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9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湛江市霞山区洪屋路142号。
法定代表人：刘广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中强，李建仁，均为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立达，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日梅，广东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立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中强，李建仁和被上诉人郭立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日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航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错误判决，并予以改判为驳回郭立达原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立达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郭立达的入职时间，一审判决认定不准确。郭立达系1999年8月开始入职航运公司，任职岗位是船员。郭立达称1992年入职没有事实依据。其仅凭社保证明并不能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开始的时间，该期间内仅仅是郭立达委托航运公司代缴社保。二、一审判决认定航运公司与郭立达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有误。首先，郭立达于2003年3月开始就一直未上班，其次，根据相关查询了解，郭立达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在凯胜等几家单位任职。后来航运公司状况改善，可以提供实际工作给郭立达，故于2014年双方合同期满后，连续给郭立达电话通知其回单位上班，但其一直不予理会，拒绝回公司上班。另根据双方2004年签订的《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书的约定，逾期二个月不交管理费和船员证件的，按自动离职处理。综上可以视为郭立达已经自动离职。退一步说，郭立达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航运公司可以依法对郭立达作出除名处理。故不存在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三、郭立达主张2004年8月至2015年8月的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根据2004年当时适用的1995年的《劳动法》的第二十条规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提是：“劳动者要工作满十年，双方同意续签，劳动者自己主动提出。”但郭立达本人并未提出续签合同的意愿。况且，劳动报酬应当在劳动者付出正常劳动的基础之上来讲。郭立达在此期间内根本就没有向航运公司提供过正常的劳动。故请求该期间的双倍工资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审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航运公司的上诉请求。
郭立达答辩称：航运公司与郭立达形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航运公司无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关系，显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向郭立达支付两倍的赔偿金。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郭立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航运公司向郭立达支付46个月的经济赔偿金269652元；2、航运公司向郭立达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2004年8月至2015年8月的两倍工资，共计1547568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仲裁阶段的司法鉴定费7200元，均由航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立达系船员，航运公司系国有企业。郭立达自1992年3月起在航运公司工作。1999年8月17日，郭立达、航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为5年，自1999年8月17日起至2004年8月17日止。2002年，航运公司安排郭立达待岗，期间仅向其发放待岗工资。2004年间，航运公司因企业效益不佳、经济状况不良等原因，无法安排全部职工上岗工作，遂允许部分职工外出务工。2004年7月19日，郭立达、航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书（候派船员）》。合同主要约定：航运公司根据郭立达申请，同意郭立达外出务工，务工时间从2004年8月1日起至2005年7月31日止；若未满合同期按实际时间算，超期要续签合同；如不续签合同又不交证件，此合同继续延期生效；航运公司负责为郭立达提供船上工作的所需有关证件，并负责证件的换证、签证及海员出境手续；郭立达外出务工期间，必须注意自身安全，与船东签订有关合同，完善保险手续；在合同期间，其社会养老、工伤、待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航运公司负责缴交；如发生伤残、病、亡等事故，航运公司负责协助郭立达或其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或船东按合同条款索赔，并负责协商善后工作;郭立达必须密切与航运公司船员管理部门联系，及时提供本人或者船东的联系电话，因工作需要时无条件服从航运公司调派，按时返回单位报到；郭立达外出务工期间，必须按时缴纳船员管理费，从提取证件之日起，航运公司停发其在本单位的一切工资待遇；从租用之日起，郭立达满两个月汇一次管理费至航运公司财务或委托亲人缴交，月管理费350元；正常按时缴纳管理费者则享受外派人员同等待遇；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两个月不缴交或期满后不缴交管理费和船员证件者，按自动离职处理。合同签订后，郭立达即持船员证书等外出务工，航运公司亦停发其待岗工资。一年后，郭立达虽未向航运公司缴纳管理费和缴交船员证件，更未与航运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但航运公司一直为郭立达缴交基本养老、工伤、生育、失业、基本医疗、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等各种保险费用。2005年3月后，郭立达在多艘散货船或船舶服务公司里担任见习轮机长、大管轮等职务。2015年7月31日，航运公司向郭立达邮寄《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主要内容为：郭立达职工，鉴于你的劳动合同期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期满后不再与你续签劳动合同，请于2015年8月5日前到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2015年8月5日，航运公司又制作一份《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邮寄给郭立达，其中载明：劳动者姓名郭立达，工作岗位为待岗，入职时间为1992年3月，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04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止，合同解除日期为2015年8月6日，本单位工作年限为23年5个月。2015年8月后，航运公司未再为郭立达向社保机构缴纳各项保险费用。
郭立达收到上述《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后，于2016年7月11日向湛江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航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269652元；2、支付2002年7月至2004年7月的工资140688元；3、支付2004年8月至2015年8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1547568元。仲裁期间，航运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一份落款日期为2004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欲证实郭立达、航运公司之间除签订了1999年8月15日的《劳动合同书》，以及2004年7月19日的《合同书（候派船员）》外，尚续签了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04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郭立达否认2004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和《合同书（候派船员）》的真实性，并向仲裁庭提交鉴定的申请。经仲裁庭委托，广东中鼎司法鉴定所对两份合同作出了鉴定意见，认为2004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非郭立达本人所签，而《合同书（候派船员）》则为郭立达本人签订。郭立达为此支付了两份合同的鉴定费各3600元共7200元。2016年12月2日，湛江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湛劳人仲案非终字[2016]152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郭立达的全部仲裁请求。郭立达对仲裁结果不服，在收到裁决书后的15日内提起了诉讼。
仲裁及本案诉讼期间，郭立达虽然提交了《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两份证据的复印件，但航运公司均以郭立达未能提交原件核对为由，否认《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系其制作并邮寄给郭立达的事实。
