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门民（商）初字第2928号
原告石娜，女，1962年5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博，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瑞恩，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振涛，男，1981年5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金先，男，1952年8月27日出生。
原告石娜与被告丁振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石娜的�托代理人陈博、刘瑞恩，被告丁振涛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原告石娜的委托代理人刘瑞恩，被告丁振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金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娜诉称，2011年9月16日，被告丁振涛以需要资金为由，从我处借走人民币100.4万元，丁振涛为我书写了借条和借款合同。现丁振涛没有任何还款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丁振涛偿还我人民币100.4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1年9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时间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丁振涛辩称，原告石娜所述与事实不符，借条和借款合同上的签名是我签的，但是我没有向石娜借款，我不同意石娜的诉讼请求。石娜是北京永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德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主要从事发放高利贷业务。我是石�公司雇佣的业务员，主要任务是向客户发放贷款。该公司规定对外贷款时，业务员先要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然后再由业务员将贷款发放给借贷人。由于我把该公司的款项放贷给一个叫郑×的客户，郑×给我打了收款94.9万港币的收款条，该收款条原件现在石娜处。因郑×没有偿还该笔贷款，我曾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郑×，要求其偿还借款，因石娜不提供原件，我只好撤回起诉。由于郑×不还款，石娜遂找社会人员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于2011年9月16日，威胁我写了借条和借款合同。我当时如果不写，我本人和家人都会有危险。借条和借款合同上的签字是我受胁迫签的，但是我没有向石娜借款。
经审理查明：丁振涛于2011年9月16日，为石娜出具一张借条，载明：借款人丁振涛身份证号×××，因（借款用途）向石娜借款人民币（大写）壹佰万零肆仟元整（�写1004000元整），借款人承诺到期一次性还清所有欠款，如到期未能还清欠款则自愿承担每天的违约金，直至还清欠款为止，借款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违约责任及法律后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石娜还提交了一份双方于同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期限前未及时还款，出借人有权向借款人收取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借款人不得提出异议并放弃诉讼权和抗辩权。借条及借款合同均为铅字打印，借条的借款人处有丁振涛签名及所按手印，借条上签署的日期为2011年9月16日；借款合同上有丁振涛的签名及其所按手印，有石娜的签名，双方均没有签署日期。借条及借款合同均未填写借款用途、支付方式及还款日期；借条未约定每天违约金的数额，借款合同约定每天违约金的数额为千分之五。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借条、借款合同系石�提供的。
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00.4万元借款是丁振涛作为永德公司业务员的放贷垫资行为还是丁振涛个人向石娜借款的行为。
在庭审中，石娜称其是北京世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不是永德公司的董事长。丁振涛不是永德公司的员工，其是通过永德公司经理刘×2认识的丁振涛，并与丁振涛一起吃过饭，其只知道丁振涛是北京人，不清楚丁振涛从事的职业及收入情况。因为丁振涛去香港做业务，石娜于2011年8月时，让刘×2转账给丁振涛44.4万元，2011年9月15日石娜给了丁振涛现金16万元，2011年9月16日石娜让其儿媳刘×1给丁振涛转账40万元，丁振涛共出具了三张借条，三笔借款共计100.4万元。2011年9月16日，丁振涛在借条和借款合同处签名并按手印后，将之前的三个借条销毁。
丁振涛称，其在石娜开设的永德公司做业务员，工作内容是向借贷人发放高利贷，其去香港做业务也是受该公司指派。丁振涛称借条和借款合同处的签名及手印，确实是其本人的签名及手印，但是其与石娜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刘×2是该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刘×2与石娜关系不好。该公司规定业务员对外放款前都要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其通过公司经理刘×2批准放贷给郑×后，因放出的贷款没有收回来，且石娜与刘×2关系不和，所以石娜对其采取了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其签订了借条和借款合同，但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数额之所以是100.4万元，主要是贷款给郑×的94.9万港元收不回来，石娜将其放贷未还的所有款项与其放贷后收回贷款本利所应得的报酬相减后得出的。
