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1民终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珍，女，汉族，1952年10月1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胡延祥，吉林起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树田，男，汉族，1954年1月17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杜力涛，吉林佳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淑珍因与被上诉人周树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5）绿民二初字第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淑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延祥，被上诉人周树田及其委托代理人杜力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淑珍原审诉称：王淑珍系长春市绿园区同心街道（原西新镇）同心村村民，2003年1月11日与同心村民委员会签订《耕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本村耕地。2007年4月27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下发《长春市人民政府拟征地通知书》（长府函99号）。2007年10月1日，周树田找王淑珍商量合作建设温室，双方签订《土地合伙协议》。约定由王淑珍将座落在靶场北承包的土地4亩，与周树田合作建设温室，时间从2007年10月1日至被征用土地止。签订的4亩土地被征用时，地上物及青苗补偿款双方各一半，土地补偿款归王淑珍所有。王淑珍认为，王淑珍与周树田2007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无效合同。所以现王淑珍起诉周树田至人民法院，要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周树田原审辩称：1、王淑珍所称2007年4月份长春市人民政府拟征地通知书只是通知，不是征地公告，拟征地只是打算、想要征地，不具有合法约束力，实际土地开始征收时间为2013年4月，正式签定合同是2014年11月份；2、王淑珍、周树田作为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并不违法，王淑珍称双方土地合伙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错误，而且是哪一条款没有明确；3、周树田自2007年10月份取得土地经营权后一直经营至正式征地，即2014年，期间土地征收部门没有下发拆除违建或停止违法行为的通知，王淑珍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4、长春市西部新城重点项目管理中心2014年对周树田所耕种地上物进行征地补偿，说明王淑珍、周树田签订的协议合法、耕种方式合法。综上，王淑珍、周树田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有效，请驳回王淑珍诉讼请求。本案经原审审理查明：2007年10月1日，王淑珍、周树田签订《土地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王淑珍将座落在靶场北承包的土地4亩与周树田合作建温室，时间从2007年10月1日至地被征用止，周树田出资建温室，由周树田决定建完温室的种植管理及收入归周树田所有。王淑珍、周树田双方签订4亩被征用时地上物及青苗补偿款王淑珍、周树田各一半，超过0.4亩的地上物及青苗补偿归周树田所有，土地补偿款（合同款）归王淑珍所有，地里现有的小房及外墙周树田付给王淑珍现金13000.00元。协议签订后，周树田于2007年10月30日给付王淑珍合伙建温室、地里现小房外墙现款13000.00元及20000.00元4亩地以外的钱，周树田在王淑珍承包的4亩土地上建了简易温室并种植了枸杞。现王淑珍以王淑珍、周树田所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无效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确认王淑珍、周树田2007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无效。原审法院认为：王淑珍、周树田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庭审中王淑珍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王淑珍、周树田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王淑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原告承担。宣判后，王淑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请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无效。无效合同是指合同已经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合同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必须在公权许可范围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确认合同无效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对客观事实判断的问题。判断合同是否无效存在难度，这是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的原因之一。一、《土地合伙协议》签订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将征收协议中的土地。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公证书》证明在2007年、2008年间，长春市政府在绿园区安排征地，征地范围内的村民为了多获得征地补偿款，一些征地区域外的人，也从中看到了发财之道，趁征地之际，双方串通以租赁承包农民土地为名，在被征收区域内抢栽、抢种各种农作物，名贵树种，抢建各种建筑物，意图骗取国家土地补偿款。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2008年4月22日一次的集中整治行动中，就拆除了各种大棚、温室、作业间2000多栋。上诉人也是为多得补偿款而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合伙协议》，被上诉人建设的简易温室在2008年4月22日的集中整治行动中拆除。二、《土地合伙协议》目的是为了多获得土地补偿款，使国家利益受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受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所调整，合同目的应当是该办法第一条规定的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合伙协议》，名义上是建设温室，约定种植管理和收入归被上诉人，实质是为了增加土地的地上物价值，土地征收时“多获得土地补偿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知悉土地将被征收，所以约定协议期限从2007年10月1日起至被征用止，协议的主要内容约定土地被征用时，地上物补偿款如何分配。如果建设温室是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上诉人作为以土地合伙的当事人，却没有任何收益，明显不符合常理，从而也证明当事人订立协议的目的是恶意增加地上物价值，意图多获得土地补偿款，损害国家利益。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恶意串通是指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事实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一是主观心态是故意而为之，二是为了牟取利益，即通过实施该行为可以获取一定收益，包括直接增加自身收益，以及通过减少支出而间接增加自身收益。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恶意串通的关键，而该主观心态属于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应采取推定方式认定，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按照证据规则第九条的规定，依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予以判断和认定。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签订《土地合伙协议》不是为了农业经营，发展农业经济，是为了多获得土地补偿款，使国家利益受损。综上，《土地合伙协议》因违反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应为无效合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周树田二审辩称：1、上诉人所称的抢栽抢种，意图骗取国家赔偿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本身就是同心村民，不是区域外的人，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所建的简易温室被拆除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是事实，上诉人也无法提供政府的法律文书。2、被上诉人是农民，与上诉人订立合同，在地上种植枸杞至2014年土地被征收，上诉人所称根据相关规定订立合同目的应该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民的周树田来说他不会知道订立合同目的应该符合这种规定。他只知道如何利用土地增收增产，提高生活质量，且法律没有规定土地将被征收农民就应该放弃土地经营，就本案来讲，涉案土地从拟征收到实际征收长达7年，即2007至2014年，上诉人所称当时利用签订协议恶意增加地上物价值，如果是恶意增加就属于抢栽抢种，但政府几次拆除违章违法建筑，均没有对被上诉人所增加的地上物进行拆除，证明所增加的地上物是合法的。而且从政府对上诉人已经补偿的事实上看，被上诉人多年经营的地上物是合法的。3、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上诉人通过合法形式利用土地正常经营多年，在土地没有被征收前，上诉人从未提出过双方是恶意的，目的是骗取国家补偿款，该种提法是在上诉人与政府签订地上物补偿合同之后，其目的是为占有被上诉人的应得补偿款。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07年10月22日收条记载：“……收到合伙建温室周树田交给王淑珍地里的小房外墙现款。”再查明：二审庭审中，关于合伙协议所涉土地现在是什么状态问题，上诉人王淑珍陈述：“已经被长春西部新城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征收。两费补偿款已经发到村里，给了上诉人全部土地补偿费及50万地上附属物补偿费。还有一部份地上物补偿费没有发。”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淑珍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周树田签订的《土地合伙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但被上诉人周树田对该事实予以否认，上诉人王淑珍未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淑珍陈述其已实际领取涉案土地部分补偿费用。因此，结合本案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陈述，上诉人王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上诉人王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宇代理审判员  潘明琳代理审判员  高云燕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书 记 员  许琳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