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陕0113行初14号
原告冯伟伟，男，198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正宁县村民，住。
委托代理人郭忠海，陕西古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建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伟锋，该局法制科民警。
委托代理人杨永强，该局昆明路派出所民警。
第三人成红卫，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长武县村民，住。
委托代理人石文宝，陕西正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乙利，陕西正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伟伟要求确认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扣车行为违法及追回车辆并附带行政赔偿，于2016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16年1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伟伟及委托代理人郭忠海，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伟锋、杨永强，第三人成红卫及委托代理人石文宝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方证人冯某、白某出庭作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以（2016）陕行复字第154号批复，批准延长该案的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伟伟诉称，2015年7月8日23时许，原告和白某（正宁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消防中队副中队长）正在西安市高新科技路西口夜市露天摊点一起吃饭，突然遭到7、8名不明身份的社会青年的人身袭击，其中4个人用衣物将白某的头蒙住，将白某挟持抬到他们放在路边的车上，在车上对白某搜身，搜走白某身上携带的钱包和甘Ｍ×××××号车钥匙。白某在车上一再喊叫“你们认错人了”时，他们才将白某放下车，归还了搜身取得的钱包，但未给车钥匙。而就在白某遭到上述非法行为的同时，原告被其他人围殴倒地。原告拨打“110”报警，约30分钟警察来到现场，口头询问后，仅将自称和原告有债务纠纷的成红卫以及原告和白某带至被告下属昆明路派出所。到达昆明路派出所后，警察在问明车钥匙系甘Ｍ×××××号车的，车系原告的，成红卫称强拿车钥匙是因原告欠其债务的事实时，案件调查方向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当日约24时，民警杨某某带辅警康某和史某，责令白某带路，来到原告入住和停车的东大街如家宾馆（碑林公安分局隔壁），不顾与原告同行同住如家宾馆的甘肃省正宁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杨英杰的一再说明，杨某某等人将车扣走。次日凌晨约3时，辅警将白某和原告用奔驰车送回如家宾馆，途中向原告索要钱财，原告和白某从身上先凑了些钱给了辅警康某，答应其余部分天亮后给。车回到如家宾馆，辅警告知原告未经许可不准动，拿上车钥匙就走了。次日凌晨约5时，辅警康某、史某来到如家宾馆，索要的钱财也涨价了，原告答应天亮后向人借，他们便将原告从宾馆又带到派出所，同时将车从如家宾馆开走。次日约11时，原告躲过辅警，从昆明路派出所逃出。后车被昆明路派出所交给成红卫开走。至此，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受到侵害，截止目前给原告造成其他损失达3万余元。原告认为，1、被告应为而不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成红卫纠集多人，在科技路西口夜市（公共场所）公然采取蒙头、绑架、搜身、打人的手段夺取白某身上的车钥匙，成红卫等人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然时至今日，昆明路派出所不但当场放走了其他参与绑架、搜身、打人的人，反而将从白某身上非法搜走的车钥匙交给了成红卫，对成红卫未作出任何处罚，被告的行为违法。2、应不为而为（超越职权、滥用权力）。昆明路派出所在查明车钥匙系成红卫纠集多人采取控制白某人身、非法搜查白某身体取得时，应该积极作为强制收回车钥匙，对其依法进行治安处罚；对成红卫主张债务纠纷应告知其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而不应插手该纠纷（应不为），对原告的车辆实施扣押。被告在对原告人车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将原告的车交于成红卫开走，其行为属于滥用职权。3、成红卫占有原告的甘Ｍ×××××号车的行为违法。