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725民初1150号
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有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东，甘肃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希明，甘肃鑫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盛世元，男，汉族，1967年8月11日出生，张掖市高台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晴，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三红，高台县宣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山丹县志才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志才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克雄，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毓，山丹县李桥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克璋，男，汉族，1965年2月8日出生，山丹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宏，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盛世元与被告山丹县志才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刘克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东、裴希明，原告盛世元的委托代理人王晴、许三红，被告山丹县志才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毓，被告刘克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盛世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工程款870377元（其中:1.宝弘2号综合楼基础工程款232799.04元;2.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工程款520064.45元;3.锅炉房内水池工程款117513.21元）；二、判令二被告支付欠款利息379048.92元（从2011年11月20日交付被告实际使用至2016年5月10日止）；三、请求确认宝弘1号楼二层300平方米的房屋产权归二原告所有，判令被告给原告办理该相应部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四、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原告盛世元挂靠原告三建公司的资质，与被告刘克璋挂靠的被告志才公司订立了承建宝弘综合楼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4月1日，山丹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给被告志才公司《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山国土建预（2011）34号备案宝弘综合楼项目总拟用地面积0.21公顷，该项目规划包括宝弘综合楼1号楼、2号楼、3号楼，被告志才公司将其总包给原告修建。其中已完工的宝弘1号楼审批用地面积2088平方米（合0.031顷），其余面积拟逐步审批，并拟分步签订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3月，被告志才公司完成该项目用地的三通一平后，原告即积极组织人力、财力、调配设备并按约进入现场施工，因1号楼蓝图未及时到位，原告在进场后被告先安排修建自己所属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蓄水池工程、锅炉房、1号、2号及3号楼的基础开挖，原告进入工地就1号、2号及3号楼施工是交叉作业的，如1号楼与2号楼的地下室现浇面是同时一个整体浇筑完成的。施工至一个月后，被告志才公司因资金短缺决定只修建1号楼工程和锅炉房工程，停止2号、3号楼的修建，当时原告已完成2号、3号楼的基础开挖工程，3号楼的地下室基础工程已经施工至±0。被告又让原告将2号楼已开挖的地基做了回填处理。1号楼及锅炉房水池等工程继续由原告施工完成。截止2011年11月20日，原告完成总承包宝弘综合楼项目的以上工程量，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交付被告。
2012年10月，原告在被告既不支付宝弘综合楼的全部工程款，又不对1号楼二层300平方米房屋抵顶工程款事项进行结算、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志才公司起诉至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及利息。后经审理，该院作出的（2012）张中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将双方争议的实际施工部分工程量即锅炉房水池、宝弘3号楼地下室、宝弘2号楼基础开挖和回填工程部分剔除，认为“不属于本院审查的职责范围”。对应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甘民一终字第210号生效判决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应予以确认”。生效判决对该部分事实及其工程款主张既未驳回，又未认定，剔除不审，据此原告现另行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山丹县志才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刘克璋辩称，1.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不能成立。第一，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对此部分很明确，该工程系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的许可证和建筑权利归属的证据，因此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认定。其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完成了相关工程，说明该部分不属于法院处理的部分，被予以驳回。并且在上诉到高级法院以后也确定了该内容，因此在本次诉讼中也应当视为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第二、在主体方面，山丹县人民法院以前也对其做出了驳回起诉的法律文书。可确定被告志才公司与原告三建公司仍然不是适格主体。对于第三项请求，在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重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经对该项请求进行过处理，因此不存在再次进行审理的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因为第一项请求不成立，因此不存在第二项请求承担利息的问题。2.在程序方面，志才公司仍然不是适格主体，因此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一）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提交2011年4月1日由山丹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给被告志才公司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一份，证明该意见书备案宝弘综合楼项目总拟用地面积0.21公顷，该项目规划包括宝弘1号、2号、3号楼，被告志才公司将其总包给原告修建的事实，并证明工程完工的工程总量。
