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17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卞政文，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伯宝，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建邺，男，195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官成，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杜建立，男，196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
原审第三人：袁锡泽，女，195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利军，江苏三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卞政文因与上诉人杜建邺、原审第三人杜建立、袁锡泽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10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卞政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卞政文对杜建邺名下的案涉房屋折价、拍卖、变卖后，在130万元内有优先受偿权，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卞政文已实际给付借款本金13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为87.4万元是错误的。该130万元借款本金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给付：即抵押前现金20万元，抵押出件当日和次日现金加转账支付87.4万元，抵押后现金20万元。第一次20万元是现金，借款人陶志华并未否认。最后一次20万元现金给付是抵押登记后不久，从而履行了抵押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130万元的全部出借义务。一审判决对该两笔现金借款不予认定，其理由是”颇与常理不合、时间跨度更久及卞政文系从事过资金业务人员不适合现金交易”，该理由不能成立，卞政文是个体工商户，经营汽车修理及其他业务，20万元的现金流量对其来说不是问题，借款人陶志华也称收到借款130万元，杜建邺直至报案前对130万元也不持任何异议。2.本案借款存在口头利息的约定，且已经得到借款双方的履行。本案借款尽管存在给付利息的不确定性，但支付利息应当是确实存在的，不能以换算不出具体的利息标准而否认既成的事实。且卞政文自2011年9月主张该权利，历时6年多，也应产生不少利息（以银行同期同等贷款利率计算）。3.一审判决认定担保范围仅为本金，于法无据。关于担保范围，在抵押合同中具有明确约定，即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这也是担保业务中的惯例，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抵押担保设定额度为130万元，卞政文自始至终也没有超出该范围的要求。虽然设定抵押时借款不足130万元，但卞政文还是按照借款双方的合意，很快补齐这130万元借款。杜建邺应当知道签订抵押合同的法律后果，现在主张第一次20万元现金借款不在担保范围内，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4.一审判决卞政文承担近一半的诉讼费用，存在不当。
针对卞政文的上诉请求，杜建邺辩称：1.卞政文主张实际交付130万元无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卞政文实际交付给陶志华的款项最多只能认定为57.4万元，即2010年5月11日转账至杜建立账户的57.4万元。2010年5月12日卞政文转账的20万元并非是交付给陶志华的款项，该20万元应当认定与本案无关。其他卞政文主张的现金交付，在交付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等陈述上相互矛盾，无证据证明实际交付。至于卞政文主张的所谓杜建邺在报案之前对130万元不持异议，进而可以证明130万元实际交付，这一主张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如果不是本案进入诉讼，需要查明实际交付款项，杜建邺也不可能知道卞政文实际交付给陶志华多少款项，就连卞政文自报的金额都没有130万元，何来杜建邺一直认可130万元出借事实的存在，况且卞政文主张2014年4月出借的20万元，与杜建邺已担保的债务也毫无关联。2.卞政文主张在借款期内与陶志华之间存在利息约定，该主张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案中无论是借款合同还是借条均未约定利息，卞政文虽然主张其与陶志华之间存在利息约定，在未能证明约定的利率标准以及利息的计算和支付方式，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此外，根据陶志华出具的借条，卞政文与陶志华已经明确约定了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一步证明双方无利息约定，即便有利息约定对杜建邺也没有约束力。3.卞政文主张抵押担保范围应为全部本金及产生的利息，也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根据各方约定陶志华与卞政文约定的借款本金为130万元，无利息约定，杜建邺约定的房产抵押金额也是130万元，即是主债权金额，可见双方约定的担保范围也仅限于主债权，即本金。同样，房产证登记簿也明确记载被担保的范围也仅仅是主债权130万元，担保范围并不包含利息等其他债务。故即便卞政文主张的抵押权成立，也仅限于借款本金。4.诉讼费负担的问题也不在二审法院审查范围内。综上，请求驳回卞政文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杜建立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
