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初81号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54号宏城金都大厦1至3层。
代表人：李中文，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捷，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双柳正街。
法定代表人：叶响林，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余家湖。
法定代表人：章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浩，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述杰，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响林，男，汉族，1981年9月19日出生，住址：武汉市新洲区，
被告：雷丽丽，女，汉族，1985年5月19日出生，住址：武汉市新洲区，
被告：叶腊苟，男，汉族，1950年12月12日出生，住址：武汉市新洲区，
被告：邹友弟，女，汉族，1950年6月17日出生，住址：武汉市新洲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平安武汉分行）与被告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鑫盛公司）、被告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襄阳公司）、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4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平安武汉分行的起诉。原告平安武汉分行提起上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民终159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4月25日、2017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平安武汉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捷、李晏，被告华电襄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盈鑫盛公司、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平安武汉分行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盈鑫盛公司向原告清偿欠款本金9421659.19元，利息和复利1573062.93元，共计10994722.12元（暂计至2015年3月21日，其后利息、复利按逾期年利率10.9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对被告盈鑫盛公司的上述欠款在应收账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对被告盈鑫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等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2012年11月7日，原告与被告盈鑫盛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下简称“《授信合同》”）。同日，被告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向原告出具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对《授信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日，依据《授信合同》，原告与被告盈鑫盛公司签订了平银武市场部保理字20121107第001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保理合同》）及平银武市场部账转字20121107第001号《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该《保理合同》为《授信合同》项下有追索权的明保理业务，服务内容为保理融资，核定的融资额度为2500万元。该《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约定，被告盈鑫盛公司自愿将其自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2012年12月31日，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在证明被告盈鑫盛公司对其享有应收账款债权29870169.26元的《询证函》上签章确认，同日，被告盈鑫盛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以《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形式通知了被告华电襄阳公司，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上盖章确认。并于同日，原告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登记编号：00665776000083372485。故该债权转让对华电襄阳公司已发生了法律效力。依照《保理合同》及2013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盈鑫盛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盈鑫盛公司发放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同时原告受让了被告盈鑫盛公司对华电襄阳公司所享有的29870169.26元的应收账款债权。该贷款到期后，由于被告华电襄阳公司没有依其承诺履行付款责任，而被告盈鑫盛公司只履行了部分偿还义务，致使原告债权本金9421659.19元，利息1573062.93元，共计10994722.12元未能实现。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华电襄阳公司答辩称：我方对原告与其他被告的情况不清楚。我公司没有在原告所称的询证函、应收账款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请求驳回原告对华电襄阳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盈鑫盛公司、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未答辩。
