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豫01行赔初103号
原告闫军林，男，汉族，1974年2月21日出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闫松娣，女，汉族，1955年12月21日出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系原告所在单位荥阳市绿丰苗圃场推荐。
委托代理人晋国庆，男，汉族，1959年10月16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系原告所在单位荥阳市绿丰苗圃场推荐。
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6号。
法定代表人赵书贤，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振兴，该委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燕雪松，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闫军林因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闫军林的委托代理人闫松娣、晋国庆，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马振兴、燕雪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行初字第694号行政判决书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书，于2016年10月7日以中国邮政挂号信形式向被告寄出国家赔偿申请书，挂号信电子编号为XA41686641741。被告于2016年10月9日收到，收到信件电子编号为XA41686642541，由被告单位王秀燕签收。被告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已经两个多月，至今没有任何答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把原告的房屋恢复原貌；2.赔偿因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原告财产损失7221400元；3.赔偿原告自房屋被毁之日起在外租赁房费用每月4000元至赔偿款到位之日止；4.赔偿被告违法行为给原告带来的惊吓、生活不便等因素造成的精神损失600000元；5.赔偿原告因被告违法行为维权产生的法律咨询、信息公开、证据获取、诉讼费、误工费、交通费、代理费等各种费用80000元。
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合法公民，具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2.原告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生效数月后曾主动向被告申请过对被告违法行为造成原告房产被毁、财产被抢的巨大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本想通过双方协商解决，给被告留足脸面，而被告却以自己强势，再次浪费国家司法资源。3.申请人财产损失明细以及物品照片28大张、租房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毁坏原告房屋前室内所存放的物品及物品的价值，总价值是7221400元人民币。另证明被告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应当承担法律责任。4.原告向被告邮寄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书的挂号信回执单一份。证明原告2016年10月7日以中国邮政挂号信邮寄（编号为XA41686641741）,被告于2016年10月9日收到，签收人王秀燕，收信条形码编号为XA41686642541。5.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行初字第69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认定是被告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6.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运用法律断定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7.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书生效证明。证明被告的违法犯罪事实已经铁定。8.原告与开发商签定的购房合同，证明原告真金白银购买的合法房产及购房日期，及房产坚固的寿命不足三年，同时也证明被告严重渎职而造成的资源浪费。9.物业管理细节，证明原告从开发商交房以后就在此居住。10.有线电视及天然气初装费的缴费凭证，证明原告从开发商交房以后就在此居住。11.交房条件单，证明原告当时接受房屋的基本状况，同时证明原告的房屋是新建的，而不是二手房。12.房屋产权证，证明原告办理房产证的日期，同时证明原告房产三年不足即被被告违法拆除。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辩称：一、答辩人所列原告诉讼主体错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行初字第694号行政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原告闫军林在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一组有房屋一套，后卖于闫松娣实际居住”，证明该房产所有权人是闫松娣，本案诉讼原告应该是闫松娣，被答辩人闫军林与本案诉讼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二、答辩人认为原告诉请没有事实法律依据。