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22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琼，女，195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苏宁套，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海棠，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表人叶明盛，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式敏、纪瑞婷，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市思明区金榜缘俱乐部，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
代表人张瑞琼。
上诉人张瑞琼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山地公园）、原审被告厦门市思明区金榜缘俱乐部（以下简称金榜缘俱乐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4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11日山地公园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向山地公园支付拖欠的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的租金50672元；2.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向山地公园支付拖欠的2012年6月至8月期间的水电费5496.3元；3.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向山地公园支付拖欠租金和水电费的利息（从2013年7月2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租金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年贷款标准计算）。
金榜缘俱乐部未作答辩。
张瑞琼答辩称，山地公园主体不适格，讼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并非山地公园，金榜缘俱乐部系个人独资企业，也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张瑞琼所经营的金榜缘俱乐部并未拖欠租金、水电费，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该俱乐部并未继续使用讼争场所。山地公园诉求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
原审判决查明，1997年4月1日，厦门市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与案外人柯曼华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柯曼华承租金榜公园紫竹林寺边的房屋（系金榜公园管理房楼下一层），总面积306平方米，正式租期为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0日；租金为3060元／月，从2002年起租金每年递增8%，2007年起每年租金递增15%，租金在每年6月及12月分别付清上、下半年的租金；租赁期间的水、电费由承租方承担，计费标准同供水、供电部门向出租方收取的标准一致。后，双方又于2001年12月29日补充约定再次确认上述合同的正式租赁期为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0日，金榜缘俱乐部作为承租方在补充约定处盖章。
原审判决另查明，金榜缘俱乐部于1999年1月4日成立，系案外人柯曼华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该俱乐部投资人于2004年变更为张瑞琼。2013年7月25日，山地公园曾以本案相同事由起诉，要求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支付租金、水电费，后于2013年9月29日撤回起诉。
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
一、山地公园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山地公园主张，讼争房屋系山地公园实际管理，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缴交的租金也由山地公园收取、出具发票，山地公园为本案适格主体；并提交：1.1994年4月7日原开元区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的批复，载明开元区编制委员会同意成立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2.2004年3月8日思明区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思明区旅游园林局所属事业单位更名的批复，载明思明区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更名为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3.2006年3月8日思明区委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的通知，载明思明区委编制委员会同意设立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负责金榜山公园、鸿山公园、狐尾山公园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并通知办理金榜山公园管理处的事业法人注销手续；4.移交协议书及人员基本信息，协议书载明山地公园与金榜缘俱乐部订立的关于金榜公园紫竹林寺旁管理房楼下一层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金榜缘俱乐部于2013年1月17日已腾空租赁房屋内所有物品，山地公园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金榜缘俱乐部代表处签有“陈坤成”、签字时间为“2013.