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民终12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仙区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住所地：绵阳市游仙区刘家镇文化街。
负责人：田波，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洪富，男，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刘家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代理）：任腊梅，女，198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刘家镇曾家垭村*组，公民身份号码：5107041986********，任洪富之女。
上诉人游仙区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以下简称刘家居委会三组）因与被上诉人任洪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4民初1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兵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于红霞、审判员肖玉生、审判员汤显、代理审判员李俊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家居委会三组组长田波、被上诉人任洪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腊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家居委会三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构成侵权并退还侵占的土地，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同意将李家长湾定为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及允许外村受灾户在此异地重建的文件，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李家长湾系游仙区刘家镇政府定为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以及允许外村受灾户在此异地重建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此建房无法律依据，已构成侵权。2.被上诉人交纳相关款项的票据上没有上诉人加盖公章，且所收费用也没有进入上诉人公用账户，纯系个人行为，所以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费用由上诉人收取无任何证据证明，此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但一审法院并未适用上述法律审理，而是适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审理。即便依照《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边建设边报批”的规定，至今已有8年，尚未有相关政府文件将本案案涉土地确定为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错误。
被上诉人任洪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自己在刘家居委会三组李家长湾处建房是有手续的，至于所占用的土地性质，自己不清楚。
原审原告刘家居委会三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恢复土地原状，退还侵占的集体土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乙方，刘家社区居委会为甲方，双方于2009年6月14日签订《李家长湾新街建设开发委托协议》一份，约定“为了加速灾后重建进度，给因灾重建户提供更多方便，刘家镇人民政府安排刘家社区居委会负责实施刘家镇李家长湾新街建设，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决定将李家长湾新街建设委托给乙方负责实施，街道建设和公益设施按实际造价由占地单位给乙方支付，乙方在该条街道动工建设前，必须将街道基础设施除路面硬化以外的其他所有工程建设完毕后才能开发利用，乙方在建设过程中应组织专门管理机构，做到向甲方和本组居民负责，此项工程受刘家镇人民政府和刘家社区居委会的全程监督…”，协议的甲方处盖有刘家社区居委会公章，并有甲方代表贾武凭、王开洪签名，乙方处无公章，代表有周仕明、田行勇、黄永健等7人签名。乙方代表周仕明系原告原组长，2013年后由田波担任原告组长。
被告以因房屋在5.12地震中严重受损，选择在刘家镇李家长湾重建住房一处。
2015年7月2日，原告以刘家镇李家长湾新街建设最初由刘家镇政府安排刘家社区居委会负责实施，刘家镇居委会又转委托给原告进行施工建设，后在开发委托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社区居委会及周仕明未及时依法落实该协议，政府未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导致原告失去土地又无补偿金，后原告得知委托建设所占农用地没有通过省政府的报批，委托协议无效为由，以行政诉讼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开发委托协议无效，并由刘家镇政府、刘家社区居委会及周仕明返还土地等。一审法院以其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驳回起诉。