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4民终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兵，个体。
委托代理人：罗敏，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林林，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芝。
委托代理人：张衍辉，山东龙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雷，山东龙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袁兵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5）平民重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王兴芝曾用名王迪。原被告为同学关系，被告在平原县城区经营的“平原县袁兵水暖门市部”。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期间原告有时在被告的门市部帮忙记账。自2011年2月23日至2014年1月30日间，原、被告银行卡间相互多次转账，其中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22080200006959939、6222081612000554004、6222081612000657914三个账户向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22081612000089738、6222081612000374601、6222081612001173705三个账户转款30笔计2554695元，其中：2011年2月23日400025元、5月19日200025元、9月9日50015元、10月30日50015元、2012年1月9日100025元、（以上五笔款项交易发生地为北京市）、3月14日21200元、4月3日20000元、4月18日50000元、5月21日25000元、6月8日10000元、6月13日40000元、6月21日10000元、6月24日25000元、6月30日3000元、7月31日120000元、8月25日15390元、9月3日120000元、9月4日50000元、9月7日10000元、9月27日20000元、9月28日10000元、10月11日148000元、10月30日2000元、11月8日180000元、11月11日230000元、11月16日290000元、11月21日88000元、12月11日230000元、2013年1月25日20000元、5月25日17000元。被告账户向原告账户转款17笔计1092700元，其中：2011年7月1日50000元、9月19日100000元、10月7日60000元、10月27日50000元（三笔）、11月22日34700元、2012年1月18日100000元、3月28日20000元、4月13日两笔70000元、5月6日150000元、7月16日38000元、11月24日10000元、11月28日10000元、2013年5月22日10000元、2014年1月30日200000元。另，2014年9月4日被告尾号4601向原告尾号4004转款5000元，原告在庭后提交的说明中认可。
另，在上述转款之外，2012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69元、2012年5月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元，该两笔款项原告未主张。
根据被告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工行平原支行的2011年2月24日由原告从被告账户提取款300000元、2011年4月12和4月14日由被告账户各转入王振（当时原告与王振为夫妻关系）账户230000元和160000元，原审庭审中原告本人认可已收到该三笔款，23万、16万收款人是王振，当时原告和王振还没有离婚，也证实了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的事实；在重审庭审中称三十万由原告被告一起办理提取手续，但是原告未接收该笔款；230000元和160000元转入原告丈夫王振账户，由徐涛本人代被告办理。
另查，在原被告的银行卡除相互间的转账，均有多次、较大数额的资金往来。
原告尾号9939的银行卡与被告发生转账业务的时间在2011年2月23日至2012年4月13日，计16笔。原告尾号4004的银行卡与被告发生转账业务的时间在2012年3月14日至2012年11月16日。原告尾号7914的银行卡银行被告发生转账的业务的时间在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30日。
自2011年2月23日原被告发生转账至2012年3月28日，在原告尾号为9939的银行卡的明细中除2011年7月1日存入5万元、7月23日存入15万元、9月26日存入7万元、10月7日存入6万元、2012年3月17日三次存入4000元及在德州市发生7次业务，主要业务均在北京市办理。在此期间原告主张向被告转账五笔计800105元；由原告尾号4004的银行卡2012年3月14日向被告转账一笔21200元，共计821305元。被告向原告转款9次计款414700元；另原告认可收到2011年2月24日300000元、2011年4月12日230000元和4月14日160000元，计690000元。原告共计收到被告款1104700元。（如不含30万元，原告收到被告款804700元）
原告尾号4004和7914的银行卡在工行平原县支行开户，其尾号4004的银行卡在2012年3月7日开户，同日卡存6000元并由原告尾号9939的银行卡转入320991.16元；自2012年4月3日至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转款20笔计款1378390元。被告向原告转账4笔计258000元。尾号7914的银行卡自2012年11月21日开户，有4004卡存50002元、卡存27800元，自11月21日至2013年5月25日向被告转款四笔计款355000元，被告向原告7914卡转款两笔20000元，向4004卡转款1笔10000元，计30000元。
