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二中行终字第1234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田文莉，女，1976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运杰，男，1962年8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急救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项晓培，男，主任。
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20号。
法定代表人郁治，女，局长。
委托代理人阎军，男，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孙鑫，女，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上诉人田文莉因诉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西城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所作（2013）西行初字第4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4月3日，西城人社局制作了京西人社工伤认（1020T02412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工伤认定），该被诉工伤认定中主要记载着如下内容：“……申请人：田文莉……用人单位：北京急救中心……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左膝关节损伤……受伤害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申请人自述：“2012年3月31日上午，田文莉在北京急救中心发热组值班室门口摔倒，双膝着地受伤，上班时间同组人员可以证实摔伤，于2012年3月31日到北京市第二医院急救就诊，诊断为：左膝关节损伤。”2013年02月05日受理田文莉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调查核实情况如下：根据北京急救中心员工田文莉自述受伤害经过，我局于2013年2月6日向北京急救中心发送了关于田文莉申请工伤认定的《告知通知书》（京西劳社工字〈2013〉第056号），要求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局提供相关证据。该单位在《告知通知书》中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田文莉于2012年3月31日所受到的伤害不是工伤。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依法对该员工工伤认定申请给予确认。田文莉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通知书一式五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存档一份，送西城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西城区社保经办机构各一份、发田文莉一份、发北京急救中心一份……”。
北京急救中心不服上述具体行政行为诉至一审法院称：第一、西城人社局所作被诉工伤认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西城人社局根据田文莉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中的自述，认定其在“2012年3月31日上午在北京急救中心发热组值班室门口摔倒”，并在同日到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就诊，但根据北京急救中心《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二）》、《发热组出车登记表》及《发热组出车工作量统计表》所示，在2012年3月31日上午10：15至13：12，田文莉正在出车接运病人往返同仁医院与北京通州结核医院的途中，不可能在北京急救中心值班室值班，亦不可能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对于2013年3月31日上午出车一事，田文莉不仅在上述证据中签字确认，而且在2014年2月21日的庭审过程中多次明确认可，故田文莉所述受伤时间不实，西城人社局认定有误。其次，根据田文莉提供的两名同事的书面证言，西城人社局对田文莉的受伤时间、地点进行了确认并据此作出工伤认定。但事实上，西城人社局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前，曾就田文莉受伤一事向该二证人进行询问，两人均明确表示并未目睹田文莉的摔倒经过，更未在3月31日见到田文莉摔倒在值班室门口，得知其受伤也是事后听说，两人之所以出具证明仅因碍于同事关系帮忙。此外，两人还分别出具《情况说明》，对于该问题进行了澄清。在明知两证人无×证实田文莉受伤细节的情况下，西城人社局仍认定工伤成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再次，对于田文莉所言的曾于2012年3月31日至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一事，北京急救中心特意到该院进行调查，该院在《调查回复》及《补充说明》中明确指出：田文莉仅于2012年的2月4日、7月1日及9月8日来院就诊，并无3月31日的就诊记录。虽然田文莉曾出示该院3月31日的诊断证明，但根据西城人社局对该院医生卓世鹏及医务科樊荣的询问笔录，可知该诊断证明被证实系补开，且该院经查无3月31日来院就诊的相关信息后，亦明确对该日的所有诊疗证明不予认可。由此可知，田文莉并未在3月31日到医院就诊，西城人社局认定事实不清。最后，需要指明的是，田文莉在直接向西城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之前，还曾向北京急救中心提交申请，拟通过北京急救中心向西城人社局申报工伤。但在其向北京急救中心出示的申请表中，其表述的受伤日及就诊日均为2012年7月1日，与西城人社局最终确定的3月31日不符。第二、西城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并未尽到严格审查责任，适用法律亦出现错误。根据被诉工伤认定，西城人社局在阐述认定结论的作出理由时指出，西城人社局在收到田文莉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北京急救中心发送《告知通知书》，要求北京急救中心提供相关证据。“该单位在《告知通知书》中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田文莉2012年3月31日所受到的伤害不是工伤。”据此西城人社局得出结论，认定田文莉所受伤害为工伤。首先，在制定《工伤保险条例》的过程中，立法机关从保护职工权益及兼顾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视不同情况对认定标准做了差异化处理。如职工患职业病的，无需证明发病时间及地点，但对于职工在普通工作环境中出现的伤害，法律设置了严格的标准，即职工不仅需要证明系在工作时间受伤，且发生在工作场所内，还需要证明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未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均不能认定工伤。本案中，田文莉提出的3月31日确系工作时间，但鉴于31日上午田文莉在运送病患的途中，不可能在其所述的工作地点，当然更无证据证明田文莉系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并受到事故伤害。