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9行终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定菊，女，196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岳池县，系王时兴的妻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萍，女，198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岳池县，系王时兴的女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轶，女，198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岳池县，系王时兴的女儿。
委托代理人：吴迪，湖北靖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
法定代表人：邹联，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栩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余艳，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三多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东城区樟村银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潘波，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涛，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矜言，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定菊、王萍、王轶（以下简称“罗定菊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三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多食品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行初字第476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1月11日，罗定菊等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社保局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061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书》；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东莞社保局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王时兴在三多食品公司处任保安一职。2015年7月28日，王时兴上中班，中班的工作时间为15时至23时。当天晚上约22时10分左右，王时兴在未征得三多食品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从三多食品公司保安岗处离开。2015年7月28日晚22时25分，王时兴驾驶自行车途经东莞市东城区庵元新路银岭工业区路段时，与一辆小型客车发生碰撞导致其身体多处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时兴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后王时兴被送往东莞光华医院治疗，2015年8月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2015年8月19日，罗定菊等三人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就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事向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受理其申请后，依法要求三多食品公司就罗定菊等三人所申请的事项和理由作出答复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另东莞社保局依职权分别对三多食品公司的员工彭某、吴文贵和王时兴的配偶罗定菊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到罗定菊提供的王时兴的居住地进行实地核实。综合取得的各项证据材料，东莞社保局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061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的正常上班时间到23时，王时兴未经单位同意于当晚22时25分左右骑自行车离开单位，不属于上下班时间。即王时兴在本次事故中导致的死亡不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因此，东莞社保局认定王时兴发生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并依法送达罗定菊等三人及三多食品公司。罗定菊等三人对此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工伤认定申请表》、2015年8月19日、20日提交《提交证据材料清单》、王时兴的身份证复印件、罗定菊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证明、公证书、王轶、王萍的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工作经历、报警回执、东公交认字[2015]第A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编号为0110775《东莞光华医院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情况说明》、《职工伤亡事故认定现场示意图》、《线路图》、2015年9月14日、10月7日提交《提交证据材料清单》、营业执照复印件、工牌、《新进人员履历表》、《广东省劳动合同》、《伤亡事故书面回复说明》、王时兴工资表、证人彭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彭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广东省劳动合同》、《上班考勤确认表》，吴文贵出具的证人证言及吴文贵的身份证复印件、《广东省劳动合同》、王时兴发生事故的路线图、医疗收费专用发票、收据、《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罗定菊等三人、三多食品公司）、东莞社保局依职权对彭某、吴文贵、罗定菊进行了调查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罗定菊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061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保安管理制度》和《考勤管理制度》及《员工手册》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第二十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