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536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忠明，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庆，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风芹（又名顾凤芹），女，194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兴，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系顾风芹之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岭，山东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
法定代表人李正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合龙，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二组，住所地：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
负责人李喜林，组长。
上诉人周忠明因与被上诉人顾风芹及原审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李行村委）、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二组（以下简称李行村二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忠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争议土地是在2005年被征用的，根据村委干部周生祥、李广军、李正举证实，征地时由小队将征地户的明细报到村委会，当时征地时没有出现异议。如果出现异议，村里会及时进行调解。这说明被上诉人对征地情况是明知的，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二组组长李喜林当庭表示，被上诉人在起诉前一直没有找过。随着土地的征用，承载其上的物权也随之消失，因此，现在双方争议的已经不是物权纠纷，而是金钱性质的债权纠纷。自2005年至今，已经十年的时间，原审判决认为自2005年起周忠明一直领取补偿款持续到现在、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正是因为周忠明自2005年起直到现在一直领取补偿款，而在这期间被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被上诉人现在向法院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审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涉案的1.03亩及0.228亩土地由原二组组长周广俊分配给上诉人的事实清楚。原审判决认定是被上诉人自己临时转包给上诉人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与被上诉人自己的说法也自相矛盾，上诉人种植的涉案土地是分配得到的，就是被上诉人自己也是认可的。自被上诉人开始起诉，把村委会列为被告的理由就是因为“村委会没有理由将原告（被上诉人）的土地又分给第三人（上诉人）”，并且整个诉讼过程中，之所以要求村委会承担责任都是在强调这个理由。根据原审开庭村委会的答辩及原村委会干部的陈述，特别是根据二组组长李喜林的调查笔录及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自我陈述和对各位村干部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上诉人种植的涉案土地是由原二队队长周广俊分配的是确定无疑的事实。2015年6月18日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时，关于涉案土地，村委会答辩时说（开庭笔录第4页）：我问过队长和周忠明，地是村里的队长周广俊安排给周忠明的。这说明当时无论是队长还是上诉人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涉案土地是经过分配变动的。开庭笔录的第6页，被上诉人补充事实说：“村委没有理由将原告（被上诉人）的土地又分给第三人（上诉人）”。同一页上，被上诉人发表辩论意见时说：村委没有理由将原告（被上诉人）的土地又分给第三人（上诉人）。2015年6月30日，二组组长李喜林在调查笔录中明确表示涉案土地是“原二队队长周广俊将1.03亩土地私自安排给了周忠明耕种至今”，本次开庭时，李喜林当庭表示调查笔录中所说“私自”不是自己的表示，土地不是周广俊私自安排的。2015年8月12日，村委干部周生祥、李广军、李正举在调查笔录中，对李喜林的笔录发表的意见是“实际情况属实，村小组可以直接向其村民安排耕地，根本不用向村委会汇报，村委会也不干涉。……当时原告（被上诉人）如果不同意，也不是现在的情况。”2015年9月2日，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周忠兴在对李喜林和周生祥等三人的调查笔录发表意见时，对二组组长李喜林的笔录表示没有任何异议，对周生祥三人的笔录只是对是否找过他们调解有异议，“其他证言均属实”，最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又补充“被告村委会不应该将原告（被上诉人）的耕地分给第三人周忠明使用”。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土地变动原因，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那样是被上诉人自己临时转包给上诉人的，而是由原二队队长周广俊分配给上诉人的，这一点不仅有现任二组组长李喜林证明，而且也有其他村委干部的认可，更有被上诉人自己的认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被上诉人自己已经认可的事实，无需再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上诉人耕种的土地是由分配得来的事实清楚，原审判决认定是因为被上诉人家人患病无法耕种，因而自己将土地转包给上诉人和姜运星（姜高村）耕种，既与被上诉人自己陈述认可的事实不符，更与事实真相不符，没有任何的证据为依据。