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东民终字第2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禹良，男，……。
委托代理人周福海，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邓绪荣，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树友，男，……。
委托代理人潘国华，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陆飞，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吴开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光跃，男，……。
原审第三人邢丽明，男，……。
上诉人吴禹良因与被上诉人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宇房产公司”）、王树友、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工七公司”）及第三人邢丽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2014）凯民初字第1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兴宇房产公司在代建原凯里市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中。因与贵州建工七公司磋商未能达成协议后，被告王树友以内部分包方式承建该项目中E、F户型工程。2013年1月5日王树友因工程需要与第三人邢丽明签订一份《钢材购销加工协议》。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工地所使用的钢材需要进行加工，第三人邢丽明与吴禹良达成口头合作协议，由吴禹良对王树友工地所需加工的钢材进行加工后，送到王树友的工地。吴禹良在加工王树友工地所需钢材的过程中，吴禹良与黔东南州益诚贸易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所进的钢材款以及资金占用费均由邢丽明支付。因需要支付资金占用费，吴禹良于2013年6月18日与王树友签订了一份（与吴禹良与益诚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格式一样）钢材购销合同，明确王树友逾期支付钢材款需付资金占用费。2014年9月25日，吴禹良以三被上诉人未支付钢材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各方当事人均不同意调解。另查明，吴禹良所称收到王树友的钢材货款149263元，未能提供收款收据。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协商、缔结并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吴禹良与邢丽明是合作关系，吴禹良与益诚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进钢材40余吨加工后，送到王树友的工地，吴禹良所欠益诚公司的货款以及资金占用费均由邢丽明支付。王树友对吴禹良拉到其工地的钢材，也与邢丽明经过结算，并已支付给邢丽明相应的钢材款，邢丽明也按照王树友的要求，为其开具了相关税票，这些均有相应收条、税票以及本院的调查笔录在卷佐证。吴禹良所称其与邢丽明并不是合伙关系，其收到过王树友支付的149263元货款，因自己没有贵阳银行的卡，王树友把149263元货款打到邢丽明的账户，后邢丽明替自己把所欠益诚公司的货款支付了，这并不符合经济往来中的交易习惯。吴禹良经本院释明后，也未能提供其相应的进货经济来往凭证。本案原告吴禹良虽然与王树友签订有钢材购销合同，并有其送货到王树友工地的送货单，但并不能证明他与王树友之间存在实际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被告王树友以及第三人邢丽明均称吴禹良只是负责为邢丽明加工钢材并负责送货到王树友工地的加工人员，与王树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禹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40元，减半收取2770元，由吴禹良负担。
一审判决后，吴禹良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上诉人吴禹良经本案第三人邢丽明介绍与被上诉人王树友认识，双方于2013年6月18日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上诉人吴禹良供给王树友钢材大约40吨，并约定超过数量按实际提货量计算。合同还对被上诉人钢材质量及逾期付款加价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吴禹良即于2013年6月19日与州益诚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此后，上诉人陆续向益诚贸易公司及黔东南州华宇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黔东南州凯宏鑫建材有限公司等单位购买钢材进行加工后供给了被上诉人王树友，前后共供给被上诉人钢材94718.28公斤，价款为375882.87元。因被上诉人王树友长期拖欠货款，上诉人除益诚公司的38.013吨的货款外，其他56.70528吨的小综货款均由上诉人吴禹良先行垫付，尚欠益诚公司的钢材款及资金占用费因该公司经办人吕剑多次催促吴禹良，上诉人吴禹良只得恳求第三人邢丽明一起找到王树友要求支付益诚公司货款，王树友才于2013年8月5日通过贵阳银行卡打款，又因吴禹良没有贵阳银行的卡，当时邢丽明说他有贵阳银行的卡，叫王树友先打款进邢丽明的卡，上诉人亦同意王树友将款先打入邢丽明的卡，然后于当日即2013年8月5日从邢丽明的贵阳银行卡支付给益诚公司的钢材款149260元（其中钢材款144637元，资金占用费4623元）。2、原判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邢丽明在上诉人吴禹良与被上诉人王树友发生钢材交易时是合伙关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3、本案系被上诉人王树友与第三人邢丽明恶意串通，共同侵吞上诉人依约售给被上诉人王树友钢材的合法款项。一审判决是给二人提供“保护伞”，使其违法侵吞变为“合法收入”，完全违背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吴禹良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王树友答辩称：1、本案存在两份钢材购销合同，一份是王树友与邢丽明的《钢材购销加工协议》，一份是吴禹良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但不可能存在两个供货方和两个合同都在履行。2、本案涉及的70余吨钢材货款，王树友早已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3、吴禹良以追索钢材货款为目的而提起诉讼，精心纺织了一个他自认为几乎完整的圈套，实际上是一种明目张胆贪婪的敲诈行为。因其余答辩理由已在一审时作了陈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第三人邢丽明答辩称：1、吴禹良送货给王树友工地的钢材全是第三人邢丽明出钱从钢材供应商处购买来的，而吴禹良一分钱钢材款都未出过，吴禹良只是钢材加工、送货的人，吴禹良与王树友根本没有发生钢材买卖关系；况且，吴禹良送货给王树友的钢材，王树友已经向邢丽明付清了钢材款，现吴禹良起诉王树友主张钢材款和利息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在2013年6月至7月底吴禹良送货期间，第三人邢丽明委托他与益诚公司签订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因该合同约定有资金占用费为每吨每天4元。吴禹良就对第三人邢丽明说叫找王树友要资金占用费。之后，好像是2013年7月底左右，第三人邢丽明与吴禹良到王树友工地的工棚里商谈资金占用费（利息），并委托吴禹良与王树友补签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此合同日期是倒签的）。此合同只是针对向益诚贸易公司购买约38吨钢材的资金占用费而补签的。况且这些钢材货款和资金占用费都是由我邢丽明支付给益诚贸易公司，吴禹良一分钱都未出过，我邢丽明有向益诚公司付款的证明和欠条等，根本不存在吴禹良所说的其与王树友之间有钢材买卖关系。
