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包刑初字第00027号
公诉机关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晓艳，女，1973年4月2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依兰县人，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依兰县，捕前租住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宏芹，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国平，男，195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汤原县人，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汤原县，捕前租住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刘志军，安徽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某某，男，1974年5月8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依兰县人，小学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依兰县，捕前租住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姚自德，安徽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某，女，198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汤原县人，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黑龙江省汤原县，捕前租住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孙雷，安徽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某甲，曾用名“赵××”，女，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捕前租住合肥市包河区××小区×栋××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晓琴，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某乙，又名“赵××”，曾用名“赵××”，女，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高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捕前租住合肥市包河区××小区×栋××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合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瑞，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万某某，女，1952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县人，大专文化程度，江西省南昌市某某局退休职工，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捕前租住合肥市包河区××小区×栋××室。2013年5月9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经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执行逮捕，同年9月5日由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被释放。
辩护人梁猛，安徽达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包检刑诉（2013）6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审理中，因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且本案案情较为复杂，本院决定变更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倪卫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晓艳及其辩护人王宏芹、被告人王国平及其辩护人刘志军、被告人冯某某及其辩护人姚自德、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辩护人孙雷、被告人赵某甲及其辩护人李晓琴、被告人赵某乙及其辩护人张瑞、被告人万某某及其辩护人梁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王晓艳等人所从事的“资本运作”又称“连锁经营”传销活动，是以虚拟份额作为“产品”，通过广泛发展人员购买份额，建立“五级三晋制”的上下级网络关系，由其上线人员对所购份额按比例逐级瓜分。行业规定所有参加者购买第一份为3800元作为加盟费，随后每份以3300元计，最多一人可出资69800元购买21股；加入者每人最多可发展三名下线，再通过其下线不断发展人头提高业绩，以此获利并得到晋升，且级别不同获利额度也不同。“资本运作”分为五个等级：业务员、业务组长、主任、经理、老总（高级经理），其中65—599份可晋升为经理，600份以上可晋升为老总。老总之上，根据业绩与能力又分三个层级：体系负责人、独立体系负责人、行业负责人。行业规定，新成员每购买一份，其线上的三代以内老总每人均可获得500元的工资，三代以外的老总则瓜分“公积金和税款”。
在传销组织内部，经理主要负责下传上线老总的要求，向上汇报其伞下人员的发展状况及申购情况，根据上级的要求对业务员、业务组长及主任进行管理，培训伞下人员如何“复制”新人的技巧，安排配置发展新人的岗位及人员。
老总负责管理好自己的伞下人员，向上线汇报伞下人员的申购情况和体系内出现的问题，先期解决体系内的问题和矛盾，如解决不了再上报给体系负责人，同时还负责向伞下人员传达上级下达的通知、指示等，组织下线人员召开行业工作会议，进一步对经理级人员进行邀约技巧、口才等方面的培训。
体系负责人负责组建并管理经理室，通过经理室管理本体系老总及伞下人员，经理室成员由老总级的总管、自律、能力、申购、讲师等人组成。体系负责人对独立体系负责人负责，执行独立体系负责人的指示，组织伞下人员召开会议学习行业的文件、精神和通知，保管并上报申购人员的名单，做好伞下人员的排线排位并帮助独立体系负责人分发提成。
独立体系负责人主要负责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体系负责人会议，开会总结和研究解决一个月以来各分支体系的情况和问题，宣布体系的处罚措施和处罚决定，商议、核定各体系内有资格上老总的新人员名单。掌控体系负责人开设的用于收取伞下人员申购款的银行卡、U盾及密码。根据奖金分配方法和人员排位情况，计算体系内人员的提成（工资）及申购产生的税金，通过体系负责人将提成（工资）分发给伞下各级人员，将计算好的税金支付给有权分享的上级独立体系负责人。
2009年4月，被告人王晓艳在广西南宁经王某甲介绍，开始从事“资本运作”传销活动，之后发展了被告人冯某某、王国平等3人为直接下线，冯连科发展了高某、邹某某等3人，王国平随之发展了被告人王某某等人，并于2011年8月介绍被告人万某某加入传销体系，将其放入王某某伞下；2011年4月，被告人王晓艳、冯某某、王国平、王某某来到本市滨湖新区继续从事传销活动，并相继成为老总、体系申购老总、体系自律老总和体系负责人；被告人万某某于2012年4月来肥从事传销活动，培训伞下人员如何“复制”，2012年9月成为老总，其直接和间接下线人数超过30人。