3、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1.03亩土地没有证据证明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争议土地登记在上诉人证书上。被上诉人要求返还1.03亩土地的补偿款，其依据的是1999年10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事实上，其主张的争议土地并没有登记在被上诉人持有的证书上，而是登记在上诉人持有的证书上。根据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18日在原审法院开庭时的陈述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材料上，争议土地的位置是在“小岭子”，开庭审理时，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对争议地块的位置为“小岭子”没有争议。对比双方土地权属证书上记载的土地面积和位置，被上诉人证书上记载的土地面积和位置根本与“小岭子”无关，虽然上诉人证书上记载的地邻与实际不一致，但是根据双方陈述及二组组长和其他村干部的陈述，可以明确，“小岭子”地块就是上诉人证书上记载的“干渠东”的1.0亩土地。关于争议土地“小岭子”的位置是在“干渠东”还是“干渠西”，在原审法院开庭时，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小组干部都不能说清，原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的自我陈述，就认定争议土地位置在“干渠西”是错误的，在原审开庭审理时，双方都认可“小岭子”地块的北邻是李广成，南邻是李正功，争议的1.03亩土地是一块地，而不是另外一块地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权属证书上所显示的面积和地邻没有一块与争议的“小岭子”地块相符合。原审法院不但没有任何的依据认定“小岭子”位于干渠西”，而且仅根据被上诉人证上显示的面积，推断争议土地记载在被上诉人证书上，把争议的土地认定成了被上诉人证书上登记的另一块土地的一部分与事实不符。“小岭子”是独立的一块地，被上诉人证书上显示的面积和地邻没有一块和“小岭子”相符。实际上，被上诉人证书上显示的“干渠西”的2亩地也是一块独立的地块，村民对该地块有另外的名称，与争议的“小岭子”无关。另外，被上诉人自己也认可，在1997年争议土地已经由上诉人实际耕种，根据双方的当庭陈述和村干部的陈述可以看出，1999年10月进行第二轮承包时，谁实际耕种着土地，土地就确权给谁，就登记在谁的证上，从这一点看，争议的“小岭子”地块也应该登记在当时实际耕种土地的上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上。所以，争议的1.03亩土地登记在上诉人持有的权属证书上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为证明对争议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其提交了1991年9月份李行村二队的分地明细复印件，证明位于“小岭子”的0.949亩土地就是原告承包的，而这是被上诉人侵占的争议土地的一部分。假设被上诉人提交的明细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1991年队里曾经把争议土地分配给被上诉人耕种，那是第一轮承包期间的事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方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并且从证书上加盖的公章可以看出，这是蒋官屯镇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这意味着本轮承包改变了以前的土地承包秩序，是对农户原承包土地进行重新整合调整后进行的新一轮承包。此后，承包土地面积只能依据1999年10月1日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确定，而不能依据以前的分地明细来确定。事实上，争议土地是1997年由二队队长周广俊，根据“增人增地，去人去地”的村规民约，将争议土地包括被上诉人要求返还的0.228亩土地一起调整分配给了上诉人，随后，在1999年10月的土地承包确权时，该部分土地确权登记在了上诉人的名下，如果不是队里调整，被上诉人在其土地证书没有记载争议土地时怎么会不提出异议？如果不是认为自己的土地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又怎么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异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4、被上诉人领取的土地补偿和实际耕种面积已经超过其土地承包证书上记载的合法承包面积，原审认定不是全部补偿错误。根据蒋官屯街道办事处经管站出具的证明，没有周忠兴和ＸＸ1999年10月1日的办证记录，二人名下没有承包土地，因此，周忠兴和其弟弟ＸＸ领取的总计4.9亩多土地补偿就是被上诉人应领取的土地补偿。原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说涉案的1.03亩土地登记在其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假设属实（仅仅是假设，不代表着认可），那么从其实际领取的土地补偿看已经超过了其证书上的面积，也就是说包括1.03亩土地在内的土地补偿被上诉人已经领取，并且已经超面积领取，无权再要求支付。另外，其实际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其土地承包证书上的合法承包面积，再要求返还0.228亩土地于法无据。原审法院认定李行村委提交的办事处的证明，不能证明周忠兴、ＸＸ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是被上诉人应得的全部补偿款，从该证明显示的领取补偿款的数额看，其领取补偿的土地面积已经超出了其提交的土地经营权属证书上的面积，原审法院还认定领取的补偿不是应得补偿的全部，并且进而认定该证明不能证明争议土地不在周生堂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上，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无论是被上诉人家人还是二组组长交由上诉人耕种，仅是代为耕种，1999年10月争议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证书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收回承包土地。