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1181民初26号
原告:任某甲，××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伟，山西军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某村。
负责人：任某乙，村委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超，山西华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某甲与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同年4月5日、7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某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伟，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任某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3819092元及逾期利息1037360元，合计485645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9月5日，被告与甲公司签订了《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一份。因甲公司资金能力不足，委托曹某融资并负责整体工程。后曹某将工程交付原告组织资金并全面负责施工等。原告筹资600余万元完成了全部工程。2012年7月30日，被告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参加工程验收，评定合格。经结算，工程总价为6192742元，其中：主街巷道工程100元/㎡×（36487.13+21325.5）㎡=”5”781263元；白枝线工程：125元/㎡×3087.08㎡=””385885元；零散工程：25594元。2013年5月28日，经甲公司书面同意、曹某签字确认，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原告，以抵顶欠原告的垫资款。由原告领取剩余的全部工程款。然原告向被告索要工程款时，被告陆续以两三千元搪塞，后原告陆续向信访部门、高阳镇政府投诉，均无果。被告已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1460000+875200=”2”335200元。剩余工程款为：6192742-2335200=””3857542元。因部分工程不合格，被告扣除原告工程款38450元，最后实欠原告3819092元。对逾期未付工程款计算利息，从2012年7月30日至2016年12月30日，共53个月，计算为：3819092×6.15%÷12月×53月=”1”037360元。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原告基于授权委托取得诉讼主体资格，现实际施工人曹某已解除该授权委托，故原告已经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2011年，高阳镇高阳村村民委员会经招投标程序发包本村道路硬化工程，曹某借用甲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并中标。随后双方于2011年9月5日签订了《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合同实际施工人为曹某，甲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出现，该工程已于2012年7月30日竣工验收完毕。2013年3月28日曹某委托高阳村村民任某甲代为结算、领取工程款，原告由此获得诉讼主体资格，并于2016年12月24日将被告诉至人民法院。此后，被告与曹某沟通了本工程实际结算中的一些困难，曹某愿意亲自配合进行结算，并出具《解除任某甲特别授权委托书通知》，解除了2013年3月28日对任某甲的结算收款委托，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丧失，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经被告与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曹某沟通，曹某已同意积极配合，共同推进该工程的结算事宜。高阳镇道路硬化作为政府工程，资金取得需要严谨的程序。首先，2011年9月5日签订的《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中，双方估计的施工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但是结算时，完成工程量为6万平方米，是原约定工程量的3倍，如果想取得财政支持，必须签订多余部分的补充协议，履行凭证、签证等。其次，被告已付款2689020元，实际施工人曹某、原告任某甲从未给开具正规发票，作为政府工程，没有正式发票无法入账，况且即使对一般合同主体而言，开具发票也是收款方必须履行的义务。综上所述，本案中出现的具体结算困难，双方应当互相配合，积极推进，争取早日结算完毕。被告认为曹某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长期在全国各地承揽工程，有能力配合解决上述问题。
原告任某甲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复印件）1份；2、《开工报告》、《竣工验收单》各1份；3、高阳村街巷硬化工程项目零散工程明细1份；4、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1份；5、《协议书》1份；6、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7、高阳村硬化道路被欠款人名单1份；8、孝义市人民检察院孝检民（行）支[2017]141181**001号支持起诉书1份；9、原告与曹某通话录音光盘1张；10、证人证言18份（其中证人刘某、胡某、任某丙、侯某、李某出庭作证）。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1年8月14日《村民委员会会议记录》1份；2、《解除任某甲特别授权委托书通知》1份；3、《孝义市高阳村道路硬化工程投标文件（商务标）》1份；4、被告与曹某的通话录音光盘1张；5、任某甲领款单据62支、曹某领款单据10支。
