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高行终字第1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维平，男，1939年9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学芝，男，1983年4月13日出生，集智通知识产权代理（北京）有限公司商标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何训班，主任。
委托代理人梁宇，该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原审第三人临淄区足球产业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办公中心*楼。
法定代表人杨健。
上诉人于维平因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26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8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4年5月5日，上诉人于维平的委托代理人王学芝到本院接受了询问。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原审第三人临淄区足球产业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临淄区足开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明：2005年9月20日，于维平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提出第4905812号”足球起源地”商标（简称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32类”啤酒、矿泉水（饮料）”等商品上。
被异议商标经初审公告后，临淄区足开办向商标局提起异议，主要理由为：临淄区足开办做为当地足球文化的推广者和管理者，长期独占使用”足球起源地”并使其具有很强显著性。”足球起源地”是世界性文化遗产，被异议商标的注册使用将会对临淄区足开办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被异议商标实属恶意抢注，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牟取不正当利益。临淄区足开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请求商标局不予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
2012年12月1日，商标局作出（2010）商标异字第28220号《”足球起源地”商标异议裁定书》（简称第28220号裁定），认为2004年国际足联宣布”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而作为蹴鞠起源和形成地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则被公认为”足球起源地”。”足球起源地”作为一项世界性的文化遗产，由于维平将其作商标申请注册使用在指定商品上，易使公众造成误认，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裁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于维平不服第28220号裁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异议复审申请，其商标异议复审申请书中并未提出商标局审查超范围的理由。
2013年6月24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3）第19135号《关于第4905812号”足球起源地”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简称第19135号裁定）。该裁定认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本案中，临淄区足开办提交的证据表明，经专家论证并最终得到国际足联的认可，淄博市临淄区被认为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在被异议商标申请前，通过广泛的宣传推广，临淄作为”足球起源地”已经为中国公众广为知晓，两者形成紧密对应关系。被异议商标的注册使用容易使公众认为其商品产地为临淄，从而形成消费误导。此外，”足球起源地”作为一项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不宜由一家独占。因此，被异议商标已构成该条所指”其他不良影响”情形，不应核准注册。于维平关于”足球起源地”在其他商品上获准注册的主张不能成为被异议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理由。于维平其它异议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于维平所提异议复审理由不成立，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经查，2004年国际足联宣布”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而作为蹴鞠起源和形成地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则被公认为”足球起源地”。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有其他不良影响”指的是商标自身的构成要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有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形，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根据临淄区足开办提交的证据表明，经专家论证并最终得到国际足联的认可，淄博市临淄区被认为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在被异议商标申请前，通过广泛的宣传推广，临淄作为”足球起源地”已经为中国公众广为知晓，两者形成紧密对应关系。被异议商标的注册使用容易使公众认为其商品产地为临淄，从而形成消费误导。此外，”足球起源地”作为一项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不宜由一家独占。因此，被异议商标已构成该条所指”其他不良影响”情形，不应核准注册。于维平在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并未提出商标局超范围审查的理由，且其关于”足球起源地”在其他商品上获准注册的主张不能成为被异议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理由。
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第19135号裁定。
于维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主要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于维平本身就是淄博临淄人，其所投资的企业淄博市临淄鞠王体育文化用品厂同样地处临淄，不存在形成消费误导的可能性。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具有科学、审美、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遗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作出认定，因此，”世界文化遗产”是专有名词，有其特定的认定主体和严格的条件，而非”世界足联”的权限。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足球起源地”是”世界文化遗产”，即使在国际足联颁发的证书中也没有”足球起源地”字样。唯一与临淄有关的文化遗产认定，是2006年初”临淄蹴鞠”被确认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也只能表明”临淄的蹴鞠制作工艺”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足球起源地”没有丝毫关系。而且，即便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黄山、天坛、长城等也基本在全类商品上作为商标获准注册。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商标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不宜适用”具有其他不良影响”条款，而应适用相应法律条款。本案中，临淄区足开办主张适用的是《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因此，本案应适用该条款进行审理，而非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商标局的裁定超越权限。在异议复审阶段，临淄区足开办并未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商标局超越权限的裁定进行审查，而并未对商标局的超裁行为予以纠正，其结论同样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即便于维平在异议复审阶段并未指出商标局存在超裁行为，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应有审查之义务。2、根据原审判决的认定，”足球起源地”并不属于有不良影响的情形。而且，包括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在多个案件中已认定”足球起源地”作为商标注册使用不具有不良影响，”足球起源地”已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作为商标获准注册，相关行政裁决及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应当具有拘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被异议商标具有其他不良影响是错误的。
