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7民初11434号
原告：沈阳冶重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辽中县茨榆坨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晓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女，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蓉蓉，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南路首钢通用机械厂。
法定代表人鲍生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锋，男，汉族，1959年9月12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义，男，满族，1963年4月22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沈阳冶重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冶重公司）与被告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中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原告在庭后提交了新的证据，故本院于2017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沈阳冶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乔蓉蓉，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锋、赵义到庭参加了全部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2.8万元，利息128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以下简称工矿产品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减速机一台，合同金额为28.7万元，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了货物，被告尚欠货款8200元;2009年8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订货合同》（以下简称订货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减速机两台，总金额为41.4万元，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后，被告尚欠货款94000元;2011年3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唐山通宝焦化有限公司4.3m焦炉顶装改捣固项目捣固机用减速机设备供货合同》（以下简称设备供货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交付减速机12台套，合同总金额为25.8万，原告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实际履行数量付货后，被告尚欠货款25800元。以上共计欠款12.8万元。
被告首钢中冶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第一，欠款不是12.8万元，应该是7.8万。第二，本案已过了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2月5日，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与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签订工矿产品合同，结算方式及期限条款中约定“在质保期满后，需方向供方支付2.87万元的质保金”“质保期为设备正式验收运行之日起13个月或到需方指定地点（北京以里）后18个月。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于2009年9月30日交付产品。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分别于2008年12月11日、2009年3月27日支付了部分货款，在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8200元。
2009年8月7日，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与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签订订货合同，质量标准、技术标准、乙方对质量负责标准及期限条款中约定“产品质量保证期为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或交货后18个月”；特记事项3.2条款约定“合同总价的10%（41400元）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为一年，如有质量问题甲方有权从合同中扣除”；特记事项12条款约定“甲方已提示乙方注意对本合同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双方对本合同的含义认识一致”。该合同约定交货期为2009年10月30日，实际交货日期为2010年3月5日。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分别于2009年9月14日、2010年2月20日支付了部分货款，在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44000元。
2011年3月30日，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与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签订原告与被告签订设备供货合同，质量保证5.3条款约定“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自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签订验收证书之日起13个月或发货之后18个月以先到日期为准”；支付条件10.3条款约定“工程质保期满，凭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同等金额的资金往来发票30日内，甲方一次性结清余款（本院注：应为合同总价的10%，即2.58万元）”。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于2011年7月30日交付产品。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分别于2011年5月11日、2011年8月15日支付了部分货款，在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25800元。
2013年5月27日、2015年2月2日、2017年1月22日，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先后三次通过国内特快专递邮件向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寄送了催款函。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对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填写的收件人、电话（注：2017年1月22日邮件详情单原件上未填写收件人电话）、单位名称、地址均予认可，但称三份邮件均未收到。现无法查询2013年5月27日、2015年2月2日邮件的签收情况，2017年1月22日的邮件经查询显示因名址有误（本院注：收件人王小峰应为王小锋）被退回。
2016年12月14日，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签收了发票送交回执单，开票时间2016年12月9日，发票金额20500元。原告沈阳冶重公司称其不开此发票，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就不支付工矿产品合同项下的货款，故主张应以签收发票时间为该合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对此主张不予认可。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变更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7.8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自2013年5月27日起算。
