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42号。
法定代表人许丽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岩，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周智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付锋，男，1986年10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可，北京市永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商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文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商）初字第9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王晴和法官吕云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5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商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岩，被上诉人浙江文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锋、李可到庭参加了诉讼。合议庭成员法官吕云成后变更为法官孙鑫。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文华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4年2月27日，北京市京北物资贸易集团（以下简称京北集团）与北京市昌平区阳坊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阳坊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4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2月27日至2005年1月20日，借款利率按6.6375‰计算，按季结息。阳坊信用社于2004年2月27日将该贷款发放给京北集团。2004年2月27日阳坊信用社与商建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420万元及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2005年11月，阳坊信用社更名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坊支行（以下简称阳坊支行）。借款期限届满后，债务人京北集团未依约还款，商建公司亦未履行连带偿还责任。阳坊支行于2006年2月10日、2006年7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1月2日、2008年3月11日、2008年9月21日、2008年12月21日、2009年6月8日、2009年12月4日向商建公司送达了逾期贷款债权催收通知书，商建公司均予以盖章签收确认。2010年12月29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以下简称昌平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及其相关权益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并于2011年2月1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2011年7月29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资产划转协议，将本案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划转给信达天津分公司，双方于2011年8月24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资产划转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2014年1月24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信津-B-2013-092-008号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债权及其相关权益转让给浙江文华公司，并于2014年1月28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浙江文华公司现为上述债权及其相关权益的合法权利人。上述借款到期后至今，借款人京北集团仅返还借款20万元，剩余借款一直拖欠未付，商建公司也未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截至2005年1月20日，债务本金400万元人民币，利息308217.75元人民币，本息合计4308217.75元人民币。商建公司的违约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浙江文华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浙江文华公司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商建公司返还浙江文华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308217.75元（暂计算至2005年1月20日），本息合计4308217.75元及至实际偿还借款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商建公司承担。
商建公司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保证期限已过，商建公司保证责任已经免除。浙江文华公司的通知和公告不构成时效的中断中止，商建公司不再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2月27日，京北集团（借款人）与阳坊信用社（贷款人）签订了编号为（2004）年（京阳）字（1233001）号的借款合同，约定京北集团向阳坊信用社借款人民币4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2月27日至2005年1月20日。合同第五条约定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6375‰计算；按季计收利息；借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借款合同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罚息。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商建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阳坊信用社签订了编号为（2004）年（京阳）字（1233001）号的保证合同，为京北集团取得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双方在合同中第二条约定，商建公司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自2004年2月27日至2005年1月20日。第三条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第四条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挤占挪用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其他应付费用。第五条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合同签订后，阳坊信用社依约向京北集团发放了贷款420万元。
2005年11月，阳坊信用社更名为阳坊支行。借款到期后，阳坊支行于2006年2月10日、2006年7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1月2日、2008年3月11日、2008年9月21日、2008年12月21日、2009年6月8日、2009年12月4日向保证人商建公司发出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对上述借款债权进行催收。
2010年12月29日，昌平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农商昌字第076号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债务人京北集团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约定债权从2010年12月29日（转让基准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归信达北京分公司所有，受让方成为新的债权人，与转让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也同时转移。转让双方于2011年2月1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发报了有关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通知了债务人京北集团及保证人商建公司。
