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闽01行终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仰峰，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物价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办公区1座7-8层。
负责人李占卫，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江丽，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仰峰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不履行行政奖励法定职责一案，不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4行初21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周仰峰主张其在2013年3、4月间向被告福州市物价局投诉反映马尾区法院违法收取复印费等问题时，被告就应在法定期限内对其的举报行为进行奖励，但被告至今未作出任何奖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权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原告应在其向被告主张奖励之日起两个月后的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2016)闽0104行初94号］一案时一并起诉被告不履行行政奖励法定职责，经一审法院在（2016）闽0104行初95号案件中释明后，原告另行提起本案之诉。而(2016)闽0104行初94号一案中，原告系于2016年2月2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故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仰峰的起诉。
上诉人周仰峰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奖励上诉人周仰峰人民币2000元。其主要理由为：
一，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上诉人依法阐述如下意见：
1，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
1）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法定代表人李占卫未依法出庭应诉。被上诉人出庭应诉的委托代理人陈小明、王江丽都是只有一般代理权限。本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由于都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李占卫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由于被上诉人在受理周仰峰行政案件之时，没有依据《价格监督检查文书格式》向一审法院递交“立案呈批表”、“检查登记表”、“调查询问笔录”、“提取证据材料登记表”、“调查终结报告”、“案件讨论记录”、“结案登记表”等等相关执法文书。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对象和答辩状中，在没有任何执法依据的情况下，其关于本案是由福建省物价局转批、没有发现马尾法院收取周仰峰复印费的陈述，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3）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证据材料，属于周仰峰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只能作为“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材料。
因此，一审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原告主张其在2013年3、4月间向被告投诉反映马尾区法院违法收取复印费等问题时，被告就应在法定期限内对其的举报行为进行奖励，但被告至今未作出任何奖励”的事实，显然是一审法院把上诉人向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当做被上诉人已经立案、已经受理、已经处理，上诉人知道立案的确切时间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这是违法的，也是错误的。
2，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上诉人依法阐述如下意见：
1）原裁定采信上诉人证据，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这个意见已经在第一大点第1点第三节中，已经阐明。
2）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不但要依法予以受理，而且还要确定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的确切时间。一审法院以“2013年3、4月间”这样无法确定上诉人周仰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的确切时间的陈述，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没有确定本案行政案件的立案时间和执法时间，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此，上诉人周仰峰向一审法院以福州市物价局为被告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无法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到底发生在哪一个月哪一天，被上诉人到底作出了什么样的处罚处理结果。
3、原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这个意见在第一大点第2点第二节中，已经阐明。
二、原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二审法院应当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上诉人依法阐述如下意见：
1，原裁定认定基本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形，上诉人依法阐述如下意见：
依据本案的裁定书，可以证明：原裁定是采信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裁定的。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法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原裁定认定基本实施的证据属于法定不足的情形。
2，原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形。
依据本案的裁定书，可以证明：一审法院在作出裁定之时，也只能认定“2013年3、4月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行政纠纷。而“2013年3、4月间”总共有60天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天无法确定。这就是法定的事实不清的情形。
三，原裁定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依法阐述如下意见：
1，本案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是违法的。
1）一审法院没有对本案件审判长李晓红的审判长、审判员和代理审判员资格进行公示和公告，依法应当自行或者在本案当事人周仰峰申请回避的情况下，予以回避。
2）本案人民陪审员林秀娟、人民陪审员冯文龙他们都存在违反人民陪审员等相关制度的，属于没有依法告知审判人员相关信息的情形，都属于必须自行回避的情形。
2，本案书记员陈玉存在违反书记员管理办法规定，属于没有依法告知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相关信息的情形，也属于必须自行回避的情形。
3，以李晓红为首的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与本案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对本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认定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不出庭应诉不作法定确认处理，已经影响了本行政案件的公正审理。
4，被上诉人法定表人李占卫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缺席判决。
5，本案遗漏当事人的情形。
本案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李占卫属于本行政案件的当事人。李占卫不出庭应诉，就是遗漏当事人的情形。
