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秦行初字第170号
原告李某，女，1970年10月22日生，汉族。
被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住所地本市秦淮区光华路万达新村1幢。
负责人姚春旭，男，该所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ＸＸ，男，该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黄勇进，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干部。
原告李某因要求确认被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以下简称光华路派出所）于2014年8月21日对其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于2014年11月20日向本院邮寄了行政起诉状。经原告补齐起诉材料后，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6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某、被告光华路派出所的负责人ＸＸ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勇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光华路派出所于2014年8月21日下午以原告李某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为由将原告李某传唤至该所进行了调查、询问。
原告李某诉称，原告与x室和xx室两邻居因地下室的通行、使用问题，一直存在矛盾。2014年8月21日下午4点多，原告又发现地下室被自行车堵门，就将其扔至一边，对方就诬陷原告戳破了自行车轮胎。双方报警后被告单位民警仅凭一面之辞到原告家对原告进行强制传唤，在此过程中因抓原告手臂用力过猛导致原告手臂红肿受伤。到派出所后警察又对原告进行辱骂并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六、七个小时。原告认为，公民依法享有人格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即便是行政机关也不能随意剥夺，被告强制传唤原告并限制原告人身自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判决，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判决确认被告2014年8月21日下午强制传唤原告并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用损失400元，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起诉时，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急诊病历和门诊挂号单，用以证明被告有损害原告人身健康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
2、110报警回执短信，用以证明原告报警的经过；
3、照片一张，用以证明原告在派出所受伤。
被告光华路派出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声称2014年8月21日下午被告对其实施了强制传唤，毫无事实依据，原告于2015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本案中不存在强制传唤的事实，原告就口头传唤、传唤证传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14年8月21日17时许，被告单位民警依法口头传唤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并告知了原告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当日19时许，原告在派出所坚持要求被告出具书面传唤手续，被告遂向原告宣读并送达了“秦公（光）行传字（2014）103号”传唤证，但原告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民警将原告拒绝签字的情况记录在案。本案的传唤过程不存在强制传唤的情形，原告就口头传唤、传唤证传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治安管理中的传唤，是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通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指定地点接受调查的一种调查手段，在执法实践中经常被使用。传唤的目的是为了询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查明案情，取得证据。传唤分为传唤证传唤、口头传唤、强制传唤三种。传唤证传唤是公安机关常用的传唤方式，即由执行人员将公安机关签发的传唤证送达被传唤人；口头传唤是指人民警察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口头责令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的行为；强制传唤是指人民警察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采取强制的方法将其带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地点进行调查的行为。传唤的三种形式中除强制传唤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外，口头传唤和传唤证传唤均属于行政调查措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行政调查措施是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实施的各种准备行为，没有实际改变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对当事人产生实际法律后果，故而口头传唤和传唤证传唤行为均不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三、被告传唤原告进行调查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2014年8月21日，被告根据群众报警依法受理原告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一案，并依法将涉案嫌疑人、即原告李某传唤至派出所询问查证。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传唤证、出警民警的情况说明、出警视听资料、受害人陈述及原告的陈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证实，足以认定。被告单位民警在接处警过程中发现原告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违法，在告知其传唤的理由和依据后，依法将原告传唤至派出所询问查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整个传唤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四、原告诉称被告对其强制传唤并致其损伤，毫无事实依据。原告自居住在本市高桥门199号74栋405室以来，因未能处理好与周围邻居的相邻关系，与邻居之间纠纷不断。案发当日，其邻居孔祥荣、王宝红发现原告右手拿着一只小手电筒，左手拿着一把小刀站在地下室，其身旁一辆自行车倒地，车胎被戳通，遂怀疑原告故意推倒自行车并戳通车胎，双方发生争执，后双方当事人均报警。出警民警经现场了解得知双方因地下室的使用问题长期存在矛盾纠纷，当日三辆自行车车胎被刀戳通，遂口头传唤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坚持要求对受害人一并传唤方肯配合到派出所，后经民警劝说双方一起到派出所调查处理。在派出所期间，原告仅承认将受害人的车辆推倒，不承认有戳通车胎损坏财物的行为，也拒绝制作笔录，声称必须有书面传唤其才同意做笔录，被告向其宣读并送达书面传唤证后原告拒不签字，并在派出所内吵闹、满地打滚、辱骂受害人及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直至深夜零时许才制作了简单笔录。询问结束后，原告以受害人诬陷其戳车胎，要求被告追究受害人法律责任为由拒绝离开派出所，后在民警及其家属的反复劝说下方才离开。上述过程中被告单位民警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整个过程均在对原告说理说法，争取原告配合调查，并无对其采取过强制措施。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光华路派出所于2015年7月1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受案登记表，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涉嫌毁坏公私财物一案；