2011年7月29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5-1-3-007号资产划转协议，约定信达北京分公司将其对债务人京北集团的资产划转给信达天津分公司；自2011年7月11日起，信达天津分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信达北京分公司的债权人地位。信达北京分公司与划转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以及信达北京分公司曾与债务人或其担保人达成的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项下的权利，全部由信达天津分公司享有。转让双方于2011年8月24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资产划转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2013年8月20日，信达天津分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向债务人京北集团、保证人商建公司主张债权进行催收。
2014年1月24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信津-B-2013-092-008号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信达天津分公司将其对债务人京北集团的债权转让给浙江文华公司；自2013年12月31日起，浙江文华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信达天津分公司的债权人地位。信达天津分公司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以及信达天津分公司曾与债务人或其担保人达成的相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项下的权利，全部由浙江文华公司享有。转让双方于2014年1月28日在《金融时报》上发布了有关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对债务人京北集团及保证人商建公司进行了催收。
另查，债务人京北集团于2005年2月7日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截至2005年1月20日借款期限届满，京北集团尚未返还的本金为400万元，积欠的合同期内利息为308217.75元。
再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依法组建的省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昌平支行系该行下设管辖行，并下辖包括阳坊支行在内的12个非管辖支行，负责集中管理下辖非管辖支行的日常业务和经营。就本案涉及债权债务事项，昌平支行以管辖行名义代表阳坊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以进行的不良贷款业务剥离和转让。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债权催收通知书、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清单、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资产划转协议及清单、资产划转公告、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的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阳坊信用社与京北集团通过缔约及实际履行形成金融借款合同关系。阳坊信用社与商建公司通过签订保证合同方式形成债权人为贷款人阳坊信用社，债务人为京北集团、保证人为商建公司的保证合同关系。上述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形式合法，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应按约定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未按约清偿债务，对方可以按合同约定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并要求保证人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保证人商建公司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本案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为2005年1月20日。根据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商建公司的保证期间应截至2007年1月20日。债权人阳坊支行于2006年2月10日、2006年7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1月2日向商建公司送达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其在相应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商建公司主张了权利，商建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免除。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诉讼时效问题。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相关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该规定，阳坊支行在上述时间内即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其在2008年3月11日、2008年9月21日、2008年12月21日及2009年6月8日、2009年12月4日向商建公司送达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浙江文华公司于2011年2月1日、2011年8月24日、2013年8月20日、2014年1月28日在《金融时报》以发布通知、催收信息的形式向债务人及京北集团及保证人商建公司主张权利，亦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故保证人商建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商建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借款逾期后，昌平支行作为管辖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了分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阳坊支行的该笔债权及其相关权利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并将债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登报公告。故而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债权转让后，信达北京分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此后，信达北京分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资产划转协议，约定将本案诉争债权转让给信达天津分公司，并进行了登报公告，该转让亦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而信达天津分公司通过受让债权成为本案诉争债权的新债权人。此后，信达天津分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本案诉争债权转让给浙江文华公司，并进行了登报公告该转让亦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浙江文华公司通过受让债权成为本案诉争债权的新债权人。浙江文华公司请求保证人商建公司对京北集团所欠本金400万元及利息308217.75元、罚息承担清偿责任合法有效，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商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就京北集团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向浙江文华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四百万元，并支付利息三十万八千二百一十七元七角五分；二、商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就京北集团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向浙江文华公司支付自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四百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标准计算）；三、商建公司对上述一至二项判决内容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京北集团追偿。
