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3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业豪，男，198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菁，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峰，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龙，男，1984年2月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业豪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一审法院）（2016）粤0115民初425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为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业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陈伟龙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陈伟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错误：1、陈伟龙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事实上系分别在2016年5月27日报案当天和报案后一个星期签订的。一审法院关于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2、高业豪在一审庭审中关于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合法使用权、所有权，因而无法交付车辆所有权凭证或其他合法凭证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登记”的抗辩，其实是针对于陈伟龙“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因而高业豪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而提出的，高业豪并未据此理由对合同性质提出质疑。一审法院以不能据《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第六条的条款认为该协议为租赁合同，错误认为高业豪的抗辩属陈伟龙是否履行合同的问题，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性质。3、《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对于“转质”与“买卖”均有条款予以约定，在内容上存在矛盾。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的性质是买卖合同，故该《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质”内容的条款不应作为案涉车辆“转让”问题的判决依据。《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第六、七条是对车辆“转质”问题进行约定。一审法院依据《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第六、七条的约定，认定高业豪明知案涉车辆来源瑕疵并对此表示认同，是错误的。4、虽然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是谢少平，但陈伟龙有可能是通过谢少平的授权而处分案涉车辆。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可知，在动产物权变动中，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标准是交付，对于机动车物权的登记为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机动车从出卖人手里交付给买受人，机动车所有权就发生转移。至于机动车是否进行过户登记，不构成对机动车所有权的影响。即，案涉车辆的登记车主谢少平也并不必然就是机动车的权利人。陈伟龙占有案涉车辆并向高业豪出示相关票据证件，高业豪据此有理由相信陈伟龙是基于交付占有而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一审法院依据高业豪“明知登记车主是谢少平”的前提条件，直接认为高业豪“明知案涉车辆存在权利瑕疵”，是错误的。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而将之处分的行为性质，仅仅是无权处分，其签订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对机动车拥有处分权，这是卖方(陈伟龙)所须承担的合同义务，并不由买方(高业豪)负责。一审法院判决依据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处分权”的事实，直接认为陈伟龙与高业豪明知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处分权，恶意串通，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损害了案涉车辆所有权人的利益，是错误的。6、即使《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及《买卖协议》无效，高业豪须承担折价补偿责任的，亦并非向陈伟龙支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将取得财产返还给第三人。因陈伟龙对涉案车辆无所有权且无处分权，其并非车辆的真正权利人，故只能判令将折价补偿款支付给案涉车辆真正的权利人，而不应直接判令支付给陈伟龙。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认为案涉车辆已丢失，已无返还的可能，高业豪应承担折价补偿的责任，并以陈伟龙与高业豪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均有过错，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双方分担为由，判决高业豪赔偿陈伟龙损失35000元，是错误的。二、高业豪与陈伟龙未就协议履行义务的顺序进行约定。因陈伟龙未履行其义务，高业豪拥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应向其支付转让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义务”以及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的规定，陈伟龙作为卖方须将涉案车辆及其相关证件、单据交付给高业豪，并为办理涉案车辆的过户登记提供协助。但陈伟龙一直未将涉案车辆及相关证件、单据交付给高业豪，且因陈伟龙未获得涉案车辆的合法处分权利，致使陈伟龙根本不可能履行将涉案车辆过户登记到高业豪名下的合同义务，导致高业豪无法购买车辆交强险、商业险，高业豪根本无法使用车辆。同时，高业豪与陈伟龙未就履行合同义务的顺序及价款支付的时间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在陈伟龙无法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之下，高业豪有权拒绝向陈伟龙支付转让款。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陈伟龙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伟龙辩称：1、对于高业豪上诉认为《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实际签订的时间，高业豪没有证据证明，且无论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都不影响协议的效力。