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223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闫冀洞，男，195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勇，男，1969年5月7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陈大靖，男，1945年9月3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
一审第三人：姜开斌，男，197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设，河南框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冀洞为与被上诉人孙勇、陈大靖，一审第三人姜开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S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闫冀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勇、陈大靖对闫冀洞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其提出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闫冀洞与孙勇、陈大靖虽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并不存在合伙事实，闫冀洞也未收到过孙勇、陈大靖交付的合伙款项；2、闫冀洞因处理矿山善后事宜，发生支出大概80至90万元，因此即便按照120万元矿山转让款计算，75%转让款也已经抵消了前述费用；3、第三人姜开斌出具证明，证实矿山转让价格为120万元，故一审对转让价格的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孙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姜开斌言词反复，其提供的证据不能用来证明真实的矿山交易价格。孙勇、陈大靖系以闫冀洞的名义与之合伙开采矿山，闫冀洞并未发生80多万的矿山善后费用。闫冀洞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陈大靖同意孙勇的辩称意见，并辩称：陈大靖亲自从姜开斌处取得相关凭证，证实矿山转让价格是700万元。
第三人姜开斌代理人陈述：矿山实际转让价格为120万元，并非700万元。
一审中，孙勇诉讼请求如下：陈大靖、闫冀洞支付出售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沐河村十组黑潭沟大理石石料矿总价款700万元的75%，即525万元。事实和理由主要如下：2008年，孙勇与陈大靖、闫冀洞拟定共同开发位于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黑潭沟的一处大理石石料矿。孙勇以自己及陈大靖名义将办矿款汇给闫冀洞，并由陈大靖、闫冀洞共同办理相关开矿许可事宜。2009年6月18日，孙勇与陈大靖、闫冀洞签订协议书，约定孙勇出资50万元、陈大靖出资25万元、闫冀洞出资12万元，于2009年3月底全部汇给闫冀洞，作为第一期投资款；上述款项到位后，三方已经取得了采矿许可证；三方的第二期投资款孙勇20万元、陈大靖10万元、闫冀洞5万元已经到位；三方同意以一期、二期投资为基础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孙勇占股50%、陈大靖、闫冀洞分别占股25%，公司未成立前按照该比例分配权益；未经另两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所持股权、股份或矿山权益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三方之外的其他个人或机构。另，孙勇与陈大靖约定，陈大靖上述所有以及以后的出资均由孙勇负担，陈大靖的权利实际由孙勇享有。孙勇在上述两笔款项到位后，又以自己以及陈大靖的名义先后向闫冀洞汇款2,421,000元作为该矿的运营费用。协议书签订后，孙勇一直催促陈大靖、闫冀洞按照约定成立新公司并将采矿权转移至新公司，但陈大靖、闫冀洞一直拒绝，且在未告知孙勇情况下，擅自出售该矿给其他人。因孙勇实际占有75%的权益，故孙勇起诉。
一审中，陈大靖辩称：其未收到矿山转让款，故不应支付该款。出资由孙勇代付，同意孙勇主张75%权利。陈大靖不主张。
闫冀洞辩称：1、孙勇与陈大靖未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足额投资，故不能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配；2、矿山的转让价款不是700万元，而是120万元，且全部用于偿还矿山原来的欠款，并且还不够；3、闫冀洞虽然存在违约，但孙勇和陈大靖违约在先，未将销售石材所得清偿债务或者分红，闫冀洞在无法联系两人的情况下，无奈转让矿山偿还债务，故闫冀洞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中，闫冀洞提出反诉称：三人合伙期间，矿山运出销售的大理石共计3,949.28立方米，销售额为4,470,409元，按照当时成本计算，应产生利润2,179,826.6元，按照闫冀洞占股25%计算，闫冀洞应分红利为544,956.65元。石材销售后，孙勇和陈大靖仅支付了部分矿山开采费用，尚欠部分车辆、挖掘机租赁费、工伤费用等未支付，更未按照协议进行分红，故闫冀洞提起反诉，要求判令：一、孙勇和陈大靖支付其合伙期间分红544,956.65元；二、孙勇和陈大靖支付其违约金7万元。
孙勇针对闫冀洞的反诉辩称：闫冀洞反诉请求及其计算没有依据。
陈大靖针对闫冀洞的反诉辩称：矿山从2009年至2011年一直经营不善，未赚钱，因此未分红。
