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曲凤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捷，辽宁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仁伟。
委托代理人：李楠，辽宁崇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社祥。
上诉人大庆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益海公司）因
与被上诉人郑仁伟、原审被告王社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大民一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姚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锦弘主审，审判员谭弘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益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捷，郑仁伟的委托代理人李楠及王社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郑仁伟与益海公司签订一份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郑仁伟为借款人，益海公司为贷款人，借款金额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3年2月8日，逾期还款时每天滞纳金为千分之一点五，王社祥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益海公司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在合同中签字。
案外人郑昊与被告益海公司亦签订一份借款担保合同，益海公司为借款人，郑昊为贷款人，借款金额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2月18日，逾期还款时每天滞纳金为千分之一点五，王社祥亦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益海公司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在合同中签字。2014年1月23日，郑昊与郑仁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郑昊将益海公司与其的债权本金600万元和利息转让给郑仁伟，同日郑昊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益海公司，根据邮政快递回执单显示，该邮件于2014年1月25日被签收。
上述借款合同中借款的支付过程为：
2012年11月9日，郑仁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给益海公司会计孙建清199万元；
2012年11月19日，郑仁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给孙建清196万元；
2012年11月26日，郑仁伟通过案外人孙燕账户向孙建清汇款176万元，孙燕认可该笔款项系替郑仁伟汇给孙建清的借款。
2012年11月9日，案外人郑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孙建清120万元；
2012年11月10日，案外人郑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孙建清33万元；
2012年11月19日，案外人郑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孙建清120万元；
2012年11月19日，案外人李振东通过网银转账给孙建清20万元，李振东认可该笔款项系代替郑昊给孙建清的汇款：
2012年11月20日，案外人郑昊在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后存入孙建清账户16万元。
以上款项中，郑仁伟支付的借款数额合计571万元，郑昊支付的借款数额合计309万元，款项共计880万元。郑仁伟主张其支付的571万元中，280万元属其履行的款项支付义务，其余291万元系其代郑昊支付的款项，案外人郑昊认可郑仁伟的主张，同时郑仁伟认可其与益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400万元借款仅支付了280万元，另120万元未实际支付。郑仁伟自认2013年3月24日、8月9日益海公司分别偿还郑仁伟100万元、200万元，郑仁伟认为益海公司偿还的300万元系偿还郑仁伟的280万元借款和逾期滞纳金，目前尚有余额未偿还完毕。益海公司不认可向郑仁伟履行过还款义务，并主张8月9日的200万元系孙建清利用职务之便从法定代表人曲凤海账户中转走的，属于不当得利。
原审另查明：孙建清系被告益海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期离职。审理过程中，孙建清出庭陈述2012年11月9日因农民工围攻公司办公室要求发放报酬，益海公司当时的经理即本案原审被告王社祥告诉其联系的借款因异地存款有问题，在没有办法存入且着急的情况下，孙建清带领出纳以其个人名义开办了案涉的银行卡（卡号6228481590856233514），开卡后其将银行卡交由出纳保管，随后款项分八笔进账，共计880万元。根据孙建清提供的该卡网银明细，2012年11月9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五笔从孙建清账户转账给益海公司账户的往来付款明细。
原审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2年7月6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六个月以内贷款年利率为5.6%。故郑仁伟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益海公司和王社祥连带偿还郑仁伟本金及滞纳金266，182元，偿还郑仁伟受让郑昊的债权7，730，761.6元。
