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5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权岳，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荣，男，194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司法局机关工会，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建设路建业街1号。
法定代表人：杨木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扶护，该工会副主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建业街一号。
法定代表人：梁进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李金换，均系江门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权岳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司法局机关工会（以下简称为：“司法局工会”）、江门市司法局（以下简称为：“司法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余权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司法局和工会承担因其侵权行为造成余权岳财产损失366万元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发回重审有遗漏重大事实未经审查认定，致使判决事实可能颠倒，客观上造成审理程序部分缺失。余权岳在原审时曾以书面形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追加江门市人民政府为本案共同诉讼参与人的申请，同时在5月9日庭审时再次提出申请并详细阐述了要求追加当事人的事实理由与相关证据，且在一审庭审中就该问题双方当事人也展开了辩论和质证。但原审法院不但没有准许余权岳提出的追加申请，在判决书中也没有提及对该项申请的处理的原因及结论。故原审判决审理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定余权岳诉求主体定位错误，可能致使判决结果颠倒。首先，在本案中，余权岳是台山市上川星岛酒店（以下简称为：“星岛酒店”）债权人，而不是星岛酒店破产债权人。该身份已经得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26号民事裁定确认。其次，在《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履行存续期，1998年12月10日，司法局未经授权，将余权岳财产当作其财产移交给江门市政府，余权岳并没有收到星岛酒店应付的对价款，余权岳依旧是上述装修工程材料的所有人，但已丧失所有权人的身份，此时，余权岳与星岛酒店之间的《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因为已经没有履行合同的事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余权岳受到的损失就不再是所有权的丧失，而是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权应该收取的对价。这一利益的取得者是无权代理、无权处分人司法局。在余权岳与江门政府之间，不仅所受损失与所得利益为同一，司法局取得的利益与余权岳权益归属直接冲突，而且司法局也不具备保留这一种利益的法律根据。余权岳自然能够成立以所有权处分自己财产所能收取的对价为标的，以司法局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司法局承担返还其不当得利的责任，这与余权岳在星岛酒店破产案中相关诉求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最后，即使余权岳在本案中提出的诉求，虽与星岛酒店破产案中相关裁定结论相悖，但在法律层面上，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属实，仍有可诉性。基于造成余权岳财产直接损失的是司法局无权代理并将余权岳财产移交给江门政府，该行为造成《装修工程承包合同》无法再继续履行。在多种法律关系互相纠缠、竞合重叠的情况下，余权岳开始认为选择以司法局无权代理行为，与余权岳财产损失由直接的因果关系为由的主张诉求较为恰当。因为：司法局未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而采取上述措施，根据《民法通则》第116条：“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个赔偿损失”以及《合同法》第121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基于星岛酒店法人被注销，违约责任的追究已无法律上的意义。故此，余权岳还是依据《民法通则》第116条、《合同法》第48条，以余权岳作为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本能收取的对价366万元为标的，提起上诉，请求无权代理人司法局承担赔偿的责任。
司法局工会辩称，一、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驳回余权岳的诉讼请求合法。二、余权岳上诉提到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749号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认定，余权岳的请求是重复请求。第三，余权岳从未向我方追讨赔偿，余权岳提出的追讨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他意见与一审我方的意见一致。
司法局辩称，一、司法局的意见与司法局工会的答辩意见一致。二、余权岳的上诉的意见均系新的事实以及理由，与本案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三、针对司法局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26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裁定上诉人与司法局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余权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司法局工会承担对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出资不实的赔偿责任。2、判令司法局因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缺位，承担担保的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司法局返还其抽逃星岛酒店资本8375601.50元。4、判令司法局工会、司法局共同赔偿余权岳在星岛酒店未能得到清偿366万元财产损失。5、保留追究在星岛酒店破产期间债权利息损失的权利。6、由司法局工会、司法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10月10日，星岛酒店登记成立，登记的经营期限自1992年10月10日至2042年10月10日，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注册资金为1380万元。工商登记资料记载的申请开办人、投资者、主管部门均为司法局工会，先后担任星岛酒店法定代表人的伍仕华、兰瑞东、关瑞芬均同时在司法局工会、司法局任职。司法局工会于1991年2月成立，开办星岛酒店的资金来源，是从1992年底起，分别以司法局工会、司法局、司法局秘书科名义集资而得。
星岛酒店于1993年9月正式营业后，因前期集资款到期的原因，自1993年8月至1995年12月30日间，星岛酒店共付款8375601.50元给被告司法局，主要用于偿还司法局对外集资款本息等用途。