2.提交张掖市金润资产评估事务所做出的《评估报告》及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2015年4月7日诉讼过程中由山丹县人民法院委托作出的评估报告，证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工程款为870377元的事实，以上数据包括宝弘2号、3号楼的价款。
3.提交原告于2011年4月2日向曹黎转包宝弘1号、2号、3号楼基础开挖及基础回填土工程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工程实际是由原告完成的。还有七份借支单及一张票据，证明原告支付给曹黎工程款的付款情况。该协议的原件在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案件的案卷中。
4.提交山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宝弘1号楼的面积为2088平米，折合0.031顷。
5.提交2011年5月山丹县宝弘3号综合楼的施工图一份，该施工图由被告提供，证明原告方就是按照该图施工的，该综合楼是自东向西，1号楼是南北走向，可以反映出1号与3号楼是一个整体，是同时开挖的，被告陈述没有审批2号、3号楼的修建是不成立的。该证据与第一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且经过技术认定，仅仅修建1号楼是不可能的，因此宝弘1号、2号、3号楼都是由原告修建的。
6.提交由被告刘克璋亲笔书写的《宝弘楼工程量清单》两张，证明原告为被告修建宝弘1号、2号、3号楼工程量及价款情况，原告确实是2号、3号楼的实际施工人。证明被告认可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工程范围及其附属工程，双方发生过结算行为。
7.提交2013年9月1日被告刘克璋与葛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刘克璋与山丹县丰驰汽贸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上述租赁房屋均是宝弘综合楼的组成部分，且该建筑物由被告刘克璋占有、使用、收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书中记载的证人证言也能证明上述问题。
8.提交原告拍摄的宝弘3号楼地下室及水池的照片三张，说明3号楼地下室和水池目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被告刘克璋安装卷闸门并使用的事实。
9.提交2011年原告三建公司与被告志才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施工合同的蓝图是宝弘综合楼以内的全部工程。该合同保修书部分仅仅是合同的附件，并不是说明只有宝弘1号楼的承包。同时也反映出该综合楼实际是由被告刘克璋所有的，该证据证明被告持有施工蓝图，但是有意未向法庭提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0.提交2014年7月9日由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张中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12月3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甘民一终字第21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曾经就该问题申请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但是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部分“不属于本院审查的职责范围”为由不予审理，并且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对该部分不予审理的情况。故原告现在另行提起诉讼。
上述证据，经二被告质证认为，1.对于预审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在该意见书中无法反映原告主张包括宝弘2号、3号楼的问题，并且现在事实上也没有宝弘2号、3号楼，因此不能仅以土地面积说明其承包修建的事实。2.对于规划许可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有异议，原告陈述包含2号、3号楼的面积也只是推断，不能说明问题。对于原告将工程转包给曹黎的协议及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定真实性，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也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3.对于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书没有异议。4.原告提交的工程评估报告，虽然法院的委托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对该评估报告内容及评估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因为该评估内容的依据均为原告单方面提供，并未得到被告的确认，并且也没有工程施工的图纸，不能说明工程施工的情况。被告并未参与评估公司进行评估的过程。仅仅以原告提供的资料作出该结果，因此被告不予认可。更进一步说明宝弘2号、3号楼的名称都是原告单方面确认的，被告并不知情。5.对于原告提交认为是被告刘克璋书写的工程结算单不予认可，因为上面没有被告刘克璋签字，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6.对于两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其与原告的工程修建没有关系。7.对于原告提交的施工图纸不予认可。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是以蓝图为准，实际上就是做了个平面图，并没有实际使用，不是最终确定的图纸，因此不予认可。8.对于地下室和水池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照片无法确定指的是什么地方。9.对于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异议，但对原告陈述的内容有异议，该合同中明确确定名称为山丹县宝弘1号综合楼，也确定了承包范围及宝弘1号楼的蓝图，与其他无关。合同的开工时间为2011年5月20日，竣工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宝弘2号、3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经过备案的，是唯一可以确定双方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关系的，有明确的蓝图和范围，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被告不提交宝弘2号、3号楼蓝图的问题。
