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7民终7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林，男，196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内蒙古宣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
负责人：王铁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法务经理。
上诉人王林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产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2016）内0723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富、王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财产保险公司给付王林保险赔偿金1792800元。事实和理由：王林投保的大豆种植于山坡，2015年种植期接连发生春涝、雹灾、旱灾，灾情十分严重。根据王林提供的证明等证据及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够证明大豆受灾程度为濒临绝产，大豆的损失比例为90%，故一审法院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认定大豆所受损失的比例为80%，显属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王林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除与上诉意见一致外，另外，财产保险公司确定理赔比例40%，符合当地农业主管部门所确定的损失标准。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依法不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林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财产保险公司给付王林保险赔偿金32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王林在财产保险公司处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王林应提供证据证明大豆遭受自然灾害后的损失亩数和损失程度。关于大豆损失亩数的问题，鉴定机构对诺敏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存在语法、词句理解上的错误。鉴定机构现场查勘时只是定了四个点，并没有对各地块进行测亩，故鉴定意见表述的9960亩大豆田全部是山坡耕地，依据不足。关于大豆损失程度的问题，鉴定机构使用”文证审查”方式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与《农作物灾害损失鉴定证明》确认的损失程度为31%-65%相对抗。因”文证审查”，不属于农业司法鉴定的方法，也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和要求，没有采用任何符合国家法定标准或部门（行业）鉴定标准，其结论必然无效。只有经过测亩测产作出的司法鉴定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农作物灾害损失鉴定证明》与《大豆保险定损清单及赔偿明细表》相互印证，涉案大豆的损失程度为31%-65%。综上，鉴定机构未对涉案农作物进行勘测，也没有鉴定标准，司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故一审法院依据该鉴定意见作出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
上诉人王林答辩称，关于大豆受损的面积问题，财产保险公司对王林投保大豆面积为9960亩的事实无异议，对于实际受灾的面积有异议。王林的耕地都属于山坡地，大豆经过多次灾情，当年仅收入二十余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的照片等证据，根据保险合同及保监会的相关条款，如果灾情达到80%可以认定为全损，故大豆的受损面积应为9960亩。关于大豆损失程度的问题，鉴定机构作出大豆的损失程度达90%是正确的。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农作物灾害损失鉴定证明》确定的损失比例，因没有鉴定专家，也不符合相应鉴定要求，因此不能以此对抗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财产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对免责条款未向王林进行提示和告知，故一审法院不应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确定损失程度为80%。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王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要求财产保险公司给付王林保险赔偿金17928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9日，王林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保险》，合同约定：王林所种植的9960亩大豆由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种植保险，按照生产成本确定的保险金额为1992000元，单位保险金额为每亩200元，每次事故的起赔线为20％，保险费率为7.50％，保险费为149400元。该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40％、地市财政补贴4％、县（区）财政补贴6％、农户自缴10％。保险期间自2015年6月1日零时起至2015年9月30日二十四时止。合同还明确约定：”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本保险单所适用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第三十八条附表三《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中对大豆生育期及赔偿比例明确约定：”出苗-
分枝期赔偿比例为60％，分枝-开花期赔偿比例为70％，开花-结荚期赔偿比例为80％，结荚-成熟期赔偿比例为90％，成熟-
收获期赔偿比例为100％”。王林于2015年6月29日向财产保险公司足额缴纳了保险费，同日，财产保险公司向王林出具了保险单。2015年6月至8月期间，因王林所种植的大豆耕地遭受雹灾、旱灾，遂向财产保险公司报险，财产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勘、拍照。由于双方对理赔的亩数及损失程度的比例未能达成协议，王林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9960亩大豆，按90％的比例支付其赔偿款人民币1792800元。王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于2016年4月19日、2016年5月6日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财产保险公司对该案的理赔案卷宗资料、调取王林耕地所在地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地区当年受灾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法院依法调取了财产保险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对王林投保的农作物受灾现场查勘时所拍摄的94张照片、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王林于2016年6月2日向法院递交对其投保的农作物受灾亩数及损失程度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在征得王林、财产保险公司双方同意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情形下，依法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10月18日出具了黑求农技（2016）农技文鉴（意）字第54号农业技术文证审查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旗农牧局”的《证明》：”6月至7月中旬40多天无有效降雨”。期间为大豆生长”开花结荚期”。属大豆需要”水分和养料”最多的时期，花荚期出现干旱，易造成花、荚脱落，可导致减产、绝产。依据诺敏镇人民政府的《证明》：”2015年诺敏地区灾情严重，春涝、雹灾、旱灾，受灾面积315798.6亩，其中部分山坡耕地濒临绝产”。王林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均属于林场”山坡耕地”，其受灾程度应为”濒临绝产”。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种植业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第二款”附表三”3款的内容，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被鉴定的大豆田正值生育期的”开花结荚期”，其赔偿比例应属于90％理赔标准。