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4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泉山。
法定代表人：傅崑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民，北京市世方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家运，北京市世方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唐海外（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1号11层1101。
法定代表人：周元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静，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会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新区大港新天地商业中心7幢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董邦国。
上诉人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唐海外（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原审被告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9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淮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大唐公司的起诉，或者驳回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能够确认的基本事实是，根本就没有煤炭货物，以淮化公司名义的所有交易文件都是伪造的，都是董邦国等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有关诈骗犯罪的事实经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侦查终结，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已经做出（2015）田刑初字第00968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00968号刑事判决）。上述证据证明，有关人员通过伪造所谓的《煤炭购销合同》、《需求函》、《货权转让函》、《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煤款结算单》（以下简称《煤款结算单》）等文件的方式实施了诈骗犯罪，这些文件上加盖的淮化公司印章均为伪造。鉴于本案基本事实是董邦国、董刘忠、徐勇等人以伪造交易文件手段诈骗大唐公司支付货款，根本就没有煤炭货物可以交付，故一审判决中认定大唐公司已依约履行交货义务，淮化公司应依约付款，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
二、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在此事件中完全是个人行为，不是代表淮化公司签订、履行《煤炭购销合同》的职务行为。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虽然是淮化公司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担任或是曾经担任淮化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负责人职务。一审中，淮化公司提交的刑事案件证据材料已经证明，徐勇等人明知淮化公司已经决定停止煤炭物流贸易，淮化公司不可能再同意签订本案所谓《煤炭购销合同》，而且他们明知董邦国等人是要诈骗大唐公司货款，却任由国邦公司董邦国、董刘忠伪造“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16）合同专用章”（以下简称16号合同专用章）以淮化公司名义伪造有关交易文件，帮助董邦国、董刘忠实施合同诈骗。徐勇等人行为不但是故意违背淮化公司意志，而且性质上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当然不是代表淮化公司签订、履行合同的职务行为。淮化公司在整个事件中并无过错，交易文件上加盖的淮化公司印章均为伪造，淮化公司既不知情，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在此事件中完全是个人行为，一审判决认为他们是从事职务行为错误。
三、本案纠纷的实质不属于合同履行争议性质，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本案客观事实是大唐公司支付了货款而没有购买到煤炭货物，导致被董邦国等人诈骗支付了巨额货款，而不是大唐公司向淮化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煤炭货物没有取得相应的货款。因此，不能简单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按照履行合同争议判决由淮化公司支付价款。基于此，即便是考虑因合同诈骗导致的损失风险分配问题，也应当是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按照有关当事人过错大小，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淮化公司认为，大唐公司本身有重大过错。（一）大唐公司在所谓的《煤炭购销合同》签约环节的过错分析。在签约环节，大唐公司的主要经办人员是周鑫，依据周鑫在刑事案件中的询问笔录分析大唐公司的过错：1、2014年6月16日，大唐公司的周鑫、秦旸携带已加盖大唐公司公章的《煤炭购销合同》去淮化公司所在地办理签约，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煤炭购销合同》上打印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6月10日，但实际办理签约是在6月16日。