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2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仕友，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新，北京市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谈志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策，河北顺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洪涛，男，1974年5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辉，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仕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苏三四村委会）、原审被告张洪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44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春华担任审判长，法官邵普、吴扬新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三四村委会在一审中起诉称：2013年12月20日，苏三四村委会与张洪涛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某学校对面原某驾校院内的一处大棚材料出售给张洪涛。在苏三四村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洪涛擅自将大棚材料转卖给了孙仕友，孙仕友经周××的介绍雇佣了代××实施拆除工作。2013年12月23日上午10时许，代××在拆除过程中从架子上摔下。后代××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12月17日海淀法院下发了（2014）海民初字第10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仕友、张洪涛、苏三四村委会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代××各项费用共计765076元。判决之后，苏三四村委会不服该判决结果，因苏三四村委会与张洪涛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承包合同关系，且涉案阳光大棚的拆除无资质要求，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6日下发（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2015年6月9日，海淀法院下达（2015）海执字第10256号执行通知，但孙仕友、张洪涛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案款，2015年10月13日海淀法院执行了苏三四村委会名下账户费用共计778733.75元。苏三四村委会认为：代××受雇于孙仕友，孙仕友系雇主，代××为其雇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孙仕友对代××的损害赔偿承担的是终极责任、无过错责任。而张洪涛未经苏三四村委会同意，擅自将合同内容转移给孙仕友，最终导致了人身伤害事件的不幸发生，其亦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与孙仕友承担连带责任。而苏三四村委会无故为孙仕友、张洪涛承担了70多万元的案款，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现苏三四村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孙仕友、张洪涛立即偿还苏三四村委会垫付代××款项共计778733.75元（其中各项赔偿款765076元、一审诉讼费7696元、鉴定及拍片费3571.75元、其他2390元）及二审诉讼费损失11451元，以上共计790184.75元。
张洪涛在一审中答辩称：张洪涛不同意苏三四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孙仕友在代××提起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承担70％的赔偿责任，苏三四村委会及张洪涛负连带赔偿责任，现苏三四村委会已经履行了连带赔偿责任，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直接责任人孙仕友主张，而不应向张洪涛主张。即使张洪涛在此次纠纷中存在过错，那么苏三四村委会也具有相同的过错，故请求驳回苏三四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孙仕友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苏三四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苏三四村委会与张洪涛、张洪涛与孙仕友之间是存在发包承包分包关系，但实际上苏三四村委会、张洪涛、孙仕友之间不涉及拆迁工程，而是买卖关系。张洪涛和孙仕友都是在帮助村委会拆除大棚，是帮工关系，帮工过程中的损害应由村委会承担终极责任。即使存在发包承包关系，苏三四村委会明知张洪涛没有资质，还将拆迁工程发包给张洪涛，苏三四村委会与张洪涛具有明显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苏三四村委会作为组织，其法律意识应更强于张洪涛，其注意义务应高于作为个人的张洪涛和孙仕友，故苏三四村委会应当在内部责任分配上承担大部分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某学校对面原某驾校院内有一处大棚，苏三四村委会欲拆除该大棚阳光板并将其出卖，便与张洪涛商定由张洪涛负责拆除阳光板，张洪涛向苏三四村委会支付相应款项。张洪涛与苏三四村委会商定后，又与孙仕友约定由孙仕友负责拆除阳光板，张洪涛向孙仕友支付相应款项。张洪涛、孙仕友均无任何拆除建筑的相关资质。商定后，孙仕友便通过周××的介绍找来代××进行拆除施工，孙仕友负责对代××支付劳务费并进行管理。2013年12月23日上午10时许，代××在四米高的大棚上进行施工时，不慎从大棚架子上摔到地上，当时现场无任何防护措施，也无人对施工人员进行过安全施工的教育培训。2014年代××将苏三四村委会、张洪涛、孙仕友、周××起诉至该院，要求判令周××、孙仕友、张洪涛、苏三四村委会连带赔偿代××医疗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后期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及CT拍片费。该院经审理后做出（2014）海民初字第10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代××受雇于孙仕友，在拆除阳光板的雇佣活动中从大棚摔下，而孙仕友并未提供任何安全生产培训及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其作为雇主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百分之七十的主要责任，而代××作为有一定拆除工作经验的成年人，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百分之三十的次要责任。因劳务费支付及管理均为孙仕友，周××只是将代××介绍给孙仕友，故周××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不论是苏三四村委会与张洪涛的法律关系，抑或是张洪涛与孙仕友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均不是简单的买卖法律关系，而是包含了拆除工程在内的发包或分包关系。张洪涛与苏三四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只是双方关于安全事故责任的内部约定，该协议的字面约定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而苏三四村委会及张洪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孙仕友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故其应当与孙仕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终判决：“一、孙仕友、张洪涛、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代××医疗费三万零五百五十六元、交通费二千一百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四千三百四十元、营养费六千四百零五元、护理费四十二万九千二百四十元、误工费二万五千六百二十元、伤残赔偿金二十三万一千零四十六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四千二百六十九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一千五百元；二、驳回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元，由代××自行负担二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元，已交纳九百一十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由孙仕友、张洪涛、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七千六百九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鉴定费及拍片费五千一百零二元五角，代××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一千五百三十元七角五分，由孙仕友、张洪涛、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苏三四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三千五百七十一元七角五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判决作出后，苏三四村委会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1元，由苏三四村委会负担。
