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再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太元，住德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玲辉，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阚威远，住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新，住长春市南关区，系阚威远母亲。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玉玉，住长春市南关区。
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辉，吉林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义，住长春市宽城区。
再审申请人徐太元因与被申请人阚威远、张玉玉,第三人王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吉01民终288号民事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吉民申366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太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玲辉,被申请人阚威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新、王玉辉，被申请人张玉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辉，第三人王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太元申请再审称，(一)徐太元有新证据足以证实阚威远、张玉玉主张通过购车方式还款是虚假的。阚威远、张玉玉主张因王义购车向吉林保利汽车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王达支付了购车款72万元，并以此方式抵销徐太元债务。王达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并未收到此笔款项且并无王义购车一事。(二)关于借款人是否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认定，违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将本应由阚威远，张玉玉承担的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徐太元，并由徐太元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失公平。(三)二审未查明双方是否已清偿全部债务及数额，径行改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阚威远、张玉玉关于以代王义购车方式抵销债务及多次现金还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第一，借款关系发生在徐太元与阚威远之间。阚威远、张玉玉未提供证据证实徐太元指示通过王义购车方式抵销债务，阚威远、张玉玉是否购车与徐太元无任何关联，更不能抵销其债务。阚威远、张玉玉主张2014年5月27日代王义支付车款66.7万元，当日，徐太元与阚威远、张玉玉发生一笔新的65万元借款。如果徐太元同意阚威远、张玉玉以代王义购车方式抵销双方债务，当日无需再借给阚威远、张玉玉65万元。二审无视已查明的事实，做出相互矛盾不符合常理的认定。阚威远、张玉玉主张支付购车款行为与汽车购销合同在时间、金额上均矛盾，支付购车款在先，汽车购销合同成立在后，徐太元不可能在汽车购销合同没有签订的情形下，指示阚威远、张玉玉向车行打款高达60余万元，此主张与常理不符。在价款上，阚威远、张玉玉银行转账61.7万元和5万元，但汽车购销合同价款72万元。二审对车款差价的认定没有依据。第二，阚威远、张玉玉2014年5月16日现金支付王义25万元的主张与其一审自述现金支付18.4万元及现有证据矛盾。阚威远、张玉玉2014年7月现金向王义支付剩余10万元结清所有账目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撤销（2017）吉01民终2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阚威远、张玉玉向徐太元偿还剩余借款105.65万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阚威远、张玉玉承担。
阚威远、张玉玉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1.阚威远2014年5月27日向保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达支付66.7万元，此款能够确定是代王义付款。2.如果本案真正借款人是徐太元，王义在阚威远和徐太元的借款往来中已构成表见代理，阚威远向王义偿还借款，与王义就借款进行结算等行为对徐太元有效。3.张玉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案涉借款用于对外放贷，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张玉玉不应承担偿还义务。
王义述称，阚威远没有代我支付过任何款项，阚威远也没有给付我现金。二审判决错误。