商建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关于商建公司的保证期间是否已过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浙江文华公司在期限内向商建公司送达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即等同于向商建公司主张了担保权利，该认定错误。根据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约定，本案的借款期限至2005年1月20日，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即本案保证期间的最后届满日为2007年1月20日，在届满日之前，阳坊支行向商建公司发出的债权催收通知书，内容为“请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并将上述款项给付我行”，签署内容仅是“以上通知已收悉”，通知书并未要求商建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在担保期间届满日之后的债权催收通知书内容则是明确要求“请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因此，阳坊支行在担保期限内向商建公司发送的债权催收通知书仅是通知借款人履行还款业务，并未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商建公司在通知书的签章仅是收件确定，向商建公司发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债权催收通知书已经过了届满日，签章不能产生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二、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阳坊支行向商建公司发出债权催收通知书，不管是在届满日前还是之后都不会引起保证期间的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对连带担保人的诉讼时效也不会中断。无论阳坊支行在保证期间内是否要求过商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对商建公司的诉讼时效也应为保证期间届满日后两年，即2009年1月20日，这个时效不会因为债权人的发催款函，公告等形式而发生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浙江文华公司2014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人发催款函、在报纸上登催收通知即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无法律依据。另，商建公司从未离开过工商登记注册地，也积极配合债权人履行相关义务，从未有下落不明的事实发生，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不以正常送达方式通知商建公司履行义务，而是选择了登报这种客观上让商建公司无法知悉的方式通知，存在主观故意，该通知方式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三、阳坊支行曾于2007年申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2007）海民督字第13号支付令（以下简称13号支付令）及（2007）海民督字第14号支付令（以下简称14号支付令），13号支付令对（2004）年（京阳）字（1233001）号借款合同项下4671976.18元债权（包括400万元本金及截至到2006年12月21日的利息）进行司法确认，14号支付令对（2005）年（京阳）字（020004）号借款合同项下2894081.29元债权（包括250万元本金及截至到2006年12月21日的利息）进行司法确认，生效后阳坊支行已申请强制执行。阳坊支行和京北集团就前述两案在2007年12月3日达成名为《北京市京北集团对阳坊支行两笔借款还款协议》（以下简称执行还款协议）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在2008年3月1日以前偿还完毕所有欠款。根据《海淀法院执行案款发还移送表》，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2007年12月10日，京北集团偿付110765元到13号支付令案下，减少13号支付令案下借款本金至3889235元。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卷宗显示，阳坊支行在2008年3月1日后未提出恢复执行的申请。阳坊支行和京北集团从未将两笔债权已由两份有效法律文书确定及申请执行和执行和解的情况告知商建公司。2008年3月11日，阳坊支行向商建公司送达的债权催收通知单，主张依据仍然是两份借款合同，主张数额是依照两份借款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的利息数额，未依据生效且已经执行的两份支付令，也未主张两份支付令所确定的数额。2010年12月29日，昌平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借款合同权利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未按照两份支付令所确定债权数额转让。二审审理中，浙江文华公司提交两份恢复执行申请书，称两份文件在其受让债权文件中，但历任债权人均未将支付令的情况告知商建公司，也未按照支付令确定债权数额向商建公司主张权利。在已有支付令存在，两份借款合同权利已经由未定转为确定的情况下，两份借款合同不再是债权人的权利依据，京北集团的承债范围仅限于支付令确定范围。商建公司作为保证人，保证合同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商建公司的承债范围亦应限于支付令所确定的范围。商建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可以在债权数额、承担利息方式及诉讼时效、债权是否存在等方面行使京北集团的抗辩权。首先，债务数额应按照支付令下的数额履行，其次，浙江文华公司应以两份支付令所确定的结果、数额为基础，起诉商建公司履行京北集团未履行的支付令下款项的部分，不应再以两份借款合同为依据另行起诉。第三、在支付令已经存在的情况下，阳坊支行及各主体已然转让两份借款合同项下权利而不按照支付令所确定债权转让，各次转让无效，对商建公司不产生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力。第四、阳坊支行未在和解协议到期京北集团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申请恢复执行，支付令下债权已失效，京北集团和商建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还款义务。第五、支付令债权于2007年确定后，债权人均未基于支付令向商建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支付令下债权的诉讼时效已过。第六、执行还款协议属于债权的重大变更，但债权人未通知商建公司，故商建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七、2007年12月10日京北集团清偿的110765元应是对13号支付令案件的清偿，应将13号支付令案下的本金调减到3889235元，14号支付令按下的本金调增到2210000元。
综上，商建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浙江文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浙江文华公司负担。
浙江文华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商建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在保证期间内，原债权人对商建公司进行了连续有效的催收，商建公司也予以了签收，浙江文华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公告催收合法有效。原债权人向京北集团申请支付令，不代表不向商建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支付令确定的是2007年左右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因京北集团未按还款计划履行还款义务，后续的逾期利息担保人仍应承担。申请支付令后，债权人仍然有权按照原来的借款合同向商建公司主张担保债权。阳坊支行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支付令不能取代借款合同，支付令的依据是借款合同。支付令案执行中京北集团偿还的110765元，浙江文华公司已经在（2014）昌民（商）初字第9320号案件（以下简称9320号案件）中予以了扣除。综上，浙江文华公司请求本院驳回商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浙江文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1、2008年2月18日，阳坊支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恢复执行申请书，证明在13号支付令执行中达成执行还款协议后，京北集团未按执行还款协议履行，阳坊支行已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北京农村商业银行00101359号收回贷款利息凭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浙江文华公司提交的恢复执行申请书系复印件，商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2007）海民执字第6872号案卷中并不存在该份恢复执行申请书，浙江文华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阳坊支行将该份恢复执行申请书提交给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浙江文华公司提交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00101359号收回贷款利息凭证与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有关联性，商建公司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商建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13号支付令案下各法律文书，并一同调取依该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情况、文件。