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2民终14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传权，男，197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广东安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霞，广东安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玉平，女，197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南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广东安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霞，广东安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居委会卫生站三分站，住所地：四会市四会大道中珠江新城三座8号。
代表人：张文生，该站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增林，系该单位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星，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生，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星，河北昌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四会市四会大道中168号。
负责人：张流军，该居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庆华，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基，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会市东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四会市东城区四会大道中。
法定代表人：郑文和，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川，广东国政（四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桥年，广东国政（四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程传权、廖玉平诉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居委会卫生站三分站（以下简称陶丽三分站）、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陶丽居委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四会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3日作出（2011）肇四法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陶丽三分站、陶丽居委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2013）肇中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陶丽三分站不服该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01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陶丽三分站的再审申请。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2015)肇中法立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因程羊已于2015年5月8日死亡，程羊的权利义务继受人程传权、廖玉平参加诉讼。本院经再审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6）粤12民再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肇中法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及四会市人民法院（2011）肇四法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发回四会市人民法院重审。四会市人民法院重审期间，追加了张文生、四会市东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城街道办）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粤1284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程传权、廖玉平，上诉人张文生、陶丽三分站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程传权、廖玉平上诉请求：1.改判陶丽三分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赔偿程传权、廖玉平94766.82元（而非一审判决的赔偿75027.06元）；2.改判张文生、陶丽居委会及东城街道办对第一项上诉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文生、陶丽三分站、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程传权、廖玉平承担20%的责任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程羊的药疹是由于陶丽三分站用药不当造成的，当时给他开药是一个没有资格证的女医生，程羊用药后感到身体不适先后两次回到陶丽三分站复诊，陶丽三分站没能正确诊断程羊的病情，也没有建议其转院治疗，致使程羊错过最佳医疗时间。陶丽三分站在本案医疗事故中应承担全部责任。程羊当时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并不是疑难杂症，不存在医学局限性问题。综上，程传权、廖玉平对本案医疗事故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二）陶丽居委会及东城街道办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陶丽三分站不是法人机构，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陶丽三分站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财产，没有独立结算账户，也没有完整、合法的财务账目，完全不具备设立法人的必要条件。