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文，男。委托代理人：李惠江，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兴亮，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安勤，男。委托代理人：吴健林，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奕诗，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石井管理区。法定代表人：李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庾亚军，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爱娟，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金牛路**号之六。法定代表人：叶福，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晓丰，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裴欣，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叶国文因与被上诉人王安勤、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威公司）、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国文一审诉称：叶国文原系国药公司（原名称为广东省东莞市医药总公司）的正式职工，国药公司原系科威公司的大股东，叶国文自1993年起由国药公司派驻到科威公司处担任副总经理。2000年11月28日，科威公司经国药公司批准，以职工赎买的方式进行改制，叶国文获得了科威公司5%的股权作为身份补偿。之后，叶国文又另行出资购买了科威公司10%的股权，合计获得科威公司15%股权。之后，叶国文开始按15%的股权份额参与科威公司的利润分红。2004年，叶国文转让了自行购买的上述10%的股权，并办理了离职的手续，但叶国文仍持有科威公司5%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由国药公司代管。2005年8月1日，科威公司在国药公司的安排下，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国药公司代叶国文管理的上述5%的股权被变更登记到了王安勤名下由王安勤代管。其后，王安勤陆续收购了其他股东所持有的科威公司的全部股权，科威公司100%的股权均已登记到了王安勤名下。2012年8月20日，王安勤与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科威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微创公司，转让总价108000000元，其中5400000元应属叶国文拥有的上述5%股权的转让款。另，叶国文就该5%股权自2003年9月起至股权转让止应得的红利亦由王安勤领走。此前，叶国文已就上述股权转让款及红利的返还问题多次与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交涉，但至今未获解决。叶国文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王安勤将因转让叶国文所拥有的科威公司5%的股权所获得的转让款5400000元返还给叶国文；2.王安勤将上述5%股权自2003年9月起至王安勤将该股权转让给微创公司时止分得的红利（暂定500000元，具体金额以科威公司的财务账册或审计结论为准）返还给叶国文；3.科威公司、国药公司对王安勤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叶国文明确其诉请的红利金额为500000元，从2003年9月计至2012年8月20日。王安勤一审辩称：1.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复资料和存档文件可知，叶国文从未合法有效取得并持有科威公司的任何股权。科威公司确实于2000年11月作出一份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并开始实施过一段时间，但该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因处分了其�方即（香港）锐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成公司）的股权及因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同意处置国有资产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叶国文不曾因该份内部改制方案享受过分红而合法取得国药公司在科威公司持有的股权。在叶国文离职后，经中介机构2003年12月评估并折算国药公司所享有的65%股权价值后，经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05年4月4日以东资办复（2005）34号文《关于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的复函》批复同意，由包括王安勤在内的10名员工以2337800元的价格全额受让国药公司持有的65%股权，该等受让行为显然已废止并改变了科威公司原来拟定的内部改制方案，叶国文已离职，不具备参与资格，故该等受让行为与叶国文无任何关系。另，叶国文在2003年9月即科威公司正式改制前申请辞职获批，科威公司并与�办理了离职及退股结算，故叶国文根据并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股改方案主张的所谓股权权益也因其辞职并办理退股结算而一笔勾销，其无权也不应再行主张所谓的股权权益。2.