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4民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6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根，福建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女，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清，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谷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3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根、被上诉人谷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谷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系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其与谷某只有居住权，没有处置权，诉争房屋不属于二人的财产，要处分该房屋须经林业总公司同意，因此其于2004年6月15日出具的便签系无权处分，应归于无效；2.2004年8月双方离婚时未在法院调解书上体现诉争房屋，系考虑双方无权处分的缘由；3．便签系在谷某胁迫下签字，当时谷某未经其同意取走其借来的12万元，其为了取回该12万元，只能按谷某要求签下便签；4．林业总公司要求补偿安置对象为职工，而谷某于1999年解除劳动合同，征收补偿的时间为2003年，当时谷某不具有职工身份，不能获得补偿。其享有的居住权是基于职工身份才得到的，是一种身份权利，且身份权利是不能转让的；5．诉争房屋在双方离婚后由其一直居住使用，水电费清单等证据可以证实，水电费清单也写的是王某的名字，如果房屋权利归谷某，则水电费应该过户，事实上谷某当时无职工身份也无法过户，故可体现其对房屋享有的权利。6．案由不是离婚后财产纠纷。
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谷某和王某均是原三明市某厂的职工，林业总公司出具的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明确是2003之前的职工，而不是2003年的时候，谷某完全符合此次补偿的条件，应享受相关补偿权益。2004年8月离婚时调解书未涉及诉争房屋，系因双方均明确该房屋的相关权利属于谷某，双方之间并无争议，故未在调解书中体现。落款2004年6月15日的便签不是谷某胁迫王某写的，一审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证明取钱是于2004年6月14日、15日、16日分3次各取4万元，也即便签是先写的，谷某再取钱，不存在用取走的钱胁迫王某写便签的可能，而且取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谷某有权利取款，取走也用于双方做生意使用。王某作为成年人，已对诉争房屋相关权利进行处分，应由谷某获得相应征收补偿。诉争房屋在离婚后由谷某管理和使用，有一审时谷某提供的黄某、上某出具的证明等予以证实。王某提供的水电费清单虽然登记的是王某的名字，但并不能证实是王某去交纳的，证人上某明确表示是由他去交纳的。王某刚才自认其一直没有回来三明，直到本案诉讼之后其才回来三明，而王某一审时说房屋始终都是由他居住，但水电费却长期出现0元的情况，其证言自相矛盾。
谷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三明市三元区拆迁补偿费共计260,432.94元归谷某所有，第三人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将该补偿款支付给谷某；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负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谷某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三明市三元区拆迁补偿权益归谷某所有，第三人将该补偿权益支付给谷某。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谷某与王某均为原三明市某厂职工，二人于××××年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共同居住于三元区。之后，因三明市某厂效益不好，王某开始出外到广东一带打工，谷某之后也随王某一同来到广东佛山。2004年6月15日，因二人感情方面出现矛盾，王某向谷某出具一份内容为“原三明市某厂王某住宅归谷某所有，包括房改的所有权。现住佛山家里的任何东西归谷某（所有的一切）随谷某拿。不追究。王某2004.6.15”的字条交由谷某收执。之后，二人感情一直保持在不好的状态，但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2014年8月18日，双方因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办理离婚手续，协议约定双方共有的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房屋一套归王某所有，未涉及本案讼争房产。1993年，三元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兼并原三明市某厂，原三明市某厂成为三元区林业总公司下属企业，相关人、财、物统一划归林业总公司管理和调配。2001年经三元区人民政府批准，三明市某厂以解散清算为总体思路进行改制，2003年6月改制基本结束。根据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出具的“关于原三明市某厂住房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显示，原三明市某厂因历史原因造成职工未能进行房改，原三明市某厂生活区（即新市房屋）系单位自管房，性质系国有企业直管住宅公房，因而产权属三元区林业总公司所有。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同意将房屋部分产权放弃给住户进行补偿安置，补偿安置对象必须是由原三明市某厂改制前即2003年前已正式分配在新市房屋居住的住户，且必须是原三明市某厂的职工，改制前户口在三明市市区范围内，目前符合条件的23户均为改制前的单位员工。三元区系原三明市某厂公有住房，企业内部登记在王某名下，该房产于2003年企业改制前已由单位实际分配给王某及谷某居住，双方户口目前仍落在该套房产内，该房产符合上述征收补偿条件。因双方对该套房产征收补偿权益归属问题存有分歧，谷某为此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可以对相关财产或财产权利归属进行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谷某提交字条以证实其主张，王某对字条真实性无异议，从字条内容来看，王某和谷某在当时均已知晓双方对讼争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故才需要在处理房产相关权利的情况下，对将来可能产生的“房改的所有权”一并处分。虽然王某对房产没有所有权，但其和谷某对房产均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因而王某有权处分其享有的居住使用权，上述字条可视为王某和谷某对双方共同居住的讼争房产的相关权利进行的预先约定和处分。而从第三人提交给法庭的补偿方案来看，第三人正是因为职工享有的居住使用权才对住户进行补偿，因此是否能够享有征收补偿权益与住户是否享有所有权无关，而与住户是否享有居住使用权相关联。征收补偿方案已明确享有征收补偿权益的对象必须是在2003年改制前已享有居住使用权益的住户，而且是以户为征收对象，王某和谷某作为夫妻在2003年改制前和改制时共同居住在讼争房产内，对该房产享有共同居住使用权，依照补偿方案，相关征收补偿权益也应由谷某和王某各享有50%。考虑当时国家已经出台房改政策，在这大背景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王某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明确同意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甚至包括将来“房改的所有权”让与谷某，而所有权的权能是包含居住使用权的，虽然当时双方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法律并未限制这种处分行为，因而在没有相反协议或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视为王某对其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基于该字条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因而应当合法有效，并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王某辩称因想要回谷某“偷取”的12万元生意成本而被逼写下该字条，其提供取款记录和收条予以证实，但王某出具字条在2004年6月15日，而取款12万元的行为发生在2004年6月15日至6月17日（分三次取，每天取4万），即在王某出具字条之后谷某仍能够自由取款，从目前证据无法判断两个行为有因果关系，因而在未能提供相关公安侦查结论或其它被胁迫的证据情况下，不足以证实王某的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及第五十五条规定，王某主张被胁迫也应当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王某在出具字条之后近十年或者2014年办理离婚时及离婚之后的期间，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综上，本案讼争房产的征收补偿权益应归谷某所有，谷某提出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第三人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履行，因具体补偿权益数额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履行期限可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一、三明市三元区征收补偿权益归谷某所有。