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31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投资咨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梁冠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广东华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佛山市亨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谭国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杰，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芷茜，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投资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佛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亨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亚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12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佛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604民初1201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佛投公司无需向亨亚公司支付讼争欠款。3.判令由亨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明显错误。
（一）本案既然是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则亨亚公司行使案涉追偿权利的基本前提便是佛投公司与中国银行汾江支行（以下称“汾江支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中，截至一审辩论终结止，亨亚公司仍未能提供相关划款凭证以证明汾江支行当时已经向佛投公司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故本案的借贷事实属于严重不清。
（二）汾江支行作为一家专业的银行金融机构，其贷款发放的每一个流程步骤都应当有严格的要求。另外，亨亚公司所主张的案涉借款本金数额极其巨大，完全可以排除现金发放的可能性。如此，若汾江支行确实履行了实际发放贷款的义务，不可能无法提供相应划款凭证，无须一审判决进行纯主观的推定。足见本案认定原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
（三）亨亚公司所提交的“中国银行佛山分行收入传票”，显然不具有推定汾江支行已向佛投公司实际发放贷款的证明力。首先，该传票记账主体为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并非汾江支行，两者并非同一法律主体；其次，该传票并无记载合同编号，根本无法关联本案的债权；最后，该传票属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单方面制作的内部记账资料，并无相应划款凭证予以佐证，也无佛投公司的盖章确认，不可以作为一审法院推定贷款已经实际发放的依据。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2004年6月25日，汾江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称“广州信达”）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包括讼争债权在内的7笔债权转让给了广州信达，并在2005年1月10日在“羊城晚报”登报公告，一审法院为此适用了《最高入民法院关子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并认定汾江支行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据佛投公司了解，“羊城晚报”并非省级报刊，更非省级或省级以上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便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在“羊城晚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也不能适用以上规定，更不能以此推定为汾江支行履行了通知佛投公司的义务。
（二）一审判决仅仅根据所谓的“被告还款”以及“确认欠款”的行为便推定贷款已实际发放的“可能性较高”，显然这样的推定，就连一审法院自己也觉得无法达到民事诉讼法要求的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要求，属于非常牵强的推定，而且该推定明显也是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的。
三、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审判逻辑混乱不清，罔顾案件证据与事实，完全凭借法官的主观臆测进行判决。
（一）亨亚公司主张行使由借款合同关系衍生出来的追偿权，但连原债权人汾江支行是否已向佛投公司实际发放讼争借款本金的基本事实都无法举证证明，换而言之，亨亚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原借款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即其所主张的追偿权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更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的借贷事实认定不清，佛投公司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多次强调并要求亨亚公司提供相关划款凭证，但一审法院却置若罔闻，更是直接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由佛投公司承担全部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属于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审判逻辑混乱不清，完全凭借法官的主观臆测进行判决，这样的判决结果既缺乏公平、公正，更难以让人信服。
（二）借款合同关系属于典型的实践合同，仅有借贷双方的合意，若没有发放借款本金的行为，借款合同本身就是无效合同，可见有关放款凭证，是作为认定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的关键性证据。而且，案涉《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第九条也明确约定，“合同自拆借款项划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起生效”，即该拆借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在条件未成就之前，该拆借合同并不发生法律效力，但亨亚公司由始至终并未举证证明该生效条件已经成就。然而，一审判决却故意避开审查案涉《外汇资金拆借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问题，而是以所谓的“被告还款”以及“确认欠款”的行为直接推定债权的有效性，明显属于错误审判、错误判决。
（三）一审判决以佛投公司并未提供反驳证据为由，直接对原借款关系的有效性予以确认，纯属举证责任分配明显错误。既然亨亚公司主张讼争债权的成立并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当由亨亚公司承担相应举证义务，否则，应当由亨亚公司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非先入为主，将原本属于亨亚公司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佛投公司。
四、案涉债权明显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同时也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依法不再受人民法院保护。
