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1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茂华，男，196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茂智，男，1969年3月5日出生，
汉族，天津市钢管公司职员，住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红霞里12-3-60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天津医院，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马信龙，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该院干部。
原审原告：于茂生，男，196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茂智（与于茂生系兄弟关系），住�津市津南区。
原审原告：于茂荣，女，195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茂智（与于茂荣系姐弟关系），住天津市津南区。
上诉人于茂华、于茂智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天津医院及原审原告于茂生、于茂荣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3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茂华、于茂智，被上诉人天津市天津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原审原告于茂生、杨茂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茂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茂华、于茂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和治疗过失责任，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共计304545元（医疗费97196元、死亡赔偿金1575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丧葬费28550元、误工费1269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庭审程序明显存在过错，影响了对事实的调查和认定。一审没有允许上诉人全面陈述，上诉人以书面材料形式提交法庭供法官庭后审查。一审没有进行真正的证据质证和事实辩论，实质为书面审查，更没有归纳争议焦点。上诉人陈述诊疗事实和理由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病历存在伪造、篡改，并予以说明理由，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陈述事实和理由进行有理有据的辩驳，部分客观性病历和主观性病历被上诉人拒不提供。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被上诉人诊疗行为中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实施不必要检查的事实，一审对患者行右下肢动脉成形术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这是上诉人一直主张的欺骗事实，并提出赔付患者�疗费和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进行审理。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驳回诉请明显错误，关于举证责任法律有明确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需要双方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和主张权利受到侵害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被上诉人承担举证反驳责任，一审判决中没有体现，使被上诉人规避举证责任。3、一审判决中出现多处明显错误。上诉人一审陈述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也符合认定事实的法律规定，一审应对上诉人的陈述作为合法证据进行证据认定，一审判决只强调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无法证明诊疗过程，而证明诊疗行为和诊疗过程以及病情发生、发展、转变的重要文件是病历，被上诉人未妥善保管，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和伪造、篡改的病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依靠上诉人提供�据证明本案事实不现实。一审判决又把责任归责于上诉人不申请损害鉴定，更是牵强。上诉人对病历提出质疑，不同意以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医学鉴定的证据，上诉人不同意鉴定是上诉人主张诉讼权利的体现。医学鉴定意见只是证据之一，法律并没有赋予特权，一审判决把它们归结为“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过于片面，审判人员通过直观、直觉或者逻辑推理是可以对大多事实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一审判决以医学知识搪塞，把事实认定归于鉴定责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患者从进入手术室到去世将近12小时期间，被上诉人一直对患者进行诊治操作，没有中断过治疗，高强度手术和被上诉人不作为的诊治，致使患者发病、恶化直至死亡，患者去世前的手术和抢救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医治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一基本事实，一审判决把法律规定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变为诊疗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增加了上诉人举证证明的难度，没有法律依据。
天津市天津医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于茂生、杨茂荣述称，同意上诉人于茂华、于茂智的上诉请求。
于茂生、于茂荣、于茂华、于茂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对受害人于广昌的诊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97196元、死亡赔偿金157530元（31506元/年×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丧葬费28550元（4758元/月×6个月）、误工费1269元（于茂智和于茂华处理患者丧事，按57101元/年的标准，主张211元×3天×2人）；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于广昌系原告于茂生、于茂荣、于茂华、于茂智的父亲，患者于广昌与被告天津市天津医院系医患关系。2015年10月22日，患者于广昌因双下肢间歇性跛行1年，右足疼痛5个月入被告天津市天津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2、右足软组织感染；3、高血压；4、2型糖尿病；5、冠心病；6、脑梗塞；7、左下肢陈旧DVT；8、陈旧脑梗塞；9、胃炎。入院时查体：双下肢无明显水肿，双下肢远端皮色苍白、轻度紫绀。双下肢远端皮温偏低。左足背、胫后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右股、足背、胫后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左股动脉可触及搏动。右足1、4、5趾轻度红肿，趾间少量脓性渗出。2015年10月22日，行右下肢动脉成形术。2015年10月22日22时10分，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心跳骤停，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诊断：1、心跳骤停；2、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3、右足软组织感染；4、高血压；5、2型糖尿病；6、冠心病；7、脑梗塞；8、左下肢陈旧DVT；9、陈旧脑梗塞；10、胃炎。庭审中，四原告表示不申请医疗损害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患者于广昌与被告天津市天津医院之间系医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责任需要举证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诊疗过错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但诊疗过错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医学领域问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仅凭法官的良知、知识和社会经验对此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要通过鉴定方式予以认定。�此，医疗鉴定结论作为医疗纠纷案件的重要证据形式，其证明力的认定成为医疗纠纷案件处理的关键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四原告表示不申请相关鉴定，且四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存在诊疗过错以及诊疗过错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茂生、于茂荣、于茂华、于茂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3元，由原告于茂生、于茂荣、于茂华、于茂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上诉人提交告知书，证明一审法院合议庭之前的程序属于违法行为。被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审原告于茂生、杨茂荣对二上诉人所举证据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应举证证明被上诉人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及被上诉人诊疗过错与于广昌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医疗鉴定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医疗纠纷案件具有�度的专业性，法官一般不具有可以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能力，应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作为认定依据。然而，本案上诉人明确不同意根据在案现有证据材料进行鉴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治疗过程，诊疗过错所述内容，不足以认定本案存在法律规定的推定过错的情形。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不存在严重违反程序的问题。
综上，于茂华、于茂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3元，由上诉人于茂华、于茂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国敏
代理审�员苏美玉
代理审判员 孟 夏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