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40民终1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台县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法定代表人：智儒，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俊，新疆农林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智儒，男，1977年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俊，新疆农林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开典，男，195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巩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维松，新疆西部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元，男，196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查万青，男，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希慧，女，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超，男，195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创桂，男，196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如年，男，195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乃，男，1971年5月19日出生，回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巴志军，男，1969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承良，男，196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依登·散拉江，男，1985年11月3日出生，哈萨克族，农民，现住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显高，男，196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桂丽，女，197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志英，女，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赛力克·巴尔特合拜，男，1970年5月15日出生，哈萨克族、农民，现住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吐尔汗别克·加帕尔，男，1963年6月1日出生，哈萨克族，农民，现住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爱强，男，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巩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智，女，1985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巩留县。以上十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江，巩留县库尔德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武兵，男，汉族，1974年11月16日出生，住伊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永飞，男，汉族，1979年11月25日出生，现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上诉人高台县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智儒、姚开典因与被上诉人刘伯元、查万青、赵希慧、孙文超、梁创桂、梁如年、马乃、巴志军、高承良、阿依登·散拉江、刘显高、杨桂丽、姚志英、赛力克·巴尔特合拜、吐尔汗别克·加帕尔、姚爱强、田智(以下简称刘伯元等17人)、余武兵、郭永飞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巩留县人民法院（2016）新4024民初1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晟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中关于晟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内容。事实与理由：1.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晟兴公司生产的SN606油葵种子质量合格，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2.晟兴公司生产的SN606油葵种子与农户减产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意见认为黑茎病”主要通过种子调运和种子中夹杂的病残体进行传播，植株生长季节通过雨水飞溅或是风将子囊孢子吹起进行传播，昆虫也是病害传播的媒介之一”。而一审法院径行认定种子携带黑茎病病源，缺乏依据。3.晟兴公司将SN606油葵种子售予郭永飞，对郭永飞销往新疆的行为并不知情，故一审法院认定晟兴公司对”SN606油葵种子未在涉案地试种，不具备在当地进行大面积耕种的合法性”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4.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903号鉴定意见逻辑和结论错误。产量不到50公斤不等于没有收入，按照绝产计算损失违背公平公正原则。智儒辩称，同意晟兴公司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姚开典辩称，同意晟兴公司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刘伯元等17人辩称，晟兴公司未经国家审定在新疆销售SN606油葵种子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意见印证了该批种子存在质量问题，故晟兴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永飞未作答辩。智儒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智儒虽为晟兴公司股东，但与本案侵权纠纷无关；2.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不应当主动审查智儒财产是否独立于晟兴公司的问题；3.智儒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追加智儒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4.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智儒作为晟兴公司股东，个人财产完全独立于公司财产，不存在账目混同的情形。晟兴公司辩称，同意智儒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姚开典辩称，智儒作为一人公司股东，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刘伯元等17人辩称，智儒作为一人公司股东，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郭永飞未作答辩。