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72民初469号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陈添凯，男，199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龙，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为被告）：广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区商***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30470514R。
法定代表人：陈灿祺，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反诉第三人，以下统称为被告）：陈灿祺，男，汉族，1965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南坊村民小组南坊大道*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425271965********。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荣香，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翌衍，广东彰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原告陈添凯诉被告广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公司）、陈灿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被告曙光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起反诉，本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并于2017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原告陈添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龙，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荣香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后因本案出现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遂依法转换成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陈燕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蔡浩狄、人民陪审员陈少芳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添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龙，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荣香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司法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50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偿清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承担原告因提起本案支付的律师费8000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7月向被告曙光公司的职员提出想买一辆进口大众高尔夫2.0的车辆，职员表示没有该款车的库存，要去市场上找，后称找到并要原告向被告陈灿祺的账号汇款50000元才能看车。原告付了款，但等原告看车时觉得该车内件较为残旧，原告拒绝与被告曙光签订车辆购买合同，原告要求退还所交订金，被告陈灿祺拒绝退还。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曙光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案由不是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委托合同纠纷。案涉车辆是原告委托被告为其购买的，并非被告曙光公司售卖给原告的，这一事实从原告与被告员工7月14日下午12：57分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体现。被告并非案涉车辆的售卖方，只是代购方，原告与被告曙光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二、案涉委托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曙光公司已经按照原告的要求垫资为其代购指定的车辆，原告无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属实，原告一开始就知道被告曙光公司没有案涉车辆，是原告叫曙光公司到其他车行去帮忙购买，原告在其他车行看了该款车的现车才委托曙光公司代为购买，其付定金时曙光公司处没有案涉车辆原告是知情的，原告需要先付定金曙光公司才向其他车行垫资代购案涉车辆，案涉车辆需要从北方运下来原告也是知情的，不存在先付50000元定金再看车的说法。原告支付定金后，曙光公司开始履行委托合同，垫资帮原告将案涉车辆从“山西华菱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手中购买，在曙光公司向上述公司付款开具发票那一刻起，曙光公司已经完成了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合同，现车辆早已运抵曙光公司处，除非原告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原告无法正常适用，否则，原告无权解除合同。