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武民初字第00479号
原告武川县三江农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红山子村。
法定代表人刘九江，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利忠，男，武川县三江农业专业合作社员工。
委托代理人马利亚，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蒙古拓普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斤沟镇葫芦峪村。
法定代表人张明坤，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家强，男，内蒙古拓普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姜丽萍，北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4年9月11日受理了原告武川县三江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三江合作社）诉被告内蒙古拓普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拓普瑞公司）产品质量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1月15日、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被告拓普瑞公司申请，本院依法通知作出马铃薯种薯质量纠纷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蒙美莲、胡俊、陈静、张建平、李美娜及农林牧鉴字2014年第10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林成、张生出庭参加诉讼并接受质询。《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五位鉴定人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林成，被告拓普瑞公司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梁德霖、杨青山，原告三江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马利亚、张利忠，被告拓普瑞公司委托代理人姜丽萍、王家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江合作社诉称，原告于2014年4月20日、21日购买被告生产、经营的马铃薯（费乌瑞它，又称荷兰十五）原种140.04吨，5月9日开始陆续播种于原告的地中，播种面积为875亩。后原告组织社员按照马铃薯荷兰十五种植管理技术进行田间管理，6月下旬发现马铃薯长势不良，随后通知被告要求其来田间处理，但被告不予配合，直至8月中旬，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到现场，观察现场情况后既不认同种子质量问题，也不同意协商解决。8月22日原告向武川县农业种子管理部门投诉，同日该站组织进行了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8月24日专家组作出鉴定意见书，认为长势不良的马铃薯植株由病毒造成的，其中原发毒株率为34.95%，原发病毒病由种薯带毒所致，由此造成原告马铃薯减产90%，经原告估算每亩减产不低于6000公斤。被告作为农作物生产经营单位应对出售产品质量负责并取得经营许可，经合法的相关专门鉴定证明，且被告出售给原告种子期间，没有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被告出售的产品质量有问题，被告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937500元；承担鉴定费10000元，公证费2000元。2014年10月20日原告又增加了四项诉讼请求：请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购买荷兰十五土豆原种款476136元，赔偿运费损失、卸车费16804元，赔偿田间产量鉴定费550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
被告拓普瑞公司辩称，第一，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拓普瑞公司与三江合作社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本案的案由为产品质量纠纷，被告与原告没有任何买卖行为，不存在产品质量纠纷。第二，原告基于侵权行为提起的，还是违约行为提起的，请原告向法庭明确说明。第三，被告2014年6月至8月期间从未收到过原告任何方式进行的通知。第四，被告已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生产经营马铃薯是合格的，没有质量问题。原告就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三江合作社为了证明其上述主张，举证如下：
（一）过磅单五张（原件），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140.04吨荷兰十五原种。
（二）荷兰十五种植卫星平面图5号和7号（复印件）一份，证明购买的原种种植在原告的种植基地5号和7号圈内。
（三）《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证明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长势不良的马铃薯植株原发病毒株率34.95%是由种薯带病毒所致，死苗由种薯和病毒所致。
（四）公证书一份，证明秧苗的长势情况和专家现场鉴定的真实性。
（五）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前三年规模种植马铃薯的测产说明一份，证明三年平均亩产量为2983.3公斤。
（六）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各一份，证明三江合作社种植875亩马铃薯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073344元。
