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知）初字第04629号
原告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北影招待所平房5号。
法定代表人李少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希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美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中心A座27层。
法定代表人陈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景健。
被告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37号楼11105号。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靓。
被告南京大道行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大厦01栋四层。
法定代表人龚立波。
被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一街2号11层1101。
法定代表人耿晓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超，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姣姣，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南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7号5幢376室。
法定代表人徐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戴萍。
原告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有限公司（简称荣信达公司）诉被告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欢瑞公司）、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线公司）、南京大道行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大道行知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爱奇艺公司）、杭州南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南派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荣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希光、田美玉，欢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军、李景健，光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靓，爱奇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超、薛姣姣，南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戴萍到庭参加了诉讼，大道行知公司经本院出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荣信达公司起诉称：2008年5月8日，我公司与杨洋签署《演艺人员委托经理人合同书》（简称《演艺合同》）。合同约定：杨洋委托我公司作为其演艺事业之世界性独家经理人，由我公司全权代表其策划、接洽、同意、安排其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演艺事业；杨洋保证将所有演艺事业的一切事宜交由我公司全权、独家处理，而不会另行委托或许可任何第三者作为其演艺事业的经理人，保证不从事任何非经我公司接洽、安排的与其演艺事业有关的社会活动，该合同期限为15年。目前，涉案《演艺人员委托经理人合同书》并未解除、尚处于履行期。并且，我公司与杨洋之间还存在劳务派遣关系，直到2014年11月仍在为杨洋购买保险。经调查发现，五被告在未与我公司进行任何接洽、未征得我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自联系杨洋并安排其出演由五被告摄制的电视剧《盗墓笔记》，并直接导致杨洋至今拒不回我公司正常工作。我公司认为：五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公司依据《演艺合同》对杨洋所享有的合同债权权益，破坏了我公司与杨洋之间的正常合同关系，侵犯了我公司的经营权，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有违社会公德，其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此外，欢瑞公司还聘用杨洋为其签约艺人，该行为亦构成不正当竞争。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如下：五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即停止杨洋在《盗墓笔记》中的演出工作；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公开道歉；共同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900万元，其中包括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74万元。
被告欢瑞公司答辩称：首先，荣信达公司与杨洋签订的《演艺合同》经仲裁裁决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该仲裁裁决支持了荣信达公司的部分赔偿请求，且杨洋已经委托律师通过提存的形式实际履行完毕仲裁裁决。其次，关于荣信达公司提到的其与杨洋之间的劳务派遣关系，其提交的证据并非杨洋本人签署，杨洋与北京天之择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天之择公司）以及荣信达公司之间均没有劳务合同，且杨洋从未收到过天之择公司支付的劳务费。第三，杨洋出演《盗墓笔记》是正常的商务活动，我公司不存在任何不正当竞争情形。综上，不同意荣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光线公司和南派公司均表示同意荣信达公司的答辩意见。
