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国贤，男，汉族，1967年2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恩平市，
委托代理人：黄义涛，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学敏，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绍宇，男，汉族，1966年10月10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张晓辉，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巡焕，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国贤因与被上诉人赵绍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3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国贤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赵绍宇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赵绍宇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赵绍宇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012年梁国贤同意珠海市美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其对梁国贤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赵绍宇，并于2012年3月2日向赵绍宇出具《欠条》，确认拖欠赵绍宇货款164,163元并承诺2012年6月之前还清。梁国贤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没有及时向赵绍宇支付货款，但是在此以后赵绍宇也没有积极向梁国贤追讨，2012年到2016年3月份梁国贤一直在珠海（偶尔在国外，且手机一直是开通状态）。一审中赵绍宇提交的两份录音可以明确：1、赵绍宇只在2016年之后才向梁国贤追讨债权；2、有大概三年的时间赵绍宇没有向梁国贤追讨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赵绍宇在两年的诉讼时效内既没有向梁国贤提交主张权利的文书，也没有以信件的方式向梁国贤主张权利，更没有刊登过任何公告，赵绍宇对梁国贤享有的债权在2016年时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赵绍宇于2016年向梁国贤主张债权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梁国贤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要求驳回赵绍宇的诉讼请求。
二、一审法院未尽到通知、送达的义务导致梁国贤缺席，不应视为梁国贤放弃抗辩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一切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时，才采用公告送达。梁国贤2016年3月份在广东省，手机是正常接听的状态，在珠海也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在立案至开庭审判这段期间，梁国贤居然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1、一审法院没有通过手机联系梁国贤，也没有发送短信通知梁国贤；2、一审法院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给梁国贤邮寄应诉材料，但梁国贤没有接到快递公司的电话；3、赵绍宇明知梁国贤在珠海的住址、固定办公场所，却不向一审法院如实提供，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不到的情况下也不要求赵绍宇提供其他的联系方式。上述行为足以证明赵绍宇故意隐瞒梁国贤的联系方式来剥夺梁国贤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没有穷尽一切手段向梁国贤送达就采取公告方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梁国贤不是自愿放弃抗辩的权利、缺席庭审，法律后果不应由梁国贤来承担。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采纳梁国贤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驳回赵绍宇的诉讼请求。
赵绍宇答辩称：
一、上诉人梁国贤一审程序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1、通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本案梁国贤欠赵绍宇164,163元债务的事实是真实清楚的。梁国贤应当依照其向赵绍宇出具的《欠条》还款，但其严重违约，赵绍宇的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有理有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且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不主动审查诉讼时效，所以在本案中，梁国贤必须提交新证据证明赵绍宇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梁国贤并未提供也无法提供新证据来支持其抗辩，应承担不利后果，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2、梁国贤一审期间未提出实体与程序上的抗辩且在法院公告传唤后逾期未到庭参诉系其自身原因所致，这与法院和赵绍宇没有关系。首先，赵绍宇不知晓也不可能知晓梁国贤在珠海是否有固定住址，赵绍宇起诉时按要求提供了梁国贤的身份证复印件、赵绍宇知晓的梁国贤两个常用电话号码给一审法院，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的有关规定且尽到了提供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的义务。其次，一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以上述电话号码联系过梁国贤，但均无人接听或无法接通，不排除其故意逃避债务的可能。一审法院亦向梁国贤户籍地址邮寄诉讼材料，但无人签收。综上，梁国贤符合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采取公告方式送达符合法律程序。
