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茂中法民二终字第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颂其（又名陈通、陈一峰）。
委托代理人：李建立，广东橘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
委托代理人：梁滔，高州市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陈颂其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5）茂化法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9年6月22日下午，原告陈颂其与被告黄海在宝圩仓板村委会门前时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陈颂其被送往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33天至1999年7月2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左额叶脑挫裂伤并脑内出血；2.左额部硬脑膜外血肿；3.左额骨粉碎凹陷性骨折；4.左额头皮挫裂伤。
2000年3月31日，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主持调解下，原告陈颂其与被告黄海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黄海一次性支付3500元给陈颂其，了结此事，以后一切后果与对方无关。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并无对该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2000年6月28日，原告陈颂其以××症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4天至同年7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外伤性××。
2000年12月7日，原告陈颂其因“患者于3小时前不慎自摩托车翻落，致跌伤头部，随即出现头晕、头痛，当时无昏迷、无恶心，呕吐，送往石板卫生院诊治，拟以头颅外伤入院...”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5天至12月12日出院。入院诊断：1.脑震荡；2.右颞部硬膜外血肿；3.面部多处皮肤擦伤。出院医嘱：定期复查。
此后，原告多次到不同医院求医。
2010年8月2日，原告陈颂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8天至8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2.脑外伤（后遗症期）。
2013年3月26日，原告陈颂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3天至3月2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2.脑外伤（后遗症期）。
2013年7月21日，原告陈颂其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1天至7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继发性××。
2014年1月20日，原告陈颂其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伤残评定。2014年1月28日，该中心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L48742号《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陈颂其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三级、十级伤残各一项。
另查明，原告陈颂其于2012年8月17日取得了残疾人证，为××××人。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住院病历及医疗发票、残疾人证、《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院庭审记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的身体从事故发生时起即受到伤害，但受害人在住院治疗期间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尚未确定，应视为伤害的延续，而治疗终结后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已经基本确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此时起算。在本案中，原告陈颂其在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在2000年6月28日被诊断为外伤性××。在长达十几年的求医中，原告均被诊断为××。因此，原告伤情的确诊日期应为2000年6月28日，而其直到在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的设定，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便于事实的查清，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其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被告黄海主张原告陈颂其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持。
此外，事故虽然经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解结案，但其没有对该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实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是被告，即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害是由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原告提供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原告陈颂其的病情按照“道交”标准评定的残疾等级，并不能证明原告的病情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颂其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0796元，由原告陈颂其负担。
上诉人陈颂其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本案中上诉人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2000年3月21日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解结案。2000年6月28日××发作，截至起诉前，上诉人先后在高州市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多个医院就医，期间医疗为持续的过程，医嘱均要求定期复查，期间部分医院诊断“外伤性××”、“继发性××”，但对病因均未作具体判定。2014年1月28日上诉人领取《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前，一直都遵照医嘱接受治疗，无法在住院治疗期间确定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应视为伤害的延续，领取了意见书才知道上诉人的伤害是因1999年6月22日被上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并且知道了受损害的程度。上诉人自身学历水平以及所处在的农村生活环境不足以认知到上诉人的××发作是由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伤情确诊日期应从领取意见书的时间，即2014年1月28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月14日提起诉讼，未超一年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超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理解不正确。