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行 政 判 决 书（2017）辽02行终5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东路64-5号。负责人谭军，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洋，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成金，男，196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代理人林治亮，辽宁尊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顺发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明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朱爱民，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晓光，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因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行初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洋、吴卫国，被上诉人吕成金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治亮，原审第三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爱民、李晓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顺发公司于1996年、1997年开发建设相关改造项目时建设了案涉房屋所在的二层楼房，即甘井子区东海街大纺小区顺发职工楼，用以解决部分工人居住问题。原告居住在其二层2号。2013年9月9日，被告执法局对上述顺发职工楼进行现场勘察并拍照，建设勘验的基本情况为长13.05米，宽12.07米，高6米，两层建筑，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当日，被告对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华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李明华在笔录中认可该顺发职工楼系第三人在1996年盖的临时建筑，该临时建设没有楼号，位于东海街，没有经城市主管部门审批，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同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向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四分局出具证明，内容为：”经调查核实，顺发公司于1996年在甘井子区东海街开发建设时，建盖的两层砖混结构临时建筑，长13.05米，宽12.07米、高6米，总面积315.08平方米二层小楼建筑，为未经批准的违章临时建设情况属实，特此说明”。同日，被告执法局向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违通字[2013]4070128号违章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被发现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未经批准进行建设砖混材质二层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的临时建筑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及《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限期7日内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3年9月11日9时携带个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到执法局四分局周水子大队进行陈述或申辩。”该违章通知书中显示当事人拒签，但送达回证显示该违章通知书为直接送达，代收人为第三人办公室主任于虹。同日，被告向第三人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责拆字[2013]4070128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未经批准进行建设砖混材质二层总面积为315.08平方米的临时建设，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于2013年9月16日前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处理。”告知书中告知了复议及诉讼权利。该文书的送达回证中记载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代收人为于虹。同日，被告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的内容进行公告，即大城执公字[2013]4070128号公告，该公告张贴于案涉二层建筑物楼体外墙。2014年11月5日，第三人顺发公司发出通告，主要内容为：”根据执法局的相关文件精神，需要对顺发公司坐落在甘井子区东海街的房屋（共二层，建筑面积315.08平方米）进行拆除。现通知在此房屋内居住及利用此房屋存放物品的所有人员，于2014年11月10日迁出此房屋，并将此房屋内所有物品自行搬离。否则，后果自负”。通告确定的11月10日后，顺发公司向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出具《关于甘井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顺发公司于1992年至1995年分别开发建筑了甘井子区大纺、东海红嘴子、薛家委等低洼地改造项目。按照大连市政府文件城镇国有土地大政地城字[1992]41016号土地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大连-92092号）及大连市土地管理局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顺发公司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按照市政府要求陆续改造、开发、建设完工。在项目改造过程中，由于赶工期建设，先建了二层住宅楼，有水、电、取暖设备，解决工长住房及部分民工施工使用。此房至今只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办理房证。综上所述，顺发公司既是土地拥有者，更是房屋的建设者及产权人，对此特向政府确权。鉴于甘井子区政府搞整体城市规划建设需要，顺发公司也全力配合，于2014年11月5日通告，搬迁、拆除，最后期限为11月10日，目前已过通告期限，顺发公司同意按政府的相关规定处理此房。特此说明”。2014年12月25日，被告向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催字[2013]4070128号催告书，再次责令顺发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拆除。送达回证显示该文书系直接送达，代收人为刘雅卿。2015年3月25日，被告对顺发公司作出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主要内容为”你（单位）于2013年9月9日被发现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在甘井子区东海街擅自建设砖混结构两层，总面积315.08平方米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已催告你（单位）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但至今未予拆除。根据《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决定于2015年3月26日依法强制拆除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请在强制拆除之日前，自行清理存放于该建筑物内的财物，逾期不清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并于当日向第三人送达，送达回证显示系直接送达，代收人为刘雅卿。2015年4月2日，被告将案涉建筑物强制拆除。原审法院认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首先要明确被诉行政行为。原告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对被诉行政行为表述为”确认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承租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将该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应是2015年4月2日的强制拆除行为；庭审中，原告增加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违法”，被诉行政行为应是2015年3月25日的强制拆除决定。庭审中，被告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答辩期，该院认为，被告在法定答辩期内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即是对其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进行的充分陈述，并提交了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证据，即被告对强制拆除决定这一被诉行政行为已经进行答辩，无需再浪费司法资源拖延诉讼时间。强制拆除决定与强制拆除行为具有连续性，可以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查。本案强制拆除决定送达给第三人后，第三人未对强制拆除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并配合被告主动发通告督促实际居住人搬离房屋，但在该案的审理中，第三人对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亦提出了多项质疑。各方当事人对原告主体资格、起诉期限、被告的职权依据、违法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执法程序等问题均争议较大。关于原告主体资格。