第二次庭审中，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对原告沈阳冶重公司提交的证据“产品接、验收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原件且无法核实接验收人是否为其单位人员；对该证据记载的“数量、规格型号与实际数量一致”内容有异议，认为与实际不符，并以订货合同及相应图纸举证证明。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对其中两张单页图纸的真实性表示异议，认为没有其公司盖章。本院认定，对原告沈阳冶重公司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产品接、验收凭证”，不作为在案证据使用；对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对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图纸证据，亦因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作为在案证据使用。
上述事实，有工矿产品合同、订货合同、设备供货合同、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工程付款审批单、银行凭证、汇票、发票送交回执单、雇车送货合同书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沈阳冶重公司与被告首钢中冶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合同、订货合同、设备供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虽在庭审中对部分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认识不一，但被告首钢中冶公司称其因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间提出了异议，故其就质量问题放弃相应权利。现本院围绕当事人的诉辩理由，认定本案焦点有二：一是原告沈阳冶重公司诉请的7.8万元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原告沈阳冶重公司的损失计算标准。
一、关于诉争的7.8万元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
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7日、2015年2月2日通过国内特快专递邮件寄送了催款函，无论被告首钢中冶公司是否签收，因邮件详情单上填写的收件人、电话、单位名称、地址等均是明确且准确的，足以证明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向被告首钢中冶公司主张了权利，因此该两份国内特快专递邮件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7年1月22日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填写的单位名称、地址等亦准确无误，收件人名字中的“锋”写为“峰”，亦在可理解、可接受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该邮件的发出，已经充分表明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在2017年1月22日作出了向首钢中冶公司主张权利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同样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本案所涉工矿产品合同、订货合同、设备供货合同争议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质保期满是结算质保金或余款的条件之一，但因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合同项下产品或设备的验收日期，故本院以实际交货日期起算质保期，并自质保期满起算诉讼时效。同时，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中，并未严格遵守约定的交货时间、付款时间或付款条件，故付款时间晚于质保期满日期的，自最后付款日起算诉讼时效。（二）双方当事人确认工矿产品合同项下实际交货时间是2009年9月30日，故18个月质保期满日为2011年3月31日，晚于该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货款付款时间，故在2013年5月27日催款函发出之前,该合同项下尚余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1年4月1日。至于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关于开发票是被告首钢中冶公司付款的条件，应以签收发票的2016年12月15日为该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主张，一方面，在实际履行中，被告首钢中冶公司已经支付了两笔货款，并不是以开具发票为付款条件；另一方面，原告沈阳冶重公司在2013年5月27日、2015年2月2日、2017年1月22日发出的催款函中均涉及催收该合同项下的8200元货款，亦与其先开发票后付款的主张不符，故其主张不能成立。（三）双方当事人确认订货合同项下实际交货时间是2010年3月5日，虽然质保期在该合同的不同条款中有不同约定，但本院认为，“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乙方对质量负责标准及期限”条款是合同中的专门质量条款，且该质保期的规定符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即是在其他两个案涉合同中亦使用的习惯做法，故应依其约定确定质保期，即将交货后的18个月确定为质保期。因质保期满日为2011年9月5日，晚于该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货款付款时间，故在2013年5月27日催款函发出之前,该合同项下尚余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1年9月6日。（四）双方当事人确认设备供货合同项下实际交货时间是2011年7月30日，18个月质保期满日为2013年1月30日，晚于该合同项下最后一笔付款时间，故在2013年5月27日催款函发出之前,该合同项下的尚余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2013年1月31日。
综合上述分析认定可知，从工矿产品合同项下未付货款的最晚诉讼时效起算点2011年4月1日，计算至原告沈阳冶重公司最早发出催款函的时间2013年5月27日，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而从订货合同项下未付货款的最晚诉讼时效起算点2011年9月6日、从设备供货合同项下未付货款的最晚诉讼时效起算点2013年1月31日计算至原告沈阳冶重公司最早发出催款函的时间2013年5月27日，再至2015年2月2日、2017年1月22日发出催款函以及本案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且中断时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另在设备供货合同项下，即使以最后付款时间2011年8月15日起算诉讼时效，至原告沈阳冶重公司2013年5月27日发出催款函，亦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原告沈阳冶重公司诉请的工矿产品合同项下货款8200元不予支持，对原告沈阳冶重公司诉请的订货合同、设备供货合同项下货款共计6.98万元予以支持。
二、关于原告沈阳冶重公司损失计算标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被告首钢中冶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沈阳冶重公司诉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货款损失，并自2013年5月27日起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合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冶重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货款六万九千八百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六万九千八百元为基数，自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沈阳冶重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八百七十五元，由原告沈阳冶重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九十二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首钢中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七百八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的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到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闫 辉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王亚闯
书记员 刘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