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6民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义，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建胜，黑龙江李哲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伟东，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庆云，林甸县林甸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耿义因与被上诉人杨伟东土地承包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2016)黑0623民初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义及委托代理人欧阳建胜，被上诉人杨伟东及委托代理人姜庆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义上诉请求：撤销（2016)黑0623民初61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给付80吨草的收益8万元，赔偿破坏2垧草原损失48000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上诉人提交的10张照片，系草原现场拍摄，能够证明杨伟东破坏草原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又认为上诉人“未提供充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是错误的。2.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杨伟东将草甸子部分收割，“打包后运到勤俭四屯1200包”错误。认定“留在草甸子上的草包及未收割的草被耿义出卖，价格为每吨700元”的事实，但回避了该价格是在草已经腐坏变质后的价格。未认定杨伟东破坏2垧草原的事实。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杨伟东运走1200包草”、按照“28.5包草为1吨的计算方法，认定重量为42吨”、“价格为每吨700元”、关于破坏草原损失认定“耿义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均是错误的。
杨伟东辩称，1.被上诉人通过郑保富转包案外人刘万昌涉案68垧草原，向其实际支付了17000元转包费，取得该块草原经营权，被上诉人在取得经营权的涉案草原上采草合理合法，不构成侵权。2.被上诉人在取得涉案草原经营权时，并非知晓涉案草原上诉人与案外人刘万昌存在争议，被上诉人又实际交付了转包该块草原转包费的合理价款，其取得该块草原经营权属于善意取得，被上诉人对涉案草原合法占有、使用并收益，无可非议。3.上诉人与案外人刘万昌之间的草原承包经营权纠纷诉讼，虽然一、二审判决上诉人胜诉，但未进行执行程序，涉案草原未经法院执行给上诉人，表现为：上诉人未实际占有该块草原，未对该块草原进行管理、看护，在被上诉人在涉案草原上采草时，其明知而未制止，只是在被上诉人采完草打包往回运输草包时才报警。4.由于被上诉人取得涉案草原经营权，上诉人应当向案外人刘万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以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原审诉讼，被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5.本案纠纷发生后，案外人刘万昌不仅退还了被上诉人交付的17000元转包费，又赔偿其各项损失18000元，被上诉人运回的草包也被刘万昌出卖，从而进一步证明本案争议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如果存在损失，就应由刘万昌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耿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杨伟东给付80吨草的收益8万元及破坏2晌草原损失48000元；2.被告杨伟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5日，原告与案外人刘万昌、案外人李国彬签订转卖草甸子合同书，合同约定案外人刘万昌将其承包的位于13号草甸子的68垧草原转包给原告53垧，转包给案外人李国彬15垧。2013年原告与案外人刘万昌因合同履行问题发生争议诉讼至法院，经林甸县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原告与案外人刘万昌继续履行签订的转卖草甸子合同书。2015年8月，被告杨伟东将上述13号草甸子部分收割，打包后运到勤俭四屯1200包，其余留在草甸子上。2015年9月，原告耿义以其草原上的草被杨伟东收割打包拉走为由报警，林甸县公安局东兴派出所出警调查。2016年4月17日，原告耿义诉讼至法院，要求被告杨伟东赔偿2015年涉案草原收益损失8万元及草原被破坏损失48000元，并由被告杨伟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另查明，留在草甸子上的草包及未收割的草被原告耿义出卖，价格为每吨700元，价款共计4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农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一、关于被告杨伟东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耿义与案外人刘万昌签订“转卖草甸子合同书”，双方因合同履行问题发生争议，经林甸县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确认原告耿义与案外人刘万昌继续履行上述合同，原告耿义合法取得合同中确定的草原承包经营权。2015年8月，被告杨伟东收割、打包、运走、处分涉案草原上的草，侵犯了原告耿义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被告杨伟东虽辩称涉案被运走草包被案外人刘万昌出卖，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基于合法权利占用、处分涉案草包，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杨伟东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二、对于赔偿数额的认定。1.关于被告杨伟东运走草的重量的认定。被告杨伟东在林甸县东兴派出所2015年9月19日询问笔录中所称运走800多包草，2015年9月25日询问笔录中所称运走700多包草，而在本案庭审答辩阶段被告杨伟东辩称运走1200多包草，被告杨伟东几次陈述均不一致，经庭审询问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且涉案运走的草现已灭失，无法核实，根据不利自认规则，应以被告杨伟东在庭审中陈述为准，本院酌情认定杨伟东运走1200包草，结合其庭审陈述28.5包草为1吨的计算方法，本院综合认定重量为42吨。