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西民再初字第00013号原告刘惠玲，女，1936年11月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瑜（刘惠玲之女），女，1964年4月2日出生。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安康胡同*号。法定代表人马辛，院长。委托代理人赵猛，男，1984年12月19日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科员。委托代理人王凯戎，北京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二七通信工厂，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德善里**号。法定代表人陈煜华，厂长。委托代理人韩笑，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昂，男，1986年1月4日出生，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惠玲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9月27日作出（2005）西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原告刘惠玲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7日作出（2006）一中民终字第14338号民事判决并生效。后原告刘惠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2011）民监字第858号函将该案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民监字第6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2年9月4日作出（2012）高民提字第30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6）一中民终字第14338号民事判决及（2005）西民初字第1054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新成立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本院依据案件事实，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依法追加北京二七通信工厂（以下简称二七工厂）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惠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瑜、被告安定医院委托代理人赵猛、王凯戎以及第三人二七工厂委托代理人韩笑、李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惠玲诉称，1978年6月6日，我为了单位二七工厂的利益，给厂领导提意见，厂领导将我强行送到安定医院，安定医院诊断我为精神分裂症。经多次上访，1995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派人在北京市卫生局召开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会，认为安定医院所做的结论是错误的。1997年3月3日安定医院向我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偏执性人格障碍，该诊断证明书落款日期为1996年3月28日。之后，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上访8年多，我认为被告安定医院的两次诊断都是错误的，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请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给付我精神损害赔偿金120万元。被告安定医院辩称，原告于1978年8月21日由其所在单位二七工厂送来我院门诊就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原告本人一直否认病情并拒绝治疗。因此我院对其没有进行过治疗。后原告一直上访,1995年8月24日，在北京市委领导的指示和安排下，我院派精神科医师前往北京市卫生局对原告进行了复核检查，并根据其病情的发展变化，于1996年3月28日出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为：偏执性人格障碍，此后我院再未对其进行诊治。本案原审过程中也做过鉴定，结论为人格障碍，与我院96年诊断一致，因此我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外，原告提出的侵害事实发生在1978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1996年以后没有找过我院，故从该时起算超过2年诉讼时效。此外，本案案由为医疗损害赔偿，但我院对原告从未进行过治疗，不符合赔偿的条件，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二七工厂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涉及的事情发生在1978年，距离现在时间很长，本厂对当时情况不了解，涉及的人员也不愿意介入，因此对事实我厂无法核实；2、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我厂并非医疗机构，未对原告进行过诊断和治疗，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导致对方权益损害的行为。因此我厂不应成为赔偿主体；3、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在原审诉请范围内审理本院，当事人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再审范围。不同意追加我厂为第三人。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病历记载情况1978年8月21日，原告刘惠玲所在单位二七工厂将其送到被告安定医院门诊就医治疗。安定医院提供的门诊病案记载门诊六次，分别为1978年8月21日、8月26日、1981年4月14日、6月2日、6月3日及6月11日。其中1978年8月21日病历记载，二七工厂工作人员邹明江伴诊，根据其叙述的情况及当日接诊医生临床检查，对刘惠玲初步印象为精神不正常，约星期六上午请于主任确诊；8月26日病历记载，单位邹明江及张泽长介绍情况，安定医院于庆波进行临床检查，印象为精神分裂症；1981年4月14日病历记载，单位伴诊、开诊断证明一份（单位开介绍信要求证明），无临床检查记录；6月2日病历记载，单位及家属伴诊介绍情况，结论为再来一次，请张院长会诊；6月3日病历记载，约请二七工厂班组车间及了解他的同事前来报告情况，因刘惠玲家属患病不能前来。本次记录没有诊断结论；6月11日病历记载，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局政治部联合接待室刘铎声、程汉章同志送病人来检查病介绍情况、安定医院张院长听取病史报告，检查病人。张院长意见为诊断精神分裂症，出证明。刘惠玲对上述病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但对此未提出相反证据。庭审中，刘惠玲认可其于1978年8月21日、8月26日、1981年6月11日去安定医院的事实，同时认可其从未服用过任何安定医院所开药物及进行相关治疗。安定医院亦认可上述事实。二、关于对刘惠玲复核诊断的情况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自1978年8月刘惠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其一直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情况，要求推翻诊断。1995年8月24日下午，在市委宣传部及市卫生局医政处的安排下，召开刘惠玲会诊复查讨论会，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田祖恩、刘惠玲与其女儿王瑜前往市卫生局参加。复核讨论的结果为：1、刘惠玲属偏执性人格。所谓偏执，偏者不正之意，执者固执，冥顽不化。这种人坚持实现个人的意图和要求，非达到目的不肯罢休，而不论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要求是否可行，因此难以适应现实环境。由于个人心愿及自身价值长期无法实现，心里不断遭受挫折，进一步发展成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请参考附件：《精神人格及其相关的精神障碍》。2、刘惠玲曾于1978年至1981年期间，在我院门诊诊断精神分裂症。但17年来，精神无衰退，原有的妄想未进一步发展泛化，而且处境改善后，情绪较前趋于稳定,激情反应也有所缓解。据介绍近年来，特别是从事个体经营以来，在待人接物和通情达理方面，也渐有改善。这些事实均显示原精神分裂症诊断之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3、刘惠玲的二女儿并不认为其母患有精神病，但同意偏执性人格之诊断。表示愿意协助劝阻其母停止上诉，尽量把精力转移到生意经营上，以求其进一步稳定。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这种办法之所以有效，在于一是转移了病人的注意并消耗了其一定的活动精力，二是补偿了病人以往得不到的心理满足，使之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得以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环境之中，作为一种对她有效的治疗手段，希望行政主管部门在必要时予以照顾。