（七）原告三江合作社于2015年2月4日当庭申请证人张晓辉出庭作证，证明专家鉴定丈量马铃薯单位面积和长度。经本院准许张晓辉作证的主要内容为：2014年9月23日上午十点左右，当时在地里干活，法院的工作人员去了，让帮忙，测量了5号和7号圈。具体面积不做回答。盒尺一下拉了4米。专家说让拉4米。专家给的盒尺，直径不知道不做回答。
（八）视频资料、笔录一份，证明张明坤本人承认种子有问题。
被告拓普瑞公司对原告出具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该过榜单不是原始的过榜单，是后补的，过榜单上记录货主是张利忠，与三江合作社无关。证据（二）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和目的。对证据（三）被告拓普瑞公司聘请了具备专门知识的人梁德霖、杨青山进行了质证，主要的质证内容为：这块地上出现的病毒害达30%以上造成赔偿没有依据，生产种子时已经脱毒，后续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毒害。地里不仅仅是病毒病，可能是别的病，鉴定的时机不对，应该现蕾期鉴定。不是有点病毒就对产量造成影响，病毒具有传染性，本鉴定忽视了传染途径，传染的途径很多。该鉴定报告仅做出了病毒率，但对病毒的种类没有区分，不能说明对马铃薯产量影响的程度，该鉴定报告没有对该批次的种薯在不同地块的田间表现进行考察，这批种薯在其他地方有种植，应该以此作为参考。该鉴定报告获得的病毒率是目测法获得的，没有进行检测，数据的准确性不可靠。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证据（五）第一，农业部门测产不具权威性，权威的测产部门应是当地统计部门。第二，不认可测产的结果，一个点才10平方米或15平方米不具有代表性。证据（六）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和目的，《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虽有鉴定人签名，但鉴定人林成出庭陈述，该意见书不是其所作，章是办公室人盖的，不是其本人的意见。《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没有鉴定人签名、盖章，该更正函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欠缺合法性，也不具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七）第一，证人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八）不同意质证，超过了举证期限。不是新证据，在辩论前已经存在，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拓普瑞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一）电子过磅单5张，证明被告卖给张利忠荷兰十五种子140.04吨，原告三江合作社的诉讼主体不适格。
（二）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申报单、太仆寺旗种子管理站出具的《2014年拓普瑞同批次荷兰十五种薯生长期可入户调查》各一张，证明拓普瑞同批次荷兰十五种薯在其他地方生长良好。
（三）植物检疫合格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荷兰十五检疫合格。
（四）农业部脱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一份（原件），证明荷兰十五种子没有问题。
（五）拓普瑞公司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合法销售。
（六）电话通讯明细单一份（20页），证明6至8月期间原告没有针对种子问题向我公司联系，我公司更没有推托，主要是我公司主叫要求张利忠还款。
原告三江合作社对被告出具证据（一）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张利忠是我公司的员工是职务行为。证据（二）有异议，不具备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不是原件，看不清。证据（四）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五）登记的时间晚于卖给我们的时间，种子生产时我公司不知道是否有执照，没有生产原种的经营许可证就是无证经营。证据（六）不属于新证据，我公司不质证，和我公司无关。
《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人蒙美莲、胡俊、陈静、张建平、李美娜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林成出庭陈述主要内容如下：
蒙美莲于2015年1月15日出庭陈述：在田间区别一株病毒是不可能的，一般是复合病毒，生理性和病毒性有特定症状，依据症状可以区分，我们通过这些进行判断。土壤质量和两块地发病情况不同有关系，病毒传播有多种途径，我们根据种植方的陈述，切种他们进行了消毒，切种的传播可以排除，再侵染可能由农事造成的，蚜虫是传播病毒的，但地里没有蚜虫，也没有卷叶病毒。同批种薯在不同地上会有影响，不能排除种薯没有病毒，我们只针对植株生长不良的原因申请进行鉴定，对程度没有申请，我们也没有鉴定。病毒株率34.95%对减产没有等量关系，病情指数和产量同时进行才能判断应做损害程度鉴定。
胡俊于2015年1月15日出庭陈述：2014年8月24日武川县种子管理站邀请进行鉴定，长势不良由于病毒病影响，分为原发性和再侵染，判断依据是原发性下面上面叶片均有症状，再侵染在上面有，下面没有。枯萎病和黑痣病和地的质量有关，种薯带病或者地里有病，都可以发病，鉴定最佳时期是出苗以后，现蕾以前。西边300亩地发病率属于中等以上发病程度，和土壤有关，东边是中等偏轻。生理学性病态普遍发生，病毒病零星发生，可以区别开。卷叶病毒没有，主要是花叶病毒。
张建平于2015年1月15日出庭陈述：生长不良由于病毒病、枯萎病、黑痣病引起，产量影响因素很多，我们只是鉴定生长不良的因素，不能和产量进行结算。由于对方没有提供种子，所以没有做室内鉴定。