1.答辩人认为赔偿方式应该是支付赔偿金。《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4项规定“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诉争房产已经被拆除，不可能采用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方式，只能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予以赔偿。2.行政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是直接损失原则，被答辩人的诉请大部分不是直接损失，依法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3.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应该依法予以举证证明其相关损失的存在。三、当庭补充答辩称，原房主闫军林2013年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了闫松娣，本案原告提供的财产损害明细所列财产原告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所有权人及相应价值，同时租赁费用、精神损失等诉请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不是适格的原告，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驳回诉请。
高新区管委会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证据3中财产损坏明细系原告自己手写，应该提供相应的票据及确实存在的相关证据；原告代理人陈述照片是拍摄于拆迁之前，但原告并未提供照片的原始载体供核对，原告应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这些财产确实在拆迁过程中受损，更应该提供这些财产所有权人及财产价值的相关证据，因为原告所提交的这些财产显示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基本生活用品，故被告认为原告所列物品在拆迁房屋时是不存在的；对租房合同，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这份协议可以证明原告在涉案房屋被拆之前早已出去租房居住，因此涉案房屋内不可能存在原告所列物品。对证据4有异议，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6、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两份判决书均认定闫军林的该处房产卖于闫松娣实际居住，实际居住人是闫松娣，闫军林不是该套房产的实际所有人和居住人。证据8、9、10、11、12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具有房产开发的资质，更加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目的，同时证明了本案所涉房产所有权人原为闫军林，和实际居住人不是同一法律主体。综上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错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请赔偿的范围和实际的赔偿价值。
本院对原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2、4、5、6、7、8、9、10、11、12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财产损失明细以及物品照片、租房合同用于证明原告损失，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
本院根据有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原告闫军林系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沟赵乡东史马村村民。2011年7月7日原告闫军林与秦庄第一村民组签订《秦庄益民小区购房合同》，原告购买该村民组秦庄益民小区住宅楼3号楼3单元5层西南户，总面积126.5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元，交房时间为2011年3月31日。原告称该套房产原购买人是金宏，其是从金宏手中受让的。“物业管理细节”和“交房条件”（显示为新建的毛坯房）是该合同的附件。原告还提交有秦庄益民小区收到“金宏燃气有线电视初装费”的收据，时间也为2011年7月7日。同日秦庄一组组委办公室为原告颁发该套房产的“秦庄益民小区购房证”。原告称其所在秦庄益民小区因拆迁居住环境恶化，其于2014年12月1日在外租房居住。2015年5月9日原告该套房屋被强制拆除。同年7月13日原告在本院起诉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梧桐办事处强制拆除违法。