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石民四终字第011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县顺利服装厂。
投资人：郑秀芬，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王俊英，河北侯风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蕾，河北侯风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希廷。
委托代理人：陈振谦，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辉，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承德县顺利服装厂（以下简称顺利服装厂）和上诉人何希廷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二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冯国强、于英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代书记员刘召芬担任记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4月16日何希廷以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方达公司）名义与顺利服装厂签订《出口商品收购合同》，约定顺利服装厂为方达公司生产针织婴儿装，数量为7200件，单价为16元／件，货款合计115200元，由顺利服装厂自负费用将合同货物在天津港交给方达公司指定的承运人，顺利服装厂需凭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和完税证明进行结算，结算期限为发货后1个月内。同时，双方对不可抗力、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需方一栏加盖了“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合同专用章，顺利服装厂投资人郑秀芬在供方一栏签字。
顺利服装厂提供了2004年9月10日、2005年3月14日、2005年3月23日方达公司发给顺利服装厂的《出口商品收购合同》传真件各一份，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分别为27600件、
10800件、12780件，单价分别为16.2元／件、16元／件、16元／件，供货数量总计51180件，货款金额共计824400元。该3份合同落款处需方一栏未签字盖章，仅供方一栏加盖了“承德县顺利服装厂”合同专用章。何希廷认为该3份合同中无方达公司签字盖章，不予认可。
顺利服装厂主张上述四份合同签订后，第一份合同双方己履行完毕。
针对第二份合同，顺利服装厂主张于2004年l1月27日分两批（第一批385箱、第二批520箱）交付（方达公司指定的天津港）服装共计905箱，货款为439830元（905箱×30件／箱×16.2元／件）。针对第三、四份合同，顺利服装厂主张于2005年6月16日交货283箱，2005年5月l9日交货569箱，共计交货852箱，货款为408960元（852箱×30件／箱×16元／件）。即针对后三份合同，顺利服装厂主张实际供货52710件，货款为848790元。
顺利服装厂主张依据何希廷要求于2004年8月4日至2005年8月l3日向方达公司开具了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针对上述四份合同开具的发票，其中2004年8月4日发票2份，数量共计7200件，金额共计144000元；2005年2月发票6份，数量共计27150件，金额共计613900.98元：2005年8月13日发票2份，数量8385件，金额共计177638元），上述发票显示服装数量共计42735件，金额共计935538.98元。
顺利服装厂主张上述四份合同约定供货数量为58380件，货款共计939600元；实际供货数量59910件，何希廷应付货款963990元；开发票服装数量共计42735件，金额共计
935538.98元。何希廷认为顺利服装厂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实际交付服装的件数及总货值，顺利服装厂的主张相互矛盾，庭审中，对顺利服装厂主张的何希廷共计向其付款932558.32元的事实，何希廷认可。
关于双方讼争的27份订单。顺利服装厂提交的订单（均为复印件）中，单号为411814的订单载明服装总数量为800件，而非顺利服装厂主张的2135件；单号为408996，后又追加800件的订单落款时间为2005年1月20日；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合计订单26份，供货数量共计为23866件。顺利服装厂提交的27份订单共5张增值税发票（1、发票号02230950，数量
3852，金额61335元；2、发票号02230951，数量3852，金额61335元；3、发票号02234638，数量5458，金额114889.87元；4、发票号02230961，数量5458，金额114889.87元；5、发票号02230962，数量5458，金额114889.87元）显示货物数量共24078件，金额共计467339.61元；前两份发票的开票时间为2005年3月12日，后三份发票的开票时间为2005年7月15日。何希廷认为后三份开票时间为2005年7月15日的发票，从开票时间及所开的供货件数来看，并非荷兰第一批供货的发票；顺利服装厂给其发出的订单明细及国外客户开具的商业发票、装箱单及检验局出具的检疫验货报告均显示订单数量为26份，服装数量共计23866件（16162件＋7704件）。
顺利服装厂提供的另案诉讼裁判文书查明事实部分显示2004年9月何希廷接到国外客户的订单后，即以方达公司名义同顺利服装厂签订了加工服装51180件的合同（上述后三份合同的货物数量）。后何希廷为完成客户的后续订单，让郑秀芬协助寻找其他生产厂家，在郑秀芬介绍下，何希廷到赵小宏（另案原告）的天隆服装厂，联系加工服装事宜。经协商后同天隆服装厂及郑秀芬口头约定，何希廷将订单、成衣图等事宜通过顺利服装厂提供给赵小宏的天隆服装厂，由赵小宏的天隆服装厂进行加工，顺利服装厂协助赵小宏出具发票，进行结算后通过顺利服装厂将加工费（含衣料费）付给赵小宏。赵小宏的服装厂按照何希廷提供的27份订单（含加单）及相应成衣图加工服装共计24078件，顺利服装厂按照何希延的要求开具5份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467339.61元，其中何希廷通过转账方式付款54790元，顺利服装厂付款15000元，赵小宏承担税费33861.11元，尚欠赵小宏加工费（含衣料款）363688.50元。庭审中，双方对何希廷通过转账方式（向赵小红）付款5479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何希廷不认可该裁判文书所认定的27份订单服装数量及价款金额。
