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2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加利，男，195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尹朝辉，浙江腾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桥，男，1962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程雯雯，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加利因与被上诉人周金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5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加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金桥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周金桥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加利与周金桥存在买卖关系错误。1、周金桥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送货单系复写件，真实性无法认定，庭后提交的证据原件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有效证据。送货单中的二十份都没有杨加利签字，一份有杨加利签名的也注明系经办人，说明杨加利与周金桥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若杨加利是买方，不可能注明为经办人，必然直接签名或写上收货人，周金桥对杨加利在收货单上注明经办人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其对杨加利系该工地工作人员是知情的，杨加利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另二十份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一份签了杨辅峰，十九份签了卢某，杨加利未接收该些苗木，与杨加利无关。2、周金桥提交的通话详单、短信记录无法核实是否为卢某本人的电话号码，录音也无法核实是否为卢某本人的通话，即便是卢某本人的通话，根据相关通话内容，其也是受周金桥女儿周彩虹误导的，一审法院认定卢某认可杨加利系其老板错误。3、本案中，大部分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由卢某签字，不能仅依据卢某在通话录音中所称的上下属关系及钱是杨加利让其转的就认定杨加利系购买方，不排除卢某为推卸签收苗木的责任而把责任都推向杨加利的可能。4、根据杨加利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结合周金桥送货单上写明的送货工地及周金桥认可送达地址系台州绿茵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茵公司）承包的09省道余杭塘栖至320国道杭州半山连接线工程现场，和杨加利在送货单上注明系经办人的事实，可以得出周金桥的苗木是送达绿茵公司承包的项目工地，杨加利并非购买主体。周金桥在送货单抬头的“收货单位”处填写的“杨加利”，不能排除是后加上去的。该项目确系绿茵公司承包，该工地上相关苗木的购买主体显然系绿茵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杨加利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由绿茵公司承包，购买主体系绿茵公司错误，在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的情况下，杨加利无法提供也不需要再提供其他证据。二、一审法院认为周金桥关于其与杨加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周金桥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支持，在本案中，周金桥甚至都没有证据证明杨加利收到了案涉苗木。一审法院因杨加利在一张送货单上的签字及杨加利替公司支付过苗木款，就以杨加利与卢某、绿茵公司关系更为密切为由得出杨加利与周金桥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结论错误。周金桥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证不能的责任。
周金桥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加利上诉所称无证据支撑，纯属单方猜测，周金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1、周金桥提交了送货单的复写件和原件，一审判决对全部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正确。送货单显示苗木的买受人是杨加利，杨加利自己也签收过送货单。杨加利关于其签收送货单时注明为经办人，周金桥对此未提出异议，是认可其为工作人员而非实际买受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周金桥是做苗木生意的农民，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关注的是送货单上是否有签字。若周金桥有这么强的法律意识，也不至于做生意前连份合同都不签订。反观杨加利的另一上诉理由，若其知道备注经办人，为何对送货单抬头没有提出异议。在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送货单是买卖合同的�要证据，所有送货单的抬头均是杨加利，有杨加利本人签收，有卢某签收的，有杨辅峰签收的，大家都认可送货单的抬头，足以说明苗木实际买受人就是杨加利。虽然有20份送货单不是杨加利本人所签，但这也属于合理的施工类买卖合同的签收现象，大部分时候签收货物的都是现场施工员。2、关于卢某的通话详单、短信记录、通话录音问题。周金桥的手机在2017年4月7日16:30分接到手机号码为187××××3112的电话，通话时长2分17秒，这有周金桥手机显示内容和移送公司打印详单可以相互印证，该号码在周金桥手机上保存的就是卢某。周金桥女儿周彩虹和上述手机号码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的2015年12月2日下午4点10分和2015年12月15日下午7点42分的两笔汇款信息与卢某的两份打款凭证在银行账号、打款金额、时间均能相互印证。因此，周金桥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通话对象和短信�象就是卢某本人，一审判决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正确。卢某在通话录音中明确表示其作为现场施工员签收送货单是代表杨加利，向周金桥支付的10万元苗木款是代杨加利支付。3、杨加利本人也在2016年8月1日支付过5万元苗木款。该笔款项的支付时间距离周金桥最后一次供货已有10个月，正因为苗木的买受人是杨加利，其才会在那么长时间后仍向周金桥支付货款。故周金桥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杨加利一审提交的证据仅可以说明09省道余杭塘栖至320国道杭州半山连接线工程绿化工程的发包人和名义承包人，跟本案苗木买卖合同并无关联性。杨加利认为项目承包人系绿茵公司，故苗木的购买主体就是绿茵公司缺乏依据。若按此逻辑，施工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分包、转包、实际施工人了。若向周金桥购买苗木的是绿茵公司，那周金桥为何要起诉杨加利，来承担即使胜诉了也有可能很难拿回货款的风险，而不是直接向明显有付款能力的绿茵公司主张货款。三、一审法院对于杨加利是否与名义承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杨加利向周金桥支付的苗木款是否是受公司委托付款的问题给过杨加利举证的机会，但杨加利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即杨加利的相关主张均是其单方陈述。一审判决认为杨加利与绿茵公司、卢某的关系更为密切，收集证据更为便利，杨加利不能提交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符合事实和法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金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加利支付货款154527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4月1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年利率6.525%，计算至实际履行日）；2、诉讼费、保全费由杨加利承担。