同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5）郑行初字第69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对原告闫军林房屋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该判决中认定“原告闫军林在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一组有房屋一套，后卖于闫松娣实际居住。2014年9月9日秦庄自然村拆迁改造指挥部、秦庄村民委员会、秦庄村党支部曾共同下发《秦庄自然村关于实施项目拆迁的通告》（第1号）、《秦庄自然村关于实施项目拆迁承租户、商户搬迁的通告》（第2号）、《秦庄自然村关于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告》（第3号），其中规定房屋搬迁时间自2014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1月6日止。2015年5月9日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2015年6月18日梧桐办事处召开了秦庄村安置房建设暨拆迁总结表彰大会。”后高新区管委会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年5月4日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同年10月7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收到后未予回复。同年12月12日原告将本案赔偿争议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闫军林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问题。被告高新区管委会认为闫军林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理由是确认被告强拆涉案房屋违法的（2015）郑行初字第694号行政判决和（2016）豫行终530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告闫军林在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秦庄村一组有房屋一套，后卖于闫松娣实际居住”，证明该房产所有权人是闫松娣，本案诉讼原告应是闫松娣，闫军林与本案诉讼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虽然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涉案房屋违法案的一二审判决认定闫军林的涉案房屋卖于闫松娣实际居住，但是该案的原告仍是闫军林，且判决结果也是确认被告对原告闫军林房屋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且对于原告闫军林是否适格以及被拆房屋及屋内财产属于谁的问题，本院当庭反复询问闫军林代理人闫松娣，闫松娣明确表示“原告与闫松娣系姑侄关系，闫松娣与原告的财产并无纠纷，财产是原告闫军林的，房屋所有权的合法拥有人是闫军林，闫军林作原告适格”，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闫军林及闫松娣均坚持上述主张。因此，在被告无其他有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闫军林系本案的适格原告。
二、关于原告第一项赔偿请求即请求判决被告把原告的房屋恢复原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原告的房屋系被告在组织实施秦庄自然村项目拆迁改造时被强制拆除，该村绝大多数房屋已按照拆迁方案要求于2014年11月6日前自愿搬迁，而原告等不同意搬迁的也于2015年5月前后被被告强制拆除，2015年6月18日梧桐办事处已经召开了秦庄村安置房建设暨拆迁总结表彰大会。被告当庭也称涉案房屋所在地已经纳入郑州市城中村拆迁范围内，整个区域内房子已全部拆完，进行城中村改造建村民的安置房，目前正在建设期间。可见，被告对秦庄村的拆迁已完成，并开始实施新的整体规划，已不可能再将原告房屋恢复原状。而且原告的房屋，从物理属性上讲，位于秦庄益民小区住宅楼3号楼3单元5层西南户，在该楼其他房屋不用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原告单单要求将其一套房屋恢复原状，客观上无法实现；从法律属性上讲，系购买秦庄村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本身缺乏合法手续，虽然被告强拆违法，但法理上也不能判令被告将缺乏合法手续的房屋再恢复原状。原告称被告行政区域内有大量的荒置和闲置土地，可以土地流转划拨给原告相等面积的土地另行建筑，但因土地都有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并非被告可以自由处分，故原告该主张客观上亦无法实现。综上，原告要求判决被告把其房屋恢复原貌的赔偿请求客观上无法实现，本院不予支持。但对于因被告强拆导致原告房屋的损失，原告可以另行主张。