2、传唤证，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了传唤；
3、出警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4年8月21日下午被告出警情况及将原告传唤到派出所的过程；
4、对原告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及时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
5、对报案人王宝红、孔祥荣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有事实依据；
6、收款收据一份，用以证明被损坏的自行车的价值；
7、出警现场录像，用以证明该起警情的来源以及现场处置情况。
同日，被告提供了如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其中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认为，第1项证据中记载的病情不能证明是在被告的执法过程中所致的损伤，第2项证据同样不能证明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关，其与本案的审理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中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照片内容既反映不出是何人，也看不出是何身体部位，其来源也不明，与本案的审理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中第4项证据不持异议。对于其余证据，原告提出，第1项证据中反映的报警人是原告，但报警内容却非原告所述，而且原告并不知道被告立案，被告没有向原告送达立案通知书。第2项证据原告在起诉至法院前从未见过，2014年8月21日事发当天原告并未看到过该传唤证，其中记载的原告到达派出所的时间也不对，原告是于当日17时55分左右被民警张国伟和一名保安拉到派出所的。第3项证据中，民警亦承认是到派出所后才对原告持传唤证进行传唤的，原告并非现场被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当时民警也没有出示工作证，不符合口头传唤的条件；至于原告直至次日凌晨才离开派出所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原告是在审讯室内，没有门禁卡，无法自由离开。第5项证据中，王宝红的陈述是道听途说，且王宝红是文盲，只会签自己的名字，其是没有办法确认笔录内容的；孔祥荣的陈述则是在编造事实，其描述的经过不符合常理。第6项证据与本案无关。第7项证据被告未提供原始载体，其内容不完整，不能说明问题。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1项证据虽能反映其于2014年8月22日曾因右前臂局部红肿、压痛前往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就医，但不能反映该病情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关，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2项证据仅是其自行记录的110短信平台请收信人对与接警人员的通话进行点评的内容，与本案的审理结果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3项证据不能反映被拍摄人为原告，不能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第3项证据，其形成时间为2015年6月20日，在本院向被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之后，出具该情况说明的民警亦未出庭作证，该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要求，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均来源合法，形式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原告的相关异议理由，均系其主观意见或其本人关于事实经过的陈述，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其主观意见亦不影响证据的证明力，故对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本院均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21日16时49分许，被告光华路派出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下达的“秦淮区高桥村高桥门199号银龙二期74幢地下室，王宝红的自行车车胎通了，怀疑邻居李某所为，双方发生纠纷”的警情，为此，被告指派民警周波前往现场处置。周波到达现场后，报警人王宝红及其邻居孔祥荣均向民警反映，其放在地下室的自行车车胎被邻居李某、即本案原告用小刀戳通，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周波遂前往原告居住的405室找到原告了解情况并要求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但被原告以要求民警出示传唤证传唤为由拒绝。后民警张国伟亦赶至现场，劝说原告及王宝红、孔祥荣共同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到达派出所后，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传唤证，但原告拒绝签名。随后，被告单位民警分别对原告、王宝红、孔祥荣进行了询问调查。次日凌晨1时许，原告离开光华路派出所。2014年8月22日10时30分许，被告再次对王宝红进行了询问调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李某因认为被告光华路派出所于2014年8月21日下午在对其进行传唤、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强制传唤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侵犯了其人身权，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于2014年11月20日向本院邮寄了起诉状，并于2015年6月12日补齐起诉材料，未超过上述2年的起诉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第七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本案中，被告光华路派出所在接到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下达的原告李某与案外人王宝红因财产安全受到侵犯发生纠纷的警情后，及时指派民警周波、张国伟出警至现场处置，在现场经报警人及群众指认，认为原告涉嫌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为此口头传唤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后根据原告的要求，在到达派出所后向原告送达了传唤证，合法有据，程序亦无不当。原告主张出警民警对其进行了强制传唤，并因此造成其身体伤害，证据不足，其提供的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就诊的病历，只能证明相关病情的存在，不能证明该病情是因被告的行政行为所致。原告主张被告在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调查期间非法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判决确认被告强制传唤原告并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并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用损失4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璐
人民陪审员 范业华
人民陪审员 程晓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见习书记员 王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