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28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靳俊杰，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平，女，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系靳俊杰妻子,住洪洞县。共同委托代理人：姬甲生，山西靖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雄，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洪洞县。委托代理人：亢强，山西尧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席翠,女，196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洪洞县。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王文雄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4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姬甲生，上诉人王文雄及其委托代理人亢强，被上诉人席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王春平与原告靳俊杰是夫妻，被告王文雄系原告王春平的兄长。1993年10月22日二原告生育长子，三岁左右时过继给原告王春平长兄王XX，取名王某1，2005年11月6日登记户籍，户籍登记显示王某1，男，199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籍贯山西省洪洞县，与户主（王XX）关系：子，住址山西省××县。2007年农历9月6日王XX与第三人席翠按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同居生活。2012年1月16日王XX在榆次打工期间，因工伤亡，获得各项赔偿款29万元。2015年3月11日王某1在北京某公司打工期间，触电身亡，获得各项赔偿金65万元。以上两项赔偿款均由被告王文雄保存。庭审中，被告王文雄称，王XX的赔偿金，一部分用于安葬费、路费、吃饭费，及修理王XX的房屋，现在只剩约20万元；王某1的赔偿金按农村习俗支付161616元。原告对王XX的赔偿金的花销不予认可，对王某1的赔偿金的花销予以认可。因被告不同意调解，使本案无法调处。原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性损害赔偿。赔偿金的分配应当在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和其他合理性开支后，优先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再根据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权利人的生活状况等因素合理分配。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王春平、靳俊杰是死者王某1的亲生父母，虽在死者王某1三岁时送与其兄长王XX抚养，但一直没有在民政部门予以登记，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原告王春平、靳俊杰与死者王某1的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解除，原告王春平、靳俊杰应适当分得死者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及继承王某1分得的王XX的死亡赔偿金的一部分；第三人席翠与死者王XX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同居生活，同居期间王某1尚未成年，期间，王XX、王某1、席翠以父子、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王XX、王某1的死亡，实际上对席翠的损害较大，第三人席翠应予以多分得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和分得王某1分得的王XX的一部分赔偿金及分得王XX的赔偿金。赔偿金分配的数额应当在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和其他合理性开支，王XX的死亡赔偿金29万元，被告称花去丧葬费等，还剩约20万元，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虽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但应按照相关规定扣除丧葬费用即22118元，剩余267882元应由王某1与席翠均分；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应扣除原告与被告都认可的161616元，剩余的488384元由席翠与原告王春平、靳俊杰各一半分割即席翠分得244192元，原告王春平、靳俊杰分得244192元；本案中，原告王春平、靳俊杰共分得（244192元+66970.5元）311162.5元，席翠共分得（244192元+133941元+66970.5元）445103.5元。被告王文雄掌控死者的赔偿金，但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所规定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范围之内，其无权分得此款，其应将该款给付应分得的原告与第三人，第三人表示愿将此款交由被告代管，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王文雄将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及王某1应分得王XX的死亡赔偿金共计311162.5元给付给原告王春平、靳俊杰，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二原告承担6000元，被告承担5800元。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席翠无权分割死者王XX、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应由二上诉人予以分割。事实与理由：一、重审判决席翠分割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违背了客观事实、相关法律规定、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导致此案错判。1、席翠与王某1不存在任何收养关系，无权分割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王某1于1993年10月22日出生，1996年与其舅舅王XX过继，当时王XX单身，同时智力低下，生活难以自理，王XX、王某1的生活衣食均由二上诉人及王春平的母亲供养。