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503民初1460号原告：刘德刚，男，汉族，1990年5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宜宾市南溪区罗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黄兴兰，女，汉族，1995年7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彬，四川叙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德刚与被告黄兴兰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德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被告黄兴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德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彩礼75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2月经宛玉莲介绍相识确定恋爱关系，不久后被告“上门”，原告即打发被告8880元，被告的亲戚每人一个红包，金额120元，共来了26人，合计打发了被告的亲戚3120元。被告与原告同居后不久即怀孕，由于被告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办理结婚证，被告家里提出必须办理结婚酒席和送彩礼，否则就将孩子打掉，原告与被告说好给30000元彩礼，但被告通过简成英传话说要40000元，原告于2014年农历9月初2送了40000元彩礼给被告，在接亲当天又送了20000元彩礼，一个结婚戒指给被告，上门和接亲办酒席两次共用了19350元。被告生了女儿刘芳伶后，在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后仍不与原告登记结婚，并于2015年9月即外出，之后就找不到人，后来原告打听到被告又嫁到翠屏区宋家乡了。综上，被告具有以结婚为目骗取结婚彩礼的非法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退还彩礼75200元。被告辩称：1、原告诉称给付被告彩礼75200元不是事实，被告实际上只在接亲当天得到了彩礼20000元，该费用已全部用于了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的开支、小孩子的出生抚养和看病，被告依法不应再返还；2、原、被告同居生活长达一年十个月，且与原告育有一女刘芳伶，因原告在同居期间经常对被告打骂，被告无法忍受，才提出分手，被告不与原告登记结婚，是原告的过错造成，故不应该返还彩礼；3、被告的母亲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为原告购置了衣物、生活用品及打发了红包等，这些费用也应当在彩礼中作相应扣减；综上，我方当事人只在接亲当天收到20000元彩礼，其余都不是事实；4、原、被告同居期间，购置了车牌号为川QVF8**小车一辆，该车为原、被告的共同财产，应依法分割；本院经审理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4年正月经宛玉莲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几天后，女方“上门”，男方按习俗邀请双方的亲朋好友举行了“上门”仪式。原、被告同居生活不久，被告黄兴兰怀孕，因被告未到法定婚龄，原、被告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于2014年国庆节按风俗习惯举办了“结婚仪式”。接亲当天，原告送给被告彩礼现金20000元。2014年冬月28日，被告黄兴兰生育一女，取名刘芳伶。2015年9月左右，原、被告因琐事发生纠纷，被告黄兴兰遂离开原告家至今。现被告黄兴兰已与李春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通过质证，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上门”时给被告彩礼8880元、接亲前给彩礼40000元及接亲当天送金戒指一枚有异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原告的父亲刘光海、母亲赵玉和的五张银行卡取款凭证，介绍人宛永莲的证言，证人聂小平的证言，证人简成英、曾高丽、张和江出庭作证，宜宾市南溪区叶顶楷珠宝店出具的消费明细，用以证明原告的父母为“上门”、“接亲”等事，取款、借款给付被告彩礼共75200元的事实。被告对所有证据均有异议，认为原告父母银行卡的存取款变动，并不必然证明是取来给付被告的彩礼，介绍人宛玉莲的证言中没有提到上门时打发了被告8880元的事情，其他证人与原告都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密切关切，其证言不可信。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被告的母亲罗启英书写的回礼清单两份，第一份清单中载明：原告刘德刚第一次上女方门时，被告方打发了原告刘德刚1300元，打发了刘德刚家的亲戚共5个红包，合计600元，其后，给刘德刚购买衣服花费了800元，购买烘干机花费了280元，购买两个水壶花费了56元，购买两个桶花费了54元，购买两个脸盆花费了60元，购买两张凳子花费了70元，购买沙发套花费了240元，购买三张十字绣花费了1240元，合计5890元。第二份回礼清单载明：购买床上用品六套6000元，购买组合衣柜3800元，购买海信牌空调一台38**元，购买TCL电视一台38**元，购买海绵沙发一套和茶几、梳妆桌合计6000元，2015年夏天被告的母亲罗启英出门到上海时给刘德刚1200元，另外，被告的母亲还向原、被告各派发了一个金额为13000元的红包。用以证明第二份回礼清单上的东西是被告方的母亲认可给原、被告购买的家具电器等物品，所以原告方在接亲前到被告家送40000元彩礼时，被告方并没有实际收取这笔费用，而是让原告方拿回去用于购买上述用品了。在购买上述东西时，被告的母亲也随同前往，后因原告的这40000元不够，被告的母亲还付了4000元现金。原告方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原告第一次上门时被告方打发原告1300元是事实，被告说打发了原告的亲戚600元的事情原告不清楚，被告方购买了衣服、烘干机、三张十字绣、两个水壶、两个水桶、两个凳子、一个三开门衣柜、一台空调、一台29英寸的TCL牌子的电视机，一套海绵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梳妆桌是事实，但这些东西究竟值多少钱，原告不清楚。被告陪嫁了床上用品也是事实，但具体几套原告不清楚，因为接亲当天是亲戚朋友帮忙抱到家中，原告没有清点。被告母亲说她到上海时给了原告1200元不是事实，当时是原告给了被告的母亲及亲戚各200元。被告方说购买了沙发套原告不清楚，被告的母亲说各给了原、被告一个金额为13000元的红包不是事实。被告说没有收我方送去的40000元彩礼不是事实。现在原、被告的关系解除了，这些陪嫁的东西被告可以搬回去，被告也应该把收到的彩礼返还原告。本院认为，婚约财产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习俗，婚前由男方给付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被告仅举行了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上述解释第（一）项规定，应予支持。关于给付彩礼数额的问题，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方认为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与原告有不同程度的密切关系，不是亲戚就是师兄弟，其证言不能采信。本院认为，“上门”、“接亲”等活动，本身就是在亲朋好友见证之下举行的一种仪式，只有亲戚朋友才能参与到其中，外人对此情况不可能知悉，故了解事情经过的亲朋好友有作证的权利和义务。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证言，“上门”时男方打发女方一定数额的现金符合本地习俗，故被告辩称“上门”时没有收到原告方打发的现金，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原告方接亲前送去的40000元彩礼，被告实际上没有收，而是让原告带回去用于购买女方陪嫁的家具、电器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的意见，与证言不符，也违背常理，且与被告自书的回礼清单相矛盾，故接亲前原告方送被告40000元彩礼，本院予以确认。接亲当天原告送去彩礼20000元，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接亲当天送金戒指一枚，结合原告出具的购买凭证及证言，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与原告同居期间，双方共同购置小车一辆，要求分割，被告的该请求属于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与本案婚约财产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被告的其余抗辩意见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返还数额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在举行结婚仪式时，被告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故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在同居期间，原、被告共同育有一女刘芳伶，由此可看出，被告有与原告共同生活的意愿，并非借婚姻索取财物，只因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未能再共同生活下去，对此结果，应是原、被告双方的过错造成，双方均应负相应责任，故被告对收到的彩礼只需适当返还即可。结合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方陪嫁的物品以及被告方回礼的现金，品迭后，本院酌定由被告黄兴兰返还原告刘德刚彩礼款15000元，原告不再返还被告的陪嫁物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兴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德刚彩礼款15000元；二、驳回原告刘德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0元，减半收取840元，由原告刘德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 珊二〇一七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乃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