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蔡群英，女，汉族，1975年1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锋，广东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宜建，广东鼎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洲支行。
负责人：张东辉，行长。
委托代理人：薛义忠、刘明，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蔡群英因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洲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881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二申字第52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蔡群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锋、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委托代理人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6年9月21日，蔡群英在交通银行红桂支行办理储蓄卡一张，卡号为×××4049。之后，交通银行红桂支行名称变更为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现有名称。
2010年10月6日23时53分，蔡群英上述储蓄卡上的款项通过交通银行惠州市ATM机转帐40600元，同时扣取手续费50元；同日23时53分到56分期间先后分十次被提款合计20000元，扣取手续费合计120元；10月7日0时0分57秒至0时2分3秒期间三次被提款合计5200元，扣取手续费合计31.2元。蔡群英认为涉案交易并非本人转帐及提取现金，存款丢失是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对卡及密码保护不当造成的，应承担赔偿责任，遂诉至法院。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则认为涉案交易都是通过密码支取的，转帐人或取款人是如何获取密码、是否是蔡群英本人或蔡群英授权、被骗等均不清楚。在蔡群英资金的转帐和取款过程中，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没有任何过错。
蔡群英称其在2010年10月7日8时发现存款异常情况，遂报警。现公安机关并未对涉案转帐或取款所用卡是否系伪造卡有任何相关表述或处理。经庭审播放事发时监控录像，蔡群英认为录像中取款人的卡不是原本蓝色的卡，并不是蔡群英的借记卡。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则认为通过监控录像，在夜晚及灯光照耀下，可看到所有卡反光的颜色都是一个颜色，并不能看出不是蓝色。
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提交《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申请表》、《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及《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章程》等作为证据。其中，在《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申请表》中“声明及签署”部分列有：“本人已全部阅读并同意遵守《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章程》、《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及申请表载明的所有事项……”，蔡群英在主卡申请人及附属卡申请人处签名予以确认。另，《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中列有“凡使用乙方（即主卡申请人）或丙方（即附属卡申请人）的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同乙方或丙方本人所为”等内容。《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借记卡领用合约》中列有“凡使用密码（包括交易密码和查询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机构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凡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等内容。蔡群英一审请求法院判令交通银行香洲支行：1、赔偿蔡群英储蓄存款66001.2元；2、赔偿蔡群英上述款项自2010年10月6日至履行赔偿时的利息；3、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蔡群英在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处办理储蓄卡的事实及双方相关陈述内容，蔡群英、交通银行香洲支行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在使用涉案储蓄卡消费或从ATM柜员机上转帐及取款均需凭密码支取，储户为银行卡设置的取款密码非常重要，直接涉及到储户存款的安全，储户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取款密码的义务。本案中涉案款项系使用储蓄卡和正确密码在ATM柜员机上转帐或提现，蔡群英帐户上的存款被取走时，交通银行香洲支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履行了审查银行卡上的磁条信息及密码信息正确性的义务，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有合理理由确信涉案转帐取款行为系经蔡群英授权。根据蔡群英、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合同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银行均视为储户本人所为。按照上述合同约定，银行的计算机系统经校验密码无误后，同意转帐或取款，符合蔡群英、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并无过错。且蔡群英并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转帐、取款所用储蓄卡系伪造卡。综上，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在涉案转帐、取款过程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蔡群英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故蔡群英在本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蔡群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63元（已由蔡群英预交），由蔡群英负担。
蔡群英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决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蔡群英因其开立的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卡号为×××4049）账户中的存款被人取走，于2010年10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已予立案侦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和本院均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因事发时间为午夜，天色黑暗，且有灯光的照射，通过观看监控录像无法辨别取款人所持卡的颜色，不能确认该卡不是蔡群英所有的交通银行借记卡。