被告大道行知公司未出庭应诉，但书面答辩如下：首先，荣信达公司与杨洋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经仲裁裁决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荣信达公司所称其与艺人杨洋之间的演艺经纪合同仍然有效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其次，荣信达公司提出的各方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说法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也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同意欢瑞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爱奇艺公司答辩称：首先，荣信达公司主张的《演艺合同》已经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该合同解除后，杨洋有权与任何人签署与演艺有关的协议，我公司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次，荣信达公司主张的劳务派遣关系，经与杨洋本人核实并不存在，即便真实存在，其劳务派遣关系相对方是天之择公司，而非荣信达公司，且应当首先进行劳动仲裁而非提起本案。第三，《演艺合同》系荣信达公司与杨洋之间的协议，我公司无从知晓。第四，荣信达公司并不存在任何损失，其在与杨洋的仲裁申请中提起了反请求，且仲裁已经裁决杨洋向其支付相关款项，荣信达公司的损失已经得到了弥补。第五，即使荣信达公司存在损失，也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仅是出资方，没有与杨洋进行任何接触或签署合同。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荣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8日，荣信达公司（乙方）与案外人杨洋（甲方）签订了涉案《演艺合同》，双方约定有如下内容：
第三条、委托经理人。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合约期内所有演艺事业的世界性独家、全权经理人，由乙方全权代表甲方策划、接洽、同意、安排甲方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演艺事业，并由乙方全权代表甲方签订聘用协议，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愿意成为甲方演艺事业的独家、全权经理人；甲方委托乙方代其收取合约期内其因从事演艺事业活动与工作而获得的总收入；在合约期内，甲方不得擅自订立聘用协议，亦不得擅自同意或接受任何聘用其从事演艺事业的意向；在合约期内，凡因侵害甲方的财产、人身等权益从而会进一步损害到乙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所拥有的相应权益的，乙方可以全权代表甲方予以处理，由此产生的责任与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乙方的职责。在合约期内，乙方为甲方争取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最佳受聘机会和最理想条件；独家、全权代表甲方策划、接洽、接受、安排演艺事业活动与工作，并代表甲方签订聘用协议；就甲方公众形象、公共关系、演艺事业才能发挥与发展等，为甲方提供建议和咨询意见；除甲方于本合同中指定的及甲方特别委托事项外，乙方不得擅自代理甲方的其他任何事情；不得强加甲方做任何有损甲方演艺事业发展、形象的演艺事业活动与工作。
第五条、甲方的职责。甲方保证以自由身价签署本合同，除本合同外，并未签署亦不会签署任何与其合约期内演艺事业有关的委托经理人合同；接受乙方代其订立的聘用协议或为其接洽、安排的演艺活动与工作，按照聘用协议规定及雇主要求，努力演出和完成乙方为其安排的一切演艺事业活动及培训学习，以求达到最佳的演艺效果；保证将所有演艺事业的一切事宜交乙方全权、独家代理，而不会另行委托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作为其演艺事业的经理人，不会自行提出、答应、签署、修改有关的协议等。
第六条、佣金。乙方为甲方所提供之服务，甲方同意支付乙方佣金。乙方按项目收入总额的30%提取佣金，另外10%为甲方的宣传公关费，剩余的60%为甲方纯收入。
第九条、合约期。自本合同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十五年为本合同之合约期。
第十条、提前终止合同。甲方拒绝或未履行聘用协议或本合同约定的甲方的职责和义务，因故无法继续或难以正常从事演艺事业的，经乙方同意，双方可以终止合同；乙方严重违反本合同规定，破产或被取消营业资格，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经理人职责或无法从事代理活动的，经甲方同意，双方可以终止本合同。
2008年12月31日，荣信达公司与杨洋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荣信达公司全力将杨洋培养成为德艺双全的新世纪演艺人才；双方合作期限为15年，若杨洋要求提前终止合作，继而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而荣信达公司也同意“转会”，第三方公司必须支付给荣信达公司转会费2000万元；若杨洋要求提前终止与荣信达公司的合作，而非第三方的原因，杨洋将按照已签约年限，每年赔偿荣信达公司500万元违约金；本补充协议书作为《演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发生协商解决不了的纠纷，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裁决。
2014年4月29日，杨洋向荣信达公司发出《律师函》，其在该函件中指出：荣信达公司未尽到合同约定的经理人职责，向其提供的演艺工作机会及推广服务无法满足其期待，同时也未向其提供演艺工作的相关合同及财务结算凭证，也未依约向其提供“宣传公关费”的账目表。荣信达公司的诸多实质性违约行为，致使委托合同无法实现其根本目的，亦导致其对委托荣信达公司进行演艺事业的经理人工作失去信心。故依据本合同第十条及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演艺合同。