（二）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或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提交被告志才公司与原告三建公司2011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在本案中，被告志才公司并未与原告签订过关于宝弘2号、3号楼的合同，并且名称是确定的，不存在1号楼与2号、3号是整体，密不可分的问题，这只是原告自己的说辞，根本不存在2号、3号楼的蓝图。
2.提交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裁定中仅是说明原告有相关证据，并没有认定该工程是原告盛世元承包施工。原告陈述被告在该案中认可证人证言的说法是错误的，被告并未认可。
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1.对于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该合同仅仅是1号楼的合同，原告已经提交了3号楼的蓝图，现在有1号楼的合同和3号楼的图纸，就说明存在宝弘2号楼与3号楼，根据对方提交的证据及我方的施工图，说明三栋楼都是存在的。2.我方与对方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不能说明就不存在实际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中也说明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增加与变更的工程项目。宝弘2号、3号楼的修建与锅炉房的修建都是原告进行的，现在宝弘3号楼下面是沉降缝，上面是收缩缝，因此现在地下室就是事实存在的，被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锅炉房也没有签订合同，为什么被告要支付价款，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因此请求被告支付相应价款。
3.提交山丹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重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该案已对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处理。
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没有异议，并当庭申请放弃在本案中请求确认宝弘1号楼二层300平方米的房屋产权归二原告所有，判令被告给原告办理该相应部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的第三项诉讼请求。
4.提交2011年8月10日由被告刘克璋与尚家林签订的施工协议一份及结算清单各一份，证明地下室、蓄水池、地坪及围墙是由尚家林施工完成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1.该证据不能证明尚家林是实际施工人，且将一项工程拆分给不同施工人违反法律规定。2.考虑到提交证据的时间，原告认为是事后签订的协议。3.协议上说明工程施工需要图纸完成，本案中被告至今并未向法庭提交图纸。4.这份协议的签订与实际履行之间有出入，不能证明签订了协议就进行了履行，不能证明实际施工人是谁。5.工程名称中蓄水池是锅楼房的附属工程，包含在锅楼房中，因此逻辑不通。6.该协议中记载工程名称中的宝弘楼地下室指向不明确，如果包括1号楼有地下室，该协议就是假的。7.尚家林如果是实际施工人，那么他应当提出权利主张，如果实际施工人尚家林不提出主张，那么该证据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8.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被告对上述地下室、蓄水池、地坪及围墙的工程量是认可的，也是被告发包的工程。
5.提交原告三建公司资料员所做的宝弘1号综合楼竣工资料一份，证明：1.原告三建公司与被告志才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包含的工程量，所有资料中均未显示出该工程与原告盛世元有任何关系。2.资料中项目负责人与项目计划均不是盛世元，盛世元与该工程并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盛世元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3.如果说该工程是整体工程，那么整体工程应当进行整体验收，但是该资料只有1号楼的验收资料，而没有2号、3号楼的验收资料，进一步说明2号、3号楼不是由原告承建的。
上述证据，经原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该证据反映的是宝弘1号综合楼的资料，与本案争议的标的无关。2.该资料中没有反映出盛世元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因为该资料是三建公司做出的资料，因此该资料的情况应由原告三建公司作出说明，而不是被告。3.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宝弘1号楼的判决已经认定该楼是盛世元挂靠三建公司修建的，该证据反而证明宝弘1号楼是盛世元与三建公司修建的，因此盛世元是本案的适格原告。4.原告主张的是宝弘综合1号楼以外的工程量，因此该资料与原告主张的证据没有关联性。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针对双方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如下：
1.原告主张其提交的《宝弘楼工程量清单》两张由被告刘克璋亲笔书写，被告刘克璋不予认可，原告又主张该两张清单系由被告刘克璋的姐姐刘金慧书写，并向本院申请追加刘金慧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向刘金慧调查，刘金慧陈述，我是被告刘克璋的二姐，宝弘综合楼是由刘克璋挂靠志才公司修建的，我在沁园春大酒店监管出纳、餐饮等，因为沁园春大酒店的法人代表是刘克璋，当时他打电话让我支付宝弘综合楼的工程款，我就负责付款，其他事情我不管。我只知道是三建公司负责修建宝弘综合楼，因为当时酒店比较忙，我也没有去工地上看过，具体施工过程中我没有参与，详细情况也不清楚，没有参与过宝弘综合楼工程最终的决算或结算，也没有出示过结算单据。原告提交的这两张清单是我书写的，但这两张单据实际上是我付款以后自己记账的依据，其中记录的水、暖、电工等打钩的项目都是我已经支付的款项，其他的项目是我按照指示记录的财务账目，是我自己大约计算的一个草稿，并不是与施工方进行结算的单据。这个工程量清单中记载的1号、2号、3号楼是当时按照刘克璋的指示准备修建的汽车展厅自己编的号，但之后具体是如何修建的我也不清楚，自己这样编号就是为了方便记录、区分。当时因为蒋成杰等人办理财务手续经常找我，我写的草稿在桌子上随便放置，有可能是被他们拿走了。同时单据中所写的餐饮、客房款也说明是我们财务上所做的账目记录，因为这些记录与宝弘综合楼的修建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蒋成杰他们住在沁园春大酒店，这些费用都是他们应当向酒店交付的费用。如果我写的这两张单据是结算清单，那么应当由双方签字认可，而且也不可能胡乱勾画、涂改。
