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民终72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茹，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江泰金属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新，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顾政，管理人组长。上诉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江泰金属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泰公司）、被上诉人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富安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02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州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江泰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万富安公司之间的交易真实存在，亦无法证明其取得涉案行车的所有权。上诉人与万富安公司、监管公司签订一系列质押合同、质押登记协议、质押清单等文本之后，万富安公司向监管公司交付了质押物，质押物包含涉案两台行车处于监管状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准，涉案两台行车并未交付给江泰公司，江泰公司并未取得所有权。质押合同对质押财产约定不明的，或者约定的出质财产与实际移交的财产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财产为准。上诉人在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中支付了相应对价，并根据涉案两台行车的占有状态善意判断其所有权属于万富安公司，根据善意取得的规定，上诉人也应取得涉案两台行车的质押权利。被上诉人江泰公司辩称，其与万富安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定作关系，两台行车是万富安公司根据江泰公司提供的特定规格、尺寸定制完成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并不包括特别定制的两台行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被上诉人万富安公司未作答辩。原审原告苏州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对存放在万富安公司场地上规格分别为“5吨*18米、高9米”与“50/10吨*26米、高14米”且均已安装有相关机电配套部件并油漆成黄色的两台龙门吊行车继续执行（价值12万）；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苏州银行诉万富安公司、张家港万富安化工设备铸件装备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九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家港市良工阀门厂、张明良、钱妙琴、张曼君、张晏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5月15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5）张商初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判决：1、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借款本金14874000元、律师费300000元及利息（截止到2015年3月21日的利息279500元、自2015年3月21日至2015年4月8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以本金15000000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11.7‰计算，自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20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以本金14930000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11.7‰计算，自2015年4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息、复利以本金14874000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11.7‰计算）。2、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对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张家港万富安化工设备铸件装备有限公司在本案《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质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张家港万富安化工设备铸件装备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九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张家港市良工阀门厂、张明良、钱妙琴、张曼君、张晏铭对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苏州银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中，根据苏州银行的申请与提供的清单，一审法院拟定对放置在万富安公司场地上的“生铁”与“钢材”及其制品等财产经评估后进行拍卖（各类生铁、钢材及其制品共计8705.94吨，评估总值2260.0826万元），对拍卖物中的两台龙门吊行车（其中一台规格尺寸为“5吨*18米、高9米”，评估值为6.1340万元；另一台的规格尺寸为“50/10吨*26米，高14米”，评估值为42.9082万元），江泰公司即以该两台行车是“加工定作物”属其所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执行。2015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5）张执异字第00016号执行裁定，裁定：江阴市江泰金属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异议成立。一审法院对存放在江苏万富安机械有限公司场地上规格分别为“5吨*18米、高9米”与“50/10吨*26米、高14米”且均已安装有相关机电配套部件并油漆成黄色的两台龙门吊行车（以下简称涉案行车）中止拍卖执行。因苏州银行对该裁定不服，要求继续执行，诉至一审法院为此引起本案纠纷。另查明，2014年12月1日，苏州银行（贷款人、质权人）与万富安公司（借款人、出质人）、张家港万富安化工设备铸件装备有限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为苏州银行字【2014320582001】第【000628】号《最高额质押借款合同》，约定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不超过17000000元的贷款，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还款方式、贷款用途等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利率以贷款发放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公布的相应期限档次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9%确定，据此确定的利率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本合同项下的质物移交程序在质权人、出质人、监管人三方签署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约定，质权人和出质人双方共同向监管人签发《出质通知书》或《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监管人核对实物相符后出具相关保管凭证。同日，苏州银行（甲方、质权人）与苏州新银通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丙方、监管人）、万富安公司、张家港万富安化工设备铸件装备有限公司（乙方、出质人）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质押给甲方，甲乙双方同意将质物交由丙方监管，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按照甲方的指示监管质物；丙方收到乙方提交的《提货通知书》原件后传真至甲方，经甲方审核确认并在传真件上再次加盖预留印章后传真回复丙方，丙方方可放货。在乙方实际向丙方提取货物时，丙方应向乙方交付解除质押的货物，其余由丙方占有、监管的未解除质押货物，丙方不得向乙方交付；协议所附《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出具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质物清单》（出具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均载明质物为：生铁及其制品（数量3286.422吨，价值723.012万元，每吨价格2200元）、钢材及其制品（数量6074.538吨，价值2126.088万元，每吨价格3500元），质押物最低价值余额2500万元。再查明，2016年1月1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债务人为万富安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目前正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上述事实，有（2015）张商初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书、（2015）张执异字第00016号执行裁定书、《最高额质押借款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2016）苏0582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2016）苏0582民破第1-1号民事决定书、质证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争议焦点：涉案行车是否属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质押物。