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终3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店如源水产商行。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大海洋市场****号。
经营者：孙兆媛，女，1964年10月30日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延强，山东齐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盛圆游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桓台县果里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蒋桂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登国，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店如源水产商行（以下简称如源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盛圆游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6）鲁0321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如源商行经营者孙兆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延强、被上诉人盛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登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如源商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桓台县人民法院（2016）鲁0321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货款354734.20元。赔偿经济损失8000.00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2016年5月30日，（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2月25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货款为986572.39元，形成原因作出具体说明：1、上诉人在2015年12月4日起诉被上诉人的是支付2015年2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的货款为1032099.90元，经双方对账确认欠款数额为986572.39元（凭证由被上诉人收回）。2、由于在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5月30日出具调解书时，期间双方继续发生新的业务，上诉人认为在此期间的账目双方已经核对清楚，除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期间的货款115064.30元，双方只是在2016年4月25日确认，因被上诉人需要按照自己内部规定走付款审批手续，该款并没有在2016年5月30日之前支付之外，对于2015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2016年1月26日至2月25日、2月26日至3月25日的货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对此双方没有任何异议。因此才会在调解书中出现2015年2月25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货款为986572.39元的记载。由于被上诉人自2016年5月1日起，将原来的结算日期改为由每月的25号变更为30号，因此将2016年4月26日-30号这5天的货款22059.70元计算到2016年5月1日至30日的月份期间内。对于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期间的货款115064.30元实际支付时间是2016年6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执复95号执行裁定书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5月底583号记账凭证背面所记载认定986572.39元不包括115064.30元，并且在2016年5月30日调解书中从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中并没有出现115064.30元这一笔款项。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自2015年2月25日至10月25日期间的入库单及押金单合计金额986572.39元并不包括2016年1月之后的任何入库单，原审认定被上诉人重复支付115064.30元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经办人员的电话录音也完全可以证明红酒款没有支付。
盛圆公司辩称，1、（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页写明“经查明截止2016年4月30日欠款986572.39元，原告在其诉状中写的是截止2015年5月1日原告共计给被告供货1032099.90元，在调解时因为民事起诉状与2016年5月双方对账时金额不一致，所以法院在调解项特别注明而且加了括号“说明是截止2016年4月30日欠款986572.39元”，该民事调解书已经执行完毕并结案，证明了双方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货款已经民事调解书确认并得到解决。2、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4月30日上诉人供货460158.80元，被上诉人付款495789.70元，超付35630.90元，因此上诉人称双方货款已经结算完毕，并无任何意义，也没有事实依据，而且通过此表述更加证实了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货款，双方已经通过5月中旬的对账查清。3、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三个数据:2016年3月26日-4月25日期间的货款为115064.30元，2016年4月26日-30日五天的货款为22059.70元，两者相加恰恰为137124.00元，而137124.00元正是被上诉人2016年5月第583号记账凭证记载的，上诉人4月供货137124.00元，该凭证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鲁03执复95号确认的，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说的22059.70元，已经记录到被上诉人2016年4月的账册中，并非记录2016年5月1-30日之间。而且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了4月的账本证实上述款项在4月的账册之中。另外2016鲁03执复95号执行裁定书明确记载涉案115064.30元应在上诉人另行起诉的本案中处理，并未认定986572.39元不包括115064.30元。4、调解书虽然是在2016年5月30日出具，但双方是在2016年5月14日对账，当时对账时5月份的账目还没有结算，因此是按照2016年4月30日的账本记载金额986572.39元对账，并没有涉及到2016年5月1日以后的任何业务，而且2016年5月30日调解当日，本代理人曾经给孙兆媛做过电话录音，证实调解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支款单金额为70余万元，并非98万元，该光盘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其中孙兆媛说98万元中包括红酒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如源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54734.20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原告如源商行与被告盛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原告为被告提供食品原材料。