原告平安武汉分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2012年11月7日）、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2012年11月7日两份）、国内保理业务合同（2012年11月7日）、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2012年11月7日）、煤炭买卖合同（2012年5月8日、2012年12月28日，无原件）、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12年6月18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8月17日，无原件）、询证函（201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201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初始登记（2012年12月31日）、贷款合同、借款借据（2013年7月4日）等证据。2017年5月12日庭审中，平安武汉分行又向本院提交了深圳发展银行单位开户申请书、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2013年1月4日）、增值税发票、盈鑫盛公司到期还款的凭证、增值税发票、应收账款申请书、2013年7月1日询证函及增值税发票、2013年5月6日煤炭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结算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登记（2013年7月4日）、收付款业务回单统计表、收付款业务回单等证据。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鉴定费发票2张。被告盈鑫盛公司、华电襄阳公司、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审理中，本院依华电襄阳公司的申请，委托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对华电襄阳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煤炭买卖合同》中出现的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5年12月22日，湖北诚信司法鉴定所作出鄂诚信[2015]文鉴字第4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因《煤炭买卖合同》无原件，暂不检验；具体鉴定意见为：1、201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买方公司盖章处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送检的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上贵公司签章处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该司法鉴定产生费用6.5万元，该费用已由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垫付。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将此鉴定报告作为证据提交，原告平安武汉分行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作为印章鉴定的样本不具有唯一性，不能证明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在本案中所涉印章不真实。因平安武汉分行未提交印章鉴定的样本不具有唯一性的相应证据，且鉴定程序合法，故本院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依法调取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检公刑诉（2015）59号《起诉书》及本院作出的（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原告平安武汉分行、被告华电襄阳公司对前述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平安武汉分行对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增值税发票、借款和借款借据是虚假的有异议，并认为湖北御风天泽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风天泽公司）是盈鑫盛公司买卖煤炭的上游企业，对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其他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庭审质证，华电襄阳公司对平安武汉分行提交的证据煤炭买卖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有异议，认为平安武汉分行不能提供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华电襄阳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华电襄阳公司印章不符，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加盖的华电襄阳公司合同章的印章亦不是华电襄阳公司的印章，认为华电襄阳公司未参与保理业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对收付业务回单统计表及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华电襄阳公司和盈鑫盛公司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交易行为，但不是平安武汉分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这些煤炭买卖合同。平安武汉分行对华电襄阳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各方无异议证据以及经本院核对与原件一致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平安武汉分行提交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上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因经鉴定均与样本印章不一致；平安武汉分行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部分增值税发票、开户申请书等证据因无原件，也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且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上华电襄阳公司印章编号第四位数字为“8”，与鉴定提取的样本印文有明显差别，故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因平安武汉分行自认其提交的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与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上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同一枚印章，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鄂诚信（2015）文鉴字第48号《鉴定结论》上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且（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叶响林、雷丽丽供述两份询证函上的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章是伪造的，经合议庭评议，认定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亦与鉴定样本印章不一致。