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4民终2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屠大英。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世仙。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李康春，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林鹤，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邝兰兰，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又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大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关岭供电局。负责人：郭成蛟。委托代理人：吴洪贵，贵州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屠大英、陈世仙、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品公司”）与被上诉人胡又林、蔡大伟、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关岭供电局（以下简称“关岭供电局”）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4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屠大英、陈世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胡又林、蔡大伟、关岭供电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13285元。上诉理由：对一审判决的责任分担有异议，死者屠某、众品公司不承担责任，蔡大伟、供电局应承担责任。1.肇事电线是高压线，废弃多年，变压器已经不存在，屠某经询问后根据供电常识线路不应该还带电，不可能预先估计到供电局为防止线路被盗及降低能耗而让线路带电运行，且目前没有检测高压线是否带电的试电笔，故屠某没有过错，不应分担责任；2.蔡大伟开门将房屋交付拆除，断电是其义务；3.一审以上诉人在2010年5月事发时至2016年7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期间没有向关岭供电局主张权利为由，认为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众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众品公司不承担责任。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上诉人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该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上诉人再去找供电局追偿，浪费司法资源。关岭供电局二审答辩称：1.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2010年5月11日事故发生后以安监部门为首的联合调查小组于2010年7月7日作出报告结论，并告知了相关人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2.关岭供电局不是本案发生触电事故变压器的产权人，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用电企业没有在停产后向供电局报停，依法依约供电企业不能单方中止供电；3.众品公司作为具有专业资质的拆迁公司，在未确定变压器是否带电的情况下冒然作业，存在重大过错；4.赔偿金额不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支持，交通费用未提交证据不能支持。蔡大伟二审答辩称：答辩人是在胡又林已预先和众品公司签订合同，确定拆除工作是由具有拆除资质的众品公司负责实施后，答辩人才决定将旧厂房的拆除权交给胡又林，且最终的拆除工作是由众品公司负责施工，不是胡又林具体施工，因此答辩人不存在过错。答辩人取得产权的裁定书中，裁定变卖给答辩人的全部财产仅包括“土地、厂房”，并无其他附属设施。由于人民法院变卖给答辩人的财产中未包括事故线路，因此答辩人不存在什么断电义务。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胡又林二审未答辩。屠大英、陈世仙一审起诉称：1、被告蔡大伟通过竞拍取得原关岭嘉昌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厂房所有权和处置权，并把此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胡又林，2010年5月7日双方签订旧房拆除协议。2、2010年5月6日，贵州众品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与胡又林签订房屋拆除合同，约定由贵州众品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对关岭XX厂两个旧厂房进行拆除。（后经调查实际地点是关岭XX厂房）。3、2010年5月11日凌晨，屠某和众品公司几名员工运送拆除设备到关岭，胡又林指示屠某剪断被拆房屋墙上的电线，并承诺未带电。屠某在其指示下剪电线，当即被电流击倒，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4、胡又林随即潜逃，2016年5月26日被公安抓获，后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综上，胡又林未尽注意义务指示屠某去剪电线，导致事故发生，应承担赔偿责任。蔡大伟将拆除工程交给不具备资质的个人拆除，应承担赔偿责任。供电部门未尽巡查职责，导致肇事高压线变压器拆除多年仍然带电，应承担赔偿责任。诉请：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534840元、丧葬费26547元、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3000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共计651387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16日，被告蔡大伟通过关岭县人民法院执行变卖程序购买得关岭XX公司所有的位于关××自治县XX镇XX的土地及厂房。2010年5月6日，被告胡又林（作为甲方）与被告众品公司（作为乙方）订立《房屋拆除合同》，该合同约定：一、胡又林将贵州关岭XX厂房框架式车间两个发包给众品公司拆除，拆除地点位于关岭县XX厂内（××自治县XX有限责任公司）。二、拆除工程量1200平方米，拆除工程作业方式为全机械作业，价格为105000元。结算方式为乙方进场拆除前一次性付清，拆除范围内的一切可回收的料归乙方所有，不清运拆除废渣。三、胡又林负责切断或迁移施工范围内影响施工作业的水、电、煤气、供热、消防、通信、管道等设施。2010年5月7日，被告胡又林（乙方）又与被告蔡大伟（甲方）签订《旧房拆除协议》，该协议约定一、蔡大伟将废厂房框架式车间二个转让给胡又林拆除，拆除总价70000元，由乙方付款给甲方，乙方方可进厂施工。二、甲方保证乙方拆除的货物钢筋和废铁顺利出厂，拆除的钢筋和废铁由乙方自行处理，留下的建筑垃圾甲方指定地点由乙方处理。合同订立后，2010年5月10日晚上，被告众品公司安排屠某、林某、黄某、陈某四人到关岭嘉昌铁合金厂作拆除准备工作。2010年5月11日凌晨４点过钟，被告胡又林在关岭收费站接到了被告众品公司派来的这四人，然后就叫屠某等四人在车上休息，天亮后，屠某、林某、黄某、陈某在被告胡又林的带领下进入关岭自治县XX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拆除作业。被告胡又林在未查实电线是否带电和切断电源的情况下，从自己的小车后备厢内拿出老虎钳交给屠某，指挥屠某剪电线，屠某在剪电线过程中被电击身亡。