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4民初8991号
原告：周翔，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赤,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南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8号2区首层P34、P35、P36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8936877264。
负责人：许志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男，汉族，1969年1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系被告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怀文，男，汉族，1989年11月2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系被告职员。
原告周翔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南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和许怀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原告储蓄卡被他人盗刷的损失26666.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处办了一张户名为周翔，卡号为62×××70的储蓄卡，该卡为芯片卡，原告设置了密码，并开通了和原告手机号码为139××××5515相关联的余额变动短信通知服务，原告将该卡用于个人存取工资之用，该卡一直在原告手中保存使用。2017年5月15日，原告向该卡内存蓄工资时，发现卡内余额有误，经查询发现卡内的资金分别于2017年5月6日分为四笔、5月7日分为两笔在上××区爱普杰手机店“刷卡消费”共计26666.66元。原告马上向被告申请冻结该卡，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在卡内资金被盗刷期间，银行卡一直在原告手中；银行卡密码未曾向第三人泄露；案发期间原告一直在工作单位佛山市禅运城巴有限公司工作，未曾到到上××区；更未曾在信州爱普杰手机店有过任何“刷卡消费”；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信州爱普杰手机店“刷卡消费”的是另一个银联卡号为62×××88，持卡人签名分别为“陈伟杰、唐？”；原告卡内资金变动未有手机短信通知。原告认为，被告在保障原告的银行卡交易安全方面存在过错。原、被告双方是储蓄合同的权利义务人,银行对储户信息有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银行卡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盗用。从原告卡内资金被盗可以看出，被告明显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全部的经济损失。被告在履行及时告知原告消费信息方面存在过错。在原告卡内资金变动时，未能如约履行短信通知义务，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综上所述，被告在原告卡内资金被盗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为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1.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被非法盗取。原告认为涉案借记卡内26666.66元款项系被他人盗取，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犯罪分子非法交易的。原告提供的《报警回执》，仅是公安机关受理报警及查询报警情况的记录，报警的内容并不能在《报警回执》上反映出来，况且对于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应有待于公安机关的破案及法院对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目前在案件尚未侦破之前，不能凭着公安机关的《报警回执》就断定原告声称的账户内资金被他人盗取的事实。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上显示有原告所称的涉案交易，但从交易明细上看，原告声称的6笔交易符合正常资金交易特征，仅能表明原告持有的借记卡于2017年5月6日至7日发生了6笔消费共26666.66元，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款项被第三人非法盗取。涉案借记卡的复印件，仅能证明涉案借记卡在我方处开立。中国银联交易查询截图仅能证明涉案交易发生于江西省××信××区爱普杰手机店，商户代码：898361148148049，该证据系对涉案交易详细情况的查询，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款项被第三人非法盗取。短信截屏仅仅是原告在起诉时手机短信留存情况，但不能证明案发时手机短信留存情况。起诉与案发是不同的时间点，原告手机短信可能存在增加或删减。况且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中国移动手机号清单》存在矛盾，例如2017年5月15日原告曾收到短信内容“[中国农业银行]您尾号0070账户05月15日19:20完成现存人民币10000.00，人民币余额10587.84”，但是在《中国移动手机号清单》上，2017年5月15日，139××××5515的手机号码并无收到任何短信记录，仅向13420618301号码发送一条短信。涉案交易签购回单复印件，仅能证明涉案交易发生的时间、类型，对于持卡人签名为“陈伟杰”、“唐萍”，应视为该人已取得原告的授权指令。中国移动手机号清单查询与短信截屏存在矛盾，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佛山市禅运城巴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原告在案发期间在公司正常上班，但涉案交易过程无需使用实体借记卡，无需原告本人亲临现场，故同样无法证明涉案款项被非法盗取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诉求并无证据支持，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经查，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正常资金交易，我方依照相关交易规则进行资金交易，不存在任何违法违约的情形。原告于2014年12月3日在我方处开立借记卡，一直以来，原告均能正常使用借记卡。从原告提供以及我方查询的相关流水资料显示，涉案借记卡于2017年5月6日至7日，发生6笔交易共26666.66元，摘要显示：消费，商户名称：江西省××信××区爱普杰手机店，商户代码：898361148148049，商户类型：电信服务，受理机构：银商上饶。该6笔交易通过中国银联交易查询或调取签购回单，均显示卡号：62×××88，究其原因系涉案交易均通过苹果手机的ApplePay进行消费。ApplePay为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在绑定银行卡时，会生成一个特定的设备号码，消费时ApplePay使用该设备号码替代银行卡卡号，使得客户的卡号不会出现在签购单或银联系统中，从而达到保护客户卡片信息的效果。在苹果官网或用ApplePay绑定银行卡时，均会出现用设备号码替代银行卡卡号的相关说明。而在ApplePay在绑定涉案银行卡时，生成的设备号码为62×××88，故设备号62×××88查询显示的交易情况即是卡号62×××70的交易情况。原告使用借记卡作为日常消费的依据，我方一直按照原告指令进行支付结算，各种结算交易均准确无误。纵观涉案借记卡自2017年1月1日以来的流水，原告多次使用借记卡进行现存、现支、转存、消费等交易。涉案借记卡于2017年5月6日至7日期间发生的款项交易均符合原告该借记卡一直以来的交易特征、交易习惯。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原告正常资金结算。而我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金融行业内跨行交易规则以及我方与原告之间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按照原告发出的指令进行结算，完全遵照原告的意愿进行交易，合法合理，我方在履行与原告的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并未违反任何协议条款，不存在违法违约的情形。涉案款项系在ApplePay绑定借记卡后，使用苹果手机在POS机上进行的消费，绑定及消费过程无需使用实体的借记卡。