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8民初4889号
原告一：张维群，女，汉族，1973年1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告二：程仲仁，男，汉族，1930年5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告三：程晨，女，汉族，1996年1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告四：程健梅，女，汉族，1998年8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原告五：程某，男，汉族，2000年2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述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黎（特别授权），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台州市黄岩绿通水下疏通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黄岩澄江街道江田村。
法定代表人：章祖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正军（特别授权），浙江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诉被告台州市黄岩绿通水下疏通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维群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正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起诉称：2015年2月20日左右，程义刚到被告绿通公司常年设在杭州市滨江区的门面房工作，成为公司的主要下水作业人员，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章祖平与程义刚口头约定其年薪为180000元，过春节回家前一次性结清。由于被告经营不规范，未与程义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016年4月24日，程义刚发生工亡事件，其家属即原告向章祖平主张程义刚2015年的年薪180000元，章祖平告知说程义刚过年回家的前一天中午已以现金方式领走了年薪180000元，但没有签字。
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对程义刚进行赔偿。2016年8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但被驳回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给五原告程义刚在2015年年薪人民币180000元及该笔工资自2016年2月起产生的利息损失326.25元；2、被告支付给五原告自被告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因未与程义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应当向程义刚支付的11个月工资165000元；3、被告支付给五原告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止因未给程义刚缴纳社会保险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的款项61320元。
被告绿通公司答辩称：一、原告起诉所称程义刚自2015年2月20日起到被告处上班及其年薪180000元与事实不符。2015年期间，程义刚在江苏、江西等其他地方上班，空闲时才到被告处提供临时性劳务，双方曾存在临时性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二、被告与程义刚之间的纠纷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已经做了一次性的了断，该协议包含了程义刚的劳动报酬及其他所有赔偿项目，被告也已经按协议约定支付了全部款项，故被告认为与程义刚及其家属即原告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的经济纠纷。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为支持其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1、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证据2、《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①程义刚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②被告未给程义刚缴纳社会保险；③程义刚的月薪数额；④被告常年在杭州开展业务；⑤参与双方调解的人员中有程义刚的同乡工友；⑥调解协议中所载“工资”一项是指2016年程义刚两个月的工资。
证据3、程义刚、五名原告的身份证及户口簿，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石板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程义刚等身份信息及其家庭关系状况。
证据4、黎某、钟某、刘某出具的证明原件各一份及证人伍某、陈某1、陈某2的证言各一份，拟证明程义刚在被告处工作的起止时间及其在2015年的年薪情况。
证据5、程义刚的侄子陈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电子数据存证证明复印件、陈某2与章祖平通话录音详情打印件、光盘各一份，拟证明陈某2与章祖平交涉时，章祖平于2016年7月10日承认已于2016年2月2日中午支付了程义刚2015年全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180000等事实。
证据6、仲裁裁决书原件一份，拟证明本案劳动争议已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
被告绿通公司未举证。
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证据1、3、6，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采信。
对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能证明被告与程义刚之间的纠纷已经一次性了结。本院认为，因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对证据4，被告对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三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无法核实是否系其本人出具，黎某、钟某、刘某作为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三人出具的证明内容和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明均系证人证言，但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认为证人伍某、陈某1、陈某2均系原告的同村村民，关系比较密切，证人伍某、陈某1没有在被告处工作，他们也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两位证人身份存疑；证人陈某2系原告程仲仁的亲孙子，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称去查了程义刚的帐户，发现账户中没钱，又听他人说程义刚在被告处上班，加上原告张维群也说没有收到款项，据此怀疑被告未支付程义刚劳动报酬，其推理存在逻辑问题，故被告认为三位证人陈述的证言缺乏客观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伍某、陈某1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其陈述的证言内容亦缺乏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足以确认原告主张的程义刚在2015年的年薪为180000元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陈某2系各原告的亲戚，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的证言可信度较低，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对证据5，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陈某2不是当事人，无权给原告打电话，且其在章祖平睡觉时打来，没讲几句话就挂断了，章祖平也不记得他说过关于程义刚年薪的情况。从形式上看，电子数据存证证明没有经公证部门盖章确认，通话录音详情系原告截取了对自身有利的内容且推断了部分内容，实际通话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绿通公司雇佣程义刚从事潜水员工作，2016年4月24日，程义刚在工作中不幸身亡。
2016年4月27日，经杭州市滨江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约定：由被告一次性赔偿给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交通费合计1200000元，并支付给原告死者程义刚的工资30000元；款项分两次支付：于2016年4月27日支付500000元，余款730000元在2016年4月28日死者程义刚的遗体火化后付清。同时还明确约定今后双方无涉，不得纠缠。
协议签订后，被告已按约付清了上述款项。现原告以被告未支付死者程义刚在2015年年度工资180000元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死者缴纳社会保险等为由与被告发生争议，并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审理后，该委于2016年9月28日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裁决，遂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原告张维群系死者程义刚的妻子，程仲仁系死者程义刚的父亲，程晨、程健梅、程某系死者程义刚的女儿及儿子。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程义刚在2015年年度工资180000元及该笔工资自2016年2月起产生的利息损失326.25元的诉请。
庭审中，被告称程义刚实际在2016年春节后才到被告处工作的，不存在支付2015年工资的情形。此争议，原告提供了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从通话录音的对话中无法确认被告欠程义刚2015年的工资180000元，另虽有五位证人证言，但证人黎某、钟某、刘某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伍某、陈某1、陈某2虽出庭陈述了证言，但三位证人与原告存密切关系，其陈述的证言内容缺乏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而且，当程义刚身亡后，原、被告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如何赔偿已达成一致协议，并已明确今后双方无涉，不得纠缠，实际上被告支付的赔偿数额也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故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请，依据和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被告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因未与程义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应当向程义刚支付的11个月工资165000元的诉请。本院认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另一倍工资属惩罚性质，其支付的对象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履行劳动义务的劳动者，本案的劳动者程义刚已身亡，由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已身亡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止因未给程义刚缴纳社会保险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的款项61320元的诉请。因原告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程义刚是在2015年2月入职被告处，且社保缴纳对象程义刚已经身亡，故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原告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莫启荣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代书记员 高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