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民二终字第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港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火炬大道16号。法定代表人：赵继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乐，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来，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曲沃县高显镇西白集村。法定代表人：张天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玲，山西柯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永军，山西柯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阳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545号5号楼297室甲。法定代表人：陈明郁，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重庆港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山西立恒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恒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阳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港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乐、张宗来，被上诉人立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玲、谭永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阳煜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华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交付钢材24918.055吨，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赔偿钢材差价损失。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立恒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第三条第二款“交货办法”约定：供方（立恒公司）代办运输至需方（港华公司）仓库交货，费用由需方承担；第三条第三款“到货地点和接货单位（××）”约定：港华公司。根据上述约定，涉案货物的交货、提供增值税发票系立恒公司义务，其委托他人发送货物至港华公司仓库、将增值税发票交付给港华公司的行为，不能认定立恒公司委托的人有权代表港华公司履行合同。（二）涉案货物实际交易过程中并非阳煜公司在立恒公司提货销售后，再将货款及代理费支付给港华公司。港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举示的《提货清单》证明港华公司已将收到约2万多吨的货物交付给阳煜公司，原审法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既然认可阳煜公司在港华公司提货的事实，又在判决中推定货物由阳煜公司在立恒公司自行提走是自相矛盾的。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签订的《代理购销合同》也约定阳煜公司付清货款后再从港华公司提走货物。可见，三方实际交易模式与合同约定一致，即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付款，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交货，阳煜公司付清货款后港华公司将相应货物交付给阳煜公司。（三）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阳煜公司仅在2012年上半年发生本案所涉5笔钢材贸易交易，不能认定为长期采取本案的模式进行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各方对此模式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都是明知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错误。（一）本案所涉《购销合同》、《代理购销合同》均为独立的买卖合同。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所签订的5份《购销合同》约定由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交付钢材，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均属买卖合同。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签订的5份《代理购销合同》中约定“在委托方（阳煜公司）付清货款及代理费用之前，相应货物的所有权归代理方(港华公司)所有”，表明该合同交易目的为阳煜公司通过支付港华公司货款和利润，以换取港华公司向阳煜公司交付钢材。《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代理购销合同》符合合同法对买卖合同特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购销合同》第五条约定：“港华公司在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以现款方式向供方支付全额货款。”可见，《购销合同》约定货物的交付、价款的结算均在立恒公司与港华公司之间进行，不涉第三方。《代理购销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阳煜公司在90日内将全部的款项付清，同时提清货物；第二条第三款约定：委托方（阳煜公司）不能变更采购合同条款，不得对供方（立恒公司）作出合同之外的承诺。可见，《代理购销合同》约定货物的交付、价款的结算也不涉及第三方，且阳煜公司无权改变《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交货对象。立恒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抗辩：“港华公司将通过与阳煜公司订立《代理购销合同》，将其在《购销合同》中的除付款以外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阳煜公司”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港华公司举示的向阳煜公司实际交付钢材约20000吨的交货凭证、立恒公司交货的铁路大票、立恒公司举示的部分交货凭证、法院调取陈某笔录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明实际履行过程中阳煜公司系按照《代理购销合同》约定到港华公司提货，港华公司没有将提货的权利转移给阳煜公司。因此，《购销合同》、《代理购销合同》均为独立的买卖合同。（二）即使《代理购销合同》属于委托代理合同，本案也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除外情形。立恒公司与港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立恒公司代办运输至需方（港华公司）仓库交货”。