此后，杨洋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其仲裁请求为：1.确认其与荣信达公司签订的《演艺合同》已经于2014年4月29日终止；2.荣信达公司支付损失赔偿金10万元；3.荣信达公司承担仲裁费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5月4日受理了该仲裁案。期间，荣信达公司提出如下仲裁反请求：1.杨洋继续履行合同；2.如合同解除，杨洋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3.杨洋承担全部仲裁费。此后，荣信达公司又增加反请求如下：1.杨洋立即停止《盗墓笔记》的拍摄工作，并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2.杨洋支付违约金200万元；3.杨洋支付律师费72万元；4.前述增加请求的仲裁费由杨洋承担。2014年12月26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京仲裁字第083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杨洋与荣信达公司签订的《演艺合同》已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二、杨洋向荣信达公司支付违约金350万元；三、杨洋向荣信达公司支付律师费10万元；四、驳回杨洋的其他仲裁请求；五、驳回荣信达公司的其他仲裁反请求。此外，该裁决书还就仲裁费的负担进行了裁决。
诉讼中，荣信达公司表示欢瑞公司在其与杨洋履行《演艺合同》期间，未经其同意，擅自联系、安排杨洋出演电视剧《盗墓笔记》。就此，荣信达公司提交了（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9483号、第19583号和第20350号公证书，上述证书内容系荣信达公司于2014年9月1日、9月2日和9月12日分别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手机新浪网、新浪微博上欢瑞公司微博以及认证为“杨洋icon”的微博上有关《盗墓笔记》的宣传内容进行的公证，相关内容显示杨洋参演了《盗墓笔记》，且出演五大角色之一，相关网页内容还显示该剧由欢瑞公司出品，光线公司、大道行知公司、爱奇艺公司和南派公司联合出品。欢瑞公司以及光线公司、爱奇艺公司和南派公司对上述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认可杨洋出演了《盗墓笔记》一剧。
2014年9月12日，荣信达公司委托其代理律师杨希光向欢瑞公司发出律师函，其在该律师函中申明其与杨洋之间签订有《演艺合同》，杨洋委托其作为演艺事业之世界性独家经理人。合同履行期间，虽杨洋曾提要求解除合同，但其对此并不认可，且杨洋所依据之解约事由根本不成立，目前双方处于争议期，故该合同并未解除，其仍系杨洋的世界独家经理人，系其演艺工作的全权负责人，杨洋亦应严格遵守并执行《演艺合同》约定。欢瑞公司在未与其进行任何接洽、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私自联系杨洋并安排其出演由该公司摄制的电视剧《盗墓笔记》，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利，破坏了其与杨洋的合同关系，更是严重扰乱了行业市场秩序，有违公序良俗。故函告欢瑞公司立即停止并责令杨洋退出《盗墓笔记》的拍摄工作，并积极、主动与荣信达公司联系、沟通，以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欢瑞公司于当日收到了上述律师函。
此外，荣信达公司表示欢瑞公司除安排杨洋出演《盗墓笔记》外，还在其与杨洋之间的仲裁审理期间，将杨洋招为旗下艺人并公开宣传。就此，荣信达公司提交了一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420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显示：2014年11月4日，在百度网上以欢瑞公司的全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得到的搜索结果中，选择点击指向百度百科的链接，所进入页面上显示有欢瑞公司的介绍，其中在介绍其旗下艺人部分显示有杨洋的相关简介；同时，通过百度百科搜索到杨洋的相关信息，页面内容显示杨洋的经纪公司为欢瑞公司。欢瑞公司表示杨洋只是参演了《盗墓笔记》，其并没有将杨洋招为旗下艺人，上述内容系第三方登载，并非该公司或杨洋撰写，故不予认可。
为证明欢瑞公司在该公司与杨洋履行《演艺合同》期间，于2014年3月即已擅自将杨洋招为旗下艺人，荣信达公司还提交了一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279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系对欢瑞公司的新浪微博、贾士凯的新浪微博以及贾士凯接受采访的相关新闻网页进行的公证。其中，贾士凯新浪微博上的相关内容显示其曾经是欢瑞公司副总裁，于2015年6月12日从欢瑞公司辞职；新浪网娱乐频道于2015年6月13日刊载了一篇题为《贾士凯否认杨洋李易峰不和致解约：都很好》的采访报道，贾士凯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去年1月份我进入欢瑞，我就开始接手他（李易峰）的工作。杨洋我是去年3月份初开始接任他的工作。接手他的工作以后就拍了《盗墓笔记》。”
就此，欢瑞公司提交了一份贾士凯出具的书面证言，其证言内容如下：其于今年6月中旬接受新浪娱乐的采访中提到的其三月初开始接受杨洋的工作一事，属于口误，实际上其是在杨洋解除与荣信达公司之间的经纪合约之后，才开始接手杨洋关于《盗墓笔记》的工作。
荣信达公司还表示杨洋系该公司员工，双方尚未解除劳动合同，欢瑞公司未经其同意自行与杨洋建立经纪合作关系，侵害了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亦构成不正当竞争。就此，荣信达公司提交了甲方显示为天之择公司、乙方显示为杨洋的劳动合同书、工资表、社保缴费信息打印件、天之择公司与荣信达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以及三方显示为荣信达公司、天之择公司和杨洋的员工上岗协议。杨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表示上述劳动合同书和员工上岗协议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经比对，该两份协议上显示的字迹与杨洋在《演艺合同》上签署的字迹明显不同。
诉讼中，欢瑞公司称杨洋出演《盗墓笔记》角色系该公司成立的摄制组于2014年9月初直接聘用。杨洋当时曾向摄制组表示其已经基于法定解除权解除了与荣信达公司之间的合同。该公司当时虽然知道杨洋与荣信达公司之间存在经纪合同关系，但基于杨洋的陈述，有理由相信该合同将会解除。此外，欢瑞公司表示杨洋与荣信达公司的演艺经纪关系已经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此后杨洋有权与任何其他公司签订演艺经纪合同，且不构成对前述合同的违反，亦不构成其他任何侵权关系。
