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7民终8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住所地：邹城市西外环路1888号。
法定代表人：苗志远，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飞，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华，北京市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郓城煤矿。住所地：郓城县潘渡镇。
法定代表人：胡传亭，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新，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凤，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兖矿煤化供销�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关飞，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的委托代理人李庆新、宋培凤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依法撤销（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煤炭买卖合同；2、依法撤销（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退还上诉人货款1897.82315万元及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第一项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一个整体。在该合同整体中，不分已经履行和未履行这两个部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是针对合同整体的解除条件，没有规定合同未履行部分解除的条件。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合同未履行的部分，法律适用不当。二、一审判决第三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和改判。
（一）在提煤问题上，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董斌芝的提货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和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在构成表见代理的要素事实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依据现行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要素事实，一是行为人具备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相对人在行为时是善意的。首先，行为人董斌芝提煤时，不具备有代理权的表象。这些表象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包括合同书、公章、印鉴等足以认定有代理权的客观事实，董斌芝一项也不具备。其次，一审认定董斌芝有代理权的事实，证据不足，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将董斌芝持有授权委托书作为认定表见代理�理由，于法无据。授权代理和表见代理有本质区别。上诉人从未给董斌芝出具过任何授权委托书，其所持委托书依法应认定是伪造。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当然不能成为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象。（2）认定董斌芝在提货时持有收据，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董斌芝是表见代理的事实之一是董斌芝持有上诉人的收款收据，证据是董斌芝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首先，该主张只有董斌芝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属于孤证；且该证人没有接受当事人质询，其证言没有证明效力。相反，上诉人有优势证据证明董斌芝不会持有上诉人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开出收款收据的时间是2014年4月29日，当天上诉人已经将该收据（收据联）入账。第一张提煤单是2014年5月6日开出，其后的几张提煤单分别是同年6月24日，7月21日、7月28日、9月16日，9月19日，9月22日开出，还有一张1000吨的提煤单，日期不明。因此从客观上董斌芝不会持有收款数据（收据联）。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上诉人做账的记录及收据，证明上诉人交款数额、入账的时间及持有收款收据的事实。这些书证，被上诉人没有异议。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5赵国梁询问笔录中，赵国梁说“当时吕科长将收据给了我。”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收款收据交给了上诉人。上述上诉人提交的书证和被上诉人提交的赵国梁的证言互相印证，已经形成对被上诉人董斌芝个人证言的证据优势，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应依法认定董斌芝持有上诉人收款收据的事实不存在。另，由于收款收据有多联次，董斌芝究竟拿了哪一个联次的收款收据，哪几张提煤单是用收据开的，董斌芝的持有的收款收据现在何处？一审法院没有查清。（3）董斌芝陪同上诉人与郓城煤矿接洽、�承兑汇票的行为，不能成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合理理由。殷超、董斌芝到郓城煤矿处询问过价格，是其自行办理业务；而更关键的是，在董斌芝陪同上诉人员工赵国梁到郓城煤矿交汇票时，郓城煤矿复印留存的是赵国梁而非董斌芝的身份证，这足以证明，郓城煤矿明知董斌芝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且其并非交付承兑汇票的经办人，并未获得上诉人的授权，无权代表或代理上诉人！把陪同交款行为视为陪同人有代理权，于法无据。（4）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原告方在交款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向被告询问、督促提煤情况”，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系2014年4月份支付的货款1963万元。一审法院采信的被上诉人的职工陈之帅在郓城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11月份的一天上午，有5、6个人到我矿，自称是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跟我矿财务科科长对账”，由此可见，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在交款近一年时间都没有向被告询问、督促提煤情况，而是被上诉人以种种理由不予以配合对账，被上诉人存在与殷超、董斌芝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的嫌疑。