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21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钟彬，男，1975年11月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宇，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飞云大道河滨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成军，系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任明胜，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兰，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钟彬因与被上诉人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平弘圣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2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钟彬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主文第一项；依法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3（-1）-1、3-（1）-4、3-（-1）-5、3-（-1）-6、3-（1）-7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五份涉诉合同）合法有效；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弘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小勇的意思表示与弘圣公司的意思表示分割开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主要争议发生的时间，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小勇，上诉人基于对弘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小勇的信任，借款给王小勇用于公司经营。在上诉人要求王小勇以弘圣公司的房屋作为抵押时，王小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指示公司财务出具收款收据，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以行动表明了以弘圣公司的商品房抵债的意思表示。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焦点之三中，要求上诉人提供弘圣公司的结算清单、股东会决议，以此证明应由弘圣公司承担王小勇的个人债务，否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是否有股东会决议、结算清单都属于被上诉人内部的问题，上诉人不能也无须提供，因为王小勇代表弘圣公司做出的任何意思表示，弘圣公司都应对外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五份涉诉合同，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恰恰证明了弘圣公司承担王小勇债务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的举证已经足够充分，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一审法院阐述的焦点之四表述中，混淆了王小勇的身份问题。判决书中认为五份涉诉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因在于“第一，王小勇利用法定代表人身份，以职务之势，指示公司销售、财务人员以公司名义与上诉人夫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利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法形式，实现将其个人借款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的目的。”无论一审法院从哪一方面阐述，也无法改变弘圣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与上诉人签订五份涉诉合同这些案件事实，王小勇作为弘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做出的行为弘圣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即便王小勇的行为损害了弘圣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弘圣公司及股东也必须对外承担责任，同时有权对内追究王小勇的责任。二、一审法院未根据本案事实做出正确的判决，且判决书多处逻辑混乱、前后矛盾。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未能根据本案法院查明的事实做出正确判决，且多处存在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问题。首先，对五份涉诉合同的合法性认定前后文截然相反。第六页第十四行已经明确“故此双方签订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书主文第一项却驳回了上诉人请求确认五份涉诉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既然前文已经确认五份涉诉合同真实有效，判决书主文却又自我否定了这一确认，显然逻辑极其混乱。其次，在焦点之四中的第二点原因阐述中，一审法院已经表述为“王小勇本人和以王小勇为法人代表的黄平弘圣从与钟彬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始……”，既然已经认定五份涉诉合同系弘圣公司与上诉人所签，后面的判决书主文又驳回了上诉人的合同有效诉请，又一次前后矛盾。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多处以主观臆测代替事实认定以及法律分析，随意性极大。首先，在一审判决书阐述的焦点之四中，一审法院主观臆断地认为五份涉诉合同属于王小勇将个人借款债务转化为弘圣公司的债务。即便真如一审法院臆测的观点，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不能也不应该要求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自身管理的漏洞而承受损失。其次，在焦点之四中，一审法院又主观臆测认为王小勇本人和弘圣公司没有“真实想把合同标的物交付给上诉人”，依据是被上诉人没有办理备案登记、另行出卖等行为。即便一审法院的这一臆测成立，现实中，一房二卖、一房多卖是客观存在的不良开发商不讲诚信的行为，需要追究的也应该是房开商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以多个臆测来认定五份涉诉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显得荒唐至极。