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8602民初718号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33号京纺大厦5层。
法定代表人：赵季平，该协会主席。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冶中，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龙蟠中路338号。
法定代表人：高顺青，该集团台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韬，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丽，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与被告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以下简称南京广电）侵害作品广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音著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被告南京广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音著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涉案音乐作品使用费19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9180元，使用费及合理费用共计19918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合法成立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涉案音乐作品的作者铁源、魏宝贵、邬大为、印青、屈塬、小柯、李健、齐宝力高、阿拉腾奥勒、郑秋枫、瞿琮、汪峰、秦咏诚、张藜签订有《音乐著作权合同》，原告有权对涉案音乐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部放歌》、《因为爱情》、《咱们工人有力量》、《风吹麦浪》、《万马奔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我和我的祖国》的作词和作曲行使著作权。被告南京广电在其电视台少儿频道、生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使用了上述作品，侵犯了相应作者就涉案作品所享有的广播权益。原告与被告多次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京广电辩称:1.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不能代表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利。具体理由为：首先，案涉作品与原告签署的音乐著作权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期限为3年，至期限届满前60天，著作权人未提书面异议，合同自动续展3年，本案中案涉合同有效期均届满，对合同是否有效续展，被告存疑。其次，案涉作品《咱们工人有力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和我的祖国》与原告签订著作权合同的并非词曲作者本人，且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相关合同签署人与词曲作者的身份关系。最后，案涉作品《因为爱情》与原告签订音乐著作权合同的主体是柯肇雷，其与小柯是否为同一人，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我们认为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被告播放的节目没有对相关作品的权利人造成侵犯。虽被告播放的舞蹈作品中背景音乐使用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部放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但上述舞蹈作品仅仅以相关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观众观看播放的舞蹈节目时首先感知的是舞蹈而非背景音乐，更不是音乐作品的词和曲。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生活大参考栏目属于新闻类节目，其播放的舞蹈均是对南京地区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该报道不可避免的再现已发表的作品，因此我们认为舞蹈作品使用上述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另，被告播放的《快乐的建筑工》舞蹈节目是对《咱们工人有力量》的重新创作，与原作品有明显区别，应该是新作品。此外，被告播放的2017年中国城市春晚是深圳广播电视集团承办，被告对该春晚的播放取得了全国大城市电视台联盟体工作委员会及深圳广播电视集团的许可和授权。最后，金陵社区party是公益性质演出，该演出中演唱的歌曲、舞蹈背景音乐及群众拉歌环节演唱的歌曲均属于公益性使用。3.退而言之，即使上述行为构成侵权，也应从轻判处赔偿数额。4.原告主张的公证费及律师费仅有票据，无具体合同，无法证明收费的合理性及真实性。综上，被告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诉请的侵权责任。此外，原告诉请的赔偿数额也属过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音著协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作品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部放歌》、《因为爱情》、《咱们工人有力量》、《风吹麦浪》、《万马奔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我和我的祖国》，主张权利为上述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享有的广播权。其中，《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咱们工人有力量》、《我爱你，中国》、《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发表于由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的出版号为“ISBN7-5442-2823-1”的《经典爱国歌曲》一书中。《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其载明的曲作者为铁源，词作者为魏宝贵、邬大为。《咱们工人有力量》载明的词曲作者为马可。《我爱你，中国》载明的词作者为瞿琮，曲作者为郑秋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曲作者为阿拉腾奥勒。《西部放歌》、《我和我的祖国》发表于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出版号为“ISBN978-7-5039-3269-4/J.1035”的《金曲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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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歌曲》，《西部放歌》载明的词作者为屈塬，曲作者为印青。《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为张藜，曲作者为秦咏诚。《因为爱情》发表于金盾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出版号为“ISBN978-7-5082-9596-1”《中国好歌经典老歌》，该歌曲的词曲作者为小柯。《风吹麦浪》发表于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出版号为“ISBN978-7-5404-6580-3”的《吉他弹唱222首超级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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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最新修订版》，该歌曲的词曲作者均为李健。《万马奔腾》、《飞得更高》发表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出版号为“ISBN978-7-5306-5298-5”的《好歌流行30年》，《万马奔腾》曲作者齐宝力高，《飞得更高》词曲作者均为汪峰。