三、关于原告第二项赔偿请求即请求赔偿因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原告财产损失72214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系因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引发，依法被告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应当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并由原告签字确认，或者在原告在场或公证机关在场的情况下对屋内物品进行拍照、录像固定，但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庭后虽提交了证人证言、照片和视频，但这些证据并未经过当庭出示和质证，原告均不予认可，且证据本身缺乏相应证据进一步印证，其真实性、可信性存在疑问。原告财产损坏明细中求偿物品大体分两类，第一类是古玩字画、珠宝首饰、奇珍异宝等价值高昂的贵重稀有物品，原告称其中购买的其主张的是购买价，祖传、赠送的其主张的是自行估价。第二类是家俱（含厨房用）、家用电器、被褥等家用生活必需品，原告称其所列物品价值均是购买价，合计报价176800元。另原告还求偿有其妻所绣7幅十字绣，报价15600元，虽然不是基本生活必须品，但系家居装饰品，本院也将之归入此类物品中。因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的损失，依法应当免除原告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但是对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稀有物品，原告仍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证明该物品存在及因被告强拆行为致损的相关证明材料和线索。
为证明屋内物品损失，原告提交了“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及物品照片28大张（原告称物品照片系其房屋被拆毁之前其用自己手机拍摄）。但被告认为财产损坏明细系原告自己手写，所列物品都不是生活必需的基本生活用品，未提供照片原始载体供核对证明照片拍摄于拆迁之前，也未提供物品确实存在的票据等相应证据证明这些财产确实在拆迁过程中受损以及财产所有权人及价值，故上述物品在拆迁房屋时是不存在的。原告当庭出示的“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对物品的品牌、型号、购置时间、来源等均未说明，本院责成其详细说明、并与其物品照片相匹配。庭后原告进行了细化说明，相继提交了两版财产损坏明细，最后一版较为详细，本院以此为准。但原告财产损坏明细及物品照片存在诸多疑点：1.原告明细中求偿两台空调，与其提交的两台空调的照片对应后，其物品照片中却多出来一台海尔立式空调的照片。2.原告明细中求偿有红木沙发和红木茶几，但其提交的红木沙发照片显示红木沙发所占地面是绿色的（看似绿地毯），而其红木茶几照片显示地面却为白色地板砖，且与红木茶几匹配的是木质布垫沙发、并非该红木沙发，原告虽提交有该木质布垫沙发的照片，却并未将之列入财产损坏明细。另原告称其红木沙发系2001年3月爱人结婚陪送，但其提供的红木沙发的照片却看似是崭新的、布垫外包塑料保护膜都未揭掉。3.原告明细中求偿有红木餐桌椅，而原告提交多张红木餐桌椅的照片，原告说明以第十五大张照片中的红木餐桌椅为准，其他照片与之重复，但其他照片显示的红木餐桌椅与第十五大张照片中的红木餐桌椅的式样和规格并不相同，特别是第八大张和第十大张照片所显示的红木餐桌椅不止一组且不像私人家居环境。另原告还提交有一张老槐木餐桌椅的照片（求偿6000元），但该物品并不在原告提交的“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中；从常理上讲，对于一般家庭正常生活而言也无需两套餐桌椅，且原告房屋建筑面积126.5平方米，能否同时从容地摆放两套餐桌椅也存在问题；据其相应照片显示，老槐木餐桌椅所占地面为白色旧木地板，而红木餐桌椅所占地面为白色地板砖，不像是在同套房屋内摆放。4.出现在财产损坏明细中、原告却未提供照片的物品有小天鹅洗衣机、青花瓷茶具、音箱一套、被褥五床、两套灯具、百龙图一幅。5.原告提交有照片，却未登记在“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中的物品有八仙桌10000元（所占地面为红色，看似红地毯）、奇石12000元、祖传项链100000元、崖柏雕塑700元、老槐木餐桌椅6000元、十字绣红色马2000元、木质布垫沙发2600元、32寸电视机1300元、调机柜4700元。6.原告明细中求偿有董经斌字画12幅，但原告仅提供7幅字画的照片。7.原告明细中求偿有古铜镀金麒麟一尊，但原告提供的相应照片（见第八大张照片中）却显示是两尊。8.原告明细中求偿有老来乐（和田玉）一个，但原告提供的相应照片（见第十七大张照片中）却显示是五个。9.原告明细中求偿有崖柏雕塑一个，但原告提供的相应照片（见第十四大张照片中）上摆放的木雕品却远不止一个。10.原告明细中求偿有袁柳絮字画（未注明几幅），原告提供的袁柳絮字画照片有11张，其中“天道酬勤”的字显然重复，即不重复的字画照片10张；对照原告求偿的财产损坏明细，原告仅列明百禄图、百虎图、百马图、百龙图（未提供该幅字的照片）、小篆、工笔画各一幅，价值共470000元，而剩余5张字画照片所显示的5幅字画原告在其明细中却未提及，其品名和价值均不显示。11.原告明细中求偿有“25公分崖柏雕塑”，价值76000元，原告明确称与之前列写的“崖柏雕塑一个”重复，而之前其标明的求偿价值却为22000元。12.原告明细中求偿有两个翡翠貔貅，原告提供了两张照片（见第十一大张照片中），但该两张照片明显可见还有其他玉石物品存在，而且这些玉石物品并不在原告求偿的财产范围内。13.原告明细中求偿有“古玩铜镀金山羊一个”，价值47000元，原告明确称与之前列写的“羚羊（青铜）一个”重复，而之前其标明价值仅5000元。14.原告明细中求偿有乾隆花瓶和大明官窑瓷瓶各一个，原告提供其照片显示两物品所占地面又为红色木地板。