以上证据均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7日，平安武汉分行（甲方）与盈鑫盛公司（乙方）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武市场部综字20121107第001号）约定：甲方同意授予乙方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自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1月5日。
同日，叶响林和雷丽丽，叶腊苟和邹友弟作为乙方、保证人分别与平安武汉分行（甲方、债权人），签订编号为平银武市场部额保字20121107第001-1、001-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为了保证甲方与盈鑫盛公司合同的履行，乙方愿作为保证人向甲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平银武市场部综字201211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20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只要主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甲方即有权要求乙方就债务余额在上述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同日，平安武汉分行（甲方、保理商）与盈鑫盛公司（乙方、卖方）签订编号为平银武市场部保理字20121107第001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本合同保理业务类型为有追索权保理融资、明保理。甲方为乙方核定的买方关联总额度为2500万元，债务人名称为华电襄阳公司，甲方为乙方核定的保理融资额度为2000万元。保理融资的方式为池融资保理授信，具体授信方式为贷款、开立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商票贴现。本保理融资额度有效期自2012年11月7日起至2013年11月5日止。本合同项下保理融资贷款的发放应在额度有效期内，融资到期日可超过额度到期日。回款账户系盈鑫盛公司在平安武汉分行开立的账号为11×××02的账户。乙方授权甲方有权随时以甲方就保理融资对于乙方的债权抵销其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或部分应收账款对价或将该应收账款对价直接划转至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作为平银武市场部综字20121107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质押担保。保理授信的融资利息收取按具体授信合同规定。买卖关联额度是指甲方可接受的特定买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的最高限额。在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中，买方关联额度就是甲方就特定买方/债务人所愿意承担的买方信用风险最大限额，对于超出该额度的应收账款，或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项下的所有应收账款，甲方不承担买方信用风险。
同日，平安武汉分行（甲方、受让人）与盈鑫盛公司（乙方、出让人）签订编号为平银武市场部账转字20121107第001号《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约定基于双方签订的平银武市场部保理字20121107第001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双方同意甲方负责在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手续，乙方予以配合。
2012年12月31日，盈鑫盛公司向平安武汉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请求根据平银武市场部保理字20121107第001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将华电襄阳公司的应收账款29870169.26元转让给平安武汉分行，以申请资金融通，平安武汉分行内部审批同意。
2012年12月31日，平安武汉分行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对前述应收账款办理了质押登记，登记编号：00665776000083372485，质押财产/转让财产信息处载明，合同号码为平银武市场部综字20121107第001号，主合同金额8000万元；质押/转让合同号码为平银武市场部保理字20121107第001号，质押/转让合同金额为2000万元。
2012年12月31日，盈鑫盛公司向华电襄阳公司出具《询证函》，载明：“本公司在平安武汉分行开立账户，应银行要求应当征询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款项，本函下端数据……如与贵公司相符，应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证明。……贵公司应付款（余额）29870169.26元。”同日，盈鑫盛公司向华电襄阳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通知华电襄阳公司其已将商业发票标注日期为2012年11月25日起的所有应收账款及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平安武汉分行。前述《询证函》上“数据证明无误”处，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之后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上的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经鉴定与样本不符。
2012年11月7日，平安武汉分行（甲方）与盈鑫盛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平银武市场部贷字20130701第001号《贷款合同》，约定：平安武汉分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金额2000万元，贷款期限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7月3日。2013年1月4日，平安武汉分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平安武汉分行自认，盈鑫盛公司已偿还该笔贷款全部本息。