元.17”；人员基本信息载明张瑞琼丈夫名为陈水德、并育有一子名为陈坤成；5.11张厦门市服务业通用发票（存根联），载明付款方为陈坤成、开票单位为山地公园、项目名称为租赁收入，备注处载有“金榜公园金榜缘”及相关期间。张瑞琼主张，山地公园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山地公园对讼争房屋所在的公园具有管理资格，不等于就是本案适格主体。对山地公园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证据1-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山地公园主体适格；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张瑞琼之子虽名为陈坤成，但无法确认移交协议书中“陈坤成”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且协议中约定的是2014年1月17日讼争房屋已腾空的状态，并非当日才腾空；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陈坤成有代缴租金，也不代表其有经营金榜缘俱乐部及有权代表张瑞琼。
原审判决分析认为，山地公园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与原件相符，其中三份编制委员会通知均加盖公章，通用发票（存根联）亦为正式票据，张瑞琼虽对移交协议书中“陈坤成”签字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山地公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据前述证据，可以认定讼争合同主体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已经注销，其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已由山地公园概括继受，金榜缘俱乐部在承租期间也已向山地公园交纳租金，可以认定山地公园为讼争租赁合同主体，故山地公园为本案适格主体。
二、2011年12月30日之后金榜缘俱乐部是否继续使用讼争房屋。
山地公园主张，讼争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届满后，金榜缘俱乐部仍继续使用讼争房屋，直至2013年1月17日由张瑞琼之子陈坤成与山地公园办理移交手续后才停止使用；承租期间，讼争房屋的租金由张瑞琼之子陈坤成向山地公园按月以现金方式支付，付款后，山地公园开具发票给陈坤成，山地公园留存发票的存根联；并提交：1.移交协议书及人员基本信息，内容同前述；2.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载明租金从2012年1月起，每月6334元，到目前已欠租金8个月，水电费欠2012年6月-8月，合计5496.3元，共欠租金及水电费56168.3元，履约保证金划扣为租金3000元，需缴交租金53168.3元，签名处签有“陈水德2013.2.26”；3.厦门市行政事业单位（社团）结算票据及现金存款单，载明2012年7月9日代收金榜缘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水电费7821.4元，山地公园于同日现金存入账户7821.4元。张瑞琼主张，讼争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届满后，金榜缘俱乐部已于2011年12月30日从讼争房屋处搬离，因公园办公室就在讼争房屋旁，所以并未办理交接手续；讼争房屋的租金由张瑞琼按月支付，但不清楚具体支付给哪个单位，偶尔由陈坤成代为缴纳相关费用。对山地公园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前述；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签到表中“陈水德”并非其本人所签，即便系陈水德所签，也不构成张瑞琼对债务的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现金存款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张瑞琼还主张因讼争房屋按规定不能再作餐饮业的经营场所，故自2012年起张瑞琼就未再使用讼争房屋。并提交：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禁止在公园内新建餐饮类临时建筑。现有已审批的餐饮类临时建筑，不得办理延期审批，在原批准的使用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应当自行拆除”；招标公告，于2012年11月9日发布，载明采购人系山地公园，采购项目为金榜公园紫竹林寺边管理房经营权招标，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12年11月28日；中标公告，于2012年11月28日发布，载明采购人系山地公园，采购项目为金榜公园紫竹林寺边管理房经营权招标，中标方为厦门立川电子有限公司。山地公园对张瑞琼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金榜缘俱乐部经营泡茶等项目，并非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限定的餐饮类；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招标、中标公告中也均未载明起租点。
原审判决分析认为，首先，如前分析，移交协议书真实性已予以确认。张瑞琼虽主张其丈夫陈水德并未在山地公园提交的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中签字，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其次，金榜缘俱乐部的租金发票（存根联）中明确载明付款人为陈坤成，张瑞琼亦确认曾由陈坤成交纳讼争房屋租金，综合考虑金榜缘俱乐部系个人独资企业，其投资人张瑞琼与陈坤成、陈水德分别为母子、夫妻关系等事实，可以推定陈坤成、陈水德系以金榜缘俱乐部代表之身份在前述签到表、移交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再次，租赁期满后，承租人负有返还房屋之义务，张瑞琼虽主张已于2011年12月30日腾空房屋，但并未举证证明已于该日将讼争房屋返还出租人，对其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张瑞琼所举招标公告、中标公告均未能证明讼争房屋2011年12月30日之后的实际使用情况。综上，根据上述签到表、移交协议书之内容可以认定2011年12月30日之后金榜缘俱乐部仍继续使用讼争房屋至2013年1月17日。
