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3民初5684号
原告黎能深，男，汉族，1932年6月14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颍上县。
原告李晓英，女，汉族，1967年3月18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颍上县。
原告黎燕，女，汉族，1985年1月15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颍上县。
原告黎梅梅，女，汉族，1988年4月9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颍上县。
原告黎大命，男，汉族，1991年5月10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颍上县。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荣建，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德能，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常平镇桥沥村村民委员会，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桥沥村委会。
负责人利焕新。
被告东莞市常平镇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地址：东莞市常平镇桥沥村。
负责人利焕新。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利明敏，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伟光，男，汉族，1974年5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张培强，广东明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钟勇刚，男，汉族，1975年6月24日出生，住址：江西省。
委托代理人韩岳峰，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新规，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吴永平，男，汉族，1969年6月22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阜南县。
委托代理人万钧，广东蓝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黎能深、李晓英、黎燕、黎梅梅、黎大命诉被告东莞市常平镇桥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桥沥村委会”）、林伟光、钟勇刚、吴永平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原告方申请，依法追加东莞市常平镇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德能，被告“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利明敏，被告林伟光的委托代理人张培强、被告钟勇刚的委托代理人韩岳峰、张新规、被告吴永平及其委托代理人万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共同诉称，2016年3月4日上午10时许，黎定乐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去常黄路306号一废旧厂房的二楼拆除铝合金窗户。在拆完事发窗户下方位置的三块玻璃后，黎定乐站在窗户上拆上面的三块玻璃，由于房东和管理人没有提供安全的作业平台，没有提供有效的安全措施，黎定乐在拆除过程中失足跌落受伤，后被送往常平医院ICU治疗，并转往广州接受治疗，于2016年3月12日死亡。事发房屋房东系“桥沥村委会”，二手房东系林伟光，三手房东系钟勇刚，均是房屋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事故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永平聘请黎定乐为房屋进行窗户拆除，理应为其提供安全的生产措施。原告认为四被告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经多次协商，钟勇刚支付了35000元，吴永平支付了3000元。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118579.38元、死亡赔偿金603858元、丧葬费32395元、父亲抚养费50216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交通、住宿、误工费等5000元，合计822048.38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8000元）；后变更医疗费为110689.38元，变更丧葬费为40285元，总数额不变；因申请追加“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为本案共同被告而增加要求“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与上述四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共同辩称，黎定乐的死亡与“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对黎定乐的死亡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告在起诉状的陈述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5月26日制作的事故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链可证实黎定乐的死亡结果并非案涉厂房建设结构、内部设施所造成，而是从事拆窗作业不慎从二楼坠地死亡。钟勇刚作为案涉拆窗户作业的劳务发包方，吴勇刚系劳务承包方，××黎定乐系吴永平雇佣的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主吴永平及发包人钟勇刚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黎定乐作为一名成年雇员，工作经验丰富，却毫无安全施工意识，事前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忽视自身安全，存在严重过失，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相应减轻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则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经营者，本案中，村委会已将案涉租赁物出租给案外人东莞市升平实业有限公司使用，故“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对案涉厂房的经营没有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