三、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曙光公司为原告代购案涉车辆的包牌价是427000元，曙光公司向山西华菱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车身价是368000元，该车上牌需要支付的购置税是31500元、保险费12600元、车船税420元、牌照费及手续费2500元，共415020元，除去运费，原告支付的50000元，曙光公司垫付的368000元的利息都不够，当时是因为原告的父亲与曙光的法定代表人相熟，出于人情帮原告一个忙才答应以包牌价427000元为原告代购。由于原告定购的案涉车辆不是普通的家庭用车，是高性能车，市场需求量小，即使曙光公司大幅降价，也没有人愿意买，故曙光公司不可能再进行二次销售。另外，原告在向曙光公司支付定金时已知道曙光公司要向销售方支付车辆的全款后才能把车提运回来，故在曙光公司向销售方支付车款后原告已不能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充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被告陈灿祺答辩称：被告陈灿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陈灿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陈灿祺只是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财务的方便，陈灿祺通过曙光公司的帐
户收取了原告的定金50000元，实际上案涉合同与陈灿祺无关。
被告曙光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继续履行与曙光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原告向曙光公司支付购车款余款377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0%的标准，从2016年7月27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原告承担案涉车辆发票购置税滞纳金（以购置税31453元为基数，按每天万分之五从2016年9月23日起计至重开发票为止）；4.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反诉费用。后曙光公司变更第一项反诉请求为：确认曙光公司及原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有效，并判令原告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委托合同。但在后续庭审中，曙光公司将变更后的的反诉撤回，并明确其反诉请求以变更前的反诉请求为准。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初，原告通过微信联系曙光公司的员工购买“进口大众高尔夫2.0TR”汽车一辆，双方通过微信确认价格和车辆订购确认书，双方确认上述车辆的包牌价为427000元。因原告购买的案涉车辆是性能车，曙光公司没有这款车，2016年7月14日，曙光公司收到原告支付的定金50000元（该定金汇入陈灿祺帐户内）后开始为原告安排购买车辆。2016年7月22日，曙光公司在为原告垫付购车款368000元后将案涉车辆从外地运回。2016年7月27日，曙光公司通知原告交款提车，但是原告反悔，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购车款和办理交车手续。由于原告定购的案涉车辆不是普通家庭用车，是高性能车，市场需求量小，即使曙光公司大幅降价，也没有人愿意购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充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曙光公司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故提起本案反诉，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针对曙光公司的反诉答辩称：一、原告及曙光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合同尚未有效成立，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双方还处在合同签订前的看货、找货和调货试图达成交易的阶段，因为车辆属于大件商品，消费者完全有权在了解清楚后再决定是否购买。这些只是双方达成合同的要约引诱-
要约-反要约-
承诺，根据合同法原理，在双方达成承诺前合同是尚未成立的，消费者购车，对实际购买的车辆进行特定物查看是必须的程序。二、原告作为消费者对于要购买的车辆有全面的知情权，包括对实物的全面审视，不可能强买强卖地要求买方在没看到实物前就买下连被告都未看过实物的车辆。原告与曙光公司签订合同的前提是“看车满意”，买方对提供的车辆不满意的，卖方应当再提供其他标的物给买方选择，不应当强买强卖。既然卖方不提供其他标的供买方选择，双方无法达成买卖合同，应当退回原告支付的预付款。三、曙光公司作为汽车销售商，原告作为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原理，消费者作为弱势一方，对所要购买的商品的了解，销售方显然比消费者更专业和了解，消费者有权对商品有更加全面的了解甚至试用后才能决定是否与销售方达成交易。即使消费者与销售方签订了合同，在货不对板的情况下，销售者仍然有权利选择不购买或者解除合同，而且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案中，作为销售者的曙光公司应当对汽车销售的过程把控更加严格，既然选择了调车给消费者看，以让消费者更加愿意作出购买决定，也应对达不成交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因为未能促成交易就强买强卖。四、曙光公司变更了反诉请求之后，变成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认为曙光公司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进行的代理行为的权利来由是被代理人授权，但是在本案中，看不到原告对曙光公司的授权，也看不到原告委托曙光公司支付购车款。
