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26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赵长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锋，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任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王桂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该司员工。
上诉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任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仕达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9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奕锋、被上诉人任仕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任仕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任仕达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李磊的月工资为122000元，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244000元。1.恒大公司与李磊于2015年6月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明确列明，李磊的固定工资为122000元，另根据其业绩考核情况及部门经营计划完成情况计发奖金。劳动合同是签约双方的劳动关系的最终依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李磊的工资为固定工资，仅有122000元，其他部分是奖金，需根据考核情况计发，并不是固定的。2.恒大公司给李磊发的《录用通知书》中也有说明，工资是122000元／月，每月5日计发；综合奖金是122000元／月，每月20日计发。也就是说，工资是每月5日发放，是固定的；奖金是每月20日计发，是不固定的。3.所以，一审判决直接认定李磊的月薪金额为244000元／月，与事实不符，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不符，李磊的月薪应为122000元／月。（二）恒大公司与任仕达公司签订的《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第七条中明确说明，如录用者为月薪制，税前月薪指恒大公司与被录用者合同约定月工资，其“税前年薪”以月薪的12倍为准。那么，服务费用=122000*12*20％=292800元，恒大公司已经支付该服务费用，已经完全履约。所以，任仕达公司要求恒大公司再支付292800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三）1.本案诉争服务事项并不属于《猎头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内。根据恒大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猎头服务协议》约定，恒大公司的正式委托服务期为2016年1月15日至2017年1月31日，而本案关于李磊的推荐服务发生在2015年，当时恒大公司与任仕达公司之间并未就此明确具体的服务条款，故本案诉争事项并不受《服务协议》的约束。任仕达公司辩称该服务协议为事后补签，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服务协议约定的计费方式计算服务费，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漏查《劳动合同》条款该关键事实。《录用通知书》上的薪酬标准仅为“拟定”，《猎头服务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服务费计算标准以恒大公司与被录取者所签订合同约定的薪酬为准，而恒大公司与李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薪酬标准是“固定工资122000元/月及根据业绩考核计发个人奖金”。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应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一审法院理应依职权主动核查，而一审法院漏查该事实，导致案件事实严重背离客观事实。3.根据恒大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的《薪资支付明细》，证实李磊每月领取的工资为14万元左右，与《劳动合同》的约定基本吻合。
任仕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任仕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恒大公司向任仕达公司支付应付服务费292800元及逾期违约金（自2016年3月2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定期贷款利息计算）；恒大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仕达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约定恒大公司向任仕达公司购买猎头招聘服务，服务费用如果录取者的收入为月薪制，税前月薪指恒大公司与被录取者约定月工资，其“税前年薪”以月薪的12倍为准；任仕达公司推荐的每一位候选人开始在恒大公司工作当日，由任仕达公司向恒大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恒大公司在收到付款通知安排付款，一期：所聘职位候选人入职试用后，恒大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向任仕达公司支付50%的服务费，二期：所聘职位候选人6个月试用期满时，恒大公司10个工作日内向任仕达公司支付余下50%服务费。恒大公司逾期付款超过15天的，以逾期付款额为基数，按日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定期贷款利率/365向任仕达公司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任仕达公司签署的合同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恒大公司签署的合同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29日。任仕达公司称其先向恒大公司提供了服务后补签合同。合同附有价格清单，载明猎头招聘服务价格入职人数在10人以内的分段费率为20%，并注明如录取者的收入为月薪制，税前月薪指恒大公司与被录取者合同约定工资，其“税前年薪”以月薪的12倍为准。
2015年7月，任仕达公司向恒大公司举荐李磊作为入职候选人，任仕达公司提供了电子邮件予以证明。
2015年8月18日，恒大公司作出对李磊的《录用通知书》，载明李磊申请的互联网中心担任首席技术官职位经公司复试审评，拟定试用期工资及综合奖金合计244000元/月，要求李磊于2015年9月7日办理报到入职手续。
2015年11月25日，恒大公司向任仕达公司支付招聘服务费292800元。
任仕达公司称李磊实际于2015年9月16日入职，试用期于2016年3月15日届满，依据《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关于支付第二期服务费的约定，又由于恒大公司要求见发票付款，故任仕达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开具金额为292800元的招聘费发票并寄送给了恒大公司，但恒大公司至今未支付该第二期服务费。任仕达公司提供了发票联、邮寄凭证、《恒大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任仕达公司《催款函》及邮寄凭证予以证实。其中，《恒大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是恒大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的，载明李磊于2015年9月16日入职，在该司互联网集团工作，任领导班子副总经理一职，恒大公司与李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8月16日解除。《催款函》为任仕达公司向恒大公司催收本案诉请的服务费292800元，要求恒大公司在2016年3月28日前支付。任仕达公司主张按照《录用通知书》载明的李磊的工资244000元/月计算年薪为2928000元（244000元/月×12个月），按《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附件订明的入职人数在10人以内的分段费率为20%计算服务费为585600元（2928000元×20%），恒大公司已于2015年11月25日支付了第一期服务费292800元，尚欠第二期服务费292800元，并应自2016年3月29日起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任仕达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双方服务合同关系成立。任仕达公司向恒大公司举荐李磊作为入职候选人，恒大公司予以录用，有任仕达公司向恒大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及恒大公司作出的《录用通知书》予以证明。任仕达公司主张按《录用通知书》载明的李磊月薪金额244000元/月，按《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及附件约定的计费方式计算服务费，合理有据，且有恒大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支付第一期服务费292800元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恒大公司应当按照《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服务费的义务。《恒大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反映李磊在恒大公司的任职时间自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8月16日，任仕达公司主张依据《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的约定，李磊的试用期于2016年3月15日届满，依约恒大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2016年3月29日）向任仕达公司支付余下50%服务费292800元，否则，需按日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定期贷款利率/365向任仕达公司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大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恒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仕达公司支付服务费292800元；二、恒大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仕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以292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日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定期贷款利率/365的标准计付。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恒大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恒大公司与李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报酬约定为固定工资每月122000元，另外根据李磊业绩考核情况以及所在部门主要经营计划指标完成情况计发个人奖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任仕达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的《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计算服务费的工资基数。恒大公司提交了其与李磊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李磊的工资为每月122000元的固定工资加上个人奖金，但无法依据劳动合同计算出个人奖金的具体数额。相反，恒大公司向任仕达公司发送的李磊《录用通知书》明确了李磊月劳动报酬为每月244000元（至于恒大公司实际是否足额发放该劳动报酬，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依据《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恒大公司还需向任仕达公司支付服务费292800元。至于《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能否适用于本案纠纷的问题，李磊于2015年9月入职，但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于2016年签订书面服务协议后，恒大公司仅对入职人员李磊的税前年薪数额有异议，对服务费按照服务协议约定的入职人员税前年薪的20%计算并无异议。而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补签书面协议的形式将双方权利义务书面化并无不妥，因此，一审基于《2016-2017年度猎头服务协议》作出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30元，由上诉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罗澜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