二、第三人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应依照上述第一项判决向谷某支付三明市三元区的征收补偿权益。案件受理费5,206元，减半收取2,603元，由谷某负担1,301.5元，由王某负担1,301.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证人陈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诉争房屋长期以来由王某使用和出租。谷某及其委托诉诉代理人质证：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有异议，证人陈某未能出庭作证，不能证实该份证明系陈某所写，即使证人不能出庭作证，也应附有证人的身份证明。本院认证：一审时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黄某、上某出具的证明以及二人的身份证明，欲证实离婚后诉争房屋由谷某管理、使用，王某否认该事实，黄某、上某未能出庭作证，无法对证明的内容加以印证。一审时王某提供诉争房屋水电费清单，欲证实房屋由其管理、使用，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水电费虽体现的是王某的名字，但并不能证明是王某缴纳的水电费，事实上是由租户缴纳的水电费。综上，对二审王某提供的陈某出具的证明，未提供身份证明，且未能出庭作证，无法对证明内容加以印证，结合一审时双方提供的前述证据，双方对离婚后诉争房屋由何方进行管理、使用存在争议，双方现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何方在婚后对诉争房屋实际进行管理使用。王某提供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谷某系林业总公司下属单位三明市某厂合同制工人，于1999年与厂里解除劳动关系。谷某及其委托诉诉代理人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谷某应为2001年与厂里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与谷某何时解除劳动合同无关，谷某符合征收补偿的全部条件。本院认证：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谷某于2001年与厂里解除劳动关系，并非1999年解除，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采信王某提供的该份证明，确认谷某于1999年与三明市某厂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但根据一审、二审时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第三人的陈述，可以确认谷某的身份为职工，与合同制工人的身份不相冲突。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可以对相关财产和权利归属进行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单位提供给夫妻居住的公房，根据行使原公有住房管理权的机构不同，分为房地产部门直接经营管理的直管公房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自行管理的自管公房，其本身均具有福利性质，体现一定的财产属性。上诉人王某和被上诉人谷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不违背法律规定、公序良俗以及单位对公房的正常管理的前提下，尤其是双方已长期居住在外省的情况下，可以对公房的居住权、承租权等权益进行约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多个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要求全面推进房改房制度，王某签署的便签有“房改的所有权”字样，说明其已知晓诉争房屋权益涉及房改政策，未来将体现更多的财产属性。王某和谷某约定诉争房屋“归谷某所有，包括房改的所有权”，其本意是对诉争房屋居住权、承租权以及未来可能涉及的房改权利进行约定，并不涉及房屋的所有权问题，事实上，在便签签署后至今的十几年间，谷某与王某也未对该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处置，如将房屋出卖、抵押等，而能在总体上遵守单位对房屋的管理秩序。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明确同意将诉争房屋所涉权益包括将来“房改的所有权”让与谷某，在没有相反协议或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视为王某对其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基于该种处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因而应当合法有效，并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况且，本案涉及的是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问题，系基于该公房具有福利性质而产生的财产利益，并不涉及房屋的所有权问题。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2004年8月离婚时未在法院调解书体现诉争房屋系双方认为对房屋无处分权，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当时双方均明确该房屋的相关权利属于谷某，双方之间并无争议，故未在调解书中体现，现王某并未提供证据证实2004年8月双方均认为对房屋无处分权，故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便签系在胁迫下签订，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不存在胁迫情形，且谷某取走的钱款系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双方做生意使用，经查，根据王某提供的银行存取款记录等证据，取钱时间分别是2004年6月14日、15日、16日，分3次每次各取4万元，而便签的签署时间为2004年6月15日，也即在签署后谷某还可以取款，在本案未有其它可证实胁迫事实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谷某用取走的12万胁迫王某写便签。同时，王某主张被胁迫也应在便签签署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王某在签署之后的近十年以及双方2014年调解离婚时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谷某在2003年时并不具有职工身份，不能获得征收补偿，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谷某完全符合征收补偿条件，经查，三明市三元区林业总公司出具的“关于原三明市某厂住户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明确规定：“补偿安置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现居住在新市的房屋使用人及配偶任何一方，均未参加过房改、未享受过住房货币补偿、未享受过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政策、未参加过集资性建房；二是具备原三明市某厂职工身份；三是由三明市某厂改制前正式分配在新市居住的住户；四是改制前户口在三明市市区范围内。”谷某虽于1999年与厂里解除劳动合同，但基于公房的福利性质，林业总公司征收补偿方案并未限制也不宜限制何时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享受相关征收补偿权益，谷某完全符合以上4个条件，结合林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可以进一步确认谷某有资格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权益。因而，本案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应由谷某享有，第三人得于判决生效后协助履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当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6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2,603元，由被上诉人谷某负担2,6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春迎
审 判 员 郑景上
审 判 员 叶景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曾雪梅
书 记 员 陈家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