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663号
原告邓建荣，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股东。
被告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120街坊。
法定代表人杨翠贞，该粮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柳长青，湖北省正义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
原告邓建荣诉被告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以下简称钢花中心粮店）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程捷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建荣、被告钢花中心粮店的法定代表人杨翠贞及其委托代理人柳长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建荣诉称：1、2001年国有企业改制，原告与其中35名职工用解除国有企业身份按《劳动法》取得的经济补偿金投资入股，成为被告的股东，并依法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股份合作制企业）其注册每股为1元。股份数与投资金额一一对应，每位股东原始出资额不同，从而股份数不同，所占总股本出资比例也不同。2002年1月16日被告假借企业避税为由进行减资，由董事会提出的方案对不同股东进行了不同比例的缩减，减持后每位股东出资额相等，股份数相等，所占总股本比例相等，造成有的股东增加了投资比例，有的股东减少了投资比例，并且对减少股本的股东没有任何经济补偿，使股本增加的股东不掏一分钱对价而获利，从而改变原始股本结构，其中最大的获利者是董事长，其所占比例由原来的2.91%增至6.38%（被告向全体股东隐瞒了董事会自己私自增加的所谓股本金2.4万元，直至过了12年才逐渐暴露出来）造成一部分股东对另一部分股东的严重侵权行为，且这种行为一直延续至今，使原告的股东权益受到了极大损害，此决定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五条；依本企业章程第三十三条，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违反了本企业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违背了股份减持（或增持）应按相同比例进行的社会公理，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假设依法同比例减持原告无异议）被告假借减资名义实则进行的巧取豪夺。任何人无权无偿增加股本，也无权不花任何代价随意变更股本结构，如此逻辑通过举手就可以清除部分股东股本股数，直到剩最后一个股东，真如同儿戏。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多年来一直未在工商变更成功，早已失效，被告并以此为据进行股份分红和股利分配，请求法院明查。
2、按注册股份分红，《股份合作制条例》、《公司法》都有明确规定，本企业章程第12条第4点中也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这也是公平原则的社会共识，被告抛开基本常识而不顾，直到如今，仍按决议中的所谓股份分红，被告自己还私自拿三倍的红利，获得不当得利。致使原告分红权利受到侵占，按每年分红总额与原告股份占3.16%计算，从2009年4月至2014年度总共少分应得红利10，101元，请求法院查明，判定被告返还原告。3、国有企业改制时，全体职工从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三个方案中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当时本企业靠房租收入让43名职工不上班可以坐得年人平1万多元利益，若对外出售定位253万元，对企业职工用补偿金购买只72万元取得了两个固定资产490平方的所有权和4个粮店的经营权，另有7名职工选择内退，对内退职工规定，无论企业好坏确保生活费及缴纳社保。对股东36人则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本企业成立后大多数股东选择回家，企业收入唯一来源是房租收入，其事实上企业利润全部由投资而产生，按股份合作制规定“按股分红，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存在劳动方面的分配，只存在按股份分红及股利分配，即使按平均计算原告应得130，415元股利，请法院调查。现在490平方门面房价值不言而喻，另外随着租金上涨（2014年租金有106万元）股东退休人数增多，至目前只剩17个股东未退，人平均坐收租金5万多元毛利收入（而退休股东每年每人各种分配才1-2千多元）都未参加劳动创造。造成极不合理的分配方案，原告甚至连同等股东按股份分配的效益工资和节日资金慰问（春节除外）都无份，股东应没有退休与不退休之分，另属个人应交养老金、医疗、公积金部分也由房租收入支付等等，明显损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尽管如此，原告考虑到其他股东利益，对还未退休股东即使按内退职工标准，确保生活费、社保等费用除外（每年每人6千元），仍可以享有股东权益95，915元，请求法院明查。这些事实说明被告编造股本变动的目的就是董事会为获取不当利益，置国家法律法规而不顾造成的。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不按工商登记的原始股份分红造成2009年4月至2014年度红利差额款10，101元；2、被告补齐2009年4月至2014年度原告应享有回家股东同等权利，同等分配房租收入所产生的各种股东权益差额款95，91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邓建荣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工商局登记的企业信息咨询报告，证明原告出资额15，875元，股数15，875股，出资比例占总股本3.16%；
证据二、青山法院责令履行指定行为通知书（2015）鄂青山执字第146号和股权证，证明法院责令被告按工商注册原始股份15，875元，恢复原告股权证上持股数量15，875股；
证据三、钢花中心粮店在工商局注册的“章程”，证明本企业章程中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被告违反同股、同权、同益、同损的分配原则；
证据四、钢花中心粮店2009年1月至2014年房租收入、支出明细表（被告提供），证明企业唯一收入是房租收入，被告列举大量账外支出和账内支出合计5，458，410.26元，不按工商注册的出资比例分红，不按股东权益分配，侵占原告合法利益；
证据五、上级主管部门钢花街拟定三套改制方案和内退职工安置办法，提交43名职工自愿选择，证明职工放弃了法人出资253万元购买企业资产，确保参股的职工各种利益到退休的第一种方案。而是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并规定了内退职工月生活费，养老统筹共计400元，其中养老统筹是从400元中代扣代缴；