现原告以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侵占集体土地修建房屋为由将被告及另案被告周仕明、涂春、谭俊等十三户建房户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刘家社区三社所有权权属界线示意图（来源于绵阳市国土资源局三分局），拟证明涉案土地属原告集体土地；2.《李家长湾新街建设开发委托协议》，拟证明原告受社区委托负责开发涉案土地建设，且配套设施、占地费由原告收取；3.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开发建设并非是由政府委托；4.照片一张，拟证明被告修房事实；5.2016年2月5日会议记录2页，拟证明原告起诉召开村民大会，程序合法；记录显示大会议程内容在会议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签名之后，在签名中有“冯英签名字样”，在见证人中有张秀军、谭秀红等签名字样；6.本组村民证人黄永健、李平章当庭作证，拟证明原告起诉通过村民大会，被告侵占土地修房没有得到原告同意，卖土地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其中证人李平章证言，2016年2月5日参加过讨论会议并签字，关于被告修房的事，组上开会没有我不晓得，修房子我也不晓得，只是镇上在搞规划，我不晓得在卖土地。证人黄永健证言，三组卖土地我不知道，原告起诉开会讨论过，会上说这些土地是我们组上的，好像说他们修房我们没有得到好处。以上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对示意图、照片无异议，建房土地是原告组上的，其他书面证据不清楚，对证人黄永健、李平章的证言，因不晓得那些事情，也不晓得说啥子。
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收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建房缴纳建设费3.5万元。该收据显示收款人涂春、负责人田行勇签名字样；2.《李家长湾新街建设开发委托协议》（同原告所举）、2009年5月21日社员签名记录（载明“李家长湾新建街，为加快灾后重建进度等，本人本户自愿将本组承包口粮地支持场镇建设占用”且各户签名处有谭俊、黄永健等56户签名字样、社员同意调整土地签名（2010年10月3日）、同意集体集资重建签名记录（显示有谭俊、涂春、黄永健、李平章等48户签名同意字样）、由原告原组长周仕明主持本组各户于2009年5月8日、5月16日、5月21日、6月15日、6月29日、8月25日召开社员大会会议记录（显示就刘家李家长湾定为“灾后居民集中安置点、本组领导向社区居委会及镇政府请示开发相关问题、李家长湾具体开发等事宜进行开会讨论”，其中6月29日的工程现场会有黄永健、李平章等签名字样）、59户社员集资名册及收款收据、周仕明书写的向刘家党委政府汇报材料（汇报称按照场镇统一规划，党委政府牵头，社区居委会多次研究并征得居委会三组群众同意将李家长湾规划为“灾后重建居民安置点”，并对开发方案前期准备及具体实施过程，包括已收入基础配套设施费47户等情况做了汇报）、李家长湾地段及居民房规划图2份、公告一份（载明“根据地震重建政策，按场镇统一规划，经三组全体居民共同商议，报请社区居委会和镇政府同意，在三组李家长湾规划设置修建受灾居民集中安置点，现安置点已完成平场、下水管网安装等基础设置建设，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到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李家长湾安家置业。联系人周仕明。落款：刘家镇社区居委会处有盖章印样，刘家镇社区居委会三组处无印章，时间2009年9月24日”）等证据，拟证明涉案土地是合理合法组织开发的。原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
因被告申请及核实证据等，一审法院调取以下证据：1.灾后重建申请审批材料及领取补助款台账（载明被告因灾后重建，申请在刘家镇步行街处修建住房，刘家社区居委会签字盖章，重建农房经乡镇验收合格，并领取了灾后重建补助款）；2.涉案13户建房位置示意图（周仕明制作，建房户签字确认）；3.对原刘家镇人大主席王宗富及涉案被告周仕明、涂春等的调查笔录。其中王宗富陈述“当时居委会三组的群众多次找刘家党委政府和社区，要求把李家长湾打造出来，打造成街道，党委政府考虑到灾后老百姓有地方可以安置，再加上当时组上群众积极性高，所以政府才下决心将李家长湾规划成灾后重建居民集中安置点”；周仕明陈述“包括我在内的涉案13户被告都是交了费的，我的缴费收据复印件是在刘家镇纪委复印的，缴费标准是组上按地段定的价格，按套计价，两个门面为一套，建房统一规划修2层半，涉及影剧院的地与我们组无关，交的费没有交到我们组上，我们所收的费用都入了帐的，建了账本的，涂春移交给我，我是2012年5月移交给居委会了，先报的帐，后移交的钱，有移交清单和收条，长湾开发先是田行玉私人在搞，成立了筹备组，由田行玉指定的，分别是我负责协调工作，涂春是出纳，田行勇是会计，谭俊管施工，还有田行玉本人，后来我们组上决定集体搞，田行玉就退出没有搞了，当时组上按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大概有70多户人口，现在可能有100多户。”涂春陈述“我是长湾开发筹备组的出纳，任职到组上换田波当组长，我经手的钱都是入了帐的，账本和现金、存折我都移交给周仕明了”。4.一审法院组织原告及涉案被告周仕明、涂春，并邀请刘家镇纪委书记嘉勇、刘家社区居委会书记朱宇亮到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与刘家纪委保存的涉案账目材料原件进行核实、质证的《核实证据笔录》，并对材料进行调取（照片打印件22页）。原告提出被告提交的缴费票据与纪委保存的原件存在时间、票号、有无盖章等内容不一致的地方，对其它的账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对此周仕明称之前有一本票，入账时因为旧票太乱，就重新换了一套新票。经比对“李家长湾建房宅基地出售账目”记载，被告缴费入账记载3.5万元。同时朱宇亮对账目的移交情况进行了核实确认，并陈述原告组上公章是2013年雕刻的。