2013年11月13日，原被告签订分手费协议：袁兵欠王迪分手费叁拾万元，2014年1月30日付贰拾万元，2015年1月30日付壹拾万元。2014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账户转款200000元是履行分手协议的分手费。原被告无异议。
根据原告申请，原审法院调取被告经营的平原县袁兵水暖门市部的纳税信息：在地税部门没有信息；在平原县国家税务局缴纳增值税：2011年14738.42元、2012年0元、2013年1692.86元、2014年1月1日至3月1日1007.86元。
原审时平原县桃园宾馆出具证明：王兴芝自2008年至2012年底为桃园宾馆客房用品供应商。根据被告申请，本院调取原告在平原县桃园宾馆业务信息：发生业务计款2009年29080元、2010年47158元。
庭审中原告提交与王振的离婚证复印件（2013年6月17日），庭后提交了离婚协议复印件：……3、财产：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花园小区3号楼1单元101室的房屋归女方所有，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4号院建三楼一单元121室的房屋归男方所有。4、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5、双方无债务、无债权。被告庭后提交与王洪霞离婚的平原县人民法院（2011）平初字第405号民事调解书：……三、婚后共同财产平原县聚福花园A12幢1单元302室（房产证号10××62号）带A12幢4号储藏室归王洪霞所有，原告付被告现金10万元；桃园街道办事处三里庄王洪霞名下平房（桃源街道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2009第5275号）归袁兵所有，其他所有共同财产归袁兵所有。四、婚后原、被告各自手中债权、债务归各自所有和承担。
对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系同学关系，2011年左右被告因门市部经营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给予被告资金以维持门市部经营，被告向原告承诺等门市部生意好转时偿还借款并同时给予适当的利息补偿，后双方产生了感情在此期间原告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借出30笔借款，但被告仅偿还了部分款项，尚欠原告1461995元。2013年底原被告感情发生破裂，双方达成分手协议，此时被告尚未拒绝还款，直至2014年2月份被告给原告发短信明确表示拒绝还款，双方关系就此恶化，3月2日双方因该债务发生治安冲突并达成调解协议，同意至法院解决，三日后原告将被告就本案借款予以起诉。2011年被告的离婚协议中也载明了，被告对外负有大笔债务，有借款的需要。就尾号9939银行卡向被告转账了第一笔至第五笔借款从明细上明确可以看出，资金的来源与被告无关，转账地点均在北京也与被告无关。关于尾号4004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了第6笔至第26笔款项，银行流水账没有显示办理存款转款地点，可能有部分款项并非在平原转账或存款。如前面所陈述有十六笔款项的资金来源，来源于开户时的原告的卡转入，并且在转款期间原告也多次通过卡内资金购置五十万元以上的理财资金，如果如被告所称原告资金来源门市经营款，那么原告的如此频繁的大额理财行为大额消费行为为什么被告未予以制止或提出异议。关于被告所称原告持有被告银行卡来回转账，是为了保持六星级的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与逻辑不符。经查实商游卡六星级的优惠政策尚不足以吸引原告在三年之内如此频繁的转账。这些借款没有书面的借据，因为原告与被告的特殊的同学关系，男女朋友关系，仅对借款做了口头约定并且原告自认为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到被告银行卡所产生的交易记录就是最好的借款凭证。借款数额有些有零头的，部分是因为异地转款手续费，对269元的转款被告当时急用少量资金而当时原告卡内资金仅有269元因此就将该款给被告转入。1元的转账记不清了。从2011年2月份至12月份原告基本上在北京居住，该事实从提交的尾号9939的银行卡流水清单中的交易记录予以证实，该记录连续交易地点绝大部分都在北京，可以证实被告的陈述不属实；2012年原被告的感情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原告有大部分时间在平原，同时原告偶尔在被告的店里帮忙，而并非如被告所称原告是其店里的会计，因为原告在平原、在德州以及在北京还有自己的生意需要打理。
被告主张：2011年2月23日这一笔北京汇的四十万，第二天原告自己取走三十万；2011年5月19日从原告卡上转我卡上20万元记不清从哪转的了，为了离婚产生债务纠纷转的；9月9日从原告卡转我卡5万元，9月19日从我卡转原告卡10万元，10月7日从我卡转原告卡6万元，10月30从原告卡转我卡5万元，10月27日从我卡转原告卡分三次转款5万，11月22日从我卡转原告卡34700元。这些转账就是为了让我产生欠款，以上证据原审一审我方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能显示2011因被告与其妻离婚伪造债务所产生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且这几十万元最后是由原告拿着被告的卡在银行柜台取走，并且原告在一二审对此都予以认可。原告在第一次起诉并没有主张到借款数额中去，这些转账差额基本是持平的。2012年1月9日从原告9939的卡转到我4601的账号10万元，从2012年1月18日从我4601的卡转到原告9939的卡上10万元，但是是持平的。2013年5月25日1.7万元是北京转的还包括2012年1月9日至今从平原的有24笔。2012年3月14日我俩去银行存我卡上了34303元，从原告卡转我卡21200元，3月28日由我卡转原告卡2万元，钱也持平，但是具体情况，我忘记了。