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粤7101行初164号原告：古敏红，女，198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区。委托代理人：李永快、蒙新颖，均系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148号，组织机构代码00752129-8。法定代表人：梁毅鹏，主任。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昌文，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77839873-4。负责人：古志明，社长。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组织机构代码73492472-0。法定代表人：徐秋镜，社长。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法定代表人：徐秋镜，主任。原告古敏红不服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6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古敏红的委托代理人蒙新颖，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杨进、吴昌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经济联合社和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0月28日向原告作出(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古敏红诉称：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原告古敏红在该村出生、上学、居住、生活、成长，是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的村民同时也是该社成员。原告古敏红结婚后仍在该社居住，户口也一直留在该村，且履行了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成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即便结婚后，仍然享有第三人村民及社员的资格，理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村民和经济社成员的待遇。中国农民高度依附于土地，政府征收土地，应对当地村民予以相应补偿，原告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理应参与分配。依法责令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依照法定平等原则分配征地补偿款系被告的法定职责。现请法院：1.撤销被告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确认原告具有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经济联合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受同等待遇。(2)责令所在村委、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分红账册，责令其补发原告被克扣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安置房、社保、拆迁补偿、分红、选举权、三八旅游、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补偿、签名奖励、搬迁奖励、青苗补偿等福利待遇。(3)确认村规民约中歧视女性的条款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证据如下：(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辩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主体正确、程序合法，理由如下：被告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程序合法。本案原告针对其与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之间的村民待遇纠纷于2015年3月9日向本街提交了《行政处理申请书》，其具体请求为：“1.确认申请人具有增城市荔城镇罗岗村红星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待遇；2.向申请人补发被克扣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拆迁补偿、分红、选举权、三八旅游、土地承包权、临迁费、签名费、宅基地补偿、签名奖励、搬迁奖励、青苗补偿等福利待遇。”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的规定，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对其所请求的事项进行处理。2015年6月25日，被告依法向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并附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该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书面答复，但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2015年3月20日，被告向原告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5年3月27日，被告向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5年10月26日，被告组织原告与该社进行调解、听证，因双方均不同意调解，因此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经过调查、调解、听证完毕后，被告依据所调查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作出了(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向双方送达了该决定书。因此，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作出，主体正确、程序合法。被告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在调查时查明，原告古敏红1987年5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是广东省××城街××号，其出生即入户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未迁出，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原告于2008年9月26日与简炳然登记结婚，但户口仍保留在该社。原告主张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应向其补发其结婚后至2015年初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拆迁补偿、分红、选举权、三八旅游、土地承包权、临迁费、签名费、宅基地补偿、签名奖励、搬迁奖励、青苗补偿等福利待遇，但是未对上述福利待遇的时间、金额、种类等事实提供相关证据，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也未予以确认。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2005年12月制定了《罗岗村红星合作社社规民约》，其中第十条规定：“本社女方嫁出后，其户口没有迁出本社的，及其子女，一律不享受本社待遇。”上述事实，有《行政处理申请书》、调查笔录、调解及听证笔录等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职权：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及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被告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在增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依法进行的职权。原告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格确认及分配集体福利待遇等方面，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要求被告处理，被告依法有权进行行政处理。本案中，原告申请的行政处理事项是原告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应当对其申请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并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并结合“生产加生活”的原则。原告古敏红出嫁后虽然户口一直保留在该社，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该社居住、生产、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成员义务。因此，原告已经不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第一款的规定，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依法享有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而申请人并不具备被申请人成员资格，且申请人未对上述集体分配的时间、金额、种类等事实提供相关证据，被申请人也未予以确认，其要求与被申请人其他成员享有同等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请求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补发临迁费、社保、拆迂补偿、签名费、宅基地补偿、签名奖励、搬迁奖励等，根据增府办(2014)6号《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该项请求并非由第三人罗岗村红星社进行发放，因此，其不属于本次行政处理的范围，应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进行解决。原告在本案行政诉讼中增加的未经行政处理的第三人及相关请求，属于程序错误，主体不适格，不应予以处理。在本案中，原告增加了未经行政处理的本案第三人即相关的村经济联合社和相关的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也增加了未经行政处理的申请请求“确认村规民约中歧视女性的条款无效”等作为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错误，主体不适格，不应当就其增加的行政诉讼第三人及行政诉讼请求进行处理，否则违背了先行政处理后行政司法救济的原则。综上，被告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被告提交证据如下：1.《行政处理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处理涉案事项的事实；2.原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计划生育服务证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证明原告的身份婚姻状况及原告在本案中的各项主张的情况；3.行政处理决定答复及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已依法通知第三人参与关于原告社员资格、村民股份分红、集体福利待遇的行政处理纠纷的事实；4.组织机构代码证、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5.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社规民约及各户主的签名表，证据4～5证明第三人在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及根据该社社规民约规定女方出嫁后及其子女一律不享受本社待遇的事实；6.原告、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7.《调解及听证通知书》、送达回执、调解听证会议签到表及相关笔录，证据6～7，证明被告已依法对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并进行调解和听证，因双方均不同意调解，故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的事实；8.行政处理送达回证、快递凭证，证明被告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后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事实。本案第三人均未参加庭审，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法庭质证，原告、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能客观反映其所证明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古敏红原为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之村民，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原告于2008年9月6日与简炳然登记结婚，但户口仍保留在该社。2015年3月9日，原告古敏红向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提交了《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1.确认申请人具有增城市荔城镇罗岗村红星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待遇；2.向申请人补发被克扣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拆迁补偿、分红、选举权、三八旅游、土地承包权、临迁费、签名费、宅基地补偿、签名奖励、搬迁奖励、青苗补偿等福利待遇。”被告经调查、调解、听证后，作出了(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上述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并向双方送达了该决定书。现原告古敏红不服被告上述处理决定，遂向本院起诉。另，原告在诉讼过程中表示，其起诉书中第一第三人应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并非是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新民经济合作社，并予以更正，对此被告亦对此予以证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职权。《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和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是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权对原告提出村民待遇申请作出处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三条：“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规民约有股份制章程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营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为由，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本案中，被告认为“原告古敏红出嫁后虽然户口一直保留在该社，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该社居住、生产、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成员义务，因此原告已经不具有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罗岗村红星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资格”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因此，被告应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涉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被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未履行义务，而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村民义务为由，认定原告无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该认定事实不清；另，从现有证据证明原告古敏红原为该社村民，且结婚后户籍未曾迁出，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调查笔录》证实，自原告结婚后，该社即以社规民约规定为由停止了原告的分红等权益，因此，被告的上述意见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认为原告古敏红违法计划生育政策，未经批准生育一男孩，属未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其已经不具有被申请人的成员资格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存在违反计划生育的情形，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对其享受集体收益分配作出限制，但并不能仅仅以此为由否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故被告上述意见于法不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根据增府办(2014)6号《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对原告提出的补发拆迁补偿、签名费……等不属于其行政处理的范围的意见，因被告在本案受理过程中并未提交上述证据文件，故该行政行为应视为没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49号行政处理决定；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古敏红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斌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人民陪审员  卫瑞湘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徐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