经本院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查，丁振涛于2013年10月9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郑×偿还借款，后于2013年12月24日�回起诉。经询问，丁振涛表示撤回起诉的原因是借款条原件在石娜处，因石娜不提供原件，所以只好撤诉；对此石娜表示其没有借款条原件。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石娜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一、证人刘×1的证言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在2011年9月16日，刘×1受石娜指派，通过刘×1的账户（×××）给丁振涛账户（×××）内转款40万元；刘×1曾听石娜说起，石娜于2011年8月时，通过刘×2给了丁振涛44.4万元，于2011年9月15日石娜又给了丁振涛现金16万元，加上又转账的40万元，三笔款共计是100.4万元。2011年9月16日，其在石娜的办公室，见到石娜与丁振涛双方核算欠款总数后，丁振涛在借条和借款合同上签名并按手印，当时在场人包括其在内一共有五人，除石娜、丁振涛外，还有石娜的两个员工王×1和郭×1。经询问，刘×1其听王×1说，其是石娜的干儿子，是石娜公司的得力助手；其经常见到丁振涛出入石娜的公司，并且经常向石娜借款。
证据二、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其听石娜说起，石娜共转账给丁振涛三笔款，共计100.4万元。2011年9月16日，其与石娜在石娜办公室开会时，见到刘×1与丁振涛进来，石娜、丁振涛二人将之前的三张借条废除，由丁振涛从新签了一张100.4万元的借条和借款合同。经询问，证人王×1，其从2001年就在石娜的公司工作，干了十三年，从跑业务一直做到销售部经理，2014年他离开了石娜公司，石娜待其就像亲生儿子，但是其从来没有以干妈的称呼唤过石娜。
证据三、证人郭×1的证言，证明2011年9月16日，其与石娜在石娜办公室开会时，见到刘×1与丁振涛进来，丁振涛将欠石娜的三笔借款归为一笔借款，丁振涛在100.4万元的借条上签字。经询问，证人郭×1，其系石�的亲弟弟。
证据四、北京市工商局的登记注册基本信息，证明石娜是北京世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有能力出借大额款项给丁振涛。
证据五、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证明刘×1分别于2011年8月4日、2011年9月7日转账给刘×26.99万元和6.0243万元。
证据六、石娜与丁振涛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转账记录，转出的账号（×××）是石娜的，转入的账号（×××）是丁振涛的，证明石娜在2012年1月16日、2012年1月19日、2012年1月20日、2012年1月21日、2012年1月30日，通过网银分别转给丁振涛13.98万元、2万元、2万元、3万元、1.3万元，说明双方之间有金钱往来，存在债务关系。
证据七、刘×2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双方是通过刘×2认识的，石娜曾让刘×2给丁振涛转账。
证据八、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石娜于2012年11月28日转入刘×2账号（×××）240万元，后该账号转出231.5万元，是刘×2把该款转给了丁振涛。
证据九、公证书，内容为石娜于2011年4月19日在声明书上签字，证明石娜用其名下京房权证朝私03字第316**号房产，为刘×2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证明石娜借款给刘×2，是用其房屋抵押的。
证据十、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刘×2向交通银行借款，该款是石娜给付的刘×2。
证据十一、借款人为刘×2的交通银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6张，证明石娜借给丁振涛钱款的出处。
证据十二、中银信用卡、国际信用卡有限公司、星战银行、HSBC、CITIBANK、中国银行的宣传单，证明石娜借钱给丁振涛的原因是因为丁振涛要去香港做宣传、开展业务。
证据十三、丁振涛的户口本原件，证明丁振涛向石娜借款时抵押给石娜的。
经质证，丁振涛表示证据一中证人刘×1既是石娜公司的会计，又是石娜的儿媳妇，刘×1所述石娜借给丁振涛44.4万元及16万元，都是听石娜说的，也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其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1确实将40万元转账到丁振涛的账户内，但是该款不是其向石娜的借款，而且其已经于2012年5月18日通过转账连本带利还给石娜了。