提起确认强制拆除违法之诉的原告，应是行政行为指向的行政相对人，即对被拆除房屋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所有人、使用人、实际居住人。故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围绕原告是实际居住人即可。本案中，在对是否是”实际居住人”的举证责任上，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居住。因房屋已经被强制拆除，原告无法提供更加明确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实际居住人，而被告及第三人也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且被告在答辩状中认可原告是案涉房屋的租住人，自房屋被拆除以来亦无其他案外人对案涉房屋主张实际居住权利。故，应视为原告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至于第三人所主张的其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分房，与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无关，故对其申请对原告证据1的印章进行鉴定，不予准许。综上，原告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关于起诉期限。被告认为应适用六个月的起诉期限，自2015年4月2日房屋被拆除之日作为起算点；第三人认为应视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本案中，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均发生于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本案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未向原告送达相关文书及告知诉权，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应适用上述二年的起诉期限，从原告于2015年4月2日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之日起计算二年的起诉期限。至该院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被告的职权依据。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发函[1999]97号）、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管理的通知》（辽政法[1999]10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大政发[2000]66号）、大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内四区临时建设行政执法体制的实施意见》（大编发[2008]85号）的规定，被告具有规划和临时建设方面的行政执法权和强制执行权，其职权包括行使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妨碍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以及不符合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关于违法事实。即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问题。第三人虽持有所建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但并未办理建设房屋的规划审批许可等手续。在行政程序的调查过程中，第三人亦自认案涉房屋未取得任何许可手续。案涉建筑物在建成后的二十余年间亦未依法补办相关手续，其不会因为违法状态持续二十年或更久远而变成合法建筑，这一点，毋庸置疑。故第三人述称的案涉房屋不存在违法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法律适用问题。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与199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如何处理，作出了基本相同的立法规定。第三人没有取得规划等审批许可建房的行为虽然发生在《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但违法行为状态一直持续至被拆除前。所以，第三人认为因《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被告不能依《城乡规划法》来认定案涉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人提出的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应适用二年处罚时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的案涉建筑物属于住建部《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的损害无过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该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其向单位通过租赁方式取得案涉建筑物的居住，其在租赁中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建筑物并未取得合法手续，其亦有义务在租赁房屋时核实建筑物的合法性及第三人对建筑物享有合法处分权，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建筑物为违法建筑物的情况下租赁建筑物，不能认定其无过错。且根据原告主张，其对案涉建筑物的权利系租赁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未对租赁关系产生影响，故原告主张的基于租赁关系产生的相关权益系其与出租方之间的纠纷，应向出租方主张。关于执法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并进行公告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具体为进行书面催告，督促履行拆除义务。催告期满后，当事人仍不履行拆除义务的，执行机关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依法强制拆除。本案被告经过调查，依照程序，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公告、催告后，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予以拆除。因违法行为人系第三人而非原告，相关法律文书确应向第三人送达，在执法程序中，被告已经在案涉建筑物上张贴了公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告知。故，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向其进行送达和告知属程序违法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案涉执行催告程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催告书应当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及申辩权。本案中，被告作出的执行催告书未载明上述权利，确属违法。但在本案执法过程中，第三人并无异议，且积极主动配合被告的执法行为，在强制拆除决定前，向街道办事处出具书面材料，同意按政府的相关规定处理案涉房屋，故上述未载明陈述和申辩权的行为属轻微违法，但对第三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执行催告程序的相对人系违法行为人，即本案第三人，故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与原告无关。关于第三人提出的被告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定》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对其告知听证权利程序违法的主张。该院认为，上述规定系对相关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如前所述，第三人主张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并无法律依据，故第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强制拆除行为，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和方式方法具有合法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该行为系事实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关于原告提出”支付原告相应拆迁补偿款或者对原告进行合理回迁安置”的诉讼请求，系房屋征收或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而被告并非征收拆迁主体，不具有相应的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职权，原告向被告主张上述权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一、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的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违法；二、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4月2日对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中的大连市甘井子区东海街砖混结构两层建筑物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三、驳回原告吕成金支付拆迁补偿款或者回迁安置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执法局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于法相悖。二、上诉人在原审答辩状中未认可被上诉人系案涉房屋的承租人。