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4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妙思，1987年9日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奎奎，广州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晶伟，1970年1月14日，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坚，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蕴明，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妙思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晶伟、戴蕴明是夫妻关系。2015年10月22日，张晶伟签署《还款计划》，承诺“兹因本人张晶伟分别于2014年7月向石某借贷人民币叁拾伍万元，2013年5月-8月间向董某甲借贷人民币共陆拾万元，2013年初向郝某艳借贷人民币叁拾万元（已还款捌万元，余贰拾贰万元），三家合计共借贷壹佰壹拾柒万元人民币，现承诺还款计划如下：……3、从2015年12月起，每月向董某甲还款人民币贰万元整，但全额还清最后期限不超过两年零六个月”。次日，董某甲由其儿子董某乙向被告张晶伟发出《关于不同意你方的还款计划及要求还款的函》，通知张晶伟，称不同意张晶伟的还款方案，张晶伟必须在收到本函后十日内向其归还人民币10万元，剩余欠款本金及利息在剩余三个月内按月平均支付至还清。2015年11月1日，张晶伟向董某甲发出《关于不同意你方的还款计划及要求还款的函》复函，称董某甲于2015年10月25日来函称不同意2015年10月22日的还款计划，并要求本人收到函件十日内还款人民币10万元等，现其特别声明如下，其并没有向董某甲有任何借款行为，董某甲在还款计划中提及的人民币60万借款与其无关；董某甲提及的2015年10月22日签署确认及还款计划，是在受到董某甲家人及其他三人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的确认内容及还款计划无效。2015年11月1日，董某甲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张晶伟寄出《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张晶伟，称鉴于你方截止目前尚欠本人借款人民币60万元整，现通知你方，本人依法将上述债权本金及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何妙思所有，何妙思有权依据本函件向你方予以追偿，你方依法向何妙思予以清偿，特此通知。注：本函件自通知之日起生效。但该《债权转让通知书》经投递，张晶伟没有签收。之后董某甲由其儿子董某乙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将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通知给被告张晶伟。2015年12月1日，何妙思向本院提起诉讼。何妙思诉请：1.判决张晶伟、戴蕴明连带偿还何妙思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元；2.判令张晶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原债权人董某甲将其本案的债权本金及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何妙思所有，原债权人董某甲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或约定的期限内通知债务人张晶伟，或者原合同的债务人张晶伟在法定的期限内和约定的期限内承诺债权人的转让权利行为，此权利转让行为对债务人方产生法律效力。但原债权人董某甲虽然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张晶伟寄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而张晶伟没有签收，故该债务转让行为并没有通知到原合同债务人。即使之后董某甲由其儿子董某乙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将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通知给张晶伟，但因该通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债权人董某甲将其本案的债权本金及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何妙思的行为对张晶伟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受让人的何妙思尚没有与张晶伟产生新的合同法律关系，何妙思无权要求张晶伟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何妙思的诉讼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妙思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何妙思负担。判后，上诉人何妙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关于本案债权转让是否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做出了明显错误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条并没有规定通知的主体是原债权人还是受让人，也没有对通知的具体方式做出限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本意，应当是鼓励交易，减少干预。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法第八十条应当理解为只要是能够让债务人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那么通知的主体以及通知的方式应当不做限定，债权转让应当对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具体到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第一，原债权人董某甲以EMS快递单的形式向债务人张晶伟发出了债权转让的通知，快递地址与联系方式都是当时可以有效联系到张晶伟的方式，而且在快递单上明确的注明是“关于债权转让的函”，但是本案张晶伟故意拒收邮件。第二，在债务人张晶伟故意拒收快递的情况之下，原债权人董某甲委托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上诉人的丈夫董某乙以短信的形式向张晶伟发出了债权转让的通知。