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山刑重初字第2号
公诉机关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某甲，中共党员，原任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枣庄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茂东，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以山检公二刑诉（2014）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某甲犯贪污罪，于2014年9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12月23日作出（2014）山刑初字第13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马某甲提出上诉。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5）枣刑二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淑君、邵泽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某甲及辩护人李茂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至今，被告人马某甲在担任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期间，利用对水泉镇“能繁母猪”补贴款进行统计、上报补贴款报表的职务便利，虚报母猪头数，骗取“能繁母猪”补贴款6100元；利用上报村级动物防疫员名单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防疫员名单的方式，冒领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62100元。为支持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宣读了被告人马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人秦某、吴某、徐某等人的证言，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户籍证明等书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期间，利用统计、上报“能繁母猪”补贴款和上报村级动物防疫员名单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冒领的方式，侵吞公款，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量刑建议是：被告人马某甲到案后，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贪污犯罪事实，系坦白，其近亲属代为退缴涉案赃款，建议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马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当庭辩称：1、在侦查机关询问前，其已主动、如实交代了占用防疫员工资以及“能繁母猪”补贴款共计50000元；2、“能繁母猪”是由防疫员逐户核查统计，村防疫员报给他，他再统计申报、公示，最后经区防疫部门核实；3、其虚报的52头“能繁母猪”补贴是因之前已统计上报完了，到后来发现但没办法撤回，才造成的“虚报”；除此“虚报”的52头“能繁母猪”补贴之外，另有12头“能繁母猪”补贴1200元是登记在其配偶邵某名下，是因为防疫员许某甲漏报了一个村的“能繁母猪”补贴，其只用邵某的账号接收这部分漏报的补贴款；4、村级动物防疫员的名额是上边业务局分配，是由本人申请，其只负责统计上报，不是其虚报的；5、其将防疫员工资存折于2014年3月3、4日发给防疫员不是为了逃避调查，而是应对每年畜牧局检查；6、其动用防疫员工资及“能繁母猪”补贴款主要用于办合作社、配合业务局搞形象工程、开办牧业公司以及防疫员培训、买疫苗、征订齐鲁牧业报等报刊、招待等支出，且办合作社不是其个人行为。
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马某甲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之便。本案中被告人马某甲虽然从事动物防疫工作，但是没有主管、管理、经手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申报、确定村级防疫员资格和“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不是马某甲的职权范围，马某甲仅仅是利用镇政府和区局在管理、发放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管理审查不严的漏洞才领取的工资和补贴，并没有利用本人的职务之便。2、被告人马某甲领取的防疫员工资不是公款。涉案的防疫员工资是由区畜牧局直接划拨到各个防疫员的存折上，已转化为私人财产，马某甲领取的不是公款。3、起诉认定马某甲贪污村级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指控被告人马某甲虚报防疫员名单及冒领2011年至今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62100元，但没有马某甲虚报行为的相关书证等客观证据，且马某甲也无权确定防疫员资格，故不存在虚假情形，亦缺少利用职务之便的证据。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选聘村级动物防疫员并不是畜牧兽医站站长的职权，存在虚假情形不能完全归结到被告人马某甲身上，本案中也没有被告人马某甲制作的假申请、假的村委会推荐、假报表等材料，即没有马某甲虚报行为的相关书证等客观证据；核实“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的执法主体是区（市）畜牧局和乡（镇）政府，不是畜牧兽医站站长，指控被告人马某甲虚报“能繁母猪”数量缺少相应的证据。