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21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汝昌，男，196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善文，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克平，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新辉，男，197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明，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海云，广东荆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霍永昌，男，196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原审被告：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
法定代表人：关汝昌。
上诉人关汝昌因与被上诉人马新辉，以及原审被告霍永昌、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汝昌与霍永昌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业务一部C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成立煤炭经营项目以佛山市某有限公司业务为主营业务，定为C项目，第一期投资额为480万元，关汝昌出资360万元，持股75%，担任董事长；霍永昌出资120万元，持股25%，担任总经理及独立董事。霍永昌实际向关汝昌的个人银行账户汇入80万元投资款。
2014年7月11日及2014年8月13日，高要市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鸿佳公司对账，对账单记载：鸿佳公司于2014年6月1日至7月8日向某公司供应块煤3215.72吨，货款为2971325.28元，扣除质量款1284.27元，某公司应付2970041.01元。鸿佳公司于2014年7月向某公司供应块煤，货款为2198140.56元，扣除质量款6177.36元，某公司应付2191963.20元。鸿佳公司共向某公司开具49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价税合计5162004.21元。
另查明，鸿佳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关汝昌，股东为佛山市某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为霍永昌。
一审庭审中，马新辉陈述：马新辉与关汝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关汝昌通过电话向马新辉下单购买煤炭，先后指示马新辉将价值5704891.28元的煤炭送至某公司。关汝昌已向马新辉付款1330000元。马新辉与霍永昌均陈述：马新辉向关汝昌供应煤炭，交易期间为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马新辉与关汝昌约定，某公司在收到煤炭的3个月内向关汝昌付款，关汝昌在收到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向马新辉付款。鸿佳公司的股东佛山市某经贸有限公司系关汝昌借用其亲属关某、范某的名义成立的，实际控制人为关汝昌。霍永昌陈述：霍永昌对《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业务一部C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有异议，于是口头向关汝昌提出不再合作，但关汝昌说暂时没钱向霍永昌返还投资款，并让霍永昌作为公司员工为其工作。霍永昌有跟进每批货的情况，故清楚马新辉的煤炭被送去某公司。煤炭价格是由关汝昌跟进，霍永昌不清楚。
马新辉于2015年12月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关汝昌、霍永昌、鸿佳公司支付货款4374891.28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10%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2、由关汝昌、霍永昌、鸿佳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马新辉与关汝昌、霍永昌、鸿佳公司均未订立买卖合同，结合马新辉提交的证据以及马新辉与霍永昌的陈述，马新辉一直是与关汝昌联系下单发货的事宜，无证据证明鸿佳公司或霍永昌与马新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法院推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为关汝昌。关汝昌与马新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
关于马新辉诉求的货款。马新辉主张关汝昌欠货款5704891.28元，并提交了两份对账单及49份广东增值税发票为证。对账单反映应付货款合计为5162004.21元，与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数额相同，法院确认某公司应向鸿佳公司支付货款5162004.21元。马新辉诉请货款的超出部分因无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庭审中马新辉确认关汝昌已付款1330000元，故关汝昌仍需向马新辉付款3832004.21元。
关于关汝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双方虽未约定违约金条款，但关汝昌未交付货款，导致马新辉产生利息损失，马新辉要求关汝昌支付货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马新辉主张货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止时间，双方未约定货款结算时间，案涉货款发生在2014年6月至7月期间，马新辉主张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霍永昌及鸿佳公司的责任。霍永昌按照C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关汝昌支付了80万元投资款与关汝昌合作运营C项目。但本案中无证据显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与C项目有关，马新辉要求霍永昌对关汝昌所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亦无证据显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与鸿佳公司有关，故鸿佳公司亦无需对关汝昌所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判决：一、关汝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马新辉支付货款3832004.21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马新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7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8724元，由关汝昌负担。