2007年席翠同王XX同居，当时王某1己15、6岁了，出外打工赚钱养活王XX和席翠，因席翠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每次她都不敢到庭，同居后依然依靠二上诉人予以供养。从王某1与王XX过继时间来看，王某1是给王XX过继，不是与席翠过继，所以席翠与王某1不存在任何收养关系，席翠无权分割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2、重审判决虽然认定王XX与王某1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但用推定的方法将毫无收养关系的席翠变成了收养人，将王某1死亡赔偿金的一半即244192元分给了席翠，显然是错误的。3、席翠对王某1没有尽到任何抚养义务，重审判决席翠分得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244192元，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原则。王XX、王某1、席翠的生活衣食均由二上诉人供养，席翠又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智障人，根本没有能力和条件对王某1履行抚养的义务，所以席翠无权分割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重审判决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将不成立的收养关系变相按合法收养关系进行判处是错误的，如判决中所述：”王春平、靳俊杰与死者王某1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解除”，同时，二上诉人对王XX、王某1、席翠供养了好多年，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的内涵，二上诉人应该多分；席翠对王某1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无权分得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况且王XX与席翠不是合法夫妻关系。二、席翠无权分割王XX的死亡赔偿金，因其是非法同居关系，不是合法夫妻，王XX的死亡赔偿金不是他们两个人同居期间创造的财富，故席翠不能分割。被上诉人席翠辩称：我是王XX的妻子，王某1叫我母亲，王某1腿骨折以后是我照看的，请依法判处。上诉人王文雄答辩称：一、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与王某1之间不具有父母和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将王某1送养后没有对其进行抚养，因此不能以父母的身份要求分割死亡赔偿金。1、王某1送养的时间为1996年，依法应当适用1992年4月1日施行的旧《收养法》。旧《收养法》第22款第2项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因此，自收养之日起，二上诉人与王某1之间依法不再具有父母和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2、王某1送养后，最初主要由王XX和答辩人母亲抚养，户口本上登记的是父子关系，因家庭情况特殊，答辩人一直帮助抚养。2007年王XX与席翠成家后，主要由王XX和席翠抚养，因为那时母亲还要靠答辩人等照顾，由于席翠头脑也简单，所以还得答辩人帮助抚养。3、二上诉人称是他们供养王XX、王某1、席翠的生活衣食，这完全是颠倒事实。王某1被送养，是因为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没有能力抚养，才把王某1送给王XX收养。其次，2012年王XX的后事料理完毕后，上诉人王春平当着众人说”原来你什么都管着了，你就管去，我不管、不管”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上次二审开庭时也认可，由此可见，王某1被送养后，二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其进行抚养，现在要求以父母的身份分割死亡赔偿金于法于情于理不符。二、本案所涉的死亡赔偿金应当将答辩人为处理王XX和王某1伤亡事故的开销扣除后再行分割。1、2012年1月16日，王XX在榆次因工死亡，答辩人请村长申建奇和同村的申红旺、申青顺、张长龙等人帮忙一起去榆次与用工方谈判赔偿，来回的所有费用，以及火化王XX的开销都是上诉人垫付的，总共约花费1万多元，后事处理等又开销了几万元。之后至王某1去世期间，王某1和席翠母子生活开销等也是答辩人从死亡赔偿金中支出的，大约4万元左右。另外，王XX与席翠成家时借了大姐王春风4000元和二姐王春爱2000元一直未还，最后也是从赔偿金中偿还，因此，至王某1去世时，王XX的赔偿金大约还有20万元，不是29万元。2、2015年3月11日，王某1在北京市房山区打工触电身亡，同样还是答辩人请村长申建奇和朋友等人帮忙谈判赔偿，之后的火化、骨灰回家、存放、料理后事等，还是答辩人垫资办理的，除了配阴婚的161616元，还花费了3万多元。3、王某1的骨灰还寄存在殡仪馆，暂时不能下葬，每年的寄存费和将来入祖坟下葬的费用，大约需要1.5万元，应当将这部分费用预留提出来。《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既然参照继承处理，就应当将答辩人垫付的费用扣除。王XX的死亡赔偿金，原审判决只考虑了扣除丧葬费22118元，但没有扣除答辩人与用工方协商赔偿的费用大约1万多元；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原审判决只考虑了扣除配阴婚的161616元，同样没有扣除答辩人与用工方协商赔偿以及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大约30925元，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费用支出，都是答辩人自己的钱，原审判决没有扣除明显对答辩人不公平。三、席翠是王XX和王某1供养的亲属，对王某1进行了抚养，依法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1、王XX去世后，答辩人等与用工方协商赔偿的款项中，除了王某1的抚养费外，还包括席翠的抚养费。王某1去世后，答辩人等与用工方协商赔偿的款项中，也包括席翠的抚养费。2、如前所述，席翠与王XX成家时，王某1才14岁还没有成年，三口人生活在一起，一直到王某1成年。王XX去世后，席翠还是和王某1生活在一起，仍然是一家人，虽然席翠头脑简单，但能洗衣做饭弄家务，不是上诉人所说的生活不能自理。3、席翠家庭情况特殊，娘家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一直依靠现在的家庭生存。王XX在世时，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两人的劳动，王XX去世后，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死亡赔偿金，由答辩人替他们保管并根据情况支出。