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遂中民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奇，女，汉族，生于1964年7月20日，居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邓维先，射洪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奎，男，汉族，生于1981年10月17日，居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覃玉霞，四川子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小翠，四川子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胥执林，男，汉族，生于1965年8月16日，居民。
原审被告段仕松，男，汉族，生于1963年7月8日，居民。
上诉人黄志奇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射洪县人民法院（2014）射洪民初字第2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志奇的委托代理人邓维先，被上诉人黄奎的委托代理人覃玉霞、陈小翠，被上诉人胥执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段仕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黄奎系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射洪�区代理商，享有自主定价权，完成销量后，公司按约定给予奖励。黄志奇与段仕松系夫妻，胥执林系段仕松妹夫。段仕松与胥执林于2008年、2010年筹建射洪县曹碑镇、万林乡猪场，筹建猪场的相关手续由段仕松办理。所需资金中约300000元来自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款由段仕松转交，胥执林未直接收取。2012年，段仕松与黄奎就先进饲料购销一事进行协商，双方就单价、数量、送货等交易方式达成了口头协议，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2年6月，黄奎开始向猪场运送饲料。饲料运到猪场后，黄奎向胥执林交付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售货票，票据上载明客户名“胥执林”，销售员“黄奎”，票据上还载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质量、单价、金额等内容。验收货物后，胥执林向黄奎出具收货收条（部分收条由段仕松亲家“何家德”出具），收条上载明商品名称及质量�货款主要由胥执林不定期支付。黄奎每收到一笔货款，均须出具收条。前期收条载明的付款人多是段仕松，后期收条中的付款人多是胥执林。买卖双方每月对一次账，半年结账一次，由黄志奇负责与黄奎结账，结账时货款未清则出具欠条。2013年6月30日，黄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段仕松饲料款50000元（伍万元正）。”次日，黄奎在黄志奇家中收取饲料款194290.5元，此款包含段仕松当日给付的100000元承兑汇票。收款后，黄奎向段仕松夫妇出具收款凭证，载明：“今收到段仕松饲料款
194290.5元（壹拾玖万肆仟贰佰玖拾元五角）。2013年6月30日之前所有饲料款已结清。”2013年12月30日，黄志奇与黄奎对账后，黄志奇向黄奎出具欠条，载明：“今欠黄奎饲料款为193875.50元（壹拾玖万叁仟捌佰柒拾伍元伍角正），欠款人黄志奇。”后买卖双方继续发生交易至2014年2月。�期间售货票上载明的客户名变更为“黄志奇”，双方发生的交易额为107619元。胥执林于2014年1月1日支付黄奎饲料款133875元。同月22日，胥执林向黄奎支付饲料款35000元。2013年2月13日后，双方交易中断。2014年8月6日，黄奎诉至本院，要求黄志奇、段仕松支付饲料款170199元（庭审中变更为135199元）及利息。审理中查明，2013年6月至10月，黄奎向猪场销售了价值2580元的猪药。
庭审中，黄奎及其代理人陈述，合同是与段仕松谈的，段仕松才是买受人。欠条是黄志奇以个人名义出具的，黄志奇是共同债务人。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3年12月30日，2013年6月30日的50000元发生在半年前，在此期间双方多次对账，出具欠条时不可能没有漏算，此款不能从欠条中扣除。2014年1月22日，胥执林支付的饲料款35000元，应从欠款总额中扣除。黄奎与黄志奇每月对账一次，双方依据胥执林或何�德出具收货收条以及黄奎出具的收款收条进行对账，如不清楚，黄志奇会打电话核实。2013年12月30日与黄志奇结算后，自己不小心把送货依据弄丢了，现无法提供欠条前的交易原始依据。自己把依据灭失一事告知了段仕松后，段仕松则声称多付50000元饲料款，要求重新对账。黄志奇、段仕松陈述，胥执林是猪场业主，黄志奇只是猪场出纳人员，段仕松参与筹建猪场纯粹是帮忙，欠款应当由胥执林来支付。2013年6月30日的50000元系胥执林支付，但胥执林支付后一直没有告知黄志奇，导致黄志奇结算时未将该款扣除。黄志奇还陈述，双方是依据收货收条及黄奎自述的已收货款进行对账，对胥执林支付的价款金额，一般不打电话核实，全凭黄奎口述，但大额的要打电话核实。胥执林则陈述，胥执林才是猪场业主，自己认可黄志奇与黄奎的结算，但欠款应由自己支付。每次付款给黄奎后，收条都是放在自己处，从来不告知黄志奇，黄志奇结账时也从来不向自己核实，全凭黄奎口述。2013年6月30日的50000元系自己支付，此事自己从来没有向黄志奇讲过，黄志奇出具欠条也不告知自己，直到2014年初与黄志奇对账才发现多付了50000元（但胥执林在第一次庭审中以证人身份向本院提交的陈述中则称出具欠条的当晚黄志奇向其告知了结账一事）。猪场保险是自己买的，赔付款也打入自己账户。此外，黄志奇、段仕松提供的证据显示，2013年3月31日至7月1日，黄奎共收到饲料款444290.5元，2013年2月1日至6月30日，双方的交易额为394290.5元（含1月31日前饲料欠款21801元、刘彬代购的饲料款10851元、运费130元及药费200元）。21801元欠款系黄志奇在笔记本上单方记录，其余款项主要由此期间售货票金额汇总，但不包含为刘彬代购的饲料票据。出庭证人刘彬陈�，曾委托胥执林为其代购价值约10000余元的先进饲料，但具体金额已经记不清了。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和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二、2013年6月30日支付的50000元饲料款是否在出具欠条时被扣减。