关汝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新辉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新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马新辉并未与关汝昌、霍永昌、鸿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不能证明关汝昌是买卖合同的主体。一审法院认定“马新辉一直是与关汝昌联系下单发货的事宜”、“无证据证明鸿佳公司或霍永昌与马新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推定涉案买卖合同的买方为关汝昌”，缺乏依据。关汝昌作为鸿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开展业务是普遍现象。且某公司与鸿佳公司对账，后者向前者开具发票，亦证明合同主体并非关汝昌。关汝昌的行为是履职行为，其不应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
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某公司与鸿佳公司对账，鸿佳公司向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方面又认为无证据显示案涉煤炭买卖合同与鸿佳公司有关，两者自相矛盾。
三、一审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鸿佳公司签收了应诉材料，当时尚未确定开庭时间。此后，鸿佳公司让其员工多次电联案件经办人，均复称未定开庭时间。由于一直未收到开庭通知，致使鸿佳公司未能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剥夺了关汝昌与鸿佳公司的诉讼权利。在签收应诉材料时，鸿佳公司留有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直接送达不存在困难，在未采用直接送达方式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径行适用邮寄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关汝昌补充陈述其上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以无法送达应诉材料予关汝昌、鸿佳公司为由，决定公告通知，但本案并不具备适用公告送达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送达应当符合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及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之条件，并须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受案后通知关汝昌签收应诉材料，关汝昌委托了亲属关某至法院进行签收，且留下有效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一审法院嗣后完全可以据此通知关汝昌签收有关材料，且关汝昌的员工曾多次致电案件承办人询问开庭时间，可见不存在无法送达的情形。此外，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下判，加重了关汝昌的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马新辉一审诉请关汝昌、霍永昌、鸿佳公司支付货款4374891.28元及利息，同时确认关汝昌已付款1330000元。据此计算，法院至多仅能支持货款3044891.28元及利息，但一审法院却判令关汝昌付款3832004.21元及利息，程序违法。
二、一审法院错列、漏列案件当事人。首先，马新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马新辉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本案债权，亦不能证明关汝昌欠款的事实，其非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故不享有诉权。相反，关汝昌有证据证明案涉标的物的所有人另有其人，且货款已支付完毕，马新辉仅系项目介绍人，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其次，某公司在本案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应列为第三人或证人。据马新辉指称，某公司是直接收货人，在该司未参与诉讼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某公司收取了相应货物。最后，霍永昌的诉讼主体不适格。霍永昌非鸿佳公司的股东或职员，其陈述意见不能代表鸿佳公司。霍永昌与关汝昌签订的《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业务一部C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因此，霍永昌不能成为本案当事人。
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有误。其次，一审法院未查实马新辉的主体资格，及合同相对人，案涉标的物的去向，货款支付情况等事实。
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企业法人是具有国家规定的独立财产，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组织章程和固定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经济组织。确立企业法人制度，有利于使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法人制度是现代社会民商事活动的基石，不宜轻易动摇。一审判令关汝昌个人承担付款责任，是错误的。马新辉提供的材料证明案涉交易行为直接以鸿佳公司的名义运作经营。而鸿佳公司有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一审法院仅凭马新辉与霍汝昌的陈述，推定关汝昌负有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一起假案、错案。《煤碳买卖合同》确实存在，且已履行完毕，其合同相对人并非马新辉，而是北京某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马新辉与关汝昌之间不存在买卖事实，其提供的运费收支对账明细表等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不应作为证据使用。马新辉与霍永昌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霍永昌因投资项目失误，对关汝昌产生意见，配合马新辉做虚假陈述。鉴于霍永昌的身份特殊，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陈述不应采信。
上诉人关汝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煤炭购销合同》4份，拟证明鸿佳公司自2014年7月14日至7月15日向某公司供煤3960吨，合同主体并非关汝昌个人；
2、《煤炭购销合同》1份，拟证明某某公司自2014年4月25日后向鸿佳公司供煤4610吨，合同主体并非马新辉；
3、银行承兑汇票10张，拟证明马新辉经手收到出票人为鸿佳公司，收款人为某某公司的汇票；
4、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案涉交易并非关汝昌的个人行为。
被上诉人马新辉质证认为，前列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且案涉交易发生于马新辉与关汝昌之间，其与鸿佳公司、某公司的交易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不能证明交易对象，亦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霍永昌质证认为，对《煤炭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