陶丽居委会及东城街道办作为陶丽三分站设立单位，应当对陶丽三分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张文生、陶丽三分站上诉请求：撤销该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程传权、廖玉平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该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庭审时，张文生、陶丽三分站依法申请对陈阳的损害后果与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因鉴定所需材料在四会市卫生局存放，张文生、陶丽三分站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张文生、陶丽三分站已提交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在已指定鉴定机构，鉴定结论尚未出具的情况下，以张文生、陶丽三分站未提交证据材料为由，作出判决，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二）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无法律依据。1.张文生个人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张文生系陶丽三分站的法定代表人。三分站是依法设立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集体所有制的卫生医疗机构，一审判决认定陶丽三分站系张文生个人出资，张文生是经过公开竞标方式确定的民间举办者有误。假设张文生是举办者，如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不应由举办者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陶丽三分站与张文生财产混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判令卫生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该事实已由生效的四会市人民法院(2014)肇四法民一执加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2.不仅张文生对程羊的损害结果无赔偿责任，陶丽三分站依法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为程羊没有到陶丽三分站进行治疗。陶丽三分站医治名单中，没有程羊其人。名叫陈阳的在该站进行过治疗，两个名字不同。转诊记录显示，陈阳和程羊就诊时间也不一致。且程羊在2010年8月9日到陶丽三分站就诊之前，已经患有重症多形红型药疹等疾病，与之前陶丽三分站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陶丽居委会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程传权、廖玉平上诉理由不成立。1.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陶丽三分站经四会市卫生局核准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准予其执业，属于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医疗机构。因此，程传权、廖玉平认为陶丽三分站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陶丽三分站实际上是由张文生个人独自出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医疗机构，陶丽居委会并没有任何投资和参与经营管理、从中获得分成，陶丽居委会对陶丽三分站在民事上没有权利义务关系。而且，陶丽居委会不是侵权主体和义务承担主体。因此，程传权、廖玉平主张陶丽居委会对陶丽三分站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东城街道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
程传权、廖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陶丽三分站、陶丽居委会连带赔偿程传权、廖玉平各项损失共计94766.82元；2.陶丽三分站、陶丽居委会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程传权、廖玉平申请追加张文生、东城街道办为一审被告，并增加诉讼请求为陶丽三分站、张文生、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羊是程传权、廖玉平的儿子。原是四会市德宝汽修厂的工人。2010年8月7日傍晚，程羊感觉身体不适，晚上由正好外出进行修理作业的工友李强卓、李发德顺路搭载来到陶丽三分站处就诊。据程羊诉称：当时接诊的医生为女性，该女性工作人员为程羊接诊后开具了用药处方，其中有吊针的治疗项目，在其吊针期间，外出作业的工友回到陶丽三分站外询问程羊是否可以一起回厂，但因程羊吊针治疗项目尚未完成，故程羊告知工友待吊针完成后自行回厂。2010年8月8日，程羊发现自己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眼睛及身体多处部位出现红肿、疼痛的现象，遂在厂休息一天后于8月9日再次来到陶丽三分站处就诊，当时接诊的医生为男性，该男性工作人员为程羊接诊后开具了处方单，其中同样有吊针治疗的项目。当晚程羊眼睛继续红肿及身体多处部位还出现了水泡现象。8月10日晚，程羊在其工友彭兵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陶丽三分站处将自己的病情告知助理医师温增林，当时温增林表示，程羊的病情并无大碍，遂后为程羊开具了两支药膏。程羊在厂休息观察一天后，由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遂于8月12日在修理厂同事的陪同下到四会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经该院医生诊断，程羊为药疹。8月13日程羊与工友一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门诊治疗，经该院诊断，程羊的病情由初步的药疹发展到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治疗期间，该院要求程羊提供此前的处方单以查明使用过的药物，于是程羊委托工友李强卓到陶丽三分站处索要处方单的复印件，但陶丽三分站的助理医师温增林不同意复印，只是向程羊的工友另行书写了两份没有患者任何个人信息的处方单。程羊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两天后，病情并未好转，于是程羊的父亲程传权要求既是程羊的工友又是乡俚的彭兵护送程羊回家。