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6754号
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王晓颖，女，1968年6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中国诗歌学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法定代表人：黄怒波，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宓，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家桔，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晓颖、上诉人中国诗歌学会因双方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308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晓颖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与中国诗歌学会自1997年9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自2014年5月29日后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我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书》和一份《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可证明双方自1997年9月1日至今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约定了我的主要工作，另约定我不坐班，但应当按时完成审阅和编辑任务，负责协助文化部主任，联络国内外诗歌学术团体，筹备开展学术交流。二、按照双方约定，我不坐班，工作任务需要中国诗歌学会派发、指示。一审法院仅依据我最后一次参加活动的日期就认定双方自2014年5月29日后再无产生劳动关系的合意，缺乏事实依据。我进行工作的前提是接受中国诗歌学会的指示和派发工作任务，我未接到中国诗歌学会派发工作任务的指示，并不意味着双方不存在形成劳动关系的合意，亦不意味着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合同期内，均未表示过要终止、解除劳动关系。从双方签署的合同内容看，我实行绩效工资，中国诗歌学会派发工作任务不足导致我被动待工，应向我支付生活费。我后期未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相关诗歌活动，系因中国诗歌学会未向我派发工作任务，而非终止劳动关系，所以一审法院由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2014年5月29日解除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关于我要求中国诗歌学会支付生活费、社会保险费用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均应得到支持。
中国诗歌学会辩称，王晓颖提交的与我单位签署的劳动合同等材料均�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我单位从未向王晓颖安排工作，其未就我单位曾安排工作提交证据。我单位也从未向王晓颖发放工资，未对王晓颖进行管理。我单位不同意王晓颖的上诉请求。
中国诗歌学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我单位与王晓颖自1997年9月1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晓颖与我单位之间不具备认定劳动关系的特点和条件，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双方始终未建立劳动关系。一、虽然王晓颖提交了多份加盖我单位公章的证据材料，但法院不应认可其真实性。（一）王晓颖提交的证据材料存在多处瑕疵且与事实不符。第一份劳动合同（1997年9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有如下瑕疵：加盖了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合同鉴证专用章，我单位从未在朝阳区办公，不会也不能到朝阳区办理合同鉴证；王晓颖主张其与张环在同一时期签署劳动合同，并提交了两人的劳动合同为证，但两人的劳动合同版本并不相同，且张环的劳动合同未加盖鉴证章，当时签署的劳动合同均需到劳动行政部门购买，我单位不可能同时购买两个版本的劳动合同，并按照不同程序办理签署事宜。第二份劳动合同（2007年9月2日至2017年9月2日）有如下瑕疵：我单位作为社会团体法人，不会与劳动者签署《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我单位与劳动者签署的合同无需经过中国作家协会鉴证；合同期限与王晓颖提交的另一份劳动合同（生效日期起始时间为2015年1月1日）在有效期上存在重合，在前一份合同存续期间无端另行签署劳动合同不符合逻辑。第三份劳动合同（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有如下瑕疵：当时张同吾已�不是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未受李小雨委托办理签署合同事宜。另，若干张年度考核登记表明显体现先盖章后打印。“收入证明”和补充提交的“证明”体现的入职时间均不一致，相互矛盾。《拥抱太行》审稿意见，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且章均加盖在空白处。虽然我单位编写出版的《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中均明确记载介绍王晓颖为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但这不意味着文化部副主任是我单位所设置的工作岗位，我单位从未设置文化部，也没有文化部工作人员及文化部部长。（二）证据材料盖章真实不等于内容真实。协议、证明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协议或证明内容存在明显瑕疵怀疑合意的形成或单方证明内容的情况下，不应仅凭盖章而认定其真实性，应当综合其他证据和事实考虑。二、双方未建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满足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的劳动关系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王晓颖从未向我单位提供过基于劳动合同的、我单位工作组成部分的劳动。我单位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团体，是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歌编辑家等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经常举办一些诗歌鉴赏、朗诵活动。因此，参加我单位的活动并非是向我单位提供劳动，劳动成果并不归属于我单位，专职处理我单位事务性工作的人员才与我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王晓颖提交的证据仅可证明其作为诗人参加过我单位举办的活动，无法证明其系我单位专职工作人员，基于劳动关系向我单位提供过劳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工行为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但我单位对王晓颖从未有用工行为。