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58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62年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伟（李×1之子），1985年9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学增，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李×3，女，1951年5月29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李×4，男，1975年3月10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兼李×4之委托代理人李×5，女，1978年8月21日出生。
上诉人李×1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初字第00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李×2诉至原审法院称：我是李×1的哥哥，二人之父母生前在城关街道××村××××5号院内建北房五间、西房三间、东房三间，在××村×××53号院内建北房四间。父母分别在1986年和1985年去世，×××53号院内北房四间由长兄李×6继承。××××5号院内的房子由我与李×1二人继承。李×1在1990年3月23日将原有李×7和李×1所有的住房院落情愿属于李×2所有，并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我。李×1到××村站北路2条23号新建房居住。李×1迁走后我将北房五间西侧一间拆除，向西又建四间北房。2006年因南水北调李×1的院子拆迁，需外出租房，我出于兄弟情谊，让李×1回到××××5号院内四间北房居住。李×1承诺取得回迁楼后就搬走。2013年3月，李×1取得回迁楼后仍不搬走。特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我和李×1在1990年3月23日所签买卖合同有效。
李×1辩称：不同意李×2的诉讼请求。一是李×2提起的确认合同有效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提起合同纠纷诉讼的目的是要求法院行使裁判权确定其合同权利，并要求对方履行权利对应的义务，因此，应受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约束。本案双方签订合同后，未履行合同，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一方或双方未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之日起算，现本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延长诉讼时效20年的规定，李×2已经丧失胜诉权。按照法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为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无时效限制。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有时效限制，因为如果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在签订之日即生效，如果在一般诉讼时效2年内未履行，说明双方已经解除该合同。二是本案买卖合同涉及的标的是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因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房屋的买卖涉及到集体建设用地的审批，不能私自买卖。李×2所持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因在村、镇、区三级均没有备案审批表，所以不能作为物权登记凭证使用。如果没有审查批准登记的相关手续，该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三是本案买卖合同中买卖的农村房屋，是双方的父母带领全家建设而成，现在父母已经去世，该房屋产权涉及到继承及分家析产的法律问题，在没有分家析产，房屋的产权份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我与李×2无权对合同涉及的房屋进行买卖。综上，请求驳回李×2起诉。
李×5、李×4、李×3共同述称：城关街道×××53号的房子是李×6当年在建筑队上班时负责盖的，当年说好李×6出来住此院的房子，诉争宅院就跟他没关系了。本案李×2与李×1签订的协议书，我们不知情，他们签订时候没有找过我们。我们的意见是，我们住的×××53号就是我们的，诉争宅院即便有老人的遗产，我们也不要求继承。希望李×2与李×1可以和平解决，以和为贵。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协议书，系李×2与李×1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协议书，具有一定析产继承的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双方当事人自述，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法院视该协议为房屋买卖合同，即院落中属于李×1的房屋（包含李×1应继承李×7房屋的份额）作价六千元由李×1卖给李×2。因当事人均未出示充足证据证明已经分家和已经对李×7的遗产进行了分割继承，故该协议签订之时，在其他继承人（本案第三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李×2与李×1实际无权处分了第三人的相应份额，但因第三人在审理过程中与李×2、李×1达成一致意见，应视为第三人对该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故该协议书并未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因该协议的处分行为具有一定的析产继承的性质，故并未违反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政策规定。综上，李×2与李×1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李×1主张已经将协议解除，但未提供充足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信。李×1认为协议无效的反驳意见，法律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4月判决：确认李×2与李×1于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判决后，李×1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其除坚持原审答辩意见外，还认为继承与买卖合同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李×2及李×3、李×5、李×4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李×7与弥×系夫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老大李×6、老二李×8、老三李×2、老四李×1。弥×于1985年10月去世，李×7于1986年11月25日去世，均未留有遗嘱。李×81970年去世，没有子女。李×6与李×3系夫妻，李×61989年5月16日去世，二人生有一子李×4，一女李×5。
李×7夫妇在房山区城关街道××村×××××5号，于1972年建造北房五间，1975年建造东房三间，之后又建造西房三间。对西房三间的建造时间，李×2主张系1978年左右建造，李×1主张系1981年。李×2主张其于1985年在东房三间的基础上往南接盖一间，李×1主张系1984年。李×1在西房三间的基础上往南接盖一间，李×2称系1985年接盖，李×1主张系1984年。1986年李×1搬出诉争宅院，搬至位于北关的以其妻子名义申请的宅基地宅院内居住。1990年李×2将北房五间中的西侧一间拆除，现有北房四间，往西另行建造北房四间。1993年李×2搬至新建北房四间居住。另，2000年李×2在诉争宅院建造南房二间。2005年，李×1对诉争宅院内的北房四间进行了装修，并往南建造了风叉，并搬进居住至今。
1990年3月23日，李×2与李×1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于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在李×7院，李×2住的东屋，兄弟俩李×2和李×1共同协商，同意将原有李×7和李×1所有的住房、院落情愿属于李×2所有，并且付给李×1陆仟元正，当所有人面点清，付给李×1。院落内所有树及父母留下的家具归李×1使用，当面说清，李×1搬至北关新盖的房居住。西关外的房、院属于李×2所有，李×1不准追究。立字为证。备注：原西屋以后拆除木料归李×1。执笔人：杨××，公证人：李××、宋××。当事人：李×2、李×1。李×2与李×1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李×2主张，谈事的时候两个公证人在场，谈好之后，公证人就走了，之后签协议是杨××执笔，我们签的字。六千元钱于当天就给了，杨××在场。李×1主张，谈事的时候公证人不在，是杨××谈好了后，公证人来就签了一个字。钱到现在没有给我，该协议并未履行，已经解除了，且协议无权处分了未分家析产的房屋。李×5、李×4、李×3对该协议真实性认可，但称李×2与李×1签订之时并未告知其，系在2014年李×2与李×1诉讼之后得知。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李×2、李×1与李×5、李×4、李×3一致确认，现在李×5、李×4、李×3居住的宅院属于李×5、李×4、李×3，李×5、李×4、李×3对本案涉及的宅院不主张任何的实体权利。现杨××已经去世。
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李×2提交1993年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李×1存有异议，认为有涂改，且没有在相关机构备案，并称已经提出复议。对涂改情况，李×2提交××村户主编号单，用以证明涂改情况与村委会编号单涂改情况一致，不是个人所为。李×1对此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协议书、林权证、××村村委会证明（三份）、××村户主编号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2与李×1签订协议书，既有对李×7与弥×所遗留财产的析产继承、亦对二人所分得的财产进行买卖，原审法院对该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一并进行审理并无不当。虽李×2与李×1签订协议时未告知亦未征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但至本案诉讼之时，李×5、李×4、李×3作为李×7已去世之子李×6的继承人，对该协议书所载明的财产分割情况予以认可，可以认为家庭内部就遗产分割情况已达成一致。现李×1对自己所分得的部分予以处分、自愿将属于自己的部分卖给李×2，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应为有效。李×1称该协议已解除，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2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