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20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秋海。
委托代理人徐孟建，江阴市要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中华。
委托代理人梁永伟、朱瑞英，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秋海因与被上诉人陈中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5）武山民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章秋海诉称，我与陈中华系朋友关系，我与其他朋友合做工程（江阴海港大道的秦望山隧道），叫了陈中华去帮忙。在帮忙期间，陈中华私自拉走了工程上的石子毛片，5月到8月期间前后共计1309车，每车280元，价值366520元。后我与合伙朋友对账，将陈中华结欠合伙的款项分配给了我一个人。2013年11月8日我与陈中华对账，陈中华出具了一份欠条给我，明确了上述债务。经多次催要，陈中华至今一直未还。现向法院起诉，要求陈中华立即归还毛片款36652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庭审过程中，关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章秋海明确为，2012至2013年期间，章秋海因与他人合伙做工程开挖毛片，请陈中华去清点毛片，进行记账。工程结束后，在对账时章秋海的合伙人发现陈中华记假帐，发生了偷盗行为。章秋海的合伙人因此要去报案，告陈中华盗窃。为了消化这件事，章秋海找陈中华，陈中华说所有事情他来承担。欠条是陈中华在章秋海家的车库里亲笔写的。其中，在工程上的毛片实际只有5800多车，而陈中华对账时认可有6000多车，相差大约是300多车，价值10万元左右，另外机械费差不多26万元，加起来是36万多元，折合成毛片，由陈中华出具了欠条。
陈中华辩称，对于章秋海当庭变更事实与理由，我认为章秋海的原始诉请与事实理由已经发生改变，章秋海应该撤回起诉，另案起诉。对于本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章秋海的诉请。章秋海虚构事实，进行虚假诉讼，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事实是，我与章秋海原均系江苏双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章秋海承接了江阴海港大道秦望山遂道工程中的毛片销售，聘请我在该工程工地上记帐。工程结束后，章秋海与其他两名合伙人结算时，因章秋海瞒报毛片销售数量，与其他合伙人无法结算，就向我提出，写一张假的欠条用于与其他合伙人结帐。当时我不同意，但经过章秋海多次诱骗，并威胁如果不写就不结工资，还承诺，结完帐后该欠条立即还给本人，我才同意按照章秋海的意思写了本案这张欠条。嗣后，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向章秋海索要欠条，但其均以该欠条找不到、遗失了等理由搪塞，一直不还给我。后来我叫徐某等人问章秋海要，章秋海说反正条子是假的，到时还给我。后来章秋海又说条子掉了，我就要章秋海写个手续说欠条是假的，但是其不肯写，说这个条子本来就是假的，他不会拿这个条子去告我。直到章秋海向法院起诉，要求我归还毛片款，我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并向江阴月城派出所报案。经过派出所调查及我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明确，我在为章秋海记帐期间没有向其购买过任何一车毛片，也没有私自拖走任何毛片，故章秋海的诉请是虚构的。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章秋海的诉请。
章秋海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张欠条，证明陈中华明确欠款为366520元。
陈中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欠条是其出具的，但这张条子是假的，因为章秋海要求其出具欠条用于与另外两人结账，否则不结算工资。
陈中华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徐某、苏某的证言，证明其多次向章秋海催要本案所涉假欠条的事实，且证人也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让章秋海将欠条交出来；提交双达公司员工朱富祥、苏金云和朱才法的证词，证明其向章秋海催要本案所涉虚假欠条的事实；提交证人挖掘机老板姚某的证词，证明其在秦望山工程中只负责记账，没有向章秋海购买过任何石料毛片；提交江阴市月城镇沿山村委的工作人员汤来兴的证词，证明其在秦望山工程上所经手的小车运输毛片的数量；提交小车运输老板马龙能的证词，证明章秋海在该工地上所有运输都由马龙能经手，且都是送到章秋海指定的工地上去的，陈中华根本没有向章秋海购买过任何石料与毛片。
章秋海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该七份证词均有异议。首先，证人没有到庭，身份无法核实，他们的陈述均存在共性，就是听到欠条是假的，这需要当庭陈述或者经过质证。如果欠条是假的，章秋海不可能作如此多的宣传，而且不能具体说明是哪张欠条。这些证词均是间接证据，传来证据，无法与章秋海提供的书面的直接证据相对抗。因此，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此外，陈中华还申请证人徐某到庭作证，证明涉案欠条陈中华曾请证人向章秋海多次索要过，章秋海第一次说在其老婆那，没有带，后来又说弄丢了，还有一次在办公室苏某也在场，又提起要求章秋海将欠条还给陈中华，但章秋海称找不到欠条了，当时苏某让章秋海写一张条子给陈中华，这件事大家兑掉，但章秋海说不用，反正条子是假的，如果他写了陈中华会去告他。陈中华另申请证人苏某到庭作证，证明陈中华出具给章秋海毛片欠条的事情是虚假的，当时合伙人陈洪伟发现两本账后，问章秋海毛片去了哪里，章秋海后来要陈中华写了条子，章秋海还说那个条子弄丢了。