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签订的《代理购销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委托方（阳煜公司）不得擅自更改确认后的采购合同条款，不得对供方（立恒公司）作出合同之外的承诺”。可见，阳煜公司无权变更《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交货对象，即使原审判决认定《代理购销合同》为委托合同，本案也属于有确切证据证明《购销合同》仅约束立恒公司、港华公司。因此，立恒公司有义务向港华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支持港华公司的上诉请求。立恒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阳煜公司及叶某是港华公司委托的人，而非立恒公司的委托人。1、《购销合同》的履行与约定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港华公司认可已交付20081.945吨货物的“货票”和“货物运单”上，显示的“收货人名称及地址”均为“重庆港九港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九公司）”，而非港华公司，即合同实际履行中的“到货地点及接货人”与合同约定不一致。2、在本案5份《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代表港华公司出面办理合同履行事宜的就只有阳煜公司的陈某与叶某，而且通知立恒公司“到货地点及接货人”变更为港九公司的也只有阳煜公司的陈某与叶某；加之港华公司在原审中声称港九公司是其物流仓库、且认可立恒公司将20081.945吨货物代办运输到港九公司的事实，港华公司在事实上认可阳煜公司、叶某对其的代理行为。结合港华公司在5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将其在《购销合同》中作为购方的义务转由委托方阳煜公司承担的约定，阳煜公司及其指派人员叶某的代理行为，是基于代购合同的约定。（二）港华公司提供的证据《提货清单》不能证明“三方实际的交易模式与合同约定一致，即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付款，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交货，阳煜公司付清货款后港华公司将相应货物交付给阳煜公司”的上诉主张。1、港华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提货清单》，由“提货单”与“发货单”组成，该提货清单项下交货数量合计19977.53吨，与其认可的交货数量20081.945吨不一致，且港华公司未能提供差额104.415吨货物的货权转移手续。2、《提货清单》项下的19977.53吨货物的运费由阳煜公司支付，即阳煜公司及其指派人员办理了该批货物的提货手续、运输手续，说明该批货物的货权归阳煜公司。3、结合阳煜公司先出“提货单”、港华公司后出“发货单”的顺序，且发货单上“货主单位”一栏填写“阳煜公司”，提货单上“购货单位”一栏与发货单上“提货单位”一栏的客户姓名或名称相同、均为阳煜公司下游客户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货权归阳煜公司所有，货物也是阳煜公司销售的”事实，这一事实与陈某笔录第5页中“货物的销售都是由我们负责的”叙述相互印证，否定了港华公司认为其与阳煜公司之间是销售货物、转移货权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4、港华公司已向阳煜公司累计开具价值13245.708205万元（对应31842.60吨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结合阳煜公司已向港华公司付清前4份代购合同项下全部货款12872万元、代理费377.9516万元以及已支付第5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货款1126.2万元的事实，也与港华公司认为其与阳煜公司是先付款后交货、且仅交付20081.945吨货物的主张不一致。5、原审法院从重庆市九龙坡区国税局（以下简称九龙坡国税局）调取的证据证实，港华公司已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了立恒公司开具的价值13058.925万元的增值税票，该事实也与港华公司起诉时认可的已交付货物对应金额7980.796945万元（5份合同项下货款总额18137万元－港华公司认可的未交货金额10156.203055万元＝7980.796945万元）不一致。（三）立恒公司知悉港华公司和阳煜公司之间的代购关系，也知悉5份《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实际购买人是阳煜公司；港华公司明知、默认阳煜公司及叶某代理其履行购销合同项下与提货相关的义务的，即阳煜公司及叶某是港华公司的表见代理人，其行为后果应由港华公司承担。（四）港华公司用代理采购的模式为钢贸企业提供资金拆借服务，即钢铁行业所谓的“托盘”贸易模式为其经营惯例。原审法院向九龙坡国税局调取的港华公司认证抵扣的增值税票明细表，也证明港华公司已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了2012年5月8日《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增值税发票，该行为也间接否定了港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否则无法解释在立恒公司未交付案涉5份《购销合同》项下价值高达10156.203055万元货物的情况下，港华公司仍然与立恒公司继续签订《购销合同》，全额支付货款。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港华公司关于《购销合同》、《代理购销合同》均为独立买卖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立恒公司关于港华公司转移《购销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主张有充足的事实与法律依据：1、港华公司除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外，未派人参与《购销合同》的其他履行环节，事实上是阳煜公司及其委派人员叶某参与了《购销合同》的其他履行环节。2、港华公司认可交付的20081.945吨货物的提货手续、运费支付与结算义务、到站地点及接货人由合同约定的港华公司变更为港九公司的通知义务，均是由阳煜公司及叶某经办的。3、《代理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由阳煜公司承担与供应商直接结算运费的事实。上述事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完整证明了港华公司对《购销合同》项下的提货及其附属义务，通过代购合同授权或转移给阳煜公司的事实。（三）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的《代理购销合同》属于“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应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港华公司关于购销合同只约束其与立恒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港华公司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港华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立恒公司立即向港华公司交付符合合同约定材质、规格、型号、数量，且总价值为10156.203055万元的盘圆钢材24918.055吨；二、立恒公司立即向港华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16.121101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从2012年2月13日开始计算至2012年8月9日止，最终计算至立恒公司实际交付完所有钢材之日止）；三、立恒公司立即向港华公司支付延迟交付钢材产生的差价损失687.341255万元（暂按合同约定价格与港华公司起诉之日重庆市场销售均价计算价差及损失总额，最终以港华公司实际收货之日重庆市场销售均价为基础计算出的价差及价差总额为准）；四、本案诉讼费用由立恒公司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2、13日，立恒公司（供方）与港华公司（需方）签署编号为LHGH120113B、LHGH120113A的两份《购销合同》，约定购货数量合计2万吨，货款合计7940万元。