徐太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阚威远、张玉玉给付徐太元欠款142.0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2016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诉讼费用由阚威远、张玉玉承担。事实与理由：徐太元于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5月27日期间，共分7次以银行转账形式向阚威远出借302.05万元。阚威远已偿还160万元，尚欠徐太元142.05万元。张玉玉作为阚威远的妻子，应负有共同偿还义务。徐太元多次要求阚威远、张玉玉清偿前述欠款，阚威远、张玉玉均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徐太元无奈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阚威远和张玉玉系夫妻关系。阚威远通过王义认识徐太元，阚威远向徐太元借款，徐太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阚威远302.05万元，后阚威远直接通过银行多次转账还给徐太元110万元，通过王义转款50万元还给徐太元。
一审法院认为：徐太元与阚威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徐太元通过银行转账给阚威远302.05万元，后阚威远直接通过银行多次转账还给徐太元110万元，通过王义转款50万元还给徐太元。阚威远还有剩余欠款142.05万元没有偿还；阚威远否认借款关系存在，在庭审中举证证明徐太元起诉的剩余欠款阚威远已偿还给王义，这说明阚威远承认自己存在偿还义务，只是阚威远认为已经通过王义偿还完毕了。故对徐太元主张的欠款事实予以认定，徐太元、阚威远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根据庭审中举证质证，能确定其中160万元已偿还完毕。剩余的142.05万元欠款，阚威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阚威远与王义债权债务纠纷可另案处理。阚威远和张玉玉是夫妻关系，债权人徐太元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张玉玉对此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阚威远、张玉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徐太元欠款142.0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2016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生效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85元，由阚威远、张玉玉负担。
阚威远、张玉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太元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徐太元负担。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只依据转账记录认定阚威远和徐太元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错误，阚威远与徐太元之间相互转款银行明细可以基于借贷发生，也可以基于其他行为发生，徐太元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义与徐太元实际上是雇佣关系，阚威远与徐太元并不认识，只有王义与阚威远有日常的交往，所以阚威远只与王义有借贷关系。在一审中，徐太元、王义均没有提供任何借据等证明阚威远尚欠其借款未还，王义也认可阚威远在借钱时出过借条，但王义或者徐太元手中并不持有阚威远出具的借条，唯一的解释就是阚威远已经将借款全部偿还完毕。假如阚威远尚有借款未偿还完毕，徐太元或者王义不可能不要求阚威远出具借条。在原审中，徐太元自认阚威远还款170万元，后又变更其只收到160万元还款，可见徐太元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存在相互矛盾的自认。一审中，王义已经承认了汽车购销合同的真实性，说明王义的意思表示真实，阚威远接受王义的委托已经向第三方实际支付了购车款，因此，应该将阚威远向王达及保利公司的转款视为偿还本案的借款。
徐太元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义二审述称，阚威远、张玉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阚威远和张玉玉系夫妻关系,阚威远通过王义认识徐太元并向徐太元借款。徐太元分七次向阚威远转款共计302.05万元（具体如下：徐太元2013年12月25日通过银行向阚威远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又通过银行向阚威远账户转款7.25万元，2014年1月7日通过银行向阚威远账户转款9.8万元，2014年3月3日通过银行向阚威远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又通过银行向阚威远账户转款20万元，2014年5月27日通过银行分两笔向阚威远账户转款64.05万元和0.95万元。）借款后，阚威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4年3月21日向徐太元转款10万元、于2014年4月2日向徐太元转款100万元、于2014年6月12日向徐太元转款35万元、于2014年5月16日向王义账户转账50万元的方式向徐太元还款，徐太元认可收到上述四笔共计195万元还款。关于阚威远还款的数额，徐太元在诉状中主张已偿还170万元，庭审中徐太元变更为已偿还160万元，二审中又认可已偿还195万元。徐太元、王义、阚威远均认可本案借款时阚威远已出具了相应的借条，徐太元、王义称，每次阚威远偿还借款之后其都将原借条收回并就尚欠的借款数额出具新借条，但称阚威远最后一次还款后收回原借条后拒绝出具新借条，所以徐太元手中没有阚威远出具的借条。阚威远称，不存在拒绝出具新借条的情形，阚威远已经将本案借款偿还完毕所以将先前出具的借条收回并撕毁，徐太元手中没有借条就表明本案的借款已经还清。