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漯民终字第018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游华，女，汉族，1965年6月16日生。
委托代理人：李萃文，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娜，女，汉族，1987年10月16日生。
委托代理人：王中英，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群立，男，汉族，1981年2月28日生。
上诉人游华与被上诉人安娜、原审被告孙群立合伙纠纷一案，安娜于2015年10月30日向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游华返还合伙出资6万元及利息，孙群立承担连带责任。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2015）郾民初字第01497号民事判决。游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游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萃文，被上诉人安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中英，原审被告孙群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日，安娜与游华、孙群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帝王足道，总投资额为30万元。安娜和孙群立、游华每人各出资10万元，各占总投资额的33.3％的比例。协议签订后，因安娜资金不足，安娜出资6万元，孙群立出资14万元，游华出资11万元。安娜所投资的6万元，孙群立和游华各分了3万元，实际总投资额为25万元，孙群立实际投资为11万元，游华实际投资8万元，安娜实际投资6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孙群立占44％，游华占32％，安娜占24％。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开始经营帝王足道，因生意一般，三人协商欲将店面转让。2014年6月4日，孙群立与巩某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位于海河路南华山美食城路西门面房孙群立转租给巩某使用。1、所有经营权，使用权租期内于孙群立无关。2、店内所有事务及一切责任与孙群立无关。3、孙群立有义务协助巩某续签合同。4、店内所有物品归巩某所有。5、如房东不续租与孙群立无关。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对该转让协议，安娜并不知情。同时，巩某也没有支付转让费用，而门店仍有被告游华负责经营。在孙群立与巩某签订转让协议的同时游华也与朱文辉协商门店转让事宜。2014年7月1日，游华以22万元的价格，将门店转让给朱文辉。对该转让合同，安娜也不知情，且转让合同中转让方为巩某。游华的丈夫王玉海作为担保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款项朱文辉按照游华的意见，打到了游华儿子鲁冲的账户上。游华分给孙群立77500元，游华分得142500元。后游华告知安娜转让门店费用为15万元，应分给安娜5万元，因安娜还欠投资款4万元，扣除该款后，应分给安娜1万元，安娜不予认可，引起诉争。
庭审中，孙群立称之所以与巩某签订转让协议，是因为巩某是游华儿子的朋友。签订合同，表面上是转让给巩某，实际目的是不想让安娜知道真实情况，把安娜撇到一边。实际这个时候，游华与其丈夫王玉海正在协商转店事宜，最后以22万元的价格成交。合同以巩某的名义签订，是为了少分给安娜钱。安娜提供了朱文辉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关于接手帝王足道情况做以下证明：我于2014年5月28日上午在网上看到帝王足道转让信息，并于下午开车到帝王足道查看店面。查看后有意接手帝王足道，（当时是安娜带我查看店面情况）。之后安娜告知王海电话，我便与王海（游华丈夫）商量接手帝王足道的详细情况。一天后我因有事出差一个月，但中间一直与王海电话联系接店的事。经最后商量以22万元的价格成交。一个月后我出差回来后马上落实接店的事。转让合同按游华的意思由巩某签名，本人并不认识巩某。接手帝王足道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与游华和王海协商的，款项也是按巩某的意思（游华在场），转到其儿子鲁冲（游华的儿子）的银行卡上。其中我也发现以前的合同有问题，但游华说有事她负责。接手帝王足道的事从5月29号都是和王海和游华协商，并不认识巩某。以上情况属实：朱文辉。2015年4月6日。”对于朱文辉证言证明，孙群立没有异议。游华则称：“朱文辉说是他与王玉海打电话联系，事实上是刚开始是朱文辉与王玉海联系，以后是王玉海与朱文辉联系。朱文辉一直说在外地，王玉海认为朱文辉是推辞，就不再给朱文辉联系。帝王足道转让给朱文辉时，账面上还有盈余5000元，该款由游华占有。
原审法院认为：安娜与孙群立、游华合伙出资经营帝王足道。孙群立出资14万元，游华出资11万元，安娜出资6万元。因安娜的投资款6万元被孙群立、游华平分，故孙群立实际出资款应为11万元，游华实际出资款为8万元，安娜实际出资款为6万元，总投资款为25万元。出资比例，孙群立为44％，游华为32％，安娜为24％。因在经营过程中，效益不佳，三人协商将该门店转让。关于2014年6月4日，孙群立与巩某签订的转让协议，因该协议未经安娜同意，且该协议没有转让价款，明显不符合情理，且庭审中孙群立也认可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安娜知道转让的真实情况，把安娜撇到一边。故该协议明显侵犯了安娜的权益，应为无效协议。关于2014年12月1日，将门店转让给朱文辉的协议，虽然该协议转让方为巩某，但巩某并非门店的所有人，其目的是为了少分安娜转让款，且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协商转让门店一直是游华及其丈夫与朱文辉联系的，朱文辉与巩某并不认识。朱文辉支付的22万元转让款也汇到了游华的儿子鲁冲的账户上，而且游华在收到22万元转让款后，分给了孙群立77500元，说明该门店名为巩某转让的，实际上是游华转让的。因为该门店已实际转让给了朱文辉，故转让费应当以朱文辉支付的22万元予以认定，加上转让时店面盈余5000元，共计22.5万元。三人应当按各自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安娜出资比例为24％，应分54000元。因转让款扣除游华已支付给孙群立的77500元，下余142500元现由游华占有。故游华应将安娜应得的54000元投资款返还给安娜。安娜要求孙群立承担连带责任，因转让款并非孙群立占有，而且孙群立只分了77500元，低于其出资比例应得款99000元（225000元×44％），故对安娜该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游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安娜投资款54000元；二、驳回原告安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被告游华负担1150元，原告安娜负担150元。
