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10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天补农资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东镇北马村十组。
法定代表人：丁永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江苏银杏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国才，男，1965年2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如兵，盐城市盐都区秦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泰州市天补农资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国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5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所依据的证据不足。1、上诉人原审提交了与本案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的一组证据，并相互印证，而原审法院未予采信。2、原审在当事人双方均未申请证人作证的情况下私下调查胥传军，并在胥传军未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形下，采纳其所谓证人证言，也是违法的。况且胥传军已不再是合肥福瑞德生物化工厂（以下简称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该厂作证。3、原审认定2012年2月至8月期间，马国才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购买农药后，销售给上诉人这一事实，无证据证实。4、被上诉人原审起诉依据的是上诉人出具给供货单位的一份对账单，上面载明供货单位名称是江苏福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福瑞德公司）。庭审时马国才又否认有这个单位，而原审未查明为何会出现一个不存在单位的原因。5、上诉人一直以为供货单位是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之所以出现江苏福瑞德公司这个不存在的单位是被上诉人的恶意引导形成的。6、《农药管理条例》虽然是行政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强制规定，但作为农药经销单位是严禁向个人或无资质、许可证的单位购进农药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及禁止性法规规定，以此可以反推，上诉人是向合肥福瑞德化工厂购买农药。7、关于农药质量问题，上诉人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实农药有质量问题。综上，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真正的权利人是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另外由于其经手的农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假冒他人名义生产，上诉人已经停止销售并货压仓库，待处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马国才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马国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天补公司立即偿还马国才货款206722元；2.天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至8月期间，马国才与天补公司之间发生农药买卖往来。马国才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购买农药后，销售给天补公司。2013年1月9日，天补公司向马国才出具《泰州天补供应商往来对账单》1份，载明供货单位名称为江苏福瑞德公司（马国才），并详细载明了供应农药的规格、品名、单位、数量、单价、金额、欠款余额等事项，共结欠货款226722元，天补公司在落款处加盖该公司合同专用章，其法定代表人丁永红注明“已核对”并签名。2014年底、2015年初，天补公司分别向马国才付款各10000元，合计20000元。2016年4月28日，天补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永红在上述对账单落款下方注明“已还款贰万元整，实欠贰拾万陆仟柒佰贰拾贰元整（¥206722元），泰州天补丁永红”。
一审另查明，经该院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无“江苏福瑞德公司”相关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马国才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因本案所涉农药买卖关系中双方均未签订书面合同，以致双方对卖方主体产生争议。从马国才提交的《对账单》来看，其供货单位虽然注明是江苏福瑞德公司（马国才），但该公司客观上并不存在，天补公司认为其与江苏福瑞德公司发生往来，马国才只是代理人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结合该院对胥传军的调查笔录，该院认为本案买卖关系实际发生在马国才与天补公司之间。对天补公司提出的个人禁止销售农药的辩称意见，因《农药管理条例》中关于农药经营单位资格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不能产生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2、本案所涉的农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对此，天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马国才供应给其的农药存在质量问题，且天补公司在2013年1月9日出具结账单、2014年、2015年两次付款以及2016年4月28日再次结账时，均未提出马国才供应的农药存在质量问题，故对此辩称不予采信。3、天补公司是否应偿付马国才货款206722元。对天补公司差欠马国才货款206722元的事实，其法定代表人丁永红在对账单上已签字确认，现天补公司辩称双方系代销关系，农药未销售完毕，对此该院不予采信。综上，马国才与天补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买卖合同。天补公司差欠马国才货款206722元经催要后仍拒绝偿付，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遂判决：天补公司偿付马国才货款20672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4401元，由天补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天补公司未提供证据。被上诉人马国才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批复，安徽喜丰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喜丰收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农药企业更名备案的函，2014年农药企业更名备案的名单，拟证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更名为安徽喜丰收公司。
证据二，安徽喜丰收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该公司从未与上诉人发生过业务往来。
证据三，2016年元月21日上诉人转账给马国才本人的清单一份，拟证明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
上诉人天补公司对被上诉人马国才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都是复印件，虽然加盖了安徽喜丰收公司的印章，但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无法确认。备案的名单以及函件的真实性上诉人也无法确认。2、即使这些证据都是真实的，安徽喜丰收公司营业执照成立的日期是2014年3月7日，是新成立的公司，根本不是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更名而来。３、对于证据二，上诉人认为安徽喜丰收公司作为新设立的公司，确实没有与上诉人发生过往来，合肥福瑞德化工厂是从2010年12月至2013年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业务往来。4、对于证据三，由于马国才在代理合肥福瑞德化工厂销售产品的时候，上诉人均与其用现金或打卡结算，马国才的收款行为并不能证明是马国才个人在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