科威公司的股权结构、企业性质及经营规模经过历次合法有效的变更，时至2012年6月，已变更为王安勤100%持股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王安勤将合法持有的100%股权依法转让给微创公司并独自承担相关税费，并不涉及包括叶国文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权益或责任，叶国文无权质疑该转让行为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也无权就该转让行为主张任何权益。3.王安勤与叶国文之间不存在代管合同关系，国药公司与叶国文也不存在代管合同关系。叶国文无证据证明其转让10%股权后特意留下5%的股权继续持有；若叶国文享有科威公司的股权并在其离职时仍有效持有，科威公司则不会在其他股东并未参与2002年及2003年红�分配的情况下与叶国文计算红利分配收益并办理退股结算手续；且若叶国文持有股权，则该股权并不会因其离开科威公司而由他人代管，叶国文称其因离职而由国药公司代管股权的理由不成立。王安勤不存在擅自处分叶国文股权的侵权行为。4.叶国文在科威公司经营状况不理想情况下于2003年9月书面要求离职及退股，并办理了相应手续，叶国文在科威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叶国文离职差不多10年，其明知科威公司会在下一年度对上一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分配利润，但叶国文一直未向科威公司或国药公司或王安勤就其所谓的股权权益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直至王安勤将全部股权收购完毕并依法转让给微创公司后，叶国文才提起诉讼，叶国文的起诉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科威公司一审辩称：1.科威公司按照原�东处理股权的意思及按法律规定协助新旧股东之间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叶国文要求科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叶国文诉请的依据是2000年11月28日的科威公司内部股份改制方案，该方案是原股东国药公司同意给予叶国文15万股本作为身份改变的补偿，只是意向，这属于国药公司与叶国文之间的合同关系，该合同虽成立，但因国药公司处分其股权属处分国有资产，故应取得国资委的同意，但该方案并没有取得国资委的批准，故叶国文与国药公司之间的合同未生效，叶国文从未合法持有科威公司的股权。叶国文因离职而没有参与科威公司实际的改制中，经2005年国资委的批准同意，国药公司将其持有科威公司65%的股份转让给10名职工中不包括叶国文。因此，叶国文没有合法取得案涉股权，应驳回叶国文的诉讼请求。国药公司一审辩称：1.国药公司是国有独资企�，其持有的科威公司股份及相应的权益属于国有资产，该国有资产的处置应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准，科威公司作为国有参股企业，其改制应经过评估和国资部门的批准。但在2000年11月28日的《东莞市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中，涉及国有股份的有偿转让和赠送均未履行上述相关程序；且2000年方案，国药公司向叶国文等人转让股权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剥夺了其余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该行为应无效。另，国药公司参股设立科威公司时持股40%，2004年6月受让锐成公司持有的25%，股份才增到65%，但在2000年方案出台时，锐成公司名下的股份被擅自处置，该行为无效。因此2000年方案应归于无效。2.科威公司的最终改制方案于2005年得到国资部门批准，但与2000年方案相比，2005年方案具有实质性的改变，受让股份的职工不含叶国文，各股东受让的股份亦相应有变更。国资部门批准的2005年方案才是科威公司落实改制的依据。3.叶国文等少数几名职工受赠科威公司股份是基于其当时的身份和职务，该赠送是附条件交易。叶国文于2003年9月离职时，上述据以交易的条件即告消失，叶国文不应再持有股份。且叶国文离职时跟科威公司进行了结算，确认领取了认购的30万股中的已付股本金、认购的30万股截至当月的分红、受赠的15万股截至当月的分红。科威公司提前为叶国文安排结算，分红计算截至当年9月，叶国文对此无异议，亦未对其后的分红安排有任何询问。叶国文的行为表明接受全盘退股、终结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4.国药公司与叶国文从未有代管协议，国药公司也无事实上的代管行为，客观上没有实际控制和享有股权。5.叶国文于2003年离职结算，假使其认为仍保有5%股份，则其应于2004年年末未取得分红时，知道�己权利被侵害，如否认此点，则最迟在2005年8月，科威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之日未记载叶国文为股东时，叶国文应知其权利被侵害，叶国文的起诉现已过诉讼时效。6.叶国文称国药公司实施了共同侵权缺乏依据，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并无共同对叶国文实施了侵权行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28日，科威公司制作了一份《东莞市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载明科威公司由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占40%股权、锐成公司占25%股权、第四军医大学占35%股权（于1998年10月移交广东振兴实业发展集团公司）组成，为贯彻国务院及省市有关企业体制改革精神，对科威公司实行内部股份制改造，具体方案，改制按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为基础，对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及锐成公司所拥有的65%股权进行内部改制，改制采取公司在岗员工、自愿参加、认购股权并出资购买股权的形式；改制采取分期免息赎买股权和付还原股东债权，并对公司正式干部职工部分派股的补偿优惠政策；改制运作期间，企业暂不变更工商税务登记，待改制赎买完成后再一并按股份制企业办理；股权属于产权，终身享有，可以继承、转让，转让应首先在公司内部进行，外部转让应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员工购买的股权，不得退股，在转制赎买三年过程中经营班子成员不得转让购买的股权。