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终2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仲婵，女，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孟凡亮，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泽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港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
法定代表人：郑带锡，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锦成，男，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转南，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黄仲婵因与被上诉人台山市港航船务有限公司（下称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黄转南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的（2016）粤72民初579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仲婵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1.台山港航公司与李锦成向黄仲婵连带清偿购船款105.6万元，并从2015年2月1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台山港航公司与李锦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粤广海货9248”轮（下称涉案船舶）原登记在台山港航公司和黄转南的名下，台�港航公司占该船舶51%产权，黄转南占该船舶49%产权；黄转南将其对该船舶的股份转让给黄仲婵后，双方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2014年3月25日，黄转南按照黄仲婵的意思将该船舶的产权以248万元为对价转让给李锦成，并由台山港航公司见证。因李锦成没有按照约定付款，黄仲婵于2014年7月16日与台山港航公司签订《承诺书》，并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了《还款约定书》，约定由台山港航公司对李锦成尚欠黄仲婵的船款105.6万元以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但台山港航公司与李锦成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购船款，故提起本案诉讼。
台山港航公司对黄仲婵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且没有提交证据，并辩称：1.确认黄转南与李锦成之间船舶买卖的事实；2.确认黄转南将涉案船舶事先转让给黄仲婵的事实，但原登记在黄转南名下的涉案船舶股权是黄转南与黄仲婵实际共有，�来黄转南卖给黄仲婵具体多少份额不清楚；3.确认黄仲婵主张的欠款本金105.6万元；4.由于近年来整个运输行业低迷，导致船舶运营状况不好，船舶被迫停航，才引起延期付款情况，希望黄仲婵能够给予缓期协商处理。
李锦成未作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
黄转南对黄仲婵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且没有提交证据，并陈述：1.确认黄转南与李锦成船舶买卖的事实；2.确认黄转南将涉案船舶事先转让给黄仲婵的事实，该船舶原登记在黄转南名下的股权实际是黄仲婵和黄转南共有，大概在2011年，黄转南将其所有的涉案船舶份额全部转让给黄仲婵。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诉讼过程中的审理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黄仲婵提交的涉�《船舶买卖合同》是由黄转南与李锦成于2014年3月25日签订。该合同约定黄转南将原所有的涉案船舶以现状转让给李锦成，价格是248万元；李锦成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需支付购船款100万元给黄转南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办理解除抵押和办理产权过户；李锦成重新在银行办好船舶贷款时再一次性付清购船款148万元给黄转南；涉案船舶移交后，船舶所有权归李锦成所有，黄转南不再占有该船舶股权。黄仲婵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收据复印件，记载2014年3月25日收到李锦成购买涉案船舶订金20万元，经手人黄转南。
黄仲婵为证明涉案船舶实际为其出售给李锦成以及台山港航公司对剩余购船款同意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提供了其与黄转南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涉案船舶已经由黄转南转让给黄仲婵，由于双方未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经协商确认黄仲婵已经付清船舶转让款给黄转南；因黄转南仍为登记的船东，黄转南现按照黄仲婵的意思直接将船舶转让给李锦成，船舶转让款由黄仲婵收取，与黄转南无关；黄转南按黄仲婵的指示配合买家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黄转南不得拒绝配合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另外，黄仲婵还提供其与台山港航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和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还款约定书》。