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8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森郁（FENGSENYU），男，汉族，住开平市，国籍为委内瑞拉，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巨欢，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玲，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芹，女，汉族，住所地：开平市，现居住地：开平市，上诉人冯森郁（FENGSENYU）（以下称冯森郁）因与被上诉人李立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3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森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李立芹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立芹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李立芹已实际出借740000元给冯森郁并认定涉案三份借据均已生效。同时，对李立芹请求的利息处理不当。一、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李立芹已经实际出借740000元给冯森郁。首先，一审法院错误分析本案三份借据约定的付款方式与实际支付不一致的情况。2014年3月11日借据约定“借款人民币现金肆拾万元整（400000元）”，李立芹当日仅向冯森郁汇款396000元，其付款方式、金额均与借据约定的不一致。李立芹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余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李立芹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4000元后，再汇款396000元。2014年5月7日借据约定“借款人民币现金拾肆万元整（140000元）”，李立芹当日仅汇款100001元，再次出现了借据载明的付款方式、金额与实际交付不一致的情况。对于2015年3月9日借据中载明的借款200000元，李立芹述称全部是以现金方式出借，缺乏依据。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李立芹多次作为出借人的情况，对于现金支付200000元如此大额的款项的风险应当具有相应的预见能力，其行为不符合常理，且与双方第一次、第二次的交易习惯不符。事实上，冯森郁并未收到该笔200000元。其次，一审法院忽略了李立芹诉称的借款目的。李立芹称冯森郁是以筹建卡洛斯酒店资金不足为由分三次向其借款。实际上，卡洛斯酒店于2014年10月份已登记成立并实际经营，不存在2015年3月还需要资金用于筹建的情况。再次，一审法院以冯森郁向李立芹汇款680000元倒推出李立芹出借740000元的事实有误。因冯森郁的涉案银行卡已注销，无法查询以往的汇款记录，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时仅能确认汇款400000元的事实，并保留对多汇的280000元的追究权。第二次庭审经质证，冯森郁确认收到李立芹出借的496001元，并再次强调保留追究向李立芹多付的183999元的权利。冯森郁多次表示2014年5月及2015年3月的借据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为了不影响卡洛斯酒店的经营才签订上述借据。在签订上述借据后，且李立芹霸占了冯森郁名下的房屋的情况下，尽量按照上述借据进行付款，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因为借到740000元而还款。最后，李立芹认为借款本金总计740000元并确认冯森郁向其还款680000元，尚欠借款60000元，但2014年3月11日借据约定年利息48000元，且2014年5月7日借据约定年利息16800元，李立芹仅仅主张了最后一笔2015年5月7日200000元借款的利息，在冯森郁支付的680000元中并没有扣除40万借款和14万借款的利息，其主张不符合常理，足以证明李立芹诉请的款项尚未发生。二、李立芹在起诉时提出冯森郁支付6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在第一次庭审时并未变更或补充。该诉讼请求关于利息仅能理解为60000元的利息，但是李立芹于庭审后明确涉案利息以冯森郁每次还款时间段计算至2016年9月22日，明显属于增加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据此按各时间段计算实际欠款产生的利息，违反了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增加诉讼请求必须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的规定，属于处理不当。综上，李立芹仅出借了496001元给冯森郁，冯森郁已全部还清本息，请求法院查清事实，驳回李立芹全部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冯森郁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原审判决在李立芹没有提供其提取现金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即认定李立芹以现金方式支付涉案借款，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已查明第一笔借款400000元，是李立芹先行扣除4000元利息后再转账出借396000元，从而证实李立芹所主张的“余款以现金形式给付”是不可信的。被上诉人李立芹辩称：一、第一笔借款是于2014年3月11日借400000元，当时李立芹扣除了4000元的利息，该情况与银行转账记录一致。之后的每月利息均由冯森郁按时支付现金4000元给李立芹。2014年5月7日，冯森郁向李立芹借款140000元，李立芹扣除了1400元利息后支付138600元给冯森郁，其中转账100001元，现金支付38600元。2015年2月8日，冯森郁偿还50000元，还差490000元。之后的利息（每月4900元），通过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李立芹有证据证明冯森郁向李立芹支付利息，且在相关的银行流水可以查看。其中，2015年4月1月、2015年5月5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3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5年6月5日是网上转账支付，每次支付利息4900元。其他均是通过现金支付利息。二、关于涉案200000元借据的发生经过。当时李立芹从事洗浴行业，收入很高，因此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借款给他人。李立芹是在工作当中认识冯森郁，且发展至同居关系。冯森郁在2014年3月及5月，以在开平投资为由李立芹借款400000元与140000元。由于双方当时为同居关系，李立芹遂把银行密码告知冯森郁，并由冯森郁自行转账。因为李立芹的工作性质是每天收取现金，下班时进行结算，所以每天手头上都会有100000元左右的现金，所以在第二笔借款发生时，转账100000元后支付38600元现金给冯森郁。当时约定上述款项均是每月1%的利息，冯森郁每月均有支付利息，大部分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因为二人保持稳定的同居关系，且给付现金比较方便，也让李立芹产生了信任。