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芝民社二初字第4号
原告邹某。
被告任某。
委托代理人刘鲁宁、董麒，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邹某诉被告任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某、被告任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董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8年1月1日，我全家五口人与黄务镇初家居委会签订了果业生产合同书，承包2亩多地，果树38棵。1991年我与被告口头商定由被告代为管理该果园，待我南泊的地卖了，被告再将该果园还给我，被告承诺：“你啥时要，我啥时给。”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代管果园的收益归被告，义务是代我履行该果园承包合同，但承包合同第七条除外。2000年我南泊的地卖了，被告拒不返还果园，并两次私自卖地。现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诉争果园及已领取的土地补偿费19248元。
被告辩称，诉争果园的实际承包人是我的儿子任庆波，不是我，原告应当向任庆波主张权利，故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000年原告南泊的地就卖了，2006年原告才向被告主张诉争果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88年与原烟台市芝罘区黄务镇初家村民委员会（现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初家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初家居委会）签订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一家五口人承包初家居委会果园一处，承包期至2007年12月31日，共计20年，承包果园果树品种和数量为红香蕉25棵、青香蕉12棵、金帅1棵。果园的所有权为甲方（即初家居委会），乙方只有使用权，乙方对承包果园的缺株数（每亩按40株计算）要在合同成立后两年内补齐，乙方补栽的果树以后上交甲方，甲方不再付乙方任何报酬。合同签订后，果园由原告一家人经营管理。
原告称因自己身体有病，失去劳动能力，遂于1991年委托被告代耕代种诉争果园，当时口头约定原告南泊的地卖了，被告将诉争果园返还给原告，2000年南泊的地卖了，当年原告就曾向被告要过果园，被告称商议商议，并未明确答复，2002年原告身体不好，没有精力想其他事情，仅仅向被告提过返还果园的事情，2006年原告身体恢复后，正式向被告提出返还果园。因一直协商未果，故原告状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2亩多果园及地上作物（果树38棵，每棵400元），恢复土地原状。被告对原告所述不予认可，并称1991年时原告称不要诉争果园了，问被告是否种，被告�自己有十多亩地种不了，等回去问问儿子任庆波种不种，后任庆波说种，被告就告诉原告任庆波种，当时种地不值钱，原告就将诉争果园白送给任庆波种，当时果园中原有的果树都是病树、残树，1993年时任庆波将原有果树全部伐掉，换成樱桃树，至今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证明原告当年是将诉争果园转让给任庆波，并且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中约定承包期限截止2007年12月31日，因诉争果园目前仍由任庆波管理，原告在2007年12月31日后未取得新的承包经营权，也没有对果园进行实际经营管理，故果园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任庆波享有经营权。被告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载明：兹证明我们自愿调解居民邹某与居民任庆波承包果园纠纷未果，侯光桐、李进敏，2010年12月10日。被告称原告起诉之前，知道诉争果园实际承包人是任庆波，并且原告一直与任庆波协商解决此事，当时村�任侯光桐、村调解员李进敏对二人纠纷进行调解，但并未调解成功。原告对两名证人的签字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内容不属实，庭后原告提交侯光桐、李进敏于2010年12月1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关于邹某和任某果园承包权纠纷是去与任某调解的，不是与任庆波，前次证明误认为任庆波。被告对该证明不予认可。
原告称自1991年之后一直由被告向初家居委会缴纳诉争果园的税费，被告称自1992年之后一直由任庆波缴纳税费。被告提交明细账复印件2份，载明户名任庆波，2000年12月28日，缴纳特产税9.742元，2001年12月28日缴纳特产税194.84元。被告称该证据能够证明2000年和2001年任庆波就诉争果园向村委缴纳了特产税，诉争果园一直是任庆波种植。原告称不清楚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缴纳的是否诉争果园的特产税。