同时，商建公司在9320号案件上诉一案中亦提出申请调取14号支付令案下各法律文书，并一同调取依该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情况、文件。浙江文华公司认为商建公司的申请超过了二审举证期限，本院认为，因支付令案件系借款合同债权人向债务人京北集团提出，故支付令案卷及其执行案卷的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商建公司的申请予以准许，调取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督字第13、14号案及（2007）海民执字第6872、6873号案的案卷。上述案卷经庭审质证，浙江文华公司及商建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上述证据应作为本案二审的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2005年4月15日，京北集团（借款人）与阳坊信用社（贷款人）签订了编号为（2005）年（京阳）字（020004）号的借款合同，约定京北集团向阳坊信用社借款人民币252万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4月15日至2006年2月28日。同日，商建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阳坊信用社签订了编号为（2005）年（京阳）字（020004）号的保证合同，为京北集团取得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该笔债权与本案债权经过相同的债权转让程序，最终转让给了浙江文华公司。浙江文华公司依据上述保证合同起诉商建公司，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14）昌民（商）初字第9320号民事判决，商建公司亦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2007年3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13号支付令，该支付令载明：申请人阳坊支行于2007年3月21日向该院申请支付令，称被申请人京北集团于2004年2月27日与申请人签订编号为（2004）年（京阳）字（1233001）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20万元人民币，借款到期日为2005年1月20日。合同签订后，阳坊支行向京北集团发放借款420万元整。2005年1月18日，京北集团向阳坊支行提交展期还款申请书，申请借款期限延至2005年11月20日。但京北集团仅在2005年2月7日偿还阳坊支行本金20万元。2006年12月21日，阳坊支行向京北集团发出债权催收通知书，截至2006年12月21日，京北集团应付阳坊支行本金及利息合计4671976.81元，京北集团予以确认，现阳坊支行要求京北集团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671976.18元。该院经审查认为，阳坊支行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依照该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特发出如下支付令：京北集团应当自收到本支付令起十五日内，给付阳坊支行人民币4671976.18元。
同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14号支付令，该支付令载明：申请人阳坊支行于2007年3月21日向该院申请支付令，称被申请人京北集团于2005年4月15日与阳坊支行签订编号为（2005）年（京阳）字（020004）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52万元人民币，借款到期日为2006年2月28日。合同签订后，阳坊支行向京北集团发放借款252万元整。借款到期后，京北集团未履行还款义务。2006年12月21日，阳坊支行向京北集团发出债权催收通知书，截至2006年12月21日，京北集团应付阳坊支行本金及利息合计2914081.29元，京北集团予以确认。经阳坊支行多次催促，京北集团仅于2007年2月17日归还阳坊支行本金2万元。现阳坊支行要求京北集团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及利息394081.29元。该院经审查认为，阳坊支行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依照该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特发出如下支付令：京北集团应当自收到本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阳坊支行人民币2894081.29元。
两份支付令作出后，阳坊支行于2007年4月16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两案的强制执行，13号支付令对应（2007）海民执字第6782号案件，14号支付令对应（2007）海民执字第6783号案件。
2007年12月3日，在执行过程中，阳坊支行与京北集团就两案达成同一份执行还款协议，约定：鉴于京北集团未能偿还阳坊支行借款合同款项，阳坊支行已申请海淀法院出具13号、14号两份支付令，对上述债权进行司法确认，支付令已经生效，并已申请海淀法院强制执行，为妥善解决双方债权债务，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依据13号支付令，京北集团对阳坊支行负有债务，债务金额为人民币4671976.18元；依据14号支付令，京北集团对阳坊支行负有债务，债务金额为人民币2894081.29元，上述金额合计为人民币7566057.47元；二、京北集团按下列时间偿还甲方款项：1、自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京北集团偿还阳坊支行借款本金20万元人民币；2、2007年元旦前根据阳坊支行实际情况尽可能还清阳坊支行全部贷款本金；3、2008年3月1日前京北集团偿还阳坊支行剩余款项；三、如京北集团不能按照上述时间偿还阳坊支行款项，阳坊支行可申请法院恢复对京北集团的强制执行程序；……
（2007）海民执字第6783号卷宗中的海淀法院执行案款发还移送表显示：执行案号（2007）海民执字第6782号，原审卷号（2007）海民初字第13号，案由支付令，此次发还金额110675元，发还时间2007年12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退费、发还案款存根显示2007年12月10日，（2007）海民执字第6782号案件发还案款110765元。
浙江文华公司主张本案合同项下京北集团的还款情况为：2005年2月7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20万元。
浙江文华公司主张9320号案件中京北集团的还款情况为：2007年2月17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2万元；2007年12月6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9万元；2007年12月12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110765元；2008年2月1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10万元；2009年1月4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2万元；2010年1月4日，京北集团偿还本金8万元。
商建公司对上述还款情况中110765元这笔还款有异议，对浙江文华公司主张的其他还款情况均不持异议。商建公司认为，根据（2007）海民执字第6783号卷宗记载，110765元还款发生在2007年12月10日，且该笔还款系依据13号支付令的还款，应属（2007）海民执字第6782号执行案件执行的内容，故该笔本金应从本案借款合同的420万元本金中扣除，而不应在9320号案件中扣除。浙江文华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收回贷款利息凭证显示，阳坊支行内部记账将110765元还款记在（2005）年（京阳）字（020004）号的借款合同下，记载日期为2007年12月12日。
根据一审判决主文部分的本金利息数额及罚息计算标准计算，截至2006年12月21日，商建公司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多于13号支付令所认定的4671976.18元。
另查，2006年2月10日、2006年7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1月2日的四份债权催收通知书，列明催收的借款人为京北集团，催收的担保人为商建公司，催收内容为“请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并将上述款项给付我行。希贵方恪守合同、履行债务、尽快纠正已发生的违约行为……”商建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表示担保人对“以上通知已收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督字第13、14号案及（2007）海民执字第6872、6873号案的卷宗、9320号案件的卷宗、北京农村商业银行00101359号收回贷款利息凭证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综合商建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的诉辩主张，本院总结本案争议焦点并分别论述如下：
