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4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A，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甲，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法定代理人张A（系吴某甲母亲）。上述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高凤，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滨，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国元，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乔佩华，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蒋良方，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A、吴某甲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民)初字第1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A、吴某甲的委托代理人刘高凤、被上诉人东方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东方控股集团）的委托代理人乔佩华、蒋良方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张A与案外人吴某乙于2006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吴某甲系张A与吴某乙所生之女。2014年7月16日，吴某乙在香港某酒店内因自发性脑出血死亡。张A提供东方控股集团《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东方控股集团投资设立企业名单中包括合安徽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张A提供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打印件反映B于2003年4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金某某，股东之一为东方控股集团；A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潘某某，股东之一为东方控股集团；徐州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于2012年6月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蒋某某，同时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东方控股集团确认其与上述三家公司间存在关联关系，亦认可吴某乙曾于2003年8月进入B工作，后被B派遣至A公司工作，2011年12月至2013年9月期间吴某乙至C公司工作，但否认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建立劳动关系及由东方控股集团派遣至上述三家公司工作，并表示蒋某某早已并非东方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也非东方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蒋某某与其他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能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间存在劳动关系。东方控股集团自认其董事蒋某某系Z（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Y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9月后吴某乙在Y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但否认该两公司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张A提供（2014）沪静证经字第8957号公证书，内容主要为吴某乙与“P”往来电子邮件。张A主张包括其一系吴某乙与其助理徐某某的往来邮件，该邮件含有一份电子表格，抬头为“GMC/SSRL”，标题为“中级以上员工薪资，数字以美金计价”，显示吴某乙工作地点为中国，职称为董事、执行长，每月工资为13,000美元，保证年薪为160,000美元；其二系发件人为徐某某的电子邮件，收件人为吴某乙，载明“刚刚和蒋总碰过面，也和他报告了这次巴基斯坦之行的工作。他指示，我们必须要尽快完成……员工合约-
蒋总指出，如果香港出工资付给内地的员工，应该员工不需要付税。公司也不应该负责员工的任何税务方面的负担。还有，员工薪资方面还是太高，请你和他确认：……吴某乙，月薪美金13,000元，保证年薪美金160,000元，徐某某，月薪美金6,350元，保证年薪美金100,000元……；其三系发件人为融信资本执行总裁董某某，收件人为吴某乙，董某某在邮件抬头称吴某乙为“东方控股集团吴总”，邮件内容为发送原油供货意向书，商谈业务。东方控股集团表示GMC和SSRL分别为Z公司和Y公司的英文缩写，电子表格显示吴某乙的薪酬以美元结算，东方控股集团从未以美元结算吴某乙工资，相反证明吴某乙系Y公司员工；徐某某为吴某乙的秘书，并非东方控股集团员工，其单方在邮件中的表述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间的劳动关系，且邮件证明吴某乙工资考虑由香港方面支付，可以不需付税；融信资本公司并非东方控股集团客户，董某某对于吴某乙称谓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张A提供徐某某于2014年7月16日在香港警务处《口供/报告》公证文书，徐某某在口供中陈述“我于2012年11月加入东方控股集团，现职至经理，也是其子公司S的总裁助理，负责协助我上司总裁吴某乙（即死者）处理子公司的业务。大概于上周五（即2014年7月11日），我与死者于北京工作期间，死者约我2014年7月15日来港，为了2014年7月16日上午10时半于相关XX道XX广场XX楼的东方控股集团香港分部开会……”。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徐某某并非东方控股集团员工，单方陈述为东方控股集团员工和吴某乙助理，香港警方并未予以核实，不能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间存在劳动关系；东方控股集团在香港并无分部，即便与Y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也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张A提供（2014）沪静证经字第8956号公证书，内容系张A的委托人顾某与东方控股集团办公室主任时某某之间的往来邮件，在邮件中谈及吴某乙善后事宜处置方案。2014年9月2日顾某发给时某某的邮件中载明“今天早上我们张总跟蒋总已经再次电话沟通过了，蒋总的意思让你们安排一下款项，马上支付吴总6-7月的工资和报销，出差津贴按照GMC的规定，自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支付……”。