针对卞政文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袁锡泽述称：同意杜建邺的意见，卞政文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案涉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与借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杜建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卞政文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卞政文承担。事实与理由：1.案涉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与抵押合同之对应的债务并不存在。借条与借款合同不是同一借贷关系，借款合同系杜建邺、卞政文及陶志华三方于2010年5月6日签订，并和抵押合同一并登记备案，各方应依据该借款合同履行义务、行使权利。该借款合同与借条在名称、签订时间、债务期限、违约责任等关键性条款均约定不一致。2.卞政文陈述借条中包含了2010年4月其与陶志华之间的20万元借款合意，而此时杜建邺和卞政文尚未商谈抵押事宜。因此，借条与借款合同体现的是不同的借贷合意，不是同一借贷关系。卞政文明确陈述其向陶志华交付款项是履行借条约定的交付义务，而借条对杜建邺没有约束力，抵押担保之债务并不存在。3.案涉房产是杜建邺与袁锡泽夫妻共同财产，杜建邺擅自设定抵押，抵押合同无效。4.卞政文实际交付的款项为57.4万元，并非一审认定的87.4万元。2010年5月12日卞政文向杜建立账户汇入的20万元不应当认定为案涉借款。此外，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5月11日现金交付10万元，证据不足。首先，陶志华明确表示其本人未收到过卞政文的款项，当然也没有收取过现金。其次，卞政文对该10万元款项来源、交付地点等陈述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卞政文曾陈述出具借条时支付陶志华现金10万元，出具借条的地点在中子浴室。但其之后又陈述，5月11日在家中凑了10万元现金带至银行给了陶志华。其既然卞政文于5月11日在银行转账57.4万元到杜建立卡上，另行支付10万元现金不符合常理。5.即使借条与借款合同为同一借贷关系，抵押合同有效，债务余额也仅为23.8万元。卞政文自认陶志华自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期间每月向其还款2.8万元，12个月累计33.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无利息约定，此款项应当认定为对本金的清偿。57.4万元债务扣减此还款后，债务余额仅为23.8万元。
针对杜建邺的上诉请求，卞政文辩称：1.杜建邺既承认利息又否认利息，凭想象计算出23.8万元的余额，毫无依据。2.本案是抵押合同纠纷，并非借款合同纠纷。针对抵押合同中的130万元，卞政文已经履行了支付的义务。借条和借款合同实属同一借贷关系，杜建邺知道在办理抵押合同时已经产生了20万元的借款，办理后又发生了87.4万元借款（实际上借款90万元，差额2.6万元是支付的利息），之后又以现金方式交付了20万元，所以130万元的支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3.关于利息问题，杜建邺认为利息支付了33.6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换言之，即使本金87.4万元，卞政文从2010年5月主张权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息计算至今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也远远大于130万元，故卞政文主张变卖、拍卖房产在130万元内优先受偿于理于法都是有可靠依据的。
针对杜建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袁锡泽述称：其没有上诉，对杜建邺的上诉请求原则上是同意的。
卞政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建邺以其名下坐落于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1号3幢401室的房屋在借款本金130万元、违约金13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月6日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债权范围内对卞政文进行折价或卞政文以拍卖、变卖该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6日，陶志华（借款人，甲方，已于2014年12月15日死亡）与卞政文（贷款人，乙方）、杜建邺（担保人，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3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5月6日起至2011年5月5日，丙方同意将其名下坐落于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1号3幢401室的房屋抵押给乙方作为甲方归还借款的担保，担保的借款本金为130万元，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费用。同日，卞政文（乙方）和杜建邺（甲方）签订《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同年5月11日，卞政文、杜建邺取得《房屋他项权证》，登记的债权数额为130万元。
2010年5月11日，陶志华向卞政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甲方陶志华（身份证号）今借乙方卞政文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小写1300000.00）借期自2010年5月11日起至2011年5月10日止。违约责任：如甲方不能按期还款，付违约金壹拾叁万元整”。