同年1月16日，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7940万元。2012年3月13日，双方又签署编号分别为LH2012031301GH、LH2012031302GH的两份《购销合同》，约定购货数量合计1.2万吨，货款合计4932万元。同年3月14日，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2466万元、3月15日支付2466万元，两份合同项下支付货款合计4932万元。2012年4月20日，双方又签署编号为LH2012042001GH的《购销合同》，约定购货数量为1.3万吨，每吨单价4050元，实际结算价按钢厂结算为准，总货款5265万元。同年4月24日，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5265万元。该5份合同除合同编号、货物数量及金额不同外，其余内容相同。均约定产品交货单位为立恒公司，交货方法为供方代办运输至需方仓库交货，费用由需方承担，到货地点和接货单位均为港华公司，产品的交提货期为30天，此外还对产品技术标准、产品质量异议提出期限、合同纠纷处理等作出了约定。2012年1月13日至4月20日，阳煜公司（委托方）与港华公司（代理方）签订5份《代理购销合同》。该5份《代理购销合同》与5份《购销合同》相对应。主要约定：第一条委托代理采购范围包括合同标的物为代理方代理委托方向立恒公司采购的货物；运输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并由委托方与供方执行结算等等。第二条双方权利义务包括因购销合同所产生的一切代理结果以及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风险由委托方承担；因供方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代理方应及时通知委托方采取补救措施，如委托方要求索赔的，代理方应根据其合同，积极协助委托方向立恒公司索赔，委托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若有质量异议，委托方应自行向立恒公司主张，与代理方无涉；委托方对委托采购的货物品质及数量负全部责任，委托方不得因货物的质量或数量等问题而拒不提货或不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第三条财务结算包括委托方预付合同总金额15%，余款及代理费必须在代理方支付全款之日起90日内全部付清；代理费计算标准为按代理方支付货款总金额的1%每月（含税）计算；交货时间按委托方实际赎货进度为准，若因钢厂原因导致未能及时交付的，委托方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与代理方无涉；代理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均由委托方承担等等。陈某陈述：阳煜公司、港华公司和立恒公司是合作关系，通常是阳煜公司向港华公司支付一些保证金，然后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购买钢材，阳煜公司与港华公司之间有代购关系，该公司与港华公司这种代购做得比较多，金额很大。港华公司支付货款给立恒公司后通知阳煜公司，提货是由阳煜公司负责，主要是派阳煜公司员工叶某负责办理提货。货物一般是发到港九公司仓库，运费由阳煜公司负担，经办人是黄欢，之后就由阳煜公司销售，从仓库发给购买人，收到货款后再支付给港华公司。对于立恒公司提交的相关合同及单据上阳煜公司的印章和叶某的签名等均是真实的。叶某陈述：其是受陈某的委托到立恒公司具体办理提货、托运等事务。发货都是接到陈某的指令后，交办托运，主要由铁路运输到港九公司仓库，也有发到其他地方的，也有汽车运输的。运费由阳煜公司支付，主要是黄欢办理。具体发货数量记不清楚了，以相关发货单据为准。对于立恒公司提供的证据上的签名都认可其真实性。有关的增值税发票基本都是其在立恒公司处领取后交给阳煜公司。阳煜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载明：一、《代理购销合同》的签订情况。因公司资金不足，实际控制人陈某通过代理购销方式委托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采购盘圆，贸易模式为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阳煜公司与港华公司签订《代理购销合同》，每一份《购销合同》对应一份《代理购销合同》。二、合同的履行情况。（一）阳煜公司向港华公司支付每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保证金后，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每份《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款项；阳煜公司按照立恒公司交货情况以及收取再销售预付货款情况向港华公司支付每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并按占用资金的实际天数结算代理费。共支付5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13998.2万元，代理费37.9516万元，合计14376.1516万元，有相关的支付凭证可以证明。（二）由阳煜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委托叶某到立恒公司厂区办理提货，通知立恒公司提货方式，以及铁路运输每批货物的数量、规格型号、收货人及到货地点，公路运输提货的车号、数量、规格型号等信息，并按立恒公司的要求支付相关铁路运输费用。叶某共提货45397.53吨，价值18115.45105万元。（三）阳煜公司向港华公司支付完每份《代理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货款及代理费后，港华公司向阳煜公司开具该《代理购销合同》项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截止2012年6月28日，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5张，价值13182.547623元，并有发票复印件予以证明。（四）从立恒公司提取的货物，全部由阳煜公司向下游客户销售，并根据下游客户的要求，将货物通过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方式发往各地，并将收取的下游客户的预付货款支付给港华公司。（五）阳煜公司指示立恒公司代办发往重庆南的货物的运输费用由阳煜公司通过黄欢的银行卡支付给立恒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共计313.174464万元；阳煜公司指示立恒公司代办发往怀化南、贵阳东等地货物的运输费用，由下游客户支付给立恒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根据下游客户要求公路运输的货物，由下游客户自行向运输车队结算费用。（六）阳煜公司于2012年4月向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申请将铁路费用抵扣，抵扣税金8.026826万元，其余的未申请抵扣。