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下行初字第00047号
原告胡薇。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法定代表人马学平。
委托代理人蒋晓辉。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委托代理�于天美。
委托代理人董兴亮。
第三人宋红琛。
委托代理人朱瑛。
第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负责人王晓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章百益。
原告胡薇不服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为浙江保监局）保险监督管理行政行为及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为中国保监会）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5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正后，本院于同年6月16日立案，于同年6月18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宋红琛、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为阳光保险公司）与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胡薇，被告浙江保监局负责人唐学斌、委托代理人蒋晓辉，被告中国保监会委托代理人于天美、董兴亮，第三人宋红琛委托代理人朱瑛，第三人阳光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万剑飞、章百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2月27日，浙江保监局向胡薇发出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告知胡薇，就其对宋红琛、阳光保险公司在销售保险过程中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规定投诉事项，作出如下处理：1.宋红琛在向胡薇销售保单号为80XXX78的富贵金升保险产品过程中给予其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以及代胡薇抄录风险提示语句的情况基本属实，将依法对宋红琛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2.经初步核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阳光保险公司存在未向胡薇送达红利通知书，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等问题，如果胡薇有新证据和线索可继续提供；3.对于胡薇提出的退�事宜，认为属于民事纠纷，建议其通过双方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原告胡薇不服，向被告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浙江保监局所作的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
原告胡薇诉称，第三人宋红琛系第三人阳光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员，与原告认识多年。2012年经宋红琛推荐，原告购买了阳光保险公司的阳光人寿富贵满堂两全保险B款（分红型），保险费为20万元，宋红琛在推销时称该款产品购买后如遇到资金困难可以贷款，额度为80%，并赠送原告4个韩国旅游名额和银制礼品，原告同意购买。至2014年9月，因原告资金困难需要按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贷款时，被告知贷款额度为现金价值的80%，同时发现保单风险提示不是原告本人抄写，且没有告�原告现金价值是多少。原告向阳光保险公司提出退保，但因只能退回保单约定的现金价值，造成原告损失。阳光保险公司对于其业务员不规范操作进行包庇，对原告的质疑置之不理。2015年1月20日，原告向浙江保监局举报了宋红琛及阳光保险公司的违规情况，并申请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浙江保监局于同年1月30日受理原告的申请，并于2月27日作出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原告对该告知书不服，于2015年3月23日就浙江保监局行政不作为和未依法行政的事项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5月29日向原告出具了保监复议（2015）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浙江保监局的调查结论和相关决定。原告认为浙江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拒不履行查处职责，故诉至本院，要求：1.撤销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结果告知书》；2.浙江保监局依法重新做出行政处罚。
原告胡薇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决定书，
2.中国保监会行政复议申请书，
3.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
4.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行政处罚申请书，
5.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
6.保险单（保单号为80XXX78），
7.行政处罚申请书，
8.录音文字记录，
9.录音光盘，
上述证据1-9均用以证明原告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保监局辩称，一、相关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浙江保监局于2015年1月30日决定受理该投诉，并向原告寄送了《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投诉案件受理后，被告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工作。根据调查证据证明内容，被告作出了�应处理结论，并于2015年2月27日，向原告寄送了《消费者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告知其处理决定。上述行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调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针对原告的投诉内容，被告已经逐项进行了调查：1.关于阳光保险公司和宋红琛给予合同外利益、代抄风险提示语句、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的事项。经查，宋红琛与阳光人寿系代理关系，并非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宋红琛在调查笔录中承认给予胡薇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为个人行为，阳光保险公司不知情。阳光保险公司湖州中支营销培训部经理夏军和阳光保险公司南浔支公司工作人员杨某均否认公司知情或参与了宋红琛给予胡薇合同外利益的行为。综合各项证据，被告认定宋红琛给�胡薇合同外利益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并依法给予宋红琛警告和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阳光保险公司负有管控责任的宋红琛代抄风险提示语句的行为，被告已经对阳光人寿浙江分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关于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等问题，从被告掌握的证据材料看，无法查实。2.关于阳光保险公司是否依法寄送红利通知书的问题。经查，阳光保险公司提供了总公司的情况说明和上海市邮政公司浦东新区分公司的证明材料，辩称其总公司已按保险合同约定及相关保险监管的规定，按时将红利通知书寄送给原告。结合原告的投诉情况，被告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阳光保险公司及其总公司未寄送红利通知书。3.原告在投诉书中提出的撤销合同退保事项，属于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民事调整范畴，非监管处罚内容。综上，被告对于本次保险消费投诉事项已经依法履行了相关职责，相关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保监会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过程符合法定程序。2015年3月23日，复议机构收到胡薇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3月25日，复议机构向胡薇发送《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2015年4月3日，复议机构收到胡薇完整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同日依法予以受理；2015年4月8日，向浙江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5年4月16日，浙江保监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2015年5月26日，被告作出保监复议（2015）7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5年5月28日向胡薇寄送《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的相关规定�二、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所涉复议决定的基础为双方的复议理由、答复意见、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经审查，1.