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10民终8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立高，男，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现租住江西省宜黄县，系受害人吴某的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丹，女，1984年10月18日出生，穿青人，现租住江西省宜黄县，系受害人吴某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江西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宗传，男，195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公福（廖宗传的儿子），男，住江西省宜黄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符传发，男，196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黄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宝玉，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选文，江西省宜黄县梨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发，男，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宜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德红，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西省宜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富，江西省宜黄县黄陂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吴立高、张丹、上诉人廖宗传、上诉人符传发、周宝玉因与被上诉人孙文发、邓德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2016）赣1026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立高、张丹及其诉讼代理人杨斌，上诉人廖宗传的诉讼代理人廖公福，上诉人符传发及上诉人周宝玉、符传发共同的诉讼代理人颜选文，被上诉人孙文发，被上诉人邓德红及其诉讼代理人陈贵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立高、张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各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的80%计人民币486,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不公平。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最多承担20%的责任。二、原判没有确定各被上诉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应当由各被上诉人承担共同责任或连带责任。综上，原判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依法改判。
廖宗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对邓德红责任承担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定“为方便材料进场，几位被告一起将凸出地面的水泥井盖移走”的事实错误，当天是因材料运送车底盘太低，无法通过凸出地面的水泥井盖，施工人员为了运送材料要把井盖移走，但因井盖较重，上诉人才与其他人一起应施工人员的请求施予援手。邓德红依照施工惯例应当对整个施工现场的施工组织、人员调配、机械操作、工程安全等负责，其施工人员将井盖移走，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上诉人既不是施工作业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将井盖移走的动议人。施工人员将白色塑料泡沫盖于井上，上诉人认为在白天可以明显起到提示，有基础安全判断能力的人不会踩踏。也正是因为上诉人不是专业人员，才未能判断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会无从判断白色塑料泡沫为安全提示。故邓德红没有设置明显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错误，其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施工方的放任，设置标志不明显或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一责任不能归责于仅是协助施工方移走井盖的上诉人。故原判判定邓德红承担10%的责任不正确，邓德红的行为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如果邓德红能够采取安全措施、或者张丹能够履行监护人职责，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上诉人与邻居一起修路是为了方便自己，也是为了造福更多邻居通行的事情，已经同意孙传发对工程发包，除掏钱外，理应没有其他任何责任。二、原判对吴立高、张丹主张的赔偿金适用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吴立高、张丹提交的证明其在宜黄租住和工作的证据主要是证据七到十，但该四组证据均无法证明吴立高、张丹在宜黄暂住的事实，更无从证明吴立高在宜黄工作的事实。吴立高、张丹没有举证证明其在宜黄办理过居住证，没有举证其与房东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仅有其代理人对案外人的调查笔录，无从证明其从2014年开始在宜黄居住。证据五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表明吴立高在深圳打工，而证人刘金亮却回答吴立高从2014年3月至2016年4月在宜黄居住了两三年。故没有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宜黄城。
符传发、周宝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吴某是在2016年8月14日掉入井中溺水身亡的，上诉人不是这口井的所有权人和义务管理人。2.吴某掉入井中时，上诉人在外面打工，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井盖的揭开是孙文发所为，不存在与其他被告有任何法律上、实体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3.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吴立高、张丹有任何法律上、实体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4.该条水泥路的修建，上诉人不是合伙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参与行为，也没有支付一分钱。上诉人不应成为本案诉讼主体。二、吴立高、张丹向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486,000元，而原判居然超出其诉讼请求，金额为586,000元的50%，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三、吴立高、张丹是农村户口，其一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证明其在城镇居住的事实，没有证据其在城市务工的相关证据，不能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原判按城镇标准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依法改判。