再次，一审法院在焦点之四中阐述的王小勇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属于无效，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五份涉诉合同显然不属于非法目的，而是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想当然地认为五份涉诉合同无效毫无道理。最后，一审法院引用的王小勇签下的《承诺书》，“本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一引用上诉人看不出援引的意义何在。一方面，上诉人诉求确认有效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与王小勇签订；另一方面，合同是否有效也不是某一方的声明或是承诺就能决定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逻辑混乱，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审理，判决前后矛盾。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被上诉人黄平弘圣公司辩称，本案涉及钟彬、易建华与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平弘圣公司）签订的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上诉人现有的证据，均无法证实《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抵债的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存在，也无证据证明抵债基础法律关系涉及的具体金额。如按《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认定，钟彬、易建华就应认可与黄平弘圣公司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并出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按合同约定已支付相应的对价。在本案中，上诉人既无法提供抵债依据，也不认可是买卖合同关系，这说明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真实《房屋买卖合同》。理由如下：一、从钟彬、钟彬弟媳、易建华、王小勇、何沙相互间银行流水看，钟彬、易建华虽然有800多万元的资金打在王小勇的账户上，但从王小勇的个人账户上也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打在钟彬、易建华的账户上，另有100多万元打在何沙的账户上，还有部分支付钟彬弟媳的账户上，这些账户上往来资金是什么性质，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均无法证实签订本案涉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其基础法律关系真实存在。（一）、王小勇与钟彬、易建华之间存在各种性质的资金往来，王小勇的证词与钟彬、易建华的自述相互矛盾，无其他证据证实王小勇与钟彬、易建华之间全部资金往来的性质，更无法证实黄平弘圣公司与钟彬、易建华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二）、王小勇证词认为签订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是289.5万元的个人借款及400万元投资款，具有担保性质，不是抵债性质；钟彬、易建华则认为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基础法律关系是王小勇代表黄平弘圣公司借款购买土地，是抵债性质，抵债金额是800多万元的资金流量及相应的利息；两者之间陈述不仅在基础法律关系上相互矛盾，在抵债的金额上，王小勇证词、钟彬、易建华证词、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体现总金额、购房款收据体现的总金额均出现相互矛盾。（三）、在庭审过程中，根据钟彬、易建华自述，400万元投资四川弘圣公司的项目在2012年双方就已结清，抵债是基于与王小勇代表公司借款800多万元，2013年8月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了17份房屋买卖合同后，与王小勇就结清了所有借款。钟彬、易建华的自述与王小勇证词及王小勇银行账户上体现的资金往来矛盾，从王小勇银行账户打到钟彬、易建华的账户上有900多万元，100多万元直接打到实际借款人何沙的名下，这就说明无论是抵债或担保，均无实际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四）、王小勇在与钟彬、易建华两人签订17份房屋买卖合同后，据钟彬、易建华自述与王小勇没有资金往来，但从双方的银行流水反映王小勇仍然有资金打款在钟彬、易建华名下，这显然违背了常理，从这一行为上分析，王小勇与钟彬、易建华确实存在其他性质的经济往来。其代理人提出，是四川弘圣公司的投资回报，这与钟彬、易建华的自述相互矛盾，应当以当事人的自述为准。（五）、其中涉及289.5万元，除王小勇提出是自己个人借款，用于购买黄平弘圣公司土地，无其他证据印证。假如该笔借款确实王小勇用于购买土地，现王小勇已向黄平弘圣公司申报债权，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钟彬、易建华应向王小勇主张权利。二、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将王小勇的意思表示与弘圣公司的意思表示分割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这一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王小勇具有多重身份，王小勇曾经不仅仅是黄平弘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四川弘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王小勇也可以代表个人向上诉人借款，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分。其次，假如王小勇代表四川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易建华、钟彬吸收投资400万元真实存在，这笔款项是应当由四川弘圣公司偿还而不是黄平弘圣公司偿还，且钟彬、易建华在庭审过程中，明确2012年就已经处理完毕；再次，剩余的289.5万元，王小勇明确表示是自己的个人债务，与黄平弘圣公司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如该借款关系真实存在，钟彬、易建华可以直接起诉王小勇个人，而不是黄平弘圣公司。最后，本案涉及的所有款项均未打在黄平弘圣公司名下，不能证明上诉人向黄平弘圣公司支付任何类型的款项。因此，上诉人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假如上诉人明知不是黄平弘圣公司的债务，与王小勇通谋侵害黄平弘圣公司财产的情况下，即使有证据可以证明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抵债基础，那么依据《合同法》52条的规定，这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综上所述，现钟彬不能举证证明抵债基础黄平弘圣公司真实存在，具体金额是多少，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即使王小勇涉及职务犯罪，也不等同于就是本案涉及的款项。