一审中，第三人姜开斌针对本诉和反诉均未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9年6月18日，孙勇、陈大靖、闫冀洞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鉴于1、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沐河村十组黑潭沟大理石石料矿已经被有关部门许可开发；2、第一期投资共计87万元已经到位（2009年3月底前资金已汇至闫冀洞处，其中孙勇出资50万元、陈大靖出资25万元、闫冀洞出资12万元，该笔资金全部用于办理矿山开采的相关手续）；3、有关该矿的二期投资共计40万元，二期投资计划于2009年5月底之前到位（其中孙勇已到位资金20万元，陈大靖已到位资金10万元，闫冀洞已到位资金5万元），该笔资金将全部用于矿山本身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若矿山经营管理资金不足，三方须按股份比例继续追加投资；4、三方同意未来以一期、二期投资为基础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负责该矿的经营和开发；未来所成立之公司，以孙勇50%、陈大靖和闫冀洞各25%的比例各自持有股份；公司未成立前的现实状况下亦以此为据享有权益，进行分配。经协商一致，现订立如下协议。二、在公司成立之前，维持目前的经营和管理体制，具体由孙勇负责财务监管，陈大靖和孙勇负责销售，闫冀洞负责矿山开采所需相关手续以及各部门、村、组关系的协调等。三、三方同意，在公司未成立前的现实状况下以及未来成立的公司中，具体股份由孙勇占50%、陈大靖和闫冀洞各占25%。四、三方同意，在公司未成立前的现实状况下以及未来公司成立后，均由孙勇和陈大靖对矿山所产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大理石进行包销。五、在现实情况下，矿山开采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环保、林业、水土等相关手续等虽然是以闫冀洞的名义办理，但所有花费均由三方按股权比例出资，所涉及的权益也均由陈大靖、孙勇和闫冀洞三人按股份比例享有。六、三方特别约定，未经三方中的另外两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股份或矿山权益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三方之外的其他个人或机构。七、三方特别约定，在公司未成立前的现实状况下，闫冀洞作为矿山采矿许可证的法人，未经孙勇、陈大靖的书面同意，不得以矿山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或贷款，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法人变更为其他个人或机构，若由此给其他两方造成经济损失，除按矿山总投资的双倍对孙勇、陈大靖进行赔偿外，还须补偿未来可预见的潜在收益。
2008年3月起，孙勇多次向闫冀洞或矿山工作人员支付或转账款项。
商南县XX厂（以下简称“XX厂”）于2008年12月取得采矿许可证，法人为闫冀洞。现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姜开斌。
一审审理中，孙勇提供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签订方为闫冀洞（转让人、甲方）和姜开斌（受让人、乙方），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13日，协议第一章“商南县XX厂概况”载明XX厂系甲方单独出资并在陕西省商南县工商局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第二章“股权转让”载明乙方自愿收购甲方在XX厂100%的股权及股权项下的全部所有者权益等。第三章“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条件”载明乙方收购甲方在XX厂100%的股权及股权项下全部所有者权益，该权益系富元石料厂黑潭沟石料的开采权，矿区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该矿转让价款为70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先支付给甲方转让价款50万元，作为定金，同时甲乙双方即到工商机关将XX厂的股东、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到乙方名下。股权变更完成，2013年春节前乙方另向甲方支付100万元，余款待乙方顺利开采满6个月付清。孙勇并提供领款单及付款申请单复印件6份，其中显示领款人为闫冀洞，领款事由为矿山款、股权转让款、石材款等，合计金额650万元，领款单的领款人处均有闫冀洞的签名字样，在每张凭证上均有姜开斌的签名字样。
陈大靖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领款单、付款申请单的复印件均没有异议，并确认闫冀洞与姜开斌之间就XX厂的转让价格即为700万元，闫冀洞已从姜开斌处收到650万元。
被告闫冀洞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领款单、付款申请单的复印件有异议，并向一审法院提供补充协议以及姜开斌于2015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各1份。补充协议的签订方为闫冀洞（甲方）和姜开斌（乙方），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11日，协议第1条载明鉴于XX厂所属矿山石材品质不高、出材率低、开采成本大、销售情况不好，乙方投入了较大成本后，不能实现当初订立合同的目的，甲乙双方商定股权转让款价款调整为120万元，甲方已收取的多出的价款应于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予以退还。姜开斌出具的证明中载明关于XX厂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金额以2014年4月1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后闫冀洞提供由姜开斌于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载明其从未向孙勇及孙勇的代理人出具过关于股权转让款项的任何形式的财务单据，也未向陈大靖出具过。因矿山需要较大投入，其仅支付闫冀洞150万元，后因矿山品质不高、出材率低、投入较大，不能实现当初订立合同目的，经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将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为120万元，闫冀洞已将姜开斌多付的30万元以现金形式予以退还。孙勇及陈大靖对上述补充协议、证明、情况说明均持有异议。
