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126民初165号
原告魏丽利，女，197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巴彦县，身份证号2321261974********。
被告张静，女，满族，1961年2月10出生，干部，住巴彦县巴彦镇吉庆委八组。
委托代理人张可，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丽利与被告张静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魏丽利于2017年1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何玉凤独任审判，于2017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丽利、被告张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魏丽利诉称，2016年4月26日，我与朋友田艳丽在步行街闲逛，被拉客的拉到欧街的一个美容店，门边挂有美容条幅，在她们的诱导下我俩做了韩式粘眉，术后给我们一张爱莎贝尔形象设计卡，我在她们的忽悠下又做了眼袋去除术，后老公发现我眼窝凹陷，再次去美容院发现关门，手机关机，我感到被骗找到卫生监督所、工商等部门，之后联系房东询问承租人信息，房主说只收了2,000.00元定金，想签合同也找不到出租人，因此房东对承租人未履行管理义务，属合伙欺诈，房东有义务保证出租屋内活动的合法性，承租人不具备提供医疗服务职业能力从事有风险的医疗活动属推定过错，房东对房客疏忽监管，未有效制止违法行为，亦未审查是否具备经营活动资质，应承担主要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作为房东因疏忽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29,100.00元。
被告张静辩称，原告是否曾在所谓的美容店做过美容尚不确定，假使做过，其后果也与被告无关。
原告魏丽利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法庭举示的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A1.一、爱莎贝儿形象设计美容院的名片一张，拟证明：我曾经在被告的承租户开办的美容店做眼部整形，美容院的人在卡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我粘眉时间，还留有电话号码，电话号码与被告曾经向卫生监督局提供的号码一致。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有异议。一、对这张名片的真实性有异议，无美容机构的盖章及相关工作人员签字，无法确定原告曾在所谓的爱莎贝儿形象设计做过美容。二、该名片上记载的姓名为魏丽丽，与原告的实际姓名不符。三、该名片记载项目为粘眉，而原告陈述自己却做了去眼袋等眼部整形手术，与证据载明的事实不符。四、该名片记载业务范围是形象设计，所谓的美容整容手术也不在该名片所记载的业务范围内。我也不认可名片后面的字是美容院人员写的。
证据A2.短信互动4页，拟证明：被告在短信中说与租户合同如果没扔就给我，我之前多次与被告索要承租人的身份信息和下落，还强调眼睛被做坏了，如果不告诉我就起诉他们是合伙欺诈，卫生监督局执法人员问被告是否有合同，被告拒不提供，说明被告故意隐瞒承租人的身份信息，被告所得应属非法获利。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信息内容恰恰证实被告手中没有合同，当时说合同就是指定金收据，从实践上讲，定金收据也不可能保留在被告手里，所以原告用此信息所欲证明的事实不存在。
证据A3.我向法院申请调取的卫生监督局的调查记录6页及照片4张，拟证明：我的眼窝凹陷损害事实与美容院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卫生监督所询问美容院对面卖韩国化妆品店主称是这伙人租的扈氏鼻炎膏的房子。还有询问张静的笔录，张静说扈氏鼻炎膏是今天四月份停止租赁协议的，证明做美容的没有换过牌匾就在被告的出租屋内进行非法医疗美容。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卫生监督所的调查笔录及处理登记表上并未确认原告的眼部美容确实是在所谓的爱莎贝儿形象设计做的，亦不能证明原告的所谓损伤与爱莎贝儿美容店有任何关系，更牵扯不上被告的责任。监督所的处理结果是经两次调查，爱莎贝儿形象设计并不存在，未发现有营业迹象，请举报人转其他部门诉求。
证据A4.照片一张，拟证明：当时美容店牌子写着扈氏鼻炎膏店，外面蒙着红布，我就以为开业了，进店以后给我的是爱莎贝儿形象设计的名片，上面的手写项目是进去之后填的。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证据有异议，不能确定此房就是被告所有的房屋，也不能辨别红布下面是什么字，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A5.黑龙江省医院整形名片一张和艺兴整形院的微信聊天记录3页，有咨询医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拟证明：我去省医院咨询后期修复方案及费用问题。之后又去艺兴整形院资讯，艺兴整形说第一次手术费用是15,000.00元，第二次就是第一次的70%，以上两次计算是25,500.00元。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名片如果是真实的，仅能证明黑龙江省医院整形外科存在叫李红楠的医生，不能证明与原告有任何关系;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更无法核实，目前微信并未实现实名制，与艺兴整形医院微信聊天的对方是否为艺兴整形医院的医生都不知道，况且个人情况不同，不能根据相关人员的估算来确定原告实际需要的整形费用，甚至是原告是否需要整形。
