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83民初5023号原告：胡某，女，192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夏雨，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竹某1，男，194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被告：竹某2，男，197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被告：袁某，女，197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被告：竹某3，男，197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被告：竹某4，女，196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上述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方青，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某与被告竹某1、竹某2、袁某、竹某3、竹某4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干平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夏雨，被告竹某1、竹某2、竹某3、竹某4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袁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于2017年9月27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夏雨，被告竹某1、竹某2、竹某3、竹某4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方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共同立即向原告给付应得的拆迁补偿款108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胡某与五被告均系嵊州市三江街道（现为浦口街道）东郭村村民。被告竹某1系原告之二儿子，其他四被告为原告之孙子、孙女及孙媳妇，也为被告竹某1之儿子、女儿及儿媳。2017年5月份，因浦南大道延伸至嵊张线连结道路改造所需，原告及五被告被列为拆迁安置对象，被告竹某1代表原告及其他被告与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2017年6月中旬获取房屋宅地基地、人口安置等拆迁补偿款共910万元。依照嵊州市拆迁补偿政策及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原告应得空翻面积补偿款27万元，四代同堂补偿款108万元，共计135万元。但五被告凭其掌控拆迁补偿款的权利之便，私自进行瓜分，只分给原告27万元。被告竹某1、竹某2、袁某、竹某3、竹某4共同答辩称，1、胡某（原告）对竹某3一户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项无关联性，编号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表明，政府部门在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竹某3一户，胡某非竹某3家庭成员，不存在竹某3需给付胡某补偿款的事实与理由，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竹某3的诉讼请求；2、原告胡某分得补偿款27万元完全合情合理。①编号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表明，家庭成员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系四代同堂，为一户，竹帅科独生子女增计一人。当地政府部门按《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实施程序》进行了“三公告、三公示”。在“三公告、三公示”期间无任何人提出异议，意味胡某与竹某1、竹某4、刘丽、竹某2、袁某、竹帅科四代同堂为一户；②据集用（2003）1-4198号、集用（1994）430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分别为竹某1、竹某2，且确权住房与其他建筑面积房屋的实际建造人是以竹某1为代表的其公安机关户籍记载的建造时的成年家庭成员、以竹某2为代表的其公安机关户籍记载的建造时的成年家庭成员；③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依据嵊州市人民政府《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办法》及相关附件与编号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内容于2017年4月16日与以竹某1为代表的成年家庭成员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与前述两家公司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确定七项补偿；因原告另行立户，其住所地改造范围未拆除，且编号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确定的补偿确权（拆除）住房与其他建筑面积所有权非属胡某所有或共有，除“安置面积折算金额”外，其余六项补偿与胡某无关；“安置面积折算金额”的组成为（市场比准价7000元／㎡-安置房重置价700元／㎡）×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14㎡＋（市场比准价7000元／㎡-安置房成本价2500元／㎡）×空翻面积240㎡，竹某1户选择的是集用（2003）1-4198号、集用（1994）430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载明的土地使用面积（48+90）×3=414㎡，该部分与胡某无关；空翻面积240㎡计108万元按“四代同堂”量化每代贡献应当是1／4，也即给予胡某27万元是合情合理的；3、《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合法有效。2017年6月16日竹某1、竹某4、胡某、竹某2、竹某3经协商一致，达成《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并由见证人见证，一是该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主体适格；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是该合同以书面形式形成，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因此各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涉各方当事人或家庭的分配额度，是协议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即使协议中分配款项少分或不分，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与认可的处分，对此主动干预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递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户号003000818《户口簿》及由嵊州市三江派出所出具五被告的身份信息，证明原告、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经原告申请，法院向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调取的竹某1与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复印件），证明四代同堂及空翻面积为240㎡，安置补偿款为108万元，人口安置是27万元的事实；根据协议约定，原告应得108万元加上27万元，共计135万元。