第三，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办理提煤单时是善意的。郓城煤矿明知董斌芝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该观点在一审法院采信的董斌芝的说法中已有明确的表述，被上诉人已经复印了上诉人员工赵国梁的身份证，已经知道赵国梁身份。那么，在董斌芝出示委托书提货之时，应当有所警觉，作为数额如此巨大的交易，善意的第三人均会且理应向上诉人落实授权委托书的真伪，但是，被上诉人选择了轻率的相信，并未进行任何落实，最终导致了其依据伪造的授权委托书提货的恶果，其行为违反了审慎经营的基本商业规则，�在明显的过错，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在行为时是善意的。2、一审判决认定董斌芝的提煤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错误。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内，仅合同法第49条就表见代理做出了规定，而且，此规定也仅适用于“合同订立”这一范畴内，其它民事行为不适用表见代理。在本案中，提煤属于合同的履行行为，并非合同订立范畴，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董斌芝的提煤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二）一审判决对董斌芝转款700万元“暂不审理”，没有法律依据。该700万元应予退还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受骗，郓城县公安局已经以诈骗犯罪予以立案，一审判决也载明的是“被告根据董斌芝的要求”进行的转款，因此，董斌芝非法占有的就是郓城煤矿的财产，所有的诈骗行为均发生于被上诉人处，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与本案1963万元的货款也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向犯罪嫌疑人追偿的刑事案件与本案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对于700万元转款，一审判决认为“应待刑事案件对此结案后再予处理，故本案暂不审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此“暂不审理”，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故意混淆法律关系，借它案的刑事关系掩盖了本案的700万元的定性。该70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的错误支付，并不免除其对上诉人的退款义务。
（三）对包含在上诉人诉讼请求范围的300万元，被上诉人也是错误支付，依法理应退还上诉人。但一审判决对此未予审理，直接判决驳回。严重违反民事诉�的基本原则。
（四）一审判决对其调取的关键证据视而不见，查明事实不清，严重有失公允。一审判决载明：法院依法在郓城县公安局调取了受案登记表，报案表显示2015年7月21日，被告工作人员陈之帅报案称，2014年4月至12月期间，董斌芝伙同殷超通过伪造兖矿铝业轩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原告公司委托书的方式骗取郓城煤矿煤款价值约7900万元。郓城县公安局已经立案。由上述可知：郓城煤矿在报案时，非常明确地主张和认可了其被诈骗7900万元的事实，所以，郓城煤矿向董斌芝交付煤炭、支付700万、退款300万等行为，均与上诉人无关，相应的损失应由其承担。郓城煤矿在收取煤款1963万元后未能向上诉人交货，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遗憾的是，对此关键证据，一审未予质证和采信。
（五）一审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利。1、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申请对授权委托书、700万元转款证明、300万元收款上的公章真伪予以鉴定，但是，一审法院以“被告不同意鉴定”为由，不予鉴定。这导致了无法查明相关事实，也就变相剥夺了上诉人就此真伪及其法律后果进行辩论的权利。一审法院应根据证据规则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2、法院调取的陈之帅、吕勇利询问笔录，未组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上述人员在郓城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入卷并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上述证据未能进行质证，一审法院采信其陈述的内容认定有关事实，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剥夺了上诉人辩论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三项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议驳回其上诉。
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起诉称，201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煤炭50000吨，单价415元/吨，合同总价款20750000元，款到发货，2014年6月16日前交货完毕。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交付被告承兑汇票27张共计20750000元。被告退回其中4张承兑汇票共计1120000元，实收原告货款19630000元，并于2014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编号为0018498的收款收据一张。被告收到货款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货，构成根本违约。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仍未退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1、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预付款19630000元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山东省郓城煤矿答辩称，原告从被告处共提走煤炭22914.32吨，加上委托转款及退款，尚余651768.5元预付货款。答辩理由如下：1、董斌芝持授权委托书办理煤炭采购事宜，作为善意第三方的被告有理由相信董斌芝具有提煤权。先有殷超、董斌芝来被告处协商采煤事宜，并称用原告资金购买，商谈好数量价格后，原告方工作人员赵国梁同董斌芝一起将2075万元承兑汇票交到被告财务处作为预付款，被告收取了1963万元承兑，其余退回，并出具了收据。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2014年5月6日，董斌芝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据来被告处提煤，被告共开具了8份提煤单，原告共提走煤炭33914.32吨。