庭审中，台山港航公司表示由于《承诺书》表述不完整，以之后签订的《还款约定书》为准。该《还款约定书》记载：台山港航公司承诺就李锦成与黄仲婵涉案船舶买卖事宜，为李锦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多次追索李锦成船款无果，现黄仲婵向台山港航公司追究连带清偿责任，截止至2014年11月30日，李锦成尚欠黄仲婵购船款115.82万元。现台山港航公司承诺承�此债务，代替李锦成清偿船款。还款计划如下：从2014年12月份起，拖欠的购船款本金将分成24个月在月底前偿还，第一个月还款金额为5.42万元，从第二个月起每月还款金额为4.8万元；期间每月按实际欠款额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给黄仲婵。如台山港航公司未能按照以上条约进行还款，黄仲婵有权自行扣留船只；扣留时间至台山港航公司结清船款为止，扣留期间一切债务、费用、损失由台山港航公司承担，黄仲婵无需承担；船只自2014年4月10日起的一切债务事故由台山港航公司承担，与黄仲婵无关。
庭审时，关于黄仲婵从黄转南购买涉案船舶具体履行的情形，黄仲婵的代理人陈述，2011年，黄转南将涉案船舶的股权以360万元价格转给黄仲婵，黄仲婵于2011年1月30日支付80万元现金给黄转南，3月21日通过银行存款将80万元存入黄转南的农商银行账户，3月25�通过黄仲婵的朋友郑伟华向黄转南转款80万元，后面的付款代理人不清楚，但黄转南是承认该360万元已经付清；关于黄仲婵将涉案船舶出售给李锦成具体履行的情形，黄仲婵的代理人陈述，2014年3月25日，李锦成支付了20万元现金给黄仲婵。在3月25日后一个月内李锦成支付80万元现金给黄仲婵。前述100万元是用来办理解除银行贷款手续。余款148万元，李锦成没有及时支付，后面有陆续付款32.18万元，支付方式代理人不清楚。截至2014年7月16日，尚欠115.82万元。2015年1月4日，台山港航公司根据《还款约定书》向黄仲婵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第一期款项5.42万元及利息6949元。2015年2月4日，台山港航公司根据《还款约定书》向黄仲婵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第二期款项4.8万元及利息6624元。余款105.6万元至今未付。2017年1月21日，黄仲婵代理人作出一份《情况说明》，载明“经与黄仲婵本人�实船舶买卖付款情况如下：1.2014年3月25日，签署船舶买卖合同时约定，签订合同一个月内付款100万元用于办理偿还银行贷款和办理解除抵押及产权过户。该100万元当时是由李锦成直接支付给贷款银行，黄仲婵没有相关单据；2.截至2014年11月29日台山港航公司与黄仲婵签订还款约定书时，拖欠船款1158200元，此前偿还的321800元船款，大部分以运费的方式结算；3.签订还款约定书后，台山港航公司于2015年支付了两笔船款，一笔54200元，一笔48000元，共计102200元；4.剩余1056000元船款至今未付。”但关于上述黄仲婵对涉案船舶买卖的具体履行事实，在举证期间内以及庭后要求补充举证的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相关的实际凭据。
另外，黄仲婵提供由江门海事局出具的涉案船舶的船舶登记资料，显示涉案船舶的产权证明发证时间为2011年3月7日，显示船舶所有人名称为台山港航公司；所有权取得时间是2011年1月31日；共有情况为台山港航公司占该船舶股权51%，李锦成占该船舶股权49%。由于该共有情况没有显示变更时间，且登记时间与黄仲婵主张的向李锦成出售船舶的时间不一致，故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于2017年3月3日向江门海事局调取了涉案船舶的船舶登记资料。该登记资料显示涉案船舶的共有情况从“台山港航公司占该船舶股权51%，黄转南占该船舶股权49%”变更为“台山港航公司占该船舶股权51%，李锦成占该船舶股权49%”，变更时间是2015年10月23日；附随的《船舶买卖合同》是一份由黄转南与李锦成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船舶股权转让合同》，并非黄仲婵向原审法�提供的《船舶买卖合同》，而且该转让合同亦未显示黄转南是受黄仲婵的委托与李锦成签订；资料中还附有黄转南与李锦成于2015年7月25日签署的《船舶交接证明书》，该证明书记载根据双方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船舶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均已履行了合同的相关条款，并于2015年7月25日在新会崖南对涉案船舶进行了交接，双方均无异议。上述《船舶股权转让合同》及《船舶交接证明书》的落款亦有台山港航公司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郑带锡的签名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涉案船舶买卖是否实际为黄仲婵与李锦成之间的船舶买卖。首先，黄仲婵提交的《船舶买卖合同》以及从江门海事局调取的涉案《船舶股权转让合同》均载明涉案船舶的转让方为黄转南，承让方为李锦成，该买卖合同的落款亦为黄转南与李锦成的签名，两份买卖合同中均没有显示黄转南是受黄仲婵的委托与李锦成签订。其次，在合同履行方面，黄仲婵仅提供了一份收据复印件，该收据显示收到李锦成20万元涉案船舶的订金，经手人为黄转南。再者，有关黄仲婵对涉案船舶的买卖均没有提供相关实际支付凭证来佐证。除此之外，从江门海事局调取的涉案船舶登记资料当中的黄转南与李锦成之间签订的《船舶交接证明书》显示，双方均已履行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由此可见，黄转南与李锦成均已作出船舶买卖已履行完毕的意思表示。因此，黄仲婵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船舶的实际出让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黄仲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黄仲婵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黄仲婵的起诉。