阚威远向王义偿还款项的明细除徐太元、王义认可的数额之外，其他偿还明细是：2014年5月16日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付王义25万元，2014年5月27日代王义向案外人王达ATM转账支付购车款5万元，同日代王义向案外人保利公司POS机支付61.7万元，2014年5月28日通过银行向王义转账0.95万元，2014年6月26日通过银行向王义转账0.45万元，2014年7月4日向王达现金支付72万元汽车购销合同的剩余车款5.3万元，2014年7月阚威远以现金的方式向王义支付了剩余10万元后，结清与徐太元的所有账目，并将归还的收条全部撕毁。另查明，王义于2014年7月3日与保利公司签订了汽车购销合同，车款是56.5万元。阚威远代王义于2014年7月15日与保利公司签订了另一份汽车购销合同，车款是70万元。阚威远称，车款交付后王达被公安机关逮捕，汽车购销合同中购买的车辆并未实际交付。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借款的实际出借人问题。徐太元分七次向阚威远的银行账户转款302.05万元，阚威远也认可已经收到该款项，但称此款是向王义所借的款项。王义称，其与阚威远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此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徐太元，且阚威远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向徐太元偿还过三次借款，故一审判决认定徐太元与阚威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正确，阚威远提出本案实际借款人是王义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借款是否清偿完毕及尚欠数额的问题。因借贷双方存在每次还款后进行结算并重新出具新的借条的交易习惯，故尚欠借款数额应以借条所载数额为准。但徐太元、王义称，手中没有借条的原因是阚威远最后一次还款收回原借条后拒绝出具新借条，阚威远称，徐太元、王义手中没有借条的原因是已经向徐太元、王义将本案借款偿还完毕，其先前出具的借条已收回并撕毁。阚威远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转款凭证共计196.4万元，数额已超出徐太元起诉时认可的还款金额。除转款外，阚威远主张另有现金还款给王义35万余元，且因王义向保利公司购车，阚威远代王义付车款72万元。因王义系中间人，借款、还款及重新出具借条均通过王义进行，徐太元并不直接与阚威远结算。阚威远所提供的证据已初步证明徐太元所主张的欠款数额并不属实，除直接向徐太元转账外，还存在向王义偿还借款的事实，其中有转账及现金付款、代付车款等还款方式，故仅以徐太元、王义认可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能确认欠款数额，应以双方结算的书面凭证确定。因徐太元不能提供欠条、借条等书面凭证证明欠款数额，徐太元应对其主张的阚威远未还清借款，即收回借条且拒绝出具新借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对此徐太元并未提供证据。而对于其所主张阚威远收回借条后拒绝出具新的借条的事实，徐太元与王义却均陈述不清最后一次还款的时间、最后一次还款数额、应出具借条的数额等，徐太元在诉状、一审及二审庭审中所认可阚威远偿还借款的数额均不一致。按照徐太元所述，2014年7月阚威远尚欠徐太元一百多万元却拒绝为徐太元出具新的借条，而徐太元却于2016年4月才开始通过诉讼的途径向阚威远主张权利也与常理不符，故徐太元主张借款未清偿，尚欠142.05万元的事实，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判令阚威远、张玉玉偿还徐太元借款142.0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2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太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5元，均由徐太元负担。
本院再审中，为查清阚威远向王达及保利公司支付的66.7万元的性质，询问了案外人王达。王达称：其从阚威远及王义处均借过钱，都有欠条。双方会签一个汽车购销合同作为借款的担保，没有实际购车事实。2014年5月27日，阚威远转给王达5万元及转给保利公司61.7万元是阚威远借给王达的钱，与王义无关。阚威远借给王达的钱都是从阚威远的账上转给王达的。王义借给王达的钱都是王义的账上转给王达的。2014年7月3日汽车购销合同，签名为王义就是向王义借钱做的担保。2014年7月15日的汽车购销合同是向阚威远的债务提供的担保。其不认识徐太元。
关于该份证据，徐太元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阚威远所主张的72万元是发生在阚威远与王达之间的债务关系，与徐太元无关。并且王达明确2014年7月15日的汽车购销合同是向阚威远的债务提供的担保。
阚威远质证：对于法庭调取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王达在笔录中的陈述内容有异议，理由如下，王达在本次笔录中陈述可知，其承认2014年5月27日合计收到阚威远款项66.7万元，并认可该款为借款，但其称系向阚威远借款，又表示凡是借款均以签订汽车购销合同方式提供担保，2014年7月3日和2014年7月15日汽车购销合同中买方均为王义，虽然2014年7月15日的汽车购销合同是由阚威远代王义签收，但签约当时，王达明确看到合同中的买方是王义，也认可阚威远标明代为签约的字样，这说明王达出具这份汽车购销合同时，明确知道是为王义借款进行的担保。而2014年7月15日的汽车购销合同，是王义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并称该合同与5月代签合同不一致。王义出示合同的行为表明，这份合同的买方是王义，阚威远确属代签，否则合同不会在王义手中。且王义举证中称，与5月代签合同不一致，说明早在5月份阚威远就代其签署过汽车购销合同，王义这一说法恰恰与2014年5月27日阚威远向王达和保利公司支付66.7万元的时间相符。