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提字第11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凤莲。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华芳。
两申请再审人的委托代理人：吴建平、徐建明，浙江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巫建才。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秀芬。
委托代理人：巫建才（系杨秀芬丈夫），男，196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市区解放路****号*单元***室。
申请再审人余凤莲、杨华芳因与被申请人巫建才、杨秀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衢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76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余凤莲、杨华芳的委托代理人吴建平，被申请人巫建才，被申请人杨秀芬的委托代理人巫建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6月6日，一审原告巫建才、杨秀芬向江山市人民法院起诉称，2007年5月，巫建才与案外人徐中达创立了江山市尼安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安公司）。2007年9月，徐中达将其在尼安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秀芬，巫建才、杨秀芬取得了尼安公司100%的股权。余凤莲系案外人余礼君的姐姐，杨华芳系余礼君的妻子。巫建才与余礼君系同学。2011年4月，经余礼君牵头，巫建才、杨秀芬将尼安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余凤莲、杨华芳，约定股权转让款合计200万元。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代表股权受让方向巫建才、杨秀芬出具了一份欠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欠条，并承诺于2011年5月1日前付100万元，于2011年（笔误）元旦前支付余款100万元。2011年4月25日，出于对余礼君及余凤莲、杨华芳的信任，巫建才、杨秀芬协助余凤莲、杨华芳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余凤莲、杨华芳变更为尼安公司的股东，取得尼安公司100%股权。2011年5月1日第一期转让款支付期限届至后，余凤莲、杨华芳没有按约履行，巫建才、杨秀芬因此提起诉讼。该案所涉股权转让纠纷已经由法院一、二审判决，确认双方的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并判令余凤莲、杨华芳分别支付巫建才、杨秀芬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各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巫建才、杨秀芬原起诉要求余凤莲、杨华芳共同向巫建才、杨秀芬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自2012年1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变更要求：1.杨华芳支付巫建才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自2012年6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余凤莲支付杨秀芬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自2012年6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余凤莲、杨华芳各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余凤莲、杨华芳一审辩称，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纠纷是两个独立的纠纷，根据“一事一审”原则及共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应分成两个独立的股权转让纠纷起诉。2.涉案欠条所约定的系共同连带之债，而欠条上只有余凤莲一人签字，故欠条不成立，对余凤莲、杨华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余凤莲、杨华芳应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承担股权转让款，即余凤莲、杨华芳事实上仅欠巫建才、杨秀芬各5万元股权转让款。3.本案余凤莲、杨华芳之所以向巫建才、杨秀芬购买尼安公司各50%股权，是为了以尼安公司为平台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土地。故2011年4月各方协商巫建才、杨秀芬将各自持有的尼安公司50%股权分别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余凤莲、杨华芳，并商定如果尼安公司以优惠价格成功购买土地，则股权转让总价款增加为200万元及另行签订各为1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4月15日，巫建才、杨秀芬与余凤莲、杨华芳分别签订各5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4月20日，在准备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巫建才、杨秀芬考虑到上述约定没有书面凭据，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于当日起草了涉案欠条，要求余凤莲、杨华芳在欠条上签字。当时余凤莲在江山，杨华芳在杭州。在巫建才、杨秀芬表示不签字就不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余凤莲、杨华芳经沟通后认为该欠条要两个人都签字才生效，故由余凤莲先在欠条上签字，待成功购买土地之后再由杨华芳在欠条上签字。但之后尼安公司并未成功购买到土地，总价为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最终并未签订，杨华芳也拒绝在欠条上签字。故股权转让款各为5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江山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巫建才、杨秀芬系夫妻关系，原各自持有尼安公司50%股权，出资额分别为5万元。余凤莲、杨华芳系亲戚。2011年4月，经协商，巫建才将其持有的尼安公司50%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华芳，杨秀芬将其持有的尼安公司50%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余凤莲，股权转让款合计200万元，但双方就此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向巫建才、杨秀芬出具了一份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江山市尼安电动车有限公司股东巫建才和杨秀芬同志公司总价转让费共计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现承诺其中壹佰万元（￥：1000000.00）于2011年5月1日前归还，剩下壹佰万元2011年元旦之前归还。特立此欠条为凭证！具欠人：余凤莲，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但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需，巫建才与杨华芳、杨秀芬与余凤莲分别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巫建才、杨秀芬将各自持有的尼安公司50%股权以5万元价格分别转让给余凤莲、杨华芳，余凤莲、杨华芳分别于2011年5月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巫建才、杨秀芬。2011年4月25日，工商管理部门对有关股权变更情况予以核准，出资人由巫建才、杨秀芬变更为杨华芳、余凤莲，出资比例杨华芳、余凤莲各占50%。因余凤莲、杨华芳未能向巫建才、杨秀芬支付股权转让款，巫建才、杨秀芬先就其中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起诉余凤莲、杨华芳。2013年10月，江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衢江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杨华芳支付巫建才、余凤莲支付杨秀芬股权转让款各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后因余凤莲、杨华芳不服上诉。2013年12月，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衢商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期间，就另外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巫建才、杨秀芬再次起诉余凤莲、杨华芳。