经庭审质证，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提供之证据1、4、5、6、7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但认为《开工报告》与《竣工验收单》是同一天形成的，因为其中加盖的公章是2011年12月份任某乙出任村长时重刻的。对证据3表示不清楚；对证据8，认为检察院未与被告核实情况，应以法院查明事实为准。对证据9，认为此录音文件形成于2017年4月5日下午，曹某在该录音证据中不认可加盖甲公司公章的特别授权委托书，但认可未盖章的解除授权委托书；对证据10，认为18份证人证言的内容高度相同，证人均未在证词中陈述自己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也未陈述案件的事实，但证言最后一句都记载“任某甲是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和施工人”。出庭的证人中，有的是原告的债权人，有的是涉案工程的材料供应商或机械供应商，上述证人或证明原告向证人借款，或证明原告与曹某有接触，或证明原告与工程有某种关系，但均不能证实原告系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经质证，原告任某甲对被告提供之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为：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证据，故本案的必要证据应当采纳，但对原告不利的证据不应采纳。原告对被告提供之证据1、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持异议，认为《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开工报告》及《竣工验收单》中曹某的签字与曹在该证据中的签字不一致。《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对原告任某甲的授权是经甲公司加盖其公章进行确认的，而该《解除任某甲特别授权委托书通知》上没有任何能彰显该公司解除意思表示的标识。另，原告就解除授权之事与曹某进行过确认，曹表示该未向村委出具该《解除任某甲特别授权委托书通知》。认为证据3仅是原、被告在合同确认前的草本，具体内容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持异议，无法判断通话的是否确为曹某本人，且通话内容是被告法人引导曹某说的。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9月，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公开对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进行招标。案外人曹某持加盖甲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了本工程的投标报名并成功中标。该《授权委托书》载明：“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李文清系甲公司法人代表，现授权委托曹某为我公司代理人，托该同志参加工程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本授权书仅供投标报名使用。工程的投标及合同签署工程施工等活动我公司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代理人：曹某性别：男年龄：34岁身份证号码：612401197712244237委托单位：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章）授权委托日期：2011年9月1日”。本授权委托书“委托单位：甲公司”处加盖甲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处加盖李清文个人印章。
2011年9月5日，曹某即以甲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载明：“甲方：高阳村村民委员会乙方：甲公司施工队曹某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就高阳村道路硬化工程达成如下协议：一、工程规格标准：工程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二、承包方式此工程为包工、包料全额垫资方式，施工所用机械、工具、人工、材料、水、电等及场地材料管理均由乙方负责。四、工程造价本工程约订为100元/平方米（包括整路基础、取土、倒土、配土震压、灰土为20㎝，混凝土浇铸为16㎝，原浆出面，路沿石等成套工程），此造价为现实社会价，双方不得随意改动。五、结算方式工程全部完工后，经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付款，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凡上级对道路的补助款，专款专用，付于施工费。其余款2012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被告在本协议“甲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村委公章及任超武个人印章，曹某在“乙方（签字）盖章”处签字并加盖其个人印章及甲公司公章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任某甲组织工人施工，工程于2012年7月30日完工。工程完工并经竣工验收后，同时形成《开工报告》与《竣工验收单》。其中，《开工报告》载明：“工程名称：高阳村街巷硬化工程建设单位：高阳镇高阳村委建设规模：主街36487.13㎡，巷道21325.5㎡，白枝线改造3087.08㎡。合同价：主街巷道综合单价为100元/㎡，白枝线改造125元/㎡实际开工时间：2011年9月5日地址：高阳村。”时任被告副村长任志伟在本开工报告“建设单位”处签名并加盖村委公章，曹某在“施工单位”处签字并加盖其个人印章，原告任某甲在“主管负责人”处签字捺印。《竣工验收单》载明：“工程名称：高阳村街巷硬化工程开工时间：2011年9月5日竣工验收时间：2012年7月30日完成工程量：60889.71㎡工程地点：高阳村工程内容：硬化主街36487.13㎡，硬化巷道21325.5㎡，硬化白枝线3087.08㎡工程评价：经检查，硬化道路的灰土地基、路缘石及C20砼路面等分部分项子目检测全部符合质量验评标准的规定，外部整体观感较好，工程评定为合格工程。”时任被告副村长任志伟在“建设单位”处书写“同意验收任志伟”并加盖村委公章，曹某在“施工单位（盖章）”处签名并加盖其个人印章，原告任某甲在“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处签字捺印。
2012年8月20日，原告任某甲与被告就部分返工工程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因曹某工队在街道硬化竣工验收时有极个别处排水不畅，需返工重修，村委会责令其返工，但工队自行放弃，所以村委会另行招聘工队，完成其返工工程、工程款最终从曹某工程款中扣除，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不得反悔，现场测量：村委会代表任志伟、曹某包工队：任某甲。返工工程量如下：1、姚致文巷：44×2.8=”123.2㎡”2、樊秀生巷：40×2.3=”92㎡”3、任靖财巷：（20.5×2.2）+（27×3.2）=”131.5㎡”4、李德润巷：18×2.1=”37.8㎡共计384.5㎡”384.5×100元=”38”450元（叁万捌仟肆佰伍拾元整）”被告村委代表任志伟在“经手人：村委会”处签字并加盖村委公章，任某甲在“工程队：委托人”处签字。
2012年1月19日至2013年3月14日期间，曹某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或收据等领款凭据后从被告处领取工程款共计1494540元；2013年3月10日至2016年10月26日期间，原告任某甲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或领条后从被告处领取工程款共计986220元。曹、任二人共计领取工程款2480760元。