在与淮化公司王晓峰等人吃饭过程中，周鑫把合同拿出来问王晓峰是谁来签字，是不是法人签字，如果不是法人签字需要开授权委托。王晓峰说老总徐勇出差去了，可以开授权委托书。周鑫的上述陈述说明大唐公司对于淮化公司的签约人资格有着正确的认识，如果按照这个认识严格要求提供淮化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的，《煤炭购销合同》加盖的是所谓的16号合同专用章、签字人处写的是张松，该16号合同专用章是伪造的，张松签字也是伪造的，大唐公司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过错：⑴没有要求张松当面签字；⑵没有当场要求提供淮化公司对张松的授权委托书。2、那么大唐公司是如何处理授权委托一事的。周鑫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煤炭购销合同》签订后，2014年6月19日周鑫到镇江大港办理交货，在港区看货后，董刘忠把周鑫带回国邦公司的办公室后，董刘忠给张松打了电话让张松过来。没多久张松就过来了，张松过来后，周鑫问张松要授权委托书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周鑫把打印好的授权委托书给张松让张松去办理，随后张松就和董刘忠一起出去了，过了几分钟，张松和董刘忠又回到办公室交给周鑫1份签有徐勇名字、盖有淮化集团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上的淮化公司公章、徐勇签字是伪造的，在上述的办理过程中，大唐公司存在的过错包括：⑴明知徐勇只是煤炭贸易部老总，并非淮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却接受了“徐勇”签署的以淮化公司名义做出的授权委托书；⑵当时周鑫是在国邦公司位于镇江的办公室将空白授权委托书交给张松，张松却仅过了几分钟就又回到办公室交给周鑫1份签有徐勇名字、盖有淮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须知，镇江距离淮化公司所在地淮南市300余公里，仅凭最低水平的认知，便可知道张松不可能在几分钟内盖来淮化公司公章，而应发现其中的异常。（二）大唐公司在所谓的《煤炭购销合同》交货环节的过错分析。再来分析大唐公司在交货环节的过错：1、大唐公司要向淮化公司交货，自己首先要有货，大唐公司的货来自其与南京铁龙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龙公司）之间的《煤炭购销合同》，根据该《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大唐公司接收铁龙公司交货，要经过质量验收、数量验收、货权转移证明三个环节，可是质量验收环节根本就没有中国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或上海赛孚燃料检测有限公司的检验数据，数量验收和货权转移证明环节也根本没有铁龙公司、大唐公司与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方盖章的货权转让证明，大唐公司称其办理了国邦公司、大唐公司与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方盖章的《货权转让函》，可是大唐公司与国邦公司并无直接的买卖关系，国邦公司向其转让货权完全不符合大唐公司与铁龙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而且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商务中心的印章还是伪造的，须知这是在铁龙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的交易，淮化公司并没有参与这个交易，大唐公司没有把控住核心交易环节，没有取得标的货物，自然谈不上向淮化公司交货，大唐公司被骗取货款是自身的责任。2、再来看大唐公司是如何办理向淮化公司交货手续：根据周鑫的询问笔录，2014年6月19日，周鑫代表大唐公司去镇江办理交货，在港区看货时，在场的人有周鑫、杨乐（铁龙公司业务员）、董刘忠、国邦公司的1个员工，根本没有淮化公司人员在场。在看货过程中，大唐公司人员没有向至关重要的第三方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核实，而只是看到了煤堆上插有标牌，标牌上有手写的安徽淮化字样。而现已查明，这些煤炭属广路通公司所有，是国邦公司的工作人员何枫把标牌上的广路通公司字样擦掉，手写上了安徽淮化。在港区看货后，周鑫随董刘忠回到国邦公司，这时董刘忠才打电话把张松叫去国邦公司，周鑫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份国邦公司将煤炭转让给大唐公司的《货权转让函》和两份大唐公司将煤炭转给淮化公司的《货权转让函》分别交给董刘忠和张松，又把两份煤炭结算单交给张松去办理手续，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董刘忠和张松一起回来了，董刘忠给周鑫1份盖有国邦公司公章及镇江港口盖章的煤炭转让函。张松交给周鑫1份盖有淮化集团公章、镇江港口公章的煤炭转让函、1份盖有淮化集团公章的《煤炭结算单》。”分析上述交货过程，大唐公司存在的过错是：⑴大唐公司与淮化公司之间所谓的《煤炭购销合同》第1.2条约定的交货地是在港口场地，可是在港区，并没有淮化公司的人员到场。⑵大唐公司应首先确认其在港口场地有货存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向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确认，然而大唐公司未履行这个必要的步骤。⑶大唐公司人员看到港口场地煤堆上虚假的手写标牌，仅凭该标牌即确认货权显然失于轻率，而且，既然是去办理交货，说明尚未交货，煤堆上的标牌也应该写交货方大唐公司才合理，如果标牌能证明货权，插着淮化公司标牌的煤炭应当是淮化公司所有才对，大唐公司如何以淮化公司的货向淮化公司交货。