姚开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本案程序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2016)新4024民初1740-1号裁定书对姚开典200,000元存款进行保全，并在本案一审判决2016新40**民初1744号判决书送达之后送达了保全裁定，保全案件的案由为种植合同纠纷，申请人包含了本案全部原告，属于重复立案。其次，漏列种植收购合同实际当事人曹军。涉案合同上，姚开典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而是多年代表厂家收购的曹军书写，应将其列为本案当事人。最后，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国洪军等小一部分农户单方委托进行的鉴定，既未通知姚开典参加也未向其送达。2.本案事实不清。首先，姚开典帮助农户代购种子，而非向农户销售种子，没有证据证实姚开典与农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经鉴定机构鉴定，涉案种子为合格种子，农户单方委托的鉴定亦未做出种子带菌的鉴定结论。一审判决认定种子携带黑茎病病源依据不足。最后，损失计算错误。受损面积的计算依据不足，与实际不符，单价应以合同约定的4元/公斤计算。3.责任划分错误。首先，姚开典联系种子并将种子发放给农户，与种子感染黑茎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种子是否经过审定和检疫是生产商和运输人的责任，姚开典既不是生产商和销售商，也不是运输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后，违法行为不等同于损害结果，即使存在违法行为，也只应承担与之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充分考虑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晟兴公司辩称，同意姚开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智儒辩称，同意姚开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刘伯元等17人辩称，本案种子销售合同关系清楚；姚开典在本案中存在过错；鉴定意见科学合理、程序合法。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郭永飞未作答辩。余武兵针对晟兴公司、智儒、姚开典的上诉请求综合答辩称，首先，如果种子带有黑茎病病菌，应由生产厂家晟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其仅负责回收农产品，收购后帮郭永飞扣除种子款，而不是种子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最后，其在联系郭永飞时已经确认涉案种子证件齐全，并要求郭永飞将相关证件连同种子一并发货，故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伯元等17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侵权人赔偿刘伯元损失27,000元、查万青损失27,000元、赵希慧损失14,400元、孙文超损失14,400元、梁创桂损失12,600元、梁如年损失9,000元、马乃损失14,400元、巴志军损失13,500元、高承良损失54,000元、阿依登·散拉江损失10,800元、刘显高损失27,000元、杨桂丽损失40,500元、姚志英损失67,500元、赛力克·巴尔特合拜损失13,500元、吐尔汗别克·加帕尔损失40,500元、姚爱强损失13,500元、田智损失54,000元，以上合计453,600元；2.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及涉案的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由败诉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伯元等17人于2016年4月中旬从姚开典处购得SN606油葵种子并种植。种植后，2016年6月中旬，油葵开始出现大面积枯死情况，致刘伯元等17人种植的土地收益受损。后经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品种感染向日葵黑茎病，由此造成损失为平均每亩699.09元。另查明，刘伯元等17人从姚开典处购买的SN606油葵种子系由姚开典从余武兵处购得，余武兵从郭永飞处购得，郭永飞从晟兴公司购得。再查明，刘伯元等17人所种植的SN606油葵种子系晟兴公司生产，在新疆巩留县乃至新疆区域未经审定，也未进行试种。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行为和责任认定问题。第一，经庭审查明，刘伯元等17人与姚开典均是当地共同居住且互相认识的人，出于对姚开典的认识，通过姚开典赊购了本案所涉的油葵种子并签订了《油葵种植收购合同》；姚开典与余武兵之前具有多年农作物交易经历，有一定的交易基础和了解，并通过余武兵赊购了该案涉案的油葵种子，最终通过余武兵联系，从甘肃武威直接将涉案的油葵种子发送至伊宁市，再由姚开典向农户提供；余武兵通过郭永飞联系了该案的涉案种子，余武兵在巩留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其作为担保人负责收回赊销种子款并支付给郭永飞或公司；郭永飞与晟兴公司具有种子销售关系并从公司取得了该油葵种子，后通过运输发送至伊宁市，晟兴公司对向郭永飞出售油葵种子的行为和事实给予认可。第二，结合刘伯元等17人提供的随种子一起寄送的有关公司证照等文件和公司对该案所涉种子中各方之间行为的意见，可以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是以赊销的形式销售种子的行为。第三，姚开典、余武兵、郭永飞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均没有任何销售种子的资质证明和证件，仍然互相联系销售该案所涉的种子，且明知该销售的种子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却疏忽大意，最终造成农户土地收益受损；同时，郭永飞、余武兵和姚开典对晟兴公司是否具有该案所涉油葵种子（SN606）的经营资质证明和是否可以在当地进行种植等证件审定和审核未加核实，没有尽到安全管理和审查的义务，故姚开典、余武兵、郭永飞对造成刘伯元等17人油葵损失具有直接的共同故意。第四，智儒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的资产独立于智儒个人资产之外，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姚开典与郭永飞并不认识，余武兵亦未与晟兴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之间均是通过一层一层的单独联系构成了本案中的种子销售渠道，即晟兴公司将油葵种子销售给郭永飞，郭永飞又以货物运输的方式运至余武兵处，余武兵通过电话的方式通知姚开典拉运货物并最终赊销给了诸农户。可以认定，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和晟兴公司在本案中存在共同的销售行为，应当对刘伯元等17人油葵损失存在共同的侵权故意。关于刘伯元等17人油葵损失与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和晟兴公司之间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第一，作为新疆的主要农作物，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应当进行试种并经审定后才能确定在某一区域进行经营推广。但在庭审中，晟兴公司未向法庭出示其具有SN606种子的生产销售等资质证明以及在事发当地进行试种并通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文件等证据，可以认定该种子不具有在当地进行大面积耕种的合法性。第二，根据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该种子携带了黑茎病病源，是携带病菌的种子。