本院二审认为，蔡群英在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办理太平洋借记卡后，蔡群英、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蔡群英的借记卡储蓄账户在2010年10月6日晚至10月7日凌晨被他人从交通银行惠州分行设置的ATM机转账并取现共65800元，同时扣除手续费201.2元，交通银行香洲支行认可在此期间蔡群英的账户确实发生了如上的交易金额，本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蔡群英上诉主张其储蓄卡账户内的存款是被人用伪造卡取走的，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计算机系统不能识别真卡与伪卡，故应当赔偿其损失。本院认为，首先，在一审和二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和本院均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但从监控录像的显示无法辨别取款人所持卡的真伪；第二，事发时间为2010年10月7日零时左右，蔡群英在10月7日上午8时以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中间间隔8小时，期间蔡群英是否离开深圳或者其交通银行借记卡是否脱离本人，蔡群英均无法举证证明，不能排除取款人使用真卡交易的可能性；第三，公安机关虽然对蔡群英的报案决定立案，但该案仍处于侦查阶段，不能证明确有犯罪嫌疑人伪造蔡群英的银行卡并用伪卡转账和取现盗取蔡群英存款的事实。综上，蔡群英主张取款人交易时使用的是伪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蔡群英的储蓄卡设有取款密码，其对取款密码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交通银行的计算机系统经校验密码无误后支付款项，符合双方在储蓄存款合同中的约定，并不存在违约之处。综上，蔡群英不能证明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存在使用伪卡进行交易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其要求交通银行香洲支行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3元，由蔡群英负担。
蔡群英申请再审，请求撤消本院（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881号民事判决，并坚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二审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的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该证据是认定本案的银行卡是否伪造的主要证据，而该证据未经过蔡群英的质证。本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只开了一次庭，在庭审的过程中只播放了深圳市福田区人法院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的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在这次开庭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再开过庭，也没有再组织过质证。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第8页第8行记载：“原审法院和本院均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但从监控录像的显示无法辨别取款人所持卡的真伪。”蔡群英在看判决书时才知道原二审也调取了证据，但原二审没有组织再审申请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而直接采用了该证据。二、原二审认为本案发生时至蔡群英报案时有8个小时的时间间隔，蔡群英是否离开深圳或者其交通银行借记卡是否脱离本人，蔡群英均无法举证证明，不能排除取款人使用真卡交易的可能性。法院要求蔡群英对其本人没有离开深圳和交通银行卡没有脱离本人进行举证，这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证据学原理，只能要求主张事实发生或者存在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能要求主张事实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三、蔡群英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的转帐及取款的卡是伪造卡，不是蔡群英蓝色的太平洋个人借记卡。1、2010年10月7日，蔡群英在发现存款异常后，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之后，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决定立案，并制作了立案决定书。《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对蔡群英的报案决定立案，就证明了有犯罪事实的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有犯罪事实的存在是指犯罪嫌疑人伪造了上诉人的银行卡，通过转帐和取款盗取了上诉人的存款。2、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庭审时，播放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很明显，当时转帐和取款的卡不是蓝色的银行卡。因为蔡群英在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处领取的太平洋个人借记卡是蓝色的，因此可以证明事发时转帐和取款的卡不是蔡群英的银行卡。而交通银行香洲支行认为是夜晚及灯光照耀下，可看到所有卡反光的颜色都是一个颜色，并不能看出不是蓝色。但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对该主张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并且，监控录像的提供者是交通银行香洲支行，不能区分银行卡的颜色，那该责任也是在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处，如果监控录像不能分辨银行卡的颜色，应当作出不利于再审被申请人的解释。四、通过伪造卡进行的交易，即使通过了密码审核，不能视为是蔡群英的授权行为，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计算机设备不能识别伪造卡和真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蔡群英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发时的银行卡不是蔡群英持有的蓝色的太平洋个人借记卡。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计算机系统不能识别伪造卡或者真卡，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卡所进行的交易就不是该借记卡进行的交易，不能在蔡群英的太平洋个人借记卡的帐户内扣除涉案的转帐、取款金额及相应产生的费用。