二、一审法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未经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责任认定，无法证明所受损害是由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意见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对公安机关所作的责任认定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时，则应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调取回来的卷宗显示，宝圩卫生院护士陈××、梁××证实上诉人被送医院抢救时被上诉人曾自述是其驾车搭载上诉人，被上诉人曾供述对“一不多高的医生说是上诉人开车”，但案卷没有反映那个不多高的医生是谁，也未获取其证言。宝圩镇司法所副所长林××证实事发后被上诉人母亲曾找到他说“听说是我儿子（被上诉人）开车”，上诉人事后回忆也证实是被上诉人驾车，通阅卷宗即可知道到底是何人驾车。试问，如果不是被上诉人开车，事发后被上诉人的母亲为何要问询林××？为何要给送上诉人到医院抢救的陈××等人红包？为何要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下支付上诉人3500元赔偿金？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一审代理律师竟然提出当时是上诉人邀约被上诉人到家中玩，对被上诉人在事故调查阶段承认到陈垌找陈××这一铁定事实都予以否认，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不诚信的。而一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不承认其驾车即得出“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害是由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这一结论，和当今的“轻口供，重证据”的司法原则是完全背离的，亦未就本案作出事实认定，属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上诉人及其一审代理人一审期间向法院提出要求依法向化州市公安局调取事故卷宗及收集事故现场周边证人陈××的证言，但一审法院仅调取了卷宗，未去函调取事故现场周边证人证言，亦未通知相关证人出庭，更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向上诉人送达不予准许通知书，属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上诉人的病情按照“道交”标准评定的残疾等级，不能证明原告的病情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属断章取义，认定有误。鉴定书第四条分析说明已经说得很明白：“上述颅脑损伤及后遗症符合交通事故作用所致，症状符合××大发作，药物不能控制，被鉴定人外伤性××及颅骨部分缺损分别符合交通事故三级、十级伤残”，中山医的鉴定结果有科学的理解分析，是可信的。再结合上诉人的病历资料，资料一直显示被上诉人左额叶颅骨缺损，左额区脑组织病变，而颅骨缺损的真正原因正是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在1999年事故发生后至2000年6月18日初次××病发，期间上诉人没有其他的外伤，可以证明上诉人的癫痫病与事故有关，而2000年12月7日上诉人跌倒是在××病发后，是因××病导致跌倒，不能证明上诉人因其他伤而患上××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己过一年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对无法证明上诉人的损害是由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认定是程序违法，无视基本事实；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认定更是一笔带过，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一、撤销（2015）茂化法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海答辩称：一、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之诉，侵权之诉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期间也没有发生时效终止和中断的事实，从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即侵权之日）至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期间历经了十五年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在1999年6月22日发生变通事故的当天即送医院治疗并诊断了具体的症状，可谓伤势可以确定且明显，上诉人却至2015年1月才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14年之多。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已经提出了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二、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该由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本案中，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没有作出责任的认定书，没有确定谁是侵权者，谁是受害者，没有交警的责任认定，本案没有归责的处理依据，即无法认定谁的过错造成该事故。另一方面，也没有事实证明事故与原告在该次事故后出现的症状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所谓的鉴定结论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十四年之后才作出，没法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事实证明上诉人陈颂其在1999年6月22日所受的伤与他之后所受的伤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在2000年12月7日，原告陈颂其因：‘患者于3小时前不慎自摩托车翻落，致跌伤头部，随即出现头晕、头痛，当时无昏迷，无恶心呕吐，送往石板卫生院诊治，拟以头颅外伤入院…’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5天至12月12日出院”，由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得知2000年12月7日上诉人从摩托车上翻落，可以证明上诉人出现了一次新事故，受过一次新的伤害。四、2000年3月21日双方的法定代理人签订的《协议书》是有效的，而且对达成的协议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双方己履行完毕，协议还特别约定，双方对该协议签字即生效，说明双方的法定代理人是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法定代理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是有效的。另外，双方法定代理人自愿签订的《协议书》也是在化州市交警大队行政机关执法人员面前签订，更加证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没有强迫或胁逼的事实存在，双方意意表示自治，再次证明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协议书》是在上诉人出院之后才达成的，并非只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费用，是对整个交通事故赔偿的调解。五、上诉人在一审中诉称“1999年6月22日下午，原告驾驶粤K××××1两轮摩托车在宝圩见到被告……”，上诉人是未成年人，粤K××××1两轮摩托车应该是上诉人父母的，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驾驶人属无证驾驶，车主也应负相应的责任，既然双方的法定代理人已签订“协议书”且履行完毕，并且声明就此了结此事，以后一切后果与对方无关，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是知道自己的责任，所以才愿意和解，是签订《协议书》的前提，所以该《协议书》己反映了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真实的意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陈颂其的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的伤残是否与涉案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三、被上诉人黄海是否应对该事故及上诉人的伤残负责任。
