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高民五（商）终字第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建华，董事长。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
负责人庄伟东，总经理。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立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发，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卫斌。
委托代理人陶金龙，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新奇，上海力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上诉人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与被上诉人周卫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一）2010年12月13日，周卫斌签订编号为20101213《客户资金委托理财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相对方标明为吉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以下简称“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所在地址为上海市翔殷路1128号2106室。该协议书首部载明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系“依法享有期货经纪经营资格的独立的中国企业法人”，协议宗旨是“为客户增加财富、为企业增加效益”。在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周卫斌把约定委托理财资金存入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指定的中国建设银行资金卡账户内，并由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负责管理建设银行资金卡和密码，确保资金安全；约定委托理财资金总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币种均同），周卫斌存入资金后，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负责资金的保值和增值；双方合作期限12个月，自2010年12月13日起至2011年12月12日止。期间若产生亏损由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承担所有责任并在合作期结束前补足约定委托理财资金总额；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需每个月支付给周卫斌委托理财资金总额5.5%的月固定利息110，000元；合作期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负责一次性支付周卫斌委托理财资金总额200万元至周卫斌指定的银行卡内。
2011年7月1日，周卫斌签订了编号为20110701的类似协议，其中委托理财资金为100万元，双方合作期限3个月，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止，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需每个月支付3%的月固定利息30，000元。
2011年9月16日，周卫斌签订了编号为20110916的类似协议，其中委托理财资金为150万元，双方合作期限3个月，自2011年9月16日起至2011年12月15日止，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需每个月支付3%的月固定利息45，000元。
上述三份协议，周卫斌均在委托人处签字，其中受托人处签有“吴晓林”字样，第一份协议盖有“吉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式样的印章，后两份协议盖有“吉粮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式样的印章。签字处各方标明了相对应于合同编号的日期。
（二）因类似纠纷，刘土水、张海涛两名当事人分别于2012年6月26日起诉本案两上诉人。在该案中，两上诉人举证称吴晓林未经批准私用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印章，从未提出过该印章系假章。在2012年12月19日该案庭审过程中，两上诉人陈述称：委托理财协议是吴晓林采取非法手法骗取或盗用营业部印章和刘土水、张海涛签订的，吴晓林已经采取类似手段和他人签订多份类似协议，涉案金额数千万。该案最终认定吴晓林签字及其所使用的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印章均系真实，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三）与本案类似委托理财协议引起的以汇金公司以及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为被告的案件，至今共有十六件案件起诉至该院。在审理中，时任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职员的张海东出庭作证称，根据吴晓林的指示为其转过委托理财款。在朱娜、刘振芳为原告的案件中，委托人还出具了盖有“吉粮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财务专用章”的收条。
（四）2011年10月，吴晓林向长春警方投案自首。同月12日，长春市公安局以长公刑立字（2011）306号立案决定书对吴晓林涉嫌非法经营案立案侦查。长春警方来沪与一审法院多次联系。警方表示，目前该案需要进一步侦查，尚未提起公诉。另对吴晓林所采取的所有强制措施在到期后已经解除，有可能会呈请正式批准逮捕。该院向办案警官了解了相关案情，并阅看了警方对多名当事人、吴晓林、吴建庄所做的讯问笔录。其中有多名当事人在警方讯问笔录中陈述称是在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会客室签订的合同。吴晓林亦在警方讯问笔录陈述称部分协议系在吴晓林办公室签订。
（五）吴建庄到庭陈述称：其是吴晓林哥哥，吴晓林是原吉粮公司总经理助理。为开展上海业务，原吉粮公司委托吴建庄筹备上海营业部，2006年至2007年左右任命吴建庄担任上海营业部两三个月的经理，并且由原吉粮公司为吴建庄印刷了总经理名片。对于吴晓林与各当事人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内容，吴建庄表示不清楚，但表示曾为吴晓林代收过委托理财款并及时转给了吴晓林，其中包括周卫斌200万元、旷文秋100万元。有的款项是转给吴晓林的账户，有的是转给吴晓林指定的账户。对于上述转款事实，其已经在公安部门调查时陈述多次。另外，吴建庄称自己经营收藏品生意，在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办公场所楼层的2103房间租赁了办公室，但该办公室并非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的办公室。另外，据其了解，张海东与陈旭均为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的员工。
（六）经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吉粮公司于2012年6月4日更名为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于2012年7月13日更名为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两上诉人确认从未取得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质。吴晓林在系争委托理财协议签订期间任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负责人。
