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37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美华（曾用名苏彩梅），女，192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卿（系苏美华女儿），女，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鸥，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亚娇，女，194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华山，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辉，福建明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子良或其继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焕探或其继承人。
上诉人苏美华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7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美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卿、童晓鸥与被上诉人林亚娇、曾华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曾子良或其继承人、曾焕探或其继承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美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原审诉请；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苏美华的生母陈三姑（又名苏陈氏三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买下二处房产，即其在拥有了原址于厦门市房屋下,又于1946年7月向案外人王清治，购买了址于厦门市大中保双莲池街1××号（现门牌为××）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屋一栋。陈三姑于1952年到马来西亚居住，临走时曾将其持有的1××号、53号房屋契证合为一包交于苏美华。1972年9月7日，陈三姑在马来西亚立下书面《遗嘱》载明“待本人逝世后我在中国厦门大中保双莲池门牌1××号、53号的二处房产由女儿苏美华一人继承”，《遗嘱》交由外孙收执。陈三姑到马来西亚居住生活后便与苏美华失联。苏美华于1965年携全家下乡，直到1983年才全家落户回到厦门。苏美华于1991年联系上马来西亚的亲戚，才知道陈三姑已于1973年在马来西亚去世。1987年4月15日，厦门市房管部门在对苏美华的祖遗房屋办理退改手续时要求苏美华必须提交自己手上持有的房屋契证原件，当时苏美华为了办理双莲池53号房屋的相关退改手续，在提交该房屋的契证原件时，误将装在一起的本案讼争之双莲池1××号房屋契证原件作为双莲池53号房屋的契证而一并提交。2014年4月，苏美华的女儿林秀卿清明专程去马来西亚扫墓时与陈三姑的《遗嘱》保管人、陈的曾外孙傅瑞祥见面时其遂想起陈留有《遗嘱》在其父子手上，当傅瑞祥将陈三姑的《遗嘱》交于林秀卿后，苏美华此时才得知双莲池1××号房屋亦属于陈三姑名下房产，随后苏美华在自己家中找到了双莲池1××号房屋的原业主王清治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书》的复印件，且苏美华又于2015年2月向市土地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查询双莲池53号房屋档案后，确认1××号之原始房屋契证---“Z32135-1（平面图），Z32135-2（上手契）,Z32135-3（王清治的产权证原件）”均于1987年4月在办理53号退改手续时误作53号一并交给市房管部门。苏美华遂要求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将1××号确权登记到陈三姑的名下，但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于2015年3月30日的“信访编号2015D040”《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答复：“经查，双莲池53号档案中未见双莲池1××号的相关内容”。苏美华不服遂申请复查，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于2015年4月30日的“厦国土房信复查（2015）0033”《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答复：“该房屋权属来源清楚”“决定予以维持”。苏美华不服遂提出复核，市政府于2015年6月20日的“厦政信复核（2015）29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答复：“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决定予以维持”。苏美华遂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苏美华在原审中已充分地进行了举证，原审仅以本案讼争的“双莲池1××号”是否与民国时期的契证材料所指的“双莲池1××号”系指向同一土地房屋和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市人民政府均亦否定前述契证与双莲池1××号房屋有关以及原审错误认为苏美华不可能直到2014年4月才得知双莲池1××号房屋系陈三姑产业等为据，且原审同时在拒不审查被上诉人依何为据办理出1××号房屋的契证之基本情况，错误作出判决。
