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车仆电子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江西车仆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东升大道****号南昌车仆工业园内。组织机构代码：58921637-2。
法定代表人：ＸＸ。
委托代理人：胡安民，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车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仲恺高新科技产业园惠风东二路**号内******号。组织机构代码：58833666-3。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林，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刚，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郭海虎，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同胜社区上横朗新工业区*栋*楼B。组织机构代码：57636375-2。
法定代表人：雷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贾阳霞，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寅午，广东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车仆汽车用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号*栋302。组织机构代码：67484590-7。
法定代表人：ＸＸ。
上诉人江西车仆电子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车仆公司）、惠州市车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思旭公司）、原审被告深圳车仆汽车用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车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20日惠州车仆公司和刘志刚向华思旭公司发出《信用付款担保书》，承诺：一、考虑到目前阶段车仆全国销售的特殊性与时间及时性，需跨部门结算货款，刘志刚担保华思旭公司货款全部结算，不论付款方由于什么原因不能按时履行付款，惠州车仆公司承诺将承担一系列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银行利息及法律责任，担保人愿承担货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二、第二批货出厂前全额付清第一批货款，逾期付款利息按每天千分之一计算；三、担保信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万（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信用付款担保书》上加盖有惠州车仆公司印章及刘志刚签名。
2013年11月22日，江西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签订了《订货合同》，江西车仆公司向华思旭公司购买应急启动电源1000个，货款总额为236600元。2013年11月28日华思旭公司将上述货物送至深圳车仆公司处，深圳车仆公司在送货单上加盖了“仓库专用章”。2013年12月17日，华思旭公司向江西车仆公司开具了三张总面额为236600元的增值税发票。
2014年9月18日江西车仆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江西车仆公司，深圳车仆公司为其股东之一，深圳车仆公司同时也是惠州车仆公司的股东之一。
华思旭公司诉至该院，请求判令：一、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深圳车仆公司、刘志刚连带支付华思旭公司货款236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1108元（应自2014年2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各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江西车仆公司欠华思旭公司货款236600元，有订货合同、信用付款担保书、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工商信息查询单等证据为凭，事实清楚，该院予以确认。
华思旭公司主张江西车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即以2366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2月28日起计至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该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华思旭公司主张惠州车仆公司、深圳车仆公司和刘志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惠州车仆公司在《信用付款担保书》承诺对全国各车仆公司欠华思旭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刘志刚其以个人名义对惠州车仆公司欠华思旭公司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因此两被告应对江西车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深圳车仆公司在本案中仅为收货方，华思旭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深圳车仆公司曾承诺对江西车仆公司欠华思旭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华思旭公司要求深圳车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认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江西车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华思旭公司货款236600元；二、江西车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华思旭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366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2月28日起计至货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三、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江西车仆公司追偿；四、驳回华思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江西车仆公司负担。