益海公司在原审答辩称：郑仁伟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没有收到郑仁伟和郑昊的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郑仁伟提供的借款担保合同，我们无法确认真实性，也没有签订时间，合同上写2012年11月24日收到了400万元，但郑仁伟陈述实际汇款280万元，说明合同虚假，这份合同是郑仁伟、王社祥、孙燕、孙建清等人合谋为诈骗益海公司财产编造的，虽然合同上的公章和曲凤海的签字是真实的，但王社祥作为公司总经理有权利使用公章，曲凤海因为信任王社祥就没有看合同直接签字了，王社祥骗曲凤海目的就是为了打这场官司，就此我方已经到公安机关报案。郑仁伟和郑昊给孙建清汇款，没有向我公司上打款，他们和孙建清之间汇款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孙建清的银行卡是其个人的，孙建清仅是公司财务人员，没有公司收款的授权，钱款没有用在公司身上。退一步讲，郑仁伟所举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合同约定的逾期滞纳金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假如如郑仁伟所述，公司已经向郑仁伟偿还了300万元，就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按照有关规定，借款已经偿还的款项中包含超过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的，超出部分都应冲抵本金，所以郑仁伟按照一年以上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并主张利息是错误的。郑仁伟提供的汇款凭证中，有部分不是郑仁伟汇款的，也有部分无法看出是郑仁伟或郑昊的汇款，郑仁伟主张益海公司有过还款，那也是孙建清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从法人曲凤海的账户划走200万元，故益海公司对郑仁伟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都不认可。综上，本案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本案应该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
王社祥在原审答辩称：郑仁伟和郑昊的钱是我在益海公司任职期间借的，孙建清是公司财务，当时把钱打到孙建清的账户上的，因为郑仁伟不认识益海公司的董事长，只认识我，我当时是益海公司的总经理，所以郑仁伟就让我提供担保，我认可郑仁伟的主张和证据，但我没有担保能力。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及时还款的，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偿还款项。同时，债权人将债权让与给受让人并通知债务人的，受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履行债务。本案中，郑仁伟与益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双方达成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且郑仁伟已实际支付借款280万元，故郑仁伟与益海公司之间形成了280万元本金的借款事实。同时，案外人郑昊亦与益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自行支付给益海公司309万元并通过郑仁伟支付了291万元，故案外人郑昊亦与益海公司形成了600万元的借款事实。郑昊已将债权转让给郑仁伟且履行了向益海公司的告知义务，债权转让有效。现益海公司未按合同约定还款，郑仁伟有权要求益海公司偿还借款并要求其偿还受让郑昊的借款及两笔借款相应的逾期滞纳金。具体的还款数额，郑仁伟与益海公司的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3年2月8日，因双方合同中仅约定逾期还款的滞纳金而未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应予支持，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不应予以支持。但双方约定的日千分之一点五的滞纳金过高，该院调整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因郑仁伟与益海公司签订合同的期限为三个月，该院按照六个月以下的年利率5.6%的四倍计算逾期还款滞纳金。自2013年2月9日至3月24日（郑仁伟自认益海公司偿还100万元的日期），益海公司应支付的逾期滞纳金为75，608元（2，800，000元×5.6%÷365天x4倍×44天），从益海公司偿还的100万元中先将滞纳金扣除，剩余部分为偿还郑仁伟的本金，故2013年3月24日之后，益海公司尚欠郑仁伟的本金为1，875，608元（2，800，000元一（1，000，000元-75，608元））。自2013年3月25日至2013年8月9日（郑仁伟自认益海公司偿还200万元的日期），益海公司应支付的逾期滞纳金为158，846元（1，875，608元x5.6%÷365天×4倍x138天），故2013年8月9日之后，益海公司尚欠郑仁伟的本金为34，454元（1，875，608元-（2，000，000元-158，846元））。以上，益海公司应偿还郑仁伟借款本金34，454元，并自2013年8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向郑仁伟履行给付滞纳金义务。益海公司除偿还上述300万元之外，对郑昊的借款未进行清偿，故益海公司就郑昊600万元的借款应向郑仁伟履行还款义务，并自2013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支付逾期还款滞纳金。王社祥系两份借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益海公司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义务。
关于益海公司提出的两份借款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没有书写签订日期，是王社祥和孙建清等人共同欺骗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签字的抗辩理由，益海公司认可借款合同中的公章和曲凤海签字的真实性，其主张系诈骗应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存在，现其未能提供有效、明确的证据证明此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曲凤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清楚和明白借款合同的含义和在合同中签字盖章所代表的意义，益海公司对自己和其法定代表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另外，民间借贷的借款数额以款项实际交付为准，郑仁伟与益海公司形成借款合意且实际交付了借款，借款事实已发生，合同签订日期是否填写不影响借款事实存在的认定，即使实际支付的款项不是合同中记载收到的400万元，亦不能以此证明并推断出合同为虚假合同，故益海公司主张合同虚假的抗辩理由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益海公司主张收款人是孙建清，汇款与公司无关的答辩意见，益海公司认可孙建清是其公司财务人员，益海公司与郑仁伟和郑昊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孙建清的银行账户收到郑仁伟和郑昊的汇款，孙建清的该银行账户内在此期间又发生了多笔向益海公司的汇款往来，可见孙建清的该银行卡账户不是单纯用于其个人存款存取的私人账户，应属与益海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关联的银行账户。