2014年7月18日被告根据原告要求，向刘丽静转款700万元，刘丽静向被告出具了收据。2014年9月28日原告申请退款300万元，至今尚余651768.5元预付货款。2、从原告与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及相关证言来看，董斌芝有权从被告处提煤。原告方并不介入因煤炭买卖而与被告产生的纠纷。从张旭、董斌芝、殷超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来看，原告方就是提供资金，殷超、董斌芝实际联系买卖业务，从殷超支付给原告200万元货款及赵国梁的笔录均能印证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委托人持委托手续办理了提煤手续，被告已履行了发煤义务，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份殷超、董斌芝来被告处协商采购煤炭事宜，商谈好数量价格后，原告方工作人员赵国梁同董斌芝一起将2075万元承兑汇票交到被告财务处作为预付款，被告收取了1963万元承兑，其余退回，并向赵国梁出具了收款收据。2014年5月6日，董斌芝持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及收据来被告处提煤，被告向董斌芝共开具了8份提煤单，董斌芝共提走煤炭33914.32吨。2014年7月18日被告根据董斌芝要求，向刘丽静转款700万元，刘丽静向被告出具了收据。2014年9月28日董斌芝申请退款300万元，至今原告处尚余651768.5元预付货款。
原告提供2014年4月22日煤炭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煤的数量5万吨、单价415元/吨及金额20750000元，还约定交货时间2014年6月16日前发货完毕。原、被告加盖合同专用章，赵国梁在买方签字。被告认为公章系伪造，并提出司法鉴定，结论为公章与被告提供的样章系不是同一印章，被告陈述从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因为价格随市场行情变化，交钱提煤。原告提供被告于2014年4月29日收款收据一份，数额为19630000元。被告申请法院从郓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卖方为原告，合同加盖公章，并由赵国梁签字，买方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洗煤厂。合同约定数量5万吨、单价428元/吨及金额21400000元，交货地点为被告货场，并约定买方向卖方缴纳100万元合同保证金，因山东省郓城煤矿原因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由买方承担，并在保证金中扣除。被告提供原告授权委托书，委托时间为2014年4月20日，委托董斌芝全权处理煤炭采购事宜，原告认为委托书公章系伪造，并提出司法鉴定，被告不同意鉴定，认为即使公章系伪造，也不影响表见代理关系。被告提供应原告要求于2014年7月18日向刘丽静转款700万元，原告认为该公章也是伪造。法院依法在郓城县公安局调取了受案登记表及询问殷超、董斌芝、张旭、陈之帅、吕勇利、赵国梁笔录。报案表显示2015年7月21日，被告工作人员陈之帅报案称，2014年4月至12月期间，董�芝伙同殷超通过伪造兖矿铝业轩际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原告公司委托书的方式骗取郓城煤矿煤款价值约7900余万元。被告对报案情况陈述称，早在2015年4月份原告因联系不上殷超而到被告处询问时，被告已告知原告董斌芝持有原告授权等材料，原告也已看到相关材料，却未采取任何措施追究殷超责任，却在6月26日在邹城法院起诉被告。被告认为原告既委托了董斌芝提煤又诉请退款，存在恶意诈骗行为，无奈之下于7月21日向郓城公安局报案。上述询问笔录基本反映了殷超等用原告的钱购煤，殷超、董斌芝全权代原告处理购煤、销售，通过差价让原告得到一部分利润，由于殷超其他资金未能收回，不能及时归还原告钱款。原告收到殷超100万元保证金及200万元货款。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对双方存在的煤炭买卖合同无争议�本院对双方具有买卖关系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殷超、董斌芝提煤的行为是否应为代表原告，即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董斌芝提煤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从以下几个证据可以得出上述结论1、购煤前，是由殷超、董斌芝到被告处询问价格，付款时，是由董斌芝带原告方工作人员交款，提煤时，董斌芝持委托书并携带开给原告方的收据办理提煤单，提煤后，原告方在交款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向被告询问、督促提煤情况，只是在殷超、董斌芝出事后，才到被告处提出交煤事宜；2、殷超、董斌芝、张旭、陈之帅、吕勇利、赵国梁等在公安局的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殷超是借用原告的资金购煤，殷超、董斌芝的提煤行为是代表原告方的行为，由于殷超其他投资项目未及时收回资金，不能及时归还原告货款；3、从原告方与殷超的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能够证明，原告委托殷超提煤，挣取利润等；从现有证据分析，因为原告与董斌芝等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作为被告即善意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董斌芝有权代理原告提取煤炭，即使本案合同中被告的公章以及委托书、转款退款证明中原告的公章都系殷超、董斌芝仿造，亦不影响董斌芝持收据提煤的代理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原、被告涉案买卖合同就其履行的部分其权利与义务已终止。关于郓城煤矿按董斌芝的要求向刘丽静转款700万元这一事实，由于公安机关对此已刑事立案，应待刑事案件对此结案后再予处理，故本案暂不审理，当事人可执行刑事判决或另案起诉。对于剩余货款原告不要求履行合同，要求退还货款，被告未提出异议，应予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对原告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省郓城煤矿涉案煤炭买卖合同未履行部分予以解除。二、被告山东省郓城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货款651768.5元。三、驳回原告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对被告山东省郓城煤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580元，由原告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负担129263元，被告山东省郓城煤矿负担10317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兖矿�化供销有限公司举出证据：提交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相关类似案件判决情况；提交鉴定申请一份，申请对山东省郓城煤矿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收据”上所加盖的“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两枚印鉴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申请法院调取山东省郓城煤矿在郓城县公安局的报案资料以及济宁市公安局济东分局的询问笔录。