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民终397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余林涛，男，196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嘉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鹤，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坚，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鸿，广东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艳，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林涛与被上诉人孙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林涛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或者撤销、变更（2016）粤1971民初7562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对于双方在笔录中明确认可的司法心理测试结论，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其“证明力较弱”因而不予采信，错误如下：（一）司法心理测试结论会受到仪器精准率、被测试者心理素质以及有无采取反制措施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予采信，显然无任何逻辑依据。第一，如仪器发生精准的问题，既可以通过更换仪器，对仪器进行精准测试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重新测试或者重新委托其他测试机构的方式进行。第二，被测试者心理素质以及有无采取反制措施影响司法心理测试结果，如果说说谎有可能因采取反制措施而无法识别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而因为心理素质差被鉴定出在十个问题中的九个问题上没有说谎而在一个问题上属于说谎则根本不具备显示条件。第三，关于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的问题，司法心理测试时，先进行了演示实验，双方均认可实验结果正确后，才进行了实验。（二）司法心理测试报告不具备法定证据形式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说法错误。司法心理测试未被明确列为司法鉴定类型因而不能作为直接定案依据的说法错误。在本案中，第一，司法心理测试的启动是基于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均认可进行司法心理测试并将心理测试结论作为审判依据，当事人已经对司法心理测试报告的证据效力进行了提前确认。第二，司法心理测试结论的出具依据为双方的共同委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心理测试结构出具的，具有正当形式的书证。第三，本案司法心理测试由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也认可了以司法心理测试的结论作为审理依据，却在无正当原因的情况下不予采信，显然从审理角度违反了禁反言的原则。（三）案涉测试结论不足以推翻其他证据的证明内容，因此不予采纳的说法错误。第一，根据《证据规则》，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据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在微信记录与测试结果发生矛盾时，应当是公文书证具有优先性。第二，微信消息实际上与测试结果并不矛盾，微信消息并不能证明双方的借款合意，没有矛盾一说。第三，依照一审法院逻辑，与微信消息相互矛盾的证据均不可采信，而事实上，判决书也确实对余林涛提交的所有反证不予采信，甚至在判决书中未予提及。（四）孙坚不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不申请重新鉴定，未对鉴定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却从整体上否认司法心理鉴定的整体运用，恰恰说明其认可鉴定结果的真实性。（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司法心理测试结果不公正的暗示性阐述，违背司法公正原则。二、一审法院从微信记录认定达成借贷合意，与事实不符，其推理过程既不符合文字表面含义，也不符合正常逻辑。（一）微信内容中孙坚提出两种方案并建议后期办理相关手续，孙坚回复可以，仅能证明对选择权和后其办理手续的确认，无借贷合意。微信内容中称，该笔借款“可视同你暂借我的，我来起草文件…也可视为你借我的，同我办理手续。不必两个都办理，”孙坚先是在庭上声称，两种情况均指向为孙坚作为借款人，余林涛作为贷款人；在余林涛指出这显然是指两种方案后，孙坚依旧坚持认为可以证明借款合意，而一审法院居然将其两种方案都可以认可。事实上，任何人在回复中说：“可以”，均只能指向认可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而选择尚需由余林涛来做出。上述内容的文意表明，余林涛并没有授权孙坚来对其中的方案做出选择，且后续的手续尚未有任何办理的证明，不能作为借贷的合意。（二）法院认定事实与孙坚在起诉状中陈述不符，却仍认可借款真实性，相互矛盾。孙坚起诉称，2015年5月7日，余林涛向孙坚提出借款100万元，用于个人专项应急。孙坚念及旧情同意出借，而一审法院则认定，双方“汇给老杨的钱”视同由余林涛向孙坚的借款，因此微信记录表明为借款关系的合意，该项认定显然与孙坚称的借款情况不符。（三）一审法院仅仅采纳孙坚的证据，对余林涛提出的抗辩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事实上，孙坚提供的《会议纪要》、《股东会》等内容，对该款项形成的原因作出了明确解释，双方为共同筹款所进行的整个过程清晰可见，而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微信消息也印证了上述过程的真实性。
