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粤海，女，汉族，1989年4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炳荣，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芳，女，汉族，1977年3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学影，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韦粤海因与被上诉人刘金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粤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韦粤海无需向刘金芳支付80000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基于《退股协议书》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其违反章程及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退股协议书》约定，刘金芳退出股份，收回股本金额33万元，由公司承担。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首先，刘金芳并未实际出资，并且公司在持续亏损状态下，刘金芳受益的股本33万元从何而来，显然不公平；2.其次，该股本33万元是约定从公司支出，刘金芳构成抽逃出资的嫌疑，违反章程第九条第二条第2款“公司被核准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违反了公司法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3.再者，退股协议的签约主体是个人股东，而义务承担人是公司，公司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协议对公司没有约束力，个人股东并不是义务承担主体；4.最后，刘金芳退股，在法律上及实际上都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完成的，并非由公司承担退股股本的形式完成。并非依据《退股协议书》来完成。二、《退股事宜补充协议》无效且违反韦粤海的真实意愿。1.《退股事宜补充协议》是基于《退股协议书》的补充，而《退股协议书》自始无效，故补充协议也无效，不仅违反法律、章程的规定，也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2.该补充协议是因为刘金芳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加上刘金芳的咄咄逼人，为了息事宁人才签订的，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三、一审未追加其他诉讼参与人。1.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案件，且与公司的义务息息相关，故公司应当需要追加作为第三人，其他股东作为见证人及原退股协议的当事人，应当作为第三人；2.另外，韦粤海与配偶间存在离婚纠纷，一审请求追加韦粤海的配偶未被允许。综上，刘金芳与韦粤海的纠纷应当是股权转让纠纷，依据的是在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非本案中无效的退股协议及补充协议。
刘金芳辩称，一、韦粤海二审主张《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根据。第一，刘金芳与韦粤海已就退股事宜进行了部分履行，其中刘金芳已全部履行了转让股权的义务，韦粤海则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剩余八万元尾款没有付清。双方履约过程历经半年多，从双方一直的沟通来看，韦粤海从未声称《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或有被强迫的情形，韦粤海全部是自愿履行。第二，一审时韦粤海当庭承认双方约定退股及退款的事实，其拖欠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因为自己离婚事宜的影响。二、韦粤海主张根据《退股协议书》约定，退股款是由公司支付，刘金芳涉嫌抽逃出资的行为，韦粤海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韦粤海和刘金芳签订《退股事宜补充协议》时已声明原《退股协议书》作废。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韦粤海和刘金芳协商一致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履行了《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即由韦粤海支付股权受让款，刘金芳转让股权至韦粤海名下。刘金芳已于2017年4月即将全部股权（占股30%）转让变更登记至韦粤海名下，而韦粤海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后，拖欠剩余股权转让款8万元未支付。故刘金芳没有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韦粤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韦粤海认为原《退股协议书》违法应认定无效，进而《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也应无效。刘金芳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原《退股协议书》约定的退股应属于减资行为，并非法律所禁止的抽逃出资行为，原《退股协议书》并非违法无效。第二，双方签订《退股事宜补充协议》时已声明原《退股协议书》作废，故《退股协议书》已解除，双方并未实际履行。第三，双方实际是协商一致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履行了《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双方的履约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四、韦粤海认为应追加其他股东和韦粤海配偶为必要诉讼第三人，刘金芳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其他股东并非双方股权转让行为的当事方，在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中没有约定或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故不是本案的必要诉讼第三人。第二，韦粤海与其配偶之间的家庭及经济纠纷与刘金芳无关，也不应在本案中审理。综上，韦粤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刘金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韦粤海支付刘金芳退股款8万元及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6日为人民币24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韦粤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6日，刘金芳（乙方、股东）与韦粤海（甲方、法人）签订《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约定韦粤海同意个人代替公司将全部退股款40.2万元先支付给刘金芳，随后各方配合依法办理工商变更、减资等退股手续；鉴于之前退股协议已部分履行，刘金芳于2017年1月15日已收到退股款共计20万元整，剩余20.2万元退股款未收到，韦粤海同意剩余退股款20.2万元，自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9月5日止，分6个月由其个人先行向刘金芳支付完毕，其中2017年4月6日当天支付10.2万元，以后每个月6日前支付2万元整，共支付20.2万元整；韦粤海延期支付的，则按总欠款额月息3%向刘金芳支付利息，还清为止；自2016年10月1日起刘金芳退股之后，刘金芳不再是公司股东；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017年1月15日四个股东韦粤海、刘金芳、万晓飞、刘敏原协议作废无效。该协议有刘金芳、韦粤海签名，刘敏、万晓飞作为见证人签名，并加盖有公司的印章。刘金芳、韦粤海双方认为：上述《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确认工商登记已经变更完毕，现韦粤海系公司持股100%的股东，目前韦粤海尚欠8万元未支付给刘金芳。
关于利息的计算，刘金芳认为，因当时韦粤海承诺会如期支付，刘金芳才同意延期分期支付，若韦粤海再逾期支付，就应当按照欠款总额从2017年6月7日起支付利息，且刘金芳在本案同意将利息调低至按每月2%计算。
