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2民终2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卫星，男，195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志，男，197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秋，女，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昆成，男，195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珊薇，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芝梅，女，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上诉人贾卫星因与被上诉人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原审第三人杨芝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1民初3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卫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封厦门市××区××里××室住宅；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均由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事实认定不清。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起诉杨芝梅委托合同纠纷的案件是2015年4月13日起立案，2015年11月才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贾卫星与杨芝梅是2015年7月离婚，杨芝梅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厦门市××××室房产后于2015年9月过户到案外人名下。杨芝梅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处分了其分得的财产，与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立案后一直怠于行使权力直接相关，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不能转嫁给贾卫星。上述时间节点对本案的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一审却没有作出认定。贾卫星从未收到杨芝梅支付的70万元款项。因贾卫星在离婚前办理过一张炒股专用银行卡，一直是由杨芝梅操作。离婚时杨芝梅并未返还给贾卫星，因此该70万元转账行为是杨芝梅自己转账自己使用，贾卫星并未收到上述款项。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与杨芝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贾卫星起先并不知情，贾卫星也从未操作过。（2015）集民初字第1486号案是以杨芝梅一人为被告，相关的行为也是杨芝梅的个人行为。即使贾卫星未与之离婚，也不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何况双方离婚时已将财产分割清楚。二，本案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因该条针对的是权利人。贾卫星提出的是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力，并没有主张为物权人。本案应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贾卫星在法院查封之前已于第三人杨芝梅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财产分割协议并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未办理过户手续也非贾卫星过错，贾卫星对该房产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执行。综上所述，贾卫星对厦门市××区××里××室房产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合理行使其诉讼权利，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力的情形。1.2015年4月，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要求杨芝梅返还委托购房款及利息。因诉讼涉及的保全金额较大，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一时无法提供等同价值的担保物，后找到合适担保物便立即向集美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保全的对象为杨芝梅名下的本案讼争房，保全对象在法定的范围内。2.因杨芝梅名下的另一套房产（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楼××室，下称“瑞景房产”）早被案外人许雅峰及傅万福申请保全，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针对同一套房产再次申请保全意义不大，故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选择了一直登记于杨芝梅名下的本案讼争房作为保全对象。3.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根本不知道杨芝梅和贾卫星已于2015年7月3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的事实，因为在2015年6月29日，即（2015）集民初第1486号案件的第一次开庭，贾卫星还到庭参加上述案件庭审并为杨芝梅辩解，双方表现出感情很好，并未有任何破裂的迹象。综上，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选择本案讼争房作为保全对象是根据其自身经济情况、保全对象现状及案件的进展综合考虑的，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力的情形。二，贾卫星与杨芝梅恶意串通，协助杨芝梅逃避执行债务的事实明确。1.一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了贾卫星的银行明细，获悉2015年11月9日（双方登记离婚后），在拿到瑞景房产售房尾款95万元的当日，杨芝梅立即将其中的70万元转账至贾卫星的银行卡中。可见，贾卫星及杨芝梅并非感情不合离婚，而是为逃避执行债务而转移财产。2.王建志与杨芝梅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发生于2012年12月，杨芝梅在2013年1月，就已经收到了全部委托购房款，贾卫星对此是知情的。后杨芝梅与王建志因购房纠纷经历了多个诉讼，每一场诉讼贾卫星均到场旁听，替杨芝梅辩解，因此贾卫星对于各个案件的进展是充分了解，也有一定的预判。在上述多个案件中，杨芝梅均自认与王建志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返还相关投资款不可避免。2015年4月13日，陪同杨芝梅进行第一次庭审。在出现案件对其不利的情况下，贾卫星与杨芝梅于2015年7月3日通过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方式，约定：将已被思明法院查封的瑞景房产分配予杨芝梅，其他财产（包括2套房及1套宝马车）均归贾卫星所有。可见，王建志与杨芝梅的诉讼之前，贾卫星与杨芝梅离婚在后，离婚完全是为了协助杨芝梅逃避之后可能出现的执行债务。三、杨芝梅与王建志之前的委托购房关系及相关投资额的交付发生于杨芝梅与贾卫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该投资款被杨芝梅用于购买夫妻共有房产及理财增值，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杨芝梅与王建志之间的委托购房关系发生于2012年12月，投资款的交付于2013年1月完成，杨芝梅自认其收到了1288000元。委托购房关系发生于杨芝梅与贾卫星婚姻存续期间，且贾卫星对此是知情的。2.依据（2015）集民初第1486号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杨芝梅将王建志交付的87万元用于购买瑞景房产，该房产亦在《离婚协议书》中被作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且杨芝梅在收到瑞景房产售房款后将70万元转账给了贾卫星。