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8民终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号长城汇T2号楼19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55198785X4。
法定代表人：廖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易，女，1987年1月27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北省利川市，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1985年8月2日出生，住钟祥市，系死者武思宇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华，钟祥市胡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明，1985年10月2日出生，住钟祥市，系死者武思宇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华，钟祥市胡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同方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伟、武明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881民初1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方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易，被上诉人张伟、武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张伟、武明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张伟、武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责任认定错误，猝死是身故的一种情形，属于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合同不存在漏洞。二、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认定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是被保险人猝死时，保险人是按照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身故保险金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明被保险人是因为50种重大疾病猝死的责任应当由张伟、武明承担而非同方保险公司承担。四、一审法院判决中逻辑错误，尸体检验并没有实际发生，且结果也并不必然证明被保险人是因为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导致的死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同方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属于逻辑错误。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保险法》第六十三条与本案争议无关。
张伟、武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保险人武思宇因疾病猝死，猝死是疾病的一种，具体是因重症还是轻症死亡，必须对死者进行尸体检验。本案中，一审法院从保险合同条款，被保险人猝死的具体原因及猝死后的处理方式都作了充分的调查、分析、说明，公平、公正的认定事实划分了责任。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明确。死亡有疾病死亡和意外死亡两种形式，被保险人武思宇因疾病猝死，而非意外死亡，故保险人应按疾病险给付保险金。没有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无法查明是否死亡于保险合同列举的五十中重大疾病，其责任由谁承担是本案争议的焦点。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张伟、武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同方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6日，张伟通过湖北新华欣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欣公司）在同方保险公司为其子武思宇（2014年5月10出生）购买了一份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为30万元，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一份。该保险合同保险责任2.4.1约定，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日起九十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保险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合同还对重大疾病进行了列举，共五十种疾病。
2017年3月12日上午，武思宇突发疾病，武思宇的父亲武明当即给新华欣公司员工欧阳玉梅打电话（该份保险由欧阳玉梅和李正武经办），欧阳玉梅要求抓紧抢救。当天上午10时40分，武思宇被送到荆门市荆襄医院王集分院（以下简称王集医院），在送医院途中死亡。王集医院诊断，武思宇为猝死（心脑疾患？）。武思宇死亡后，武明再次给欧阳玉梅打电话，询问保险理赔事宜，并提出想及时安葬武思宇。欧阳玉梅要求武明找医院开具证明，以便上报保险理赔，并同意安葬武思宇。后武明将医院开具的证明材料交给欧阳玉梅和李正武，欧阳玉梅和李正武将理赔材料上报给同方保险公司。同方保险公司认为武思宇是猝死，不符合重大疾病险理赔条件，按意外身故险赔偿了张伟5280元。
法庭还了解到，根据医学常识，猝死的原因很复杂，有可能是患疾病死亡，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死亡，如果是患疾病死亡，有可能是患保险合同列举的五十种重大疾病死亡，也有可能是患其他疾病死亡，要查明具体死亡原因，需进行尸体检验。王集医院确认武思宇为猝死，但因没有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故王集医院不能确认武思宇猝死的原因，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怀疑为心脑疾患所致。
上述事实，有保险合同、武思宇的病情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理赔决定通知书、一审法院调查李正武、王集医院主治医师党健、刘玉红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张伟为武思宇投保的是重大疾病险，武思宇死亡于猝死，双方均无异议。因为没有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无法查明武思宇是否死亡于保险合同列举的五十种重大疾病，导致保险公司拒绝按重大疾病险理赔，故本案的焦点是没有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的责任由谁承担。
双方在保险合同保险责任2.4.1约定，首次发病后，对确诊首次罹患合同列举的五十种重大疾病，予以理赔。保险合同释义10.7对“发病”作出了解释：指出现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瞳以促使一般普通谨慎人士引起注意、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症。据此，保险责任2.4.1首次发病后的“确诊”，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是指对患者死亡前的诊断，而不包括对患者死亡后的尸体检验。也就是说，保险合同并没有约定在出现猝死这一特殊情况时，需要对死者进行尸体检验，以确认是否死亡于保险合同列举的五十种重大疾病，合同有漏洞。因保险合同是由同方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所以，这一合同漏洞，应由同方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事实上，武明给欧阳玉梅打电话询问如何理赔，并要求安葬武思宇，欧阳玉梅也没有要先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以确定死亡原因后再安葬。所以，没有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同方保险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
