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苏05行终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巧英，女，1963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苏州市虎丘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渚镇路28号。
法定代表人陈晓梅，镇长。
原审第三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住所地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西渚路4号。
法定代表人龚伟明，所长。
上诉人宋巧英因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7）苏0505行初3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宋巧英原系苏州高新区东渚镇新庄村七组村民。2003年10月25日，宋巧英家与苏州高新区东渚镇人民政府征地动迁办公室（以下简称东渚镇动迁办）签订《苏州高新区私有住房拆迁补偿协议书》。2004年11月23日，宋巧英家与东渚镇动迁办签订《苏州高新区住房拆迁房屋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协议。苏高新办[2008]13号关于印发《苏州高新区被征地农民征地补偿和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苏高新办[2008]13号文件）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其中第四条规定，2008年1月1日前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一）以政府确定征地时间为界限，将被征地农民划分为4个年龄段……第三年龄段为女性35周岁以上至55周岁……第三年龄段中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按自愿原则选择参加基本生活保障或纳入城保……第三年龄段人员以2008年6月30日期为界，往前推且与本人已经参加城保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重复，一次性补缴满15年方式纳入城保，补缴标准为2007年苏州城保最低缴费基数1180元，补缴比例为补缴年度单位和个人之和。宋巧英属于第三年龄段人员。到2008年6月27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并轨工作结束。2013年11月，宋巧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因未享受城保，多次向市委书记信箱去信，要求落实退休金事宜，宋巧英陈述2008年纳入城保要求交1000多元，当时的情况拿不出。2015年5月25日，东渚镇动迁办、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以下简称东渚镇劳保所）向宋巧英出具《关于东渚镇原新庄七组宋巧英属我镇失地农民的证明》，证明载明：宋巧英，系东渚镇失地农民，自动迁后一直享受征地低龄保险人员待遇，现为220元/月，待其至55周岁，按现政策，可按月享受750元的征地高龄保险人员待遇……2008年“并轨”开始时，村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因个人原因，未一次性交纳纳入城保应交补足城保15年款项，故按相关政策享受对应的待遇至今。另查明，苏州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苏高新劳(2009)61号，明确原第三阶段被征地农民中未选择纳入城保且未达到“5560”的人员继续选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实施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具体手续为由本人向镇（街道、分区）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书面申请；镇（街道、分区）劳动社会保障所将审批材料送镇（街道、分区〉审批，再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再查明，宋巧英的诉状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苏州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苏高新劳（2009）61号，明确原第三阶段被征地农民中未选择纳入城保且未达到“5560”的人员继续选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实施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宋巧英直到2017年6月8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也已超过五年的起诉期限，又本案已经立案，因此，宋巧英的起诉应予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遒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宋巧英于2013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其不断信访，东渚镇劳保所于2015年5月25日开具关于东渚镇原新庄七组宋巧英属于我镇失地农民的证明，据此可以认定，宋巧英最迟应于2015年5月25日知道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东渚镇劳保所未将自己纳入城保的情况，但其直到2017年6月8日才向法院起诉，即使按照诉状落款时间2017年5月31日，也已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又本案已经立案，因此，宋巧英的起诉应予驳回。原审法院遂裁定驳回宋巧英的起诉。
上诉人宋巧英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上诉人于2017年3月6日书面向被上诉人提出：“请求其履行法定职责，对失地农民宋巧英即上诉人履行将上诉人纳入城保（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申请，但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其义务也没有回复。东渚镇动迁办、东渚镇劳保所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的关于东渚镇原新庄七组宋巧英属我镇失地农民的证明，该证明与上诉人书面提出被上诉人履行其法定职责之间相距不到两年，且该申请的提出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出具证明的两个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其所作出的告知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至今没有对上诉人作出履行其职责的行政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采用三个证人的证言这一非法证据，并以其作为裁定的依据，实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谈话笔录》时间是2017年7月10日，接谈人为谈海圣和宋县伟，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诉讼代理人；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这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属非法证据，不能使用。法院虽然同意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但这一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2、原审法院针对行政行为采用了不同的法律裁判标准。针对苏州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苏高新劳（2009）61号，适用五年的诉讼时效期限；在针对2015年5月25日失地证明时，采用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限。另上诉人对法院查明的苏州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苏高新劳（2009）61号文件，愿意继续选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实施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对于这一情况上诉人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综上，请求撤销原裁定，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东渚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东渚镇劳保所未陈述意见。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本案上诉人宋巧英认为，自己是失地农民，根据苏高新办[2008]1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其应当享受城保待遇，但被上诉人将其遗漏，导致其未享受城保待遇。上诉人遂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将其纳入城保（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在原审答辩认为，上诉人已按月领取征地保养费用，在2008年“并轨”时，村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征询其个人意愿，告知如未能一次性缴纳纳入城保应补足的城保15年款项，即只能享受征地保养待遇，上诉人未选择城保待遇，系其个人原因，非其不履行法定义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上诉人宋巧英于2013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因其未享受城保待遇，多次向相关领导去信，要求落实退休金事宜。因此，上诉人至迟在2013年11月办理退休时应当知道其未被纳入城保，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未被纳入城保之日起计算。上诉人于2017年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正芳
审 判 员 曹 军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赵 芬
书 记 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