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是错误的，根据双方认可的事实，土地变动的时间是1997年，发生在第二轮承包的1999年10月之前，1999年10月第二轮承包后承包土地没有发生变动，在第二轮承包时争议土地也根本没有登记在被上诉人的经营权证上，因此，不存在所谓违法收回或调整的事实，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1991年第一轮承包时承包土地情况，认定李行二组存在违法收回发包土地行为从而使用该司法解释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共提出三项诉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及第三人退还原告土地0.228亩。3、诉讼费用由被告或第三人承担。”从被上诉人的诉求可以看出，上诉人在原审中既没有请求法院确认第二轮承包时的土地调整行为无效，也没有请求李行村二组对土地补偿款进行登记变更。原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直接确认李行村的调地行为无效，并且判令李行二组变更土地补偿款登记，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判决错误。四、本案法院应不予受理。首先，根据李行村委干部的证实以及李行村所有的四个村民小组出具的证明看，李行村一直以来，以“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方式，根据村内的人口增减情况，对承包土地进行适时小调整，被上诉人所说自其承包以来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是与事实不符的。根据人口增减进行的小调整，一方面保持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在出现因出生、婚嫁、户口迁移等原因造成人口增减进而导致人地矛盾突出等情形下，对承包土地进行小调整，有利于调整人地失衡，有利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符合每个村民的利益。1997年周广俊作为队长调整土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还没有实施（2003年实施），当时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如果不允许对承包土地进行小调整，将使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使这部分农民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农户之间的土地进行小调整是必要的。多年来，李行村调整土地，并非是在本案当事人之间进行个别调整，而是对全村依据人口增减情况进行了调整，已经改变了以前的土地承包秩序，如果让被上诉人据此主张权利，势必引发新的退地纠纷，且可能引发连环性的纠纷，影响当地的和谐稳定。因此，对于重新调整土地产生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受理，应由政府部门协调解决。其次，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记载，无法明确双方争议的“小岭子”地块到底登记在哪方的证书上，双方当事人都认为登记在自己的土地证上，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均不能客观反映争议土地的情况，既然如此，上诉人认为该事项需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调查核实，由人民政府对双方争议的土地权属以法定程序进行确认，在人民政府没有确认之前，该案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对争议土地其没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本案事实证明争议土地是通过重新调整后分配给上诉人的，并且在1999年10月进行的第二轮重新承包土地确权时登记在上诉人权属证书上，上诉人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对于依村规民约重新调整土地或者土地权属不明产生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受理。五、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对于涉案土地是否享有承包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及其他当事人，这种分配不公平、不合理，违反了民诉法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没有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顾风芹方。被上诉人的主张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主张将涉案土地交由上诉人代耕，假设该前提成立，那么就不应要求村委会予以返还，更不存在上诉人霸占之说；被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包含在周生堂名下的承包证内，周忠兴与周忠强代为补偿款中就已经包含了涉案款项，也就无权再次主张返还补偿款。从历次开庭的情况看，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周忠兴与周忠强对占用征收土地享有承包权的证据。综上，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据以折算补偿款1.03亩土地，并不包含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承包证内，那么涉案土地是如何得来的、被上诉人对于涉案土地是否享有承包权、承包期限起止时间。上述事实均不清楚。在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享有承包权的前提下，也就没法说明涉案土地是在被上诉人承包期内，原审法院裁判的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第六条也就不能适用。建议法院应将被上诉人在99年颁证确权前是否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承包期限，99年颁证后所发承包证内是否包含涉案土地作为审理的焦点。