2010年8月15日，程羊在彭兵的护送下乘火车返回湖北老家，并即时于2010年8月16日进入襄樊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襄樊医院住院治疗，经该院诊断，程羊的病情亦为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同日，程羊进入该院住院，住院期间行抗炎，搞过敏，调节免疫、激素，护胃等治疗。住院治疗至2010年8月30日共计14天，程羊要求出院。出院诊断为：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睑皮炎、右肾微小结石。出院后，程羊感觉病情没有好转，又于2010年9月20日回该院住院治疗至27日出院，共计住院7天。随后，程羊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行左眼羊膜移植术，于2010年10月5日出院，程羊在该院共计住院9天。出院时，院方建议程羊到广东省广州市行角膜移植术。此后，程羊分别于2010年10月5日至2010年10月27日、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1月4日，两次进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左眼羊膜移植等手术。出院后，程羊还多次返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程羊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两次住院共计65天。程羊在上述四会市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襄樊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治疗期间，院方均对程羊作了准确姓名登记、具体病症、病历记录、用药详细情况及向患者出具医疗发票等比较规范的医疗行为。程羊在上述5家医院就医期间由1人陪护，共用去医疗费64069.82元、住宿费1730元、交通费2864元、复印费210元、辅助器具博士伦镜片140元。
经程羊投诉，四会市卫生局于2011年1月10日对陶丽三分站进行了现场检查、跟温增林、曾苑花、李心兰、程羊做了询问笔录，温增林书写了“陈阳”于2010年8月9日到陶丽三分站诊疗和其为该患者开具处方的药品情况的《关于陈阳同志在我卫生站诊疗情况经过的报告》。
因与陶丽三分站就发生医疗损害纠纷，双方对事实和责任意见不一，为此，程羊的亲人曾到陶丽三分站和四会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静坐抗议、拉横额等行为。
另经查明，陶丽三分站初始名称为“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于2006年6月25日由陶丽居委会申请设立，四会市东城街道卫生院同意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文生，注册资金为5万元，在原一审的庭审中，陶丽三分站（由张文生作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庭）是承认该5万元是由张文生出资。四会市卫生局于2006年7月10日向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准予其执业。后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于2010年4月被核准变更名称为陶丽三分站的名称。陶丽三分站有工作人员3名，分别为助理医师温增林，主要负责为病人看病及开具处方；药剂师曾苑花，主要负责为病人配药，期间有为病人看病的行为；辅助工作人员李心兰，主要负责为病人配药及打针，期间有为病人看病及开具处方的行为。
陶丽三分站举证的证据《日志》，是1页记录内容为十二行简单登记了日期11和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等的A4纸，最上面一行记录：11、陈阳……。该行的书写墨水与下面的明显不同。证据《处方笺》为2页，日期为2010年8月9日，患者陈阳，药费105元，医师栏有签名，司药和核对栏空白。证据《东城卫生站转诊病人登记册》3页，第一页为封面，打印有“东城卫生站转诊病人登记册”字样，第二页为“案卷目录”，内容为一行：“急慢××人就诊转院记录，年度为2010-2011，期限2。”第三页为记录三位患者的情况，其中第一位为陈阳，就诊时间2010.8.10，转诊日期2010.8.10，第二位为何柯明，就诊时间2010.9.29，转诊日期2010.9.29，第三位为郑铸杰，就诊时间2011.4.3，转诊日期2011.4.3。
在原一审的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除陶丽三分站外，程羊所到过的四会市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襄樊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等5家医院在对程羊的治疗过错中是否存在医疗损害行为进行了司法鉴定。因上述鉴定机构于2012年8月28日出具的粤南[2012]临证字第85号鉴定文书中文字的陈述存在歧义，故一审法院发函征询其明确意见。在此情况下，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作出复函，并于2012年11月21日重新出具粤南[2012]临证字第85-1号鉴定书，明确了鉴定结果、文书的真实意思确认上述5家医院在对程羊的医疗过程中不存在医疗损害行为。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收取司法鉴定费8000元。
在本案诉讼中，陶丽三分站仍坚持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在对“陈阳”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损害行为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同意，并摇珠选定了广东明镜司法鉴定所为鉴定机构。广东明镜司法鉴定所要求提供的资料：“陶丽三分站的门诊病历、处方函、用药清单（需要诉讼双方质证），需提供清晰、无误的复印件各一份。”经一审法院通知，陶丽三分站没有提交任何鉴定材料，其提出材料已由原四会市卫生局转交司法所封存，门诊病历在患者家属手中保管，但陶丽三分站没有提供有关查扣封存材料的清单证据，以及被扣材料与陈阳（程羊）相关联。一审法院经审查（2011）肇四法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案件案卷证据，按原四会市卫生局制作的询问笔录和其他材料、温增林的情况说明和法院庭审记录，只有2010年8月9日陈阳的处方笺（处方函），没有记录陶丽三分站有出具门诊病历、用药清单材料。2010年8月9日陈阳的处方笺有经庭审质证，程羊认为该材料本应要封存却没有封存，被陶丽三分站重新装订，缺乏真实性。