公司改制时，注册资本不变，不作溢价处理，仍为300万元按每股面值人民币一元等量划分。公司现有原股东单位正式干部职工4人，考虑到公司改制后其国家员工身份的变动给予一次性股权补偿；其中补偿王安勤30万股、占10%股权，补偿叶国文15万股、占5%股权，补偿梁灿权9万股、占3%股权，补偿黄海燕6万股、占2%股权；其余股权由参加内部改制员工认购并分期出资购买，在改制方案实施之日起两周内向原股东支付135万股的40%即540000元。各股东以持有的股份享有公司红利分配权，并承担相应风险和有限责任。该内部改制方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即成立改制工作小组负责具体事务。2000年12月5日，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向科威公司出具一份《关于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制改制的报告的批复》，载明东莞市医药总公司收到科威公司提交的报告并经研究及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按报来的《东莞市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实施。2004年6月21日，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收购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的复函》，载明同意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以零价收购锐成公司所持有科威公司75万股份，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2004年12月15日，国药公司向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东莞市经贸资产经�有限公司发出《关于职工内部赎买我公司所持科威公司股权的请示》，载明科威公司目前的股东为国药公司持股份额为195万元占65%、广东振兴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105万元占35%。国药公司实际享有科威公司的净资产为2337800元（3596700×65%）；为贯彻落实东府（2001）87号文有关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精神，国药公司将其拥有科威公司的2337800元净资产（含195万股权）让科威公司内部职工进行赎买，内部职工有3人，总工龄共31年，按市府（2001）87号文件规定，职工可获额外经济补偿24800元，另由职工赎买产权一次性付款可获20%优惠，实际赎买产权金额为1850000元［（2337800-24800）×80%］。由于国药公司于去年9月资产评估已将投资科威公司的1950000元纳入总资产计算进行改制，现申请办理审批手续。2005年4月4日，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国药公司出具《关于广�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的复函》，载明同意国药公司将所持科威公司65%股权以2337800元转让给科威公司黄海燕等10名职工，转让款在扣除原有关赎买款项后，余额上交。其中黄海燕购买180000元股权、梁灿权购买180000元股权、王安勤购买1200000元股权、万某某购买10000元股权、祝鸿购买50000元股权、刘丙戌购买70000元股权、张宴仲购买60000元股权、王忠法购买20000元股权、杨金龙购买150000元股权、邹祖荣购买30000元股权。2005年8月1日，国药公司与黄海燕、王安勤、梁灿权、万某某、祝鸿、刘丙戌、张宴仲、王忠法、杨金龙、邹祖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药公司将其持有的科威公司65%股权以233.78万元转让给上述10人，其中黄海燕21.58万元、王安勤143.86万元、梁灿权21.58万元、万某某1.2万元、祝鸿6万元、刘丙戌8.39万元、张宴仲7.19万元、王忠法2.4万元、杨金龙17.98万元、邹祖荣3.6万元。2004年2月12日，科威公司与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对往来账目结算对账，显示科威公司应付东莞市医药总公司股金1200000元、借款810000元、借款1220000元、分红14000元、股金750000元，合计3994000元；科威公司已支付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合计3994000元，款项已支付完毕。叶国文提供的2004年12月24日《承诺书》下方有王安勤签名确认，该承诺书出具给国药公司，载明国药公司存放在科威公司股权人民币15万元，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暂时转入王安勤本人股权内，由其代管。其承诺该份股权的一切收益包括股本金及利润分成属于贵公司所有。王安勤认为承诺书上的15万元与叶国文的5%股权没有关系，该15万元是王安勤在科威公司改制时愿意受让国药公司的股权，并承诺5%股权是国药公司的，但并非系叶国文的。国药公司称其在公�改制后从未持有过5%股权。