因此，西城人社局在尚未确认田文莉满足工伤认定条件的情况下，便贸然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田文莉系工伤，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其次，西城人社局作为一个行政服务主体，除了需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确认的行政职能外，还应作为服务机构为工伤申报程序提供便利。本案中，西城人社局向北京急救中心告知了举证期，西城人社局代理人当庭也认可北京急救中心的举证期限至少应计算到2013年2月22日。在该日期之前，北京急救中心依法调取了田文莉不可能在3月31日受伤的大量证据材料并先后四次向西城人社局提交，但西城人社局均无正当理由拒×接收，上述事实有北京急救中心向西城人社局提交证据材料被拒的录音资料予以佐证。第三、西城人社局认定田文莉系工伤的程序违法。首先，西城人社局违法作出两份案号相同、时间相同但内容不同的工伤认定结论。其中一份工伤认定结论认定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另一份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损伤。鉴于对受伤部位的认定是工伤认定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病害程度的判断，而且对于工伤待遇的享有及保险范围的承担均影响重大。对于上述内容的变更，并不同于一般的笔误或校对错误，应当依据法定程序释明原因并予以撤销后，再作出新的认定。然而本案中，对于两份不同内容的被诉工伤认定书，西城人社局并未作出任何解释，而对于受伤部位的变化，西城人社局更未释明结论调整的具体理由。西城人社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如此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理应依法对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予以撤销。其次，西城人社局非经法定程序撤销原结论，便作出新的认定，程序违法。再次，西城人社局据以认定工伤的案卷材料，明显有篡改之处。在北京急救中心代理人前往西城人社局处调卷所获的田文莉申报材料中，田文莉表述其“2012年3月31日上午摔倒，2012年7月1日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西城人社局在向北京急救中心送达的《告知通知书》中也对上述两个时间予以了认可，而西城人社局在本案中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的申报材料却表述为“2012年3月31日摔倒，2012年3月31日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可见，西城人社局接受的田文莉申报材料与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明显不同，其中必有一份系篡改。据此，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工伤认定。
2014年8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西行初字第414号行政判决认为：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西城人社局作为一级社会保险行政机关，基于田文莉所在单位注册于本辖区，对于田文莉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第二、结合本案，西城人社局认为田文莉的伤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故其应当就田文莉的伤情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承担举证责任。首先、综合分析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田文莉、北京急救中心所提交的材料及西城人社局工作人员经调查取得的材料可知，上述材料不能起到田文莉的伤情系因工作原因导致的证明作用。其次、通过分析西城人社局制作的《告知通知书》及被诉工伤认定可知，西城人社局对于田文莉的准确受伤时间认定不清。再次、现有证据中未有他人目睹田文莉于何时、于何地因何原因双膝受伤，并且田文莉本人认可2012年3月31日上午10点15分至13点12分期间其处于出车工作状态。综上，法院应当认定西城人社局认定田文莉的伤情属于工伤主要证据不足。第三、针对西城人社局作出两份相同案号、内容不同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作法，确实不妥，鉴于西城人社局送达第二份《认定工伤决定书》时已加以声明，故应当认定未对北京急救中心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侵害。但西城人社局在制作第二份《认定工伤决定书》时仍签署“2013年4月3日”的日期明显程序违法，法院依法应予纠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西城人社局所作被诉工伤认定事实依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工伤认定。
田文莉不服一审判决，以被诉工伤认定无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北京急救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急救中心同意原判。
西城人社局对原判亦有意见，但未上诉。
在一审期间，西城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
1、工伤认定登记表，证明田文莉于2013年2月4日向西城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2、证据材料清单，证明田文莉于2013年2月4日向西城人社局提交的申请材料情况；
3、《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田文莉工伤认定申请事项；
4、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北京急救中心的单位地址注册于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03号，属于西城人社局管辖范围；
5、田文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证明田文莉与北京急救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6、北京市第二医院诊断证明书（病案号10128255），证明田文莉2012年3月31日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诊查，临床诊断：左膝关节损伤；
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西城人社局于2013年2月5日受理了田文莉的工伤认定申请；
8、《告知通知书》及专递单，证明西城人社局已告知北京急救中心举证责任；
9、工伤认定过程中北京急救中心提交的材料，包括：《北京急救中心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举证》、田文莉申报工伤认定申请表、《调查回复》、张燕波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的《情况说明》、孔庆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的《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证明北京急救中心不同意认定田文莉的伤情为工伤的说明及提交的材料；