庭审中，原告提交原告夫妻与被告夫妻的录音一份，录音中被告称：当时你怎么和我说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要我就给你，我就这么句话，我脑子直到现在也没变我的思维。被告还称：“这个园我要的，是我给波儿（任庆波）要的，这个园到现在我没应承给波儿的话，我肯定还是那么说。我承诺的，我就应当给你。”录音中，被告多次说：“把波儿打电话叫回来。”录音中，原告妻子说当时与被告口头约定，南泊的地没有了，诉争果园就要回来。被告说现在还承认，只有打官司的时候就不承认了。原告妻子还说：“庆波说，这样吧，婶，照二万四千元花钱买你的吧，我不同意，这个园我不是因为卖地才要的，不卖地我也要要回来，我说过，南面的园没有了，我北面的园就要要回来，因为庄稼人离不开园，喜欢这个园。”被告对该录音无异议，录音中自己说“现在我还承认”是�承认诉争果园给任庆波前，原告妻子曾与被告说过南面的园没有了，北面的园就要回来，当时被告是同意的，后1992年任庆波从原告手中将诉争果园要走，被告是中间人，即使被告答应也不代表任庆波的意思，该录音中，从头至尾原告均未向被告主张要地，原告与任庆波就归还土地协商不成情况下才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出面解决。原告称该录音是2009年4月2日录制的，原告从未与任庆波就诉争果园的代耕代种问题进行交涉。被告对录音时间不予认可。
被告提供其儿子任庆波到庭作证，该证人所述与被告一致。原告对证人所述有异议，并称证人与被告是父子关系，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诉讼中，被告称原告主张南泊的地2000年被征用，但2006年才向被告主张返还诉争果园，从法律上讲，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诉争果园（约2亩）及返还土地补偿费19248元，给付不当得利款102564元。关于不当得利款，原告称合同记载果树年产量为4662斤，按照每斤2元计算自2000年至2011年计11年得出102564元。被告不同意给付。后原告到庭表示本案中放弃主张不当得利款102564元，但保留另案主张的权利。
原告提交初家居委会修西山路防火道路征地补偿费表格复印件一份、2009年4月3日现金付出凭证复印件一份。其中征地补偿费表格载明：姓名任某，亩数0.57，金额13680元，领款人任某。现金付出凭证载明：任某，事由卧龙管委欠水淹地款村垫付5568元，支款人任某。原告称该两份证据证明2009年3月被告任某领取初家居委会修西山路防火道路征地补偿费13680元（0.57亩），2009年4月3日，被告任某领取水淹地款5568元，补偿费均按照每亩24000元计算，两笔款项共计19248元，以上两笔款项均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对以上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任某的代理人称补偿费与本案无关，是任某自己的果园补偿费，但无证据证明，且原告提交的领款凭证不能证明补偿费与诉争果园有关。但是被告任某本人称以上补偿费就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被告是代任庆波领取的。被告的代理人当庭又称土地补偿费与诉争果园无关，是任庆波的开荒地补偿费，该开荒地与诉争果园相连。被告针对以上所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还称，被告另于2009年1月份领取水淹地补偿款6000元，2009年5月14日领取补偿款4848元（0.202亩），均是按照每亩24000元计算的，本案中不予主张，但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原告提交2009年5月14日被告领取补偿费4848元单据复印件1份，并称该证据复印自卧龙管委财务所.被告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质证。被告还称原告陈述的水淹地和消防通道的占地情况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的水淹地和消防通道占用的地与本案无关，而是另外在诉争果园之外被告开垦出来的荒地，2009年1月份被告的开荒地被水淹，当时初家居委会丈量后面积为0.482亩，对该水淹地按照每亩24000元给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1568元，该笔款是一笔给付的，由被告领取，2009年下半年，因村里修消防通道，村里将水淹地0.482亩以及另外一块诉争果园之外的开荒地（0.088亩）共计0.57亩进行了征收，当时对地上的附着物进行了补偿，被告分两次领取补偿费13680元，现原告主张的水淹地和消防通道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初家居委会，与被告无关，原告所述的剩余的部分水淹地是初家居委会征收水淹地修消防通道之后没用完的部分。
2014年1月28日本院对烟台市芝罘区卧龙经济园区司法所副所长赵刚进行调查，赵刚称原、被告发生纠纷的地块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西侧消防通道北面，2009年因修建通世南路发生排水不畅，造成该地块被水淹0.482亩，每亩按照24000元补偿地上附着物损失，经计算补偿费为11568元，该土地并未被征用，只是被水淹没，无法耕种，2009年底任某领取补偿款6000元，后因该地块被村委征用修建防火通道，故尚欠的补偿款5568元由村委集中发放。同日，本院对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初家居委会会计刘伯仲进行调查，刘伯仲称，诉争地块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西侧防火通道北侧，赵刚只给任某发放过水淹地补偿款6000元，2009年因诉争地块被水淹0.482亩，按照每亩24000元计算，补偿费为11568元，卧龙管委发放给任某地上附着物补偿款6000元，另外5568元是我居委会代卧龙管委发放给任某的，该水淹地仍在存在，未被征用，村里修建防火通道并未占用该水淹地。本院向刘伯仲出示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补偿费单据3份，刘伯仲均无异�，并称诉争地块被征用的面积总数为0.772亩，其他均未被征用，但不清楚具体诉争地块的面积，因当初承包时没有丈量地亩数。原告对赵刚及刘伯仲的调查笔录均无异议，但称被告领取补偿费不是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而是补偿果树。被告任某对以上两份笔录无异议。