章秋海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于徐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写条子时徐某本人并不在场，其不知道条子的形成，其只是在解释，只是道听途说，不能证明当时条子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苏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不是真实的。条子形成时其也不在场，仅仅是作为公司的股东调解这个事情，对两本账形成也并不知情，不能证明这个欠条是假的。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向江阴市公安局月城派出所调取了陈中华的刑事立案申请书、五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分别是陈中华、陈洪伟、徐某、马龙能、章秋海）及江阴市月城镇沿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于2016年2月23日对陈洪伟进行了调查询问。
章秋海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中徐某没有参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营活动，其与章秋海有矛盾和利害关系，只是听说条子是假的，并没有看到，没有资格来证明客观事实的发生。对于马龙能的证词，他是负责运输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洪伟的陈述与章秋海陈述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证明陈中华存在偷窃行为，也印证了章秋海的陈述。月城镇沿山村委会的证明也是无效的，村委是监督，没有参与经营，也无证明资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法院向陈洪伟所作的调查笔录有异议，事实调查还有遗漏，应该由其本人到庭作证。
陈中华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是：除了对章秋海与陈洪伟的笔录有异议外，其他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其他笔录均证明陈中华没有向章秋海购买石料和偷窃石料的行为。章秋海的询问笔录与诉状内容截然不同，可反映出其对于原起诉的事实完全推翻。陈洪伟因与章秋海是合伙人，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陈洪伟的笔录不认可。对法院向陈洪伟所作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12年11月到2013年11月，章秋海与案外人陈洪伟等三人合伙承包开挖江阴市月城镇沿山村委秦望山隧道石料。期间，章秋海聘请陈中华为其在该工地上记账，记录拖运石料的车数等。开挖工作结束后，陈中华于2013年11月8日向章秋海出具一张欠条，载明：“今欠章秋海毛片款1309车×280元＝336520元”。嗣后，陈中华曾委托徐某等人向章秋海索要欠条，章秋海未予返还。章秋海遂于2015年11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另查明，章秋海与其他两名合伙人对账过程中，其他合伙人发现并认定章秋海提供的账目毛片数量不对，比其他合伙人账上记载的数量少。
原审再查明，陈中华收到原审法院的应诉材料后，于2015年11月18日向江阴市公安局提交了刑事立案申请书，认为章秋海持涉案欠条向法院起诉的行为已构成诈骗，故向该局报案。江阴市月城派出所收到陈中华的刑事立案申请书后，于同年11月19日、11月23日、11月24日和11月26日分别询问了陈中华、陈洪伟、徐某、马龙能和章秋海，但最终未予立案处理。章秋海在2015年11月26日月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陈洪伟、吕一军讲好，我们三个老板不出面，由他们三个记账人先对，这样我们回避后由三个记账人对账的，结果对下来涉及到我去拖运的毛片一共是6000多车，但是我实际只有5800多车，因为马龙能那边运输的车数只有这么多，相差有300-400车毛片，既然他们三个记账人已经认可了，我就也认这个车数的。当时对好账后，陈中华怕被陈洪伟他们打，先上了我的汽车，我就跟出去，在汽车里我问他挖机的钞票有没有对好，他说没有对，我就打电话给陈洪伟，他说：‘谁偷盗谁付，这是对偷盗人的惩罚’，我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挖机钞票有20多万了，我就叫陈中华去和他们对账，陈中华拖着不肯去。后来，我找陈中华，问他相差的几百车毛片和挖机钞票怎么办，他没有说法，我叫他把损失承担下来，他一开始不肯，后来我跟他说了多次，他才肯，在2013年11月8日，我叫他到我在月城华府家园的家里，我跟他说毛片相差300-400车，还有26万元左右挖机钞票，一共36万多元，我叫他折合成毛片，他就写了一张欠我1309车毛片的欠条给我……”。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章秋海持涉案欠条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其在江阴市月城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和庭审过程中变更的事实和理由，可以确认章秋海、陈中华之间并无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存在，陈中华未曾向章秋海购买过毛片，章秋海当庭也确认陈中华未曾从其处拉走过1309车毛片。故章秋海不能基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要求陈中华给付366520元毛片款。