对证据二，丁振涛表示借条和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及手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三笔借款都是证人听石娜说的，而且证人与石娜关系很好，在石娜公司工作了十三年，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对证据三，丁振涛表示证人陈述只是看到丁振涛在借条上签字，并没有看到石娜借款给丁振涛，并且证人是石娜的亲弟弟，其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证据四，丁振�表示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五、六，丁振涛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丁振涛与石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对证据七、八、九、十、十一，丁振涛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对证据十二，丁振涛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丁振涛是作为石娜所在公司的业务员去香港开展工作的，但是不能证明石娜与丁振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对证据十三，丁振涛表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户口本丢失了，已经去公安机关补办了。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丁振涛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一，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银行回单，证明丁振涛于2012年5月18日通过其账号（×××）转账到石娜账户（×××）内46万元，证明�振涛已将石娜公司的40万元连本带利给付。证据二，收款条复印件，证明丁振涛以个人名义代石娜将永德公司贷款借给郑×，郑×于2011年9月16日收到丁振涛给付的融资款港币94.9万元，折合人民币74.846万元。原件在石娜处。证据三，石娜、丁振涛与孙×律师的谈话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石娜认可丁振涛将公司款借给郑×的事实。庭审时，丁振涛表示该记录原件在其妻子处，因家庭矛盾其妻子离家出走，暂时无法提供原件，可庭后补交。
经质证，对证据一，石娜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丁振涛没有还其46万元。对证据二，石娜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是郑×与丁振涛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该证据原件不在石娜处。对证据三石娜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石娜公司和石娜个人是不同的主体。
经询问，石娜与丁振涛均表示无法联系到刘×2，不能申请刘×2出庭作证。
在审理中，石娜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本院调查刘×1通过工商银行向刘×2的转账记录，刘×2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账户情况及石娜通过交通银行向刘×2的转账记录明细。本院以该申请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且未提供转账银行之外其他银行的具体账号为由，予以驳回。丁振涛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本院调取其于2013年9月23日、2014年2月21日分别向永外派出所及恩济庄派出所的报警记录及书面谈话材料，以证明石娜曾雇佣社会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事实。经到上述派出所调查，两个派出所的接待民警均表示未查到当日的书面出警记录及相关的谈话记录。
庭审后，丁振涛向本院提供了律师谈话记录原件，时间为2014年2月21日，被谈�人为丁振涛，无业；被谈话人石娜，北京永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娜表示其只是董事之一，不是董事长）。共计5页，每页均有石娜、丁振涛的签字，第5页有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孙×律师的签字。主要内容是：石娜是永德公司董事长，丁振涛于2011年8月入职该公司，任业务员，主要从事放贷垫资业务。郑×和永德公司总经理刘×2之前在望京开过担保公司，丁振涛通过刘×2认识郑×。2011年9月，公司派丁振涛到香港给公司的客户办理香港信用卡，去香港之前，公司财务刘×1将公司100万人民币汇入了北京工商银行卡中。丁振涛、郑×和公司的另外两个客户王×2和张×1一同去的香港，公司为王×2和张×1办理香港信用卡，因此将公司资金转到了王×2和张×1名下。到香港后，郑×让丁振涛借款给郑×，让郑×名下存款达到一定金额后，可以办理或透支额度高的信用卡，郑×�诺其办完信用卡后，除返还丁振涛外，同样方法借给丁振涛，让丁振涛也办这样的信用卡，丁振涛信以为真，打电话请示了永德公司经理刘×2后，借用公司汇入丁振涛名下的资金，分别在2011年9月19日和9月20日两次将50万港币和8万港币的公司资金打入郑×在香港的渣打银行账户内，另外丁振涛、郑×在场情况下，丁振涛让客户张×1将其名下，但实为公司垫资的37万港币于2011年9月19日汇入郑×账号，同样王×2也将15万港币汇入郑×账号，时间均为2011年9月19日。当时，丁振涛的汇款行为未告知公司老总石娜女士。几月后，丁振涛和郑×共同返还北京，郑×不还钱，丁振涛到郑×公司交涉并报警，在警察出警情况下，郑×给丁振涛打了一收条，称收到丁振涛融资款94.9万港币，收条是刘×2手写，签字人是郑×，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6日，是丁振涛汇款时间之前，疑为笔误，具体报�时间已经记不住了。现在石娜手中有四张转账凭证的原件和郑×打的收条原件。为解决丁振涛和石娜（及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双方达成一致意向，丁振涛将对郑×享有债权转让给石娜，丁振涛负责将两客户找到，两客户将对郑×享有的债权一并转让给石娜，以石娜名义起诉郑×。丁振涛表示记录中石娜、丁振涛的签字均为本人所签，其认可谈话记录的内容。经询问石娜本人意见，石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且表示该5页记录”石娜”的签名均是其本人所签，但其没有看笔录，而且也看不懂笔录就直接签字了；后石娜的委托代理人刘瑞恩随即打断石娜的谈话，询问石娜当时是否戴眼镜，石娜又称其平时看东西需戴眼镜，但是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时没戴眼镜，也没有看笔录，其对记录内容不予认可。