关于诉争果园的位置，原、被告均称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西侧消防通道北面。原告称诉争果园原亩数约2亩多，被告称约1亩多。关于诉争果园现在的亩数，原告称仅平地不包括地堰约1亩多，被告称1亩左右。
审理中，本院向被告释明，如果法院判决其向原告返还果园，被告有权主张原告赔偿其因改良果树品种等相应付出及相关损失，但被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原告赔偿其相应损失。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录音、证人证言、补偿费收据、照片、补偿协议、居委会证�、明细账、调查笔录以及原、被告的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诉争果园在1988年由原告从初家村委会承包，取得了家庭承包经营权，此后一直由原告一家人经营管理。原告称其于1991年将诉争果园交给被告耕种至今，被告及被告的儿子任庆波均称原告于1992年将诉争果园交给被告的儿子管理至今，结合被告任某领取两笔补偿费的事实，本院认定诉争果园由被告耕种，而不是由任庆波耕种，故被告主体适格。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信。1991年原告将该果园交由被告耕种管理，双方对于果园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以及流转后的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情况，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进行约定，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原告将果园承包权转让给被告的情况下，依法应认定系土地经营权的不定期转包，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解除，现原告要求收回诉争果园，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在耕种果园中改种了樱桃等果树品种，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在土地流转时约定了限制种植内容，所以被告在果园中种植果树并不违反约定及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定不影响实际耕种人主张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此，被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请求原告赔偿其相应损失，被告可另案主张。
关于补偿费的归属。原告称两笔补偿费计19248元就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被告代理人先称该两笔补偿费与诉争果园无关，但被告本人又称该两笔补偿费就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后被告代理人又称该两笔补偿费与诉争果园无关，鉴于本案中被告曾自认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且未提交该两笔补偿费与诉争果园无关的证据，故本院认为补偿费19248元是诉争果园的补偿费。原告还称除上述补偿费之外，原告还领取了补偿�10848元，被告称除上述补偿费之外，被告仅领取补偿费6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可以确定，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费应由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享有。本案所涉果园在原告与初家村委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承包果园果树品种和数量为红香蕉25棵、青香蕉12棵、金帅1棵。果园的所有权为初家居委会，原告只有使用权，原告对承包果园的缺株数（每亩按40株计算）要在合同成立后两年内补齐，补栽的果树以后上交初家居委会，初家居委会不再付原告任何报酬。上述约定可以看出，承包人原承包的果园内的原始果树所有权不属于承包人，因此，原告无权主张果树补偿费。本案中初家居委会向被告任某发放的补偿费并非是按法律规定的实际地上附着物种类和数量计算，而是由初家居委会按土地面积测算，因此，补偿费的分配应由初家居委会决定，而非人民法院处理。初家居委会会计称诉争地块被征用面积为0.772亩，被告虽有异议，但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对此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任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管理的原告邹某承包的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西侧消防通道北面的果园（除有关部门征用的0.772亩之外）返还给原告邹某。
二、驳回原告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70元，由原告邹某负担343元，被告任某负担1527元，因原告已向本院全额预交，限被告任某于履行上述义务的同时迳付原告152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克晓
人民陪审员 于泽福
人民陪审员 王国庆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