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06民终2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688号通策广场2幢1710室。法定代表人：郑志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炜，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仕超，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法定代表人：孙建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涛，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沈锦鹏，男，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丘静，女，198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沈锦鹏、丘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越明，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锦鹏、丘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公司）、沈锦鹏、丘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信公司上诉请求：1.确认多信公司已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租赁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通策广场2幢301室房产的全部租金，对未到租赁期的租金无需向拍卖受让人支付；2.判令浙商资产公司、沈锦鹏、丘静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抵押权效力不当然及于抵押物产生的租金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97条的规定，只有在抵押物被抵押权人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扣押，且抵押权人已通知承租人的情况下，抵押权人才有权自扣押之日起向承租人主张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本案抵押物的租金）。在抵押权人行权之前，该租金收入的权益属于抵押人，故抵押人有权与承租人协商收取租金事宜。多信公司在抵押担保主债务尚未形成以前，直接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2.原审法院对抵押权人浙商资产公司的过错未作认定。按照《贷款通则》的规定，贷款人在审核贷款时，需审核抵押物的状态，包括抵押物的物理状态和权利状态。案涉抵押物在设定抵押前已经出租给多信公司，浙商资产公司只需现场勘查即可发现多信公司对案涉抵押物的实际占有使用。但是浙商资产公司在设立抵押权时未进行现场勘查，致使其对案涉抵押物的出租并不知情。另外，抵押权人需对租金主张权益的，应当在设定抵押权后及时通知承租人，否则因未及时通知承租人导致抵押权人对租金不能主张权利的后果，应当由原抵押权人自行承担。但一审法院对原抵押权人未依法合规审核发放贷款的过错未作认定，从而导致对当事人之间权利冲突的解决处理不当。3.原抵押权人在设定抵押前未就标的物状态进行核查，本案涉及的租赁合同也未经相关部门登记备案，故承租人与出租人约定的原租金标准，并不造成抵押权人信赖利益的损失。即使因承租人一次性付清租金，从而使出租人自愿减让部分款项，该行为由于在抵押权人行权之前发生，并不因此而造成抵押权人的损害。若承租人在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之前已向出租人交付租金的，抵押权人应当向出租人主张权利。另外，即使出租人减让部分租金的行为，侵害抵押权人的利益，属于承租人与抵押人之间对租赁合同关系项下实体权利的处分，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因此，浙商资产公司对多信公司预付租金的行为有异议或认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应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二、一审判决对多信公司未预付租金的事实认定错误。1.虽然预付租金的实际付款人与实际收款人并非涉案租赁合同的当事双方，但在《租金预付确认书》中，实际付款人与实际收款人均对该款项委托收付及性质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且实际付款人系多信公司的关联方，而实际收款人也系出租人的关联方，结合实际付款凭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预付了1800万元案涉房产租金。2.由于多信公司一次性预付6年租金，故房屋所有权人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符合常理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预付租金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金额是否一致并非认定预付租金有效与否的判定标准。并且案涉的1800万元预付租金针对的是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整个五层物业的租金，在没有查清1800万元租金中对应案涉房屋租金金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认定预付租金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不一致，显属事实认定不清。3.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多信公司提交的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来看，该凭证的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不只存在一笔金额为1200万元的业务往来”，并无任何证据支持。根据多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指向预付租金的凭证仅为2014年7月11日的两份合计1800万元的汇款凭证，没有提交除此以外其他的汇款凭证，也没作过存在其他款项往来的陈述。即便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与本案事实认定之间也无关联，更不影响对多信公司预付租金效力的认定。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在多信公司已就其预付租金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如浙商资产公司对此有异议应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浙商资产公司无法反驳证明多信公司预付租金不成立或无效，应当确认多信公司证据的证明力。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支持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浙商资产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多信公司主张的全部租金已经支付的该节事实不应予以认定，属于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多信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完全是正确的，同时多信公司主张的事实也与常理不符，主要理由如下：1.从双方的租赁合同看，租金方式是先付后租，租金先付六个月押一月，多信公司所提交的租金已经全部支付的金额是1800万元，按照常理对合同主要条款主要事项进行的变更应该会有变更协议，这一点与常理不符。2.多信公司称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其提出的理由是出租人沈锦鹏资金紧张，但是租金却是支付给第三人，这一点与常理也不符。3.租金的收付方与租赁合同相对方均无关，从一审法院庭审调查情况显示，租金收付方除了1200万元之外还有另外一笔1200万元的款项往来，多信公司陈述一审认定多笔款项往来没有证据，而当时多信公司提交证据时提交了两份1200万元汇款凭证，主审法官还向其确认哪一份系支付租金的，故一审法院将此作为判决理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是否有效的批复中显示，如果租金系案外人收取，法院应该审查双方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这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个支付租金的证据显然是不足的，而多信公司却认为是有效证据。4.租赁合同当事人对租金的调整，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权益。按照多信公司的说法，因其一次性预付，沈锦鹏将租金进行了大额的减让，这明显是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权益。