2005年12月28日，国药公司出具的《股份转让凭证》显示国药公司持有科威公司股份15万元，从2006年1月起转让给王安勤持有，以上股份转让的款项已清结，科威公司经营的盈利和风险由王安勤享有和承担。2003年9月，叶国文提出辞职申请并获批准。科威公司提供的2003年10月11日《关于对叶国文同志辞职的处理决定》没有加盖公司印章，该决定载明叶国文认购的公司股份其中本人出资认购部分按本公司有关员工持股会章程规定予以购回作为本公司预留股份供本公司其他员工认购。市医药总公司赠股部分，在职期间，利润分配给本人，但股本收回本公司，另行处理。对叶国文购股金进行本年度利润分配时间截止2003年9月30日。叶国文称从未见过该决定，并认为科威公司无权收回叶国文的5%补偿股权。国药公司对该处理决定无异议。王安勤提供的2003年11月25日《叶国文结帐清单》显示应付股金180000元，2002年、2003年1月至9月利润分配215270.80元，补发奖金55000元，应扣部分共计8771.06元，实际结算441499.74元。叶国文对此无异议，并认为从该清单可知其仍保留科威公司5%的股份。2013年10月10日，科威公司向叶国文出具了一份《叶国文股金、股利、其他收益计算单》，该计算单显示股本金120000元、股利分红2001年度91814.95元（其中转股金60000元）、2002年度111576.15元、2003年1-9月份103694.65元、补发奖金55000元，总计482085.75元。科威公司庭后提交的代理词表明叶国文没有取得原股东单位东莞市医药总公司同意给予的15万股权，但东莞市医药总公司考虑到叶国文在职时所做的贡献，在叶国文离职时授意科威公司同意补给叶国文15万股从2001年至2003年9月的红利，同时发放55000元奖金，但该行为不代表叶国文已合法持有涉案股权。2012年6月25日，王安勤与微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安勤将其持有科威公司100%的股权以1.08亿元全部转让给微创公司。国药公司提供的退入股款签收表、辞职报告等，显示其员工张妙芬、刘莞斐、何荣海、罗帼玲离职时，均退清其持有的参股公司的股份。国药公司称就其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员工，无论何种原因离职，都要退清全部股份（无论系购买或受赠取得），员工的股东身份需终止。叶国文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国药公司无法证明上述人员为其员工。广东省东莞市医药总公司于2004年5月9日变更其公司名称为广东省国药集团有限公司。另，原审法院根据叶国文的申请，向科威公司的万某某进行调查，万某某陈述叶国文在2003年10月离职前持有科威公司15%的股权，叶国文离职时退了10%股权，其没有退5%的股权是王安勤称医药公司不同意退才未退，叶国文当时也没有非得要就离开。按原来的分配方案，5%的股权是叶国文的，但在2004年的改制方案却没有叶国文，实际情况只有他们知道。万某某称委托书由其起草，王安勤出具该委托书是给医药公司一个交代，万某某估计该委托书为证明叶国文没有拿5%的股份。万某某确认叶国文离职后与科威公司有业务往来，有到过科威公司，但不清楚其是否有向科威公司或王安勤主张过5%的股权或其红利。以上事实，有叶国文提供的科威公司章程、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及政府总经理名单、营业执照、科威公司内部股份制改制方案、科威公司内部改制报告的批复、往来账目结算对账单、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等证据，王安勤提供的科威公司工商登记内档资料、科威公司内部改制方案、关于收购科威公司股权的复函、关于职工内部赎买国药公司所持科威公司股权的请示、关于国药公司转让所�科威公司股权的复函、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的相关资料、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报告书、承诺书、股份转让凭证、叶国文辞职信、关于对叶国文辞职的处理决定、叶国文辞职退股结算资料、股权转让协议、税收通用完税证等证据，国药公司提供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04年东资办复（2004）8号复函、改制情况说明、产权赎买合同、委托书、2009年东国资复（2009）32号复函、关于科威公司股权转让的复函、关于职工内部赎买科威股权的请示、科威公司改制方案、关于收购科威公司股权的复函、董事会决议、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申请表、辞职书、处理决定、领条等证据和原审法院调取的2000年11月28日科威公司改制方案、关于科威公司内部股份改制报告的批复、科威公司医药公司往来账目结算对账单、承诺书、叶国文股金、股利、其他收益计算单、明细帐、工资表、记�凭证、收据、领条等，万某某的调查笔录及原审法院的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叶国文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叶国文是否享有科威公司5%的股份？关于争议焦点一。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王安勤于2012年6月25日与微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科威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微创公司，根据王安勤的陈述，王安勤认为叶国文并不享有科威公司5%股份，可知，王安勤在其转让股份给微创公司时并未通知叶国文，因此，假使叶国文享有科威公司5%的股份，叶国文认为其权利受侵害，其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6月26日起计算，叶国文于2013年8月14日诉至法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审法院对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于争议焦点二。