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2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观富，男，195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环，湖北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雪梅，湖北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必松，男，196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通山县。
上诉人袁观富因与被上诉人朱必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1224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观富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6）鄂1224民初125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31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朱必松在一审答辩状中陈述《感悟中国》是一部充满诽谤、品质低劣之作，是一本庸俗、低俗的发泄个人恩怨之作，被上诉人作为一名作家，显然知道出版图书的审核标准，在明知《感悟中国》不能依法出版的情况下，仍以未依法登记注册《天南地北通山人》杂志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业务合同，被上诉人采用根本不存在的单位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目的是骗取上诉人钱款，属于欺诈行为，合同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应返还31000元。二、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也存在欺诈行为。1.被上诉人接受委托后与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约定费用60000元，但被上诉人将一份费用为98000元的虚假协议交给上诉人，目的为骗取38000元的差价。2.被上诉人在微信中一直提到将上诉人的书交出版社审批，实际并未送交出版社。2016年6月24日，被上诉人将书号发给上诉人，经上诉人核查是“一号两书”，以一个与上诉人同名同姓而非上诉人作品的书号欺骗上诉人。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交出版社25000元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向文化传播公司交款为23000元。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经手的26000元是其多次到成都为出版《感悟中国》所支付费用没有证据证明。四、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书不能出版情况下，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均有责任为由，判决双方当事人分担费用，适用法律错误。
朱必松未作答辩。
袁观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必松返还财产5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3日，袁观富、朱必松签订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由袁观富委托朱必松于2016年8月20日前出版《感悟中国》，在签订合同日先付款30000元，书号审批后一次性付款70000元。合同签订后，袁观富先后支付了56000元（含交出版社25000元），朱必松便前往成都联系出版社为袁观富办理《感悟中国》出版事宜，但该书号未审批没有出版。诉讼中，经朱必松与出版社联系，出版社已向袁观富退还了2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袁观富与朱必松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均负有责任，对袁观富已支付的费用，因双方对该费用的负担没有明确约定，应当由双方共同分担，对袁观富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由朱必松负担13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朱必松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袁观富13000元；二、驳回袁观富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袁观富负担600元，朱必松负担600元。
二审中，袁观富提交了新证据：证据1.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一份。拟证明朱必松与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两份不同价格的委托协议书，被上诉人与成都出版社存在欺诈行为；证据2.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情况一份，拟证明该公司无传播资质。证据3.朱必松向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付款23000元的收据一份，拟证明朱必松为出版自己的书向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付款23000元。朱必松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袁观富提交的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袁观富与朱必松签订委托合同后，朱必松与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袁观富所著《感悟中国》一书出版事宜，并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书，委托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将《感悟中国》作品纳入该公司申报的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保证书号及CIP数据的真实性，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应为书稿进行三审三校，确保书稿错别字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在征得作者同意情况下可对出版图书做必要修改，并在收到符合要求的稿件和第一批款项起3至4个月内出版作品，费用60000元，签订协议一周内付50%费用。合同签订后，朱必松未按约支付费用，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也未申请书号。其后，朱必松经与袁观富协商后要求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将书名改为《感悟之中》，并将其自己已交付的《被遮蔽的自由》作品出书费20000元转至《感悟之中》作品名下，作为申报书号费用。2016年6月28日，朱必松与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倒签了一份日期为2016年5月3日的委托协议书，委托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将《感悟之中》作品纳入该公司申报的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并保证书号及CIP数据的真实性，费用98000元。其后，袁观富根据该委托协议书向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汇付了15000元。合同履行过程中，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对袁观富的作品进行了审校，并发信息告知袁观富，该书出版必须按相应流程走，可能会涉及大量删除和修改。袁观富回复其不急于出书，该书能不能出版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删除文字。之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感悟之中》一书，作者署名袁观富，但该书内容与袁观富作品《感悟中国》不同，朱必松将该书书号发给袁观富，认为已完成委托事项，袁观富认为该书号涉及一号两书，书号与CIP数据不真实，双方发生纠纷。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共收取《感悟之中》委托出版费用35000元，在知道朱必松与袁观富发生纠纷后，终止了与朱必松之间的委托合同，并退还袁观富25000元，余款退还朱必松。另查明，袁观富与朱必松签订委托合同约定，《感悟中国》出版后奖励朱必松劳务费20000元。在履行委托合同期间，朱必松三次往返成都。除上述事实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袁观富与朱必松约定，委托朱必松办理袁观富作品《感悟中国》出版事宜，双方之间形成有偿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袁观富共向朱必松支付办理委托事务预付费用56000元，其中25000元已由转委托人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退还，尚余31000元由朱必松收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袁观富与朱必松约定《感悟中国》出版后奖励朱必松劳务费20000元。因朱必松联系出版的《感悟之中》一书并非袁观富作品，可认定朱必松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委托事务，无权获得报酬。朱必松因办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袁观富31000元预付费用，扣减其通信、交通、食宿等费用外余款应返还袁观富，一审法院根据朱必松履行合同情况，酌定朱必松返还13000元，符合客观情况和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袁观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朱必松负担665元，袁观富负担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0元，由袁观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云泽
审判员 熊 泽
审判员 胡应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 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