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4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凯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顺通小区33栋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亚成，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系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辉，系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原审被告）一汽光洋转向装置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东风大街5568号。
法定代表人祖学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杰，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杰，系公司管理部副部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艳红，男，1985年5月5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
上诉人长春凯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成公司）、上诉人一汽光洋转向装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艳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吉019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张艳辉，上诉人光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杰、高艳杰，被上诉人邵艳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艳红原审时诉称，2011年9月邵艳红进入凯成公司工作，劳动合同一年一签。但2014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未再签订劳动合同。邵艳红自入职凯成公司工作后，凯成公司将邵艳红劳务派遣至光洋公司阀装配班工作，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部分工资，另一部分工资转给凯成公司，再由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并缴纳社会保险。邵艳红在工作期间每月发放的工资总额均有不足，相关福利待遇二公司也未给付邵艳红，邵艳红多次向凯成公司询问，凯成公司表示与其无关，询问光洋公司，光洋公司表示已足额发放。凯成公司、光洋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邵艳红至今未见过，致使邵艳红的权利不清不明，2016年3月15日邵艳红向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4月1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邵艳红与凯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邵艳红与光洋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2.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向邵艳红补发2011年9月至2016年3月工资差额57000元（光洋公司将邵艳红作为派遣工与正式工区别对待，同工不同酬，光洋公司向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工资后，凯成公司扣留部分工资，用作单位缴纳社保及公积金）；3.凯成公司向邵艳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5039.25元；4.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向邵艳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336.1元；5.凯成公司协助邵艳红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6.案件受理费由凯成公司、光洋公司承担。
凯成公司原审时辩称，1.邵艳红与凯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派遣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凯成公司不同意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2.邵艳红要求凯成公司补发2011年9月至2016年3月工资差额57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诉请不成立，不应支持和保护，凯成公司每月按时发放邵艳红工资从不拖欠。自2016年2月起，邵艳红待岗期间，凯成公司仍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按月向其支付基本工资及各项保险费和公积金，凯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过错和违约行为。邵艳红待岗期间，凯成公司多次通知其上岗培训，均遭拒绝,故凯成公司不应为邵艳红补发工资差额57000元。3.凯成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成立，此前未与邵艳红建立劳动关系，双方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2012年至2014年，2014年合同到期后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凯成公司不应向邵艳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光洋公司原审时辩称,光洋公司与凯成公司已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其派遣员工与凯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各项保险和公积金，派遣员工不与光洋公司发生直接雇佣关系。
原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邵艳红与凯成公司于2012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工作岗位为生产部门操作工，月工资为1000元。双方于2014年续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邵艳红与凯成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内容包括：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工作岗位为生产部门操作工，工作地点为光洋公司；工资于每月30日前以货币形式支付，月工资为1480元或按用工单位工资分配制度执行；甲方（凯成公司）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乙方（邵艳红）待工的，甲方支付乙方的月生活费为1480元或按用工单位标准执行；合同附件是附凯成公司与光洋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凯成公司（甲方）与光洋公司（乙方）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协议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协议主要内容为：本协议所称劳务派遣费用是指乙方支付给甲方的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管理服务费；乙方于每月20日前将劳务派遣费用支付给甲方，甲方在每月22日前以银行卡的形式将工资及时足额支付给劳务派遣人员，并按规定及时足额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费；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按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其经济补偿金由乙方承担。凯成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亚成，股东为王亚成、ＸＸ明。2016年2月19日，光洋公司发出《关于有关员工待岗的通知》，内容为：“制造部阀装配班组：根据企业目前的生产安排，经过我部与管理部通过研究，报请公司领导批准，决定你班组将有部分（全部）人员需要待岗，待岗期间具体事宜如下：一、员工待岗时间：从2016年2月23日开始，根据公司生产产量及人员安排，每个人待岗的时间不固定；二、保持联系：通知待岗人员通讯设备保持畅通，班组与待岗人员随时能取得联系，如联系不上或不听企业安排的，按自动辞职处理；三、工资待遇：员工待岗期间，岗位工资减半，各项保险和公积金缴纳不变”。