证据3、经原告申请，法院向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调取的原告与被告竹某1、竹某2、竹某3、竹某4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一份，证明竹某1、竹某2、竹某3、竹某4四被告将安置补偿款进行分配后少分配给原告108万元的事实。证据4、嵊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06**民初5376号调解书一份，证明由法院对类似案件进行调解，是三世同堂，后达成协议，作为长者应得的补偿款全部返回给长者的事实。该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证据5、鉴于原告的年龄较大，表达不清，向法院提交一份书面的事实情况。被告竹某1、竹某2、袁某、竹某3、竹某4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因不能确定真实性无法质证；对证据5认为仅仅是原告的陈述，只是表达了其对已签且已履行协议内容的时候翻悔，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6、户号003001001、003016485、003022429《户口簿》各一份，结合原告已经提供的户号003000818《户口簿》，证明本案原、被告四代居住于嵊州市，实际系四户：户号003000818户主为胡某（即原告，系竹某1母亲），住东郭村563号，户内无其他人口；户号003001001户主为竹某1，住东郭村243号，户内其他人口为女儿竹某4、外生女刘丽；户号003016485户主为竹某2（系竹某1长子），住东郭村179号，户内其他人口为袁某（系竹某1长子之妻）、竹帅科（系竹某1长子之子）；户号003022429户主为竹某3（系竹某1二子），住东郭村653号，户内其他人口为竹帅涛（系竹某1二子之子）的事实。证据7、编号dgqk-0911、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各一份，2006年5月1日原告与所有子女签署的《分关》一份，证明：⑴嵊州市浦口街道办事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为二户的事实，其中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中家庭成员为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独生子女增计一人），系四代同堂，为一户；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中家庭成员为竹某3、竹帅涛（独生子女增计一人），为一户；⑵《分关》证明“母亲生活费由四子均负，百年后有二子（竹某1）承担”的事实；⑶按《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实施程序》进行了“三公告、三公示”，“三公告、三公示”期间无任何人提出异议，证明政府部门确认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四代同堂为一户并无不当的事实。证据8、集用（2003）1-4198号、集用（1994）430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各一份，结合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及原告提供的户号003000818《户口簿》，证明：⑴集用（2003）1-4198号、集用（1994）430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分别为竹某1的事实；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表明，总建筑面积651.34㎡，确权住房建筑面积337.71㎡，其他建筑面积237.34㎡；该确权住房是建筑在集用（2003）1-4198号、集用（1994）430号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上，其他建筑面积房屋是确权住房的附属用房，且确权住房与其他建筑面积房屋的实际建造人是以竹某1为代表的其公安机关户籍记载的建造时的成年家庭成员即所有权人的事实；⑵证明胡某原另行立户，其住所地改造范围，未拆除，因此胡某不具有前述确权住房及其他建筑面积房屋的所有权的事实；⑶证明刘丽出生于1998年10月31日、竹帅科出生于1996年10月1日，前述确权住房及其他建筑面积房屋建造时系未成年人，也不具有前述确权住房及其他建筑面积房屋的所有权的事实。证据9、集用（2003）1-4450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5259203《浙江省代收罚没款收据》、№1941905《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编号15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各一份，结合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⑴证明竹某3为代表家庭成员竹某3之妻姚桂萍有总建筑面积1220.12㎡，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56.13㎡，其他建筑面积763.99㎡；该确权住房是建筑在集用（2003）1-4450号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上，其他建筑面积房屋是确权住房的附属用房，且确权住房与其他建筑面积房屋的实际建造人是以竹某3为代表的其公安机关户籍记载的建造时的成年家庭成员即所有权人的事实；⑵证明胡某与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补偿确权无任何关联的事实；⑶证明胡某和以竹某3为代表家庭成员竹某3之妻姚桂萍、子竹帅涛与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15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补偿内容没有关联性，胡某不存在享受该协议书安置补偿中的任何权利的事实。证据10、编号16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嵊州市城中村改造资料汇编》一册，结合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户号003000818《户口簿》，证明：⑴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依据嵊州市人民政府《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办法》及相关附件与编号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内容于2017年4月16日与以竹某1签署编号16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事实；⑵嵊州市浦口街道办事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为一户，由竹某1代表家庭成员为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与前述两家公司达