被告陈灿祺针对曙光公司的反诉答辩称：陈灿祺认为曙光公司陈述的是客观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6日，原告通过微信聊天软件与被告曙光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联系，询问工作人员有没有进口高尔夫r，有没有现车，或者拿回来多少钱，他想买，双方遂发生了数次对话往来。工作人员问：“陈生，你看下进口高尔夫你要哪种型号？有种旅行版，有种不是的，应该都能找到车，车身价优惠了大概390000元左右。”原告回复：“普通版，车要等多久，付款后多久到车，有什么颜色”。工作人员问：“你要什么颜色，一周左右到车”。原告回复：“我不清楚这个车都有什么颜色”。工作人员回复：“蓝色、白色”。原告：“有什么特别小小的”。工作人员：“我找找，蓝色好看，这款车都只有蓝色和白色，如果你要特别一点就蓝色”。原告又问：“有没偏灰色啊，有没有偏哑光一点的。蓝色图片发来看看”。工作人员向原告发送几张图片后，原告称：“这台不是高尔夫吧，这台是尚酷？”工作人员：“对啊，这部是尚酷，但是进口高尔夫也是这种蓝色的，一样的，你等一下，我看能不能拍到高尔夫的现车”。后原告问：“有没黑色的高尔夫r”，工作人员称“没有”。原告又问“没图片定系稳不到”，工作人员回答“无车，上牌后自己喷颜色”。
2016年7月8日上午，原告告诉工作人员：“报个实际一点的价格吧，我到时就不过去看车了，合适的话我周末就转钱过去”。工作人员问：“蓝色可以吗？”原告问：“价格不一样吗？”工作人员回复道：“不是价钱，价钱是一样的，你看一下要什么颜色，我去落实好一台车，跟他谈谈价钱看一下能不能便宜一点。”
2016年7月8日上午11时14分，原告告诉对方：“今天报个价给我，需要我联系你老板给优惠吗？”工作人员回复：不用了，我计个最低价给你，晚一点回复你。
2016年7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告诉原告：“白色黑内，全包43.6万”。原告问“车价多少，43.6万包含了什么？”工作人员回答：“购置税、上牌、全保、车船税都包含”。原告问：“这样算下来车价多少”，对方回复“388000元”。
2016年7月9日下午，工作人员问原告：“陈生，部车要订吗”。原告回复称：“388000元太贵了，这个价都不实际，你报一个实际一点的价格，如果不是我就直接去其它地方看了，如果价钱太贵我也没必要在这里买，对不对，你要报一个实际一点的价格”。针对价格问题，双方经过多轮磋商。
2016年7月9日下午，原告表示订金给一万元，被告的工作人员则表示进口要五万订金，工作人员还称“一万元真的不行啊陈生，因为他们4S店一直有这样订车的，没关系，我们都会全款拿车回来的，车我们要运回来，你预计一个星期左右至十日”。之后，双方对于如何支付订金的问题又在协商。原告问：“要不要我过去签一份合同什么的？”工作人员回复：“好啊，最好过来坐一下，签一份合同”。原告称：“发给公司账号过来，然后发个定位给我，我有空就过去和你签合同”。过了几十分钟之后，工作人员告诉原告：“车我已经落实好了，就白色的”。原告回复称：“没问题啊，价钱方面，我爸和你老板说好了这两天谈看看，之后星期一转订金给你，50000元”。工作人员告诉原告：“老板给我电话了，428000元，我跟你说一下，这种车没有新款的，生产日期都是去年的，我提前和你说清楚。时间都没有差很多，白色的车比较少，基本上都是15年上半年生产，不过都是新车来的，不用怕。”双方针对是否有16年新款车的问题又进行一番交谈，交谈之后，2016年7月10日下午，原告又说“高r好像准备出16款了，我还是等等吧，你可以帮我预定16款吗”。工作人员表示暂时没出订不了，原告随即表示“等16款出了我再买吧”。
2016年7月14日，原告联系工作人员称：“要15款白色高尔夫R，不过我上网看，这些都是在中国拍的高尔夫，15款的好像就有深灰色，如果有这个颜色的话就要这个颜色，如果没有就要白色算了……”。工作人员回复：“如果有的高尔夫都是15年生产的，没问题吧？”原告回复：“没问题，但我喜欢灰色这个，帮忙找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就要白色吧，下午转订金过去，425000元吗？”工作人员称：“428000元”。针对价格问题双方又进行了一番交谈。
2016年7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回复原告：“42.7，我等下发个合同给你”。工作人员随即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合同的照片。原告表示：“OK”。询问了加装配件的内容之后，原告又问：“合同怎么签？”工作人员回复：“陈生，你看看，没问题就行，不用签，你到时候过来看车的时候再签名就行了”、“那个订金已经到了”。原告又随即表示：“OK”。
2016年7月19日，原告问：“部车什么情况了”。工作人员称“已经安排物流了”，并向原告发送了车辆的图片。2016年7月19日至25日期间，原告多次向工作人员询问车辆何时到货。
2016年7月25日，原告问工作人员：“麻烦你查一查物流”。工作人员称：“车子预计明天下午或晚上到，到了我通知你来看”。原告回复：“好的”。
2016年7月26日，工作人员发送信息给原告：“车今晚到广州，明天可到店，到了通知你过来”。原告认为被告曙光公司从14日到27日，已经超了比较长时间。
2016年7月27日，原告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到”。工作人员回复：“到我店了，在洗车，等会有销售联系你的”，并拍照发给原告看；原告回复说“好的”。
2016年7月28日，原告发信息给工作人员：“这台高尔夫我是不会接收的，你们爱解锁部车是你们的事，部车什么情况你心知肚明”。工作人员随即回复道：“陈生，车是4S店出来的新车，你要怎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原告质问道：“4S出来就一定是原装新车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十几年的车行靠的是信用！”
