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05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1，女，1943年5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2，男，1947年6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耿某2之妻），女，1949年6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3，男，1952年3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1年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明亮，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某4，男，1955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1950年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28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耿某1、耿某2、耿某3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5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某1、上诉人耿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上诉人耿某3，被上诉人李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明亮、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2、耿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某1、耿某2、耿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未依照程序法的规定开庭审理，未保障耿某1、耿某2、耿某3答辩及辩论的权利。耿某2依照一审法官的要求提交答辩状，当日即接到一审法院通知，要求次日领取一审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第一，耿某1、耿某2、耿某3仅认可鉴定笔迹为耿某5书写，不认可书写内容，亦不认可字条为赠与合同；第二，一审判决载明的耿某1、耿某2、耿某3的答辩意见并非法定答辩，而系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说明；第三，第一次笔迹鉴定对耿某1、耿某2、耿某3提交的遗嘱书写人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涉案房产买卖合同亦可印证，赠与人、遗嘱书写人有使用印章的习惯，亦属于当时年代的共识；第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耿某1、耿某2、耿某3申请遗嘱见证人作为证人到庭，一审法院应当传唤证人出庭；第五，赠与合同有四个要件，赠与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必须是赠与人自身意志的真实表示，赠与人对财产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处分权，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均不符合。1.赠与人书写的两个字条，一个写于“200三”年，一个没有日期；房产一个写9号楼，一个写19号楼，可见赠与人系被迫书写，否则即为赠与人精神不正常，故赠与人书写的字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2.涉案两个字条均未载明李某1表示接受赠与的内容，亦无明确日期，不符合合同要件；3.涉案房产系央产房，2003年时不能上市交易，故赠与人没有处置涉案房产的权利；4.涉案房产于2010年取得产权证，此时赠与人已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房产证由其妻李某3领取，再由李某3交给李某1，不等于赠与人的交付行为。2010年3月8日赠与人耿某5参与的另一房产的公证被法院判决无效，签字不真实，同样，2010年2月24日赠与人同时取得的涉案房产交付行为不应认定为有效；第六，北京市更换二代身份证是2005年，李某1的二代身份证前六位为“110108”，系北京市海淀区的代码，所以在2005年前李某1未在涉案房屋居住。
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均辩称，不同意耿某1、耿某2、耿某3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李某1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李某1所有，耿某1、耿某2、耿某3、耿某4、李某2、李某3配合李某1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耿某5（2011年6月24日去世）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离休干部，耿某1、耿某2、耿某3系其与前妻张某所生子女。1959年9月，耿某5与李某3申请结婚，婚后生育李某1。耿某4与李某2系李某3与前夫所生之子。
涉案房屋于1999年8月10日登记于耿某5名下。
就赠与合同关系，李某1提交《决定书》一份和赠与说明两份，内容分别为：“自从建生出生以来，我没有给他办过一件事，现在我决定将朝阳区亚运村安慧北里二区19号楼16层零壹号给李某1所有。任何人不可干涉，购房钱由健生自负。立字人父亲耿某5”；“我决定将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二区九号楼×号楼房给李某1所有。还房钱，由他自己付清。父亲耿某5二〇〇三年”；“我决定将朝阳区亚运村安慧北里19号楼×号给李某1，购房钱由他自己付。爸耿某507.5”，耿某4、李某2、李某3认可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耿某1、耿某2、耿某3不认可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并申请以耿某5签字的公证书1页、2003年耿某5自书2页以及人事档案4页为样本，就上述三份证据中落款处“耿某5”签字是否为耿某5本人所签申请鉴定。经该院随机确定，由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2015年8月27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做出中天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45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检材赠与书、决定书中字迹是耿某5本人所写。