林亚娇、曾华山答辩称，原审正确，应驳回苏美华上诉请求。理由：一、苏美华主张的房屋与讼争房屋在方位上至少有两处明显不同。第一，依苏美华出示的图纸，可见其主张的房屋位于南侧，而现1××号房屋按照房屋权属档案测绘图显示，则是在北侧。第二，苏美华主张的房屋其东侧为陈家合墙，图纸亦显示是他人住宅，而现1××号东侧却为一条小巷。此两处明显区别可以看出，苏美华主张的房屋与现1××号在位置上并不重复，不属于同一处房屋。二、苏美华主张权利的唯一理由是两处房屋的门牌号××，但苏美华主张的旧1××号是新中国成立前编制的门牌号，与新中国成立编制的门牌号是否一致，现无从考究，苏美华也无证据证明两次门牌号未变更，也无证据证明前后两个1××号是同一处房屋。事实上两个编号1××号的房屋指的是不同的房产。三、苏美华不享有讼争房屋的物权。讼争房屋经过权属初始登记后，林亚娇、曾华山再经过合法继承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其取得的程序是合法的，其享有的物权是不容置疑的。四、苏美华与新1××号没有利害关系而无权提起诉讼。无论是根据物权登记证书还是物权登记档案，苏美华及其主张的陈三姑，均未出现在物权登记过程中，且苏美华曾经提起房屋权属行政确认登记之诉，后撤诉。根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行政诉讼撤诉后不得再起诉，即苏美华已经认可现在的物权登记正确。而本案当事人之间也不存在足以引起物权变动的合同关系。五、苏美华的主张已经超过民事权利保护的最长期限。新1××号登记在被上诉人方长达60余年，且一直由被上诉人方占有使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上诉人主张确认所有权，无论其主张的是否成立，人民法院都不予保护，更何况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曾子良或其继承人、曾焕探或其继承人未到庭，亦未答辩。
苏美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厦门市××房屋的产权归陈三姑所有，林亚娇、曾华山等人限期将该房屋腾退后交还于陈三姑的唯一继承人即苏美华居住管业。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厦门市××房屋位于厦门市××房屋的斜对面。1986年，双莲池53号房屋因落实侨房政策退还给业主苏陈氏三姑（陈三姑）。1987年4月15日，苏美华作为陈三姑的代理人将53号房屋的土地所有权状一张、房契五张、退改通知书一张交给房管部门，房管部门出具房产登记收件收据一份交由原告收执。
据1957年颁发的厦门市房地产所有证（乙字第2924号）记载，双莲池1××号房屋所有人为曾忠源、曾子良、曾焕探，三人各占1/3份额，所有权取得情形为继承，取得日期为1931年7月。又据1991年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双莲池1××号房屋登记在曾忠源、曾子良、曾焕探名下，三人各占1/3份额，产权来源为1957年共同继承曾沛然的遗业。从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附平面图来看，双莲池1××号房屋所在地位于的上方。曾忠源生前立下公证遗嘱，将其享有的双莲池1××号房屋份额遗赠给林亚娇、曾华山。曾忠源死后，被告林亚娇、曾华山表示愿意接受遗赠，并将双莲池1××号房屋变更登记至林亚娇、曾华山、曾子良、曾焕探名下，林亚娇、曾华山各占1/6份额，曾子良、曾焕探各占1/3份额。双莲池1××号房屋现由林亚娇、曾华山及其家人居住使用。
2015年3月3日，苏美华及其女儿林秀卿向房管部门提出信访，要求将双莲池1××号房屋产权登记在陈三姑名下。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受理后，于2015年3月30日答复如下：经查，双莲池1××号已于1956年8月办理房地产所有证，证号为乙字第2××4号，权属人为曾××，该房屋权属来源清楚；双莲池53号档案中未见双莲池1××号的相关内容。林秀卿不服，提出复查请求。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受理后，于2015年4月30日答复如下：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作出的关于双莲池1××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予以维持。林秀卿不服，提出复核请求。厦门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6月20日答复如下：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予以维持。
原审审理中，苏美华主张：陈三姑于1946年向王清治购买双莲池53号和双莲池1××号房屋，双莲池53号的买卖契约上记载有五张契证，其中包含了双莲池1××号房屋的四张契证；陈三姑的丈夫苏壶冰在解放前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苏壶冰、陈三姑名下的房产均被房改；解放前陈三姑占有控制双莲池53号和双莲池1××号房屋，解放后失去控制；解放前双莲池1××号房屋由陈三姑家中的佣人居住，苏美华并不知道讼争房屋的事情；陈三姑去马来西亚后未再回国，故未向曾家主张权利，只是在遗嘱中提到双莲池1××号房屋的事情；苏美华直到2014年4月才得知双莲池1××号房屋是陈三姑于解放前购买的房产，此前苏美华并不知道该房屋的事情，故未主张权利。
林亚娇、曾华山主张：双莲池53号房屋的买卖契约显示买卖标的是双莲池53号房屋，也显示了具体房间数，与双莲池1××号房屋无关；苏壶冰于1939年去世，陈三姑应没有能力在1946年购买双莲池53号和双莲池1××号两处房产；当时陈三姑与原告母女两人在国内生活，苏美华应当知道双莲池1××号房屋的事情，也应当在退改时提出双莲池1××号房屋的事情；曾家从解放前就居住于双莲池1××号房屋至今，从未搬离；本次诉讼前，陈三姑方从未向曾家主张过权利；曾子良、曾焕探均是曾忠源的兄弟，均在菲律宾，1990年后失去联系。
