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2582号
原告山西汇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纯阳宫街36号话剧院办公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常东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13号院7号楼901。
法定代表人刘建中，顾问。
委托代理人段治平，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滕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汇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视公司）诉被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汇视公司委托代理人丁辰、被告华夏公司委托代理人段治平、滕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汇视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买断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授权我公司为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以下简称涉案影片）在中国陕西省唯一发行放映总代理单位，授权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该期限内被告不得自行或另行委托第三方在发行区域内发行、放映该影片，在签约8个月内，不得自行或许可第三方出版该影片的音像制品、将该影片通过电视和网络以及其他任何媒体进行传播。但我公司发现，2014年3月4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映了该影片，并且该影片可以在多家视频网站中免费观看和下载。根据我方新发现的证据，被告不是该影片的著作权方和唯一发行方。被告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把相关权利还授权给河北电影制片厂，河北电影制片厂又授权河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该中心授权又给了中央电视台，给我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2、解除《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买断合同》；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取证费（公证费3900元、国家图书馆复印费240元）和律师费5万元。
被告华夏公司辩称：一、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其已将合同约定的独家发行权转让给西安星才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才公司），陕西的影片发行一直是星才公司在做，与影院的放映合同是星才公司签署，发行收入归星才公司，发票由星才公司开具；二、我公司不存在自行或者许可第三方将涉案影片通过电视和网络进行传播的行为。我公司与其他出品、摄制方将本来就属于河北电影制片厂的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该厂，该授权只是形式上的授权，并不产生授权的法律效力。故我公司出具无效授权的行为并未实质性违反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三、即使我公司的无效授权构成违约，原告也无权要求赔偿200万元。第一，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了200万的损失。第二，原告即使有损失也不可能达到200万元，因为对我公司的限制期只有8个月，一旦过了限制期，电视或网络都可以播放影片。电影频道第一次播放影片的时间是2014年的3月4日，距离8个月的限制期届满之日不到3个月。所以，原告即使有损失，也就是限制期的后3个月的损失。原告证据显示，限制期的前5个月（即2013年9月29日至2014年3月4日），陕西的票房收入为341480元，扣除院线55%的分成，发行收入为153666元，平均每个月也就3万多。限制期的前5个月发行收入才15万多，因此限制期的后3个月即使没有电影频道播放涉案影片的影响，发行收入也绝不可能达到200万元。第三，原告不可能存在200万元的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损失=预期可得收入-
应付出的必要成本。原告的证据显示，从合同签订到电影频道播放涉案影片之前这5个月，原告的发行收入为15万多，光人员成本一项就达到了20多万元，净亏损5万多。即在限制期的前5个月、影片发行的黄金时期，没有电影频道的影响，发行都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原告没有理由断定限制期的后3个月影片发行一定可以扭亏为盈，而且可以达到200万的净利润。第四，原告以陕西200多万党员人数作为计算损失的基础无任何依据。国家未规定所有党员必须看涉案影片，更未规定必须到电影院看，甚至安康市还明文规定到网上看。第五，电影频道只是在3月4日、14日播放了两次影片，目前无证据证明观看电影频道播放的影片的党员数量，所以无证据证明电影频道的两次播放能够造成的发行损失。第六，电影频道仅有的两次播放并未对影片的发行放映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有实质性影响的是网络盗版。从原告自己提供的公证书来看，早在电影频道播放之前网上就陆续有个人非法上传涉案影片，很多机关单位都组织党员干部通过网络观看涉案影片，而不去电影院，直接影响了发行收益。但是，网络盗版与被告无关，也并非电影频道许可，所以网络盗版造成的损失我公司没有义务承担。第七，原告主张的损失即使存在也是星才公司的损失，因为原告将发行权转让给了星才公司，原告对此无权主张。第八，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陕西境内的独家发行权转让的价格也不过45万元，我公司在签约当时不可能会预见到自己的无效授权行为会给原告造成200万元的损失。因此，原告主张200万元违约赔偿不应支持；四、原告无权主张解除合同。第一，与我公司有关的仅仅是电影频道的两次播放，但是，在电影频道播放两次之后，陕西境内仍在继续组织党员干部观看涉案影片，星才公司也仍在继续向我公司申请影片放映，尤其是在2014年3月14日电影频道播放影片当天，星才公司还向我公司申请了500人次的影片放映。可见电影频道仅有的两次播放并未造成原告无法开展发行放映工作，更没有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原告无权解除合同。第二，真正影响发行的是网络盗版影片的传播，原告不能因为与被告无关的网络盗版影响了发行收益就主张解除合同。第三，合同的期限为2年，而陕西境内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到2014年9月底才结束，原告仍可通过发行放映涉案影片获得收益，合同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况且，在原告增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之后，星才公司仍在继续向我公司申请放映影片，该事实也足以表明原告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所以，我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
涉案影片的出品、摄制单位为河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夏公司、北京春秋四海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公司）等。该片片尾载明发行方为华夏公司。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影字（2013）370号通知记载：“华夏公司：……做好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宣传发行放映工作，是广大电影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作为影片出品单位之一和承担发行任务的华夏公司要勇担重任……尽最大努力做好影片的发行工作……”等内容。
