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10民终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龙，男，197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经滨，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忠，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远，牡丹江阳明区新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玉龙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7）黑1003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经滨，被上诉人刘建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龙上诉请求：一、撤销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2017）黑1003民初96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在没有任何确实有效的证据下仅凭主观臆断认定第二车玉米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2.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王玉龙认为车上装的玉米有27吨到28吨确定涉案车辆上所装的刘建忠及王孝波的玉米共计28吨的事实错误，没有法律依据；3.被上诉人出卖玉米中，上诉人对玉米检斤、让他人帮助照看的行为是帮忙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在卖玉米过程中上诉人没有赚取分文，与正常的买卖关系赚取差价款的交易相悖，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存在买卖关系；4.从两车玉米的实际买卖情况看，粮款由买受人直接交付出卖人收取，车费由出卖人直接支付承运人，故上诉人不是买卖合同与运输合同中任何一方相对人；5.假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双方约定玉米到磨刀石镇过称后，上诉人向其支付粮款，车费按斤数由被上诉人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玉米毁损、灭失的风险应从被上诉人将玉米称重确定具休数量能够交付上诉人时转移，即玉米运输到过称确定具体数量上诉人支付粮款后。在中途所发生的玉米毁损、灭失的风险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程序违法。原审庭审笔录开庭时间与另案王孝波案中时间重复；判决书中对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未作判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建忠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刘建忠与王玉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司机白荣军的电话录音证实王玉龙在雇车时明确运输地点是林口县柳树镇。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王玉龙雇佣过该车及其他车辆，将在磨刀石镇收到的玉米销售到到柳树镇嘎库粮库每市斤可获得0.25元的利润。这足以说明王玉龙是专业的玉米收购人员，其收购农户玉米，与农户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王玉龙与案外人王孝恩之间同样是买卖合同关系。王孝恩的玉米最后出售给磨刀石镇史玉英家收粮点，是基于王玉龙在前车翻在后，无法将玉米出售到柳树镇，王玉龙联系史玉英，将该车玉米转卖给史玉英，不能因为王孝恩收取了玉米款就认定与烘干塔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关系。同理，在玉米车翻车后，洒落的玉米经王玉龙派遣张以利出车、雇人收拾后，出售给史玉英，张以利收取玉米款后，扣除运费和人工费后将余款给付王孝波。但不能因此推定，已经翻车的被水冲走的玉米也与烘干塔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法律关系的形成应当自初始阶段确定，也就是一审认定的双方议价后，王玉龙领人收购玉米之时，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已经确定，刘建忠按交易习惯将脱粒、检斤、装上车，即已履行完合同义务，因为刘建忠是在自家里出售玉米，不是雇车运输到秤处销售玉米，故玉米运输灭失的风险应当由玉米购买人，车辆雇用人王玉龙承担。王玉龙所称的帮忙行为不存在更无证据支持。2.王玉龙与刘建忠原本素不相识，不可能找陌生的王玉龙帮忙卖玉米。王玉龙本身就是收购玉米的专业人员，在当地收购玉米，凭据农民身份、村出具的自产证明、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将收购的玉米当做自产粮食高价卖给国家，赚取巨额差价。通过刘建忠二审新的证据，可证明本案发身前王玉龙多次将玉米卖给柳树镇，每市斤获得不低于0.25元的差价。因为国储粮收购价高，对水分及质量要求很严格，故王玉龙本人全天多次检验水分、安排张以利监督老百姓不要掺杂质。