2017年9月9日，曙光公司工作人员发送信息给原告：“陈生，你这台高尔夫R我们有个客户在谈，但价格得亏6万多，那就意味着你的5万订金垫进去我公司还要垫付1万，我看看你的意见如何？”原告问：“那退回给我多少……你的意思是1块钱不退是吗”。工作人员回复：“客户还在考虑阶段，我们也还没答应价格，如果客户确定要了，你的订金就要全部垫进去，所以先问问你。这个性能车很少人问，我们全款提回来，也想早点卖出去。”原告回复工作人员：“以后不用找我，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想”。
原、被告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内容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这只是双方协商的过程，双方最终没有签订买卖合同，而且从双方聊天的过程可以看出，双方在订金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在微信中说“OK”只是表示收到合同文件，而非表示认可其内容，被告只是在预先发合同给原告看，免得正式签订的时候再看合同条款；被告曙光公司则认为，双方已经订立了合同，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应对车辆型号、颜色、价格、定金的支付、车辆到达后、支付定金后何时可以提车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双方在微信中对合同也进行了确认，被告曙光公司是在收到定金及原告确认合同内容之后才着手帮原告购买涉案车辆。原告认为这50000元是订金；被告曙光公司则认为其是定金。
另查明：在2016年7月14日下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曙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原告发送的合同为一份《车辆订购确认书》，该确认书显示甲方（销售方）为曙光公司、乙方（购买方）处手写为“陈添凯”，主要内容为，乙方向甲方订购车辆，双方就购买车辆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订购车型为“进口大众高尔夫20.TR……颜色：白……车身价为427000元，包入户手续费、固封、牌费、刑侦、影拓、变更、验车、数码相费等、车辆购置附加税、保险费（全保，第三者50万）、含车船税，代办另计桥统，汽车加装配件……合计￥427000；二、乙方签订本认购书时向甲方支付定金50000元，如乙方反悔不购买其订购的车辆，则该定金归甲方所有；三、车辆到达甲方后，甲方立即通知乙方看车，乙方接到通知后需在3天内向甲方缴清本协议的总价款，否则视乙方放弃该车辆，乙方所缴的定金归甲方所有；四、甲方收到本协议总价款和乙方提交办理牌照所需的证件资料后代理乙方办理牌照；五、若甲方不能提供乙方订购的车辆，乙方可选择在甲方处订购其它的车辆或退还定金，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责任；六、乙方在接到通知看车缴清总价款时，需将本协议原件和定金收据原件交回给甲方，甲方向乙方出具正式的购车发票。《车辆订购确认书》还记载了其他内容，该确认书的“甲方”处由被告的代表签名确认，但“乙方”处为空白。原告对《车辆订购确认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主张双方的合同处于磋商阶段，原告在看车后对车况不满意，双方并未进一步签订买卖合同，故案涉《车辆订购确认书》并未生效。被告曙光公司认为虽然原告没有在案涉《车辆订购确认书》上签名，但双方已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签订了案涉《车辆订购确认书》，故《车辆订购确认书》已生效。
2016年7月14日15时55分，原告向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灿祺的个人账户汇入50000元。双方对该50000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这50000元是“订金”，而被告曙光公司则认为这50000元是“定金”。
再查明：原告及被告曙光公司一致确认，2016年7月27日，车辆一到被告曙光公司处，原告就到曙光公司的店里看车。原告主张，原告在看过案涉车辆后，发现里程数显示是98公里，并非被告开始给原告看的40公里，轮胎也很脏，车头盖里面很残旧，部分零件看起来像二手的，刹车盘看起来也有使用过很久的痕迹，故原告认为不是新车，没有提车；原告还主张，原告发现案涉车辆的问题后曾在2016年7月28日与被告曙光公司的老板沟通过不要案涉车辆，要求退回订金，但被告曙光公司老板称在价格上优惠一点，原告并未同意，而是坚持退款的请求。被告曙光公司则认为，原告在看车后并未提出疑问，后来原告说没有带钱，要回去准备钱，之后就直接称案涉车辆并非新车，是二手车，不想要这台车了，但从未提出换车的要求，由于涉案车辆是性能车，类似于跑车，市面上的需求比较少，故被告认为原告是不想要这一款车了。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汽车局部位置的图片，拟证明涉案车辆是二手车，但这些图片并未显示车辆识别码、车架号等信息；被告以从图片中无法核实是否涉案车辆为由，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亦不予认可。为进一步鉴别案涉车辆是否为新车，原告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选定鉴定机构并移送第三方进行鉴定。但因原告逾期没有缴纳鉴定费用，故司法鉴定被依法终止。