（一）根据亨亚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亨亚公司于2002年10月18日向佛投公司送达了《催收贷款通知书》，2005年1月10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中间间隔时间已明显超过两年法定诉讼时效，而亨亚公司主张2004年10月10日向佛投公司邮寄了《催收贷款通知书》，但佛投公司并未收到该通知书，更无任何证据显示佛投公司已经签收，一审法院将亨亚公司邮寄《催收贷款通知书》行为（而不论佛投公司是否已经收到该通知书）便认定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这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够充分，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二）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案涉债权自1997年11月24日起即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然而一审法院将佛投公司在2002年10月18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盖章确认“借款本金核对无误，欠息待核”的行为认定为佛投公司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行为，这明显属于毫无事实依据的扩大性的解释，不应作为裁判的依据。从该《催收贷款通知书》可知，佛投公司只是对借款本金进行核对，并未作出任何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作出的上述扩大性解释明显毫无事实依据，以此认定佛投公司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并构成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既属于非常牵强的主观推定，也属于明显错误的判决。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另外，由于该二十年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即不发生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按照案涉《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的约定，讼争借款本金借款期限从1995年2月25日起至1995年11月25日止，即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1995年11月26日起计算，截至2015年11月25日即满二十年。显然，亨亚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的时间已经明显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亨亚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佛投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佛投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
一、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实案涉的款项已经实际支付。在一审中亨亚公司提交了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由于本案并非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的公司借贷关系。因此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已生效，而非佛投公司所谓的实践性合同。根据亨亚公司提交的催收贷款通知书显示，佛投公司明确承认在2002年期间尚欠本金95万美元。结合两份证据，若银行尚未发放贷款，佛投公司有权利要求银行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贷款，但佛投公司并没有该行为。其次佛投公司主动承认已接收贷款并承诺尽快还款，也客观反映案涉贷款的存在。相关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鉴于催收贷款通知书当中，佛投公司明确确认借款事实，而佛投公司在一审中却又否认该书面确认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要求佛投公司对此予以合理的解释并提供证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佛投公司至今仍不能合理解释为何曾书面确认尚欠本金的事实，因此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责任。
二、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法律仅规定了最长诉讼时效并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但是并未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不得重新起算。而本案的事实就符合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条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时，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因此本案债权经过双方的重新确认，于2002年10月18日起应当重新起算诉讼时效。经计算最长诉讼时效截止至2022年10月18日，亨亚公司已于2016年提起诉讼，并且在2002至2016年期间每一手债权人均在两年期限内向债务人催收债务。因此本案债权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亨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佛投公司向亨亚公司偿还本金人民币7862770元；2.判令佛投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2月25日，汾江支行与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签订了编号为95003号《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约定汾江支行向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拆借美元100万元，拆借期限为1995年2月25日至1995年11月25日，拆借利率为年利率9.5%，并约定如果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逾期还款，则从拆借到期日的次日起，逾期部分在原定利率基础上，按每日万分之五加收罚息。1995年8月9日，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变更名称为佛投公司。1997年11月26日，佛投公司向汾江支行偿还了5万美元。2002年10月17日，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向佛投公司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告知暂计至2002年9月20日佛投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90万美元，利息1362800.44美元。2002年10月18日，佛投公司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借款本金核实无误，欠息待核。”
2004年6月25日，汾江支行与广州信达签订了编号为第GFSP00072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汾江支行将对佛投公司共计7笔债权（包括本案债权）转让给广州信达，并于2005年1月10日登报公告。2004年10月11日，佛山市禅城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对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委托梁启杰于当日向佛投公司邮寄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的内容及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催收贷款通知书》载明暂计至2004年5月20日，佛投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90万美元，利息1508577.09美元。2006年6月20日广州信达通过南方日报登报进行债权催收公告。2006年12月25日，广州信达与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诚公司）签订编号为3053号《单户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广州信达将受让汾江支行的7笔债权转让给中诚公司，约定该项转让于2006年12月20日完成并生效。2008年5月21日，中诚公司与广州信达签订编号为2362号《单户资产返还协议》，约定中诚公司向广州信达返还汾江支行转让的7笔债权，自协议签订当日，广州信达是7笔债权的合法所有人。2008年6月12日、2010年4月14日、2012年3月28日、2014年3月15日、2016年2月18日广州信达通过南方日报登报进行债权催收公告。2016年8月12日，亨亚公司与广州信达（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签订编号为【信粤-B-2016-029】号《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广州信达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共计13户债权资产包项目转让给亨亚公司，并于2016年9月8日登报公告。
另查明一：佛投公司于1996年4月30日变更地址为佛山市季华五路财政大厦。中国银行佛山分行于2004年10月11日向上述地址邮寄《催收贷款通知书》，并对邮寄过程予以公证。