可见，原告提供的“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以及物品照片漏洞百出且不能一一对应；且原告房屋2015年5月被拆除，同年7月提起确认强拆违法之诉，2016年10月已向被告提出了该份7221400元的财产损坏明细，且为价值不菲的大件或贵重物品，原告对自家损失物品本应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在房屋被拆前用其手机拍照固定物品证据时都予拍照固定，但本案中原告却大量出现有物品照片却未计入求偿财产损坏明细、财产损坏明细中求偿有该物品却未提供物品照片、同一物品在财产损坏明细中重复列写且前后主张价值相差甚远、照片显示物品存在背景不一致且有不少案外物品、物品崭新等等极不正常情况，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原告财产损坏明细以及物品照片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十二条、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原告提供的物品照片应当提供拍摄照片的原始载体以供核对并当庭质证。而当庭组织质证时，原告称物品照片系房屋拆除前其用自己手机拍摄，但手机没有带，庭后提交；被告当庭称原告应当提供照片原始载体，根据原始载体来确认拍摄时间，证明物品是否在拆迁中损失，物品照片没有原始载体、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双方同意，庭后次日本院专门组织原告出示原始载体供核对、质证，此时原告又称照片原始载体其手机出现故障、无法打开，需要技术支持和帮助。被告认为此次专门组织对物品照片原始载体质证，开庭时原告代理人并未提到手机故障，且合议庭庭审中已就不提供原始载体、举证不能的后果向双方释明，原告所述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应当承担未提交原始载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原告照片所显示物品求偿价值都很昂贵，而原告知道所涉区域已经很长时间在拆迁，且原告也已在事发前租赁了住处，原告不能提供物品照片的原始载体不符合常理，故被告认为原告所诉照片上的物品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被拆房间内；经与拆迁人员了解，在拆迁原告所在楼栋时楼上房子已搬空，没有其他物品，且拆迁在半年前已启动，大部分人员已搬空，此楼处于无物业、无保安的状态，故被告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放原告所称贵重物品，至今原告未提供其所说物品的原始票据和拆迁时就在房间内的证据，故被告对物品不予认可；原告财产损坏明细所写物品来源太过笼统，祖传玉器等大件物品无证据证明、系空穴来风，所购电器应有购买票据、合格证书等证据相互印证，个体商店一般是不经营大件生活电器的，故原告求偿物品不存在。原告反驳称，被告违法强拆、侵入私人住宅并毁坏盗窃原告拥有的私人收藏，根据行政诉讼法应由被告来举证，被告应出示当日拆迁的视频及参加、组织、指挥拆迁的人员向原告解释，如不能被告应承当法律后果；被告称房内无任何物品缺乏证据支撑，被告所说发票、合格证书等和物品同在房间内存放，被告在未通过原告的情况下私自把房产及物品毁坏，根据行政诉讼法应由被告提供证据。后被告提交了秦新娟的证人证言，称其邻居314房间即原告房屋，未见有人居住，也未见有施工装修迹象；提交了崔连杰（高新区梧桐办事处执法中队副队长）和史军战（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综治办副主任）证人证言，称2015年5月9日排查涉案314房间时发现该户房门虚掩、门锁已损坏、屋内非常脏乱、未装修（毛坯房），推门进屋查看无人，后拍完照片、录了视频后离开，并提交了含照片和视频的光盘一张。原告认为这些证据不真实，原告不在场，被告是把门砸开的，也没有公证，且之前也没有出示，根据行政诉讼法被告应当在庭前提交证据；被告指出的室内情况与事实不符；秦新娟的证人证言没有日期且无证据证明证人在涉案小区住；第二份证人证言落款2017年7月12日，距案发时已相差两年，且两证人均不是正式工作人员。因对涉案房屋原告是否装修入住、求偿物品是否存在于被拆除房屋内原被告观点截然相反，为查明事实，本院责成双方提供证明原告是否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的证据（如向有关单位缴纳水、电、气、暖、有线电视等费用的证据）,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告称其家没用暖气和有线电视，水、电、气费交给了小区物业，询问负责收费的人说缴费记录未保存并提交了通话录音光盘一张，还提交了证明其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的多份证人证言。后被告向本院提交要求对原告拆迁前拍摄屋内物品照片的手机予以封存并对拍摄时间、地点进行鉴定的《鉴定申请书》。本院与原告代理人闫松娣联系听取原告方意见并责成其提供手机，其称原告手机已经卖了、无法提供。本院认为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原告称其在房屋被强拆之前已经用手机对屋内物品进行了拍照并提供了物品照片，那么原告有义务出示照片的原始载体，证明原告所称照片拍摄于房屋被拆之前属实，佐证照片上物品可能存在与被拆房屋内。但原告屡次借口推脱、拒不提供原始载体，其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提供的物品照片，未提供原始载体，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亦无相应证据佐证，且与“闫军林财产损坏明细”对照存在诸多矛盾，而被告又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本案客观情况以及原被告举证情况，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一类价值高昂的贵重稀有物品，如前所述，明显超出一般家庭的正常生活消费水平，原告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求偿的此类贵重稀有物品数量大、价值高昂，而原告却仅提供了未与原始载体核对的物品照片（个别物品还无照片），且经多次催促拒不出示原始载体，原告行为极不合常理。