在2014年9月9日时某某发给顾某和张A的处置方案中载明“关于你上次提出的几点吴总善后事宜，经集团公司研究，予以答复如下：一、吴总身前事宜：1、吴总6、7月份工资，合计港币12万元，予以认可；2、吴总7月份机票等报销款项，合计人民币25,198元，予以认可；二、吴总身后事宜：1、关于丧葬费40万元：因为该笔费用的产生过程并未经过集团公司参与和同意，且集团公司运送吴总回沪过程已经产生了2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予以你一次性20万元补助；2、吴总的去世不符合工伤条件，因为工伤的认定需要权威部门的界定。基于此，同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予以你人民币30万元补助……”。2014年9月9日，顾某针对处置方案以邮件形式提出相关疑问。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吴某乙按照GMC规定发放工资和报销，系Z公司员工；因吴某乙作为东方控股集团董事，在其过世后，东方控股集团另一董事蒋某某出于朋友关系，要求东方控股集团工作人员与张A代理人协调帮助处理吴某乙后事。张A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显示2014年9月16日，由人民币待查暂收户向上海D有限公司分别转账96,699.37元、65,080.40元，用途为跨境人民币收入后勤支持费。东方控股集团表示上述款项即由境外跨境支付吴某乙的2014年6月、7月工资以及报销款项，并非东方控股集团支付，且因协商未果，最终未支付吴某乙去世后补助费用。张A提供《追悼词》一份以及追悼会视频，在蒋某某的悼词中载明“……送别一位我们的挚友，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我代表东方控股集团公司向吴某乙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吴某乙先生从2003年加入了我们东方控股集团……由于种种原因中间他自己创业离开了一阶段。去年9月系香港巴基斯坦担任我们W的CEO……”。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因蒋某某与吴某乙系朋友关系，在吴某乙去世后，蒋某某以朋友身份表达悼词，不能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且蒋某某亦陈述吴某乙担任Z公司CEO。张A提供的吴某乙2004年12月至2006年6月的工商银行对账单、2006年1月7日建设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及2007年7月中国银行《零售贷款扣款确认书》，上述材料抬头均记录“XX路XX号XX广场XX楼，东方控股集团，吴某乙”，张A表示对账单的收件地址与东方控股集团注册地XX路XX号XX座XX楼一致，吴某乙也实际收到对账单。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其并未支付吴某乙工资，因吴某乙作为东方控股集团董事，其可能将东方控股集团经营地址设置为银行账单邮寄地址，东方控股集团仅为代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张A提供《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004年《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任职书》、工商部门《准予备案通知书》，内容为同意吴某乙于2004年8月起担任东方控股集团董事职务，以及2006年8月前蒋某某担任东方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2006年8月后改为担任董事。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吴某乙担任董事不能代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张A提供《SSRL用款审批单》，显示吴某乙在SSRL（Y公司）报销2014年2月至7月的出差补贴、餐饮、电话费、住宿等费用，在审批人一栏有“蒋某某”签字。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并非其公司的审批单，发生的费用由Y公司支付，反而证明吴某乙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A提供的吴某乙名片一张，载明“吴某乙总经理；UZ；XX道XX号XX广场XX楼XX室；香港办事处电话（852）XXXXXXXX；上海办事处电话（86）XXXXXXXXXX……”。东方控股集团表示名片记录的Z公司上海办事处电话系东方控股集团友情提供对外联络使用，但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东方控股集团提供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证明Z（Z公司）系Y公司S（W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一，吴某乙任Y公司总经理，Z公司受Y公司委托代为现金支付吴某乙工资，标准为每月港币6万元，有时也会根据吴某乙要求电汇至吴某乙设立的上海D有限公司。下方落款处有“Z”公司公章及签名。张A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认为于境外形成未经公证。东方控股集团提供《付款申请单》复印件及恒生银行票据复印件，显示用款单位为“Z”，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受款单位为“吴某乙”，付款依据为“蒋总确认”，付款是由为“2014年1月-2月工资（60,000X2）”，金额为“港币120,000元”。在领款人处有“吴某乙”字迹签字，审批人处“蒋某某”字迹签字。下方有“Z”公司公章及签名。恒生银行票据显示付款港币120,000元。张A表示否认其真实性，且于境外形成未经公证。东方控股集团提供吴某乙名片一张，正面显示其为Z（Z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香港总公司地址XX道XX环XX广场XX楼XX室，另一面显示其为S首席执政官。张A表示两公司为一套班子，均受东方控股集团控制，由东方控股集团安排吴某乙工作，该地址即为东方控股集团香港分部经营地址，标示为东方控股集团。东方控股集团表示标示并非东方控股集团专用。2015年1月12日，张A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确认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自2003年1月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4月14日，该委裁决：对申请人本案请求不予支持。张A不服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东方控股集团与吴某乙之间于2003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另认定，吴某乙曾为上海D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去世后股权被转让。2003年至2014年期间，吴某乙未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具备劳动者提供劳动、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等必备条件。