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7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75年11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冬飞，北京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1，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春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1，女，1976年3月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2（田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吉胜，北京劲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薛某1、田某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06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刘某1提交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和完整性，田某1在以前以及本次庭审中出现多次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况，刘某1与薛某1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有效且未履行完毕，刘某1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薛某1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刘某1的上诉请求。田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1的上诉请求。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薛某1、田某1向刘某1支付房款2200000元整；2.判令薛某1、田某1向刘某1支付延期付款利息，自2011年10月19日至实际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1为薛某1的妹妹薛某2的丈夫。薛某1与田某1原系夫妻关系。2004年7月3日，刘某1签约购得坐落于17号楼5层4单元501号房屋一套。刘某1为此支付购房款370507元，其中公积金贷款支付250000元，拟贷款年限为8年。2004年9月26日，该笔贷款开始偿还，初期每月还款3053.14元。2005年7月，刘某1由开发商处接收了前述房屋，并由薛某1现场监督进行了装修，而后薛某1和田某1入住该房屋共同生活。2004年12月24日，薛某1与田某1经他人介绍相识，之后即确立恋爱关系。2005年4月18日，双方登记结婚，并于同年10月27日生育女儿薛某3。对于偿还前述公积金贷款的刘某1名下交通银行账户具体情况如下：2004年9月21日存入20000元，并陆续偿还六期银行贷款；2005年3月16日存入100000元，并于当月21日一次性偿还100270.25元，之后每月还贷金额为1700余元；2005年3月21日存入2400元，并陆续偿还两期银行贷款；2005年4月28日存入1700元，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5年6月13日存入6000元，并陆续偿还三期银行贷款；2005年9月12日存入4550元，并陆续偿还三期银行贷款；2005年12月22日存入3600元，并陆续偿还两期银行贷款；2006年2月24日存入3500元，并陆续偿还两期银行贷款；2006年4月25日存入3600元，并陆续偿还两期银行贷款；2006年6月26日现金存入35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陆续偿还两期银行贷款；2006年8月29日及30日分别现金存入1800元和72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陆续偿还五期银行贷款；2007年1月22日现金存入54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陆续偿还三期银行贷款；2007年4月28日现金存入17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7年5月28日现金存入5400元，客户签名为“薛某1”，并陆续偿还三期银行贷款；2007年8月22日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7年9月20日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7年10月24日和12月24日、2008年1月28日、2月25日和3月25日分别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均为“薛某1”，并各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4月26日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5月28日田某1通过转账方式转入20元，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6月27日田某1通过转账方式转入1830元，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8月1日现金存入1850元，客户签名为“田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8月27日、9月25日分别现金存入1900元和1800元，客户签名均为“薛某1”，并各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10月25日现金存入19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11月28日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为“薛某1”，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8年12月27日和2009年1月17日分别现金存入1800元，客户签名均为“田某1”，并各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9年2月25日转账转入1800元，并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9年3月27日和4月25日现金存入1800元和1700元，客户签名均为“薛某1”，并各偿还一期银行贷款；2009年5月31日、9月13日、11月24日和2010年3月15日田某1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存入3450元、7200元、9000元和9000元，并陆续偿还十一期银行贷款；2010年4月16日现金存入42000元，客户签名为“刘某1”，并于当月20日一次性清偿了剩余贷款49217元。前述自2006年6月26日开始的现金存款业务中，2006年6月26日、8月29日、8月30日及2008年11月28日的业务在交通银行中关村支行办理，其余现金业务在交通银行上地支行办理，与田某1在庭审时的陈述基本相符。2010年5月27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刘某1出具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清全部贷款证明》。同年6月30日，前述涉案房屋的贷款抵押被注销。同年9月15日，薛某1与刘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某1将前述房屋出售给薛某1，成交价格为558330元。该合同备案于不动产管理部门。同日，该房屋的所有权由刘某1转移登记至薛某1名下，田某1为此支付相应税费73754.34元。2011年10月13日薛某1与田某1分居，之后开始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薛某1因其于2012年8月31日对田某1实施故意伤害行为，造成田某1重伤二级。