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青民终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刚察祯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刚察县。
法定代表人：薛麒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之杰，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一帆，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电光伏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永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浙江阳光时代（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刚察祯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察祯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电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光伏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22民初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刚察祯阳公司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青海宏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宏润公司）和被告国电光伏公司是案涉《30MWp项目光伏电站EPC工程总包商务合同》（以下简称《EPC商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履行主体，是合同的相对方，双方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12月17日，青海宏润公司（甲方）、被上诉人（乙方）、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丙方）、上诉人（丁方）、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戊方）（以下简称宏润集团公司）五方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甲乙丙丁四方确认，30兆瓦中20兆瓦实际发包方应该是丙方，10兆瓦实际发包方应该是丁方，甲方为丙丁双方的代理人，合同相关业务往来为丙、丁方与乙方。经各方协议同意，变更甲乙双方（EPC商务合同）关系。合同关系调整后分别为：乙与丙合同暂定价12680万元，乙与丁合同暂定价6340万元，另外甲方已支付乙方4680万元，并由乙方向甲方开具了4680万元的发票（该款与乙、丙方，乙、丁方合同价款无关），详细价格表见附件。合同关系调整后，由乙方向相关各方按照各自合同额进行发票开具，相关合同价款由甲方继续代付。乙方与各方签订的合同额，待决算后按照决算金额进行调整。丙方、乙方分别委托甲方向乙方主张权利等，包括但不限于由甲方代为丙方、丁方与乙方进行竣工结算。”这足以证明青海宏润公司是代理人，上诉人是10兆瓦电站的实际发包方且与上诉人提供的青海省发改委通知之附件及电费结算通知单等中认定的上诉人为该电站的建设单位之内容相一致，被上诉人应与上诉人进行竣工结算即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履行完毕，青海宏润公司向被上诉人交涉的行为系代理行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按照上述五方协议和政府文件等内容，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与法相悖。
国电光伏公司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青海宏润公司是案涉项目的发包人，故合同相对方并非刚察祯阳公司，其无法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中，青海宏润公司与国电光伏公司签订多份合同或备忘录，主要如下：2013年9月16日签订《30MWp项目光伏电站EPC工程总包商务合同》（以下简称《EPC合同》）；同月签订《EPC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9月4日签订《青海宏润海北刚察一期30MW工程补充协议》；2014年9月28日青海宏润公司与监理方甘肃华研水电咨询有限公司、国电光伏公司共同签署《青海宏润刚察一期30MW光伏工程具备并网条件验收》；2014年10月16日青海宏润公司与国电光伏公司共同签署《青海宏润刚察一期30MWp光伏电站合同工程量竣工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在上述各份文件中，均明确项目发包方为青海宏润公司，承包方为国电光伏公司，双方之间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上诉人刚察祯阳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故其无权依据《EPC合同》向国电光伏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亦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刚察祯阳公司并未承继青海宏润公司的权利义务，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虽然青海宏润公司、国电光伏公司、刚察祯阳公司、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及宏润集团公司共同签署五方《协议书》一份，但其中并未将《EPC商务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刚察祯阳公司，亦无转移相关权利义务的必要。首先，从缔约目的而言，各方签订《协议书》仅在于开具发票之需，《EPC商务合同》的履行主体并未变更。由于《EPC商务合同》的主体为青海宏润公司，但其子公司刚察祯阳公司和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却对项目进行了报批，故青海宏润公司为了内部划分开票主体，方才要求国电光伏公司签署《协议书》，以便国电光伏公司向刚察祯阳公司、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开具发票，各方之间并不存在变更合同主体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合同约定与实际履行情况而言，《EPC商务合同》的履行主体亦未变更。《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青海宏润公司须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协议书》签订后与涉案工程相关的所有事宜也均由青海宏润公司直接与国电光伏公司交涉，《EPC商务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从始至终均为青海宏润公司，并未发生任何变更。《协议书》签订并不能否认国电光伏公司与青海宏润公司履行合同的事实。因此，不论约定还是实际履行层面，《EPC商务合同》的主体均为青海宏润公司，而非刚察祯阳公司。最后，从缔约时间而言，实无变更《EPC商务合同》履行主体的必要。由于《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协议书》签订时，案涉工程早已竣工验收、并网发电，国电光伏公司的总包义务已履行完毕，并不存在变更合同主体的必要性，故各方缔约旨在于开具发票，并不存在变更合同主体的意思表示。
刚察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6456178.06元（实际发电量损失金额应根据鉴定结果再做调整）；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国电光伏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6日，青海宏润公司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国电光伏公司签订了《EPC商务合同》；2014年12月17日，青海宏润公司为甲方与乙方国电光伏公司、丙方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丁方刚察祯阳公司、戊方宏润集团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EPC商务合同及EPC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甲、乙、戊三方于2014年9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和担保协议，该工程于2014年10月并网发电。”2015年2月11日青海宏润公司向国电光伏公司送达了公函，在公函中告知了经测试电站转换效率为78.17%,并要求按约合同总价的10%，即2550万元。2015年2月12日国电光伏公司向青海宏润公司发送了回复函，称国电光伏公司对测试结果及扣款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青海宏润公司和国电光伏公司是案涉《EPC商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履行主体，是合同的相对方，双方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协议书》签订时，国电光伏公司的总包义务履行完毕，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并网发电。现原告刚察祯阳公司依据《协议书》，起诉被告国电光伏公司突破了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有合同一方才能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诉讼请求的相关规定。青海宏润公司和国电光伏公司是案涉《EPC商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履行主体，是合同的相对方，双方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刚察祯阳公司主张其与被告国电光伏公司双方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被告国电光伏公司应赔偿其损失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刚察祯阳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6993元，予以退还。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9月28日，青海宏润公司与国电光伏公司及监理方甘肃华研水电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青海宏润刚察一期30MW光伏工程具备并网条件验收》；同年10月16日青海宏润公司与国电光伏公司共同签署《青海宏润刚察一期30MW光伏电站合同工程量竣工验收》；同年12月17日青海宏润公司（甲方）、被上诉人（乙方）、刚察无限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丙方）、上诉人（丁方）、宏润集团公司（戊方）签订的五方《协议书》第一条载明：”甲乙双方于2013年9月16日签订30兆瓦项目光伏电站EPC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甲、乙、戊三方于2014年9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和担保协议，该工程于2014年10月并网发电。”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青海宏润公司和国电光伏公司是《EPC商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履行主体，是合同的相对方，双方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案涉五方《协议书》签订时，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并网发电，即国电光伏公司的总包义务已履行完毕，五方《协议书》的签订不能否定青海宏润公司与国电光伏公司就案涉工程所建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刚察祯阳公司虽签订五方协议书，但并非案涉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方合同主体，其向国电光伏公司主张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违约赔偿损失，确已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定刚察祯阳公司原告主体不适格，并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刚察祯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祁得春
审判员 张满成
审判员 吴晓琴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哈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