一审法院至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调取了陶志华的死亡医学证明、承诺书以及涉及本案的相关笔录等材料，内容如下：
1.死亡医学证明，载明陶志华于2014年12月15日因病死亡；
2.承诺书，该承诺书由第三人杜建立向公安机关提供，载明：”本人陶志华今借到杜建邺房产一所（鼓楼区北京西路3幢71号）用于抵押贷款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本人郑重承诺贷款到期本利一次性归还，本人愿意用南京六合联扬化工厂作为担保。承诺人：陶志华2010.5.6”；
3.陶志华的讯问笔录，陶志华陈述其经营南京六合联扬化工厂，与杜建立约定由杜建立用130万元入股该厂，利润和资产双方对半分。后由陶志华出面向卞政文借款130万元，杜建立找其哥哥杜建邺用房产作为借款的抵押，卞政文将钱打到杜建立的卡上，由杜建立将这些钱用在企业生产上。后杜建立要求陶志华给杜建邺写了一个承诺书，大概意思就是130万元在到期前还清，陶志华用联扬化工厂来担保杜建邺的房产抵押；
4.杜建立的询问笔录，杜建立陈述因陶志华承诺给其100万元的年薪，故其找到其哥哥杜建邺用房产给陶志华向卞政文所借的130万元作抵押担保。办理抵押手续后，陶志华、卞政文和杜建立一起到建设银行，陶志华让杜建立办卡，让卞政文将钱打到杜建立的卡上，因约定月息2.6%，所以卞政文当天扣除利息后汇了60多万元到卡上，又给了陶志华现金10万元。第二天陶志华就将该笔款项拿走了。对其他款项的交付杜建立并不清楚；
5.杜建邺的询问笔录，杜建邺陈述为了帮助其弟弟杜建立的工作，同意用其名下房产为陶志华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与陶志华、卞政文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6.卞政文、范玉忠询问笔录，两人均陈述卞政文经范玉忠介绍认识陶志华，陶志华以企业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借款130万元，并用杜建邺的房产作为抵押。卞政文以转账和现金的形式分多次将款项交付给陶志华。同时，卞政文陈述陶志华从2010年5月借款后每月都给付2.8万元的利息至2011年5月。
双方就以下事实产生争议：1.陶志华于2010年5月11日向卞政文出具的借条与2010年5月6日卞政文与陶志华、杜建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为同一借贷关系。通过卞政文提供的借条以及袁锡泽提供的借款合同显示，两份文书在落款时间及具体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卞政文与陶志华之间仅有此一笔130万元的借贷关系，此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借条与借款合同反映同一借贷关系。
2.杜建邺用其名下房产为陶志华对卞政文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法律效力。袁锡泽认为杜建邺提供抵押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杜建邺用此房提供担保未征得第三人的同意，抵押合同无效。袁锡泽提供了婚姻登记证明、南京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及江苏省省级机关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杜建邺称办理抵押登记未征求妻子袁锡泽的意见。袁锡泽曾于2016年2月29日在一审法院起诉杜建邺、卞政文，请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卞政文享有的抵押权合法，应受法律保护，遂判决驳回了袁锡泽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目前已生效。因此杜建邺、袁锡泽在本案中辩称抵押合同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3.卞政文实际交付出借款的数额及杜建邺担保的范围。卞政文主张实际交付给陶志华出借款130万元，具体交付情况卞政文作出如下陈述：其与陶志华、杜建邺是经过朋友范玉忠介绍认识的。在2010年4月办理抵押登记之前，陶志华向卞政文先借款20万元，该20万元系卞政文以现金方式在范玉忠的店里交给陶志华。之后陶志华又向卞政文提出借款，卞政文因与陶志华不熟悉，且所借钱款数额较大，故要求陶志华提供担保，后陶志华称可以用杜建邺的房子作抵押。5月6日，卞政文、范玉忠、杜建立、杜建邺一起去房产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5月11日，卞政文、陶志华、杜建立一起到中国建设银行凤南支行，卞政文将57.4万元汇至陶志华提供的账号内，并给陶志华现金10万元。当天，卞政文、陶志华、范玉忠和杜建邺又一起至房产局领取《房屋他项权证》，卞政文又要求陶志华出具了上述借条。5月12日，卞政文又向陶志华提供的账号汇款20万元。5月16日，卞政文在范玉忠的店里又给付陶志华现金20万元。双方在借款时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6%，故在第一次汇款时扣除了利息2.6万元。卞政文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2010年5月11日卞政文从其银行账户中取现金10万元交付给陶志华，并向陶志华提供的账号为43×××27（户名：杜建立）的账户汇款57.4万元，5月12日又向该账户汇款20万元。同时提供了范玉忠的证言。范玉忠在原审中到庭陈述：其与卞政文是朋友关系，因陶志华需要借款故介绍其与卞政文认识，卞政文要求陶志华提供担保，杜建邺用其名下房产给陶志华的130万元借款作抵押，并办理相关手续。在签订抵押合同之前，因陶志华需要钱去常州进原料，卞政文在证人经营的浴室门口向陶志华交付现金20万元，后大约在办理抵押手续时陶志华又向卞政文要了10万元现金，最后一次陶志华和他的驾驶员一起开着面包车至证人经营的浴室门口，卞政文又给了陶志华20万元的现金。借款后陶志华失踪，杜建邺找到卞政文、证人和杜建立一起商谈这个事情的处理，当时杜建邺对担保一事并没有异议。