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5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荣峰，男，196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台商投资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园信用社，住所地泉州台商投资区。
法定代表人：曾伟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江，男，该社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添法，男，该社职员。
原审被告：薛伟灿，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原审被告：郭璇珍，女，1975年6月28日出生，回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原审被告：江育辉，男，196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原审被告：杨荣东，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台商投资区。
上诉人江荣峰因与被上诉人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园信用社（下称惠安农信社）、原审被告薛伟灿、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6）闽0521民初648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惠安农信社系经工商注册登记、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2015年4月10日，惠安农信社与薛伟灿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附：贷款利率定价补充协议）1份，约定惠安农信社自2015年4月10日起至2016年4月9日止在最高额300000元额度内向薛伟灿一次或分次发放贷款，贷款年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20%，逾期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加收50%。每笔贷款的种类、金额、用途、期限、利率和还款方式等以借款借据为准。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江荣峰自愿为薛伟灿的上述最高额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于2015年4月10日与惠安农信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及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上述合同签订当日，惠安农信社向薛伟灿发放贷款300000元，双方在借款借据中约定借款期限至2016年4月9日，借款年利率为11.77%，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利随本清。借款后，江育辉代为支付利息10782元，杨荣东代为支付利息7700元，江荣峰代为支付利息2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薛伟灿截至2016年6月20日尚欠惠安农信社本金300000元、利息17831.72元。
原审法院认为：惠安农信社与江荣峰、薛伟灿、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成立并有效。薛伟灿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还款的民事责任。惠安农信社请求薛伟灿偿还到期借款300000元、利息及罚息17831.72元，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及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计付2016年6月21日起的利息、罚息，依据和理由充分，应予支持。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江荣峰自愿为薛伟灿的上述最高额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薛伟灿追偿。江荣峰抗辩其保证担保意思表示不真实，担保的最高额债权为借款本息300000元且应由各保证人各自承担四分之一保证份额，均缺乏依据，不予采纳。薛伟灿、郭璇珍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的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薛伟灿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园信用社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罚息（截至2016年6月20日的利息、罚息17831.72元，自2016年6月2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二、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江荣峰对薛伟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薛伟灿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8元，减半收取3034元，由薛伟灿、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江荣峰负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江荣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请求撤销（2016）闽0521民初64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明显偏袒被上诉方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请求对最高额保证的“最高额”作出权威解释，排除当事人对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重新认定最高额保证的“最高额”应为全部债权余额的最高额。一审法院只认定保证人在合同上的签字事实，无视保证人提出的债权人严重侵犯保证人基本权利的事实；对“最高额”保证责任的理解也只是对格式条款的简单认同，有失公允，无法令人信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在最高额保证中，保证人的责任范围就是“最高额债权额限度内的债权余额”。二、请求重新认定本案中的最高额保证为一般保证，按照一般保证的司法解释来认定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依据《人民司法》案例的表述，本案最高限额仅对所担保主合同项下本金余额设定最高限额，未就全部债权余额设定最高限额，使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担保债权在总和上突破最高额，从而事实上成为无最高限额，不符合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本质要求。因此，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最高限额应排除当事人对于本金最高限额的约定，且只能为包括全部债权余额的债权最高限额。三、保证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债权人并没有依法履行以上提请注意义务，直接导致保证人对债权人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保证合同签订之后，债权人也没有按合同规定递交其中一份原件给保证人留存阅读。四、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通常理解：1、最高额保证，即对保证责任设定上限；2、担保责任应该是在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的前提下代其履行还款责任，即一般保证。五、因此，保证人无法认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答辩的驳回理由：“江荣峰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保证名义签名的法律后果显然是明知的。”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何来明知？保证人当然知道自己承担的是保证责任，至于是何种保证，却无从知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惠安农信社答辩称：关于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数额，在最高额借款合同中的第一款第二项中有约定最高余额贷款的解释说明，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第三条明确约定了是最高额保证责任。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也自认是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案双方均对原审查明事实无异议。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上诉人江荣峰保证担保的范围和保证方式是什么。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江荣峰、原审被告薛伟灿、郭璇珍、江育辉、杨荣东与被上诉人惠安农信社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与保证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惠安农信社在与其签订合同时，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条款，违反提请注意义务，导致上诉人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不知是最高额保证，且最高额保证范围应为债权余额。但在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四条声明条款中载明：“保证人已收到并阅知主合同所有条款，知悉主合同中所有权利义务。关于最高额度贷款在主合同中已经做出了解释：“是指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额贷款限度内，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资金供给的可能，对借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贷款。贷款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的贷款累计发放额不得超过约定的最高贷款限度。”由此说明上诉人应当已经充分知晓最高额贷款的涵义及其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且该条款为一般性说明条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并非单方面免除或限制被上诉人责任的条款，被上诉人对此条款无特别说明义务。因此，上诉人江荣峰所诉无理，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应依合同约定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上诉人江荣峰主张本案保证合同应是一般保证合同，但在其所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保证方式已明确载明：“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江荣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068元，由上诉人江荣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冠雄
审 判 员 骆志鹏
代理审判员 陈 琼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嘉锟
速 录 员 吴慧铭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