浙江保监局已对胡薇提出的消费投诉进行调查，做出处理决定并送达胡薇，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2.对于胡薇投诉的阳光保险公司及保单销售代理人员存在销售误导、隐瞒合同重要情况、擅自代填投保资料、编制虚假信息、未寄送红利通知书等行为，浙江保监局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无法认定，亦无不当；3.对于胡薇投诉的保险销售代理人员给予其合同以外利益、代抄录风险提示语句的问题，浙江保监局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予以认定并对保险销售代理人员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监管谈话的做法，并无不妥。因此，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维持浙江保监局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胡薇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建议驳回胡薇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保监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
2.《行政处罚申请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胡薇向被告投诉申请的事实；
3.《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及快递存根，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投诉并告知投诉人的事实；
4.《消费者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挂号邮寄单，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依法送达投诉人的事实；
5.《行政处罚案件移交书》，证明对宋红琛违法行为已移交行政处罚办理部门的事实；
6.《浙江保监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证明对宋红琛违法行为已经立案查处的事实；
7.《浙江保监局监管谈话记录表》，证明对阳光保险公司提出监管意见的事实；
8.《浙江保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证明对宋红琛违法行为将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
9.《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挂号邮寄单，证明宋红琛收到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事实；
10.《浙江保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对宋红琛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
11.《行政处罚决定书》挂号邮寄单，证明宋红琛收到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12.保险单1份，证明投诉人购买保险情况；
13.宋红琛的身份证、保险代理合同书、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展业证书，证明宋红琛的身份情况；
14.《湖州中支营销部工作通知书》（2014-001号），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开展竞赛中旅游名额等奖励对象为保险�务员的事实；
15.《“决战金秋”-2013年末冲刺业务竞赛》，证明证实阳光保险公司有关竞赛奖励对象均为业务员；
16.宋红琛银行卡及银行流水两页、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宋红琛个人账户向投诉人支付合同外款项的事实；
17.《寄送证明》及清单3页，
18.阳光保险公司总公司证明，
证据17-18证明红利通知书寄送情况；
19.《情况说明》，证明投诉人陈述的有关事实；
20.2014年11月28日对宋红琛《调查笔录》，
21.2015年1月4日对宋红琛《调查笔录》，
22.2015年2月5日对宋红琛《调查笔录》，
证据20-22，证明被告依法进行询问调查，宋红琛陈述的事实情况；
23.2015年1月4日对夏军《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依法进行询问调查，夏军陈述的事实情况�
24.2015年1月4日对杨某《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依法进行询问调查，杨某陈述的事实情况；
25.《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关于客户胡薇投诉案件的情况报告》，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
26.《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关于代理人宋红琛违规行为的专项汇报》，证明阳光保险公司报告的事件处理内容；
27.《关于对湖州中支代理人宋红琛违反品质管理规定的处罚规定》，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宋红琛的处罚内容；
28.现场检查通知书，证明被告对阳光保险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
29.谈话录音内容摘要（根据胡薇提供的其与宋红琛的谈话录音整理），证明宋红琛给予胡薇合同外利益的事实。
法律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被告中国保监会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国保监会机关文件处理单，证明2015年3月23日收到胡薇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2.《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EMS快递单（编号1033568013407）、快件跟踪清单，证明2015年3月25日向胡薇发送《不再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的事实；
3.《行政处罚申请书》、EMS快递单（编号1088507112613）、快件跟踪清单，证明2015年4月3日收到胡薇提交的补正材料的事实
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便函登记薄，证明2015年4月8日向浙江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的事实；
5.《行政复�答复书》、EMS快递单、快件跟踪清单，证明2015年4月16日，浙江保监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供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事实；
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5年5月2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7.EMS快递单及快件跟踪清单，证明2015年5月28日向胡薇寄送《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法》。
第三人宋红琛述称，保监会浙江监管局作出的消费投诉事项结果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阳光保险公司述称，一、浙江保监局在收到原告的投诉后，已经进行调查，调取相关材料，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并作出了处理决定�告知原告，所以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程序合法；二、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第三人对告知书没有异议；三、中国保监会复议程序合法，法律依据正确；四、原告要求浙江保监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无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宋红琛、阳光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胡薇对浙江保监局所举证据证据8、10认为系非法证据，证据17、18有异议；对浙江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所举的其他证据及相应法律依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宋红琛、阳光保险公司对被告浙江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所举证据及相应法律依据均无异议。被告浙江保监局、中国保监会及第三人宋红琛、阳光保险公司对原告所举证据1-7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及相关事实；对证据8、9认为形式上有瑕疵，没有录音时间、在场人员等记录；录音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从录音内容看，原告是完全知道宋红琛个人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并获取有关佣金的事实，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第三人阳光保险公司同时对于原告证据7认为是原告自己的陈述，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案事实应以被告调查后的结果为准。