此外，欢瑞公司还提交了一份其和杨洋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签订的《演艺人员委托代理合同书》。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双方约定有如下内容：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合约期内所有演艺活动及其相关业务的全球独家、全权代理机构，甲方享有全权代表乙方接洽、安排、同意、接受、策划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演艺活动及相关业务的权利；甲方享有世界范围内独家全权代表乙方订立聘用合同的权利；乙方全权授权甲方享有对乙方因从事本合同所约定的演艺活动和相关业务所产生的著作权、相邻权享有使用、转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收益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年为合约期，即自2014年7月31日至2019年7月30日止。荣信达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以及签订日期不予认可，坚持认为欢瑞公司早在2014年3月即已与杨洋建立演艺经纪合约关系，但其就此未进一步举证。
本案审理过程中，欢瑞公司、光线公司、爱奇艺公司和南派公司均表示电视剧《盗墓笔记》由欢瑞公司承制拍摄，其他被告均是投资方，但权利归五被告共同所有。荣信达公司则表示其本案主张聘用杨洋参演《盗墓笔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指向五个被告；其主张聘用杨洋作为欢瑞公司签约艺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仅指向欢瑞公司。
另查一，荣欣达公司为本案支出支出律师费12万元，为其与杨洋之间就演艺经纪合同仲裁事宜支出律师费72万元。此外，荣信达公司表示其本案主张的900万元经济损失基于如下考虑：1.将杨洋从非表演专业学生培养为知名演员花费大量前期成本，后续原本有合理回报，杨洋离开对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2.结合《演艺合同》中的约定，如果中途解约或第三方介入应赔偿违约金。就此，荣信达公司提交了由其单方制作的杨洋签约项目记录、部分视频宣传、说明以及部分合同、票据，欢瑞公司以上述证据均系荣信达公司单方出具为由不予认可。
另查二，2015年3月11日，杨洋委托其代理律师向荣信达公司发出《催促函》，称双方之间关于《演艺合同》纠纷一事，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在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其曾委托律师多次与荣信达公司沟通关于仲裁裁决履行一事，但至今尚未得到正面反馈。现郑重要求并催促荣信达公司向其以书面形式提供收取仲裁裁决金额的账户或其他收款方式，并领取仲裁裁决中的相应款项。该函件于次日妥投。与此同时，杨洋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申请将仲裁裁决其向荣信达公司支付的款项提存至该公证机构。2015年3月23日，杨洋的代理人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称荣信达公司在限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仍未予以回应。同年4月10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将杨洋申请提存的钱款收入至该机构专用账户内。诉讼中，欢瑞公司表示杨洋通过上述提存方式履行完毕仲裁裁决，荣信达公司即便存在经济损失，业已得到补偿。
另查三，北京仲裁委员会就荣信达公司和杨洋的争议事项作出（2014）京仲裁字第0830号仲裁裁决后，荣信达公司以上述仲裁裁决违法为由，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6月18日作出（2015）三中民（商）特字第062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荣信达公司的申请。
以上事实，有《演艺人员委托经理人合同书》、《补充协议书》、《律师函》、（2014）京仲裁字第0830号裁决书、（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12794号、第19483号、第19583号和第20350号、第24206号公证书、书面证言、《演艺人员委托代理合同书》、合同、票据、委托代理合同、发票、（2015）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4560号公证书、（2015）京方正事务证字第00011号《提存事务证明书》、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经营者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别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未作特别规定予以禁止的行为，如果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不制止不足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同样应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