同时，原告房屋所在小区的拆迁工作2014年9月份已经开始，至2015年5月原告房屋被强拆前，大部分人员已经搬空，小区处于无物业、无保安、垃圾围堵的状态，原告称正是由于该情况其才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租房合同在外租房居住，那么在原告明知上述不正常、不安全情况存在且其也早已在外租房居住的情况下，不是将其大量贵重稀有物品搬至其租房处随身保管，却将之留在随时都可能被拆除的房屋内，显然也极不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古玩字画、珠宝首饰、奇珍异宝等价值高昂的贵重稀有物品存在于被拆除房屋内的可能性较小，且原告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故对该类物品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二类家俱（含厨房用）、家用电器、被褥等家用生活必需品的损失。虽然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此类家用生活必需品损失确实存在，但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的损失，依法应当免除原告对行政赔偿损失事实的举证责任。被告在违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过程中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亦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也未提供证据否定此类物品存在，且家俱（含厨房用）、家用电器等又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依常理极有可能存在于原告被拆除房屋内，故对原告此类物品存在的主张（不含红木沙发、红木餐桌椅、红木茶几）本院基本上予以采信。原告主张2001年3月其爱人结婚陪送的红木沙发30000元、红木餐桌椅19000元、红木茶几12000元，均系价值昂贵的奢侈用品，超出了一般普通家庭正常生活消费水平，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供的照片不足以证明三种红木家俱确实存在，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材料或线索，故这三种物品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称其小天鹅洗衣机系2001年3月其爱人结婚陪送，青花器茶具系2006年10月购买，海信电视机、被褥五床分别系2014年1、2月份购置，音响一套未注明购买时间，其余物品购置时间均为2013年，原告房屋被拆、物品受损系在2015年5月9日，客观上物品使用后都会折旧，但原告均主张按购买价给予赔偿，这不符合损失的实际情况，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上述物品的赔偿应当根据其距房屋拆除日的时间长短、物品易损耗性等考虑物品的折旧情况，对折旧后的现存价值给予赔偿。另原告求偿的此类物品部分未说明品牌、部分仅说明了品牌而无具体型号，对照公开查询到的物品市场价格，原告求偿价值绝大部分都系高端品的价格、远高于各类物品的平均价格，该因素在确定赔偿金额时也应考虑。对于原告求偿的其妻所绣7幅十字绣，系家居装饰品，很可能存在于被拆除房屋内，被告亦无证据否认其的存在，故对该物品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并未说明其尺寸，且经公开查询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原告求偿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因此对7幅十字绣本院酌定从高按每幅500元计赔，共赔付3500元。综上，原告对第二类家用生活必需品，含7幅十字绣，共求偿192400元。其中原告求偿红木沙发、红木餐桌椅、红木茶几共61000元，系贵重物品，原告举证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考虑原告主张损失的合理性（房屋建筑面积为126.5平方米的一般普通家庭正常生活可能使用的物品情况）、物品的折旧情况，参照购买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本院综合酌定7幅十字绣赔偿3500元，其余家用生活必需品赔偿100000元。因此，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赔偿请求，本院共支持103500元。
四、关于原告第三项赔偿请求，原告在其起诉状表述为“自房屋被毁之日起在外租赁房费用每月4000元至赔偿款到位之日止”，而当庭庭审中原告代理人闫松娣将原告该项租房费用的起算点由“自房屋被毁之日起”变更为“2014年12月1日”（即原告提供“租房合同”的起租时间）。原告提供了“租房合同”原件一份（庭后原告还提供了出租方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电费明细复印件各一份、水费缴纳信息原件一份供参考），证明原告自2014年12月1日起在外租房居住，房屋租金每月4000元，房屋面积为140平方米。因该租房合同没有落款时间，被告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租房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征求原告意见，原告称租房合同签订时间即起租时间2014年12月1日；因房屋被拆、原告无房居住，原告在外租房居住是事实，即便租房当时没有签订书面租房合同，为了求偿补签书面租房合同也未尝不可。