何希廷提交两份发货通知书以证明顺利服装厂供货实际装船离港的日期和箱数分别为2004年11月18日313箱、2004年12月23日163箱；何希廷提交的2005年1月20日开票通知载明，何希廷通知顺利服装厂开具荷兰订单（26份）共计
23866件（第一批313箱，16162件，金额为203838.71元；第二批163箱，7704件，金额为103817.21元）服装的税票，顺利服装厂收到传真后，于2005年3月15日在开票通知上签署“此联发票全部开齐”后又回传给何希廷，说明荷兰订单项下税票已于2005年3月15日全部开具完毕。庭审中，顺利服装厂对何希廷提交的发货通知书（两份）及开票通知（两份）均不持异议，但认为在收到何希廷的传真以后，在回传的开票通知上顺利服装厂虽于2005年3月15日写的是“此联发票全部开齐”，但实际是经与赵小红核对后才开的发票，所以不在一个时间段上。
关于27份订单项下的货款问题，2008年4月6日赵小宏以承德县天隆服装厂（业主赵小宏）的名义提起诉讼，因其营业执照被吊销，故申请撤诉。2009年赵小宏又向承德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顺利服装厂（本案原告）、何希廷（本案被告）共同支付加工费363688.50元，第三人方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于2009年8月26日作出（2009）承民初字第830号民事判决，判令何希廷给付赵小宏加工费363688.50元，第三人方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顺利服装厂不承担责任。何希廷不服提起上诉，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20l0）承民终字第49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承德中院再审，该院于2010年9月12日作出（2010）承民再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该院（2010）承民终字第497号民事判决。何希廷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冀民再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该院经再审认为：“赵小宏与承德县顺利服装厂口头约定，将何希廷的27份订单通过承德县顺利服装厂提供给赵小宏的天隆服装厂加工，承德县顺利服装厂为其出具发票，进行结算后将服装加工费给赵小宏。何希廷、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称，27份订单的加工费已按约付给了承德县顺利服装厂。本案所涉及27份订单往来的票据均是在何希廷、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与承德县顺利服装厂之间进行。何希廷、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与赵小宏之间不存在直接民事法律关系。原审判决何希廷、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向赵小宏承担民事责任不妥，何希廷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该院判决撤销一、二审及再审判决，并判令顺利服装厂给付赵小宏加工费363688.50元。顺利服装厂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理认为，从合同订立过程及合同履行情况、交货情况来看，历次向赵小宏催货以及向运输公司交货，均是由顺利服装厂完成，且顺利服装厂曾向赵小宏支付15000元货款，并对何希廷支付货款（54790元）开具发票，由此可以认定，顺利服装厂系其与赵小宏加工承揽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原再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判由顺利服装厂向赵小宏支付加工费并无不当，如顺利服装厂认为何希廷尚未向其支付案涉货款，可另行主张权利。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2011）民再申字第35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顺利服装厂的再审申请。
三、顺利服装厂提交了特快专递详单、收据及样衣图，证明其应何希廷请求，向国外邮寄样衣的邮费及样衣成本共计
35000元。何希廷认为顺利服装厂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
四、顺利服装厂主张其共计向何希廷供应价值l441939.61元的货物，并应何希廷要求开具了1402878.59元的增值税发票，而何希廷实际付款932558.32元（自2004年6月29日至2006年3月15日期间共计13笔），尚欠509381.29元未付。何希廷认可其借用方达公司资质向顺利服装厂订购货物的事实，但对供货价值、发票金额均不予认可，经该院询问，何希廷也不清楚实际付款金额。
五、2006年3月20日顺利服装厂以方达公司、何希廷为被告向承德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方达公司、何希廷支付加工费
339926.60元及利息。该院受理后，方达公司、何希廷提出管辖权异议，生效法律文书裁定由承德县人民法院管辖。方达公司、何希廷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06年10月8日依法作出（2006）冀民再终字第10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一审和二审裁定，并由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管辖。2006年11月1日顺利服装厂向承德县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该院于2006年11月23日裁定准许顺利服装厂撤回起诉。
六、顺利服装厂以方达公司、何希廷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后，经该院询问，何希廷认可其借用方达公司资质与顺利服装厂签订合同的事实，实际是其个人与顺利服装厂发生的业务往来，顺利服装厂对此也予以认可，并申请撤回对方达公司的起诉，该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并告知双方不再另行制作裁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争议的业务分三笔，分别为4份合同、27份订单、35000元样衣费用及成本。
1、关于4份合同。
