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7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泉。
委托代理人王峰，浙江泰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金有。
委托代理人黄楼燕、郭琴，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泉因与莫金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民初字第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方泉原系车牌为浙A×××××丰田牌轿车的车主，因有意将车辆出售，通过卞某介绍认识莫金有，约定车辆价格为148000元。莫金有于2014年7月17日替方泉还清车辆银行贷款82450元。之后双方因为签合同的问题发生纠纷，由派出所介入处理后，双方签订了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合同约定乙方（莫金有）在杭州同甲方（方泉）当面验收车辆及审验相关文件无误后，于2014年7月18日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车款计人民币壹拾肆万捌仟元；甲方应在收到第一笔车款之日起2日内交付车辆及相关证件，并协助乙方在2天内办理完车辆过户、转籍手续（非因甲方原因造成日期延误相应顺延）。方泉将其身份证及合同通过卞某交付给莫金有。数日后莫金有以车辆被盗为由向派出所报案，并通过派出所找回，现已过户至案外人名下。因方泉认为莫金有未付清购车余款65550元，于2015年3月30日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2015）杭仲（汽）裁字第1号裁决书，裁决莫金有支付方泉购车余款65550元。同时仲裁裁决书认定方泉曾通过卞某向余某借款5万元，向张某借款2万元，由莫金有向卞某支付汽车余款后，再由卞某归还上述二人借款。2015年8月17日莫金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方泉立即返还其645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64550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方泉实际返还本金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本案中，主要的争议问题在于莫金有是否曾替方泉归还余某及张某借款共64550元。合同是买卖双方确定权利与义务、明确交易事项的主要依据，本案中双方就车辆买卖签订了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条款可知，付款方式并非分期付款，而是约定在2014年7月18日前，莫金有应当将购车款全部付清，合同也约定付款之后由方泉协助办理车辆过户、转籍手续。在庭审中双方也确定方泉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需要交付方泉身份证原件。双方曾因为签合同起纠纷进入派出所处理，莫金有认为方泉不配合办理过户，方泉认为莫金有未付清余款，但方泉未合理说明因认为莫金有未付清余款起纠纷后为何仍然配合办理了过户手续，方泉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于付款方式另有约定，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约定并结合在派出所处理后方泉自愿签订买卖合同，将身份证交由卞某转交给莫金有的行为，已表明方泉认可莫金有已经履行义务，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款项。方泉认可曾通过卞某向张某借款2万元，现张某的债务已还清，张某与方泉之间无利害关系，故张某的陈述较为可信。在如何归还张某借款的问题上，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记载的方泉陈述的内容与本次庭审的陈述前后不一，之前陈述“我就筹了2万元钱，托我舅舅楼某将2万元钱还给了‘卞则龙（卞某）’”，庭审时陈述“我舅舅帮我还钱”，“我舅舅还的钱是从卞某那里拿过来的”，“我舅舅楼某写了3.5万元的借条给卞某”，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方泉未能合理说明张某的借款如何归还及还款来源，故对其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实际归还人的问题，张某前后两次陈述并无大的出入，若部分借款实际归还人是莫金有，将该部分款项收条出具给莫金有符合常理。虽然莫金有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方泉与余某之间曾存在借贷关系，但余某在派出所及仲裁庭审时均确认曾借钱给方泉，由方泉将本案案涉车辆质押在余某处，之后由卞某将借款本息还清，出具收条给莫金有，再由莫金有将车辆开走。余某在两次陈述这一过程时，对于款项由卞某交付及实际还款人是莫金有的内容并无出入，若借款本息由莫金有归还，将收条出具给莫金有亦符合常理。双方之间的二手车交易中间人系卞某，那么款项支付、车辆交付等事宜由其参与，合乎常理。虽然卞某陈述其共向张某、余某支付7.6万元，该款项已超出莫金有交付给他的金额，但是不排除卞某陈述另外支付的款项系因与楼某或者方泉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虽然方泉提出张某、余某、卞某的陈述前后不一，但原审法院审核后认为，这些仅是细节陈述完整与否的差别，并无某一人的陈述与其他人的陈述存在巨大差别或者完全相反的情况。