4、被告人马某甲领取的款项用于公务支出，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贪污：马某甲领取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在动物防疫工作中无法解决又必须支出的费用，包括《齐鲁牧业报》、《养猪通讯》的征订款，购买青岛蔚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狂犬疫苗费用，接送疫苗、派送各畜禽耳标标识、报项目及项目验收、往区、市报送材料、参加市区现场会、防疫员培训等公务租车费用，三年来在动物防疫工作和加班过程中的工作餐费用，三年购樱桃、冬桃等进行招待费用，以上支出共计52810元均系真实的公务支出，应从被告人马某甲领取的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中扣减，不应列入被告人马某甲贪污数额。5、被告人马某甲是准自首。2014年3月5日下午马某甲被通知作为证人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马某甲交代其领取防疫员工资的事实，第二天即3月6日检察机关根据马某甲的供述才取得相关的证人和书证，应认定马某甲为准自首。6、关于马某甲的量刑：被告人马某甲犯罪情节一般，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赔，建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对马某甲应在三年以下量刑。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马某甲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2012年枣庄市能繁母猪饲料补贴实施方案》、村级动物防疫员基本情况汇总表，山亭区畜牧局出具的证明及《齐鲁牧业报》、《养猪通讯》征订清单、“枣庄市旭丰牧业有限公司”支出单据、马某甲的荣誉证书、邵某银行存折复印件、饭店、餐馆、生物制品公司、防疫员等的证明、山亭区水泉镇政府出具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狂犬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山亭区畜牧局《证明》、冯某的询问笔录、马某甲的会见笔录等证据。
经审理查明，自2007年4月25日起，被告人马某甲开始担任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负责水泉镇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和防疫，包括村级动物防疫员的管理、误工补助发放以及“能繁母猪”补贴资金的统计和发放等工作。防疫工作每年分为春秋两季，由畜牧兽医站负责组织村级动物防疫员逐村逐户打防疫针，所使用的疫苗由区畜牧局统一采购、配发，且每季防疫工作乡镇都会拨付相关的经费，畜牧兽医站可用于购买防疫器具等为公支出。2011年至2014年1月，被告人马某甲在担任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期间，利用统计、上报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职务之便，将水泉镇农民秦某、吴某等人虚列为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上报，套取财政拨付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俗称防疫员工资）共计人民币62100元；利用统计、上报水泉镇“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的职务之便，将水泉镇农民吴某、徐某等人虚列为水泉镇“能繁母猪”养殖户进行上报，套取财政拨付的“能繁母猪”补贴款共计人民币6100元。被告人马某甲将套取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部分用于本单位征订报刊，其余被其贪污，个人贪污数额共计人民币58150元。
同时查明，案发后，被告人马某甲向侦查机关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套取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款的事实，同时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本案其他大部分套取公款事实；其近亲属向侦查机关代为退缴涉案款人民币68000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马某甲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业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材料证实：
（一）被告人马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国家为鼓励养殖户多养母猪，从2009年开始，由财政给予每头“能繁母猪”每年100元的补贴，称为“能繁母猪”补贴；马某甲利用统计、上报水泉镇“能繁母猪”数量的职务之便，以水泉镇农民吴某、徐某等人的名义，虚报“能繁母猪”60余头，套取财政拨付的“能繁母猪”补贴款；2011年以来，马某甲利用更换、统计、上报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职务之便，将水泉镇农民秦某、吴某等人虚列为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进行上报，在秦某等人并不实际履行防疫员职责的情况下，马某甲套取财政拨付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其中所虚报防疫员2011年度的误工补助在水泉镇长城信贷点（自助服务终端）支取，其余在区联社和前进分社支取。被告人马某甲所骗取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部分用于个人支出、与他人合伙的养殖项目、接待领导等，部分用于水泉镇畜牧兽医站公共支出，主要包括：近几年为完成区畜牧局下达的报刊征订任务，征订《齐鲁牧业报》等报刊支出。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吴某、徐某、卢某、赵某甲、夏某、张某甲（分别是水泉镇土门村、青莲村、吉庄村、黄土崖村、夏岭村、沟北村农民）的证言，证明上述证人没有实际担任过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没参加过防疫工作，从没领过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
2、证人秦某、颜某、罗某、宋某（分别是水泉镇东柴胡村、李庄村、长城村、田坑村农民）的证言，证明：上述证人没有实际担任过村级动物防疫员，从没领过防疫员误工补助，但均领过“能繁母猪”补贴款。