林成于2015年2月4日出庭陈述：经我查实，鉴定书意见和我与张生鉴定的意见相反。我在2014年9月30日向中心提交了鉴定书原稿。根据规定现场勘验后14个工作日完成报告，但报告的落款的时间是11月3日。种子没有发现质量问题，表现不好是气候不良现象，内蒙古专家通过目测在8月22日作出种子有问题的结论。原告方在我们专家不在的情况下进行修改的，我们对《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不负责任。2014年10月13日《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原稿中的鉴定意见为：“一、根据对720亩两块费乌瑞它马铃薯的测产表明，在今年的气候和当地管理水平下，400多亩的二号地平均亩产达到3.57吨是比较高的，而300多亩的一号地亩产2.7吨，其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不应该将早熟品种马铃薯种在重茬地上；其次，土壤砾石较多、栽培管理比较粗放；其三，今春迟暖多雨的气候对早熟马铃薯生长不利。所以种植方声称'减产90%'并不存在。二、8月22日武川县种子管理站组织当地专家的鉴定，是早熟马铃薯收获前的田间病害调查。该鉴定报告忽视或回避了一号地是重茬地的重要事实，显然有失科学与公正。报告中有关'原发性病毒株'和'再侵染病毒株'的植物病理学概念，并不为国内同行普遍认可，也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因此，该鉴定报告并未列出拓普瑞种业公司的种薯有质量问题的确凿证据。三、种马铃薯发现种薯有质量问题，应在切种薯时或播种后立即提出，并及时进行鉴定。晚期进行田间调查，无法鉴定种薯质量。而且，在早熟品种马铃薯收获前夕，田间植株因早衰出现多种病害是普遍现象。综合现有材料和相关信息，未能证明种薯有质量问题……”。
原告三江合作社对《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人的质证意见：专家鉴定的依据，取样等都合法，有效。专家的发言和鉴定结论相吻合，又有公正书佐证，故我方认为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有效。被告拓普瑞公司对《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人的质证意见：不是最佳时期做的鉴定，用肉眼做的，不具备科学性。按照法律规定《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鉴定过期不应受理，鉴定书不具备证据效力。专家没有通知我方到场进行鉴定，程序有问题。同批次没有进行考虑。第六条中规定应有育种专家，保护气象专家，但此次鉴定没有这种专家，故鉴定无效。
原告三江合作社对《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的质证意见：专家年龄大，不适合做测试，对新规不了解，按照国家标准，一级和二级采用目测检查是可以的。我认为新疆专家对原种是否有病毒的说法不合理。鉴定人鉴定中有失误，应按4米一个点，但他今天不肯定，并说不是核心问题。专家的证词说鉴定中心盖的章，故第一份证据符合三性，能作为减产依据。我方临时申请证人张晓辉作证，证明测量的情况。被告拓普瑞公司对《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的质证意见：当时我们不同意新疆专家因种子质量问题做鉴定，今天专家围绕质量问题作证是合理的，是公正客观的，不承认两份鉴定的效力，鉴定人已经证明不是本人意思，证据不具备客观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太仆寺旗种子管理站出具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田间调查记录表、植物检疫检验结果通知单、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各一份、太仆寺旗工商局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治料一份、农作物经营许可证一份及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五份，当庭予以宣读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
原告三江合作社的意见：第一页中原种生产时间是2013年，检疫病种不是本案病种。不能抗衡内蒙专家的意见，第三页看不清，第四页登记材料中执照的时间与被告提供的许可证相矛盾。
被告拓普瑞公司的意见：因为证每年换，主要看年限，工商局登记的有法律效力，予以认可。
认证情况：
原告三江合作社出具的证据（一）（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仅仅表明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五）因不是法定统计部门，且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因鉴定人出庭陈述原告出示的两份证据《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不是其真实意思，与鉴定人提交的鉴定意见原稿结论相反，且《更正函》也没有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故本院对证据（六）不予采信。证据（七）张晓辉的证人证言，因该证人是原告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被告方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八）因不属于新证据，原告未在举证期内向法院提供，也没有给出合理性解释，且被告不同意质证，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拓普瑞公司出具的证据（一）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据（二）（三）（四）（五）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与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六）因不属于新证据，被告未在举证期内向法院提供，也没有给出合理性解释，且原告不同意质证，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三江合作社于2014年4月20日、21日共购买了被告拓普瑞公司生产的马铃薯（费乌瑞它，又称荷兰十五）原种140.04吨，种植于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红山子村。经原告三江合作社要求，武川县种子管理站于2014年8月22日委托专家组对马铃薯原种进行了田间现场技术鉴定。经原告的申请，本院2014年9月3日委托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马铃薯因质量问题造成的减产损失进行了司法鉴定，并支出鉴定费51886.79元。原告三江合作社因马铃薯减产，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
