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34民终2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培宗，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四川月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冕宁县余氏建材店。经营场所：四川省冕宁县城厢镇群裕路**号。
经营者：罗盛英，女，1978年3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庆（与罗盛英系夫妻关系），男，1972年10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石，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源，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安街**号。
法定代表人：栾庆志，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北京西街*号。
法定代表人：倪绍兵，系该公司董事长。
二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艳，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毕建军，男，1963年8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冕宁县。
上诉人伍培宗因与被上诉人冕宁县余氏建材店（以下简称余氏建材）、原审被告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建公司）、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隆公司）、毕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2016)川3433民初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培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被上诉人余氏建材的经营者罗盛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庆、张文源、原审被告龙建公司及嘉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艳、毕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伍培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2016）川3433民初6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材料款的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余氏建材和毕建军签字确认的案外人高大勇、邓明涛、王显贵等人和他自己。上诉人并未授权毕建军等人到被上诉人处赊购材料，对此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并未签订过合同，故上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履行合同的义务。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交易行为是在上诉人的矿山、沙场等所需建材时，经办人员也有毕建军等人，但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即把相应的款项支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等发生纠纷后，上诉人的财务人员赵长菊与被上诉人清帐也是清理的与上诉人有关的账务，而不是与上诉人无关联的S215省道账目。3、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交易行为，在交易中有上诉人委托的人员就认定毕建军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毕建军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毕建军等人在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时就明确告知了材料用于S215省道，被上诉人存在过失，未审查购买人的行为是否得到上诉人授权，上诉人并未对毕建军等人的行为进行追认。4.一审判决查明S215省道1标段和5标段分别为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承建，案涉建材多数也用于S215省道，毕建军与被上诉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时，也明确告知了被上诉人材料是用于S215省道，上诉人不是该项目的承建人，也不是案涉建材的使用者，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材料款，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毕建军等人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氏建材答辩称，1.上诉状的落款处不是“伍培宗”的字样，也不是伍培宗又名“伍小海”的字样，没有伍培宗本人的手印。2.伍培宗长期以来聘用毕建军、高大勇、邓明涛、王显贵等人为其赊购材料，并用于其经营的沙场、矿山、S215省道（一标、五标），材料款也是伍培宗的银行卡支付，故以上等人为其购买材料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所以材料用于S215省道一标、五标，不影响伍培宗承担支付材料款的义务。3.2014年以来，伍培宗承建S215省道一标、五标是众所周知的事，但知道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承建S215省道一标和五标的却寥寥无几。4.材料是用于S215省道一标、五标，两个公司应该扣除伍培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我方。综上所述，伍培宗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陈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价款不应承担支付责任，请求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毕建军陈述，2014年4月23日伍培宗让我去为S215省道买材料，用于标牌和搭桥的材料都是在余氏建材买的，我是给伍培宗打工，听伍培宗指挥。
余氏建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伍培宗、龙建公司、嘉隆公司、毕建军支付欠款495，860.60元，并从2014年7月开始按6%的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2、依法判令伍培宗、龙建公司、嘉隆公司、毕建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盛英为自己经营建材门市取字号为“冕宁县余氏建材店”，并以该字号办理了工商登记，领取了营业执照；罗盛英和余国庆是夫妻关系；龙建公司承建四川省S215线萝卜丝沟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以下简称S215线）1标段，龙建公司针对该工程设有项目部，项目部负责人是单佳宏；嘉隆公司承建S215线5标段，嘉隆公司针对该工程设有项目部，项目负责人是李桂海；伍培宗又名伍小海，其从事的社会经营场所主要有沙场、矿山、选厂、鱼塘以及S215线等；赵长菊和王仕凤是伍培宗的财务人员，赵长菊为伍培宗进行账目清理；从2014年起毕建军在余氏建材购买建筑材料，余氏建材在毕建军到自己门市上购买建筑材料时认为材料使用在S215线1标和5标，认为S215线1标和5标是伍培宗在修建；毕建军对自己以及高大勇、邓明涛、王显贵、钟师、严成武、夏明康、徐成林、杨刚、李洪德、吴定略、陈权、邓明斌、伍绍奇（系伍培宗的侄儿）、邓天厚、鲁启云、周应华、卢凤霞、伍俊松（系伍培宗的儿子）等人在余氏建材处购买的建筑材料进行了签