1993年4月5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曲作者铁塬,《我爱你，中国》的曲作者郑秋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曲作者阿拉腾奥勒，分别作为甲方与乙方原告音著协签订了《音乐著作权转让合同》，上述合同的约定条款均相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之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转让给乙方；第二条，乙方保证甲方转让的音乐著作权得到尽可能有效的管理；第三条，本合同第一条所称的音乐作品，指甲方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第六条，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但应在乙方收到甲方书面要求一年后生效；第七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1993年10月18日，《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曲作者秦咏诚；1993年11月8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词作者邬大为、魏宝贵；1994年2月1日，《我爱你，中国》词作者瞿琮；1994年12月7日，《万马奔腾》曲作者齐宝力高；1997年4月20日，《飞得更高》词曲作者汪峰；2001年3月1日，《西部放歌》曲作者印青；2002年9月1日，《风吹麦浪》的词曲作者李健；2002年3月1日，《西部放歌》的词作者屈塬，分别作为甲方与乙方原告音著协签订了《音乐著作权合同》，上述合同的约定条款均相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第五条，本合同第一条所称的音乐作品，指甲方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第十三条，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60天甲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第十六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将被诉侵权作品与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进行比对，被告在其少儿频道播出的《2017全国城市台春晚》存在对涉案歌曲《因为爱情》完整演唱的节目，在《快乐的建筑工》的舞蹈中全部使用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词，部分使用了曲调。生活频道播出的《欢乐金陵社区PARTY》存在对涉案歌曲《风吹麦浪》、《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完整演唱的节目，部分节目对《万马奔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曲调进行了完整使用，在现场拉歌环节对涉案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词曲进行部分使用。生活频道播出的《2016农业嘉年华广场舞大赛复赛第二场》节目中部分使用了涉案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词曲，《2016农业嘉年华广场舞大赛初赛第11场》节目中完整的使用了涉案歌曲《西部放歌》。此外，原告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的公开发表时间均早于上述活动或晚会的举办时间。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其与柯肇雷于1998年10月26日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及《声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就涉案歌曲《因为爱情》享有相关著作权并有权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该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第五条，本合同第一条所称的音乐作品，指甲方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第十三条，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60天甲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第十六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声明》载明“小柯”为柯肇雷笔名。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并否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小柯并非柯肇雷或应为他人，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2.原告提交其与马海莹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及由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马楠、马威威、马海星、马海玲出具的《委托书》，马海莹的身份证复印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出具的《证明》及马楠做出的书面说明，拟证明马海莹作为马可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就涉案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并且原告据此获得相关著作权并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人事及亲属关系证明，马可于1976年7月27日因病去世，其妻杨蔚于1985年3月17日因病去世，马楠、马威、马海星、马海莹、马海玲系马可与杨蔚子女，后马楠、马威、马海星、马海玲共同委托马海莹作为代理人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该《音乐著作权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第1项，音乐作品，是指乙方现有和今后将有的所有音乐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乙方自己创作、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得著作权的音乐作品；第二条第1项，乙方同意将其拥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及信息网络环境下的表演权、复制权（亦称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信托方式授权甲方进行集体管理，以便上述权利在其存续期间及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完全由甲方行使；第二条第2项，乙方在签署本合同后，不得自己行使或委托第三人行使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约定由甲方行使的权利；第八条第1项，乙方有权通过书面形式终止本合同，收回授予甲方管理的权利，但应在甲方收到书面通知一年后生效；第九条，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六十日乙方未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被告不认可该组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认为上述材料不能证明相关人员系马可亲属。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人员与马可的关系，而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否认上述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3.