黄仲婵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并做出判决。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从黄转南处受让涉案船舶部分股权，有权处分该部分船舶股权，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涉案船舶原登记在台山港航公司、黄转南名下，台山港航公司持有该船舶51%股权，黄转南持有49%股权。黄转南将涉案船舶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后，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4年3月25日，黄转南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将涉案船舶的股权以248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李锦成，并由台山港航公司进行见证。可见，上诉人有权处分该船舶的上述股权，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审裁定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黄转南、台山港航公司的陈述证明上诉人是涉案船舶买卖的实际出让方，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上诉人于2016年6月8日提交了相应证据，其中黄转南与黄仲婵签订的《协议书》证明黄转南将涉案船舶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后，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船舶买卖合同》、收据证明了黄转南按照上诉人的意思将船舶股权以248万元转让给了李锦成；《承诺书》以及《还款约定书》证明台山港航公司见证上述事实，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担保上述事实的真实性。且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参与庭审的台山港航公司、黄转南均对以上证据无异议并确认以上事实。（三）在合同履行方面，上诉人己提交了文书对涉案船舶买卖的货款实际支付情况进行了合理说明。根据上诉人于2017年1月21日提交的情况说明，2014年3月25日，黄转南与李锦成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时�定，签订合同一个月内付款100万元用于办理偿还银行贷款和办理抵押及产权过户。涉案船舶的部分股权在《船舶买卖合同》生效之后就由黄转南过户给了李锦成，因此，该《船舶买卖合同》第三条“付款方式”第(1)项所涉及的100万元已经支付。当时是由李锦成直接支付给贷款银行，上诉人没有相关的单据；截止至2014年11月29日台山港航公司与黄仲婵签订《还款约定书》时，李锦成、台山港航公司拖欠船款115.82万元，此前偿还的32.18万元船款，大部分是以运费的方式结算的，故没有相关的单据；签订《还款约定书》后，港航公司于2015年支付了两笔船款，一笔5.42万元，一笔4.8万元，共计10.22万元；剩余105.6万元船款至今未付。据此，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对涉案船舶的买卖没有提供相关实际支付凭证来佐证错误。（四）《船舶交接证明书》是由江门海事局提供的格式合同�用于办理涉案船舶产权变更登记，并不是船舶买卖实际履行的证明。原审法院于2017年3月3日到江门海事局调取了关于涉案船舶的《船舶交接证明书》。该《船舶交接证明书》是黄转南按照上诉人的意思与李锦成签订的。由于《船舶交接证明书》是由江门海事局提供的格式合同，《船舶股权转让合同》并没有表明黄转南系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将涉案船舶股权交付给李锦成，且其表述“双方均已履行转让合同的相关条款”也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未对此事实进行审查，即认定黄转南与李锦成均已作出船舶买卖已履行完毕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黄转南在一审庭审中也对此进行了否认，但原审法院仍不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和做出判决。
被上诉人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黄转南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台山港航公司作为甲方（债务方）与乙方（债权方）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载明黄仲婵于2014年3月25日向台山港航公司出售涉案船舶，截止至2014年7月16日，台山港航公司尚欠黄仲婵购船款115.82万元，台山港航公司承诺于2014年9月结清所有购船款。
在原审法院的庭审中，黄转南的代理人对于黄转南是怎么转让船舶给李锦成的问题，称“我方将股份先卖给黄仲婵，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黄仲婵想把船卖给李锦成，黄转南为了配合黄仲婵将所有权卖给李锦成，就以黄转南的名义和李锦成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对于台山港航公司与黄转南签订涉案《承诺书》和《还款约定书》的背景问题，台山港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带锡称“因为这条船是委托本公司经营管理，因为李锦成购船资金不足，在本公司向黄转南及黄仲婵承诺代黄转南及黄仲婵接收购船余款的情况下，黄转南和李锦成的船舶买卖合同才成立，但是在船舶买卖合同中没有书面约定。我方已经代收了李锦成两项款项，收到后就给了原告，但是后面经营状况变化，我方没有收到李锦成的款项，所以我方没有钱给原告。”