6，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没有如实记录的问题，本案合议庭没有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不出庭应诉，被上诉人的一般委托代理人陈小明、王江丽超越权限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陈述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问题，本案一审没有对被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以妨害诉讼执行强制措施的问题。
每一份庭审笔录中的记录，书记员都是把被上诉人出庭的一般委托代理人陈小明、王江丽认定为被上诉人，这显然是要模糊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委托代理人的界限。为违法审判预埋伏笔。
7，依据庭审笔录（一），可以确定，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小明、王江丽只有一般代理权限，在法庭上陈小明、王江丽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变更专门与上诉人一起签订了一份笔录。这属于超越权限的行为。由于上诉人到一审法院申请查阅复印该案证据材料，本案书记员陈玉和案件承办人李晓红不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造成上诉人无法得到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的证据材料。这是违反规定的违法行为。
8，本案《行政裁定书》的裁定是没有经过公开裁定作出的。
9，本案的一审庭审存在剥夺上诉人在本行政诉讼案件的诉讼权利的情节。
依据相关规定结合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证明：本案庭审过程中，没有依法进行录音录像。因此，本案的庭审确实存在剥夺上诉人周仰峰在行政诉讼案件的诉讼权利的情节。
四，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认定周仰峰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已经超过期限是没有证据证明的。这不但得到行政诉讼法证据规则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行政诉讼法条款的支持。
五、本案裁定书关于“原告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2016)闽0104行初94号］一案时一并起诉被告不履行行政奖励法定职责，经本院在（2016）闽0104行初95号案件中释明后，原告另行提起本案之诉。而(2016)闽0104行初94号一案中，原告系于2016年2月2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故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的陈述，上诉人有如下意见：上诉人不理解为何一审法院要把一个案件拆分成两个案件，法定释明工作属于一审法院的立案部门，本案一审合议庭超越审判职权对立案工作进行法庭释明，又不依法予以记录，也不告知释明的法定依据。因此，可以推定本案合议庭释明显然违法，存在刁难上诉人的情形。
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移送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依法进一步处罚处理。
上诉人周仰峰认为，福州市监察局和福建省物价局都是本案可依法移送的机关。由这些行政机关对本案行政案件的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处理时非常恰当的。
七，上诉人周仰峰请求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奖励上诉人周仰峰人民币2000元；判令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其主要理由为：一、本案一审裁定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在接到上诉人的举报后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马尾区人民法院有收取复印费的违法行为，并根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的有关规定，于2013年5月20日将调查结果口头告知了上诉人。上诉人应在接到答辩人通知其投诉处理结果后六个月内向法院起诉，而上诉人直到2016年6月16日才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二、上诉人主张答辩人奖励其举报奖金2000元，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上诉人举报“2013年3、4月期间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违反物价规定随意收取复印费”，答辩人调查并不属实，因此上诉人不符合价格举报奖励条件，其要求2000元奖金于法无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根据该规定，上诉人周仰峰负有证明其何时向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提出过行政奖励申请的责任。而从本案一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二审补充提交的材料看，上诉人未能对此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说，假如上诉人周仰峰系在举报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奖励申请，则依照上诉人周仰峰的自述，其举报时间为“2013年3、4月间”，据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2016年2月25日早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周仰峰提出申请的具体日期不清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由于本案系上诉人周仰峰诉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因此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是否出具立案受理通知书并非上诉人起诉的前置条件，上诉人应当依法在提出申请之后按照法定的期限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本案中，被上诉人福州市物价局已委托其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并未违反该条款的规定。同时，涉案行政机关为案件当事人，该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可以代表该行政机关行使相应诉讼权利，但并非案件当事人，其未出庭应诉并不构成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前两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关系的；（五）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本规定所称近亲属，包括与审判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发现审判人员违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申请其回避：（一）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二）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三）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受托人报销费用的；（四）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索取、接受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六）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上诉人周仰峰以未见到一审法院对本案审判人员、人民陪审员及书记员的资格进行公示和公告为由，申请上述人员回避。该申请理由不属于上述规定中应当回避的法定事由，故上诉人主张本案一审审判人员未回避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
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庭审规范性的质疑以及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移交监察机关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应另行向有关部门反映。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小倩
代理审判员 杨 以
代理审判员 林 华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金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