对于章秋海陈述，因陈中华对账时多认可了300-400车毛片，造成章秋海损失10万余元，又因陈中华未能帮章秋海与其他合伙人核对挖机款项，造成章秋海26万元损失，共计36万元，章秋海要求陈中华承担该损失，折合成毛片价值，由陈中华出具欠条，陈中华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双方陈述，在章秋海与其他合伙人对账过程中，章秋海被认定提供的账目不清，存在毛片数量少报的情形，即被认定为有“偷盗毛片”的行为，而章秋海的陈述却是“结果对下来涉及到我去拖运的毛片一共是6000多车，但我实际只有5800多车”，也就是说，陈中华在对账时是为章秋海多报了毛片数，这显然与实际对账时的情况不符。另外，对于章秋海陈述陈中华未为其对挖机款的账，造成26万元损失，要求陈中华承担，一方面陈中华仅是章秋海聘请的记账人员，章秋海因其合伙人不同意向其支付，即要求记账人员来承担该损失并向其出具欠条，有违常情。此外，庭审中章秋海陈述涉案欠条形成于其与其他合伙人对账之前，但根据章秋海2015年11月26日在江阴月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涉案欠条应是形成于对账之后，是对账后章秋海让陈中华把“相差的几百车毛片和挖机钞票……损失承担下来”，并“折合成毛片，写了一张欠我1309车毛片的欠条”。因此，章秋海关于涉案欠条形成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
综上，鉴于章秋海对于涉案欠条形成的时间、原因、目的等基本事实陈述前后不一，又不能给予合理解释，故其主张陈中华欠其366520元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章秋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98元，由章秋海负担。
章秋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明显错误。上诉人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提交了录音资料，虽然没有刻录光盘及准备书面材料，但可以当庭播放。原审法院却予以拒绝，且询问被上诉人是否准许提供，被上诉人给予了否定答复。上诉人不明白，法院采纳证据与否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吗？原审法院在没有明确举证期限的情况下，轻易绕开上诉人的客观证据，反而引用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系有意避开事实真相，故其查明事实明显错误。其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也明显错误。原审法官审理本案时基本没有给上诉人合理解释，也没有听从上诉人的合理解释，庭审中带有强烈的主观观点，且存在诱供、骗供行为，同时自由心证发挥过大。上诉人陈述的事情经过是符合事实的，原审判决片面理解了书面上的文字记载，事实是上诉人一直陈述5800多车毛片是实际数字，是双达公司收到的数字，可是原审法院却混淆概念，刻意遗漏上诉人陈述的前半句话“对下来是6000多车”，故原审认定事实也存在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陈中华在法定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一份录音资料（光盘）并附文字整理材料，上诉人认为，因一审法院没有给其举证期限，故其在一审庭审中提交该录音资料，但一审法院没有当庭播放。该录音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1月27日、2014年3月20日，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现场对话，由上诉人用手机录音的。这两段录音均有其他人在场，可以明确说明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是虚假的，可以间接证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是清楚的。
被上诉人收听该录音资料后质证认为，一、对上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司法解释规定，录音资料必须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但上诉人并未提交原始载体或随原始介质存储移送，极有可能存在删改。二、即使该录音资料是真实的，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理由为：1、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关系，即上诉人认为本案欠条是基于买卖关系而产生的债务，而录音资料中上诉人自己就清楚地表达了将6100车毛片卖给了双达公司，而不是卖给被上诉人个人，并且该公司已经将毛片款结给上诉人。故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私自偷卖毛片和拖欠毛片款的情形，该欠条反映的内容无事实依据。2、从该录音资料的参与人及内容可以知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毛片结算纠纷，而是上诉人认为与双达公司存在结算问题。被上诉人系双达公司的股东，其参与协调结算问题很正常，故毛片款结算与被上诉人个人无任何关系。