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津02行终1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娟，女，196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上诉人刘丽娟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行初26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丽娟于2016年4月24日以邮政挂号信方式向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邮寄了《天津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申请公开“处警单号120000201406130539400019010700的类别类型栏中写到的与20000140608223527025同一警情，学生家长与乐器老师之间因学费问题产生债务关系，进一步调查甄别处理。（该警情被事后归并，与接警单号为20000140608223527025的警情关联）的事实证据和依据”的信息。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4月25日收到了原告的上述申请，并于2016年6月3日作出津滨公答[2016]第9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和津滨公答[2016]第21号《不予公开告知书》。其中，津滨公答[2016]第9号《予以公开告知书》的内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经审查，现对你所提公开“事实证据”的申请作出答复，经审查，处警单号120000201406130539400019010700与接警单号20000140608223527025相互关联，系同一事由，被归并处理。”；津滨公答[2016]第21号《不予公开告知书》的内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经审查，你所提公开“依据”的申请，属于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不予公开。”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6年6月6日将上述告知书邮寄送达原告。原告对津滨公答[2016]第9号《予以公开告知书》不服，于2016年7月10日向天津市公安局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天津市公安局于2016年7月11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因案情复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6年9月9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并于同日将津公复延字[2016]127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邮寄送达原告。后天津市公安局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6]1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答[2016]第9号《予以公开告知书》，并于2016年10月11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答[2016]第9号《予以公开告知书》；2、责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处理；3、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6]1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另查，2014年6月8日，案外人张某报警称其嫂子刘某被孩子的音乐老师即本案原告刘丽娟诈骗57万余元。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下属的新村派出所于当日将上述报警受理为刑事案件（津滨公塘（刑）受案字[2014]8863号），建议进行立案侦查。后原告刘丽娟分别于2014年6月10日、11日退还35万、25万给案外人刘某，共计60万。后原告刘丽娟于2014年6月13日5时36分57秒拨打110报警，称被案外人刘某等人胁迫转账60万元。天津市公安局DS三台合一接警平台以原告的本次报警与张某2014年6月8日的报警系同一警情为由，进行了归并。新村派出所于2014年6月13日通知原告到该派出所，原告当日到达该派出所后，民警告知原告此次报警与2014年6月8日张某所报警情系同一案件，进行归并处理，并口头告知其张某所报警案件已于2014年6月8日受理，后原告在《执法信息公开情况记录表》中签字确认。2014年7月31日原告刘丽娟再次拨打110报警，称被刘某等人敲诈勒索60万元，新村派出所于当日受理了该案，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津滨公塘（刑）不立字[2014]12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对原告刘丽娟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31日的报警不予立案。原告刘丽娟对该《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先后提起复议、复核，该不予立案通知均被维持。后原告向天津市滨海新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但未获支持。又查，2016年1月5日原告以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2014年6月13日5时36分57秒的报警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诉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津0116行初3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津02行终28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7月21日以“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其2014年6月13日报警后只有一位警察出警且拖延2小时18分51秒才出警的行政行为违法”、“滨海新区公安局口头告知其‘该案2014.6.8已受理’的行政乱作为违法，并要求被告依法对此案予以立案审查”、“滨海新区公安局没有对‘该案2014.6.8已受理’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被告依法对此案予以立案审查”为由提起诉讼。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5日分别作出（2016）津0116行初128号、170号、182号行政裁定书，以被诉行为系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分别作出（2016）津02行终446号、447号、44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再查，自2015年10月至今，原告围绕其报警案件及案外人张某报警案件就报警后的接警、处警、案件登记、案件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等事项先后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及其塘沽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16件次、向天津市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5件次，共计141件次。其中，原告因对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及其塘沽分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不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32件次。原告因对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进而向法院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行政诉讼案件13件次。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因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2014年6月13日所报“被刘某等人胁迫转账60万元”及2014年7月31日所报“被刘某等人敲诈勒索60万元”的警情的处理结果不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继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经审查，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已对原告上述报警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原告对该通知不服，先后提起复议、复核及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均未被支持，原告如对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上述处理有异议，应当依法行使救济权利。但是，原告采取多次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继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引发了大量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现原告就包括涉案信息在内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处理其上述报警有关的信息向二被告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41件次，继而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通过反复大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继而提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期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给行政机关及人民法院造成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明显不具有诉讼的正当性与权力救济的必要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相悖，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丽娟的起诉。上诉人刘丽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定原审法院继续审理。理由是：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其是针对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作出的《予以公开告知书》提起的诉讼，该告知书与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是可诉的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合法性审查。上诉人申请的信息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并非为扩大影响。原审法院无权私自调取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二被上诉人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对上诉人报警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上诉人对该通知不服，先后提起复议、复核及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均未被支持。现上诉人采取多次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继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引发了大量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其起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相悖，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明显不具有诉讼的正当性与权力救济的必要性，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 伟代理审判员  吕本文代理审判员  张 杰二○二○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