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认可《文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及鉴定结论；耿某1、耿某2、耿某3认可《文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鉴定结论，并以鉴定机构“明确自认只调取针对'对耿某5的人事档案和有耿某5私章的房屋买卖契约的原件进行了现场查验'，并未提及耿某5签字的公证书1页和2003年耿某5自书2页样本的提取，以及确认作为样本的程序和依据”为由申请重新鉴定。该院对此予以准许。再次经该院随机确定，由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鉴定机构。2017年6月12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做出北天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072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内容为“我决定……自己付清”，落款为“父亲耿某5200三年”的手写纸张；标题为“决定书”，落款为“立字人父亲耿某5”的手写纸张中“耿某5”签字与人事档案四页中“耿某5”签字是同一人书写的；内容为“我决定将……由他自己付”，落款为“爸耿某507.5”的手写纸张中“耿某5”签字与人事档案四页中“耿某5”签字不是同一人书写的。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文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耿某1、耿某2、耿某3认可鉴定结论，称根据第二次所做的鉴定报告可以看出李某1伙同耿某4、李某3、李某2串通密谋捏造事实，出现了一张假的，这几张纸条作为赠与是不能成立的，纸条上也没有显示赠与内容，有的缺失年月日，不能认定为赠与行为，楼号也有误，还有涂改。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认可第一项鉴定结论，不认可第二项鉴定结论，称该纸张中耿某5的签字系耿某5本人所书写，只是耿某5在不同时期、环境、心情、身体状况以及使用不同的笔和纸张等的情况下，书写方式及字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已，且即使鉴定文书第二项所列文书认定非耿某5本人所写，但凭鉴定文书第一项已认定的赠与文书已经认定耿某5将涉案房屋赠与李某1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为此，耿某1、耿某2、耿某3共支付鉴定费16600元。
就涉案房屋的处分，耿某1、耿某2、耿某3提交落款日期为2009年8月19日的《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为防子女们闹房产纠纷，特立遗嘱如下：在我名下房产两套，志新村一套独居室由长孙耿某6（小龙）继承，因其婚后长期无房。亚运村三居一套，由亲子女耿某1、耿某2、耿某3、李建生共同继承。我妻李某3名下黄村两居室一套，我们现居住，将来由我妻做主分配。我妻带来的两子，汪某、李某4、（耿某4）多年来我尽了一个养父的责任，把他们培养成人，结婚生子花费颇多，因而他们二人不能继承我的财产。多年来，我愧对前妻所生三个子女，没有给他们什么，却对我非常关心孝顺。我立此遗嘱，以示公平，避免纠纷。立遗嘱人：耿某5遗嘱保管人：耿某22009年8月19日”，上述内容均为打印体，其中在落款处“耿某5”名字上盖有“耿某5之印”的印章以及指印一枚。此外，在该份遗嘱上还有手写体字两处，分别为“以上内容是耿某5亲口所述，是我亲眼所见。王某”；“本人吕某是本院退休职工，和耿某5是好朋友，此类话他也对我说过，情况确属实。吕某”，耿某1、耿某2、耿某3另行提交耿某5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1份为样本，申请就该份《遗嘱》中耿某5的名章与样本中耿某5的名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经该院随机确定，由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2015年8月27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做出中天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45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检材遗嘱中“耿某5之印”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文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鉴定结论。为此，耿某1、耿某2、耿某3支付鉴定费7500元。就该份遗嘱的形成，耿某1、耿某2、耿某3称，是耿某2在研究院打印室打印的，然后拿回来在王某、吕某的见证下，让耿某5盖的手印，当时只有耿某5、耿某2、王某、吕某在场。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均不认可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称该遗嘱显属耿某1、耿某2、耿某3所伪造。理由如下：1.虽该“遗嘱”中“耿某5之印”印文与《房屋买卖契约》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但并不能证明系耿某5本人所盖或经耿某5本人同意所盖，故不能证明系耿某5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是耿某1、耿某2、耿某3在未征得耿某5同意的情况下私盖印章伪造的遗嘱。故该遗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该遗嘱存在多处疑点，可证明该遗嘱并非耿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具体如下：（1）耿某5出生日期为“1926年7月29日”，至遗嘱落款日期2009年8月19日时的年龄应为83周岁，但遗嘱中记载的年龄却为86岁（原文为“我今年八十有六”）。（2）该遗嘱无耿某5签字，但根据李某1所提交的证据及耿某5在2010年3月8日签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均可证明耿某5在签署文件时均会“签字”，且耿某5在2009年8月19日时具有签字的能力，故该遗嘱的签署方式显然与耿某5的习惯不符，于常理不通，显然并非耿某5的真实意思。