一、关于上诉人陈颂其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陈颂其于1999年6月22日与被上诉人黄海发生交通事故，被送医院治疗后，于1999年7月25日出院，2000年3月31日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主持调解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2000年6月28日，上诉人前往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外伤性××，此后上诉人多次前往不同医院求医，2010年8月2日，上诉人前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至2010年8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2、脑外伤（后遗症期），此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上诉人陈颂其据以起诉及计算损失的损伤为外伤性××及颅骨部分缺损，上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1999年7月25日被诊断为“左额骨粉碎凹陷性骨折”，2000年6月28日被诊断为外伤性××，相关的损伤已在2000年6月28日前被确诊，上诉人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并应就相关的损伤申请司法鉴定，但直至2010年8月10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再次诊断上诉人为症状性××和脑外伤（后遗症期）后，上诉人仍未就损伤申请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上诉人于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上诉人上诉称因自身学历水平以及所处的农村生活环境不足以认知到其××发作是由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因此伤情确诊日期应从其领取司法鉴定意见书时起计，但上诉人自认自事故发生后至2000年6月18日没有发生过其他外伤，而此后高州市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诊断证明均记录为外伤性××、症状性××、脑外伤（后遗症期），均与外伤或后遗症有直接关联，在上诉人认为没有受过其他外伤的情况下，应知道自己的损伤与涉案的交通事故侵害有关联，因此上诉人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由于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因此，对上诉人的伤残是否与涉案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上诉人黄海是否应对该事故及上诉人的伤残负责任等问题，本院不予审查。
三、上诉人上诉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而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因此上诉人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陈颂其的上诉理据不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6元，由上诉人陈颂其负担，本院准许其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强明
审判员 张国栋
审判员 曾维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曾玉金
速录员 谢金峰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茂中法民二终字第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又名陈通、陈一峰）：陈颂其，男，汉族，1984年5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建立，广东橘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男，汉族，1983年4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
委托代理人：梁滔，高州市司法局干部。
上诉人陈颂其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5）茂化法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99年6月22日下午，原告陈颂其与被告黄海在宝圩仓板村委会门前时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陈颂其被送往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33天至1999年7月2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左额叶脑挫裂伤并脑内出血；2.左额部硬脑膜外血肿；3.左额骨粉碎凹陷性骨折；4.左额头皮挫裂伤。
2000年3月31日，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主持调解下，原告陈颂其与被告黄海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黄海一次性支付3500元给陈颂其，了结此事，以后一切后果与对方无关。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并无对该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2000年6月28日，原告陈颂其以痫症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4天至同年7月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外伤性癫痫。
2000年12月7日，原告陈颂其因“患者于3小时前不慎自摩托车翻落，致跌伤头部，随即出现头晕、头痛，当时无昏迷、无恶心，呕吐，送往石板卫生院诊治，拟以头颅外伤入院。”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5天至12月12日出院。入院诊断：1.脑震荡；2.右颞部硬膜外血肿；3.面部多处皮肤擦伤。出院医嘱：定期复查。
此后，原告多次到不同医院求医。
2010年8月2日，原告陈颂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8天至8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癫痫；2.脑外伤（后遗症期）。
2013年3月26日，原告陈颂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3天至3月2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癫痫；2.脑外伤（后遗症期）。
2013年7月21日，原告陈颂其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1天至7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继发性癫痫。
2014年1月20日，原告陈颂其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伤残评定。20174年1月28日，该中心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L48742号《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陈颂其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三级、十级伤残各一项。