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0日，如源商行为盛圆公司供货的货款数额分别为22059.70元、130119.40元、117929.42元、55984.50元，由如源商行提交的对账单、入库单、录音及盛圆公司提交的2016年4月至2016年7月的账本为证。2016年4月25日，盛圆公司支付如源商行货款56234.20元；2016年4月27日，盛圆公司支付如源商行货款80928.90元；2016年6月12日，盛圆公司支付如源商行货款115064.30元；2016年7月13日，盛圆公司支付如源商行货款6572.39元。由如源商行提交的银行流水为证。如源商行就盛圆公司所欠货款问题曾于2015年12月14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盛圆公司欠原告如源商行货款986572.39元（截止2016年4月30日），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6572.39元；余款980000.00元自2016年7月份起至2017年8月底每月月底前支付70000.0元……。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如源商行提交增值税发票一份，证明盛圆公司拖欠其酒水款27806.80元。盛圆公司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2016年其未向如源商行购买过红酒，根据买卖合同相关规定，仅以增值税发票也不能证明如源商行曾向盛圆公司供货，还需提供相应的入库单等凭证。盛圆公司提交2016年5月30日的录音，陈述该录音是盛圆公司的代理人齐登国与如源商行的负责人孙兆媛的通话，孙兆媛在录音中称红酒款盛圆公司已经都结清了，且红酒款是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如源商行经质证认为该录音与本案无关，其本案中所诉的所有款项是发生在2016年4月26日之后，盛圆公司所支付的款项是在该日期之前，涉案红酒款并未支付。
庭审中，如源商行提交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供货入库单57份及盛圆公司工作人员宋传国的录音，证实2016年5月份的记账期间应为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5月31日，盛圆公司拖欠该期间的货款数额应为152179.10元（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供货之和），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货款，不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欠款数额中。上述民事调解书中虽然记载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只是粗略的写了这个日期，实际的截止日期应为2015年12月，2016年发生的业务，双方是随时供货随时付款。对此，盛圆公司认为自2016年5月国家开始实行营改增税制以来，盛圆公司记账期间由之前的每月25日开始调整为每月的1日至30日，从原告提交的2016年6月和7月的对账单中也可以看出。2016年5月30日，原、被告对（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案件进行调解时，双方对账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确认的拖欠货款总额为986572.39元，该数额即为截至2016年4月30日的账面欠款金额，其中包含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货款22059.70元，因为该部分当时已入账，记录在2016年4月份的账册中。双方的记账规则是如源商行送货后，一般出具一式四联单据，其中黄联交给如源商行，其在次月持有黄联到盛圆公司结账报销，该联是盛圆公司向如源商行付款之用，在次月的账册中入账；白联交由盛圆公司财务，在当月的账册中入账，红联交给盛圆公司仓库，蓝联交给盛圆公司厨房。而如源商行提交的上述入库单是其自盛圆公司处抢走的，其仅是一种报销凭证，盛圆公司已于2016年4月使用白联入账。因此，该期间的费用包含在上述调解数额中，原告不应再主张。对于（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尚拖欠的货款数额986572.39元，盛圆公司陈述其具体计算方式为：截止2015年2月25日，双方经对账，确定盛圆公司欠如源商行货款金额为1032099.90元。2015年3月，如源商行供货137904.30元，盛圆公司付款60000.00元；2015年4月，如源商行供货73825.90元，盛圆公司付款77904.30元；2015年5月，如源商行供货66181.10元，盛圆公司付款448685.47元；2015年6月，如源商行供货191014.20元，盛圆公司付款62670.90元；2015年7月如源商行供货115492.90元，盛圆公司付款102325.30元；2015年8月，如源商行供货123791.60元，盛圆公司付款132604.10元；2015年9月，如源商行供货121351.40元，盛圆公司付款113438.90元；2015年10月，如源商行供货109693.60元，盛圆公司付款121115.60元；2015年11月，如源商行供货76532.30元，盛圆公司付款113359.40元；2015年12月，如源商行供货93942.80元，盛圆公司付款185265.90元；2016年1月与2016年2月，如源商行供货分别为91037.90元、56234.20元，盛圆公司付款113360.70元；2016年3月，如源商行供货81819.90元，盛圆公司付款60000.00元；2016年4月，如源商行供货137124.00元，盛圆公司付款137163.10元，盛圆公司拖欠如源商行货款共计780152.33元，另外质保金的数额为206419.98元，共计986572.31元，与（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货款金额相符。若如如源商行所陈述的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货款137124.00元不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认的货款数额中，则无法计算出调解书中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如源商行的陈述自相矛盾，不予认可，在如源商行未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推翻上述调解书的情况下，双方的对账截止日期应以调解书中确定的日期为准。盛圆公司提交（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对账单、27份对账凭证及2016年4月账册三本证实其上述主张。
对盛圆公司以上质证意见及证据，如源商行认为质保金的数额及其为盛圆公司出具的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盛圆公司陈述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期间的供货与付款数额有异议，因时间太长和账目太多，且支票存根联也没有如源商行的签字，是否为支票中载明的数额，都需要庭后核实。经一审法院释明，如源商行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关于双方业务往来情况的对账结果的相关书面材料。