第三，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提交了所有与债权转让的材料并由法院将材料送达给债务人张晶伟的事实也能够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根据2012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张某与杨某借款纠纷案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2012)民监字第44号]的民事裁定书中已经明确表明“关于杨某是否已经合法受让债权的问题，新加坡新华快捷船务有限公司与杨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杨某以起诉的方式通知了张某，张某未能举证证明债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的情形，而仅以该债权转让协议书未经公证为由而否定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其该项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以起诉的方式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并不违法，是合法有效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在债务人故意拒收相关债权通知的情况之下，试问债权转让如何才能认定是履行了通知义务，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能够得到维护?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法律条文明显做出了错误的适用。据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600000元；2、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张晶伟答辩称，一、本案中董某甲对张晶伟并没有享有合法债权，也没有何妙思所称的债权转让；二、即使董某甲对张晶伟享有债权，但其转让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戴蕴明答辩称，同意张晶伟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点，何妙思所主张的原债权人的60万元借款，应属于广州爱式伦公司运营期间产生的资金往来，并非张晶伟的个人债务，且戴蕴明从未参与广州爱式伦公司的经营，无需对其债务负责。二审期间，何妙思、张晶伟、戴蕴明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亦没有异议。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二审庭询中，何妙思称，张晶伟是通过其丈夫董某乙向董某甲借款，董某甲全权授权董某乙处理借款、还款的事宜，包括借款到达董某乙的账户、写本案的还款协议都是董某乙出面处理的，双方有口头上的协议，没有实质证据证明；签订《还款计划》当天董某甲不在现场，被授权人董某乙在场；《关于不同意你方的还款计划及要求还款的函》是董某甲授权董某乙签署的，并由董某乙寄给张晶伟。庭后，何妙思向本院提供录音记录一份，拟证明董某甲已经履行了《还款计划》涉及的6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后，何妙思又向本院邮寄《公证书》一份，内容为董某甲就其2013年借款人民币60万元给张晶伟一事发表的声明，声明人为董某甲。本院认为，因戴蕴明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澳纠纷，应比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选择，何妙思、张晶伟的住所地均在我国内地，且何妙思主张的案涉借款是在内地发生的，故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何妙思以董某甲向张晶伟出借60万元，但张晶伟逾期未还款，且董某甲已将上述60万元债权的本金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何妙思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张晶伟及其配偶戴蕴明连带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据此，本案涉及董某甲与张晶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及何妙思与董某甲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而何妙思是否享有债权人的权利又以董某甲与张晶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系践成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给借款人时生效。由此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符合两个法律要件：1、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民间借贷的合意；2、有出借人支付款项的事实。本案中，何妙思提供的《还款计划》及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董某甲与张晶伟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理由分析如下：其一、根据何妙思提供的账户名为董某乙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何妙思主张的借款60万元本金先后分两笔转入董某乙的账户，但此并不能证明该60万元已作为借款实际支付给张晶伟。其二、《还款协议》记载张晶伟在“2013年05月-08月间向董某甲借贷人民币共陆拾萬元”，但银行流水显示在2013年5月至8月间，该账户仅向张晶伟账户转款65000元，转款数额与何妙思主张的借款金额相差甚大；二审庭审中，何妙思称实际借款时间以转账记录为准，但从2013年9月28日至2014年2月27日间，该账户只陆续向张晶伟账户转款10400元、20000元、50000元、22293元、150000元，向戴蕴明账户转款9600元，加上上述65000元，合共327293元，与何妙思主张的借款金额仍相差甚大；何妙思主张其他借款是通过现金、转账至张晶伟指定的第三方账户的方式来支付，但张晶伟对此予以否认，何妙思亦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三、根据该银行流水显示，在2014年4月11日至2014年12月1日间，张晶伟、戴蕴明都陆续向该张晶伟账户转入款项，合共10万余元，对于该些款项的性质是还款、利息还是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何妙思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其四、张晶伟否认收到上述60万元借款，并且抗辩称上述银行账户系用于其与董某乙共同设立的公司的日常运营。从银行流水的频繁交易记录及交易金额（部分金额精确至分）来看，张晶伟的解释更符合生活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何妙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董某甲已实际将60万元借款支付给张晶伟，故何妙思要求张晶伟偿还借款本金，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法院驳回何妙思的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妙思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何妙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彭 湛审判员  王碧玉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慧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