因没有合格检材，一审法院对本次司法鉴定予以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四大争议问题：第一、程羊与陶丽三分站是否存在医患关系；第二、如程羊与陶丽三分站存在医患关系，陶丽三分站对程羊出现的损害是否存在医疗损害行为；第三、如陶丽三分站对程羊存在医疗损害行为，是否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第四、陶丽居委会、张文生、东城街道办在本案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1、程羊于2010年8月7日到陶丽三分站就诊，有其工友李强卓及李发德证实，而且程羊的陈述于2010年8月7日当晚接诊的工作人员为女性，也与四会市卫生局执法文书查明及陶丽三分站助理医师温增林的陈述，工作人员曾苑花、李心兰的陈述均有为病人看病的陈述基本相吻合；2、程羊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时，院方要求其提供此前的医疗处方时，其第一时间委托工友向陶丽三分站索要处方单的复印件，陶丽三分站提交给程羊的没有患者姓名的手抄处方笺的药品内容与其举证的2010年8月9日患者“陈阳”的药品内容一致，故其当时是认可陈阳即程羊的；3、陶丽三分站于2010年8月9日登记患者“陈阳”一名，日志、处方单采用的墨水不一，且两者采用的墨水明显有别于日志本及处方单通常使用的墨水，其对此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与其陈述的诊疗日志的登记与处方单的书写是连续或同一时间进行的陈述相互矛盾；4、程羊因药疹导致的损害经多家医院治疗病情有所稳定后，即向陶丽三分站主张权利（但存在静坐、拉横幅等过激行为）。综上，应确认陶丽三分站治疗的“陈阳”即程羊，程羊与陶丽三分站存在医患关系。
针对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1、结合程羊出现药疹的病症是在陶丽三分站就诊期间，之后又陆续到过除陶丽三分站外的5家医院就诊，因此，为慎重起见，一审法院依法对除陶丽三分站外的5家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确认它们在对本案程羊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损害或加重行为。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程羊曾到过的四会市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襄樊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等5家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结果表明了上述5家医院在对程羊的治疗过程中不存在医疗损害的行为。2、从程羊到四会市人民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时均被诊断为药疹病症的客观事实，确认程羊此前就诊的相关医疗机构存在药疹的可能性。而且程羊被确认药疹后，即向陶丽三分站要求复印处方单，但被拒绝，只出具重新书写的两份处方单以及否认程羊曾于2010年8月7日在其诊所就诊，陶丽三分站的如此行为故意规避了程羊获取处方真实信息的合法要求，在没有病历记载作相互印证的情况下，程羊否认了两张处方单内容的真实性。陶丽三分站对程羊的以上质疑，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或提供相关的依据证明；事实上，陶丽三分站在为程羊治病中的确没有向程羊提供处方、病历及医疗发票。因此，陶丽三分站提供的书写日期为2010年8月9日的两张处方单，因存在重大争议、真伪难辨，未能排除程羊合理质疑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医疗损害的鉴定依据；虽然一审法院在本诉讼中同意对陶丽三分站给程羊的诊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但因陶丽三分站没有合格检材，本次司法鉴定终止，相应后果由陶丽三分站承担。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陶丽三分站应对自己与程羊的药疹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陶丽三分站至今未能举证予以证明。
综上，不能排除陶丽三分站对程羊的药疹结果存在医疗损害行为，陶丽三分站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是以医疗过失以及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其基本条件。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该行为是否适当的判断，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外，还需由相关的权威部门作出公正的鉴定。陶丽三分站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但其承担赔偿责任应根据以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程羊在事件中并无过错，但是由于现阶段医学科学的局限性，人的个体差异性，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药疹也有其不可预测性，因此可考虑由责任方承担80%的赔偿额度，病人方自己承担20%的赔偿额度。
经核算，程羊因陶丽三分站的医疗损害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项目及具体数额如下：1、医疗费64069.82元；2、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因程羊从事的是技术性工作，因此结合本地区此类行业的工资水平，1800元每月是合理的，结合程羊视力不断下降，且还在继续治疗，存在持续误工的客观情况，程羊暂诉求误工计算至2011年5月份，理据充分，即程羊的误工费计算至2011年5月份应为15480元（60元/天×18+1800元/月×8个月）；3、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95天=4750元；4、护理费50元/天×95天=4750元；5、交通费2864元；6、辅助器具费140元；7、本案医疗损害发生后，程羊与陶丽三分站经长期交涉未果，交涉过程中发生的住宿费1730元属合理的损失，应予支持。以上7项费用合计总额为93783.82元。对于程羊主张的复印费210元，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陶丽三分站应赔偿程传权、廖玉平的各项损失合计为93783.82元×80%=75027.06元。