（3）耿某4曾因赠与合同纠纷于2011年12月22日起诉本案李某1及李某2、李某3、耿某1、耿某2、耿某3，该案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12]海民初字第6252号）、于2014年8月13日作出二审裁定（案号：[2014]一中民终字第05861号]、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再审裁定（案号：[2015]一中民申字第06792号]，该遗嘱与上述案件审理存在直接关系，但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耿某1、耿某2、耿某3从未提及、提交过该遗嘱，如该遗嘱确系耿某5所签，作为如此重要的证据，耿某1、耿某2、耿某3不可能不提及并提交该遗嘱，故依此可证明，该遗嘱生成时间显然不是2009年8月19日，更不是耿某5的意思表示，应系耿某1、耿某2、耿某3所伪造。（4）该遗嘱中的手印极为不清晰且有明显拖痕，显然是故意造成的手印不清，根本无法分辨是谁的指纹，故可证明该遗嘱显然不是耿某5的意思表示，也并非耿某5本人所按手印。（5）耿某2及其妻陈某以及耿某3三十多年未与赠与人耿某5有任何来往，耿某2之妻陈某甚至殴打过赠与人耿某5，故在此种关系下赠与人耿某5不可能立有本案涉案“遗嘱”。3.该遗嘱形式为“代书遗嘱”，但该“遗嘱”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从遗嘱中签字的两个人的叙述可知，其二人均未代书且也不在现场，均是后来补签的字，故单从“遗嘱”形式上即可认定为无效遗嘱。4.根据《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中法医司法鉴定中心[2012]精鉴字第324号]可证明：耿某52009年至2011年期间系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患者，其对事物实质性的分析、理解、判断和综合能力下降或丧失，不能全面自主作出主客观相一致的意思表达。故耿某5在遗嘱落款日期（2009年8月19日）之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本案涉案的遗嘱无法律效力，不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就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李某1、耿某4、李某2、李某3均认可为李某1居住；耿某1、耿某2、耿某3则称无人居住。就此，李某1提交2013年6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慧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1份以及《居民基本情况登记表》1页，其中《居住证明》载明：“李某1男身份证号：×××，现居住地：安慧里二区9号楼×室。”《居民基本情况登记表》显示，登记时间为2001年12月，涉案房屋居住人口为李某1、李某1之妻李某5、李某1之子李思辰和李某1之母李某3，其中除李某3入住时间为2011年6月底外，其他三人入住时间均为1990年。耿某1、耿某2、耿某3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并未就此提交反证；耿某4、李某2、李某3均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一审庭审中，李某1提交了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一审查明，2013年6月19日，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曾就“耿某5在2010年3月8日签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做出中法医司法鉴定中心[2012]精鉴字第324号《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部分内容如下：“……综上，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耿某5脑梗塞、脑萎缩、痴呆等临床诊断成立，主要表现为智能和记忆等功能障碍，其症状表现和病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关于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的诊断。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是在脑血管壁病变基础上造成脑出血或缺血，一般进展较缓慢，病程波动，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但最终常发展为痴呆。被鉴定人耿某52009年（时年83岁）已存在“脑萎缩病史5年”，头部CT检查示“双侧大脑及脑干多发腔隙性脑梗塞、脱髓鞘性白质脑病、小脑软化灶、老年性脑改变”等，并有意识障碍表现，如“嗜睡2周”等；后被鉴定人多次住院治疗，头部CT及MR检查显示有脑白质变性、脑萎缩、脑梗塞、蛛网膜囊肿等颅脑实质性损害征象。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耿某52009年至2011年期间系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患者，临床表现为智能和记忆进行性损害，具有不可逆性，其对事物实质性的分析、理解、判断和综合能力下降或丧失，不能全面自主作出主客观相一致的意思表达。具体到被鉴定人耿某52010年3月8日签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一特定民事行为能力评定，依据北京市《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按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耿某5在实施此类重大民事活动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从笔迹鉴定结论可知，李某1提交的《决定书》一份和赠与说明两份中虽存在瑕疵，但内容为“我决定将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二区九号楼十六层×号楼房给李某1所有。还房钱，由他自己付清。父亲耿某5二〇〇三年”的赠与说明中已明确表示了耿某5将涉案房屋赠与李某1的意愿，其中房屋坐落描述准确、签字真实有效，至于落款时间是否具体，不构成影响该文书有效性的因素。故该院认定，耿某5与李某1之间就涉案房屋所形成的赠与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应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现涉案房屋虽尚未过户至李某1名下，但李某1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实际居住于涉案房屋，且持有涉案房屋产权证书，故该院认定耿某5与李某1之间的赠与有效，李某3也表示对于涉案房屋赠与李某1无异议。