3、证人张某乙、马某乙、闫某甲（分别是水泉镇尚岩村、西崮城村、下湾村农民）的证言，证明：上述证人没从事过防疫工作，从没领过防疫员误工补助。
4、证人邢某（水泉镇上辛庄村农民）的证言，证明：邢某2013年担任本村村级动物防疫员，之前没干过，2013年度的防疫员误工补助1600元本人已收到；2010年马某甲找到邢某，说想成立一个养殖合作社，缺一个人，用邢某的名字顶上，邢某就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马某甲；养殖合作社相关资料上不是本人的签字，自己也不是真正的合作社成员。
5、证人张某丙（水泉镇东崮城村农民）的证言，证明：张某丙是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一直由本人领取，但未领过“能繁母猪”补贴款。
6、证人任某（水泉镇小马湾村农民）的证言，证明：任某担任本村防疫工作，但从未领过误工补助；领过“能繁母猪”补贴款。
7、证人连某（水泉镇水泉村农民）的证言，证明：连某在2011年、2012年担任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这两年的误工补助其本人领取了，2013年马某甲不再让其担任防疫员，并收回其用于领取工资的存折，没有领取2013年的防疫员误工补助。
8、证人郝某（水泉镇大马湾村农民）的证言，证明：郝某在2011年期间担任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后马某甲付给郝某2011年度的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之后郝某不再担任防疫员，也没再收到防疫员误工补助。
9、证人殷某（水泉镇土门村农民）的证言，证明：殷某在2011年、2012年期间担任本村村级动物防疫员，这两年的防疫员误工补助都收到了，2013年不再担任防疫员。
10、证人闫某乙（水泉镇下湾村农民）的证言，证明：闫某乙在2011年之前担任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之后就不再担任，也没再领过防疫员误工补助。
11、证人张某丁（水泉镇张山头村农民）的证言，证明：张某丁家在2011年之前养过猪，之后没再养母猪，从没领过“能繁母猪”补贴款。
12、证人邵某（被告人马某甲之妻）的证言，证明：邵某家在2011年之前养过猪，之后没再养母猪，本人不知道“能繁母猪”补贴款之事。
13、证人张某丙、张某丁、王某、张某戊、满某、许某甲（水泉镇各管区防疫小组长）的证言，证明：阴历2013年腊月，马某甲将几个管区负责人召集起来，说给几盒狂犬病活疫苗，但这些疫苗不是免费，是马某甲自己花钱买的，所以打疫苗的时候要向户家收钱，每只狗收15元，我们留下10元，剩余的5元给马某甲，按每盒500元算，我们都给马某甲打了欠条。这种疫苗是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每盒十只，每只可以打10条狗。2014年3月2号或3号，被告人马某甲交给我们每人几本存折，并嘱咐如果有人查防疫员工资的事就说工资折在小组长手里。
14、证人韩某甲（水泉镇夏岭村农民）的证言，证明：两三年前，马某甲让韩某甲找几个身份证，说是报成防疫员，韩某甲就把夏某、徐某、韩某乙的身份证交给了马某甲，他们都是挂名防疫员。2014年3月初，徐某电话告诉韩某甲有人找徐某调查防疫员工资的事，韩某甲即电话告诉了马某甲，后马某甲把夏某、韩某乙的信用社存折交给韩某甲。马某甲平时用韩某甲的车拉疫苗和接送其去山亭开会，2011年至2013年总共给韩某甲结了9000元左右。
15、证人倪某（山亭区畜牧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山亭区畜牧局和乡镇畜牧兽医站是业务指导关系，原则上一村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大村或养殖量大的村，可以有2-3名防疫员；村级动物防疫员都是乡镇畜牧兽医站站长确定，考核也是站长做，区畜牧局按乡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报的名单确定村级动物防疫员，一般不会去核实；防疫员人员每年都会变动，但数量一般不大动；防疫员报酬由财政支付，省、市财政和区财政各负担一部分，钱先到区畜牧局，区畜牧局再转到农村信用社，信用社将钱打到防疫员工资存折或卡上；防疫员报酬不多，最初一年几百元，近两三年提高了一些，平均数是2012年1200元，2013年1600元，具体每个防疫员能领多少钱由兽医站站长根据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确定；每年两次的春秋防疫工作所需疫苗都是区畜牧局统一采购，然后发放给乡镇畜牧站，乡镇自己想法运送疫苗，区局每年对防疫员组织一次培训，时间是一天。“能繁母猪”补贴由防疫员和村里共同统计，乡镇兽医站审查后上报区畜牧局，区畜牧局对数据审核，并下乡镇抽查，补贴款直接打到养殖户账户上。
16、证人赵某乙（山亭区畜牧局副局长）证言，证明：2009年，山亭区鼓励农业部门成立合作社，区畜牧局召集乡镇畜牧站长开会，鼓励各乡镇成立养殖合作社，畜牧站具体牵头，区畜牧局主要提供政策帮助，争取上级支持，帮助协调关系；成立合作社出现的各种费用，由合作社成员自行解决，和畜牧局没有关系；马某甲在2010年成立了“水泉鸿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2011年成立了“枣庄市旭丰牧业有限公司”，都是属于马某甲个人的，相关的费用由马某甲个人承担，和区畜牧局没有关系。
17、证人李某（水泉镇镇长）的证言，证明：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是上级财政补贴给防疫员和养猪户的，由乡镇畜牧兽医站统计，资金直接拨付到防疫员或者养猪户本人信用社存折上。乡镇畜牧兽医站春秋防疫工作，相关经费由镇报销，主要包括购买药品、防疫器具以及加班就餐、复印宣传等，由畜牧兽医站做出计划，列出清单，报给分管副镇长冯某后，由李某签字就可以在镇财政报销，马某甲没汇报过个人垫付防疫经费的情况；镇畜牧兽医站没有私自招待的权利。
18、证人冯某（水泉镇副镇长、分管畜牧兽医站）的证言，证明：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和“能繁母猪”补贴是上级财政补贴给防疫员和养猪户的，按照规定由乡镇畜牧兽医站统计，资金直接拨付到本人。乡镇畜牧兽医站春秋两季开展防疫活动，由畜牧站组织村级防疫员到村到户打防疫针，每次的防疫疫苗由区畜牧局统一配发，乡镇不用出钱，需要乡镇花销的一些防疫用具，比如手套、口罩、靴子等，在每次开展防疫活动前，都是由马某甲作出购买物品及所需费用的申请，报给冯某后，经镇长签字就可以在镇财政全额报销，不存在个人垫付的情况；村级防疫员平时各有职业，只到防疫活动开展时才按照他们所属的村给牲畜打防疫针，所以政府财政会给一定的误工补助作为补偿，因为财政已经发放了误工补助，就不会再解决就餐费用；畜牧兽医站没有私自招待的权利，对于吃喝接待的费用马某甲没有请示汇报，是他的个人行为；区畜牧局给乡镇畜牧站专门配备了一辆摩托车用以畜牧站开展工作使用，不需要另行租车；2013年11月马某甲并未向其申请过狂犬疫苗的费用，因为每只猫、狗收取15元足以解决购买疫苗的费用。