关于第一个焦点。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黄奎作为饲料销售片区代理商，享有自主定价权，直接参与了合同条款的协商，履行交付义务后，并以个人名义收取了约百万元的价款，且对方未提出异议，故黄奎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主体适格。黄奎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是欠条，黄志奇在欠条中载明自己为欠款人，明确了欠款的性质及债权债务关系，其负有按欠条支付价款的义务，故黄志奇是适格被告�段仕松参与了猪场的筹建，直接支配猪场的财政补贴，独立参与买卖合同条款的协商，并支付了部分饲料款，故段仕松应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其被告主体适格。因此，对于黄志奇、段仕松主张原告及自己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综合全案，2013年6月30日支付的50000元饲料款在出具欠条时已被扣减。首先，依据交易习惯，欠条是出具时（2013年12月30日）买卖双方债权债务往来的总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在出具欠条时已无争议。50000元收条的出具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远在出具欠条之前，出具欠条时应当扣减，如不扣减，应当在欠条中注明该情况。其次，出具50000元收条的次日，黄志奇夫妇仍向黄奎支付2013年上半年的余下货款，并收下了黄奎出具的载明“今收到段仕松饲料款194290.5元（壹拾玖万肆仟贰佰玖拾元五角）。2013年6月30日之前所有饲料款已结清”的收款凭证，并没有提及多支付50000元货款的情况，由此可以判断当时双方债权债务已彻底结清，50000元货款应已结算在上半年货款中。再次，黄志奇、胥执林的陈述矛盾或不符合常理。一是黄志奇陈述对账或结账时，有时会将情况告知胥执林，而胥执林在二次庭审中予以否认。二是第一次庭审中，胥执林陈述其付款后与黄志奇有过电话交流，第二次庭审中却否认。三是在交通、通讯如此便利的情况下，胥执林陈述从来不将付款情况告知黄志奇，黄志奇也从来不将结账情况告知胥执林。四是黄志奇每月与黄奎对一次账，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发现“多”支付了50000元饲料款。最后，认定50000元漏算的证据不足。黄志奇、段仕松提供的统计表显示，2013年3月31日至7月1日，黄奎共收到饲料款444290.5元，2013年2月1日至6月30日，双方的交易额�394290.5元，显示出“多”支付了50000元饲料款，但交易额394290.5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此款包含2013年2月前的饲料欠款、刘彬的代购饲料款等。饲料欠款21801元、代购饲料款10851元系黄志奇单方记录，其客观性无法判断。另外，计算交易额的售货票据的完整性亦无法核实，如果票据存在缺失，会导致交易额低于实际付款额。也就是说，交易额是否为394290.5元“真伪不明”。黄奎提供的欠条系书证，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单方制作的统计表。因此，认定2013年6月30日支付的50000元饲料款在出具欠条时已结算合符情理、法理。
综上，黄奎与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黄奎履行了主要义务，且黄志奇接受，故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黄志奇作为欠条的债务人，应当承担支付义务，段仕松参与猪场的筹建、合同的协商并支付了部分价款，系买卖合同当事人，负有共同支付价款的义务，故对黄志奇、段仕松主张黄志奇、段仕松不是适格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胥执林负责猪场日常管理，系主要收货人和付款人，虽未参与买卖合同的协商，但自称系猪场业主，并主动承担付款义务，且黄奎未明确表示放弃向其主张权利，故胥执林负有共同支付价款的义务。2013年6月30日支付的50000元货款，没有证据证实此款在黄志奇出具欠条时被漏算，故对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要求扣减该50000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欠条后的付款额应予扣减。出卖人交付货物后，买受人负有及时支付价款的义务，故对黄奎要求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支付货物欠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应付货款的金额为193875.50元+107619元+2580元-133875元-35000元=135199.5元。庭审中黄奎明确主张的金额为135199元，系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但黄奎主张权利后产生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较为适宜。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黄奎饲料款13519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币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黄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案件受理费3704元，由原告黄奎负担762元，被告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负担2942元”。
宣判后，黄志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1.原审法院错列民事诉讼主体，依法应予纠正。（1）关于黄奎的原告主体资格认定错误。因黄奎只是饲料销售的片区代理商，享受自主定价是黄奎个人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黄奎直接参与了合同条款的协商、履行交付义务后又收取了货款，就认定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错误，黄奎参与合同条款的协商、交付是履行片区销售人员的职责，有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的送货单为证；（2）关于黄志奇、段仕松的被告主体资格认定错误。黄奎起诉依据的是2013年12月30日黄志奇向黄奎出具的欠条，既然本案是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买卖合同的主体，从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的销售单载明的客户名称均为胥执林，万林乡畜牧站和万林乡农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说明，证实胥执林是万林乡畜牧站和万林乡农业服务中心的业主，庭审中胥执林认可黄志奇作为出纳代胥执林出具的欠条，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错误。段仕松参与了猪场的筹建、支配了财政补贴和饲料买卖合同的谈判，原审法院就认定段仕松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错误，段仕松不是猪场的业主，业主是胥执林，段仕松没有参与猪场的经营，也没有分配利润，所以不应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2013年6月30日，胥执林单独支付的人民币50000元应当在2013年12月30日的欠条中予以扣减，从黄志奇提供的收货、记账凭证可以显示欠饲料总额为人民币394290.5元，其中的人民币21801元和刘斌代购的人民币