盛圆公司提交支款申请单七份，据此证实该七份支款申请单是（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一案于2016年5月30日调解后，盛圆公司当庭自如源商行收回，该宗申请单中载明的货款总金额为751545.88元，该数额与质保金之和并非986572.39元，因此，涉案调解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并非只是该宗申请单中的货款数额。对此，如源商行认为该证据是盛圆公司单方形成的，没有如源商行的签字，不予认可。
盛圆公司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电子汇单一份，据此证实（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全部款项，如源商行于2016年7月13日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鲁0321执1019号，桓台县人民法院从盛圆公司账户扣划1027481元，该案件已执行完毕，但是盛圆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和2017年7月13日分别支付给如源商行115064.30元和6572.39元，在执行过程中该两笔款项并未扣减，在本案中应予以折抵。对此，如源商行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多扣划的金额6572.39元，可由执行部门与如源商行协商处理，对于盛圆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支付的货款115064.30元，是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25日期间的货款，既不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欠款数额中，也不在本次诉求中，与本案无关。
盛圆公司提交民事抗诉申请书、民事再审申请书和复议申请书，据此证明其已经就（2016）鲁0321执1019号一案的执行程序提起再审和抗诉，而且检察部门已经受理。对此，如源商行认为该宗证据与本案所涉及的货款无关，也没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决定书予以佐证。
盛圆公司与如源商行就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供货款项137124元是列入盛圆公司2016年4月份还是2016年5月份的账目中，即是否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双方存在意见分歧。经一审法院释明，如源商行不同意进行司法审计予以确认，认为其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无审计必要。盛圆公司同意进行司法审计确认，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关于进行司法审计的相关书面材料。
庭审中，如源商行认为本案是即时结清的买卖合同，盛圆公司应在收到货物后的次日支付全部货款，但其至今仍拖欠货款未支付，应赔偿经济损失，故，如源商行主张经济损失8000.00元，系以欠款354734.2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自2016年7月10日即盛圆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次日起计算120天，共计8918.00元，其仅主张8000.00元。对此，盛圆公司认为双方是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其应自2016年7月30日之后计算经济损失，如源商行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没有任何依据，根据买卖合同相关司法解释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如源商行与被告盛圆公司之间虽没有书面合同，但通过双方提交的入库单、支款申请单、增值税发票、对账函、应付账款确认表、收据、支票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应属合法有效，买卖双方均应恪守履约。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供货款项137124元是否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对于该事实，原、被告存在分歧，原告认为不包含其中，被告认为包含其中，因涉及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情况以及款项入账等问题，一审法院向双方释明是否通过司法审计确认该事实，但是原告不同意审计，被告虽同意审计但未提交审计材料，致使司法审计程序未能启动。而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提交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期间的供货与付款情况的所有账目，原告认为业务发生的时间太长和账目太多无法记清，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亦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关于核实和对账情况的书面材料。对于该事实，在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及无法通过司法审计予以确认的情况下，通过庭审所调查的事实及涉案调解书中所载明的内容，应当认定（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系原、被告对于2016年4月30日之前所发生的所有业务往来情况的结算，故，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供货款项137124.00元应当包含在双方已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且被告提交的截止2016年4月30日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期间的供货与付款情况的所有账目，其结算数额也与调解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相符，也印证了该事实。而原告主张涉案调解书中载明的截止时间2016年4月30日，只是粗略的记载，实际的截止日期应为2015年12月份，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也不符合交易结算习惯，对原告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拖欠货款的数额，通过庭审调查可知，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原告的供货总额为304033.32元。另外，（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中所确认的全部欠款数额986572.39元及案件受理费6000.00元，原告通过（2016）鲁0321执1019号一案申请执行，上述款项已从被告账户中扣划，案件已全部执行完毕。