三、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
山地公园主张，其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山地公园先后多次向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催讨拖欠的租金及水电费，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并提交：1.移交协议书、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内容同前述；2.租金催缴通知书，载明山地公园通知金榜缘俱乐部应于2012年3月27日前支付2012年1-2月租金及2011年10月到2012年2月水电费；3.律师函及EMS回执，律师函内容为要求金榜缘俱乐部支付拖欠租金、水电费，EMS回执载明收件人为张瑞琼，公司名称为金榜缘俱乐部，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董内岩管理房，收件人为保安代收，收件时间为2013年4月10日。张瑞琼主张，山地公园诉讼请求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对山地公园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前述；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瑞琼并未签字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瑞琼并未收到该律师函。
原审判决分析认为，张瑞琼的丈夫陈水德于2013年2月26日在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中代表金榜缘俱乐部签字，该签到表中明确载明拖欠租金、水电费的具体金额，可以认定山地公园及金榜缘俱乐部在2013年2月26日重新确认了讼争债权债务，鉴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3年2月26日的次日起算，至2013年7月25日山地公园起诉，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该案后于2013年9月29日撤诉，诉讼时效期间自2013年9月30日重新起算，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
原审判决认为：讼争房屋租赁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履行。讼争租赁合同期满后，金榜缘俱乐部仍继续使用讼争房屋至2013年1月17日止，山地公园亦未提出异议，双方在此期间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金榜缘俱乐部应依约支付租金及水电费。如前所述，山地公园与金榜缘俱乐部已于2013年2月26日对讼争债务进行确认，明确金榜缘俱乐部尚欠山地公园2012年1月至8月水电费50672元及2012年6月-8月水电费5496.3元，金榜缘俱乐部已交纳的保证金3000元予以抵扣后，金榜缘俱乐部应支付山地公园拖欠的租金、水电费共计53168.3元，双方应依照该确认内容履行。故山地公园要求金榜缘俱乐部支付拖欠的租金、水电费之诉讼请求，法院在53168.3元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与双方已确认的需缴金额相悖，法院不予支持。山地公园诉求金榜缘俱乐部支付拖欠租金、水电费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因双方在前述签到表中并未约定金榜缘俱乐部具体付款期限，故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拖欠租金、水电费用止。另，因张瑞琼并未举证证明金榜缘俱乐部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当对金榜缘俱乐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厦门市思明区金榜缘俱乐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支付拖欠的租金、水电费共计53168.3元及其利息（利息以53168.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4年3月11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被告张瑞琼对被告厦门市思明区金榜缘俱乐部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4元，由山地公园负担120元，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负担1084元。
宣判后，张瑞琼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张瑞琼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山地公园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对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移交协议书等证据的采纳，违反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综合全案证据，山地公园想要证实张瑞琼、金榜缘俱乐部合同期满后仍继续使用讼争场所的仅有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及移交协议书，但这两份证据均应不予采纳。1.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应不予采纳。首先，该签到表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签到表合法性也存在问题。该签到表仅为“会议签到表”，不能认定为对债权债务的确认书。况且陈水德没有文化，不认识字，其看不懂“会议签到表”上的内容，其签名的意思表示也仅仅是会议的签到，而不是山地公园所谓的本案债务的确认。再次，金榜缘俱乐部系张瑞琼个人独资企业而非家庭经营的企业，故其经营、债权债务等情况以及对外的法律文书等，仅有张瑞琼的签名确认方具有法律效力。而《签到表》没有任何张瑞琼的签名，对张瑞琼不具有约束力。