第三，根据刘伯元等17人的陈述和答辩，在事发当地的其他油葵的生长态势均为正常，只有该案的种子（SN606）种植的油葵发病，且分散于事发当地各处，近三千亩土地无一幸免。再结合司法鉴定过程中提供的照片等证据，应当认定，SN606油葵种子存在缺陷，并非气候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刘伯元等17人的油葵受损与种子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姚开典、余武兵、郭永飞、晟兴公司、智儒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刘伯元等17人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受损面积的认定，通过双方签订的种植收购合同、面积确认单、现场勘查笔录确定的受损面积均相差不大，且双方当事人对证据保全的现场勘查笔录确定的面积没有异议，故受损面积以现场勘查笔录确定的面积为准。价格的认定，因双方均对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903号关于造成经济损失的鉴定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对于减产和绝产的土地无法确定，刘伯元等17人也同意按照鉴定结论的平均值予以认定即每亩经济损失为699.09元。至于刘伯元等17人所收的油葵，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姚开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付刘伯元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赔付查万青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赔付赵希慧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孙文超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梁创桂9，787.26元（14亩×699.09元/亩）、赔付梁如年6，990.9元（10亩×699.09元/亩）、赔付马乃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巴志军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高承良41，945.4元（60亩×699.09元/亩）、赔付阿依登·散拉江8，389.08元（12亩×699.09元/亩）、赔付刘显高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赔付杨桂丽30，060.87元（43亩×699.09元/亩）、赔付姚志英45，860.3元（65.6亩×699.09元/亩）、赔付赛力克·巴尔特合拜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吐尔汗别克·加帕尔31，459.05元（45亩×699.09元/亩）、赔付姚爱强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赔付田智41，945.4元（60亩×699.09元/亩），以上合计342，274.46元；二、余武兵、郭永飞、晟兴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智儒对晟兴公司的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刘伯元等17人其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6，434元，由姚开典、晟兴公司、余武兵、姚开典、郭永飞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晟兴公司、智儒提交甘肃联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智儒个人财产独立于晟兴公司财产。姚开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完整，审计人员没有出庭，不能证明是否存在账目混同的情形。刘伯元等17人与姚开典质证意见一致。余武兵质证认为，该证据系2017年作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郭永飞未质证。本院认为，甘肃联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所经营范围包括内部审计，该审计情况说明从出资、用车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审计，可以证明晟兴公司与股东智儒的财产相互分离和区别，二者财产相互独立，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姚开典提交证据：2016年9月至12月的记账本，拟证明曹军向其支付收购种子款，再由其向农户分发，曹军是本案种子销售合同的卖方和油葵的收购方，本案漏列当事人。晟兴公司、智儒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姚开典单方记录，不具有证明力，且该证据与晟兴公司、智儒无关。刘伯元等17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余武兵、郭永飞未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反映所付款项指向对象，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因郭永飞一、二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晟兴公司未提交其与郭永飞存在买卖合同或结算的相关证明，亦未提交包括种子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故本院对晟兴公司主张其将种子售予郭永飞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余武兵主张其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事实，因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余武兵是否为合同当事人不影响侵权主体的认定，且购进种子事宜由余武兵与郭永飞直接洽谈，余武兵此前也与姚开典及农户有过业务往来，余武兵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仅是作为介绍人参与到涉案种子的销售环节中，故本院对余武兵主张其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本院对一审查明”刘伯元等17人从姚开典处购买的SN606油葵种子是由姚开典从余武兵处购得，余武兵从郭永飞处购得，郭永飞从晟兴公司购得”的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伯元等17人从姚开典处赊购的SN606油葵种子系余武兵与郭永飞联系，郭永飞再与晟兴公司联系，由晟兴公司从甘肃省直接发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货物到达后，由余武兵通知姚开典接收。郭永飞与晟兴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无证据证实，未能查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损失数额问题；三、晟兴公司、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四、智儒应否对晟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姚开典主张曹军为油葵种植收购合同当事人，一审法院漏列曹军为本案当事人。本院认为，刘伯元等17人在一审中提交油葵种植收购合同，姚开典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姚开典签订该合同是为了后期结算。