字确认；毕建军签字确认的建筑材料款包括了木洛矿山的材料款、三岔河选厂的材料款、沙场的材料款、洗玄武岩材料款以及S215线1标和5标的材料款；2016年5月，余氏建材等卖家找伍培宗索要相关款项，伍培宗要求各卖家在6月12日前和签单人以及自己的财务人员将账目对清；2016年6月12日赵长菊、毕建军核实欠付余氏建材材料款494，302.00元，该款已经扣除了2014年毕建军转账支付的150，000.00元，2015年毕建军现金支付的50，000.00元和2016年2月6日赵长菊转账支付的50，000.00元；2014年毕建军转账支付的150，000.00元和2016年赵长菊转账支付的50，000.00元都是从伍培宗的账户转支付到余氏建材经营者罗盛英的配偶余国庆的农行账户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首先从毕建军与伍培宗的身份关系来看，伍培宗在庭审中陈述毕建军为自己做部分事情，自己曾授权其购买过材料，并认可2014年11月11日毕建军转账支付给余氏建材的150，000.00元以及2016年2月6日赵长菊转账给余氏建材的50，000.00元是自己同意购买的材料所产生的材料款，故一审法院采信毕建军为伍培宗打工，为其代购建材的主张，伍培宗与毕建军之间存在过代理关系；其次从余氏建材与毕建军之间的交易结算行为来看，双方交易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在交易之初毕建军已经披露了材料是为伍培宗购买，在整个长期的交易过程中，毕建军也一直在余氏建材处购买建材，材料用处也与伍培宗从事的社会活动项目相关，且款项也陆续支付了250，000.00元，故余氏建材是基于相信毕建军有代理权而与之持续交易的；再次从伍培宗与赵长菊的身份关系来看，赵长菊是伍培宗的财务会计人员，赵长菊对外账目清理行为结合伍培宗要求各卖家于2016年6月12日前对清账目来看，该对账行为对于余氏建材而言属于职务行为，伍培宗抗辩属赵长菊个人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予以证实；最后，余氏建材认为伍培宗修建S215线1标段和5标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结合余氏建材在熟人社会对于伍培宗以及两家公司的不同认知，一审法院认为余氏建材信赖的合同交易方是伍培宗，而非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综上，毕建军在余氏建材处购买的建筑材料欠款既包括了伍培宗经营的矿山、选厂、沙场的材料款，又包括S215线1标段和5标段的材料款，且伍培宗与余氏建材之间也具有历史购销关系，故毕建军在余氏建材处的签单行为以及赵长菊的核算账目行为足以让余氏建材认为其代表的交易方就是伍培宗。在余氏建材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伍培宗是龙建公司以及嘉隆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以及伍培宗代表的就是两家公司的情况下，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相对方，对于买卖合同不承担付款责任。对于买卖合同的欠款金额，应以毕建军、赵长菊2016年6月12日的核算金额为准。对于余氏建材主张自2014年7月起按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因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又法无明文规定，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判决：一、由伍培宗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冕宁县余氏建材店材料款494，302.00元；二、驳回冕宁县余氏建材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69.00元，由伍培宗负担，诉讼保全费人民币2，999.00元，由冕宁县余氏建材店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余氏建材、毕建军对一审判决的审理查明部分无异议；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认为材料不是用于S215省道一标、五标，但对其余部分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部分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庭审中上诉人认可：“毕建军是伍培宗聘请到木洛矿山的工作人员，一审判决中载明的高大勇、邓明涛、王显贵、钟师、严成武、夏明康、徐成林、杨刚、李洪德、吴定略、陈权、邓明斌、邓天厚、鲁启云、周应华、卢凤霞、伍绍奇、吴俊松等都曾经在矿山做过工，只是何时做的，现在是否还在矿山，作为代理人不清楚，木洛矿山、三岔河选厂、沙场是上诉人的。”毕建军陈述，其是给伍培宗打工的，具体的工作是购买材料。
还查明，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具体交易的时间，代理人并不清楚，但支付款项是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材料款494,302.00元。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材料款494,302.00元的问题。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每张销货清单和收款收据来看，分别有高大勇、邓明涛、王显贵、钟师、严成武、夏明康、徐成林、杨刚、李洪德、吴定略、陈权、邓明斌、邓天厚、鲁启云、周应华、卢凤霞、伍绍奇、吴俊松等的签字，上诉人也认可以上人员曾在上诉人的矿山打过工，其中伍绍奇、吴俊松是上诉人的侄子和儿子；该销货清单和收款收据每张都有毕建军的签字，上诉人认可毕建是其聘请到木洛矿山的工作人员，毕建军也认可自己在为上诉人打工，且具体工作是为上诉人购买材料；从销货清单和收款收据的内容来看，材料是分别送往木洛山矿山、三岔河选厂、沙场、洗玄武岩、农建一标、五标，而上诉人认可木洛矿山、三岔河选厂、沙场是上诉人的；2016年6月12日赵长菊、毕建军共同向被上诉人出具单子，核实欠付的材料款是494,302.00元，上诉人认可赵长菊为其财务人员，赵长菊为其清理与上诉人有关的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但不是S215省道的账目；上诉状中上诉人也提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过交易行为，经办人员就有毕建军等人，但具体的交易时间，代理人并不清楚，但从证据来看伍培宗通过其银行账户于2014年11月11日和2016年2月6日向余国庆转账150,000.00元和50,000.00元，2015年由毕建军经手向被上诉人支付50,000.00元。综合以上事实，虽然从销货清单、收款收据和余氏建材、毕建军的陈述来看，部分建材是用于S215省道一标和五标，但销货清单、收款收据上无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的印章或项目部负责人的签字，上诉人虽提出其与两个公司之间有劳务合同关系，但未提交书面合同，且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予以否认，故由龙建公司和嘉隆公司承担支付材料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虽然上诉人否认委托毕建军、赵长菊等人去上诉人处购买案涉材料，但综合以上事实，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毕建军、赵长菊等人是代理的上诉人，有代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材料款494,302.00元的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伍培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15.00元，由上诉人伍培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俊
审判员 郑 坚
审判员 邱学南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朱国锋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