孙坚辩称：第一，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林涛的上诉虽然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从事实和法律上说，没有任何依据。第二，就余林涛和孙坚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所确认余林涛尚欠孙坚人民币182万元的事实，案涉100万元已有银行转账记录予以印证。余林涛的代理人没能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对于孙坚汇给余林涛的案涉100万元，余林涛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不出该款的用途，也说不出该款由任何第三人承担。第三，结合本案中，一审法院决定测谎后，在测谎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余林涛就得知了测谎结果。孙坚书面向测谎机构提出质疑，测谎结论没有全面反映客观情况，不能作为直接依据。此外，孙坚和余林涛向广州农商行从化分行代偿方面是双方已经向银行分别代偿了1250万原广州木易公司的银行贷款，这也是双方与银行达成的协议，代偿完毕后银行方面提出无理要求，要求再偿还300万银行利息，孙坚不同意支付，但余林涛同意支付，上述款项是余林涛单独支付，若孙坚同意支付，其会直接汇入广州市木易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木易公司）的账户或银行还款账户，并不会汇入余林涛账户，在本案汇款备注中明确标明了是借款，邓云雪代偿原广州木易公司的贷款所汇入的账户是广州木易公司的还款账户。关于一审中杨某的证言，杨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孙坚和杨某的父亲存在1000万的债权债务纠纷，杨某在当庭的陈述中也明确表明了其证人证言是余林涛的代理人拿去让其签字，其中的证明文件也没有经过广州木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意，就自行加盖公章，杨某的书面证明及当庭对孙坚不利的陈述，没有证明效力。余林涛一直引用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但是余林涛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余林涛提供的证据均是指向邓云雪和余林涛负有共同筹资义务，为广州木易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孙坚从没有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款到广州木易公司的还款账户，故孙坚没有合同义务，在之前也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行为为广州木易公司偿还银行贷款。余林涛将本案的法律关系牵强的引向邓云雪和余林涛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会议纪要等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必要按照余林涛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孙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余林涛向孙坚返还欠款100万元；二、余林涛向孙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余林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木易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杨光伟，投资者为杨光伟、张玉珍。江苏木易阻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木易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31日，原企业名称为“徐州市木易星火木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法定代表人原为孙坚，后于2015年8月17日变更为余林涛，现登记的投资者为邓云雪（孙坚的配偶）及余林涛。
余林涛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账号为62×××45、33×××59的两个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尾数5045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5月6日收到青海创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250万元，此时账户余额为2698347.42元；该账户于2015年5月7日先向余林涛尾数为4559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60万元，再收到孙坚转账付来的100万元（附言“专项借款”），再于2015年5月12日向江苏木易公司转账支付100万元（附言“余林涛代杨光伟偿还公司”）；而余林涛尾数为4559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5月7日向广州木易公司转账支付了260万元（附言“借款”）。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借款合意。孙坚主张双方在案涉100万元款项交易前达成了借款合意，余林涛不予认可。孙坚对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2015年5月6日，余林涛通过微信即时通讯软件平台向孙坚发送了一条消息，内容为：“中国建设银行西宁市支行。余林涛。账号：62×××45”。孙坚回复一条消息，内容为：“老余：这笔款加上上次你安排我汇给老杨的82万共182万，可视同你暂借我的，所有手续由老杨向你办理，我来起草文件，把老杨的广州木易股权质押上去，锁定广州木易。也可以倒过来，视同你借我的，老杨同我办理手续。不必两个都办理。”余林涛回复称：“可以”。
余林涛确认该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抗辩称该微信内容约定的借款人、贷款人不明确，不足以证明孙坚与余林涛达成借款合意。孙坚则回应称该微信内容系由孙坚向余林涛提出了两种方案，前一方案的意思表示是孙坚向余林涛出借款项后由余林涛另行出借给杨光伟，再由余林涛与杨光伟办理相应手续；后一方案的意思表示是余林涛向孙坚出借款项后由孙坚另行出借给杨光伟，再由孙坚与杨光伟办理相应手续；而余林涛回复“可以”说明余林涛同意两种方案，故孙坚自行选择采取前者。