叶国文称其离职后仍享有科威公司5%股份，且该股份由王安勤代为持有。对此，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均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认为国药公司于2000年对科威公司的改制方案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2000年的改制方案应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00年的改制方案，国药公司分配股份时将锐成公司的股份一并进行了处分，而当时国药公司并无权处分锐成公司的股份，且叶国文无证据证明该改制方案已得到了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同意，因此，原审法院认为2000年的改制方案无效。第二，原审法院虽与万某某作了调查笔录，但万某某的陈述属证言，其未出庭接受质证，故万某某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万某某的陈述可知，其对叶国文离职后是否仍持有科威公司5%的股份表示�清楚，只有叶国文与王安勤他们才清楚，即表明万某某亦不清楚叶国文之后是否仍享有该5%股份。第三，即使2000年改制方案有效，原审法院认为，叶国文在其离职后已不享有5%的股份。理由如下，王安勤提供的《关于对叶国文同志辞职的处理决定》显示叶国文离职后该5%股份收回公司另行处理。国药公司对该处理决定并无异议，且称就其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的员工，无论何种原因离职，都要退清全部股份（无论系购买或受赠取得），员工的股东身份需终止。虽然叶国文认为其从未看过该处理决定，但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经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的2004年科威公司改制方案，国药公司享有科威公司的65%股权转让给10名职工中并不包括叶国文，且该股权均为有偿赎买，虽叶国文称其享有的5%股份由王安勤代为持有，并认为王安勤签名确认的《承诺书》则�证明。实际上，叶国文从未持有该承诺书原件，且该承诺书的对象是国药公司而非叶国文，虽承诺书上载明了15万股由王安勤代为持有，但此并不能证明该15万股即系代叶国文持有，叶国文无其他的证据证明5%的股份由王安勤代为持有。其次，虽2000年的改制方案中叶国文享有5%的股份并就该股份收取了相应的红利，但在叶国文离职时，科威公司已对叶国文在职期间购买的10%股份及其红利和另5%股份的红利返还给叶国文，《叶国文结帐清单》载明的内容并无关于5%股份的处理，且叶国文在其2003年9月离职后至王安勤将科威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微创公司时，未有证据证明其有向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主张过其享有的科威公司的5%股份或该股份的相应红利，若叶国文享有该5%股份，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均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而《关于对叶国文同志辞职的处理决定》�系由科威公司出具，但已得到了国药公司的同意，故原审法院对叶国文离职后其享有的5%股份由公司收回予以确认。因此，叶国文在其离职后并不享有科威公司5%的股份，故叶国文诉请王安勤、科威公司、国药公司将王安勤因转让叶国文所拥有的科威公司5%的股权所获得的转让款5400000元及该5%股权自2003年9月起至王安勤将该股权转让给微创公司时止分得的红利，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叶国文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3100元，由叶国文负担。上诉人叶国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2000年改制方案的效力问题。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该方案已经得到了科威�司原股东的同意，并已得到了科威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和国资管理部门的同意。2000年改制方案第一页第二段第四行清楚说明该改制方案经过科威公司各股东单位研究同意。国药公司于2000年12月5日出具了《关于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股份改制的报告和批复》，该批复第三行说明2000年的改制方案已经得到了国资管理部门的同意。锐成公司在科威公司持有的25%的股权本来就属国药公司所有和控制，因为成立科威公司时为了享受外商企业的优惠待遇，国药公司借用锐成公司作为境外投资方出资科威公司，锐成公司在科威公司的股权实际为国药公司享有和控制。2000年改制方案第一条已经说明国药公司与锐成公司的关系，同时，2004年6月为了完善工商登记手续，锐成公司将持有的科威公司25%股权也是以零价转给了国药公司。2.2000年改制方案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科威公司、国药公司往来对账单证明已经支付了上述改制对价。改制方式为在岗员工出资购买股权和付还原股东债权（第一页第五段第一行、第六页第一段第一行），需要支付的对价为399.4万元，支付股本135万元。支付上述对价的款项来源于包括叶国文在内的各股东，部分为包括各股东认缴股权所支付的赎买款（其中亦包括叶国文另行认缴的10%股权所缴纳的款项），部分为科威公司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因此，该部分资金实际上归改制之各股东所有，以该部分资金支付等同于各股东支付。