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07民初2934号
原告：张正，男，汉族，1979年7月21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平，男，汉族，1942年11月13日生，系原告父亲，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
临时负责人（社资产管理组长）：张雪林，男，汉族，1958年1月14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临时负责人（社员代表召集人）：罗世明，男，汉族，1954年11月13日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原告张正与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朝田口经济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平、周毅及被告朝田口经济合作社的临时负责人张雪林、罗世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承包收益损失计人民币242129.56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4月27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社水电承包协议》，协议约定：“为了解决我社的水电收费困难问题，增强水电管理人员的责任心，确保水电用户安全用水用电。现将水电设施及费用收支承包给乙方。一、如电表、水表属自然损坏，由甲方负责更换，乙方出工时。二时间：从2011年5月1日至拆迁为止……五、甲方办公室用水用电及其他方面用水用电都由乙方无偿提供，甲方不付任何费用……八、1.甲方拥有水电费收费价格的控制权……3.甲方无能力发放群众的生活补贴费、水电补贴费，使水电费无法收回，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给予赔偿……5.机房负责与供水公司、供电局有关事宜的协调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九、1.乙方须按时缴清水电费，如社员和社属企业的水电费在当月未收齐，由乙方垫付缴清供水公司、供电局的水电费用……3.甲方水电设施出现故障，乙方应及时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被告违反协议约定，不但在协议履行期间拖欠社员的生活补贴费、水电补贴费，导致水电费无法收回，从而造成原告损失计222129.56元，还于2011年11月单方解除本协议。为解决原告的承包收益损失问题，2014年6月12日，由当时对口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五台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召开朝田口社专题研究会，组织双方协调，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根据张正在朝田口社承包期间向社缴纳的水电费73万元及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明细见朝田口社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总和，减去朝田口社在张正承包水电期间向水厂、电力公司缴纳的实际金额，产生的差额为张正承包额。”由被告负责人张雪林、罗世明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即被告确认了原告的承包收益为应收总额减去实际支出的差额部分。
被告朝田口经济合作社答辩称，原告承包期结束后出具的欠费名单不真实，没有起度和止度，且被告未加盖公章，此外，该欠费应该由原告收取；其次，原告主张的款项中应扣除承包期间的承包费用、原告向被告借款12000元、原告收取承包期前的水电费70014.6元、被告代原告支付5月份水电工工资2400元；承包期间两个水表未按照实际使用数量缴费，原告承包期间该两个水表产生的费用45500.7元应予扣除；再次，原告预交的20000元水电费原告已经抵扣了其差欠的水电费，故不应再计算；最后，原告倒差欠被告水电费226177.3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社水电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主要约定：1.被告将水电设施及费用收支承包给原告，被告水电设施包括专用变压器一台、公用变压器电表8个、水表6个；2.承包期间从2011年5月1日起至拆迁为止，承包款每年1万元；3.被告办公室用水用电及其他方面用水用电都由原告无偿提供，被告不付任何费用；4.被告拥有水电费收费价格的控制权；5.被告无能力发放群众的生活补贴费、水电补贴费，使水电费无法收回，造成的一切损失由被告负责给予赔偿；6.原告须按时缴清水电费，如社员和社属企业的水电费在当月未收齐，由原告垫付缴清供水公司、供电局的水电费用。
同日，被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原告预收水电费2万元。
原告承包后仍由被告原水电工人员李川、喻家庆、甘国栋三人负责水电维修，由原告向三名水电工支付工资。