2013年7月1日，平安武汉分行（甲方）与盈鑫盛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平银武市场部贷字20130701第002号《贷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2000万元，贷款期限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1月3日，实际贷款金额和起止日期在本合同约定范围以内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按季浮动。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贷款到期未能偿还贷款，甲方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2013年7月1日，盈鑫盛公司向华电襄阳公司出具《询证函》，载明：“本公司在平安武汉分行开立账户，应银行要求应当征询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款项，本函下端数据……如与贵公司相符，应在本函下端‘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证明。……截止2013年6月30日，华电襄阳公司应付盈鑫盛公司账款金额合计33724637.44元。”该《询证函》“数据证明无误处”所加盖华电襄阳公司印章所载编号与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所加盖印章编号相同。平安武汉分行认可两份《询证函》上华电襄阳公司印章系一致。
2013年7月4日，平安武汉分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盈鑫盛公司出具《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期限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1月3日，贷款利率7.28%。
平安武汉分行自认，盈鑫盛公司已偿还部分本金及利息，期内按合同约定7.28%计收利息、复利，2014年1月3日贷款逾期后，按年利率7.28%加收50%即10.92%计算利息及复利。截止2015年3月21日，盈鑫盛公司尚欠平安武汉分行本金9421659.19元，利息1468205.55元、复利104857.38元，利息、复利共计1573062.93元。
另查明，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11月1日期间，华电襄阳公司向盈鑫盛公司付款共计24989200.53元。
华电襄阳公司自认，其与盈鑫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价款总金额是27989200.53元。
还查明，（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叶响林系盈鑫盛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0月，叶响林以该公司的名义向平安武汉分行提出贷款2000万元的申请，为了证明自己有贷款及还款能力，叶响林向平安武汉分行提供了虚假的盈鑫盛公司与华电襄阳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燃料结算单、《询证函》等资料，平安武汉分行则提出要到华电襄阳公司核实相关情况。2012年12月31日，叶响林带着平安武汉分行的工作人员杨利民、杨碧玉一同来到华电襄阳公司核实相关情况，叶响林将平安武汉分行的工作人员带到了华电襄阳公司物料部，唐文武（在逃）安排一名胡姓男子（身份待查）冒充华电襄阳公司物料部主任毛羽接待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叶响林、唐文武等人在事先伪造的内容为“2012年12月31日，华电襄阳公司应付款为29870169.26元”的《询证函》上模仿毛羽签字并加盖了伪造的该公司合同专用章（1），骗取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2013年1月4日，平安武汉分行向武汉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2013年，叶响林按期归还了2000万元。2、2013年7月，被告人叶响林向平安武汉分行提出续贷2000万元的申请。为了再次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被告人叶响林向平安武汉分行提供了武汉盈鑫盛公司与御风天泽公司之间虚假的购买煤炭合同，并指使被告人雷丽丽伪造了购买煤炭合同项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询证函》等相关资料。2013年7月4日，平安武汉分行向武汉盈鑫盛公司发放2000万元贷款。但平安武汉分行提出武汉盈鑫盛公司在贷款的合同期内每月要向银行提供《询证函》，被告人叶响林指使雷丽丽向平安武汉分行提供了多份虚假的《询证函》以继续欺骗该行。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书证……2、被告人叶响林、雷丽丽的供述及武汉盈鑫盛公司在平安银行第一次贷款2000万元所提交的盖有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1）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燃料结算单、煤炭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询证函》、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确认书等资料证实：2012年12月始，武汉盈鑫盛公司与华电襄阳公司有煤炭往来业务，向银行提供的上述资料均系伪造，资料上所盖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章是私刻的事实。3、平安武汉分行与盈鑫盛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武汉盈鑫盛公司的借款借据证明：2012年11月7日，该行向武汉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为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7月3日。4、平安武汉分行提供的贷款本、息归还凭证证实：2013年7月2日，武汉盈鑫盛公司连本带息还款给平安武汉分行。5、被告人叶响林、雷丽丽的供述、证人殷某的证言及武汉盈鑫盛公司在平安银行第二次2000万元贷款所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燃料结算单、《询证函》及增值税发票证实：（1）武汉盈鑫盛公司向银行提供的上述资料系伪造，资料上所盖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章是私刻的事实；（2）御风天泽公司从未与武汉盈鑫盛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也未对武汉盈鑫盛公司开具过票号为No01682981-No01682999的19张增值税发票，上述发票系叶响林、雷丽丽伪造的事实。