对何希廷于2004年4月16日以方达公司名义与顺利服装厂签订的《出口商品收购合同》（第一份合同），顺利服装厂认可该合同双方己履行完毕。另外三份合同与第一份合同内容及格式大致相同，虽在需方一栏没有加盖方达公司合同专用章，但考虑实际交易习惯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结合另案诉讼中法院查明2004年9月何希延接到国外客户的订单后，即以方达公司名义同顺利服装厂签订了加工服装51180件合同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及合同关系。
双方签订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共计58380件，价款共计939600元。顺利服装厂给何希廷开具10份发票显示供货数量42735件，价款为935538.98元。顺利服装厂主张后三份合同实际供货52710件，货款为848790元。但从顺利服装厂提供的证据看，第二份合同（EA0438号合同）和第四份合同（EA0532-2号合同）项下所供货物均不显示收货方签收的相关记录，顺利服装厂提供的发票、实际供货情况与合同数量、价款均不吻合。顺利服装厂依据合同约定主张供货价款939600元，何希廷对此不予认可，而顺利服装厂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完全按合同约定向何希廷履行了供货义务。
2、关于（双方争议的）27份订单。
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对顺利服装厂按何希廷要求于2004年11月18日交付第一批服装313箱、于2004年12月23日交付第二批服装163箱（7704件）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但对于2004年11月18日交付第一批服装313箱的件数，顺利服装厂主张为16374件，而何希廷主张为l6162件。将双方提交的证据对比来看，顺利服装厂提交的订单均为复印件，何希廷不予认可，从顺利服装厂提交的订单号为411814这份订单看，实际供货数量为800件（并不包含顺利服装厂主张的另外1335件），从顺利服装厂告提交的订单号为408996号订单显示的内容看，因何希廷在落款签名的时间为2005年1月20日，也就是说此时要求追加的800件服装，不可能包含在之前已经发货交付的服装总数之中，因此，顺利服装厂的主张有悖常理不能成立。从何希廷提交的开票通知及回传件内容看，何希廷要求顺利服装厂开具荷兰订单（26份）共计23866件（第一批313箱，16162件，金额为203838.71元；第二批163箱，7704件，金额为103817.21元）服装的税票，而顺利服装厂在该通知上除注明第一批供货16162件的单价为12.612元／件、第二批供货7704件的单价为13.475元／件外，并于2005年3月15日注明此联发票全部开齐。庭审中顺利服装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结合何希廷提交的商业发票、装箱单、检疫验货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何希廷主张的2004年11月18日交付的（第一批）服装313箱的件数为16162件事实成立。同时说明顺利服装厂向何希廷所供26份订单项下23866件服装的货物价值共计为307655.92元（第一批313箱，16162件，金额为203838.71元；第二批163箱，7704件，金额为103817.21元）。对于顺利服装厂提供的5张增值税发票显示供货数量合计24078件，因与前述认定事实不符，故顺利服装厂据此主张27份订单项下的货款共计467339.61元，因理据不足，故该院不予支持。
3.关于35000元样衣成本及邮费问题。
顺利服装厂虽然提供了特快专递详单、样衣图等，但不能证明向何希廷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样衣实际成本，因此，顺利服装厂要求何希廷支付此项费用的请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
前述已经认定，顺利服装厂针对四份合同及样衣项下的具体欠款金额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且顺利服装厂也未能提供其向何希廷主张过权利的有效证据，因此，顺利服装厂要求何希廷支付该两笔欠款的请求，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27份订单欠款事宜，赵小宏在另案诉讼中以顺利服装厂、何希廷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且一、二审法院均判令由何希廷履行付款义务，再审改判后，顺利服装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2011）民再申字第353号裁定，明确告知顺利服装厂可另行主张权利，即该案件自赵小宏提起诉讼至再审改判前的诉讼过程中，关于顺利服装厂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处于不确定状态，如顺利服装厂再另行向何希廷主张该订单项下的权利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关于讼争订单的诉讼时效应自顺利服装厂收到最高法院裁定之日起计算，顺利服装厂于2012年8月7日向该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何希廷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何希廷应向顺利服装厂支付讼争订单项下的欠款（26份订单供货的价款307655.92元，减去何希廷已支付的54790元）为252865.92元。生效判决虽然判令顺利服装厂向赵小宏支付加工费，但顺利服装厂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已经履行付款义务，即顺利服装厂的损失未实际发生，因此，顺利服装厂要求何希廷支付利息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为：一、何希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顺利服装厂服装加工费252865.92元；二、驳回顺利服装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954元，由顺利服装厂负担3861元，何希廷负担5093元。
