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0112行初138号
原告刘某1，男，201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2，女，198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刘某1之母。
委托代理人潘建强，长沙市望城区广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227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彬，局长。
委托代理人谭畅，男，197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1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不履行征地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受理，同年12月18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8日与原告刘璐、李景晟、刘某2分别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不履行征地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三案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法定代理人刘某2及委托代理人潘建强，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委托代理人谭畅、谢兆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80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中华岭村、戴公庙村，大泽湖街道西塘村、东马社区26.4276公顷土地用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原告刘某1家庭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跨该用地红线中间位置。原告认为，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在以原告的外祖父刘国强为户主的原告家庭进行补偿安置时，以原告的母亲刘某2属于“农嫁非农”户口未迁出情形，对刘某1未予充分补偿安置。
原告刘某1诉称:原告系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戴公庙村第二十七组原住村民，无其他生活来源，一直在该组居住。2014年11月，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因吴家冲路项目征收原告户籍地，对于原告刘某1虽然纳入征收范围，但未全面给予补偿，原告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房屋合法权益最大化补偿未到位。另外，原告当庭补充诉称，原告的起诉未超期。原告于2015年底刘威去领取保险卡时才知道刘某2母子也纳入安置，原告的母亲刘某2曾向当地村、街道、拆迁指挥部多次主张权利但因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其有获得充分补偿安置的资格，当地政府部门也明示其没有该补偿安置资格。直到2017年10月底，原告的母亲刘某2看到邻居经诉讼获得补偿才知补偿权益被侵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原告起诉尚未超期。同时，原告家庭与被告拆迁部门于2016年3月21日达成补充条款，以上述补充条款签订时间为起算基点计算起诉期限，原告也未超期。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对原告刘某1依法进行征收安置补偿。
原告刘某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刘某2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刘某2户籍初始登记在月亮××××号；
证据2、刘某2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无证明目的；
证据3、刘珍津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刘珍津是非农户口的事实；
证据4、刘珍津的户口本，拟证明刘珍津是非农户口的事实；
证据5、刘某2、刘珍津结婚证，拟证明刘某2与刘珍津结婚的事实；
证据6、刘国强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刘国强系刘某1的外祖父，该户户主；
证据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原告的母亲刘某2承包了当地的责任田的事实；
证据8、刘某2、刘珍津独生子女证，拟证明刘某2夫妇具有独生子女证的事实；
证据9、刘某2残疾证，拟证明刘某2系肢体四级残疾的事实；
证据10、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2014年12月3日原告外祖父签订了该协议，2016年3月21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原告外祖父在原协议上签订补偿条款，增加刘某2母子纳入安置人口的事实；
证据11、（2016）湘0112民初1044、104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结合常住人口登记卡、农村土地经营权证、拆迁协议，原告出生在月亮××××号，具有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成员相应待遇；
证据12、《吴家冲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补充榜），拟证明将刘某2母子纳入了安置。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辩称:一、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请求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刘某1系拆迁户刘国强的外孙。刘国强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家庭自然户成员与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12月3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户最迟于2015年6月24日领结相关征拆款项，该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原告家庭户应在签订该协议时就知道补偿安置事宜，现原告逾期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于2017年11月22日才提起行政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组织实施的征地拆迁程序合法。2013年5月3日，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经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80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合法审批。用地报批前，土地管理部门发布该项目用地望国土资政发[2012］86号预征土地方案公告。原告家庭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跨该用地红线中间位置。2013年10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发布《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征收土地的公告》［望政发（2013）133号］。2014年12月31日，被告依法发布《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征求意见公告（2014）70号］。