证据A6.潘婷杰的一张照片，拟证明：潘婷杰也在这个店做过粘眉手术，她现在出门没在家不能出庭作证。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证据与被告无关。
证据A7.证人田艳丽证言，拟证明：我和原告是朋友关系，那天我俩没事逛街，路上碰见有人带着面纱给我们拦住了，说开的美容院，让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跟着去了，屋里做眉的很多，几个老师说自己技术好，我们就在那做了，原告做的粘眉和下眼袋，我做的双眼皮，没到第七天我们打电话就关机了，店铺锁门，门上贴着房东的号码，我们就开始联系房东。
被告张静质证认为，证人是原告找来的，证词我觉得跟原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假使证人确实曾和原告共同去过所谓的美容院，但不能证实原告的损害后果与美容院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更不能证明与被告之间有因果关系。
被告张静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B1.我方与承租人的短信记录，证实2016年4月29日被告到房屋处发现承租人已经不在，与之电话联系关机后才向其发送短信，要求与其签订合同，如不回信将请求公安机关强行开门。
原告魏丽利质证认为，短信只能证明被告自己的一面之词，没有承租人的回应，证明不了之前房东与房客是不是合伙诈骗，这个证据不充分。违法经营者经营半个多月就跑了，房东的邻居说房东之前把房子租给卖鼻炎膏的，也是短期租赁的，只能证明被告发现受害者上门索赔推卸责任。
经审查本院确认：证据A1、A2、A3、A4、A5、A6、A7、B1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为有效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6年5月4日去巴彦县卫生监督所举报，称自己在巴彦镇欧街一美容院做粘眉和去眼袋手术后出现眼窝凹陷等手术失败现象，几天后发现该美容院店门关闭、经营者手机亦关机。巴彦县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经去原告指认的该美容院现场调查、询问相关人员后，处理结果为“爱莎贝尔形象设计不存在、该店悬挂扈氏鼻炎膏牌匾，店内进行过完善，二次调查现场仍锁门，未发现有营业迹象，请举报人转其他部门诉求”。原告认为，原告在被告的承租人开办的爱莎贝尔美容店处做了眼部手术，术后出现眼窝凹陷的失败后果，与被告作为出租人未按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的规定，认真审查承租人的身份信息、医疗资质等内容，导致原告无法获知实际侵权人的身份信息从而无处索赔，因此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则认为，原告是否曾在所谓的美容店做过美容尚不确定，假使做过，其后果也与被告无关。
本院认为，原告向法庭提供的美容卡上显示的美容热线的手机号，与被告在卫生监督所提供的承租人一方的联系电话相一致，以及从原、被告之间的短信互动的基本内容，及原告方提供证人的证言等证据上看，可以认定原告在被告的承租人（美容店）处做过眼部手术。但对于该眼部手术的结果属于成功还是失败，从庭审时原告的恢复现状上无法进行肉眼的判断，原告亦不能提供权威机构的证明证实该次眼部手术属于失败并应予修复的情形；同时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作为房东因疏忽对房客审查、监管给原告造成损失29,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盲目轻信美容人员的承诺、未认真审查确认对方的营业执照、行医资格等相关手续也是导致损害后果有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理为，出租人的行为对承租人的侵权行为有帮助行为的，应与承租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帮助侵权应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帮助人实施的帮助行为通常是积极行为，2、帮助行为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3、帮助行为属于主观故意。原告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被告作为出租人有存在帮助承租人实施侵权的以上要件，再次，关于赔偿的具体数额的主张，庭审时原告仅向法庭提供了艺兴整形美容院的微信聊天记录3页，证明艺兴整形的医师在微信中答复原告，修复手术约需25,500.00元的证据较为单一，被告又不予认可，因患者个体不同、损害程度不同，该艺兴整形美容院的一家之言不能作为法院判定责任人承担赔偿具体数额的依据，原告亦未在庭审前向法庭提交书面要求鉴定的申请，对原告目前的状况是否属于术后失败、是否需要修复、以及修复的费用进行权威司法鉴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对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丽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8.00元，由原告魏丽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玉凤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鞠洪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