被告主张案涉车辆是其委托东莞市森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案外人山西华菱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处购买的，原告需要继续履行案涉《购车订购确认书》，向被告曙光公司支付购车款，为此曙光公司提交了《发票联》、《代购协议》、《收款收据》等为据：一、《发票联》显示购买方为原告，销货单位为“山西华菱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厂牌型号为“高尔夫R1984CC小轿车汽油型整车5座大众GOLFRCJXBAD6501”，价税合计为368000元。二、《代购协议》由显示由被告曙光公司作为买方与案外人“东莞市森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签订，显示购买的车辆为高尔夫2015款2.0TSIR，销售价为371000元。三、两份《收款收据》均显示由案外人“东莞市森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显示被告曙光公司共向其支付购车款371000元。被告曙光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已由其垫付车款由案外人东莞市森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案外人山西华菱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处为原告买回，原告对《发票联》、《代购协议》、《收款收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案涉纠纷不存在关联性。另外，曙光公司还主张案涉车辆已经开具了发票并收取了购置税，在开具发票之后，车主需要在两个月内上牌，若超过两个月未上牌，则上牌的时候需要收取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发票金额368000元除以11.7，得31453元，虽然此费用目前尚未产生，但在案涉车辆上牌时必然发生，故被告曙光公司要求原告支付以31453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2016年9月23日起计至重开发票之日止计算所得的滞纳金损失。庭审中，被告曙光公司明确，其第一项关于“判令原告继续履行与曙光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实质就是要求原告支付第二项、第三项反诉请求所涉的款项。
另，原告为处理本案诉讼事宜，于2016年11月20日委托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并约定原告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向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支付办案差旅费3000元，并约定由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先行通过交涉、协商、调解等非诉手段处置，如果非诉解决问题的，原告再支付律师费2000元；如非诉不能解决问题的，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将按照法院文书确定原告受益额百分之十支付律师费，若全额支持对方退回50000元的，原告须支付律师费5000元。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一份日期为2016年11月20日的《收据》，主要内容为“兹收到陈添凯货币3000元缴付律师办案差旅费（结案后一并开具发票）”。被告曙光公司认为双方并未约定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由被告曙光公司负担，故该律师费不应由被告曙光公司负担。双方经本院多次主持调解，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网上银行截图、《委托代理合同》、《收据》，被告提供的《车辆订购确认书》、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货物进口证明书、车辆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发票联》、《代购协议》、业务委托书、收款收据、特种转账传票、收款收据，（2017）东二法委鉴字第110号终止鉴定函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包括：一、原告与被告曙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涉案《车辆订购确认书》是否已经生效；二、如果原告及被告曙光公司之间成立合同关系，其成立的是何种合同关系；三、如《车辆订购确认书》已经生效，原告主张两被告返还50000元是否合法有据；四、原告是否应继续向被告曙光公司支付购车余款及滞纳金。
关于焦点一。从2016年7月6日开始，原告与被告曙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事宜进行协谈，双方就车辆型号、生产年份、价格、先付多少款的问题多次进行沟通。直到2016年7月14日，曙光公司的工作人员问原告：“如果有的高尔夫都是15年生产的，没问题吧？”原告回复：“没问题，但我喜欢灰色这个，帮忙找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就要白色吧，下午转订金过去，425000元吗？”工作人员称：“428000元”。针对价格问题双方又进行了一番交谈。2016年7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告诉原告：“42.7，我等下发个合同给你”。工作人员随即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合同的照片。原告表示：“OK”。询问了加装配件的内容之后，原告又问：“合同怎么签？”工作人员回复：“陈生，你看看，没问题就行，不用签，你到时候过来看车的时候再签名就行了”、“那个订金已经到了”。原告又随即表示：“OK”。
