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29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先林，男，汉族，1971年10月11日生，住江苏省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进，江苏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新超宇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江村。
法定代表人：沈文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鋆，江苏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先林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新超宇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超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0492民初1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先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新超宇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新超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我与新超宇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买卖关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交易过程是，首先客户提供图纸，然后由新超宇公司根据图纸生产样品，然后再提供小批量的给客户试用，最后再大批量的生产、交货。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对帐单中所列轴承的所有权是属于宁波客户的，新超宇公司也是向宁波客户开具销售发票，宁波客户在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直接发函给新超宇公司要求赔偿。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买方应是宁波客户，而不是我。二、一审判决对于双方交易的货物数量认定错误。规格14*18*18的，均已退货；规格12*16*12的，实际数量为64500只；规格14*19*11的，实际数量为145600只；规格7*14*10的，实际数量为520000只；规格10*20*18的，实际数量为30000只。三、一审判决关于已付货款的数额认定错误。新超宇公司在诉状中称，2009年至2012年间已付445800元货款，而一审判决仅认定此期间的货款为443000元；一审判决没有认定2011年腊月底我向新超宇公司交付的20000元现金和8000元承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我2013年交给秦某的50000元；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我于2013年2月3日交给新超宇公司的31200元转账支票。四、一审判决支持新超宇公司要求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是错误的。新超宇公司具有质量保证义务，其产品质量存在瑕疵，导致慈溪市凉帽山电机有限公司和宁波鄞州驰宇电机厂要求赔偿损失，可见其因产品质量问题违约在先，其主张逾期付款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新超宇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关于双方的合同关系、案涉货物总量及对应价格、陈先林的已付款等事实的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陈先林关于货物交易数量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关事实及证据证明。双方交易数量以双方对帐单及庭审中确认的数量为准。关于已付款，一审判决已综合全案证据作出了认定。
新超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先林支付货款人民币700544元，同时判令陈先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给付上述货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价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令陈先林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超宇公司于2009年经公司职员秦某的介绍，与陈先林发生往来，陈先林开始主要在浙江地区销售新超宇公司的货物。2013年1月8日，双方就往来情况进行对账，陈先林签署确认了5份对账单，分别是2009年对账单、2010年对账单、2011年对账单（1-7月）、2011年对账单（8-12月）和2012年对账单。每份对账单均包含了日期、规格、数量和备注信息，但价格未注明。2009年至2012年期间，陈先林通过秦某陆续向新超宇公司支付了443000元货款。2014年1月29日，陈先林直接向新超宇公司支付了30000元。2015年1月，新超宇公司向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先林支付货款73054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案案号为（2015）安高商初字第00011号，海安法院先后六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其中，在2015年2月11日的第一次庭审中，对于法庭询问双方之间的关系及陈先林的报酬等问题，陈先林回答为：“……我去寻找需要产品的客户，把需要产品的客户情况提供给浙江地区的销售代表，这个销售代表叫秦某，秦某把需要产品的客户情况通知他总公司，总公司根据秦某提供的信息生产产品，产品生产完成后通过秦某再跟公司联系，把货发到我这里的物流公司，再由我将这些产品送到所需要的客户手里”“新超宇公司给我一个产品的底价，我在跟客户交易的时候做一个加价，这个加价就是我的报酬”。同年5月8日的庭审中，秦某到庭作证，并回答了新超宇公司、陈先林及法庭的相关问题，其当庭表示2009年至2012年期间陈先林通过证人交付新超宇公司货款443000元；2012年10月16日之后，陈先林可能只交给了证人一笔货款；其知道一次“大概在年底的腊月28左右，陈先林给了老板一张承兑汇票8000元，现金2万元”；2012年的对账单中1月7日的规格为7*14*10、数量为50000的货物少一件（5000只），同年1月8日规格为12*22*18、数量为60000的货物和规格为10*20*18、数量为60000的货物由证人拿走用于销售；2013年、2014年和2015年陈先林共三次向新超宇公司退货，物流均通知证人提某，证人亦均通知了新超宇公司带运费去物流公司提某。