针对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十六条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陶丽三分站经四会市卫生局核准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准予其执业，故陶丽三分站的情形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的规定，陶丽三分站在其成立时起到终止时止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陶丽三分站应对程传权、廖玉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第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按查明的事实，陶丽三分站实际上是由张文生个人独立出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医疗机构，自执业起至今在收支上没有建立任何合法合规的财务账册，陶丽三分站的财务与张文生的财务是混同的，故张文生应对陶丽三分站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新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由政府设立，也可按照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举办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故陶丽三分站由张文生个人独立出资、自主经营也是有法可依的。二、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的责任问题。首先，上述已确定陶丽三分站应对程传权、廖玉平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故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不是侵权责任主体和义务承担主体。再次，程传权、廖玉平及陶丽三分站和张文生均没有举证证明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对陶丽三分站有投资和参与经营管理活动，以及从中获得分成，故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对陶丽三分站在民事上没有权利义务关系。故程传权、廖玉平主张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陶丽三分站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赔偿给程传权、廖玉平75027.06元；二、张文生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程传权、廖玉平其他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陶丽三分站提交了以下证件：（1）1份《关于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地址变迁申请书》，拟证明陶丽三分站初始名字是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2）1份《组织机构代码证》，拟证明当时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是法人机构；（3）1份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说明书，拟证明四会市人民医院处方用药超量，可能会导致患者过敏反应。程传权、廖玉平、陶丽居委会、东城街道办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陶丽三分站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经费等物质基础，没有独立结算的银行账号，没有单位账目，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没有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陶丽居委会没有对陶丽三分站出资，亦无参与陶丽三分站的经营及收益。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案由定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程羊与陶丽三分站是否存在医患关系。（三）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据陶丽三分站的申请，准许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在对“陈阳”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损害行为进行司法鉴定，并摇珠选定了广东明镜司法鉴定所为鉴定机构。广东明镜司法鉴定所要求提供的资料：“陶丽三分站的门诊病历、处方函、用药清单（需要诉讼双方质证），需提供清晰、无误的复印件各一份。”经一审法院通知，陶丽三分站没有提交任何鉴定材料，其提出材料已由原四会市卫生局转交司法所封存，门诊病历在患者家属手中保管，但陶丽三分站没有提供有关查扣封存材料的清单证据，以及被扣材料与陈阳（程羊）相关联。一审法院经审查（2011）肇四法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案件案卷证据，只有2010年8月9日陈阳的处方笺（处方函），没有记录陶丽三分站有出具门诊病历、用药清单材料。2010年8月9日陈阳的处方笺有经庭审质证，程羊认为该材料本应要封存却没有封存，被陶丽三分站重新装订，缺乏真实性。而且陶丽三分站提供的2010年8月9日登记患者为“陈阳”的日志、处方笺使用的墨水不同，而且书写该两份文件使用的墨水明显不同于陶丽三分站通常书写日志本及处方笺时使用的墨水，陶丽三分站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与其庭审时明确陈述诊疗日志与处方笺书写连续或在同一时间进行相矛盾。故陶丽三分站提供的书写日期为2010年8月9日的两张处方笺，并不足以作为本案医疗损害的鉴定依据。因没有合格检材，故一审法院对本次司法鉴定予以终止并无不当，张文生、陶丽三分站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程羊与陶丽三分站是否存在医患关系的问题。程羊于2010年8月7日到陶丽三分站就诊，有其工友李强卓及李发德证实，而且程羊的陈述与四会市卫生局执法文书查明及陶丽三分站助理医师温增林等人陈述基本相吻合。程羊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时，院方要求其提供此前的医疗处方时，程羊委托工友向陶丽三分站索要处方单的复印件，陶丽三分站提交给程羊的没有患者姓名的手抄处方笺的药品内容与其举证的2010年8月9日患者“陈阳”的药品内容一致。而且陶丽三分站提供的2010年8月9日登记患者为“陈阳”的日志、处方笺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陶丽三分站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与其庭审陈述相矛盾。综合本案分析，一审判决确认陶丽三分站治疗的“陈阳”即程羊，程羊与陶丽三分站存在医患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陶丽三分站、张文生上诉认为程羊未到陶丽三分站进行过治疗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据此，陶丽三分站应举证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与程羊所受医疗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陶丽三分站没有举证证明程羊前来就诊时已患有药疹。