孙勇申请对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根据孙勇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4月2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补充协议上手写体字迹和指印的形成时间。
闫冀洞向一审法院提供案外人出具的收据以及石材销售清单，同时申请对三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后又撤回申请。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孙勇与陈大靖、闫冀洞就本案所涉的大理石石料矿的开发、经营签订协议，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事项，并约定将成立新公司负责石料矿的开发经营。但新公司未能成立，故三人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根据三方协议书约定，闫冀洞作为采矿许可证的法人，未经另两人的书面同意，不得将法人变更为其他个人或机构。现采矿许可证记载的采矿权人XX厂的法人已经变更为姜开斌，闫冀洞亦认可其将采矿权转让给了姜开斌，故闫冀洞已经违反了协议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采矿权转让的价格，即XX厂股权转让的价格？二、闫冀洞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争议焦点一，孙勇和陈大靖均认为转让价为700万元，并提供了闫冀洞与姜开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和闫冀洞收取转让款的领款单复印件；闫冀洞则认为最终的转让价为120万元，并提供了其与姜开斌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原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孙勇提供了闫冀洞与姜开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因孙勇并非协议的签订方，其自然无法提供原件；其次，闫冀洞提供了其与姜开斌签订的补充协议，但无法提供原始协议。顾名思义，补充协议系对原始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并非新的协议，闫冀洞称补充协议签订后已将原始协议销毁，显然有悖常理；第三，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询问闫冀洞最初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实际支付金额、支付方式、补充协议签订后结算情况等，闫冀洞均回答记不清了。补充协议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4月，闫冀洞对该些细节均不记得，显然于理不合；第四，对于最初股权转让款金额的确定以及后来的调整，闫冀洞均未给出合理的理由以及调整的依据；第五，在一审法院询问闫冀洞退还姜开斌的款项的形式、来源时，闫冀洞称是向其他人借的现金，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六，在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后闫冀洞又获得姜开斌出具的情况说明，可见闫冀洞与姜开斌有联系，但姜开斌两次均未到庭参加证据交换或庭审并说明事实。一审法院结合各方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有理由相信孙勇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即闫冀洞与姜开斌就XX厂的股权转让款为700万元。
根据三方协议书约定，孙勇占50%合伙份额，陈大靖占25%合伙份额。现陈大靖确认其出资实际由孙勇缴纳，并同意由孙勇来主张其享有的份额，故孙勇有权向闫冀洞主张75%的权益。闫冀洞辩称孙勇未全额出资，但在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孙勇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出资，且孙勇亦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凭证予以印证，故对闫冀洞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闫冀洞又辩称转让款已经用于偿还债务，但闫冀洞提供的仅为案外人出具的收据，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因此，孙勇要求闫冀洞支付XX厂股权转让款700万元的75%即525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因股权转让协议系闫冀洞与姜开斌签署，且孙勇没有证据证明陈大靖参与且收取款项，故孙勇对陈大靖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闫冀洞要求孙勇和陈大靖支付合伙期间的分红，就应当举证证明三人合伙期间存在盈利。但闫冀洞仅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石材出货统计表，无法证明合伙期间的盈利情况。