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再初字第3号
原告：安美容，女，1959年4月17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住内蒙古扎兰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存良（系原告丈夫），男，195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扎兰屯市民族东街胜利*号楼***号。
被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地址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华树成，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昊，医务部秘书。
原告安美容诉被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4年7月19日受理，于2004年11月2日作出（2004）朝民初字第2236号民事判决书。安美容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15日作出（2005）长民二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安美容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2006年3月18日作出（2006）长民监字第131号，2007年5月18日作出（2007）长民监字第80号通知书，驳回安美容再审请求。2009年3月9日，安美容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省高院作出（2009）吉民监字第27号裁定书，指令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3日作出（2009）长民再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05）长民二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安美容再次申诉，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作出（2014）长民监字第18号民事裁定，由市法院再审。市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4）长民再字第6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09）长民再字第56号民事判决、（2005）长民二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2004）朝民初字第223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美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04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原告安美容因多发性结肠息肉于1977年4月在被告处（原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手术治疗，这次住院1年，手术3次，给原告造了人造肛门，未治愈。原告于1978年4月出院后，又先后多次在被告处手术6次，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7月8日出院，原告至今未愈。对此原告于2004年7月8日向被告提出异议，要求被告答复是不是医疗事故。被告称其在诊疗过程中无任何差错，根本不是医疗事故，但鉴于原告多年来在被告处治疗，对被告的信任及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出于同情和人道给原告补偿7万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比较权威的医疗机构，做出的答复不会有错，随即就答应了并与被告签订了协议，当时原告对被告的做法非常感激，出院后因没治愈，原告就到其他比较权威的医院去咨询专家，咨询后专家一致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有明显的差错，应属医疗事故，听到医学专家的说法后，原告又找到法律界人士咨询如属医疗事故应如何赔偿时方知，如属医疗事故赔偿额远远超过7万元，并且相关的医务人员也相应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这时原告方知，不应该与被告签订协议。现原告认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因对被告的诊疗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存在重大的误解，并且如按协议约定履行将显失公平，故依据《合同法》、《民法通则》之相关规定，诉至法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性准确。1977年4月至1987年1月10日期间，原告因多发性结肠息肉先后在吉大一院作了六次手术。2002年和2004年，因同样的病因又在被告处做了二次手术。原告及家属于2004年向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被告存在过错。原告的丈夫与医院于2004年7月8日达成协议，约定：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7万元作为最终了结，患者及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医院及当事科室、当事人任何责任，如果患者去医学会申请鉴定或者诉讼到法院必须在退还院方的7万元人民币基础上院方才给予配合。协议签定后，被告付给原告人民币7万元，双方执行完毕。至此，此案由原先的一起医疗异议纷争，经过双方自愿、平等的协商达成了协议，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存在欺诈、暴力、胁迫及相关情况，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侵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这一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二、双方于2004年7月8日达成的协议不具备重大误解的条件。原告从一审开始，至以后多次审理，都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申请法庭行使撤销权。但都没有提出存在重大误解的证据及相关根据。所谓重大误解，不外乎对“协议性质、当事人身份、标的物”的误解。以上三个方面，在2004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中都不存在误解。如果原告方对2004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就应当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拿出科学合法的依据予以证明，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本案中，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原告方已经收到了被告给付的人民币7万元，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可以推定，当时原告是愿意承担误解风险的。原审中，原告始终提出，原、被告双方2004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但是，原告方无论在哪个审理阶段，都没有提出显失公平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只是讲“听专家说”，所谓“专家”的口头说法，只能改变一个正常人的心智，扰乱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但不能做为法律上的定案根据。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双方协议的签订也只有在2004年，按照当时年代的物价水平及本案原告的实际情况，这样的合同是对等的。三、对原告安美容的治疗，医院并无过错。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对安美容的病情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根据当时我院放射科钡剂灌肠检查结果（照片号：13167）：安美容的病情是乙状结肠、降结肠多发性息肉，其中个别息肉直径达2厘米，已经构成癌前病变。同时吉大一院的病理报告结果（病理号：1460）是结肠多发性息肉，部分息肉呈不典型增生（当时有文献称之谓癌前期）。因此，当时我院对安美容疾病诊断为结肠多发性息肉，该诊断是有充分的影象学与病理学基础，诊断依据充分。考虑当时患者只有19岁，青春年少，今后生活的道路还很长，采取了降结肠、部分直肠切除，治疗措施科学合理得当。2、充分保护了原告及家属的知情权。1977年4月28日，诊断明确后，当时吉大一院的陈升医生及时向患者家属交待了病情，认真向患者的父亲乌力吉讲述了手术危险较大，容易造成腹腔感染、肠瘘等并发症，有二次手术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并且患者的父亲乌力吉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手术并签字。