江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巫建才、杨秀芬分别将其所持有的尼安公司50%股权转让给杨华芳、余凤莲，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杨华芳、余凤莲应在合理期间内分别向巫建才、杨秀芬支付所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鉴于法院生效已确认讼争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00万元合计200万元，故巫建才、杨秀芬据此要求余凤莲、杨华芳分别支付剩余的各5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自立案之日即2012年6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可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江山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3日作出（2012）衢江商初字第1336号民事判决：一、杨华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巫建才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从2012年6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余凤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秀芬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从2012年6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余凤莲、杨华芳各半负担。
杨华芳、余凤莲不服一审判决，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不符合“一事一审”原则，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应遵守“一事一审”的原则。巫建才、杨秀芬分别将尼安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杨华芳、余凤莲，并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案是两个单一之债，巫建才、杨秀芬非股权转让款的共同权利人，不能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二、巫建才、杨秀芬提供的2011年4月20日上诉人余凤莲签名出具的欠条上并无上诉人杨华芳的签名，而欠条上载明的系共同债务，在缺少杨华芳签名的情况下该欠条并未成立，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事实上，双方在协商股权转让时考虑到当时尼安公司有机会以优惠的价格受让取得土地使用权，故商定若不能以优惠价格取得则股权转让款为10万元，反之则股权转让款增加至200万元。但最终尼安公司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股权转让款仍为10万元。三、巫建才、杨秀芬提供的证据显示当时尼安公司已资不抵债，2011年4月15日杨华芳与巫建才、余凤莲与杨秀芬各自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价格合理，是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款为5万元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余凤莲、杨华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巫建才、杨秀芬的诉讼请求。
巫建才、杨秀芬二审答辩称：一、巫建才、杨秀芬原起诉要求余凤莲、杨华芳分别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案件已经二审法院审理，并最终作出判决。余凤莲、杨华芳的上诉行为实为滥用诉讼权利，侵害巫建才、杨秀芬正当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出具的欠条确认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且其出具欠条的行为对本案合法有效。余礼君是本案股权转让受让方的实际控制人，其是杨华芳的丈夫，也是余凤莲的弟弟。一审庭审中，余凤莲、杨华芳自认股权转让款实际由余礼君支付。在巫建才、杨秀芬提供的两次通话录音中，余礼君与杨华芳均认可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且杨华芳明确承认股权转让事宜由余礼君安排与处理。余凤莲、杨华芳称若能受让取得土地使用权则股权转让款才为200万元的陈述无事实依据。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巫建才、杨秀芬只主张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三、一审判决不违反“一事一审”原则，适用法律正确。从股权转让后公司变更登记情况、余莲凤出具整体股权转让款欠条的行为及款项由余凤莲、杨华芳与余礼君统一协商确定的综合情况看，本案两个股权转让行为的诉讼标的系同一种类，实为同一事件，巫建才、杨秀芬并案起诉不违反“一事一审”的原则，不影响余凤莲、杨华芳的权利，更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巫建才、杨秀芬请求驳回余凤莲、杨华芳的上诉请求。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巫建才、杨秀芬起诉要求余凤莲、杨华芳分别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巫建才、杨秀芬作为原尼安公司的股东将各持有该公司的50%股份全部分别转让给余凤莲、杨华芳后所得的款项，款项的支付作为一个整体，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出具了欠条，结合双方当事人及余礼君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共同变更股权登记等现象，一审在一案中处理，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案件受理以及共同诉讼等有关规定。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出具的欠条虽只有一人签字，但内容与股权变更登记以及录音等材料相互印证，股权转让款为200万元的事实具有优势证明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符合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至于原尼安公司的实际全部资产市场价值，余凤莲、杨华芳未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余凤莲、杨华芳称若能受让取得土地使用权则股权转让款才为200万元的条件，并未在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出具的欠条中体现，也没有在股权变更登记中体现，虽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余凤莲、杨华芳欲将其作为确定的民事行为所附带的条件，并未尽到充分的证明责任。本案亦明显不存有余凤莲分期以100万元价款受让50%股权，而杨华芳则以5万元价款受让另外50%股权的情况，两人的受让行为难以截然分开。杨华芳、余凤莲在二审中没有新的证据可以颠覆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符合法律真实的要求，并不违背证据裁判主义的诉讼规则，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把握亦不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综上，余凤莲、杨华芳的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浙衢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余凤莲、杨华芳负担。