2011年6月1日，水电工李川、喻家庆、甘国栋在被告处分别领取2011年5月份工资800元。
2011年8月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被告没有发放生活、水电补贴费，导致水电费收不齐，原告无力给水电工发放工资，故向被告借支水电工工资2个月6000元，从承包利润中扣除。2011年10月13日，原告以相同理由再次向被告借支6000元。
2011年11月15日，被告时任社长穆洪德、队委会成员李继开和出纳李继梅在《朝田口社5月-9月水电费欠费名单》“接收人朝田口社”处签字，此外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五台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邹静、主任汤小茹在监交人处签字，张正在承包人处签字、“李川、喻家庆、甘国栋”三人水电工处签字。该欠费名单载明在原告承包的2011年5月至2011年9月期间，水电费未交总金额为260741.3元，载明“张政”差欠水电金额为54740.5元，原告父亲张大平差欠水电费4455元。与此同时，原告向被告移交了承包期间原告收取水电费的明细。原告认可《朝田口社5月-9月水电费欠费名单》“以下简称欠费名单”载明的“张政”系本案原告，但是称并非原告本人欠费，原告在被告公社内并无房屋，欠款系代原告父母承担。另外，欠费名单中停车库存在三个欠款金额，因被告提出异议，为方便进行审理，原告放弃主张停车场2、3欠款金额513元，同意将欠费名单金额确定为260228.3元。
2014年6月12日，原告与被告达成《会议纪要》一份，载明“根据张正在朝田口社承包期间向社缴纳的水电费73万元及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明细见朝田口社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总和，减去朝田口社在张正承包水电期间向水厂、电力公司缴纳的实际金额，产生的差额为张正承包额。张正个人欠朝田口社水电费冲抵承包额后，余额哪方为负数则向另一方补齐。”
2016年1月20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二郎街道五台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及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二郎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九龙坡区二郎街道五台山社区朝田口经济合作社，2015年全部集体土地，已依法实施征收，人员已安置。张正，2015年征地拆迁房屋无房屋产权登记信息记录，无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信息记录，特此证明。”
另查明，被告收取水电费出具收据一式三份，在给交款人的收据上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其余两份不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其中一份给财务，一份在被告处存档。
审理中，原、被告共同确认：1、原告承包期间为2011年5月至2011年9月，共计5个月，承包费用为4166元；2、原告在承包期间向被告缴纳收取水电费用738953.3元，被告在承包期间向水电部门缴纳水电费791108.98元；3、原告在承包期间收取了承包期之前的水电费70014.6元，原告同意将该款项扣除；4、承包期间两块水表未抄表，两块水表未交费用按照45500.7元计算，原告同意将该款项扣除；5、欠费名单中“张政”欠费54740.5元予以扣除。
原告认为按照《会议纪要》载明的方式进行计算，其中会议纪要中载明“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明细见朝田口社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是指《朝田口社5月-9月水电费欠费名单》，其中“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实际包括社员及非社员的水电费欠费，被告不认可是指欠费名单。按照上述计算方式将原告确认冲抵款项予以抵扣后被告应该支付原告的承包收益为42163.72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738953.3元（原告已向被告缴纳水电费）+260228.3元（承包期间欠费金额）+2万元（原告预交收电费）-（791108.98元+45500.7元）（承包期间被告缴纳水电费）-4166.7元（承包费用）-70014.6元（原告收取的非承包期内水电费）-54740.5元（欠费名单中原告代父母承担水电费金额）-12000元（原告承包期内借款）。故原告将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支付承包收益41650元。