成红卫纠集多人公然在公共场所利用违法手段强行抢走甘Ｍ×××××号车钥匙，其目的就是为非法占有原告的车辆，其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后经上级公安机关监督，成红卫拒不交回非法占有原告的车辆，其行为同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4、被告应依法追回原告的甘Ｍ×××××号奔驰越野车，并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由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原告的车辆至今被他人非法占有，其他损失达3万余元（包括租车损失和维权差旅、误工等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23号]明确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由此，被告负有追回车辆、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请求1、确认被告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依法追回原告的甘Ｍ×××××号奔驰越野车；3、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万元。
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辩称，2015年7月8日凌晨1点40左右，该局昆明路派出所警务站接市局110指挥中心转警称有人在科技路西口打架，车钥匙被抢。出警民警到达现场经询问后，将冯伟伟、白某、成红卫带回派出所，经询问了解，冯伟伟与成红卫之间因工程问题发生债务纠纷，现场双方并未发生打架，民警告知双方就债务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院解决，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范围。该局并未扣押原告的车辆，更不存在将该车辆交于成红卫开走的事实。实际上，该车辆是原告的姐姐冯某为帮助其弟弟解决与成红卫之间的债务纠纷，在2015年7月8日下午与成红卫商谈后初步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三日后完善当日商谈的事情，并同意由成红卫将该车先开走。该局对此情况并不知情，而是冯伟伟向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投诉后，经调查后查明的，成红卫开走原告车辆是其姐姐冯某同意的，与被告无任何关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成红卫述称，1、原告与第三人有合法的借贷关系，截止今天原告尚欠第三人二百多万元的欠款未偿还，但在诉状中原告避重就轻，隐瞒借贷事实，严重影响法院全面查明案情。2、公安机关在接警后经调查认定属于经济纠纷，明确告知当事人公安机关无权插手经济纠纷，而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所谓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原告虚假陈述案情，严重影响法院的审判方向。因原告未按时向第三人还款，所以第三人一直向原告多次催收，后来原告就故意躲避不接电话，还发来短信威胁，我们一直也找不见人，无奈之下，本人四处打听，得知原告于2015年7月8日去西安，第三人便和朋友在科技路西口见到了原告，第三人向原告提出还钱，原告便又胡说，我们看到和原告在一起的一个人，身上带着原告的奔驰车钥匙，在僵持的过程中第三人拿到了车钥匙，在此期间并未有原告诉状中陈述的对原告及白某进行殴打，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当时原告报了警，公安机关出警后，将我们一同带到了派出所，出警的杨警官询问情况并做笔录，第三人便拿出原告给其打的借款借条证明双方有借贷关系，原告说他们在东大街碑林分局隔壁的酒店住着，车也在酒店里停放。后经昆明路派出所调查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属于经济纠纷，杨警官告知我们公安机关无权插手经济纠纷，让我们协商解决或者去法院起诉。2015年7月9日早上，我们在东大街酒店停车场将车辆开走，该车辆的停放位置是原告自己在派出所陈述的，所以原告陈述的“车被昆明路派出所交给成红卫开走”与事实严重不符。3、在公安机关告知属于经济纠纷无权处理以后，原告及家人与第三人就该借贷的履行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原告及家人对于用该车辆做借款抵押担保是清楚并完全同意的，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所谓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2015年7月9号早上第三人将车开走后，原告姐姐和她一个姓全的朋友主动协商还款的事情，原告姐姐愿用该奔驰车及自家的一辆吊车和一辆小车抵债，剩余打成借条，再分期还，约定一起去一家茶楼正式协商，在去茶楼之前，原告姐姐说，车你们开走，让她把车上的贵重物品及用的东西全部拿走，后我们到茶楼达成口头协议。2015年7月12日打印正式协议时，他们反悔不签字。4、原告与第三人有合法的借贷关系，公安机关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主张权利，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和办案程序的，公安机关不予插手经济纠纷属于正常履行职务，未有任何违法之处，原告无权要求公安机关为其赔偿车辆损失。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1、甘Ｍ×××××号车登记证、行驶证、汽车租赁合同、收条、闫苗苗身份证，证明甘Ｍ×××××号车所有人为闫苗苗，原告于2015年7月10日租赁闫苗苗的车，租金每年76650元，闫苗苗收取了原告租金76650元；2、代理律师和白某、杨英杰的谈话笔录及录音光盘一张和两人的身份证，证明被告应为而不为，应不为而为的行政行为违法；3、甘Ｍ×××××号车行驶证、车辆注册登记信息表、驾驶证、原告身份证，证明甘Ｍ×××××号车所有人为原告。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白某、成红卫、冯某询问笔录，证明事发当晚在现场原告与第三人未发生打架；该局并未扣押原告车辆，也未将该车辆交与第三人，而是第三人自己在东大街找到该车并开走，是第三人的个人行为，与本局无关；第三人最终将车开走是原告的姐姐冯某与第三人商谈之后，冯某同意的，是冯某的个人行为，与本局无关，本局没有违法行为。