被告林伟光辩称，本案系侵权纠纷，按照侵权纠纷的构成要件，具体到本案中，是因××在提供劳务时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设施产生的人身安全损害事故，林伟光与该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现有的证据已排除了××受雇于林伟光的可能性。林伟光只是与发生事故的厂房业主即“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与××不存在任何的合同或事实合同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被告林伟光无过错，请求法院驳回对被告林伟光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钟勇刚辩称，钟勇刚与黎定乐之间无任何劳动、劳务或其他合同关系，钟勇刚也没有允诺及支付××任何报酬，且钟勇刚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提醒义务，不应承担相关责任。钟勇刚是与本案被告吴永平达成口头的铝合金窗户的买卖合同关系，而××黎定乐是受吴永平指派到钟勇刚所租赁的场所从事拆卸铝合金窗。××与吴永平之间构成雇佣劳务关系，在黎定乐拆卸窗户的时候，只由钟勇刚安排的人员刘某提供工具并提醒受害人注意安全；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吴永平明知××无相关工作资质，未尽到基本的安全提醒及协助义务，故吴永平应承担主要责任。钟勇刚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提醒及协助义务，且事后从人道主义考虑对××积极施救及支付医疗费、慰问金20000元。原告诉求的医疗费、交通费及误工费未提供相应的发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该诉求。
被告吴永平辩称，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吴永平聘请××黎定乐进行窗户的拆除与事实不符，吴永平从未聘请黎定乐拆除窗户，双方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本案中，是钟勇刚要求吴永平介绍××到案发房屋进行拆除窗户。吴永平只是打电话给××让××与被告钟勇刚去谈价格，吴永平并未到达案发现场及参与窗户的评估、估价，故××的死亡与吴永平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吴永平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4日上午10时，黎定乐（××）于常黄路306号一废旧厂房内，在拆除二楼铝合金窗户时，从二楼失足跌落至一楼受伤；同日被送往东莞市常平医院住院治疗，后因病情危重转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接受治疗，于2016年3月12日经治疗无效死亡。2016年5月26日，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平分局出具的《20160304桥沥高处坠落事故情况说明》显示，事发厂房的一手房东是“桥沥村委会”，二手房东是林伟光，三手房东是钟勇刚；事故发生后，钟勇刚支付了35000元（其中医疗费15000元），吴永平支付了3000元。
另查明，黎定乐为农村家庭户口，其亲属如下：父亲黎能深，1932年6月14日生；妻子李晓英，1967年3月18日生；长女黎燕，1985年1月15日生；次女黎梅梅，1988年4月9日生；儿子黎大命，1991年5月10日生。
又查明，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平分局于2016年5月26日出具的《20160304桥沥高处坠落事故情况说明》均予以确认，且均确认黎定乐案涉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为110689.38元，丧葬费为7890元。原告主张黎定乐在常平已居住十余年，但于庭审中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事故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
原告主张“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是案涉厂房的所有人，林伟光作为案涉厂房的管理人，钟勇刚作为案涉厂房的使用权人、管理人，也是案涉窗户的发包人、吴永平作为拆除窗户的分包人，是××的雇主，均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予确认，其中“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共同主张村委会及经济联合社并非案涉厂房的实际管理者，原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村委会及经济联合社具备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应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林伟光主张××并非受雇于林伟光，且与××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林伟光与“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与××的死亡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林伟光也不存在任何过错。
被告钟勇刚主张与××之间无任何劳动、劳务关系，并主张系与吴永平达成口头的铝合金窗户买卖合同关系，并主张××受吴永平指派到案涉场所拆卸铝合金窗户，钟勇刚也未允诺及支付××任何报酬，且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提醒及协助义务；钟勇刚并申请了证人刘某到庭。刘某陈述事故当天，老板钟勇刚打电话过来，嘱咐无须给拆窗户的工钱，因为拆窗户的是吴老板请过来，且拆窗户的工钱由吴老板给;刘某并陈述，当时有告知拆窗户的旁边有脚手架及人字梯，但他们未予理会，刘某就走开了，并没有（全程）看着拆完，且未亲眼看到吴永平与钟勇刚谈窗户的价格。原告对刘某的上述证言不予确认，认为刘某作为钟勇刚的工人，与钟勇刚存在利害关系。
被告吴永平主张其个人在××黎定乐与被告钟勇刚之间仅充当介绍人角色，因××是作为废品回收的人员，而吴永平与××是老乡关系，故介绍××及陈某给钟勇刚去拆除窗户；吴永平并申请了证人陈某到庭，陈某陈述事故当天，××“老黎”让其一起去拆窗户，在拆窗户时没有使用脚手架及防护梯；也没有看到脚手架及防护梯；当时陈某曾提出回家拿界刀方便拆窗，但“老黎”说他有工具，不用回去再拿工具，“老黎”负责把窗户拆下再给房东700元（10个窗户一共700元），当时是说拆完窗再给钱；陈某并陈述，不清楚××之前有无拆过窗户，但××之前一直是收废品的。原告及被告“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林伟光、吴永平对证人陈某的上述证言均予以确认，钟勇刚亦确认××黎定乐系自行携带工具到现场进行拆卸。
原告于庭审后向本院提交《回复意见书》、《空地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水电费发票》、《证明》及黎定凯的《残疾人证》（复印件），拟证明××黎定乐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已在东莞市常平镇生活工作多年，拟证明黎定乐的兄弟姐妹包括：妹妹黎木华，现已病故；弟弟黎定凯，重度残疾；妹妹黎红，肢体残疾。被告对原告庭后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
另又查明，原告李晓英在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3月4日8时，老公黎定乐接到废品站吴姓老板电话，让黎定乐去他所在的废品站后面的一楼房拆窗户，因为黎定乐和该老板认识，所以他就叫黎定乐去了；李晓英并在笔录中陈述，不清楚黎定乐去该楼房干活有无收取费用。
被告钟勇刚在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桥沥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因房屋装修，想叫人过来把二楼的窗户拆除，于是找到收废品的租客，跟他说有10个窗户要卖，叫人过来拆掉，之后收废品的男子就说去找人拆，过了大约1个小时，就来了两名男子，4个人一起谈价钱，一开始价钱谈不拢，后来同意以700元卖给收废品的。
