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丽民终字第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秀华，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爱琴，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爱珍，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爱媛，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岩平，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朝木，农民。
上述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津，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庆元县营林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小林，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学荣，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秀华、沈爱琴、沈爱珍、沈爱媛、沈岩平、叶朝木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庆元县营林公司（以下简称营林公司）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4）丽庆民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爱琴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津、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叶学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叶秀华系上垟村村民沈元富（已故）的妻子，原告沈爱琴、沈爱珍、沈爱媛、沈岩平四人系沈元富的子女。“白沙处后”、“白沙村后”、“白沙屋后”均为同一涉案林地的土名。1984年10月24日，上垟村村民周荣星与上垟村俱乐部（该村负责管理统管山的临时机构）签订了《股份责任制合同书》，上垟村俱乐部将“白沙屋后”林地承包给周荣星管理经营。后周荣星将该林地转包给沈元富、原告叶朝木二人经营，双方并未签订转包协议，但周荣星将《股份责任制合同书》原件交付给其二人。同年11月11日，沈元富、原告叶朝木与被告签订了《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林合同》，联营该片林地。合同约定，沈元富、原告叶朝木提供林地，被告负责一切生产活动，造林所得纯收入的40%归二人，合同期限为30年，林地面积为40亩。合同签订后，沈元富、原告叶朝木将其从周荣星处转包的“白沙屋后”林地提供给被告经营。在合同期间，被告于2003年、2014年先后两次对该林地木材进行采伐，依照合同约定，2003年间伐时涉案林地权利人应得分成款976元，该款项已由上垟村村委会代为发放，2014年采伐时涉案林地权利人应得分成款64477元，该款项由案外人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吴宗堂继承人）三人领取。2008年5月26日，上垟村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其内容载明涉案林地2003年分成款已由叶朝库、叶其盛领取，该林地为该两户的责任山。2008年7月2日，上垟村村委会出具“林权所有人合同更名证明书”一份，载明1984年11月11日沈元富、原告叶朝木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为错误签订，予以作废；将林权证持有人叶朝库、叶其盛、吴宗堂三户为该合同更名所有人。2008年7月3日，原告叶朝木与吴继根（吴宗堂继承人）签订“更正白沙处后林权户主协议书”，载明原告叶朝木关于“白沙处后”林地的林权登记为重复登记，予以作废，改为吴继根继承所有；原告叶朝木在该协议上签字。2014年10月20日，被告根据以上三份证明材料以及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吴宗堂继承人）的山林权证，将分成款64477元予以发放。
另查明，在2006年山林延包时，上垟村将“白沙村后”林地登记在其名下，载明面积40亩；案外人吴宗堂将“白沙处后”林地登记在其名下，载明终止日期为2055年12月31日，注记与营林公司联合造林到2015年止；案外人叶其盛将“白沙处后”林地登记在其名下，载明终止日期为2055年12月31日；案外人叶朝库将“白沙处后”林地登记在其名下，载明终止日期为2055年12月31日，注记与营林公司联合造林到2017年止。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涉案林地权属存在着重复登记。
原审法院认为，山林联营系一方提供林地经营性权利，另一方提供实体经营活动的一种合作经营方式。本案涉案合同属山林联营的一种形式，沈元富、原告叶朝木与被告签订的《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中的“白沙屋后”林地与叶朝库等三案外人的林地存在重复登记，故涉案林地权属存在争议，目前尚未经政府部门行政确权，原告仅以涉案合同向被告主张支付收益款65453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追加案外人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三案外人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于是否是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山林权证可以从形式上证明三案外人系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至于涉案林地实际使用权人是三案外人还是上垟村，须由政府部门行政确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即使追加三案外人参加诉讼，亦无权对涉案林地权属作出确认，故被告关于追加三案外人参加诉讼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秀华、沈爱琴、沈爱珍、沈爱媛、沈岩平、叶朝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6元，由原告承担。