游华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合伙人出资情况缺乏事实依据。仅依据孙群立的陈述及朱文辉的证言否定巩某转让协议的真实性错误，该转让协议属实，合伙企业确实是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巩某。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驳回安娜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安娜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合伙人出资情况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孙群立与巩某签订的转让协议属恶意串通，损害了安娜合法权益，属无效协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孙群立二审述称：合伙企业以15万元转让与巩某属实，其他意见同游华的意见相同。
本院二审审理中，游华提供的证人巩某出庭作证称，其从孙群立、游华处以15万元的价格受让涉案合伙企业属实，其与孙群立在2014年6月4日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双方还签订有内容更为详细的转让合同一份，孙群立收到15万元转让款后给巩某出具了收条一份，但第一份转让合同及收条均不能提供。孙群立对此称收到15万元转让款属实，但双方没有签订巩某所称的第一份转让合同。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证事实相同。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三人合伙出资及比例如何认定、散伙时合伙财产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安娜、游华、孙群立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总投资额30万元，三人各投资10万元并以此计算相应投资比例。该合伙协议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效力依法予以认定。三人合伙协议签订前，该企业是由游华和孙群立二人合伙经营，安娜对于三人合伙时该企业的实际财产价值并不知情，无论游华和孙群立在前期的实际投资额度和合伙企业的实际财产价值额是多少，在二人均同意接纳安娜入伙并签订合伙协议后，根据合伙协议足以认定三人都认可将此时合伙企业的总投资额度约定为30万元，并以10万元的投资额度向安娜转让了33.3%的合伙份额，同时游华和孙群立也认可二人持有相同的剩余合伙份额，即各占33.3%。在三人已签订内容明确的合伙协议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依据合伙协议的内容，而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直接认定合伙企业的实际财产价值为25万元既缺乏充分的证据，也无实际意义。无论合伙时合伙企业的实际价值几何，三人在合伙协议中已经对各自的投资额度及比例进行了明确约定，就应当依此认定合伙人的投资比例。
在履行上述合伙协议的过程中，安娜实际向游华和孙群立支付出资6万元。对于未支付的4万元，游华称算作安娜向其与孙群立各借款2万元，孙群立称三人同意从以后安娜应分配利润中扣减，但安娜对此均不认可。鉴于三人均无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当时的约定，在安娜实际出资6万元，且三人也未再对约定的合伙企业总投资额30万元进行变更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安娜实际仅获得了6万元对应的合伙投资额度，而剩余的24万元合伙投资份额中，游华和孙群立应各占12万元的份额（因为二人在合伙协议认可二人的份额相同）。据此，安娜的出资比例为20%、游华和孙群立各为40%。游华上诉称原审认定的合伙企业投资额错误、少计算了游华的实际投资，既没有证据支持，也与三人合伙协议内容相冲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原审诉讼中，合伙人孙群立明确认可之所以与巩某签订转让协议，以15万元将合伙企业转让与巩某，是其与游华有意蒙蔽安娜以达到少向其返还投资款的目的，而合伙企业实际上是以2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朱文辉。孙群立的上述陈述与朱文辉原审出具的证言、巩某的转让协议、及朱文辉支付22万元转让款等事实能够印证。鉴于游华和孙群立在安娜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巩某签订转让协议，且该协议上未显示转让价格这一最主要条款等明显不符合情理的情况，同时巩某在签订协议后不足一个月又以2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一直联系协商转让事宜的朱文辉，且22万元的转让款也直接支付给游华的儿子等事实，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安娜所诉称的、游华和孙群立实际上是以22万元的价格转让合伙企业的事实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二审对此予以确认。尽管二审中巩某出庭证明15万元转让协议之事实，但其既不能提供其主张的更详细的转让合同，也未提交孙群立和游华收到15万元转让款的证据，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游华二审中提交朱文辉的证言与其原审中向安娜提供的证言存在出入，但又未出庭作证，故对其给游华所提供的证言不予采信。原审被告孙群立二审中做出与原审诉讼中不同的陈述，但其不能对此变化进行合理解释，且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其二审陈述不予采信。
由于合伙企业已被转让，安娜与游华、孙群立的合伙关系已实际终止，合伙人有权要求对合伙财产予以分割。合伙企业以22万元予以转让，合伙期间盈利5000元，因此合伙财产共计22.5万元。由于在安娜未参与的情况下，游华和孙群立将合伙企业予以转让，未向安娜予以分割，故安娜诉请二人共同返还合伙财产及利息的请求应当支持，二人应当向安娜返还其相应份额的合伙财产4.5万元（22.5万元×20%）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游华和孙群立之间的合伙财产分配问题二人可以另行处理。
综上，游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郾城区人民法院（2015）郾民初字第01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郾城区人民法院（2015）郾民初字第01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游华和孙群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安娜支付4.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23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安娜负担300元、游华负担500元、孙群立负担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安娜负担300元、游华负担500元、孙群立负担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凤鸣
审判员 朱家富
审判员 陶京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楚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