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8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环岛东200米2号楼2108室。
法定代表人：王若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莹，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联创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阎富路1号-B52。
法定代表人：王庆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农黛黎，上海市汇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联创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1民初2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莹，被上诉人联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农黛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联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1年4月26日华信公司与联创公司经中间人南某介绍签订了合同编号为FHK-110420的《购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并附有《购货合同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该《购货合同》约定需方（联创公司）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预付合同款1100000元，并在药品验收合格后一周内付清合同余款1130402.80元。《购货合同》签订当天，联创公司向华信公司提交了1100000元转账支票作为合同预付款，该转账支票已于次日入账。后联创公司不断催促华信公司开具对应的1100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增值税发票）。因为当时华信公司规模较小，难以立即开具1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经与华信公司协商双方同意找第三方开具该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同时为了与涉案《购货合同》所载药品的价格相对应，华信公司委托第三方北京星海景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向联创公司开具了总金额1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联创公司表示《购货合同》方与增值税发票开具方名称不一致、无法入账，经协商双方约定将前述《购货合同》总金额2230402.80元的大额《购货合同》拆分为两个小金额《购货合同》：一个《购货合同》合同总金额是1100212.80元，合同编号为TY-110512，供方为增值税发票开具单位星海公司；另一个《购货合同》合同总金额是1130190元，合同编号仍为FHK-110420，供方为华信公司。双方还协商确认先前预付的1100000元作为合同总金额为1100212.80元《购货合同》的全部货款，两个《购货合同》均由华信公司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星海公司不参与药品交易，也不收取货款，只是代开增值税发票，2011年5月下旬，合同编号为TY-110512号的《购货合同》与1100000元增值税发票经《购货合同》中间人南某转交给联创公司肖春志时，发现《购货合同》供方只有公司盖章、未签名，肖春志提出由南某签字认可。为了避免《购货合同》冲突，华信公司将2300000元的大金额《购货合同》进行了粉碎处理，并要求联创公司也销毁持有的大金额的《购货合同》。南某是华信公司与联创公司双方交易的中间人，见证了所有《购货合同》的协商、签订及交货过程，重要的电子邮件往来均通过南某转交。2011年7月初，华信公司按照《购货合同》约定委托北京三ＸＸ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向联创公司提供了全部的药品。2011年8月13日《购货合同》项下药品的最终订购方○五单位五五七部对包括华信公司所提供药品在内的全部药品进行了验收，华信公司提供的药品数量和质量完全符合军方的要求，根据《购货合同》约定联创公司应当在军方审价后按军方审定价格支付《购货合同》余款，2014年5月20日军方（原总后华北物资采购供应局）完成了对联创公司的审价，2014年10月军方（原总后财务部）向联创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华信公司得知军方支付了货款后向联创公司多次追讨货款，但联创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不付款。2015年2月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在一审诉讼中由于联创公司拒不付款并提出反诉，华信公司在一审中举证陈述，华信公司实际提供药品合同总金额2230402.80元，包括1100000元和1130000元两部分，2011年7月初华信公司通过三江公司向联创公司提供了合同总金额2230000元的药品。2011年7月12日联创公司的肖春志给南某发电子邮件确认收到了全部药品，其中部分药品在运输中有破损，电子邮件所附的《明细表》中载明的药品种类、名称、规格型号和数量与双方最初签订的2230000元《明细表》完全一致，也与拆分后的两个小金额《购货合同》所附的两个药品《明细表》载明的药品完全一致。2011年7月20日，华信公司通过中铁快运向联创公司补充了运输中破损的药品，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华信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购货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2011年11月底华信公司向联创公司开具了32415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1年12月5日联创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华信公司支付了324150元合同预付款。2.一审过程中查明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第5页第1段查明事实是错误的。事实真相是合同编号为TY-110512的《购货合同》虽然供方是星海公司，但星海公司签这个《购货合同》仅仅只是为了应对1100000元增值税发票，并未真正履行供货义务，也未收取任何货款。星海公司是一家经营食品调料的商贸公司，根本没有生产合同编号为TY-110512《购货合同》所附药品的能力，不可能向联创公司提供这些专用药品。（2）一审法院判决第8页第12行至14行“关于涉案药品，华信公司作为研制参与者肯定有能力生产制作，至于其他公司能否生产制作并不清楚”，查明事实与事实不符。事实真相是《购货合同》中间人南某负责军方装备的研制，与华信公司共同研制了相关专用药品，在研制阶段南某就知道这些专用药品使用范围小、需求量小，没有单位愿意投入精力研制生产，所以才与华信公司共同研制，因此当时只有华信公司才有技术能力生产这些专用药品。（3）一审法院判决第11页第11行至第20行查明事实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华信公司于2011年7月初通过三江公司将49箱药品发往佛山，运单号为29360817，收货人是“陈泽文”，运送方式是“送货上门”。