另查明，2015年8月5日、8月13日，航运公司向另一职工陈洪凯分别制发了《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以案外人陈洪凯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航运公司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陈洪凯随后亦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后亦提起了诉讼。
再查明，湛江市2015年5月1日起的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210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关于郭立达提交的《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真实性的问题。郭立达虽未能提交两份证据的原件，航运公司亦否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从航运公司不再为郭立达缴纳各项社保费用的时间，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载明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相吻合的事实，认定《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真实性，并据此认定有关案件的事实。
关于涉案劳动合同真实性的问题。当事人对1999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无争议，故对该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鉴定机构鉴定，落款日期为2004年8月17日的《劳动合同书》并非郭立达本人所签，郭立达亦不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该份《劳动合同》不予认可。而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19日的《合同书（候派船员）》经鉴定系郭立达本人签订，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据此认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航运公司因经济状况不良等无法安排郭立达上岗工作，遂允许其外出务工，显然郭立达属于可外出自谋职业，但仍与原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合同关系，并享有用人单位一定福利待遇的富余、待岗职工。《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与其富余人员、放长假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劳动合同与在岗职工的劳动合同在内容上可以有所区别。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就不在岗期间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涉案《合同书（候派船员）》系经郭立达申请后，与航运公司经协商一致后签订的合同，该合同虽然与一般在岗职工的劳动合同有所区别，但鉴于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除约定郭立达需上交证件等约定违反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外，其余部分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关于郭立达以航运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请求航运公司支付200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两倍工资能否支持的问题。《合同书（候派船员）》中虽然对续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有限制，但同时又约定，双方不续签合同的情况下，该合同继续有效。事实上，约定续签合同的时间届满后，郭立达在未缴纳管理费、上缴证件的情况下，航运公司仍为郭立达缴纳各种社保费用，郭立达对此亦无异议，故该合同可视为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郭立达主张航运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予采纳。另外，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工资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劳动者请求支付工资的前提，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郭立达自与航运公司签订《合同书（候派船员）》后一直未在航运公司上班工作，未向航运公司提供劳动，航运公司则无须向其支付相应的工资。综上，郭立达以航运公司未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需支付两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郭立达请求的赔偿金能否支持的问题。郭立达、航运公司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故航运公司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为由，解除与郭立达的劳动合同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郭立达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航运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向郭立达支付赔偿金，故郭立达请求航运公司支付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而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三款又规定：“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郭立达外出务工期间，航运公司停发其工资，在无工资作为计算赔偿金基数的情况下，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中关于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的规定，确定赔偿金的基数。湛江市2015年5月1日起的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1210元/月，那么其80%即基本生活费标准作为计算赔偿金的基数。郭立达在航运公司处工作的年限为23年5个月，则赔偿金为45496元（1210×80%×23.5×2）。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立达支付赔偿金45496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郭立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7200元，郭立达负担3600元，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6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郭立达的入职时间；二、航运公司应否向郭立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关于郭立达的入职时间问题。1992年3月，航运公司开始为郭立达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15年8月5日，航运公司制作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也载明郭立达的入职时间为1992年3月。而航运公司上诉称郭立达的入职时间是1999年8月，但其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航运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郭立达的入职时间为1992年3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航运公司应否向郭立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1999年8月17日，郭立达与航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2004年7月19日，双方又签订《合同书（候派船员）》。之后，双方虽然未再签订《劳动合同》，但航运公司一直为郭立达缴交基本养老、工伤、生育、失业、基本医疗、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等各种保险费用，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是存续的。郭立达诉称其在待工期间多次要求回单位上班，航运公司也辩称其不断通知郭立达回来上班，但至双方产生争议时，郭立达不能提交其向航运公司要求上班的证据，航运公司也不能提交其要求郭立达回单位上班遭拒绝的证据，故郭立达与航运公司均无法证明郭立达十多年不回单位上班的原因，可视为航运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航运公司应向郭立达支付经济补偿。因此，航运公司应向郭立达支付经济补偿22748元（1210元×80％×23.5）。航运公司关于其不应向郭立达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航运公司上诉部分有理，对合法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3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立达支付经济补偿金22748元。
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7200元，郭立达负担3600元，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友裕
审判员 李建明
审判员 王 瑾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 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