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1民终13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银根，男，1968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现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鑫，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芬，浙江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银根因与被上诉人王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遂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3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银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拟向上诉人购买木家具，经双方协商后，被上诉人于2010年2月10日向上诉人支付预付款50万元，并根据2010年2月的字据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系上诉人，该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主要证据是上诉人于2010年2月出具的字据，但该字据存在伪造，字据第一行（除“袁银根”外）、第五行中的“￥”、第六行（除“袁银根”外）和第七行均是上诉人出具字据后，被上诉人在字据上进行添加，系伪造证据。如果该部分系事后伪造，必然不可能是一支笔书写，故为查明本案事实，上诉人申请对案涉字据中第一行至第七行文字内容是否均是用同一支笔书写形成进行鉴定。其次，第一行和第四行显然属于两个人的书写习惯和表达方式，如果系一次性书写成功，不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习惯和表达方式，也没必要每一个“袁银根”都必须上诉人本人进行签字，但该字据中的第一行和第六行中的“袁银根”均由上诉人本人签字，故该字据系被上诉人事后添加，系伪造证据。最后，上诉人仅系中间人，上诉人介绍被上诉人去北京刘亚兰处购买家具，桐庐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也有关于上诉人带被上诉人到刘亚兰家看家具经过的陈述，上诉人收到的50万元款项也交给了刘亚兰，也可以进行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刘亚兰在给桐庐县公安局的信中已经明确认可其是卖家，这也足以证明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为被上诉人与刘亚兰。同时从查明本案事实的角度出发，恳请贵院追加刘亚兰为本案当事人，以明确本案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且被上诉人在桐庐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承认“我就是和袁银根口头约定，没有签订相应的书面合同”，也可以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存在伪造证据，即在案涉货物清单上添加内容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按约定履行交付货物的主要义务，该认定错误。上诉人、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周建伟在桐庐县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对这一关键事实的陈述基本一致，即“并非是上诉人不交付货物，而是被上诉人拒绝接收货物”，案涉家具运到桐庐后，被上诉人以家具不是海南黄花梨为由要求退货，并要求退回5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该事实。但必须强调的是，案涉家具不是海南黄花梨的，只是其朋友的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家具的材质必须是海南黄花梨的陈述不属实，如果案涉家具是海南黄花梨，当时的价格已经在2000万元以上，不可能180万元卖给被上诉人，且一审中司法鉴定已经明确字据上的“海黄”与其他文字并非同一时间同一支笔书写形成，系被上诉人事后添加。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于2010年正月初五、初六两天要求退款，但按照字据的内容，被上诉人仅仅只是需要在正月初八前将部分家具运输到遂昌即可，但在此之前，即初五、初六被上诉人就以家具并非是海南黄花梨要求退款，显然不是上诉人不交付货物，而是被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拒绝接受货物，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显然没有事实依据，据此作出了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催告后，上诉人未按约定交付货物，故被上诉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回预付款，并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认定错误。1、根据第二点上诉意见，即使上诉人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上诉人也并无违约，被上诉人拒绝接收家具，并要求退回款项，存在明显违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一方违约，合同另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在上诉人未同意解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显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2、本案起诉前，被上诉人虽以家具不好为由提出退货和退款，但上诉人否认其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更加谈不上退货退款。退一步讲所谓的合同约定部分货物必须在初八之前送到遂昌县金岸王强家中，其余的货物合同并未确定交货时间和地点，也就是说案涉买卖合同在一审起诉前尚在履行过程中，并未解除或终止。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并未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主动审查，更不能在判项中体现。四、由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尤其是错误的认定上诉人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以及上诉人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致使错误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作出错误判决，系法律适用错误。五、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案涉50万元款项系预付款错误，该50万元系定金，一审法院判决返还错误。根据各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均认可其性质系定金，一审法院却认定为预付款无事实依据。同时根据之前的意见，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作为卖方已经明确将该50万元作为定金予以没收，一审法院判决返还错误。六、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支持错误。王强辩称：1、上诉人陈述其不是交易相对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证据的认定不仅仅考虑字据，还考虑了交易的时间、地点和款项收取，还有一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案涉交易洽谈是从袁银根家里开始，谈好之后再去北京看货，收款也是袁银根收的。一审中法官询问王强交易方是谁，上诉人的陈述不一致，刚开始认为是刘亚兰，并提供了一份文字证据，诉讼过程中又说是刘占军，综上，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也没有证据支持；2、交易过程中，刚开始双方是口头约定，该字据清单形成时间是看货回来之后，上诉人把事前行为和事后行为混在一起。对于伪造字据的问题，案涉字据里面有些文字并非一次性形成，但跟伪造是两种概念。上诉人否认其系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后面又自认是交易的相对方。上诉人认为自己不是合同相对方，却以合同相对方的身份进行上诉，不是交易的相对方怎么知道相对方的真实意思，上诉人后面的答辩就没有基础。