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七项补偿的事实；⑶其中房屋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部分、搬迁补助费、奖励、房票额度和公摊面积补助、临时安置补助费六项是对造成被拆除房屋所有人的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和对签约、搬迁义务人履行签约、搬迁义务的奖励，胡某既非房屋所有权人，也非签约、搬迁义务人，该六项补偿与其无关的事实；⑷胡某在确定“四代同堂”一户是必要因素之一，但非完全因素，四代人中缺少任何一代人，就不构成“四代同堂”，也就不可能获得“空翻面积240㎡”的确认与补偿的事实；⑸编号16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安置面积折算金额”分两节，一是（市场比准价7000元／㎡-安置房重置价700元／㎡）×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14㎡，二是（市场比准价7000元／㎡-安置房成本价2500元／㎡）×空翻面积240㎡，根据《嵊州市城中村改造资料汇编》相关文件，前节补偿与胡某无关联，后节补偿虽有关联，但按每代贡献应当是1／4给予胡某27万元是合情合理的事实。证据11、《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银行汇款凭证各一份，结合胡某写给审判长的信函，证明：⑴2017年6月16日竹某1、竹某4、胡某、竹某2、竹某3经协商一致，达成《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的事实；⑵签订《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过程由见证人竺某、吴某当场见证的事实；⑶胡某虽年迈，但具备识字、读写能力的事实；在《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中，每页有胡某手印，第三页有亲笔签名，足以证明协议书所涉的补偿款的分配是其真实意思表达的事实；⑷胡某分得27万元，对自己可得分配额充分认可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7中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确权表可以证实“四代同堂”作为增加部分是原告的原因；对《分关》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分关只涉及房屋的分割，但人口与土地使用权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安置面积与人口、土地使用权有关；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因为在拆迁时政府部门已经确权，每人都享有权益，竹某1只是代表；对证据9认为罚款是房屋建设原因而不是土地使用权，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10中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首部列有甲、乙、丙、丁四方，而原告不属于任何一方，且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因为只有原告在每页按手印，其他人只在第三页按手印，同时原告年龄高，应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转账凭证无异议，原告收到27万元事实。本院结合原告、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认证如下：⑴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7中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证据11中的转账凭证无异议，故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⑵原告提供的证据4虽然为本院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但因个案间存在着差异，与本案并无必然的联系；证据5虽由原告书写，但因所表达的内容指代不明，且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清；被告提供的证据7中的《分关》所涉及内容因与本案无关联，故原告及被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⑶被告提供的证据8、证据9所载明内容因分别在证据7中的编号dgqk-0911、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中已有所体现，且原告对上述确权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10中编号16《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证据11中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与原告申请并由本院从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调取的证据2、证据3内容一致。故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某与五被告均系嵊州市三江街道（现为浦口街道）东郭村村民。其中户主胡某住东郭村563号，户内无其他人口；户主竹某1住东郭村243号，户内其他人口为竹某1之女儿竹某4、外生女刘丽；户主竹某2（系竹某1长子）住东郭村179号，户内其他人口为袁某（系竹某2之妻）、竹帅科（系竹某2之子）；户主竹某3（系竹某1二子）住东郭村653号，户内其他人口为竹帅涛（系竹某3之子）。因浦南大道延伸至嵊张线连结道路改造所需，原告及五被告被列为拆迁安置对象。2017年4月16日，竹某1、竹某3分别与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编号16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编号15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各一份，并由嵊州市浦口街道办事处、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鉴证。其中：1、编号15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1220.12㎡，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56.13㎡，其他建筑面积763.99㎡；安置人口为在册人口3人、安置人口4人，安置面积420㎡，确权住房建筑面积大于安置面积36.13㎡、住房证载剩余土地面积0.2㎡；安置面积折算金额为（7000元／㎡-700元／㎡）×420㎡=2646000元，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净值总价1151005元，搬迁补助费7762元，被拆迁房屋超面积补助款50828元+500元，奖励为争先签约奖励136839元、按时签约奖励45613元、按时搬迁奖励45613元，临时安置补助费65168元，各项款项合计4255168元，其中货币补偿2826328元、房票安置1428840元；2、编号16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651.34㎡，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14㎡，其他建筑面积237.29㎡；安置人口为在册人口4+3人、安置人口4+4人，安置面积414+240㎡，空翻面积240㎡；安置面积折算金额为（7000元／㎡-700元／㎡）×414㎡+（7000元／㎡-2500元／㎡）×240㎡=3688200元，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净值总价734458元，搬迁补助费7340元，奖励为争先签约奖励124200元、按时签约奖励41400元、按时搬迁奖励414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62100元，各项款项合计4846626元，其中货币补偿2854998元、房票安置1991628元。