武明、张伟作为成年人，且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接受过一定的宣传、解释，应该知道猝死并不必然是死亡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五十种重大疾病，应对武思宇对没有进行尸体检验应承担次要责任。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张伟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30万元，由同方保险公司赔偿80%，其余20%由张伟自负。因该保险没有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武思宇已死亡，理赔款由同方保险公司向武思宇的继承人张伟、武明支付。张伟、武明已获得的意外身故保险金5280元从理赔款中扣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向原告张伟、武明支付保险金240000元（扣除已支付5280元，还应支付234720元）；二、驳回原告张伟、武明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张伟、武明负担580元，被告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21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同方保险公司是否应向张伟、武明支付24万元的保险金。
同方保险公司主张，其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支付身故保险金5820元，已履行完毕。因为1、猝死是身故的一种情形，属于身故保险金的范围。根据我方与张伟签订的保险合同第2、4条已经明确约定了重大疾病保险金及轻症疾病保险金保险责任范围，且第10条对重大疾病和轻症疾病进行了明确的约定，而猝死不属于前述两类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范围，其是身故的一种情形，属于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合同不存在漏洞。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武明、张伟主张被保险人是因为合同列明的50种重大疾病猝死，要求保险人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武明、张伟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保险合同也明确约定保险人方在申请相关保险金时，有提供相关资料予以证明，根据保险合同第3.3.1条的约定被保险人是否因为50种重大疾病猝死的举证责任在于武明、张伟，但是武明、张伟一审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病情证明书》均仅证明被保险人猝死，未能证明猝死由“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引起，即便要进行尸检，也应当由武明、张伟举证进行，应由武明、张伟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张伟是知晓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条款的。张伟于2015年4月29日在我方对他们的电话回访中明确表示清楚合同免责条款，并且已经在投保单和投保提示书上签名确认。4、一审法院判决中逻辑错误，尸体检验并没有实际发生，且结果也并不必然证明被保险人是因为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导致的死亡。
武明、张伟反驳称，同方保险公司的代理公司到张伟家里推销保险，张伟只是按照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的要求在投保单上签了名字，同方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没有按照投保单上写的“投保资料必须由本人填写，销售人员不得代填”，同时也按照销售人员的提示，接了投保电话，并且按照要求回复了相关内容，否则该保单就不能顺利通过投保，所以保单具体内容张伟并不完全知晓。2、武思宇是因疾病死亡，理应按疾病险来赔付，不能按身故险来赔付，所以同方保险公司主张按照身故险赔付明显不符合保险条款规定。3、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武思宇死亡原因是猝死（心脑疾患），如果按照心脑疾患理解，武思宇死亡符合同方保险公司保险条款10-10-2、10-10-3。4、武思宇死亡之后，张伟及时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联系，按照他们的要求准备了理赔资料，同时保险销售人员赶到张伟家里进行了安慰，告诉张伟需要哪些资料，销售人员没有给张伟提示需要进行尸体检验。综上，同方保险公司应该按照重大疾病险来承担责任和应该赔付的份额。
本院认为，武思宇的死亡与重大疾病有直接的关联，属于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范围，理由是：1、据人身保险合同，张伟投保的险种为海康「康健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责任含4种：重大疾病保险金、轻症疾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轻症疾病保费豁免。2、武思宇突发疾病，在送到王集医院途中死亡，王集医院诊断，武思宇为猝死（心脑疾患？）。3、猝死是人类的最严重的疾病，是指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4、同方保险公司如果认为武思宇的死亡不是由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所导致而是其他原因，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且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中也没有约定猝死是保险公司免赔的事由。故同方保险公司主张被保险人武思宇死亡属于身故保险金保险责任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保险合同保险责任2.4.1约定，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日起九十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则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予被保险人。保险合同释义10.7对“发病”作出了解释：指出现疾病的前兆或异常的身体状况，或已经显现瞳以促使一般普通谨慎人士引起注意、寻求诊断、治疗或护理的病症。据此，保险责任2.4.1首次发病后的“确诊”，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是指对患者死亡前的诊断，而不包括对患者死亡后的尸体检验。被保险人武思宇突发疾病死亡，被医院诊断为猝死（心脑疾患？）。武明给欧阳玉梅打电话询问如何理赔，并要求安葬武思宇，欧阳玉梅也没有提出武思宇死亡原因是猝死，不属于保险合同列举的五十中重大疾病，也没有要求对武思宇进行尸体检验以确定死亡原因后再安葬。故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同方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已预缴2900元，另2900元，如其未自行缴纳，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俊蓉
审 判 员 鲁琼丽
审 判 员 吴 琼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熊 蓓
书 记 员 刘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