（七）在本案中，周卫斌主张按照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其实际履行情况如下：
投资人合同编号转款时间转出户名转入户名转款金额利率
周卫斌201012132010.12.14周卫斌
交通银行吴建庄
建设银行200万元5.5%
收
款
情
况2011.01.12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2.14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3.14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4.12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5.12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6.13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7.12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8.12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2011.09.14吴晓林周卫斌11万元
总计金额99万元
周卫斌201107012011.7.1周卫斌
交通银行吴晓林
建设银行100万元3%＋2.5万
收
款
情
况2011.8.01吴晓林周卫斌55000
2011.8.31吴晓林周卫斌55000
2011.9.30吴晓林周卫斌55000
总计金额16.5万元
周卫斌201109162011.9.16周卫斌
交通银行吴晓林
建设银行150万元3%＋2.5万
收
款
情
况
总计金额0元
总计转出金额450万元转入金额115.5万元
针对两上诉人提出自2011年1月12日至2011年9月30日，吴晓林已经向周卫斌合计汇款506.75万元的情况，周卫斌认为此前与两上诉人曾签订类似委托理财合同，并已经履行完毕。周卫斌未提供类似委托理财合同原件或者复印件，但制作了一份补充说明表格列明因此前类似委托理财合同发生的每笔款项。
投资人合同编号转款时间转出户名转入户名转款金额利率备注
周卫斌201101262011．1．26周卫斌
交通银行吴建庄
建设银行95万元5.5%此合同
已灭失
收
款
情
况2011.02.21吴晓林周卫斌100万元
总计金额100万元本息结清
周卫斌201103012011．3．1高彩凤
交通银行吴晓林
建设银行150万元5.5%此合同
已灭失
收
款
情
况2011.03.31吴晓林周卫斌82500
2011.05.03吴晓林周卫斌82500
2011.05.31吴晓林周卫斌82500
2011.06.01吴晓林周卫斌150万元
总计金额1747500元本息结清
周卫斌201106152011．6．15周卫斌
交通银行吴晓林
建设银行100万元5.5%此合同
已灭失
收
款
情
况2011.07.14吴晓林周卫斌55000
2011.08.15吴晓林周卫斌55000
2011.09.13吴晓林周卫斌55000
2011.09.14吴晓林周卫斌100万元
总计金额1165000元本息结清
总计转出金额345万元转入金额391.25万元
经本院核对，关于上述各方当事人所陈述的涉及吴晓林的银行账户款项往来，与该院调取的吴晓林资金流水单比对后，真实无误。关于周卫斌往吴建庄账户2011年1月26日95万元的转款，经该院比对银行单据中载明的账号，可以认定该事实。据此，该院对周卫斌上述两表格中记载的往来款项的发生时间、数额均确认无误。两上诉人所主张的还款506.75万元经比对均在表格中已经载明。
该院另查明，吴晓林资金流水单反映2011年2月22日，吴建庄往吴晓林账户中汇入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一）两上诉人对吴晓林在委托理财协议上签字真实性表示不清楚，对委托理财协议书所使用的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该院认为：1.此前已经生效的刘土水、张海涛为原告的类似案件中，两上诉人对于公章的真实性和吴晓林签字的真实性是认可的。两上诉人仅仅认为吴晓林是采取非法手段骗取或盗用营业部印章，从未提出吴晓林是使用假公章。两上诉人在该案中还承认吴晓林采取类似手段和他人签订多份类似协议，涉案金额数千万，这刚好与该院审理的十余起案件总金额可以互相印证。2.该院从警方了解的情况、阅看的吴晓林相关讯问笔录，也无法得出吴晓林私刻公章诈骗的事实。3.本案事实的认定，不仅要涉及到印章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涉及吴晓林签字的真实性。公章在我国是公司对外做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根据公司法原理，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公章本身并不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某人持有公章的事实，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还需要结合公司内部授权来进行审查。而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才是公司意志的当然代表人。同理，本案中吴晓林作为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负责人，该内容标明于汇金上海营业部营业执照中，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其签字在外足以代表汇金上海营业部行为。因此，如果吴晓林签字为真实，即便营业部印章为假，亦不能对抗外部善意第三人和否认吴晓林的职务行为。四、吴晓林在本案所涉委托理财协议书、银行票据等多处签字，与刘土水、张海涛为原告案件中的委托理财协议书上签字极为类似。两上诉人对吴晓林签字的真实性并未做否认表示，仅仅是认为不清楚。由于吴晓林原系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负责人，现警方对吴晓林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两上诉人有义务和有条件予以核实吴晓林签名的真实性，但两上诉人未予核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该院据此认为吴晓林签字为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其所采用的印章为假，亦不影响吴晓林对外行为的效力。
（二）双方当事人对于周卫斌为履行委托理财协议书支付的金额以及收到的利息存在争议。该院认为，通常情况下本金及利息应当以案件所涉及的委托理财协议书的约定来认定，据此依时间、金额来印证履行情况。但本案中有较多特殊之处：1.除了周卫斌提交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之外，周卫斌还声称存在已经履行完毕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但却无法提交原件或者复印件，为此该院难以认定该陈述的真伪及细节。2.按照周卫斌的表格，已经履行完毕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的时间段为2011年1月26日至2011年9月14日，而本案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的时间段为2010年12月13日至2011年9月16日，前者时间段完全被后者时间段所包含，造成了计算本金、利息上的混乱，难以区分。3.即便是本案所主张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当事人之间亦未完全按照协议约定来履行，比如对于编号20110701的委托理财协议书，周卫斌每期收取的利息5.5万元高于协议约定的每期3万元，对此周卫斌无法提供解释。鉴于以上因素，本案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与周卫斌所称的已经履行完毕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无法完全区分，为公平起见，该院将2010年12月13日至2011年9月16日时间段内发生的款项往来统一对待和处理。对于吴建庄收取的款项，2010年12月14日的200万元，已于同日转给了吴晓林。2011年1月26日收到的95万元，吴建庄虽然并未同日或者次日转给吴晓林，但在吴晓林2011年2月21日将此款加利息即100万元归还给周卫斌时，吴建庄于次日将100万元转帐给吴晓林。上述情况可印证该款并非吴建庄的私人债务。经计算，2010年12月13日至2011年9月16日时间段内，周卫斌支付总计795万，收回款项506.75万元，尚未收回款项288.25万元。