2013年9月29日，华夏公司（甲方）与汇视公司（乙方）签订《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买断合同》，约定甲方拥有本合同确定影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35mm影片著作权，甲方作为该片在国内唯一发行方，代理权限及范围为：该片在国内的数字发行事宜，包括院线及各发行放映单位、区域销售；独家代理权：甲方授予乙方为涉案影片在中国陕西省唯一发行放映总代理单位，授权期限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2013年9月29日起至2015年9月29日），该期限内甲方不得在许可使用期限内自行或另行委托第三方在发行区域内发行、放映该数字电影；乙方向甲方支付版权买断费用45万元；本合同确定影片在签约后8个月内，甲方不得自行和许可第三方出版电影片的音像制品、将电影片通过电视（有线、无线）和网络以及其他任何媒体进行播放；甲乙双方都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否则即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汇视公司向华夏公司支付了合同款45万元。
2014年2月27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2014年3月4日的《北京晚报》中均刊登有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将于3月4日19：00播出涉案影片的信息。2014年3月14日的《北京晚报》中刊登有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将于3月15日播出涉案影片的信息。
2014年3月3日，经汇视公司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其代理人登陆互联网浏览网页、播放视频、下载文件及影片的过程及结果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据此作出的（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458号公证书记载：在www.baidu.com中输入“ＸＸＸ的四个昼夜”进行搜索，搜索到56、爱奇艺等网站提供涉案影片的播放服务。
2014年3月4日，经汇视公司申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其委托代理人观看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播放涉案影片的过程及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并作出（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459号公证书对公证过程予以记载。
经汇视公司申请，本院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调取的证据显示：2013年10月1日，华夏公司向河北电影制片厂出具《授权书》，其中记载华夏公司拥有涉案影片的合法发行权，现授予河北电影制片厂对该片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播权及以有线方式直接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等免费或收费的播放），该权利为可转让专有权，权利起始时间为2013年10月1日，终止时间为该片版权终止之日，且被授权方获得的是首次广播权（电视权）；现授予河北电影制片厂对该片拥有全球范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权利为可转让专有权，权利起始时间为2013年10月1日，终止时间为该片版权终止之日，该权利为首次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内容。涉案影片其他出品、摄制单位亦向河北电影制片厂出具相同内容的《授权书》，河北电影制片厂将其享有的权利授予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后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将上述权利授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
华夏公司称其出具的《授权书》仅为形式上的授权，河北电影制片厂以外的其他出品、摄制方除署名权之外不享有任何其他著作权，华夏公司为河北电影制片厂授权的唯一发行方。为此其提交了：1、河北电影制片厂出具的《说明》，称该厂拥有涉案影片全球范围内的广播权、以有线方式直接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权利、全球范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他出品和摄制方不享有上述权利，因对外权利销售的需要，本片的其他出品和主要摄制方需向该厂出具以上权利的授权书，并不代表其他出品和主要摄制方实际拥有授权书中的各项权利；华夏公司为该厂授权的唯一影片发行方；2、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具的《说明》，称其仅享有涉案影片的署名权，其于2013年10月1日向河北电影制片厂出具的《授权书》并不代表其实际拥有发行权、广播权、电视权、信息网络传播权；3、河北电影制片厂与华夏公司签署的联合出品协议，载明华夏公司不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任何与该片相关的著作权；华夏公司全权代理涉案影片的全国发行等内容；4、河北电影制片厂与春秋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载明春秋公司在涉案影片出品人及出品、摄制单位项目上与河北电影制片厂联合署名等内容。
华夏公司对于汇视公司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交了汇视公司向星才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其中载明为积极开展工作，将陕西省行政区域内独家发行放映涉案影片的独家发行权授予星才公司及法人常东斌等内容。汇视公司对此表示，其与星才公司仅为委托关系，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宣传合同》，其中第二条第四款载明甲方（汇视公司）委托乙方（星才公司）在陕西省范围内进行涉案影片的宣传、广告植入、组织放映等工作内容，由乙方全权负责；第四条载明乙方作为甲方的协助方，应积极维护甲方的版权、名誉权等内容。汇视公司还提交了星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常东斌出具的《情况说明》，表示汇视公司委托星才公司在陕西省境内开展涉案影片的宣传、放映等工作，双方系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等内容。