一、商建公司上诉称其保证期间已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商建公司主张从2006年2月10日、2006年7月10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1月2日的四份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债权催收通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四份债权催收通知书系对借款人进行催收，商建公司的盖章只是表示对债权人向债务人进行催收的情况知悉，故该四份债权催收通知书与担保人无关，从2008年3月11日的债权催收通知书开始，才是对担保人的催收，但此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就此本院认为，四份债权催收通知书虽然写成了“请借款人尽快筹措资金并将上述款项给付我行”，但该四份文件写明系债权催收通知书，其中列明了借款人、保证人名称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编号，其行文内容反映了债权人催收债权的意思表示，商建公司的盖章行为正是对催收通知到达保证人的确认，该四份债权催收通知书系对保证人的合法催收，商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商建公司上诉称债权人对其的诉讼时效于2009年1月20日到期，债权催收通知书及公告催收的方式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就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2006年2月10日，阳坊支行向商建公司发出债权催收通知书，担保人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之后债权人的历次催收行为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公告催收能否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中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涉及信达北京分公司及信达天津分公司对商建公司发出的催收公告，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三、商建公司上诉称在支付令作出后，借款合同不再是债权人的权利依据，商建公司的承债范围应限于支付令所确定的范围。就此本院认为，支付令确定的是本案借款合同下的借款截至2006年12月21日的本金及利息金额，阳坊支行并未就2006年12月21日后的借款利息予以放弃，京北集团及商建公司至今仍未清偿完本案借款合同下的款项，浙江文华公司将利息主张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无不当。
四、商建公司上诉称在支付令存在的情况下，阳坊支行及以后各主体仍然转让借款合同项下权利而不按照支付令所确定的债权进行转让，各次转让无效。商建公司同时指出，债权人未基于支付令向商建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支付令下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对商建公司已过。就此本院认为，支付令系对本案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部分债权进行了司法确认，支付令作出后，借款合同仍然是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基础，债权人可依据借款合同进行债权转让，亦可依据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向担保人主张权利。商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五、商建公司上诉称阳坊支行未提出恢复执行申请，故债权人已丧失实体权利。就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八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具体结合到本案，根据阳坊支行与京北集团签订的执行还款协议约定，执行还款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应为2008年3月1日。执行还款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阳坊支行于2008年12月21日、2009年6月8日、2009年12月4日均向保证人商建公司进行了催收。2011年2月1日，昌平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发报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2011年8月24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资产划转公告，2013年8月20日，信达天津分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2014年1月28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4年6月27日，浙江文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综合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债权人就本案的债权向债务人京北集团和担保人商建公司进行了持续有效的催收，根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并未丧失实体胜诉权利。
六、商建公司认为，执行和解属于债权的重大变更且未通知商建公司，商建公司可以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就此本院认为，执行还款协议系债权人申请支付令后，与债务人京北集团就支付令的具体执行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并未加重债务人京北集团的债务，亦不涉及对借款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不存在担保人可以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故对商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七、商建公司认为，2007年12月10日，在海淀法院支付令执行案件中发还的案款110765元，应作为本案的本金扣除，而不应在9320号案件中作为本金扣除。就此本院认为，因二审本院调取的新证据（2007）海民执字第6783号卷宗中的执行案款发还移送表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退费、发还案款存根均显示发还案款110765元的依据是第13号支付令，发生时间在2007年12月10日，故商建公司主张110765元从本案本金中扣除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因本案借款合同截至2006年12月21日的债务金额已经13号支付令确定为本金400万元，利息671976.18元，现根据浙江文华公司在本案中的起诉主张计算得出的截至2006年12月21日的债务金额高于支付令确定的金额，对于高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商）初字第9319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借款本金四百万元及利息六十七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元一角八分；
三、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罚息（以四百万元为基数，自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
四、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罚息（以三百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五元为基数，自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
五、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二至四项判决内容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北京市京北物资贸易集团追偿；
六、驳回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万一千二百六十六元，由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负担一千二百六十六元（已交纳），由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四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万一千二百六十六元，由北京商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四万元（已交纳），由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负担一千二百六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王 晴
代理审判员 孙 鑫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