⑷大唐公司据以证明已完成交货，或者说证明其确信已完成交货的证据主要是《货权转让函》和《煤款结算单》，然而这两份文件的取得过程同样存在重大疏漏，根据周鑫的陈述，其是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两份文件在国邦公司办公室交给张松去办理，交给张松时，两份文件上还没有淮化公司和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盖章，可是仅仅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张松就回到国邦公司，把盖有淮化集团公章、镇江港口公章的煤炭转让函、1份盖有淮化公司公章的《煤炭结算单》交给周鑫，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做为一个管理繁杂港口事务的公司，能否在1个小时内完成盖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而镇江距离淮南市300余公里，1个小时内盖回淮化公司公章从地理上就是不可能的。（三）大唐公司在向铁龙公司付款环节的过错。在上述第（二）1部分中，淮化公司已经论述了大唐公司在与铁龙公司的交货环节中存在过错，在合同约定的付款要件尚未满足的情况下，本就不应向铁龙公司支付任何货款。大唐公司在轻率支付第一笔货款后，又错上加错，根据00968号刑事判决，杨乐（铁龙公司业务员）的证言中明确记载大唐公司分2次打款给铁龙公司，在6月底付了1800万元左右煤款，之后大唐公司发现SGS报告是假的。大唐公司当时在铁龙公司没有向其交货的情况下就先行支付了1800万元这本身就已经存在严重的过错，在这1800万元付出后发现重要的付款条件没有满足时，如果去追查核实真实情况，停止支付后续货款，至少可以减少大唐公司的损失。但事实情况却是大唐公司不仅未进行调查核实，反而仅凭与其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董邦国的几句说辞就继续支付了后续的1700余万元货款，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四）结论：大唐公司在所谓《煤炭购销合同》的签约和交货环节，以及对铁龙公司付款环节均存在重大过错，其中的深刻教训只能由大唐公司自行深刻反省，大唐公司成为诈骗犯罪的受害方，淮化公司对此深表同情，但不应因此任由大唐公司转嫁责任，将损失转嫁到淮化公司头上，大唐公司应当自行承担被骗损失。
四、一审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分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应不受理大唐公司起诉或者驳回大唐公司起诉。
大唐公司辩称，一、双方签署的《煤炭购销合同》系依法签署并有效成立。2014年5月底，在淮化公司主动接触大唐公司的情况下，大唐公司与淮化公司开始进行煤炭购销贸易磋商。5月28日，应淮化公司邀请，大唐公司指派工作人员熊利、周鑫至淮化公司所在地与其煤炭贸易部总经理徐勇、副总经理王晓峰及物流贸易部工作人员张松、谢同军等人就煤炭购销业务合作达成一致。2014年6月，淮化公司与大唐公司在淮化公司办公场所签署《煤炭购销合同》。6月17日，淮化公司确认收货之后向大唐公司出具货权转让手续及煤款结算单，淮化公司负责本次交易的工作人员向大唐公司反复确认拉货及出库行为。淮化公司在《煤炭购销合同》、货权转让手续及《煤款结算单》上均加盖了其16号合同专用章，并由其工作人员当面交付大唐公司。一审庭审时淮化公司陈述及提交的00968号刑事判决、二审时淮化公司补充提交的书面证据10中均确认，参与涉案合同签署、确认合同履行的人员为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同时，淮化公司还确认近年对外签署煤炭贸易合同一直使用16号合同专用章，并陈述该合同专用章未在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备案。综上，淮化公司专职负责煤炭贸易职能的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在淮化公司住所地与大唐公司沟通确认交易合同，并加盖其长期使用的合同专用章、以淮化公司名义与大唐公司签署《煤炭购销合同》，其工作人员此后又确认大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其行为应为单位行为，淮化公司应对此承担全部合同责任。
二、淮化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真实受益方，本次交易完全是淮化公司单位行为。2014年6月27日，在淮化公司作为最终用户确认货物已全部收到并质量良好的情况下，大唐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方式向上游销售方付款3592.18万元。同日，徐勇签字授权国邦公司向淮化公司的债务人杭州夏致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小部分款项。2014年7月1日，在国邦公司收到铁龙公司支付的货款后，淮化公司又出具文件委托镇江坤华能源有限公司向黑龙江龙煤瑞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付款2983.5万元，大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补充证据2证明淮化公司曾于2014年5月23日向黑龙江龙煤瑞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煤款结算单确认该煤款金额。此外涉案刑事判决未认定淮化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本次交易获利。实际上，淮化公司工作人员均陈述参与本次交易完全是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职务。