财产保险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鉴定王林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受灾程度为”濒临绝产”及赔偿比例应属90％理赔标准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书第9页分析说明第（四）部分所列”鉴定依据及标准”共计12项中有多项文证是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一致认可或者是与本案无关联或者法院没有认定真实性的证据。鉴定意见书以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能确定的文证为依据而进行鉴定，其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法院书面通知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该鉴定机构负责人郑某、鉴定人王某到庭证实：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委托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法院委托书、司法鉴定出庭函、关于对鉴定意见书加盖钢印的补正书、出庭鉴定人鉴定资质证书，证明该鉴定机构是受法院依法委托接受鉴定及鉴定人具有相关鉴定资质的事实。同时证明其鉴定程序及鉴定依据主要是根据法院提供的所有卷宗材料并由鉴定人亲自到王林受灾的耕地现场进行了现场核实后，作出文证审查的鉴定意见。王林为此次鉴定支出鉴定费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林要求财产保险公司按90％比例承担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的约定及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植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王林将其种植的9960亩大豆在财产保险公司进行了投保，并足额向财产保险公司缴纳了保险费，财产保险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理赔责任。王林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经鉴定，均属于林场”山坡耕地”，其受灾程度应为”濒临绝产”。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第三十八条附表三”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中明确约定：被鉴定的王林大豆田正值生育期的”开花结荚期”，其赔偿比例应属于80％理赔标准。王林的经济损失应为200元（单位保险金额为每亩200元）×80％×9960亩＝1593600元。王林主张财产保险公司应按其所投保的9960亩耕地按90％比例赔偿其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超出双方合同约定，对超出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黑求农技（2016）农技文鉴（意）字第54号《农业技术文证审查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分。财产保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王林人民币1593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6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负担12231元，由原告王林负担1529元；鉴定费500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林与财产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王林投保的大豆在保险期限内遭受自然灾害，财产保险公司应对王林的损失进行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财产保险公司应当给付王林保险赔偿金的具体数额。
首先，关于涉案大豆受灾亩数的问题，根据诺敏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及鄂伦春自治旗当地的实际情况，2015年种植期内，诺敏地区灾情十分严重。根据农作物生长的普遍规律，农作物连续遭受涝灾、雹灾后，在六、七月份，农作物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又遭受旱灾，受灾覆盖面广。根据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第三十条关于”保险农作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损失程度在80%（包含80%）以上的，即视为全部损失”的约定，王林提供的丰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谢某等证人证言，其投保的9960亩大豆，当年出售大豆所获收入为二十多万元，根据当地大豆通常的亩产数量及单价，王林投保的大豆损失程度高于80%，故王林投保的大豆应视为全部受损。结合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王林投保的大豆受灾程度为”濒临绝产”，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林的大豆受损亩数9960亩，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涉案大豆损失比例的问题，财产保险公司主张损失比例为40%，王林主张损失比例应为90%。根据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关于”保险人接到发生保险事故的通知后，应当及时进行现场查勘，会同被保险人核定农作物的受损情况，保险人不得主张对受损的保险农作物残余价值的权利。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可以采取抽样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核定保险农作物的损失程度，采用抽样方式核定损失程度的，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抽样技术规范”的约定，大豆受灾后，王林及时报险。王林报险后，财产保险公司负有现场查勘及核损义务。财产保险公司到现场后，拍摄照片94张，并未测亩测产，也未对其确定的损失比例形成书面材料。财产保险公司核定损失比例为40%，因财产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定的损失比例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抽样或者其他方式的技术规范，故对财产保险公司确定的损失比例，本院不予采纳。王林对涉案大豆的受灾程度进行鉴定，而非对具体的赔偿比例进行鉴定，故王林要求财产保险公司依据鉴定机构确定的赔偿比例90%进行理赔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维护。本院认为，保险条款即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涉案大豆在六、七月份遭受旱灾，大豆处于开花-
结荚期。根据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中关于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的约定，开花-
结荚期的赔偿比例为80%，及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判令财产保险公司按照80%赔偿王林的损失，并无不当。
最后，财产保险公司对大豆的受灾情况核损时，除照片外，未能形成现场勘查报告，亦未对大豆受灾的整体情况作出详实的记载。双方因大豆受灾亩数及损失比例产生纠纷，王林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权申请鉴定。鉴定机构采取文证审查方式，并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运用科学手段，作出鉴定意见，并无不当。财产保险公司认为鉴定程序违法的依据不足，故本院对财产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同时，二审审理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申请对涉案土地的性质进行鉴定，即王林投保的9960亩地其中山坡地及平地的面积和亩数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因涉案土地的性质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故对财产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王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2.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洪波
审判员 王丽英
审判员 印 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