经从三江公司查证，药品签收人为联创公司员工“刘文勋”。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判第14页第3段第5行至第6行“陈泽文所在公司出具证明表示该公司及陈泽文从未签收过该批药品”认定事实错误，而该事实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之一。事实真相是华信公司于2011年7月初通过三江公司将49箱药品发往佛山，运单号为29360817、载明的收货人是“陈泽文”，运送方式是“送货上门”。经从三江公司查证，药品签收人为联创公司员工“刘文勋”。（2）一审法院判决第15页第4行“其自始至终均未参与过涉案药品的数量清点工作”认定事实错误。事实真相是南某作证时表示，其与肖春志一起在2011年7月底到佛山对联创公司准备提交军方验收的药品进行技术指导，包括清点检查华信公司提供的药品，确认无误后联创公司才申请军方验收。2011年8月13日军方组织验收时南某作为军方验收组成员对联创公司提供的全部药品（包括华信公司向联创公司提供的药品）进行了清点验收。（3）一审法院判决第15页第10行至第12行“南某也认可虽然作为涉案药品的研制参与方，华信公司具备生产制作该药品的能力，但其他公司是否也能生产同类药品其并不清楚”认定事实错误。事实真相是《购货合同》中间人在研制阶段南某就清楚知道这些专用药品使用范围小、需求量小，没有公司愿意投入精力研制生产，所以才与华信公司共同研制，因此当时只有华信公司才有技术能力生产这些专用药品。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片面适用并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本案争议焦点应该为2011年5月12日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是否为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拆分而来，且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是否履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由此得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的，但都没有足够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乙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华信公司与联创公司确实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了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且华信公司已经履行了该《购货合同》约定的全部供货义务，华信公司在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证书、证人证言、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文本、合同总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及324150元单位付款委托书、第三方星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运费发票和报销单、发票和包裹单、联创公司与军方的《后勤装备采购合同》、验收纪要、审价报告、资金支付结算申请书等。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联创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联创公司向华信公司支付合同款806040元；2.联创公司向华信公司给付因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以8060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军方出具涉案产品审价报告之日即2014年5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诉讼费由联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0年11月26日，联创公司与军方签订《后勤装备采购合同》，约定联创公司为军方提供一批急救箱组设备，并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条款。
2011年4月20日，联创公司（需方）与（供方）星海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TY-110512、合同总金额为1100212.80元的《购货合同》（附《明细表》），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一批导弹推进剂损伤急救箱组药品（以下简称急救箱组药品），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涉案急救箱组规范起草人之一的南某在该《购货合同》供方代理人处签名。星海公司于同年5月份向联创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100212元的增值税发票。
2011年5月12日，经南某介绍，华信公司（供方）与联创公司（需方）签订合同编号为FHK-110420的《购货合同》（附《明细表》）。该《购货合同》约定：供方向需方提供一批急救箱组药品，产品名称、型号、数量见附表；合同总金额共计1130190元；供方完成产品生产后通知需方到供方所在地验收；供方确保于6月20日前提交验收；供方收到全部货款后一周内将货物发送至需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供方负担；货物到达需方指定地点后由需方自行提货/卸货；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药品定金400000元，同时供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军方审价后，双方按照军方审定价格作为本合同的最终结算价格，需方按照军方审定价付款；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该《购货合同》签订前，联创公司已于2011年4月26日向华信公司付款1100000元。同日，南某向联创公司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肖春志交来联创公司支票一张，金额为壹佰壹拾万元整，支票号：80051105.用于支付合同号为FHK-110420的预付款。后华信公司依约向联创公司提供了价值1130190元的药品。
2011年8月，联创公司提供的急救箱组经军方验收合格，其中包括华信公司提供给联信公司的涉案药品。
2011年11月，华信公司向联创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324150元的增值税发票。同年12月5日，联创公司向华信公司付款324150元。
2014年5月20日，军方对涉案急救箱组出具审价报告，其中，华信公司和联创公司所签合同总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所载药品的审定价格与该《购货合同》约定价格一致。同年，军方向联创公司付清全部货款。
后华信公司将联创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联创公司提起反诉，后又撤回了反诉。
