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5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丽萍，女，196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出庭负责人陈治，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高德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Ｘ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鲍丽萍诉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城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2016）浙01行初534号行政裁定。鲍丽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鲍丽萍，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副区长陈治及委托代理人高德周、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7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03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如下事实：鲍丽萍所有的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房屋，于2009年10月被列入杭房拆许字（2009）第021号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拆迁人为百井坊指挥部、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鲍丽萍房屋已经相关部门作出拆迁裁决。案涉百井坊巷98号仅余包括鲍丽萍在内的少数几户未搬离，拆迁人对已搬离的房屋等进行了部分拆除。2015年6月8日，百井坊指挥部向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提交危房鉴定申请报告。据此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委托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对前述房屋的危险等级进行鉴定。2015年8月12日，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向下城区政府提交书面请示报告并提出处置意见。2015年8月14日，下城区政府作出批复，同意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的处理意见，并责成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做好组织强制迁离相关工作。2015年9月1日，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并送达鲍丽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作出该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因程序违法而不具有合法性。鲍丽萍房屋所在的百井坊巷98号已被列入拆迁范围，经鉴定确构成整幢危房，已无修缮价值，且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对鲍丽萍户的强制迁离行为已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但应确认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于2015年9月1日对鲍丽萍作出的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违法。另查明，百井坊指挥部系下城区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鲍丽萍主张下城区政府于2015年9月8日强制拆除了其位于百井坊××单元××室房屋，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下城区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为或委托其他组织实施了该行为。下城区政府明确表示其未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百井坊指挥部系事业单位法人，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鲍丽萍以下城区政府系百井坊指挥部的举办单位为由，主张由下城区政府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理由，缺乏依据。鲍丽萍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鲍丽萍的起诉。
鲍丽萍上诉称：一审裁判是枉法裁判。上诉人提供的24个事实证据可以证明，下城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指挥开会决定强拆百井坊区块，且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会上表态两年拿下百井坊，并委派区委组织部长担任总指挥。根据《行政诉讼法》29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开庭前未告知上诉人并自行取消百井坊指挥部的第三人资格，是为了掩盖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的侵权违法行为。上诉人系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房屋所有权人。2015年9月8日，在无任何法律手续情况下，下城区政府组织十多个部门，强行攻入上诉人房屋，用暴力手段将住户强行从家里拖出，并将上诉人的门窗等附属设施拆除。住户多次当场拨打110，而民警只是到现场进行登记，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强拆行为导致房屋和私有财物等被埋、被毁，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人格受到严重的侮辱。该行为已经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九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房子在拆迁公告公布前后，房屋都是正常使用且属安全状态运行。2014年12月7日起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就开始对百井坊三幢房屋进行人为的破坏：有的用大型机器拆除1-2个单元，有的用大榔头来敲破楼板和墙体。但即使经过上述人为的恶意敲打和拆除，房屋也未出现丝毫的倾斜。下城区住建局作出的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书，已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2016）浙0103行初2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根据《物权法》、《拆迁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拆迁部门在无法达成拆迁协议或拆迁裁决生效前，不能唆使人损害房屋，房屋的所有权仍归产权人所有。下城区政府、下城区住建局和下城区百井坊综合指挥部以D级危房的名义把住户强行拖出的行为构成违法行政。而下城区政府与下属部门串通一气，领导干部亲临指挥非法强拆，滥用行政权力对上诉人设置障碍，企图以此逃避承担违法强拆的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下城区政府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百井坊地区其他住户就本案相同纠纷已提出诉讼，经两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浙行终1405号终审裁定。该裁定书已确认百井坊地区危险房屋住户强制迁离系由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组织实施，房屋拆除系由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住户强制迁离和房屋拆除行为均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答辩人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但房屋拆除行为并非答辩人所为，而是百井坊指挥部依据其依法领取的《拆迁许可证》实施的拆迁行为，系民事行为范畴。百井坊指挥部系依法登记的事业单位法人，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答辩人未就房屋拆除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的起诉及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鲍丽萍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二审期间，上诉人鲍丽萍向本院提交了一审庭审笔录、一审调查笔录、浙江日报、下城新闻网报道等一组材料，拟证明被拆除房屋不是危房，拆除行为违法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审理重点没有关联性，不属于新的证据，故不予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4份证据：1、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即百井坊指挥部2015年11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我指挥部分别于2015年8月21日（百井坊新村1幢和体育场路307号黄焖鸡米饭店）、2015年9月8日（百井坊巷98号）、2015年9月16日（百井坊巷78号）对危旧房剩余住户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后将腾空房屋移交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之后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对腾空房屋实施拆除……”；2、百井坊指挥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3、下城住建〔2015〕79号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关于百井坊巷危险房屋的处理请示；4、下政函〔2015〕27号下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对百井坊巷危险房屋进行处理的批复。上诉人鲍丽萍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仅可以确定百井坊指挥部是共同参与人；对证据2认为仅是复印件，不能确定合法性，而且该指挥部注册资金仅为5000万元，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对证据3、4认为都是诉讼过程中获取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对证据1、2、3、4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4内容真实，来源与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外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于2015年8月12日向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请示，请求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百井坊巷危险房屋的所有住户强制迁离出该片危险房屋。2015年8月14日，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同意该局提出的将有关住户强制迁离出危险房屋的请求。2015年9月1日，案外人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根据《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鲍丽萍作出《依法强制迁离危险房屋决定书》并送达上诉人鲍丽萍。2015年9月8日，百井坊指挥部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危旧房剩余住户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后，将腾空房屋移交给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了拆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住户的强制迁离及房屋的拆除适用的是《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危房治理程序。在危房治理程序中，无论是强制迁离住户的行为还是之后的房屋拆除行为，都属于《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对拒不治理危房的房屋所有人的行政强制行为。在危房治理的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危房所有权始终属于原房屋所有人，无论房屋所有人是主动撤离危房还是被强制迁离危房，房屋所有权都不会因此发生转移。因此，上诉人鲍丽萍对被诉的危房治理行政强制行为享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百井坊指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实施方案》，被诉的危房治理行政强制行为系由百井坊指挥部组织实施，而百井坊指挥部系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组建成立，故该危房治理行政强制行为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承担。综上，上诉人鲍丽萍对被上诉人下城区政府提起本案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行初534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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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黄文斌
审判员 陈裕琨
审判员 管 征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