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行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凯昊密封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彭艳辉。
委托代理人：韩顺庆，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万成，男，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代理人：龙开祥，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美怡。
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陈孝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婕，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凯昊密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昊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人社局）因工伤认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行初字第46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被告花都人社局提起上诉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按规定交纳上诉费，且在审理过程中明确不交纳，本院已裁定按其撤回上诉处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胡万成与李春贵是第三人凯昊公司的员工，原告职务为技术员，李春贵是原告的师傅。2014年4月10日上午9时许，原告与李春贵在上班时间在凯昊公司车间因工作原因发生争吵并产生冲突，原告受伤，后被送入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尺骨鹰嘴骨折。
2015年4月13日，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炭步派出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当日受案，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势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符合钝器作用形成，造成左尺骨骨折，为轻伤。该局当日对该案以故意伤害立案。该局炭步派出所对原告、车间工人龙某、李某、汤某进行了询问。该派出所出具两份《情况说明》供原告申请工伤用。两份《情况说明》简要证明，原告在与李春贵在工作时因工作原因发生打架，后李春贵用六角匙将胡万成手臂打成骨折，经鉴定为轻伤，现李春贵失联的事实。
原告向派出所陈述称，其是李春贵（工程师）的学徒，有台机器坏了，理应由师傅修理，其就好心去弄了一下但没弄好。2014年4月10日上午8时许，其在车间干活时与李春贵因弄机器的事情发生争执，双方互殴了对方一拳，后被主管及工友拉开。原告就回模具车间找工具准备干活，不到三分钟，李春贵突然拿着六角棒朝原告的左手关节打了一棒，说刚才你为什么要打我？接着又拿六角棒朝原告左手肘关节打了一棒，之后李春贵就被旁边的员工拉开了。原告被打了两棒后，心急就随手从旁边拿了钻头朝李春贵砸过去，李春贵躲开，但被擦伤。原告感觉骨头被打断了，就叫人送其去医院。
第三人凯昊公司员工龙某、汤某、李某证言均证实，原告与李春贵在当天因工作问题发生争吵后引起双方的打架行为，但没有陈述详细、完整的打架过程。
2015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门诊病历、原告作出的情况说明两份、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炭步派出所作出的《受案回执》和《情况说明》两份、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作出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和《立案告知书》等材料。
2015年6月10日，被告向第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告知第三人举证及逾期不提供证据的后果。
2015年6月15日，第三人凯昊公司向被告作出《胡万成受伤情况报告》，载明：原告为其员工，属于模具车间，2015年4月7日，模具车间安排原告暂时到PC管车间工作，期间原告有擅自拆、装该倒角机的行为。作为该机器的操作人员，如果是该机器出了问题，不应当自己拆开、修理，应当报告给PC管车间主管，由PC管车间主管要求模具车间派人（工程师李春贵）来修理。2015年4月10日上午，模具车间工程师李春贵被请来维修，其得知是原告有拆开过该机器，就责问原告。双方当场争吵，后两人一起到PC管车间对质。在PC管车间李春贵与原告有肢体冲突，但被拉开。之后在模具车间办公室两人又打起来，打斗过程没人看见，其他员工发现时，看到李春贵手持铁的内六角扳手，原告手持一个长约40厘米的大钻头，都要再打对方。事后知道原告的手臂受伤，李春贵的肋部受伤。凯昊公司认为原告受伤是与李春贵打架斗殴造成的，并非“受到暴力伤害”，不属于工伤。第三人还提供了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于2015年4月11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等材料，载明李春贵头部外伤；右胸肋部外伤。
2015年6月16日，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了第三人凯昊公司员工汤某、杨某两人，并制作了调查笔录。2015年7月24日，被告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5）006419号工伤认定决定，载明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9时左右，在工作时间与同事因工作原因发生打架受伤，其情形不符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和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规定，不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5年7月24日、2015年7月27日分别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是第三人凯昊公司的员工，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关于原告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的争议，其核心焦点为原告所受伤害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职责造成的。
