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02民9039号
原告：孙唤春，男，197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代理人：孙冬冬，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合肥市瑶海区。
负责人：桂韩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佟宇，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浩，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唤春诉被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唤春的委托代理人孙冬冬、被告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佟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唤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8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绩效工资9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2007年8月—2016年7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4、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10000元/月×11个月）；5、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0元（10000元/月×9个月）。事实与理由：2007年8月1日原告到被告处入职，从事客户经理岗位。原告入职后至今被告在工作期间每天对原告进行考勤，工资按月发放，原告兢兢业业，每天按时上班，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原告的工资从最初入职的一两千元涨至两万余元，业务能力有目共睹。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从入职时起至今被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更令人愤慨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榨取剩余价值，2016年年初被告无正当理由降低了原告的工资待遇，导致原告家庭生活经济压力大。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与之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补缴社保、提高工资待遇，均被无情拒绝。以克扣员工工资为手段来降低经营成本，使原告感到这样的企业已无任何存活的希望，原告毅然决然决定离开被告，以另谋发展。2016年8月10日原告因急于拿到离职证明，被迫与被告签订了《解除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书》，但原告的工资并未结清并拖欠至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依据《经纪人管理条例》签订的《代理合同》是在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明确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依据，应当作为确认双方当事人关系重要证据使用。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分别于2007年8月1日、2007年12月29日、2008年5月30日、2010年1月1日签订了《代理合同书》，2010年11月30日、2011年12月1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书》，并于2012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13日签订了《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上述合同充分证明：被答辩人进入答辩人单位工作以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署的都是《委托代理合同》，双方仅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应当由相关民事法律来调整。被答辩人早在2007年8月1日入职时所签署的《代理合同书》就明确约定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且，之后的代理《委托代理合同》、《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等均约定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自2007年至2016年离职期间一直以证券经纪人身份从事代理工作，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建立了较稳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证券人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公司员工或者委托公司以外的人员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委托公司以外的人员的，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证券经纪人形式进行，不得采取其他形式。前款所称证券经纪人，是指接受证券公司的委托，代理其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的证券公司以外的自然人。”从《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证券经纪人只能是证券公司的代理人而不能是员工或居间人，证券公司委托公司以外的自然人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只能采取证券经纪人的形式，不能采取居间人等其他形式。证券公司与证券经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证券经纪人应根据证券公司的授权开展范围内开展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证券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超出授权范围的行为，证券经纪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答辩人按照《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被答辩人工作报酬，双方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关系已被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被答辩人按劳动合同关系请求确认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答辩人支付相关赔偿金（社保金、未签署劳动双倍收入、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加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事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成为该单位的一员，承担一定的工种、岗位或职务工作，并遵守所在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即：劳动关系的双方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劳动者每月所取得的报酬及工作的时间是相对固定。本案中，被答辩人为答辩人提供的服务仅限于客户招揽、客户服务；而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隶属性，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同时，从2013年3月——2016年9月业绩发放明细表、被答辩人在职期间的最高和最低代理费收入及被答辩人的在答辩人处的收入清单看，被答辩人从答辩人处领取的收入每月是不相同的、并且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悬殊很大（月收入在最低33.70元人民币与最高16953.93元），即：被答辩人收入与员工标准不同，其工作薪酬是按照《证券经纪人代理合同》的约定根据业绩情况取得的；换句话说，被答辩人具有证券经纪人从业资格，是以其专业知识或技能为答辩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并非是答辩人管理的对象；被答辩人是无固定底薪的，其取得报酬是基于其工作成果（或业绩）而不是工作时间，答辩人是按照《证券经纪人管理办法》的规定按月发放给被答辩人相应的收入的，也是答辩人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委托人义务；答辩人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被答辩人支付代理费用，并非按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发放。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中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主动提出解除《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是因个人原因，答辩人按照正常流程办理了解除合同关系并出具了《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证明》，答辩人无承担民事义务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被答辩人于2016年8月10日向答辩人提交了《证券经纪人解除代理合同审批确认表》，明确了“因个人原因解除代理合同关系并结清了代理期间的全部代理费用”，被申请人按照公司程序由各部门签字确认后当日签订了《解除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书》，并出具了《解除代理合同证明》。答辩人认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已解除，被答辩人以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答辩人并无过错，答辩人没有向被答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争议事实的质证、认定情况，孙唤春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企业基本信息表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证据二、工作牌（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三、打卡机、考勤表，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考勤管理的事实。证据四、宣传册、工资发放明细，证明原告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组成部分的事实；被告按月发放工资给原告的事实。