现耿某5已去世，李某1要求耿某1、耿某2、耿某3、耿某4、李某2、李某3作为耿某5的继承人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该院予以支持。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而本案中，耿某1、耿某2、耿某3提交的《遗嘱》按照其说法系“由耿某5口述、耿某2外出打印，回来让耿某5盖章、捺印”所形成的。一方面，就该份《遗嘱》形成过程的真实性，耿某1、耿某2、耿某3所述已与《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描述耿某52009年病情不符；另一方面，即使该份《遗嘱》属于耿某5口述而成，耿某1、耿某2、耿某3也未举证证明耿某5在订立该份《遗嘱》时处于“危急情况”。故该院对于该份《遗嘱》不予采信，其不能作为赠与人耿某5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之前撤销赠与的凭据。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位于，住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归李某1所有，耿某1、耿某2、耿某3、耿某4、李某2、李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李某1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手续。鉴定费24100元，由耿某1、耿某2、耿某3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耿某1、耿某2、耿某3负担（李某1已预交，耿某1、耿某2、耿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李某1）。
二审中，耿某1、耿某2、耿某3提交（2017）京02民终875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公证无效，公证内容不属实。经本院主持质证，李某1、李某3、李某2、耿某4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以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第二，耿某5书写的字条的效力以及赠与是否交付；第三，遗嘱的效力问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耿某1、耿某2、耿某3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依照法律规定开庭审理，未保障其答辩及辩论的权利，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与一审庭审笔录的记载不符，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李某1主张耿某5将涉案房屋赠与其所有，提交耿某5书写字条三张。其中耿某5书写的两个字条中的一个未写明日期，另一个房产坐落书写错误，且存在多处涂改、划线混乱的情况，均不具备赠与合同的形式要件；剩余一张内容为“我决定将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二区九号楼十六层零壹号楼房给李某1所有。还房钱，由他自己付清。父亲耿某5二〇〇三年”，签字真实，意思表示清楚明确。虽然落款日期书写格式不规范，“二〇〇三年”中“二”和“〇”中间有涂改，但综合该字条的全部内容来看，该两处问题均属于瑕疵，并不影响内容的整体性，故耿某5与李某1之间就涉案房屋形成赠与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耿某1、耿某2、耿某3主张耿某5系受胁迫，字条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耿某1、耿某2、耿某3主张李某1未表示接受赠与，本院认为，虽然字条上未写明李某1接受赠与，但通过诉讼表明李某1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事实存在，对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耿某1、耿某2、耿某3以涉案房产系央产房，2003年时不能上市交易为由主张赠与无效，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应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涉案房屋虽尚未过户至李某1名下，但李某1已实际使用涉案房屋，且持有涉案房屋产权证书，故耿某5与李某1之间的赠与有效。耿某5已去世，李某1要求耿某1、耿某2、耿某3、耿某4、李某2、李某3作为耿某5的继承人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上诉争议焦点。耿某1、耿某2、耿某3主张耿某5立遗嘱将涉案房屋指定由其三人继承，提交《遗嘱》用以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某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本案中，该《遗嘱》除“见证人”签名、书写“亲眼所见”、耿某5人名章、耿某2签名等内容外，均系打印而成，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该《遗嘱》未经见证人代书，亦无耿某5签字，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且，依据涉案《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耿某52010年3月8日签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故该份《遗嘱》不能作为赠与人耿某5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之前撤销赠与的证据。耿某1、耿某2、耿某3辩称耿某5生活中惯于使用印章，亦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耿某1、耿某2、耿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耿某1、耿某2、耿某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路
审判员 赵 霞
审判员 贾 旭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永基
书记员 陆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