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钟彬一审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告钟彬与黄平弘圣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3—-1—1、3—-1—4、3—-1—5、3—-1—6、3—-1—7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称涉案五份合同）合法有效；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黄平弘圣公司反诉请求：确认黄平弘圣与钟彬已经解除涉案五份合同；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钟彬承担。
一审审理查明：（一）原告钟彬及其妻易建华与黄平弘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小勇系好友，在王小勇投资黄平“星宸国际”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前，王与钟、易二人之间常有经济往来，资金流动频繁。在2015年8月22日前，双方经结算王小勇尚欠钟彬、易建华共8,789,440元。其中欠钟彬的300万元是为了筹集75%的股东份额购买黄平“星宸国际”项目土地，而于2013年11月14日向钟彬借的，当时口头约定付3.5%的月息，借款当月扣除了第一个月利息10.5万元后，王小勇实际收到289.5万元，有银行提款、转汇凭条在卷佐证。2015年8月，钟、易二人要求王小勇用黄平“星宸国际”的房屋为借款提供还款担保，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将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购买星宸国际的商品房，就以黄平弘圣公司和钟彬的名义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了涉案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3-（-1）-1、3-（-1）-4、3-（-1）-5、3-（-1）-6、3-（-1）-7号。（二）原告钟彬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计建筑面积373.88平方米、套内面积361.31平方米、合同金额为5,600,220.00元。加上同日钟彬之妻易建华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的1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金额4,779,095.00元，17份合同总金额为10,379,315.00元。涉案五份合同上有原告钟彬签字捺印，黄平弘圣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和王小勇法人代表印章。（三）2015年8月23日，即在签订涉案五份合同的次日，根据黄平弘圣公司时任法人代表王小勇安排，黄平弘圣公司财务人员黄吉年给原告钟彬出具了4,150,306.00元和给另案[（2017黔26**民初574号）原告易建华出具了6,648,596.00元，共计10,798,902.00元的购房款收据。此数额与17份合同合计金额10,379,315.00元不一致，多出419,587.00元。但此间黄平弘圣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五个银行账户和现金日记账均无收取此款的记载。原告钟彬承认此款是用原来钟彬、易建华与王小勇之间的借款本息转化为购房款的事实。（四）经查，双方签订涉案五份合同后，未到黄平县房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现黄平弘圣公司已经将涉案五份合同的标的物另行处理给他人，且于2016年4、5月分别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五）2017年1月5日，应黄平弘圣公司申请，经上级法院批准，该院作出（2017）黔2622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黄平弘圣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同日指定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担任黄平弘圣公司破产管理人。2017年2月13日，钟彬、易建华向黄平弘圣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2017年3月17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上破产管理人以钟彬签订了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却未实际交付购房款为由不予确认钟彬的债权，同日告知了钟彬的诉权。钟彬即于2017年4月11日诉来该院，要求确认涉案五份合同有效。诉讼中，黄平弘圣公司以钟彬申请破产债权已经解除了合同为由提出反诉，要求法院确认双方已经解除五份涉案合同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案中本诉原告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涉案五份合同有效，该院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而反诉原告则认为钟彬申报破产债权就已经解除合同，故请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事实，暂定的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的起因、双方的诉请和案件的实情，本案宜定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中心争议焦点为本诉原告与黄平弘圣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二）争议焦点论证及处理意见。结合本案实际，要解决中心争议焦点问题，必须对以下五个争议焦点进行论证分析：焦点之一。双方签订涉案五份合同前，钟彬、易建华夫妻与王小勇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在签订合同前，与王小勇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后因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将所欠本金及利息转化为购房款。该主张虽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结算清单或者股东会决议之类的直接证据加以证明，但王小勇本人认可为购买黄平星宸国际项目土地款向原告夫妻融资借款300万元，且其陈述借款数额、实收数额和扣除利息等内容与原告提供的银行提款流水单记载相互吻合，可以认可王小勇确于2013年11月14向钟彬借款300万元，扣除当月利息10.5万元后实得289.5万元的事实。