3、治疗当中医护人员无过错，术后并发症是病情归宿所致。原告在第一次手术后，先后出现了切口感染、切口裂开、腹腔脓肿、肠瘘、造瘘口狭窄等并发症，但是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并非人为因素造成，而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具当时2002年美国Cruse统计：23649例结肠手术中，切口感染率、裂开率及腹腔感染率分别为5.75%2.17%3.35%,Birmbaun统计，596例结肠造口手术发生造口狭窄78例，占13.7%。所有这些并发证均与结肠内细菌数量多、肌体抵抗力差、肌体营养不良、手术对抗体的打击等综合因素造成的。三十多年前，由于当时缺少必要的广谱抗菌药物和营养制剂，我国救治严重感染和肠瘘的方法并不是很多。可就在当时，每当原告病情出现变化，被告方的专家都及时会诊，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改变着治疗方法，使原告的病情得到好转，生存至今。当时原告对吉大一院的治疗和热情服务十分感激，痛哭流涕，表示恩若再生。当然每次治疗均得到了原告家属的同意并签字。4、原告阴道瘘的发生与吉大一院无关。原告安美容于2002年1月，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妇科、消化内科经内窥镜检查诊断为阴道瘘，这一事实被告并不否认。但是，患者安美容于1977年至1987年在我院治疗期间并没有发现阴道瘘，且在这段时间的病历中并没有关于安美容阴道瘘的记载。1987年至2002年，安美容并没有在被告医院治疗，对这段时间安美容病情发展及诊疗医院，我们无法考证。但是根据《妇产科学》（第五版413页）阐述，阴道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与妇产科器械操作造成，与开腹手术无关，同时并没有迟发性阴道瘘的记载。根据以上事实，原告安美容的阴道瘘不能认定是在被告医院治疗过程中发生。综上，吉大一院在针对安美容的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遵循了诊疗护理规范，治疗诊断明确，治疗得当，家属知情。并发症的出现是病情归宿，与被告的治疗无关。
经审理查明：1977年4月14日至1978年3月22日，安美容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343天，入院诊断多发性结肠息肉。此后，安美容因同样病因又分别于1979年、1982年、1984年、1987年、2002年、2004年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其中2002年入院诊断及出院诊断记载有直肠阴道瘘。2004年7月8日，安美容与吉大医院签订协议书一份，写明“患者安美容，女，45岁，于1977年4月14日因患多发性结肠息肉入我院普外科手术治疗，此后于77年4月29日，77年5月11日，77年8月26日，78年1月24日，79年7月24日手术治疗，患者家属对手术治疗提出疑义，经医患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院方一次性付给患方人民币柒万元，做最终了结。2.患者及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医院及当事科室，当事人任何责任。3.如果患方去医学会申请鉴定或诉讼到法院，必须在退还院方的柒万元人民币基础上，院方才给予配合。4.此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签字之日起生效。5.此协议一式叁份，院、科、患方各执壹份”。协议书落款患方代表处有安美容丈夫李存良签字，院方代表有王为国签字，医院医务科盖章。协议书约定的7万元已经履行完毕。2004年7月19日，安美容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该协议。
本案重审过程中，本院依安美容申请调取了安美容在吉大一院1987年、2002年、2004年住院期间全程病历。吉大一院病案室出具说明：对于安美容1977年、1978年、1979年、1982年、1984年住院期间产生的住院病历依据1994年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已将1985年之前所产生的住院病历进行统一销毁。安美容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长春市医学会进行鉴定。2016年6月13日，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将鉴定委托退回，原因是医方于2016年5月30日向该办提交了一份“关于安美容病历档案的情况说明”，没有向其提交相关鉴定材料，因双方未按规定提交医疗事故鉴定所需的材料，无法组织鉴定。本院向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去函，说明“本院依安美容一方申请，已调取安美容于1987年、2002年、2004年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期间的全程病历。”再次委托长春市医学会进行鉴定。2016年8月1日，长春市医学会将委托再次退回，理由是，根据患方提交该会的申请书陈述：“申请人自1977年患病就诊至2004年7月期间，共计在被申请人出住院并做手术多次”。其中1977年4月29日、5月10日，5月11日、8月26日四次手术无住院期间的全程病历，且1977年为申请人首次诊疗，也是本医疗纠纷争议的要点，鉴于目前情况，不符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无法组织鉴定。2016年9月28日承办人携带原审卷宗到长春市医学会，向医学会工作人员出示原审卷宗中装订的安美容1977年至2004年的病历复印件，经医学会工作人员翻阅，认为原审卷宗中的病历均为客观病历，缺少主观病历，仍不具备鉴定的条件。至此，安美容申请的医疗事故鉴定因鉴定材料不全，无法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安美容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签订的协议书，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现安美容要求撤销该协议书，本案案由应为撤销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因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安美容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应审查该协议书是否具备上述法定撤销情形。重大误解的情形包括当事人对行为的性质发生误解、对当事人特定身份的认识错误、对标的物性质、价值的误解。协议书约定“1.院方一次性付给患方人民币柒万元，做最终了结。2.患者及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医院及当事科室，当事人任何责任”，其对纠纷解决的方式及签订协议书的后果进行了客观的说明，表述清晰。安美容及其丈夫李存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该协议书所记载文字内容的含义。协议书第3条约定“如果患方去医学会申请鉴定或诉讼到法院，必须在退还院方的柒万元人民币基础上，院方才给予配合”，说明在签订协议书的当时，原告清楚其可以通过申请鉴定或诉讼解决纠纷，但其没有选择在签订协议书之前申请鉴定或者诉讼，应视为其自愿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系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能认定该协议书签订时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依安美容申请，本院委托长春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长春市医学会因鉴定材料不全退回委托申请，鉴定无法进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的门诊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十五年；住院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三十年。”吉大一院因部分病历材料已经超过三十年而进行销毁符合法律规定，亦不能据此推定吉大一院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安美容要求撤销案涉协议书，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无证据证实该协议书存在法定撤销情形，故安美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经本院2016年第十九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美容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安美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清香
审 判 员 李 鹏
人民陪审员 盖桂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