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8民终39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胜利，男，196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婷，女，198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男，198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金，男，195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山东省济宁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胜利因与被上诉人刘婷、张明、刘光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811民初12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胜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的借款事实。被上诉人虽然在一审中提交了案外人刘守柱证明一份，但一审法院却仅凭该证明，在不对该证明作出甄别，且无视民间借贷最重要、最基础的实践性特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王胜利向案外人刘守柱借款并多次通过被告账户向刘守柱还款，显然是错误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次发生的经济往来如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对于证明应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在上诉人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如被上诉人认为是其他债务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但一审法院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对双方往来数额认可，且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法院判决适用的应当是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而不应是某个人的观点。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应当是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却适用“最高院王林清关于民间借贷的13个法律问题的讲话精神”，即适用某个人的观点，明显不能作为法院判决认定的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二项：“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同时依据《规定》第二十六条：“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可知，对于上诉人要求返还多支付的利息的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刘婷、张明、刘光金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一、从案件事实角度分析：1、本案上诉人以“高息借贷、利息返还”作为案由起诉，应当证明双方存在高息借贷关系，而不能从相互来往资金存在差额，推定为是高息借贷关系。上诉人应当就案件涉及的银行转账凭证是否属于借贷或高息以及如何支付高息承担举证责任，并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不适用于本案，该解释仅仅适用于界定“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其他法律关系是不适用的。上诉人王胜利在一审中仅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被上诉人刘婷、张明、刘光金之间的银行汇款凭证一宗，根本无法证实双方存在所谓借贷高息的问题，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条款将“被告”设定为抗辩否认借款存在的一方，则“原告”应专指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该条款明显是为保护债权人即出借人的利益而专门设定的，即民间借贷出借人有权凭其转款凭证初步证明其与收款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借款人。但在本案中，上诉人王胜利作为所谓借款人，其无权仅凭所谓的还款凭证反向证明与被上诉人刘婷、张明、刘光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无法以双方资金往来数额推论存在所谓支付高息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王胜利仅向法庭提交了双方资金往来的银行凭证，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证实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及其存在支付高息的事实。对此，上诉人王胜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与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并非纯粹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提交的金融汇款凭证中包括双方的贸易往来资金、承兑贴现交易款项及借用账户转款的情况，并向法庭提交了承兑汇票复印件一宗、账户借用人的说明及相应的汇款明细。而且双方汇款凭证中，包括双方实际控制公司的往来转账，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已达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双方存在业务交易及代转款事实的存在。对于借用账户转账的问题，现刘守柱、孙明、曲风华均向法庭作出书面说明并将涉及到的相关银行凭证提交法庭，进一步证实双方之间资金往来关系的复杂。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刘守柱等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并非证人证言，而系书证，是对孙明、曲风华、王胜利、刘守柱与被上诉人之间来往资金凭证的辅助说明。根据一般交易规则，“钱”和“钱”的交易，是可以通过汇款方式来界定，但是“钱”和“物”以及其他标的交易，“物”的取得是不可能通过银行或其他部门来证实的。因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仅仅适用于特殊交易“钱与钱的交易”—借贷关系，不可能适用于“钱和物”或其他交易，否则的话会出现，“所有付款取货行为都要被追偿”的荒唐后果。综上，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穷尽举证手段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双方资金往来存在复杂性，而非单纯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二、从法律适用角度分析：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原告所诉的高息追偿问题，不适用该解释。一审判决不存在适用个人观点进行裁判的情况，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应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律只有在其公布后才能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法律公布实施之前就加以遵守。如果新颁布的法律可以规范人们以前的行为，法律关系乃至社会秩序将会发生重大混乱。具体到民间借贷，无疑会使得原本已经自行履行完毕的民间借贷关系又因此而产生新的纠纷。按照上诉人的举证逻辑，任何一个有过汇款记录的当事人都可以借民间借贷之名要求返还已付款项，难道都要收款人证实所收款项不是民间借贷？否则都要败诉吗？大量的支付宝、银行汇款交易的公司、企业，岂不都成了潜在被追责对象？根据上诉人的理解，司法解释的适用从时间上，将会无原则、无限制的退回到解释实施前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全部借贷行为，这肯定不会是解释的本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中虽指出《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但关于高息返还权利的范围应仅限于新规实施后支付的高息，对之前已经履行完毕的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为在该通知中亦规定，新规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新规。如果新规设定的“要求返还高息的权利”对之前行为有效，则与通知的初衷相悖。