姚开典在二审中否认签字的真实性，其反言，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其次，2016新40**民初1740号案件当事人为崔师龙等5人与晟兴公司、智儒、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之间的侵权责任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重复立案。最后，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三份鉴定意见书非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鉴定过程不存在审判程序违法问题。综上，姚开典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减产程度。晟兴公司认为产量不到50公斤也应计入收成。本院认为，收割油葵需要人工和费用，在产量低、品质差的情况下，即使收割也无法出售或所得极少，入不敷出，实无收割必要。故一审法院采用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0903号鉴定报告关于千粒重在30克以下、产量不到50公斤的情况视为绝产的鉴定意见，并无不当。关于姚开典主张计算损失应当扣除种子款的理由，本院认为，因种植SN606种子造成的实际减产损失均为损害结果，且种子款系合同关系的货款问题，不应在本案侵权纠纷案件中一并处理。关于种植面积。2016年8月16日，刘伯元等17人、姚开典、农经站工作人员共同对农户的种植面积进行确认并形成受损油葵种植面积确认单，姚开典在确认单上签字并捺印。一审法院认定的受损面积均未超出上述确认单确认的种植面积，姚开典对面积认定不服，但未能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单价。姚开典主张单价按合同约定的4元/公斤计算。本院认为，合同约定的单价为”最低保护价4元/公斤，如果市场价高于最低收购价时，公司按照市场价予以收购”，故4元/公斤不是最终确定的收购单价，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依据市场行情确定市场收购价格为4.2元/公斤，姚开典、余武兵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相反证据，故一审判决采用4.2元/公斤计算损失并无不当。又因各方当事人对各农户间平均计算损失的方式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损失数额予以确认，即：刘伯元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查万青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赵希慧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孙文超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梁创桂9，787.26元（14亩×699.09元/亩）、梁如年6，990.9元（10亩×699.09元/亩）、马乃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巴志军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高承良41，945.4元（60亩×699.09元/亩）、阿依登·散拉江8，389.08元（12亩×699.09元/亩）、刘显高20，972.7元（30亩×699.09元/亩）、杨桂丽30，060.87元（43亩×699.09元/亩）、姚志英45，860.3元（65.6亩×699.09元/亩）、赛力克·巴尔特合拜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吐尔汗别克·加帕尔31，459.05元（45亩×699.09元/亩）、姚爱强10，486.35元（15亩×699.09元/亩）、田智41，945.4元（60亩×699.09元/亩）。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虽然新农林牧鉴字[2016]第1142号鉴定意见为送检样品发芽率、水分、净度均符合国家农作物种子标准，但是本案因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未启封的整袋种子，鉴定机构未对种子是否带菌进行鉴定。本院认为，种子质量三项指标虽均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但并不能据此判断该种子是否带菌。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办法》的规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种子经营的，种子生产者、经营者经销的每批种子，购销双方应当共同取样、封存。本案晟兴公司、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的在购销过程中，均未对该批SN606种子进行取样、封存，均应对无法进行带菌检测承担不利后果。其次，购买该批种子的包括刘伯元等17人在内，9个村队和农场的65户种植的油葵均感病减产或死亡。在同一地块，栽培管理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SN606油葵全部感病死亡，而相邻的其他品种产品却安然无恙。通过上述感病范围和对比情况，可以推定损失为涉案种子带菌或者SN606种子系高度感病品种所致，但无论何种情况，均为种子自身缺陷。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再次，油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农作物之一，SN606种子未在新疆试种和审定，而种植未经试种和审定的品种会使得农作物在生长过程面临不确定的风险。晟兴公司、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向新疆销售SN606种子的行为使得刘伯元等17人处于这种不确定风险之中，提供了损害发生的前提条件，与损害结果构成相当因果关系。晟兴公司、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明知销售未经试种和审定的种子存在上述风险，而在利益驱使下放任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存在过错，均应对违法销售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最后，晟兴公司、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通过层层对接联系，分别实施各阶段行为，共同完成了将涉案SN606种子从甘肃售予新疆巩留农户的行为，造成了刘伯元等17人经济损失的损害后果，但四者之间并无共同意思联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晟兴公司作为专门生产、销售种子的企业，应当知晓相关法律法规，但其未能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其生产和销售瑕疵种子的行为，是风险的最初来源，系造成涉案油葵损失的主要原因，故应承担主要责任。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没有销售资质而从事种子销售，对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结合前述，本院酌定晟兴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郭永飞、余武兵、姚开典各自承担10%赔偿责任。刘伯元等17人从不具备种子经销资质的村民处购买未经试种和审定的种子，自身也具有一定过错，本院酌定其对损害后果承担10%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优先责任的情况下，才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不免除刘伯元等17人的举证责任。刘伯元等17人应首先举证证明智儒具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外部表象的初步证据。