3.2004年改制方案是2000年改制方案的延续和确认（实际上只是为了完善2000年改制后的工商和税务变更登记手续）。2004年改制方案批准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33.78万元。国资部门批复的第二天，国药公司李镜波即批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实际为36.3万元，这是因为在实施2000年改制方案时，已经支付股权赎买款135万元并冲销了补偿股权的股本60万元，同时，根据2004年的改制方案，还可扣除三位员工（包括叶国文）的额外经济补偿2.48万元。4.实际上，上述36.3万元也是由科威公司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支付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应当认定是包括叶国文在内的全部股东支付的，如果2004年改制方案不是2000年改制方案的延续和是对该方案的确认，则不但应支付的款项不是36.3万元，而且，所有款项还应当由王安勤等人支付，但王安勤不能拿出付款凭证。二、叶国文已经根据2000年的改制方案获得了科威公司5%的补偿股权。1.叶国文从2001年至2003年连续三年获得了5%的补偿股权的股东分红。一审法院从科威公司调取以及王安勤和国药公司自行提供的、叶国文退股及分红的结算资料、科威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出具的《叶国文股金、股利、其他收益计算单》足以说明上�事实。2.即使由王安勤和国药公司提交的《关于对叶国文同志辞职的处理决定》（下称处理决定）也确认叶国文除自行认购的股权外，还有国药公司赠送的股权，且叶国文就该部分股权同样享有分红权。3.叶国文获得的5%的补偿股权实际上是有对价的，并非国药公司所述的赠送股权，该股权是国药公司依据当时的政策对叶国文国家员工身份的变动所给予的补偿（2000年改制方案第3页第八段第二行和第三行），且就该补偿国药公司已经支付了60万元（含叶国文的15万元）给了科威公司，实际上是国药公司为叶国文等职工出资购买的股权。三、关于2003年底叶国文离职后，是否合法拥有科威公司5%股权的问题。（一）一审判决认定叶国文依据科威公司改制所获得的5%股权已经被科威公司收回，完全错误。1.根据2000年科威公司改制方案，该股权属叶国文终身所有，除非叶国文自行转让。2.处理决定根本无法证实叶国文所获得的5%的补偿股权已经被科威公司收回。A.该处理决定不仅没有加盖科威公司的任何印章，而且也未经科威公司任何人员签名。科威公司的代理人在证据交换时也已明确否认了王安勤的主张，并明确科威公司无权也没有收回叶国文所享有的5%的股权。退一万步讲，上述处理决定是真的，科威公司在法律上亦无权收回该股权，因为股东的股权属股东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对股权的处分权应当由股东行使。B.处理决定即使是真实的，亦属无效。如果科威公司可以收回股东股权，科威公司亦应当支付股东该部分股权的对价且须经与股东协商一致，并且就收回股东股权部分减少注册资本，而科威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做。（二）叶国文从科威公司离职时仅转让了自行认购的科威公司10%的股权，但仍保留了5%的股权，该部分股权最初约定�国药公司代管，其后国药公司委托王安勤代持，并将其登记到了王安勤名下，王安勤并出具了承诺书。2005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王安勤只是名义上获得了科威公司40%的股权，实际上却只有35%的股权，剩余5%的股权实际上是叶国文的。1.王安勤于2004年12月24日出具《承诺书》给国药公司，确认代国药公司持有科威公司股份15万元（折合5%的股权），可见，王安勤的股权实际上只有35%。2.之后，国资部门根据该方案和国药公司的请示，于2005年4月4日作出批复，批复所附之《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赎买股权明细表》与2004年改制明细表一致的，随后，科威公司40%的股权登记到了王安勤名下，但是，这个登记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王安勤提交的《股份转让凭证》，根本无法证实，其代叶国文持有的5%的股权，国药公司转让给了王安勤。国药公司在其改制完成并�到科威公司股权转让款后，已经不再享有科威公司的任何权益，亦不可能再持有科威公司的任何股权，故王安勤承诺书中所代持的5%的股权是叶国文的。且国药公司明确向一审法庭陈述：“国药公司自2000年科威公司改制后，已经不再拥有科威公司的任何股权，该股份转让凭证只是王安勤及科威公司为了管理公司的便利，要求国药公司为其出具的”，同时国药公司明确出具的时间也不是《股份转让凭证》上所载明的时间。故该凭证是虚假证据，该股权仍为叶国文享有。3.叶国文享有的5%的股权虽未过户登记至叶国文名下，但并非叶国文的过错，因为，2000年的改制方案明确规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暂不办理。而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时，叶国文离职，为了便于管理才登记在王安勤名下由王安勤代持。三、关于万某某的证言的问题。1.一审法院基于叶国文的申请对万某�进行了调查，如需要万某某出庭并接受质证，一审法院理应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万某某发出出庭通知书。2.万某某的证言非常清楚，明确王安勤承诺书所指向的5%的股权就是代叶国文持有的，该证言与一审中叶国文与科威公司、国药公司提供的大量证据相印证。四、关于叶国文向科威公司、国药公司、王安勤是否主张过所享有的案涉争议权益的问题。庭审中，叶国文向一审法院明确，对于涉案争议的股权一直在向科威公司、国药公司、王安勤主张权利，只是他们告知叶国文，科威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股权分红，并且证人万某某也明确叶国文一直以来与科威公司有往来。