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民终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永利工业区永昌西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4627234T。法定代表人：王石歧，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景发，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春玲，女，汉族，1971年3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上诉人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春玲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3民初2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联发公司上诉请求：无须支付曹春玲2016年3月份至2017年2月份工资和生活费：80604元（10572元/月×7+1650元/月×80%×5）。事实与理由：1.2017年4月曹春玲到珠海市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联发公司拖欠工资时，联发公司及曹春玲已经确认拖欠工资数额为69574.5元，因为种种原因联发公司未能在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定的2017年5月19日支付，才导致曹春玲向珠海市斗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生活常理，如果联发公司从2015年5月开始拖欠工资，曹春玲在2017年4月投诉时不会只要求计算支付至2016年2月，而会要求计算支付至2017年4月。显然，曹春玲被拖欠的工资只是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的69574.5元。2.从2016年3月1日起，联发公司已由珠海市明创公司承包经营，承包合同约定明创公司有用工自主权，故联发公司及曹春玲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合情合理。3.因为联发公司与原来的客户之间仍有部分债权债务问题未处理，而曹春玲比较清楚相关情况，故联发公司委托曹春玲负责处理，而联发公司则委托明创公司继续以联发公司名义为曹春玲缴纳社保，符合现实社会生活实际。4.曹春玲主张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与生活常理不符，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曹春玲要求支付工资的期间，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与其到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时的主张不符。其次，联发公司委托曹春玲负责处理部分债权债务问题根本不存在上班的要求，而且正常工作时的工资才10572元/月，明创公司也是因为曹春玲工资过高才不予聘用，仅仅不定时地应付债权人的电话不可能支付如此高的费用。5.即使曹春玲所言属实，要求联发公司支付工资的计算方法也是错误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应从2016年3月起至2016年9月止，一共7个月，工资：10572元/月×7=74004元，生活费：1650元/月×80%×5=6600。6.曹春玲提供《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没有公司盖章，王金华不是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石歧，一审法院对《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定明显错误。曹春玲提供“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明细内容互相矛盾，上面明确列明2016年6月辞退补偿42009元，但又将未发工资时间计算至2017年2月，法院不应选择性适用其中部分内容。针对联发公司的上诉，曹春玲答辩称：1.曹春玲没有和联发公司书面解除劳动合同，2017年4月曹春玲到社保局投诉联发公司拖欠2015年6月到2016年10月的工资，只要求联发公司支付到2016年10月是因为2016年10月之后曹春玲就不到公司上班了，因为工作量不太大，只是通过电话处理事情。联发公司被明创公司收购之后曹春玲的办公室设在二楼，还是继续处理公司的债务问题，社保是联发公司委托明创公司为曹春玲购买。2016年10月经常有人到厂里追债，曹春玲在工厂里不安全，就回家用电话处理债务问题。仲裁的时候曹春玲是请求支付到2017年2月的工资，但仲裁裁决只算到2016年10月；2.联发公司从未明确和曹春玲解除劳动关系，曹春玲一直都是和王金水联系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石岐是王金水的叔叔。3.一审时提交的工资明细表是公司的出纳先做，曹春玲打印出来然后双方签名。当时出纳说还有10个人左右都只工作到6月份，工资结算表中结算到2016年6月的是其他员工，2016年6月曹春玲还在公司工作，还开着公司的车。出纳不知道曹春玲还继续为老板工作，所以工资明细表中才会和其他只工作到6月份的员工一样出现辞退补偿金。联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联发公司无须支付曹春玲2016年3月份至2017年2月份工资和生活费：80604元（10572元/月×7+1650元/月×80%×5）。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5日，曹春玲入职联发公司，担任材料经理，曹春玲每月应发工资10800元，实收工资10572元，联发公司亦为曹春玲购买了2012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社保。其中，从2016年3月开始联发公司为曹春玲购买社保是委托案外人珠海市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联发公司的名义购买的，联发公司亦向珠海市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书面的《委托书》，该委托书在下方落款处除加盖有联发公司印章、联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及联发公司股东王铜杰签名外，还有一人以联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名义在该份委托书上签名。