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52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301号12楼。
法定代表人：陈迪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生，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其明，上海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金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路2659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郁永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荣、郦诗远，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鑑明，男，1956年2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佩国、李娜，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建工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金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工公司）、叶鑑明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4民初16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苏建工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曹生先生、胡其明律师,被上诉人金工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郦诗远律师、被上诉人叶鑑明之委托代理人沈佩国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苏建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的施工范围能够确定。其签订的施工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负责完成整个电气系统的安装，其施工范围与Z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电气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范围一致，可见Z公司将电气系统的安装劳务分包给了上诉人。机电总包单位XX公司在（2007）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74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施工范围情况说明函件》中明确上诉人承担了上海A中心办公楼的电气工程安装施工等，该案中，XX公司、金工公司、Z公司均确认上诉人的施工范围。金工公司庭审中承认其仅收取管理费属被挂靠单位。在一系列生效判决中，认定上海A中心工程尾款应就XX公司与金工公司、Z公司之间的相关工程合同价款与审价报告认定的变更工程量价款及XX公司的已付工程款一并进行结算。
金工公司和叶鑑明应当结清上诉人工程款。虽然三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鉴于生效判决认定施工主体为金工公司，叶鑑明为实际承包人，两者实际接受了上诉人的施工义务，应承担事实合同之责任。上诉人的诉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金工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工程是叶鑑明挂靠其公司，上诉人是与叶鑑明而非金工公司联系，该项目在2006年完工，质保期业已届满，上诉人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叶鑑明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抗辩理由与一审一致。
江苏建工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金工公司、叶鑑明共同支付江苏建工公司工程款2,975,286.32元；2.金工公司、叶鑑明共同支付江苏建工公司利息损失，以2,975,286.32元为本金，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上海市徐汇区上海A中心强弱电系统工程，2004年2月18日，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与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签订《上海A中心电气系统施工合同》。其中约定：乙方（Z公司）须依照甲方（Y公司）已提供由发包方“上海A有限公司”于2003年2月编制及发出的机电分包工程议标文件连技术规范所述的要求和招标图纸所示，完成整个电气系统装置的供应、安装、调试、操作及维修等各项工作，合同价款约定为3000万元，属综合性包干价格；合同及付款安排为：1、乙方将合同价24,433,083元暂定为设备及材料费用。部分设备及材料会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进行采购。乙方同意此等款项相等于甲方支付乙方之工程款。2、乙方将合同价5,566,917元定为安装劳务费，乙方委托上海C有限公司庙行分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及江苏省D有限公司（江苏建工公司原名称）与甲方分别签署3,566,917元及2,000,000元安装劳务合同。乙方要求甲方将安装劳务费的工程款直接支付到C公司及江苏建工公司账户，乙方同意此等款项相等于甲方支付乙方之工程款。总承包工程的正式开工日期为2003年12月15日，预计完工日期2004年12月。合同另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应约定。
同日，Y公司（甲方）与Z公司（乙方）签订《上海A中心弱电系统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将上海A中心弱电系统施工委托给乙方执行。合同价款为1300万元，属综合性包干价格，合同及付款安排为：1、乙方将合同价960万元定为设备及材料费用。部分设备及材料会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进行采购。乙方同意此等款项相等于甲方支付乙方之工程款。2、乙方将合同价340万元定为安装劳务费，乙方委托金工公司与甲方签署安装劳务合同。乙方要求甲方将安装劳务费的工程款直接支付到金工公司账户，乙方同意此等款项相等于甲方支付乙方之工程款。总承包工程的正式开工日期为2003年12月15日，预计完工日期在2004年12月。
后Y公司（甲方）与C公司（乙方）签订《上海A中心电气系统劳务合同》，约定Z公司与Y公司签订的前述《上海A中心电气系统施工合同》中的部分安装工程由C公司施工；合同总造价为3,566,917元，属综合性包干价格。同期，Y公司（甲方）又与江苏建工公司签订《上海市B中心电气工程施工劳务合同》，约定Z公司与Y公司签订的前述《上海A中心电气系统施工合同》中的部分安装工程由江苏建工公司施工；合同总造价为200万元，属综合性包干价格，江苏建工公司每月向Y公司提交付款申请，Y公司参照完成工作量百分比付款，保修金为每月累计工程款的10%直至累计保修金达到合同总价的5%为最高限额。
Y公司亦与C公司签订《上海A中心弱电系统劳务合同》，约定Z公司与Y公司签订的前述《上海A中心弱电系统施工合同》中的安装工程由C公司施工；合同总造价3,014,130元，属综合性包干价格。另就上述弱电系统劳务工程，Y公司还与案外人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金额为385,870元。该合同金额与C公司劳务合同涉及金额3,014,130元的总和即为弱电系统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劳务分包款340万元。Y公司已向E公司全额支付385,870元。