至于借款时间的长短、利息约定的多少、中途是否还款和现在实欠多少等等具体问题，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中，原告钟彬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兴业银行成都红牌楼支行流水单，欲证明王小勇向钟彬借款94万元的事实。根据银行流水单据显示，王小勇确实收到了94万元款项。但是该证据只能证明王小勇收到款项，但不能证明是王小勇借款或者其他资金往来。王小勇认为是短期拆借或者是信用卡取现。鉴于王小勇不予认可是借款，依照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如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或证人证言等。本案中，原告钟彬并未提供能够证明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相关证据，其主张的事实该院不予认定。焦点之二。2015年8月23日黄平弘圣公司财务出具收据收到4,150,306.00元购房款，是否为王小勇借款债务本息转化来的购房款。换句话说，钟彬一方提出的“占有改定”交付购房款的观点是否成立。第一，黄平弘圣公司时任法人代表王小勇当时指示财务人员开具的真实有效的收款收据给钟、易二人持有，但在公司银行往来账和现金日记账上却无收款反映，钟彬一方也认可这是用原来的债务本息结转的，与王小勇的陈述一致，由此可以断定黄平弘圣公司并未实际收到此款，“收款收据”是用来抵还借款债务的凭据，故“收款收据”实为转账凭证。第二，从法庭查明的事实来看，在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王小勇的确于2013年11月14日向钟彬借款300万元，扣除首月利息后实际收到289.5万元。后双方约定，将王小勇借款全息转化为购房款，是王小勇与钟彬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经济活动的日常交易习惯。第三，占有改定是指在动产交易中，出让标的物时，出让人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仍需要继续占有动产，此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使受让人取得动产的间接占有，以取代现实交付而取得所有权。从物的性质来看，现金、银行存款和公积金账户的余额都是属于动产的范畴。本案中，王小勇基于投资房地产需要通过“借款”先占有钟、易二人的金钱，理应承担返还义务并支付相应利息，双方约定将王小勇的返还义务形成的本息债务，转化为购房款的行为，基本上属于占有改定支付。故原告钟彬一方关于用占有改定方式支付房款的意见予以支持。但这种占用是不是黄平弘圣公司占有，则另当别论，将在焦点三中论证。焦点之三。王小勇的个人借款行为是否应当由黄平弘圣公司来承担还款责任。王小勇在黄平弘圣公司2014年1月23日登记成立前，就开始借得钟、易二人资金是客观事实。但这些资金均是以王小勇个人作为收款人收的款，王小勇陈述为了筹集75%的股金以购买用于黄平星宸国际房开项目的土地款。从筹资入股的一般惯例理解，王小勇是自行筹资以满足达到出资75%的要求，这应当是王小勇的个人债务。原告钟彬主张，该债务应作为黄平弘圣公司的债务纳入破产债权中予以确认，但未提供将王小勇个人（借款本息）债务转化公司债务的结算清单、股东会决议等相关直接证据，仅凭推断法庭难以采信。对此原告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至于王小勇欠原告钟彬的借款本息如何清偿，原告可以与王小勇本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解决。焦点之四。2015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涉案五份合同是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从本案事实来看，双方签订这五份购房合同，是王小勇与钟彬之间经协议一致，终止借款合同关系，将借款本息转化为已付房款，重新缔结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王小勇与钟彬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小勇作为时任黄平弘圣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文本加盖法人代表印章和公司印章，合同文本有购房者钟彬签字捺印，符合《合同法》关于订立合同的形式要件，合同是成立的。但是该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因为：第一，王小勇利用公司法人代表身份，以职务之势，指示公司销售、财务人员以公司名义与钟、易二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开具加盖真实的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承认公司已经收到购房款，是利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法形式，实现其将个人借款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的目的。第二，王小勇本人和以王小勇为法人代表的黄平弘圣公司从与钟彬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始，就没有真实想把合同标的物交付给钟彬等人。因为一直没有依法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而且后期还将合同标的物另行出卖给其他人且备案，有欺诈之嫌。第三，王小勇指示公司财务人员开具收据，收到钟彬、易建华共计10,798,902.00元的购房款，可是以钟彬、易建华二人名义签订的17份购房合同总金额只有10,379,315.00元，无故多开金额419,587.00元。综上，王小勇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个人债务转化为公司债务，指示下属人员多开收款金额和将合同标的物“一房两卖”的行为损害了黄平弘圣公司整体利益，是无效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此认定不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也与王小勇本人的观点吻合。王小勇于2016年5月21日签下《承诺书》，称“我用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星宸国际项目以房屋买卖形式为我的个人对外融资做担保，买卖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现本人在此承诺：本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焦点之五。2017年2月13日钟彬就此五份涉及的购房款申报债权的行为，能否认为实际上双方已经确认解除了此五份合同，即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反诉原告所持的观点不成立。