综上，叶国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叶国文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安勤、国药公司、科威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王安勤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2000年�制方案无效正确。1.该改制方案并无得到科威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同意、国药公司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对锐成公司的股份一并进行了处分，该方案亦无报送到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得到批复同意。且国药公司根本无权，也不可能以出具内部往来文件资料的方式取代或代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其处置其在参股企业的股权作出审查批复处理。2.2000年改制方案只是在并无依法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复同意的情况下，在国药公司与科威公司之间进行过部分履行，但该行为显然不能改变该方案的无效性，而且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05年4月4日的批复已经废止并改变了科威公司原来拟定的内部改制方案。且叶国文称2000年方案需支付的股本金为135万元，但其提及的往来账单却反映支付的股本金为195万元，则叶国文称2000年方案履行完毕与客观事实不符。叶国文根据无效改制方案所支付给科威公司并由科威公司上交给国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就是由科威公司先行退还给叶国文，最终再由科威公司、国药公司以及依法改制的员工在处理其他资金结算的过程中冲抵、调账及支付等方式理顺有关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种处置不影响不同事由、不同项目和业务本身的相互独立性。3.2000年方案与2005年方案的不同。2000年方案并没有经过中介机构评估审核，而2005年方案是经过评估鉴定的；2000年方案与2005年方案参与人员也不同；2000年方案65%股权转让对价仅为135万元，而2005年方案65%股权价值为233.78万元。且科威公司与国药公司的往来对账单反映，科威公司在2005年的改制批复确定前，与国药公司存在资金往来的债权债务关系，故2005年的改制批复后，科威公司根据改制批复代依法参与改制的员工向国药公司缴足依法改制所应缴纳的股�转让款。二、既然2000年内部改制方案无效，那么叶国文主张的根据该方案无偿取得科威公司5%的股权权益根本无法成立。对于叶国文称国药公司已经支付60万元给科威公司，客观事实是包括王安勤在内，但不包括叶国文在内的10名员工已经根据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复内容，通过科威公司向国药公司支付230多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该转让价款所对应的是国药公司依法转让给这10名员工的、科威公司65%的股权权益，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国药公司向科威公司支付60万元用以代叶国文等人购买科威公司的股权。三、既然叶国文从未合法取得科威公司的任何股权权益，那么就并不存在其离职并离开科威公司时，是否仍合法拥有科威公司5%股权的问题。相关意见以一审时的答辩意见和庭审意见为准。综上，王安勤认为原审判决除了对诉讼时效问题认定及处理不当外，其他内�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科威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叶国文要求科威公司对其主张的第一项、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国药公司答辩称：一、对于2000年改制方案问题。1.国药公司当时作为国有独有企业及科威公司作为国有公司参股企业的两重含义，无论是科威公司股权改制，还是国药公司财产权益的处理，均应通过法定的评估程序和国资管理部门的审批。最高法院和国务院等机构对此问题均有明确指示，明令禁止未经审批低价处置国有产权等行为。而本案中，叶国文作为管理层受赠股份，比起低价受让、借款或担保融资的行为来说，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故2005年方案才是改制的唯一依据。2.叶国文称2000年方案得到各方的同意，其应提供各股东对2000年方案确�的证据以及国资部门出具的批复。3.叶国文称锐成公司持有的25%股份属国药公司所有和控制，其依据是2000年方案，事实上，国药公司在2004年受让股份前，除2000年擅自处置股份的行为外，从未享有或控制锐成公司名下的股份。4.即便国药公司确实为叶国文代付股金，实质上仍涉及国药公司赠与股份、违规处置股份的行为。二、2000年方案与2005年方案是没有关联性。叶国文找到两者的连接点是欠款结算过程，并由此认为两者具有延续性，但账目的往来的双方在不同项目、业务间相互冲抵款项是常见的做法，并不影响项目和业务本身的相互独立性。三、叶国文称其已获得科威公司5%的股份，理由是实际取得过相关分红。但法律上看，其领取分红的行为本身缺乏合法性，领取分红这一行为的客观存在，不会改变相关行为的非法性质。即便叶国文已获得股份，该股份在叶国文�职时已经被全部收回。四、关于《股权转让凭证》的问题，以国药公司一审庭后提交的《关于叶国文案的补充意见》为准。五、二审庭审补充答辩意见：1.叶国文的上诉依据是2000年方案，该方案本身没有效力的，因此，其主张没有依据。2.叶国文关于案涉股金支付的情况，实际上因为国药公司当时是国有独资企业，而科威公司是国有参股企业，因此无论国药公司或者科威公司代付股金或赠与股权的行为都是无效的。