2015年3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999.8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61元；2015年4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571.14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61元；2015年5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631.13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61元；2015年6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491.42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元；2015年7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418.22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元；2015年8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868.36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08元；2015年9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274.67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08元；2015年10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181.67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08元；2015年11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631.96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08元；2015年12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6721.41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679.08元；2016年1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827.82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8.45元；2016年2月光洋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1556.74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8.45元。2016年3月光洋公司未向邵艳红发放工资，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8.45元。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在2016年4月开始未再向邵艳红支付工资。2016年3月15日，邵艳红向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16年4月1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解除邵艳红与凯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邵艳红与光洋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邵艳红虽未直接以书面形式通知凯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但其已提起诉讼，表明要求与凯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法院于2016年5月26日向凯成公司送达起诉状，故邵艳红与凯成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邵艳红与光洋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不需另行解除。二、关于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向邵艳红补发2011年9月至2016年3月工资差额57000元问题。同工同酬是我国劳动法的一项基本规定，是指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工作岗位，从事相同的工作、取得相同的业绩，获取相同的报酬。邵艳红虽提供了参考人员的名字，但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参考人员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工作岗位，从事相同的工作、取得相同的业绩，故对邵艳红主张的凯成公司、光洋公司支付2011年9月至2016年3月工资差额57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凯成公司向邵艳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5039.25元问题。邵艳红与凯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了两年期的劳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邵艳红要求凯成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5039.25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邵艳红要求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向邵艳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336.1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光洋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其生产经营暂时困难确需员工待岗，同时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根据凯成公司的自认光洋公司在2016年2月19日发出待岗通知，通知邵艳红自2016年2月23日开始待岗，2016年3月只有凯成公司给邵艳红支付工资778.45元，光洋公司未向邵艳红发放工资导致低于邵艳红与凯成公司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为1480元。邵艳红以凯成公司、光洋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金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凯成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成立，邵艳红与凯成公司的劳动合同起始自2012年1月1日，故邵艳红的工作时间应自2012年1月1日开始计算，邵艳红与凯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5月26日解除，故经济补偿金应按照4.5个月计算。邵艳红离职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443.55元[（1491.42元+779元+1418.22元+779元+868.36元+779.08元+1274.67元+779.08元+1181.67元+779.08元+1631.96元+779.08元+6721.41元+679.08元+1827.82元+778.45元+1556.74元+778.45元+1480元+1480元+1480元）÷12]，经济补偿金金额应为10995.96元。2016年3月，邵艳红待岗系光洋公司的行为，且2016年3月光洋公司未向邵艳红发放工资，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8.45元，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的数额与待岗前发放工资数额相当。由于光洋公司原因导致邵艳红与凯成公司劳动合同的解除，故光洋公司对凯成公司向邵艳红支付经济补偿金10995.96元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光洋公司与凯成公司约定，凯成公司与劳务派遣人员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按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其经济补偿金由光洋公司承担的问题。