首先，关于2015年4月10日上午发生纠纷的原因是否为工作原因。第一、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的陈述及原、被告所举证据，事发当日，因原告之前私自修理机器未修好，而遭到李春贵责骂和指责其干活慢，双方因此发生口角、争执。因此原告与李春贵产生纠纷是因工作事项，而非工作外的其他原因。第二、关于原告是否做了超出工作职责以外的事情，根据原告、第三人及龙某等证人陈述，李春贵是原告的师傅，修理机器是李春贵的职责，因此原告认为其修理机器并未超出工作职责，其主张合理。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擅自修理机器，做了工作以外的事情，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禁止原告修理机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该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原告受伤的原因。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及所举证据，2015年4月10日上午，原告与李春贵发生了两起纠纷：其一是原告被责骂后与李春贵找主管理论，双方从口角上升到肢体冲突，双方均有动手，之后二人被劝开，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其二是在第三人的模具车间发生的纠纷，对该纠纷的具体经过，现有证人证言均只是陈述了原告受伤后的情况，不能证实原告受伤的经过，而且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有主动打架的行为，而根据原告的主张，原告的受伤是其在模具车间找工具准备干活时，李春贵乘其不备用六角棒打其手臂所致。结合各方的陈述和举证及举证责任，对原告的主张该院予以采信。至于原告手臂受伤后确有还手行为，但该行为发生在其被打伤之后，不能就此认为其手臂受伤的原因是与他人打架造成。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是因与同事发生打架受伤不当。结合原告左尺骨鹰嘴骨折的诊断证明和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致使原告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导致原告手臂受伤的第二起纠纷。固然，原告手臂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与李春贵发生纠纷被打造成，但双方纠纷的最终原因是因工作原因发生争执所致。因此，原告手臂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因履行工作职责被打造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原告所受伤害符合上述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告的情形并非工伤。综上，被告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5）006419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工伤，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5）006419号工伤认定决定；二、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就原告胡万成的情形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上诉人凯昊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被打伤手臂的原因是其打架斗殴行为。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当天上午9时，李春贵（被上诉人的师傅）因被上诉人擅自把机器修坏了，批评、指责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服，双方发生争吵。因那台机器在PC管车间，接着两人到PC管车间找那里的人对质。在PC管车间两人争吵加剧，既而两人用拳头互殴。被在场的员工拉开。之后发生的事情有被上诉人在公安的询问笔录（被上诉人一审证据10第2页末段）证实：“我们被拉开后，我就回到模具车间找工具准备干活，不到三分钟，李春贵突然间拿着六角棒朝我左手肘关节打了一棒，当时我都不知道他过来，他打一棒后朝我说：刚才你为什么要打我。”再之后被上诉人拿钻头砸伤李春贵的腰部、两人持械对峙、被人拉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进行梳理后，就会明白李春贵持六角匙打伤被上诉人是因为被上诉人刚才打了他。正如被上诉人在公安给他所做笔录第2页末段及第3页末段所述，李春贵在持六角匙打被上诉人时说“我为什么刚才要打他”。故而，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一审查明的事实也表明被上诉人被打伤手臂的原因之前的徒手斗殴行为。二、一审判决第13页第二段前5行，集中体现了其逻辑的错误。其错误在于对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视而不见，直接将事件的起因当做造成最终结果的原因。事件的起因可能是造成最终结果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假定：李春贵听说被上诉人擅自修坏了机器，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直接过去打伤被上诉人手臂，那么被上诉人擅自修坏机器这一起因同时也是他被打伤之最终结果的原因。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李春贵听说被上诉人搞坏了机器，只是前往批评、指责他，被上诉人不服，两人争吵。被上诉人擅自修坏机器这一起因，只是李春贵前去批评、指责他的原因，这一起因甚至都不能成为两人争吵的原因，两人争吵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不服李春贵的指责，反驳。