余凤莲、杨华芳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股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错误，股权转让价款实际各为5万元，合计10万元。1.余凤莲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欠条并未成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余凤莲与杨华芳所承担的债务不是按份的，该欠条上约定的股权转让之债为共同连带之债，而欠条上只有一个债务人的签字确认，且余凤莲无权代表杨华芳签字，该欠条未成立，对余凤莲、杨华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凭余凤莲在欠条上的签字就确认涉案股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2.杨华芳要待成功购买到土地后才在欠条上签字，已明确体现取得土地使用权是股权转让款变更为200万元的条件。本案双方商定若不能成功以尼安公司名义购买土地则股权转让款各为5万元，反之股权转让价款增加为200万元，故只签订股权转让价款各为5万元的协议，待尼安公司购买土地后再将股权转让款增加为200万元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签订5万元股权转让款协议后，巫建才、杨秀芬因担心尼安公司购买土地后股权转让款增加200万元没有保障，就让余凤莲先在欠条上签字，尼安公司成功购买土地后杨华芳才在欠条上签字。欠条只有余凤莲一个人签字已明确体现股权转让款变更为200万元的条件是购买土地。3.原判认定欠条内容与股权变更以及录音等材料相互印证没有依据。4.余凤莲、杨华芳已提供证据证明尼安公司的资产市场价值，股权转让价款各为5万元是合理的。资产评估表及库存商品、原材料交接清单，均证明尼安公司当时已资不抵债。二、原判不符合“一事一审”原则，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巫建才与杨华芳、杨秀芬与余凤莲分别签订，且股权转让行为也是分别进行，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2.余礼君系本案的案外第三人不是股权转让当事人，本案当事人与余礼君间何种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两个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股权变更并不意味是共同变更股权登记。3.本案的股权转让是分别进行，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且杨华芳、余凤莲在诉讼中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合并审理违反“一事一审”原则。请求：撤销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商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驳回巫建才、杨秀芬的起诉。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巫建才、杨秀芬基于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已先行起诉余凤莲、杨华芳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3）浙衢商终字第459号），已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见（2014）浙商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同样的案件应有同样的判决结果。余凤莲、杨华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巫建才、杨秀芬再审辩称：一、原判认定本案所涉的尼安公司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余凤莲于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欠条，明确确认股权转让费共计200万元，且明确分二期归还。2.案外人余礼君作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中受让方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容忽视。一审庭审中，杨华芳、余凤莲自认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实际均由余凤莲的弟弟、杨华芳的丈夫余礼君支付。2011年8月16日，巫建才与杨华芳的电话录音中，杨华芳不仅没有否认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的事实，且明确承认尼安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均由其丈夫余礼君安排和处理的，公司实际的控制人是余礼君。而余礼君与杨秀芬在2011年8月10日的电话录音中，余礼君对尼安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款也自认200万元。3.余凤莲、杨华芳的申请事由与其在一审时的辩解前后矛盾。余凤莲、杨华芳就各5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合计10万元怎样变更为200万元在不同的场合陈述不同的事实与理由，显然违背禁止反言原则。⑴在（2013）衢江商重字第2号案件的庭审中称，在2011年4月15日签订协议后工商变更前，巫建才、杨秀芬提出原股权转让价款过低要求变更为200万元，并要求另外签订2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⑵在再审申请书中又改口称，双方商定如果不能成功以尼安公司名义购买土地则股权转让价款各为5万元，反之增加为200万元。⑶若双方确有此类约定，2011年8月10日余礼君与杨秀芬的电话录音中，余礼君并没有提及其想通过尼安公司优惠获取土地使用权。反而杨秀芬在电话录音中提到了没有发生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弄到了大溪滩的土地。⑷根据尼安公司仓库盘点清单及电动车配件库存清单，按当时的市值估算价值为392876.81元，且尼安公司其他生产设备、小货车、空调、电脑、打印机、保险柜、冰箱、办公桌、档案柜等等均未计入移交清单的价值中，资产评估报告并未充分纳入上述移交配件及其他固定资产，评估报告仅仅为履行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尼安公司的转让价款不可能仅仅为10万元。⑸按照余凤莲、杨华芳主张的股权转让一对一的观点，余凤莲在欠条中明确表示欠巫建才、杨秀芬股权转让总价200万元，而余凤莲受让是50%，那么本案所涉的尼安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合计400万元。但基于客观事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巫建才、杨秀芬只主张股权转让价款总计200万元。二、余凤莲、杨华芳申请再审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该条款不涉及原判程序问题，故该理由不属于再审审查范围。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事宜，从表面是两个出让方受让方，工商登记为一对一的转让关系，但本案股权的受让方实际系案外人余礼君所控制，股权转让价款也是巫建才、杨秀芬与余礼君统一协商确定的，且余凤莲作为受让方的表见代理合并签署欠条的形式明确了股权转让总价款。本案两个股权转让行为的诉讼标的系同一种类，本案并案审理未违反“一事一审”原则，且对司法资源的节约，没有限制和危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浙商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认定余凤莲受让涉案50%的股权价款为100万元，而杨华芳受让涉案50%的股权价款为5万元，显然是机械的理解法律，违背同股同权及民事交易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1.上述判决完全无视本案股权受让的实际控制人余礼君的作用。2.等价交换原则是民事交易的基本准则，同股同权是等价交换的延伸。同一个公司，同样的股权比例，同一次交易，同样50%的股权比例，不可能得出一个为100万元，另一个为5万元的结论。请求驳回余凤莲、杨华芳的再审请求。