2001年3月26日，江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门政府）办公室作出江府办函（2001）47号《关于星岛酒店实施破产问题的复函》，同意在市司法局能妥善处理社会集资问题的情况下，对星岛酒店依法申请破产。
2001年4月26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门中院）决定立案受理星岛酒店申请破产还债案件，并于2001年4月27日裁定宣告星岛酒店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并依法成立破产清算组接管星岛酒店，对星岛酒店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破产清算。
2007年3月13日，江门中院根据余权岳等人的申请，要求破产清算组启动对司法局的追偿程序。2007年3月21日，破产清算组要求司法局清偿从星岛酒店取得的款项8375601.50元。司法局提出异议。2007年8月15日，江门中院作出（2001）江中法经破字第22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包括余权岳在内的六名第三人确认，星岛酒店收到的开办、经营资金中，司法局工会出资15143233.60元，司法局出资11787000元；各方当事人对司法局工会实际投资到星岛酒店的款项数额超过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司法局工会是星岛酒店的唯一投资开办人，星岛酒店支付给司法局的8375601.50元属归还借款而非司法局抽逃资金，裁定驳回破产清算组、余权岳等人要求司法局返还8375601.50元的申请。
2010年12月1日，江门中院作出（2001）江中法经破字第2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终结星岛酒店的破产还债程序；星岛酒店的债权人在破产还债程序中未得到清偿的债权，星岛酒店不再清偿。
2014年4月21日，余权岳向江门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江门政府在其政府办公室江府办函（2001）47号《关于星岛酒店实施破产问题的复函》批准星岛酒店实施破产的行为属于行政越权；2、江门政府赔偿因上述行政越权行为给余权岳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3、江门政府承担诉讼费用。2014年4月28日，江门中院作出（2014）江中法立行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余权岳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裁定不予受理。余权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于2014年8月17日作出（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7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年6月24日，余权岳向江门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江门政府在其政府办公室作出47号复函，决定批准星岛酒店破产申请的行为是超越职权的无效行为，应予以撤销；2、确认司法局利用星岛酒店法人的外衣和有限公司，逃避债务的欺诈行为无效；3、江门政府、司法局就其无效行为造成余权岳的损失承担民事转承责任；4、江门政府、司法局承担诉讼费用。后江门中院作出（2015）江中法立民初字第3号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余权岳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2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余权岳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司法局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明：1993年10月14日，台山市三八镇建委装饰公司（以下简称建委公司）成立，经济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是余权岳；2010年11月1日因逾期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1993年10月14日，建委公司与星岛酒店签订《装修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建委公司承包装修星岛酒店四楼的夜总会大堂及4间房间，总造价为130万元，星岛酒店以每月2分的利率按工程总造价的未付款计息给建委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关于余权岳请求司法局工会承担对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出资不实的赔偿责任，并请求司法局因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缺位，承担担保的连带赔偿责任。江门中院（2001）江中法经破字第22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余权岳已确认星岛酒店收到的开办、经营资金中，司法局工会出资15143233.60元，司法局出资11787000元；司法局工会是星岛酒店的唯一投资开办人，司法局工会的出资已超过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上述事实，有江门中院生效裁判认定，且余权岳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余权岳诉称司法局工会对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出资不实，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权岳请求司法局返还其抽逃星岛酒店资本8375601.50元。江门中院（2001）江中法经破字第22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司法局不是星岛酒店的投资者、股东，其支付给星岛酒店的11787000元不是投资款，则其从星岛酒店取得8375601.50元不属于抽逃资金；司法局和星岛酒店之间设立、并履行了借款合同关系，司法局是贷款人，星岛酒店是借款人，星岛酒店支付给司法局的8375601.50元属归还借款而非司法局抽逃资金。理由同上，上述事实，有江门中院生效裁判认定，且余权岳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余权岳请求司法局返还8375601.50元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权岳请求司法局、司法局工会共同赔偿余权岳在星岛酒店未能得到清偿366万元财产损失。余权岳称其上述损失因两者实施以下行为导致：1、司法局工会虚报注册资金，资金没有到位；2、司法局抽逃资金8375601.50元；3、司法局利用1775多万元投入星岛酒店，又利用星岛酒店的资产开办星岛贸易公司和星岛财务投资公司。对此，首先，如上所述，法院生效裁判已认定司法局工会的出资已超过星岛酒店注册资金1380万元，司法局工会没有出资不实。其次，如上所述，法院生效裁判已认定星岛酒店支付给被告司法局的8375601.50元属归还借款而非司法局抽逃资金。再次，星岛酒店是集体企业，其利用企业资产开办其他企业是其自身权利，余权岳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行为导致其财产损失。