有御风天泽公司提供的上述19张票号所开真实增值税发票底联在案印证。6、平安武汉分行与武汉盈鑫盛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武汉盈鑫盛公司出具的借条证实：2013年7月1日，该行向武汉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为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1月3日。7、华电襄阳公司提供的煤炭买卖合同、专项核算明细账目、结算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印章使用登记表、合同专用章印模证实:（1）武汉盈鑫盛公司2012年12月-2103年9月期间与该公司有煤炭生意往来，截止2013年11月，应支付给武汉盈鑫盛公司的煤炭款已经全部结清；（2）2012年12月31日，没有毛羽使用过印章的登记；（3）两枚合同专用章编号分别为“4206020004475”、“4206020004476”。……10、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武公物鉴（文）字[2015]11号物证鉴定书证实：2015年1月29日，经对五份签有叶响林名字的《询证函》笔迹进行鉴定，其中三份（有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9月10日、2013年10月11日，金额均为33931152.39元）签名为叶响林名字的笔迹与被告人雷丽丽的字迹一致。……12、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案发后，蔡甸公安分局刑侦队委托武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平安武汉分行提供的二份盖有“湖北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章《询证函》原件、湖北华电襄阳公司提供的“湖北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章印模做比对鉴定，因鉴定人员明确指出，送检的合同章第4位数字是“8”，而华电襄阳公司提供的合同章第4位数是“6”，二者明显不属于同一枚印章，无需再做进一步鉴定。
证人证言：……1、平安武汉分行业务1部总经理杨利民、杨碧玉的证言证实：叶响林在平安武汉分行一共贷过两次款，每次贷款金额为2000万元。第一次是2012年9月份左右，杨碧玉帮叶响林在该行开了一个对公账户（账号：11×××01，户名：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开始在平安武汉分行有流水账。到2012年10月份的时候，叶响林向该行提出贷款2000万元，他说用他在华电襄阳公司的2900万元的余额（应收款）还贷款。同时，他还给银行工作人员看了该公司在工商银行与华电襄阳公司的流水。银行认为他的账户流水的资金量比较大，就先安排业务部的杨碧玉收集叶响林贷款所需要的煤炭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燃料结算单、《询证函》等相关资料，银行信贷审批部进行申报、审批。批准贷款后，再由该行与武汉盈鑫盛公司签订综合授权额度合同。叶响林向该行提供了26张武汉盈鑫盛公司开具给华电襄阳公司的湖北省增值税发票，银行业务部将这26张发票的金额相加，共计金额为29870169.26元。其中，《询证函》是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别的贷款资料都由叶响林提供给平安银行，而《询证函》由第三方证明叶响林提供给平安银行的增值税发票、应收款金额的真实性。2012年12月31日，杨利民、杨碧玉、叶响林三人一起去华电襄阳公司核实叶响林的应收款，并且要求重新出具了一份《询证函》。当时，叶响林把杨利民和杨碧玉带到华电襄阳公司物料部负责人“毛羽”的办公室，杨利民告诉“毛羽”武汉盈鑫盛公司在该行贷款的2000万元需要该公司在华电襄阳公司的应收款来还，应收款要回到叶响林在平安银行的账户，现在要核实应收款的余额，同时需要华电襄阳公司在叶响林事先准备好的《询证函》（内容显示湖北华电襄阳公司应付款为29870169.26元，时间：2012年12月31日）上盖章。“毛羽”同意配合，安排另一名“工作人员”（男的，没有注意他的特征）带着叶响林、杨碧玉去了隔壁办公室，杨利民和“毛羽”在寒暄了几句后也去了隔壁办公室，杨利民刚过去，杨碧玉说《询证函》的公章已经盖了。当时杨利民看到《询证函》上盖的是“湖北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公章。后杨利民、杨碧玉、叶响林、“毛羽”一起在襄阳一个靠江边的地方吃饭，雷丽丽在吃饭的地方和他们碰面。吃完后，杨利民、杨碧玉、叶响林、雷丽丽都回了武汉，回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叶响林、雷丽丽分别在平安武汉分行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签名，该行向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发放了2000万元的贷款，这2000万元汇到了11×××01的账户里，期限为6个月，年利率为6.72%，2013年7月3日到期。截至2013年7月1日，盈鑫盛公司连本带息偿还了2070万元左右，回款都用的是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在该行开设的回款专用账户，账号：11×××02。之后，叶响林向该行申请续贷2000万元，由于上次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正常结清，这次可以正常续贷。按照上次贷款的程序，叶响林亲自将贷款资料送到平安银行交给杨碧玉手中。叶响林又邮寄了一张《询证函》到该行。《询证函》内容是：截止2013年6月30日，湖北华电襄阳公司（乙方）应付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甲方）账款金额合计33724637.44元；时间：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盖有“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公章。银行规定，《询证函》上加盖被询证单位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中的任何一个公章都可以。这次贷款叶响林向该行提供了29张武汉盈鑫盛公司开具给华电襄阳公司的湖北省增值税发票，银行业务部的杨碧玉将29张发票的金额相加，共计金额33724637.44元。《询证函》中的应收款（余额）就是根据这些发票来的，当时叶响林将这些发票的原件都给银行工作人员审核过，银行存档备案的只有这些发票的复印件。2013年7月4日，该行又向武汉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这笔贷款到期时间是2014年1月3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回。