编号dgqk-0911、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在分别确认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等的同时，对户内人口做了明确，其中dgqk-0911《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中家庭成员为竹某1、竹某4、刘丽、胡某、竹某2、袁某、竹帅科7人，在册人口4+3人、安置人口4+4人，四代同堂，竹帅科独生子女增计一人；dgqk-0908《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中家庭成员为竹某3、竹帅涛、姚桂萍（因已离婚不作保底安置）3人，在册人口3人、安置人口4人，竹帅涛独生子女增计一人。2017年6月16日，以竹某1为甲方、竹某2为乙方、竹某3为丙方、竹某4为丁方订立《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由于经济开发区城中村改造，因乙、丙、丁三方为甲方的子女，且在本次拆迁中乙方和丁方属于甲方户中的安置人口；乙方和丙方按房屋互换确权安置补偿；丁方建造的房屋土地证属于乙方；甲方的母亲和乙方的儿子符合四代同堂另行安置。为维护家庭和睦，合理解决安置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和丙方为本次改造的户主代表，两户共计安置补偿总额为9101794元【其中：房票安置总额为3420468元；现金支付额为5681326元。四代同堂安置空翻面积240平方米的补偿额为1080000元】（一）甲方的总安置补偿款为4846626元【其中：房票安置总额为1991628元；现金支付额为2854998元】；（二）丙方总安置补偿款为4255168元【其中：房票安置总额为1428840元；现金支付额为2826328元】；二、以上安置补偿总额各方的分配原则：（一）、甲方的分配额按：四代同堂补偿额的1/4＋房屋净值价。（二）甲方母亲胡某的分配额按：四代同堂补偿额的1/4。（三）、乙方的分配额按：安置（确权）面积420平方米的安置补偿款＋乙方房屋净值价。（四）、丙方的分配额按：安置（确权）面积360平方米的安置补偿款＋丙方的房屋净值价。（五）丁方的分配额按：房屋净值价＋丁方和女儿的人口安置费。（六）总安置补偿款分配余额：（安置补偿总额﹣甲、乙、丙、丁四方及甲方母亲分配额）。三、按照上述分配原则结合实际，各方的安置补偿款分配结果如下：（一）、甲方最终分配额：380000元；（二）、胡某最终分配额：270000元；（三）、乙方最终分配额为3714955元，其中：房票额1091628元；现金额2623327元。（四）丙方最终分配额为2936839元，其中：房票额1428840元；现金额1507999元。（五）丁方最终分配额为1800000元，其中：房票额900000元；现金额900000元。四、分配款支付办法：（一）、分配额详细清单：略（二）、甲方和丙方按照上表支付分配款给本协议其他各方，并配合有房票分配额的一方使用、结算和办理相关手续。（三）、甲方和丙方的安置补偿款须在其他分配方的分配款到帐后领取。（四）、本协议达成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结果已包含了协议各方的房屋价值和安置、补偿权益，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协议各方不得就本次拆迁的安置补偿分配再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一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六、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见证人和开发区城改指挥部各执一份，各方签字即生效”。该协议由竹某1、竹某2、竹某3、竹某4分别在尾部的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栏签名并捺手印；胡某也在尾部的甲方栏签名并捺手印，并同时在该协议内容的第二条（二）的“1/4”、第三条（二）的“270000元”及第四条（一）表格中合计栏的“270000”处捺手印。该协议签订后的2017年6月20日，竹某3通过其中信银行绍兴嵊州支行62×××36账号分二次汇入胡某在邮政储蓄银行的603373006200092852合计27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对被告竹某1户（户内人员为胡某、竹某1、竹某4、刘丽、竹某2、袁某、竹帅科）的房屋被拆迁后共获得安置补偿款为4846626元（其中：房票安置总额为1991628元，现金支付额为2854998元；含“四代同堂”所获得的240㎡空翻面积补偿额计108万元），以及被告竹某3户（户内人员为竹某3、竹帅涛、姚桂萍）的房屋被拆迁后共获得安置补偿款为4255168元（其中：房票安置总额为1428840元，现金支付额为2826328元）的事实均无争议。但由于其中因原告的加入成为“四代同堂”所获得的108万元款项应如何分割而引起纠纷，也即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围绕该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四代同堂”，我国传统理解为祖孙四代共同生活。从户籍登记情况看，本案原告胡某单独一户，竹某1与其女儿竹某4、外生女刘丽为一户，竹某2与其妻子袁某、儿子竹帅科为一户，各户均有不同住所；以竹帅科为子辈，则竹某2为父辈，竹某1为祖辈，胡某为曾祖辈。在拆迁过程中合并以上3户7人为一户后，构成了“四代同堂”，缺失任何一辈，均不能构成“四代同堂”，也即各辈在构成“四代同堂”中的作用是相等的。二、2017年6月16日订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应原告的申请而由本院从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调取的分配协议书与被告提供的分配协议书在分配协议的内容上并无二致，以及签名、捺手印的位置上也差异不大；其次，该分配协议中虽涉及108万元空翻面积补偿额的分配，但该部分是按四代同堂补偿额每代1/4的比例分配，该分配比例并无不当；对于其余部分安置补偿款的分配，因原告所居住的房屋并未列入拆迁范围，原告应无权享受；第三、该分配协议的订立者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又不能证明原告在该分配协议书上的签名系存在重大误解或受到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故应当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分配协议应属有效。原告认为其“应得空翻面积补偿款27万元，四代同堂补偿款108万元，共计135万元”，但从本案全部安置补偿款的组成看，四代同堂补偿款实际上就是空翻面积补偿款。原、被告间已按四代同堂补偿额每代1/4的比例作了分配，原告也已经收到其所应得的1/4即27万元后，再主张获得四代同堂补偿款108万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20元，由原告胡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干平人民陪审员  章六虎人民陪审员  裘拯绍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娄 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