第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1、借条、存款及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3年4月向第三人先后借款140万元，约定月利率3%,并约定了还款时间，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提供了借款，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原告从第三人处借款后，并未按照约定时间还款，第三人多次找原告催要均被原告以各种理由推脱。2、短信记录，证明第三人在借款到期后多次向原告催要，但原告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还发送威胁短信。
证人白某出庭作证表明，事发当天在昆明路派出所，民警从成红卫手里拿到车钥匙，讲要把冯伟伟的奔驰车扣押，民警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后又开车送其回宾馆，把车放到宾馆停车场，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民警又从宾馆停车场把车开出，停到什么地方自己不清楚。
证人冯某出庭作证表明，其是为了帮弟弟承担点责任，少让父母操心，才和成红卫协商的，当时没有办法被迫让成红卫开走车的，但事后弟弟也没有同意。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局应为而不为及存在违法行为。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汽车租赁合同、收条的真实性认为无从确认，其余证据不发表意见；证据2有异议，认为谈话人只有一人，不符合规定，该笔录是在公安局做的笔录之后形成，应以被告的笔录为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白某的笔录是过了几个月才作的，这是行政慢作为；被告接警后到宾馆就把原告的车开走了，没有任何手续，这是扣押行为，第二天被告又把车开到别的地方，都是违法行为；车钥匙被被告拿走，成红卫不是车辆的所有人而被告把车钥匙给成红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成红卫是从停车场把车开走后才和冯某谈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补充一点，白某的笔录可以证明事发现场不存在打架行为，从冯某的笔录里能看出第三人把车开走是和冯某协商后的结果，整个协商过程被告都没有参与。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证人白某当庭陈述的内容无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证人白某当庭陈述的内容不完全认可。
原告对证人冯某当庭陈述的内容无异议。被告对证人冯某当庭陈述的内容无异议。第三人对证人冯某当庭陈述的内容不完全认可。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作为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依据及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目的能否成立将在下文中予以评述；证据3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是否能成立将在下文中予以评述。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对证明双方存在经济纠纷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方证人白某、冯某当庭陈述的内容与被告调查笔录一致的部分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7日，原告冯伟伟驾驶甘Ｍ×××××号奔驰越野车从甘肃到西安××（车××甘肃省××市××县公安局民警杨英杰和辅警白某），当天入住本市东大街一如家宾馆。当晚23时许，原告和白某在本市高新区科技路西口夜市摊点吃饭时，与原告有经济纠纷的第三人成红卫带人找到此处，同原告发生了争执，第三人从白某身上拿走了原告甘Ｍ×××××号车钥匙。原告遂以被打和车钥匙被抢打110报警，被告下属昆明路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到达现场（时间为7月8日凌晨1点40许），民警将原告、白某和第三人带回派出所，口头进行了询问了解，第三人将车钥匙交给了民警，民警遂带着白某到原告入住的如家宾馆停车场将甘Ｍ×××××号车开回派出所。