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申请证人南某出庭作证。南某陈述：其系军方核与推进剂卫生防护科主任，与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学；联创公司与军方所签《后勤装备采购合同》共涉及四种装备，其负责该装备的研制工作；该装备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无论谁签订《购货合同》，均需要其所在单位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故在签约之后，联创公司请求其帮助指导该公司生产该批设备；作为技术人员，其基于对货物质量负责的考虑，要求联创公司应按照装备定型的状态进行生产以确保药品质量，联创公司也表示同意；对于设备中最关键的部件，其均要求联创公司从参与该设备研制的单位中选择采购方，其中包括参与研制药品的华信公司，联创公司也表示同意；因华信公司与联创公司并无任何业务往来，故均要求其在《购货合同》协商签订过程中予以沟通协调；2011年4月下旬，华信公司草拟出一份合同总金额为2230000余元的《购货合同》模板后，经过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联创公司的肖春志，肖春志经修改后予以回复，双方就此达成合意；同年4月26日，肖春志携带1100000元的转账支票及打印好并加盖联创公司公章的、合同总金额为2230000余元的四份《购货合同》，与其一起来到华信公司处，华信公司收到该转账支票后，在联创公司提供的四份《购货合同》上盖章，双方各持两份；因华信公司未出具相应收据，故肖春志又让其出具一张收据以说明该转账支票的用途；而后肖春志提出让华信公司尽快开具金额为1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但华信公司因故在短时间内无法开具如此大额的增值税发票，故双方经协商，将上述合同总金额为2230000余元的大金额《购货合同》拆分成两份小金额《购货合同》，其中一个《购货合同》的合同总金额尽量接近1100000元，联创公司已付的1100000元就作为该《购货合同》的全部货款，同时因上述110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将以案外人名义出具，故该《购货合同》就用案外人的名义作为供方，另一个《购货合同》的合同总金额为1130000余元，以华信公司名义签订；2011年5月12日，其草拟出《购货合同》模板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双方分别进行确认，双方均表示同意拆分《购货合同》，并将修改意见反馈给其；后华信公司找到案外人星海公司开具了1100000的增值税发票，并让星海公司在相应的合同总金额为1100000余元的小金额《购货合同》上盖章，后通过其将该《购货合同》交给联创公司，华信公司同时毁掉原来所签的合同总金额为2230000余元大金额《购货合同》；2011年6月，涉案药品生产完毕后，双方约定在华信公司位于北京的库房进行验收，因联创公司不了解药品形态，故其与联创公司一起参与验收；验收现场存放有许多货物，其随机打开其中两箱进行验收，并表示该批货物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数量在北京不再清点，而是由华信公司将货物发送至广东后再由联创公司的人员收货并验收货物数量，缺多少货再补多少货，双方对此均表示同意；华信公司将该批货物发送至广东后，联创公司进行装箱，并将缺少的货物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其，其又通过电子邮件让华信公司将货补齐；2011年7月底，肖春志与其一起去广东查看装箱过程，其看完后表示可以交由军方验收了；同年8月，军方组织验收，其作为技术专家参与了验收；关于合同总金额为1130000余元的小金额《购货合同》，其并不了解该《购货合同》的签订过程，2011年底，该批货物交付军方后，华信公司告知其该公司一直未收到该《购货合同》的货款，并请其帮忙催要，为此，其与联创公司联系，联创公司表示让华信公司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才付款；直到2014年，军方已向联创公司付清货款，但联创公司一直未向华信公司付款；关于涉案药品，华信公司作为研制参与者肯定有能力生产制作，至于其他公司能否生产制作其并不清楚，军方也未曾委托其给联创公司指定采购单位；关于华信公司的供货数量，其曾在华信公司生产过程中去过该公司，在北京验收时其也在华信公司的库房看到存放有较多货物，而在联创公司于佛山向军方交货时，也未曾出现货物遗漏情形，华信公司发货后，联创公司告知其部分货物破损需要补发并提供了清单，其也将该清单转发给了华信公司，综上，其认为华信公司一共向联创公司提供了价值2230000余元的货物。对此，联创公司以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且与华信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仅认可分别与华信公司和星海公司签订了两份《购货合同》，并已与军方结算货款。
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提交了经（2016）京方正内民证字第41884号公证书公证的南某与电子邮箱地址为×××的发件人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其中2011年10月14日的电子邮件载明发件人系肖春志；2011年7月12日的电子邮件所含附件系药品收货明细。华信公司据以证明通过南某与联创公司股东肖春志的往来电子电子邮件可知，联创公司已于2011年7月12日前收到华信公司提供的13种药品，该批药品的规格型号及品种数量与双方最初所签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大金额《购货合同》约定一致。对此，联创公司认可肖春志系该公司股东，但否认×××系其电子邮箱，并以电子邮件具有可更改性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同时表示即使上述电子邮件属实，也仅能证明联创公司曾收到价值2230000余元的货物，并不能证明这些货物均由华信公司提供，鉴于南某向联创公司指定了华信公司和星海公司两个供货商，故联创公司一并向其告知货物缺损情况也符合常理。同时，华信公司还提交了经（2017）京方正内民证字第28113号公证书公证的南某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其中部分电子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2230402.8元、双方当事人为华信公司和联创公司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部分电子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1100212.80元、双方当事人系华信公司和联创公司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部分电子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1130190元、双方当事人为联创公司和北京金格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格公司）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华信公司据以证明联创公司于2011年4月与华信公司签订了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元的《购货合同》，后双方经协商又将该《购货合同》拆分成两个小金额《购货合同》；南某与肖春志在上述往来电子邮件中对相关《购货合同》模板及修改进行了多次沟通；两个小金额《购货合同》在签订时对供方予以了调整，但实际供方均为华信公司。联创公司以相同理由否认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同时认为即使该电子邮件真实，也仅能证明双方曾通过电子邮件对《购货合同》的拟定进行过协商，但最终并未签字盖章，而《购货合同》应以双方签字盖章为准。