2015年8月19日，罗定菊等三人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就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所发生的事故伤害申请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核实，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061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罗定菊等三人及三多食品公司，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罗定菊等三人主张，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22时25分左右离开三多食品公司是属于下班，其发生的交通事故受到的伤害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予以认定工伤的情形。根据彭某、吴文贵的证人证言以及东莞社保局对彭某、吴文贵、罗定菊的《询问笔录》，并结合三多食品公司的《门卫保安管理制度》可知，三多食品公司处保安的工作时间为：早班是7时至15时，中班是15时至23时，晚班是23时至次日7时。2015年7月28日，王时兴事发当天是在三多食品公司上中班，其正常上班时间是到23时，而其在当晚22时25分左右被发现在三多食品公司附近的马路上骑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在无证据证明其有经过单位同意或有与同事办理正常交接班的情况下而提前下班，因此，王时兴属于擅自离岗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的伤害，并不符合下班途中应当予以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据此，东莞社保局对王时兴2015年7月28日的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061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罗定菊等三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罗定菊等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50元，由罗定菊等三人承担。
一审宣判后，罗定菊等三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令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书》；二、本案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三多食品公司及东莞社保局提供的《考勤记录》。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罗定菊等三人对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13即王时兴2015年4月至7月的考勤表及工资表与三多食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另一份王时兴2015年4月至7月的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前一份考勤记录为三多食品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向东莞社保局提交的，后一份考勤记录是三多食品公司在本案中向原审法院提交，均为三多食品公司单方面制作，但两份考勤记录所记录的王时兴上下班时间存在部分不相符的情况，故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认可……”，而该二份考勤记录证明的内容与彭某、吴文贵的证人证言及其《询问笔录》证明的内容是一样，一审法院不认可该《考勤记录》的上下班时间，只认定《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的上下班时间，而上述所有证据证明的上下班时间是一致的。因此，一审认定三多食品公司保安的工作时间为：早班7时至15时，中班是15是至23时，晚班是23时至次日7时属认定事实错误。2.三多食品公司对其保安人员有人接班提前下班的事实没有进行任何处罚，可以从另一面证明三多食品公司对该行为是默认的，三多食品公司上下班时间不是固定的，这才是三多食品公司保安员客观的工作时间。不是三多食品公司《门卫保安管理制度》、《证人证言》和《询问笔录》所称固定的早班7时至15时，中班是15时至23时，晚班是23时至次日7时。本案事故发生时间2015年7月28日22时许，王时兴也是按照之前的惯例，在夜班人员来接班后，按正常习惯下班，之前也有按照这种方式上下班的先例。罗定菊等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时，王时兴已经死亡，根据罗定菊等三人的举证能力结合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保安人员自己调整上下班时间的客观现实情形，存在无法收集单位默认王时兴系正常下班的证据及有同事正常交接班的情况而提前下班的证据，此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罗定菊等三人明显存在客观不能的境地。3.《考勤记录》系真实客观反映三多食品公司处保安人员上下班的时间关键证据，以及王时兴事发当时是否有人接班后下班，有没有向其他保安交接，是否是擅自离职，同时还可以证明王时兴发生事故前，整个三多食品公司保安人员事发前期上下班及对应班上下班的惯例等客观真实上下班的时间。如果三多食品公司如实提供该《考勤记录》，本案客观事实可显现在大家面前，可遗憾三多食品公司未向东莞社保局提供真实的关键证据《考勤记录》，东莞社保局没有该证据，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彭某、吴文贵、罗定菊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1.2015年10月8日东莞社保局工作人员制作的吴文贵《询问笔录》中吴文贵答“……因为平时我们保安在交接班时是不需要做交接工作的，只要到下班时间就可以下班的……”东莞社保局工作人员问：“请问你们提前走公司或者你们的主管会处罚你们吗？”吴文贵答：“我们保安员连哪个是我们主管我们都不清楚，公司就更加没管我们，只要有人上班就行了，从来就没有对早走这种情况说过或者罚过我们。”从吴文贵的回答中，可以印证三多食品公司保安人员上下班的惯例，保安人员上下班时间是不固定的事实，本案中即在夜班人员来接班后，王时兴按正常习惯下班，之前也是这种方式上下班的。2.2015年9月25日东莞社保局工作人员制作的罗定菊《询问笔录》中罗定菊答：“……只要有人接他的班，他下班可以提早走的……”此内容和吴文贵的内容一致，也可以证明三多食品公司处的上下班时间不是固定的。3.三名保安人员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三多食品公司的保安人员上下班时间是固定的，该保安人员系三多食品公司的员工与三多食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三多食品公司没有给王时兴购买工伤保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刻意回避允许有人接班而提前下班是保安真实考勤方式。因此，上述证人证言证明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三、关于《门卫保安管理制度》。