结合王达借款后以汽车购销合同作为担保的说法可知，2014年5月27日阚威远支付的66.7万元确系代王义付款。因此王达本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属实，且王达因合同诈骗正处于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排除其为减轻罪行作出对自己有利陈述的可能。王达陈述不是真的，2014年5月27日阚威远是按照王义的要求先由王义以阚威远的名义从徐太元那把钱借过来，因为王义一直跟徐太元说是别人用钱，现在也不好意思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跟徐太元借钱，所以转入阚威远账户的钱直接由阚威远帮王义转给王达和保利公司，从这个时间开始，王义就把跟王达和保利公司的借款接过去了，以后都是王义和王达之间发生交易，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王义和阚威远不在合作，阚威远陆续给王义结清尾款，借据在结清时也销毁了。
王义质证：两份汽车购销合同是在我和王达并不熟悉的情况下签订的。此汽车购销合同只是王达为阚威远出具的借款担保。
本院再审中，徐太元提供新证据：2016年3月7日王达向王义出具的“证明”，证明：阚威远欠王义欠款70万元未转到王达本人名下，所涉及购车一事并无此事。
阚威远、张玉玉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无法核实是否为王达本人出具，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阚威远主张代王义向保利公司累计支付购车款70万元，该证据所提到的阚威远欠王义欠款70万元，与阚威远主张内容不符，而且阚威远向保利公司支付61.7万元是以POS机刷卡消费，该证据证明效力高于王达的证明。
王义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这是我从王达处取得。
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结合本院调取王达的询问笔录，王达认可了该份证明的真实性。故该份证据本院采信。
再审中，阚威远、张玉玉提供2份新证据。1.阚威远尾号为9231工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7月25日阚威远卡取10万元，用于支付徐太元的欠款，现金交付给王义本人。2.由吉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下载的2013年度至2015年度吉林省人均消费支出证明，案涉300余万元借款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根据2018年1月1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徐太元应就张玉玉承担还款责任举证。
徐太元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款项去向，因此无法证实该款项支付于王义。并且即便支付于王义，也无法证实是偿还徐太元的借款。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
王义质证：我没有收到阚威远所说的10万元钱。以上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阚威远、张玉玉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高某证明：我和阚威远是朋友，通过阚威远见过王义。2014年5月的一天，其在宾馆，阚威远来宾馆找其借6、7万元钱，其借给阚威远6万元钱，中午时，其陪阚威远下楼看见阚威远给王义25万元现金。借给阚威远的6万元钱是从银行取出后打捆的，其用黑色塑料袋装的6万元钱，借给阚威远后，阚威远将6万元装进红色塑料袋里，没打借条。
徐太元质证：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阚威远属于朋友关系，二人存在共同放贷等多种经济往来。关于证明问题，证人由于本人经常打麻将，所以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但又说6万元钱是打捆未拆封的，与常理不符。证人所述他只给找了黑色袋子，并非他本人亲自装袋，但对于近4年以前的事实，证人能够准确说出月份以及具体的现金数额，明显与事实不符。证人在原一、二审并未出庭作证，此次出庭作证不符合程序。
阚威远质证：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阚威远确实存在以现金形式向王义还款的事实。结合2014年5月16日阚威远卡取18.4万元现金的书证，能证明2014年5月16日阚威远向王义还款25万元的事实。证人证言叙述清楚，条理明确，且证人对25万元款项及向王义的付款过程系亲眼所见，具有证明效力。
王义质证：对事实存在异议，证人和阚威远是朋友关系。我没有收到25万元。
4.阚威远、张玉玉申请张启明出庭作证，张启明证明：“2015年5月份某一天上午，我们约在宾馆打牌，我去的时候看见高某已经在了，窗台上有6、7万元钱，阚威远带了10多万，凑一起25万。阚威远和高某一起数钱，数了25万，王义打电话他俩就下去了”。
徐太元质证：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第一位证人说数钱地点在宾馆一楼大厅，第二位证人说在宾馆二楼的屋里，第一位证人说钱分为两个袋子所装，第二位证人说1个袋子，时间上第一位证人说的是下午，第二位证人说的是上午，因此对同一个事实，两位证人所述的时间、地点、细节均不符，属虚假陈述，其他意见同上一个证人的质证意见。
阚威远质证：对证人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张启明、高某的证言，能够互相印证。虽然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是张启明对于高某借给阚威远6、7万元款项以及最终凑齐25万元事实，陈述清楚明确，与高某的证言以及阚威远的取款记录相吻合，具有证明效力。