因此，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3）昌刑初字第14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薛某1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5年4月28日，法院作出（2012）昌民初字第02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薛某1与田某1离婚并将前述房屋判归田某1所有。审理过程中，刘某1（甲方，转让方）提交其与薛某1（乙方，受让方）在薛某1之母于某1（证明人）见证下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一份，其上载明：对于在2010年9月15日过户的前述房屋，双方在过户前口头约定了此协议内容，并再行书面明确；该房屋转让价格为2200000元，甲方同意乙方暂时推迟支付该款项，同时甲方可以随时要求乙方支付该款项；过户时的房屋价款不作为本合同的标的价款，甲方可根据情况随时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价款2200000元或将该房屋产权全部归还甲方。刘某1同时提交其与薛某1在于某1的见证下签订的内容基本相同的欠条一张。该合同和欠条载明的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0月19日。田某1对此合同和欠条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同时，田某1提交前述刘某1名下交通银行账户的存折原件以证明该房屋贷款由其和薛某1偿还，刘某1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该存折原件是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后随房屋相应材料一并移交给薛某1和田某1持有的。法院调取了前述刘某1名下交通银行账户前述所涉自2006年6月26日起的现金存入业务凭单，并要求当事人对于其上的签字进行确认。对此，刘某1称2008年10月25日存款业务凭单中“刘某1”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对于其余业务凭单上的“刘某1”签名，由于时间久远其不能确认是否为本人签署；薛某1称业务凭单中“薛某1”的签名应当是其本人签署的；田某1称业务凭单中“薛某1”的签名均是薛某1本人签署，“田某1”的签名均是田某1签署，2008年10月25日业务凭单中“刘某1”的签名为薛某1代签，其余“刘某1”的签名均为田某1代签。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刘某1依据其与薛某1在薛某1之母于某1见证下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向薛某1和田某1主张其上约定的房屋价款2200000元和相应利息。但是，该协议书所述内容与实际情况和常理多有相悖。首先，对于该协议的签订时间。由该协议上标明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10月19日”，是在本案所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薛某1名下之后，依据双方签订协议的内容，双方之前达成的是口头协议，而田某1表示对此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并且，内容表述基本一致的欠条与协议书在同一天签订，亦有画蛇之嫌。同时，该协议与欠条签订于田某1与薛某1分居之后，双方补签协议的目的令人生疑。其次，对于涉案房屋价款的支付。三方对于涉案房屋是薛某1和田某1由刘某1处购得并无争议。但是对于该房屋购买的时间、商定的内容及价款的给付等存在争议。刘某1主张该房屋的购房款分文未付，并称薛某1及田某1在“使用房屋的第一年曾象征性的以租金方式支付过三次钱，每次1300元左右，之后就没有再支付任何款项”。而通过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薛某1多次以个人名义将现金存入刘某1的相关账户用于偿还涉案房屋公积金贷款，田某1也数次通过现金存入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某1相关账户支付款项用于偿还涉案房屋的公积金贷款。对于自2006年6月26日起的银行业务凭单中“刘某1”的签名，刘某1不能确定任何一张由其亲自办理，而其上签名确与刘某1的笔迹存在出入。这与刘某1所述涉案房屋贷款基本由其自行偿还的陈述相悖。并且该房屋的还款账户存折亦保存在田某1处，而刘某1所述该存折是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时一并交付给对方的理由亦与常理相悖。另外，对于先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再行收取房屋价款，且具体付款时间不确定的约定更是令人费解。由此，法院对于刘某1及薛某1所陈述的双方之间购房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再次，对于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涉案房屋于2005年7月由开发商向购房人刘某1交付，之后由薛某1现场监督进行了装修，而后薛某1和田某1入住该房屋共同生活。虽然刘某1及薛某1均称该房屋前期系亲属间的借用，但是由薛某1在交房后即驻场装修并与家人长期居住该房屋的情况来看，田某1所述更符合常理。最后，刘某1夫妇作为薛某1的近亲属，其对于薛某1与田某1诉讼离婚的情况应当基本知悉，而其对于涉案房屋主张权利的时间却在离婚诉讼后期。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被依法分割，其相应债务亦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该《房产转让协议书》成立，田某1则应当与薛某1共同承担该部分债务。并且，2200000元的房屋价款亦高于2010年的同地段房屋价款，亦与常理相悖。综上所述，刘某1与薛某1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田某1利益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纵观本案事实，从以下几个角度，本院认定刘某1与薛某1之间恶意串通事实存在。首先，诉争房屋在2005年交房后即由薛某1驻场装修并由薛某1和田某1长期居住，薛某1和田某1均有偿还房屋贷款的行为，且房屋于2010年过户至薛某1名下。而该《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显示签订于2011年10月19日，即使距实际过户也已一年之久，薛某1和刘某1再通过补签协议另行确认房屋交易价格，单纯的、大幅度的增加买受人的付款义务，形式与逻辑均与常理不符。其次，2011年10月19日时薛某1与田某1已经分居，此后二人进行离婚诉讼直至2015年4月28日经法院判决离婚。薛某1在田某1不知情的情形下与刘某1订立《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必然会增加田某1的对外债务，有侵害田某1权益的故意。再次，刘某1作为薛某1的近亲属，理应知晓薛某1因故意伤害田某1于2014年被判处刑罚，且薛某1和田某1存在离婚诉讼，却直至2015年3月才依据2011年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主张该笔款项，其动机令人生疑。因此，本院认定刘某1与薛某1订立落款于2011年10月19日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属于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田某1的利益，故而无效。无效合同应当是当然、自始、绝对无效，任何一方不得依据无效合同请求对方履行。刘某1依据该《房产转让协议书》和欠条请求薛某1和田某1支付房款和利息，无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冰审 判 员  刘新泉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瑾书 记 员  杨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