案涉字据上有交付地点、时间和验货地点，这些文字形成的意思表示，都反映出被上诉人没有退货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依据，这个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要求退款本身就是建立在解除合同的基础上。上诉人认为50万元不是预付款而是定金，但案涉证据材料显示的非常清楚，上诉人认为系定金的目的是为了抵赖。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公安报案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同，被上诉人在追讨款项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告知被上诉人不是刑事案件，被上诉人才主张民事责任的，故上诉人认为诉讼时效已过的理解错误。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袁银根退还预付款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付清日止）；2、被告袁银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强拟向被告袁银根购买木家具，经双方协商后，原告王强于2010年2月10日向被告袁银根支付预付款50万元。2010年2月中旬，被告袁银根向原告王强出具字据一份，内容为“我从袁银根手中购买木家具共5件，案几、屏风、椅子贰张、字几一张、明代床一张、清代床一张，其中3件案几、屏风、椅子一套（包括茶几）必须初八以前送到遂昌金岸王强家中，以上共计壹佰捌拾万元正。此家具，袁银根包货是明代的老件，如果不是退款。货真王强必须在收货后五天付清”。以上内容由原告王强书写，但文中二处“袁银根”的名字处预先留空，由被告袁银根签名。被告袁银根还在收据下方书写“现已收到王强伍拾万元正。袁银根，2010.2.1？（日期的个位数字有修改，不能辨认具体时间）”。之后，被告袁银根未按约将家具交付给原告王强，也未将50万元退还给原告王强。原告王强以被告袁银根合同诈骗为由，先向遂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后又向桐庐县公安局报案。桐庐县公安局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原告王强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何人；二、原告王强要求被告袁银根退回预付款50万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与原告王强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被告袁银根，主要理由如下：1、从被告袁银根签字的字据中“我从袁银根手中购买木家具……”，可以认定出卖人是被告袁银根；购买方为“我”，结合该内容由原告王强书写以及下文“王强必须在收货后五天付清（货款）”的内容，可以知道“我”系指原告王强。2、本案合同主要内容明确，并以“字据”的形式进行了书面约定，如“木家具共5件，案几、屏风、椅子贰张、字几一张、明代床一张、清代床一张”，是约定了标的、数量；“以上共计壹佰捌拾万元”，是对价款的约定；“王强必须在收货后五天付清（货款）”，是对付款时间的约定；“必须初八以前送到遂昌金岸王强家中”，是对履行期限、交货地点的约定。3、被告袁银根已经收取了原告王强预付款5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原告王强与被告袁银根签订买卖合同后，被告袁银根未按约履行交付货物的主要义务。经原告王强催告后，仍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故原告王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回预付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综上，原告王强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被告袁银根关于其不是合同相对人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袁银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强预付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付清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鉴定费7200元，均由被告袁银根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袁银根向本院提交了张某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的证明和2017年11月6日被上诉人朋友陈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待证：1、案涉交易中上诉人只是中间介绍人，介绍被上诉人王强到北京购买家具，刘亚兰和刘少兰是刘占军侄女，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和北京的卖家，案涉的50万元定金北京卖家也认可收到；2、陈某系被上诉人朋友，受被上诉人邀请，为其购买古玩把关，其一审称不认识陈某，系虚假陈述。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核查，文字所载的内容并不能确定是证人张某和陈某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中没有提到有证人作证，原有证据如公安局的笔录也不能体现这两个证人，因此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合法性来讲，两份证据应当系证人证言，既然是证人证言，应当依法出庭作证。提供庭外证言，需要向法院说明理由，故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4、关联性，上诉人要待证的是袁银根不是合同相对方，在法庭上出现的两位证人，没有参与交易事实，也就不能证实该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系证人证言，但其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对案涉字据头尾内容与其他文字的书写时间是否一致及字据的文字内容是否系同一支笔书写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以待证案涉字据第一、六、七行是被上诉人签字之后自行添加的。本院认为，案涉司法鉴定意见“分析说明”部分载明“第六行内‘根’字与‘包’字交叉处‘根’字笔画压在‘包’字笔画之上，反映出是先写‘包’字后写‘根’字的特点”。因此，上诉人的签字应当在该字据主文形成之后，上诉人主张案涉字据第一、六、七行系被上诉人自行添加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案涉字据明确载明“我（王强）从袁银根手中购买家具共5件”等内容，上诉人在该字据上签字确认，且上诉人在案涉字据的下方确认收到王强50万元货款，故上诉人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未按约定交付货物系违约实属错误，但双方明确约定其中部分货物“必须初八以前送到遂昌金岸王强家中”，但至今上诉人均未将货物送至约定的地点，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未按约定送货至遂昌金岸的原因可归责于被上诉人，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可予解除不当，本案中，解除合同应系返回款项的前提，一审法院就此未进行释明确有不当，但案涉买卖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未按约履行合同，并认可案涉合同已不能继续履行，故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可解除合同，主张返还款项的实体处理可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5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判令该笔款项返还错误，但案涉字据中并未明确约定该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且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的情形，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故本院对该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袁银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袁银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海燕审 判 员 丁悦琛审 判 员 陈俊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代书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