原审法院从江门海事局调取的涉案船舶的登记资料当中，李锦成作为甲方与乙方台山港航公司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投资船舶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购买涉案船舶参与市场运输经营；除向银行贷款融资200万元，李锦成出资108万元，占该船舶股权49%，李少莲出资112万元，占该船舶股权51%；双方同意以台山港航公司名义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黄转南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承让方）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船舶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黄转南原占49%股权自2015年7月25日起转让给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涉案船舶移交后，船舶所有权归属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所有，黄转南不再占有该船舶股权，《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中的所有人登记为台山港航公司。黄转南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承让方）台山港航公司、李锦成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船舶交接证明书》，载明涉案船舶在新会崖南进行了交接，乙方签名处为李锦成，其下方代表处由台山港航公司盖章。
本院认为，针对原审法院驳回黄仲婵起诉的理由，本案二审阶段审查的焦点在于黄仲婵是否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黄仲婵为证明其是涉案船舶的实际出让�，与涉案船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提交的主要证据有：①其与涉案《船舶买卖合同》载明的转让方黄转南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以证明涉案船舶已经由黄转南转让给黄仲婵，黄仲婵已经付清船舶转让款给黄转南；由于双方未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黄转南仍为登记的船东，黄转南现按照黄仲婵的意思直接将船舶转让给李锦成，船舶转让款由黄仲婵收取，与黄转南无关；黄转南按黄仲婵的指示配合买家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黄转南不得拒绝配合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②其与台山港航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以证明台山港航公司确认尚欠黄仲婵购船款115.82万元，并承诺于2014年9月前分批结清。③其与台山港航公司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还款约定书》，以证明台山港航公司承诺就李锦成与黄仲婵关于涉案船舶买卖事宜，为�锦成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多次追索李锦成购船款无果，现黄仲婵向台山港航公司追究连带清偿责任；截止至2014年11月30日，李锦成尚欠黄仲婵购船款115.82万元，现台山港航公司承诺承担此债务，代替李锦成清偿船款。由此可见，黄仲婵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在立案受理阶段完成其举证责任。其次，根据原审法院从江门海事局调取的《投资船舶合作经营协议书》、《船舶股权转让合同》、《船舶交接证明书》载明的内容，初步显示李锦成与台山港航公司是共同购买涉案船舶。第三，作为涉案船舶转让方的黄转南以及与李锦成共同购买涉案船舶的台山港航公司均确认黄转南与李锦成船舶买卖的事实；确认黄转南将该船舶事先转让给黄仲婵的事实，涉案船舶原登记在黄转南名下�股权实际是黄仲婵和黄转南共有。而且台山港航公司于一审庭审时明确认可黄仲婵主张的欠款金额，并表示以《还款约定书》为准。黄转南于一审庭审时亦明确是其将股份先卖给黄仲婵，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因黄仲婵想把涉案船舶卖给李锦成，其是为了配合黄仲婵将该船舶所有权卖给李锦成，而以黄转南的名义和李锦成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综上分析，黄仲婵起诉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原审法院以黄仲婵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驳回黄仲婵的起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黄仲婵主张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六十九条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6）粤72民初57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广州海事法院进行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邵静红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江 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耿丽丽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