2012年4月3日由原告转我卡是2万，4月13日由我卡转原告卡6万元，接着又转了1万元，4月18日从银行存款存到我卡7.72万，接着从原告卡转我卡5万元，5月6日从我卡转原告卡15万元，5月21日从原告卡转我卡2.5万，6月8日、13日、21日、24日、30日原告向我卡转入分别为1万、4万、1万、2.5万、3000元，7月16日从我卡转原告卡3.8万，2012年7月31日当时是先去银行存原告卡12万元，接着转到我卡上来了。2012年8月25日、9月3日、9月4日、9月7日、9月27日、9月28日、10月11日平时的营业额先存原告卡在倒到我卡上来的。尤其是10月11日先存到她卡上是14.8万，又转到我卡14.8万元，11月8日、11日、16日当时这三笔存到她卡上分别为21万、24万、30万元，21万当天转我卡上18万，24万转我卡上是23万，30万转我卡上是29万元，剩了5万元她自己开了一个新户7914的，她自己当零花用。从11月8日到11月16日三笔款项相隔时间不超过8天连续发生了三次的交易，数额达到70万元，正常这种借款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这些款项的来源及去向都值得予以查清。另外11月大数额的收入与被告营业部季节性的收入是相吻合的，从时间存入看，是当天转入当天转出，借款数额超出了她的借款范畴。2012年11月21日存入原告7914的账户27.8万元，通过网银转我卡上8.8万元，留了不到20万当时情况忘记了。11月24日、28日她拿着我的卡在ATM各取了1万元，当时说怀孕生孩子生活用。12月11日我俩拿着钱存她7914号上23万，当天就全转我卡上了。2013年1月25日当时她回北京生孩子，在我尾号5325的卡上转到原告卡上8万元，为了生孩子用，当天又给我转回2万元来。2013年5月22日她给我要了一次生活费1万元，我的4601卡上往原告4004卡上汇的，原告说她流产，当时在同居期间，在2013年10月份叫她回来她不回来，我提出分手，她通过短信威胁我，通过国税告我偷税漏税，通过黑道找我，在2013年11月13日晚上我被迫跟她签订一个分手协议，因为她说把子宫切除了，许的是2014年1月30日给她20万、2015年1月30日给剩下的10万元，在分手协议我注明以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威胁我，否则不支付以上款项，1月30日我当天就给她了20万元，2014春节我自己去河北承德旅游，在拍的照片上背后有个女游客，她以为是我的情人，因为这个事跟我反目了，然后发各种短信威胁你，从这些短信也看出，她一直要求的是分手费而非欠款。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打款在时间间隔不长的时间内，这种做法及数额累计达到八九十万，款项从何而来，存在借款的话，就一段时间的经营量不会如此繁琐的、不停的借款，当天存、当天转，如果原告真的有这些现金为什么不直接给被告现金，而要通过自己账户再转给被告。
对原被告银行卡之间的转款，被告主张至2012年9月28日的转账往来计算被告向原告多转入1800元，双方往来账目基本持平，对之前的款项可不再审理，重点对9月28日之后的款项，原告主张的借款方式与平时生活中的借款方式不同，而且明显超出原告的借款能力，庭审时原告未能说明资金的来源，明显暴漏是虚假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要求原告说明：2012年7月31日12万元、2012年10月11日14.8万、2012年11月8日18万元、11月11日23万元、11月16日29万元、12月11日23万元款项来源。原告称：被告依据的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的审理；在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对于款项来源的审查一般仅限于大额度的现金直接交付；关于12万元，原告在2012年6月27日通过尾号4004的卡购买了理财资金50万元，该卡在7月31日前不足12万元，因被告急用资金因此在7月31日存入12万元当天转给被告该笔款项；关于14.8万元，8月3日该卡内的理财资金501917.81元到期，随后原告用该笔资金向被告转账6笔借款，9月4日原告银行流水显示该卡消费25万元截止到2012年10月11日，卡内余额已经非常少，因被告急需资金14.8万元原告当日存入该款项又通过网银转账给被告；同上述理由卡内余额不足11月8日被告需要周转资金18万元，原告当日存入21万元并网银转账给被告18万元；11月11日及11月16日两笔汇款均是由原告存入现金并通过网银转账给被告，原告每笔借款均是由自己银行卡转入被告银行卡有银行流水该证据证实，现原告已经就这几笔当日存款当日转款的情况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否认收到借款或者认为该款项资金是被告个人的营业款项，应当就该事实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提出任何证据，应当认定该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告，被告所主张根本不成立。对资金来源，原告在平原包括北京有个人生意，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具体是给他人介绍工程，收入主要是以现金为主。
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对尾号4004在2012年3月14日、2012年4月3日、2012年4月18日、2012年5月21日、2012年6月8日到6月30日期间有9笔由原告银行卡转到被告银行卡，说明原告是如何将被告的营业款存入原告卡内的，又连续向被告转账该9笔款项。被告称：在一二审多次说明，原告不光持有自己银行卡，也持有被告银行卡，她掌控被告银行卡的时候，可以增加自己的业务量，以此来争取银行高级别的信誉待遇。另外这些银行卡款项原告能主动打给被告，打款的事由以及基于什么考量只有本人说清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证实，并经庭审质证。