2011年4月，被告人赵某甲、赵某乙相继从长沙来到本市加入被告人王晓艳、王某某的传销体系，从事传销活动，积极发展下线，2012年年初赵某甲成为老总，之后成为该体系负责人；被告人赵某乙于2013年3月成为老总，其伞下人员超过30人。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各被告人的供述及手绘网络图、证人证言及手绘网络图、传销资金往来帐，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人员名册、笔记本、其他传销资料等，公安机关出具的各被告人归案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等七人，以“资本运作”“连锁经营”为名，不断诱骗他人购买虚拟“份额”，建立层级分明的传销网络体系，通过“五级三晋制”激励传销人员积极发展下线，从中骗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当庭中，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建议对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被告人赵某乙、万某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庭审中，被告人王晓艳自认犯罪，辩解自己不是体系负责人；因不知法而犯罪，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自己家中有老人和小孩，请求法庭对自己爱人（指被告人冯某某）判处缓刑。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晓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指控其下线超过一百二十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得到所有从业人员的证明，故不宜认定其属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晓艳只是整个传销链条中的一环，并非是传销组织的主要策划和领导人物，其本人和家庭都是传销的最大受害者；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而加入传销组织，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没有限制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胁迫行为，更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新设立的罪名，被告人王晓艳只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处于刑事犯罪与治安处罚的交汇点，在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不宜量刑太重；被告人王晓艳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初犯、偶犯，孩子还在上学，父母年老多病；恳请法庭对被告人王晓艳宣告缓刑或处六个月以下拘役。
庭审中，被告人王国平自认犯罪，辩解由于自己法律意识淡薄而犯罪，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国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王国平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在妹妹王晓艳的介绍下，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而加入传销组织，自己及家庭也是受害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其只发展了女儿王某某一条直接下线，其他两个人是虚拟的，下线人员只有30多人，在传销中不但没有获利，反而还亏了钱，没有任何胁迫、欺诈、非法拘禁等情形，也未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系初犯、偶犯；建议对被告人王国平予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冯某某自认犯罪，辩解自己有心脏病，请求法庭对其夫妻二人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冯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冯某某通过舅舅王某甲介绍被安排在其妻子王晓艳的名下从事传销，发展下线及管理等主要是由王晓艳帮忙操作，在传销中所起作用较小，其发展的三名下线中有二名是虚似的，下线只有30多人，所获利较少，没有限制自由的胁迫行为，也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本人为小学文化，法律意识淡薄，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认识不足，自己及家庭也是受害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归案后能坦白交代，认罪悔罪，系初犯、偶犯，身体有疾病，夫妻二人均被羁押，家中尚有未成年孩子在读书；建议对被告人冯某某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最好判处缓刑。
庭审中，被告人王某某自认犯罪，请求法庭对其父亲（指被告人王国平）及本人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王某某受骗参与传销，后协助他人发展下线，只是一个次要的积极参与者，自己发展的下线人数较少，参与传销时间不长，没有实际获利，没有限制自由的胁迫行为，也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而加入传销组织，自己及家庭也是受害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归案后能坦白交代，系初犯、偶犯；建议对被告人王某某宣告缓刑或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庭审中，被告人赵某甲自认犯罪，辩解自己主要是为了寻找失踪14年的女儿，因不懂法而加入传销，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赵某甲的犯罪动机是挣钱寻找失踪14年的女儿，没有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其下线人员为30人以上，没有达到120多人；当庭自愿认罪，自愿缴纳罚金，系初犯、偶犯；建议对被告人赵某甲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庭审中，被告人赵某乙自认犯罪，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赵某乙在传销中没有任何胁迫、欺诈、非法拘禁等情形，也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等危害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因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而加入传销组织，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女儿在读书，平时靠低保维持生计，为了从事传销借了巨款，自己及家庭也是受害者；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建议对被告人赵某乙宣告缓刑。