再审审查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再审查明，巫建才、杨秀芬系夫妻关系，各持有尼安公司50%股权，出资额各5万元。杨华芳系余凤莲的弟媳妇。2011年4月15日，巫建才与杨华芳、杨秀芬与余凤莲分别各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巫建才、杨秀芬将各自持有的尼安公司50%股权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杨华芳、余凤莲，杨华芳、余凤莲分别于2011年5月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巫建才、杨秀芬。2011年4月20日，余凤莲向巫建才、杨秀芬出具了一份欠条，载明：今欠江山市尼安电动车有限公司股东巫建才和杨秀芬同志公司总价转让费共计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现承诺其中壹佰万元（￥：1000000.00）于2011年5月1日前归还，剩下壹佰万元2011年元旦之前归还。特立此欠条为凭证！具欠人：余凤莲，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杨华芳未在欠条上签字。2011年4月25日，江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尼安公司的出资人巫建才、杨秀芬变更为杨华芳、余凤莲，出资比例杨华芳、余凤莲各占50%。
另查明，余凤莲、杨华芳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衢商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浙民申字第301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浙商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商终字第45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3）衢江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变更江山市人民法院（2013）衢江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杨华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巫建才股权转让款5万元及自2011年5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余凤莲、杨华芳与巫建才、杨秀芬之间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之争议，本院作出的（2014）浙商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说理部分中已经明确：巫建才、杨秀芬与余凤莲、杨华芳就尼安公司100%股权转让达成合意，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对外的公信力和公示力，但并非股东间股权转让价款确认的唯一依据，股权转让真实价款仍需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余凤莲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于2011年4月20日向巫建才、杨秀芬出具的欠条，该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其就股权转让价款予以重新确认。据此欠条可认定余凤莲受让尼安公司50%股权的价款为100万元。杨华芳作为尼安公司50%股权另一受让方，其与巫建才于2011年4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未就受让尼安公司50%股权价款予以重新约定，虽杨华芳系余凤莲的弟媳妇，具有亲戚关系，但两人法律地位独立，杨华芳既未授权余凤莲就其受让尼安公司50%股权价款进行变更，且杨华芳与巫建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非余凤莲代为签字办理，因此要认定余凤莲对尼安公司股权总价款的确认构成对杨华芳的表见代理的依据不足，故余凤莲出具欠条确认的内容对杨华芳不发生法律效力。巫建才主张杨华芳应支付第二期50%股权价款为50万元，其对主张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巫建才不能提供足以证明杨华芳认可受让50%股权价款为100万元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该案判决杨华芳支付巫建才股权转让款5万元即利息损失。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股权转让款的性质与第一期相同，故就本案所涉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亦应按前案判决确认的余凤莲与杨秀芬之间的股权价款为50万元予以认定。同时，由于巫建才主张的其与杨华芳之间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已包含前案判决中，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至于余凤莲、杨华芳提出原判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本案涉及尼安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虽然巫建才、杨秀芬分别将各自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杨华芳、余凤莲。但巫建才、杨秀芬均系尼安公司的股权转让方，而余凤莲、杨华芳均系尼安公司的股权受让方，且诉讼标的均系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且余凤莲出具的欠条涉及对本案尼安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数额的认定，故一、二审将两个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杨华芳提出的再审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余凤莲提出的再审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衢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江山市人民法院（2012）衢江商初字第13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维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2）衢江商初字第13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余凤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秀芬股权转让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从2012年6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四、驳回巫建才、杨秀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或者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巫建才、杨秀芬负担3450元，余凤莲负担3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巫建才、杨秀芬负担6900元，余凤莲负担6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忠良
代理审判员 周进海
代理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