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白中民二终字第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锦峰，男，汉族，生于1975年3月7日，住江西省德兴市。委托代理人卢祎辰，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陆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长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宋晶，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银协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源，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李雪琴，甘肃赤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上诉人廖锦峰、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白银区人民法院（2013）白民三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廖锦峰的委托代理人卢祎辰，上诉人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晶，被上诉人白银协立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雪琴，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07年10月26日、2007年12月5日，原告协立公司分别向陆兴公司汇款39万和10万元，汇款单中载明用途为货款，被告陆兴公司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无证据证明向原告提供货物。2010年10月12日，格尔木陆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即陆兴公司。2007年12月10日至2008年1月9日期间被告廖锦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高源存在经济往来。2012年2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高源向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报案称被告廖锦峰对其进行诈骗，2012年8月23日白银市公安局对被告廖锦峰涉嫌诈骗予以立案侦查，后又于2013年8月9日以廖锦峰不构成犯罪而撤销该案。2013年5月31日，被告廖锦峰在白银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是陆兴公司负责人，2006年下半年至今承包陆兴公司，其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源素有经济来往，忘记了原告付货款给被告陆兴公司的事情。现原告认为二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付货义务，故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货款49万元，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审认为：原被告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协立公司将49万元货款汇入被告陆兴公司账户，足以推定双方有买卖合同的事实法律关系。二被告均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双方并未约定供货或提货的具体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原告协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源于2012年2月20日向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报案主张其权利，表明原告于2012年2月20日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采取报案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至原告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二被告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导致原告与被告陆兴公司买卖法律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被告廖锦峰以其与原告长期的业务关系原告才有条件与廖锦峰协议将货款打入被告陆兴公司，原告协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源与被告廖锦峰个人之间素有经济往来，被告廖锦峰在白银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其为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有限责任的负责人（承包人），可以相互印证一个事实，即高源与廖锦峰协商后，由原告协立公司将49万元汇入被告陆兴公司的账户，但被告廖锦峰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是被告陆兴公司的负责人或者代理人，被告陆兴公司亦未认可被告廖锦峰对其具有代理权限，工商档案材料也未反映出2007年10—12月廖锦峰为被告陆兴公司的负责人，故被告廖锦峰虚构了自己为陆兴公司负责人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由于被告廖锦峰不具有代理权限，故被告廖锦峰应承担返还原告协立公司49万元货款的义务。被告陆兴公司收到原告协立公司款项后未履行相应的供货义务，也未将货款支付给廖锦峰，其应承担连带返还原告协立公司的49万元货款的义务。综上，原告协立公司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货款49万元，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廖锦峰返还原告白银协立商贸有限公司货款49万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被告廖锦峰、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上诉人廖锦峰诉请：依法撤销白银区人民法院（2013）白民三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协立公司将49万元货款汇入被告陆兴公司账户，足以推定双方有买卖合同的事实法律关系”，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粗铅买卖合同，也从未就买卖粗铅事宜约定过具体的数量、单价等。同时，上诉人从未就买卖粗铅事宜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张汇票单据来推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种推定没有法律依据，显然是不成立的。其次，一审判决推定原被告双方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这双方具体指原告与其中一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还是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均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对此，一审判决表述含糊不清，上诉人无法作出准确的理解。2、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均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双方并未提供供货或提货的具体日期…故二被告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称其于2007年与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订立了口头的买卖合同且合同于2007年应当履行完毕。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完成的时间最迟为2007年底前。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的陈述，2007年12月5日其履行完成付款义务，上诉人却未按约定交付货物。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按约交付货物的当时即2007年12月时就已明知权利受到侵害，但从2007年至今，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也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返还货款。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为两年。显然，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被上诉人本人在诉状中自述合同履行完成时间为2007年年底，一审法院不仅对该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反而以“双方并未约定供货或提供的具体日期”来认定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既然合同未约定供货日期，那么我们也可以推定合同履行期限至今可能还没届满，据此，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被上诉人现在要求返还货款的理由又何在。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逻辑不一且难以自圆其说。3、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廖锦锋不具有代理权限，故被告廖锦锋应承担返还原告协立公司49万元货款的义务”，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无权代理成立的前提是无权代理人代被代理人实施了代理行为，但本案中上诉人从未就买卖粗铅事宜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口头合同，上诉人也从未代理陆兴公司出卖过粗铅，上诉人根本没实施过代理行为，又何来无权代理。对此，被上诉人除了自己的口头陈述外，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实施过代理行为，一审法院自行认定上诉人为无权代理的依据何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长期的经济来往，就本案被上诉人所称的49万元货款。上诉人早在2007年12月18日时已全部归还，对此上诉人已提供书面证据。但是，对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一审法院是否予以认定，一审判决中只字未提，上诉人不得而知。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为汇款单，而上诉人也向法院提供了相类型的证据个人活期明细查询。该两份证据均能证明上诉人与被诉人之间具有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却只采纳上诉人提供的汇款单，而不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明细。（三）、一审法院判决明显错误。