庭审中，被告人万某某自认犯罪，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万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万某某在传销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因对传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认识不足而加入，自己也是受害者，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年老多病，系初犯；建议对被告人万某某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晓艳等人所从事的“资本运作”又称“连锁经营”传销活动，是以虚拟份额作为“产品”，通过广泛发展人员购买虚拟份额，建立起上下级网络关系。加入者购买第一份为3800元作为加盟费，成为股东，随后每份以3300元计，最多一人可出资69800元购买21股；加入者每人最多可发展三名下线，再通过其下线不断发展人头提高业绩，以此获利并得到晋升，且级别不同获利额度也不同。传销组织声称一个人从申购69800元加入，到最后出局，大约用一年的时间，即可最高获1040万元的回报（即所谓的“1040工程”）；传销人员一般以考察投资项目为名，将亲友等人骗至传销点，谎称“1040工程”是国家给政策，当地政府提供平台，引进民间闲散资金的政府试点项目，并对被骗人员进行“洗脑”，促其购买股份，加入传销组织。该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等级制度，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主任、经理、老总（高级经理）五个等级，其中65—599份可晋升为经理，600份以上可晋升为老总。该传销组织内部不同等级有相应的领导职责权限，其成员根据传销组织的规定对其伞下人员进行管理。
2009年初，被告人王晓艳在广西南宁经王某甲介绍加入王丽娟传销团队，从事“资本运作”传销活动，之后发展了被告人冯某某、王国平等3人为直接下线，冯某某发展了高某、邹某某等3人，王国平随之发展了被告人王某某等人。2011年4月，被告人王晓艳、冯某某、王国平、王某某等相继至合肥市滨湖新区继续从事传销活动，并相继成为老总级别，其中王晓艳为体系负责人，冯某某为体系自律老总。
被告人赵某甲于2011年4月加入传销组织，并在王国平伞下从事传销活动，后成为老总级别；被告人赵某乙经赵某甲介绍于2011年4月加入传销组织，后成为老总级别；被告人万某某于2011年8月加入传销组织，并在王某某伞下与其共同从事传销活动，后成为老总级别。
至案发时，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的直接和间接下线人数均已超过120人，被告人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的直接和间接下线人数均已超过30人。
另查明：公安机关经侦查，于2013年5月8日23时在合肥市包河区××小区×栋××室，将被告人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抓获，并在该室内查获银行卡5张，笔记本、账本16本（记录人员名单、职务、资金情况，传销授课计划、内容、心得、参与人员等），以及人员名单、申购资料等；于同年5月9日1时许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将被告人王国平、冯某某抓获，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寓×幢××室，将被告人王晓艳、王某某抓获。
再查明：本案侦查中，公安机关经查询，各被告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情况为：
被告人王晓艳中国银行合肥太湖路支行卡号1887××××8608（2012.8.1--
2013.3.20）转帐、现金存入2008714元；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857××××0517（2011.9.20--
2013.3.29）转帐、现金存入3302335元；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827××××9637（2011.8.23--
2013.3.28）转帐、现金存入20118536元。前述银行卡转帐及现金存入合计25429585元。
被告人王国平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797××××0987（2012.3.10--
2013.4.3）转帐、现金存入157000元；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887××××7676（2011.4.8--
2013.3.29）转帐、现金存入16400866元。前述银行卡转帐及现金存入合计16557866元。
被告人冯某某连科中国银行合肥卫岗支行卡号1797××××1266（2011.11.2--
2013.3.31）转帐、现金存入19409262元；中国银行合肥庐阳支行营业部卡号1797××××3235（2012.7.31--
2013.3.20）转帐、现金存入75000元；中国银行合肥太湖路支行卡号1752××××9179（2013.2.28--
2013.4.2）转帐、现金存入1800000元。前述银行卡转帐及现金存入合计21284262元。
被告人王某某月英中国银行合肥太湖路支行卡号1767××××5474（2012.10.17--
2013.4.5）转帐、现金存入6032600元；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797××××3421（2011.9.12--
2013.4.6）转帐、现金存入31724426元。前述银行卡转帐及现金存入合计37757026元。
被告人赵某甲焱平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842××××9005（2011.5.31--
2013.5.9）转帐、现金存入3121910元；中国银行合肥卫岗支行卡号1797××××1177（2012.3.18--
2013.4.13）转帐、现金存入110805元。前述银行卡转帐及现金存入合计3232715元。
被告人赵某乙艳玲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767××××8002（2011.4.18--2013.4.30）转帐、现金存入350707元。
被告人万某某葆秀中国银行合肥滨湖支行卡号1812××××3719（2011.8.15--2013.6.31）转帐、现金存入263196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的供述，证人汤某某、汤某（二人为下线传销人员）、肖某某的证言，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乙、万某某所绘传销人员网络图，证人汤某某、汤某手绘传销人员网络图，传销资金往来帐，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人员名册、笔记本、其他传销资料等，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七被告人归案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户籍材料，证明七被告人犯罪时均已达负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证实上述查明的事实，其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中，经本院委托，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社区矫正监管中心出具《调查评估意见书》，提出经调查，被告人万某某系南昌某某局退休干部，社会经历丰富，之前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理，因一时冲动而犯罪；家庭愿意监管，周围邻居和社区干部反映其一贯表现良好；建议对被告人万某某实行社区矫正。