（三）书证。
1、中共水泉镇党委组织办出具的《任职情况说明》，证明：马某甲从2007年4月25日起担任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
2、《枣庄市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暂行规定》、《山亭区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转发下达2011年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证明：村级动物防疫员的选任程序、职责任务、补助经费由财政负担等情况。
3、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务工补贴考核表、山亭区农村信用社批量业务提交凭证，证明：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及“能繁母猪”补贴款由山亭区财政拨至农村信用社。
4、吴某、徐某等人的山亭区农村信用社账户明细、个人业务取款凭证、个人活期一本通存折，证明：2012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财政拨付到被告人虚报的村级动物防疫员信用社账户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工资款合计62100元，拨付到被告人虚报的“能繁母猪”养殖户信用社账户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合计6100元，上述款均由被告人马某甲冒领。其中：
（1）秦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8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0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2）吴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8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8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600元；
（3）徐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0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500元；
（4）卢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8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400元；
（5）赵某甲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500元；
（6）任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7）颜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8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8）邢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4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500元；
（9）张某丙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1400元；
（10）罗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500元；
（11）张某乙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12）马某乙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8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800元；
（13）夏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0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4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800元，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500元；
（14）宋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15）连某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600元；
（16）郝某2012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
（17）许某乙2012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300元；
（18）殷某2013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800元；
（19）闫某甲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900元；
（20）闫某乙2011年度防疫员误工补助1200元、2012年度误工补助1200元、2013年度误工补助1600元；
（21）张某丁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500元；
（22）邵某2012年度“能繁母猪”补贴款1200元。
5、山亭区畜牧局出具的《证明》及山亭区《齐鲁牧业报》、《养猪通讯》杂志征订清单，证明：水泉镇畜牧兽医站2011年至2014年共征订《齐鲁牧业报》120份、《养猪通讯》21份，征订款合计10050元均由站长马某甲交纳。