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为简易程序，但一审判决为“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被告廖锦锋、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并未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减半收取本案案件受理费，其判决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落款所载的审判员，与一审庭审时出庭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不是同一人，且在整个一审程序中上诉人从未见过该名审判员。这违法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上诉人陆兴公司诉请：依法撤销白银区人民法院（2013）白民三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协立公司将49万元货款汇入被告陆兴公司账户，足以推定双方有买卖合同的事实法律关系”，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该笔49万元是否属于货款，在整个庭审中仅是被上诉人个人陈述该笔49万元属于货款，其并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片面认定该笔49万元为货款，显然是错误的。其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仅凭一张汇款凭证片面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也是错误的。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基本要件，如：标的、数量、质量、价款等。本案中，被上诉人提出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但在庭审中对被上诉人对标的物具体的数量及价款不明确，作为买方对购买物的数量及单价都不清楚，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均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双方并未提供供货或提货的具体日期…故二被告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称其于2007年与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订立了口头的买卖合同且合同于2007年应当履行完毕。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认为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完成的时间最迟为2007年底前。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的陈述，2007年12月5日其履行完成付款义务，上诉人却未按约定交付货物。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按约交付货物的当时即2007年12月时就已明知权利受到侵害，但从2007年至今，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也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返还货款。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为两年。显然，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被上诉人本人在诉状中自述合同履行完成时间为2007年年底，一审法院不仅对该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反而以“双方并未约定供货或提供的具体日期”来认定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廖锦锋不具有代理权限，故被告廖锦锋应承担返还原告协立公司49万元货款的义务。被告陆兴公司收到原告协立公司款项后未履行相应的供货义务，也未将货款支付给廖锦锋，其应承担连带返还原告协立公司的49万元货款的义务”，这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被告廖锦锋为无权代理。却又以上诉人未履行供货义务，也未将货款支付给廖锦锋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返还货款的责任。事实上，上诉人在收取49万元后，是否将49万元给付给廖锦锋，对此，一审法院并未予以审查，却在判决中自行认定上诉人未将49万元支付给廖锦锋。上诉人不知一审法院作出该认定的依据何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供了书面证据。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只字不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是否予以认定，如未予认定，理由是什么，对此，上诉人不得而知。（三）一审法院判决明显错误。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为简易程序，但一审判决为“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被告廖锦锋、被告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并未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减半收取本案案件受理费，其判决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落款所载的审判员，与一审庭审时出庭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不是同一人，且在整个一审程序中上诉人从未见过该名审判员。这违法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协立公司辨称：（一）、在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要求返还货款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2007年答辩人的负责人高源与被答辩人的负责人廖锦锋口头达成协议，答辩人购买被答辩人公司生产的粗铅，双方对价格，数量进行协商后，答辩人于2007年10月26日、12月5日分两次将49万元的的货款通过银行电汇形式，打到被答辩人的账户，在一审庭审期间答辩人也向法庭提交了这两份《电汇凭证》，该凭证上附加信息及用途上明确写着：“货款”二字，为此证明双方买卖关系存在，且答辩人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货款的事实。由此说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也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在本案中，答辩人请求返还货款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对履行期限没有约定，2007年12月5日答辩人将最后一笔货款打到被答辩人的账户后，直到2012年2月份，答辩人由于联系不到被答辩人的负责人廖锦锋，并且还没有收到49万元的粗铅货物，这才派人到被答辩人处了解情况。被答辩人称没有书面的供货合同，不知49万元两笔货款的用途，该款项都已被廖锦锋取走。答辩人这才知道受到廖锦锋的欺骗，于是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高源于2012年2月20日向白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报案称廖锦锋对其进行诈骗，2012年8月23日白银市公安局对廖锦锋涉嫌诈骗予以立案侦查，后又于2013年8月9日以廖锦锋不构成犯罪而撤销该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该条规定，本案中答辩人在2012年2月20日报案后，根据白银市公安局对廖锦锋的调查笔录、调查材料才得知，被答辩人的粗铅生产线早在2008年就已经关闭了，被答辩人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不能履行给付答辩人货物的义务，对于这一事实答辩人2012年才得知，所以答辩人于2013年6月25日对被答辩人提起了诉讼，由此可见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关于是否适用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的问题，答辩人不予答辩；程序违法问题，以双方签字确认的庭审笔录为准，在此答辩人也不予做详细答辩。二审中，二上诉人虽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但未向法庭提交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证据。故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应予确认。上诉人廖锦峰的委托代理人当庭自认协立公司汇到陆兴公司的49万元，由廖锦峰拿走的事实，亦应认定。本院认为：（一）上诉人陆兴公司与上诉人廖锦峰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诉人廖锦峰自述，2006年下半年至今（2013年5月31日）承包格尔木陆兴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系陆兴公司负责人。故2007年廖锦峰承包经营陆兴公司。（二）上诉人陆兴公司与被上诉人协立公司的法律关系。陆兴公司认为，其未与协立公司协商过粗铅买卖事宜，也未收到粗铅款49万元。但据协立公司陈述，该公司负责人高源与时任陆兴公司负责人的廖锦峰经口头协商，达成购买粗铅的口头协议。后，协立公司向陆兴公司汇款49万元，且在汇款凭证上附加信息及用途栏中明确写明：“货款”。就现有证据来看，应认定陆兴公司与协立公司之间系粗铅买卖合同关系；陆兴公司收到的49万元，系协立公司为购买粗铅的预付款。现陆兴公司认可收到汇款49万元，而不认可是预付货款，但又不能举证证明其收到49万元的具体事由，故陆兴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协立公司自2007年12月5日汇款后，其法定代表人高源与廖锦峰一直有经济往来，只是陆兴公司没有发货而已，不应认定协立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直到2012年2月20日，协立公司联系不到廖锦峰，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协立公司货款应由谁来偿还的问题。协立公司与陆兴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协立公司向陆兴公司预付货款后，陆兴公司未按约履行义务，应返还货款；廖锦峰作为陆兴公司承包人将该笔货款支取，应连带返还货款。至于廖锦峰与陆兴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及廖锦峰与协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源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均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五）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庭审笔录与判决书署名系同一审判人员。二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故一审程序合法。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减半收取4325元，由上诉人廖锦峰、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一半。二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上诉人廖锦峰、格尔木陆兴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一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登云代理审判员  于 燕代理审判员  段延红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