虽然孙坚提供的微信消息后半部分字句含义模糊，但结合上下文作出全面理解可知，孙坚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如其陈述的两种方案。余林涛回复“可以”，即余林涛对孙坚所提两种方案均无异议。再结合余林涛向孙坚提供收款账户以及孙坚向余林涛指定账户转账交付了100万元的事实可知，双方的实际行为反映出双方对于孙坚选择按第一种方案操作均无异议。
二、关于款项用途。孙坚主张案涉款项系余林涛借取后用于向杨光伟支付股权转让款，孙坚对此提供了《江苏木易阻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股份转让委托书》、《会议纪要》等，显示杨光伟于2015年3月24日书面同意将其持有江苏木易公司3%的股份作价300万元转让予余林涛，股份转让手续及对价收取委托余林涛办理，且全部股份转让款用于偿还杨光伟向江苏木易公司借取的借款。余林涛对此不予确认，抗辩称案涉款项系由于邓云雪与余林涛负有共同筹集资金代为偿还广州木易公司拖欠银行贷款本息以便于解除江苏木易公司的担保责任，故孙坚代其配偶邓云雪交付了案涉款项。余林涛对此提供了《股东会决议》，显示杨光伟、余林涛、孙坚参与了江苏木易公司在2014年9月13日召开的股东会，其中孙坚以邓云雪的代理人身份参会。该《股东会决议》第三条记载，余林涛与邓云雪在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应协助杨光伟融资并垫付广州木易公司在广州农商行的贷款利息。余林涛还提供了证人杨某的证言，杨某系杨光伟的女儿，系广州木易公司的员工，负责银行融资贷款工作。杨某出庭作证称，广州木易公司拖欠银行贷款本息，江苏木易公司对此债务提供了担保，后由于杨光伟资金不足以清偿债务，三方协商一致约定孙坚与余林涛共同为广州木易代为垫付2500万元用于偿还贷款本息，最后因银行向广州木易公司催收剩余债务260万元，所以孙坚、余林涛共同筹款260万元用于清偿。但杨某明确表示其并没有从孙坚处直接得知孙坚与余林涛约定共同负担该笔债务，系其个人认为上述2500万元、260万元均系孙坚、余林涛平均负担。
根据前述查明余林涛两个银行账户的流水账，余林涛转账至广州木易公司账户的260万元主要来源于案外人青海创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转账付款，余林涛转账的附言为“借款”；而余林涛转账至江苏木易公司账户的100万元则来源于孙坚的转账付款，该笔转账附言为“余林涛代杨光伟偿还公司”。该100万元的转账附言记载的用途与孙坚提供的证据较为吻合。余林涛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虽然记载邓云雪与余林涛负有代为垫资的义务，但孙坚对此并不负有任何义务，且余林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云雪委托孙坚代为交付有关款项。再者，余林涛提供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实孙坚与余林涛协商一致约定孙坚与余林涛共同负担代为垫资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义务。
三、关于司法心理测试。在孙坚、余林涛举证均不足以证实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时，一审法院征得双方同意以司法心理测试的形式协助查明有关事实，于2016年9月18日委托广东警官学院司法心理测试技术中心对孙坚、余林涛进行司法心理测试。该中心采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生产的PG15型多参量心理测试仪，用CQT测试法（准绳问题测试法）对孙坚、余林涛分别进行测试，并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了粤警院测鉴字2016[09]号《司法心理生理测试报告》，测试结论意见为：“孙坚说2015年5月7日转账给余林涛的100万元是借给他的钱系说谎；余林涛说2015年5月7日孙坚转账给他的100万元是双方共同为广州木易有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钱系实话。上述分析结论意见仅供审判参考。”
孙坚对该测试报告提出异议，认为司法心理测试采用机械性手段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测试，而不是依据科学技术对案件事实本身作出分析认定，且孙坚从余林涛的司机王猛处得知余林涛在该测试报告出具之前已经获悉测试结论，故该测试结论并不客观真实，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孙坚对此提交了一份谈话录音，主要内容反映江苏木易公司的采购部经理周源与保安部保安周建猛谈话时，周建猛称其曾听王猛在十月初提及余林涛在与孙坚的诉讼中胜出了。孙坚提供的该份录音并非周建猛与王猛的直接对话，对于待证事实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较低。而且周建猛在该对话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余林涛在案涉测试报告出具之前已经获悉测试结论，不足采信。
至于该测试报告的证明力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司法心理测试的工作原理是在询问时观察被测试者的心率、血压、呼吸速率或皮电活性等指标相对于普通水平的波动，从上述生理反应判断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可见测试结论会受到仪器精准率、被测试者心理素质以及有无采取反制措施等因素的影响。其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而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心理测试尚未被明确列为司法鉴定类型，在书证、物证等证据不足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司法心理测试报告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不能作为直接定案依据。其三，孙坚对案涉测试报告提出异议后，提交了2015年5月6日的微信消息记录。案涉司法心理测试结论与微信消息记录的内容相互矛盾，在微信消息记录与银行流水账记载的转账附言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时，案涉测试结论的证明力较弱，不足以推翻其他证据的证明内容。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司法心理生理测试报告》。
