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7民初408号原告重庆市坤记园艺场（以下简称坤记园艺场），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杨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577167366Y。主要负责人胡仁坤，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智奎，重庆市北碚区水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王彬，男，住四川省珙县。被告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区万新路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585738683Q。法定代表人郑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宗明，男，该公司职工，住重庆市南岸区。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6号22层1、2、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66419801U。主要负责人张怀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玲娜，女，该公司职工，住重庆市渝北区。原告坤记园艺场与被告王彬、添锐公司、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坤记园艺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智奎、被告王彬、被告添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宗明、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玲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坤记园艺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财产损失36,125元，由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赔偿剩余34,125元，不足部分，由被告王彬、添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30日上午，被告王彬驾驶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从合川区土场镇三口村三口佳苑沿坝东路向土场镇甘家坝方向行驶。当日8时30分，车行至土坝路3KM+100M银翔大道斜坡处时，因操作不当，撞断道路右侧由原告种植并管理的行道树六棵。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王彬负事故全部责任。经评估，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损失36,125元。被告王彬、添锐公司、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均对被告王彬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损并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无异议。其中：被告王彬辩称，肇事车辆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属李伦所有，李伦将该车挂靠于被告添锐公司运营，并雇佣被告王彬负责驾驶。被告添锐公司辩称，被告王彬所述属实，挂靠经营期间，该公司为肇事渝BXX**轻型仓栅式货车向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应由该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内先行赔偿。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部分损失2000元，但辩称原告方委托损失评估未经该公司知晓并同意，评估金额过高；且肇事车辆驾驶人被告王彬于事故发生时并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的约定，该公司就由此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免予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责任。原告方围绕其诉讼请求当庭举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苗木移栽合同、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重庆市（区县）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交通事故物品价格鉴定技术报告等证据，被告王彬当庭举示了机动车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被告添锐公司当庭举示了汽车营运服务合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汽车回收证明；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当庭举示了机动车辆出险信息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培训管理处从业人员信息查询结果等证据，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对原告方当庭举示的重庆市（区县）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提出异议，并当庭申请重新评估，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重新评估申请。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李伦系肇事车辆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实际车主，其将该车挂靠于被告添锐公司从事货运业务，并雇佣被告王彬负责驾驶。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承保了该车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均自2015年11月10日起至2016年11月9日止，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但未承保不计免赔率。2015年12月30日上午，被告王彬驾驶渝B2XX**轻型仓栅式货车，从合川区土场镇三口佳苑沿坝东路往土场镇甘家坝方向行驶。当日8时30分许，车行至土坝路3KM+100M银翔大道斜坡处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偏离行车道撞断道路右侧由原告坤记园艺场种植并养护的行道树6棵，并造成路沿等损坏。经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土场派出所认定，被告王彬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土场派出所委托，重庆市合川区价格认证中心就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原告方负责种植并养护的路沿、行道树等损失金额进行了鉴定，结论为其受损物品价值为36,125元。另查明，被告王彬具有C1车型准驾资质，符合驾驶涉案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条件。该车所投保的相关保险登记的使用性质为营业用途，被告王彬于2016年4月5日初次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该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一）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实行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被告王彬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造成交通事故，致原告坤记园艺场所有和管理的财物遭受损害。法庭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交警部门就本次交通事故所认定的事实及划分的责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坤记园艺场当庭举示的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确认原告方因本次交通事故共计产生各项财物损失合计36,125元，该鉴定系由处理本次交通事故的交警部门委托进行，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虽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动摇该鉴定结论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实质性理由，亦未举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重新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鉴定结论所确认的原告方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受财产损失数额，予以确认。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承保了肇事车辆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交强险，故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先行赔付原告方损失2,000元。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还承保了肇事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就原告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34,125元，还应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以事故发生时肇事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即被告王彬不具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为由，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的约定提出抗辩，主张免予承担赔付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依据该免责条款作为抗辩依据主张免予承担赔付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依据如下：民事合同是地位平等、实力均衡的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各自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平等协商、自由博弈、相互妥协而达成的关于设立、变更或消灭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意。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具有对价的性质，即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即对方当事人所负担的合同义务，一方合同义务履行则另一方合同利益实现，一方合同义务违反则另一方合同利益受损。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增加己方权利并排除对方权利、减轻己方责任并加重对方责任的内在驱动力。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相当、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平等协商、自由博弈、相互妥协是实现合同双方利益共同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也是实现民法效率和公平价值的最佳途径。因此，平等、自由和公平是合同法的内在核心价值，也是民事合同行为的逻辑必然要求。但时代发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以后，市场经营主体日趋规模化，市场交易模式逐渐定型化，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定型化契约即格式合同应运而生。格式合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通常为企业经营者）事先单方拟定并重复使用、以与不特定相对人（通常为消费者）建立合同关系的合同。作为合同拟定者的企业经营者通常组织庞大、实力雄厚，而作为合同接受者的消费者通常势单力薄、无从抗衡，双方地位失衡、实力悬殊。对于企业经营者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作为消费者的相对方当事人既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协商博弈的机会，只能接受，除非离开。因此，格式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其合同条款并非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讨价还价的结果，相对于合同拟定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不具有通过自由协商讨价还价决定合同内容的权利，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所拟定的增加自身权利并限制或免除对方权利、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并加重对方责任的合同条款，其合同自由仅限于同意或者离开。而没有自由，何以追求公平？正如前述，平等、自由和公平是合同法的内在核心价值，合同法对该核心价值的维护和追求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系以格式合同或一般合同方式所签订为转移。