在海安法院的组织下，陈先林于2015年7月23日，就涉案新超宇公司主张的各规格型号货物的单价逐一进行了认定。对于该案，新超宇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向海安法院申请撤回对该案的起诉，海安法院于当日作出准予新超宇公司撤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后新超宇公司又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进法院）提起诉讼，重新起诉陈先林，并于2016年1月21日向武进法院缴纳诉讼费用，武进法院于同年1月27日予以立案受理。后因案件管辖范围调整，根据上级法院的相关规定，武进法院将该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如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么陈先林结欠新超宇公司的货款该当是多少。
对于争议焦点1，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一定的物，而委托合同标的是劳务。根据陈先林于2015年2月11日在海安法院庭审中的陈述，陈先林将客户所需要的产品告知新超宇公司的职员秦某，由秦某通知新超宇公司，新超宇公司生产出产品后，把货发到陈先林处的物流公司，再由陈先林交付给客户，新超宇公司给陈先林一个产品底价，陈先林在与客户交易时做一个加价，这均可说明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之间存在由新超宇公司向陈先林转移货物所有权的交易目的，而非由陈先林代理新超宇公司处理新超宇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买卖事务，故本案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陈先林已享受到了作为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应当享受到的相关权利，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而陈先林对于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并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对于争议焦点2，首先，关于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之间所交易货物数量的确认。根据陈先林于2013年1月8日签署确认的5张对账单，可以基本确认2009年至2012年期间新超宇公司向陈先林供应各类规格型号货物的具体数量。对于陈先林辩称的向新超宇公司的部分退货，其中新超宇公司提交的2012年对账单中载明：“1月7日，7*14*10，少1件”、“1月8日，12*22*18，退”、“1月8日，10*20*18，退”、“3月3日，4*9*6，赔”及“3月23日，4*9*6，退”，结合秦某在海安法院作证时的相关证言，上述对账单中载明的短少及退、赔货物均应在货物总数中扣除。对于陈先林主张的2013年5月、2014年9月、2015年1月的三次退货，新超宇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陈先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新超宇公司实际交付了相关退货，故对陈先林该部分的退货不予认定。
其次，关于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交易往来的货款金额。新超宇公司主张自2009年至2012年期间，陈先林共向新超宇公司采购了价值为1085194元货物，但新超宇公司对于其主张的5张对账单上载明的各规格型号货物的单价未能举证予以证明，陈先林亦不予认可。而关于产品的单价，陈先林在一审法院组织的第三次庭审中提出，新超宇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向海安法院提交了一份单价明细表，对陈先林于同年7月23日提交的价格作了变更，应以该单价明细表载明的单价计算相应货物的总价，新超宇公司则表示提交该份表格的主要目的不是确认产品的单价，而是证明计算方式和推算陈先林欠款的事实，因新超宇公司在（2015）安高商初字第00011号案件中及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主张的货款单价一直是远高于上述两份单价明细表中的价格，且该份单价表系新超宇公司基于产品材质为铁基制品所制作的价格表，而本案中，对于产品的材料，新超宇公司、陈先林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新超宇公司所供货物的具体材质，故对于新超宇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出具的单价表，不能直接认定为新超宇公司对陈先林确认价格的变更。此外，陈先林在本案的第一次庭审中亦表示，单价应以其提交的单价明细为准。因此，对于双方交易的产品单价，应根据陈先林于2015年7月23日在海安法院及一审中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价格明细进行确认。结合陈先林确认的5张对账单中载明的各规格货物的数量，扣除上述短少和退、赔货物，应确认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之间交易的总价款应为586745元（详见附表）。其中，对于规格为6*12*10和规格为8*14*8的产品，陈先林虽在其提交的单价明细中未注明，但陈先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就这两种产品单价分别认为0.075元和0.01元，因新超宇公司对其主张的单价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应采信陈先林的上述价格主张。
再次，关于陈先林已付货款的数额。陈先林辩称其已交付给新超宇公司581000元，而新超宇公司仅认可收到445800元。第一，对于双方争议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陈先林通过秦某交付给新超宇公司款项的数额，陈先林辩称该部分款项为443000元，而新超宇公司仅认可收到415800元，根据秦某本人在海安法院庭审作证时的陈述，应当确认该部分数额为443000元。第二，对于陈先林辩称的其于2011年腊月底向新超宇公司交付的20000元现金和8000元承兑，虽然秦某作证时表示其知道此事，但陈先林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新超宇公司亦不予认可，故对陈先林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第三，对于陈先林辩称的2013年后交给秦某50000元，因陈先林在海安法院和一审法院的前几次的庭审中，均表示该50000元是通过转账方式，分两次交付给了秦某，但在一审法院组织的最后一次听证过程中，陈先林却提供秦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分别于2013年8月5日和11月22日交付给秦某20000元和30000元承兑汇票，一方面，陈先林就该部分的陈述与举证，前后不一；另一方面，秦某在海安法院作证时，并未作出相关陈述，故对陈先林的该50000元已付款项不予认定。