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2419号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负责人：楼瞿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巧美。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燕萍。
被告：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屠可可。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华。
被告：汪国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升。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芳。
被告：诸利凤。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贤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军。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诉被告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路公司）、汪国良、诸利凤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依据原告申请，裁定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本案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巧美、金燕萍，被告大路公司法定代表人屠可可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健，被告汪国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芳，被告诸利凤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贤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大路公司、汪国良、诸利凤对案外人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剑公司）应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自2015年6月21日起至2016年1月5日的期内利息、期内利息复利、罚息共计447506.50元，以及自2016年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期内利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大路公司、汪国良、诸利凤对案外人红剑公司应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自2015年6月21日起至2016年1月5日的期内利息、期内利息复利、罚息共计447506.50元，以及自2016年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期内利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大路公司、汪国良、诸利凤对红剑公司应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自2015年6月21日至2016年1月4日的期内利息、期内利息复利、罚息共计754229.41元，以及自2016年1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期内利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5日、6月17日，原告与案外人红剑公司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各一份，约定红剑公司分别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并分别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罚息、复利等内容。上述借款由被告汪国良、诸利凤、大路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原告按约发放借款后，案外人红剑公司自2015年6月21日开始欠息，已经构成违约。原告起诉要求各被告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被告大路公司辩称，1.案涉借款的主债务人是红剑公司，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尚未终结，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终结后再主张权利。原告已经申报债权，为避免双重受偿，本案应中止审理。2.债权人向保证人追偿的保证范围在申报债权后是针对未受清偿的部分，原告起诉金额超过管理人确认的数额，且进入破产程序后要求承担罚息等也超过法律规定。
被告汪国良辩称，1.案涉保证合同存在法律瑕疵，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能作为保证合同的依据。被告汪国良不是红剑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实际控制人，只是一个工薪阶层，没有权利参与财务等核心工作。保证合同是公司的财务人员通知被告汪国良去银行签字，一堆的材料都是翻到合同签名处，其余合同内容均是空白，当时原告也未告知被告汪国良担保的事宜，以及含有个人担保的事项，所以被告汪国良均是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不知道个人担保事项，如果知道应当在担保人一栏签字。此外，被告汪国良没有权利也没有利益去提供担保。红剑公司停产后，被告汪国良曾向财务总监进行确认，财务总监表明被告汪国良没有为公司提供担保。综上，被告汪国良不知道其是在保证合同上签名，没有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2.即便保证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申报债权的金额，也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担保最高额2200万元。
被告诸利凤辩称，其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对于案涉借款和还款情况不是很清楚。根据破产法规定，破产受理时停止计息，因此原告起诉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存在错误。此外，原告主张提前收贷，但仅提供一份未签收的快递面单，未能证明各保证人收到提前还贷的通知，应当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准。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xx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被告汪国良为原告案涉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2.（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xx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被告诸利凤为原告案涉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3.（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xx号《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红剑公司达成1000万元借款合意，以及原告依约向案外人红剑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的事实；
4.（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xx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被告大路公司为原告案涉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
5.（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xx号《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红剑公司达成1000万元借款合意，以及原告依约向案外人红剑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的事实；
6.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督促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3份、EMS邮寄面单4份，证明因案外人红剑公司逾期支付利息，原告向其邮寄通知书，宣布案涉借款提前到期，以及原告向被告大路公司、汪国良、诸利凤邮寄通知书，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
7.关于债务人财产状况的报告、红剑公司债权表，证明案外人红剑公司对外负债情况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大路公司认为：证据1、2，因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5，该笔债务是否实际形成不清楚，最终以管理人确认为准；证据4无异议；证据6，只有原告的印章，EMS没有相关方的签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7，没有证明效力，债权的确认要经过法院的裁决。
被告汪国良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汪国良的签字都是原告直接翻到签字处签字，签名仅是在法定代表人处而非担保人处；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大路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3、5，其不是当事人，最终以破产管理人的确认以及法院的裁定为准；证据6，并没有被告签收的依据，不能证明原告尽到通知义务；证据7，债权申报的利息清单与诉讼请求相矛盾，以法院最终核准的破产债权为准。