2015年3月，冯森郁以扩建地下室为由向李立芹借款200000元，李立芹遂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冯森郁。冯森郁称酒店经营一般，且生意周转困难，遂称第三笔借款200000元在其盈利后再还清本金并支付利息。基于对冯森郁的信任，李立芹没有要求其在收据上写利息。三、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冯森郁称生意周转困难，遂将双方一起居住的房屋以2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李立芹。2016年时，冯森郁却反悔并要求取消买卖、退回200000元给李立芹，但李立芹当场拒绝。同年，由于冯森郁的妻子及家人均从委内瑞拉迁回，冯森郁开始失联且不偿还欠款，李立芹遂提起本案诉讼。李立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森郁返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2.冯森郁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森郁为借款人，李立芹为出借人，冯森郁先后于2014年3月11日、2014年5月7日、2015年3月9日出具借据给李立芹，约定向李立芹借款400000元、140000元和200000元，合计740000元。以上借款，李立芹分别于2014年3月11日和2014年5月7日以转账方式向冯森郁交付396000元、100001元，李立芹陈述其余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冯森郁。其中第三笔借款的借据载明“本人现向李立芹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还款时以转账方式给李立芹,还款日期2015年6月9日”。涉案借据中，第一笔借款的借据约定年利息48000元；第二笔借款的借据约定利息为年利息16800元；第三笔借款的借据没有载明关于利息的约定，李立芹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参照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约定）。李立芹与冯森郁双方确认第一笔借款400000元借款本金已偿还给李立芹；李立芹认为冯森郁已偿清第二笔借款140000元的本息，李立芹对冯森郁偿还借款本金680000元提供了银行账户流水予以证明；其中李立芹认为冯森郁已偿还的第三笔20万借款其中的140000元的还款日期和还款金额分别为：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3日、2015年9月3日、2015年10月6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2月5日、2016年2月16日，每次还款的金额均为20000元。李立芹认为冯森郁至今尚欠其第三笔借款60000元及利息未偿付。李立芹于庭审中明确涉案利息以冯森郁每次还款时间段计算至2016年9月22日按月息1%计算，利息共计为20604元。李立芹向其追讨未果，遂成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李立芹、冯森郁没有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由于涉案争议为冯森郁应否偿还借款本息，李立芹为接收货币一方，即合同履行地为李立芹所在地，属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李立芹经常居所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生效；2、冯森郁应否偿还李立芹主张的借款和支付利息给李立芹。关于涉案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冯森郁辨称其实际向李立芹借款金额为490000元，涉案第二笔、第三笔借款的借据是冯森郁在李立芹的恐吓、威逼下签订，并实际多支付280000元给李立芹，且认为李立芹提交的短信信息可证明其上述主张。经查，李立芹提交的短信信息不足以证明冯森郁辨称的上述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李立芹与冯森郁先后签订三份借据，约定的借款金额分别为400000元、140000元和200000元，合计740000元。为此，李立芹分别于2014年3月11日和2014年5月7日以转账方式向冯森郁交付396000元、100001元，李立芹陈述其余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冯森郁。而冯森郁以转账的方式向李立芹偿还了第一笔借款400000元的借款本金，亦以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80000元给李立芹。李立芹就第三笔借款的事实提供了借据予以证明，借据载明“本人现向李立芹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还款时以转账方式给李立芹,还款日期2015年6月9日”。从李立芹与冯森郁之间的借贷行为中可见，李立芹具有出借涉案借款金额的经济能力，并且李立芹提供的第三笔借款的借据载明的内容能与其陈述的现金出借款项、银行转账还款方式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反，冯森郁对其主张的多支付给李立芹的280000元并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其辨称的事实亦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第三笔借款的借据载明的借款事实已实际发生，即李立芹已实际出借200000元借款给冯森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李立芹与冯森郁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李立芹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还款记录足以证实，该借贷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李立芹已提供借款给冯森郁，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李立芹认为冯森郁支付的680000元款项中，其中140000元是偿还涉案第三笔借款200000元借款的本金，认为冯森郁尚欠其第三笔借款60000元，原审法院对李立芹主张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以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涉案借款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9日，冯森郁至今尚欠李立芹借款60000元，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责任。李立芹请求冯森郁偿还借款人民币60000元，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涉案的第三笔借款没有明确约定利息，李立芹则认为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1%（参照第一笔和第二笔借款的利息约定）。