10851元有记账本和证言印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不当，黄奎收款总额为人民币444290.5元，超付了人民币50000元应当认定，所以应当在欠条中予以扣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黄奎在庭审中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胥执林在庭审中辩称，我是养猪场的实际业主，段
仕松和黄志奇都是我请的工作人员，在扣除人民币50000元后，剩余货款判决由我承担。
原审被告段仕松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
上诉人黄志奇在二审中提供了2012年期间的售货发票以此证明黄志奇、段仕松在原审提供的单方制作的笔记本的真实性，胥执林在2013年6月30日支付给黄奎的人民币50000元应当从原审判决的给付货款中品迭。
�上诉人黄奎对上诉人黄志奇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上诉人提供的售货发票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购货票据，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胥执林对上诉人黄志奇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黄奎在二审中提供了先进饲料公司的律师函和催收通知，证明黄奎与先进饲料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是本案适格的原审原告。
上诉人黄志奇和被上诉人胥执林对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
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售货发票系上诉人出具欠条之前的，黄奎和黄志奇已经对2013年6月30日前的货款进行了结算，有欠条为证，其售货发票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黄奎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先进饲料公司与黄奎的合同关系，本院予以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
以�认。
另查明，黄志奇是段仕松的妻子，胥执林是段仕松的妹夫。2014年12月10日，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向黄奎出具催款通知载明“黄奎，依据你与我公司签订的《饲料销售合同》，从2012年8月6日起，你方从我公司购买饲料，截止到2014年8月，经双方结算，你方累计欠我公司饲料款共计人民币378110.83元，按合同计算的逾期利息人民币69668.64元（详见逾期计算明细），我公司多次催促你方偿还货款，你方一直承诺还款，但并未履行还款义务。我公司希望你收此函后，在2014年12月25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并支付上述货款；逾期，我们将依法要求贵公司出支付货款本金、利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请给予理解、支持。特此通知”。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奎与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签订《饲料销售合同》，实际上系黄奎购买先进（成都）饲料有限公司的�料自己销售，原审被告段仕松与被上诉人黄奎口头达成买卖饲料的协议，且双方已经履行了口头约定，黄奎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审被告段仕松与被上诉人黄奎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并支付部分货款，应是买卖合同相对方；上诉人黄志奇系段仕松的妻子，以自己名义向黄奎出具欠条，明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出具欠条的相对方，对所欠货款理应支付；被上诉人胥执林系段仕松妹夫，亦在猪场收货和支付货款，其自认系猪场的业主，愿意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决由段仕松、黄志奇、胥执林共同支付黄奎货款，主体认定正确，且段仕松、胥执林在收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后，均未提出上诉。上诉人黄志奇上诉称“该猪场业主系胥执林，其货款应当由其支付”的上诉理由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合，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13年12月30日，上诉人黄志奇给被上诉人黄奎出具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为人民币193875.5元，且在2013年6月30日收款时被上诉人黄奎在给上诉人出具收条上载明了2013年6月30日前饲料款已结清，原审法院判决由黄志奇、段仕松、胥执林给付黄奎饲料款人民币135199元及利息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志奇上诉称“2013年6月30日支付给黄奎的饲料款人民币50000元应当在欠付的总饲料款中予以品迭”的理由不符合本案查明的客观事实，也有违背常理，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应收取案件受理费�民币3704元，由上诉人黄志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歧
审判员 杨 玲
审判员 郑 艳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