原审原告认为，涉案行车本身就属于钢材及其制品范围，在质押物盘点过程中，也将其列为行车纳入钢材及其制品范围，并由处置人万富安公司进行了确认。其次，在监管公司介入监管时，已经将涉案行车作为质押物纳入监管范围，放置在监管场地，并折成重量记入了盘存记录，以作为制作质物清单的依据。再次，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2.6条明确约定如贷款合同对质物约定不明，或者约定了质物与实际移交的不一致，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担保法司法解释也同样规定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物与实际交付的质押物不一致，以实际交付的质押物为准，涉案行车在监管公司入驻至管理人接手之时，一直处于监管公司的监管下，已满足实际交付条件，因此涉案行车属于质押物。审理中，原审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江苏万富安监管区域盘存记录表、厂地盘点明细以及货位图，证明涉案行车在2014年12月14日已由苏州新银通资产监管有限公司进行盘点并记入质押物总数，并由该公司进行监管，质押为有效设立。原审被告江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上看，盘存记录表上的公章与万富安公司的公章不相似，该表是万富安公司单方面出具的，并不是动产质押专用仓单，该表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14日，此时涉案行车的所有权已经属于江泰公司。厂地盘点明细上面既没有盘点人员的签字，也没有万富安公司盖章确认，系原审原告单方制作。原审被告万富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14日，与管理人入场时间相隔较长，管理人已经对场地上的原材料进行了清点，与盘存记录表上载明的物品及数量有很大出入，因此我方对盘存记录表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审被告江泰公司认为，江泰公司与万富安公司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加工的涉案行车系特定的规格、颜色以及特定的电机配套设备。2014年11月22日，江泰公司已经将所有加工款支付完毕，并且与万富安公司签订了三方确认协议，确认涉案行车所有权归江泰公司所有。原审原告与万富安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动产质押协议，而且质押仓单中也并未明确涉案行车属于质押范围，即使明确了属于质押范围，但将所有权属于他人的物品列入质押范围也是无效的，因此涉案行车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江泰公司所有。审理中，原审被告江泰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1、2014年4月9日，万富安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两份，其中一份合同约定：由万富安公司为江泰公司加工定作一台规格为“5T*18米、H（高）为9米、油漆为王（黄）色”的单梁龙门吊行车，价格为9万元，合同生效时付款50%，发货前付清全额货款，交货期为20天。另一份合同约定：由万富安公司为江泰公司加工定作一台规格型号为：“50/10T*26米、H（高）为14米、油漆桔黄色”的A型双主梁龙门吊行车，价格为83.8万元，合同生效付30万元正，发货前现场验收合格一次性付清全额货款，交货期为20天。2、三份收款收据及所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证明江泰公司已经向万富安公司支付了39万元的货款。3、往来清单及销售合同清单18页，证明截止至2014年11月22日，万富安公司尚结欠江泰公司其他货款567147.2元，张家港市九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系万富安公司的关联公司，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张明良。4.协议书一份，证明江泰公司已经用相应的应收账款和万富安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已经将合同项下的加工款支付完毕，同时证明截止至2014年11月22日，涉案行车所有权已经属于江泰公司，原审原告和万富安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将属于江泰公司的涉案行车进行质押是无效的。原审原告苏州银行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原审原告并不了解二原审被告该笔购销合同的签订情况以及履行情况，购销合同第3条约定交货地点为江阴月城，第9条约定了结算方式以及交货期为20天，根据以上约定万富安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江泰公司交付标的物，江泰公司也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货款。2、对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确认。原审原告认为江泰公司应该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相应的托收凭证以及垫款记录等信息，用以证明这些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确实已经支付给万富安公司。另外根据收据及相应汇票，也可以证明二原审被告并没有按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进行履行。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该份往来清单上加盖的是张家港市九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未有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授权人的签字，且上面也没有往来清单的形成时间，没有办法证明往来清单上的废钢已经交付给万富安公司。对于18页销售合同清单，发货人以及购方代表是否是买卖双方的员工，有无权限代理和销售合同中所涉及的废钢是否真实交付以及价格情况，均无法进行确认，请求法庭依法审核。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协议书第一条印证二原审被告并没有按照购销合同约定进行履行，协议书第3条约定涉案行车所有权归江泰公司所有，没有法律依据，依照物权法规定，动产所有权取得应当为交付，在交付之后，江泰公司才取得涉案行车的所有权。原审被告万富安公司认为，对江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因万富安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得到执行，涉案行车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应当由法院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原审被告江泰公司提供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价款结算协议、付款凭证等证据，形成了其通过加工定作关系取得合同项下涉案行车所有权的证据链，且万富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原审原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审被告江泰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其次、涉案行车虽然存放于原审被告万富安公司的场地上，但其具有特定的规格尺寸，应为特定物，其只能安装在特定的场所才能使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质押物库存明细表所列质押物是“以吨论价”的“生铁及其制品（每吨2200元）”与“钢材及其制品（每吨3500元）”,并没有明确两台规格尺寸特定且安装有马达等机电配套部件并已漆成黄色的成品行车也是质押物，况且涉案行车的基本构件虽也可称是“钢材制品”，但其并非完全是钢材制作，且其实际价值显然也不可能是“以吨论价”或按质押物库存明细表中所列的价格计算价值的“钢材制品”。再次、原审原告提供的盘存记录表、厂地盘点明细以及货位图，二原审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厂地盘点明细上未有盘点人员签字或万富安公司盖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张商初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书也并未认定涉案行车系质押协议项下的质押物。综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原审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江泰公司为证明其与万富安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定作关系，提供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付款凭证、结算协议等证据，其中合同约定的定作物规格型号与涉案两台行车是一致的，万富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江泰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之前，江泰公司已委托万富安公司加工涉案两台行车，并向万富安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苏州银行为证明涉案两台行车为质押物，提供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盘存记录表、厂地盘点明细及货位图，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中约定的质押物为以吨论价的生铁及其制品、钢材及其制品，并未明确提及涉案两台行车；盘存记录表、厂地盘点明细及货位图，万富安公司和江泰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盘存记录表上也未明确体现涉案两台行车，厂地盘点明细上则未有盘点人员签字，故苏州银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两台行车为质押物。因此，苏州银行要求继续执行涉案两台行车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苏州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上诉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杰审判员  郑 雄审判员  周 红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王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