原告耿义虽主张被告杨伟东赔偿80吨草的收益，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待证事实，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2.关于2015年草的价格认定。原告耿义主张2015年草的价格为每吨1000元，但原告耿义当庭自认涉案草甸子上的草以每吨700元的价格被其出卖，结合被告杨伟东庭审陈述2015年草的价格为每吨600-700元的事实，本院酌情认定价格为每吨700元。综上，对于原告耿义诉请2015年涉案草原收益损失，本院综合认定为29400元（42吨×700元/吨）。三、关于原告耿义诉请破坏草原损失。原告耿义诉请被告杨伟东赔偿2垧被破坏草原在承包期内的损失，应对被告杨伟东存在破坏草原的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原告耿义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上述待证事实，导致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无法认定，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耿义该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杨伟东应赔偿原告耿义涉案草原2015年收益损失29400元,对于原告耿义诉请涉案草原被破坏损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伟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原告耿义2015年草原收益损失29400元；二、驳回原告耿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0元，原告耿义负担2325元，被告杨伟东负担53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收据原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采完草后将部分草包运回至勤俭村四屯赵福臣家小卖店存放的草包，由案外人刘万昌出卖给苗隋军，收取所得价款5000元。证据二，案外人刘万昌出具的收款收据原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善意取得该块草原后，采草将部分草包运回，上诉人报警后，林甸县东兴乡派出所将被上诉人运回的草包封存之后，2015年10月24日被上诉人找到案外人刘万昌索赔，刘万昌于2015年10月24日赔偿被上诉人割草打包、推草拉包以及人工费、伙食费等赔偿款15000元。上诉人耿义质证称，这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均是在一审判决前已经存在的证据。从证明问题上，这两个收据均与本案无关，第一手是买郑宝富的有记录，这个收据是之后开出来的。证人郑宝富、王淑华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通过郑保富转包案外人刘万昌草原68垧，实际交付转包费17000元，系刘万昌委托郑宝富转包涉案争议草原，被上诉人取得诉争草原经营权时并不知道上诉人耿义和案外人刘万昌有争议。上诉人耿义对两位证人证言质证称，1.这两位证人以及证明的内容都不属于新的证据；2.证人郑宝富与上诉人耿义有利害关系，因为其身份是村干部，由于村里在耿义承包的草原上挖沟，与耿义之间产生赔偿争议，因此有利害关系；3.郑宝富曾经在刘万昌与耿义诉讼中出庭作证，其通过其他的诉讼程序了解案件事实，不应当作为证人在本案中作证，且在省法院郑宝富的证言也没有被法院采信。4.郑宝富关于杨伟东是否明知草原存在争议，是其本人的猜测，本案事实是，2014年11月一审法院即作出判决，2015年7月10日，在被上诉人转包之前中级法院已经作出判决。证人王淑华是刘万昌的妻子，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同时其作证内容虚假，刘万昌在向省法院申请再审申请书中明确承认2014年草原的草是由刘万昌收割的，在省法院庭审中，回答法庭问题时，也明确承认2013年、2014年的草都是刘万昌收割的，王淑华作证内容与刘万昌自己陈述完全矛盾，因此证言不应采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收据均是与案外人刘万昌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定。证人郑宝富与证人王淑华关于转包给被上诉人杨伟东草甸子的事实陈述不一致，故对该两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1.上诉人耿义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东兴派出所2015年8、9月，被上诉人杨伟东强行割草、拉草的报警记录、出警记录及相应卷宗材料，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林甸县公安局东兴派出所于2015年9月24日对上诉人耿义所作的询问笔录记载，上诉人耿义自述其草原被割的草损失大约三万元，而其诉讼请求给付80吨草收益8万元，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收割的草为80吨，一审法院未按80吨草计算其损失并无不当。2.被上诉人耿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上诉人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割的草的数量，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耿义的自认认定收割草的数量并无当。3.上诉人耿义庭审中陈述留在草甸子上的草以700元/吨的价格出售的，其陈述该价格系腐烂变质的草的价格，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出售的草的质量，故一审法院参照上诉人自行出售的草的价格计算其损失并无不当。4.上诉人主张草原被杨伟东破坏，提交的照片对此予以证明，但被上诉人杨伟东对该照片不认可，仅依据该照片无法认定照片上的草原是由被上诉人杨伟东破坏的，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草原破坏的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耿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由上诉人耿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东辉
审判员 于志友
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 金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