（七）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一般由叶某领取后寄回阳煜公司，再由阳煜公司寄给港华公司。另查明，港华公司认可立恒公司交付的钢铁20081.945吨的发货经办人均为叶某。再查明，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港华公司将销售单位为立恒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向九龙坡国税局申请抵扣认证，价值共计14452.072657万元。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立恒公司是否应当向港华公司承担继续履行讼争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立恒公司不应向港华公司承担继续履行讼争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理由为：首先，虽然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有《购销合同》，并已实际部分履行，但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还签订有《代理购销合同》，上述购销合同与代理购销合同之间相互关联。因此，认定立恒公司是否需要继续向港华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应结合上述合同进行综合评定。其次，虽然港华公司称其与阳煜公司签订的《代理购销合同》实质为买卖合同，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提交的证据与《代理购销合同》的形式、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情况不符，因此，港华公司不能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的《代理购销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从合同内容看，该《代理购销合同》性质应为委托合同，港华公司系受阳煜公司的委托与立恒公司订立购销合同，而港华公司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应视为其代阳煜公司垫付相关费用的行为。最后，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港华公司、立恒公司及阳煜公司之间长期采取阳煜公司委托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钢铁购销合同并垫付货款，阳煜公司提货并实际销售后，再将货款及代理费支付给港华公司的模式进行商业活动。三方对各自在此模式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都是明知且确定的，因此可以认定立恒公司在签订本案所涉的《购销合同》时就已经知道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应直接约束立恒公司和阳煜公司，即阳煜公司已经实际介入到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作为实际的合同主体承受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而港华公司在该合同中只是阳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应由委托人阳煜公司承担。综上，因港华公司在本案所涉的《购销合同》中只是阳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主张自己是该合同的主体，要求立恒公司向其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和赔偿损失的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可另行诉讼解决。依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驳回港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59.2038万元，由港华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港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签订的5份《代理购销合同》，证明港华公司和阳煜公司之间实质上是买卖合同关系；立恒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第二组证据，阳煜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的交易流程是阳煜公司先付货款，港华公司再发货，而非阳煜公司卖出钢材后才付款，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立恒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的交易流程是阳煜公司先付货款后港华公司才发货、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第三组证据，港华公司给阳煜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明港华公司向阳煜公司开具的是货款发票，而非代理费的发票，故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立恒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四组证据，阳煜公司提货单，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的交易流程；立恒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2月份编号为0056、0061、0066、0088、0094无原件；4月份0136号无阳煜公司印章，上述提货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且部分证据形式存在瑕疵，无法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进行交易的流程。第五组证据，立恒公司向港华公司实际交货数量的证明；立恒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港华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2月份编号为0056、0061、0066、0088、0094提货单无原件以供核对，4月份0136号无阳煜公司印章，这几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港华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虽然能够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存在提货、付款、开具增值费发票等买卖合同关系的形式要件，但上述证据仅涉及阳煜公司、港华公司、立恒公司三方之间部分货物的交易，不能完整反映三方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不足以证明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且港华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与《代理购销合同》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不符，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以采信。