此外，广东高院（201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26号《民事裁定书》亦认定余权岳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司法局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余权岳请求司法局、司法局工会赔偿财产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权岳请求保留追究在星岛酒店破产期间债权利息损失的权利。对此，是否请求损失是余权岳自身的权利，其上述请求不具有可诉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司法局工会、司法局称余权岳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江门中院于2010年12月1日裁定宣告终结星岛酒店的破产还债程序。司法局庭审后经一审法院询问，也陈述余权岳自2006年至今每年都到司法局为星岛酒店事宜吵闹。余权岳亦提供多份答复函，证明曾多次就星岛酒店事宜向司法局、相关部门进行信访。因此，余权岳一直就星岛酒店事宜向司法局、相关部门主张权利，虽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余权岳单独就本案请求提出主张，但余权岳本案主张也归属于星岛酒店破产等相关事宜，故余权岳对司法局提出本案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司法局工会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其与被告司法局的住所地一致，且以普通人的观念，向司法局主张权利即视为同时向司法局工会主张权利，故余权岳对司法局工会提出本案请求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司法局工会、司法局上述答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余权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80元，由余权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权岳上诉主张其与星岛酒店签订了《装修工程承包合同》，星岛酒店没有向其支付工程款，故余权岳仍为前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关装修工程材料的所有权人。在《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存续期内，司法局未经授权将余权岳的财产移交给江门市政府处理，导致《装修工程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造成余权岳的财产损失，故请求赔偿。从余权岳的该项诉求来看，其主张的是财产损害赔偿，属于一般侵权赔偿，故本案应从侵权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即过错、违法行为、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承担等方面进行审查。
从案件事实出发，首先，原星岛酒店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司法局工会是其唯一股东，司法局是星岛酒店的主管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政府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中办发[1998]25号）的规定和广东省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于1998年11月24日《关于对江门市政法机关所办企业处理意见的批复》（粤清发[1998]7号）的批复，司法局将其下属的两家企业星岛酒店和星岛财务投资有限公司移交江门市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办公室。由此看来，司法局将其所属工会开办的经营性企业原星岛酒店移交给江门市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办公室，系贯彻执行中央重大决策，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而为之的行为，系司法局履行其作为原星岛酒店主管部门管理职能的表现，其合法性不容置疑，既不存在过错，更谈不上无权代理或者无权处分。其次，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根据前述中办发[1998]25号《实施方案》的要求，政法机关移交的经营性企业，企业的债权债务一并移交。也即是说，司法局向有权接收部门移交原星岛酒店，并不意味着原星岛酒店所负债务的免除，原星岛酒店的债权债务仍应按照法律的规定依照程序处理。因此，移交行为与余权岳主张其向原星岛酒店享有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后，从损害事实的角度来看。余权岳主张星岛酒店没有向其支付工程款，故余权岳仍为《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关装修工程材料的所有权人，司法局向江门市政府移交星岛酒店，损害了其财产权利。但第一，原星岛酒店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而与星岛酒店签订《装修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台山市三八镇建委装饰公司也是独立企业法人，故即使因《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不能产生了损害后果，有权主张方也应为台山市三八镇建委装饰公司而非余权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案即使余权岳主张的装修工程材料的所有权损害事实成立，该损失也应为台山市三八镇建委装饰公司的损失而非余权岳的损失。其二、退一步来说，即使可以认定余权岳实际享有《装修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关合同权利，但因装饰装修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就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在装修工程完工且向星岛酒店交付后，此时，余权岳享有的是要求合同相对方星岛酒店支付工程价款的债权请求权，而不能认为余权岳仍为《装修工程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关装修工程材料的所有权人。故余权岳的诉求中关于财产所有权损害的事实也不能成立。综上，按照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既不能认定司法局移交原星岛酒店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同时余权岳所主张的损害事实在法律上也不能成立，因此，余权岳要求司法局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损失366万元，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余权岳上诉主张的原审法院未追加江门市人民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余权岳虽然在本案中提出了追加江门市人民政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的申请，但在本案一审2016年8月15日的庭审过程中，余权岳明确表示不追加江门市人民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因此余权岳上诉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余权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36080元，由上诉人余权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