的处理，明显属于欺骗。强拆防护棚已造成上诉人合法房屋漏水，无法正常居住，不得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的做法欺骗了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侵害了上诉人的居住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义乌市政府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未经审批在义乌市廿三里街道陈陀村靠自家住宅建造了一层防雨棚。2016年6月6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依据《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违法建筑处置的实施意见》、《义乌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方案》的有关规定，上诉人在陈陀村违法搭建，限上诉人在2016年6月9日前自行拆除。6月7日，上诉人对该限期拆除通知书不服，向被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上述限期拆除通知书。因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并非所涉违法建设适格的执法主体，其径直以自己的名义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作出确认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6月6日对上诉人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的200号复议决定。二、上诉人对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其雨棚行为不服，可以另行提起复议、诉讼。2016年6月7日，上诉人对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不服，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8日受理，并分别向双方当事人发送了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6月13日，涉案防雨棚被廿三里街道办事处拆除。6月1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补充意见，要求对通知书上廿三里街道办事处拆除其防雨棚所依据的《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违法建筑处置的实施意见》和《义乌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方案》两个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要求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其防雨棚的合法性。经审查，上述两份文件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并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上对上诉人予以回应。另，由于限期拆除通知行为与强制拆除的实施系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上诉人要求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其防雨棚的合法性，应另行解决。鉴于涉案防雨棚已于6月13日拆除，撤销涉案通知书已无实际意义，为此，被上诉人作出了确认廿三里街道办事处限期拆除通知书行为违法的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三、一审裁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案上诉人要求撤销200号复议决定中已经确认违法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庭多次向上诉人释明，该案的诉讼请求应指向义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但上诉人不接受法庭释明，同时又要求增加“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合法性”的诉求。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也向上诉人再三释明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分别复议、起诉，上诉人却将法庭的释明当成混淆视听。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中答辩称：上诉人任一智是廿三里街道陈陀村五组村民，家庭人口三人，房屋三间三层，占地面积12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平方米，违章占地350平方米。廿三里街道办事处根据全省“三改一拆”工作要求，于2016年对上诉人的违章行为进行了确认和核实，并且要求其主动拆除。上诉人在拆除期限内没有主动拆除，廿三里街道办事处相关执法人员对其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撤销义政复决字（2016）第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违法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一审庭审中法官多次释明本案的诉讼请求应指向义乌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但上诉人拒绝接受，同时又要求增加“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房屋合法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释明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分别起诉，上诉人仍坚持其主张，导致本案诉讼请求不明确而无法审理。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两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卫芬、任一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经补正后，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义政复决字[2016]第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违法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义政复决字[2016]第200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6月6日对上诉人任一智作出的《通知书》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上述复议决定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应诉复议决定，上诉人将原行政行为即廿三里街道办事处作出的《通知书》作为诉讼对象不当。经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坚持诉《通知书》，同时要求增加审查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强拆其房屋行为的合法性。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是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被上诉人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应不予准许。本案上诉人的起诉对象错误，不符合行政案件的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驳回起诉，结论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但理由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指正。至于上诉人对强拆行为不服，可另行行使救济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马惟菁审 判 员  车勇进代理审判员  马良骥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