另查明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贷款后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已于2016年5月18日被（2016）第11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废止。
另查明三：2016年8月12日的人民币-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5.43。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主体问题、借款（原债权）有效性及诉讼时效。
主体问题。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显示，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于1995年8月9日变更名称为“佛山市投资咨询公司”，且佛投公司于1997年11月26日向汾江支行偿还了5万美元，又于2002年10月18日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确认贷款本金核实无误，根据以上事实和一般常理，足可认定佛投公司与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为同一主体。佛投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实，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债权有效性。尽管亨亚公司未提供原债权人发放案涉贷款的直接证据，但从佛投公司还款及确认欠款的行为可以推知，贷款已实际发放的可能性较高，在佛投公司对此事实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原借款关系的有效性予以确认。
诉讼时效。（一）关于二十年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发出的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自1997年11月24日起案涉债权即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佛投公司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后，诉讼时效应从该确认日即2002年10月18日重新起算，至本案起诉日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佛投公司关于亨亚公司起诉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两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只要权利人在法定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示权利，就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了履行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效果。本案中，原债权人向佛投公司法定地址邮寄催收通知并公证邮寄过程，其行为属积极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确认上述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此后，相关债权人均登报催收，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两年，故亨亚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亨亚公司合法受让案涉债权，且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佛投公司偿还95万美元欠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亨亚公司主张美元转换人民币汇率依据的政策性文件已失效，不应适用，根据公平合理及对价原则，并参照上述文件精神，一审法院以亨亚公司购买案涉债权日即2016年8月12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65.43）换算本案美元债务，即：95万美元×6.6543=6321585元人民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佛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亨亚公司归还欠款本金6321585元人民币；二、驳回亨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8420元，由亨亚公司负担7531元、佛投公司负担3088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的。
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原债权人汾江支行与佛投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生效并实际履行；2.亨亚公司主张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根据该规定，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者不发生作为合同生效或者不生效的限制条件的合同。所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附属的合法事实。本案中，原债权人汾江支行与佛投公司的前身佛山市财务发展公司虽然在《外汇资金拆借合同》中约定“本合同自拆借款划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起生效”，但所约定的“条件”是出借人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合同自身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合同的附属内容，不应视为《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的生效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据此，本案所涉《外汇资金拆借合同》已依法成立，并在成立时生效，合同双方均可依据该合同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亨亚公司未提供原债权人履行该合同，即发放案涉贷款的直接证据，但亨亚公司已举证证明佛投公司还款5万美元及签署《催收贷款通知书》确认欠款本金，结合前后各手债权人向佛投公司发出催收通知而佛投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佛投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出借人催促放款或撤销《外汇资金拆借合同》等事实，故本院认为案涉贷款已实际发放的事实已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亨亚公司主张的《外汇资金拆借合同》有效且汾江支行已履行贷款义务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是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发出的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自1997年11月24日起案涉债权即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佛投公司2002年10月18日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而不是诉讼时效的终止或中断，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诉讼时效应从该确认日重新起算，至本案起诉日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对佛投公司关于亨亚公司起诉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两年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原债权人向佛投公司法定地址邮寄催收通知并公证邮寄过程，其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应确认该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此后，相关债权人均登报催收，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两年，故亨亚公司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佛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051元，由佛山市投资咨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审 判 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