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提交了联创公司向军方出具的《承诺书》及《（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据以主张联创公司向军方提交的上述《（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中所载药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排列顺序均与双方所签大金额《购货合同》的附件一致，由此可证明联创公司系依据与华信公司所签大金额《购货合同》向军方提交上述《（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对此，联创公司表示，该公司的确向军方提交了上述《（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中所载药品均由华信公司提供给联创公司。
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还提交了一张运费发票。该运费发票载明：发货人及收货人均为北京钮因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钮因泰克公司）、货物名称为药品、运费为765元、时间为2011年7月11日，但未载明所运药品的规格型号、价格金额等具体信息。华信公司据以证明其通过其关联公司钮因泰克公司在2011年7月11日前已将价值2230402.80元、共计13种、49箱的涉案药品发送到联创公司指定地点，但在开票时因失误将发货人与收货人均写成了钮因泰克公司。对此，联创公司表示，该运费发票并未写明药品的名称、数量、金额等信息以及具体送货地址，且该发票所载收货人并非联创公司，联创公司也未收到过该批货物。此外，华信公司还提交了一张包裹单。该包裹单载明货物名称为药品、时间为2011年7月20日、件数为2、声明价格为220、地址为广州，同时左上方还有“陈泽文”的签名。华信公司据以证明该公司于2011年7月20日补齐第一次所发货物中破损的部分货物，并发送至广州，并主张联创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即广东沃尔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陈泽文在该包裹单上签字确认，但对联创公司与陈泽文之间的委托关系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对此，联创公司表示，该公司及陈泽文均未收到过该批货物，陈泽文也并非联创公司指定收货人，且该包裹单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名称等信息及具体送达地址。同时，案外人广东智纤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纤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该公司为回收式伤员清洗装置的专利权人，该产品为涉案急救组箱内的配套产品之一；该公司原名称为广东沃尔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陈泽文系该公司更名前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联创公司仅为场地租赁关系，该公司及该公司员工陈泽文均未收到过华信公司发给联创公司的药品，华信公司及联创公司也从未委托该公司及陈泽文代为收取药品；华信公司提供的2011年7月20日包裹单上的签字并非陈泽文本人所签；联创公司的收货、发货均由联创公司派驻在仓库的员工进行，智纤公司及其员工从未参与其中，仅系生产厂家及仓库出租方，与涉案纠纷无关。
一审诉讼中，联创公司解释称，南某在该公司与星海公司所签《购货合同》的供方代理人处签名系因为该《购货合同》系经南某介绍所签，该公司在与星海公司签订该《购货合同》后发现供方代理人处未签字，故找到南某，南某表示由其代签即可。同时，华信公司及联创公司均表示无法联系到星海公司。一审法院根据相关工商信息也未能找到该公司。
一审诉讼中，联创公司提交了由星海公司向其开具的总金额为1100212.80元的增值税发票以及对应金额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清单》。该《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清单》载明了相关药品的规格型号、价款、数量、单价等信息。联创公司据以证明星海公司与联创公司签订了合同总金额为1100000余元的《购货合同》，并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华信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上述货物均由华信公司提供，且星海公司已于2012年被吊销，并提供了该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同时，对于为何在华信公司履行完全部供货义务后，联创公司在明知华信公司供货数额的情况下仍向华信公司超额给付货款，联创公司解释称，因该公司内部管理较为混乱，相关工作人员在未查明实际供货情况及付款情况的前提下，即根据华信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24150元的增值税发票如数付款，现相关人员均已离职。华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权利义务经协商达成的合意，即使双方曾在协商过程中拟定过不同的合同版本，但仍应以双方最终通过合法形式订立的合同作为其真实意思的体现。本案中，华信公司主张曾与联创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总金额为2230000余元的大金额《购货合同》，后经协商将该《购货合同》拆分成两份小金额《购货合同》，为此提供了经公证的南某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联创公司否认该电子邮箱系该公司股东肖春志所用，且以电子邮件具有可更改性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表示记不清是否曾与南某发生过电子邮件往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部分电子邮件显示发件人即肖春志，往来电子邮件的内容也多与涉案药品交易相关，且联创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上述电子邮件曾被更改，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同时，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仅能显示双方曾就不同版本《购货合同》的起草进行过协商，不能证明双方最终实际签订过上述大金额《购货合同》并经协商将该大金额《购货合同》拆分成两个小金额《购货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由双方盖章的《购货合同》仅有一份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而涉案的另一份金额为1100000余元的《购货合同》也系联创公司与案外人星海公司所签，同时，联创公司对华信公司的主张也予以否认。故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一审法院对华信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联创公司与华信公司所签合同总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依据该《购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同时，一审法院认为，无论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过了几份《购货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均在于：在《购货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华信公司究竟向联创公司提供了价值多少元的药品，而华信公司作为涉案《购货合同》的供方，对此负有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的责任。