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对孙唤春提交的证据分别质证如下：1、对证据一身份证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如果是真实的，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无异议。2、对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证券从业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业人员必需佩戴展示牌。3、对证据三、打卡机、考勤表是一个培训记录，不是考勤，证明目的不成立，被告并没有对原告进行考勤，是行业协会的要求。4、对宣传册三性无异议；对工资发放明细，并不是工资发放表，是佣金发放表，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组成部分的事实。
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对其答辩意见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答辩人社会统一信用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目的：被告是本案的适格资格。第二组证据：1、答辩人分别于2007年8月1日、2007年12月29日、2008年5月30日、2010年1月1日签订的《代理合同书》，2010年11月30日、2011年12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书》及2012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各一份；2、原告的劳务报酬完税凭证复印件一份。3、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目的：1、自原告进入被告单位工作以来，原告与被告所签署的都是《委托代理合同》，双方仅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应当由相关民事法律来调整；2、2007年8月1日入职时，所签署的《代理合同书》就早已明确约定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进一步约定原告按照《联合证券经纪人管理办法》的规定按月领取相应的收入。3、以后的代理《委托代理合同》、《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等均约定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4、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已被合肥市瑶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按劳动合同关系请求确认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相关赔偿金（社保金、未签署劳动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三组证据1、2013年3月——2016年9月业绩发放明细表、原告在职期间的最高和最低代理费收入及原告的在被告处的工资清单各一份；2、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向被告提交的《证券经纪人解除代理合同审批确认表》、《解除证券经纪人解除代理合同审批约定书》及《解除代理合同证明》各一份。证明目的：1、原告从被告处领取的收入每月是不相同的、并且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悬殊很大；2、被告是按照《证券经纪人管理办法》的规定按月领发放给原告相应的收入的，也是被告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委托人义务；被告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代理费用，并非按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发放。3、原告的离职符合双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被告也向原告出具了《解除代理合同证明》，并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解除证券经纪人代理合同审批约定书》，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已解除。4、原告以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并无过错，被告没有向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孙唤春对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分别质证如下：一、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二、对第二证据中的第一项证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被告虽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书，但签订该合同后，原告进入被告处上班，上班后，被告所有的规章制度均适用于原告，双方已经形成了隶属关系。劳务报酬完税凭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原告提交的工资表上明确反映出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报酬就是工资，再结合被告所提交的两份完税证明，恰恰证明了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对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该份仲裁裁决书只能证明仲裁委员会已对双方的争议进行了仲裁前置程序，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对仲裁裁决所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因为本案已进入诉讼程序。三、对第三组证据业绩发放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仅凭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工资的高低，应当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下发的劳动社部发【2005】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第一项的规定，其中第一小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项用人单位依法制定了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第三项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综合本案，原、被告之间虽然签订了多份的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书，但原告入职后，双方之间的关系明显已经同时符合了上述三项条件，故双方之间应当是劳动关系，而并非是代理关系。2016年8月10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证券经纪人解除代理合同审批确认表》、《解除证券经纪人解除代理合同审批约定书》及《解除代理合同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原告急于拿到离职证明书而被迫所签，同时该组证据其本质上和之前的代理合同性质是一样的，其并不能否认双方已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
本院认证如下：因双方对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有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隶属性，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根据本案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结合其他证据可以反映孙唤春为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提供的服务仅限于客户招揽、客户服务方面，孙唤春的报酬也是基于其工作成果（业绩）而不是工作时间，劳务报酬的发放并不是固定数额，同时，孙唤春不能证明其在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有直接的上级领导，没有确定的职位级别。另孙唤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是以其自己的技能、知识为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提供服务，自行承担法律风险。因此，双方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中管理与被管理的身份。尽管孙唤春在工作过程中接受了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的培训，但培训是为了提高代理人的素质和工作质量，并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理由。
另，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的构成要件，应为合法有效。从合同的约定来看，双方之间也是委托代理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孙唤春作为取得经纪人证书的专业人士，签订合同时已经知晓上述内容，在合同上签字确认，说明其同意接受合同条款的限制，愿意按照委托代理关系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综上，从双方签订合同、工作内容、接受管理的程度以及取得劳务报酬的依据等来看，孙唤春与华泰证券安徽分公司不具备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无劳动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唤春的各项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邹莹玖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卫 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