苏美华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向原审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苏美华提交其从双莲池53号房屋档案中调取的（陈才喜）双莲池1××号土地证、（陈才喜）双莲池1××号即地段317号平面图（从该平面图来看，双莲池1××号房屋所在地位于的下方）、陈才喜将双莲池1××号卖给王清治的上手契，（王清治）双莲池1××号不动产登记证明书，证明：陈三姑曾经将双莲池1××号房屋的四张房屋契证原件和双莲池53号房屋的房屋契证原件一并交于苏美华，苏美华办理双莲池53号房屋的相关退改手续时，误将双莲池1××号房屋契证当作双莲池53号房屋契证一并提交给厦门市房管部门，根据前述持证情况可充分证明陈三姑为双莲池1××号房屋的产权人。林亚娇、曾华山质证认为，对前述契证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民国时期的门牌号与当下的门牌号是否一致存疑，前述契证是否与双莲池1××号房屋有关亦存疑；虽然苏美华从房管部门调取了前述契证，但房管部门并没有认定前述契证是双莲池1××号房屋的物权登记凭证；前述契证中的地段号317号和双莲池1××号是否具有关联性不得而知，明显与当下的双莲池1××号不是同一处房屋；从平面图来看，317号房屋紧临318号房屋，但当下的双莲池1××号房屋旁边并不是房屋，且苏美华主张的双莲池1××号房屋位于，曾家所有的双莲池1××号房屋位于；前述契证中没有陈三姑向王清治购买双莲池1××号房屋的凭证。原审分析认证认为，首先，虽然苏美华提交的其从双莲池53号房屋档案中调取的前述契证材料中有体现“双莲池1××号”的字样，但这些契证材料均形成于民国时期，其中的“双莲池1××号”是否与当下的双莲池1××号指向同一土地房屋，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前述契证材料中的平面图显示双莲池1××号房屋位于的下方，而1991年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所附平面图显示双莲池1××号房屋位于的上方，两者的地理位置存在明显差异。再次，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人民政府均已明确否定前述契证材料与双莲池1××号房屋有关。因此，苏美华提交前述契证材料拟证明陈三姑为双莲池1××号房屋的产权人，原审不予采信。
二、苏美华提交一份马来西亚吉隆坡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包含亲属关系法定声明、继承公证、委托书、遗嘱、情况说明、户籍资料查询结果等材料）一份，证明陈三姑于1972年9月7日在马来西亚立下书面遗嘱，写明“待本人逝世后我在中国厦门大中保双莲池街门牌1××号、53号的二处房产由女儿苏美华一人继承”，苏美华直到2014年4月方才得知双莲池1××号房屋是陈三姑名下的房产。林亚娇、曾华山质证认为，公证书并非整体，骑缝章不连续，对于苏美华是否替换其中的内容无法辨认；亲属关系法定声明只是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亲属关系，且证人所述明显超过其认知；苏美华应当没去过马来西亚，不可能出具继承公证、委托书；遗嘱在中国境外形成，未经使领馆认证，且该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情况说明与户籍资料查询结果中没有显示陈三姑与苏美华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原审分析认证认为，苏美华出生于1928年，按苏美华所述，陈三姑于1946年购买双莲池1××号房屋时，苏美华已18岁，至陈三姑于1952年离开厦门时，苏美华已24岁，既然陈三姑与苏美华系母女关系，在陈三姑的丈夫和儿子均不在国内且陈三姑的丈夫苏壶冰已去世的情况下，苏美华作为陈三姑已成年的女儿，不可能不知道陈三姑购置了双莲池1××号房屋这样的产业，陈三姑也不可能在离开厦门去往国外的情况下，只是将双莲池1××号房屋的契证交给苏美华，而不向苏美华做任何交代。因此，苏美华提交前述公证书拟证明陈三姑生前立下遗嘱将双莲池1××号房屋交由苏美华继承，苏美华直到2014年4月才得知双莲池1××号房屋的事情，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曾子良或其继承人、曾焕探或其继承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厦门市××房屋登记在林亚娇、曾华山、曾子良、曾焕探名下，林亚娇、曾华山、曾子良、曾焕探系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苏美华诉请确认双莲池1××号房屋产权归陈三姑所有，要求林亚娇、曾华山、曾子良、曾焕探等人将该房屋腾退给苏美华，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苏美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苏美华负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除苏美华在上诉请求中提出的意见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及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苏美华从53号房屋档案中调取的，其所谓讼争1××号房产的契证，业由有权部门认定，并非现在1××号的物权登记凭证。退一步说，即便上述契证是1××号房产的凭证，但所有人记载为案外人王清治，苏美华并无证据证明其一方有向王清治购买。反观曾家一方，据1957年颁发的所有证记载，所有人是曾家一方，所有权取得方式为继承，取得日期是1931年7月。1991年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亦再次予以确认。针对1××号房产，曾家一方也未与陈三姑一方有交易往来。现仅依据陈三姑的遗嘱，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苏美华主张讼争房屋系陈三姑所有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房产权属系其余诉求的基础，故本院对苏美华其余诉求同样不予支持。综上，苏美华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苏美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聆
审判员 章 毅
审判员 叶鑫欣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林加仁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