被告诸利凤认为：证据1、3-5，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保证额度应以2200万元为限；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有原告单方面的印章，未提供相应的邮寄签收记录，缺乏被告签收的凭据，无法证明已通知到被告；证据7，以管理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书证以及出具的裁定为准。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5、7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被告汪国良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将在下文予以详述；证据6，原告未提供被告签收依据，故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各被告未提供证据。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12月16日，汪国良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汪国良自愿为红剑公司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在浙商银行处办理的人民币贷款等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22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2月16日，诸利凤等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诸利凤等自愿为红剑公司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在浙商银行处办理的人民币贷款等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22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以及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
2015年6月5日，红剑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编号为（301000xx）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xx号《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红剑公司向浙商银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5日起至2015年12月4日止，年利率6.375%；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20日；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如借款本金的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借款期内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收复利，自借款到期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等。2015年6月8日，浙商银行向红剑公司发放借款1000万元。
2015年6月16日，大路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大路公司自愿为红剑公司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5年12月26日止在浙商银行处办理的人民币贷款等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22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以及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并约定编号为（301000xx）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xx号主合同项下尚未结清的债务本金及其利息也由本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
2015年6月17日，红剑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编号为（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xx号《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红剑公司向浙商银行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17日起至2015年12月16日止，年利率6.375%；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20日；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借款期内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收复利，自借款到期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等。2015年6月18日，浙商银行向红剑公司发放借款1000万元。
两笔借款发放后，红剑公司付清至2015年6月20日的利息，其余款项未支付，借款到期后，亦未返还借款本金。
另查明，2016年1月5日，本院裁定受理红剑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浙商银行申报无财产担保债权金额20779704.70元，红剑公司管理人认定金额为20774689.77元。
本院认为：对各方主要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原告有权向保证人提起诉讼。原告申报破产债权后，管理人已予以认定，保证金额可以明确，无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故被告大路公司要求中止诉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被告汪国良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被告汪国良辩称其系以红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因此其个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经审查，案涉主债务人为红剑公司，红剑公司不可能为自身提供担保，因此不存在被告汪国良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的前提。《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抬头是被告汪国良个人，原告所作实际系被告汪国良签名位置错误的解释更为合理。因此，本院对被告汪国良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主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保证之债是否应停止计息问题。因为法律规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停息制度仅适用于主债务人，保证人的保证之债停止计息缺乏法律依据，且与保证制度的根本目的不符，故保证之债应当继续计息。被告诸利凤、大路公司的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最高债权额的范围问题。《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人承担债务的最高余额2200万元，通常理解最高余额应是指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等在内的所有债务的最高限额。因此被告汪国良、大路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被告诸利凤、汪国良、大路公司为红剑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事实清楚，因红剑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各保证人按约定的保证范围及保证方式承担保证责任。因原告在红剑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已申报债权，为避免同一债务双重受偿，如案涉债务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时应扣除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已受清偿的部分。各保证人履行了保证义务后可以取代债权人的地位依法参与破产财产分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汪国良、诸利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下列债务：1.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316979.17元、复利2509.93元，以及自2016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9.5625%计算的罚息和自2016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欠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9.5625%计算的复利；2.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295729.17元、复利2163.74元，以及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9.5625%计算的罚息和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欠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9.5625%计算的复利。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汪国良、诸利凤各自承担的债务总额以2200万元为限；
（上述债务执行时应扣除通过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已受清偿的部分）
二、驳回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557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0571元，由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汪国良、诸利凤负担。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大路实业有限公司、汪国良、诸利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德土
人民陪审员 罗松南
人民陪审员 詹新月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喻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