是巨额利润的驱使下的买卖关系而为，非毫无缘由的帮忙行为。王玉龙的该观点与其在原二审开庭自认不符，因此，王玉龙所称帮忙观点不能成立。3.王玉龙所称的其只是合同的辅助人观点不能成立。王玉龙承认车辆是其雇佣，说明其与运输车辆的所有人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与刘建忠形成买卖关系先前已经阐述，故王玉龙是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4.本案涉及的只是买卖关系，王玉龙与他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解决，不能成为本案中的上诉理由。王玉龙自认是其雇佣的运输车辆，在刘建忠履行了与王玉龙之间的买卖合同义务后，运输车辆启动运输，王玉龙与他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开始履行，运输过程中的灭失、损毁的风险应当由承运人承担或者根据各自的过错分担。故王玉龙所称的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不适用本案。
刘建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玉龙给付玉米款16368.28元；2.判令王玉龙给付垫付卸车费500元；3.案件受理费及实际发生费用由王玉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曾经到原告所在村内收购过玉米，原告及案外人王孝波（另案原告）自家生产的玉米需要出售，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被告。2016年3月18日下午，在自家门前，原、被告口头商谈原告卖玉米一事，并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王玉龙定价每斤玉米0.68元，被告王玉龙负责雇车，装满车后到磨刀石镇过大称，未明确约定其它事项。次日6时被告雇车到原告家中装玉米，张以利随被告一同前往，原告雇佣脱粒机及力工进行玉米脱粒和自行检斤、装车，期间，被告对玉米的质量进行了检查。由于王孝波（另案原告）家的玉米不能装满一车，又装了原告家的部分玉米；装完车辆后，原、被告及王孝波一同去到磨刀石镇过大秤，此时，原、被告均未坐在运输玉米的车辆上，而是共同坐在被告自带的小车内；运输车行至老301国道岔口处，车辆发生侧翻，玉米洒落在路边的河沟里，大部分玉米被河水冲走，经现场清理，抢救出玉米9520斤，卖与磨刀石“烘干塔”收粮点，卖粮款6473.60元，经“烘干塔”收粮点负责人史玉英交给原告或另案原告王孝波，原告和王孝波各得3236.80元，原告和另案原告又给付了张以利1000元（各支付500元，）用于支付收、拉散落的玉米的费用；原告认为其与被告系买卖玉米关系，在玉米装到被告带来的车辆上后，玉米毁损、灭失的风险就转移给了被告，故被告应给付原告玉米款。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不是买卖关系，是原告请求其帮忙卖玉米，风险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或找拉玉米的车主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玉米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拉玉米的车上共装了多少斤玉米。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玉米的合同关系。由于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各执一词，但根据被告对玉米的质量进行了检查、定了价、也交待了同去的张以利“看着点”不要让农民往玉米里掺雪和杂物、被告找的运输车辆、双方共同确定到磨刀石过大称确定数量等事实看，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同时，被告主张其是帮忙行为，但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促使他自愿搭工并自带代步车辆为原告帮忙的证据及其合理理由。故原告、被告之间应是达成了口头买卖协议，即买卖关系成立。二、拉粮车上到共装了多少斤粮食。根据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车上到底装了多少玉米，特别是车上装了两家的玉米，原、被告及另案原告王孝波相约到磨刀石过大称，就说明当时车上装的玉米的数量是未经确定的或原告自行检斤的数量并没有得到被告认可。虽然原告不能证明车上玉米的准确数量，但是，原、被告对车上装了原告的玉米并到磨刀石镇过大称的事实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车上装的玉米有27到28吨，本院以被告的自认为准，确定涉案车辆上所装的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孝波的玉米共计28吨，即56000斤。经本院向原告及另案原告王孝波释明，原告和王孝波同意按56000斤计，二人已分割出数量分别为21694斤和34306斤。故被告王玉龙应当给付原告玉米款14751.92元，去掉散落后收起来的9520斤玉米原告所得的价款3236.80元，被告尚应给付原告玉米款11515.12元。