（二）我单位从未对王晓颖进行管�，未向王晓颖发放工资，王晓颖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在我单位领取过工资。王晓颖以诗人身份，有时借我单位之名参加活动或向我单位投递其作品，我单位会根据具体情况向其支付稿费，其仅凭参加我单位组织的活动就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明显证据不足。（三）王晓颖与第三方建立了劳动关系。王晓颖与鲁迅文学院于2013年1月1日签署《劳动合同书》，约定王晓颖担任培训中心教学管理员，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其在鲁迅文学院系全职工作，社会保险一直由该单位缴纳，不可能同时与我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王晓颖辩称，一、中国诗歌学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我提交的多份证据都加盖中国诗歌学会公章，中国诗歌学会在仲裁中申请鉴定后又撤回申请，依法应作出不利于其单位的推定。在其单位未提交反证的情况下，要求法�不认可劳动合同真实性没有依据。二、中国诗歌学会关于“王晓颖与中国诗歌学会之间从未建立事实上劳动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我为中国诗歌学会提供了大量工作，详见我提交的大量报纸报道及文摘证据。1997年9月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中国诗歌学会一直不断给我派发各种工作。之后因受到排挤，我未得到工作任务派发、指示，并不意味双方不存在形成劳动关系的合意，亦不意味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三、中国诗歌学会对我进行了管理。中国诗歌学会置我提交的加盖公章的工资证明于不顾，径行否认发过工资。工资和我10多年来实报实销的差旅费，都应在其公司的财务账本上。另，我10多年来一直向中国诗歌学会提交《年度考核登记表》，接受中国诗歌学会考核并接受中国诗歌学会法定代表人的领导。四、我在鲁迅文学院兼职，是因为我与中国诗歌学会最初签订的�动合同中约定可以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在外兼职，且中国诗歌学会对兼职是知道的。
王晓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诗歌学会：1.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生活费80000元；2.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垫付的社保费用29083.76元；3.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继续缴纳社会保险。
中国诗歌学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1997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期间我单位与王晓颖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晓颖曾使用二个笔名“王妍丁”、“诗曼”。中国诗人报系中国诗歌学会内部会刊。1999年8月至2009年2月期间，王晓颖长期在该报纸上发表通讯及诗歌作品，亦记载显示王晓颖多次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2008年4月，中国诗歌学会编写出版《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其中介绍王晓颖为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200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词典》第三卷，其中介绍王晓颖为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2013年起，王晓颖在案外人鲁迅文学院工作，鲁迅文学院为王晓颖缴纳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中国诗歌学会为王晓颖缴纳社会保险。
后王晓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于1997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存在劳动关系，中国诗歌学会支付生活费、垫付的社保费用以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6]第3355号裁决书，裁决：一、中国诗歌学会与王晓颖于1997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晓颖的其他仲裁请求。王晓颖、中国诗歌学会均不服该裁决，分别起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王晓颖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中国诗歌学会为王晓颖制发的二本《会员证》及《工作证》；第二组证据，王晓颖称2002年1月补签的《劳动合同书》，期限为1997年9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载明王晓颖担任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兼中国诗人报编辑，执行不定时（不坐班）工时制度，月工资2000元，并约定“在完成中国诗歌学会交付的工作前提下，其余时间，王晓颖有权自行支配”；2007年9月2日签署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载明期限为2007年9月2日至2017年10月2日止，王晓颖担任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兼中国诗人报副主编；2015年1月1日《劳动合同书》，载明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止，王晓颖担任工作人员（编辑）理事，月工资为4000元，中国诗歌学会生产任务不足使王晓颖待工的，王晓颖月生活费4000元，其他约定为“可兼职无”。第三组证据，1997年9月1日中国诗歌学会出具的《关于任命王晓颖为文化部副主任的决定》；2005年9月中国诗歌学会出具的《证明》，载明“王晓颖在1997年9月至今中国诗歌学会担任文化部副主任和中国诗人报的编辑工作”；2011年5月23日中国诗歌学会出具的《收入证明》，载明“自2007年3月起在中国诗歌学会工作，现担任文化部副主任和中国诗人朗诵艺术团副团长职务，其年收入约为8万元人民币。”第四组证据，加盖中国诗歌学会公章的2001、2004、2005、2007、2008、2011、2012年度考核登记表；第五组证据，2010年7月24日湖北新闻视频及王晓颖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交流安排表。中国诗歌学会对第一组证据《会员证》真实性认可，对《工作证》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会员证是社会人员身份，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工作证公章不申请鉴定；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申请相关司法鉴定；对第四组证据认为考核表系先加盖公章后填写内容，故不认可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另，王晓颖称中国诗歌学会一直以现金形式向其发放工资至2013年12月，其间中国诗歌学会有工作就找王晓颖干，没有工作王晓颖就不去；王晓颖自认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最后一次活动、为中国诗人报从事编辑工作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此后因中国诗歌学会领导换届与王晓颖产生矛盾，中国诗歌学会不再找王晓颖，王晓颖亦不再为中国诗歌学会提供劳动。