虽然陈水德与张瑞琼是夫妻关系，但其未获得张瑞琼的授权，而《签到表》涉及到的是张瑞琼个人经营企业的债务而非夫妻共同生活事务，故陈水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而且，出租方是明知金榜缘俱乐部是个人独资企业的，因其是事业单位，对租户的经营行为等具有监督、管理义务，其对金榜缘俱乐部的经营情况清楚，因此山地公园及出租方都不属于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善意第三方。2.移交协议书应不予采纳。首先，陈坤成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及法律效力等问题跟上述陈水德是同样的，对张瑞琼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山地公园凭移交协议书想证明张瑞琼20**年1月17日才搬离讼争场所，明显与事实不符。移交协议书涉及的是“2013年1月17日已腾空租赁房屋”的状态，强调的是已经腾空的状态，而不是山地公园所谓的2013年1月17日才搬离。而且山地公园凭此所谓的“2013年1月17日才搬离”也与招投标公告相矛盾。张瑞琼如果没有搬离，山地公园不可能于2012年11月9日发布招投标公告，并于2012年11月28日发布中标方为厦门立川电子有限公司的中标公告。事实上，张瑞琼在合同期满时即2011年12月30日前就已经搬离讼争场所，并且有口头告知了山地公园管理人员。同时，合同也未约定必须有书面的移交手续，讼争场所在张瑞琼、金榜缘俱乐部搬离后就已经移交给山地公园管理人员，这也才有山地公园通过厦门中实招投标的公告。而且由于《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的出台，禁止公园内经营餐饮性行业，导致出租方无法将讼争场所交由张瑞琼使用，因此双方才未再续签租赁合同的。合同期满（2011年12月30日）后，讼争合同双方租赁合同关系终结，张瑞琼未再经营使用讼争场所，未拖欠租金、水电费等。二、本案山地公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山地公园要证明其主体适格，须证实山地公园主体的变更如下，但这显然不能成立：厦门市原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变更）→原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变更）→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注销）→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新设立）。首先，《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是厦门市原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而不是山地公园（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其次，山地公园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合同出租方的变更信息，其所提供的名称变化信息无法证实合同出租方与山地公园之间的沿革关系。山地公园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山地公园是新设立的主体，与原“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不具有沿革关系。另外，山地公园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已经办理完注销手续，已经注销；也不能证实新设立的山地公园系撤销或者替代“厦门市思明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的单位。原审以山地公园系讼争房屋的实际管理者，认定山地公园有适格的主体资格，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三、山地公园的诉求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1.主体不适格，合同相对方从未主张，至今已经超过一年。2.如上所述，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仅为“会议签到表”，不能认定为对债权债务的确认书，不能构成时效中断。3.如上所述，移交协议书涉及的仅是2013年1月17日讼争房屋“已腾空”的事实，未涉及到债权债务的确认、催讨等行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4.山地公园所提供的《律师函》及EMS详情单不能证实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有收到该催讨文件，不能构成时效中断。5.退一步说，假使山地公园主体适格，其2013年7月25日诉讼中断的后果，也仅仅能溯及2012年7月25日之后的一个月的租金，该时间点之前的诉请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四、张瑞琼自2014年3月1日起应支付利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五、原审判决认定金榜缘俱乐部不属于餐饮性行业错误。山地公园提供的企业信息中的经营范围已经明确，金榜缘俱乐部的经营包括了餐饮一项。六、山地公园撒谎、欺诈的问题（否认存在招投标、餐饮行业、以会议签到欺诈陈水德签字等），法院对其应给予严格处理，张瑞琼保留对其上述行为进行控告、检举、上访等权利。二审法庭调查中张瑞琼补充上诉理由，原审程序违法，在没有通知金榜缘俱乐部的情况下径直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山地公园答辩称：一、山地公园的诉讼主体资格。首先，山地公园原审提供的厦门市思明区山地公园管理中心名称变化信息的行政审批文件以及厦门市思明区园林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充分证明山地公园的名称和主体权利义务的变更系历史沿革问题，山地公园承接厦门市原开元区金榜公园建设管理处的管理权利和义务。其次，山地公园一直对案涉的房屋进行租赁管理，包括不限于收取租金、水电费并开具发票；催收租金、水电费；办理移交手续等，且张瑞琼的代理人原审庭审中亦承认在承租期间张瑞琼及其儿子陈坤成等人向山地公园的工作人员缴交租金、水电费的事实。二、原审认定2011年12月30日之后金榜缘俱乐部继续使用讼争房屋，以及金榜缘俱乐部尚欠山地公园房屋租金及水电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山地公园原审提供的厦门市行政事业单位（社团）往来结算票据、招商银行现金存款单、记账凭证显示，2012年7月9日，金榜缘俱乐部仍向山地公园现金缴交了2011年10月份至2012年5月份的水电费。