故根据以上事实和情节，郑仁伟主张借款均是通过汇至孙建清账户的方式支付的事实，应予采信，益海公司主张孙建清收到的钱款与其公司无关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益海公司主张郑仁伟提供的2012年11月9日孙建清农行存款业务回单未显示汇款人是郑仁伟一节，郑仁伟提供的另一份户名为孙建清的银行卡存款凭条中客户签名是郑仁伟，故郑仁伟提供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存款业务回单、孙建清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可相互印证该笔款项系郑仁伟存到孙建清账户中的，该院对益海公司的此节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益海公司主张2012年11月26日176万元汇款是案外人孙燕汇出，与郑仁伟无关的抗辩理由，因孙燕已到庭认可该笔款项是郑仁伟的，因其有建设银行金卡可减免部分手续费所以通过其银行卡汇款的事实，因此益海公司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支持。益海公司提出郑昊在2012年11月20日取款的16万元，无法证明将款项给了孙建清一节，郑仁伟提供了郑昊11月20日的银行卡取款16万元的凭证，同时还提供了同日孙建清银行卡存款16万元的凭证，故根据当日款项的流转过程，郑仁伟主张的此节付款事实应予确认。益海公司提出2012年11月19日案外人李振东汇款的20万元不是郑昊的汇款，与本案无关一节，李振东已出庭认可该笔款项系帮郑昊在网上操作汇款给孙建清的事实，故益海公司的此节意见，该院不予采信。郑仁伟提供的其他银行凭证，均有明确的收款人和汇款人记载，收款人为孙建清，汇款人为郑仁伟或郑昊，故郑仁伟提供的银行凭证、查询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款项的支付经过。关于益海公司庭审后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一节，益海公司提供的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不属本案发生中止审理情形的有效证据，该院对益海公司中止审理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益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郑仁伟借款本金34，454元及逾期还款滞纳金（滞纳金自2013年8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二）益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郑仁伟受让郑昊的债权本金600万元及逾期还款滞纳金（滞纳金自2013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三）王社祥对上述借款及滞纳金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四）驳回郑仁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廷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732元（郑仁伟已预交），由益海公司、王社祥连带承担52，000元，由郑仁伟承担26，732元。
益海公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两份借款担保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合同没有签订日期，是王社祥、孙建清、郑仁伟、孙燕等人合谋共同骗取上诉人财产而编造的。郑仁伟、郑昊给孙建清汇款，而没有向上诉人单位账户汇款，孙建清的银行卡是其个人的，上诉人单位没有授权给孙建清收该笔款项，本案涉嫌犯罪，有关单位正在侦查。退一步讲，假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认为：（一）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1月郑昊与上诉人间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上诉人是借款人，郑昊是贷款人。因借款合同是约定了抵押物的借款合同，郑昊单独将债权转让无效，郑昊是借款合同当事人之一，一审法院将其列为案外人错误，应当以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或另行提起诉讼。（二）一审法院将郑仁伟单方变更《借款担保合同》的行为认定有效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协商变更借款合同事宜，从未同意让被上诉人借给2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郑仁伟借给上诉人280万元，郑仁伟替郑昊借给益海公司291万元有效错误。（三）一审法院管辖错误，程序违法。上诉人与郑仁伟及郑昊签订的两份《借款担保合同》都约定了协议管辖，郑仁伟在起诉状和一审法院承认只借给上诉人280万元，上诉人已偿还其300万元，经计算折抵后还剩34454元，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虚增借款标的额，使其达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案件标准。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剥夺了益海公司的管辖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郑仁伟答辩称：（一）我与郑昊与上诉人间的《借款担保合同》真实有效且合法。我与王社祥系朋友，当时王社祥所在益海公司急需资金，我与侄子郑昊出于信任等将借款分8笔汇入益海公司财务总监孙建清卡中，共计880万元。收到借款后我与益公司及郑昊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表明于2012年11月9日收到借款。