被上诉人主张其系房屋承租人，但原审第三人对此予以否认，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是否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并未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上诉人于2013年9月9日对原审第三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并在案涉违法建筑物上张贴公告，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告知了拆除案涉建筑事宜。其后，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5日下达《催告书》，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于2015年4月2日拆除了案涉违法建筑。原审第三人和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相关权利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四、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是合法的、适当的。催告书针对的是原审第三人，而非被上诉人，催告行为对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均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判决认定催告书载明内容违法，进而确认案涉强制拆除决定违法，于法无据。我国目前没有关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采取措施和方式的明确规定，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为由认定其违法，于法无据。原审判决确认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吕成金辩称，一、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要求确认强制拆除决定违法是基于审理案件的便利考虑，强制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具有整体性，合并审理是必要的。二、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强制拆除决定直接送达给第三人，而未对被上诉人进行送达与告知。被上诉人在找到周水子街道办事处后才知道上诉人是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者，随即诉至原审法院。故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涉案房屋为1995年由原审第三人分配给被上诉人，属于福利性质的房屋分配。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分配房屋的相关协议及被上诉人给付的投资款项，证明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公房承租关系。1995年《城乡规划法》并未制定或者施行，上诉人适用该法确定1995年房屋的合法性，是荒谬的。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涉及到历史遗留的房屋尽管有相关手续不全的问题，也要全力进行补正。案涉房屋是原审第三人所属职工的住房，将其拆除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不是被上诉人能承受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述称，一、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请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在原审庭审时又请求一并确认强制拆除决定违法，两项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性和连续性。原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且是合理的。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前已经对该新增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充分的举证和答辩，被上诉人新增诉讼请求并没有影响上诉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强制拆除案涉楼房属于重大、明显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系无效行政行为，其自始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三、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是违法的，其对催告书和强制拆除决定书没有公告也是违法的。除了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上诉人在其作出的催告书中未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及申辩权因而违法之外，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没有职权依据、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此外，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催告书，以及后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都没有公告，程序亦违法。四、上诉人在强制拆除时没有对屋内财产进行保全登记，也没有请相关人员见证和公证，违反了《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和合法财产不可侵害的法律原则，故其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五、案涉房屋已多年无人管理，原审第三人不清楚被上诉人是否在案涉房屋实际居住。即使被上诉人确实在此实际居住，其也是非法占有和使用。强制拆除决定和强制拆除行为是上诉人作出的，即使被上诉人有损失，也与原审第三人无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本案中，从被上诉人的起诉状看，其诉请针对的是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当庭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违法。从行为性质上看，强制拆除行为属于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行为，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两者关系密切，故被上诉人当庭增加该诉讼请求有正当理由，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妥。据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应确定为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鉴于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对案涉强制拆除决定的合法性已经答辩，并提交了相应证据，原审法院据此未给予其新的答辩期，符合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司法要求，亦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房屋居住，故其与针对案涉房屋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有权对此提起本案诉讼。至于被上诉人是否系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属于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关于该节事实不清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案涉强制拆除决定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案涉强制拆除行为于2015年4月2日作出。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作出前述案涉行政行为时未向被上诉人送达相关文书及告知诉权，故依照前述规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1999〕97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具体职责是：（一）行使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辽宁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含县级市，下同）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市、县政府设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职责。”根据前述规定，上诉人作为大连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具有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的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在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后，履行了公告、催告等程序，其作出的案涉强制拆除决定书的内容亦符合前述规定，但其在催告书中并未载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及申辩权，显属违法。至于案涉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和方式方法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案涉房屋已实际拆除，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原审判决确认案涉强制拆除决定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苍琦审判员李健审判员胡俊杰二○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刘婉余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