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张某、余某、卞某一致的陈述，及杭州仲裁委员会认可的方泉曾通过卞某向余某借款5万元，向张某借款2万元，并由卞某归还的事实，并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及方泉的实际行为，原审法院有理由认为莫金有将款项交付给中间人卞某，由卞某归还方泉借款。既然张某的部分借款、余某的借款由卞某归还，根据余某、张某出具收条的时间在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前可知，卞某在没有其他理由归还余某、张某借款的情况下，由莫金有将64550元交给卞某，再由卞某出面处理方泉的债务，之后再由方泉签合同和配合办理过户的过程，符合常理。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莫金有将64550元用于归还方泉的债务，使方泉清除了该部分债务，方泉无合法依据获得该部分利益，故方泉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给莫金有，并赔偿莫金有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至于利率标准原审法院依据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确定。对于莫金有合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方泉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未获得莫金有主张的利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方泉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莫金有64550元，并按年利率4.85%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8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莫金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方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4元，减半收取707元，财产保全费用665.50元，两项合计1372.50元，由方泉负担。
宣判后，方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事实经过。2014年7月16日，经卞某介绍莫金有打电话给楼某约定，就方泉所有的浙A×××××丰田车以14．8万转让并约定第二日下午在杭州银行清泰支行归还银行按揭及支付余下车款。7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莫金有在杭州银行清泰支行归还了浙A×××××车的82450元按揭款后，方泉要求莫金有支付余下的65550元车款后过户而莫金有要求先过户后支付余下车款，双方发生争执，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方泉报警，杭州小营派出所出警将方泉、楼某、莫金有等人带至派出所调解。在派出所，一直僵持到了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方泉与莫金有达成合意，先解封车辆登记证书，在将浙A×××××车提档后莫金有同时支付余下的车款。在派出所莫金有、方泉签订了《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并向莫金有交付了方泉的身份证。莫金有在保管浙A×××××车期间被盗向祥符派出所报案。2014年8月1日，祥符派出所对卞某、张某、余某做了调查笔录。二、关于张某、余某的收条。上诉人认为张某、余某出具的收款时间为2014年7月17日的收条是为诉讼伪造的证据。因为在2014年7月17日张某、余某根本不可能收到莫金有的车款。理由如下：从2014年7月17日下午双方接触开始到2014年7月18日傍晚从小营派出所双方分开，双方始终就车辆付款、提档细节协商。在没有商妥的情况下，莫金有不会支付余下的65550元车款。张某、余某更不可能收到莫金有的车款。张某在仲裁庭出庭回答方泉的提问时说过“在收条上不管写谁的名字他都会写”。这就是说，在2014年8月1日以前，张某没听说过莫金有，更不要说为莫金有出具收条。三、关于莫金有交付卞某款项的目的。莫金有交付卞某65550元车款的目的不是用于归还所谓的方泉“借款”，而是让卞某转交给方泉。理由如下：根据卞某在祥符派出所的笔录反映，卞某清楚地说“莫金有给他车款是让卞某交给方泉，而不是归还‘借款’”。2014年8月1日离2014年7月17日时间最近，客观真实并且说了两遍。这就证明莫金有给卞某的意思很清楚是支付余下的车款，而不是归还所谓的“借款”。在该笔录中，卞某说他拿了莫金有给付的车款，就直接到方泉的家去和方泉算其与方泉之间的债务而不是说莫金有替方泉还债。方泉从未授权或指示莫金有以车款还债且莫金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此，莫金有以车款替方泉还债的理由是虚构的。四、关于余某的借款是否真实。方泉明确表示其不认识余某更不会借款。从余某的收款经过的陈述，余某在仲裁庭和祥符派出所有不同的说法和版本。余某的多种说法只能证明余某在说谎。理由如下：余某在仲裁庭作证时说，其收款是莫金有在场并且莫金有当着余某的面把钱给卞某，卞某把钱给余某。余某在公安笔录说，2014年7月中旬卞某一人到她这里把钱给了余某并对余某说过几天有一个叫莫金有的人拿着车辆转让合同来提车。卞某在祥符派出所笔录中说，他在拿到莫金有的车款就直接去了方泉家，去和方泉结算其与方泉的债务，根本没付钱给余某。莫金有说，看到余某收款并且余某把所谓的“借款合协议、抵押合同”给了卞某，而只是让余某出具收条给他。莫金有是从事多年二手车生意的商人非常清楚借条的分量远远重于收条，而且又是替他人还款更应拿到借条的原件而不是收条。莫金有这一做法不符合常理。