证据六、职代会通过的企业改制方案和新企业职工安置方案附件一、附件二及职工签领补偿金明细表附件四，此内容是上级领导第二次制定的方案，证明股东是按劳取酬，按资分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原则。内退职工是确保生活费、养老、医疗等费用到退休，但没有补偿金注册，不是股东身份；
证据七、青山区国企改办（2001）9号文件关于同意钢花新村中心粮店改制的批复，证明被告没有按文件规定，到社保部门办理个人流动窗口交费手续，而是侵占原告应得利益，为个人多交社保资金；
证据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书，鄂检民行抗（2008）年189号，证明检察院已查明本企业只有房租收入，大多数股东回家休息，没有劳动创造经营收益，不存在劳动分配，只有按股份分红和股东权益分配，不要以原告现退休为由而与其他股东区别对待；
证据九、2012年股份分红表和按股份分配的效益工资表，证明被告侵占原告分红权和股东权益；
证据十、原告银行清单，证明原告每年分红只有1，350元，被告侵占了原告红利和股权分配利益；
证据十一、钢花办（2001）36号文件关于同意钢花中心粮店陈世红等四十六名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批复（其中有3名职工是上级部门挂靠企业的职工），证明43名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签领补偿金636，270元。其中有36名职工选择了用501，650元补偿金参股。有7名职工选择了内退并用补偿金134，620元换取新企业确保各种利益到退休，没有股东身份；
证据十二、2000年度收入费用情况和房租收入明细表，证明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将6个资产房租收入发展好了，年有52.8万元，让我们36名股东无论早退休，还是晚退休都能坐得房租年人平1万多元利益；
证据十三、2000年11月16日上午会议记录，并且有杨翠贞、徐晓玉、韩杰参加会议（现任董事长、董事），证明上级主管领导在本企业改制领导班子中已明确告知，新企业职工安置方案三种，职工一旦选择（工商注册）就不能反悔的事实，所以工商注册36名股东501，650元出资，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事实；
证据十四、工商注册编号第43页，“关于钢花新村中心粮店资产处置的决定”，并有上级主管部门盖的公章，证明上级主管部门钢花街办事处对本企业6个资产处置决定，批准36名股东用50.165万元补偿金入股，并承担企业全部债务方式获得企业产权，并且承担14名已退休职工医药费7万元和7名内退职工各种费用20多万元到退休，没有同意董事长，董事有三倍，二倍的股份，所以被告不能侵占早退休股东应得认购房租利益年人平1万多元和注册的股本股数这个事实；
证据十五、国有企业承包法人曾福珍签名、盖章的“协议书”，证明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出资99，369元资金购买了116街粮店276.03平方的房屋所有权，让自愿参股的36名股东不上班劳动坐得房屋利益，给改制后的新企业打好了经济基础，给每个股东的股份增值了7万多元（人平数）；
证据十六、青山法院2004年24号判决书和案卷开庭笔录第53页（共7页），中级法院2004年284号调解书和法庭审理笔录案卷第123页至125页，证明被告已经自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记录中三项内容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工商办理变更，因此法院的认定变更股本的减资、增资，未在工商履行法定手续，决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恢复曾福珍工商注册股本19，050元，付曾福珍补偿金2，800元，所以被告12年之后强行退股份是违反法律法规；
证据十七、青山法院2004年判决案件第35页“关于股本变动情况说明（草案）和董事会决议”，证明被告在同一天时间提供的数据和内容不一致，（请见此表上重要查明）证明被告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记录中三项内容是欺骗股东签名的违法行为，因为没有讨论董事会3人出现金53，727参股之事；
证据十八、青山法院2012年247号判决案卷第23页开庭笔录和被告开庭后提供章程案卷编号，第86页没有盖企业公章，欺骗法院错误审判，证明被告已经自认工商注册的章程是没有经全体股东同意的，因为章程第35条已明确规定：本章程要经股东大会通过，全体股东签名后生效，才能实施，所以法院多次判决中以三分之二股东表决程序来审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记录有效，是不符合《公司法》第35条和《民法通则》第5条、75条规定；
证据十九、青山法院2006年33号判决案卷第48页、54页是被告提供的审计报告和第33页、34页原告提供2004年2005年房租收入表及2005年财务收支明细表和被告交国税局的2005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证明1、被告提供不真实数据的假审计报告欺骗法院，导致法院33号、466号、34号判决没有支持原告的第二项诉求，今用以上2005年财务收支明细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揭露被告将房租不做账事实，如2005年收支明细表上所反映总收入合计906，358.01元（其中当年房租收入627，770元和上年结余152，888.61元事实，然而33号判决书中把房租收入780，658.61元说成经营收入，隐瞒无人在岗劳动创造经营收益这个事实）；2、被告将房租780，658.61元收入而在审计报告损益表上只做毛利收入4，010元，做业务利润140，452元小计144，462元，还有636，196.61元房租收入没有做账（请见企业2005年资产负债、损益表上只做毛利收入4，340元和业务利润120，300元）所以还有656，018.61元房租收入在账外，因此审计报告上的亏损是个假数据，被告弄虚作假向法院提供不真实的审计报告，导致原告的第二项诉求被强制霸占12年，使法院4份判决有误；
证据二十、2015年1月31日股东大会决议，此内容是曾福珍当时散会后找到被告要的原件所复印的内容，证明被告在2015年9月10日开庭中提供证据七的内容，每年有非股东参加表决，有弄虚作假会后添加没有参加会议的股东签名，请见此表上只有28名股东签名，减7名股东不同意签名，所以股东大会决议没通过这一事实，而且青山法院2014年561号判决书中支持原告7名股东诉求，判令被告2014年6月14日退股的股东大会无效，被告违法12年了；
证据二十一、工商局档案编号132页至143页，是主管部门请示报告31号文件和区体改委9号文件批复及职工大会决议和三套方案选择的报告及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内退协议，职工签领补偿金明细表，证明1、被告在开庭中提供证据一的内容与以上工商局复印的连号内容不一致，被告提供的内容没有工商注册编号，没有编号第134页、第135页上重要内容，故意把职工大会的决议和职代会通过的三套方案选择的报告结果不给法院，因为上级主管领导没有将企业6个资产处置给董事长三倍，付董事二倍，而是处置给43名职工（当时解除劳动关系工龄1002年×635元=636，270元补偿金和退休职工医保费14人×5千=7万，及上级部门挂靠企业1名内退职工的补偿金19，696.27元，共计72，966.27元，并同意36名职工用补偿金501，650元参股（36人当时工龄790年×635元=501，650元）任何人无权侵占的事实；2、被告把原告收的风险抵押金私自添加股本金53，727元和私拿三倍的红利、效益工资是违法行为。