如果那样的话，已进入一、二审且尚未审结的案件，当事人完全可以撤回起诉，重新立案诉讼，这是违背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因此，任何当事人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返还新规实施之前所谓已支付完毕的“高息”不应得到支持。同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要求返还高息的规定，涉及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问题，其实质是因“无效”而返还，而根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法律适用的精神，对于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应坚持从旧的原则，只是在适用当时司法解释“无效”而适用新规“有效”时，才适用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目前，超过36%的高额利息已被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为无效，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之前支付的高额利息返还就必然不存在“适用新规有效”的新规适用基础。因此，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其施行之前已支付高息的返还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适用新的司法解释确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起草工作的王林清法官也在有关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2015年9月1日前已经支付的，2015年9月1日之后不能要求返还。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之前，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已经履行完毕且自愿支付，后又要求返还的，最高法院的观点是明确的，即不予支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法官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时也指出“……超过四倍不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的，法院是认可的，如果当事人履行了以后，再反悔想要回来，法院是不支持的。”另外，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行使“权利”的时效，也应遵守诉讼时效规则，诉讼时效亦应以其实际支付时间起算，从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看，所谓高息，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综上，上诉人的诉请不管是从事实认定上、还是法律适用原则上、诉讼时效上，都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王胜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借款18394110元；2、立案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自2011年8月8日开始至2014年5月9日止，通过银行共计向被告转款43055000元。其中包括山东路讯通传媒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6日向被告转款90000元；三被告自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3年10月25日止，通过银行共计向原告转款23995000元。其中包括济宁彤辉商贸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16日向济宁路讯通广告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东路讯通传媒有限公司）汇款100万元、济宁方正方管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向原告汇款200万元。查明，山东路讯通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2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原告王胜利为该公司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7月10日前持股比例为97.5%。济宁彤辉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25日，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田爱玲，被告刘婷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87.3%。济宁方正方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29日，注册资本51万元，被告刘光金为该公司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为60.78%。另查明，原告王胜利向案外人刘守柱借款400万元，并多次通过被告账户向刘守柱偿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自2011年多次发生经济往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借款18394110元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且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超付款项的返还诉讼，根据原告提供的金融转款凭证显示，原告向被告最后一笔转款的时间为2014年5月9日，而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其施行前已履行完毕的行为不适用该规定，结合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13个问题的精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胜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164元，减半收取，由原告王胜利承担66082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2011年8月8日至2014年5月9日期间，上诉人王胜利与被上诉人刘婷、张明、刘光金相互之间发生过很多次银行往来转款，且据王胜利的陈述，有多次转账是安排案外人赵斌、祝金岩向被上诉人或济宁方正方管业有限公司转账；而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济宁彤辉商贸有限公司、济宁方正方管业有限公司亦参与了双方的转账行为。上述情形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银行转账交易时间跨度较大，次数较为频繁，交易目的多样，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王胜利主张其曾向被上诉人分四次共计借款2399.5万元，借条全部系向刘婷出具的，利息为月息七分五厘，按月付息。本院认为，王胜利对四次借款中每一次借款的数额、借款期限、利息和本金支付情况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而被上诉人刘婷、张明、刘光金否认双方之间存在高息借贷关系，且根据王胜利一审中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亦不能证实其主张。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四次高息借贷行为，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时间为2014年5月9日，王胜利应当证实2016年5月9日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为此，王胜利在一审中申请孔伟森、赵传单出庭作证，而赵传单明确表示不知道是要的高息款；孔伟森虽然称2015年11月份及2016年4、5月份跟着要过高息账，但对去哪里要账、找谁要账等细节并未陈述清楚，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性不足，不应采信。王胜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王胜利于2016年12月份起诉，超出了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亦不应支持。综上，王胜利要求刘婷、张明、刘光金返还多支付的利息18394119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胜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165元，由上诉人王胜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