另查明，原告陈颂其于2012年8月17日取得了残疾人证，为××人。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住院病历及医疗发票、残疾人证、《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本院庭审记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的身体从事故发生时起即受到伤害，但受害人在住院治疗期间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尚未确定，应视为伤害的延续，而治疗终结后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已经基本确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此时起算。在本案中，原告陈颂其在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在2000年6月28日被诊断为外伤性癫痫。在长达十几年的求医中，原告均被诊断为癫痫。因此，原告伤情的确诊日期应为2000年6月28日，而其直到在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的设定，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便于事实的查清，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其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被告黄海主张原告陈颂其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持。
此外，事故虽然经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解结案，但其没有对该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实事故发生时驾驶员是被告，即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害是由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原告提供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原告陈颂其的病情按照“道交”标准评定的残疾等级，并不能证明原告的病情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颂其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0796元，由原告陈颂其负担。
上诉人陈颂其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本案中上诉人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2000年3月21日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解结案。2000年6月28日癫痫发作，截至起诉前，上诉人先后在高州市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多个医院就医，期间医疗为持续的过程，医嘱均要求定期复查，期间部分医院诊断“外伤性癫痫”、“继发性癫痫”，××因均未作具体判定。2014年1月28日上诉人领取《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前，一直都遵照医嘱接受治疗，无法在住院治疗期间确定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应视为伤害的延续，领取了意见书才知道上诉人的伤害是因1999年6月22日被上诉人的侵害行为造成的并且知道了受损害的程度。上诉人自身学历水平以及所处在的农村生活环境不足以认知到上诉人的癫痫发作是由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伤情确诊日期应从领取意见书的时间，即2014年1月28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月14日提起诉讼，未超一年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超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理解不正确。二、一审法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未经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责任作出认定，无法证明所受损害是由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意见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对公安机关所作的责任认定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时，则应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调取回来的卷宗显示，宝圩卫生院护士陈晓红、梁世庄证实上诉人被送医院抢救时被上诉人曾自述是其驾车搭载上诉人，被上诉人曾供述对“一不多高的医生说是上诉人开车”，但案卷没有反映那个不多高的医生是谁，也未获取其证言。宝圩镇司法所副所长林振山证实事发后被上诉人母亲曾找到他说“听说是我儿子（被上诉人）开车”，上诉人事后回忆也证实是被上诉人驾车，通阅卷宗即可知道到底是何人驾车。试问，如果不是被上诉人开车，事发后被上诉人的母亲为何要问询林振山？为何要给送上诉人到医院抢救的陈某等人红包？为何要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调解下支付上诉人3500元赔偿金？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一审代理律师竟然提出当时是上诉人邀约被上诉人到家中玩，对被上诉人在事故调查阶段的承认的到陈垌找陈春燕这一铁定事实都予以否认，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不诚信的。而一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不承认其驾车即得出“无法证明原告的损害是由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的”这一结论，和当今的“轻口供，重证据”的司法原则是完全背离的，亦未就本案作出事实认定，属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上诉人及其一审代理人一审期间向法院提出要求依法向化州市公安局调取事故卷宗及收集事故现场周边证人陈某的证言，但一审法院仅调取了卷宗，未去函调取事故现场周边证人证言，亦未通知相关证人出庭，更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向上诉人送达不予准许通知书，属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上诉人的病情按照“道交”标准评定的残疾等级，不能证明原告的病情与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属断章取义，认定有误。鉴定书第四条分析说明已经说得很明白：“上述颅脑损伤及后遗症符合交通事故作用所致，症状符合癫痫大发作，药物不能控制，被鉴定人外伤性癫痫及颅骨部分缺损分别符合交通事故三级、十级伤残”，中山医的鉴定结果有科学的理解分析，是可信的。再结合上诉人的病历资料，资料一直显示被上诉人左额叶颅骨缺损，××变，而颅骨缺损的真正原因正是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在1999年事故发生后至2000年6月18日初次癫痫病发，期间上诉人没有其他的外伤，可以证明上诉人的癫痫病与事故有关，而2000年12月7日上诉人跌倒是××发后，是因癫痫病导致跌倒，不能证明上诉人因其他伤而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己过一年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对适用法律理解不当；对无法证明上诉人的损害是由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认定是程序违法，无视基本事实；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认定更是一笔带过，无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一、撤销（2015）茂化法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海答辩称：一、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之诉，侵权之诉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期间也没有发时效终止和中断的事实，从1999年6月22日发生交通事故（即侵权之日）至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期间历经了十五年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在1999年6月22日发生变通事故的当天即送医院治疗并诊断了具体的症状，可谓伤势可以确定且明显，到2015年1月才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14年之多。