被告人供述:1、叶响林在侦查机关及当庭供述：2012年12月份左右，我以做煤炭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平安银行提出贷款2000万元，为了能够贷到款，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武汉盈鑫盛公司与华电襄阳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询证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增值税发票、武汉盈鑫盛公司与御风天泽公司的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其中与华电襄阳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询证函》、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是我自己制作的，假的发票是我自己在电脑上面制作的。增值税发票是我要我老婆用公司的开票系统开了一批没有经过认证的交易发票报账给银行。其间，平安银行要求到华电襄阳公司去询证这笔应收账款的情况。我把平安银行提出的要求告诉了唐文武，通过商议，唐文武安排他手下一个姓胡的人（男，40多岁，湖北荆州人）在华电襄阳公司物料部的负责人毛羽的办公室，冒充毛羽来蒙骗平安银行的人。唐文武还找人伪造了“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章。后我和肖先平、杨利民、杨碧玉一起去了华电襄阳公司，肖先平在车上等着我们，我把杨利民、杨碧玉带到办公室和唐文武及那名冒充毛羽的男子碰头，我把杨碧玉带去的《询证函》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加盖了唐文武手中的假公章。《询证函》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与华电襄阳公司的假合同上的章子都是唐文武盖的。后来杨碧玉说还需要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签字，我就拿着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去签字，至于谁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签的字，我没有印象了。那名冒充毛羽的男子向银行反映应收账款的事情属实，这样就蒙骗了银行，通过了银行的审核。事情办完后，我们几个人离开华电襄阳公司，在襄阳的一家酒店内和我的妻子雷丽丽、梅红峰碰头，我们和唐文武、胡姓男子一起吃完饭后就离开襄阳回到武汉了。2013年1月4日，平安银行正式向我发放了2000万元的贷款。到2013年6、7月份，我还清了这笔贷款。到2013年7月份，我又向平安银行申请2000万元贷款，我打电话告诉唐文武这次银行的人不去华电襄阳公司审核应收账款的情况，要他直接打印一份3000余万元的应收账款《询证函》，在上面加盖假印章后给我寄过来，由我交给银行。后唐文武将做好的假《询证函》寄给我，我将这张《询证函》交给我老婆雷丽丽，雷丽丽将这张假《询证函》交给了平安银行再次蒙混过关。过了几天，平安银行又向我发放了2000万元的贷款，我将2000万元转至御风天泽公司账户，从御风天泽公司账户转款2000万元至我注册成立的武汉市聚弘安兴商贸有限公司。钱用于还债和赌博。内容为“华电襄阳公司应付款（余额）29870169.26元，时间：2012年12月31日、加盖了“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询证函》上面的应收账款金额和合同专用章是假的；内容为“截止2013年6月30日，华电襄阳公司应付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账款金额合计：33724637.44元，时间为2013年7月1日、加盖了“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询证函》上面的应收账款金额和合同专用章都是假的，这张假的《询证函》是第二次贷款用的。
2、被告人雷丽丽的供述：2012年12月底的一天，平安武汉分行的杨行长和业务员杨碧玉为了核实武汉盈鑫盛公司在华电襄阳公司应收账款的金额是否真实，叶响林带他们到了华电襄阳公司。……2013年1月初的一天，平安武汉分行向武汉盈鑫盛公司放款2000万元，这2000万元一次性汇到了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在平安武汉分行的账户里面（账号：11×××01）。2013年7月这笔贷款到期之前，我们将2000万元还给了平安武汉分行。还款后，我们申请续贷2000万元，为了续贷我和叶响林又制作了一张假《询证函》，然后我把这张假《询证函》邮寄到平安武汉分行，于是平安武汉分行于2013年7月初的一天向武汉盈鑫盛公司放款2000万元，这2000万元同样是一次性汇到了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在平安武汉分行的账户里面，这笔贷款到期时间是2014年1月初，现在贷款期间已经过了，但是还没有还款。
为了让平安武汉分行相信武汉盈鑫盛公司有应收款，并且可以用这些应收款来还贷款。所以两次贷款是以两张不同的假《询证函》及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次需要用《询证函》的时候叶响林会把应收款金额告诉我，我再把金额填在《询证函》上面，用正规的格式制作好电子版本后，再将电子版本的《询证函》通过我的QQ邮箱发给唐文武，然后唐文武在《询证函》上盖好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后寄给我们。唐文武每次在《询证函》上盖的章子都是假的，至于假公章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询证函》上面的应收款金额也是假的，当时武汉盈鑫盛公司在华电襄阳公司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应收款。这些金额是通过开具湖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的金额累计来的，我们提供给平安武汉分行的湖北省增值税发票都是复印件，这些发票原件都是我和叶响林在公司开的，有时候是他开，有时候是我开，具体分别开了多少金额，开了多少张我不记得，我每次开发票之前叶响林都会告诉我具体的开票金额。提供给银行的发票名称都是“华电襄阳公司”，目的是为了和《询证函》上的应收款相对应。这些发票上显示的业务往来都是假的。因为叶响林使用的《询证函》比较多，每次我都参与伪造《询证函》，都心知肚明《询证函》是假的。
（经其辨认）两张内容是“华电襄阳公司应付款（余额）29870169.26元，时间：2012年12月31日。”上面盖有“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和内容是“截止2013年6月30日，华电襄阳公司应付盈鑫盛公司账款金额合计：33724637.44元，时间：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加盖了“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询证函》都是假的，分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向平安银行贷款时使用的。还曾经提供给平安银行6张《询证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叶响林跟我说平安银行每个月都要《询证函》，于是我们就每个月往平安银行送《询证函》，这些《询证函》上的应收款都不是真实的，《询证函》上的华电襄阳公司的合同章都是唐文武盖的。