上诉人江西车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2013年11月22日《订货合同》是江西车仆公司单方传真给华思旭公司的，华思旭公司并未确认签回，《订货合同》未经双方盖章，事实上合同并未生效；《信用付款担保书》是惠州车仆公司基于其与华思旭公司的合作而作出的承诺，没有明确是为江西车仆公司的《订货合同》提供担保，与江西车仆公司的《订货合同》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订货合同》已履行，江西车仆公司欠华思旭公司货款；送货单是华思旭公司单方出具，加盖了深圳车仆公司的仓库章，只能证明华思旭公司送货给深圳车仆公司，不能证明华思旭公司按《订货合同》约定的地点向江西车仆公司交了货，事实上约定交货地点为惠州车仆公司；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华思旭公司就拥有债权，且不能排除是江西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之间已完成交易的增值税发票，事实上2013年11月28日江西车仆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华思旭公司付款236600元。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江西车仆公司认为本案有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江西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惠州车仆公司是担保合同的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深圳车仆公司为不当得利关系，依法不能合并审理。
三、原审法院没有送达法律文书，不符合法律程序。时至今日，江西车仆公司没有收到法院任何法律文书。得知此判决来自惠州车仆公司。
江西车仆公司在本院二审调查时补充上诉理由称：一、本案管辖地应该是在江西--
被告的所在地；二、根据一审的情况，收货方是深圳车仆公司，根本不能认定华思旭公司已经按合同履行了交付义务。
江西车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二、判令华思旭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针对江西车仆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华思旭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不管是江西车仆公司还是惠州车仆公司下的订单，均是同样由惠州车仆公司的三个人审核、审批、签字，或者是同样由惠州车仆公司盖章，同样都是由深圳车仆公司收货，并且自2013年9月13日开始惠州车仆公司和刘志刚出具了担保函，担保车仆集团的所有付款，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并且一直是这样的。二、从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以及深圳车仆公司的关系来说，这三者之间存在资金、财务以及业务混同。理由如下：深圳车仆公司是惠州车仆公司和江西车仆公司的股东，江西车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同时又是江西文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说，深圳车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同时也是深圳车仆公司的股东，并且深圳车仆公司的股东同时又包含了江西文信实业有限公司，惠州车仆公司的股东有深圳市格锐瀚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而深圳市格锐瀚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ＸＸ，这说明了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深圳车仆公司以及其股东还有法定代表人，都存在资金上的关联、财务上、业务上的关联。江西车仆公司应当对与华思旭公司的交易是承担连带的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江西车仆公司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针对江西车仆公司的上诉，惠州车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惠州车仆公司没有收到华思旭公司的货物。
针对江西车仆公司的上诉，刘志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惠州车仆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2013年11月22日的《订货合同》是江西车仆公司传真给华思旭公司，但华思旭公司未确认，《订货合同》未经双方盖章，合同未生效，事实上约定惠州车仆公司为收货人，惠州车仆公司未收到货，合同未履行；《信用付款担保书》是惠州车仆公司基于与华思旭公司的合作而作出的承诺，没有明确是为涉案《订货合同》提供担保，实际上华思旭公司与江西车仆公司合作后，该承诺就解除；送货单是华思旭公司单方出具的，加盖了深圳车仆公司的仓库章，只能证明华思旭公司送货给深圳车仆公司，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华思旭公司当然就拥有债权。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有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惠州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是担保合同的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江西车仆公司是买卖合同的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深圳车仆公司为不当得利关系，合并审理不符合法律依据。
三、原审法院没有送达法律文书，不符合法律程序。时至今日，一审其他被告都没有收到法院的任何法律文书，本案不符合法律程序。
惠州车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二、判令华思旭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针对惠州车仆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华思旭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意见与针对江西车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针对惠州车仆公司的上诉，江西车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同意惠州车仆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惠州车仆公司的上诉，刘志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刘志刚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2013年11月22日的《订货合同》经刘志刚批准由江西车仆公司传真给华思旭公司，但华思旭公司未确认，《订货合同》未经双方盖章，合同未生效，事实上华思旭公司也未按约定的惠州车仆公司地址交货，故华思旭公司未履行合同；《信用付款担保书》是刘志刚作为惠州车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华思旭公司的合作而作出的承诺，不能认定为刘志刚的个人担保，同时其效力只及于惠州车仆公司对华思旭公司的债务担保；送货单是华思旭公司单方出具，加盖了深圳车仆公司的仓库章，只能证明华思旭公司送货给深圳车仆公司，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华思旭公司当然就拥有债权。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志刚认为本案有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惠州车仆公司的担保合同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江西车仆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华思旭公司与深圳车仆公司的不当得利关系，不能合并审理。