荣信达公司本案诉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以下两项行为：一是认为五被告在其共同投资拍摄的电视剧《盗墓笔记》中聘用案外人杨洋参演角色；二是认为欢瑞公司与杨洋签约，聘用杨洋成为该公司旗下艺人。本案中，荣信达公司与杨洋之间曾经签订有《演艺合同》，杨洋委托荣信达公司作为其在合约期内所有演艺事业的独家、全权经理人，荣信达公司通过代理杨洋的演艺活动而获得相应收益。对于与杨洋存在演艺活动合作关系的第三人，尤其是未经荣信达公司同意，而直接与杨洋进行演艺活动合作的主体，显然会对荣信达公司的经营活动及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从而与其产生竞争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杨洋参演了由欢瑞公司承制拍摄、五被告共同投资、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盗墓笔记》，且杨洋与欢瑞公司之间订立了演艺经纪合作关系。因此，欢瑞公司等五被告就涉案争议事项与荣信达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根据荣信达公司与杨洋签订的《演艺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15年。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杨洋于2014年4月29日向荣信达公司发出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的《律师函》。此后，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仲裁裁决，确认杨洋与荣信达公司签订的《演艺合同》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并裁决杨洋向荣信达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欢瑞公司与杨洋签订《演艺人员委托代理合同书》的时间以及杨洋出演《盗墓笔记》角色的时间，均发生在仲裁裁决作出前。换言之，荣信达公司主张两项诉争行为均发生在杨洋向荣信达公司提出解约、但仲裁结果尚未作出前。虽然荣信达公司主张欢瑞公司早在2014年3月即已与杨洋建立演艺经纪合约关系，但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此点，故本院不予采信。
由于前述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别规定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上述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从前述提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即诉争行为是否属于具有不正当性的行为；诉争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对诉争行为不加以制止是否不足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结合本案具体情况，首先，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诉争行为属于当然具有不正当性的行为。确认诉争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应以该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为标准。本案中，虽然欢瑞公司与杨洋签约以及杨洋参演《盗墓笔记》的时间，均发生在仲裁裁决作出前，但同时系在杨洋向荣信达公司提出解除合同之后。虽然欢瑞公司与杨洋之间的合作关系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欢瑞公司与杨洋签约以及聘请其参演《盗墓笔记》并非高度审慎之行为，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荣信达公司与杨洋之间的合同关系仅具有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效力，在双方对合同关系的存续发生争议且事实上停止履行的情况下，欢瑞公司作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基于自身的判断，选择与杨洋进行演艺方面的合作，在无其他证据显示欢瑞公司存在明显恶意的情况下，无法据此认定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亦无法据此认定诉争行为当然具有不正当性。其次，诉争行为并未对荣信达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就本案来讲，荣信达公司的合法权益体现为其依据《演艺人员委托经理人合同书》，作为杨洋演艺事业的独家、全权经理人，享有杨洋演艺活动产生的分成收益，即荣信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来自于其与杨洋之间的合同关系。虽然诉争行为发生时，荣信达公司与杨洋之间的合同关系尚处于未仲裁阶段，但从最终的仲裁裁决看，仲裁机关确认双方合同已于2014年4月29日解除，意味着在诉争行为发生时，荣信达公司并不享有基于其与杨洋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合法权益。另外，荣信达公司还主张其与杨洋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因欢瑞公司对相关协议上杨洋签字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并说明了质疑的理由，且荣信达公司并非其所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签约主体，故无法认定荣信达公司依据涉案协议享有对抗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荣信达公司不存在合法权益受到诉争行为侵害的情形。第三，在不能确定诉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以及诉争行为对荣信达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对诉争行为不予制止亦不会造成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
综上所述，荣信达公司诉称的两项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予以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荣信达公司本案提出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大道行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原告北京荣信达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苏志甫
人民陪审员 宋志勇
人民陪审员 胡俊海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谭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