吴立高、张丹对其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称，一、原判没有超出诉讼请求。我方在一审要求赔偿486,000元，该数额是根据总损失减去20%后得出的，原判判决的351,600元也是在总损失的基础上根据过错比例计算出来的。二、我方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我方在一审提交了房东询问笔录、房产证明、附东村委会证明、派出所报案记录、吴立高哥哥证言，共同证明吴立高、张丹一家三口从2014年3月至2016年发生事故时，先后租住在桥头村一组××父子家中及××东关五队旁。我方还提交了主要收入来源城镇的相关证据，包括零星维修合同及爱家设计装饰公司的材料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居民在城镇居住务工的，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因此原判是正确的。三、符传发、周宝玉与廖宗传、孙文发属于合伙修路，应该共同承担责任。虽然符传发、周宝玉没有共同签订书面协议书，但是当时他们在外地，经孙文发通过电话联系，他们都表示同意。施工过程中，他们还派人到现场监督。并且，客观上，四户人家是邻居，修这条路是共同受益的好事，他们都是乐意的。综上，请求二审驳回其他上诉人的上诉。
廖宗传对其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称，一、同意吴立高、张丹不能适用城镇标准主张权利的上诉意见。如我方上诉状中所述，吴立高、张丹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宜黄现场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刘裕生、徐朝英没有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且提供的房租记录也是其单方生成，不能完全证明确实存在房租缴付的事实。况且证人并非证据所指向的房屋所有权人，又未见房屋所有权人的证言。2014年的水电费结算记录只有2月至7月，之后记录的是农历2015年8月至11月的结算记录。从这些记录上分析吴立高和张丹在宜黄城居住没有满一年。2016年8月22日宜黄爱家设计装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的内容表述是“兹有我公司员工吴立高，从2014年8月至今”，但是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3日，其在此之前不可能拥有员工。即使从2015年4月23日起计算，吴立高也没有连续满1年在宜黄城居住的事实。事发当天，吴立高的哥哥报警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吴立高在深圳打工。故吴立高、张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是矛盾的，更加进一步证明吴立高、张丹为了证明而不惜多重制作假证。故宜黄城不是吴立高、张丹的经常居住地，不能以城镇居民标准主张损害赔偿。二、吴某的不幸应该由吴立高、张丹自己承担责任。吴某才20个月大，对这样的婴儿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应当寸步不离，至少应当在监护人的视线范围内。张丹作为母亲，其居住地系繁忙的交通道路旁边，应当十分注意监护管理。事发当天，在明知事发现场进行道路施工、施工现场有井，其应当加强监护管理，但其事发时却在打麻将，对小孩的监护处于放任不管状态。事发井因施工需要，当时在井的周围安装了施工模板，该模板高出地面约5厘米，然后在模板上盖了白色的塑料泡沫板。白天施工时这样的措施足以提醒幼儿园就读以上的人充分注意，是不可能会踏上泡沫板的。吴某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正常情况下其母亲应该全程陪同，所以这一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张丹不履行监护职责所导致的，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三、施工是邓德红实施的，理应由其承担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全部侵权责任。事发的井处于道路中间，如果邓德红的运送车辆底盘高一些，则不会将井盖移开。如果邓德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也不会发生悲剧。邓德红是工程的承包人，对施工现场有足够的经验或专业，其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方只是发包人，对施工现场不具有专业能力，也不是施工现场的管理人，无需承担责任。
符传发、周宝玉对其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称，一、一审已经查清吴立高、张丹是农村户口，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城市居住达到一年以上，以城市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应以农村户口作为计算标准。二、原审原告一审主张的损失480,000元，原判判决586,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三、本案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吴立高和张丹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所导致，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四、符传发、周宝玉既不是该水井的管理人、受益人，也不是使用人。五、做这条路符传发、周宝玉没有具体参与，在本案中把他们作为被告是错误的，没有利害关系，请求依法判定符传发、周宝玉不承担责任。
孙文发辩称，吴立高、张丹是农村户口，应该按照农村户口计算赔偿标准。路都没有修完，我没有什么责任。
邓德红辩称，一、吴立高、张丹之子吴某在2016年8月14日掉进水井身亡，而邓德红不是水井的所有权人、义务管理人、受益人。二、吴某遇水身亡之后邓德红不在现场，也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井盖的揭开是孙文发所为，一审已经阐明。所以不存在与其他被告有任何法律上、实体上的利害关系。三、从本案法律角度分析，邓德红即不是吴某死亡的直接关系人，更不存在对吴某的死亡存在侵权行为，不应将邓德红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四、吴立高、张丹一审向法庭主张赔偿480,000余元，一审法院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判决金额为586,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五、吴立高、张丹是农村户口，而吴立高、张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证明其在城镇居住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城市务工的相关证据，不能以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模板不是邓德红掀开的，本来模板是盖好的，是东家把模板掀开的，邓德红只是在那里包工。