三、原审法院没有送达法律文书，不符合法律程序。时至今日，一审其他被告都没有收到法院的任何法律文书，本案不符合法律程序。
刘志刚在本院二审调查时补充上诉理由称：出具的《信用付款担保书》是以惠州车仆公司为主体出具的，并非刘志刚。另外，担保书本身并不构成对外担保，而只是本公司对于付款的一种承诺。
刘志刚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二、判令华思旭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针对刘志刚的上诉，被上诉人华思旭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意见与针对江西车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针对刘志刚的上诉，江西车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其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针对刘志刚的上诉，惠州车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惠州车仆公司出具的这一份不算是担保，因为惠州车仆公司没有一个具体的担保相对方，只能作为一个承诺。这份担保书的时间是2013年9月10日，惠州车仆公司对未来的交易还有交易双方不能提前预知做出一个担保。
原审被告深圳车仆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9月13日，江西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签订《订货合同》，该合同约定订货数量300台，金额70980元，送货地点为惠州车仆公司。2013年9月24日，华思旭公司向深圳车仆公司送货300台货物，有深圳车仆公司盖章签收，同日，华思旭公司向江西车仆公司开具709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9月29日，江西车仆公司向华思旭公司支付70980元。
2013年10月14日，江西车仆公司与华思旭公司签订《订货合同》，该合同约定订货数量1000台，金额236600元，送货地点为惠州车仆公司。2013年10月18日、21日，华思旭公司分别向深圳车仆公司送货200台及800台货物，有深圳车仆公司盖章签收，2013年10月23日，华思旭公司向江西车仆公司开具236600元的增值税转专用发票。2013年11月28日，江西车仆公司向华思旭公司支付236600元。
上述事实有华思旭公司提交的《订货合同》、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凭证等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主张该《订货合同》华思旭公司没有盖章回传，合同并未生效，本院认为，尽管《订货合同》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华思旭公司并未回传，但该《订货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2日，华思旭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进行送货，应当认定为华思旭公司在合理的期限内以其行为对江西车仆公司的要约做出了承诺，该《订货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江西车仆公司主张华思旭公司本案诉请的订单所涉货物由深圳车仆公司签收，其并未签收相关货物，不应支付货款。华思旭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由江西车仆公司订货，深圳车仆公司收货的交易习惯，为此，华思旭公司提交了双方之前交易订货合同、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帐凭证予以证明。从华思旭公司提交的这些证据可以看出，在本次交易之前，双方多次的交易一般由江西车仆公司向华思旭公司出具《订货合同》，该订货合同项下的货物均由深圳车仆公司签收，收货后华思旭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后江西车仆公司向华思旭公司付款，因此本院采纳华思旭公司主张的双方存在由深圳车仆公司代为收货的交易习惯。华思旭公司本案诉请的236600元货物，已由深圳车仆公司盖章签收，江西车仆公司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江西车仆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刘志刚主张《信用付款担保书》是其代表公司与华思旭公司做出的承诺，不能认定为刘志刚的个人担保。经查，该《信用付款担保书》载明“惠州市车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志刚（）担保华思旭货款全部结算”，“担保人愿意承担货物合同的连带责任”，并在落款处记载：“须提供刘总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注明只做与华思旭合作担保用”。《信用付款担保书》附有刘志刚身份证复印件，刘志刚书写有“此身份证复印件只做与华思旭合作担保用”字样，本院认为，该担保书记载刘志刚担保货款的结算，且需要刘志刚提供其身份证，并注明该身份证复印件只做与华思旭公司担保用，符合个人担保的形式，应当认定刘志刚个人对华思旭公司货款承担连带保证的意思表示明确，刘志刚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刘志刚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惠州车仆公司主张该《信用付款担保书》没有明确是为涉案《订货合同》提供的担保，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该《信用付款担保书》记载不论付款方由于什么原因不能按时履行付款，惠州车仆公司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银行利息及法律责任，并在落款处盖章确认，该担保范围明确、没有歧义，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惠州车仆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主张其在一审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经查，一审法院按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刘志刚身份证登记住址向其邮寄传票等诉讼文书，均以原址查无此人或迁移新址不明予以退回，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31日登报公告送达。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元，由上诉人江西车仆公司、惠州车仆公司、刘志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洪 涛
代理审判员 梁 晴 敏
代理审判员 曹 圆 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朱周明（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