被告为证明原告预交的2万元水电费原告已经冲抵其差欠水电费，举示了编号为0012644收据一份，该收据保存于被告办公室，系财务原始凭证，该收据所装订的一本收据均系连号。该收据显示收费时间为2012年7月23日，收费期间为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交款单位为张正，电为16702度，单价为1元，另加5元（5个月加跑度），金额为1670.7元，水为2058吨，单价为4.5元，金额为9261元，总计金额为25968元，冲抵2011年4月27日收据号（2737）金额2万元、2011年5月4日收据号（2670）金额2000元，另缴纳3968元。被告称该证据为被告的财务凭证，电费金额系填写时位置填写错误，实际为16707元，通过度数、单价可以进行核对，且总金额也是正确的，被告出具收据收到的款项均纳入被告的集体收入。原告对该收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面做账，收据上记载矛盾，即便真实，也应抵扣欠费名单中原告认可的欠费。
被告为证明原告差欠被告水电费226177.3元（含欠费名单中载明原告欠费54740.5元），提供了水电账本四本，上述账本显示登记在张正名下有2块电表、2块水表：1、第一块电表（下文简称“电表1”）使用时间为2009年8月至2012年5月，欠费时间为2009年8月至2011年11月份，欠费金额为62374元，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期间电费结清（即被告举示0012644收据记载收取电费情况）；2、第二块电表（下文简称“电表2”）使用时间为2010年7月至2012年5月，使用期间均未交费，欠费金额为80196元，该电表用户名存在修改，原登记名称“张正”被划线涂改，新增名称为“罗芝乾”，被告称系原告母亲罗芝乾自行修改；3、第一块水表（下文简称“水表1”）使用时间为2009年8月至2015年6月，水表记载的用户名称存在涂改，原登记名称“张正”被划线涂改，新增名称为“罗芝乾”，被告称系原告母亲罗芝乾自行修改，原告母亲罗芝乾修改后自2014年1月1日起交费，社里也相应进行变更，在征地拆迁后公示水电费欠费也系以罗芝乾欠费1818元予以公示。该水表2009年8月至2013年12月欠费金额为30268元，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欠费金额为1818元；4、第二块水表（下文简称“水表2”）使用时间为2010年6月至2015年6月，其中2011年12月至2012年9月期间（其中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即被告举示0012644收据记载收取水费情况）、2012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水费结清，其余未结清水费金额总计52393.5元。另，该表中单独记载张正使用水10吨，金额45元。原告对被告举示的水电账本四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无证据证明上述水电费的使用人为原告。
经本院审查，上述水电账本记载时间区间为2009年至2015年被告集体征地拆迁，每本账册均编写了页码，账本每页正反面各列明三个使用水电表主体名称，前后账本中使用水电表主体水电度数延续，另外，上述水电表在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期间，承包期2011年5月至9月的收费情况由红笔标注，若无缴费则无标注，也没具体的使用度数，均没有2011年10月的度数。账本中记载原告张正的电表1、电表2、水表1是记载在同一页，原告母亲罗芝乾更改了该页的电表2、水表1。此外，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四块水电费欠费情况分别为电表1差欠电费15262元、电表2差欠电费30003元、水表1差欠水费3312元、水表1差欠水费11880元，金额总计为60457元。
审理中，本院传唤证人罗芝乾（系原告张正母亲）出庭作证，询问其是否在被告举示账本中将“张正”涂改为“罗芝乾”，罗芝乾称水电表系其本人使用，系其租地建房，原告并未使用，故将登记名称进行更改，更改后也系其一直缴费。在被告公示欠费情况后，证人也于2017年3月份将差欠的水费1818元交清。原告认可证人证言，认为在被告公示原告欠费后原告母亲罗芝乾到被告处更改名称，更改时间大约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水电表系罗芝乾使用，与原告无关。被告不认可证人陈述，认为在罗芝乾修改之前，是原告通知被告由其使用，故登记在原告名下。
庭审中，对于本案中的部分事实原、被告各自陈述如下：第一，对于承包期内收取水电费的情况，原告称承包期的水电费起始度数延续被告的数据，在承包期内原告负责抄表收费，抄表后告知财务人员李继梅记账，在协商解除承包关系后，延续被告合作社里的度数进行交接，双方核对计算出欠费人员欠费金额，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欠费是被告要求原告代其母亲罗芝乾承担的，该金额原告记不清楚当时的计算方式，被告则称承包期内抄表收费均是原告自行负责，欠费是原告本人使用产生；第二，关于社里收取水电费的标准，原告称社员电费9角/度，非社员1元/度，社员水费为4.5元/吨，非社员5元/吨，用电每个月另支付加跑度1度的费用。