另查明，2013年5月28日，案外人曹某为原告任某甲出具了《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载明：“委托单位：甲公司受托人：曹某，男，汉族，1977年12月24日生，陕西安康人，本人身份证号：612401197712244237转委托人：任某甲，男，汉族，1965年5月12日生，某村人，本人身份证号：××委托和转委托事项如下：一、委托单位委托曹某全面完成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委托曹某负责投资、施工、结算、领取工程款。二、委托单位同意曹某将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的投资、施工、结算、领取工程款等事项转委托由任某甲完成，同时任某甲有权利直接与某村村民委员会结算工程款，任某甲有权利直接领取剩余的全部工程款，委托单位同意将剩余的工程款全部转入任某甲个人账户名下，卡号：62×××92。三、本委托书与以前出具的委托书如有不一致时，以本委托书为准。四、本委托书有效期限为：从2011年9月1日起至该项目工程款全部结算并结清止。再次确认委托时间：二0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本《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委托单位”处加盖了甲公司的公章，曹某在“受委托人曹某签字”处签字并加盖个人印章，原告任某甲在“转委托人任某甲签字”处签字且加盖个人印章。
庭审中，原告任某甲自认被告已付工程款数额为2480760元，故未付工程款金额变更为：6192742元-2480760元-38450元=””3673532元。因上述工程款被告至今未予给付，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否为原告任某甲。经庭审查明，案外人曹某持加盖甲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了涉案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的投标并中标，且以该公司名义与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将工程款支付给案外人曹某或原告任某甲，曹、任二人以各自名义出具借据或领条作为领款凭证。被告向本院提供的所有领款条据上均未加盖甲公司印章。2013年5月28日形成之《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载明：“。委托单位（即甲公司）同意曹某将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的投资、施工、结算、领取工程款等事项转委托由任某甲完成。”，且“本委托书有效期限为：从2011年9月1日起至该项目工程款全部结算并结清止”。
综合所述，本院认为：一、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与甲公司之间并无直接账务往来。故案外人曹某以甲公司的名义参加工程投标并签订合同，实系借用该公司的资质承揽了涉案之高阳村硬化路面工程；二、根据《特别授权委托书（兼转付款通知书）》的内容可知，甲公司通过曹某将涉案工程的“投资、施工、结算、领取工程款等事项”全部“转委托”给原告任某甲，委托期限从工程开工前直至被告付清全部工程款为止。因建设工程的“投资”、“施工”等并不属于可委托他人代为完成的范围，故甲公司通过曹某将上述事项全部转交由原告完成，实系通过该委托书将涉案之高阳村街巷硬化工程转包给原告任某甲。该委托书实属转包合同的性质；而根据该委托书形成的时间可知，曹某与原告任某甲系在涉案工程完工后再次就前述事实进行确认，即案外人曹某在工程完工后再次对原告任某甲已“投资”、“施工”涉案工程，并有权“结算”、“领取工程款”等事项进行的确认。据此，本院确认原告任某甲系本案实际施工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自然人承揽建筑工程之行为系无效行为，故本案中借用甲公司的建筑资质签订之《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协议书》亦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合同。但原告任某甲确如约完成了高阳镇道路硬化工程，且该工程已经被告验收竣工，并出具《竣工验收单》，对该工程的评价为：“经检查，硬化道路的灰土地基、路缘石及C20砼路面等分部分项子目检测全部符合质量验评标准的规定，外部整体观感较好，工程评定为合格工程”。故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原告有权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向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主张工程款及相应利息。庭审中，被告对《竣工验收单》中记载的工程量不持异议，故本院对“硬化主街36487.13㎡，硬化巷道21325.5㎡，硬化白枝线3087.08㎡”予以认定，另《高阳村街巷硬化工程项目零散工程明细》经时任被告副村长任志伟签字，故本院对其中记载的工程价“25594.36元”亦予以确认。据此，原告计算之工程总价6192742元的计算方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被告对扣除原告部分工程款38450元之事实不持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之曹某及原告共计领取工程款2480760元的领款条据亦不持异议，故未付工程款数额应为6192742元-2480760元-38450元=”3”673532元。被告应依此金额如数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另，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自2012年7月30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的利息，因被告确至今未付清工程款，故原告利息之诉于法有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告年利率6.15%的计算方法并不违反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被告在2012年7月30日工程竣工验收之后仍陆续支付工程款，原告任某甲最后一笔领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被告实自2016年10月27日后再未付过工程款，利息起算时间应以该日为宜。故截止2016年12月30日止共产生利息：3673532元×6.15%÷365天×65天=”40”232.7元。综上，被告辩解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应及时给付原告任某甲剩余工程款3673532元及利息40232.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给付原告任某甲工程款3673532元；
二、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告任某甲上述款项从2016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按年利率6.15%计算之利息40232.7元；
（上述一、二项，于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任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652元，由被告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6510元，原告任某甲负担914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房艳蓉
代理审判员 李艳华
人民陪审员 张瑞旋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