ApplePay在绑定借记卡时需验证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及短信验证码，消费时需凭借记卡密码，这些验证要素的保护责任均在于原告一方。原告在我方开立借记卡，双方依据《金穗借记卡章程》履行储蓄存款合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四条约定：申领金穗借记卡必须设立密码。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穗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负责。第六条约定：持卡人还可以根据发卡行规定的条件，选择其他多种金融服务。持卡人开通电子渠道交易或其他金融服务时，须遵守相关业务规定。原告在ApplePay绑定涉案借记卡时，需输入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及短信验证码，在此过程无需输入借记卡密码。虽然《金穗借记卡章程》约定借记卡必须设立密码，但该条款并不能绝对化理解为借记卡的所有交易、操作（指在ApplePay绑定涉案借记卡）均需凭密码。《章程》约定可以凭密码交易，但并没有限制持卡人选择其他支付方式的权利，《章程》第六条还约定持卡人享有开通其他金融交易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在ApplePay绑定涉案借记卡，为涉案借记卡开通ApplePay支付，且经过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等多重身份验证，我方在此过程中并未违反任何协议条款，不存在任何违约的情形。根据原告与我方的《金穗借记卡ApplePay业务服务协议》第七条的约定：设备卡与绑定卡使用同一账户，设备卡交易密码与绑定卡相同。第八条约定：设备卡必须凭密码消费，但甲乙双方另有约定，或银联规定免输密交易除外。原告使用ApplePay消费时，必须凭密码支付，我方在此过程中严格遵守《章程》及《服务协议》的约定，不存在任何违约的情形。涉案交易无论是在绑定借记卡环节，还是在消费支付环节，均无需使用实体借记卡，且绑定或消费的验证信息包括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短信验证码、借记卡密码，这些信息的保密责任都在于原告一方，我方没有保管上述信息的义务。原告应当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不被同时泄露，由于原告的故意或过失导致借记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同时泄露而引起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否则，这将导致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验证码的义务不复存在，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风险，引发部分恶意持卡人与不法份子串通共同欺诈银行获取非法利益，也无法保证银行卡交易的稳定性。
经开庭审理，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
2014年12月3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卡号为62×××70、户名为周翔的储蓄卡，并设置密码，该卡关联手机号为139××××5515。原告为该储蓄卡购买了短信余额变动通知服务，设置的接收短信手机号为139××××5515。
2016年5月6日，上述银行卡产生消费如下：1、于15时44分39秒消费5000元；2、于15时45分29秒消费5000元；3、于15时46分10秒消费5000元；4、于15时46分53秒消费5000元。以上四笔均通过POS交易渠道在信州爱普杰手机店消费，显示银联卡卡号为：62×××88，持卡人签名“陈伟杰”。原告称上述交易未收到余额变动的短信提示，被告亦未能在其系统中查询到发送上述四笔余额变动的提示短信。
2016年5月7日，上述银行卡产生消费如下：1、于17时32分53秒消费5000元；2、于17时33分59秒消费1666.66元；以上两笔均通过POS交易渠道在信州爱普杰手机店消费，显示银联卡卡号为：62×××88，持卡人签名“唐？”。原告称上述交易未收到余额变动的短信提示，被告亦未能在其系统中查询到发送上述两笔余额变动的提示短信。
被告称卡号62×××70的借记卡于2017年5月5日成功开通ApplePay，该卡对应的ApplePay设备卡号为62×××88，被告称已将开通ApplePay需要的激活验证码发送至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原告否认开通ApplePay，并称未收到该短信。
原告认为上述交易非本人操作，其卡内资金损失26666.66元，遂于2017年5月16日到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报警。同日，公安机关向原告发出《报警回执》。
本院认为：本案系借记卡纠纷。争议焦点在于诉争款项是否为他人盗划及此种情形下的责任认定问题。
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对此，伪卡交易民事案件虽与伪造银行卡犯罪行为有一定牵连性，但与他人伪造银行卡、盗取卡内资金的刑事犯罪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规定，本案可以独立于刑事案件受理和审理。
二、关于诉争款项是否为他人盗划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主张诉争款项为他人盗划，并提供非原告本人签名的pos签购单、手机短信截图、报警回执等证明盗划的事实。本院认为，持卡人周翔在知悉资金被扣划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结合款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从涉案银行卡扣划，无需使用实体卡，于短时间内在同一商户发生数笔交易，且POS签购单上的签名与持卡人姓名明显不一致之情况，依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诉争款项为他人盗划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认定涉案款项被盗划的事实。
三、关于责任认定的问题。涉案银行卡通过ApplePay转出诉争款项，ApplePay绑定涉案银行卡时无需输入银行卡消费密码，仅需输入持卡人周翔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预留手机号码及验证码。此种支付平台与传统的实体卡支付存有较大区别，而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就涉案银行卡开通此种支付方式有事先经原告同意。且发生盗刷后，被告未及时向原告发送银行卡内余额变动通知，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综上，被告对涉案款项损失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另，凭密码支取款项是案涉交易的另一要件。原告作为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等信息，防范因银行卡被复制使用所可能造成的资金损失风险。因原告不能证明被告于案涉银行卡申领及使用过程中存在因管理不善致卡片信息或密码被泄露等违约行为，根据银行卡密码所具有的秘密性、唯一性和专有性的特点，并依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应认定原告未尽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对其损失亦存在过错。鉴于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卡内资金损失的产生均具有过错，并综合考虑双方的违约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对原告的卡内资金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30％的民事责任。故被告需赔偿原告26666.66元×70%≈18666.66元。对原告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南支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翔赔偿18666.66元；
二、驳回原告周翔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33元，由原告周翔负担25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南支行负担2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丹丹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孙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