由光洋公司与凯成公司另行解决。五、关于邵艳红要求凯成公司协助邵艳红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故邵艳红要求凯成公司协助邵艳红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凯成公司与邵艳红间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5月26日解除；二、凯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邵艳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995.96元；三、光洋公司在上述第二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四、凯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协助邵艳红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五、驳回邵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共同负担。
宣判后，凯成公司、光洋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凯成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凯成公司对原审判决第二项不承担给付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光洋公司、邵艳红承担。理由是：1.凯成公司对光洋公司直接支付给邵艳红的那部分工资无法约束和控制，未能足额支付邵艳红劳动报酬的责任不在凯成公司。且凯成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没有过错，合同解除也不是凯成公司原因导致的，所以凯成公司不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2.凯成公司在2016年4月仍向邵艳红支付其部分工资，原审认定截止时间3月份有误。3.邵艳红是自己要求提前解除的劳动合同，凯成公司也同意，但是凯成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支付邵艳红经济补偿金的民事责任。
针对凯成公司的上诉请求光洋公司二审辩称，光洋公司已将邵艳红的工资全部支付，2016年3月份邵艳红的工资也已经支付给凯成公司，其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在履行劳务派遣合同中光洋公司没有任何违约情形，本案中邵艳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非光洋公司的过错导致的，光洋公司不应对邵艳红的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针对凯成公司的上诉请求邵艳红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光洋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光洋公司不承担原审判决第二项内容的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凯成公司、邵艳红承担。理由为：1.邵艳红与凯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其系凯成公司的派遣员工，不与光洋公司发生直接雇佣关系。2.邵艳红根据光洋公司生产安排于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5月8日期间待岗，按照公司规定工资减半。2016年5月9日，光洋公司班长窦立新电话通知邵艳红上班但其未接电话，之后班组员工陈明电话通知邵艳红上班，其表示不回来了。光洋公司依据与凯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第三十六条规定，于2016年5月9日通知凯成公司将邵艳红退回凯成公司，此期间该员工工资已经足额发放。3.光洋公司已经接到原审法院开庭传票，原审法院在组织调解时未通知光洋公司，并非光洋公司故意不参加庭审，且光洋公司已经提交书面答辩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针对光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凯成公司二审辩称，邵艳红待岗是光洋公司造成的，凯成公司作为劳动派遣单位没有过错。光洋公司在邵艳红待岗期间没有足额向邵艳红足额支付工资。凯成公司每月向邵艳红支付工资的数额是固定的，且数额低于合同约定的1480元，可见待岗期间光洋公司未足额向邵艳红支付工资。邵艳红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也是未足额支付工资，本案中的过错责任不在凯成公司，而在光洋公司。
针对光洋公司的上诉请求邵艳红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6年2月光洋公司向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劳务费（包括岗位工资、其他、保险费用、管理费）2513.9元，2016年3月光洋公司向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劳务费2068.89元，2016年4月光洋公司向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劳务费2080.11元。2016年4月凯成公司向邵艳红发放工资779.08元。在凯成公司与光洋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中约定，光洋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务费而导致凯成公司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光洋公司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院认为，邵艳红与凯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凯成公司将邵艳红派遣至光洋公司工作，邵艳红在待岗期间凯成公司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不低于1480元的工资。邵艳红以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凯成公司应向邵艳红支付经济补偿金。无论光洋公司是否在拖欠邵艳红工资一事中存在过错，均不能免除作为用人单位的凯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原审判决判令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经济补偿金正确，凯成公司提出其不支付邵艳红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凯成公司派遣邵艳红到光洋公司工作期间，邵艳红的工资由凯成公司和光洋公司分别向邵艳红发放。光洋公司每月将邵艳红的部分劳务费（包括岗位工资、其他、保险费用、管理费）支付给凯成公司，凯成公司扣除管理费并为邵艳红缴纳社保费用后将剩余款项发给邵艳红。光洋公司则根据邵艳红的每月工作绩效向邵艳红发放数额均不相等的工资，邵艳红获得的两部分工资数额相加后的工资总额均不低于1480元。2016年2月23日邵艳红开始待岗，待岗期间光洋公司仍向凯成公司支付邵艳红3月、4月的劳务费用，凯成公司扣除管理费并为邵艳红缴纳社保费用后将剩余的778.45元、779.08元发给邵艳红，但光洋公司在3月、4月却没有向邵艳红支付绩效工资，导致邵艳红实际获得的工资数额低于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原审判决判令光洋公司对凯成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且在凯成公司与光洋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中约定，光洋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务费而导致凯成公司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光洋公司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光洋公司提出不支付邵艳红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一汽光洋转向装置有限公司负担10元，上诉人长春凯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明福
代理审判员 梁欣华
代理审判员 白 雪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