上诉人顺利服装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关于4份合同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提供的4份合同、交货单、样衣图、何希廷给上诉人出具的开票通知以及上诉人开据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诉人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至于上诉人为何希廷提供的发票、实际供货情况与合同数量、价款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双方的交易习惯导致，这种情况在现实商品交易中也非常常见，原审判决因此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完全按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该事实认定有误；二、原审判决关于27份订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承德县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时何希廷对数量及价格均无异议，只是称27份订单的加工费已按约付给了上诉人，但其始终并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已依约给付货款。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约定的数量价格与实际发货的数量及开票金额存在不一致是正常的，因此，双方最终是以发票开具的金额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法院应对发票金额予以认定；三、上诉人主张的四份合同所欠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何希廷所欠货款，上诉人曾于2006年起诉，在2006年11月撤诉。此后，上诉人多次向何希廷主张权利，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在赵小宏起诉本案上诉人和何希廷的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对何希廷所欠货款进行了主张，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双方还进行了对账，何希廷出具了2004年-2005年的付款情况说明，因此，上诉人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上诉人为何希廷加工样衣并寄往国外，成本30408元及邮寄费4592元，计35000元，何希廷应予承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对何希廷应支付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依法重新认定并改判。
上诉人何希廷亦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作出“关于订单的诉讼时效应自顺利服装厂收到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之日起计算”的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不能作为认定荷兰订单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依据。河北省高院（2011）冀民再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只是对上诉人、顺利服装厂和赵小宏三方当事人在涉及荷兰订单业务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给付了客观评价，而非设定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最高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353号民事裁定，只是向顺利服装厂表明，如其认为上诉人尚欠其货款，可以另行主张。至于顺利服装厂的另行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否得到支持以及超不超诉讼时效等，则需在顺利服装厂另行启动的司法程序中予以审查。因此，顺利服装厂自2006年11月23日撤诉至启动本案，自始至终就没有对包括荷兰订单在内的所有业务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本次诉讼严重超过诉讼时效；二、顺利服装厂向上诉人主张荷兰订单项下的货款，没有合法税票支持。开票通知所显示的金额或税票金额不等于应付款金额，这是外贸行业最基本的商业惯例。因此，上诉人并未拖欠顺利服装厂货款，顺利服装厂的起诉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另外，假如顺利服装厂所主张的四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何希廷所给付的932558.32元服装款不足以支付顺利服装厂所主张的全部货款，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定抵充顺序，何希廷已支付的款项已经足够抵充荷兰订单项下的服装款，原审判决何希廷支付荷兰订单项下服装款，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判决驳回顺利服装厂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顺利服装厂认可其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按照何希廷的要求在不超过货款总值的情况下开具的，每张增值税发票并不针对具体的合同或者订单。双方均认可除第一份合同外何希廷每次所付款项也不针对具体的合同或订单，属于滚动付款。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顺利服装厂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顺利服装厂实际供货数量、货款总值及何希廷尚欠货款数额。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顺利服装厂与何希廷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属于债务人对同一个债权人负有多笔债务的情形，每笔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分别计算。顺利服装厂认可双方约定所有债务均应在出货后一个月内结清货款。双方之间的义务往来发生于2004至2006年之间，顺利服装厂于2006年3月20日曾就本案所涉货款向承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06年11月1日申请撤诉，承德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3日裁定准许顺利服装厂撤回起诉。本案所涉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6年11月24日重新起算。