当日凌晨3、4点民警驾驶甘Ｍ×××××号车将原告和白某送回如家宾馆，并将甘Ｍ×××××号车停放在该宾馆停车场，车钥匙民警带走。凌晨5点左右，派出所民警又到宾馆找到原告，并将甘Ｍ×××××号车从宾馆停车场开出，停到宾馆外面的一处空地，车钥匙仍被民警带走。后派出所办案民警认为原告和第三人属经济纠纷，将甘Ｍ×××××号车钥匙又返还给第三人，第三人自己找到原告车辆停放的地方将车辆开走。当日下午，第三人将甘Ｍ×××××号车开到昆明路派出所，想让办案民警证明车辆不是自己偷的，适逢原告之姐冯某接到原告电话，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冯某在派出所大门口看见了原告的奔驰车，为帮弟弟承担责任，遂和第三人约好去附近的茶楼商谈其弟和第三人的债务问题，经初步口头达成协议后，冯某称其被迫同意让第三人将车先开走（后双方未达成正式协议），车辆被第三人所控制。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被告表明事发当晚已知道甘Ｍ×××××号车所有人是冯伟伟的，因事件是双方经济纠纷引起，公安机关不插手经济纠纷的处理，车钥匙是从第三人手里拿的，所以就把钥匙还给第三人；民警将甘Ｍ×××××号车从宾馆停车场开出，停到宾馆对面是原告让民警帮忙挪车，但原告对此说法予以否认。第三人表示民警把车钥匙还给本人后，是自己找到停车的地方把车开走的，派出所民警并不知道。
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向本院反映，其通过第三人成红卫了解到原告在10月期间，借协商还款之名，已从咸阳车辆停放地将甘Ｍ×××××号奔驰越野车开走，第三人亦对此情况作出书面说明。经法庭向原告进行核实，原告承认已将甘Ｍ×××××号奔驰越野车从第三人停放地点开回，并表示放弃要求被告追回原告甘Ｍ×××××号奔驰越野车的诉讼请求，但坚持要求确认被告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损失3万元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实施了扣押原告车辆的行为及原告的赔偿请求能否一并获得支持。
依法行政是我国法治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责任建立在行使公权力时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侵犯公民人身或财产权利的前提下，对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论，2016年7月7日当晚原告与他人在夜市摊点吃饭时，适逢与原告有经济纠纷的第三人找到此处，同原告发生争执，第三人从与原告一同吃饭的白某身上拿走了原告甘Ｍ×××××号车钥匙，原告遂以被打和车钥匙被抢报警。被告下属昆明路派出所出警后，经调查了解得知双方有经济纠纷，基于公安机关不插手经济纠纷的思想支配下，将车钥匙返还给了第三人。本院认为，扣押行为是一项强制措施，无论扣押行为是否合法，都具有强制性、控制性的特点，被告把车钥匙返还第三人的做法虽有不妥，但其并没有扣押原告的车辆，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授意或指使第三人对车辆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对车辆实施扣押行为，显然缺乏事实证据。其次，第三人擅自把车从原停放点开走之后，又把车停至派出所外面，以期证明自己的行为不是故意偷车，其心理活动和行为同样说明是第三人自己的行为，佐证了被告没有实施扣押行为及授意、指使第三人开走车辆的行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最终使第三人将涉案车辆开走的根本原因是原告的姐姐自作主张导致的结果，尽管其在庭审中称，让第三人把车开走是无奈和被迫而为，但其为原告担责，不想让父母操心，与第三人协商经济纠纷的心愿和事实是存在的，而双方协商的过程被告并没有参与。因此，涉案车辆开始是第三人擅自开出，最终是原告姐姐自作主张允诺第三人开走，不存在被告扣押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在诉讼期间，原告已从第三人处将车取回，同样证明了涉案车辆在控制方面的变动情况与被告无关。故原告认为被告实施车辆扣押行为及要求确认该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不存在扣车的违法行为，原告要求赔偿因被告扣车造成其租车费用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该项请求不能支持。审理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追回原告甘Ｍ×××××号奔驰越野车的诉讼请求，应予准许。综上，被告没有实施扣车的违法行为，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冯伟伟要求确认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扣车的行政行为违法及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万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栩
人民陪审员 吴 静
人民陪审员 师永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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