三、淮化公司具有长期使用合同专用章的习惯，并曾多次使用16号合同专用章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淮化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使用该印章所产生的民事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根据淮化公司与大唐公司于2009年11月签署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其与其他案外人签署的相关合同可知，淮化公司对外签署合同时使用合同专用章符合其交易惯例，且其存在多枚合同专用章同时使用并均得到其认可的情形。在此前提下，淮化公司工作人员使用相同印章与大唐公司签署涉案合同，淮化公司应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大唐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唐公司在一审中起诉请求：1.淮化公司和国邦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36167000元；2.淮化公司和国邦公司向大唐公司支付自2014年8月17日至实际执行之日止的违约金（以36167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7日起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六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淮化公司和国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关于本案所涉交易流程。
2014年6月10日，大唐公司作为甲方与淮化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DOIT(2014)CM061202。约定甲方出售国内动力煤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予以结算；货物名称为动力煤（同煤塔优），交货港为镇江大港，港口场地交货；基本价格为5500千卡/千克为基准580元/吨；付款方式为甲方交货后乙方在60天内全额一次性付清货款，逾期则乙方支付每日全部货款额万分之六的违约金。付款方式包括现金及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2014年6月17日，淮化公司与大唐公司共同向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货权转让函》，告知大唐公司将存放于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706、901场地的61300吨动力煤所有权转移给淮化公司所有。同日，淮化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了《煤款结算单》，煤款金额为36167000元。上述三份文件，淮化公司均使用了16号合同专用章进行确认，其中的《煤炭购销合同》还有淮化公司“张松”签字。2014年6月24日，大唐公司向淮化公司开具了36167000元增值税发票。
2014年6月10日，国邦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担保书》，承诺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淮化公司与其他公司签署煤炭购销合同加盖公章情况。
2009年，大唐公司与淮化公司签署的《煤炭购销合同》(DTHH2009-12-008)中，淮化公司是使用的第15号合同专用章。
2014年4月28日，淮化公司与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煤炭交易过程中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收货证明》、《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煤款结算单》、《确认函》以及淮化公司与江苏汉唐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煤炭交易过程中签署的《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煤款结算单》、《煤炭买卖合同》中均使用的是第16号合同专用章。
三、其他事实。
2006年8月22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就被告人董邦国、董刘忠、徐勇、王晓峰、张松、谢同军、何枫合同诈骗案作出00968号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后与本案相关事实如下：
被告人董邦国系国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董刘忠系董邦国哥哥，系国邦公司股东。因业务往来，被告人董邦国、董刘忠与淮化公司物流贸易部负责人被告人徐勇相识。因国邦公司拖欠淮化公司货款，徐勇同淮化公司物流贸易部的被告人王晓峰、张松、谢同军多次到国邦公司索要欠款。2014年5月，董邦国向中国海润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庄左凡介绍，称国邦公司要向淮化公司销售煤炭，由于回款周期过长，需要资金雄厚的企业“扛账”，由国邦公司作为上游企业与中间企业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再由中间企业与下游企业淮化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办理货权转让手续后，中间企业向国邦公司支付购煤款，最后由淮化公司将购煤款支付给中间企业，中间企业可以赚差价和利息。庄左凡向铁龙公司业务员杨乐介绍了该笔业务，杨乐将此项业务介绍给大唐公司的业务员熊利。2014年5月28日，董邦国带着熊利、周鑫、杨乐来到淮化集团考察，并与徐勇、王晓峰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杨乐、熊利等人回到公司后：董邦国联系杨乐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事宜。