第四，对于陈先林辩称的其于2013年2月3日寄给新超宇公司30000元转账支票，因陈先林并未就此充分有效举证，新超宇公司未予认可，故对此亦不予认定。此外，对于陈先林于一审法院组织的最后一次听证过程中，提出的其在2015年7月10日向秦某汇款19400元，该款亦应作为其支付给新超宇公司的货款，因该付款发生于海安法院审理过程中，而一审法院的最后一次听证前,陈先林在两家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就该部分付款从未提及过，且陈先林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载明在2015年6月29日，秦某曾向陈先林汇款50000元，说明陈先林与秦某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该19400元不能认定为系陈先林支付给新超宇公司的涉案货款。因陈先林于2014年1月29日交付给新超宇公司30000元，故陈先林已支付给新超宇公司的货款应当确认为473000元（443000元+30000元）。
综上，陈先林还应当支付给新超宇公司货款为113745元。陈先林拖欠该货款不付，确系给新超宇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故新超宇公司可以主张要求陈先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赔偿自其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21日起逾期支付113745元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陈先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新超宇公司价款11374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1137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新超宇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陈先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806元，由新超宇公司负担9320元，由陈先林负担1486元。
二审中，陈先林申请证人秦某到庭作证。秦某称，其于2013年8月5日、11月22日收到陈先林票面金额分别为20000元、30000元的承兑汇票，均交给新超宇公司；陈先林于2013年2月3日向新超宇公司转帐31200元，之后陈先林电话告知了秦某。秦某同时提交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对于秦某的证言，新超宇公司认为，秦某称交两张承兑汇票到公司却不能提供相应手续，并且秦某与陈先林之间有相互转帐汇款的情况，说明两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于秦某的上述证言应不予采信，对于秦某提交的记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陈先林与新超宇公司之间的关系。陈先林称，其与新超宇公司系委托代理关系。但根据陈先林在2015年2月11日海安法院庭审中的陈述，新超宇公司生产出相应产品后，把货发到陈先林处的物流公司，再由陈先林交付给客户，陈先林在新超宇公司给的产品底价上做一个加价与客户交易。事实上，双方大部分的交易也是这样完成的。因此，双方的行为符合买卖合同关于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给付价款的法律特征。陈先林辩称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对此却不能举证证明。因此，陈先林与新超宇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为买卖关系。
关于涉案货物数量。陈先林与新超宇公司之间发生交易的周期比较长，自2009年始至2012年9月止，而且品种多、次数多。对于双方的交易情况，陈先林于2013年1月8日签名确认了五张对帐单。该对帐单按年度划分（其中2011年度共两张），其中的交易日期、规格及数量均一一列明，备注栏中手写标明了退、赔、少的情况。因此，该对帐单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双方的交易数量。案涉货物数量应以该对帐单为基准。陈先林所主张不应纳入交易数量的货物，即其所主张的2013年5月、2014年9月、2015年1月的三次退货。从该三次的退货时间来看，间隔双方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较长。而且，陈先林仅提交了三次退货的托运单，无证据证明新超宇公司已签收该三次退货。在新超宇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陈先林主张的上述三次退货应不予认定。
关于案涉已付货款。陈先林对于已付货款负有举证责任。双方最后一次的交易是2012年9月。2012年10月16日，新超宇公司对于陈先林四年来的已付货款进行逐笔汇总，对于该部分应当予以确认。陈先林还提供了一张2014年1月29日的货款收条。从该收条也可以看出，新超宇公司与陈先林在交接货款时办理了相应手续。而陈先林主张其于2011年腊月底交付20000元现金和8000元的承兑汇票、于2013年交给秦某50000元、于2013年2月3日交付31200元的转账支票，却均不能提供相应手续。新超宇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于该部分应当不予认定。新超宇公司对于在诉状中“2009年至2012年付款445800元”的陈述，其在一审庭审中已经作出修正。一审判决根据相关证据作出综合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赔偿损失。陈先林提出质量问题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是2012年9月，陈先林超过两年期间主张质量问题不符合法律规定。新超宇公司不存在质量方面的违约，可以向陈先林主张货款。陈先林逾期付款，造成新超宇公司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损失可以应付货款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赔偿损失的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先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5元，由陈先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裕华
审 判 员 赵玉兵
代理审判员 雷 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