《继承法》第14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规定，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分给他们遗产时，按具体情况可多于或少于继承人。本案中，席翠作为对王某1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人，依法不仅有权分得赔偿金，而且还应当多分。四、答辩人对王某1进行了抚养，依法应当分得赔偿金。如前所述，答辩人家情况特殊，兄弟姊妹六人，两个哥哥都是智障，姐姐妹妹出嫁，本家的事情全部都是答辩人料理。王某1虽然是送养给大哥，母亲也帮助抚养，但能力有限，一直是答辩人帮助抚养，不仅帮助家务处理，而且在经济上也有帮助，这一事实，法庭可以到本村实地调查，并且从两次处理死亡事件中也可以证实。在处理王某1的事情上，答辩人是家属代表，上诉人是协调人，答辩人出头垫钱处理后事，上诉人只是作为亲戚参加，由此可见，答辩人的付出远远是上诉人不能相比的，根据《继承法》第14条规定，如果上诉人可以分割赔偿金，那答辩人也有权分得，而且应当比上诉人要多。上诉人王文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此认定王某1与王XX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王某1与王XX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理由是一直没有在民政部门予以登记，法律依据是《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但是，该十五条是1998年11月4日修订后的新《收养法》的内容，施行时间是1999年4月1日，而王某1被收养的时间是1996年，当时适用的是1991年12月29日公布的旧《收养法》。在旧《收养法》中，只有两种情形需要办理收养登记，一是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二是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类似于本案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登记的。《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原判依据新《收养法》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认定王某1与王XX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自然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自相矛盾。原审判决认定王某1与王XX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也就意味成王某1与王XX之间没有父母和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王XX的死亡赔偿金王某1没有权利分得。但原审判决却认定应由王某1和席翠均分，自相矛盾。二、原审判决没有将上诉人为处理王XX和王某1伤亡事故的开销从死亡赔偿金中扣除，对上诉人不公平。四、自收养之日起，二被上诉人与王某1之间已经不具有父母和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具备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王某1出事后，与用工方协商赔偿、料理后事等都是上诉人出面处理，上诉人作为家属代表、被上诉人靳俊杰作为协调人，共同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如果王某1还是其孩子，应当是被上诉人出面并且以家长身份签字，而事实正好相反，这充分证明二被上诉人已经认可不是王某1的近亲属。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答辩称，我们认为王文雄不是此案的分割死亡赔偿金的当事人，这个权利要分清楚，他是一个对死亡赔偿金的保管人，他应该依法把赔偿金付给应得的人。到北京处理王某1死亡以后的事情，二上诉人也去了，在北京的花费都是用工方出的。对方主张相应的开支，没有证据。二上诉人不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这个不成立。根据继承法，第一继承人应该是父母，王某1没有结婚更谈不到子女了，王XX是他的养父，他跟席翠没有形成收养关系，就剩下生父母了，生父母是唯一的继承人，而且王某13岁时就到了他舅舅家，这么小的孩子靠一个智障人是不会养活的，就靠王某1的生父母和姥姥。11年以后2007年席翠同王XX同居，没有结婚登记手续，不合法，所以她作为继母，不能分割王某1的死亡赔偿金。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一种财产性损害赔偿。赔偿金的分配应当在扣除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和其他合理性开支后，优先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再根据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权利人的生活状况等因素合理分配。本案中，王春平、靳俊杰是死者王某1的亲生父母，在死者王某1三岁时送与其兄长王XX抚养，没有在民政部门予以登记。根据《收养法》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但是，该条是1998年11月4日修订后的新《收养法》的内容，施行时间是1999年4月1日，而王某1被收养的时间是1996年，应当适用1991年12月29日公布的旧《收养法》。本案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登记。原判依据新《收养法》属适用法律错误。但考虑本案收养家庭的特殊情况及王春平、靳俊杰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等，原审认为王春平、靳俊杰应适当分得涉案赔偿金的一部分，第三人席翠应予以多分赔偿金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王文雄主张其为处理王XX和王某1伤亡事故的开销应从死亡赔偿金中扣除一节，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无法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虽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有误，但判处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5277元，由上诉人靳俊杰、王春平负担7977元，由上诉人王文雄负担7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周峰审判员张琼审判员姚应宝二0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