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朝行初字第290号
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马圈。
法定代理人童志强，厂长。
委托代理人李建春，北京市薪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柳树甲100号。
法定代表人吕明杰，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颖超，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石峰，北京市凯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闫京利，男，196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交城市人，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行政确认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闫京利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委托代理人李建春，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王颖超、石峰，第三人闫京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17日，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区人保局）作出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2635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闫京利于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从事铆工，接触噪声，2013年12月被诊断为职业病，职业病名称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闫京利所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被告朝阳区人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一)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材料为闫京利申请工伤认定提交的相关材料，包括：1、北京起重机器厂出具的《证明》和《终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工作关系的证明书》；2、登记人为闫京利的《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登记卡》和《提前退休工种岗位登记表》；3、闫京利的同事关京平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4、2013年12月13日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朝阳医院）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闫京利患有职业性轻度噪声聋。被告以上述证据综合证明闫京利与北京起重机器厂自1980年12月至2004年11月存在劳动关系，闫京利于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结构车间从事铆工工作，接触噪声。
第二组证据材料系北京起重机器厂提供的《社会保险登记证》，证明该厂为员工缴纳社保的情况。
第三组证据材料：被告朝阳区人保局在调查过程中制作的证据材料，包括：1、2014年2月28日，被告对闫京利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闫京利自述其于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从事铆工工作，接触噪声；2、2014年3月10日，被告对北京起重机器厂人力资源职员尹惠淑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及委托书，笔录记载尹惠淑认可闫京利是该厂职工，于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从事铆工接触噪声，后于2004年从该厂调出的情况，同时笔录记载被告工作人员在调查中明确告知，该厂如果认为闫京利不属于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的时限和方式，被告以此证明原告认可闫京利在该厂的工作年限和工作岗位，但不认可其在该厂工作期间造成了职业病伤害。
（二）履行程序的证据材料：1、《工伤认定申请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身份证复印件；2、北京起重机器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4、《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及EMS邮单。
（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结论的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及《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
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诉称，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由如下：第一，被告将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2635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发给原告的行为是违法的，原告已于2004年与第三人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自行谋取出路协议书》，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了其各项补偿，原告与第三人已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可言，被告将原告认定为申请人的用人单位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同时违反了相关规定；第二，被告依据的朝阳医院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缺少主要条件,违背诊断原则，被告没有对认定工伤的依据尽到严格审查义务。综上，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要求原告履行义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2635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2635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了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系原告起诉的依据；2、《解除劳动合同自行谋取出路协议书》，证明原告早已不是闫京利的用人单位；3、闫京利的《自谋出路人员经济补偿金和离厂补助费核算表》，证明闫京利领取了各项补偿，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已彻底终止。
被告朝阳区人保局辩称，第一，1980年12月至2004年11月，北京起重机器厂与闫京利存在劳动关系，闫京利于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期间在该厂从事铆工工作；第二，闫京利的伤害属于职业病，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三，原告否认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也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因此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闫京利述称，其耳鸣已二十多年，在原告处工作期间被安排的工作岗位造成职业病，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闫京利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以及履行程序的证据材料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证据的法定要件，能够证明1980年12月至2004年11月闫京利与北京起重机器厂存在劳动关系，其间，自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闫京利在该厂从事铆工工作接触噪声，后闫京利被朝阳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同时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二、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原告提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与被告提交的一致，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自行谋取出路协议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04年解除劳动关系，本院予以采纳；3、原告提交的《自谋出路人员经济补偿金和离厂补助费核算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闫京利于1980年12月至2004年11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工作，其间自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闫京利从事铆工工作接触噪声，北京起重机器厂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2004年11月及12月，北京起重机器厂与闫京利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自行谋取出路协议书》并出具《终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工作关系的证明书》和《自谋出路人员经济补偿金和离厂补助费核算表》，双方终止劳动关系。2013年12月13日，朝阳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闫京利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建议调离噪声作业。2013年12月25日，北京起重机器厂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闫京利自1980年12月至2004年10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工作，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在北京起重机器厂结构车间从事铆工工作接触噪声，2004年11月调出。2014年1月15日，闫京利向朝阳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北京起重机器厂出具的《证明》、《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登记卡》、《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同事证明等材料。2014年1月17日，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受理了闫京利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分别向北京起重机器厂和闫京利送达。2014年2月28日，被告对闫京利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闫京利陈述其于1980年12月入职北京起重机器厂，至1993年2月一直从事铆工工作，造成耳鸣20年，听力下降。2014年3月10日，被告对北京起重机器厂委托的该厂职工尹惠淑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尹惠淑陈述闫京利在该厂工作期间接触过噪声，但该厂不确定闫京利是否属于工伤。该代理人向被告提交了该厂的《社会保险登记证》。同日，朝阳区人保局向北京起重机器厂直接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该厂如认为闫京利不属于工伤，在限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并提交其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材料，北京起重机器厂未提交证据材料。
2014年3月17日，被告朝阳区人保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当日向北京起重机器厂邮寄送达，于次日向闫京利直接送达。
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的注册地点在朝阳区，故被告朝阳区人保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主管部门对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管辖权和法定职责。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患职业病的职工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第三人闫京利于2013年12月13日由朝阳医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该诊断证明系由具有诊断资质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根据《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十三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对申请人提供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被告依据涉案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认定第三人闫京利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所持被告应对涉案职业病诊断证明结论进行实质审查以及未尽严格审查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涉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异议应通过其他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解决。
关于原告主张的其已于2004年与第三人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将原告认定为第三人的用人单位错误的诉讼意见，本院认为，职业病作为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具备特殊性，其并非一次性事故伤害，具备可持续性、存在潜伏期等病理特征。本案中，三方当事人对第三人闫京利自1980年12月至2004年11月期间与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存在劳动关系、1980年12月至1993年2月在该厂结构车间从事铆工工作的事实均无异议。依据京劳社工发［2004］86号《关于工伤保险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有关规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被确诊为职业病的无业人员应由《职业病诊断书》中明确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第三人在庭审中称其自2004年后一直失业在家，并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两张《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登记卡》证明其失业情况，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在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后从事了其他接触噪声的工作，且涉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列明的工作单位为北京起重机器厂，被告结合调查核实的情况依据前述规定认定原告系第三人用人单位并无不当。故原告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朝阳区人保局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履行了受理、调查、告知原告公司举证责任、作出认定以及送达等法定程序，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京朝人社工伤认（1050T026353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起重机器厂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哈胜男
代理审判员 初 淼
人民陪审员 谢宝顺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鞠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