被上诉人顾风芹辩称：一、答辩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自2005年答辩人土地被占用后，上诉人一直在领取占地补偿款，并且也没有将占地补偿款交付答辩人，其侵权行为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停止，所以答辩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涉案土地1.03亩及菜园0.228亩属于答辩人承包的土地。答辩人提交的土地承包证及李行村的分地花名册均可以证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答辩人所有，而且答辩人在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缴纳了农业税，这都足以说明，答辩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而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其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经营证上所载土地也并非涉案土地。假设上诉人所说的该涉案土地系已故队长周广俊分配的，是真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其分配行为也是无效的。按照李行村“添人添地。去人去地”的村规民约，答辩人并无人口减少，不应当去地。其分配行为也无效。况且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周广俊将涉案土地分配给上诉人。三、虽然经管站出具的证明并未查到ＸＸ、周忠兴的土地承包办证记录，但是在李行村二组的分地花名册清楚显示周忠兴个人拥有承包地。另外0.228亩菜园地并未被占用，与土地补偿款无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李行村委述称：依法应予驳回答辩人顾风芹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一、顾风芹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是涉案1.03亩土地的原承包人，而且其提交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载明的土地位置与涉案土地并不是同一位置。因此，顾风芹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予驳回顾风芹的起诉。二、顾风芹起诉答辩人属诉讼主体错误。1、顾风芹也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是答辩人将涉案1.03亩土地发包给周忠明的。李行村委也没有将涉案1.03亩土地发包给周忠明。2、退一步讲，如果涉案1.03亩土地原是顾风芹承包的，又由该村二组原组长周广俊私自发包给周忠明（需要说明的是，顾风芹不认可这一情况），那么，顾风芹也应当起诉该村二组或周广俊，而不应起诉李行村委，因为村二组或周广俊都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况且，村二组原组长周广俊的行为也不代表李行村委。3、李行村委并没有得到和领取涉案1.03亩土地失地补偿金19235.25元的事实，顾风芹要求李行村委支付土地失地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顾风芹的两个儿子周忠兴、ＸＸ没有承包地，顾风芹以其二个儿子周忠兴、ＸＸ名义领取了总计4.911亩（周忠兴2.808亩，ＸＸ2.103亩）的土地失地补偿金，已超过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载明的承包土地的亩数，因此，顾风芹无权再要求李行村委或周忠明支付失地补偿金。四、顾风芹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被告李行村二组没有要陈述的。
顾风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自2006年3月份至2016年6月份）计23885.7元；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退还原告土地0.228亩；3、诉讼费用由被告或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顾凤芹与第三人周忠明均系李行村二组村民。原告之丈夫周生堂与周忠明之父亲周生殿系兄弟关系。1997年左右，原告丈夫周生堂、长子周忠兴患病，家中无能力耕种土地，原告家人8亩多土地先后由姜运星（姜高村）耕种4亩多（周忠兴名下的地）、周忠明及其父亲周升殿4亩多（周生堂名下的地）耕种。谁耕种，谁负责农村税费及相应的义务。自2004年以来，李行村二组人均1.394亩。原告之丈夫周生堂、第三人周忠明于1999年10月1日均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之丈夫周生堂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为周生堂，面积为4.05亩，其中干渠东2.05亩，干渠西2亩。该土地包括原告及丈夫周生堂、原告次子ＸＸ三人的土地。2005年、2006年原告丈夫周生堂缴纳了当年度的相应农业税、水费等。周忠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为周忠明，面积为1.35亩。其中干渠东1亩，干渠西0.35亩。本案争议的土地1.03亩系小岭子地块，位于干渠西。周忠明称1.35亩就是争议的1.03亩、0.228亩菜园地。李行村委提交蒋官屯街道办事处经管站证明，证明原告之长子周忠兴、次子ＸＸ在1999年10月1日没有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办证记录；证明2014年下半年领取地款利息的土地分别为2.808亩、2.103亩。原告对此有异议，原告称周忠兴领取的土地补偿款系周忠兴的土地补偿款，与原告没有关系。2006年至2016年6月，小岭子1.03亩土地的补偿款共23885.7元，已由周忠明领取。周生堂的法定继承人周忠兴、ＸＸ、周靖同意由其母亲顾凤芹主张权利。被告李行村委于2005年将部分集体土地（其中包括第三人当时耕种的1.03亩）转让给了聊城经济开发区中正钢管。李行二组称，土地被征用时，谁耕种土地就写谁的名，上报到村委，村委再上报镇经管站。李行二组将周忠明耕种的小岭子1.03亩土地登记在周忠明名下，2006年至2016年6月1.03亩土地补偿款23885.7元由周忠明领取。