关于四份合同和样衣费用的诉讼时效问题，从2006年11月24日至本次顺利服装厂2012年8月6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顺利服装厂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五笔债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顺利服装厂关于其主张上述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订单项下货款的诉讼时效问题，该笔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06年11月24日开始重新计算，赵小宏于2008年4月6日以顺利服装厂、何希廷为共同被告就上述订单项下货款提起诉讼，且一、二审法院均判令由何希廷履行付款义务，再审改判后，顺利服装厂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2011）民再申字第353号裁定，明确告知顺利服装厂可另行主张权利，即该案件自赵小宏提起诉讼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前的诉讼过程中，关于顺利服装厂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处于不确定状态，顺利服装厂无法另行向何希廷主张该订单项下的权利，因此，关于讼争订单的诉讼时效在顺利服装厂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之前应处于中止状态，并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民事裁定之日起重新计算，至顺利服装厂于2012年8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何希廷关于顺利服装厂主张订单项下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顺利服装厂实际供货数量、货款总值及何希廷尚欠货款数额。首先，关于四份合同的履行情况。除第一份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已经履行完毕，货款也已付清外，双方对于后三份合同实际履行情况陈述不一致。顺利服装厂称已按照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履行完毕，而何希廷却称顺利服装厂未完全履行供货义务。顺利服装厂提供了合同项下的送货通知和第三方收货凭证，何希廷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加以反驳，因此，顺利服装厂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履行了合同义务，据此，可以认定四份合同项下货款总值共计939600元，原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显属不当。其次，关于订单的履行情况。顺利服装厂主张实际交付服装476箱合计24078件，货款总值467339.61元，为此，其提供了向方达公司开具的五张增值税发票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何希廷虽不予认可，但其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于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的订单项下货款总值467339.61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在何希廷不认可订单项下货款总值为307655.92元的情况下，按照何希廷向顺利服装厂发出的开票通知上要求顺利服装厂开具订单项下307655.92元增值税发票金额认定订单项下的货款总值，显属不当。再次，关于样衣费用问题。顺利服装厂虽然提供了特快专递详单、样衣图等，但不能证明是与何希廷间发生交易行为，也不能证明是向何希廷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样衣实际成本，因此，顺利服装厂要求何希廷支付此项费用的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判决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最后，关于何希廷是否尚欠顺利服装厂货款问题。本案中，顺利服装厂与何希廷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属于债务人对同一个债权人负有数笔债务的情形，双方之间货款系滚动结算，所涉债务均无担保，双方也未约定债务抵充顺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何希廷已经给付的货款应当按照数笔债务到期时间顺序逐一进行抵充。双方当事人对于何希廷已付货款932558.32元无异议，原审判决将何希廷已付货款均认定为四份合同项下的货款，既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何希廷所负的数笔债务到期时间顺序为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订单、第三份合同、第四份合同和样衣费用，债务抵充也应依此顺序。第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和订单项下货款共计115200元＋447120元＋467339.61元=1029659.61元，抵充何希廷已付货款932558.32元后，何希廷尚欠顺利服装厂订单项下货款为97101.29元，何希廷对此项欠款依法应承担清偿责任。如前所述，顺利服装厂所主张的四份合同项下货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故对顺利服装厂所主张的第三份合同、第四份合同项下的何希廷所欠货款，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二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二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被告何希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承德县顺利服装厂服装款97101.29元”；
三、驳回承德县顺利服装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954元，由上诉人承德县顺利服装厂负担7252.74元，由何希廷负担1701.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54元，由上诉人承德县顺利服装厂负担7252.74元，由何希廷负担1701.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冯国强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