2016年3月，联发公司将公司场地及设备等出租给其他人，但仍留曹春玲帮公司处理相关债务问题。但对2016年3月后曹春玲工资标准问题，联发公司称双方此时已经口头解除了劳动关系，只是请曹春玲帮助处理后续债务问题，报酬为帮曹春玲购买社保，曹春玲则称双方并未口头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且其仍在联发公司原办公地点旁临时办公点砖厂上班，只是在2016年9月之后，总经理安排其在家待命，就没有回砖厂上班，但也一直有电话沟通处理债务问题。因工资争议曹春玲向珠海市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珠海市斗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后于2017年5月13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指令联发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前向曹春玲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劳动报酬共计69574.5元。在庭审的过程中，曹春玲称其向劳动部门投诉时投诉拖欠工资期间也是到2017年2月，但当时在劳动部门调查时联发公司只确认拖欠到2016年2月，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曹春玲假如其确认到2016年2月份拖欠的工资总额是69574.5元就可以先帮曹春玲追讨这部分工资，如果对其他不服的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所以曹春玲当时就签名确认截至2016年2月联发公司拖欠曹春玲的工资总额是69574.5元，但其当时在相应的文书上有明确表示对2016年3月份之后的工资不服，但由于时间久远已记不清是在哪份文书上注明的。联发公司则只确认拖欠了曹春玲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共计69574.5元。2017年4月13日，曹春玲同以联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名义在上述《委托书》上签名之人共同签名确认了一份“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曹春玲2015年6月至今未发工资明细”，该份明细“应发工资金额”项目下载明曹春玲2015年6月应发工资为10392元，2015年7月应发工资为10435元，2015年8月应发工资为10472元，2015年9月应发工资为20283元，2015年10月应发工资为10502元，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每月应发工资均为10542元，另在应发工资金额项目下还有一笔数额为66575元的款项，在对应的备注栏中备注该笔款项性质为“旧联发业务费”，在该份明细“已发工资金额”项目下载明2016年9月已发工资1000元，2016年10月已发工资1000元，另外在该项目下还载明一笔2016年5月55546.50元的款项，并在对应的备注栏载明该笔款项为欠“欧明灿砼款”，一笔2016年11月3120元的款项，并在对应的备注栏载明该笔款项为“砼款15120元，17/4/10已付晋哥1.2万”，两笔2016年19069.50元及7500元的款项，并在对应的备注栏载明19069.50元款项性质为“旧联发，2016年6月份前欠现金单”，7500元的款项性质为“领取工资”。上述合计应发工资金额为329340.00元，已发工资金额87236.00元，未发工资金额为242104.00元。同时在该明细下方载明“经双方协商以上所欠工资的支付方式：在珠海市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出混凝土冲抵工资，单价以标号C30为基准，每立方为280元。协议签订之日，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出混凝土，直到付清工资为止，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如不能履行本协议，守约方就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在该明细下方“双方签名确定”处，曹春玲签名处亦手写载明“本人同意撤诉劳动仲裁”，联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名处手写载明“情况属实”。在一审庭审的过程中，联发公司称上述2016年9月、10月发放的各1000元是过节费，并称联发公司将公司承包给明创公司后，由于公司拖欠了很多人的款项，其中拖欠了其中一个案外人500万元，公司老板王金水躲起来不愿意露面，就从明创公司应付租金中每月安排120000元的混凝土来逐步折抵上述欠款，所以该案外人每月可以从明创公司免费拿120000元的混凝土，曹春玲就帮该案外人销售其从明创公司免费拿的混凝土并从中提取10%的差价用来抵扣联发公司欠其的工资，也就是上述工资明细中载明的2016年已发工资7500元，后来曹春玲帮该案外人销售完混凝土后，有3120元的混凝土款没有支付给该案外人，这就是未发工资明细中载明的3120元，至于2016年5月份的已发工资55546.50元是因曹春玲另外帮明创公司销售混凝土并从中赚取差价，但销售所得款项中有55546.50元没有支付给明创公司，后来因为上述案外人同时还负责处理公司与明创公司的所有事宜，当时该案外人就和明创公司的欧老板协商把上述款项转到联发公司的账目用来折抵曹春玲的工资，至于2016年的19069.50元则是联发公司称曹春玲拖欠联发公司的业务费。在庭审的过程中，曹春玲称上述明细表中载明的协商支付方式并未履行。2017年5月19日，曹春玲就本案争议向珠海市斗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请求联发公司支付其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工资219382元，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54845.5元，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8000元及其为公司垫款66575元，并称上述66575元是因为联发公司出租给其他人时由于尚有部分供货合同未履行，且承租人不愿意供货，曹春玲就代联发公司向新的承租人支付了混凝土货款66575元，新的承租人才将货供到龙山市场。