而本案中，刘伯元等17人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晟兴公司、智儒提交的审计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股东与法人财产相互独立。故智儒不应对晟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姚开典、智儒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晟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巩留县人民法院（2016）新4024民初174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高台县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赔付被上诉人刘伯元12,583.62元（20，972.7元×60%）、赔付查万青12,583.62元（20，972.7元×60%）、赔付赵希慧6,291.81元（10，486.35元×60%）、赔付孙文超6,291.81元（10，486.35元×60%）、赔付梁创桂5,872.36元（9，787.26元×60%）、赔付梁如年4,194.54元（6，990.9元×60%）、赔付马乃6,291.81元（10，486.35元×60%）、赔付巴志军6,291.78元（10，486.35元×60%）、赔付高承良25,167.24元（41，945.4元×60%）、赔付阿依登·散拉江5,033.45元（8，389.08元×60%）、赔付刘显高12,583.62元（20，972.7元×60%）、赔付杨桂丽18,036.52元（30，060.87元×60%）、赔付姚志英27,516.18元（45，860.3元×60%）、赔付赛力克·巴尔特合拜6,291.81元（10，486.35元×60%）、赔付吐尔汗别克·加帕尔18,875.43元（31，459.05元×60%）、赔付姚爱强6,291.81元（10，486.35元×60%）、赔付田智25,167.24元（41，945.4元×60%），以上合计205,364.71元；三、上诉人姚开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付被上诉人刘伯元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查万青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赵希慧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孙文超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梁创桂9**.73元（9，787.26元×10%）、赔付梁如年699.09元（6，990.9元×10%）、赔付马乃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巴志军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高承良4,194.54元（41，945.4元×10%）、赔付阿依登·散拉江838.91元（8，389.08元×10%）、赔付刘显高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杨桂丽3,006.09元（30，060.87元×10%）、赔付姚志英4,586.03元（45，860.3元×10%）、赔付赛力克·巴尔特合拜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吐尔汗别克·加帕尔3,145.91元（31，459.05元×10%）、赔付姚爱强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田智4,194.54元（41，945.4元×10%），以上合计34,227.49元；四、被上诉人郭永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付被上诉人刘伯元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查万青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赵希慧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孙文超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梁创桂9**.73元（9，787.26元×10%）、赔付梁如年699.09元（6，990.9元×10%）、赔付马乃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巴志军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高承良4,194.54元（41，945.4元×10%）、赔付阿依登·散拉江838.91元（8，389.08元×10%）、赔付刘显高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杨桂丽3,006.09元（30，060.87元×10%）、赔付姚志英4,586.03元（45，860.3元×10%）、赔付赛力克·巴尔特合拜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吐尔汗别克·加帕尔3,145.91元（31，459.05元×10%）、赔付姚爱强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田智4,194.54元（41，945.4元×10%），以上合计34,227.49元；五、被上诉人余武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付被上诉人刘伯元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查万青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赵希慧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孙文超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梁创桂9**.73元（9，787.26元×10%）、赔付梁如年699.09元（6，990.9元×10%）、赔付马乃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巴志军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高承良4,194.54元（41，945.4元×10%）、赔付阿依登·散拉江838.91元（8，389.08元×10%）、赔付刘显高2,097.27元（20，972.7元×10%）、赔付杨桂丽3,006.09元（30，060.87元×10%）、赔付姚志英4,586.03元（45，860.3元×10%）、赔付赛力克·巴尔特合拜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吐尔汗别克·加帕尔3,145.91元（31，459.05元×10%）、赔付姚爱强1,048.64元（10，486.35元×10%）、赔付田智4,194.54元（41，945.4元×10%），以上合计34,227.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2元，合计25,736元，由上诉人高台县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441.6元，上诉人姚开典负担2,573.6元，被上诉人刘伯元、查万青、赵希慧、孙文超、梁创桂、梁如年、马乃、巴志军、高承良、阿依登·散拉江、刘显高、杨桂丽、姚志英、赛力克·巴尔特合拜、吐尔汗别克·加帕尔、姚爱强、田智负担2,573.6元，被上诉人余武兵负担2,573.6元，被上诉人郭永飞负担2,57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春晓代理审判员  尹玉婷代理审判员  张瑀歆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常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