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03民初5028号
原告：葛利，男，195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济南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被告：济南市影剧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孔宪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蒙蒙，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葛利与被告济南市影剧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利，被告济南市影剧公司法定代表人孔宪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崔蒙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补发原告2011年1月至2016年10月3日扣发以及少发工资7万元。2、被告补交2011年1月至2016年10月3日五险一金2万元。事实和理由：我2002年3月任被告党委书记，2006年3月因病辞去党委书记职务。我公司曾于2011年以“考核工资”名义为企业职工增长工资，没有给我增长工资，当时公司没有任何人通知我。直到2015年2月我才获知此信息。我于3月16日找到公司时任经理（法人代表）黄筱凤提出质询，其称：“我们对你离职的情况不太清楚”，交涉未果。我向公司现主管局济南市文广新局递交书面信访。4月20日文广新局派人向我转交了一份我公司“关于孔宪立、葛利二同志反映问题的情况汇报”。“汇报”以“葛利同志一直没有参与公司工作，没有任何工作目标”为由拒绝给我增长工资。该“汇报”避实就虚，刻意回避我“一直没有参与公司工作的”真实原因。2006年3月我公司原主管局济南市文化局党委下发济文组字[2006]6号文件确定“同意葛利同志辞去济南市影剧公司党委书记职务（保留公司正职待遇）”。我辞职前，公司时任经理（法人代表）孙志刚代表本公司郑重同意并决定：“葛利同志因病提出辞去影剧公司党委书记职务离岗休息……葛利同志离岗后继续享受公司在职正职领导干部的一切待遇。（包括公司今后进行各种体制改革出台的相关待遇）。并由时任政工人事科长金兆铎承办打成公司文件。现存原始手稿呈人民法院审阅。手稿的真实性经得起司法鉴定。若造假，本人负法律责任。另，2008年4月我公司增长工资，也曾以我不参加工作为由扣发我的“绩效工资”。我向分管公司工作的时任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周书章反映此事，并要求即刻重返岗位工作。周当即表示：“葛利同志的待遇问题早已明确，与公司现任在职领导干部一致，不能按一般概念上的离岗人员对待，组织上找你们公司领导”。第二天，时任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孙志刚和公司政工人事科长金兆铎先后通知我：公司按局党委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你的工资待遇问题，一切待遇按公司在职正职领导干部标准执行。此前扣发你的“绩效工资”悉数补发。（现有银行代发的工资明细为据）。此后，2009年我公司再次增长工资，我的工资待遇与在职领导干部完全一致。至此我的工资待遇本当“尘埃落定”，不再存歧异。“汇报”称：考核工资是年终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的公司在岗干部职工兑现考核工资，未完成工作目标任务视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扣罚，几年来，就一直是这样执行的。果真是这样执行的吗？时任公司党委书记的黄筱凤于2015年11月、12月连续休病假，年底她领取的是全额“考核工资”，分文不少。进入2016年度春节过后黄筱凤开始上半天班，照样月月领取全额考核工资。5月中旬她辞去了公司党委书记职务便不再上班，当月她依然领取全额考核工资。6月份、7月份她领取的还是全额“考核工资”。对干部采取随意性的双重工资标准，这就是所谓“考核工资”的真实面目。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的工资构成是严谨的、科学的、有据的，不是随意冠名的。所谓“考核工资”理论依据何在？政策依据何在？众所周知：考核是形式是手段，不是内容，绩效才是内涵。我公司制定的所谓“考核工资”实则将“绩效工资”偷换概念，或曰置换了一件变色外衣。我公司不仅扣发我多年的工资，还少缴纳了多年我的五险一金，直接影响到我退休后养老金的数额。我于1969年参加工作工龄47年，今年10月3日正式退休。
济南市影剧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济南市影剧公司不应当被列为被告。被告从来就没有与原告建立过劳动关系，其人事档案、工资关系均不在被告单位，双方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劳动关系。同时，被告自2003年12月3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以来，一直处于停业状态，不可能存在原告所诉称的“我公司曾于2011年以‘考核工资’名义为企业职工增长工资”、“另2008年4月我公司增长工资也曾以我不参加工作为由扣发我的‘绩效工资’”等情形。因此，原告起诉被告，系主体错误，应当驳回其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3年10月22日，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处罚决定书（济工商企监处字[2003]20387号），决定吊销济南市影剧公司的营业执照。2004年8月31日，中共济南市文化局委员会作出《关于群众来信反映葛利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济文党字[2004]9号），载明：“……本着对党组织和葛利本人负责和批评教育从严、纪律处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经研究决定：1、责令其退回超出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三倍的：2002年15906元、2003年19152元、2004年1至6月份12591元，共计47649元。7月份以后该单位工资发放如有类似问题，按照上述精神一并退回。2、葛利同志在积极退款的同时，要作出认真深刻的检查，并视其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和退款态度，结合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再作出是否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决定。3、立即责令中国电影院停止上述不按规定报批的工资发放办法。今后有关职工工资调整、增长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变动，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4、中国电影院其他领导成员工资发放如有类似问题，由影剧公司党委按照上述精神尽快作出处理……”2004年，葛利手书“我的检查”一份，载明：“局党委收到局党委‘关于群众来信反映葛利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我深深地反思了许久。我诚恳地接受上级党组织对我的处理决定，立即退回超标准多拿的工资，力争尽快消除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2016年10月，葛利自山东省济南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退休。2016年7月11日，葛利向济南市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要求济南市影剧公司：按公司在职正职领导干部实际工资标准，补发自2011年1月至今少发扣发的属工资范畴的全部收入；按公司在职正职领导干部实际缴纳五险一金的数额标准，补交自2011年1月至今少缴纳的差额部分；据实向仲裁委提供自2011年1月至今本公司在职正职领导干部属工资范畴的全部工资收入（含各项补贴），及五险一金的缴纳明细。该委经审理作出济市中劳人仲不[2016]121号仲裁决定书，对葛利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葛利不服该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由仲裁决定书、文件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件审理过程中，葛利称：《关于群众来信反映葛利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与本案无关，因原告于2004年10月就调离了中国电影院，原告的工资关系当月转入济南市影剧公司，原告起诉的考核工资于2011年发生的事实，这与原告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工作情况，葛利陈述：原告于2002年3月份任被告处的党委书记，于2006年3月辞去该职务。办公地点在被告的下属企业大观电影院。2006年3月后就离岗回家了，一直到2016年10月份办理退休。济南市影剧公司称：原告于2002年3月份至2006年3月份任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影剧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影剧公司是影剧系统内成立的基层党组织，并不是被告的基层党组织，原告的关系体现为济南市影剧公司党委书记，原告的人事工资档案关系均不在被告处。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结合《关于群众来信反映葛利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葛利的“我的检查”，以及葛利于2016年自山东省济南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退休的情况，不能认定济南市影剧公司负有向葛利发放工资的义务，葛利要求济南市影剧公司向其补发2011年1月至2016年10月3日扣发以及少发工资7万元的义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葛利要求济南市影剧公司为其补交2011年1月至2016年10月3日五险一金2万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葛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葛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园青
人民陪审员 乔永欣
人民陪审员 关晓军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