对刘金慧的上述证言，经原告质证无异议，认为该证言证明：1.刘金慧是被告记账付款的人，是本案涉案工程的会计。2.刘金慧主张该单据是内部记账单，更加说明工程量的客观存在。3.记账单是被告单方的行为，就是刘金慧作为会计的职务行为，记账行为更能证明被告对相关项目工程量的客观存在是认可的。4.本案中刘金慧已经完成证明义务，因此无需追加为第三人。5.原告主张的该工程量是实际存在的，被告也是认可的，原告不是意图证明该单据就是一个明确的结算单。但是被告对于2号、3号楼基础的实际开挖、施工等情况是认可的。6.该清单的内容是刘金慧依职权书写的，上面的工程量及相应价款是明确的，清单中反映出仅仅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其对象一定是三建公司和盛世元，可以说明工程实际施工人就是三建公司和盛世元。
经被告质证，对该证言无异议，但认为清单中并没有反映出该账目针对的对象是三建公司或者盛世元。并且该证言中一再说明这个记账单是一个草稿，仅仅只能作为会计刘金慧做账过程中的一个参考，而不是正式的结算单，更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实际工程量。
2.依法调取的本院（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原告三建公司诉被告志才公司、刘克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卷中的相关证据，除与本案中双方重复提交的证据外，分别有证人向吉伟、张国山、张占兵、蒋成杰四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及上一案的庭审笔录等证据。
经原告质证认为，上一案中法庭认定了实际施工的情况，证明宝弘2号、3号楼进行了实际施工，并对实际施工人进行了认定，仅仅是没有对实际施工量、结算、价格等进行认定，因此以上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原告的主张。上一案是因为当事人主体参与的不完整，并非主体不适格，因此本案中盛世元的参加使主体完整。
被告质证认为，1.与被告在上一案中陈述的一致，对于证人证言及证人出具的证明均不认可。2.上一案结案的民事裁定书中并未确定证人证言及证明具有法律效力，没有证明原告是实际施工人。3.上一案的裁定书中明确写明原告主体不适格，而不是不完整，因此被告认为本案中二原告均不是适格主体。原告盛世元主张是其开挖了2号、3号楼的基础工程，但是裁定书中并不是这样写的。
根据以上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原告三建公司与被告志才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原告三建公司承建被告志才公司位于山丹马场干休所对面的宝弘1号综合楼，工程内容及承包范围为施工蓝图以内全部工程（除约定项目以外）；工程立项批准文号为山发改（备）（2011）14号；开工日期是2011年5月20日，竣工日期是2011年11月20日，合同价款为4457984.5元。2011年11月该工程按期竣工，同年12月3日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交付被告使用，并于12月20日在山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2012年10月19日，原告三建公司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志才公司：1.支付拖欠的工程款3161062.8元，利息33775.2元（2012年9月4日至2012年12月4日），共计3194838元；2.被告将其以房抵工程款的涉案建筑二楼房屋所有权证办理给原告。经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7月9日作出（2012）张中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志才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三建公司工程款1823634.2元，利息205603.5元（2012年9月4日至2014年7月4日），共计2029237.7元；二、驳回原告三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志才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甘民一终字第210号民事判决，判决：由被告志才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三建公司工程款1697634.20元，利息191074.54元（2012年9月4日至2014年7月4日），共计1888708.74元；维持一审判决其他判项。2016年7月21日，志才公司诉三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双方约定位于山丹县清泉镇甘新北路山丹县宝弘1号综合楼二楼202室，建筑面积为301.306平方米的楼房归三建公司所有，双方配合给三建公司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二、三建公司付给志才公司抵顶房屋价款855000元，承担利息105000元，合计960000元。该协议经本院（2015）山民重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
2015年4月7日，原告三建公司又针对被告志才公司、刘克璋向本院提起诉讼，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870376.70元（其中宝弘2号综合楼基础工程款79293.43元、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工程款548889.45元、锅炉房内水池工程126848.77元）；2、判令被告支付欠款利息232550元（从2011年11月20日交付至2015年4月6日诉讼至）；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经本院审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裁定认为，原告三建公司主张其完成被告志才公司开发建设的涉案工程应当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原告既未能提交书面的建设工程合同，也未能提交就案涉工程与被告形成的结算依据，且二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提出的施工事实不予认可。故原告对其完成案涉工程的基础事实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告三建公司提交由其委托第三方所做的工程结算书、《关于山丹县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工程、2号综合楼基础开挖、回填工程及锅炉房内蓄水池工程造价的价格评估报告书》，证明上述工程的价款为870376.70元，被告志才公司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在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诉基础事实，也即涉案工程是由其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证据系原告的单方证据，且被告对此亦不认可，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系二被告所有或者实际使用，但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工程系由其施工完成，故不能单独作为要求二被告支付工程款的依据。原告与二被告既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未达成口头协议，原告主张完成案涉工程并由二被告支付工程款870376.70元没有事实依据，故本案的原、被告均不是适格的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三建公司的起诉。