事发后，被告众品公司向二原告先行垫付了30万元的损失费用，被告胡又林潜逃在外，后于2016年5月26日被抓获归案，同年12月22日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在刑事诉讼中，二原告于2016年07月13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胡又林、被告众品公司、被告关岭县供电局赔偿其经济损失，后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为由于2016年12月10日撤回起诉。同时查明，被告贵州众品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于2016年01月21日变更为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关岭县供电局于2017年03月23日变更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关岭供电局。另查明，二原告系死者屠某父母，屠某生于1988年05月02日。屠某、林某、黄某、陈某均为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胡又林将嘉昌铁合金厂的旧房拆迁工作交由被告众品公司拆迁，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胡又林应切断或迁移水电等设施，但在屠某等拆迁人员进场后，其未检测嘉昌铁合金厂的用电线路是否带电和未切断电源即安排屠某剪电线，屠某因此触电死亡。对于此次事故的发生，被告胡又林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告胡又林应对屠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被告众品公司作为死者屠某的用工方，屠某在从事被告众品公司安排的拆迁工作中触电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被告众品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二原告要求被告蔡大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结合被告胡又林与被告蔡大伟及被告众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来看，被告胡又林虽无拆迁资质，但众品公司系具有专业资质的拆迁公司，蔡大伟是在胡又林已经和具有专业资质的拆迁公司签订了拆迁合同后才与其签订的旧房拆迁协议。因此，蔡大伟在此次的拆迁事故中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在此次事故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对于二原告要求被告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因事故发生于2010年5月，而原告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的时间是2016年07月13日。本案在审理中，原告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内向被告供电局主张过权利，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故被告供电局辩称二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辨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原告方要求被告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方要求被告胡又林及被告众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二被告并非共同侵权人，该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此次事故中，死者屠某作为拆迁人员，理应具备专业的拆迁知识及安全注意义务，但其在拆迁准备工作中，未查明用电线路是否带电即进行操作以致触电死亡，其自身亦存在过失，结合各方过错情况，酌情由屠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由被告胡又林、被告众品公司各自承担45%的赔偿责任。死者屠某的户籍地虽在贵州××村××组，但其工作地为贵阳市。因此，其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二原告因屠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26742.62元/年×20年﹦534852.40元；2、丧葬费，26547元；3、精神抚慰金，屠某触电死亡给二原告精神上造成巨大损害，酌情每个原告支持25000元元，计50000元；4、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二原告要求赔偿30000元。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然而处理事故产生相关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本着公平、合理、合情的原则，交通费、住宿费，酌情按2人、每人500元计算，共计1000元，误工费按贵州省农业年平均工资53874元/年的标准酌情按2人、3天计算为53874元/年÷365天×2人×3天﹦885.6元。综上，各项损失共计613285元。按责任划分，被告胡又林承担613285元×45%﹦275978.25元，被告众品公司承担613285元×45%﹦275978.25元，死者屠某自行承担613285元×10%﹦61328.5元。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胡又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屠大英、陈世仙的各项损失共计275978.25元。二、限被告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屠大英、陈世仙各项损失共计275978.25元。三、驳回原告屠大英、陈世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8元（按简易程序收取），由被告胡又林、被告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各承担889元。二审期间，各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诉讼时效及各当事人的责任问题。一、关于诉讼时效。屠某被电击致死为民刑交叉案件，首先由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追缉潜逃的胡又林，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侦查、起诉及审判行为，是代表国家对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主张权利的过程，一审原告屠大英、陈世仙有合理理由信赖刑事程序的进行可使其民事权利得到更好地保护。另一方面，胡又林侵权的具体行为、过错程度等民事责任在胡又林到案之前难以查清，本案是否存在多名侵权人、各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审理完毕之前难以厘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情形应当认定为与提起民事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2017年1月14日起重新计算，本案立案时间为2017年10月24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关岭供电局应否承担责任。