东方控股集团确认吴某乙2003年8月进入B工作，此后先后至A公司、C公司工作。张A提供的200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任职证明、准予备案通知书、工商备案信息、2013年年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等证据可以反映上述公司系东方控股集团的关联企业及吴某乙担任东方控股集团董事的事实，但董事仅系公司法概念，吴某乙担任东方控股集团董事不代表与东方控股集团间建立劳动关系。张A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东方控股集团派遣吴某乙至上述各家公司工作。张A提供的银行对账单虽登记东方控股集团地址，但在吴某乙担任董事情况下，不排除其将东方控股集团地址作为银行账单联系地址的可能。张A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劳动关系。东方控股集团确认吴某乙于2013年9月后至Y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而张A提供的第8957号公证书、SSRL用款审批单虽反映吴某乙向蒋某某汇报工作，由蒋某某审批报销费用，但2006年8月后蒋某某不再担任东方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仅为东方控股集团董事，且公证书中有关吴某乙工资的表格抬头为“GMC/SSRL”，与用款审批单和吴某乙名片抬头一致，均非东方控股集团，上述证据既无法证明吴某乙受东方控股集团委派至Y公司工作，也无法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建立劳动关系。张A另外提供的吴某乙名片、第8956号公证书往来邮件和蒋某某的悼词、客户专用回单等证据仅能反映吴某乙为Y公司工作以及在其去世后蒋某某、东方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帮助协调后事，董某某邮件、徐某某口供等证据仅为单方陈述，在缺乏相应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吴某乙曾为东方控股集团提供劳动，接受东方控股集团管理，由东方控股集团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同时即便如张A所述，Y公司与Z公司与东方控股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张A也未能提供由东方控股集团派遣吴某乙至上述公司的相应证据，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张A主张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于2003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作出判决：驳回张A、吴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张A、吴某甲负担。判决后，张A、吴某甲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之间于2003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主要理由为：吴某乙的工作是东方控股集团的组成部分，Z公司和Y公司均为东方控股集团为了巴基斯坦的煤田项目设立，吴某乙系受东方控股集团的委派至该两公司工作；吴某乙实际受东方控股集团的管理和约束，蒋某某系B的实际控制人，吴某乙向蒋某某汇报工作，由蒋某某对其作出工作指示；吴某乙的工资由B决定和安排，其生前工作期间的工资由B决定，死后包括工资在内的善后处置方案由B研究决定并安排支付。被上诉人东方控股集团答辩称，吴某乙生前担任Z公司和Y公司的总经理，具体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巴基斯坦。工资也是由该两公司所发；蒋某某并非东方控股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东方控股集团派遣吴某乙工作或审批相关劳动报酬；东方控股集团与Z公司和Y公司并无股权上的关联关系；上诉人对于吴某乙系由东方控股集团委派至Z公司和Y公司工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某乙生前任东方控股集团的董事，东方控股集团提出应吴某乙生前的好友蒋某某的请求为吴某乙的后事提供帮助具有正当的合理性，吴某乙最后两个月工资也是Z公司和Y公司以境外人民币的方式向吴某乙生前控制的上海D有限公司支付，因此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故东方控股集团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补充一节事实，即蒋某某投资的东方E有限公司和吴江F有限公司对东方控股集团进行控股，B是蒋某某实际控制的。东方控股集团对此予以否认。经查询，东方E有限公司和吴江F有限公司虽为东方控股集团的股东，但两公司合计出资比例仅占认缴出资总额约15%；蒋某某仅系东方E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亦非控股股东；吴江F有限公司已注销，蒋某某亦非该公司股东，故对上诉人补充的该节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称Z公司和Y公司均为东方控股集团为了巴基斯坦的煤田项目设立的项目公司，吴某乙系受东方控股集团的委派至该两公司工作，但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就吴某乙的是否受东方控股集团的管理而言，上诉人提供了电子邮件等欲证明东方控股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蒋某某向吴某乙做出工作指示、吴某乙对蒋某某汇报工作，然蒋某某自2006年8月后已不再担任东方控股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亦认可蒋某某同时担任Z公司和Y公司的董事长，因此，对于蒋某某系代东方控股集团向吴某乙做出工作指示一节，上诉人的举证尚不充分。就吴某乙的工资发放而言，诚如原审所言，公证书中有关吴某乙工资的表格抬头为“GMC/SSRL”，与用款审批单和吴某乙名片抬头一致，均非东方控股集团。上诉人又称吴某乙最后两个月工资系由东方控股集团研究决定并安排支付，东方控股集团辩称最后两个月工资系由Z公司和Y公司从境外支付，对此，就邮件中“出差津贴按照GMC的规定”等表述来看，上诉人所称的系由东方控股集团向吴某乙发放工资的说法并不当然成立。综上，上诉人主张吴某乙系由东方控股集团派驻Z公司等，然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吴某乙与东方控股集团之间存在我国劳动法律框架下的劳动关系。原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坚持原诉称意见，又无新的事实与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A、吴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平
代理审判员 周 寅
代理审判员 成 阳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亚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