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告志才公司、刘克璋作为建设方的宝弘楼项目中综合楼1号楼和3号楼交接处基础、地梁工程为同一整体进行鉴定确认；对原告三建公司、盛世元承建的宝弘3号楼地下室、宝弘2号楼基础开挖和回填工程量进行鉴定。经本院向被告征询意见，被告认为，原告三建公司只是修建了1号楼，宝弘综合楼的城市规划许可证上不包括2号楼、3号楼，现在也没有任何审批或规划手续。原告所谓的2号楼、3号楼地下室、水池、基础开挖等工程，实际上是由被告承包给其他人修建的。现在原告没有证据充分证明和被告之间存在2号楼、3号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基础开挖工程由其施工的情况下，要求对工程量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案客观事实，故不同意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实际与2015年4月7日原告三建公司诉被告志才公司、刘克璋的（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的主张系同一事实，增加了原告盛世元参加诉讼，对诉讼请求中的工程款及利息数额重新进行了计算。本案审理中，原告提交的主要证据和主张证明的事实与该案审理中的情况基本相同。该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交并主张由被告刘克璋书写的两张《宝弘楼工程量清单》的来源及证明的事实争议较大，而张掖市金润资产评估事务所针对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工程、2号综合楼基础开挖、回填工程及锅炉房内蓄水池工程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是在该案中尚未确认该两张《宝弘楼工程量清单》的真实性及依据原告单方面提交的蓄水池制作说明、结构施工图、基础详图复印件等基础上形成的，明显缺乏客观性基础。经本院在本案中调查核实，刘金慧认可两张《宝弘楼工程量清单》由其书写，但双方对该清单的用途和证明的内容争议较大。经审查，本院认为该清单中记载的内容繁杂，未注明工程量清算的对象和形成时间，无施工双方的签名确认，显然无法确认与双方争议事实的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提出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工程、2号综合楼基础开挖、回填工程及锅炉房内蓄水池工程均由其实际施工的主张。
本院关于该案的（2015）山民初字第752号民事裁定书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该裁定中已认定原告三建公司与二被告既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未达成口头协议，原告三建公司诉讼要求二被告支付宝弘3号综合楼地下室、2号综合楼基础开挖、回填工程及锅炉房内蓄水池工程工程款870376.70元没有事实依据。而在本案审理中，原告就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起诉讼，所举证据也未证明所诉争议发生新的事实，存在新情况或新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原告针对其主张与被告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三建公司与被告志才公司就山丹县宝弘1号综合楼的建设形成了施工合同关系，均未证明宝弘2号、3号综合楼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的事实，不能充分证明宝弘2号、3号综合楼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证期等内容，也未能证明完成上述工程后与被告进行结算及经相关部门验收的事实。双方经过多次诉讼，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认定原告三建公司系山丹县宝弘1号综合楼的施工主体，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中均未认定原告盛世元在案涉工程中的施工主体资格，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盛世元是其所主张的宝弘2号、3号楼的施工主体，无法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被告提交尚家林对争议工程实际施工的施工协议及结算清单等证据针对原告诉讼主张进行抗辩，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明显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前述分析考量，对于二原告在本案审理中提出对宝弘楼项目中综合楼1号楼和3号楼交接处基础、地梁工程为同一整体进行鉴定确认，以及对相应的工程量进行鉴定申请。经审查，即便鉴定确认宝弘综合楼1号楼和3号楼交接处基础、地梁工程为同一整体，在无有力证据证明双方就宝弘综合楼2号、3号楼存在施工合同关系的前提下，况且原告主张的仅仅是2、3号楼的部分项目，并非工程全部，显然不能排除其他施工人对2号、3号楼基础与原告三建公司修建1号楼同时施工，而出现交接处基础、地梁工程为同一整体的情况。在此考虑下，为避免给双方当事人造成更多的诉累，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
鉴此，本院为保护权益人的合法利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告盛世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04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045元，由原告甘肃省山丹县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盛世元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殿宏
人民陪审员 关建虎
人民陪审员 张 成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二百七十条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百七十五条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