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是我在汇完款上诉人确认收到款后，双方公平自愿共同达成，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盖有单位真实有效的公章，同时也盖有齐缝印。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曲凤海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行为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合同也载明上诉人收到了我的借款。且孙建清银行卡明细已清楚显示我汇入的资金有100万元是以转账形式汇入益海公司卡中，可见孙建清的卡是与益海公司存在财务关联的单位的银行账户，剩余资金也都用于建设工程款及发放农民工工资，王社祥可以作证。上诉人于2013年8月9日向我卡中还款200万元更有利地证明了益海公司收到我的借款。同时，益海公司关于本案涉嫌犯罪的主张也不符合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案外人郑昊于2014年1月23日与我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对上诉人的债权转让给我，并且我们也将此转让协议书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了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第79、80答规定，郑昊的债权转让已经完成。对于上诉人所说的抵押权，根据《物权法》第187条规定，我及郑昊与上诉人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因此抵押权并未设立，我及郑昊也未获得对抵押物的优先权，而且抵押权的不成立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与抵押权分开转让的行为。故郑昊只是对借款债权进行转让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三）郑仁伟并未单方变更《借款保证合同》。郑仁伟实际汇款给益海公司280万元，郑昊汇款给益海公司600万元。虽我俩的汇款金额有些变动，但我已经对汇款进行了说明，郑昊也出庭作证说明了我的汇款中有291万元是我代郑昊支付的款项。而且在收到借款后，上诉人也与我及郑昊签署了借款担保合同，上诉人也用行为及书面证据证明了其收到880万元借款。我们汇款在先，后签订合同，不存在变更合同一说。（四）虽然双方当事人约定管辖权由金州管辖，但双方当事人管辖权的约定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而且一审法院受理的一审民商案件的标准特别规定了一方人为外地的，立案标准为300万元以下5000万元以下。因此，在大连中院立案符合相关规定。而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启动对案件管辖权的审查权必须基于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而且出庭答辩，说明其对管辖权并不存在异议。其在上诉过程中提出管辖异议明显有拖延时间之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社祥陈述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不存在诈骗问题。虽然款项打到孙建清卡上，但其不是持卡人，孙建清办完卡后交给出纳员保管并使用，全部款项用于公司的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因当时公司财务章在大股东处掌握，钱如果打到公司帐上就拿不出钱所以才打到财务总监孙建清卡上。这些款项分别打给益海公司及发放农民工资以及与公司、工程的相关人员。本案是先付款由曲凤海确认后才签的合同，不存在单方变更问题。本案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程序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益海公司与郑仁伟及郑昊签订的两份《借款担保合同》的第五条第二款均记载：甲方（即益海公司）已于2012年11月9日收到乙方（即郑仁伟、郑昊）借款400万元、600万元整人民币。
益海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益海公司经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账户偿还郑仁伟200万元时，孙建清已非该公司财务人员。
上述事实有益海公司与郑仁伟及郑昊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凭，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是否为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当事人，郑昊应否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三、一审法院认为郑仁伟单方变更合同行为有效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管辖错误的程序问题；五、本案应否对益海公司财务账和案涉孙建清银行卡进行专项审计。
一、关于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是否为益海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虽然没有记载签订日期，但各方当事人均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益海公司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同时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亦在法定代表人一栏予以签字确认。该两份合同签订后至借款期限届满的2013年2月、至其收到郑昊的债权转让通知以及直至郑仁伟诉至法院主张债权，益海公司均未提起撤销权之诉；而且，益海公司亦未提供本案涉嫌犯罪的有效证据。因此，可以认定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益海公司主张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当事人，郑昊应否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问题。