吴立高、张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廖宗传、符传发、周宝玉、孙文发、邓德红赔偿其损失计人民币486,0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立高、张丹夫妇带小孩租住在宜黄××凤冈镇东关村狮子山，与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四户人家系屋前屋后邻居。为了方便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四户人家的通行以及各自家门前空地的使用，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四户人家相互联系沟通，商量一起将各自门前空地及共用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事情由孙文发出面联系施工人邓德红，按80元每立方包工不包料的工价交由邓德红施工。因进路口中央原有一口老井，为方便材料进场，几人一起将凸出地面的水泥井盖移走，并盖上泡沫板。施工当天，邓德红、廖宗传、孙文发等人尚在坡上面施工四户人家门前空地路面时，听到下面路口有人呼叫有人掉入井里了，众人赶过去意欲施救，但因井口太小、欠缺工具等原因，最终未能施救成功，一岁多的小孩吴某溺水身亡。对于以上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就双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吴立高、张丹一家系本县南源乡人，从2014年3月起租住房东刘裕生位于县城桥头村的房子直至2016年4月，此后搬到现事故发生地县城东关村狮子山租住。
一审法院认为，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为各自家通行、空地使用，达成合意一起铺设水泥路面，但在施工过程中，将路口中央的暗井水泥井盖移走，盖上泡沫板，制造了安全隐患，危害了公共安全，是导致吴某掉入井中溺水身亡的直接原因，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四人的过错明显，应当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邓德红作为路面的施工人，有保障施工现场安全的义务，水泥井盖移走后，未采取措施，对事故的发生，邓德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张丹作为死者吴某的母亲，是事故发生时吴某的直接看护人，吴某才20个足月大，蹒跚学步，走路尚且不稳，张丹本应寸步不离，张丹租住的房子距离事发井20多米，作为母亲的张丹，竟然在毫未察觉的情况下，让吴某一个人出了门，直到小孩掉入井内，听到他人呼叫才发现事情不妙，作为看护小孩的母亲，张丹未尽到监护责任是不争的事实。综合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各当事人的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应当承担本次事故50%的责任，邓德红应当承担本次事故10%的责任，张丹承担本次事故40%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吴某一直居住在县城，其溺水身亡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非农业户口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26,500×20＝530,000元；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故为52,137÷12×6＝26,068.5元，吴立高、张丹诉讼请求主张按26,000元计算，予以采纳；误工费，因吴立高、张丹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精神抚慰金30,000元，结合本地经济情况，予以采纳。综合以上各项，损失合计为：530,000＋26,000＋30,000＝586,000元。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承担本次事故50%的责任，应赔偿293,000元，邓德红承担本次事故10%的责任，应赔偿58,600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共同赔偿吴立高、张丹死亡赔偿金530,000元、丧葬费26,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中的50%，合计为293,000元；二、邓德红赔偿吴立高、张丹死亡赔偿金530,000元、丧葬费26,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中的10%，合计为58,600元。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90元，依法减半收取4,295元，由吴立高、张丹共同负担1,187.75元，由廖宗传、孙文发、符传发、周宝玉共同负担2,589.37元，由邓德红负担517.88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立高、张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现场的七张照片。证明：廖宗传、符传发、周宝玉、孙文发是共同修路，且发生事故之前符传发和周宝玉的门前已经铺好了路，不存在符传发和周宝玉所说不需要修路的事实；且铺设泡沫的行为应当加重他们的责任。2.宜黄凤冈镇桥头村委会和南源乡南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吴立高和张丹从2014年3月份起搬到宜黄县城居住，偶尔会到深圳打工，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对以上证据，廖宗传质证认为，证据1，照片没有异议；证据2，达不到证明目的，村委会主任不知道每个村民的情况。符传发、周宝玉质证认为，证据1，照片是真实的，但是达不到证明共同修路的证明目的，路我方没有做，也没有出一分钱，也没有签合同，没有给钱别人怎么可能给我方修路；证据2，两份证明不符合证据法则规定，属无效证明，按照民诉法规定证明必须要有村委会主任盖章及签字确认，并且要确认签字人的身份，光是村委会的证明不能证明吴立高、张丹在宜黄城居住，必须要有劳动务工合同，工资发放表，租房必须要有租房合同，或者水电费、有线电视缴纳费用票据。孙文发质证认为，证据1，照片没有异议；证据2，不知道这个事情，也不认识这两个人。邓德红质证认为，证据1，与其无关；证据2，同意其他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且两份证明不具合法性，因为民诉法和证据规则规定，单位出具证明必须要有单位负责人和出具证明人签字方可有效，有单位负责人签字，没有出具证明人签字不具有合法性。
上诉人廖宗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现场的四张照片。证明：施工的地点及井的所在位置，还有路是四家人一起修的。对该证据，吴立高、张丹、孙文发、邓德红均没有异议。符传发、周宝玉质证认为，施工地点没有错，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我方不是和他们一起修路。