据此，鉴定该“租房合同”的形成时间对原告在外租房事实的认定没有实质影响，故本院未支持被告鉴定申请并告知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在外租房费用，本院认为因原告房屋被拆，原告在外租房居住符合常理、亦具有必要性，根据郑州市的房租行情，原告主张每月4000元的租房费用也在合理范围内，且原告提供了“租房合同”加以证明；被告虽称根据当地拆迁政策有过渡费，不存在租房损失，但其同时也表示过渡费是补助给秦庄村村民的，对于原告家（非秦庄村村民）的情况要经过村两委的审查确定补助对象及具体数额，可见，原告家能否获得过渡费也不确定，故原告每个月4000元租房费用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租房费用赔付期间的起算点，原告起诉状中主张为“原告房屋被毁之日”，当庭却变为“租房合同”的起租时间2014年12月1日，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房屋被拆系在2015年5月9日，这之前原告可以控制和使用房屋，但其2014年12月1日早已在外租房居住，因此，原告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5月8日之间的租房费用与被告强拆原告房屋行为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租房费用赔付期间的截止点，原告主张为“赔偿款到位之日止”，但因本案中原告对于房屋损失的主张为“把原告的房屋恢复原貌”，而不是支付赔偿金，因此“赔偿款到位之日止”中的“赔偿款”指什么不清楚，本院要求原告明确，原告称指包括房屋赔偿款在内的全部赔偿款（与其坚持要求房屋恢复原貌的请求相矛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对于房屋被强拆导致在外租房居住产生的费用的计算期间，一般应当从房屋被强制之日起至安置房（或房屋恢复原状）交付之日至或者房屋的赔偿金支付之日止；但本案原告既不要安置房，也不要房屋的赔偿金，却坚持要求房屋恢复原状，而本院已经认定原告房屋恢复原状无法实现，故原告房屋的损失还有待其另行主张或诉讼解决且这还需较长时间。该情况系因原告不服本院指引、执意坚持房屋恢复原状这一不合理、无法实现的诉讼请求所致，因此本案对租房费用作出裁判至原告取得房屋赔偿金期间的租房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较为公平合理。同时，为了督促被告尽早支付租房费用，最大限度地救济原告，本院认定租房费用的截止时间为原告获得全部租房费用之日止较为适宜。综上，对于原告请求的租房费用，本院支持原告每月4000元的主张，赔付期间从原告房屋被拆除之日即2015年5月9日起，至被告一次性付清原告租房费用之日止，不满一个整月的按比例计算。
五、关于原告第四项赔偿请求即请求赔偿被告违法行为给原告带来的惊吓、生活不便等因素造成的精神损失60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都是侵犯人身权的情形。而本案原告求偿的基础上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系对原告财产权的侵犯而非对其人身权的侵犯，因此，原告本案中主张精神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原告第五项赔偿请求即请求赔偿原告因被告违法行为维权产生的法律咨询、信息公开、证据获取、诉讼费、误工费、交通费、代理费等各种费用8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求偿的因被告违法行为维权产生的法律咨询、信息公开、证据获取、误工费、交通费、代理费，均不属于该条款规定的直接损失，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求偿的诉讼费即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行政赔偿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故原告主张本案的诉讼费损失不存在；至于原告诉请确认被告强拆其房屋违法一案的诉讼费已经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原告预交的诉讼费可依法退回，故该案诉讼费损失也不存在。因此，原告第五项赔偿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闫军林被其拆除的秦庄益民小区住宅楼3号楼3单元5层西南户房屋内的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103500元；
二、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闫军林租房费用，计算标准为每月人民币4000元；计算期间从原告房屋被拆除之日即2015年5月9日起，至被告一次性付清原告租房费用之日止，不满一个整月的按比例计算；
三、驳回原告闫军林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丽平
审 判 员 程雪迟
代理审判员 安国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艳歌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第四十条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法庭准许可以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