闫冀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后又撤回申请，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闫冀洞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闫冀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孙勇款项525万元；二、驳回孙勇对陈大靖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闫冀洞的反诉请求。如闫冀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8,5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80元，鉴定费30,600元，公告费820元，合计诉讼费84,950元，由孙勇负担30,600元（已付），闫冀洞负担54,350元（已付4,980元，余款49,3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
一审判决后，闫冀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闫冀洞否认签署过700万元标的的矿山转让协议并否认其曾在案涉领款单上签名。
本院翻阅一审案卷查明：一审2015年9月18日证据交换期间，对于一审法官有关姜开斌有否支付闫冀洞650万元的提问，闫冀洞第一次回答记不清了。一审法官随后再次向闫冀洞确认时，闫又回答没有。闫冀洞对于一审法官有关转让协议的询问答道：补充协议是落款时间2014年4月11日签署，前协议是多少钱记不清了，之前的协议已经销毁。一审法官询问：补充协议签订后，谁退给谁钱？如何退的？退了多少？是否有收据？闫冀洞答：是闫冀洞退给姜开斌，如何退的，退了多少，是否有收据都记不清了。对一审法官询问：原协议现在是否还存在？闫冀洞答：我现在没有了，签了补充协议后原协议就不要了，已经烧了，第三人的那份也应该当场销毁了。
另，陈大靖在一审法院2016年5月30日的庭审中陈述：对姜开斌提供的情况说明内容不认可，孙勇提供的财务单据是姜开斌亲自给陈大靖的，2014年时陈大靖去找姜开斌，姜告知陈买矿的钱已经给闫了，然后就把单据给了陈。矿山石头不好卖，孙勇就称暂停开采。闫冀洞就想卖掉（矿山）变现，陈就推荐了一个客户说450万元买下来。陈向闫提此客户，闫说已经找到客户，出价1,000多万，而且我们还能占股20%。卖给姜开斌这个客户的时候闫冀洞没有通知孙勇和陈大靖。当时孙勇在美国。后来陈从侧面知道闫把矿山卖了，闫冀洞不肯把钱给陈，陈就去找姜，姜和陈说付给了闫冀洞700万元，就把收据复印给陈。姜称姜和闫都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闫和卧龙区的书记是朋友，闫在政法委上班，姜称得罪不起闫，无法出庭。一审法官遂于庭上询问闫冀洞的工作单位，闫冀洞答：与本案无关。
闫冀洞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闫冀洞建设银行南阳分行（尾号13166）名下2013年6月3日100万元入账明细查询（加盖银行印鉴章）及该账户名下2013年5月3日至2013年7月1日明细查询清单（未加盖银行印鉴章）。第三人姜开斌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11月15日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标的300万元）、2014年4月11日《补充协议》；2、2012年11月19日姜开斌转账50万元至闫冀洞（账户：建设银行南阳分行XXXXXXXXXXXX3166）的个人银行活期明细查询单，对应的2012年11月21日闫冀洞出具50万元的收据；3、2013年3月16日，姜开斌转账100万元给闫冀洞的付款凭证及对应的2013年3月18日闫冀洞出具的100万元收据；4、2013年6月3日姜开斌活期个人存款明细查询，当天姜开斌转账存入闫冀洞（账户：建设银行南阳分行XXXXXXXXXXXX3166）100万元。
被上诉人孙勇、陈大靖对闫冀洞提供的证据中加盖了银行印鉴章的银行转账记录无异议，对姜开斌提供的证据1出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的纸张正反面颜色差距巨大，且与己方掌握的证据和相关事实不相吻合，有事后伪造的嫌疑，并申请对该证据进行形成时间的比对鉴定；对姜开斌提供的其余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及收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姜开斌提供的证据不全，掩盖了矿山转让价格为700万元的相关证据及其事实真相。
被上诉人孙勇、陈大靖提供如下证据：1、姜开斌与陈大靖的电话录音证据一份，拟证明闫冀洞反复要求姜开斌签字出具情况说明，姜开斌迫于压力在证明材料上反复签字；2、案外人马某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拟证明其通过案外人马某对矿山进行了划款投资。经本院当庭播放电话录音，姜开斌对电话录音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无法核实录音中人物身份的真实性，且欠缺其他证据印证该录音即姜开斌本人与陈大靖之间的直接通话。闫冀洞对证据2质证称：只确认直接转账给闫冀洞本人的款项已收到，对于款项性质，认为均与投资款无关，而是用于购买大理石石材和矿山开发辅助材料的款项。经本院审查，证据1谈话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孙勇、陈大靖当庭播放了该录音证据，闫冀洞、姜开斌虽然对通话人的身份和内容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反证足以推翻或者否定对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对电话录音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录音内容，本院查明：就陈大靖有关闫冀洞说姜总买这个矿只给了120万元的询问，姜开斌答：之间签了300万、又签了120万，来回倒来回倒，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这边也有压力，天天找书记来，今天早上7：30就来电话，昨天打了十几个，我都没有接，哪有时间管他们的事情，天天来烦我。气死了。陈问：闫冀洞说你给我的500多万的收据也是造假的。姜答：闫冀洞跑到上海后，叫唐书记来问我要钱来了，他不来要叫书记来要。他我不怕，他又找了个书记，我又不能得罪他，他一会想起弄个什么东西，就来逼我签字，过两天又来签一个字。