原告提交李行二组1991年的土地花名册，显示原告丈夫周生堂与其长子周忠兴分别立户。李行村二组称，领取补偿款每户只能有一人领取，当时周忠兴名下有土地，就上报周忠兴的名，周生堂去世，就将周生堂的名改为其次子ＸＸ。李行村共有四个小组，在2002年之前各组有权对本组的土地进行调整，村委不干涉。2002年之后，李行村及李行村二组未调整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争议的土地是否包含在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二、李行村二组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一，争议的1.03亩土地，属李行村二组所有的土地，位于该村小岭子地块，即干渠西地块。另有菜园地块0.228亩现由周忠明耕种。周生堂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土地为4.05亩，其中干渠西2亩。周忠明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土地为1.35亩，其中干渠西0.35亩。周忠明称，因其在1996年结婚，需添地，原二队队长周广俊就分给1.35亩土地，包括本案争议的土地1.03亩。周忠明的主张与其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土地地块明显不符。因此，李行村委提交的周忠兴、ＸＸ领取的土地补偿款不能证明系原告应得的全部补偿款，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的1.03亩土地不在周生堂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关于焦点二，李行村委共有四个组，每组的土地由每个组管理使用，村委不予干涉。应认定李行村二组有独立的财产，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论是原告家人还是原李行二组组长将原告的承包地交由周忠明耕种，仅是由周忠明代为耕种，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将原告的承包地收回。而且，1999年10月1日，原告丈夫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周忠明虽然于1999年10月1日取得了1.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其经营权证记载的土地面积、地块并不是本案争议的小岭子1.03亩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此，即便是李行村二组原组长周广俊将原告的土地调整给周忠明，调地行为也无效。周忠明应将领取的1.03亩土地的补偿款返还给原告，并返还菜园地0.228亩。原告要求李行村委、李行村二组承担返还补偿款的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今后的土地补偿款应由李行村二组负责由周忠明变更至原告名下。因周忠明领取补偿款和耕种菜园0.228亩土地，自2005年左右持续至今，周忠明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周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凤芹2006年至2016年6月的1.03亩土地补偿款23885.7元；二、第三人周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凤芹菜园土地0.228亩；三、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自2016年6月之后的1.03亩土地补偿款由周忠明变更至原告顾凤芹名下；四、驳回原告顾凤芹对被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李行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3元，原告顾凤芹负担188元，第三人周忠明负担45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被上诉人顾风芹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是否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二、诉争土地是否包含在1999年为被上诉人顾风芹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顾风芹对涉案0.228亩以及1.03亩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周忠明是否应将领取的补偿款23885.7元以及涉案土地0.228亩返还给顾风芹。
关于焦点一，因上诉人周忠明领取涉案补偿款和耕种诉争菜园0.228亩土地，自2005年左右持续至今，被上诉人顾风芹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被上诉人顾风芹提交的证据，涉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明确，包含在顾风芹的丈夫周生堂于1999年10月1日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
关于焦点二，根据被上诉人顾风芹提交的证据，涉案争议的土地应包含在顾风芹的丈夫周生堂于1999年10月1日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无论是顾风芹家人还是原李行二组组长将顾风芹的承包地交由上诉人周忠明耕种，仅是由周忠明代为耕种，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将顾风芹的承包地收回。即便是李行村二组原组长周广俊将顾风芹的土地调整给周忠明，调地行为也无效。周忠明应将领取的1.03亩土地的补偿款返还给顾风芹，并返还菜园地0.228亩。今后的土地补偿款应由李行村二组负责由周忠明变更至顾风芹名下。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忠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元，由上诉人周忠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鑫
审判员 张绍方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