10、关于卓世鹏、李宏伟、樊荣各自的询问笔录，证明西城人社局于2013年3月8日向卓世鹏、李宏伟进行过调查，于同年3月14日向樊荣进行过调查；
11、关于张燕波、孔庆田各自的询问笔录，证明西城人社局于2013年3月13日向张燕波、孔庆田进行过调查；
12、关于田文莉的询问笔录，证明西城人社局于2013年3月22日向田文莉核实过情况；
13、被诉工伤认定，证明西城人社局于2013年4月3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14、送达回证，证明西城人社局向北京急救中心、田文莉送达了被诉工伤认定。
在一审期间，北京急救中心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
1、案号京西人社工伤认（1020T02412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
2、案号京西人社工伤认（1020T02412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损伤；
证据1、2证明西城人社局就同一事实先后作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决定书，程序违法；
3、田文莉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材料，包括：证据材料清单、2013年1月14日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组织机构代码证、田文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就诊日期为2012年3月31日11时30分的病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北京市第二医院诊断证明书（病案号10128255）、工伤认定受伤部位确认书、张燕波的证明、孔庆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证人身份证明。证明田文莉篡改了证据材料中的内容；
4、传染病转运组护士岗位职责；
5、《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二）》；
6、《发热组出车登记表》；
7、《发热组出车工作量统计表》；
证据4-7证明2013年3月31日10点15分至13点12分，田文莉正在出车接诊、接送病人往返同仁医院与通州结核病医院途中，不可能在北京急救中心值班室，也不可能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田文莉提交的北京市第二医院的诊断证明系伪造；
8、《调查回复》；
9、《补充说明》；
证据8、9证明田文莉2012年3月31日全天未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该日所有关于田文莉的诊疗证明该院不认可；同时证明田文莉2012年7月1日急诊外科未显示当日受伤、未显示因工作原因，不应认定为工伤；
10、张燕波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的《情况说明》；
11、孔庆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的《情况说明》；
证据10、11证明两位证人均未目睹田文莉摔倒过程，证明是在田文莉自述其因工摔倒并强烈要求的情形下出具的，与实际情况不符。同时证明田文莉自行涂改了证明的内容，两位证人对田文莉提交的证明内容不认可；
12、北京急救中心工伤申报认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及11张投票，证明北京急救中心工伤认定委员会经过认真调查、充分讨论、民主投票，全部不同意为田文莉申报工伤，该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单位制度和国家规定；
13、《北京急救中心工伤认定委员会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说明》；
14、《北京急救中心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举证说明》；
15、《北京急救中心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举证》；
证据13、14、15证明北京急救中心已按西城人社局要求提交了不为田文莉申报工伤的理由及材料；
16、录音资料，证明西城人社局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收取北京急救中心委托代理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不认为田文莉的伤情属于工伤的材料。
在一审期间，田文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除北京急救中心的证据材料16不能自行说明证据形成的准确时间，法院不予接纳外，北京急救中心的其他证据材料及西城人社局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故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2月4日，北京急救中心职工田文莉向西城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其提交的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组织机构代码证、田文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北京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北京市第二医院诊断证明书（病案号10128255）及病历、工伤认定受伤部位确认书、张燕波的证明、孔庆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证人身份证明。此次西城人社局作为证据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记载着如下内容：“事故时间2012.3.31”；“诊断时间2012.3.31”；“受伤害经过简述”部分记载着如下内容：“2012.3.31在北京急救中心发热组值班室门口摔倒，双膝着地。同车组人员可以证实，于2012.3.31到北京第二医院急诊就诊……”。北京急救中心提交了孔庆田及张燕波的证人证言，证人孔庆田系北京急救中心的司机，证明“同车组人员田文莉于2012年7月1日上午在发热组值班时，摔倒在值班室门口，出现双膝关节肿胀”。证人张燕波系北京急救中心的医生，证明“同车组人员田文莉在2012年7月1日上午在发热组值班时，摔倒在值班室的门口”。此后，田文莉称经过孔庆田、张燕波的同意后，将上述证明中的“7月1日”均更改为“3月31日”。