被告称电费收取标准为照明电9角/度，动力电1元/度，按照开通电的性质收取，其余与原告陈述一致；第三，对于在社里开通水电表及水电账本登记名称的情况，原告陈述依据租地协议向被告申请开通水电表，不清楚社里的水电账本情况，但是认可其父亲张大平、母亲罗芝乾在被告经济合作社内安装水电表处的房屋并未有产权证，被告称2005年后在被告合作社内建房都是违章建筑，社员向被告合作社的负责人说明情况安装水电表，水电的户头自己申报，被告按照社员申报进行登记并记载每月的水电使用情况，水电每月抄表并进行登记并向社员公开；第四，对于欠费名单中原告名下欠费的由来，原告陈述系代其母亲承担的水电费欠费，被告称原告在被告处申请使用两个水表、两个电表，欠费是承包期间使用水电产生；第四，对于办理交接后欠费人员的收费问题，原告陈述双方交接后原告未去收取承包期内的欠费，被告认可双方交接后原告未收取承包期内欠费，社员欠费系社员自行缴纳，欠费的非社员称承包期间欠费被告无权收取，2016年公示社员差欠水电费时共有23人欠费，截止最后一次开庭即2017年4月25日仅有8人未交清水电费；第五，对于欠费名单中非社员的情况，原告认可该欠费名单中编号为1、3、7、11、20、25、26、27、28、30、33、34、36、49、62、63、77、78不是被告经济合作社的社员，被告则认为编号为1、3、7、11、20、25、26、27、28、30、33、34、35、36、49、53、62、63、77、78、80、81、82、83均不是被告经济合作社的社员欠费。双方存在争议的为编号为35（水池房欠费690元）、53（六楼厕所欠费35元）、80（七楼厕所欠费120元）、81（停车场1欠费122元）、82（停车场2欠费58元）、83（停车场3欠费455元），原告认为上述欠费系社员欠费。除上述存在争议的欠费主体之外的59名社员的欠费金额总计为235358.6元。
以上事实，有《石桥铺街道朝田口社水电承包协议》、《朝田口社5月-9月水电费欠费名单》、《会议纪要》、《朝田口社5月-9月水电费欠费名单》、收据若干、水电账本、借条两份、机打发票若干、证明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笔录等在卷为凭，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承包收益的计算方式；2.被告举示的水电账本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信；3.被告是否代原告支付水电工工资2400元;4.原告预交的水电费20000元是否已经抵扣其本人差欠的水电费；5.原告差欠被告水电费的金额。
第一，关于原告承包收益的计算方式。在2014年6月12日《会议纪要》上，原告与被告达成约定“根据张正在朝田口社承包期间向社缴纳的水电费73万元及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明细见朝田口社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总和，减去朝田口社在张正承包水电期间向水厂、电力公司缴纳的实际金额，产生的差额为张正承包额。张正个人欠朝田口社水电费冲抵承包额后，余额哪方为负数则向另一方补齐。”原告主张“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明细见朝田口社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是指欠费名单中社员及非社员的总共欠费金额。本院认为，首先，“社员”的概念在经济合作社这类集体经济组织中有特定含义，社员即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会议纪要中对于“社员”的概念并无特别约定，因此，不宜对该概念进行扩大解释，故对于“未收到的社员水电费”应仅限定于指在原告承包期间内被告经济合作社成员的差欠水电费金额；其次，原、被告均未能提供“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审理中查明原告承包期间为2011年5月至2011年9月，会议纪要的出发点是为了确定原告承包期内承包收益的计算方式，从文义上理解该句话是指承包期间社员欠费情况，因目前仅有双方交接的欠费名单，该欠费名单中包含了社员欠费及非社员欠费，在无“2011年6月至11月社员欠水电费清单”的情况下，可以以欠费名单中记载的社员欠费金额作为计算依据。对于非社员部分的欠费，因上述会议纪要中并无约定，应按照原承包协议约定执行，承包协议中约定“原告须按时缴清水电费，如社员和社属企业的水电费在当月未收齐，由原告垫付缴清供水公司、供电局的水电费用”，在原、被告并无其他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收取承包期内水电费系原告责任，且原告亦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收取承包期间非社员的水电费欠费，故非社员欠费金额不应纳入原告的承包收益。此外，双方存在争议的欠费主体（35号水池房、53号六楼厕所、80号七楼厕所、81号停车场1、82号停车场2、83号停车场3），从名称上看并非自然人，不可能是被告社员，故上述欠费亦不应包括在社员欠费之内。综上，社员欠费的金额应为235358.6元。
被告抗辩称该约定中社员欠费归经济合作社所有、收益归原告不符合公平原则。在承包期满后，双方对欠费如何收取及相关责任如何划分并无书面约定，庭审中原、被告各执一词，但是从被告陈述来看，原、被办理交接以后，社员欠费均系社员向被告缴纳，被告履行了收取承包期内欠费的行为，另双方交接时欠费社员为59人，截止2017年4月25日仅有8名社员未交清水电费，可以推断出欠费名单中绝大多数人已经向被告交清了原告承包期间的欠费，故被告事实上已经收取了原告承包期内的绝大部分社员欠费款项。综上，会议纪要中确定的计算方式并未违反公平原则，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应当按照该约定计算原告的承包收益。