而被告于2016年6月12日和2016年7月13日分别支付原告货款115064.30元和6572.39元，其中115064.30元系2016年3月26日至2016年4月25日期间的货款，已包含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6572.39元系涉案调解书中被告应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的数额，该两部分款项并未在上述执行案件中予以扣除，而原、被告除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外亦无其他资金往来关系，该两部分款项应从本案中原告的供货总额中予以扣除，折抵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82396.63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54734.20元，一审法院在182396.63元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被告未按时付清货款，构成违约，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庭审中，原告主张经济损失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120天，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其计算应以拖欠货款182396.63元为基数，故，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596.40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红酒款，原告仅提交了增值税发票，被告认为该红酒款已包含在涉案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欠款数额986572.39元中，但是通过庭审调查无法确认本案所涉红酒款包含在已付的红酒款中，除增值税发票外，原告也未能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盛圆游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店如源水产商行货款182396.6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山东盛圆游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店如源水产商行经济损失4596.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张店如源水产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41.00元，由原告张店如源水产商行负担2702.00元，由被告山东盛圆游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039.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圆公司提交了原始记账凭证及所附单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如源商行提交孙兆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此为基础，本院组织双方对账。如源商行为供货方，盛圆公司为付款方，对账情况如下：
2015年5月13日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2月25日前盛圆公司欠如源商行1032099.90元。如源商行对欠款金额予以确认，但主张还差红酒款5.4万元、2.8万余元。
2015年3月（2015年2月26日至3月25日），供货137904.30元，2015年4月7日付款6万元。如源商行对供货金额及付款金额确认。
2015年4月（2015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73825.90元、付款77904.30元。如源商行对供货金额确认，货款于4月29日收到。
2015年5月（2015年4月26日至5月25日），供货66181.10元，付款448685.47元，付款情况包括银行转账73825.90元、质保金206419.98元、保证金3万元、银行付款138439.59元。如源商行对供货金额确认，73825.90元货款于5月18日收到，138439.59元货款于6月8日收到，质保金和保证金的数额对，质保金没有实际付款，3万元保证金于2015年8月10日退回孙兆媛尾号为58569的银行账户。
2015年6月（2015年5月26日至6月25日），供货191014.20元，其中包括红酒款486.00元、324.00元，由如源商行于5月30日出具收据58410.10元及7月20日出具收据132604.10元；付款62670.90元（包括吃饭费用215.00元、银行转账62455.90元）。如源商行对财务凭证及所附收货单认可，但主张该月所供货数额要多，但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对付款金额未提异议；红酒款需要核实，但未提供证据。银行交易明显示7月8日孙兆媛尾号为33931的账户转入62455.90元。
2015年7月（2015年6月26日到7月25日），供货115492.90元（由如源商行于8月24日出具收据113062.90元、红酒款2430.00元），付款102325.30元（银行卡转账61325.30元、办理储值卡4.1万元）。如源商行对财务凭证及所附收货单认可，但主张该月所供货数额要多，但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对储值卡未提异议；红酒款需要核实，但未提供证据。银行交易明细显示6月30孙兆媛尾号为33931的账户转入61325.30元。
2015年8月（2015年7月26日至8月25日），供货金额123791.60元（其中水产供货121115.60元如源商行于9月份开具收据、红酒款2676.00元），付款132604.10元（包括8月6日付款5万、8月8日付款82604.10元）。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认为不存在当月结算货款，货款是下个月或2个月以后结算；红酒的凭证中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对付款金额没有异议。
2015年9月（2015年8月26日至9月25日），供货金额121351.40元（其中水产113359.40元由如源商行于10月份开具收据、红酒款7992.00元），付款113438.90元（包括盛圆企业家俱乐部有限公司转账付款2万、9月14日付款93062.90元，9月10日消费抵款376.00元）。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对付款金额确认，该月付款是付之前的货款。
2015年10月（2015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供货金额109693.60元（其中水产107911.60元由如源商行10月27日开具收据、红酒款1782.00元），付款121115.60元。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付款应当是付8月份的货款，银行流水没有对方交易账户信息无法确认。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0月20日盛圆公司工行银行账户转出121115.60元，同日孙兆媛尾号为58569的银行卡账户转入121115.60元，孙兆媛未能解释该笔入账款项的来源。
2015年11月（2015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供货金额76532.30元（其中水产74372.30元由如源商行12月24日开具收据、红酒款2160.00元），2015年11月14日付款113359.40元。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对付款金额确认，应当是付9月份的水产货款113359.40元。
2015年12月（2015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供货金额93942.80元（其中水产89406.80元、红酒款4536.00元，由如源商行2016年1月8日开具收据），付款185265.90元，包括2015年12月21日银行转账107911.60元、圣诞节门票2982.00元、2015年12月25日转账支票74372.30元。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对付款金额确认，107911.60元、74372.30元应当是分别付的10月份和11月份的供水产货款。
2016年1月（2015年12月26日至2016年1月25日），供货金额91037.90元（其中水产89417.90元由如源商行2016年2月17日开具收据、红酒款1620.00元），当月未付款。如源商行对供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
