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民终9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先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俊，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奇，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汀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建杰，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先寿因与被上诉人许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7）湘0321民初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先寿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7）湘0321民初3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导致判决明显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虽有生猪生意上的往来，但是对于交易次数，每次交易的单价，数量等等法院并没有查明，而且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官要求一审原被告双方可以向对方发问，一审原告的代理人就向被告发问，涉案的金额的具体组成，即生猪的头数、重量、单价等，一审被告明确告知不知道。被上诉人既然声称涉案金额不属于不当得利，而是基于第三次生猪交易产生的生猪货款，那么作为卖方，不可能不知道生猪的单价、重量和头数。显然，涉案的这一款项涉及到的交易方根本不是一审被告，而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到的第三人。一审法院对涉案金额相关的生猪交易并没有查明清楚，尤其是交易的次数、每次交易的数量及其价款在没有查明清楚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一审判决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经济利益。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的生猪交易往来次数只有两次，而被上诉人抗辩说交易往来次数共计三次，那么法院有责任查明双方实际交易次数，而这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二、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主体错误。在上诉人已经提交银行转账流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声称每次转账都是基于生猪交易，那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生猪交易的次数和每次交易具体情况的举证责任应当是被上诉人，对于举证不能的责任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在一审中共向法庭出示了三份银行流水，对于前两份银行流水，上诉人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为最大程度的还原事实，自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两次生猪交易，对于没有认可的第三次打款是基于生猪交易，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已经对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出示了银行流水，被上诉人对第三次打款也是基于生猪交易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仅仅因为上诉人自认了两次打款是基于生猪交易，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曾经发生生猪交易来推定每次打款都是基于生猪交易，明显违背公平、合法的审判原则。并且，前两次生猪交易打款的时间是在2016年5月29日和2016年5月31日，时间相距比较近，而第三次打款却是在三个多月以后的2016年9月9日，更不能违背常理的推定第三次打款也是基于生猪交易。因此，对于第三次打款不能证明是生猪交易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和适用法律均错误。1、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基于上述第一点原因，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是不恰当的，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存在程序上的严重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的生猪交易往来次数只有两次，而被上诉人抗辩说交易往来次数共计三次，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有责任对标的额为159960元的第三次生猪交易提供有关证明；无法证明或者证据不足的，说明被上诉人所取得的159960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符合《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所得利益给上诉人。然而一审法院却将此举证责任分配予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第三次收款为不当得利，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是不恰当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许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上诉人的证据和陈述综合认定：2016年，原告（上诉人）、被告（被上诉人）有生猪生意往来，原告刘先寿分别于2016年5月29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9月9日三次向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转过款项，三次转款金额分别是150000元，127500元和159960元。另外，上诉人在起诉状称“2016年，原被告因有生猪生意往来，原告曾多次向被告的银行卡（卡号：）中转过生猪款”。既然转过生猪款，那么按照生猪交易习惯，一般就是要买猪的老板先与卖方联系，谈好价钱，买方就派车来猪场选猪、装车、过磅，确定重量后，告诉买方此次交易的总价钱，买方打款转账过来，卖方收到生猪货款后，款到放车，整个交易即结即清。上诉人在上诉状和一审中自认第一次、第二次生猪交易中，能否回忆起每一次交易中生猪的头数，重量、单价、运输生猪的车辆车牌、司机姓名等信息？作为众多生猪交易中的一次交易，尤其是这种即结即清的方式，被上诉人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符合记忆规律的，从而也客观的印证了当时交易的真实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和适用法律均正确。1、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第二百五十七条中对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进行了列举式的立法，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形，因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妥。2、适用法律正确，客观公正的分配了举证责任。法律规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因此除非在法律中另有规定，不当得利诉讼亦应依据该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不当得利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根据“谁主张谁主证”的举证原则，上诉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力的标准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特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先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599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原、被告有生猪生意往来，原告刘先寿分别于2016年5月29日、2016年5月31日、2016年9月9日三次向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转过款项，三次转款金额分别为150000元，127500元和159960元，原告以2016年9月9日转给被告的159960元属于错误转款、被告应当予以返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第三次转账的159960元属于错误转账，是本该转给案外人严钢章的款项，不属于原告向被告支付的生猪交易款，原告将本该转给他人的款项错误的转给了被告，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但原告仅向本院提交了三张中国农业银行的转账凭据，原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被告第三次收款为不当得利，因原、被告之间曾经有生猪生意方面的经济往来，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刘先寿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499元，减半收取1749.50元，由原告刘先寿负担。
二审期间，刘先寿向本院提交证据：接处警记录一份。拟证明2016年9月9日上诉人发现转错账以后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西湖路派出所制作了接处警登记表，告知报警人该情况需要到法院处理，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范围。
许汀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份接警记录是电子打印版的，没有负责人的手写签名，将“钱存入其他银行账号里”，指代不明确，不能说明这个事与许汀有关系，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
许汀向本院提交证据：滕建杰与冯孝仪的谈话笔录。拟证明生猪交易行业的即结即清的交易习惯。
刘先寿的质证意见是：一、该谈话笔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二、该谈话笔录实际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询问，因此该谈话笔录不具有证明力，也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认为：1、关于刘先寿提交的接处警记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刘先寿提交的接处警记录仅有派出所的盖章而无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名，另外，报警记录并未记录刘先寿原本想向何人何账户打款，因何种原因错误地将款项打入另外他人的什么账户中，刘先寿提交的接处警记录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对上诉人刘先寿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信。2、关于许汀提交的滕建杰与冯孝仪的谈话笔录。因冯孝仪未到庭，不能核实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本院对被上诉人许汀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先寿和被上诉人许汀均认可2016年5月29日、2016年5月31日双方有两次生猪生意往来，刘先寿向许汀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分别转款150000元和127500元。庭审中查明，刘先寿与许汀的生猪生意往来没有书面合同，双方均没有提供与生猪交易有关的微信、短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刘先寿主张2016年9月9日第三次向许汀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转款金额159960元属于错误转款，2016年9月9日的生猪交易实际上是刘先寿与严钢章之间的生猪生意，刘先寿错误地将本该转给严钢章的货款159960元错误转款给了许汀。许汀抗辩该159960元为双方第三次生猪生意货款，第三次生猪生意与前两次一样，是按照即结即清方式进行交易的。由于刘先寿与许汀之间的前两次生猪交易仅有双方认可的口头合同，并无其他固定下来的证据予以证明，许汀称第三次生猪生意与前两次一样是按照即结即清方式进行交易的，故许汀的举证能力应当与前两次相当，无法提交其他固定下来的证据予以证明。刘先寿作为正常的成年人转款近16万元应该会十分慎重，万一发生错误转款也应当会在第一时间跟对方进行协商并保留相应证据，刘先寿称2016年9月9日其与严钢章之间存在159960元生猪的交易，刘先寿应当能够提供其与严钢章之间存在159960元生猪的交易的相关证据。由于不当得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而刘先寿在本案中的举证能力又明显高于许汀，故刘先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属于案件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刘先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上诉人刘先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贺卫平
审 判 员 颜文军
审 判 员 张防修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张语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