被告吴永平在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桥沥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3月4日8时，房东过来叫其找两个人过去帮他拆一下窗户，吴永平然后便打电话给“老黎”，叫“老黎”带多一个人过来做事，8时15分左右，“老黎”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过来，吴永平让“老黎”自行去找隔壁的房东。
以上事实，有《20160304桥沥高处坠落事故情况说明》、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书、检查报告、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询问笔录、协议书、收条、照片、医疗费发票、证明、户口本、证人证言、东莞市公安局询问笔录、厂房租赁合同书等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质证意见等附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黎定乐的死亡结果，各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各方当事人确认的证人陈某当庭陈述，可印证事故当天，系黎定乐自带工具，在二楼拆窗户过程中未使用脚手架及防护梯等安全防护措施，过于自信及疏忽大意，未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不幸酿成案涉事故，则黎定乐自身应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其次，根据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常平分局出具的《20160304桥沥高处坠落事故情况说明》显示，事发厂房的一手房东是“桥沥村委会”，二手房东是林伟光，三手房东是钟勇刚，则案涉事故发生时，由钟勇刚承租案涉厂房；黎定乐的死亡非因案涉厂房建设结构、内部设施所造成，而是从事拆窗作业不慎从二楼坠地死亡，则黎定乐的死亡与“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桥沥村委会”、“桥沥股份经济联合社”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院依法调取的询问笔录及证人陈某的当庭证言，可印证事故当天，经吴永平介绍，由黎定乐自带工具拆除案涉厂房2楼的铝合金窗户共10个，且黎定乐须在拆除该10个窗户后支付700元价款给钟勇刚，则黎定乐与钟勇刚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铝合金窗户买卖合同关系，而拆除窗户属于该买卖合同关系中的附随义务，但因钟勇刚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某为其员工，与钟勇刚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中亦反映没有（全程）看着黎定乐拆窗户，且钟勇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黎定乐拆除窗户时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提醒义务，则钟勇刚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本案中黎定乐存在主要过错，故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和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酌定钟勇刚对黎定乐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原告主张吴永平系黎定乐的雇主，但原告未对该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吴永平对此予以否认，结合案涉询问笔录及《20160304桥沥高处坠落事故情况说明》，均不足以证明吴永平系黎定乐的雇主，则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诉求吴永平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林伟光与案涉事故的发生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现有的证据亦已排除了××受雇于林伟光的可能性，故原告诉求林伟光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赔偿数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因黎定乐为农村居民，且原告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证明黎定乐在案涉事故前已在东莞连续居住满一年；原告于庭后提交的《空地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水电费发票》均为复印件，且已超过举证期限，各被告均不予确认，故原告诉请案涉赔偿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欠缺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的赔偿标准仍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院认定丧葬费为36329.50元（72659元/年÷12个月/年×6个月）；死亡赔偿金为267208元（13360.4元/年×20年）；因各方当事人已于庭审中确认黎定乐案涉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为110689.38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证明××的兄弟姐妹情况，原告于庭后提交的《证明》及黎定凯的《残疾人证》均为复印件，且各被告不予确认，则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诉求的父亲抚养费50216元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黎定乐的死亡实际对原告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故原告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合理有据，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交通、住宿及误工费，故本院酌定为2000元。
以上费用合计436226.88元，按照比例承担，则被告钟勇刚承担20%即87245.38元，扣除其已支付原告的35000元（其中医疗费15000元），还应赔偿原告52245.38元。驳回原告超出上述计算标准的其他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钟勇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黎能深、李晓英、黎燕、黎梅梅、黎大命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2245.38元。
二、驳回原告黎能深、李晓英、黎燕、黎梅梅、黎大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020元，由原告黎能深、李晓英、黎燕、黎梅梅、黎大命负担10913.87元；由钟勇刚负担1106.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思玲
人民陪审员 周慧娜
人民陪审员 周妙娟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邱莉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