三多食品公司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门卫保安管理制度》，该《门卫保安管理制度》没有证据证明王时兴知晓并且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同时该证据三多食品公司没有在工伤认定阶段向东莞社保局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本案中，三多食品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才向法院提交，《门卫保安管理制度》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而一审法院“……根据彭某、吴文贵的证人证言以及东莞社保局对彭某、吴文贵、罗定菊的《询问笔录》，结合三多食品公司的《门卫保安管理制度》可知，三多食品公司处保安的工作时间为：早班是7时至15时，中班是15是至23时，晚班是23时至次日7时…”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条款的，三多食品公司保安的上下班时间是不固定的。综上，通过东莞社保局向三多食品公司其他保安及罗定菊的《询问笔录》、三多食品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及东莞社保局提供的《考勤记录》自相矛盾的证据可以得知，对于三多食品公司保安提前下班三多食品公司并没有进行处罚过，有人接班就可以了。可以非常明白清楚地证明三多食品公司处的保安上下班时间不是固定的。事发当日，如果没有人接班，真如三多食品公司吴文贵所称，其来上班是没有发现王时兴，那么在保安上班时间车辆及相关人员不断有出入大门，肯定会有人或者车辆不能进出三多食品公司的大门，必将有人投诉到相关部门，而该段时间没有任何异常，因此称王时兴擅自离职明显不符合常理。因王时兴已经死亡，而三多食品公司未为王时兴购买工伤保险，为了达到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目的，三多食品公司提交了其单方面制作的证据，死者家属无法提供与同事办理正常交接班及公司同意其下班的证据，而吴文贵也陈述，换班时三多食品公司处没有相应的交接记录的事实。因此，只能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予以推理，事发当时吴文贵接班后，王时兴才下班的。同时得出王时兴擅自离岗的证据不足，根据惯例及吴文贵的陈述，只要有人来接班后就下班了，三多食品公司接到东莞社保局提交证据通知是2015年9月7日，东莞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对三多食品公司保安吴文贵制作询问笔录的时间是2015年10月8日，三多食品公司对其保安上下班时间统一口径及单方制作证据有足够的时间。其考勤记录能单方面制作，其他证据也可以单方面制作。因此，认定王时兴擅自离职证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一）证据形成的原因；（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对《询问笔录》中吴文贵的回答：“我们保安员连哪个是我们主管我们都不清楚，公司就更加没管我们，只要有人上班就行了，从来就没有对早走这种情况说过或者罚过我们。”该内容法院未进行全面的审查，该内容可以证明三多食品公司保安人员上下班时间是不固定的。综上所述，三多食品公司保安人员的上下班时间是固定的，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审认定该事实错误。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6年3月28日印发的人社部发〔2016〕29号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王时兴案发当时下班的意图和目的非常明显，是以下班为目的，其情形是符合上述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因此，综合上述事实，王时兴的死亡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款“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五、《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而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款对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进行了延伸，扩大了认定工伤的适用范围，更好的保障受事故伤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条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从立法目的出发，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解释，应将“上下班途中”理解为以上下班为目的的途中，只要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符合法定条件，就应当认定为工伤，不能将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等作为否定工伤的理由。退一步讲，本案中即使王时兴提前下班，其受到伤害符合上述立法目的所涉的内容，结合最近实施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规定，该规定是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的进行细化和明确，只要是以上下班为目的途中发生事故，符合法定条件的就应认定工伤，并且多省法院有相似案件已经认定为工伤。因此，王时兴在以下班为目的的途中，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明显不公，作为劳动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理性方式并没有真正的效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将是一句空话。一审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因此，罗定菊等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有关规定，特具状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答辩称：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22点25分发生事故属于擅自离岗后发生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根据王时兴的考勤结合彭某、吴文贵、罗定菊的《询问笔录》可知，王时兴是三多食品公司保安人员，保安班次分为三班，早班为7时至15时，中班为15时至23时，晚班为23时至次日7时，2015年7月28日王时兴上中班，起始时间为15时至23时，当日王时兴应当在23时下班。但其在22点45分许在三多食品公司附近马路上逆行发生交通事故，距离正常下班的时间大约40分钟之久，其离开工作岗位时无人知晓，没有征得单位同意，也未与同事做好顶班交接。结合王时兴任职保安工作性质，王时兴不应当出现提前下班的情况，王时兴如需提前下班，应当有特殊情况发生并且应当做好顶班交接，罗定菊和吴文贵在《询问笔录》中对此情况已经做了说明。此外，罗定菊在笔录中陈述，事发当时其正在家里休息，当公司打电话给罗定菊告知王时兴发生车祸时，罗定菊并不相信，可见可以排除王时兴家中有事需要提前下班的情况，另外，也可以推测王时兴平时并没有经常提前下班的习惯。