在出租人沈锦鹏严重缺乏资金，要求承租人提前一次性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多信公司对租赁物是否存在抵押都没有审查，所以其利用其他人的付款凭证冲抵租金的行为是无效的，也是违法的。沈锦鹏、丘静答辩称，对多信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及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多信公司与沈锦鹏、丘静对本案诉争房屋的租赁合同是明确的，租赁关系也是一审法院确认的。因沈锦鹏、丘静及其家族相关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经与多信公司协商要求变更租金金额与支付时间，减少租金后一次性支付，变更的情况由确认书予以确认。减少租金是考虑到多信公司一次性支付租金的实际困难，以及多信公司的财务成本之后所作出的协商，多信公司和沈锦鹏、丘静已经通过案外的关联人或者关联企业支付或者收取了变更确认后的租金，因此对于双方变更后的履行情况也是合法有效的。多信公司已经支付的租金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对于一审法院驳回多信公司原审诉讼请求，沈锦鹏、丘静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多信公司已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通策广场2幢301室房产的全部租金，对未到期的租金无需向拍卖受让人支付，并由浙商资产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与被告沈锦鹏、丘静签订编号为3310062014000617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沈锦鹏、丘静以两人名下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通策广场2幢301室的房产为浙江易真金纺织有限公司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2016年2月20日止期间内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处办理包括贷款、承兑汇票等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担保的最高债务余额为2,009万元。同时，沈锦鹏、丘静向抵押权人出具承诺书，承诺上述抵押物没有出租。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后因浙江易真金纺织有限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于2015年9月2日向该院起诉。该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其申请依法作出（2015）绍柯商初字第3157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对涉案房屋进行轮候查封。2015年11月9日，该院作出（2015）绍柯商初字第315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有权对沈锦鹏、丘静提供的抵押房产以人民币2009万元为限依法定程序优先受偿。调解书生效后，各义务人未能自觉履行。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浙商资产公司。该院依浙商资产公司申请立案执行，拟对涉案抵押房屋进行处置。多信公司依据租赁合同及相关材料提出已承租并占有涉案房屋，执行实施人员将上述情况告知浙商资产公司并作出拟带租拍卖的通知书，浙商资产公司据此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经审查，该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浙0603执异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浙商资产公司的执行异议请求，并确认多信公司与沈锦鹏、丘静于2011年6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H-2011.009《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多信公司有权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交付涉案抵押房产，但对未到期的租金应按该合同的约定向受让人支付。多信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多信公司与沈锦鹏、丘静于2011年6月19日签订编号为H-2011.008、H-2011.009《房屋租赁合同》各一份，合同约定沈锦鹏、丘静自愿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五处房屋出租给多信公司，同时约定租赁期限、租金标准以及租金支付等权利义务。同时查明，2011年5月31日，多信公司以涉案房屋作为住所地，领取了杭州易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该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原为杭州多信公司贸易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多信公司提交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该院查明多信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以涉案房屋作为住所地，领取了多信公司作为投资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易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事实，足以证明在涉案房屋设定抵押之前，多信公司已与被告沈锦鹏、丘静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并实际占有使用至今。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多信公司的租赁权应予保护，即对涉案房屋应当带租拍卖。但多信公司起诉请求确认其已支付涉案房屋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全部租金，对未到期的租金无需向拍卖受让人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多信公司对其请求确认的已支付全部租金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多信公司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回单、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的付款人及收款人均不是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双方，付款金额也与租赁合同约定不一致，且根据多信公司提交的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来看，该凭证的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不只存在一笔金额为1200万的业务往来。因此，该两份证据均无法作为支付租金的依据。同时，多信公司提交的租金预付确认书，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加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无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因多信公司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已支付涉案房屋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全部租金，故多信公司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多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多信公司在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前，并不存在“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情形，故多信公司的起诉不符合前述规定，对其起诉应予驳回。鉴于执行异议之诉解决的是执行标的权属问题，原审法院（2016）浙0603执异111号执行裁定指令多信公司“对未到期的租金应按该合同的约定向受让人支付”，属执行行为，不属执行异议之诉解决范围。如对该指令不服，多信公司可在收到本裁定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另行解决。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退还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杭州多信公司实业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章建荣审判员  孙志萍审判员  王普庆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范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