宣判后，叶秀华、沈爱琴、沈爱珍、沈爱媛、沈岩平、叶朝木不服判决，上诉称：一、沈元富、叶朝木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一直合法有效且履行完毕，并未被撤销或解除，被上诉人应当按约支付分成。沈元富、叶朝木是根据合同获得案涉林地经营权，被上诉人仅凭上垟村村委会出具的更名证明，就认定案涉合同因为山林权属变更而不履行，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即使存在案外人叶其盛等在1990年后通过某种形式获得了案涉山林的使用权，其权利来源尚需有关机关认定，当然就不能否定之前已经签订的承包合同，原承包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故本案并不存在山林权属纠纷，而是典型的合同纠纷，无论山林所有权的变化，都不影响承包合同的履行。如果山林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定合同效力或者意图撤销合同的，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主张。二、案外人山林不存在权属重复登记，案外人并非所谓案涉山林形式上的权利人。土名为“白沙村后”的山林有两块，一块面积为40亩，四至与案涉承包合同四至一致，另外一块面积为8亩，四至和案外人吴继根（吴宗堂）户承包林地的四至一致。故吴继根户所有的山林与案涉山林是两处不同的山场，既不相同也不重叠。由此可见，土名为“白沙村后”或者“白沙处后”、“白沙屋后”的林地并非只有一块，而是存在多处相邻山林都以此为名。从1983年三案外人签订的生产责任制合同来看，均只有两片山场，不包括上述山场，这就说明在沈元富、叶朝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不存在山林权属属于案外人的事实。虽然案外人在1990年后的责任山清册上增加了“白沙处后”的山林，但显然是同名不同地，因为即使将案外人其他山场面积计算在内，叶朝库、叶其盛两户承包山场总面积仅有13.84亩，与40亩差距甚大。综上，本案系典型的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将合同价款支付给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其抗辩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且没有证据和法律规定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案涉双方之间的债权合同与农村林地承包合同相混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取得山林联营40%分成是基于拥有山林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否则就丧失联营的基础，更不用说40%的分成。二、上垟村村委会证明、一份叶朝木亲笔签字的更正协议和三份林权证告知《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的主体发生变更，即由沈元富、叶朝木变更为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吴宗堂的继承人），被上诉人将分成款给叶朝库三人依据充分。1990年完善林业承包责任制时，全省使用了统一承包合同，合同在政府部门有存档，2006年延包时，则颁发统一印制的林权证，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对“白沙处后”山场有承包合同，也有林权证，反之上诉人则没有。“白沙处后”由叶朝库、叶其盛、吴继根（吴宗堂的继承人）承包，作为沈元富的合伙人叶朝木不仅知晓，而且还通过签订更正协议表示认可。从庆元县档案局调取的三份1990年承包合同记载的事项看，叶朝库等人的承包期自1983年起，较上诉人主张的1984年早。对联营山场早在2003年就进行过间伐，40%的分成款计976元是通过上垟村村委会支付给叶朝库等三人，上诉人对此也未提过异议。三、上诉人主张“白沙处后”联营山场与叶朝库等三人所承包的山场不是同一块，系上诉人新的主张，不属于二审审查的范围，且该主张也没有事实依据。叶朝库等三人所承包的“白沙处后”山场是否系联营山场，村委会干部和当事人最清楚，村委会2008年出具的两份证明已经十分明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没有异议。而且承包合同或林权证所载面积或界至的表述有出入，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不能就此得出是两块不同地块的结论，何况事实中也看不出上诉人所说的四至与涉案承包合同四至一致。事实上，联营山场存在村、村民小组和叶朝库等三人重复登记的情况，但权利人都不是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黄田公社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复印件三份，待证吴宗堂、叶其盛、叶朝库三人当时承包的山林中没有案涉山林。被上诉人质证表示，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山林承包除了责任山以外，还有自留山，吴宗堂等案外人是否还存在自留山无法确定。即使是1983年没有登记，不等于在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没有增减。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1990年签订的《庆元县林业承包合同》看，第十村民小组认可三个案外人承包的期限是从1983年开始。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认为，吴宗堂、叶其盛、叶朝库三户在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于1990年10月5日与原庆元县三坑乡上垟村第十生产队签订了《庆元县林业承包合同》，承包土名为“白沙处后”的山场，承包期限自1983年9月15日至2012年9月15日止；2006年7月，吴宗堂、叶其盛、叶朝库三户对“白沙处后”山场的承包期限延长至2055年12月31日；故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证实其待证事实，且该证据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对“同年11月11日，沈元富、原告叶朝木与被告签订了《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林合同》，联营该片林地。合同约定，沈元富、原告叶朝木提供林地，被告负责一切生产活动，造林所得纯收入的40%归二人，合同期限为30年，林地面积为40亩。”一节事实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另认定，1984年11月11日，被上诉人（甲方）与原庆元县三坑乡上垟大队沈元富、叶朝木（乙方）签订《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约定乙方将土名为“白沙屋后”、面积为40亩的山地划归甲方经营，山权仍归乙方所有，林木扶育间伐和主伐利用（扣除采集工资，坡种育林费，税收）的纯收入的百分之肆十给乙方，作为山权报酬；合同期限为30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约定，上诉人获得间伐、主伐利用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的前提是其对案涉山场享有山权。而根据吴宗堂、叶其盛、叶朝库的《庆元县林地承包合同》及前述三人、上垟村《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沈元富、叶朝木对案涉山场并不享有使用权。故上诉人仅以《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合同》主张被上诉人支付联营收益款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6元，均由上诉人叶秀华、沈爱琴、沈爱珍、沈爱媛、沈岩平、叶朝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洋
审 判 员 苏伟清
代理审判员 王晓璐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