到目前为止莫金有始终没有提交关键的“借款协议”和“借条”，这些核心证据。基于莫金有与卞某的关系，莫金有不可能从卞某处拿不到“借款协议”和“借条”。能拿到而不去拿，莫金有肯定想隐瞒什么。余某与卞某系夫妻关系，完全可以串通编造该借款、还款事实，余某的多种版本说法证明了借款不存在的事实。五、张某的借款。张某的借款在莫金有给付车款之前已由卞某垫还。理由如下：张某在祥符派出所笔录记载：“问：卞某还你的钱是否是方泉给他的？答：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卞某也没有说过，他只是说方泉借过去的钱，他还给我”。且卞某还款时间是在2014年7月15日。2014年7月15日，方泉还没有卖车的念头。卞某笔录中反映卞某拿了莫金有的钱就直接去了方泉的家，并与方泉结算债务，结好后把张某的欠条给了方泉。可见，张某收到款项在前，莫金有的车款在后。方泉欠张某的2万元是楼某代归还。所以，张某持有的借条最后在楼某手上且在收条上卞某自己标注了“卞某代”的字样。六、关于仲裁对方泉与张某、余某的借款无证据支持。仲裁裁决书认定方泉与张某、余某的借款，但该认定没有证据支持。理由如下：莫金有没有提供证明方泉与张某、余某存在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即借条。仲裁仅凭张某、余某、卞某出庭口供认定存在借款，但该口供与张某、余某、卞某在2014年8月1日祥符派出所笔录相矛盾，存在前后不一的多种说法。假设方泉与张某、余某存在借款，那么该借款的归还是否是莫金有的车款归还。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无法得出方泉的借款是莫金有的车款归还。因为莫金有把车款交付卞某的目的是让卞某转交给方泉。而卞某拿到该车款私自截留用于所谓的与方泉的债务。因此方泉与张某、余某的借款事实及归还事实不清、存疑。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方泉与余某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及莫金有的车款是否替方泉归还了“借款”。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的最有证明力直接的证据是借条或者借款协议，而不是收条。收条是间接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是达不到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明目的，除非借款人对此认可。莫金有主张的替方泉归还张某、余某的借款事实不清，前后矛盾。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5)杭临民初字第16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莫金有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莫金有承担。
被上诉人莫金有在二审中辩称：一、证人在祥符派出所的陈述为2014年7月15日左右收到15万元，笔录中陈述的时间为7月15日左右。而卞某等陈述也是7月中旬。双方陈述没有矛盾。二、查询卞某的结婚登记情况，其没有结婚、离婚等情况。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成立。证人证言的可信度高，应采纳。三、上诉人认可6万余元款项已经交付了。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方泉向本院申请证人楼某出庭作证，欲证实方泉欠张某的2万元是由楼某归还，欠条也在楼某处，不存在卞某陈述的由车款归还的情况。莫金有向本院提供一份证明，欲证实卞某、余某不是夫妻关系。经质证，莫金有认为方泉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楼某是方泉的舅舅，其证言证明力很小，而且其陈述与其他证人证言不能达到一致。方泉对莫金有提供的证明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莫金有的质证意见成立，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莫金有提供的证明具有证据效力。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莫金有于2014年7月17日替方泉还清银行贷款82450元，后根据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杭仲（汽）裁字第1号裁决，支付给方泉65550元的购车余款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仲裁裁决认定：方泉曾通过卞某向余某借款5万元，向张某借款2万元，由莫金有向卞某支付汽车余款后，再由卞某归还上述二人借款。同时，根据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可以认定莫金另出资64550元通过卞某归还了方泉欠张某和余某的借款。莫金有原以为该款是支付方泉的购车款，由于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由莫金有又付了65550元的购车余款，现莫金有要求方泉返还替其还债的6455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而方泉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明力较弱，不足以对抗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对相关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4元，由方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