被告钢花中心粮店辩称：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其他股东曾提出相同诉请，已被法院驳回；被告改制后，已经严格按照企业章程履行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得到企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认可，因此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钢花中心粮店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钢花新村中心粮店企业改制方案、请示及批复，证明被告单位已按政府要求进行了企业改制即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职工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劳动关系又有投资关系；企业新当选的董事长必须持有全体股东平均数3倍以上股本；新当选董事会成员必须持有全体股东平均数2倍以上股本，这就是董事会成员持股数高于一般股东持股2至3倍的由来。企业实行股东大会制，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决定企业重大问题；
证据二、银行现金缴款单，证明董事会成员已按要求以现金参股了；
证据三、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章程，证明股东大会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审议批准本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本店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人组成，并出席会议。其决议必须通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
证据四、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证明2002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通过了三项内容即一是新增7名股东；二是企业注册资本由501，650元减少为282，000元，并调整各股东持股比例；三是确定企业年分红办法；
证据五、青山法院（2006）青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院人民法院（2006）武民商终字第466号民事判决书、省高检鄂检民行抗（2008）189号民事抗诉书、武汉市中院人民法院（2009）武民商再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职工退休后与企业劳动关系终止，仅存在投资关系，原告要求享有未退休职工待遇及差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六、青山法院（2012）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院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书、省高院（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通过诉讼由法院进一步证明2002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通过的三项内容即一是新增7名股东；二是企业注册资本由501，650元减少为282，000元，并调整各股东持股比例；三是确定企业年分红办法。这充分的体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意思自治的原则，由此也可以证明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七、2006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31日钢花新村中心粮店股东大会决议，证明被告企业从2006年至现在无论企业亏损还是企业盈利分红等重大决策，都按《章程》依法经过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所以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原告应当服从与履行，为此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
证据八、银行转账记账凭证及汉口银行转账凭证，证明1、为了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企业为减少注册资金，于2014年6月30日向43名股东退股本397，651元，现企业注册资本已减少为282，000元；2、2015年2月9日、10日为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向43名股东分红215，000元。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这个证据，没有编号，没有盖公章，有些内容属于弄虚作假，在工商注册编号为134页至135页是主要的，没有放入证据中，本企业章程被告从未公示过，全体股东没有签字讨论过，本企业在实质上已无劳动关系，因为企业的收入都是靠门面租金，无人劳务都在家里，而且80%人未上班，改制后也是如此；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改制时也未听说过二倍三倍，改制后也未在职工大会或者股东大会上说过，从未提及过此事，工商登记也未体现；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这个证据，本企业章程从未公示过，也未见过，也未通过全体股东签字认可，并且股东大会有7名非股东人员参加签名与表决，这7名非股东人员至今未在工商办理注册，在企业资产处置中的决定是新企业内部退养人员，这7人是内退，当时用不参股确保到退休，新企业盈亏与其无关，由此可见董事会召开的股东大会决定是无效的，失去了真实性，也未提前15天通知；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是草案签名不是决议签名，草案讨论的是减少到258，000元，不是282，000元，草案签名时上面的内容是没有看到的，有些人是代签的，被告私自加的2.4万元并未在草案中出现，只认可工商注册登记的股金股数，7名新增股东并不是股东，但也参加了会议，这种股金的减少是没有根据的减少，在开会没有按规定时间在工商登记变更注册，也未按股东大会的决议让大家签字；对证据五中省高检鄂检民行抗（2008）189号民事