二、梁国贤已经向赵绍宇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债务，其在上诉阶段对涉案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不应得到支持。在涉案债权到期后，赵绍宇就多次通过其他方式向梁国贤提出履行债务的要求，只是梁国贤以各种理由推脱未实际履行，直至2016年赵绍宇仍在向梁国贤催款。退一步而言，即使赵绍宇在2012年7月至2015年期间未提偿还债务要求，本案也因梁国贤曾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而致时效没有经过，其抗辩不应得到支持。从录音资料来看，梁国贤与赵绍宇2016年3月21日通话内容：“当初我都挺配合的，都算了一下几十万的账，那个账目都给了你”、“这个月打算一万一万地还，我已经签了字给会计了”及2016年4月5日通话内容“六月份我会慢慢还给你”，以上通话录音足以证明梁国贤对涉案债务不持异议，做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赵绍宇提交的录音资料证明梁国贤通过电话作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现在二审期间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梁国贤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与法律根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赵绍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梁国贤向赵绍宇清偿欠款人民币164,163元;二、梁国贤向赵绍宇支付上述欠款的滞纳金（以欠款本金164,163元为基数，按每日2‰自2011年6月1日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三、梁国贤承担一审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赵绍宇提供5张珠海市美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美泰公司”）向“南方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供应柴油的《发油凭证》，反映美泰公司分五次（2011年4月6日2.177吨，7950元/吨；2011年4月8日10.915吨，8150元/吨；2011年4月25日9.76吨，8400元/吨；2011年4月30日9.97吨，8500元/吨；2011年5月4日14.02吨，8500元/吨）向“南方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供应了柴油，油款总计人民币392,163元。
梁国贤就上述柴油货款于2011年4月20日和4月27日分别向美泰公司支付50,000元和40,000元，并于2011年5月5日向美泰公司出具欠条，确认欠美泰公司油款人民币302,163元，承诺2011年5月10日前还清。后梁国贤再向美泰公司支付油款人民币102,000元，尚欠290,163元未付。美泰公司于2012年将对梁国贤的上述债权转让给赵绍宇并通知了梁国贤。
2012年3月2日，梁国贤和案外人陈委峰与赵绍宇就偿还上述债务达成意见，由梁国贤向赵绍宇偿付其中的164,163元，陈委峰偿付其中的126,000元。为此，梁国贤向赵绍宇另行出具《欠条》，确认欠赵绍宇人民币164,163元，承诺2012年6月之前付清，逾期则按日息2‰从2011年6月1日起向赵绍宇支付未付款的滞纳金。但梁国贤至今未向赵绍宇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梁国贤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后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其抗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赵绍宇的陈述及证据，审查认定本案事实。梁国贤向赵绍宇出具的《欠条》，是梁国贤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有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赵绍宇、梁国贤之间因此形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梁国贤未依约履行《欠条》确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梁国贤至今未按《欠条》确定的欠款数额及还款时间，向赵绍宇偿还欠款，赵绍宇诉请要求梁国贤还款并支付逾期违约金，由于违约金计算比例过分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调整为每月2﹪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梁国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绍宇偿还债务人民币164,163元；二、梁国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赵绍宇支付逾期还债违约金，违约金以164,163元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自2011年6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款时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72元，由赵绍宇负担7,372元，梁国贤负担4,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梁国贤提交了一份电话录音，拟证明赵绍宇长长达三四年没有找过梁国贤，并证明梁国贤的电话是畅通的。
赵绍宇的质证意见：一、该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交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进行质证；二、在此之前梁国贤的电话始终不能接通，从录音文本来看，系梁国贤主动与赵绍宇通过电话联系，并不能证明梁国贤的电话一直保持畅通状态；三、赵绍宇在通话中并未认可长达三、四年未催债的情况；四、通话发生在一审判决后，梁国贤在通话中还是同意还钱。
对赵绍宇一审期间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梁国贤表示没有异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6年3月21日，梁国贤在电话中向赵绍宇表示：“你说的这个十几万我出差之前已经安排好给会计了，这个月打算一万一万地还，我已经签了字给会计了。”2016年4月5日，梁国贤在电话中向赵绍宇表示：“放心，我六月份会慢慢退还给你的，慢慢地退，到年底会退还给你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梁国贤于2016年3月21日和2016年4月5日在电话中向赵绍宇作出的相关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同意履行所欠债务的意思表示。故此，即使赵绍宇向梁国贤主张本案所涉债权时诉讼时效期间确已届满，因梁国贤同意履行债务，其现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梁国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7元，由上诉人梁国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挺
审判员 徐烽娟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懿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