本院根据相关质证意见，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认证如下：原告所举证据1-7，其他各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系原告与第三人宋红琛的通话录音，宋红琛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被告浙江保监局所举证据1-7、9、11、15、16、19-29各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予以确认；证据8、10系被告根据查明的情况对宋红琛进行处罚所经程序，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被告的主张，且与其他已被确认的证据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7、18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相关待证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中国保监会所举证据，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宋红琛系阳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员，因销售保险而与胡薇相识，曾向胡薇销售过包括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在内的多款保险。2013年9月27日，胡薇通过宋红琛购买富贵金升保险产品（保险单号80XXX78），年缴保费20万元。宋红琛曾赠送原告价值16000元的韩国旅游名额。
2015年1月19日，胡薇以阳光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宋红琛向原告进行保险销售中通过故意代投保人抄写风险提示语、给予原告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误导其购买上述保险产品，且阳光保险公司从未寄送红利通知书，导致原告错过尽早发现被骗上当的可能性，业务员冒充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料，编造原告的职业和收入信息等为由，向浙江保监局提出对阳光保险公司、有关管理人员、当事工作人员、其他直接和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的申请，并要求撤销阳光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无效合同，全额返还已交保险费，并在依法监管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开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和处理结果。
浙江保监局于2015年1月20日收到原告的申请书后，于2015年1月30日做出受理决定，并向原告寄送了《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结合原告对宋红琛、阳光保险公司此前的投诉，浙江保监局于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4日、2月5日三次向宋红琛就相关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宋红琛陈述：为感谢原告购买保险产品，维护客户，以个人名义在向原告推销各项保险产品的过程中，有给予原告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曾向原告及其婆婆账户汇款共计8万元，并给予原告7个柬埔寨旅游名额的事实（其中两个旅游名额另行折现8000元支付给原告）；但向原告赠送韩国旅游与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撤销无关，仅是因与原告关系好而将公司给自己的奖励转赠给原告，并申明阳光保险公司对此不知情，同时陈述应原告的要求代原告填写客户信息和抄录风险提示，并由原告最后签名。2015年1月4日，浙江保监局对阳光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夏军、杨某进行调查，两人均否认知道宋红琛向原告赠送现金、手机、体检和旅游名额的情况。同时被告向上海市邮政公司浦东新区分公司调查了向阳光保险公司向原告寄送保单年度报告的情况，上海市邮政公司浦东新区分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及寄送清单，说明已分别在2013年9月、2014年9月及12月完成向原告寄送保单年度报告的工作。
2015年2月27日浙江保监局做出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原�收到该告知书后，于2015年3月23日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前述告知书，并依法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在原告按要求补正后，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4月3日受理复议，并于同年5月26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70-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浙江保监局做出的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原告遂起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5年3月6日，浙江保监局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加强内控管理，确保合规经营，杜绝此类行为，进行风险排查及时整改。同年5月21日浙江保监局向阳光保险公司发出《监管函》。同年6月17日，浙江保监局对宋红琛做出警告并处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宋红琛系保险代理人员，与阳光保险公司无劳动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四�规定：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是全国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的管理部门，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对辖区内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属于保险消费投诉行为。因此，本案原告以保险代理人员及保险机构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向浙江保监局提出处罚申请的行为系保险消费投诉。浙江保监局在收到原告提出的投诉后，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了调查询问、收集证据，做出了浙保监消费投诉（2015）126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并向原告进行了送达，该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案中中国保监会作为复议机关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程序，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有关法定期限的要求，程序合法。
本案浙江保监局所做《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其内容系告知对原告的投诉请求所进行的调查过程、初步查明的事实，及拟采取的监管措施，并提示原告可以继续提供相应证据和线索。且浙江保监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已对宋红琛另行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鉴于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存在未送达红利通知书，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等问题的情况下，浙江保监局亦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浙江保监局的上述做法并无不妥。综上，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原告�求撤销该告知书，并由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胡薇负担（已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炜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倪 健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