东莞社保局认为2015年7月8日王时兴一个人负责中班班次，三多食品公司对其是有考勤管理的，另结合起保安的工作性质以及罗定菊与吴文贵对提前下班顶班的陈述，王时兴当晚离开岗位提前下班的动机基本可以排除。并且因王时兴当时是只身一人上班，其也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其离开岗位的目的，故用人单位与东莞社保局无法对其主观的心理目的举证，但根据本案综合的情况分析王时兴离开岗位于22点25分出现在公司附近的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并非提起下班，应当属于擅自离开岗位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三多食品公司述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一审判决应予维持。1.一审认定三多食品公司处保安的工作时间事实清楚，并且上下班时间是严格规定的。早班07:00-15:00、中班15:00-23:00、晚安23:00-07:00不仅在三多食品公司《门卫保安管理制度》中有明确规定，三多食品公司《考勤管理制度》也规定在下班时间前30分钟内下班的视为早退，迟到或者早退超过30分钟视为旷工也是明文规定的。并且，彭某、吴文贵的证人证言及东莞社保局对其二人和罗定菊分别作的《询问笔录》均对工作时间的表述一致。其次，因为罗定菊非三多食品公司的员工，其仅是王时兴的妻子，但其对三多食品公司的上下班时间均能准确表述，也从侧面说明三多食品公司对于保安上下班时间的严格规定；王时兴于2015年7月28日22时25分发生的交通事故时间显然属于上班时间，是王时兴作为三多食品公司员工严格履行职责，严守岗位的时间，王时兴作为公司安人保人员，本身就是公司制度落实和执行监督者，也是必须执行制度的一份子，其不但没有起到监督全公司员工执行情况，更是带头违反公司制度。如果让其违法的行为反而借助诉讼来谋取非法的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道德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正确的，罗定菊等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2.罗定菊等三人认为三多食品公司的上下班时间是不固定的，是对本案事实的误解。首先，任何公司的安保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事关公司的治安纪律等问题，更应该严格遵守上班时间和岗位职责，如同公安民警。其违反公司行为没有被公司发现或公司对其没有进行处罚，并不能表明公司承认其违反制度行为的合法性，更不能表明其上班的行为是不固定的或者随意的，而且东莞地域应该没有一家公司的上班时间像罗定菊等三人所讲的那么随意；完全不符合日常的工作习惯。王时兴在上班时间未经公司同意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其行为已属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如公司在其早退这段时间发生了安保方面的事故，其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罗定菊等三人据此认为三多食品公司的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可以自由散漫的敷衍三多食品公司的安保工作是属于本末倒置，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其次，从尊重事实角度出发，东莞社保局经过依法全面核查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是合法合规的。虽王时兴遭受了如此不幸，但王时兴的情形明显不符上下班途中应当予以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二、罗定菊等三人在上诉时称“即使是提前下班，也是在下班途中受伤，是在合理的时间内从三多食品公司处返回住处”，这种说法明显是对法律及相关规定的误读。案涉事故发生地点，不是王时兴回家途中，罗定菊等三人对其结果和行为均作出违背法律和扩大的错误解读。而本案的案件事实是在时间上就不符合上下班时间。王时兴不是在下班的时间内绕道，更不是在回家的途中，而是在上班时间擅离工作岗位，私自未经批准离开公司发生的事故。据此可以看出上诉人试图混淆概念，以期引导本案朝错误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驳回罗定菊等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的公正判决。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二审争议焦点系王时兴所受案涉事故伤害能否构成工伤，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此可见，上下班途中除考量职工是否在上下班之合理路途中外，还需参照上下班合理时间因素综合判断，只有在上下班途中遭遇的交通事故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职工擅自离岗系对单位利益的损害，若将其视同为正常下班，并让单位承担该有害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显然对单位缺乏公平。故，职工正常的上下班或者经过单位许可的上下班，且上下班的时间与工作时间紧密相连，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要求。本案中，虽然三多食品公司于工伤认定阶段提交的王时兴之考勤表与其在诉讼阶段提交的不相符，在诉讼阶段提交的《门卫保安管理制度》及《员工手册》也未在工伤认定阶段予以提交，但东莞社保局向三多食品公司保安员吴文贵、彭某以及王时兴的妻子罗定菊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示，三多食品公司的保安上下班时间分为早班7时至15时，中班15时至23时，晚班23时至次日7时，只要有人接班则可提早下班；作为保安的王时兴在事发当天上中班，接其中班将要上夜班的是吴文贵，而吴文贵在事发当晚22时55分时许来到保安室上班时，并未见到王时兴本人。通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案涉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发时间为22时25分，此时离接班的吴文贵到保安室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无从谈起已完成交接班。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王时兴与同事已完成正常交接班或已征得三多食品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而提早下班，王时兴前述提早下班应属擅自离岗行为，该行为不属于职工正常的上下班范畴，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要求，因此东莞社保局将案涉事故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罗定菊等三人虽对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定菊第三人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志强
审 判 员 韦艳芹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