抗诉书认可，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五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企业注册半年后，2002年1月进行的减资方案造成侵权的源头，钢花粮店进行改制后已经成为自付盈亏的股份制合作企业，原钢花粮店和职工间的劳动关系即行消灭，原企业的职工也成为新企业的持股股东，新组建的钢花粮店主要依靠门面出租维持开销，即没有与股东和其他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实质上也没有人上班，在此情景下钢花粮店的主要收入应实行按股分红的原则，即按投资所占比例予以分配，而不应再考虑按劳分配的方式，即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是否退休为标准，被告以未退休为名发放的劳务费用是不合理的，不劳动怎么能有所得，企业门面收入106万元，我一年只拿2千多元，而没有上班的17名股东一年要拿3-4万元；对证据六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企业注册半年后，2002年1月进行的减资方案造成侵权的源头，被告已经自认200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记录中三项内容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工商办理变更，因此法院的认定变更股本的减资、增资，未在工商履行法定手续，决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恢复曾福珍工商注册股本19，050元，付曾福珍补偿金2，800元，所以被告12年之后强行退股份是违反法律法规，为何被告没有凭此证据办理工商变更，工商登记的还是36名股东的出资额是501，650元，被告说议事自治，也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被告不能通过三分之二股东的表决侵占三分之一的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能通过三分之二股东的表决开除三分之一的股东身份，所以三项内容不合法；对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企业注册半年后，2002年1月进行的减资方案造成侵权的源头，企业章程并未通过全体股东签字认可，被告召开股东大会的内容都是非法的，都是以侵占原告的合法股数为目的，以大多数人抢占少部分人的合法财产而制定的会议目标，被告把7名非股东人员叫来开股东大会并签字表决，在明知违反《公司法》第22条第一款、35条、工商注册格式章程第8条第三项，以不合理手段公然侵占原告的合法财产，股东大会属于无效的，2015年1月31日被告召开股东大会，又将7名非股东叫来签名表决，会后曾福珍复印了内容及签名，工商注册至今是36名股东，不是43名，从2002年到2015年股东大会都是无效的，我不认可，2012年之前也未提前15天通知开股东大会；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企业注册半年后，2002年1月进行的减资方案造成侵权的源头，股东大会是非法的，工商至今还是36名股东，2004年6月14日到法院打官司判决股东大会无效，被告仍然执行，强行用38街粮店拆迁款回购我的股金数9，875元，我不同意，强行打到我账户，拆迁款是股东投资12年认购房租的利润收入，而被告用职权不出一分钱就回购了股东的股金股数，（14）561案件已经判决股东大会无效，被告还强行退股，不同意强行退股。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所占的股本数现已经减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恢复股权数不符合股东大会的决议，是无效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退休与在职的待遇有区别；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没有侵占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存在统筹费；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内退职工以通过股东大会增补为股东；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一直在单位窗口替职工缴纳社保；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是检察院单方抗诉，不代表终审意见；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侵犯股东的权益；对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侵占原告的股权分配利益；对证据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都是改制前的一种测算；对证据十六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股东大会决议已经形成，未在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决议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且决议后已经执行，恢复股权数是无效的，因为违法了股东大会的决议，调解书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十七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应当以股东大会的决议为准；对证据十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企业改制后，向工商提交了变更登记资料，工商局又返回了一套企业章程，该章程未盖章子，但是章程内容与原告提交的章程内容完全一致，所以该章程有效；对证据十九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做假账，是由监事公布的，也未侵犯原告利益；对证据二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补签也是有效的；对证据二十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未有编号，但内容是一致的，也是有效的。