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三笔借款为三份独立的借贷合同，关于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应在各份合同中明确约定，第三笔借款在没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不能推定适用之前两笔借款的利息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立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就其所主张双方关于第三笔借款利息的约定，涉案借款应为没有约定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借款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6月9日，逾期利息应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李立芹主张利息计算至本案庭审之日（即2016年9月22日）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冯森郁就涉案第三笔200000元的借款已偿还的140000元的还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3日、2015年9月3日、2015年10月6日、2015年11月3日、2015年12月5日、2016年2月16日，每次还款的金额均为20000元。所以涉案利息的计算方式应：以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015年6月10日一天的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5年7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3日起至2015年9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4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3日起至2015年10月5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2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6日起至2015年11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3日起至2015年12月4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8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5日起至2016年2月15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6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6年9月22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案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原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冯森郁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60000元及支付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015年6月10日一天的利息；以18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5年7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3日起至2015年9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4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3日起至2015年10月5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2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6日起至2015年11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3日起至2015年12月4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8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5日起至2016年2月15日按年利率6%计算；以6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6年9月22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给李立芹；二、驳回李立芹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冯森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15元，由冯森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李立芹提交的借据，该借据仅说明李立芹与案外第三人梁健勇、梁健成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关于“李立芹对冯森郁偿还借款本金680000元提供了银行账户流水予以证明”的事实部分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李立芹提供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清单以证明冯森郁已偿还借款68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冯森郁是否已向李立芹清偿涉案的全部借款本息。具体分析如下：冯森郁上诉称李立芹实际出借的款项金额为496001元，其并未收取李立芹现金交付的其他款项，且其已偿还680000元，主张涉案借款本息已全部清偿。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冯森郁先后向李立芹出具了三张金额不等的《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400000元、140000元和200000元。首先，冯森郁于2014年3月11日签订的《借据》（以下称“涉案第一张借据”）中明确约定借款金额为400000元，利息为年利息48000元（即月利息为4000元）。经查，李立芹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冯森郁支付396000元，一、二审庭审中，李立芹均承认其先行扣除4000元利息后再向冯森郁交付涉案第一张《借据》中约定的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对于2014年3月11日的《借据》，本院依法认定李立芹向冯森郁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为396000元。其次，2014年5月7日的《借据》（以下称“涉案第二张《借据》”）中载明借款金额为140000元,年利息为16800元（即月利息为1400元）。查明事实显示，2014年5月7日，李立芹通过转账方式向冯森郁支付款项100001元。对于剩余的借款，李立芹在二审中述称其先行扣除1400元的利息后，当天通过现金方式支付38600元给冯森郁。冯森郁则抗辩称没有收到李立芹支付的现金。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涉案第二张《借据》上的打印日期为2014年5月7日且李立芹于当天通过转账方式向冯森郁支付100001元。