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00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咏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3号院1号楼2层2-11号。法定代表人：江雄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东，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元禄，男，1963年2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北京群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雄杰，男，1978年6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女，1988年11月6日出生。上诉人北京华咏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咏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元禄、原审被告江雄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1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东、张健，被上诉人杨元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原审被告江雄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咏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元禄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华咏公司不予返还杨元禄100万元及利息；由杨元禄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杨元禄是华咏公司的合法股东。杨元禄向华咏公司出资100万元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出资时明确是注册资本，并且杨元禄实际参与了华咏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相关股东权利，公司与杨元禄以《股权证明》的形式书面确认了杨元禄的股东身份。第二，杨元禄作为华咏公司的股东，仅履行了100万元的义务，却未如期签署《投资协议》等相关文件，致使其股权登记无法办理。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杨元禄应主张华咏公司为其办理股权登记，华咏公司承诺愿意为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第四，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除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外，公司注册资本不能任意撤回，本案不符合杨元禄撤回出资的法定情形，故其撤回出资的要求是错误的。第五，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杨元禄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华咏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华咏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元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华咏公司、杨元禄共同返还入资款100万元和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6日，华咏公司注册成立，投资人为江雄杰、李××（江雄杰之妻），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江雄杰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李××任监事。2015年12月1日，杨元禄向华咏公司汇款100万元，用途注明为“注册资本”。2016年3月28日，华咏公司向杨元禄出具《股权证明》，内容为：兹有杨元禄拥有华咏公司100万股权，股权挂于江雄杰名下，特此说明。一审庭审中，杨元禄认为其出资100万元是对华咏公司进行增资扩股，且没有与任何人达成过股权代持协议。江雄杰和华咏公司认为：因为华咏公司注册比较着急，所以就以江雄杰和李××的名义进行了注册，实际上杨元禄是设立时的股东，杨元禄的股权由江雄杰代持，比例为10%。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元禄与江雄杰对于杨元禄的出资是增资扩股还是原始出资存在争议，但能够确认的是杨元禄出资100万元是为了成为华咏公司的股东，取得华咏公司的部分股权。现江雄杰和华咏公司未能提供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据证明杨元禄与华咏公司之间存在隐名投资关系，也未能举证证明杨元禄已经实际取得华咏公司的股东身份或者已经行使和享有了其股东权利。因此，杨元禄在其要成为华咏公司股东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有权向华咏公司主张返还投资款。关于杨元禄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杨元禄未能举证证明在诉讼之前曾经向华咏公司或者江雄杰主张返还投资款，故其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华咏公司第一次收到杨元禄返还投资款的主张时起，即华咏公司收到本案起诉书之日起计算。杨元禄主张江雄杰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华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杨元禄投资款1000000元；二、华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杨元禄利息损失（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杨元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华咏公司提交了一份民生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截屏，证明杨元禄在公司成立初期分管公司财务，对于公司财务是有审批权限的。杨元禄主张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元禄实际负责华咏公司财务工作。关于该证据的由来，杨元禄主张，2015年12月1日其和江雄杰一起去银行办过公司账户开户，可能当时用杨元禄的名字做的U盾。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仅凭上述截屏证据无法证明华咏公司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杨元禄、江雄杰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杨元禄是否具有华咏公司的股东资格；二、华咏公司应否向杨元禄返还100万元款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杨元禄是否具有华咏公司的股东资格。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是依据公司设立的一系列程序而确定；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是通过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虽然杨元禄和华咏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对于杨元禄的出资属于华咏公司增资扩股还是原始出资存在争议，但各方均确认杨元禄向华咏公司出资100万元的初衷是成为华咏公司的股东，取得华咏公司的部分股权。华咏公司虽上诉主张杨元禄现已实际成为华咏公司的股东，并提交了华咏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予以佐证。但，首先，华咏公司在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名册中并没有杨元禄，华咏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各方设立华咏公司之初拟定的投资协议和显示有杨元禄股东身份的公司章程中均无杨元禄及其他任何一当事人的签字确认。华咏公司虽上诉主张是因为杨元禄个人原因，导致股权登记工商手续无法办理，但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杨元禄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华咏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上述《股权证明》中明确杨元禄股权系挂于江雄杰名下，而华咏公司、江雄杰未能提交关于杨元禄与江雄杰存在股权代持协议或杨元禄与华咏公司存在隐名投资关系的有效证据，故上述《股权证明》无法直接证明杨元禄系华咏公司股东；再次，华咏公司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杨元禄曾以华咏公司股东身份行使、享受股东权利，或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中华咏公司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杨元禄已经实际成为其公司股东，华咏公司关于杨元禄系公司合法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的上诉意见缺乏有效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华咏公司是否应当向杨元禄返还诉争出资款问题。如前所述，因本案中无法认定杨元禄系华咏公司的股东，故其向华咏公司出资100万元取得华咏公司股东身份的投资目的未能实现，其有权要求华咏公司返还上述投资款。同时，因本案中杨元禄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本案起诉之前曾要求华咏公司或江雄杰返还投资款，故一审法院判令华咏公司自收到本案起诉状之日起，向杨元禄支付上述投资款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华咏公司上诉主张公司注册资本不能任意撤回，本案不符合杨元禄撤回出资的法定情形一节，因本案中无法认定杨元禄的股东身份，其出资的100万元亦不能认定为华咏公司的注册资本，故华咏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返还诉争投资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因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杨元禄的股东身份，杨元禄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其不再要求受让华咏公司股权，成为华咏公司的股东，故华咏公司关于杨元禄应主张办理股权登记，华咏公司愿意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上诉意见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咏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之理由，因该上诉意见亦不能成立，且不能导致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华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华咏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 军审判员 田 璐审判员 高 娜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欣欣书记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