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3民终16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颜汉楚，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振勇、邹湘雩，均为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号新闻大厦20层，组织机构代码892225968。	负责人：郭振雄，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丽娴、张正军，均为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颜汉楚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太平洋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84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颜汉楚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审理。主要事实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系本案适格主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无据。（1）上诉人对保险车辆实际控制、占有、使用、收益，运营中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并自付交强险、商业险保费，为保险车辆的所有权人、实际投保人，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上诉人与案外人深圳市XX物流有限公司为达成公路货物运输业务的合作，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签署了《运输业务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由上诉人将车牌号为粤Ｂ×××××的车辆（下称保险车辆）挂靠在案外人名下，经营案外人指定的运输业务，接受案外人的监督、调配及管理，并由上诉人自行支配、控制保险车辆，享有营运收益并承担营运成本，包括营运中产生的所有法律风险并支付包括保险费、停车费、车辆维修费在内的所有成本费用。可知上诉人作为挂靠人、保险车辆的实际车主及实际投保人，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金请求权。（2）保险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年9月7日，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重新出具的《保险单凭证》显示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31日00时起至2015年10月30日24时止，证明上诉人系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23日将保单批改后，重新以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出具了《保险单凭证》，显示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31日00时起至2015年10月30日24时止，而保险事故发生于2015年9月7日，即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及索赔权益人，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有权请求被上诉人赔付保险金。（3）退一万步而言，即便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前、发生时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但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已以批单形式将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上诉人，并经被上诉人书面确认，上诉人有权根据批单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根据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的保险批单显示，被上诉人经上诉人及案外人深圳市XX物流有限公司申请，同意将被保险人及索赔权益人均变更为上诉人，批单自2015年9月24日00时00分起生效，但依然处于保险期间。据此可知，即便在事故发生前、发生时，上诉人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但事故发生后，案外人申请将被保险人及索赔权益人变更为上诉人，即应视为其以批单形式将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了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对此并无任何异议，同意将索赔权益人变更为上诉人，应视为自批单生效之日起，上诉人对保险车辆已具有保险利益，有权办理保险理赔事宜，被上诉人理应根据批单向上诉人支付保险金。（4）上诉人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实际投保人、车辆的所有权人所拥有的保险利益远高于案外人作为车辆挂靠企业、名义车主、管理人及保险费代缴人，上诉人主张保险金理赔符合保险法的规定。虽然根据车辆管理部门的车辆登记信息显示，保险车辆目前仍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但不应以机动车登记判别车辆所有权。汽车属于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国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其物权变动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机动车辆登记仅是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手段，不产生物权效力。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明确指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根据上述规定，案外人虽登记为车辆所有人，但其并非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未支付车辆对价，故不应以机动车登记判别车辆所有权，案外人仅为名义车主。由于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名下，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只能为案外人，上诉人只能通过案外人代缴相关交强险、商业险保费。但上诉人通过案外人为自己所有并运营的车辆投保，并通过案外人订立财产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对自己合法占有的车辆可能产生的风险及经济损失，而从财产保险合同所涉及的各方保险利益比较，上诉人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实际投保人、车辆的所有权人所拥有的保险利益也远高于案外人作为车辆挂靠企业、名义车主、管理人及保险费代缴人，因此，无论是从财产保险合同的真正目的抑或从财产保险合同所涉及的保险利益，上诉人主张保险金理赔均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和立法精神。	（二）上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当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立案，经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查证未查明下落已逾六十天，符合财产保险合同的赔付条件。且上诉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当日已通知被上诉人查勘定损并请求赔付，但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做出核定，也未自做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根据《机动车全车盗抢损失险条款》第六条第1款：“保险期间内，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1、保险机动车（含投保的挂车）全车被盗抢、被抢劫、被抢夺，经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立案证实，满六十天未查明下落。”而根据《报警回执》及《立案告知书》显示，上诉人于2015年9月7日事故发生时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警，并经东莞市公安局于当日立案，且原审法院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也已核实该抢劫案目前仍处于刑事侦查阶段，暂无法查实下落，显然公安机关未查明下落距今已超过六十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请求保险金赔付合法有据。而根据《机动车全车盗抢损失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收到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后最长应当在三十日内及时作出核定，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并说明理由。然而被上诉人显然没有依据上述条款对本次保险事故作出任何核定，亦没有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被上诉人已违反保险合同约定。