另查明，鉴定原种种薯的最佳时期是出苗之后现蕾之前。《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受理日期为2014年8月22日，鉴定的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
又查明，被告拓普瑞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营业期限2010年10月18日至2019年5月11日，经验范围：马铃薯一、二级种薯（费乌瑞它、克新一号、夏波蒂）种植、批发、零售、包装、加工。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5月11日，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5月12日。2014年拓普瑞同批次荷兰十五种薯生长情况为正常。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通过了种薯合格。植物检疫检验结果，未发现种薯检疫性有害生物。
再查明，鉴定人林成出庭证实，《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不客观，鉴定人真实的鉴定意见为：综合现有材料和相关信息，未能证明种署有质量问题。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原告并未举证证明确切的种植面积及亩产量，原告陈述“今年产出每亩不超1000多斤”，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次，关于《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问题，出庭的鉴定人确认，鉴定原种最佳时期是出苗之后现蕾之前，而该鉴定的时间为2014年8月24日，显然已不在最佳期。病情的程度和土壤有关，同时承认不能排除种薯没有病毒可能性，病毒株率对减产也没有等量关系，病情指数和产量同时进行才能判断应做损害程度鉴定，原告并未做损害程度鉴定。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专家鉴定组对鉴定地块中种植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鉴定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作为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状况；（二）当事人对种子处理及田间管理情况；（三）该批种子室内鉴定结果；（四）同批次种子在其他地块生长情况；（五）同品种其他批次种子生长情况；（六）同类作物其他品种种子生长情况；（七）鉴定地块地力水平；（八）影响作物生长的其他因素，该鉴定意见仅在组织鉴定机构提供的材料下方列举了2014年武川县5月至8月气象资料，在鉴定过程中提到了对田间管理情况的询问，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在该鉴定意见中并未提及。被告拓普瑞公司通过其提供证据《2014年拓普瑞同批次荷兰十五种薯生长期可入户调查》、拓普瑞公司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及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种薯合格，同批次种薯在其他地块生长正常，且合法销售，且被告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梁德霖、杨青山与《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林成一致认为《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通过目测获得病毒率，没进行检测的数据准确性不可靠。另外，本院依法委托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因质量造成的减产损失进行司法鉴定”，鉴定人林成当庭陈述并提交本院鉴定意见结论为：综合现有材料和相关信息，未能证明种薯有质量问题。故原告三江合作社依据《田间技术鉴定意见书》主张损失的依据不足。再次，《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因鉴定人出庭证实《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备真实性，客观性，且《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未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亦缺乏合法性，所以《新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新疆司法鉴定意见更正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拓普瑞公司关于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被告认为和张利忠形成了买卖关系，而张利忠作为原告员工以原告方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被告拓普瑞公司并未提异议，张利忠系职务行为代表原告三江合作社，故本案的主体是适格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川县三江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683元，鉴定费51886.79元，由原告武川县三江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安 飞
审 判 员 杨树祯
人民陪审员 任俊秀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虎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
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