经询问孙×律师，其表示谈话记录是其与�娜、丁振涛所做，其看了丁振涛的身份证明材料，但是没有看石娜的身份证明材料。谈话内容其向双方宣读了，双方均没有表示异议。石娜是永德担保公司的老板，丁振涛是石娜公司的雇员。该公司经理刘×2向丁振涛介绍了客户郑×，并由丁振涛将公司款放贷给郑×。对于丁振涛放贷给郑×一事，石娜表示不知情。郑×所写的收款条原件我看到了，在石娜手里。我给二人建议出具相关解决方案，但是由于石娜不信任丁振涛，丁振涛也认为这是石娜公司的事情，于己无关，双方为此谁也不出律师费。后来二人谁也没有与其联系。经询问，孙×表示其与石娜、丁振涛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在本案中不是任何一方的委托代理人。
石娜本人到庭后陈述，与孙×律师谈话那天，”讨债公司”的人先找到丁振涛后，其将丁振涛从机场带到一个歌厅，为了防�丁振涛跑了，由”讨债公司”的人看着丁振涛，但是这不属于胁迫行为；石娜还表示”讨债公司”的人是其儿子找的，其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丁振涛报警后，双方从派出所出来就直接到了北京振荣律师事务所，由孙×律师做了谈话记录。对于庭审中的其他问题，石娜本人表示，借条、借款合同是丁振涛本人用石娜的电脑打出来的，由丁振涛本人签字；后又表示借条、借款合同是公司经理刘×2，当天从电脑上下载的，由丁振涛签字。经询问，石娜本人表示，其既是北京世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北京永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但不是董事长。
经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调查，2011年11月1日永德公司公司成立，股东为石娜、刘×2、张×2三人，石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9月18日，永德公司公司召开�东会，股东会成员变更为石娜、刘×2、郭×1，郭×1为该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1月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作出准予变更的决定。
2005年4月4日北京世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杨×、王×1二人；2009年8月5日，石娜进入该公司，该公司股东为石娜、杨×、王×1，石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王×1为该公司监事。
本院通过双方的陈述、举证质证意见及相关情况的调查，对案件事实作出如下认定：
第一，丁振涛表示其书写借条及借款合同，系受石娜胁迫所为，其为此曾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本院调取其向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及谈话记录，以证明石娜曾雇佣社会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事实。本院虽未调取到相关的出警记录及书面谈话记录，但在与石娜本人的谈话中，石娜自认”讨债公司”的人找到丁振涛后，其将�振涛从机场带到歌厅里，由”讨债公司”的人看着丁振涛，目的是怕丁振涛跑了，这不属于对丁振涛人身有胁迫的行为。后石娜又表示”讨债公司”的人是其儿子找的，其本人并不知情。因丁振涛报警后，双方从派出所出来后一起找到孙×律师，商量如何解决此事。从石娜上述表述中，石娜对雇佣”讨债公司”的人追讨债务的行为，应当是知情的，但是也证实了石娜向丁振涛追讨债务是在丁振涛在借条及借款合同上签字之后，并不能断定丁振涛在身心受到了压迫的情形下，在借条、借款合同上签字。对于丁振涛提出的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在借条、借款合同上签字的答辩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丁振涛提交的律师谈话记录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永德公司虽于2011年11月1日经工商部门准予设立，但永德公司设立之前实施的相关”经营行为”应由永德公司承担。上述证据证实在石娜与丁振涛因本案”借款”产生纠纷期间，石娜是永德公司的执行董事，丁振涛于2011年8月入职该公司，并从事放贷垫资业务。对于石娜提出的其不是永德公司的董事长，丁振涛不是永德公司职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石娜虽以没有看记录即在记录上签字为由，不认可律师谈话记录内容，但是从石娜身为永德公司与北京世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在商讨如何追回大额贷款时，在对记录内容不了解情况下，就贸然签字，明显不合常理，故本院对石娜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
第三，关于丁振涛个人是否向石娜借款100.4万元，本院经分析后认为：
1、关于借条、借款合同是由谁提供的，石娜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互相矛盾。庭审中石娜委托代理人陈述，原被告双方商量好后，将三笔借款汇总后，出具一个借条、一个借款合同，借条、借款合同是由石娜出具的，而后在与石娜本人谈话时，石娜先是表示借条、借款合同是丁振涛本人用电脑打出来的，后又表示是刘×2从电脑上下载的，由丁振涛签字。对于提供如此大额借据，表述如此混乱、不清晰，不合常理，故对借款的真实性，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