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已经提出了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二、作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纠纷，应该由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本案中，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没有作出责任的认定书，没有确定谁是侵权者，谁是受害者，没有交警的责任认定，本案没有归责的处理依据，即无法认定谁的过错造成该事故。另一方面，也没有事实证明事故与原告在该次事故后出现的症状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所谓的鉴定结论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十四年之后才作出，没法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事实证明上诉人陈颂其在1999年6月22日所受的伤与他之后所受的伤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在2000年12月7日，原告陈颂其因：××患者于3小时前不慎自摩托车翻落，致跌伤头部，随即出现头晕、头痛，当时无昏迷，无恶心呕吐，送往石板卫生院诊治，拟以头颅外伤入院…’到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5天至12月12日出院”，由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得知2000年12月7日上诉人从摩托车上翻落，可以证明上诉人出现了一次新事故，受过一次新的伤害。四、2000年3月21日双方的法定代理人签订的“协议书”是有效的，而且对达成的协议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双方己履行完毕，协议还特别约定，双方对本协议签字即生效，说明双方的法定代理人是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法定代理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是有效的，没有法律规定法定代理人要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否则就无效和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因为这是法定代理，法定代理人的行为就是被代理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理解，是对法律本原的歪曲和对事实的颠倒。另外，对双方法定代理人自愿签订的“协议书”也是在化州市交警大队行政机关执法人员面前签订，更加证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没有强迫或胁逼的事实存在，双方意意表示自由，再次证明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协议书”是在上诉人出院之后才达成的，并非只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费用，是对整个交通事故赔偿的调解。五、上诉人在一审中诉称“1999年6月22日下午，原告驾驶粤Ｋ×××××两轮摩托车在宝圩见到被告……”，上诉人是未成年人，粤Ｋ×××××两轮摩托车应该是上诉人父母的，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驾驶人属无证驾驶，车主也应负相应的责任，既然双方的法定代理人已签订“协议书”且履行完毕，并且声明就此了结此事以后一切后果与对方无关，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是知道自己的责任，所以才愿意和解，是签订“协议书”的前提，所以该“协议书”己反映了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真实的意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陈颂其的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的伤残是否与涉案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三、被上诉人黄海是否应对该事故及上诉人的伤残负责任。
一、关于上诉人陈颂其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陈颂其于1999年6月22日与被上诉人黄海发生交通事故，被送医院治疗后，于1999年7月25日出院，2000年3月31日在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主持调解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2000年6月28日，上诉人前往高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外伤性癫痫，此后上诉人多次前往不同医院求医，2010年8月2日，上诉人前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至8月10出院，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癫痫；2、脑外伤（后遗症期），此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上诉人陈颂其据以起诉及计算损失的损伤为外伤性癫痫及颅骨部分缺损，上诉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1999年7月25日被诊断为其“左额骨粉碎凹陷性骨折”，2000年6月28日被诊断为外伤性癫痫，相关的损伤已在2000年6月28日被确诊，上诉人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并应就相关的损伤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但直至2010年8月10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再次诊断上诉人为症状性癫痫和脑外伤（后遗症期）后，上诉人仍未就损伤申请司法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上诉人于2015年1月14日才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上诉人上诉称因自身学历水平以及所处在的农村生活环境不足以认知到其癫痫发作是由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引起，因此伤情确诊日期应从领取司法鉴定意见书时起计，但上诉人自认自事故发生后至2000年6月18日没有发生过其他外伤，而此后高州市中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诊断证明均为外伤性癫痫、症状性癫痫、脑外伤（后遗症期），均与外伤或后遗症有直接关联，在上诉人认为没有受过其他外伤的情况下，应知道自己的损伤与哪个侵害有关联，因此上诉人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由于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因此，对上诉人的伤残是否与涉案的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上诉人黄海是否应对该事故及上诉人的伤残负责任等问题，本院不予审查。
三、上诉人上诉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因此上诉人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陈颂其的上诉理据不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6元，由上诉人陈颂其负担，本院准许其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邱强明
审判员张国栋
审判员曾维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曾玉金
速录员谢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