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再审答辩称，一、二审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的事发时的监控录像，在二审开庭时已经过蔡群英质证，本案不存在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二审在审理本案上诉案时，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曾就一审法院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调取的监控录像提出异议，因此二审法院为确保查清事实，推迟了二审开庭时间，并向深圳市公安局翠竹派出所重新调取了录像。2011年9月15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庭后，原二审在庭审阶段播放了其向翠竹派出所调取的监控录像，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和蔡群英均就该录像发表了质证意见，并记录在庭审笔录中。本案不存在蔡群英不清楚二审向翠竹派出所调取监控录像一说，更不存在对该监控录像未进行质证一说。二、蔡群英理应举证证明其在涉案银行卡提款事项发生时至其向公安局报案的8小时间隔内，涉案银行卡并未脱离其本人控制。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对民事诉讼案件中，证据提交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经向法庭举证证明蔡群英有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他人使用的确凿证据，因此，蔡群英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涉案银行提款事项发生时至其向公安局报案的8小时间隔内，其持有涉案银行卡。蔡群英不能提供相应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蔡群英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涉案的转账及取款的银行卡是伪造卡。首先，翠竹派出所的立案行为不能得出蔡群英在再审申请书中所妄加推论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是对涉嫌犯罪行为立案侦查的司法机关，而无权对涉嫌犯罪行为做出“有罪”或“无罪”裁判。因此，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者犯罪事实一定存在。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没有裁判认定犯罪事实之前，任何对犯罪事实的论断只能是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其次，从两审法院向翠竹派出所调取的案发录像看，显然不能得出涉案银行卡不是蓝色的结论。录像中无法区分银行卡的颜色，是因为客观上受当时录制时多种条件的制约；其次，监控录像的提供者并非交通银行香洲支行且涉案银行卡提款行为发生的地点并非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营业场所，因此，蔡群英认为录像不能分辨出涉案卡是蓝色，就应当做出对交通银行香洲支行不利的解释，这一逻辑不能成立。再次，从涉案款项被转账和取用时间到蔡群英报案时间前后间隔8个小时、以及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蔡群英有将密码和涉案银行卡交予他人使用的习惯来看，交通银行香洲支行有充分合理的理由确信涉案转账和提款的行为是蔡群英或经蔡群英合法授权的行为，蔡群英或其合法授权人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在惠州使用涉案卡转账、取款后，再返回深圳。第四、银行卡密码是识别本人或其授权人身份的手段。鉴于银行卡密码唯一性的特性，除了存款人本人外，任何人都不能知晓且无法复制获取其设定的密码，除非存款人泄露密码，或者密码被他人盗取。本案中，涉案款项是使用涉案银行卡和正确密码在ATM机上转账或提现的，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银行计算机系统已经履行了审查银行卡密码信息正确性的义务。因此，蔡群英诉称交通银行香洲支行的设备不能有效识别伪造卡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前述事实和双方合同约定，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在涉案款项转账和提取中并无过错。综上所述，交通银行香洲支行认为一审判决书和二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交通银行香洲支行请求再审法院依法维持一、二审判决，并驳回蔡群英的再审诉讼清求。
本院再审查明，蔡群英涉案储蓄卡于2010年10月6日向案外人洪诚名下的银行卡（开户行为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行，卡号为×××4049）转账40600元。原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蔡群英与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蔡群英在储蓄账户下开办借记卡，双方因借记卡引起的民事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借记卡纠纷。蔡群英的储蓄卡设有密码，交通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通过校验密码为蔡群英提供存取款及转账服务，蔡群英对取款密码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银行亦负有保证银行账户体系安全的义务。现蔡群英主张其储蓄账户在2010年10月6日晚至10月7日凌晨发生的系列取款及转账行为，是被人用伪造卡所实施，交通银行香洲支行因此负有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蔡群英对伪造卡的存在具有初步的举证责任。但蔡群英在钱款被取走或转走之后八个小时才报案，无法排除涉案交易使用真卡的可能性。本案二审调查时，法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当庭观看调取到的监控录像，蔡群英再审中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再审中蔡群英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目前仍未有结论，故仍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利用伪造的银行卡转账和取现盗取蔡群英存款的事实存在。故从本案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蔡群英相关主张的依据仍然不足。原一、二审判决认为蔡群英未能充分举证，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一、二审所陈述的裁判理由，本院再审不再赘述。蔡群英的部分存款的转账去向是明确的，蔡群英就该部分损失可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蔡群英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88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亮
代理审判员 张乐雄
代理审判员 李 力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舒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