虽然郑昊与益海公司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但2014年1月23日郑昊与郑仁伟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益海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郑仁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郑昊于转让债权的同日将债权转让通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益海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该通知于2014年1月25日由益海公司签收。因此，该债权转让对益海公司已经发生效力。故郑仁伟已成为案涉600万元本息借款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其以债权人身份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郑昊将其对益海公司的债权转让后，与益海公司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其不应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原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问题。
三、关于一审法院认为郑仁伟单方变更合同行为有效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首先，针对郑仁伟与益海公司间签订和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益海公司在一审中抗辩的是其未收到郑仁伟和郑昊的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该份合同是郑仁伟、王社祥、孙燕及孙建清等人合谋为诈骗益海公司编造的。益海公司没有提出郑仁伟单方将借款金额400万元变更为280万元以及代郑昊给付291万元系无效的抗辩。而原审法院对此认为“民间借贷的借款数额以款项实际交付为准，郑仁伟与益海公司形成借款合意且实际交付了借款，借款事实已发生，合同签订日期是否填写不影响借款事实存在的认定，即使实际支付的款项不是合同中记载收到的400万元，亦不能以此证明并推断出合同为虚假合同”；其次，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借贷金额以实际交付款项数额为准。而且，益海公司在郑仁伟交付280万元、代郑昊给付291万元以及郑昊给付309万元后，其亦未就此向郑仁伟和郑昊提出异议，说明益海公司对郑仁伟给付280万元款项予以了认可。再次，郑仁伟未给付合同约定的款项及代郑昊给付291万元，均不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利益，亦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郑仁伟未给付约定借款及其代他人支付相关借款均不存在行为无效的问题。因此，益海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原审管辖错误的程序问题。本案中郑仁伟、郑昊与益海公司和王社祥签订的两份借款保证合同中均约定“本合同如发生争议和违约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审原告郑仁伟在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益海公司和王社祥连带偿还其本金及金266，182元和偿还其受让郑昊的债权7，730，761.6元，故本案一审的诉讼标的为7，996，943.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规定：“沈阳、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由于案涉借款担保合同中对管辖问题做了协议约定，但本案诉讼标的额约800万元，而益海公司住所地不在大连市，因此，原审法院受理本案诉讼不存在管辖错误的程序问题，益海公司关于管辖错误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益海公司申请对益海公司财务账和孙建清6228481590856233514号农行卡自2012年11月9日至2013年2月5日交易金额与益海公司同期现金日记账、现金收款、现金付款进行专项审计的问题。虽然案涉借款由郑仁伟、郑昊等人汇入孙建清个人账户而非益海公司账户，但是，首先，孙建清系益海公司财务人员，其在一审时出庭作证证明了以其名义开立账户的原因、经过及该卡开立后始终由益海公司出纳保管、由公司使用的事实。而案涉借款发生时担任益海公司总经理的本案原审被告、被上诉人王社祥亦确认了该事实。对此，益海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其次，益海公司在其与郑昊及郑仁伟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确认其实际收到了郑仁伟、郑昊出借的款项，而且，自2012年11月9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多笔款项从孙建清账户转账给益海公司账户；再次，该借款关系实际发生后，益海公司曾偿还过郑仁伟300万元款项。益海公司虽主张其中的200万元系孙建清利用职务之便从其法定代表人曲凤海账户中转走的，但该主张与其在庭审中所称的该款项发生时孙建清已不是益海公司财务总监的事实相矛盾：即使作为公司财务总监没有授权是否能将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中的款项转走尚不可知，已离职的财务人员显然是不能“利用职务之便”将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中的款项转走的。而且益海公司对另100万元的还款则未提出异议。综合上述事实可以确认，益海公司财务总监孙建清开立的账户，是益海公司以孙建清名义设立的为公司所用的账户，益海公司对此明知并通过该账户实际收到了郑仁伟和郑昊依约向其出借的款项，故益海公司对此负有偿还义务。虽然益海公司与郑仁伟的《借款担保合同》中确认其已收到的400万与实际出借的280万元不一致，但该事实不足以否定益海公司与郑仁伟及郑昊间发生借贷往来的事实，郑仁伟据此合同主张的就是280万元借款的剩余债权。至于案涉孙建清卡内的其余款项是否完全用于公司业务或被他人使用，则属于内部管理问题。如果涉及刑事犯罪，亦与本案无关，益海公司可以另案解决。因此，在本案中无须对益海公司财务账等进行专项审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上诉人益海公司的上诉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0元，由大庆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志刚
审判员 谭 弘
审判员 郑锦弘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