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2民终10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芬，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公民身份号码：×××3604。
委托代理人：ＸＸ华，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红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负责人：陈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湛贤，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刘红芬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韶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韶关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204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2013年12月25日，刘红芬为其所有的发动机号为C31903253A的福迪牌轻型货车向财保韶关支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记载：保险期限从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14年12月25日止，新车购置价为56300元，车辆初次登记日期为2013年12月25日；其中，盗抢险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56300元且不计免赔。特别约定第8条：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在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后，经本公司批改之日次日零时起生效；第9条：该车入户应及时到我司批改号码；刘红芬在投保单打印的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项下签名；投保单特别约定第1条还约定：“本保险车辆第一受益人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投保单所附的《盗抢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全车损失，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但不得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折旧金额=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发生全车损失，被保险人未能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来历凭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辆购置附加费用缴费证明）或免税证明的，每缺少一项，增加免赔率1%”，现刘红芬未提供上述四证，加扣4%免赔率。依据本保单特别约定第七点“发生盗抢险，索赔时必须提供正式保管凭证，否则赔付时加扣10%的免赔率。”2013年12月27日，该车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号牌为粤F×××××，但未到财保韶关支公司处办理上牌及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批改等手续。
2014年6月21日8时44分，刘红芬发现其于20日晚上在韶关市武江区沙洲路东明广客隆对面周记茶点路边停放的粤F×××××号车被盗，向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报案。该案已立案，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西河派出所证明该车至2016年3月3日止未查获。事后，刘红芬向财保韶关支公司索赔。2015年3月24日，财保韶关支公司出具《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根据投保单中特别约定中第8、第9条等约定，标的车出险前尚未到财保韶关支公司进行保单批改，不属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故予以拒赔。
2016年1月7日，刘红芬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财保韶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刘红芬支付保险理赔款563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原审诉讼过程中，刘红芬陈述其向福迪汽车专卖店（具体名称刘红芬不清楚）购买涉案车辆，并委托福迪汽车专卖店办理车辆的入户及投保手续，该投保单属格式条款，没有与刘红芬进行协商，因此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是霸王条款，车辆是否上牌与车辆被盗没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以此理由拒赔没有依据，特别约定减轻了保险公司在车辆未上牌期间的保险责任，刘红芬不能确认投保单上的“刘红芬”是否是其本人签名，但刘红芬未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财保韶关支公司对投保单并无异议，但认为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未生效。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一、关于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问题；二、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一、关于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问题。财保韶关支公司认为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本保险单第一受益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刘红芬未提供贷款缴纳完结证明或授权书，依据《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未经贷款银行同意，不办理退保，已指定受益人，刘红芬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和第十八条第三款“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的规定，受益人只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经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并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据此确定“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与涉案财产保险合同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且合同条款内容也没有直接约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显然，刘红芬在购买车辆时，交易相对方要求刘红芬对车辆进行投保，也只是相对方为保障其合同权利而为刘红芬设定的一项合同义务，即使相对方认为刘红芬不履行其合同义务，怠于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相对方也可依据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代位权主张权利，而不能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因此，刘红芬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财保韶关支公司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二、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本案投保单特别约定：“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在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后，经本公司批改之日次日零时起生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刘红芬陈述其在购买涉案车辆是委托汽车专卖店办理车辆的入户及投保手续的，认为该免责条款财保韶关支公司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投保单中该免责条款使用专门章节（特别约定）予以标识，刘红芬在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上书面明示知悉并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等，并签名确认的事实，在刘红芬自己认可投保是委托车行办理的却不能说明具体车行的名称及投保经过的情况下，认定财保韶关支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综上，本案保险合同订立程序合法，不存在导致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的情况。在内容方面，刘红芬认为诉争免责条款加重刘红芬责任，该条款无效，但本案保险合同订立程序合法，刘红芬既然要享有保险事故车辆被盗获得赔偿的权利，相应的应当履行将涉案车辆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给财保韶关支公司批改备案等义务，防止出现投保车辆不上牌登记被盗而由财保韶关支公司支付保险金，财保韶关支公司获得涉案车辆的全部权利后，却致使报案不能提交车辆发动机及车架号码、形状等情况导致追赃难度加大的情况，因此，刘红芬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故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红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4元，由刘红芬负担。
上诉人刘红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红芬作为被保险人在财保韶关支公司投保，并按保险单的约定交纳了保险费，双方即存在车辆保险合同关系，在投保单上载明的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财保韶关支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二、虽然本案中的投保单对盗抢险的保险期间作出了“特别约定”，即“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在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后，经本公司批改之日次日零时起生效”，但该条款是格式条款，财保韶关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向刘红芬作出明确说明此免责条款。原审法院仅以在投保单中“特别约定”条款使用专门章节予以标识并有刘红芬签名确认，就认定财保韶关支公司履行了提示及说明义务，明显证据不足，该条款对刘红芬不产生效力。
三、该“特别约定”与投保单上明确记载的保险期限相悖，实际上免除了财保韶关支公司在涉案车辆领取正式牌照之前且又在保险期限以内这段时间被盗的保险责任，减轻了保险人的义务，明显违背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四、财保韶关支公司明知道刘红芬所投保车辆是新车，只有发动机号码，无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却与刘红芬签订保险合同，收取了包括盗抢险在内的保费。现刘红芬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被盗，公安部门至今未追回，财保韶关支公司依法应承担保险责任。财保韶关支公司主张不予赔偿，显然有失公平，且主张拒赔的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拒赔的理由不成立，法院应不予支持。
五、被保险车辆是否领取号牌与被盗并没有因果关系，财保韶关支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财保韶关支公司向刘红芬支付保险理赔款56300元，并由财保韶关支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财保韶关支公司口头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刘红芬与财保韶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
关于刘红芬上诉提出财保韶关支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刘红芬不产生效力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财保韶关支公司有没有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成为了本案的关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结合本案，“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在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后，经本公司批改之日次日零时起生效”的约定，在投保单中使用了专门章节（特别约定）予以标识，刘红芬在投保单打印的投保人声明中签名确认“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上述证据显示刘红芬已认真阅读保险条款，保险销售人员已就保险条款及各项权益作了认真详实的说明。即使是委托车行代为投保，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刘红芬承担。因此，原审认定财保韶关支公司已经尽到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刘红芬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红芬上诉提出该免责条款加重其责任，减轻了财保韶关支公司义务，应认定无效的主张。从特别约定第8条内容看，只是要求刘红芬上牌并提供发动机、车架号拓印件到财保韶关支公司批改备案。双方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保险合同，2013年12月27日涉案车辆即办理了注册登记，刘红芬完全有能力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备案，但刘红芬一直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刘红芬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红芬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元，由上诉人刘红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波
审判员 危 晖
审判员 叶金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张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