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云01民终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伟国，男，197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林保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水岸星城19幢1单元5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豫勇，云南辩策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任云，男，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现在云南省宜良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伟国因与被上诉人石林保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达公司）、原审第三人任云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6民初107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邱伟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6民初1076号民事裁定；2.指令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剥夺了法律赋予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权利，严重违背民事案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未能保障上诉人及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已生效并执行的（2015）石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已取得本案诉争的十八套房屋，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云01民终165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任云取得房屋后因资金需求，将房屋让与给上诉人，并指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事实。第三人任云亦认可以上确认事实、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以上事实及行为既未违反法律规定，亦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为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对《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既确保了原判决的既判力，也一次性解决了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但蹊跷的是，一审法院却置利害关系人——本案第三人任云的意愿不顾，书面理解并以上诉人与第三人任云的另一个《合同》是借款合同为由，裁定驳回了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请（因诉争房屋尚未竣工验收、又被保全，实际交房不能，《商品房购销合同》亦未能进行备案，上诉人无奈只能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一审法院的裁定既严重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违背了原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又将导致原生效判决确认给第三人任云的房屋变成不确定，上诉人、第三人任云在以房抵债行为一系列问题导致承担刑事责任后，还将走上漫长的寻求权利保护的诉讼之路。而反观被上诉人，其经法院确认以房抵债，而得以在其他诉讼中不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责任；在本案中房屋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确认有效之诉又被驳回，可谓是案件的唯一受益人和赢家。但该以房抵债时至今日，不论是上诉人还是第三人的权利均未得到保障，未实际拿到房子。甚至，庭审时被上诉人还扬言要追究因以房抵债行为产生的系列问题导致坐牢的第三人任云的赔偿责任。而在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两位诉讼代理人均自由讨论并多次反言，法庭不仅不阻止，反而总结、添加对其有利的言语予以记录。却限制上诉人陈述发言，严重违反了规定，既损害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亵渎了法院的公正形象。综上，一审法院整个审判过程有严重倾向，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没有依法保障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平等的享有诉讼权利，未对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法律适用上平等对待，严重违背了民法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其作出的一审裁定应予以撤销。二、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购房款并非双方所签《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有效要件。《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4年8月12日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该合同既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无效情形，支付购房款为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过程中的问题，并非合同有效的构成要件。其次，被上诉人虽然没有直接收到上诉人的购房款，但作为以房抵债的对价，其应支付第三人任云的工程劳务款项已抵销，与其实际收到购房款的效果并无区别，第三人任云亦认可该抵销行为。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完全站不住脚。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至今已经两年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任云均未对该《商品房购销合同》提出过异议，要求变更或撤销。被上诉人撤销权已经丧失。相反地，在相关案件中，被上诉人还把合同签订当日出具给上诉人的《销控单》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其已履行了与第三人任云的约定。“现任云由于资金需求，需将保达公司处抵得的房屋让与他人，……另重新与任云指定的邱伟国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原三方协议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邱伟国无关”，该事实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从该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是基于房屋让与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签订是基于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本案的第三人任云亦对该房屋买卖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如主张双方房屋买卖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应对该法律关系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能对此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四、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该商品房买卖关系外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适用一审裁定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首先，该规定针对的是担保合同和借贷合同的合同主体均为同一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双方法律关系；本案中，《商品房购销合同》的主体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的主体为上诉人与第三人任云，并不适用该规定。其次，《合同》当事双方的上诉人与第三人任云均认可上诉人支付的243万元为购房款，《合同》只不过是基于房价较低情况下为保障双方权益而为。换个角度，假设双方签订《合同》时为借贷合同，但过后双方一致确认变更为买卖关系，既未违反法律规定，也未损害他人利益。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何况本案中上诉人及第三人任云均确认该款项为购房款。一审法院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于不顾，却要生搬硬套《合同》的文字作为驳回上诉人诉请的依据，其居中审判，司法为民的宗旨何在？在被上诉人完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其作为保证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明确双方为房屋买卖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事实如此认定并进行裁决，完全沦为被上诉人房地产商的诉讼代理人。