基于查明案件相关事实的需要，本院传唤姜开斌本人于2017年1月17日到庭陈述相关事实，但当日姜开斌本人未到庭。姜开斌于2016年12月29日向本院出具说明一份：全权委托杜建设律师代理其本案纠纷，年关将至，加之其他事务缠身不能出庭，重申两点：1、矿山的转让价款以补充协议里的120万元为准；2、对陈大靖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予认可。
本案系涉台合伙协议纠纷，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1、案涉矿山实际转让价格应被认定为多少？2、闫冀洞关于合伙期间分红的反诉请求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孙勇、陈大靖主张闫冀洞在未知会的情况下，擅自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矿山给姜开斌，并为此主张提供了一组初步的证据，包括2012年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通过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向姜开斌调取的5份领款单及姜开斌签名的1份付款申请单，并当庭陈述了证据来源；闫冀洞对此予以否认，在一审期间提交了2014年4月11日补充协议及姜开斌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矿山的实际转让价格为120万元。二审期间，闫冀洞主张其与姜开斌签订的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中原本约定的转让价格是300万元，不是700万元，但是在一审期间，闫冀洞却对此只字未提，仅是否认700万元的矿山转让协议的真实性。由于一审审理期间，孙勇系持一审法院开具的调查令向姜开斌调取的领款单据，且其中一张2013年6月3日、金额为100万元的领款单上记载的建行账户与闫冀洞、姜开斌提供的银行明细账能够相互印证，加之闫冀洞在案件全部审理过程中存在言词闪烁及迟疑、姜开斌在电话录音证据中也提到迫于压力反复签字。因此，尽管二审中针对一审法院阐述的各项判决理由，闫冀洞及姜开斌表面上一一予以针对性地进行了补充举证，但是其证据证明力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有关事实。其中，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虽然在二审审理期间由姜开斌提供了原件，但孙勇、陈大靖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并就协议纸张的形式瑕疵提出了异议，亦为此申请司法鉴定。经本院审查，两份协议所有纸张均正面泛黄，反面泛白，且出资转让协议书第2页也是如此。二审法官为慎重起见，特地向姜开斌本人发出了传票，传唤其本人到庭陈述相关重要事实，但姜开斌本人并未到庭。由于300万的矿山转让金额系闫冀洞在一审期间从未披露过的情节，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关键事实，闫冀洞居然在一审期间一审法官询问下只字未提，且对最初交易价格竟然回忆不清，完全不符合常理。加之姜开斌提供的两份协议书形式上存疑，而姜开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是还原和澄清案件事实的关键人，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其本人在法院的传唤下均未能亲自到庭澄清有关事实，孙勇、陈大靖提供的电话录音内容又能够印证姜开斌感受到了来自闫冀洞方面的压力，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采信孙勇主张的案件相关事实，即矿山转让价格应被认定为700万元。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孙勇的司法鉴定申请已无必要。另，闫冀洞有关其与孙勇、陈大靖虽签订合伙协议，但并不存在合伙事实，闫冀洞也未收到过孙勇、陈大靖交付的合伙款项的上诉意见，与2009年6月18日的合伙《协议书》内容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闫冀洞有关其因处理矿山善后事宜，发生支出大概80至90万元，应抵消矿山转让款的主张，应予举证。并且，闫冀洞如系为了合伙体的利益向合伙体垫款，由于矿山的经营由闫冀洞实际控制，闫冀洞该主张应举证到从其本人账户确实支出了相应款项的程度。关于此，其在本案中举证不足，本院对其相应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第2个争议，有关合伙期间的分红，在合伙载体矿山已经被闫冀洞转让的情况下，其实质应为闫冀洞向其他合伙人主张赔偿合伙期间的分红，但是由于合伙载体已经被闫冀洞转让，矿山的转让价款在各合伙人之间的按比例分配，与闫冀洞主张的就合伙体分红予以赔偿的处理结果具有同质性，现闫冀洞从受让人处取得了矿山转让款，便不复存在其他合伙人赔偿其分红损失的基础。其该节上诉，本院同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闫冀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本院理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550元，由上诉人闫冀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英
代理审判员 盛萍
审 判 员 杨苏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月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