原关岭电力公司与案涉厂房原使用人关岭嘉昌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1月30日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由关岭电力公司为厂房供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供电企业有权制止”；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按时交纳电费；对供电企业查电人员和抄表收费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提供方便”；第三十四条规定：“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工作。”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质量、时间、方式，合理调度和安全供电。”从上述规定可知，供电企业应当按照供电合同约定安全供电，具有相应的安全检查权力和职责。案涉事故发生后，原关岭电力公司2010年5月13日向关岭县安监局出具的《关于10kV高嘉线一直带电运行的情况说明》表明该公司于2006年12月便知该厂房已停止生产，基于以下理由而让线路继续带电运行：一、用电方未申请停止供电；二、保护线路免遭被盗；三、降低电网无功损耗，提高安全运行能力；四、一旦有其他公司租用厂房时可及时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故原关岭电力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合同相对方早已停产、案涉厂房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仍继续供电，未履行安全用电检查义务而造成安全隐患，对电击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民事责任应由其更名后的关岭供电局承担。关岭供电局提出“用电企业未报停，依法依约不能单方中止供电”，但《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规定了停止供电的条件，《高压供用电合同》《补充协议》均约定其可停止供电，该辩解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关岭供电局另提出“2010年5月11日事故发生后以安监部门为首的联合调查小组于2010年7月7日作出报告结论，并告知了相关人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故已超诉讼时效”，但相关报告形式上并非可起算诉讼时效的文书，内容上未涉及关岭供电局的民事责任，即便该文书已送达屠大英、陈世仙，亦不能令二人知晓可向胡又林之外的其他侵权人请求赔偿，故该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关岭供电局主张“赔偿金额不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赔偿不能支持，3万元交通费用等未提交证据不能支持”，一审关于本案受害人屠某工作地点在贵阳，应当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的认定正确；一审酌定交通费、住宿费为1000元也并无不当；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屠某在拆除操作中存在一定过失为事实，但前述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该情况即应当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可根据过错程度酌情作出判决，故一审酌情支持并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维持。三、关于蔡大伟应否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五十条规定：“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本案厂房拆除作业，蔡大伟辩称其“是在胡又林已预先和众品公司签订合同，虽然蔡大伟是与胡又林签订《旧房拆除协议》，但本案厂房拆除作业最终系由具备资质的众品公司负责，并未违反上述法律。对于厂房线路带电而造成事故，如前所述，应由关岭供电局承担相应责任。屠大英、陈世仙所提“蔡大伟开门将房屋交付拆除，断电是其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四、关于众品公司和屠某应否承担责任。众品公司作为具备拆迁资质的公司，未对屠某的拆除工作提供安全环境及专业设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屠某作为拆迁人员，在未查明线路是否带电就意图用老虎钳剪断电线，亦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上述两点一审已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作出评判，不再赘述。对于众品公司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人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上诉人再去找供电局追偿，浪费司法资源”，其所引用《答复》系关于职工或亲属能否得以工伤保险补偿，与众品公司在本案中因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并无关联，其“再去追偿浪费司法资源之说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对于屠大英、陈世仙所提“屠某经询问后根据供电常识线路不应该还带电……且目前没有检测高压线是否带电的试电笔，故屠某没有过错，不应分担责任”的上诉理由，其所称“常识”无据，所称“目前没有高压线检测工具”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综上，众品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屠大英、陈世仙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改判。胡又林承揽拆迁业务后安排屠某剪电线并提供老虎钳，应担主责，关岭供电局、众品公司及屠某亦应承担部分责任。综合全案，酌定各当事人的责任比例为：胡又林承担45%、关岭供电局承担25%、众品公司承担20%、屠某自负10%。因一审认定各项损失共计613285元，上诉人并无异议，予以确认。故对于屠大英、陈世仙的损失赔偿金额，胡又林承担613285×45%=275978.25元；关岭供电局承担613285×25%=153321.25元；众品公司承担613285×20%=122657元。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4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胡又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屠大英、陈世仙的各项损失共计275978.25元；二、撤销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4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安顺关岭供电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屠大英、陈世仙的各项损失共计153321.25元；四、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屠大英、陈世仙的各项损失共计122657元；五、驳回屠大英、陈世仙的其他上诉请求；六、驳回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3556元，由上诉人贵州众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上诉人屠大英、陈世仙负担5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廖  美  娟审判员 辜  贤  莉审判员 宋    颂二０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美玲（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