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立恒公司应否向港华公司承担继续履行24918.055吨钢材的交货义务，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及钢材差价款等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是否错误。首先，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代理购销合同》第二条“双方权利义务”中明确约定“因该购销合同所产生的一切代理结果以及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风险由委托方（阳煜公司）承担”、“如委托方书面要求索赔的，代理方应根据其合同，积极协助委托方向供方索赠，委托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并应在索赔前，依据代理方书面通知将预付费用划至代理方账户”；第三条第三款“财务结算”中还约定“代理费计算标准：代理费标准按代理方支付给供方货款总额的1.1%月（含税）计算”。根据上述条款约定，港华公司在该交易模式中，并不承担购销合同中任何风险责任，也不承担支付货物运费的义务，仅收取固定“代理费”。在《购销合同》及《代理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港华公司也不是通过赚取钢材款差价的方式接收阳煜公司的付款，而是按资金实际占用天数结算“代理费”，显然双方也不存在实际买卖合同关系。港华公司上诉称其与阳煜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欠理据支持。其次，港华公司应承担三方交易模式变更后的法律后果。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立恒公司负有将钢材托运到港华公司仓库的义务。但是，5份《购销合同》所涉全部钢材，均是阳煜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叶某到立恒公司办理提货、托运等手续，部分货物托运到港九公司仓库，其他货物则依叶某的指示托运到阳煜公司下游客户处。港华公司认可已交付20081.945吨货物的提货、托运手续也是叶某办理，该部分货物的“货票”和“货物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名称及地址”均为“港九公司”，而非港华公司，即合同实际履行中的“到货地点及接货人”与合同约定不一致，说明港华公司同意阳煜公司的工作人员叶某代为变更履行交货地点。而且，5份《购销合同》约定的钢材总重量为4.5万吨，而港华公司认可到仓库钢材为20081.945吨，相对应的货物金额为7980.796945万元，不足合同约定应交货物一半；但港华公司实际收到货款13998.2万元，代理费3.79516万元，港华公司也向阳煜公司开具了《代理购销合同》项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12年6月28日，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5张，价值1318.2547623万元；且港华公司将销售单位为立恒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向九龙坡国税局申请抵扣认证，价值共计14452.072657万元。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港华公司不仅知道阳煜公司已指示立恒公司变更了交货地点，且从阳煜公司收取交货地点变更后的货款、向阳煜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立恒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部门申请抵扣认证等行为，表明港华公司对立恒公司、阳煜公司变更提货、交货及付款方式是同意并认可的。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三方实际履行的交易模式为：“港华公司、立恒公司及阳煜公司之间长期采取阳煜公司委托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签订钢铁购销合同并垫付货款，阳煜公司提货并实际销售后，再将货款及代理费支付给港华公司的模式进行商业活动”，有证据和事实依据。在该交易模式下，立恒公司几乎已全部履行交货义务，立恒公司要求港华公司承担继续履行24918.055吨钢材的交货义务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及钢材差价款等责任，已失去合同依据，港华公司应承担三方交易模式变更后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决认为港华公司可通过委托关系主张欠付货款，并无不当。再次，港华公司共向立恒公司支付货款18137万元，港华公司从阳煜公司收回货款13998.2万元，尚未收回货款仅为4138.8万元。但港华公司在本案中诉请未交付货物价值为10156.203055万元，显然与其实际未收回货款数额不一致。因此，原审判决未予支持港华公司的诉讼请求，结果并无不当。综上，在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三方已实际变更了合同约定的交易模式，且港华公司对立恒公司与阳煜公司变更交货方式及交易模式是知晓的，并以接受阳煜公司支付货款、将立恒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申请税务部门抵扣等行为予以认可。立恒公司已几乎履行全部交付义务（仅余21.54895万元钢材款未交付）,港华公司要求立恒公司承担继续履行24918.055吨钢材交货义务，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及钢材差价款等责任，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是否错误的问题。根据《代理购销合同》的约定，港华公司与阳煜公司之间并非仅存在委托代购合同关系，双方还有融资借款关系，仅以委托代理关系来适用法律，对港华公司来讲显然不利，有违当事人签订《代理购销合同》的合同目的。但是，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三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交货、付款方式，港华公司对变更后的交易模式亦予以认可，即同意阳煜公司直接介入到港华公司与立恒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放弃了《代理购销合同》中关于“委托方（阳煜公司）不得擅自更改确认后的采购合同条款，不得对供方（立恒公司）作出合同之外的承诺”，即对委托方与第三人之间变更购销合同的限制。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认定港华公司在《购销合同》中只是阳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合同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阳煜公司承担，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港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038万元，由重庆港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慧君审 判 员  刘崇理代理审判员  李玉林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孙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