综上所述，案外人已明确将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亦明确将索赔权益人变更为上诉人，保险事故亦发生在保险单凭证所显示的保险期间内，上诉人作为实际投保人及实际车主，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裁定驳回起诉于法无据。特此上诉。	被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以及事故发生时对涉案车辆具有保险利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原告也即上诉人颜汉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以粤Ｂ×××××机动车辆全车盗抢损失险最高保额向原告支付保险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2383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深圳市XX物流有限公司（下称XX公司）以车牌号码为粤Ｂ×××××的重型厢式货车向被告投保机动车辆商业保险，被告签发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及行驶证车主均为XX公司，新车购置价27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31日0时起至2015年10月30日24时止，承保险别包含有全车盗抢险（附不计免赔），赔偿限额为223830元。	原告称其于2015年9月7日驾驶保险车辆行驶至广东省××中堂镇××国道时，保险车辆被抢夺，原告遂于当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报警。根据原告提交的东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公安机关已于报警当日决定对原告被抢劫案立案侦查。此外，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东泊派出所核实的情况可知，该抢劫案目前仍处于刑事侦查阶段，且被抢劫车辆暂无法查实下落。	事故发生后，原告与XX公司申请将粤Ｂ×××××车辆所对应的上述保单项下的被保险人批改为原告，被告出具的批单显示批改内容自2015年9月24日0时起生效。根据车辆管理部门的车辆登记信息显示，保险车辆目前仍登记在XX公司名下。	原告与XX公司在2014年10月20日就“公路货物运输业务合作”事宜签订了一份《运输业务经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车牌号为粤Ｂ×××××的车辆，与甲方（即XX公司）合作，经营甲方指定的运输业务，由乙方（即原告）负责驾驶，乙方享有营运收益并承担营运成本；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整车往返运输业务，保障乙方的运营收益，并负责对所提供的运输业务进行全面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依照上述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为被保险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利益，旨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的出险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在事故发生前为一种期待或期待权，而在事故发生后则转为为现实权利，是一种既得权，可归入被保险人的财产范畴，并依法进行转让。本案中，原告并非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因保险车辆被抢而具有经济损失并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为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即XX公司；XX公司对保险车辆享有的保险利益，在事故发生后已经转化为对保险人即被告享有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债权，此后被保险人虽更改为原告，但未有证据显示XX公司已将其对被告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故原告无权据此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并非事故发生时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事故发生后亦未受让取得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其主体并不适格，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颜汉楚的起诉。一案案件受理费4657元（已由原告预交），退还给原告。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根据车辆管理机关的车辆登记资料，涉案的车辆于2014年7月8日抵押给XX汽车财务有限公司，该车辆被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693号案于2015年9月18日查封，其后有多个案件轮候查封。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主要争议焦点是颜汉楚是否已受让理赔请求权、是否是适格的原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条规定：“（第一款）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第二款）变理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按上述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保险合同，变理的方式有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以及书面的变更合同两种形式。本案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在保险凭证上批注，将被保险人变更为颜汉楚，符合上述规定的变更方式。故可以认定XX公司已将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颜汉楚，保险公司也通过批注同意转让。	关于保险合同的变更是否包括对已发生的保险理赔请求权的转让，合同的内容主要由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所负义务包括合同的主义务以及由违反主义务或者约定的特定事由发生而导致应承担的责任，该责任相对于主义务可称为第二义务。已发生的第二义务形成债的请求权。合同的转让也即权利义务的转让是否包括基于第二义务的债权请求权的转让，取决于合同双方的约定，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则可以通过分析合同转让的目的、合同的属性和类型、合同的其他条款等因素的来对转让的范围作出正确解释。本案，双方未明确约定是否已将变更前已形成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颜汉楚，但该保险金请求权是基于车辆被盗抢险而产生，车辆被盗抢后，除了保险金请求权外，合同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因保险标的物已不存在，难谓仍然有继续履行的意义。而XX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车辆被盗抢后，未积极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而是向保险公司申请将被保险人变更为颜汉楚，故按双方目前提交的证据，难以否定合同的变更并不包括变更前的保险金理赔请求权的转让。故从表面证据看，颜汉楚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其作为原告的主体适格。至于在实体审理过程中，双方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合同的变更未包括本案的保险金理赔请求权的转让，以及抵押权对保险金理赔请求权转让的影响，应当在实体审理中进行认定，并作出相应的实体处理。在认定抵押权对保险金理赔请求权转让的影响时，是否应当追加车辆的抵押权人，也是程序上应当考虑的因素。	关于颜汉楚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车辆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保险利益是针对被保险人而言，而认定被保险人和保险利益的时点是事故发生之时。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XX公司而非颜汉楚，在事故发生时如果XX公司具有保险利益，并且也符合理赔的其他条件，则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如果在保险事故发生时XX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即使其后XX公司将被保险人变更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的他人或者将理赔请求权转让给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的他人，也无法使得该他人对保险金有请求权。故本案在事故发生时颜汉楚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利益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原审裁定对保险利益的论述有不当，在实体审理中应当予以注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842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肖宏开	审判员  黎康养	审判员  刘向军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陈 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