若冯森郁并未收到李立芹支付的38600元现金款项，冯森郁却仍于2015年1月29日在借款金额记载为140000元的涉案第二张《借据》上签名，其行为与常理不符。并且冯森郁在本案的一、二审庭审中对涉案第二张《借据》的借款金额的构成以及签名的经过所作的陈述前后矛盾。在一审的两次庭审中，冯森郁均述称其并未实际收取涉案第二张《借据》中约定的借款，是在李立芹的恐吓、胁迫下签订，但在原审法院依法调取李立芹的银行账户历史明细后，冯森郁遂承认收到李立芹于2014年5月7日转账支付的100001元；在二审庭审中，冯森郁则对此述称由于李立芹当时租用其名下的房屋并自称对其名下的房屋进行维修，要求其支付40000元的维修费用给李立芹，经多次协商后，冯森郁最终同意将40000元的维修费连同其实际收到的100000元借款形成借款金额为140000元的《借据》，并在该《借据》上签名。从冯森郁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冯森郁是自愿在涉案第二张《借据》中签名的，与其一审所作陈述完全相反，冯森郁亦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相反，李立芹对于借款现金的来源、现金交付经过、支付能力等事实作出了详细陈述。冯森郁虽否认收到李立芹交付的现金，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证据优势规则，结合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李立芹已向冯森郁交付38600元现金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于冯森郁没有收到李立芹交付的借款现金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同时，依前文所述，借款本金应以实际出借的借款金额为准，李立芹承认其先行扣除1400元利息再将借款交付给冯森郁，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对于涉案第二张《借据》，李立芹向冯森郁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为138600元。最后，冯森郁于2015年3月9日出具的《借据》（以下称“涉案第三张《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200000元。李立芹述称其当天以现金方式交付200000元给冯森郁，并对现金的具体来源、交付经过、收入状况、借款用途等作出详细陈述。虽然冯森郁否认收取200000元，但其仍在《借据》上进行签名确认，且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冯森郁曾在本案起诉前要求解除上述借款合同或退回该《借据》。冯森郁抗辩称涉案第三张《借据》也是在李立芹胁迫下签订，且称其当时并没有借款的需要，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相反，若涉案第三张《借据》是冯森郁在李立芹的胁迫下签订的，一审中，冯森郁称涉案第二张《借据》已是在李立芹的胁迫下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冯森郁当时不仅没有向相关部门报案或采取其他救济的措施，却在相隔不足两个月时间里（即2015年3月9日）再次在李立芹的胁迫下签订涉案第三张《借据》，且至今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其自身权利。在冯森郁仅收到李立芹转账支付的496001元的情况下，却先后多次向李立芹支付高达680000元的款项，其行为有违常理。本案中，冯森郁亦未能提供证据以反驳李立芹的上述主张。结合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因素，本院认为李立芹已向冯森郁交付200000元借款的法律事实的发生具有更高的盖然性。因此，本院依法认定，对于涉案第三张《借据》，李立芹已向冯森郁实际交付借款本金200000元。综上可知，李立芹已向冯森郁交付的借款本金合计为734600元（396000元+138600元+200000元）。查明事实显示，涉案第一张和第二张《借据》所约定的利息分别为年利息48000元和16800元，均未超过李立芹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396000元、138600元的年利率24%，因此，冯森郁仍应按案第一张和第二张《借据》的约定向李立芹支付相应的利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冯森郁已向李立芹还款680000元，李立芹对此主张其中的14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第三张《借据》。从李立芹的上述主张可知，其实质主张冯森郁支付的680000元中的54000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第一、第二张《借据》的借款。虽然双方均确认冯森郁除通过银行转账支付680000元外，另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支付其他款项，但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冯森郁向李立芹支付的全部款项的总额。结合涉案第一、第二张《借据》约定的利息以及冯森郁偿还680000元的时间等因素计算，冯森郁所支付的540000元尚未超出涉案第一、第二张《借据》约定的利息与实际借款本金的总和。在此情况下，李立芹承认涉案第一、第二张《借据》的借款已全部清偿且冯森郁已偿还涉案第三张《借据》中的1400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故本院予以确认。如前所述，李立芹已向冯森郁交付涉案第三张《借据》约定的借款本金200000元，冯森郁仅偿还本金140000元，仍欠款60000元及该笔借款的利息。原审法院据此判令冯森郁向李立芹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对于冯森郁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冯森郁上诉称李立芹在第一次庭审后请求冯森郁支付涉案200000元借款的不同时间段的利息，属于增加诉讼请求且提出时间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间，原审法院对此进行裁决，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李立芹提出本案诉讼时已明确诉请冯森郁支付利息，但未明确其诉请的利息的计算基数、标准以及期限等内容。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李立芹予以释明并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李立芹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的计算方式进行明确，并未超出其起诉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属于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李立芹明确后的利息依法进行裁判，于法有据。因此，对于冯森郁的该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冯森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元，由上诉人冯森郁（FENGSENYU）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萍辉审 判 员  陈侃伦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