2、证人刘×1，其经常见到丁振涛出入石娜的公司，并且经常向石娜借款；而石娜则表示其与丁振涛之间不熟悉，只知道丁振涛是北京人，不清楚丁振涛从事的职业及收入情况。石娜与丁振涛非亲非故，石娜却敢于将大额款项借与丁振涛，在之前大额借款未还的情形下继续出借大额款项，又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且其提供的借条及�款合同，既不约定借款用途，又无还款时间，行为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且在石娜提供的证据六中，石娜认为双方存在金钱往来，说明双方存在债务关系。本院分析后认为，既然石娜认为丁振涛欠其大额款项，按照常理自然是丁振涛给石娜汇款，而不应当是相反，但证据六却证明了石娜给丁振涛汇款，明显不合常理。上述情况再结合双方与律师的谈话记录，足以证明石娜与丁振涛之间并不存在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
3、本案中，石娜提交了100.4万元的借条及借款合同，并表示该借条及借款合同的数额由三笔借款构成，未约定借款用途及还款期限，除签字以外的内容均为电脑打印提供的，因丁振涛在100.4万元的借条及借款合同上签名并按手印，双方将之前的三个借条废除。从借款数额100.4万元的构成看，同样不足以认定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理由�：
（1）石娜提出的证据五、七、八、九、十、十一，证明44.4万元系其通过刘×2转给丁振涛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2曾经转款给丁振涛，或曾经代石娜转款给丁振涛；且即使石娜曾经转款给刘×2，亦没有证据证明丁振涛应当代刘×2偿还石娜的借款。故本院对其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2）石娜表示其于2011年9月16日借给丁振涛40万元，该款是通过刘×1转款给丁振涛的。对此丁振涛表示其于2012年5月18日通过网银转账给石娜46万元，已经将此款连本带利还清。石娜认可丁振涛转账46万元的真实性，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但石娜对丁振涛为何转账给其46万元大额款项没有给出合理解释，也未举证证明借款、还款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石娜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
（3）证人虽证实了丁振涛在借款合同和借条上签字的事实�但都没有说明该笔大额”借款”产生的原因，而且证人证言之间对三笔借款的付款方式存在矛盾，其中：证人刘×1陈述，借款100.4万元中，其中两笔借款是转账给丁振涛的，一笔给的是现金；证人王×1陈述，三笔借款均为转账给丁振涛的；而同样在场的证人郭×1没有陈述付款形式，只是表示三笔借款核算后归为一笔借款。对于石娜所称曾借给丁振涛16万元现金，证人都是听石娜所说，并未实际看到。本案三个证人中两个是石娜近亲属，另一个是石娜雇佣多年，关系要好的职员与同事。依据证人与石娜的关系以及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本院经审核认定，上述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
4、在借条、借款合同上签字时的在场人，石娜所述与其提供的证人表×，石娜在法庭上就由谁提供的借条、借款合同表述前后矛盾。在庭审�，石娜提供的证人刘×1陈述，2011年9月16日丁振涛签字时，在场人只有原被告双方及刘×1、王×1、郭×1五人在场，刘×2并不在场。石娜委托代理人及丁振涛在庭审中均表示借条、借款合同由石娜提供，丁振涛在上面签字；在与石娜本人谈话时，石娜先却先提出借条、借款合同是丁振涛在石娜办公室的电脑上自己打印出来后签字，后又表示是刘×2从其电脑上下载并修改后，由丁振涛签字。在同一件事上，石娜表述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
上述事实，有陈博、刘瑞恩、丁振涛、ＸＸ、王金先、石娜的陈述，借条，借款合同，证人证言，工商银行登记注册信息，银行转账记录，公民身份证复印件，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公证书，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银行，宣传单，户口本原件，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银行回单，收款条复印件，律师谈话记录，工商局档案材料，2013朝民初字第38535号民事案件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借款合同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丁振涛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
基于上述事实的认定，石娜虽然提供了借条、借款合同、银行转账证明及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明，但上述证据并不能认定石娜与丁振涛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故石娜起诉要求丁振涛偿还借款的证据不足，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石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元，由原告石娜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两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殷文辉
人民陪审员 刘爱红
人民陪审员 杨彦霞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韩 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