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96民终4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大先，男，1973年1月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潜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常科，湖北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湖北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万勇，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机动车驾驶员，住潜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治元，湖北楚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大先因与被上诉人邓万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2018）鄂9005民初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二审未出现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大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万勇支付孙大先加工费203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已查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承揽关系，根据邓万勇出具的收条，双方一直未进行结算，故本案不应在合同履行中起算诉讼时效期间。2.即便孙大先与邓万勇进行了结算，本案亦不能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认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该条款系为保护承揽人的债权而制定，亦是承揽人享有债权的起算点，而非其必须主张权利的起算点，更不应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条款明确了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任何人都不应当再做其他相关规定的解读。本案中，因孙大先与邓万勇未约定支付加工费用的期限，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孙大先起诉之日起计算。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邓万勇辩称，孙大先与邓万勇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双方亦进行了结算，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孙大先交付工作成果时起算，故孙大先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
孙大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万勇支付孙大先加工费203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损失从诉讼之日即2018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4日前，邓万勇驾驶车辆将衣料拖至孙大先所在的大兴服装厂加工。2010年4月4日，邓万勇收到大兴服装厂加工的服装后给大兴服装厂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大兴服装厂裙子壹仟玖佰柒拾肆件（1974件），每件伍元整。收货人：邓万勇。2010.4.4日”。2010年4月21日，邓万勇收到大兴服装厂加工的服装后给大兴服装厂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衣服老年衫壹仟贰佰贰拾伍件【每件4.8（邓万勇当庭确认少写了“元”字）】；52466A、B款共计壹仟捌佰贰拾贰件【每件2.5（邓万勇当庭确认少写了“元”字）】。邓万勇。2010.4.21日”。2018年1月9日，孙大先以邓万勇自2010年下半年起便不知踪迹，且多次寻找邓万勇催讨报酬均无果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本案所涉大兴服装厂并未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另本案庭审过程中，邓万勇确认涉案服装材料系“罗尚军找了孙大先，跟我一起把衣服拖给孙大先去加工……”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邓万勇在本案庭审中自认涉案服装材料系其拖给孙大先加工（邓万勇辩称系受他人雇请与罗尚军一道将涉案服装材料拖给孙大先加工等，但却未向该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孙大先向该院提交的两份收条均系邓万勇亲笔书写（收条中载明的收货对象系大兴服装厂）以及孙大先实际持有上述两份收条等事实，可以判定孙大先与邓万勇存在服装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按照邓万勇给孙大先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服装数量及每件服装的加工费金额，可以计算出涉案服装所需加工报酬总金额。该收条应视为双方已就涉案服装加工报酬进行了结算。孙大先亦是基于上述计算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向邓万勇主张权利，要求邓万勇支付拖欠的服装加工报酬。故孙大先称“双方一直未进行结算”的理由，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交易习惯不符，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因双方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未予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的规定，邓万勇向孙大先支付服装加工报酬的时间应分别为2010年4月4日（支付金额为9870元）和21日（支付金额为10435元）。即本案争议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分别认定：9870元报酬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0年4月4日的次日即2010年4月5日；10435元报酬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0年4月21日的次日即2010年4月22日。因孙大先未向该院提交其在本案诉讼时效届满前曾向邓万勇主张过权利、本案诉讼时效曾多次中断的相关证据，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孙大先应承担“胜诉权未丧失”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孙大先在本案诉讼时效届满后向邓万勇主张权利，其胜诉权依法不予保护。邓万勇辩称“孙大先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的辩解理由，因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相符，该院依法予以采纳；其余辩解理由，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孙大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元，减半收取154元，由孙大先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大先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针对该争议焦点，具体分析评判如下：
本案中，孙大先与邓万勇对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且结合邓万勇分别于2010年4月4日、2010年4月21日向孙大先出具两份收条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因上述两份收条均明确载明了服装加工的数量及单价，应认定二人于邓万勇出具该两份收条之日即对涉案服装加工报酬进行了结算。双方虽未对支付报酬的期限予以明确约定，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有关“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之规定，邓万勇应向孙大先支付涉案9870元裙子加工报酬的时间为2010年4月4日，支付涉案10435元老年衫加工报酬的时间为2010年4月21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9870元报酬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0年4月5日，10435元报酬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0年4月22日，并无不当。孙大先在未举证证明其在本案诉讼时效届满前曾向邓万勇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邓万勇辩称孙大先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应驳回孙大先诉讼请求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孙大先上诉称，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从孙大先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依法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而针对承揽关系中未约定报酬支付期限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依法对该期限进行了规定。故本案中，邓万勇应依据该规定，于双方结算之日即向孙大先支付报酬，亦即邓万勇支付报酬的期限可以依法予以确定，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
此外，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久远债务对现实经济秩序的冲击，从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本案中，孙大先在其债权数额明确的情况下，于双方结算后长达近八年才向法院起诉，明显怠于行使权利。邓万勇上诉称其于2018年1月9日才起诉系因邓万勇长期下落不明所致，对此本院认为，即便邓万勇下落不明，孙大先亦可及时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故本院对孙大先的该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孙大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元，由孙大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丁 盼
审 判 员 刘汝梁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茂
书 记 员 唐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