原告提交其与秦抒东（TonyChin）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及秦抒东（TonyChin）、乐平秋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沈阳音乐学院出具的履历表、乐平秋出具的《委托书》、秦抒东（TonyChin）的护照复印件及秦咏诚、乐平秋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秦抒东（TonyChin）作为秦咏诚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就涉案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曲调部分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并且原告据此获得相关著作权并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人事及亲属关系证明，秦咏诚于2015年6月25日去世，秦咏诚与乐平秋系夫妻关系，育一子一女，其女因病去世，其子为秦抒东，后秦抒东入美国国籍，英文名为TonyChin。乐平秋委托秦抒东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该《音乐著作权合同》与原告同马海莹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被告不认可该组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认为上述材料不能证明相关人员系秦咏诚亲属。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人员与秦咏诚的关系，而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否认上述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4.原告提交其与杨阜兰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张泽、张路出具的《委托书》,杨阜兰、张泽、张路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人事部出具的《继承关系证明》，拟证明杨阜兰作为张藜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就涉案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部分与原告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并且原告据此获得相关著作权并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人事及亲属关系证明，张藜于2016年5月9日去世，张藜与杨阜兰系夫妻关系，育二女，长女为张路，小女为张泽。张泽与张路共同委托杨阜兰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该《音乐著作权合同》与原告同马海莹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被告不认可该组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认为上述材料不能证明相关人员系张藜亲属。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人员与张藜的关系，而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否认上述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5、原告提交其与科尔沁夫于2002年3月1日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内蒙古广播电视团出具的《证明书》、科尔沁夫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王素者与包晓云签订的委托书，拟证明科尔沁夫作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曲作者阿拉腾奥勒的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涉案歌曲相应著作权权利，而科尔沁夫已于2002年便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虽阿拉腾奥勒去世，原告仍然享有涉案歌曲相关著作权并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人事及亲属关系证明，阿拉腾奥勒已于2011年8月11日去世，王素者系其妻子，科尔沁夫及包晓云为阿拉腾奥勒子女。王素者及包晓云共同委托科尔沁夫作为继承人代表，全权代理涉案作品著作权。科尔沁夫与原告签订的《音乐著作权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第五条，本合同第一条所称的音乐作品，指甲方现有和今后将有的作品；第十三条，本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至期满前60天甲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第十六条，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被告不认可该组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认为上述材料不能证明相关人员系阿拉腾奥勒亲属。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人员与阿拉腾奥勒的关系，而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以否认上述证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6.原告还主张为本案诉讼支付合理费用共计9180元，提供律师费发票（金额5000元）及公证费发票（金额4180元）。被告对上述律师代理费发票以及公证费发票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缺少相应委托代理合同印证，故上述票据不能证明本次诉讼实际产生的费用。本院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或公证费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收费标准，或涉案律师费发票或公证费发票已被原告用于其他关联案件的诉讼当中，而费用金额并未超出合理的范围，故本院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
7.被告提交2017中国春晚邀请函及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万福民工街舞团出具的关于《快乐的建筑工》舞蹈的创作情况说明，拟证明2017城市春晚的录制情况及万福民工街舞团对《咱们工人有力量》经过创作、编排与切分，形成了新的作品。邀请函的内容为邀请南京广播电视台的台领导出席2017年中国城市春晚的录制活动。情况说明载明万福民工街舞团《快乐的建筑工》节目是对《咱们工人有力量》部分旋律经过对节奏的切分、加入说唱及声音特效，该节目的音乐和舞蹈均为原创。原告认为邀请函不能证明被告播放原告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获得了授权，且《快乐的建筑工》节目对《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改编没有获得任何授权，情况说明中也认可该节目对原告享有权利作品的部分词曲进行了使用。法庭要求被告提交《快乐的建筑工》的曲谱以作比对，被告表示无法提交。本院认为，邀请函的内容并不能证明被告的播放行为获得合法授权，且经庭审比对，《快乐的建筑工》的歌词与《咱们工人有力量》完全一致，旋律也是部分相同，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
