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民申79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李如，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代理人：曾国友，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系李如之子。
再审申请人李如因起诉曾志强、曾远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311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如向本院申请再审称：申请人不是以相同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再次提起诉讼，而是以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和确认，以及从法院档案室、公证处档案所查档调取的两份相同编号的(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实和两份同一日期签订的涉案《赠与合同书》落款处“曾招翻”与“曾招番”签名不相同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理由，和与前诉不相同的诉讼请求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一）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相同。申请人于2012年10月24日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提起（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案（下称111号案）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解除1996年5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2.判令曾志强、曾远洲返还编号为255××××号的房产；3.本案的诉讼费由曾志强、曾远洲承担。而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1.申请人可以不再履行1996年5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中的赠与义务；2.曾志强、曾远洲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天内归还占有的房产给申请人（房产证编号为：粤房字××号；原座落地点：深圳市××××，现座落地点：深圳市××××）；并交回该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给申请人；3.撤销申请人和曾玉春于1996年5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4.本案诉讼费由曾志强、曾远洲承担。由此可见，前诉是请求解除涉案《赠与合同书》，后诉是请求撤销《赠与合同书》和判令申请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书》；前诉的诉讼标的是编号为255××××号房产，后诉的诉讼标的是编号为265××××号的房产，编号并不相同，故两诉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均不相同。（二）申请人在起诉和上诉时所提交的新证据都是申请人在前诉判决后才发现的新证据，新证据与要证明的事实和理由是一致的，恳请再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并依法予以再审为盼。申请人补充提交的新证据即1996年5月8日签订的两份《赠与合同书》，落款处有五个人的签名，其中有一个人的签名不一致。在一审法院档案室查档调取的《赠与合同书》落款处签的名字为“曾招番”，而在深圳市龙岗公证处档案馆查档调取的《赠与合同书》落款处签的名字则为“曾招翻”。“曾招番”和“曾招翻”不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名字不相同，也没有身份证复印件在公证处存档佐证。基于上述两份《赠与合同书》落款处的签名不一致的事实，足以证明涉案两份《赠与合同书》均没有经过深圳市龙岗公证处公证，亦足以证明涉案(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所公证证明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不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不采信该公证书所公证证明的事项及事实，确认涉案两份《赠与合同书》没有经过深圳市龙岗公证处公证。（三）同一个公证处的同一个公证员，就同一个公证事项于同一个日期作出两份编号都是(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的公证书，但公证的内容不相同，且是虚假的，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与对方当事人在庭审确认（承认）的事实亦严重不符，违反了公证的基本要求：真实性与合法性。因此，该两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无论是适用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还是适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其都不具有公证效力。1.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签订涉案《赠与合同书》的当日只有李如和曾玉春两人到场，曾玉春确认是自己代曾志强、曾远洲和曾招翻在《赠与合同书》上签名按手印，曾招翻也确认其本人没有签名，是自己的老婆曾玉春代其签名按手印；1996年5月10日，深圳市龙岗公证处为涉案《赠与合同书》出具了一份编号为(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证明李如、曾招翻和曾玉春三人在公证员面前签订了《赠与合同书》；赠与的房产地址是：深圳市××××，房产证编号为265××××号。2.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的事实是：曾志强、曾远洲的母亲曾玉春承认自己代两个儿子和老公曾招翻在涉案《赠与合同书》上签名按手印；曾志强、曾远洲的父亲曾招翻承认自己没有在该《赠与合同书》上签名，是自己的老婆曾玉春代其签名的。3.涉案两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公证证明的事实是：在深圳市龙岗公证处档案所查档调取的一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证明是李如和曾招翻、曾玉春三人去到公证处，当着公证员的面签订了涉案《赠与合同书》；而在一审法院档案室查档调取的另外一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则证明是李如和受赠人曾志强两人去到公证处，当着公证员的面签订了涉案《赠与合同书》。根据以上事实的比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承认的事实相符，是真实的事实；而两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更与对方当事人承认的事实严重不符，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综上所述，申请人不是以相同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再次提起诉讼，申请人是依据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对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的事实和两份(96)深龙证内字第082号公证书所公证的事实，以及两份涉案《赠与合同书》落款处“曾招番”与曾招翻”签名不相同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且申请人是以不同的诉讼标的（前诉为返还编号为255××××号的房产，后诉是归还编号为265××××号的房产）、不同的诉讼请求（前诉是解除《赠与合同书》，后诉是撤销《赠与合同书》和不再履行《赠与合同书》）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故再审请求判令：1.撤销二审裁定；2.申请人可以不再履行1996年5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中的赠与义务；3.曾志强、曾远洲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天内归还占有的房产给申请人（房产证编号为：粤房字××号；原座落地点：深圳市××××，现座落地点：深圳市××××）；交回该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给申请人，以及按市场价格计算并支付占用该房产期间的租金给申请人；4.撤销1996年5月8日申请人李如和曾玉春（曾志强、曾远洲的母亲）签订的《赠与合同书》；5.本案诉讼费由曾志强、曾远洲承担。
根据李如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查明如下事实：李如分别从一审法院、深圳市龙岗公证处调取的《赠与合同书》（复印件）第三条均载明“赠与财产状况：赠与的房屋一层，地点在××××（一栋二层中的第一层），面积80平方米，房产证编号为265××××号。”
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李如在该案的诉请事项为：1.解除1996年5月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2.曾远洲、曾志强返还编号为265××××号的房产。李如提交的111号案开庭笔录（复印件）第4项载明“审：先由原告起诉，原告的起诉状内容有无变更或补充？原代：诉求第二项的房产编号为：265××××，其他与诉状一致。”李如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在该页笔录上予以签名。
针对111号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认为，李如与曾远洲、曾志强的法定代理人代表曾远洲、曾志强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亦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第三人利益，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自觉履行；李如诉求解除赠与合同并返还涉案房屋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证实，法律依据不足，依法应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李如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作出的（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进一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予合同则不适用该规定；涉案《赠予合同书》已经深圳市龙岗区公证处公证，故李如已丧失撤销赠予的权利；且该《赠予合同书》中未约定受赠人需履行的义务，李如主张受赠人未履行应尽的扶养义务、公证书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也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其上诉意见，应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的（2013）深中法民申字第190号民事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指的是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时，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不再履行”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直接等同于合同解除，故李如以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为由申请解除赠与合同，与法律规定不符，遂裁定驳回李如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深龙法地民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赠与合同书》系签订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亦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第三人利益，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自觉履行；李如诉求解除《赠与合同书》并返还涉案房屋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证实，法律依据亦不足。二审法院作出的（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98号民事判决进一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因涉案《赠予合同书》已经深圳市龙岗区公证处公证，故李如已丧失撤销赠予的权利。由此可见，李如基于与111号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相同的被告、相同的诉讼标的即涉案《赠予合同书》，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涉案《赠予合同书》和李如可以不再履行该合同约定的赠与义务，以及判令曾志强、曾远洲返还涉案房产，实质上是要否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11号案的裁判结果。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李如的起诉、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正确。
关于李如的第（一）点申请再审理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如在111号案主张返还的涉案房产的房产证编号为265××××，与本案主张返还的房产编号一致；且李如未提交相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另有一套编号为255××××号的房产，并且就是111号案主张返还的房产。关于李如的第（二）、（三）点申请再审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规定，因认为公证书内容存在错误、或者认为公证行为存在问题的，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综上所述，李如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如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七年二月××日
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