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能够证明原告在工商注册登记和股权证上的股份均为15，875股，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客观、真实，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六能够证明原告作为被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参与了企业改制，并以经济补偿金作为出资入股，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七能够证明被告应“到区工商、劳动、社保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八能够证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在抗诉书中写明“新组建的钢花粮店主要依靠门面出租维持开销”，并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九、十能够证明自2005年至2014年，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1，350元股东分红，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一能够证明46名同志解除了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并要求企业按相关规定到劳动局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六客观真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八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七能够证明2005年度至2014年度的股东大会决议，每年均经过了三分之二的人数同意，且被告已按股东大会决议向原告支付了股东分红，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国有经济性质）职工。2001年，被告制定了企业改制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对原企业整体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原告和其他职工选择了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领取经济补偿金，置换身份入股。同年7月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确认被告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2001年5月30日，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新村中心粮店章程》，该章程规定：注册资本为501，650元；原告邓建荣资产量化为15，875元，出资比例3.16%；钢花新村中心粮店实行同股同权同益同损的原则，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钢花新村中心粮店总股本为501，650元人民币，即501，650股；根据出资额行使一人一票表决权，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建立股东大会制，股东大会为本店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首次会议由出资额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并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店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对本店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或股东委托人组成，并出席会议。其决议必须通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股东委托人出席会议应向股东大会出示签署的委托书。股东大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临时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2006年1月8日，被告在天旗镇餐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5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6年1月份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20元。2006年1月1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07年2月3日，被告在新纪元餐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6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6年1月份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100元。2007年2月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08年1月18日，被告在王府井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7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5元分配。从2007年7月份起，在册职工每月增加工资或生活费80元。2008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09年1月11日，被告在王府井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且通过2008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配，全体股东分红按每股40元分配。公积金的提取比率：30年工龄每月100元、25年工龄每月90元、25年以下工龄每月80元。2009年1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0年1月30日，被告在深巷口味馆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1、讨论并且通过2009年分配方案即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2、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0年2月3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1年1月15日，被告在110口味堂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1年（2010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2011年1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2年1月3日，被告在110青山小镇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1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2年1月1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3年1月19日，被告在梦天湖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2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3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4年6月14日，被告在美罗商务酒店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讨论并通过2013年分配情况，效益工资按在职职工每股40元，分红按全体股东每股45元分配。