第二，关于被告举示的水电账本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信的问题。本院认定分析如下：首先，原告母亲罗芝乾在被告提供的水电账本上修改了用电主体名称，与被告称该水电账本系经济合作社的记账明细、对全体社员公开的说法可以印证；其次，原告认可承包期内起始度数及结算度数均依据被告经济合作社内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推断出被告处应有经济合作社内社员及非社员使用水电的记录；最后，被告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亦是村民自主管理的互助合作组织，对经济合作社内的经济事务具有管理职能，被告提供的水电账本四本虽然系被告单方面记账，但是上述账本具有连续性，且每页中记载六个水电表使用记录，不易变造，另外结合罗芝乾在账本中更改名称以及欠费名单中记载有原告欠费，可以印证被告的主张——该账本系被告记载经济合作社内社员及非社员水电使用度数的明细。综上，本院认可该账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在无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该账本中记载的数据作为计算被告社员使用水电数量的依据。
对于上述账本中载明的电表1、电表2、水表1、水表2的使用人的问题。本院认定分析如下：首先，原告父亲张大平、母亲罗芝乾在被告经济合作社内安装水表处的房屋亦无产权登记，故原告在被告经济合作社范围内有无房屋与是否使用水电表无直接关系；其次，原告称欠费名单中原告欠费系代母亲罗芝乾承担，但是罗芝乾本人修改认可的账本中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差欠金额41883元，故罗芝乾在原告承包期内的差欠水电费应低于上述金额，与欠费名单中金额并不吻合。原告认可欠费数据与被告核对得出，即便如原告称其代母亲罗芝乾承担的费用，亦应有罗芝乾差欠的相应费用。相反的是记载在原告名下的四个水电表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差欠60457元，与欠费名单中原告欠费可以相互印证；最后，原告作为合同的一方，与被告办理交接手续，且有相关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员参与，统计的欠费名单按照常理来说应当有据可查，欠费数据也应当准确无误，原告认为欠费系代母亲罗芝乾承担不能进行合理说明，原告认为记载其名下的欠费系代母亲罗芝乾承担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在无相反证据之下，原告在欠费名单中以其名义登记欠费金额应视为原告认可相应水电费由其使用产生，同时罗芝乾更改名称原告称大约发生于2013年、2014年，也可以印证被告主张登记在原告名下水电表共4块的事实。综上，本院对于被告主张电表1、电表2、水表1、水表2系原告向被告申请使用的事实予以采信。
第三，关于被告是否代原告支付水电工工资2400元的问题。被告举示证据只能证明水电工李川、喻家庆、甘国栋在被告处分别领取了2011年5月份工资800元，但是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上述工资系代原告发放，故本院对被告主张代原告支付水电工工资24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
第四，关于原告预交的水电费20000元是否已经抵扣其本人差欠的水电费的问题。被告举示的收据形式上与原告认可被告出具收据的惯例一致，该收据系原件，且除原告预交的费用外，该收据还载明缴费人另行支付现金3968元，该收据对应收入亦作为被告经济合作社的集体资产进行记账，具有一定客观性，故本院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同时被告举示水电账本中的记录也与该收据载明的内容一致，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预交的20000元水电费已经冲抵原告差欠被告的水电费。
第五，关于原告差欠原告水电费的金额的问题。被告举示了水电账本四本，拟证明原告差欠被告水电费226177.3元。通过对上述争议焦点的认定，结合原、被告认可应予扣除的款项，原告还应得的承包收益应为738953.3元（原告已向被告缴纳水电费）+235358.6元（承包期间社员欠费金额）-（791108.98元+45500.7元）（承包期间被告缴纳水电费）-4166元（承包费用）-70014.6元（原告收取的非承包期内水电费）-54740.5元（欠费名单中原告差欠水电费金额）-12000元（承包期内原告向被告借款）=-3218.88元。因在未冲抵原告差欠被告水电费（欠费名单载明金额之外）之前，原告已经不存在承包收益，故对于原告差欠被告的水电费具体数额，在本案中已无计算的必要，原、被告可以自行协商处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承包收益4165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正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315元，保全费1120元，共计3435元，由原告张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帅
人民陪审员 曹荣书
人民陪审员 邓 培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谢何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