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2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宝根，退休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平飞，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巧娜，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亚君，退休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士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燕，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宝根因与被上诉人陆亚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2民初2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宝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以曹宝根名义于1996年9月28日与陆亚君签订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自1981年成立后作为独立的主体续存至今，1996年10月14日在工商办理的是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非一审认定的重新登记设立新的公司。2.一审未查清《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系假冒这一本案最关键的事实；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实质上是转让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民事行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认定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未成立进而未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
陆亚君辩称：一、关于东方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变更情况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是基于合同是否成立。曹宝根一直认为签名是假冒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那么合同不成立。一审法院一再向曹宝根释明是否变更诉请，在曹宝根未变更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宝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曹宝根与陆亚君于1996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方公司的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1991年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厂。1993年下半年，宁波东方压铸机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即前东方公司）。改组后，前东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52万元，分成6520股，每股为1000元；公司股份由镇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两种组成，镇集体股为45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70%，职工个人股为19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0%。当时共有121名职工出资入股，其中包括曹宝根出资2000元（即2股）。1996年下半年，前东方公司因名称中含“有限”字样而被要求在同年10月底前按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重新登记。为了符合当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至50人的法定人数要求，在重新登记时，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作为职工股东代表被工商登记为东方公司的股东，即于1996年10月14日重新登记后的东方公司股东由邱隘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及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组成，出资额分别为4282000元、1335000元、530000元、227000元、146000元（合计6520000元）。在办理上述重新登记手续时，提交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留存的文件资料中包括了落款日期为1996年9月28日、有“曹宝根”等45名职工签名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县府（96）41号文件，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规范、完善提高的精神，以及鄞政发（96）92号批转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和重新登记意见的通知精神，原股东申请，经董事会讨论，本人同意决定转让股份给陆亚君。”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同的成立是指符合合同构成要素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合同成立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与标的（即合同内容）三项要件；而合同有效则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有效要件而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标的合法而且可能、确定。很显然，合同是否有效系于合同是否成立这一前提，合同只有成立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若合同成立后依然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才属于合同无效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上述规定都与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相关。曹宝根称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系他人假冒，而非曹宝根本人所签。若曹宝根所说属实，则涉案协议当事人“曹宝根”是虚构的，其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该协议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这两项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协议订立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过程，协议本身尚未成立。若欠缺合同成立的事实基础，本案当然无需也无法就合同是否具备有效要件进行审查。曹宝根提出“涉案合同因假冒当事人签名，违反法律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之主张，无法予以支持。退一步讲，曹宝根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属于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以此为据主张合同无效，也难以成立。该院已向曹宝根释明，对于假冒他人签名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合同未成立进而未生效，而非无效，但曹宝根仍然坚持认为应属无效，拒不变更诉讼请求。另需说明的是，鉴于即使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经司法鉴定确非曹宝根所签，曹宝根提出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故曹宝根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没有必要组织进行。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宝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曹宝根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无效是指因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从内容上进行的考量。本案曹宝根未举证证明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内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指的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其主张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也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曹宝根主张合同无效，难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要达成契约，必须双方达成合意。本案曹宝根称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系他人假冒，而非曹宝根本人所签。从曹宝根的主张来看，则涉案协议当事人“曹宝根”的意思表示是虚构的，双方未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且曹宝根事后也未加以追认。故一审判决将曹宝根的主张归属于协议尚未成立，并无不当。
与此同时，一审法院在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向曹宝根进行释明，告知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曹宝根仍然坚持认为应属无效，拒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曹宝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曹宝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 姣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