2014年6月1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350元股东分红。2015年1月31日，被告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为：2015年1月31日钢花中心粮店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决定：企业月交剩余38街粮店剩余拆迁款平分给43位股东，每人伍仟元整，38街粮店还建时，股东再集资补差价。2014年股东分红每股80元（人民币捌拾元整）。2015年春节股东节日慰问每人伍佰元整，职工每月生活费增加贰百元整。会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400元股东分红。
原告邓建荣认为，被告应按照2009至2014的年度分红及效益工资总额，以其出资比例3.16%，向其支付股东分红，现被告每年只向其支付1，350元，故应支付股东分红差额款10101元（585，499元×3.16%-1，350×6年）；原告应享有回家股东同等权利、同等分配房租收入产生的各种股东权益差额款，包括节日资金、生活费及社保资金，扣除本人主动让利的34，500元，被告还应向其支付股东权益差额款95，915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02年1月28日，被告召开了股东大会。讨论内容：1、新增入股东七名；2、股本变动：43人×30×200=258，000元，注册资本282，000元；3、30年工龄以上每月生活费增加20元，30年以下每年增加1股直到30年为止，年终效益工资按在职工的股份分配。就该股东大会决议，被告股东彭锦新于2012年4月24日起诉到本院，请求判令：依法确认被告于2002年1月28日作出的“关于股本变动情况”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无效。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从2002年1月28日的股东大会，至股东彭锦新20**年4月24日起诉到法院，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并于2012年7月17日作出（2012）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驳回彭锦新的诉讼请求。彭锦新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彭锦新要求确认决议无效的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并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9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锦新不服该判决提起申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199号民事裁定：驳回彭锦新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一、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被告于2001年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在此时，原告与被告间存在着劳动和投资两种关系。原告现已退休，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至此时终止，其与被告间仅存在投资关系。原告不再享有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权利，而只能依据投资关系享有股东的权利。二、我国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分红问题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上无相应法律规制；《公司法》明确其调整对象仅限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无相应法律、行政法规规制的情况下，则应尊重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股东的意思自治。股东大会关于职工生活费、股份分红等的决议，均属于公司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范畴，也是公司自治的具体体现，法律及行政法规对此亦未作出禁止性规定。三、根据被告章程的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股东大会决议必须通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股东通过。2005年度至2014年度的股东大会决议，已经过了三分之二的人数表决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有效，且被告已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每年实际履行。四、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应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且原告未提交有关被告应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的股东大会决议。综上，原告邓建荣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红利差额款及股东权益差额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于驳回原告诉请的抗辩，本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建荣的诉讼请求。
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原告邓建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420元，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程捷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