珠海市斗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7月30日就该案作出珠斗劳仲裁非终字[2017]第175号仲裁裁决，认为由于双方在仲裁庭审中均确认联发公司尚拖欠曹春玲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工资共计69574.5元，且由于联发公司没有证据证实与曹春玲在2016年3月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对联发公司主张已解除与曹春玲的劳动合同不予采信，但由于曹春玲称联发公司出租给其他人后其2016年9月之后，就没有再回公司上班，可视为自2016年9月之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在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因此，自2016年3月起至2016年10月止，联发公司仍应按照10572元/月的标准向曹春玲支付工资，共计84576元（10572元/月×8个月）；自2016年11月起至2017年2月期间生活费为5280元（1650元×80％×4个月），扣除联发公司2016年9月、10月已支付的2000元，联发公司应支付拖欠的工资157430.5元。并认为曹春玲要求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54845.5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时认为由于双方确认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但对于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的时间及原因存在争议。联发公司称双方于2016年3月口头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曹春玲认为因2017年3月联发公司停缴社保导致劳动合同关系非法解除。由于2016年9月联发公司安排曹春玲停工待命后，曹春玲未再复工，2017年3月联发公司停缴社保，因此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时间为2017年3月。对于劳动合同解除原因，由于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曹春玲提交社保缴费记录也只能证实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不能就此认定系联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属违法解除，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29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无法证明劳动者的离职原因，可视为用人单位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故根据曹春玲的工作年限，联发公司应向曹春玲支付经济补偿金54000元（10800元/月×5年）。至于曹春玲为公司垫付的费用66575元，由于曹春玲主张该笔费用是为联发公司向新的公司承租人支付混凝土货款，新的承租人才肯供货龙山市场工地，故该笔垫付费用，并不是基于履行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曹春玲的该项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不予审处。2017年8月15日，联发公司签收了上述仲裁裁决书，并因对仲裁裁决不服于2017年8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联发公司称对仲裁裁决认定的曹春玲于2012年7月15日入职联发公司，担任材料经理，应发工资10800元，实收工资10572元，联发公司于2016年9月、10月各向曹春玲各支付1000元的工资及2017年3月停缴曹春玲社保均无异议，并称对除仲裁裁决认定其与曹春玲在2016年3月之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及要求其向曹春玲支付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和生活费有异议外，对其他无异议；曹春玲则称对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并称对除仲裁仲裁认定联发公司应向其支付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生活费而非工资及其主张垫付的货款66575元不予审处外，对其他认定没有异议。联发公司和曹春玲均确认曹春玲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应发工资总额并非69574.5元，但由于一部分工资已经扣减，因此在此期间联发公司仍拖欠曹春玲的工资为69574.5元，联发公司又称上述已支付的工资是从曹春玲所结的业务款中按比例抵扣的，并称除了抵扣的2015年6月到2016年2月曹春玲的工资外，其未向曹春玲发放过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一是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联发公司和曹春玲是否还存在劳动关系及在此期间联发公司是否应当向曹春玲支付工资或生活费的问题；二是关于曹春玲在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的66575元垫付款是否应当在一审案件中一并处理的问题。首先，关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联发公司和曹春玲是否还存在劳动关系及在此期间联发公司是否应当向曹春玲支付工资或生活费的问题。一审案件中，曹春玲在上述期间一直有为曹春玲购买社保，且在联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曹春玲在2017年4月13日签名确认的曹春玲未发工资明细中也载明曹春玲应发工资至2017年2月，在此情况下，联发公司主张其和曹春玲已于2016年3月口头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在曹春玲对该事实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因此联发公司应就其所主张的其与曹春玲在2016年3月即已口头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案件中联发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联发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确认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联发公司和曹春玲仍存在劳动关系，联发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向曹春玲支付劳动报酬。