6、“枣庄市旭丰牧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申请书、验资报告及“水泉鸿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相关材料，证明：“枣庄市旭丰牧业有限公司”及“水泉鸿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系被告人马某甲个人所为。
7、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泉支行（原水泉信用社）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水泉信用社长城村自助服务终端不生成取款凭证，即被告人马某甲在水泉镇长城信贷点（自助服务终端）支取所虚报防疫员2011年度的误工补助，未生成取款凭证。
8、提取笔录、录像资料，证明：2014年3月5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马某甲相关犯罪证据依法进行了提取，并于当日依法对马某甲进行询问情况。
9、扣押涉案款清单及票据，证明：被告人马某甲的近亲属于2014年3月28日向山亭区人民检察院代为退缴涉案款人民币68000元。
10、发破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载明：被告人马某甲涉嫌贪污案，系群众举报发现。2014年3月5日，山亭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查明马某甲上报的水泉镇防疫员名单中，有部分人员并非防疫员，且未领取过防疫员误工补助，马某甲还利用部分农户虚报“能繁母猪”补贴款，以上共计1万余元；在初查过程中，马某甲得知检察机关正调查此事，为隐匿证据，委托他人将虚报防疫员误工补助存折退还本人。反贪污贿赂局掌握此情况后，于2014年3月5日对其进行询问，马某甲否认其贪污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的事实。同年3月6日对马某甲立案侦查，并对其进行传唤，马某甲如实交代了其涉嫌贪污公款6万余元的事实。案发后，马某甲的近亲属退还了赃款。
11、被告人马某甲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马某甲实施犯罪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本院认为，被告人马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财政拨付的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提出的“起诉认定马某甲贪污村级防疫员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马某甲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之便”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倪某、李某、冯某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马某甲的供述，均可证实上报村级动物防疫员和“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的工作实际上是由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具体负责，被告人马某甲系山亭区水泉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其负责将水泉镇村级动物防疫员和“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上报至山亭区畜牧局，除其之外的任何人均无权亦无职责实施此具体工作，故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某甲领取的防疫员工资不是公款”的意见，经查，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是国家为发展养殖业，由财政拨付的专门款项，当属公款，财政将上述款拨付至被告人马某甲虚报的防疫员或养殖户银行账户内，但该款的公款性质并不伴随其流动而改变，即仍属公款，故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提出的“马某甲构成自首”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马某甲并没有主动投案，其在侦查机关调查谈话期间，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故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某甲支付的狂犬疫苗费用、租车费用、工作餐费用、购买樱桃、冬桃等进行招待费用均系公务支出，应从被告人马某甲领取的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中扣减”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马某甲将骗取的款项用于本单位报刊征订支出，系为公支出，相关费用可予扣减，辩护人的相关辩护的意见，予以采纳。案发后，被告人马某甲向侦查机关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骗取村级动物防疫员误工补助和“能繁母猪”补贴款的事实，同时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本案其他大部分骗取公款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某甲委托其亲属向检察机关退缴全部涉案款，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及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马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7日起至2016年1月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二、追缴被告人马某甲涉案赃款人民币58150元。（检察机关未随案移送，由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孙延刚
审 判 员 郝平平
人民陪审员 黄玉国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闫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