汇视公司提交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合发的通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等部门合发的通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布的通知、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中共汉中市委组织部、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中共铜川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发布的通知；国家图书馆文献复制证明；2013年8月2日至9月13日期间华夏公司的放映申请表、2013年10月11日至12月1日期间、2013年11月22日至12月12日期间、2013年12月11日至12月28日期间、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汇视公司的放映申请表、2013年10月11日至11月14日期间影院放映涉案影片的统计表；汇视公司员工王×与西安市和平电影院签订的合同、星才公司与西安奥斯卡赛高国际影城有限公司签订的放映协议、星才公司向西安奥斯卡赛高国际影城有限公司、西安奥斯卡长安国际影城有限公司、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开具的片款发票；房屋租赁合同、驻陕西工作人员登记表、工资发放表等，以证明其因华夏公司违约所遭受的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汇视公司还提交了金额分别为2760元、1140元的公证费发票两张、金额为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张、金额为240元的资料费发票一张，以证明其支出的合理费用。除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布的通知外，华夏公司认为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并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汇视公司还提交了2014年3月24日中共安康市委发布的通知，载明要求有关部门在有关网站自行下载涉案影片观看等内容，以证明因华夏公司的违约行为，汇视公司无法开展放映工作。华夏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同时华夏公司提交了星才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6月25日、7月15日向华夏公司申请放映影片的申请表及短信记录，以证明汇视公司的放映工作未受到影响、其仍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汇视公司表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即使真实，也只能说明汇视公司的发行工作频率降低，损失很大。华夏公司还提交了网页报道若干，以证明在电影频道及互联网播放涉案影片后，陕西省境内仍在继续组织党员干部观看涉案影片，未出现汇视公司所述无法继续发行的情况。汇视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庭审中，经汇视公司申请，证人王×出庭作证，证明汇视公司为了在陕西开展发行业务设立了星才公司，其系汇视公司员工，为做好涉案影片的发行工作，其在西安联系涉案影片的片前广告事宜并找到六位画家提供作品展示，但由于电影频道以及互联网上播放了涉案影片，合作中断，因此给汇视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汇视公司对于证人证言表示认可，华夏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
以上事实，有汇视公司提交的合同、公证书、报纸、通知、工作人员登记表、工资发放表、发票、放映协议、放映申请表、授权书、证人证言、华夏公司提交的授权书、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网站报道、说明、联合出品协议、合作协议、通知、本院调取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汇视公司与华夏公司签订的《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买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华夏公司主张汇视公司已将合同约定的独家发行权转让给星才公司，但根据汇视公司与星才公司之间的合同以及星才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说明，汇视公司系委托星才公司进行相应工作，星才公司系汇视公司的协助方，故本院对华夏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汇视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根据《国产影片﹤ＸＸＸ的四个昼夜﹥版权买断合同》约定，华夏公司在签约后8个月内不得自行和许可第三方将涉案影片通过电视和网络进行播放。但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华夏公司在签约后第二天即作出授权，将其拥有的广播权及以有线方式直接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河北电影制片厂，并因其该项授权行为最终导致电影频道播放涉案影片，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汇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华夏公司在与河北电影制片厂签订的联合出品协议中约定了著作权的归属，但鉴于其在与汇视公司签订合同时对于己方的合同义务作出了相应承诺，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华夏公司对于自身所作出的违反该合同义务的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故本院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
汇视公司主张华夏公司赔偿损失20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华夏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且由于违约造成的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汇视公司与华夏公司之间的合同总金额仅为45万元，故汇视公司的主张已超出华夏公司能够预见的范围，本院将结合本案情况酌定华夏公司应赔偿的金额，对于汇视公司的主张不再全额支持。汇视公司主张其为本案支出的各项费用，对其中的合理部分华夏公司应予以赔偿。对于律师费，因本案审理过程中汇视公司一方有律师出庭，并提交了律师费发票，本院对汇视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予以支持，但其主张费用过高，本院酌情予以考虑；对于公证费和复印费，汇视公司提交了相应票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由于汇视公司提出过高的赔偿请求产生的案件受理费，不应全部由华夏公司负担。
汇视公司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华夏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但汇视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一直正常进行涉案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即使在电影频道播出涉案影片后，陕西省境内的党员活动仍在继续，汇视公司也并未完全停止发行、放映工作，故华夏公司的违约行为并未构成导致汇视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根本违约，故对于汇视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西汇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二十五万元；
二、驳回原告山西汇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一元（原告预交），由原告山西汇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八千二百一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一万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嘉佳
代理审判员 李 囡
人民陪审员 黄一丁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周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