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望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新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新伟。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央平。
上诉人孙望明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商初字第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9日，孙望明（甲方）与韩新伟（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自愿将持有的明日控股公司31.565万股股权（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30%）按明日控股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作出的2012年度股权受让价格为准转让给乙方；2.乙方自愿按明日控股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作出的2012年度股权受让价格为准受让甲方持有的明日控股公司股权31.565万股；3.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12年1月1日，该股权2012年及以后年度的损益由乙方享有或承担，与甲方无关；4.股权转让款在签订协议的当日支付；5.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即生效。同日，孙望明（甲方）与韩新伟（乙方）、明日控股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就持有丙方31.565万股股份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并以乙方名义进行工商股权登记，2012年3月9日甲方将持有的31.565万股全部转让给乙方；2.甲方转让给乙方31.565万股的股份，实际是将代为持有甲方的股权31.565万股转给了丙方，三方均无异议，转让后甲方实际上不再持有丙方的任何股权；3.乙方与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仅仅是提供给工商变更登记及丙方公司存档之用，三方不得因此主张任何权利等内容。同日，明日控股公司（甲方）与韩新伟（乙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约定：1.甲方以乙方名义收购孙望明（以韩新伟名义持有）持有的明日控股公司31.565万股股份，收购价格按明日控股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作出的2012年度股权受让价格为准结算，全部价款由甲方支付；2.乙方同意代甲方持有明日控股公司31.565万股股份，该股份产生的利息、分红、收益或亏损全部由甲方承担或享受，与乙方无关等内容。2012年4月6日明日控股公司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关于2012年股权价格的议案》，确定2012年度公司增资扩股、员工股份转受让的价格为1.38元／股。2012年4月10日明日控股公司将股权转让款407077.60元及利息7343.68元，汇入孙望明的银行账户。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明日控股公司《股份认购及转让管理办法》载明：终止与公司或成员企业劳动关系的职工，自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之日起1个月内，必须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股份转让受让价格由基本价格加利息确定（公司按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2012年3月9日孙望明向明日控股公司提出辞职，同年3月31日明日控股公司同意其辞职申请并与孙望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2年5月15日明日控股公司委托韩新伟将其代持的24.465万股股权按1：1.38价格转让给陆跃翔；同日，韩新伟以1：1.38价格受让明日控股公司持有的25.535万股股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孙望明以受胁迫、欺诈与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且两份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主张确认无效。首先，孙望明是向明日控股公司提出辞职，经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根据《股份认购及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与韩新伟、明日控股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同关系，孙望明主张受胁迫、欺诈签订协议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是指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该条款应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且本案从双方当事人缔约目的和履行结果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为了遵循《股份认购及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客观上也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综上，2012年3月9日孙望明与韩新伟、明日控股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属有效，孙望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孙望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孙望明已预缴），由孙望明负担。
上诉人孙望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的认识有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明日控股公司与孙望明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依据《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认识。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孙望明与韩新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孙望明将31.565万股股权转让给韩新伟，韩新伟于2012年3月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内容和形式都清晰地显示，这是一个独立的双方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是，韩新伟在受让取得原代为持有的上述股权后，将受让所得的股权，转让给明日控股公司。从内容上看，主要是约束韩新伟应该承担的义务。在形式上，这是一个独立的三方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非常明确地显示，孙望明与明日控股公司之间，并无股权转受让关系。其次，《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孙望明离职后，需要将股权转让给明日控股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而非明日控股公司。从案件提供的证据看，韩新伟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孙望明支付股权转让款，违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因此，并没有取得孙望明的上述股权。由于原审法院错误地将韩新伟和明日控股公司混为一谈，错误地理解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再加上原审法院对《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的断章取义，导致了原审法院的错误认识。而事实上，明日控股公司与孙望明之间没有股权转受让约定，也没有发生股权转受让关系。另外，原审法院将孙望明、韩新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错误地认定为是孙望明与明日控股公司之间的约定，将主要约束韩新伟承担履约义务的三方《补充协议》，错误地认定为是孙望明与明日控股公司之间的约定。这样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对案件的错误判决。二、原审法院片面采信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证据，在案件审理中存在明显倾向性，显失公平。（一）原审法院对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违法证据违法采信。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孙望明明确提出，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证据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但原审法院对该违法证据依然予以采信。（二）原审法院对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瑕疵证据盲目采信。原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明日控股公司的证据1。该证据内容不仅与《股权转让协议》相矛盾，更与孙望明提供的证据4、证据11相矛盾。在孙望明的证据11完全可以证明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证据1不真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对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证据1盲目采信。