但由于联发公司和曹春玲均确认在2016年3月联发公司已将厂房、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留任曹春玲只是为了处理后续债务问题，而且曹春玲本人也确认从2016年9月开始其就不需要回公司上班，因此可视为自2016年9月之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规定，由于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已经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因此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联发公司仍向曹春玲支付工资，对超出一个工资周期的，且联发公司也未安排曹春玲工作，则应向曹春玲支付生活费。因此劳动仲裁认定联发公司应自2016年3月起至2016年10月止，按照10572元/月的标准向曹春玲支付工资84576元（10572元/月×8个月），自2016年11月起至2017年2月期间向曹春玲支付生活费5280元（1650元×80％×4个月），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该期间联发公司已向曹春玲支付工资的数额，虽然除仲裁裁决认定的2000元，根据曹春玲提交的未发工资明细中尚载有一笔7500元的工资，但由于其并未对应具体的月份，且联发公司和曹春玲均确认曹春玲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存在抵扣情况，联发公司也确认上述期间未向曹春玲发放过工资，因此对仲裁裁决认定在该期间联发公司已向曹春玲支付2000元的工资，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可。综上，联发公司仍需向曹春玲支付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和生活费共计157430.5元（69574.5+84576元+5280元-2000元）。至于联发公司所称的曹春玲在向劳动部门投诉时并未投诉上述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拖欠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一是联发公司并未就曹春玲向劳动部门投诉时投诉内容是否包含该期间的工资提交证据证明，二是即使曹春玲未投诉该期间的工资，并不代表曹春玲确认不存在争议，最后从曹春玲提交的未发工资明细中，也明确载明应向曹春玲发放该期间的工资，因此对联发公司的该项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曹春玲在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的66575元垫付款是否应当在一审案件中一并处理的问题，由于一审案件系劳动争议案件，而曹春玲主张的该项费用并不是基于履行劳动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仲裁裁决认定曹春玲的该项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不予审处，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理，至于曹春玲提交的未发工资明细中载明的其他已发款项，由于均载明并非工资款，且曹春玲也主张联发公司尚拖欠其其他款项，联发公司也未主张抵扣，故一审法院亦不予处理，若联发公司和曹春玲对上述费用仍有其他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至于仲裁裁决认定的其他事项，由于联发公司和曹春玲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直接予以维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曹春玲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生活费共计157430.5元；二、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曹春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000元；三、驳回曹春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已预交，由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联发公司请求不予支付曹春玲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工资和生活费，应就其所主张的其与曹春玲在2016年3月即已口头协商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不但联发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事实，而且从曹春玲的社保缴纳情况以及2017年4月13日的未发工资明细来看，曹春玲与联发公司在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联发公司主张曹春玲在向有关部门投诉时仅主张工资计算至2016年2月，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虽然2017年4月13日的未发工资明细中记载有2016年6月辞退补偿42009元，但曹春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并不足以否认曹春玲与联发公司在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计算曹春玲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和生活费的方法符合《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并无不当，联发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曹春玲的工资和生活费计算方法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珠海市联发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