2、高业豪在一审庭审中关于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合法使用权、所有权，因而无法交付车辆所有权凭证或其他合法凭证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登记”的抗辩，一审法院以不能据《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第六条的条款认为该协议为租赁合同为由，认为高业豪的抗辩属陈伟龙是否履行合同的问题，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性质，是正确的。3、一审法院认定高业豪“明知案涉车辆存在权利瑕疵”是正确的。4、《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第六条和第七条只是对法律风险的约定，该协议的内容核心就是转让车辆的占有以及使用权，一审法院按照买卖合同审理本案没有问题。5、陈伟龙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也就是交付车辆，高业豪就应当按照履行约定的支付价款义务。即使合同无效，价款也不可能再转给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故无论合同有效和无效，高业豪都应当承担向陈伟龙支付价款的义务。6、对于高业豪认为没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顺序，其拥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故不应向陈伟龙支付转让款的上诉主张。《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该车辆仅仅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权，协议已经明确只是转让车辆使用权。车主随时会把车取回去，车辆登记在谢少平名下，高业豪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事实。该协议的性质是买卖合同，即是车辆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在使用权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就是交付义务，对应的就是交付价款，民法附随义务是不能履行抗辩权的。由于陈伟龙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故高业豪应当履行自己合同的义务，也就是支付价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业豪的上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伟龙（甲方）与高业豪（乙方）于2016年4月1日签订《二手（质押）车辆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质押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案涉车辆由车主谢少平一手抵押给司马静再转给陈伟龙再转给高业豪，具体约定如下：一、该车品牌为大众，号牌为粤Ｈ×××××，发动机号D29227，转押价格7万元，甲方保证车辆是车主所质押的，由于超过质押期限，车主无力赎回，才将质押转回来车辆转让给乙方。二、该车转让时甲方向乙方交付车主质押时所有相关权属，行驶证等相关手续及质押合同。三、该车辆转让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违章以及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四、如原车主需要取回车辆，甲乙协商还款后，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五、甲方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租赁、套牌车辆，如不是车辆所有人质押的，隐瞒事实，伪造手续合同进行质转，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乙方无关。六、甲方有权根据车辆使用权质押人所签订协议规定，对该车签署手续及车辆使用权整体合法性负责，该协议签订为车辆使用权事宜未牵涉车辆产权问题，未尽事宜由乙方自行与质押人协商如过户等，质转时甲方涉及签署的各种凭证，仅做为该车使用权有偿质转证明，车辆使用权转让后，所产生机动车状态变更，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七、此车为民间质押不过户车辆，一旦有偿质转后甲方不承担该车辆任何风险及任何经济责任，双方交易为旧机动车辆，故双方签订协议时，对该车整车性能、外观及瑕疵来源表示认同。同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本人陈伟龙把粤Ｈ×××××，机架号LSVNV6182EN069746，以7万元转让给高业豪”。双方均在两份转让协议上签名按手印。高业豪在庭审中确认协议上系其手印，双方确认高业豪没有在协议上签名，两份协议的签名均为陈伟龙事先拟好由高业豪摁手印。
为证明案涉车辆来源，陈伟龙提供其与案外人李守杰签订《民间债权（质押）车辆质转协议》一份，该份协议显示案涉车辆由车主谢少平一手抵押给司马静，再质转给赵明，再质转给潘锦荣，再质转给李守杰，2016年1月24日，案外人李守杰将案涉车辆以75000元价格转押给陈伟龙，陈伟龙提供转账打印件拟证明其向李守杰支付相应的价款，显示向李美好转账5万元，没有转款人信息。高业豪认为不能反映陈伟龙转款情况。
根据陈伟龙提供案涉车辆行驶证显示，案涉车辆所有人为谢少平，关于李守杰如何从谢少平处取得案涉车辆，陈伟龙提供谢少平与司马静签订的《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一份，及赵明与潘锦荣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一份。根据谢少平与司马静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显示，谢少平向司马静借款75000元，借款期限为5天，从2015年10月10日到2015年10月14日止，谢少平将案涉车辆质押给司马静，如谢少平逾期不还款，司马静有权将质押车辆进行出售处理，且谢少平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谢少平质押车辆到期不还款且不办理延期手续，则谢少平与司马静签署的委托书即时生效，受托人有权利代理委托人从事该车辆的转让，过户和转籍手续。2015年10月10日，谢少平向司马静出具借条一张，载明谢少平向司马静借款75000元。在借条的同一页，谢少平作为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司马静作为被委托人，谢少平因车辆质押协议已到期无力偿还，同意将此车及车牌抵押偿还给被委托人或被委托人有权出售此车，出售所得款项归被委托人所有。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30日。在赵明与潘锦荣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中，载明甲方为赵明，乙方为潘锦荣，甲方将案涉车辆转押给乙方，转押价格空白。合同落款处甲方有赵明签名，乙方空白。陈伟龙未提供司马静向赵明转让及潘锦荣向李守杰转让的相关材料。
再查，经陈伟龙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调取了高业豪2016年5月27日在南沙边防派出所关于在案涉车辆被盗一案的询问笔录，高业豪在派出所陈述案涉车辆系陈伟龙2016年4月1日转让给他的，转让费是7万元。同时陈述，其可以提供案涉车辆保险单、转让协议等资料，行驶证（行驶证的所有人仍为谢小平）当时放在车上一起被盗了。在公安综合查询系统查询到案涉机动车所有人为谢少平，存在抵押。庭审中，高业豪承认车辆被盗前已交由其使用，担抗辩称应陈伟龙的要求到派出所以高业豪的名义报案，为了让高业豪有报案资格，在报案当天陈伟龙让其签订了《质押转让协议》与《转让协议》，车辆一直是由陈伟龙控制，因为陈伟龙没有驾驶证，高业豪在案发时是代陈伟龙开车，高业豪没有购车的意思，陈伟龙没有将车辆交付给高业豪。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争议为：1、陈伟龙、高业豪双方签署的《质押转让协议》及《转让协议》的性质；2、《质押转让协议》及《转让协议》的效力；3、本案中双方责任的承担问题。