另，原告为了减少损失而支付的抢救散落的玉米费用500元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应得到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四十二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玉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刘建忠玉米款11515.12元；二、被告王玉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刘建忠垫付的装卸费（抢救散落的玉米费用）500元；三、驳回原告刘建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元由被告王玉龙承担（此款已由原告垫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王玉龙在二审提交了史玉英证明一份，意在证明，王玉龙和高淑梅找过史玉英，让他帮忙把粮收下。本院认为，该证人在出具证明后，在原审庭审中已出庭作证，证言与王玉龙自认相矛盾，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建忠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照片复印件15张，意在证明：1.黑C-619**前四后八大货车可装载玉米35吨左右，通过其他运输车辆可证明，前四后八大货车装载玉米都在35吨左右。庭审中，王玉龙承认自己开车跟在大货车后面，汽车装载的玉米后高前低。开小轿车从后面看大车，如果能够看到玉米，说明玉米已经满车且超出汽车后大箱板，否则王玉龙看不到。前述情形说明该车装载重量能够与上诉人举证的玉米加工人王世友视频资料和收取玉米加工费的收条所记载的斤数相符，能够证明一审判决装车玉米斤数28吨错误，应当以上诉人加工玉米的斤数，也就是上诉人记载的斤数为准；2.能够证明国储粮收粮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也就是被上诉人王玉龙所称的因为当时粮库不收粮了，帮忙卖给烘干塔不属实；3.通过国储粮收粮的价格可以看出每公斤都在1.90元以上，王玉龙收购上诉人玉米0.68元，王玉龙雇车到林口县柳树镇嘎库收粮点每市斤运费2分钱，王玉龙每市斤利润在0.25元以上，每车利润在15000元至20000元之间，在王玉龙多次卖粮获得巨额利润的情况下，王玉龙与上诉人无亲无故，放弃利润免费带车、带人帮忙不合情理；4.庭审中，王玉龙自认要求张以利看住老百姓别往里掺杂质，足以说明张以利是王玉龙安排监督玉米质量的人员，王玉龙严格验水和监管玉米加工质量，就是从购买者角度要求，不是从帮忙者角度而要求。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其来源及真实性，对其证明问题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所确认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并据以作为二审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王玉龙与被上诉人刘建忠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2016年5月9日原审法院开庭时，证人鞠录升证实被上诉人刘建忠出售玉米给上诉人王玉龙；证人姜明远亦证实被上诉人刘建忠出售玉米给上诉人王玉龙，大约8万斤，每斤0.68元。2016年8月30日，原二审开庭时，证人王成武证实上诉人王玉龙收购粮食时与被上诉人刘建忠砍价，而上诉人王玉龙自认没有砍价，只是看玉米的质量。证人鞠录升、姜明远、王成武的证言以及王玉龙与另案当事人王孝波的通话录音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关系，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王玉龙与被上诉人刘建忠之间达成了口头买卖协议，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王玉龙抗辩称与王孝波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刘建忠出售玉米时自行检斤为28831市斤，与另案的当事人王孝波的玉米装在黑C-619**货车上，王孝波亦确认上诉人刘建忠出售的玉米重量为28831市斤。2016年3月28日，另案当事人王孝波和上诉人王玉龙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王玉龙对黑C-619**货车装载的玉米数量未提出异议，因此，对上诉人刘建忠检斤记录予以确认。因原审当中，刘建忠和另案当事人王孝波同意按56000市斤玉米计算数量，且二审当中被上诉人刘建忠撤回了上诉，认可一审中自认的装车玉米斤数，所以本院认定该车玉米重量为56000市斤，其中被上诉人刘建忠自认21694市斤，另案当事人王孝波予以认可，其余34306市斤属于王孝波所有。故上诉人王玉龙应当给付刘建忠玉米款11515.12元。对被上诉人刘建忠为减少损失而支付的抢救散落的玉米费用亦应由上诉人王玉龙承担。
关于上诉人主张程序违法问题。原审庭审笔录记录中及判决书中虽存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买卖关系成立的认定。
综上，上诉人王玉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元，由上诉人王玉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志红
审 判 员 柳冬梅
审 判 员 王 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 洋
书 记 员 韩江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