虽然原告主张此处其回复的“OK”只是确认收到合同图片，而非对《车辆订购确认书》内容的确认，但是结合双方聊天上下文理解，如果原告对《车辆订购确认书》的内容有异议，其应当及时提出，但是原告并未对内容提出异议，而是接着问工作人员“合同怎么签”，并随即支付了50000元。因此，在工作人员回复“陈生，你看看，没问题就行，不用签，你到时候过来看车的时候再签名就行了”、“那个订金已经到了”，而原告又随即表示“OK”的时候，应视为原告对于《车辆订购确认书》的内容以及双方补签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了确认。原告支付50000元的行为，实质已是在履行《车辆订购确认书》的内容。因此，被告曙光公司主张双方已经在微信中确认《车辆订购确认书》的内容、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焦点二。首先，虽然被告曙光公司一开始主张其与原告成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一开始找曙光公司是要购买其指定型号的车辆，并无出现过委托被告曙光公司“代购”的字眼。其次，曙光公司制作并由原告确认的《车辆订购确认书》中也明确“乙方向甲方订购车辆，双方就购买车辆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并记载甲方即为销售方、乙方即为购买方，也从未出现过“委托”或“代购”的字眼。被告曙光公司作为车辆的销售方，车辆是由谁生产、其从何处取得货源，并不影响原告与其订立车辆买卖合同；且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从一开始也明确表示是向曙光公司买车，而非委托曙光公司作为代理人代为购车。因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案涉《车辆订购确认书》均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曙光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
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由案涉车辆并非新车、是二手车，提交了照片为证，但是这些照片并未显示车架号等内容，无法与涉案车辆进行对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另，原告申请对案涉车辆是否为新车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因其未及时缴纳鉴定费用而导致司法鉴定程序终止，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因此，原告主张案涉车辆并非新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曙光公司退回50000元，实质就是要求解除与被告曙光公司之间订立的合同。但是，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不能正常交付且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履行情形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曙光公司及被告陈灿祺返还已支付的5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一、虽然原告是消费者，但作为缔结合同的一方，其也具有恪守合同约定、尊重契约精神的义务。涉案车辆是贵重物品，并非可以被随意取得、更换的货物，被告曙光公司已经提供了符合双方约定的型号、颜色、价格等内容的车辆，且提供了车辆的合法来源，原告无正当理由便拒绝取车，并要求曙光公司提供其他符合双方约定的车辆供其查看，其要求并非正当的诉求。在涉案车辆符合双方约定的情况下，被告曙光公司拒绝为其更换车辆，并无不合理之处。二、《车辆订购确认书》中约定，“如乙方反悔不购买其订购的车辆，则该定金归甲方所有”、“车辆到达甲方后，甲方立即通知乙方看车，乙方接到通知后须在3天内向甲方缴清本协议的总价款，否则，视乙方放弃该车辆，乙方所缴的定金归甲方所有”。被告曙光公司主张原告所支付的50000元是定金，符合协议的约定，本院予以采信。虽然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这两条条款属于何种性质，但从文意上理解，其均明确指向原告单方毁约的后果。而原告单方毁约的后果即为，被告曙光公司有权没收定金50000元。现原告明确表示不再购买涉案车辆，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曙光公司退还已付的50000元定金确无依据，但同样地，被告曙光公司超出双方所协定的《车辆订购确认书》所约定的范围，在原告已经明确放弃继续订购涉案车辆的情况下，还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剩余价款，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故本院对被告曙光公司要求原告继续支付车辆剩余价款及利息的请求均不予支持。三、至于购置税滞纳金的问题：被告曙光公司主张购置税滞纳金系其因原告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但曙光公司也确认该费用尚未产生，故被告曙光公司在损失尚未产生的情况下就要求原告承担，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陈添凯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广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本诉受理费1250元，由原告陈添凯负担；本案减半收取反诉受理费为3478元，由被告广东曙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燕玲
人民陪审员 陈少芳
人民陪审员 蔡浩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艳琴
周蔼麟
吴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