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彪，男，197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南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刘丽涛，安徽丽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东东，男，1984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韩蓓丽，浙江均思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刘彪因与被上诉人张东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开始，应刘彪的要求，张东东对刘彪的车辆进行维修。2015年8月14日，经杭州市萧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张东东、刘彪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自愿接受调解，作一次性处理，今后无涉；2.双方经过协商，由刘彪支付给张东东汽车修理费245200元，于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100000元，于2016年2月1日前支付45200元，于2016年5月30日前支付余款100000元；3.张东东把车辆归还给刘彪。签订上述协议后，张东东将留置的修理车辆还给刘彪，但刘彪至今分文未付。故张东东起诉要求：刘彪支付张东东维修费245200元，并赔偿其中1000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45200元自2016年2月2日起，另100000元自2016年6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签订调解协议后，刘彪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张东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且未加重刘彪的负担，该院予以支持。刘彪关于本案的调解协议书是在派出所胁迫下签署的，其并非适格被告等抗辩意见，均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刘彪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张东东维修费245200元，并赔偿其中1000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45200元自2016年2月2日起，另100000元自2016年6月1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刘彪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4元，减半收取2527元，由刘彪负担。张东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刘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上诉人刘彪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此案涉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上诉人刘彪支付被上诉人张东东车辆维修费用245200元，但协议中并没有对维修车辆型号、号牌、数量等维修事项进行明确，更没有注明张东东所维修车辆的所有人，虽双方达成协议，但该协议内容不完整。另外，协议中约定“张东东把车辆归还给刘彪，但张东东维修多少车辆，暂扣多少车辆，车辆是否已返还等均没有查明，同时在协议签订时上诉人刘彪也索要过维修车辆的发票，而被上诉人张东东未举证维修车辆的发票与维修清单明细，故认定刘彪承担车辆维修费，明显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认定相关事实证据不足，张东东应当提供车辆维修的正式发票。1、本案作为承揽合同纠纷，张东东作为提供维修服务的人员，起诉索要维修费用，除了举证调解协议书，还应当提供车辆维修发票，作为要求上诉人付款的凭证。上诉人愿意支付款项，但被上诉人应当为上诉人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发票应当记载维修车辆号牌与维修事项、费用等，这是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要求，也是交易习惯中的情形，应当把开具发票仅作为提供服务者的一项合同随附义务对待。同时，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根据以上规定，发票不仅是作为收付款凭证，也是销售方的义务。2、被上诉人所维修的车辆均投保有商业险，对于车辆维修费用均是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给付维修保险金，如张东东无法提供正式维修发票，则车辆维修费用必然无法进行保险理赔，刘彪支付维修费用后无法行使进行保险理赔金的追偿权，其合法权益必然遭受损失。三、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利息损失没有依据。上诉人刘彪愿意支付维修费用，但因被上诉人张东东一直无法提供维修发票，故而无法进行给付，张东东在一审开庭时当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既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不当。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东东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彪辩称：一、张东东与刘彪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刘彪应当按照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刘彪作为车队的负责人，将车队的车辆交给张东东修理，之后因为刘彪拖欠修理费不付，张东东留置了一辆车，双方发生纠纷后才在萧山××××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该份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对维修车辆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维修费用和付款时间做了约定。刘彪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订该份调解协议书，应当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付款义务。虽然调解协议中没有写明维修车辆的型号、号牌、数量等，但这并不影响该调解协议书发生效力。刘彪未能举证证明在签订调解协议时系非自愿，而该协议的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二、提供维修发票并非是张东东和刘彪之间承揽合同关系成立的必备要件，也不是刘彪付款的前提条件。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是合同一方须提供发票，而刘彪与张东东之间也没有提供发票的约定。实际上，刘彪找张东东修理车辆时，张东东已经向刘彪说明过没有维修发票。既无法定又无约定，刘彪现在以此为借口不履行付款义务，实是违反诚实信用的违约行为。另外车辆购买商业险需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下并符合理赔条件，保险公司才会理赔。无论张东东是否提供维修发票，刘彪在张东东处维修的车辆本来就是无法得到保险理赔的。现在刘彪称无法进行保险理赔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维修发票，是为自己不履行付款义务找的借口。三、张东东要求刘彪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张东东因为刘彪不按约付款的行为，产生了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要求刘彪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有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三、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现在央行的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为年利率4.35%，在此基础上加收30-50%，则逾期利率为5.655%-6.525%。因此，参考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东东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刘彪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刘彪的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东东与刘彪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由刘彪分期支付给张东东汽车修理费共计245200元。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自愿达成，意思表示真实，应确认有效。人民调解协议书未对维修车辆型号、号牌、数量等事项予以明确，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刘彪以协议内容不完整为由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其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彪在张东东未提供维修发票、维修清单的情形下是否有权拒付维修费。对于张东东是否已提供维修清单双方存在争议，提供维修清单、开具维修发票应属于双方交易过程中的结算方式。开票与付款的时间先后事宜应由双方约定，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由张东东先开具发票，刘彪再行支付维修费的约定。在双方对此无约定的情形下应根据法律规定处理。开具发票与支付维修费系双方各自的义务，因双方未约定先开票后付款，刘彪提出的由张东东提供相关票证的请求，并不能对抗张东东享有的付款请求权。据此，刘彪以张东东未提供车辆维修发票为由拒付维修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判决刘彪支付维修费245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彪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4元，由刘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