被上诉人保达公司答辩称，一、邱伟国与任云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在邱伟国起诉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况下，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邱伟国18套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4069275元（以下均为人民币），该款项邱伟国并未支付过给被上诉人保达公司，而邱伟国于2015年1月19日向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起诉状中确定的是于2014年8月14日借给任云1**万元，并要求任云归还的借款为130万元及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相应的利息；2.邱伟国出示的任云本人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收条”，其中注明任云收到的款项为243万元，邱伟国在庭审的当庭陈述向任云支付6笔款项为1894000元，其余为现金，但是，邱伟国却未提交相应的打款凭证、银行流水等第三方金融机构的相应凭证或票证来加以证实；3.按正常情况来说，邱伟国以130万元购买价值4069275元的房屋，这不是正常的等价交易的行为；4.邱伟国是通过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来对任云向邱伟国借款的担保。二、一审法院依法维护法律赋予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权利，充分尊重民事案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依法保障邱伟国及任云、被上诉人保达公司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三、邱伟国是通过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来对任云向邱伟国借款的担保，一审的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也向邱伟国进行释明：可依法变更诉讼请求，即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但是，邱伟国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四、邱伟国是通过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来对任云向邱伟国借款的担保，因此，《商品房购销合同》自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五、一审中的证据已经充分证实了邱伟国与任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邱伟国是通过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来对任云向邱伟国借款的担保。
原审第三人任云述称，一、认可上诉人邱伟国提出的意见。任云与邱伟国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不是借贷关系。2014年6月28日，被上诉人保达公司、江西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任云签订了《关于石林县“创富广场”项目工程款支付的三方协议》，由保达公司把创富广场在建房屋19套作价4346000元抵给任云，同时和任云签署了19套房屋后由任云将房屋进行处置，然后支付农民工工资。2014年8月11日，保达公司和任云签订《房屋过户协议》，约定：现任云由于资金需求，需将从保达公司处抵得的房屋让与他人，应任云要求，保达公司收回原先与任云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并进行销毁，另重新与任云指定的邱伟国签订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2014年8月12日，保达公司和邱伟国签订了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并出具销控单和购房收据。对于上述事实，首先，任云认可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另外，房屋让与邱伟国的事实保达公司也是认可的，否则不可能和邱伟国签订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并出具销控单和购房款收据。另外在（2015）石刑初字177号《刑事判决书》、（2016）云01民终1656号《民事判决书》中也对上述事实予以了确认。任云和邱伟国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裁定驳回邱伟国的请求，受益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达公司，保达公司既不用向农民工支付工资，也不用向任云支付工程款，并且庭审时还表示也不会向任何人交付18套房屋。二、一审法院对任云和邱伟国之间就18套商品房的关系进行认定，以及对2014年8月14日签订的《合同》性质进行认定，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侵害并处分了任云的权利，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案由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不是民间借贷纠纷，邱伟国诉保达公司，要求法院确认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有效，法院只需查明邱伟国和保达公司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即可。2.一审法院对任云和邱伟国之间就18套商品房的关系进行认定，以及对《合同》性质进行认定，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任云和邱伟国之间转让18套商品房行为的效力，根据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应该以任云和邱伟国的意思表示为准，而不是由法院在当事人未起诉的情况下来进行揣测和曲解。对于当事人没有诉请法院裁决的事项，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来进行认定完全没有依据，并且法院的认定也违背事实。三、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之间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如何应从合同本身来判断，购房款是以任云工程抵款的方式支付，保达公司也向邱伟国出具收据确认上述款项。任云认为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有效的。1.从主体看，保达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邱伟国是自然人，符合签订合同的主体要件；2.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看，保达公司将18套商品房出售给邱伟国，合同约定很明确，其中没有关于借款用商品房做担保或者抵押的内容，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或者担保关系；3.从保达公司开出的《销控单》和《购房合同》看，保达公司是向邱伟国出售18套商品房，以上事实都证明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特征，因而邱伟国起诉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邱伟国之所以会和保达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因为任云为了支付农民工工资将从保达公司处抵来的房屋转让给邱伟国，任云认可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之间签订的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另外任云将18套《商品房购销合同》让与邱伟国的行为也得到了保达公司的认可，有任云和保达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签订的《房屋过户协议》为证，也就是说这是当事三方都认可的行为。综上，邱伟国和保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