2016年2月（1月26日至2月25日）供货金额56234.20元由如源商行2016年3月8日开具收据，没有红酒，付款113360.70元，包括2月4日银行转账53942.80元、2月25日支票59417.90元。如源商行对水产金额确认，付款金额确认。
2016年3月（2月26日至3月25日）供货金额81819.90元（其中水产80928.90元由如源商行2016年4月8日开具收据、红酒款891.00元），付款6万元。如源商行对水产金额确认；红酒凭证没有如源商行的收据和签字；付款金额确认。
2016年4月（3月26日至4月30日）供货金额137124.00元（其中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115064.30元，4月26日至4月30日供货22059.70元）；付款137163.1元，包括4月23日支票56234.20元、4月27日80928.90元。如源商行对供货金额和付款金额确认。盛圆公司陈述4月26日至4月30日的货款已计入4月份账，所以得出截止2016年4月30日欠款986572.39元，每次收货后仓库将白联交给财务记账计入当月成本，黄联交给供应商，次月对方持黄联对账结算。如源商行陈述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计入5月份的货款，对方的记账凭证是2016年6月26日。
2016年5月份供货130119.40元、6月份供货114494.58元加上税金3434.84元共计117929.42元、7月份供货55984.50元，共计304033.32元；盛圆公司2016年6月12日付款115064.30元、2016年7月13日付款6572.39元，如源商行均认可。
根据对账情况，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供货，部分月份如源商行认为实际供货金额比盛圆公司提供账册中的记载数额要多，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于自2015年2月5日经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至2016年7月份之间的供货金额予以确认。关于付款，银行出具孙兆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未显示交易对方账户信息，对于部分月份盛圆公司的付款如源商行据此不予确认，但付款数额精确，如源商行也未能就孙兆媛账户转入金额相同的款项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自2015年2月25日至2016年7月份之间的付款数额予以确认。庭审中如源商行陈述，红酒是在2015年送的。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盛圆公司应否向如源商行支付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货款115064.30元、2016年4月26日至4月30日货款22059.70元及增值税发票金额对应的红酒款27806.80元。
第一、关于（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截止2016年4月30日欠付货款986572.39元的范围。根据对账情况，截止2017年4月30日，包括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115064.30元及4月26日至4月30日供货22059.70元，如源商行共计供货金额为2508046.00元，盛圆公司共计付款1727893.67元，加上返还质保金206419.98元，盛圆公司欠货款数额为986572.31元，该数额与原（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截止到2016年4月30日欠款数额986572.39元相差0.08元。应当认定（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数额包括了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115064.30元及4月26日至4月30日供货22059.70元，（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数额应系在调解时截止4月30日这一时间节点双方对于已经完成供货和已经完成付款进行全部结算所得出的欠款数额。
第二、根据对账供货和付款情况及当事人陈述，双方交易习惯为：如源商行供货以后，盛圆公司即凭采购收货单白联入账计入当月成本；供货次月或2个月后，如源商行开具收据与盛圆公司结算，盛圆公司付款并凭采购收货单黄联及收据入账计入当月对外支出。双方结算并非即时结清，当月付款并非支付当月的供货货款，而是支付上月或之前的供货货款。相对应的，盛圆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付款115064.30元，应系支付的2016年3月26日至4月30日的供货货款115064.30元。
据此，2016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供货115064.30元及4月26日至4月30日供货22059.70元均包括在（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截止欠付货款986572.39元范围。如源公司本案中再行主张2016年4月26日至4月30日货款22059.70元，与事实不符。因（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全部执行完毕，盛圆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付款115064.30元应于本案中扣除。虽然（2016）鲁0321执异9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生效调解书所涉欠款不包括115064.30元，但（2016）鲁03执复95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对该笔货款应在诉讼中另行处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执行异议和复议是用于解决和处理执行程序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不影响本案依据查明的事实据以裁判。
第三、关于红酒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如源商行提交开票日期为2016年5月19日金额为27806.80元的增值税发票，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货物交付及欠付货款的依据。根据对账情况，盛圆公司提供的原始单据中，每月供货除包括水产外，还包括红酒。盛圆公司主张红酒款已经包括在调解书确认的数额之内。如源商行认为红酒款没有支付，并提交孙兆媛与宋传国的录音，但该录音仅能证明如源商行给盛圆公司供过红酒，但宋传国对于什么时间供的红酒、供红酒的金额及是否付款均未涉及，因此该份录音证据不能证明如源商行的主张。根据如源商行关于红酒系在2015年供货的陈述，结对账情况，开具发票对应的供红酒金额已经计入（2015）桓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欠付货款的金额之内，具有高度盖然性，如源商行关于红酒款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如源商行另主张盛圆公司还欠5.4万元红酒款，但未提交任何证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店如源水产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5.00元，由张店如源水产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玲玲
审判员 王希宝
审判员 郑 炬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书记员 董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