国邦公司与铁龙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61001的《煤炭购销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经办人分别为董刘忠、杨乐，合同约定实际货物数量以双方认可的镇江大港集团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中的数量为准。铁龙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了格式相同的编号为DOIT（2014）CM061201的《煤炭购销合同》。2014年6月16日，大唐公司业务员周鑫、秦旸及杨乐在董刘忠的陪同下，来到淮化公司办理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事宜。徐勇、王晓峰、张松、谢同军明知国邦公司与淮化公司无合同约定的煤炭贸易，2013年9月淮化公司已经停止煤炭贸易部所有贸易，淮化公司与大唐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不能完成审批手续，仍配合国邦公司完成合同的签订。董刘忠将加盖有“16号合同专用章”及淮化公司授权代表一栏签有“张松”字样的《煤炭购销合同》交给谢同军，最终由谢同军将合同交给周鑫。
2014年6月19日，周鑫、杨乐来到镇江大港办理货权转让手续。为使周鑫相信国邦公司已经将煤炭转让给淮化公司所有，董刘忠授意何枫将其他公司堆放在镇江港口的三堆煤炭上的标牌上的货主一栏改为淮化公司。周鑫等人提出到港口查看煤炭：并要和镇江港务公司的人员见面确认。董刘忠带领周鑫、杨乐前往镇江港务公司。途中，董刘忠电话联系后，称镇江港务公司的人在开会，无法见面，可以直接到港口查看煤炭。董刘忠带着周鑫、杨乐来到堆放在镇江港口被何枫更改过标牌的煤炭前查看，并称这些煤炭即合同约定的出售给淮化公司的煤炭。周鑫、杨乐返回国邦公司，与董刘忠及张松办理了大唐公司与淮化公司《煤炭供销合同》的货权转让手续，董刘忠、张松将盖有16号合同专用章、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商务中心业务专用章，载明数量为61300吨的《货权转让函》、《煤款结算单》、淮化公司授权委托书交给周鑫。周鑫回到公司后，董邦国联系熊利称淮化公司已经开始拉货了，要求大唐公司付款，并向熊利提供了20份镇江东港港务有限公司衡重总汇表。熊利、周鑫向张松核实煤炭的接收情况。张松将该情况向徐勇、王晓峰汇报后，告知周鑫淮化公司已经开始接收煤炭，还会有煤炭到货，煤的质量不错。大唐公司在确认淮化公司已经收到煤炭后，以商业承兑汇票方式将货款35921800元汇至铁龙公司，铁龙公司又将货款汇至国邦公司。国邦公司收到货款后，将部分款项用于偿还公司及个人债务。大唐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邮寄至淮化公司。2014年8月，淮化公司将大唐公司邮寄的增值税用发票回执退回，称淮化公司未签订此合同，也未见到煤炭。
另，上述判决书中列明徐勇、王晓峰、张松、谢同军为淮化公司员工，何枫为国邦公司员工。
本案一审庭审中，淮化公司确认16号合同专用章未在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过备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唐公司与淮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淮化公司是否应支付相应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定职务行为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有经营者的授权，或有证据证明存在雇佣关系；2、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3、行为以经营者名义或身份实施；4、行为与职务有内在联系。本案中，徐勇系煤炭物流贸易部负责人，张松系淮化公司煤炭物流贸易部工作人员，淮化公司虽辩称2013年9月已经停止煤炭贸易部所有贸易，徐勇及张松无权对外签订贸易合同，但淮化公司的上述禁止令系其内部发出，对外并无法律效力，而淮化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亦恰恰说明该公司的煤炭贸易部是有对外进行合同签署以及货物贸易的相关职能；而诉争合同洽谈、签订及履行过程均发生在工作时间，《煤炭购销合同》的签署地亦为淮化公司，并由徐勇、张松全程参与；《煤炭购销合同》、《货权转让函》、《煤款结算单》中均盖有16号合同专用章，如该公章系伪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需调取工商机关或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进行比对鉴定后予以确定，而本案中淮化公司明确表示该16号合同专用章未在任何机关进行备案，即无法进行公章鉴定，同时根据淮化公司与其他公司签署煤炭购销合同加盖公章情况，淮化公司有长期使用合同专用章的习惯，而章号并不确定，据此大唐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既无法通过肉眼识别公章真假，亦无法通过淮化公司使用的合同专用章号来判断诉争公章是否伪造。综上，淮化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在该公司住所地，以公司名义与大唐公司签署合同，之后又以加盖相同印章的书面形式确认大唐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徐勇及张松签署《煤炭购销合同》、《货权转让函》、《煤款结算单》的行为已构成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淮化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确认诉争《煤炭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且无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