（三）企业法人对其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吴晓林作为吉粮公司任命、并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负责人，以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名义与周卫斌签订与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业务相关的合同，在合同上签名并先后加盖吉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以及吉粮期货上海营业部公章，其行为应为职务行为。同时，系争委托理财协议第一条进一步强调了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资质，使周卫斌有足够理由相信签订系争委托理财协议是吴晓林的职务行为。除此之外，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员工参与转款、部分委托人交款后拿到的收条上还专门盖有“吉粮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财务专用章”。这些行为，综合而言，众多原告作为委托人和外部第三人，很难相信仅仅是吴晓林个人行为而不是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单位行为。综上，该院认为本案中系争委托理财协议约束的主体应为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及周卫斌。
（四）本案系争委托理财协议经办人吴晓林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本案是否因此而需移送公安或中止审理，则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及案件相关情况进行判断。根据《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诉讼与吴晓林涉及刑事案件系不同法律关系，本案审判无需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
（五）系争委托理财协议效力及处理问题，涉及到司法的主动干预。该院认为，金融机构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需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并明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该院查明吉粮公司及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从未取得委托理财相关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该院认为，本案被告属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营危害更大，依法应予规制，因此系争委托理财协议因合同主体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而无效。从系争委托理财协议内容看，对理财具体内容未作规定，而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在固定期间获得固定本息回报的约定属保底条款，则违反了市场基本规律及公平原则，应属无效。由于保底条款对整个委托理财协议的合同目的及存续必要性有决定性的影响，故保底条款的无效亦导致委托理财协议整体无效。
关于合同无效后的财产处理问题，该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均存在过错：1.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在系争委托理财协议签订及履行中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首先，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相关特许经营规定应属明知，在开展业务经营时对自身主体资格应负有不可替代的审查义务。其次，即便依被告所述吴晓林未经公司内部授权而以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亦反映出吉粮公司及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对营业部负责人缺乏有效管理和制约，用人不当，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其内部管理制度的问题所引发的法律后果不应由不知情的合同相对人承担。第三，系争委托理财协议书首部甲方（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名称、地址、电话系打印而成，乙方名称等为手写填入，上述合同文本用于与不特定的多个委托人签约，故系争委托理财协议为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提供的格式文本。对于保底条款无效，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应承担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过错责任。2.周卫斌为了追求高额利息，与不具备资质的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并约定保底条款，对资金转入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负责人个人账户未深究其原因，忽视审查合同合规性，未尽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对合同无效亦负有一定过错责任。综上，根据合同无效过错分担处理原则，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依据无效合同取得周卫斌的款项应予返还，周卫斌依据无效合同获得的高额利息应首先充抵本金。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周卫斌与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订立的三份委托理财协议书无效，周卫斌据此已收取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的款项506.75万元应冲抵周卫斌的本金。对于其余未还本金288.25万元，应予归还。另由于周卫斌提供的资金由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实际占有和使用，在市场资金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实际获益不少，如果完全不支付任何代价，则相当于纵容此种行为。