刘金芳在本案还提交与韦粤海的微信、支付宝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其主张。韦粤海对微信、支付宝聊天记录无异议，但认为债权发生于其与丈夫离婚诉讼期间，故在本案申请追加丈夫ＸＸ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刘金芳表示，其在本案对ＸＸ并无诉求，不同意追加ＸＸ作为本案的被告或第三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另案进行处理。一审法院也未接纳韦粤海上述追加被告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金芳与韦粤海签订《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约定韦粤海将剩余退股款20.2万元自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9月5日，分6个月由其个人先行向刘金芳支付完毕，其中2017年4月6日支付10.2万元，以后每个月6日前支付2万元整，上述意思表示明确、真实，各方应依约履行。但韦粤海在签订上述《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后，仅于2017年4月6日向刘金芳支付了10.2万元，于2017年5月5日向刘金芳支付了2万元，从2017年6月起就未再按照上述《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向刘金芳支付剩余款项，且双方确认，韦粤海还尚欠8万元未支付给刘金芳，故刘金芳起诉要求韦粤海支付8万元的请求成立。韦粤海未按照《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款项，构成违约，刘金芳主张韦粤海支付利息的请求成立，鉴于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是以补偿性为主，目的是弥补守约方的损失，应当以违约造成的相应的损失作为计算补偿的依据，故一审法院从公平原则衡量，调整为按照实际欠款金额为计算基数，以每月2%为标准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判决：一、韦粤海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金芳支付8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6月7日起，以2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月2%计算利息至2017年7月6日；从2017年7月7日起，以4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月2%计算利息至2017年8月6日；从2017年8月7日起，以6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月2%计算利息至2017年9月6日；从2017年9月7日起，以8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月2%计算利息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刘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60元，由韦粤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韦粤海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缠绵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缠绵公司）章程（2016年7月14日）；拟证明公司发起的情况。2.股东会决议及章程（2017年8月5日）；拟证明公司增资及变更的情况。3.公司注册登记公示信息；拟证明刘金芳退出股份时间。4.2017年4月10日，刘金芳、万晓飞与韦粤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刘金芳将原出资36万元全部转让给韦粤海。万晓飞将原出资6万元全部转让给韦粤海。在2017年4月10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落款处有万晓飞、刘金芳、韦粤海签名并捺指模。拟证明刘金芳是通过股权转让形式退出公司股份的。刘金芳质证认为：对韦粤海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韦粤海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举证，不属于新证据。韦粤海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刘金芳存在违约或者违法抽逃出资或其他情形，相反证明了刘金芳已经依约完成了向韦粤海转让股权的事实。至于证据4，刘金芳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当时是为了办过户手续省税，会计师事务所说这样签可以避税，让刘金芳签的，虽然签名是真实的，但该协议并不是这3个股东的真实的意思表示，真实意思是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各方实际履行的是40.2万来转让全部股权，这也是刘金芳的实际出资，这经过了公司内部帐的审核，刘金芳当时没有要公司的盈利，只是保本退出，万晓飞股东出资7.5万元，也是保本退出，早就支付给他了，后来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办理的是股权转让手续，不是减资手续，韦粤海以40.2万元受让了刘金芳30%的股权，办理减资手续很复杂，所以选择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手续已经履行了一部分，第一次已经收到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剩余的20.2万元是后期分期支付的，这也是双方签订了协议的，从2017年4月开始分期支付，履行了一部分之后，还剩8万元的时候，就没有支付了。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韦粤海二审提交的证据1-4均为工商登记机关就缠绵公司设立、增资、变更等事项进行登记的资料以及刘金芳、万晓飞与韦粤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来源合法。其中《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是零对价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但刘金芳质证认为是为了避税方签署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且刘金芳与韦粤海在2017年4月6日先签订了《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又在数日之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没有明确表示撤销《退股事宜补充协议》。据此本院认为，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做出韦粤海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结论，仍需结合其他证据以及事实作出分析。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退股协议和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2.一审是否遗漏主体的问题。
关于退股协议和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经查，缠绵公司目前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韦粤海，持股100%，认缴出资额120万元。涉案的退股协议书中也明确了缠绵公司投资资金为120万元。可见，缠绵公司并无进行减资。从股东人员变化来看，刘金芳、万晓飞、刘敏都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则就本案而言形同刘金芳将股权转让给了韦粤海。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也最终明确由韦粤海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结合双方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认定刘金芳将股权转让给韦粤海个人的事实。虽然两方签订了数份合同，但在《退股事宜补充协议》中明确了韦粤海个人向刘金芳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事项，该份协议并不存在解除情形。退股协议和《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实为原缠绵公司股东内部之间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对各股东有约束力，并已经大部分得到了履行。韦粤海上诉亦认可所谓刘金芳退股是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完成的。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是零对价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但刘金芳质证认为是为了避税方签署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且刘金芳与韦粤海在2017年4月6日先签订了《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又在数日之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没有明确表示撤销《退股事宜补充协议》。则在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刘金芳有权要求韦粤海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可《退股事宜补充协议》的效力，并以之作为判令韦粤海付款的依据并无不当。韦粤海认为该两份协议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有无遗漏主体的问题。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是刘金芳与韦粤海。一审将该两方列为诉讼主体正确。韦粤海提出的其他股东以及韦粤海的配偶都不是适格的合同主体。而是否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追讨韦粤海配偶的责任属于刘金芳自行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范围。刘金芳未予追讨，一审并无追加均无悖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韦粤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0元,由上诉人韦粤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