一、对《质押转让协议》及《转让协议》的性质予以认定为买卖合同而非转质合同。理由为：1、陈伟龙、高业豪订立协议的真实意思在于购买涉案车辆，而非以陈伟龙所占有的质物设立物权担保；2、对高业豪2016年5月27日在南沙边防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有关案涉车辆系陈伟龙以转让费7万元于2016年4月1日转让给高业豪的陈述，予以采信；3、《质押转让协议》第六条的条款，为双方对标的物瑕疵的约定，不能据此认定《质押转让协议》是租赁合同。至于高业豪庭审中抗辩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合法使用权、所有权，无法交付车辆所有权凭证或其他合法凭证并协助办理案涉车辆登记的主张，是陈伟龙是否履行合同的问题，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性质。
二、虽然高业豪没有在协议上签名，但是高业豪确认在《质押转让协议》和《转让协议》上摁了手印，手印的效力与签名是同等的，高业豪在庭审中否认签署协议的事实，又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故予以认定《质押转让协议》和《转让协议》已成立。
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为谢少平，但陈伟龙提供的证据中，对于李守杰从何处取得案涉车辆及赵明从何处取得案涉车辆的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且陈伟龙提供的谢少平与司马静签订的《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表明，司马静仅为案涉车辆的质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质权人未经出质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静已合法取得案涉车辆的处分权，陈伟龙对案涉车辆的权利来源明显存在瑕疵。根据《质押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的内容，高业豪2016年5月27日在南沙边防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的内容，陈伟龙、高业豪在签订协议时对案涉车辆存在权利瑕疵、陈伟龙不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为谢少平的情况均已明确知道并认同。对此，陈伟龙、高业豪明知陈伟龙未取得案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处分权，恶意串通，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损害了案涉车辆所有权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确认无效。
三、关于合同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责任分配。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由于案涉车辆已丢失，已无返还的可能，高业豪应承担折价补偿的责任。由于陈伟龙、高业豪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双方分担。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判决：一、被告高业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伟龙损失35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陈伟龙负担775元，被告高业豪负担7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有争议的是：高业豪认为其不是在2016年4月1日签《质押转让协议》的，而是在报警当天签的；《转让协议》也不是在2016年4月1日同一天签的，而是在报警一个星期后才签的。对当事人没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由于高业豪对争议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根据《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上载明的签订日期，认定《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1日，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此外，高业豪在《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签订后，没有按协议约定向陈伟龙支付7万元人民币的“转押”价款。
另查，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调取的高业豪2016年5月27日在南沙边防派出所关于在案涉车辆被盗一案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显示：高业豪于2016年5月27日晚上20时38分，向该所报案称“在2016年5月27日凌晨2时许，我回家的时候就将我的小车（指案涉车辆）放在我家的楼下（南沙区大涌村银涌街18号楼门前），一直到17时左右我下楼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车不见了，我问我父亲，他说他在中午11时左右发现我的车不在了，当时还以为是我把车开走了，我在附近找了一下没找到于是我就过来报案了”，案涉车辆“是第四手转让给我的，第一手车主是叫谢少平，第二手车主是司马静，第三手车主是陈伟龙，车是陈伟龙转让给我的。……”
本院认为，陈伟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裁判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裁判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根据一审法院和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以及当事人举证、一审法院依职权进行查证的情况，高业豪与陈伟龙订立《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时，双方系知道案涉车辆的登记车主是谢少平而不是陈伟龙，该车（包括该车的相关证照）最初由登记车主以“抵押”的形式交给司马静后，经过多次转手（转押），最后由陈伟龙取得的。虽然案涉车辆交到陈伟龙手上并由其控制，由于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必须按相关的法律法规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陈伟龙在没有得到案涉车主谢少平的有效授权的情况下，与高业豪订立《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再将该车以“转押”的形式以“转押价格7万元”转让给高业豪，违反法律规定。对此，一审法院确定《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无效，高业豪与陈伟龙对导致《质押转让协议》《转让协议》无效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责任由双方分担，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高业豪已经无法将案涉车辆返还给陈伟龙，必然会造成陈伟龙的经济损失，确定由高业豪赔偿陈伟龙35000元人民币的损失的数额，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75元人民币，由高业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志刚
审判员 张 宾
审判员 余军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慧兰
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