正是出于维护合同自由，实现合同公平的宗旨，合同法通过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规定，对格式合同予以规制：首先，从程序规制方面，《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不教而诛谓之虐。”合同法作此规定，旨在从程序上确保格式合同相对方当事人在全面知晓并准确理解合同条款尤其是其中免除或减轻对方责任、加重或限制己方权利的条款的基础上，审慎选择拒绝或接受，以保障该方当事人最低限度的自由。格式合同拟定方不得在未进行合理的提示和说明的情况下，将对方当事人所不知晓或知晓但不理解的合同条款特别是免除或减轻己方责任、免除或限制对方权利的条款强加给对方。本案中，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与被告添锐物流公司所签订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该公司所援引作为免责依据的条款亦属于格式条款。法庭审理过程中，保险人即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公司曾以任何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即被告添锐公司注意该条款并根据该公司要求对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次，从实体规制方面，《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该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民事合同的实质在于当事人之间合法利益的交换。在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未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利益造成损害或危险的情况下，该方当事人的合同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无论合同自由或平等，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实现双方当事人合同利益的公平。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与被告添锐物流公司之间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属于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实质在于风险的分散和转移。投保人以支付保险费为对价，将日常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活动中特定来源或种类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由保险人在各投保人之间予以分散。毋庸置疑，作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客体，保险合同所约定承保的风险的种类和大小、增加或减少是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核心要素，并由此成为保险人核定保险费率的主要标准。因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保险合同的约定，将保险客体因保险人所同意承受的特定来源、种类和程度的风险的实现所遭受的损失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同时，将保险客体因超出保险人所同意承受的特定种类、来源或程度的风险的实现所遭受的损失排除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外，由此实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均衡，并达到双方合同利益的公平。因此，保险客体所遭受或引起的损害是否来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所同意承受的特定种类、来源或程度的风险的实现，是确定保险人就特定损害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及其赔付范围的依据和标准。对于保险客体因未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所同意承受的特定种类、来源和程度的风险的实现所遭受或引起的损失，保险人应当予以赔付；对于因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所同意承受的特定种类、来源和程度的风险的实现所造成或引起的损失，保险人有权拒绝赔付。本案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与被告添锐公司所签订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客体为肇事渝G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所确认的车辆使用性质为营业用途，故该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肇事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为营业而运行所具有的引发交通事故致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通常风险。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作为保险人的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根据相同类型和用途的轻型仓栅式货车因营业运行所通常具有的引发交通事故致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风险性大小，核定并向作为投保人的被告添锐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则作为对价，该公司对于该车因未超过其承保范围和程度的风险实现而引发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自应承担代为赔付的责任。同样基于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对于非经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同意承保并核定和收取了相应保险费的风险因实现而引发交通事故所致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如因自然原因所引起的超出同类型和用途机动车运行通常风险范围的异常风险，或因人为原因所引起的超过同类型和用途机动车运行通常风险程度的增加风险，该公司自可拒绝理赔。因此，衡量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人是否应当就被保险车辆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承担赔付责任，应以该被保险车辆是否存在因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引起的、且经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的超出被保险车辆通常运行风险的异常风险或增加风险，以及交通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与上述异常或增加风险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肇事渝BXX**轻型仓栅式货车具有机动车行驶证等依《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上路行驶所应具备的相关证件，符合上路行驶的条件；被告王彬作为该车驾驶员亦具备准驾资质，符合驾驶该车上路行驶的条件。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并未主张或证明肇事机动车或其驾驶员存在前述因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引起的且经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的超出被保险车辆通常运行风险的异常风险或增加风险。虽然被告王彬于事故发生时并不具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但在驾驶人具有驾驶证并符合准驾车型的情况下，其是否具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对其机动车驾驶行为的安全性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并不会增加或减少机动车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因此，作为承保肇事渝BXX**轻型仓栅式货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其因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而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可能性，并不会因其驾驶员是否持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而增加或减少，亦即对该公司的合同利益并无影响。至于被告王彬不具有道路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却从事货物运输行为，违反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因而应由相关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依法追究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范畴，与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合同利益无关。现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援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的约定，以并足以不影响该公司合同利益的被告王彬事发时不具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事实，作为抗辩依据，主张免负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责任，从而排除合同相对方理赔权利，剥夺合同相对方合同利益，导致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失衡，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有悖于合同公平的核心价值。因此，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援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的约定，以被告王彬事发时不具有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为由主张免除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责任，既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拟定方应当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程序性规定，也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拟定方应当公平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实体性规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故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提出的免除该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以采纳。根据交警部门责任认定，被告王彬负本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被告添锐公司并未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原告坤记园艺场超出交强险相应赔偿限额的损失34,125元，被告渤海保险重庆分公司按照8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故该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应当赔偿27,300元。加上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所应赔偿的2,000元，该公司合计应当赔偿原告坤记园艺场29,300元。被告王彬系受雇于肇事渝BXX**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实际车主李伦从事驾驶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其雇主李伦承担。李伦将该车挂靠于被告添锐公司运营，该公司依法应与李伦承担连带责任。故本院对原告坤记园艺场提出的要求被告添锐公司就原告方超出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范围的损失6,825元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方要求被告王彬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重庆市坤记园艺场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36,125元，由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赔偿29,300元，由被告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赔偿6,825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重庆市坤记园艺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被告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永宏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刘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