关于争议焦点二，如上所述，现大唐公司已依约履行交货义务，淮化公司应依约付款，故一审法院对大唐公司要求淮化公司支付36167000元货款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自2014年8月17日（2014年6月17日交货，60日内即2014年8月16日付款）至实际执行之日止，以上述货款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六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根据公平原则，上述违约金累计计算结果应以不超过36167000元为限。国邦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国邦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其缺席庭审的行为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进行依法裁判。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大唐海外（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三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三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七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日万分之六计算，累计计算金额以不超过三千六百一十六万七千元为限）；二、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淮化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煤炭买卖合同》及相应合同签约审批单各3份，证明淮化公司对《煤炭买卖合同》有严格的签约审批制度和流程，本案《煤炭购销合同》的签署过程完全不符合淮化公司的管理规定，且涉案合同中使用的16号合同专用章与淮化公司真实的16号合同专用章不符。大唐公司认为其未参与签订上述3份《煤炭买卖合同》，故对上述3份《煤炭买卖合同》及其中签章的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3份合同签约审批单系淮化公司内部合同审批流程文件，对大唐公司不产生效力。大唐公司同时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淮化公司有使用16号合同专用章签约的习惯，且徐勇、谢同军等人均为淮化公司从事煤炭贸易的负责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是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由淮化公司持有，故不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二审新的证据，且上述证据对本案处理不产生影响，据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大唐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淮化公司物流贸易部负责淮化公司煤炭贸易业务，徐勇系淮化公司物流贸易部负责人，王晓峰、谢同军、张松系淮化公司物流贸易部工作人员，上述4人以淮化公司名义分别参与了涉案《煤炭购销合同》的磋商、签订及履行等各个过程，《煤炭购销合同》最终于工作时间在淮化公司签订，并加盖有16号合同专用章。据此可以认定，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是代表淮化公司的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淮化公司应对涉案大唐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徐勇、王晓峰、谢同军、张松涉嫌犯罪对本案处理是否存在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徐勇作为淮化公司直接负责煤炭贸易的主管人员，王晓峰、谢同军、张松作为直接责任人，即使构成犯罪，因其犯罪行为给大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应由淮化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淮化公司上诉主张大唐公司在签约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过错，应由大唐公司自行承担涉案损失。本院认为，在涉案《煤炭购销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有淮化公司相关主管人员或工作人员参与，并向大唐公司确认收到涉案货物，大唐公司尽到了必要的审查、核实义务，故不能认定大唐公司在签约及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本院对淮化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淮化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大唐公司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可以认定淮化公司应对大唐公司的涉案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并不影响本院对淮化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和处理。
综上所述，淮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8259元，由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审 判 员 周 岩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吕小彤
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