2015年6月9日，该院向孙仕友、张洪涛、苏三四村委会发出（2015）海执字第1025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孙仕友、张洪涛、苏三四村委会接到本通知后即日内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孙仕友、张洪涛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该院于2015年10月13日执行了苏三四村委会名下账户778733.75元（其中包括各项赔偿款765076元、一审诉讼费7696元、鉴定及拍片费3571.75元、执行费239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2014）海民初字第10124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2015）海执字第10256号执行通知书、进账单，以及一审开庭笔录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发包人苏三四村委会对分包人张洪涛及分包人张洪涛对雇主孙仕友的选任不当均违反法定义务，存在过错，故发包人苏三四村委会及分包人张洪涛就其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从而三方构成共同侵权，三方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该案中发包人苏三四村委会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分包人张洪涛和雇主孙仕友追偿，但发包人的这种追偿不应是全额追偿，而应是部分追偿，应当依据发包人、分包人、雇主三方的过错责任来进行划分。关于该案中共同侵权责任在三方中的具体份额，分析如下：在排除了受害雇员本身的因素后，雇员在为雇主提供劳务，其人身置于雇主一定的控制支配下，雇主可以根据雇佣关系指挥命令雇员的用工行为，且雇员所为劳动之收益归属于雇主，雇主享有支配控制雇员人身的权利，而发包人、分包人无法直接对雇员的活动进行管理，仅应尽到作为诚信善意之人的一般注意义务，其过错表现在选任方面疏于注意义务，由此可见，雇主对于雇员受害的过错远大于发包人、分包人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义务，而发包方、分包方所承担的赔偿义务要轻于雇主。综合以上分析，该院认定本案中发包人苏三四村委会及分包人张洪涛应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孙仕友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现苏三四村委会被该院强制执行778733.75元，数额已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故张洪涛、孙仕友应按照该院确定的其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向苏三四村委会偿还相应款项。之前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1元，应由苏三四村委会负担，故苏三四村委会要求张洪涛、孙仕友偿还其二审案件受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张洪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苏三四村委会人民币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元七角五分；二、孙仕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苏三四村委会人民币四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元二角五分；三、驳回苏三四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洪涛、孙仕友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孙仕友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责任比例分配不当。苏三四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孙仕友与张洪涛是小学没有毕业的收废品的，显然苏三四村委会比孙仕友与张洪涛具有更加完备的法律意识，但却未在涉案大棚买卖过程中给予任何处理意见。苏三四村委会是涉案大棚拆除的法定义务主体，该义务不能随着无效合同转移。虽然生效判决将本次事件发生的两次买卖关系按照承包或者分包关系处理，但不能否认本案基本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债务分担比例不利于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划分三方责任比例。二、一审法院未将孙仕友与张洪涛垫付的资金考虑在内。在本案处理之前，孙仕友给予代××244500元、张洪涛给予代××40000元，一审法院未予考虑；执行费为苏三四村委会恶意扩大的损失，不应由孙仕友与张洪涛承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孙仕友偿还苏三四村委会109114.58元。
苏三四村委会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仕友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第一，苏三四村委会、孙仕友与张洪涛承担多大的法律责任应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而不应以是否具有法律知识来判定。第二，张洪涛将涉案大棚转给孙仕友时，苏三四村委会并不知情，谈何出具法律意见。第三，孙仕友就其垫付费用未在一审中提起反诉，不应在本案一并处理，孙仕友可另行起诉。
张洪涛同意孙仕友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雇员为雇主提供劳务，其人身置于雇主一定的控制支配下，雇主可以根据雇佣关系指挥命令雇员的用工行为，且雇员所为劳动之收益归属于雇主，雇主享有支配控制雇员人身的权利，而发包人、分包人无法直接对雇员的活动进行管理，仅应尽到作为诚信善意之人的一般注意义务，其过错表现在选任方面疏于注意义务，雇主对于雇员受害的过错远大于发包人、分包人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义务，而发包人、分包人所承担的赔偿义务要轻于雇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发包人苏三四村委会及分包人张洪涛各承担20％的赔偿责任，孙仕友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故孙仕友以其不具有相应法律知识等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责任比例分配不当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孙仕友所主张的其已支付的244500元应考虑在内的主张，因本案系苏三四村委会就其被海淀法院执行的778733.75元向孙仕友、张洪涛追偿，与孙仕友已支付的费用无关，且孙仕友已支付的费用涉及苏三四村委会、张洪涛以及案外人代××，孙仕友也未就此提起反诉，本案不宜一并解决，孙仕友可另行起诉。至于执行费，因（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三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三方均未主动履行（2015）一中民终字第02544号民事判决书的情况下，海淀法院因执行该判决产生的执行费应由三方承担。故孙仕友关于一审法院未将已支付资金考虑在内及其不应承担执行费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六千六百七十二元，由孙仕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华
审 判 员 邵 普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