王义质证：对证人和阚威远的关系存在异议，事实存在异议，我没有收到钱，给我现金的话应该出具收条。
两份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且待证事实与阚威远一审自认偿还18.4万元现金矛盾，故高某、张启明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阚威远代王义支付购车款72万元外，其他与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徐太元自认收到阚威远于2014年5月28日向王义转账0.95万元及2014年6月26日向王义转账0.45万元还款。
本院再审认为，阚威远向徐太元借款共计302.05万元，阚威远向徐太元还款共计196.4万元。对此，双方并无争议。对于剩余借款105.65万元是否偿还，双方有争议。徐太元主张剩余借款阚威远并未偿还。阚威远主张剩余借款已经偿还完毕。本案焦点问题为：1.借款是否清偿完毕以及尚欠数额。2.张玉玉应否承担还款责任。
一、关于借款是否清偿完毕以及尚欠数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阚威远主张已偿还剩余借款105.65万，双方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应当对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借贷关系已经消灭。
阚威远主张已经偿还剩余105.65万元，其中包括1.替王义支付的72万元（2014年5月27日代王义向案外人王达ATM转账支付购车款5万元，同日代王义向案外人保利公司POS机支付61.7万元，2014年7月4日向王达支付现金5.3万元）。2.交给王义的35万元现金（2014年5月16日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付王义25万元，2014年7月25日阚威远以现金的方式向王义支付了剩余10万元）。
关于阚威远主张通过替王义支付72万元偿还徐太元借款一节。再审第二次开庭时，阚威远称替王义支付的72万元系阚威远和王义瞒着徐太元以阚威远的名义从徐太元处借款，实际用款人为王义，王义放贷给王达和保利公司。关于上述72万元性质。根据2014年7月15日的汽车购销合同购买人处签名为“阚威远代王义”，以及该合同存放于王义处，综合王达的询问笔录称汽车购销合同系借款担保，可以认定：王义应为该72万元的实际用款人，用于王义借给保利公司72万元款项，汽车购销合同实际为王义与保利公司该笔借款的担保。根据再审第二次庭审中阚威远的陈述，阚威远将72万元借款给王义使用时，徐太元并不知情，因此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情形。72万元款项的实际使用人虽为王义，但阚威远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王义就徐太元与阚威远的借款达成债务转移的合意，亦没有证据证明徐太元同意将徐太元与阚威远间的72万元债务转移给王义，因此，阚威远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债务已经转移给王义，亦没有证据证明该笔72万元的借款已经偿还给徐太元，故阚威远的该主张不能成立，阚威远仍应向徐太元承担还款义务。阚威远与王义的纠纷，可另行处理。
关于阚威远称2014年5月16日通过给付王义25万元现金及2014年7月25日通过给付王义10万元现金的方式偿还徐太元借款一节。根据双方转账记录，2014年5月16日阚威远向王义账户转账50万元，其又称当天给付王义现金25万元，同一天既以银行转账还款又以现金还款，与常理不符。且根据现已查明的双方无争议借、还款记录，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易，阚威远主张以现金偿还徐太元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同时，阚威远历次开庭主张的现金还款数额亦不相同。据此，阚威远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王义交付以上两笔现金。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二审仅以徐太元手中没有借条而认定借款已全部还清，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徐太元不当。阚威远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清偿徐太元剩余借款，故阚威远应向徐太元偿付105.65万元。
二、关于张玉玉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阚威远与张玉玉于2006年12月登记结婚。案涉借款发生在阚威远与张玉玉婚姻存续期间。阚威远称借款用途为借给他人收取利息，张玉玉未出示任何证据证实其对该笔借款不知情，亦没有证据证明阚威远没有将利息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因此，对案涉债务二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徐太元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吉01民终288号民事判决及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0102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
二、阚威远、张玉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徐太元欠款105.65万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5元，共计35170元由阚威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绍红
代理审判员 赵 欣
代理审判员 吕玉玉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