本院经审核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份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二不能证明安徽喜丰收公司系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变更而来，安徽喜丰收公司从工商登记来说是新成立的公司，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0年12月23日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与天补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产品的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该合同胥传军在出卖人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处签名，马国才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出卖人处并加盖了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的公章。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本院还查明，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向胥传军进行调查，胥传军表示：1、其不是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仅是销售经理。马国才不是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的工作人员，马国才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进货后，自行销售，自负盈亏。2、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已经改名为安徽喜丰收公司。3、不存在江苏福瑞德公司，其也没有担任过法定代表人。4、2010年12月23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其是作为代理人写在法定代表人一栏，但其不是法定代表人。
本院再查明，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6年1月7日发布的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刑二终字第0009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2年5月在丁国兵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天补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以天补公司名义进购“千除”牌二氯喹啉酸除草剂，进购后未能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核实相关证书即予以销售。部分农户使用天补公司销售的“千除”牌二氯喹啉酸除草剂后，发现水稻田内的秧苗产生葱管叶、僵苗、死苗等症状。天补公司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丁某（即丁永红）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业务往来是发生在天补公司与马国才之间还是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之间；2、案涉农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天补公司能否据此拒绝支付货款；3、原审法院在证据的采信上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
本院认为，一、从现有证据来看，可以认定案涉业务往来发生在马国才个人与天补公司之间。理由：1、虽然马国才在2010年曾以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天补公司签订过工业品买卖合同，但该合同有明确的供货型号、规格及数量，且该合同上盖有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的公章，案外人胥传军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马国才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该合同应认定系合肥福瑞德化工厂直接与天补公司所签订。2、案涉业务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从天补公司出具的往来对账单来看，其供货单位名称为江苏福瑞德公司（马国才），而江苏福瑞德公司并未依法设立，故该对账单应认定系天补公司与马国才之间的对账单。马国才以未依法设立的江苏福瑞德公司名义与天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法律后果应由马国才个人承担。3、天补公司直至在一审庭审答辩时仍表示该公司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及江苏福瑞德公司发生往来，并在庭审中陈述马国才向其陈述过其与胥传军成立了江苏福瑞德公司，证实了马国才以江苏福瑞德公司的名义与天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但天补公司在经济往来中不仅未与合同相对方签订书面合同，也未依法核实业务对象的主体资格，导致其与并不存在的江苏福瑞德公司发生往来，其对此负有相应责任。4、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从未确认过其与天补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农药的买卖合同关系，也从未向天补公司主张过案涉货款，明显不符合常理。5、天补公司所支付的货款均是向马国才个人支付，并未向合肥福瑞德化工厂支付，也从未要求合肥福瑞德化工厂向其开具发票，完全不符合正常法人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商业惯例。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从天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所涉刑事犯罪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来看，并未涉及到本案农药。天补公司主张因案涉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受到刑事处罚，与事实不符。本案对账单是在丁永红被采取取保候审期间与马国才签订的，天补公司在此后还款两万元，并在2016年4月28日再次对债务进行了确认，从未对所谓的质量问题提出过异议，故天补公司主张案涉农药存在质量问题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问题。基于天补公司在原审中一再强调胥传军的身份及其在业务往来所起的作用，原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向胥传军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笔录在法庭上交由当事人质证，并无明显违法之处。至于天补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之间存在案涉农药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对其提供的证据未予采信，并无不当。马国才虽然是个人向天补公司销售农药，但其销售的农药是合肥福瑞德化工厂依法生产的农药，并非是无农药登记证、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不合格的农药，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综上，天补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1元，由上诉人泰州市天补农资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维群
审判员 钟红梅
审判员 陈 娴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