一审法院认为，孙坚于2015年5月7日向余林涛转账交付100万元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孙坚与余林涛对该款项是否达成借贷合意。
孙坚提供的微信消息记录及银行转账凭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孙坚与余林涛曾于2015年5月6日协商两种借款方案以及孙坚在2015年5月7日按照第一种方案向余林涛交付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余林涛收到款项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余林涛同意按照第一种方案处理。孙坚提供的《股份转让委托书》与余林涛的银行流水账亦互相印证，证实余林涛向江苏木易公司转账支付100万元作为受让杨光伟的股权转让对价，并受杨光伟之委托代其偿还对江苏木易公司所负债务。余林涛抗辩所称案涉款项是孙坚与余林涛共同筹集资金代广州木易公司偿还贷款本息以解除江苏木易公司之担保责任，余林涛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通过前述关于款项用途的分析意见可知，余林涛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孙坚负有共同筹资的义务以及孙坚明确表示案涉款项系用于代偿广州木易公司贷款本息的事实，故余林涛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再者，余林涛取得案涉100万元后如何处分，并不必然影响资金来源及其性质。相较之下，孙坚提供的证据更加充分，足以证实孙坚与余林涛在2015年5月6日已经达成借款合意。综上，一审法院依法采纳孙坚的主张。
由于孙坚与余林涛并未明确约定案涉100万元的借款期限及利息标准，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借款为不定期无息借贷，孙坚有权随时催告余林涛在合理期限内向孙坚偿还借款本金，余林涛未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则应当向孙坚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因此，孙坚要求余林涛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该逾期利息应以1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起诉催告之日即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余林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坚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二、余林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坚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6年4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孙坚已预交18800元）、鉴定费10000元（孙坚、余林涛各预交5000元），合计28800元，由余林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余林涛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坚与余林涛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从孙坚、余林涛双方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股份转让委托书、股权托管协议、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来看，并无反映孙坚或其配偶邓云雪须与余林涛共同为广州木易公司于2015年5月7日代偿银行贷款260万元。第二，证人杨某明确广州木易公司出具的证明由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杨光伟的私章，不记得杨光伟当天是否有在场以及是否同意，并表示其并没有从孙坚处直接得知孙坚与余林涛约定共同代偿贷款260万元，系其个人认为260万元系孙坚、余林涛平均负担。第三，2015年5月6日承诺书正文承诺代偿广州木易公司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6月20日两期贷款利息的主体是徐州木易星火木业有限公司及余林涛，虽然孙坚的代理人在落款处代孙坚签字，但孙坚时任徐州木易星火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以此推断孙坚本人承诺代偿上述贷款利息。第四，从双方的微信记录来看，不论两种方案的手续如何办理，该两种方案均强调为“借”。至于司法心理生理测试报告的证明力问题，原审法院已进行详细阐述，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余林涛主张案涉款项是其与孙坚共同替广州木易公司代偿银行贷款本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孙坚提供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孙坚与余林涛协商借款方案以及孙坚交付借款100万元的事实。孙坚与余林涛达成借款合意且孙坚已交付借款，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余林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余林涛已预交），由余林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萧稚娟
审判员 李丽莉
审判员 何玉煦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潘 巍
附录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