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甘行终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耀军。委托代理人高小玲，系蒲耀军之妻，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北路168号。法定代表人焦清平，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潘波，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邦瑞、李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法定代表人项俊波，该委员会主席。委托代理人白凌，该委员会工作人员。上诉人蒲耀军因诉甘肃保监局、中国保监会保险监管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1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蒲耀军的委托代理人高小玲，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潘波及委托代理人陈邦瑞、李霞，中国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白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日，蒲耀军向甘肃保监局稽查处邮寄了一份《行政处罚申请书》，以本人去中行兰馨花苑支行做理财业务，时至今日发现是一份太平保险公司保险单，保险单号为：001731758393306。申请对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和中行兰馨花苑支行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严肃处罚。8月7日甘肃保监局消保处向蒲耀军发出投诉材料补充通知书，要求在5日内补充提交所列的证据材料。甘肃保监局收到蒲耀军提供的《人身保险投保单》等补充材料后，于同年8月10日以甘保监投诉[2015]327号《投诉告知书》，告知蒲耀军对其投诉事项予以受理。2015年9月2日甘肃保监局向涉事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下发了《现场检查通知书》（[2015]33号），对投诉人反映的可能涉嫌违法违规行为逐一进行了核查。根据调查情况，甘肃保监局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12号《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并寄发给蒲耀军。蒲耀军不服，于同年11月9日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甘肃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中错误的调查结果；请求保监会重新现场调查，公开复议答辩书，公开调查笔录，并要求对甘肃保监局本案调查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中国保监会经复议后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3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保险消费投诉事项的处理及由此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原告蒲耀军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甘肃保监局作出的[2015]第12号《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2、撤销中国保监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5]3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甘肃保监局作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对蒲耀军提出的保险消费投诉事项具有实施监督处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本案被告甘肃保监局在接到申请人蒲耀军的行政处罚申请后，依法受理并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对涉事工作人员进行询问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对投诉人申请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答复。该行政行为符合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原告蒲耀军提出被告甘肃保监局的答复书与事实不符，张蓉并非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原告从未收到《红利通知书》；保险公司违法不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侵害了国家和储户的利益，要求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本案在庭审调查过程中，原告当庭提供了2015年11月6日其与“马学竹”的通话录音和与太平人寿客服通话内容，以此来证明当初的销售人员是马学竹，并非张蓉。甘肃保监局、中国保监会质证提出，该录音在被告调查过程中并未提供，且录音无法证明是马学竹本人。原告也认可在被告调查过程中录音尚未形成，故该录音资料并不能否定甘肃保监局经调查所形成的答复。蒲耀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理由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甘肃保监局对蒲耀军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中国保监会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蒲耀军复议申请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庭审中原告也没有提出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存在违法的事实证据。故原告要求撤销甘肃保监局作出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12号《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以及中国保监会作出的保监复议[2015]3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蒲耀军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蒲耀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被诉答复书认定保险合同的销售人员是中行兰馨花苑支行的员工张蓉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甘肃保监局提交张蓉的调查笔录和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录音证据可以证明保险销售人员是保险公司员工马学竹而不是张蓉。2、甘肃保监局未提供上诉人已经收到《红利通知书》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被诉答复行为证据充分错误。3、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虽表面程序合法，但是实体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复议程序违法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4、上诉人一审开庭前追加诉讼请求，因中国保监会工作失误给其造成电话费损失，请求赔偿电话费，一审法院未予裁决。5、一审判决未阐明其提供的录音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请求中国保监会赔偿其损失。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遗漏其行政赔偿诉求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当庭提出增加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应当不予准许，一审判决正确，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张蓉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上诉人购买的保险产品的销售人员就是张蓉而不是马学竹。自我局收到上诉人的投诉材料之日到庭审时止，上诉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从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保险合同的具体销售人员是谁，也未向我局提供任何录音证据材料。我局通过调查了解、收集掌握到的证据认定张蓉是保险合同的销售人员是正确的。2、关于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问题。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无法判断其真实来源和通话双方的身份和内容，从通话内容看，自称是马学竹的人也始终未承认其向上诉人销售了产品。故，对该通话录音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合法证据采信。三、被诉答复告知行为未对上诉人的任何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不应成为上诉人诉讼对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当庭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针对被诉答复书的内容，上诉人蒲耀军的代理人高小玲当庭认可只对被诉答复书认定的红利通知书问题和销售人员是张蓉的认定不服，其他的内容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保险消费者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出保险消费投诉，是指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蒲耀军于2013年4月24日购买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太平稳得赢两全保险（分红型），保单号：001731758293306。2015年8月1日，上诉人蒲耀军作为保险消费者以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销售保险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为由，向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提出《行政处罚申请书》，请求对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中行兰馨花苑支行给予处罚。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收到上诉人蒲耀军的申请后，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的规定，作出甘保监投诉〔2015〕第327号《投诉告知书》向上诉人蒲耀军告知，决定受理投诉事项。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通过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等调查方式对上诉人蒲耀军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逐项核实，并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被诉的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12号《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至此，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对上诉人蒲耀军已履行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监管职责。被上诉人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及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蒲耀军提出一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据此，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是提起行政赔偿的前提。本案中，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及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未被确认违法，上诉人请求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当庭告知其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故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关于上诉人主张没有收到红利通知书的问题。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执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09﹞104号）第（三）项关于保单状态报告和红利通知书的提供方式。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的保单状态报告和分红保险的红利通知书时，可以采取向投保人寄送纸质信函的方式提供。据此，保险公司负有提供红利通知书的义务，可以采取寄送纸质信函方式提供。本案中，被诉的《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第一项认定：“保险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寄发了编号为001731758293306保险合同2013年-2014年度的红利通知书。”作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已寄送的证明，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已履行了是否寄送的监管职责。上诉人主张未收到红利通知书，应当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要求其提供。关于张蓉是否向上诉人销售保险合同的问题。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对上诉人的投诉受理之后，对张蓉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可以证明张蓉是向上诉人销售保险合同的工作人员。而上诉人在投诉申请中也并未明确提供是谁向其销售保险合同的事实，在行政调查程序，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向上诉人送达了《投诉材料补充通知书》，要求其提供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存在销售误导行为的证明材料、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违法违规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但是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保险合同的销售人员不是张蓉。上诉人蒲耀军在诉讼期间提交了两份录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该录音证据并未向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和中国保监会在行政调查程序和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交，且该证据也不能否定《保险消费投诉答复书》中认定的张蓉是保险合同的销售人员，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蒲耀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蒲耀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克祥代理审判员  张云霞代理审判员  朵利民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丁卫东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保险消费者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出保险消费投诉，是指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第二十二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二十八条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告知投诉人。告知内容应当包括：（一）被投诉人是否违法或者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二）处理意见；（三）投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核查。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十九条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