张瑞琼称金榜缘俱乐部于2011年12月30日后搬离案涉房屋，双方租赁关系终止与客观事实不符。山地公园原审提供的移交协议书、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签到表显示：张瑞琼的儿子陈坤成于2013年1月17日办理了案涉租赁房屋的腾空和移交手续、张瑞琼的丈夫陈水德于2013年2月26日确认因案涉租赁房屋其欠山地公园2012年1月至8月租金及2012年6月至8月水电费。山地公园已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双方在2011年12月30日案涉房屋租赁期限届满后仍存在租赁关系，且金榜缘俱乐部拖欠诉求期间的租金及水电费，但张瑞琼和金榜缘俱乐部始终未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其于2011年12月30日搬离案涉房屋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本案租金之诉求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山地公园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里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向张瑞琼及金榜缘俱乐部催讨诉求所涉租金及水电费，包括但不限于：1.2012年2月26日山地公园向金榜缘俱乐部送达租金催缴通知书，催讨2012年1月至2月租金，金榜缘俱乐部拒绝签收该通知书。2.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关于金榜公园金榜缘经营点欠交租金及水电费会议，由陈水德签名确认金榜缘俱乐部欠缴2012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的房屋租金和2012年6月至8月的水电费共计56168.30元。3.2013年4月10日山地公园委托律师向金榜缘俱乐部工商注册地址寄送律师函，催讨诉求所涉租金及水电费。4.2013年7月25日山地公园向原审法院提起前述租金和水电费之诉，后于2013年9月29日撤诉。上述证据可充分证明山地公园多次向张瑞琼及金榜缘俱乐部催讨案涉租金和水电费，已构成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因此本案租金的诉求依法不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基于山地公园的上述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求维持原判。对张瑞琼补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金榜缘俱乐部是个人公司，代表人是张瑞琼，原审中张瑞琼的代理人已经到庭，因此，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原审被告金榜缘俱乐部未作陈述。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除张瑞琼认为遗漏租金自2008年就采取按月支付的形式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金榜缘俱乐部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21日采用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向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据材料等，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振兴新村6号202室／金榜公园董内岩管理房，张瑞琼于当日签收。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21日15时公开开庭审理本案。2014年5月15日，原审法院采用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向金榜缘俱乐部张瑞琼送达民事判决书，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振兴新村6号202室，陈水德签收。
还查明，根据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记载，金榜缘俱乐部的投资人张瑞琼，企业（机构）类型：个人独资企业。成立日期：1999年1月4日。
本院认为：1.原审法院依法向金榜缘俱乐部送达开庭传票等，金榜缘俱乐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程序合法。张瑞琼对此提出异议，不符合客观事实。2.原审诉讼中，山地公园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名称和权利义务的变更过程，且张瑞琼的儿子陈坤成也向山地公园缴交金榜缘俱乐部的租金、水电费，该缴费发票由其持有，张瑞琼对此从未提出异议，且其原审提交的招投公告等证据，亦可证明山地公园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张瑞琼对山地公园的诉讼主体提出异议，有违诚信原则。3.山地公园已提供证据证明金榜缘俱乐部拖欠租金、水电费的事实，有张瑞琼的丈夫陈水德的签字确认，而金榜缘俱乐部系张瑞琼个人独资企业，张瑞琼有异议应提供反驳证据，但张瑞琼对此不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张瑞琼的丈夫陈水德于2013年2月26日确认尚欠租金、水电费，因双方未约定缴交时间。期间，山地公园于2013年7月25日起诉后撤诉，诉讼时效中断，因此，山地公园的本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是合理的。综上，张瑞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当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元，由上诉人张瑞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巧玲
代理审判员 胡林蓉
代理审判员 许 莹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兴胜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