经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批准后，被告于2015年3月13日发布《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实施公告（2015）8号］。“三公告”送达至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公告征地项目名称、用途、位置、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办法等征拆事项，并在被征地进行张贴、公示。在规定的期限内，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未提出异议，征地安置方案经批准后，方才发布实施公告。该项目的拆迁主体为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由被告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该项目征地拆迁程序合法。三、按原有政策规定，原告不符合拆迁补偿安置对象条件，不予以补偿安置处理适当。《望城县征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望政办发（2011）5号］是经政府批准的规范性文件，该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望城县征地补偿安置办法》（2009年3月6日）之后，农嫁非农户口未迁出的，需经本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同意并签订协议，经村民委员会审核同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常年居住，按男方是否享受福利分房分别对待。原告的母亲刘某2于2013年9月18日与非农业家庭户口刘珍津登记结婚。因原告的母亲刘某2结婚属于农嫁非农的性质，刘某2结婚后户口未迁，为严格执行政策，征求意见，保障原告母子的实体权益，给予87800元的拆迁安置并无不当，原告再要求补偿安置的理由不成立。四、原告家庭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己依法依程序实施，对征收安置补偿款已张榜公示，后与原告家庭户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征收款项已领取，征拆事项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要求安置补偿与客观事实不符。征拆相关部门对刘国强户的房屋及人口进行调查核实后，经核算，刘国强户的征拆补偿款（含奖金）共计1605253元。征收补偿费用经三榜及补充榜公示后，通过协调工作，刘国强代表全家庭人口与月亮岛街道办事处达成自愿拆腾的协议。刘国强户将房屋自行拆除后，实际已领取征款款项共计1795253元。被告认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张榜公示信息数据中安置的人口数予以认可，且被拆迁户通过协议自行拆迁的方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拆迁户已领取拆迁款项，征拆已实际履行。原告对履行完毕的协议反悔，要求确认安置补偿数额，系对实际已履行完毕的协议不服，现再要求纳入安置补偿分配与事实不符，其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13)政国土字第808号］及红线图、《预征土地方案公告》［望国土资政发（2012）86号］及张贴相片，拟证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合法审批，用地报批前，土地管理部门发布预征土地方案公告。原告家庭户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跨该用地红线中间位置；
证据2、《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征收土地的公告》［望政发（2013）133号］及送达回证、张贴相片，拟证明望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发布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征收土地公告；
证据3、《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征求意见公告（2014）70号］及送达回证、张贴相片，拟证明被告依法发布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征收征求意见公告；
证据4、《关于印发<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月亮岛段）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望政办发[2015]15号］、《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实施公告（2015）8号］及送达回证、张贴相片，拟证明征拆补偿安置方案报经批准后，被告依法发布该项目的实施公告；
证据5、农村房屋调查表，房屋相片，拟证明依法对刘国强家庭户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
证据6、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依法对刘国强家庭户的人口进行调查核实；
证据7、独生子女证（刘威、吴杨及刘某2、刘珍津），刘某2残疾人证，结婚证（刘某2、刘珍津及刘璐、李峰），公示，关于按历史建筑进行安置补偿的报告，望城县复员军人伤病残战士情况介绍信，拟证明依法对刘国强家庭户子女婚姻及独生子女等其他事项进行调查；
证据8、《吴家冲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一、二、三榜及补偿榜）、《吴家冲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房屋按期拆迁腾地奖金公示表》（第一、二、三榜），拟证明对原告家庭户的拆迁情况进行调查后，将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证据9、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表三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原告家庭户已与征拆部门达成协议拆迁，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10、吴家冲路项目征拆资金发放表，月亮岛街道吴家冲路一期项目拆迁补偿资金银行直付发放表，银行账号明细，拟证明原告家庭户已领取拆迁补偿安置款，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已全面履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条、《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政府103号令）第四条、《望城县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和《<望城县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望政办发（2011）5号］。
经庭审质证，原告刘某1对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把原告纳入补偿安置范围违法，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交了12口人的户口本，但只认定了8人具有补偿资格。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家庭有独生子女证、残疾人证，依法应予补偿。对证据8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刘某2母子只给予了55平方米指标房和8.78万元购房补助补贴及室外设施补偿。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刘某2母子未予充分补偿安置，对刘某2的独生子女证据未给予半个指标的补偿安置待遇。对原告未按人口计算征收补偿款。对原告的父亲未予以相应补偿安置待遇。