本案开庭后，2014年3月28日本院对王丽娟、刘国强、王立霞（均为被告人王晓艳的间接上线，王立霞为王晓艳直接上线王某甲的直接上线）等四十二名同案犯进行了宣判，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王丽娟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五百万元，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刘国强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王立霞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万元；在该案判决中，对七被告人已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王晓艳为61444.68元、王国平为1211398.40元、冯某某为655946.78元、王某某为560472.28元、赵某甲为147824.48元、赵某乙为10507.85元、万某某为39448.54元），判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院于2014年1月15日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被告人冯某某的下线人员雷某某（系冯某某直接下线高某的间接下线）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被告人王晓艳辩解自己不是体系负责人的问题。经查：本案侦查中，被告人王晓艳供述其下线人员约300多人（有时供述为200多人），其于2012年5月成为传销体系负责人，并供述其丈夫冯某某为体系自律老总；被告人冯某某供述约2013年初，因王丽娟体系人员太多，为便于管理，王丽娟任命其直接上线王晓艳作为体系负责人，其本人为体系自律老总；被告人王国平的供述，以及查获的记录本等材料，均证实了王晓艳传销体系的存在。故被告人王晓艳的当庭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应当明确的是，所谓的体系负责人、独立体系负责人、行业负责人，是传销组织内部因管理的需要而所作的任命，或在打击传销犯罪中对传销规模的称谓，虽与传销组织的人员规模等有重要关联，对量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能仅凭此作为量刑的唯一根据；在传销体系、独立体系、行业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并不一定比未担任一定职务的在量刑上就重，同样，未在传销体系、独立体系、行业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并不一定比未担任一定职务的在量刑上就轻。
关于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的量刑幅度问题。经查：根据各被告人的供述、相关证人的证言，相关被告人、证人所绘传销人员网络图，以及查获的记录本、人员名册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王国平的间接下线王某乙（系王某某的直接下线之一）的下线人员至少80人，王国平的下线赵某甲的下线赵某乙、赵某丙的下线人员分别达30人，王国平的下线万某某的下线人员达30人，故被告人王国平的下线人员至少为120人以上；王国平系被告人王晓艳的直接下线之一，王晓艳的另一直接下线冯某某的下线人员达30人以上，故被告人王晓艳的下线人员也达120人以上；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的行为属情节严重，论罪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故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的辩护人关于两被告人下线不足120人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本案的证据，被告人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的下线人员虽均达30人，但无充分证据证明三被告人的下线人员均达120人以上；被告人冯某某虽为体系自律老总，但不能仅凭此作为量刑的唯一根据；指控被告人王某某为体系申购老总，仅有被告人王国平的供述，无其他证据印证；指控被告人赵某甲为体系负责人，并无相应证据证实；被告人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银行卡交易明细中的转帐及现金存入数额虽分别为2128余万元、3775余万元、323余万元，但在未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也无充分证据证明转帐及现金存入数额即为三被告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的情形下，不宜仅据此作为量刑的唯一根据。故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人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的行为尚不属情节严重，论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被告人冯某某下线人员中达老总级的至少6名，被告人王某某下线人员中达老总级的至少5名，被告人赵某甲下线人员中达老总级的为2名，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以“资本运作”为名，引诱、发展下线人员购买虚拟份额，建立层级分明的传销网络体系，所处层级均为三级以上，发展下线成员均已超过30人，从中骗取非法利益，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晓艳、王国平发展的下线人员达120人以上，论罪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冯某某、王某某、赵某甲、赵某乙、万某某发展的下线人员均达30人以上，论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各被告人均自认犯罪，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合本案七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量刑情节，决定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万某某适用缓刑。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和情节，对被告人王晓艳、冯某某、王某某、赵某乙不宜适用缓刑。各辩护人提出与以上相同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提出与以上不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晓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王国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8年5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冯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6年5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王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6年5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赵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5年11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赵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14年11月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万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八、扣押在案的笔记本、账本等传销材料，予以没收；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丁爱民
审 判 员 程梅翠
人民陪审员 吴 燕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阮 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第三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第三款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