3.叶国文主张2004年改制方案是2000年改制方案的延续是没有依据的。4.叶国文没有明确告知请求国药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国药公司同意王安勤的全部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叶国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叶国文是否持有科威公司5%的股份。叶国文主张其基于2000年改制方案而至今仍然持有科威公司5%股权，三被上诉人则主张2000年改制方案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一、2000年的科威公司股东有国药公司（原东莞市医药总公司）、香港锐成发展有限公司、广东振兴实业发展集团公司。2000年的改制方案涉及国药公司的40%股权及锐成公司的25%股权的转让问题，但无证据证明锐成公司同意转让股权，无证据证明该方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已依法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亦无证据证明国药公司此时已取得锐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有权处分该部分股权。二、科威公司是国有参股企业，2000年改制方案将国药公司持有的40%国有股份全部作为改制范围，可见该改制方案不仅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更涉及对国有资产的处分，从该方案第六条第（一）项载明�容可知，该方案应当报请有关部门审批同意方可成立改制工作小组落实改制方案，这与当时的企业体制改革政策亦相吻合。叶国文对此仅提供国药公司于2000年12月5日出具的批复，该批复内容载明经研究并请示上级有关部门，现同意按该方案实施，叶国文主张该批复可证明2000年改制方案已取得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准，但该批复仅为国药公司出具，未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意见，不能代替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且国药公司二审时确认实际上并未请示上级部门，叶国文亦无其他证据证明2000年改制方案已经得到政府职能部门—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同意。综上，2000年改制方案不仅存在无权处分问题（对锐成公司的股权），亦无证据显示该转让股权决定取得了过半数股东同意，更存在国有资产处置未经政府职能部门批准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2000年�制方案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叶国文主张2000年改制方案已实际履行且其离职前已获分红利，但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合同是否履行不能改变合同效力。叶国文还主张2004年改制方案是2000年改制方案的延续，并认为其中60万元股本是国药公司给予包括叶国文在内的四位员工的身份补偿股权，国药公司则认为其仅是给予四位员工享有相应股份的分红权利，而叶国文对于国药公司有权并同意给予四位员工身份补偿股权的主张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叶国文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叶国文还主张2004年改制方案是2000年改制方案的延续，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仅从两份改制方案的内容看亦不存在延续关系的表述，故本院对叶国文关于两份改制方案是延续关系的主张亦不予采纳。叶国文还主张其离职后由国药公司代持其5%股权，但同样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国药公司代持股份的关系，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由于2000年改制方案无效，叶国文无权依此获得科威公司5%股权，即叶国文自始不持有该5%股权，因此，国药公司与王安勤之间因2004年改制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就股权转让而形成的文件均与叶国文是否基于2000年改制方案而持有科威公司5%股权没有因果关系。叶国文申请对国药公司2005年12月28日出具的《股权转让凭证》的内容和印章的形成时间及两者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该鉴定申请与认定叶国文是否于2000年取得科威公司5%案涉股权没有关系，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影响。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国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53100元，由叶国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晓婷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代理审判员  王 振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黎中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修订）第三十五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