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确实领取了上述款项，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对原告刘某1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10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刘某1提交的除证据11之外的其他十一组证据以及被告提交的十组证据均内容真实，证据形式和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刘某1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系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本案双方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3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808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望城区月亮岛街道中华岭村、戴公庙村、大泽湖街道西塘村、东马社区26.4276公顷土地用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之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先后发布涉案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3月13日发布《关于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实施公告（2015）8号］，该实施公告载明，涉案项目涉及拆迁人数91人（均系农业人口）；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在2015年3月13日至2015年3月23日以前实施拆迁腾地。原告家庭以刘国强为户主，其房屋及附属设施在用地红线范围内，常住人口为刘国强（户主）、龙美林（配偶）、刘某2（女）、刘某1（外孙女）、刘某2（女）、李景晟（外孙女），刘威（子）、吴杨（媳）、刘子钰（孙子）（注：刘威、吴杨、刘子钰三人在公安单独登记为一户，刘威为户主）、刘杏生（父），上述十人均属农业人口。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分别于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9日、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8日发布《吴家冲路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一、二、三榜及补充榜），前三榜均载明刘国强户人口总数为6人，其中第二榜备注：“女刘某22013年已婚，女刘璐2012年已婚，均不予认定”，补充榜备注：“女刘某22013年嫁非农，户口未迁，会议明确给予刘某2本人及子刘某12人安置”。原告提交的证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载明：2014年12月3日，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与刘国强签订了该协议，核算刘国强户各项补偿总资金为1605253元，并约定付款期限、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原告的父亲刘国强在协议书上签名。刘国强户将房屋自行拆除后，实际已领取征地款款项共计1795253元。2016年3月21日，协议双方在原协议书上增加补充条款如下：“经核，刘国强、龙美林、刘威、吴杨、刘子钰、刘杏生、刘某2、刘某1系吴家冲路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拆迁户。”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在补充条款上盖章确认。2017年12月12日，原告以被告未对其依法进行征收安置补偿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原告刘某1的母亲刘某2于2013年9月18日与衡阳市衡阳县库宗乡库宗居民组1015号非农户口男子刘珍津登记结婚，婚后刘某2户口未迁出。刘某2于2013年12月6日生育儿子刘某1。刘某1随母将户口登记在外祖父刘国强名下。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认为刘某2与刘珍津结婚属于《<望城县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望政办发[2011]5号）第十九条规定的“农嫁非农”情形，且原告系《望城县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望政发[2009]11号）颁布之后，户口一直未迁出的情形，对原告刘某1给予了55平方米限价商品房指标和8.78万元购房补助补贴及室外设施补偿。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此，对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依法认定和补偿以及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安置是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为望城区吴家冲路（一期）建设工程项目征地范围内登记在籍农业人口，征地公告发布前在其户籍所在地生产生活，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被告在实施征地过程中负有对原告予以依法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作为家庭成员在签订房屋补偿协议书时就知道其补偿安置情况，现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征拆部门对被征地农民进行补偿安置是以“户”为单位作出的。本案中，原告家庭与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于2016年3月21日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经核，刘国强、龙美林、刘威、吴杨、刘子钰、刘杏生、刘某2、刘某1系吴家冲路一期（月亮岛街道段）项目拆迁户。”该协议补充条款最终认定原告家庭补偿安置人口，原告在庭审中表示知晓该协议内容，故原告在2016年3月21日应确切知道被告未对其依法全面补偿安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本案原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之前已向本院提起诉讼，故对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应沿用旧法。本案中，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对原告家庭的补偿安置情况在征地过程中发生变更，并在2016年3月21日签订补充条款时最终确定。同时，因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已告知原告诉权或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起诉期限，故对被告这一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刘某1起诉请求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对其依法全面补偿安置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但对原告补偿和安置尚需经过行政机关的调查、计算和认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介入行使行政权，故对原告的具体补偿数额及安置方式应当由被告及相关部门核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依法对原告刘某1予以补偿、安置（刘某1已获得的补偿、安置部分除外）。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红宇
人民陪审员 凌小阳
人民陪审员 刘怀明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龙 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三条本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