一�法院审理查明：周金桥出示的2015年10月至11月期间的二十一份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杨加利”，总金额共计304527元，其中编号为1233的送货单由杨加利签收，货款金额为10230元，编号为1341的送货单为杨辅峰签收，其余送货单均由卢某签收。庭审中，周金桥表示苗木送货的地址即为09省道余杭塘栖至320国道杭州半山连接线工程绿化工程所在地址；杨加利表示绿茵公司系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杨加利与该公司有劳动关系，其代表公司与周金桥接触过，杨加利知道卢某在工地工作过。
2015年12月2日、12月15日，卢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将共计100000元的苗木款支付给周金桥，2016年8月1日，杨加利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50000元支付给周金桥。庭审中，杨加利表示绿茵公司委托其向周金桥支付苗木款。
周金桥女儿周彩虹与卢某的通话中，周彩虹问“你跟杨加�是什么关系，雇佣关系”，卢某答：“上下属喽”，周彩虹问“上下属，雇佣关系，他老板是吧”，卢某答：“恩”，周彩虹问“有两笔钱是你打给我的，10万元，都是2015年12月份的，5万元一笔，是杨加利让你转给我们的吗”，卢某答：“对啊”，周彩虹问“这是什么钱”，卢某答：“苗木款，就是付给你们的苗木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5年8月，杭州余杭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杭州余杭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代建单位，绿茵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共同签订《09省道余杭塘栖至320国道杭州半山连接线工程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绿茵公司承包该绿化工程；（二）周金桥为诉讼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1293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周金桥与杨加利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杨加利虽答辩称其与绿茵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代表绿茵公司与周金桥联系苗木购销事宜，其受绿茵公司委托向周金桥支付苗木款，但其未出示任何证据支持该答辩意见，结合周金桥出示的送货单上载明送货单位为“杨加利”，杨加利作为经手人签收过苗木，并向周金桥支付过苗木款，卢某在录音中认可杨加利系其老板，10万元是杨加利让其支付给周金桥，杨加利在庭审中亦认可与周金桥有过接触等事实，并考虑到杨加利与绿茵公司、卢某的关系更为密切，其较之周金桥与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证据距离更近，具有更强的证据收集能力，现其仅以案涉工程由绿茵公司承包为由进行抗辩，而未对其主张出示任何证据支持该答辩意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周金桥关于其与杨加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现周金桥要求杨加利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请求，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加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金桥货款154527元；二、杨加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金桥自2017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15452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的1.5倍计算）；三、杨加利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金桥为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129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90元，减半收取1695元，由杨加利负担，于判决生�后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
杨加利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卢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案涉项目是杨加利之子杨某（音）以绿茵公司名义承包的工程，案涉苗木的购买方应当是绿茵公司，与杨加利无关，杨加利只是现场的一个施工人员，其身份与卢某相同。
周金桥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对杨加利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周金桥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证据三性及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证人陈述与事实及庭审通话录音有众多出入；该工程的名义承包人、实际承包人是谁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人的买受人无关，一审庭审中杨加利从未披露过杨某（音），证人卢某也称周金桥与杨某（音）不认识。
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故对杨加利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诉讼中，杨加利自认其子杨某（音）与绿茵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杨加利参与与周金桥洽谈案涉苗木的供货，但认为其是代表绿茵公司与周金桥洽谈的。
本院认为：周金桥主张杨加利与其存在苗木买卖关系，提交了记载“收货单位”为杨加利，由杨加利及案涉工程工地人员签收的送货单为证。杨加利对于周金桥向案涉工程工地供货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认为与周金桥发生该苗木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绿茵公司。然杨加利既未举证证明其在与周金桥联系苗木供应时表明系代表绿茵公司，亦未举证证明绿茵公司确认案涉苗木系公司所购，应由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故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周金桥提交的送货单、与卢某的通话及短信内容，结合�加利向周金桥支付过5万元货款的事实，认定周金桥关于其与杨加利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关系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杨加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90元，由杨加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舒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