就孙望明的证据4和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的证据1而言，即使明日控股公司的本意是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明日控股公司提供给孙望明的有效信息并不真实，侵害了孙望明的知情权，也损害了孙望明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原审法院没有为孙望明主持公道。（三）原审法院对孙望明提供的、完全可以证明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胁迫、欺诈孙望明的种种证据，不是粗暴地进行否定，就是对案件事实予以歪曲地认定。（四）原审法院对明日控股公司为逃避不利于自己的判决而提供的虚假证据即证据4，只是简单地不予采纳，而没有追究明日控股公司提供虚假证据的法律责任。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孙望明2014年2月1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但2014年4月21日原审法院违法接收了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逾期提交的证据4-7。且2014年4月22日，原审法院作出了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裁定。原审法院与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之间存在默契。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孙望明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应确认协议无效。原审法院错误地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属适用法律不当。（二）孙望明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补充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款之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该协议无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是法人，其与股东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公司如收购本公司的股份，意味着它变成了自己公司的股东，使公司具有双重身份，这会给公司带来一系列问题，并使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平衡受到破坏，导致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二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实行股本充实原则，亦称股本维持原则，即公司在整个存续期间必须经常维持与已发行股本总额相当的现实财产，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则违背了股本充实原则，因为它必然会造成公司现实财产的减少，可能导致侵犯债权人权益的后果。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明日公司、韩新伟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实际受让方是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只是代为持有。（一）《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2012年3月9日，孙望明将持有明日控股公司31.565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韩新伟，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因工商变更需要，韩新伟就代为持有的股权，与明日控股公司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书》。可见，孙望明在签署《补充协议》时，是明知《股权转让协议》、《委托持股协议书》同时存在的，股权受让方是明日控股公司，韩新伟只是委托持有而已。《补充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委托持股协议书》的补充约定，而非仅是《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是基于孙望明的股权实际是转让给明日控股公司、由韩新伟代为持有的事实而签订，是为了明确该事项而由三方签署。（二）三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孙望明转让给韩新伟的股权实际上是转让给了明日控股公司。（三）所有有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由孙望明与明日控股公司之间履行的，孙望明的股权转让款由明日控股公司支付，孙望明接受了该款项且在诉讼前从未提出过异议。故原审法院关于明日控股公司与孙望明解除劳动合同后，由明日控股公司与孙望明双方依据《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股权转让的认定是正确的。从双方当事人缔约目的和履行结果看，《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为了遵循《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孙望明认为其股权转让给了韩新伟是断章取义。二、原审法院的证据采信合理合法。（一）明日控股公司将受让的孙望明的股份转让给韩新伟、陆跃翔，其转让价格经审计部门审计且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是公平的，方式公开，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的情形。（二）明日控股公司提供的证据1与证据3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等相互印证。三、由明日控股公司收购已离职的孙望明的股份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事实上不存在孙望明受威迫、欺诈的事实，孙望明也没有向法院提供该方面的有效证据。（二）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公司股份”是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新公司法从实缴制向认缴制的改变更是说明国家对注册资本监管的放松。（三）明日控股公司收购孙望明的公司股份是为了遵循《股份认购与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其在股东大会召开后即将股份转让给了其他股东，收回了股权转让款，客观上也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明日控股公司2011年《股份认购及转让管理办法》中明确，该办法适用于公司的全体自然人股东。
本院认为：孙望明在原审中主张诉请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是，该两份协议是在其受胁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且该两份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其在本案二审审理中又明确，诉请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是，该两份协议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如果其不签订该两份协议，明日控股公司将不同意其辞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被确认为无效。而审查孙望明在原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既无法证明孙望明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时因受胁迫而不能真实表达意思表示，也不能表明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相反，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符合明日控股公司2011年《股份认购及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故孙望明关于上述两份协议无效的理由，依据缺乏，本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确系孙望明与韩新伟双方之间签订，约定孙望明将所持有的明日控股公司股权31.565万股股份转让给韩新伟，但同日，孙望明与韩新伟、明日控股公司三方之间又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孙望明转让给韩新伟的股份实际是转让给明日控股公司，结合明日控股公司向孙望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在明日控股公司与孙望明之间履行并无不当。并且，协议的履行情况并非是影响协议效力的因素。另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认证虽理由过于简单，但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据此，原审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程度、事实复杂与否决定是否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从本案来看，原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处理妥当。综上，孙望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孙望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