被上诉人马新辉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新辉一审诉请的金额扣减了关汝昌已付的1330000元。关汝昌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其诉讼主体适格。
被上诉人马新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了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各1份，拟证明关汝昌确认欠款事实及欠款数额。上诉人关汝昌质证认为，前述材料属于传来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原审被告霍永昌质证认为无异议。关于双方当事人二审举示的证据材料之综合认证意见，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分析所论。
原审被告霍永昌述称，其与关汝昌合作投资C项目，当其投入80万元后发现资金去向不明，遂提出终止合作，但关汝昌称待资金回笼后再退回投资款，并在此前雇请其作为项目经理。
原审被告鸿佳公司未作陈述。
两原审被告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除霍永昌为鸿佳公司总经理外的事实均予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违反送达等法定程序的问题。经审查一审卷宗材料，一审诉讼期间，一案外人虽持鸿佳公司的印鉴收取了除开庭传票外的诉讼材料，但一审法院其时已明确告知签收人须补交其身份证明材料及鸿佳公司出具的授权文书，否则签收行为的效力待定。鉴于鸿佳公司嗣后一直未补交上述材料，一审法院遂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将应诉材料、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向该司作邮寄送达。后邮件被退回。同时，一审法院亦通过上门张贴通知，及法院专递方式，向关汝昌送达应诉材料、开庭传票等，但均无果。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对上述当事人适用公告送达，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律中关于送达程序之规定。关汝昌上诉主张一审送达程序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诉讼及责任主体问题。马新辉持集装箱交接清单等交货凭证主张其债权。前述交货凭证，结合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鸿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他证据，可予认定马新辉主张的货物买卖关系客观发生。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马新辉持有前述凭证，可推定其为合法的债权人。由此，马新辉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范畴，其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债权，主体适格。关汝昌二审期间提供的鸿佳公司与某某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等反证，不足以否定本案买卖关系的存在，其据以认为马新辉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系争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一节，各方对此所作陈述不一，此前亦未订有立书面契约等直接证据，故现仅能根据案涉交易期间形成并留存的交货凭据等间接证据综合衡判。首先，马新辉主张因关汝昌通过电话向其下单，指定其送货予某公司，故其交易对象为关汝昌。但关汝昌同时亦为鸿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其以个人身份还是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案涉交易，恰系本案争点。马新辉认为关汝昌系以个人名义与其发生交易，但对此主张仅有其本人及另一当事人霍永昌的陈述，而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此，尚需综合分析其他在卷证据所反映的相关当事人交易当时的真实表意，来确定真正的合同相对方。马新辉二审举示的录音资料，不能反映关汝昌明确承认其个人为合同相对方，无法证实马新辉主张的拟证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其次，马新辉持有的集装箱交接清单中，载明货主为“四会鸿佳”，且收货人某公司亦系与其前手鸿佳公司订约、结算等，结合马新辉所主张的其依指示送货予第三方的交易方式看，鸿佳公司系作为整个交易环节的一方主体参与其中的，且马新辉在交易过程中亦知悉鸿佳公司的存在。最后，马新辉一审提供的托运运费收支对账明细表中注明购货人为“鸿佳关汝昌”，其于一审庭审过程中亦曾述称关汝昌借鸿佳公司的名义与其进行交易。由此反映马新辉在交易当时明确知悉关汝昌的身份，及其非以个人名义从事交易。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可知，关汝昌以鸿佳公司的名义与马新辉发生本案交易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鸿佳公司应对其法定代表人关汝昌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由此，鸿佳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负有向马新辉偿付案涉债款的义务。因某公司并非系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双方，故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准许马新辉撤回对该司的起诉，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款数额3832004.21元，有对账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互补强印证的本证，及马新辉关于部分还款的自认陈述支持，关汝昌对此虽上诉提出疑义，但无举证推翻或反驳，故对一审法院前述事实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付的货款数额，并无超出请求权人马新辉诉请的款额范畴。关汝昌上诉主张原判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推定关汝昌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欠当，本院予以纠正。关汝昌上诉所提，理由部分成立，对其合理主张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691号民事判决；
二、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马新辉支付货款3832004.21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
三、驳回马新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72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8724元，由原审被告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456.03元，由原审被告四会市鸿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炜烽
代理审判员 刘金玲
代理审判员 张媛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