故该院认为周卫斌所主张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可予支持，且利息可自实际交付该款之日起算，至于周卫斌对部分利息起算点晚于交款日，属于其自行放弃此前利息，亦应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周卫斌与东方公司上海营业部于2010年12月13日、2011年7月1日、2011年9月16日签订的三份《客户资金委托理财合作协议书》无效；2.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应返还周卫斌288.25万元；3.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应支付周卫斌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14日起算；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1日起算；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16日起算的利息；4.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二项、第三项支付义务的，不足部分由汇金公司承担；5.对周卫斌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汇金公司上海营业部、汇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合同主体缺乏依据。吴晓林具有行为能力，其作为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分支机构的名义签署的协议，并不必然能够代表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也不能起到当然代表公司意志的法律后果。从款项支付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应当知道履行合同的对象超越权限，属于个人行为。吴晓林所为并不必然代表单位，不必然属于职务行为。涉案资金全部进入吴晓林个人账户，足以认定并非职务行为。周卫斌应当知晓吴晓林无权代表单位对外签署委托理财合同。（二）上诉人从未因合同履行实际收取诉争钱款，故合同无效时，也无返还的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明显错误。吴晓林账户内有大量资金往来，无法提供任何协议。上述协议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上诉人不应对这些没有任何合同依据产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四）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却仍判令上诉人全额返还本金，还要支付利息，显失公平。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卫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
（一）合同当事人问题
系争合同载明当事人为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和周卫斌，时任该营业部负责人的吴晓林在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受托人一栏签字并在合同上加盖了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公章。根据上述合同记载，应当认定合同当事人为吉粮公司上海营业部，而非吴晓林个人。两上诉人有关其非合同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与合同记载完全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吴晓林有无权利代表两上诉人签订合同、其是否越权，所签合同是否对单位产生拘束力等问题，均是关于吴晓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的问题。一审判决对此已作详尽论证，本院均予认同，不再赘述。
（二）金额的认定
1.就2010年12月13日周卫斌交付吴建庄的200万元，因该资金交付时间、金额与委托理财协议约定完全相符，且吴建庄亦将此款转交吴晓林。一审判决将之认为周卫斌为履行系争合同交付的委托资金，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就周卫斌已将三份系争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的450万元理财款交付吴晓林的认定，证据充分，推理合理，本院予以确认。2.就周卫斌是否还曾签订三份委托理财协议，在周卫斌无法提交存在其他委托理财协议书原件或复印件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理，两上诉人主张吴晓林向周卫斌支付的全部款项均系为清偿系争合同项下债务，既不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也不能说明每期利息5.5万元为何高于协议约定的每期3万元，也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将2010年12月13日至2011年9月16日时间段内发生的款项统一对待和处理，平衡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尚属合理。本院予以认可。
（三）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
因两上诉人未取得委托理财资质，且系争三份委托理财协议约定有保底条款，故系争合同无效，两上诉人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包括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和赔偿损失。
被上诉人将资金按约汇入诉争合同约定的指定账号，是为履行诉争合同约定义务，故该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应当由两上诉人对外承担。如两上诉人认为吴晓林系擅自签订系争合同，资金被吴晓林实际占有的，可以在承担上述民事责任后另行向其追偿。因其与吴晓林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诉争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一审判决不予处理的作法，并无不当。况且，公安机关已于2011年对吴晓林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已使用刑事侦查手段，至今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评判的作法，亦属合理。
因系争合同无效，两上诉人所支付的所谓本金和利息均非基于有效合同产生的约定义务，而是合同无效后的法定责任。一审判决有关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赔偿损失的判决，已充分考虑了双方的过错程度，既避免了两上诉人藉由无效合同获得无偿占有被上诉人资金所生的利益，也适当填补了被上诉人因资金出借而丧失的投资机会损失，故其法律适用，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276.94元，由上诉人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和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共同负担。
审 判 长 史伟东
代理审判员 董 庶
代理审判员 熊雯毅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 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