原审法院认为，自2011年2月23日至2014年1月30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银行账户打款30笔计2554695元；被告通过银行向原告银行账户打款17笔计902700元，出现1651995元差额款的事实。原告、被告签字的分手费协议，2014年1月30日打给原告的200000元款是履行原、被告分手协议的分手费，该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去除该笔款项，原、被告间银行账户形成的1851995元差额款。2011年2月24日由原告王兴芝从被告账户提取款300000元、2011年4月12和4月14日两次分别由被告账户转入王振（当时原告与王振为夫妻关系）账户的230000元和160000元，原告认可自己已收到该三笔款计690000元，原告认可收到被告2014年9月4日转款5000元，去除该四笔款，原被告双方的银行账户差额为1156995元。对以上事实应予认定。原告称30万元没有收到、被告支付给客户，但没有提供证据，理由不成立。
原被告账户之间往来差额1156995元是否属于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不以书面形式为要件，以借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被告系同学关系，并且存在特殊的关系，双方多次发生银行转款业务，原告履行了向被告转款的义务，虽对借款事实及相应款项的来源的陈述及证据不够充分，但被告在向原告发送的短信、庭审中对借款、还款相关事实的陈述，以及在公安机关签订的调解协议，能印证双方存在债务纠纷。被告辩称原告为其门市部会计、转款款项为被告经营的门市部收入，但对其门市部的营业收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相印证，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存入卡内的款项属于其门市部的营业收入。被告辩称短信中原告提到的是分手费，但按照双方的协议，剩余10万元的过付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双方的短信往来时间早于该时间，故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的陈述，原告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及其他证据的证明力高于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考虑到原、被告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虽没有相应的书面借款凭证，对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应予认定，转款时间为借款生效时间，原、被告银行账户出现的差额款应是被告所欠原告的款项。被告应予偿还原告1156995元的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兵偿还原告王兴芝借款115699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王兴芝的其他诉讼。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468元，由原告王兴芝负担6268元、被告袁兵负担20200元。
袁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银行账户不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审认定存在借款关系错误；被上诉人的诉求两次变更，显然是为了迎合打款凭证显示的数字，不可能对借款数额和期间存在这么大的疏漏，说明借款的虚假性；根据双方交易明细，2012年9月28日前，双方账目持平，可不再重点审理，网银显示2011年2月23日至4月14日被上诉人欠我钱，可以看出是恶意诉讼；原告不能说明资金来源，超出其借款能力；被上诉人掌握上诉人的银行卡，将上诉人的营业款存入自己名下，再转到上诉人名下；2013年的分手协议没有提到借款的事实，如果存在借款没有提及是不合常理的；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要审查资金来源、支付凭证来审查真实的借贷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主张2013年1月25日给被上诉人转账8万元的事实原审没有认定，为此上诉人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因该笔转账原审未予扣除，对此应当扣除。上诉人提交银行流水，证明其在2012年至2013年间银行有700多万元存款，没有必要借款。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郑某和白某出庭作证，证明见证王兴芝存款的过程，款项是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对该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认定的数额有无不当。
关于借贷关系的成立，虽然涉案纠纷没有借条等反应借贷关系的借款合同，但是银行转账凭证客观反映了借贷双方的资金流向，本案当事人之间又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没有形成书面的借款合同来反应借贷关系并不违反常理，被上诉人以此主张借款关系的成立，可以视为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短信内容和在平原县龙门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也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债务关系，并发生过债务经济纠纷，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也部分反映该内容即“账户反映的有的是上诉人自己款转让，有的是偿还借款”。以上证据印证了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