2005年1月21日，Y公司（甲方）与C公司（乙方）签订《上海A中心工程合同》，约定由C公司承包上海A中心供应及安装门禁控制系统工程，乙方属一次性包干，即包括供应、安装以上施工内容，协调及配合工地其他专业，调试人工、验收资料、利润、税金等；工程价款为130万元。
2004年1月至2005年6月期间，金工公司及叶鑑明共支付江苏建工公司5,603,879元，其中现金为291万元（注：江苏建工称现金中的239万元为叶鑑明支付给其的代购材料款项，非工程款，叶鑑明对此不予认可），其中1,893,879元（支票）为Y公司支付的前述合同价款200万元的一部分，合同价剩余106,121元为金工公司垫付。另有一笔24万元的工程款，因叶鑑明无法提供收据原件，江苏建工公司不予确认。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期间，Y公司还与江苏建工公司就上海A中心强、弱电系统签订了5份施工劳务合同，金额总计272,415元。该5份合同系江苏建工公司直接与Y公司签订并结算的，已结算完毕。
2006年12月15日，系争工程保修期届满。
2007年5月17日，C公司注销。
金工公司于2007年12月12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07）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174号民事诉讼，要求Y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审理中，2008年2月22日，Z公司出具《说明》，载明：“我司系Z公司，在嘉华中心项目建设中，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系友好合作单位，实际为同一利益体，合同也一直由金工公司履行。2005年8月8日，我司曾应Y公司要求，声明我司在嘉华中心项目有关权益均由金工公司承继。在建交委协调会上，双方也再次明确，嘉华中心项目中，所有强弱电工程未结款项均由金工公司办理。现再次说明，我司在嘉华中心项目的有关权益均由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承继，有关权利也由该公司主张。”2010年4月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Y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1年4月2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案执行中，金工公司与Y公司达成和解，Y公司支付金工公司830万元了结了纠纷。
2011年7月，Z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前案判令支付给金工公司的工程款中的7,855,434.14元实际归其所有，由金工公司支付给其。法院审理后认为Z公司借用金工公司名义、资质、施工力量履行施工合同，遂于2013年4月判决金工公司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从Y公司取得的工程款中的7,672,738.64元给付给Z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实际施工主体为金工公司，遂于2013年10月判决驳回了Z公司的诉讼请求。其后，Z公司又向市高院申请再审，市高院于2014年10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5年7月，市检察院向市高院就该案提起抗诉，市高院指定一中院再审。一中院再审后于2016年5月维持了原二审判决。
上述案件中，Z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均为胡其明律师，也即本案江苏建工公司的诉讼代理人。
江苏建工公司为证明催讨工程欠款的事实，提供了2006年12月30日、2010年5月的函件（注：江苏建工公司称均当面交给了叶鑑明），以及2011年5月向Z公司主张欠款的函件及Z公司回函。叶鑑明否认收到了前两份函件，金工公司与叶鑑明并对2011年5月的函件及Z公司回函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胡其明一直系Z公司的代理人，现又系江苏建工公司代理人，制作函件及回函皆举手之劳，有作假的嫌疑。
审理中，江苏建工公司称工程款总额为6,189,165.32元，均系劳务费用，其中200万元为Y公司与江苏建工公司签订的合同价款，其余均为增加的工程款。江苏建工公司与叶鑑明均确认，增加的工程是双方口头约定的，无书面协议，也无签证单。但叶鑑明表示，口头约定增加的由江苏建工施工的项目，由于事隔十多年，具体已记不清了，但确实已全部结清，叶鑑明支付了580多万元工程款。
另查明，2014年11月17日，江苏建工公司向宝山法院起诉金工公司、叶鑑明，后宝山法院将该案移送法院，由于市检察院于2015年7月就前案施工主体问题提起抗诉，故江苏建工公司于2016年3月撤回了该案诉讼。2016年5月，江苏建工公司再次提起了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江苏建工公司主张增加的工程价款为418万余元，但施工前及施工中却未与发包方签订任何合同、签证单以固定其具体施工项目和内容，江苏建工公司在本案中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具体施工项目和内容，工程竣工至今也已过十多年，客观上也难以再还原当时具体施工项目和内容的事实，金工公司与叶鑑明亦否认江苏建工公司主张的施工项目及工程价款，由此带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江苏建工公司自负。况且，工程竣工后，长期以来江苏建工并未催讨近300万元的巨额工程款，实有违常理，江苏建工公司以金工公司与Y公司的诉讼及其后Z公司与金工公司的诉讼作为其可以暂不主张欠款及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但江苏建工公司系受叶鑑明委托进行的增加施工，无论当时叶鑑明代表Z公司还是金工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江苏建工公司均能独立主张权利，不依附于金工公司与Y公司之间的诉讼，故江苏建工公司的该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至江苏建工公司首次主张权利时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江苏建工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均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判决如下：驳回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42元，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欠款纠纷，上诉人江苏建工公司一、二审坚持主张其作为施工公司与（发包方）被上诉人金工公司、叶鑑明间存在（劳务）施工承包关系。根据查明事实，双方确未签订合同及相关书面文件，上诉人又未提供任何工程签证或其它合法、适格依据，证明其主张施工工程量之客观性。我们注意到，自2004年1月至2005年6月间，双方间确存工程款收付情况，但即使根据上诉人主张的其与Y公司间合同等文件中约定的工程款，上述已付款已远超先述约定金额，上诉人主张已付工程款之外之增加工程量应提供合格证据佐证，现有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增加工程量之客观性，本院难予采信。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原判所指出，本案工程最后付款及完工已逾十年，上诉人江苏建工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近300万元的巨额工程款，显然与正常商业惯例及生活常识相违背，即使就诉讼时效而言，其亦远超法律规定之主张期限而未有合理抗辩。其余理由原判已阐述详尽合理，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江苏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042元，由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振军
代理审判员 严佳维
审 判 员 刘 佳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圣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