商标评审委员会、临淄区足开办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有被异议商标的商标档案、商标局第28220号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第19135号裁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5年12月21日，于维平之子于剑在第28类”室内足球游戏桌、玩具、运动球类、锻炼身体器械、体育活动器械、游泳池（娱乐用品）、竞技手套（运动器件）、合成材料制圣诞树、钓鱼竿、足球棋”商品上申请注册第4905812号”足球起源地”商标。2009年10月29日，商标局以该商标使用在上述商品上容易误导公众、产生不良影响为由，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驳回了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于剑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2011年7月1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1）第13578号《关于第5072945号”足球起源地”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简称第13578号决定），依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对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在第13578号决定中，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案尚无证据表明第5072945号”足球起源地”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于剑不服第13578号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3024号行政判决（简称第3024号判决），判决维持第13578号决定。于剑不服第3024号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2）高行终字第109号行政判决（简称第109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第109号判决中，本院认为：该案申请商标”足球起源地”使用在该案指定商品上，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会认为其为商品的产地或其他地理名称，一般不会将其与特定的商品生产者或提供者相联系，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应当具备的显著性，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该案申请商标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所规定的情形正确。
另查，于维平在第6类”未加工或半加工黄铜、钢管”等商品、第14类”未加工的金或金箔、手表、仿金制品”等商品、第20类”办公家具、非金属容器（存储和运输用）”等商品、第21类”非电气炊具、玻璃烧瓶（容器）”等商品、第33类”果酒（含酒精）、酒（饮料）、蒸馏酒精饮料、烧酒”等商品、第34类”烟草、雪茄烟、烟斗”等商品、第39类”货运、拖运、汽车运输、停车场”等服务、第43类”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饭店”等服务上申请注册了与本案被异议商标标志完全相同的”足球起源地”商标，并均已获准注册。
以上事实，有本院第109号判决、中国商标网商标查询信息打印件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本案中，”足球起源地”标志本身并不具有不良含义，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不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因此，原审判决及第19135号裁定认定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同时，虽然原审判决认为”足球起源地”作为一项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而并没有直接认定”足球起源地”系”世界文化遗产”，但在”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特定含义、其认定有特定程序的情况下，原审判决的表述并不严谨，容易产生歧义，本院对此一并予以指出。于维平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相关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被异议商标在初审公告期间被提出异议并进入后续异议复审和行政诉讼程序，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程序并未完成。虽然《商标评审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异议裁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复审申请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评审。”本案中，临淄区足开办针对被异议商标提出的相关异议理由中并未涉及《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相关主张，且其在商标异议复审程序中亦未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涉及《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相关主张，但在商标局第28220号裁定主动适应《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情况下，商标评审委员会在第19135号裁定中对《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适用作出评述，并无明显不当。而且，参照《商标评审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决定的案件，可以主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被异议商标注册程序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对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进行审查亦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在商标评审委员会并未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且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情况下，于维平关于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程序既有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又必须以实体问题的解决和实体公正的实现为取向和终极目标。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应当注重纠纷的实质性解决，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程序重复。本案中，虽然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异议商标必然获准注册，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还应当符合《商标法》的其他规定。只有在其申请注册不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等其他禁止性规定时，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才能够获得准许。
《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缺乏其他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本案中，2004年国际足联宣布”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而作为蹴鞠起源和形成地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则被公认为”足球起源地”。在通常情况下，相关公众会将”足球起源地”作为相关商品的产地或其他地理名称加以识别，一般不会将其与特定的商品生产者或提供者相联系而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商标标志加以对待，因此，被异议商标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缺乏商标注册所应当具备的显著特征，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异议商标经长期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因此，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不符合《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法不应予以核准。
综上，原审判决虽然事实认定并不准确，但其裁判结论正确，本院在纠正其相关错误的基础上，对其结论予以维持。虽然于维平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但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于维平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莎日娜
代理审判员 周 波
代理审判员 戴怡婷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