8.被告提交全国大城市电视台联盟体工作委员会关于歌曲《因为爱情》的使用说明，拟证明在2017年中国城市春晚节目选择时就已经与表演该歌曲的组合就是否有表演歌曲的相关权利进行明确的事实。原告认为无法核实全国大城市电视台联盟体工作委员会的身份，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本院认为，即使该说明的内容属实，本案涉及被告南京广电播放相应作品的行为是否侵害原告著作权，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另，被告认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歌曲的词曲作者与原告签订的相关著作权合同已经有效续展，故相应合同中的授权是否仍然有效存疑，而相应授权的有效性直接决定原告是否享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对此，原告认为，涉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有效期自动续展，故原告无需就涉案合同的持续有效性问题进行补充证明。对相应合同的有效期问题本院将在后综合论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有权就涉案作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2.被告对涉案作品的使用是否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作品权利；3.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原告所诉请的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原告有权就涉案作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根据《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原告音著协作为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与涉案十部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或继承人分别签订了著作权授权合同。该系列著作权授权合同均约定词曲作者未以书面形式要求终止涉案合同时，涉案合同持续有效或到期后自动续展有效。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系列著作权授权合同存在因词曲作者以合同约定形式行使合同解除权或因其它合法事由导致相应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情形，故涉案合同应当推定有效。原告音著协依据该系列著作权授权合同可以就涉案作品以自己的名义对被诉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
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就涉案作品所享有的权利
首先，南京广电播放的《快乐的建筑工》舞蹈作品，虽对原告权利作品进行了一定改编，添加声效元素，但经比对，该节目仍使用了涉案《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全部歌词及部分曲调。其次，关于被告播放的《因为爱情》，虽被告提交了一份全国大城市电视台联盟体工作委员会关于歌曲《因为爱情》的使用说明，然而该证据无法证明《因为爱情》歌曲的演唱行为本身已经获得原告的合法授权，被告播放涉案歌曲的行为亦构成对原告所享有作品权利的侵犯。最后，从南京广电少儿频道及生活频道播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部放歌》、《风吹麦浪》、《万马奔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我和我的祖国》歌曲的表演情况来看，虽有部分歌曲为舞蹈的背景音乐，但八首歌曲均是在未改变原词曲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本原意义上的直接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词曲，这种使用除非有正当事由，否则即构成对原告就该上述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利的侵犯。被告以其提交的一份《邀请函》主张对部分节目的播放已经获得了合法授权。然而，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歌曲的演唱行为本身已经获得原告就相应词曲使用的合法授权。故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被告播放涉案歌曲的行为没有取得音著协或者相关权利人的许可，也没有支付相应使用费，构成对原告所享有的相应作品权利的侵犯。
三、被告应当承担原告所诉请的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鉴于被告在其少儿频道及生活频道播放的《2017全国城市台春晚》及《欢乐金陵社区Party》节目中包含了侵犯原告涉案作品权利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西部放歌》、《因为爱情》、《咱们工人有力量》、《风吹麦浪》、《万马奔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我和我的祖国》十首歌曲，且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对侵权节目的播放已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授权并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故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然而，原告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支付涉案作品的使用费并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主张在其合理数额范围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或赔偿费用的具体数额，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亦无法证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也无其他与涉案作品有关的许可使用费标准等可供参照，故本院将结合涉案作品的知名度、市场影响、涉案音乐作品被使用的形式、性质、被告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予以确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现原告主张的合理开支为律师费5000元、公证费4180元，相应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能够确认，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数额亦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原告的合理费用主张支持918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经济损失15000元及其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9180元，合计24180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84元，减半收取2142元，由原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负担642元，由被告南京广播电视集团负担1500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承担的诉讼费，原告预缴的应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费由本院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代理审判员 徐一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汪凡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八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第四条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权利人自己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利，可以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
第二十条权利人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不得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自己行使或者许可他人行使合同约定的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的权利。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依法成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著作权人的书面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