同年2月5日，西城人社局审查了田文莉的申请材料后，认为符合工伤认定受理的条件，予以受理。随后，西城人社局向北京急救中心送达了《告知通知书》，《告知通知书》中记载着如下内容：“……北京急救中心：你单位职工田文莉自述：“2012年3月31日上午，田文莉在北京急救中心发热组值班室门口摔倒……于2012年7月1日到北京市第二医院急救就诊……请你单位接到本通知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说明未提出对田文莉工伤认定的理由、或相关举证材料。如逾期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我局将依法对其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在举证期限内，北京急救中心向西城人社局提交了《北京急救中心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举证》、田文莉申报工伤认定申请表、《调查回复》、张燕波、孔庆田的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北京急救中心关于对田文莉同志工伤认定不予申报的举证》中记载着如下内容：“……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告知通知书》要求，我单位就未提出对田文莉工伤认定的理由说明并举证如下：一、根据《告知通知书》，田文莉自述“2012年3月31日上午”受伤。而田文莉向单位提出申请工伤认定时所述受伤时间为“2012年7月1日”，与其个人向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时所提供受伤时间不符。田文莉从未向单位提出“2012年3月31日受伤”的工伤认定申请。举证材料参见其本人填写并提供给单位的申报工伤申请表（附件1）。二、田文莉向单位提出申请工伤认定时自述2012年7月1日受伤，并于当天到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就诊。但该同志未向单位提供就诊当日原始病历记录和诊断证明，出具的诊断证明为2012年12月份补开。根据我单位到北京市第二医院调查结果，田文莉2012年7月1日到该院就诊时，双膝关节已磕伤2个月，与其向单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所述“2012年7月1日”受伤时间不符。另外，田文莉2012年共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3次，2月4日与9月8日就诊于妇科，7月1日就诊于急诊外科，并无3月31日的就诊记录（附件2）。三、根据《告知通知书》，田文莉自述“上班时间同组人员可证实摔伤”。我单位职工孔庆田、张燕波与田文莉同组值班，2012年12月田文莉要求两人出示证实其摔伤的证明，证人并未目睹其摔伤，碍于面子按田文莉要求出示受伤时间为2012年7月1日的证明，并提交给人事科。后田文莉要求证人将受伤时间改为2012年3月31日，两位证人拒×，从未给田文莉出示2012年3月31日受伤的证明（附件3）……”。
田文莉申报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记载着如下内容：“事故时间2012.7.1”；“诊断时间2012.7.1”；“受伤害经过简述”部分记载着如下内容：“2012.7.1在北京急救中心发热组值班室门口摔倒，双膝着地。同车组人员可以证实，于2012.7.1到北京第二医院急诊就诊……”。
北京市第二医院的《调查回复》中记载着如下内容：“……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经我院调查核实，情况如下：患者田文莉，女，门诊病历号10128255，2012年共在我院就诊3次。2012年2月4日，就诊于我院妇科门诊……2012年7月1日，就诊于我院急诊外科。患者提供病史：双膝关节磕伤2月，左膝关节活动受限……2012年9月8日，就诊于我院急诊妇科……”。
张燕波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着如下内容：“……田文莉于2012年12底，应人事科要求，让我本人为其出据自述在2012年7月1日摔在值班室门口的证明（其摔伤过程本人未见）。后又于2013年1月份要求我为证明改受伤时间。我未为其出据她本人所述的2012年3月31日受伤的证明……”
孔庆田的《情况说明》中记载着如下内容：“……2012年底，护士田文莉对我说，你帮忙开一张我摔伤的证明。我说可以。她拿出一张事前写好的东西，让我抄一遍。我一看，上面写的是摔伤的经过。上面写的是7月1日摔伤的，我一看有这么一回事，但摔倒的经过我没有看见，出于同事关系我就抄了一遍并签上了字。前些日子护士田文莉打电话找我说她摔伤的日子记错了是2012年3月31日，要求我改一下，我没有给她出具3月31日的证明也没有签字……”。
2013年3月8日，西城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北京市第二医院的卓世鹏、李宏伟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同年3月13日，西城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张燕波、孔庆田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孔庆田在询问笔录中表示系听说田文莉摔倒之事，未曾目睹；张燕波在询问笔录中表示其未曾听说过田文莉摔倒之事，也未目睹过，为田文莉出证主要是出于同事面子问题。同年3月14日，西城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北京市第二医院的樊荣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樊荣在询问笔录中明确田文莉提交的北京市第二医院诊断证明系“我们医生开具的，盖的也是我院章，但经查无相关就诊信息，我院不予认可”。
同年4月3日，西城人社局作出认定“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的京西人社工伤认（1020T02412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4月11日、15日，西城人社局分别向北京急救中心及田文莉送达了该被诉工伤认定。同年4月23日，西城人社局向北京急救中心送达了认定“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为左膝关节损伤”的京西人社工伤认（1020T024125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时在送达回证的备注部分声明：1、声明2013年4月11日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废；2、此《认定工伤决定书》为更正后《认定工伤决定书》。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西城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行政职权。
西城人社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认为田文莉于2012年3月31日发生工伤，但对于田文莉的受伤时间系2012年3月抑或2012年7月问题，田文莉对此陈述前后并不一致，其亦将工伤认定申请表等材料的工伤发生时间从2012年7月更改至2012年3月。且田文莉就诊医院出具的证明、北京急救中心提供的《发热组出车登记表》、张燕波、孔庆田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均与西城人社局认定的工伤发生时间不符。现一审法院认为西城人社局认定田文莉受伤时间不清，被诉工伤认定证据不足并无不当。另西城人社局在被诉工伤认定书送达程序中，存在送达两份案号相同、送达日期不同但落款日期相同，内容又不相同工伤认定书的问题，显属程序违法。现一审法院以西城人社局所作被诉工伤认定事实依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工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田文莉的上诉请求，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不充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田文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 勇
代理审判员 刘天毅
代理审判员 陈 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马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