为此，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提交了经公证的南某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同时认为，上述电子邮件及其附件并未明确载明涉案《购货合同》履行中药品的实际供方均为华信公司，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华信公司最终实际履行了2230402.8元的供货义务。
此外，华信公司还提交了运费发票和包裹单单据以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其中，运费发票所载收货人并非联创公司，同时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规格型号、金额等具体信息，无法据此判断所供药品的具体价值；包裹单则未载明收货人系联创公司，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具体信息，陈泽文所在的智纤公司（即广东沃尔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也出具《证明》明确表示该公司及陈泽文从未签收过该批货物，也未在包裹单上签字，更未接受过双方委托代为接收涉案货物。联创公司也否认收到过上述货物。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
一审诉讼中，华信公司还提交了联创公司出具给军方的《承诺书》及《（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据以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并未明确载明所涉药品均系由华信公司提供给联创公司，联创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关于华信公司证人南某的证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其陈述，涉案药品生产完毕后，其曾参与验收，但其仅是对其中部分药品的质量予以随机抽检，并未对全部药品的数量予以完整清点，且其自始至终均未参与过涉案药品的数量清点工作；其次，虽然联创公司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南某发送破损货物清单，但相关电子邮件及其附件中均未载明联创公司所收到的货物含破损货物均系由华信公司提供，故仅凭此径直推定华信公司的供货数量缺乏合理性；再次，在联创公司向军方交付包括涉案药品在内的全部急救箱组药品时，虽未出现产品遗漏，但也不能据此推定联创公司向军方交付的全部涉案药品均由华信公司提供；最后，南某也认可虽然作为涉案药品的研制参与方，华信公司具备生产制作该药品的能力，但其他公司是否也能生产同类药品其并不清楚，故无法排除联创公司交付军方的部分药品系由案外人提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南某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华信公司向联创公司提供了价值2230000余元的药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鉴于华信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公司一共向联创公司提供了价值2230402.80元的药品，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绝对排除星海公司履行涉案《购货合同》的可能性，而联创公司也仅认可收到华信公司提供的价值1130190元的货物，故华信公司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联创公司已向华信公司付款1424150元，故华信公司要求联创公司给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华信公司向本院提交16张销售单作为新证据，证明华信公司已经供货，价值2230000元。联创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且销售单上没有联创公司签字。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联创公司与华信公司于2011年5月1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FHK-110420、合同总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签约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在本案中前述《购货合同》是否为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拆分而来，且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联创公司向华信公司支付1100000元的时间为2011年4月26日，但同日南某向联创公司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今收到肖春志交来联创公司支票一张，金额为壹佰壹拾万元整，支票号：80051105，用于支付合同号为FHK-110420的预付款，该《收条》中显示的合同编号和华信公司与联创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的合同编号相同，均为FHK-110420，在一审中虽南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其自述与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学关系，与此同时联创公司提交了其与星海公司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1100212.80元的《购货合同》及增值税发票，该《购货合同》加盖有星海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代理人处亦有南某的签字；鉴于现华信公司提供的证据仍尚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华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0元，由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东
审 判 员 周 维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林文彪
书 记 员 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