（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叶响林、雷丽丽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叶响林还构成诈骗罪，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判决“三、尚未追回的赃款三千二百万元继续追缴，按照比例发还受害人；四、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公安分局冻结的叶玲在招商银行广州体育东路支行的账户、建设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的账户；巩培生在交通银行珠海夏湾支行的账户、建设银行珠海茂盛支行的账户、农业银行珠海拱北支行的账户、工商银行珠海拱北支行的账户、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的账户、中信银行珠海拱北支行的账户、珠海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查封的被告人雷丽丽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89号东立国际一期5栋1单元19层6室的一套房产，均由其依法处理。”
本院认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平安武汉分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盈鑫盛公司承担偿还本息责任的约定，以及叶响林和雷丽丽，叶腊苟和邹友弟分别与平安武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平安武汉分行系受欺诈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贷款。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平安武汉分行系受欺诈方。因欺诈导致的可撤销合同，撤销权应由平安武汉分行行使。平安武汉分行不行使撤销权，而按合同约定主张权利，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平安武汉分行向盈鑫盛公司发放了贷款2000万元，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借款期限届满后，截止2015年3月21日，盈鑫盛公司尚欠平安武汉分行本金9421659.19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未偿还，已构成违约。平安武汉分行按《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约定的利率向盈鑫盛公司主张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之间的约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叶响林、雷丽丽因案涉事实已受刑事处罚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叶响林和雷丽丽、叶腊苟和邹友弟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依约对盈鑫盛公司所欠平安武汉分行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对于华电襄阳公司是否应对被告盈鑫盛公司的欠款在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平安武汉分行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2012年12月31日、2013年7月1日《询证函》上所载华电襄阳公司的印章与华电襄阳公司提交的印模均不一致。虽然华电襄阳公司与盈鑫盛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煤炭买卖交易，盈鑫盛公司向华电襄阳公司开具过增值税发票，华电襄阳公司亦在2013年2月6日至2013年11月1日期间向盈鑫盛公司支付过货款。但因两份《询证函》不是华电襄阳公司出具，不能证实华电襄阳公司尚欠盈鑫盛公司货款，更无法证明货款数额。201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所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为商业发票标注日期为2012年11月25日起的所有应收账款及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所载收账款债权数额并不明确具体；且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华电襄阳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华电襄阳公司提交的印模均不一致。盈鑫盛公司向平安武汉分行转让其对华电襄阳公司的应收账款并未通知华电襄阳公司，该应收账款转让对华电襄阳公司亦不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12月31日《询证函》虽然系在华电襄阳公司办公场所内订立，但（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该《询证函》系一名胡姓男子（身份待查）冒充华电襄阳公司物料部主任毛羽签字并加盖了伪造的华电襄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华电襄阳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平安武汉分行无证据证实《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13年7月1日《询证函》系由华电襄阳公司工作人员在其办公场所内出具。平安武汉分行主张其受让应收款账真实存在的证据不足，对平安武汉分行请求判令华电襄阳公司在应付账款范围内对盈鑫盛公司尚欠平安武汉分行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9421659.19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复利（截止2015年3月21日的利息为1468205.55元、复利为104857.38元；之后利息、复利按逾期年利率10.9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在（2015）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85号案件中获得的追缴发还款应从前述确定的本金、利息、复利中予以扣除）；
二、被告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依法向被告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的案件受理费87768元，由被告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叶响林、雷丽丽、叶腊苟、邹友弟负担；鉴定费6.5万元由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负担。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敏
审判员 曹芳
审判员 张鹏
二○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