故杨芝梅返还购房款的债务应属于贾卫星与杨芝梅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因此，退一步讲，即便讼争房属夫妻共有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讼争房也是合法有效的被执行财产。四，贾卫星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条款系对善意买受人排除执行的规定。1.贾卫星并非善意买受人。2.贾卫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占有讼争房产。3.贾卫星没有支付任何对价。4.2015年7月3日贾卫星与杨芝梅协议离婚，2015年11月30日讼争房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查封，期间历时5个月，贾卫星既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也不主张权利，直到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才提出主张，其目的在于协助杨芝梅逃避执行。讼争房系办理过户登记系贾卫星的过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贾卫星不享有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权力。杨芝梅未作陈述。贾卫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依法解封厦门市××区××里××室的住宅；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3日，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以杨芝梅没有使用其委托的资金购买房产为由，将杨芝梅起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主张解除委托合同并返还委托购房款1105000元及利息。在诉讼中，依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申请，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集民初字第1486-1号民事财产保全裁定书，查封了杨芝梅名下位于厦门市××区××里××室的房产。2015年11月30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集民初字第14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建志与杨芝梅的委托合同于2015年11月21日解除，杨芝梅应退还王建志87万元及相应利息，驳回王建志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房屋被查封后，贾卫星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提出案外人保全异议。2016年9月2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211执异19号裁定，驳回贾卫星的异议请求，并于2016年9月6日送达贾卫星。2015年6月29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就（2015）集民初字第1486号案件第一次开庭，贾卫星确认庭审时有到场。2015年7月3日，贾卫星与杨芝梅在厦门市集美区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位于厦门市××××室的房产归杨芝梅所有，厦门市××区××里××室的房屋归贾卫星所有。厦门市××区××里××室的房屋自2013年2月1日起登记在杨芝梅名下。2015年9月25日，杨芝梅和许雅峰、傅万福订立合同，将瑞景新村洪文一里74号楼的房屋出售给许雅峰、傅万福。贾卫星在本案庭审中称，其在杨芝梅将瑞景的房屋出售后拿到了几万元的售房款，该款是杨芝梅偿还欠贾卫星的借款。2015年11月9日，傅万福向杨芝梅银行账户转账95万元；同日，杨芝梅向贾卫星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系案外人对保全查封有异议引发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贾卫星的诉求能否成立，关键看其是否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利。其一，贾卫星主张对案涉被查封房屋享有物权不能成立。其主张因离婚协议中约定厦门市××区××里××室的房产归贾卫星所有，故自登记离婚之日起上述房屋已归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贾卫星与杨芝梅约定上述房产归贾卫星所有，但房屋仍登记在杨芝梅名下，尚未办理转移登记，故依法不产生物权变更效力，其上述主张于法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厦门市××区××里××室的房产自2013年起登记在杨芝梅名下，依照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贾卫星主张其系房屋所有权人亦不能成立。其二，贾卫星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排除执行不能成立。因该条款系对善意买受人排除执行的规定，贾卫星并非案涉被查封房屋的买受人，显然不应当适用上述规定，故其该项理由难以成立。除此之外，杨芝梅在与贾卫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王建志之托付并收取87万元；2015年6月29日，王建志主张杨芝梅返还委托款项的诉讼开庭时贾卫星到场；2015年7月3日，贾卫星与杨芝梅登记离婚；2015年9月25日，杨芝梅即订立买卖合同将离婚分割给自己的房屋出售给傅万福等人；2015年11月9日，杨芝梅在收到傅万福的95万元之后，即日转账70万元给贾卫星。贾卫星在本案庭审中称在杨芝梅出售房屋后，收到杨芝梅用于偿还贾卫星借款的几万元款项，其该陈述与其实际收到70万元的事实相差悬殊。基于以上之事实，贾卫星亦难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综上所述，贾卫星主张解封厦门市××区××里××室的房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杨芝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在查明事实后，可依法迳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贾卫星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贾卫星负担。二审审理期间，除贾卫星认为银行卡在杨芝梅手中，贾卫星并未在2015年11月9日收到70万元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首先，讼争被查封财产系在贾卫星与杨芝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虽贾卫星在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提起诉讼，并已第一次开庭后，与杨芝梅签订离婚协议，将讼争房产分割给贾卫星，但双方之间仍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其权属仍登记在杨芝梅名下，法院对其查封并无不当。且夫妻之间因婚姻关系解除的财产分割，无法对抗合法债权人，杨芝梅与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亦在贾卫星与杨芝梅的婚姻存续期间，王建志、王丽秋、王昆成申请执行讼争房产并无不当，贾卫星对讼争房产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贾卫星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但该条系针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形，本案并不属于该种情形，且贾卫星亦未举证证明并非其过错导致房产未办理过户手续，故不予适用。综上，贾卫星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贾卫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 聆审 判 员  章 毅审 判 员  柯艳雪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代书记员  潘婉燕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