上诉人抗辩称被上诉人银行卡上多笔资金系上诉人的营业款，由被上诉人存入其自己账户，对该主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银行卡内资金来源于上诉人的营业款，对该主张证据不足，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两名证人，虽然证明了取款、存款的基本过程，如在上诉人处取出现金、存入被上诉人账户等，但是两名证人对于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款项数额都陈述不清，且在细节上证言存在瑕疵，如郑某关于取款的过程，陈述是“王兴芝在门市里间取出的”，而袁兵陈述是“自己从柜子里面取出的”。由于两证人所证明的数额较大，均在20万左右，资金的数额和发生的时间记忆不清，细节陈述不一致，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与之相互印证，仅以该陈述来认定被上诉人卡内的大额现金来源于上诉人营业款的主张依据不足，对此上诉人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关于资金来源和出借能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能说明资金来源和出借能力，不应认定借款发生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综合经济能力、财产变动等因素来衡量出借事实，针对的是仅依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产生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的纠纷，而本案是通过银行转账发生的资金流动，资金的实际流转本身并无争议，因此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对于出借能力等方面的考察。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需要证明的是借贷关系的存在和借款事实的发生等事实，要求出借人对自己的资金来源、出借能力等方面承担举证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诉讼请求的变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变更诉求是为了符合打款凭证的数据，实际借款并不存在。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双方没有明确的账目记载，除转款凭证外也没有借条借据等直接反应借款数额的凭证，且双方存在多笔多次相互转款，因此在没有特意记录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借款总额记忆存在误差不足为奇，在诉讼中随着查明的事实相应调整诉求也符合常理。
关于双方账户存在逆差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自2011年2月23日至2012年7月16日，出现被上诉人反欠上诉人30余万元的情形，与被上诉人的主张矛盾。本院认为，双方银行账户多次相互转账，资金互有往来，上诉人主张存在的逆差主要原因是2011年2月24日的一笔30万元款项，但是对于该笔款项双方存在争议，被上诉人不认可自己实际占有该款，原审法院对此作出认定只是由于提款手续由被上诉人签名，且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将该款交还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该事实是法院依据证据规则认定的事实，并非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并不存在自行矛盾的问题。
关于分手协议的问题，双方2013年签订的分手协议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虽然分手协议没有涉及本案的借贷关系，但是也没有明确排除借款事实的存在，因此仅以分手协议没有涉及而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理由不充分。
关于借款数额统计是否有误的问题，因二审中上诉人主张2013年1月25日还款8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因此该笔款项应当在原审确定的还款数额中予以扣除。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存款证明与其是否实际借款不存在必然关联，不能以此否定被上诉人对其转账的事实。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2013年1月25日上诉人还款8万元予以扣减，其余部分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变更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5）平民重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袁兵偿还王兴芝借款107699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维持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5）平民重字第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兴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468元，由原告王兴芝负担6268元、被告袁兵负担20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12元，由上诉人袁兵负担13412元，被上诉人王兴芝负担1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飞雁
代理审判员 王子超
代理审判员 王善文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艳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