原告邱伟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购买位于石林××××山路“石林·时尚中心”项目房号为B2幢第四层25号，面积为48.58平方米，价款为176831.00元的房屋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保达公司、任云及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于2014年6月28日签订《关于石林县“创富广场”项目工程款支付的三方协议》，由保达公司把“创富广场”项目（现项目名称为“石林·时尚中心”）在建19套房屋作价4348166.00元抵偿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欠付任云的工程款4346000.00元，以结清三方之间的工程欠款。之后保达公司与任云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并出具销控单。2014年8月11日，任云与保达公司签订《房屋过户协议》约定任云为支付农民工工资，需将从保达公司抵得的19套房屋中的18套作价4067109.00元让与邱伟国；应任云要求，保达公司收回与任云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并进行销毁，另重新与任云指定的邱伟国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等内容。2014年8月12日，保达公司就涉案房屋与邱伟国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并出具销控单及18套房屋合计4067109.00元的购房款收据。而任云于当天向邱伟国出具收到邱伟国支付上述房屋243万元购房款的收据。2014年8月14日，邱伟国与任云签订《合同》约定任云向邱伟国借款243万元，借款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为确保本合同的履行，双方约定以下事项，邱伟国明知任云已经取得“石林·时尚中心”B2幢第三层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28号、29号、30号、31号房屋以及第四层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28号、29号房屋的权利凭证及款项给付凭证，以及对滨江俊园第5幢1单元1009号房屋由邱伟国自行处分及全额收益权；邱伟国与保达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及收款收据，任云对此不持异议；若任云按期向邱伟国归还本协议涉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则任云有权重新取得以上19套房屋的所有相关权益，不再另行给付其他款项；若任云到期未归还借款，则以上19套房屋与任云无关，邱伟国可自行处分；若任云在借款期限内处分以上所列房屋，则需经邱伟国同意，处分房屋所得价款应进邱伟国账户并优先偿还任云对邱伟国所欠借款；任云到期或提前全额归还邱伟国借款后，邱伟国须无条件配合任云赎回房屋，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解除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任云自行承担，如因邱伟国未配合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任云可自行处置并要求邱伟国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邱伟国提交《商品房购销合同》、销控单及《房屋过户协议》等证据欲证实其与保达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但邱伟国实际没有向保达公司付款，故邱伟国与保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性质取决于邱伟国与任云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的法律关系。虽然邱伟国与任云均表示二人以243万元买卖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18套房屋，但双方未就买卖行为签订合同，反而签订《合同》约定由任云向邱伟国借款243万元，该行为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而根据《合同》的约定内容可以确认任云与邱伟国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双方没有真正转让房屋的意思，其真实意思是设定担保。由此，任云指示保达公司与邱伟国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为任云与邱伟国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现邱伟国基于买卖关系对保达公司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向邱伟国释明后，其仍坚持其诉请。一审法院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邱伟国的起诉。”
二审中，上诉人邱伟国补充提交了：起诉状、立案通知书、撤诉裁定、立案接受凭证等，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5月9日起诉确认合同效力，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因上诉人是18案一并提起诉讼，合并程序不合法，所以上诉人撤诉，加之撤诉是考虑了诉讼成本，房屋实际上是“烂尾楼”状态，也履行不了等因素。经一审法官做工作后，上诉人撤诉后只就确认合同有效提起了起诉，以便以后可以备案登记。被上诉人保达公司质证认为，该部分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审第三人任云同意上诉人邱伟国的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邱伟国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的事实认定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另外，从一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调查笔录看，原审第三人任云首先认可过其与上诉人邱伟国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之后又予以否认，变更为其与上诉人邱伟国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该项陈述前后不一，构成反言，且其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而对原审第三人任云与上诉人邱伟国之间构成何种关系本院在说理部分将结合本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予以确认，在事实认定部分不予确认。
综上，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邱伟国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在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向上诉人邱伟国出具了销控单及购房款收据，原审第三人任云亦向上诉人邱伟国出具243万元购房款的收据。虽从合同的形式及履行过程看，上诉人邱伟国及被上诉人保达公司之间已经履行了部分房屋买卖义务，但上述合同中所涉的房屋，均与上诉人邱伟国与原审第三人任云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原审第三人任云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案外人江西省汉威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石林县“创富广场”项目工程款支付的三方协议》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关系。从上诉人邱伟国与原审第三人任云签订《合同》约定主要内容看：“……若任云按期向邱伟国归还本协议涉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则任云有权重新取得以上19套房屋的所有相关权益，不再另行给付其他款项；若任云到期未归还借款，则以上19套房屋与任云无关，邱伟国可自行处分；若任云在借款期限内处分以上所列房屋，则需经邱伟国同意，处分房屋所得价款应进邱伟国账户并优先偿还任云对邱伟国所欠借款；任云到期或提前全额归还邱伟国借款后，邱伟国须无条件配合任云赎回房屋，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解除合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任云自行承担，如因邱伟国未配合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任云可自行处置并要求邱伟国赔偿损失……”首先，上诉人邱伟国与原审第三人任云之间存在243万元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该款项与《商品房购销合同》中所涉的243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双方对此亦均予以认可；其次，上诉人邱伟国与原审第三人任云对上述《商品房购销合同》所涉房屋相关处理方式达成了附条件的约定，房屋与243万元的偿还方式有直接关系，即：如果借款还清，房屋归原审第三人任云；如果借款未还清，房屋由上诉人邱伟国处置。由此可见，上诉人邱伟国与被上诉人保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与上诉人邱伟国与原审第三人任云之间签订《合同》相互关联，可以得出《商品房购销合同》实质上是为原审第三人任云与上诉人邱伟国之间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结论，并不能得出上诉人邱伟国及原审第三人任云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的结论。上诉人邱伟国及原审第三人任云二审中均坚持双方为房屋买卖关系的观点因与上述分析不吻合，且无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经审查，上诉人邱伟国一审及二审均表示其因需下一步对房屋备案登记，且房屋实际交付不了的实情等，而仅对《商品房购销合同》起诉确认合同有效诉讼，而不对其与原审第三人任云之间的借款关系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邱伟国的起诉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人邱伟国起诉的裁定正确，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邱伟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章亮
审 判 员 刘 涛
审 判 员 荆 瑛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法官助理 龚 庆
何永伦
书 记 员 王崟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