上诉人符传发、周宝玉、被上诉人孙文发、被上诉人邓德红没有提交证据。
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认定如下：1.吴立高、张丹提交的证据1，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照片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2，两份证明均有村委会的盖章且有证明人的签字，结合事发地处于县城的事实，且其他当事人未提出有效反驳的证据，根据证据盖然性规则，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廖宗传提交的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照片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事发水井的所有人。廖宗传和孙文发认可该水井是两家20多年前打的。2.关于事发水井是谁挖开的。孙文发认可是其与廖宗传在事故发生前一天挖开的，但井盖是出事当天上午才在邻居帮忙下挪开井盖。廖宗传对此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3.关于吴立高、张丹的居住情况。为证明在宜黄县城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吴立高、张丹提交了宜黄南源乡南源村委会的证明、凤冈镇桥头村委会的证明、附东村委会的证明，及刘裕生、徐朝英的调查笔录，刘金亮的房屋登记簿证明等证据，结合事故发生地位于宜黄县城的事实，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已形成优势证据，且其他当事人就此未提供任何有效的反驳证据，故应确认吴立高、张丹在宜黄县城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事实。4.关于符传发、周宝玉是否参与共同修路。根据事故发生现场的房屋坐落位置及路面情况可知，事发水井所处的路段属于符传发、周宝玉的必经通道之一，也最为便捷，且符传发、周宝玉房前的路面已由邓德红在此次修路过程中铺设为水泥路面，廖宗传房前的部分路面也被铺设为水泥路面，从一般常理推断，符传发、周宝玉应该参与了共同修路，其辩称未参与共同修路的意见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提出其他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事故损失应如何分担责任。二、死亡赔偿金能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三、原判是否超越原审诉讼请求。
一、本案事故损失应如何分担责任。
本院认为，廖宗传、孙文发为了方便运送施工材料、保障水井可以继续使用，将水井井盖挪开，仅在井口上铺盖了塑料板，制造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且没有采取合理有效的警示、预防危险的措施，极大地危害了正常行人的通行安全，是导致受害人吴某掉入井中溺水身亡的直接原因，其理应承担主要的责任。符传发、周宝玉与廖宗传、孙文发共同合伙铺设水泥路面，且廖宗传、孙文发的上述侵权行为与从事合伙事务密切相关，故产生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符传发、周宝玉与廖宗传、孙文发共同承担。符传发、周宝玉主张其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有违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张丹作为受害人吴某的母亲，对年幼的儿子没有尽到妥善的看管和照顾，直到事故发生后才发觉不幸发生，足见其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过错较大，也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路面实际施工人邓德红虽然在水井挖开时不在现场，但是其作为施工人缺乏施工监管，在发现井盖挪走后没有采取相应的警示和预防风险措施，且本案井盖挪开与其便于运送施工材料相关，故其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考虑到邓德红不是水井的实际所有人，也未具体实施挪开水井井盖的行为，且其铺设事故水井所在路面是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连路边的模板也不是由其负责，其施工监管的责任与能力相对较弱，故其过错程度相对较小。根据事故发生原因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原判分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吴立高、张丹要求邓德红与廖宗传、符传发、周宝玉、孙文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由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邓德红与廖宗传、孙文发就挪开水井井盖事先形成过意思联络，且本案侵害结果发生主要系廖宗传、孙文发挪开水井井盖的过错行为与张丹未尽看护小孩的过错行为结合所致，故邓德红与廖宗传、孙文发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吴立高、张丹的该上诉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二、死亡赔偿金能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本院认为，受害人吴某虽然是农村户籍，但是其系年幼的幼儿，且已随父母在宜黄县城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原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判处正确，应予维持。
三、原判是否超越原审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吴立高、张丹一审起诉请求的赔偿项目金额为死亡赔偿金424,000元（530,000×80%）、丧葬费26,000元、误工费6,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可见其主张的总损失为592,000元，而原判认定的总损失为586,000元，并未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此外，关于廖宗传向本院申请免交二审诉讼费。本院认为，宜黄凤冈镇附东村委会、凤冈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廖宗传家庭生活困难，属低保户，且其妻子患有胃癌，治疗花费较大，故本院准许其免交二审诉讼费人民币5,695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立高、张丹，上诉人廖宗传，上诉人符传发、周宝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390元，由上诉人吴立高、张丹负担3,000元，上诉人符传发、周宝玉负担5,695元，上诉人廖宗传负担5,695元（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俐
审判员 刘长峰
审判员 邹志伟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杨 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