因黄平弘圣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作为与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申请债权登记，是挽回损失的唯一合法之举，不能认为申报了破产债权就当然理解为已经解除合同。诉讼中，黄平弘圣公司一方反诉要求确认钟彬申报破产就已经解除涉案五份合同的事实。经审理认为，反诉的目的是为了吞并或抵销本诉请求，这是构成反诉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案中，本诉要求确认破产债权即涉案五份合同有效，根据上述反诉的构成要件理解，则反诉只能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才是抵销或者吞并。而反诉原告是请求确认解除涉案五份合同，无形之中承认了合同有效的前提，这与法庭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的理由相左，故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驳回本诉原告钟彬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黄平弘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0元和反诉案件受理费60元，由本诉原告和反诉原告各自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钟彬、被上诉人黄平弘圣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上诉人钟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现有证据能否证明王小勇与钟彬发生的借贷资金往来用于黄平弘圣公司项目开发用途，且构成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情形？二、钟彬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的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认定属于公司债务或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前提应当是黄平弘圣公司发起人王小勇在设立黄平弘圣公司前以自己的名义与钟彬签订借款合同且此后黄平弘圣公司已经实际享有该借款合同的债权权利。经查，钟彬与王小勇发生资金往来早于黄平弘圣公司成立时间。事后虽然钟彬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了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钟彬与王小勇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担保，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让与担保的表象形式。但黄平弘圣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王小勇在一审法院对其所做询问笔录中明确述称案涉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经由公司股东会决议，且该借贷资金据其自述也并非用于黄平弘圣公司的“星宸国际”开发项目。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黄平弘圣公司时任出纳黄吉年出庭作证证明没有收到签订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银行进账款。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黄平弘圣公司另一股东钟元军亦出庭作证证明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并未经股东会决议，也未签订有以房抵债的书面协议。综合上述证据，让与担保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故让与担保亦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上诉人并未对其诉请主张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提供相应证据，亦未举证证明与王小勇发生的借贷资金已用于黄平弘圣公司项目开发用途，故不发生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本院查明事实相悖，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基于前述争议焦点一查明的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与王小勇发生的资金往来款项确实用于黄平弘圣公司的筹备发起阶段，公司发起人王小勇欠付上诉人的个人债务不可因此转化为由事后成立的黄平弘圣公司所继受。上诉人在王小勇授意之下与黄平弘圣公司签订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意图将王小勇个人借款转化为公司债务，侵害了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应认定无效。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据此，上诉人主张确认案涉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判决第六页第十四行明确的‘……故此双方签订的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却驳回了上诉人请求五份涉诉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前文已经确认五份涉诉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判决书主文却又自我否定这一确认，显然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在对上诉人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即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购房清单进行认证时，因回应黄平弘圣公司提出此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印章不是该公司公安备案印章的质证意见，认为加盖印章是黄平弘圣公司的行为而上诉人不具有审查公章真伪的条件和能力，并由此得出该五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有效的结论，导致一审判决书裁判内容从体系上前后矛盾。该项证据审查认定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但不影响判决实体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钟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贵贤
审 判 员 刘 琴
审 判 员 杨再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罗 维
书 记 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