复核结论为：刘惠玲人格异常，属偏执性人格，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近年从事个体经营以来，病情有所缓和。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希望予以鼓励和支持。1996年2月28日，田祖恩开具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为（刘惠玲）1978年2月21日初次来我院门诊看病，当时曾考虑为精神分裂症。经长期观察及1995年8月24日会诊，未发现精神缺损。所以，根据目前情况以诊断偏执型人格障碍为妥。之后，刘惠玲对上述复核诊断结论仍持异议，多次去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北京市卫生局等单位上访要求改变诊断结论，至2005年7月22日向我院提起诉讼。三、原审鉴定的相关情况2005年7月22日，刘惠玲向本院起诉安定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中，针对安定医院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对刘惠玲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2006年4月14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出具2006-5号鉴定书，其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鉴定结论为：（1）、被鉴定人目前不存在精神病症状。有人格障碍的基本特征。临床诊断：人格障碍。（2）、对本人事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材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2006-5号鉴定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1、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2、本案应当适用的实体法；3、安定医院的两次诊断行为是否存在错误；4、安定医院是否构成侵权。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安定医院对刘惠玲的诊断行为发生于1978年，而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早见诸于1987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在民法通则实施前，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民法通则实施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民法通则HYPERLINKhttp://129.0.0.24:9000/showtxt?dbsType=chl&dbsText=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数据&file=&multiSearch=false&dbn=chl&fn=chl013s210.txt&rjs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upd=1&term=135l135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从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起算。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起算。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自刘惠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之后，其一直在寻求信访及行政途径，要求安定医院更正诊断结论。至1995年安定医院重新做出诊断结论后，其仍然不认可更正结果，继续采用向有关主管部门信访、上访的方式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刘惠玲的上述行为属于上述情形，应当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在诉讼时效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也应重新计算。自1987年1月1日起至本案原审起诉时即2005年7月22日，未超过我国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最长保护时效。故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安定医院关于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应当适用的实体法。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安定医院的两次诊断行为分别发生在1978年和1995年。1978年我国尚无相关的民事法律，但民通意见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１９８７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因此，对于1978年的诊断行为可以参照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民法通则施行后，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但该办法仅针对于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情形。而本案明显不属于该类情形，因此对于1995年安定医院所做出的诊断行为，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进行判定。关于安定医院两次诊断行为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1978年，安定医院对于刘惠玲精神分裂症进行了确诊。因我国精神疾病医学发展的滞后，直到1989年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才公布我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2），因此在1978年时并无诊断标准参考，精神疾病的诊断一般采用《临床精神病学》（W.梅佑-格罗斯E.斯莱脱M.路茨著1963年11月出版）中的观点。由此可以推断医院对于病患诊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95年，在北京市卫生局牵头下，安定医院重新对刘惠玲的精神情况进行判定，承认原精神分裂症诊断之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并重新做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结论。因此，应当认定1978年诊断存在错误。而1995年的诊断行为，系对于1978年诊断结论的复核，该复核由行政机关组织，以召开复查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虽做出了诊断证明书，但并不具有真正的临床诊疗意义，不属于可诉范畴，因此本院对复核结论是否存在错误不做判断。关于安定医院是否构成构成侵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般的侵权责任成立必须具备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安定医院1978年诊断虽存在错误，但是从病例记载判断，当时进行临床检查并未存在明显瑕疵。且精神疾病不同于一般躯体疾病，无法通过医疗仪器、影像材料等进行检测分析，只能通过医生对患者行为的观察、分析，积累相关信息，从而做出主观判断，因此诊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临床精神病学属于自然科学的一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医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及诊疗流程也在不断修改、更新。因此以现在医学认识水平判断数十年前的诊疗结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并不科学。结合1995年复核结论及原审的鉴定结论，刘惠玲具有一定的人格缺陷，安定医院所做精神分裂症诊断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而囿于个人及整体医学认识水平欠缺，导致了诊断的错误，本院认定安定医院诊断行为不存在主观过错，亦不构成侵权。庭审中，刘惠玲及安定医院均认可刘惠玲并未服用过安定医院开具的精神类药物，也未进行过其他精神病治疗，因此不存在损害生命健康权的事实。而刘惠玲主张因诊断错误使其精神遭受伤害，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基于身体健康权益遭受损害并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产生。而刘惠玲在该项权益未受侵害的情况下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二七工厂并非医疗单位，亦未对刘惠玲进行医学诊断和治疗，故本案中刘惠玲要求其与安定医院共同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惠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五元，由原告刘惠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佟 颖人民陪审员 宋 冰人民陪审员 吴英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