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29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维，女，汉族，1990年6月30日生，住址辽宁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奕宏，男，汉族，1987年1月28日生，住址辽宁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梅，系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女，汉族，1964年6月19日生，住址辽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富，男，汉族，1960年1月19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涛，系辽宁诚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维思捷宏（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Ｘ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军，系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维、刘奕宏、李艳、刘国富、大连顶金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3民初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涛，上诉人李艳，被上诉人苏州捷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维、刘奕宏、李艳、刘国富、大连顶金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将上诉人李艳与周维、刘国富与刘奕宏之间的单务股权赠与行为错误认定为双务的股权转让行为，进而认定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赠与行为无效。一审判决混淆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形式中的股权”赠与”与”转让”。上诉人认为赠与行为有效，并不违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禁止性规定。且大连顶金通用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28条约定股东享有股份转让、赠与及质押的权利，同时在该章程第24条、第33条分别对股东转让及质押股份进行了限制性规定，但没有对股权赠与行为作任何限制性的规定。《公司法》亦没有对股东赠与股份作出限制性规定。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或出售的限制性约定作为上诉人之间赠与行为的限制条款系事实认定错误。赠与行为未得到被上诉人认可没有违反《股东协议》约定。股份公司的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大会表决同股同权，股东以其占股比例行使表决权。普通决议需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殊决议需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赠与行为发生时，上诉人李艳、刘国富的持股比例均为34.94%，合计69.44%，超过了三分之二的表决权，因此，上诉人间赠与股权不需要被上诉人认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均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更无须备案登记。只需在规定的时限内在辽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履行公示义务（案涉股权变更已如期公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股权赠与不应适用《公司法》第35条的股东抽逃资金情形，也不适用《公司法》第141条第二款的规定。
被上诉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一审判决。从本意看，作为公司的发起人董事，对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富有特殊的义务，无论其通过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公司法》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上诉人之间的股权无偿赠与既是股权转让的一种表现形式，上诉人通过混淆赠与为转让，单务行为与双务行为的法律概念回避股权实际发生了转移的性质，达到逃避法律约束的意图，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移行为违反了法律及章程等限制股权转让的强制规定，依据法律应属无效，《公司法》第141条第二款、《公司章程》第24条均规定了不得转让其股份，《股东协议》第4条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李艳、刘国富作为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原始发起人、董事在任职期间及公司未上市之前没有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就将其持有的公司近70%的股份一次性赠与其子女，违反了上诉规定和约定，因为上诉人李艳、刘国富通过股权赠与这种特殊股权转让形式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移，而造成其名下无财产可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被上诉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其转移股权的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应为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为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艳（以下称第一被告）、刘国富（以下称第二被告）与被告刘奕宏（以下称第三被告）、周维（以下称第四被告）之间转让或赠与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第五被告）34.94%股份的合同、行为无效。2、判令第五被告分别登记在第三、四被告名下34.94%的股权行为无效；3、判令第三、四被告将登记并持有的第五被告34.94%股权分别返还给第一、二被告；4、判令第五被告将第三、四被告名下分别持有的34.94%股权分别登记回第一、二被告名下；5、判令第一、二、三、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原告支付的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艳、刘国富为夫妻关系，二人为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发起人，被告刘奕宏、周维为被告李艳、刘国富的子女，被告刘奕宏、周维现为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2011年10月31日，原告作为投资人，与被告李艳、刘国富共同签订《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4千万元认缴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464,076元。溢价款转为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原告持有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1%的股份。同日，原告与被告李艳、刘国富签订《股东协议》，约定原告以7千万认缴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4,171,09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定完成了首次增资4千万元，并持有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1.48%的股份，此时，被告李艳、刘国富分别持有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各34.94%的股份。因第二次增资产生争议，原告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6年5月31日，该委员会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628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李艳、刘国富共同回购原告所持有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1.48%的股份并支付股权回购款人民币3,995万元；二人在支付上述回购款后10日内与原告共同办理有关股权回购的公司登记事项变更手续。该裁决生效后，原告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书裁决的内容，案件正在执行中。
再查，2015年7月15日，被告李艳与被告周维、被告刘国富与被告刘奕宏分别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书》，约定被告李艳将其持有的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34.94%的的股份赠与被告周维；被告刘国富将其持有的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34.94%的的股份赠与被告刘奕宏；上述赠与被告被告刘奕宏、周维均未支付对价。
再查，2016年8月8日，被告周维与被告李艳、刘国富签订委托书，委托二人为周维的全权代理人，可独立代为办理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大连市公证处为该委托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形成（2016）大证民字第35578号公证书；2017年3月27日，被告刘奕宏与被告李艳、刘国富签订委托书，委托二人为刘奕宏的全权代理人，可独立代为办理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大连市公证处为该委托行为进行了公证，并形成（2017）大证民字第15361号公证书。
再查，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要求对被告提供的股权赠与协议的形成时间及该协议中被告签字及手印是否真实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本院司法技术处以摇号方式确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为该案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人阅卷并讨论，本案检材形成时间不具备检验条件不能结论，签名及指印真实性可作出结论，因鉴定申请方拒绝缴纳签名及指印真实性的鉴定费，该中心中止此次鉴定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应按照规定履行股东义务，享有股东权利。作为该公司股东、发起人、董事会成员，被告李艳、刘国富分别于二人任职期间将自有全部股权赠与其子女，该行为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被告辩称二被告的上述行为为家庭内部成员股份的赠与，应为有效。一审法院认为，股份有限公司赋予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是投资自由的法律体现。股权转让，是指有限公司的股东将其对公司持有的股权（即出资）依法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其形式既包括股权买卖，又包括股权赠与，日常社会活动中，股权转让的常态为股权的买卖。股权赠与作为一种股权转让方式，因受赠人不需要支付对价，出让人可通过此方式规避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该公司《股东协议》第四条规定，未经投资人书面同意，自投资人成为公司股东之日至公司上市后一年，不得转让或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任何股份，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至今未能上市，被告李艳、刘国富在赠与前未告知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亦无据证明该行为得到其与股东的认可，其行为违反了股东协议中关于股权处分的禁止性规定，亦应认定为无效。
因被告李艳、刘国富的赠与行为无效，故被告刘奕宏、被告周维受赠的被告李艳、被告刘国富的股份应分别返还给被告李艳、被告刘国富，并将股东身份进行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艳与被告周维于2015年7月15日签署的《股权赠与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刘国富与被告刘奕宏于2015年7月15日签署的《股权赠与协议书》无效；三、被告周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受赠的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34.94%的股份返还给被告李艳并将股东身份变更为被告李艳；四、被告刘奕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受赠的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34.94%的股份返还给被告刘国富并将股东身份变更为被告刘国富。案件受理费55,9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奕宏、周维、被告李艳、刘国富、被告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对股份公司设立以及公司成立初期的财产组成和组织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便于投资者的决策及有利于对公司的法律监督，《公司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为了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法》对发起人和公司管理层转让股份规定了限制性规定。《公司法》规定，公司管理层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法》第141条对发起人和管理层”转让”的限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股东更换身份，限制股权变更。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第四条规定，未经投资人书面同意，自投资人成为公司股东之日至公司上市后一年，不得转让或出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任何股份，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至今未能上市，李艳、刘国富在赠与股份前未经投资人书面同意、未向大连顶金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诉人间赠与股份的行为违背《股东协议》第四条规定和《公司法》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9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周维、刘奕宏、大连顶金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李艳、刘国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卫
审 判 员 高明伟
代理审判员 曲 强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