杜建邺及杜建立认可银行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但否认陶志华收到卞政文的出借款，该款系汇入杜建立的帐户内，否认证人证言，不认可卞政文以现金方式交付陶志华出借款。杜建邺提出陶志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为陶志华虽提出向卞政文借款130万元，但否认收到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卞政文提出于2010年4月以现金方式交付陶志华20万元，陶志华在公安机关笔录中予以否认，卞政文在与杜建邺签订借款合同时并未言明该款已交付。卞政文提供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卞政文于2010年3月1日取出现金50万元，卞政文称即以取出该款中的20万元交付给陶志华，与其主张交付给陶志华的时间相差一月余，颇与常理不合，且卞政文未能就该笔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利率多少及是否预扣利息做出合理解释，故不能证明该笔20万元已实际交付，且按卞政文主张该笔借款交付于2010年4月，在卞政文与杜建邺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之前，且在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时，杜建邺并不知晓有此20万元借款，故该笔20万元不应计入杜建邺的抵押借款担保范围内。2010年5月11日，卞政文向杜建立帐户内汇款57.4万元并取出现金10万元，结合陶志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由杜建立开立帐户收款）及当天从房产部门领取房屋他项权证的事实，卞政文应在当天向陶志华交付出借款67.4万元。5月12日，卞政文又向杜建立帐户汇款20万元，也可视为交付出借款的行为。卞政文陈述又于5月16日向陶志华交付现金20万元，称该款也系自2010年3月1日取出的50万元中部分，时间跨度更久，卞政文系从事过资金业务人员，不通过银行转帐，且在交付现金后未要求陶志华出具收条，也未提及再预扣利息，均令人费解，一审法院认为，该款未予交付。综上，卞政文交付给陶志华出借款87.4万元。杜建邺担保范围应局限于借款本金，故担保范围为87.4万元。
4.卞政文与陶志华、杜建邺就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卞政文认为出借款有利息，其中在2010年5月11日出借给陶志华57.4万元时已扣除了利息2.6万元，但就是否书面约定利息及利率多少未能明确，按其所述利率为2.6%，但26000元利息如何得出也不能印证。卞政文陈述陶志华于2011年7月、8月各给付利息2万元，该利息如何计算又未能合理解释。卞政文在公安机关陈述陶志华通过范玉忠每个月给付利息2.8万元，该利息又是如何计算得出，仍未能给予合理解释。按卞政文所述，作为借款在场人的范玉忠在公安机关陈述，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又为2.4%，按此计算，每月利息也相矛盾。根据借条、借款合同所载明内容，双方均未约定利息，卞政文也未能举证证明陶志华利息给付情况，故无法根据给付情况的规律性以判断双方实际履行中约定的利息标准，应视为无利息约定。卞政文陈述陶志华通过范玉忠每月给付利息至2011年5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归还借款，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杜建邺曾向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报警称陶志华涉嫌诈骗，该局已立案。由于目前陶志华已死亡，警方已不可能追究死者的刑事责任，故本案应继续审理。根据借条及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可以证明卞政文与陶志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根据已查明事实，卞政文实际交付出借款为87.4万元，对此款作为借款人的陶志华应予偿还。杜建邺为该笔借款以自有房产提供担保，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杜建邺在与卞政文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时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借款金额为130万元，抵押债务范围为130万元，因此杜建邺抵押的债务范围当为借款本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卞政文有权以杜建邺提供抵押的位于南京市××××室房屋（丘权号：546021-III-16）在874000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二、驳回卞政文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3270元，由卞政文负担9000元，杜建邺负担1427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经房产局备案的2010年5月6日借款合同中并无关于违约金的约定。2.经房产局备案的2010年5月6日抵押合同系格式合同，其中第四条虽然约定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费用，但双方并未在该条款中打钩予以确认；此外，该合同中没有就违约金作出约定。3.袁锡泽曾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案涉抵押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106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袁锡泽的诉请，该判决已经生效。