而根据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程羊所受损害与其随后就诊的5家医疗机构无关。故一审判决认定程羊所受医疗损害后果与陶丽三分站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陶丽三分站提供的2010年8月9日登记患者为“陈阳”的日志、处方笺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陶丽三分站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与其庭审陈述相矛盾。该处方笺不足以作为本案医疗损害的鉴定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规定，陶丽三分站存在诊疗过错。陶丽三分站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现阶段医学科学的局限性，人的个体差异性，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药疹也有其不可预测性，结合陶丽三分站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一审判决酌定由陶丽三分站方承担80%的责任，程羊方自负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程传权、廖玉平上诉认为程羊无需自负责任，应由陶丽三分站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于2010年4月被核准变更名称为陶丽三分站。即在程羊于2010年8月7日在陶丽三分站就诊时，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已变更成陶丽三分站，陶丽三分站、张文生提供的关于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陶丽三分站虽已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属于执业许可，并不能代表法人的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陶丽三分站、张文生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陶丽三分站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经费等物质基础、独立结算的银行账号、单位账目，且陶丽三分站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没有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陶丽三分站不具备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一审判决认定陶丽三分站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陶丽三分站、张文生上诉认为应由陶丽三分站独立承担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陶丽三分站实际上是由张文生个人独立出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医疗机构，自执业起至今在收支上没有建立合法合规的财务账册，陶丽三分站所有经营收益去向不明，陶丽三分站的财务与张文生的财务是混同的，故张文生作为陶丽三分站的的负责人、投资人、实际经营者，本案由陶丽三分站承担的责任，应由张文生来承担。即应由张文生赔偿程传权、廖玉平的各项损失合计75027.06元（93783.82元×80%）。
陶丽三分站（原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怡翠花园卫生站）于2006年6月25日由陶丽居委会申请设立，该卫生站站长的任职由陶丽居委会任命，医疗机构地址的变更、医疗机构名称的变更及《广东省医疗机构诊疗科目核定表》等相关证件的办理均由陶丽居委会提交审核办理。虽然陶丽居委会没有对陶丽三分站出资，亦无参与陶丽三分站的经营及收益，但其作为陶丽三分站的设立单位，依法应对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陶丽三分站承担责任。故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陶丽居委会应对张文生不能清偿的部分负补充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陶丽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又有独立的财务账册，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东城街道办不是陶丽三分站的设立单位，亦没有参与陶丽三分站的经营管理及收益，本案中不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认定东城街道办在本案无需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程传权、廖玉平认为东城街道办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程传权、廖玉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张文生、陶丽三分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会市人民法院（2016）粤1284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四会市人民法院（2016）粤1284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文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赔偿给程传权、廖玉平75027.06元。
三、四会市东城街道陶丽社区居民委员会对上述确定的款项不能清偿部分负补充清偿责任；
四、驳回程传权、廖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鉴定费8000元，合共10100元由张文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70元，由程传权、廖玉平负担294元，张文生负担167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国红
审 判 员 李升文
代理审判员 黄春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日
法官 助理 邝伟婷
书 记 员 梁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