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晓颖为证明其与中国诗歌学会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工作证、《劳动合同》、《收入证明》等多组证据，中国诗歌学会虽不认可王晓颖的证明目的，但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且在中国诗歌学会编写出版《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词典》中均明确记载介绍王晓颖为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综上，对王晓颖主张自1997年9月1日起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但是，王晓颖虽然提供了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书》，中国诗歌学会主张该份劳动合同系因为王晓颖代缴社保而签订，故并非真实建立劳动合同真实意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王晓颖自认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组织最后一次活动、为中国诗人报从事编辑工作的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此后因为中国诗歌学会换届与王晓颖产生矛盾，故中国诗歌学会不再找王晓颖，王晓颖亦不再为中国诗歌学会提供劳动。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此后双方均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王晓颖亦未再向中国诗歌学会提供劳动，应认定为事实上双方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本案王晓颖的诸项诉讼请求均是要求中国诗歌学会履行此后的相关义务，故王晓颖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法院难以支持。中国诗歌学会反诉要求自2014年5月29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王晓颖与中国诗歌学会自1997年9月1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王晓颖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诗歌学会的其他反诉请求。
二审中，王晓颖为证明其在中国诗歌学会的工作情况、身份及职务，提交以下证据：1.证明，内容为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祁人的书面证言；2.演出光盘，内容是2010年4月27日国家电网朗诵会视频截屏；3.通讯录；4.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复印件，显示2016年6月起王晓颖的社会保险由其他单位缴纳。中国诗歌学会以证人未出庭为由，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主持人对个人代表单位演出的称呼不能代表其在中国诗歌学会的身份；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但认可其单位给王晓颖代缴社会保险至2016年5月，此后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与本案无关。中国诗歌学会为证明其单位账目中没有王晓颖的工资记录，提交1999年至2005年的账目凭证。王晓颖对真实性不认可，并主张账目不完整。另，中国诗歌学会在一审中提交有会议纪要、证人证言、银行对账单、电子邮件打印件等，用以证明其单位仅是为王晓颖代缴社会保险，全部费用由王晓颖自行承担，其单位已将剩余款项退回给王晓颖，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晓颖认可2015年1月后的社会保险费用系先由其支付给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再为其缴纳，但称其只是先行垫付，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王晓颖主张自1997年9月1日起至今与中国诗歌学会存在劳动关系，并就其主张提供了工作证、劳动合同、《收入证明》等多组证据，上述证据加盖有中国诗歌学会公章，其中多处均载明王晓颖在中国诗歌学会任文化部副主任职务，中国诗歌学会虽不认可证明目的，但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在中国诗歌学会编写出版的《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词典》中亦明确记载王晓颖为中国诗歌学会文化部副主任，同时王晓颖提交的《拥抱太行》审稿意见、年度考核登记表等证据也可印证其实际为中国诗歌学会做编辑等工作并接受该单位的工作考核。据此，一审法院对王晓颖主张自1997年9月1日起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于中国诗歌学会关于双方从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予采纳。
根据双方陈述，2014年5月29日后王晓颖未再向中国诗歌学会提供任何劳动，中国诗歌学会亦未再给王晓颖安排工作任务，未向王晓颖支付工资，且当时王晓颖实际在鲁迅文学院工作，鲁迅文学院亦为王晓颖缴纳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社会保险，故王晓颖与中国诗歌学会之间的聘用合同自2014年5月29日起并未再实际履行，无法确认双方此后有延续劳动关系的合意。同时，尽管王晓颖与中国诗歌学会在2015年1月重新签订了终止日期至2020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但合同签订后王晓颖并未向中国诗歌学会提供劳动，中国诗歌学会未对王晓颖实际用工，此份劳动合同未实际履行。中国诗歌学会主张该合同仅是为王晓颖代缴社会保险，而中国诗歌学会给王晓颖缴纳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社会保险的全部费用亦由王晓颖个人承担。故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2014年5月29日后已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王晓颖虽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但对其长期未领工资且由本人承担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费用的事实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其该项主张难予采信。王晓颖基于2014年5月29日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中国诗歌学会履行的诸项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晓颖、中国诗歌学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晓颖、中国诗歌学会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妍
审判员 张洁
审判员 史伟
二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张玉贤
书记员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