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一、该判决尚未生效，被上诉人对该判决结果不服，已经提出上诉。中国不是判例法，那么在济宁中院作出该判决之前，郓城法院已经就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而且被上诉人已将该判决递交了济宁中院，如果说判决可以作为依据的话，济宁�院就不应该作出此类判决。二、济宁中院判决的内容与本案的内容存在差别。其中显著在于济宁中院的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书面买卖合同关系。而该案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上诉人提交的鉴定申请发表意见如下，对于上诉人要鉴定的印鉴真伪，郓城县公安局在调查案件的经手人殷超时，殷超已明显认可该印鉴是伪造的。事实已经清楚。再者，一审判决作出的认定是认为殷超、董斌芝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印鉴的申请鉴定对于本案没有任何意义。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申请郓城县法院向郓城县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证据，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进行了质证。那么上诉人如果认为还需要调取证据的话应当在一审中申请调取。况且上诉人所称的要求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据我们所知，上诉人是了解的，因此没有任何必要。报案笔录只是引起刑事案件启动来源，并不能确定在刑事案件中承担责任，更与民事案件承担责任没有任何关系。郓城公安局对于经手人、犯罪嫌疑人分别作了调查，已经在一审判决当中进行了质证，所以上诉人要求调取报案材料对本案没有直接的影响。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的上诉和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殷超、董斌芝等人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
针对案件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本案中，首先，从现有证据来看，无论是煤炭采购洽谈、签订合同抑或支付购煤款，殷超、董斌芝至多是�间人或联系人角色而非兖矿煤化公司的代理人，郓城煤矿无证据证明兖矿煤化公司曾授权二人代表公司签订或履行合同，二人亦从未代表兖矿煤化公司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故殷超、董斌芝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要素。
其次，表见代理要求合同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郓城煤矿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过失：1、郓城煤矿未履行提煤流程所需的验证收据原件的程序，存在重大过错。根据郓城煤矿的陈述，郓城煤矿的提煤流程中包括验证收款收据原件的流程。从一审、二审的证据和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至今收据原件仍由上诉人保存，郓城煤矿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了收据。因此，郓城煤矿在董斌芝未提供收据的情况下仍然违反程序为董斌芝开具了提煤单，其行为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和流程，存在重大过错。2、郓�煤矿提交的授权委托书、退款收据系伪造，而涉案标的额达2000余万元，郓城煤矿在未接到兖矿煤化公司委托他人提煤的通知，亦未向兖矿煤化公司核实提煤人身份的情况下，仅凭该授权委托书就允许他人提煤，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3、兖矿煤化公司、郓城煤矿均为国有企业，在董斌芝以伪造的证明等要求自行提取300万元、将700万元支付给无关的第三方刘丽静时，郓城煤矿明知该行为不符合国有企业正常流程，仍未向兖矿煤化公司核实上述事项的真实性，反而直接支付1000万元，其行为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4、即便兖矿煤化公司付款后未联系郓城煤矿交涉提煤事宜，作为履行交付煤炭的义务方，郓城煤矿也未联系兖矿煤化公司交付煤炭事宜，该事项并不能作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
综上，殷超和董斌芝的行为并不具备表�代理的表象要件，郓城煤矿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关于殷超、董斌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殷超所涉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会影响本案对山东省郓城煤矿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的判断，亦不会影响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判断，山东省郓城煤矿的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请求被上诉人退还1963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变更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解除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郓城煤矿之间的涉案煤炭买卖合同；
变更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5)郓商初字第17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山东省郓城煤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付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货款1963万元及利息（以1963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9580元�由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63元，由被上诉人山东省郓城煤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佰旺
代理审判员 王 群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武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