3、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欠条责任的理由无非两点：被上诉人记帐时少计毛片车数导致其损失。或被上诉人偷盗毛片，但在一审庭审中以及月城派出所的调查资料中均查明不存在上述事实，同时录音资料也证明了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另外，被上诉人是按照实际记帐，根本不知道上诉人最终与其他合伙人是如何结帐的，即使其结帐时产生所谓损失也不应由被上诉人来承担。三、录音资料必须载明制作地点、形成方式，但上诉人提交的该录音资料均未提及，故其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该证据形成过程不具有合法性。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章秋海要求被上诉人陈中华给付毛片款显然是基于双方存在货物（毛片）交易的事实，即其起诉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为买卖合同争议，对此，章秋海依法应对该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生效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双方之间没有发生买卖毛片的行为，故其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章秋海在庭审中对其诉请构成又作如下陈述：因陈中华为其记帐时记了假帐且发生偷盗行为，章秋海的合伙人要去报案，为消化此事，陈中华说所有的事由其承担，故除陈中华私自拉走的毛片（约10万元左右）外又将挖机费（机械费）26万折合成毛片由陈中华出具了欠条。上述章秋海关于欠条由来和诉请构成的陈述可以看出，其起诉陈中华要求归还的36万多元毛片款实为陈中华的偷盗物折价款加上挖机费的折价款，表明其是为私了偷盗行为而要求陈中华出具欠条的，其诉讼的动机、目的和方式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包庇、掩盖违法行为之嫌，故其依据欠条主张权利显然缺乏正当性。同时欠条中的挖机费折价款据其所言也是因陈中华的偷盗行为而要求陈中华承担下来，实际上该费用与陈中华并无关联，故章秋海基于买卖关系而要求陈中华承担该挖机费折价款亦缺乏事实依据，且不具有合法性。鉴于章秋海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但其所依据的事实缺乏客观性和正当性，故依法应视其请求权基础不成立，其诉请应予驳回。
另外，从章秋海对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看，亦存在诸多疑点，表现在：1、章秋海称其在工程结束后与其他合伙人对账过程中，其他合伙人发现陈中华有记假帐、发生偷盗的行为，即存在毛片数量少报的情形。但章秋海又述称其实际只有5800多车毛片、陈中华对帐时认可有6000多车，此又表明陈中华在对账时为章秋海多报了毛片数，而非少报。对此，章秋海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在毛片数量多报还是少报的问题上其陈述显然矛盾，令人费解。2、章秋海在江阴月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承包毛片拖运工程后陆续叫了三辆挖机到工地挖毛片，同时请陈中华记帐和负责一些其它的协调工作。表明陈中华仅是章秋海聘请的记账人员或管理人员，并未提供挖机，但章秋海在一审庭审中又认为26万多元的挖机费中有陈中华叫来的挖机2万多元，并因陈中华有偷盗行为而要其承担包括他人挖机款在内的总计26万元的挖机费，显然在挖机费问题上其前后陈述不一致，其要求陈中华承担挖机费亦不符合常理。3、一审庭审中章秋海述称涉案欠条形成于其与其他合伙人对账之前，但其在江阴月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却称涉案欠条形成于对账之后，此亦显属矛盾。同时其在欠条形成与合伙人对帐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亦不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以上种种情形，足以动摇法院对章秋海所述欠款事实真实性及其诉讼行为合法性的判断。而经审查，陈中华陈述的事实前后一致，符合情理，且有相关证人证言支持，亦能与原审法院调查的事实相印证，故其反驳主张可予采信。
关于章秋海二审提交的录音资料的证明力问题，首先，该录音资料中章秋海所称2014年1月27日的一段录音未交待录制地点和场合，其来源不明。同时，两段录音均有多人参与对话，章秋海对该对话活动所基于的原因、事由等未作说明，即多人对话的动机亦不明。故该录音资料缺乏必要的形式要件，无法判定其形成背景及与本案的关联。其次，从该录音资料的内容看，多人对话的主题不明，语焉不详，且叙事模糊，内容不具连贯性和完整性，亦未明确提及或涉及本案诉争的关键事实问题，故存有疑点，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该录音资料中虽有多人陆续提及“6100车”（毛片），但均未表态称该6100车毛片系少报或存在偷盗，无法证明陈中华存在私自拉走毛片或偷盗毛片的事实。鉴于上述理由，在对方当事人对该录音资料否认的情况下，应认定其不具有事实证明力，不能支持章秋海的权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章秋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98元，由上诉人章秋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瑜净
代理审判员 张丛卓
代理审判员 张国凯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