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的本金如何认定，有无利息约定以及还款金额如何认定；2.案涉抵押合同与上述借款是否存在关联。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性质上是实践性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案涉借条、借款合同中虽然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30万元，但卞政文主张该项债权需进一步提供其向主债务人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予以认定。卞政文陈述借款分四次交付，即2010年4月现金交付20万元、5月11日转账57.4万元及现金交付10万元、5月12日向杜建立转账20万元、5月16日现金交付20万元。讼争各方对2010年5月11日转账的57.4万元均无异议，但对其他款项存在争议。针对卞政文、杜建邺所提出的异议，本院认定如下：首先，卞政文主张2010年4月的20万元借款发生在抵押合同签订之前，一审法院未将之纳入抵押担保范围并无不当。其次，2010年5月11日现金交付10万元由相应取现记录可以印证，应予支持。5月12日的20万元款项汇至杜建立账户，结合杜建邺对5月11日汇至杜建立账户的57.4万元应纳入抵押担保范围无异议，以及陶志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以认定该笔款项虽汇至杜建立账户，但实际系向陶志华交付借款的行为。最后，卞政文主张2010年5月16日以现金方式交付的20万元，应当提供现金来源等证据予以作证，但其提供的证据为2010年3月1日的50万元取款记录，依据不够充分，一审法院结合卞政文的职业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该20万元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纳入本案抵押担保范围的借款本金为87.4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当事人之间就案涉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存在争议，且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利息标准，一审法院按双方无利息约定予以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即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杜建邺主张已还33.6万元并应从借款本金中予以冲抵，该项主张事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因卞政文自2012年1月6日向主债务人陶志文主张权利，卞政文要求自该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结合案涉借条、借款合同的内容和形成背景，应当对借条、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之间的关联性予以确认，杜建邺否认其中的关联性并未提供反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案涉抵押合同对应的主债务合同为2010年5月6日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并无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卞政文主张2010年5月11日借条中载明的违约金13万元纳入抵押担保范围，该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案涉抵押合同未就抵押担保范围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上述规定，抵押担保范围应当包括卞政文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利息。他项权证上登记的债权金额为130万元，并未明确该130万元仅指本金，一审法院认定杜建邺在借款本金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此外，已经生效的（2016）苏0106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有效，杜建邺上诉主张案涉房产是其与袁锡泽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擅自设定抵押，抵押合同无效，该上诉主张与生效判决相悖，不能获得支持。
综上，卞政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杜建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10750号民事判决；
二、卞政文有权以130万元为限在本金874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1月6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范围内对杜建邺提供抵押的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1号3幢401室房屋（丘权号：546021-III-16）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三、驳回卞政文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3270元，由卞政文负担7680元，杜建邺负担155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卞政文负担7690元，杜建邺负担10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劲松
审判员 夏奇海
审判员 朱永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顾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