被上诉人兴宇房产公司、贵州建工七公司未提交书面的答辩状。庭审时，贵州建工七公司称本公司根本未参与承建原凯里市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与本案上诉人吴禹良不存在任何买卖钢材的关系，吴禹良与王树友等人的争议与本公司无关。兴宇房产公司称本公司只是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的代建商，本公司作为开发商只与施工方建立施工合同关系，从未向吴禹良购买过钢材，吴禹良与王树友都不是本公司职员，他们之间争议的钢材买卖关系与本公司无关。
二审期间，吴禹良重复提交了一审时已提交的下列证据材料：①《钢材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吴禹良与王树友2013年6月18日自愿签订钢材购销合同；②收货明细单一份（51页），拟证明王树友工地负责人收到上诉人吴禹良钢材的事实；③《钢材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吴禹良与益诚贸易公司签订合同购买钢材的事实；④《收款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吴禹良所购钢材已从第三人邢丽明处付清货款的事实。
对于吴禹良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后，王树友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吴禹良与王树友2013年6月18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不是真实的买卖钢材合同，是邢丽明为了要资金占用费而签订的，不是王树友与吴禹良之间的发生买卖关系的依据。2、收货清单是邢丽明委托吴禹良送货到王树友工地时所交接货签字的单子，不是吴禹良所讲的他本人另外供货给王树友的送货单据，没有王树友或其委托人签字的送货清单是虚假伪造的。3、吴禹良与益诚贸易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邢丽明委托吴禹良签订的，在一审诉讼期间邢丽明未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前，邢丽明作为证人的身份针对律师的调查作了详细的陈述，一审法院也找过益诚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吕剑核实过，该货款也是邢丽明支付的，发票也在邢丽明手里。益诚贸易公司出具的《证明》恰好证明邢丽明所讲的属实。邢丽明同意王树友一方的质证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禹良以其持有与王树友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和《送货单》为依据主张其与王树友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并提供了其本人与益诚贸易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和以他在此之前为别人加工过钢材后，别人用部分钢材折抵加工费所得的钢材作为供货给王树友的货物来源为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经一二审法院核实，本案第三人邢丽明作为供货人长期为王树友的工地供应钢材，双方于2013年1月5日签订有《钢材购销加工协议》。邢丽明证实其中不需要加工的螺纹直钢由邢丽明直接供货，需要加工的三级盘螺等则委托吴禹良加工后由吴禹良送货到王树友工地。吴禹良每次送货均由王树友方在送货单上签字收货，且三方事后已按送货单记载的数量及货款进行了结算，王树友已付清所有货款给邢丽明，邢丽明也认可。邢丽明与王树友之间的买卖关系有双方所签订的《钢材购销加工协议》、邢丽明与益诚贸易公司、华宇物资贸易公司等之间买卖供货关系、结算付款情况、结算增值税发票等证实货物来源的相关证据可证实，证人吕剑、黄涛等人的证词能证明邢丽明与吴禹良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提货、付款等情况。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邢丽明及王树友所陈述的事实属实，同时也证明了邢丽明与王树友之间的供货关系存在。吴禹良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与王树友跟邢丽明结算的送货单完全一样，而且其中2014年5月16日的四张送货单（复印件）没有王树友一方的签字签收，王树友不予认可，“收货不签字”的做法也不符合双方原先送货签收的常规做法，故这四张没有签收人签字的送货单据本院不予采信。吴禹良称其与王树友的买卖关系中供货来源之一是他本人为别人加工过钢材后，别人用来折抵加工费所得的钢材，但王树友工地的工程是政府的经济适用房项目，按监管部门的质检要求，其所用的钢材必须有质量合格证以便于抽检。如果王树友与吴禹良之间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真实的买卖关系，那按该合同的约定及建设监管质检部门的要求，卖方吴禹良在供货时应同步提供所供应钢材的质量合格证明书，也应有供货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但吴禹良一方均未能提交上述手续及相关材料，不符合建筑工程钢材供应及使用的常规做法。对于吴禹良所称的另一供货来源即与益诚贸易公司之间的《钢材购销合同》，虽然合同上的买方是吴禹良，但其中的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却是邢丽明支付，对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是邢丽明持有和保管，发票记载该钢材是供应凯里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即王树友的工地），益诚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吕剑也证实该合同实际是邢丽明支付货款，邢丽明是该合同中买方的实际履行人。故吴禹良诉称该合同是他本人履行并拟作为其供货来源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吴禹良在一二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与王树友跟邢丽明据以结算的送货单完全相同，而且送货清单上的货款已由王树友付清给邢丽明，基于先前双方认可的邢丽明与吴禹良之间的委托加工关系或合作关系，假设存在邢丽明冒充结算或冒领货款的事实，吴禹良也只能向邢丽明主张权利，何况这种假设的事实还与上述相关证据所证实的事实相矛盾。
综合上述分析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吴禹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0元，由上诉人吴禹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集东
审判员 王 莉
审判员 刘 琴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王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