至于之后两人间的徒手互殴、李春贵认为被打了持六角棒报复，这些根本不是被上诉人修坏机器这一事实的原因力所能到达的。一审判决强调了事件的起因和被上诉人被打伤之最终的结果，忽视了事件起因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先有双方语言的不够礼貌、不文明再到后来的徒手互殴，再到李春贵认为在徒手互殴中吃了亏，持六角棒去报复。这个演变过程，一方面阻断了事件起因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产生了造成最终结果的原因——李春贵认为在徒手斗殴中被打，这才是李春贵打伤被上诉人手臂的真正原因。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企业员工之间因工作发生争执，不论双方间如何相互辱骂、相互殴打，只要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双方的伤就都是工伤，双方都要享受工伤待遇，企业、社会就要负担他们养伤期间的工资、负担他们的医疗费。一审判决是在支持员工因一点工作琐事而大打出手、互相伤害！这背离了《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精神，背离了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三、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被打伤的原因，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谓的一审被告的举证不能。四、《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为工伤。法律是在支持、保护员工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本案被上诉人受伤害的原因是打架斗殴，法律当然不会支持、保护员工的打架斗殴行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被上诉人是因打架受伤，非为工伤，切中问题的要害，完全正确。而一审判决却要撤销正确的、追求错误的，请二审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胡万成答辩称，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一审判决。理由一，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也坚持一审时被上诉人的代理意见以及一审判决的理由。理由二，李春贵是被上诉人的师傅，其由于对胡万成的工作不满而殴打胡万成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工作职责和工作原因所产生。而且，本案案发后，派出所对证人龙某、汤某、杨某的笔录都能证明他们没有看到胡万成的手受伤的过程，根据派出所对胡万成的笔录所致，李春贵是据胡万成在车间找工作准备干活时打伤其手臂所致，一审已经查清楚。考虑到李春贵殴打胡万成的场所只有李春贵和胡万成两人在场，而李春贵因为理亏逃跑，我们认为胡万成的证言具有较强信服力，应被采纳。同时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相关问题规定，我们认为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属于工伤，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不属于工伤。上诉人已经确认胡万成被殴打并受伤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最后，李春贵殴打胡万成完全符合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等意外情形，应认定为工伤，至于胡万成在受伤后的一些行为只是出于本能的行为，跟他的受伤没有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一点，李春贵是胡万成的师傅，且纠纷的起因是工作上的纠纷，这能说明上诉人的伤与履行工作职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述称，一审判决认为的将李春贵和胡万成的纠纷割裂成两次纠纷，其实是双方在工作中争吵斗殴导致受伤，胡万成承认有攻击和殴打李春贵，李春贵也受伤了，结合龙某、汤某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他们双方互相发生了争吵，有互殴行为。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据此，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权对胡万成工伤申请作出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事发当日，李春贵责骂胡万成弄坏机器，两人就此发生口角、争执并有肢体冲突但即被工友拉开，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之后两人在模具车间再发生争执，对后一次纠纷，被上诉人胡万成陈述其在干活过程中突然被李春贵打伤后再用钻头还击李春贵，李被擦伤。关于后一次纠纷发生的情况，工友龙某、李某等人证言均只能证明被上诉人胡万成受伤后的情况，上诉人凯昊公司向原审被告提供的胡万成受伤情况报告也没有陈述清楚，因纠纷的另一当事人李春贵失联未到案，现只有被上诉人胡万成的陈述，而被上诉人陈述其系在履行工作职责时被李春贵打伤。根据前述法规规定，一审判决依据现有证据，撤销原审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并责令重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人单位员工曾陈述当时现场有视频监控，但上诉人却未提供相关视频证据、事发后未及时询问纠纷的另一当事人李春贵、也未提供是否有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言，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上诉人如有相应证据，可以在原审被告重作时予以提供，是否属于工伤，由原审被告依据重作时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凯昊密封件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伟
审判员 杨立志
审判员 杨 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王 薇
魏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