庭审中，另案被告周仕明（时任组长）陈述，原告提交的会议记录签名中“冯英是我老婆，张秀军是谭俊女儿”，公告是2009年9月，经政府、居委会同意后我们制作的，政府领导召集刘家镇十一个村的村干部在李家长湾开了现场会，将李家长湾定为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本组的可以在这里重建，外村人也可以异地重建，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建筑风貌是一致的，我制作的公告，我们组上没有章，居委会就盖了章，我张贴到街上的，大量宣传外地人到我们这里来建房。
上述事实,有权属界线示意图、开发协议、（2015）游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照片一张、会议记录、证人证言、收据复印件、签名记录、规划图、公告、汇报材料、票据、调查笔录、核实证据笔录、建房位置示意图、账目材料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灾后重建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等方针，遵循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就地恢复重建与异地新建相结合等原则，经批准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可以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先行安排使用土地，实行边建设边报批”之规定，并参照绵委办发【2008】42号《关于灾后农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统一规划，科学选址，农房重建规划中要坚持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坚持集中建设与分散建设相结合，政府组织，自建为主”之规定，游仙区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原组长周仕明召集村民召开会议，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当地居委会、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采取自主建设方式进行灾后农房重建，不违背上述规定，以此也对外张贴广告进行了宣传，被告作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申请自愿选择异地重建，并依据当时的开发方案缴纳了相关费用，虽然收取费用的涂春是筹备组的出纳，但筹备组是开发建设的日常机构，其代表的是刘家居委会三组，且该笔款项也入了原告的相应账目，所以应视为刘家居委会三组同意被告在李家长湾建房，诉争土地属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既然原告已同意被告在该集体土地上建房，被告的行为就不是非法侵占原告物权的行为，至于被告修建房屋是否符合其它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属案件受理范围，不予评判，原告现诉称被告未经同意、擅自侵占其集体土地建房，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游仙区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1.刘家居委会三组在一审起诉状中诉称“2009年6月，为了加速灾后重建工作，由刘家政府安排刘家社区居委会负责实施刘家镇李家长湾新街建设，经与本案原告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协商达成建设开发委托协议，由原告负责实施李家长湾新街建设工作，但是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侵占集体土地修建房屋，……”。2.在二审审理中，原刘家居委会三组时任组长周仕明认可任洪富向刘家居委会三组缴纳有建房基础设施配套费。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土地属于刘家居委会三组的集体土地。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刘家社区居委会与刘家居委会三组于2009年9月24日对外发布公告吸收其他居民来该组李家长湾处安家置业。此后，任洪富申请自愿异地重建房屋，并根据刘家居委会三组对李家长湾灾后居民集中安置点的开发方案向刘家居委会三组缴纳了相关费用后在刘家居委会三组李家长湾处修建住房一处，此表明刘家居委会三组与任洪富双方就任洪富在本案诉争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达成了合意，故任洪富在本案诉争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应视为得到了该集体土地所有人的同意，并不存在侵权的行为。对刘家居委会三组所持任洪富未向该组缴费的主张，由于刘家居委会三组时任组长周仕明认可收到任洪富缴纳的相关费用，且该费用亦实际进入到了该组的相关帐目中，故对刘家居委会三组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刘家居委会三组与任洪富双方所达成的同意任洪富在本案诉争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的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与刘家居委会三组所主张的侵权并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作评判。
综上，上诉人刘家居委会三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游仙区刘家社区居委会三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兵
审 判 员 于红霞
审 判 员 肖玉生
审 判 员 汤 显
代理审判员 李 俊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谭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