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武区民初字第00162号
原告：高春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柏林（系原告之夫），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敏，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从新，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鸿，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戈伟。
原告高春花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润丽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智明、杜玮琪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春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柏林、张敏，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鸿、张琦到庭参加诉讼；后又由审判员张润丽，与人民陪审员李晓艳、赵敏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3年10月12日、2014年3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春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柏林、张敏，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鸿、变更后的委托代理人戈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春花诉称：2007年7月2日，原告高春花因视力“进行性下降一月，间歇性头痛一周”入住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入院诊断：“鞍区占位性病变；垂体腺瘤？”同年7月9日，在全麻下行“经右侧单鼻孔垂体腺瘤显微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鞍区）垂体嫌色细胞腺瘤”。术后第1、2天，视力较术前明显改善。7月25日，转入该院肿瘤科行放射治疗。7月27日开始放疗，7月30日办理出院行门诊放疗。2007年11月23日，原告高春花常规复查，颅脑MRI平扫＋增强扫描报告提示：“垂体瘤术后改变，复发不排除。”2009年1月7日，原告高春花因月经不规则、溢乳、视物模糊再次到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查。同年1月9日，颅脑MRI平扫＋增强扫描报告提示：“1、垂体瘤切除术后及放疗后改变；2、蝶窦积液”。1月12日复诊考虑放射性颅脑损伤，但不排除肿瘤复发，建议定期复查。2月13日，原告高春花因“垂体瘤术后一年半，双眼视力下降一月”，再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2月23日行颅脑MRI扫描检查，考虑：“1、放射性脑水肿；2、炎症”。经对症治疗后，于3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1、垂体瘤术后；2、放射性脑损伤”。4月15日，原告高春花因“垂体腺瘤术后做过放疗，右眼失明2月，左眼失明5天”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就诊，诊断：双眼视神经萎缩。后经多家医院治疗，视力未见好转，现已双目失明。
2010年7月19日，经武汉市卫生局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原告高春花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事件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武汉市医学会武医鉴字（2010）08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该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
2010年10月9日，原告高春花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及护理等级进行法医司法鉴定，武科咨医鉴字（2010）B-139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高春花的残疾程度为二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约需5，000元，二级护理依赖（一人长期护理）。
对此，原告高春花特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1、要求依法判决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86，145.56元（医疗费60，165.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50元、误工费82，494元、后期护理费474，180元、残疾赔偿金258，606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鉴定费2，700元、交通费3，000元）；2、要求依法判决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原告精神损失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
2013年9月18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临床0778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2013年9月30日，原告高春花据此鉴定意见书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决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原告高春花经济损失841，398.99元（医疗费60，165.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5元、误工费164，715元、护理费586，263元、残疾赔偿金375，120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交通费10，000元、鉴定费10，700元）；2、依法判决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原告高春花精神抚慰金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
原告高春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放射治疗病历，证明申请放射治疗计划、放疗物理计划、实际放疗情况、补写放疗计划、医生计算的靶区剂量。
证据二、国际通用的TDF值查阅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明按申请放疗计划，如果真的实施，可能不仅仅是双目失明；按放疗物理计划和实际放疗情况，即每周三次，查TDF值为103，换算成每周五次，靶区剂量为68GY；按医生补写的放疗计划，靶区剂量为60.8；《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按医生的计算，认定48GY是明显错误的。
证据三、《肿瘤放射治疗学》（教材）、《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证明垂体瘤放疗每周照射4次250-280GY／次，有15%发生并发症；按证据二中最有利于报告的剂量计算方案，都远超放射治疗常规剂量。原告实际上是良性肿瘤，应考虑原告后期生存质量，故被告存在很大过错。
证据四、脑科和眼部检查报告单及病历，证明原告伤情。
证据五、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武科咨医鉴字（2010）B-139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护理费、后期治疗费。
证据六、出院小结，证明原告高春花住院时间。
证据七、医疗费、交通费、鉴定费票据，证明原告的经济损失。
证据八、原告所在社区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居住在城区，应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进行赔偿。
证据九、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原告的双目失明存在因果关系，对于鉴定结论中约50%参与度，我们认为法院应根据开庭质证情况酌情予以考虑，我方认为本案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
证据十、医学理论材料《临床放射生物学基础》（教材、英文版）、《人体正常组织及肿瘤组织的α／β值》，证明被告在对原告的放射治疗方案中严重违反医疗规范，导致原告视神经、视交叉的实际放射剂量远远超过医学上规定的安全剂量，这是我们认为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的依据。原告接受的视神经放射量为192GY，而按照现行的医学规定，视神经、视交叉的安全剂量应控制在50GY以下，由此可见在如此剂量的放射下原告的视神经损伤是必然的结果。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辩称：一、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技术错误，虽然存在医疗不足，但是与原告高春花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二、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临床0778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实施的有效证据；三、即使根据该鉴定意见的结论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高春花的诉讼请求仍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严重超出了法定标准；四、原告高春花主张的损失中治疗原发肿瘤疾病的费用和护理误工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五、我方对原告高春花提交的武汉市科协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双目失明的成年人并不需要终生护理，我们请求法院在15%范围内判定损失。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下列证据加以证明：
证据一、被告为原告高春花行放射治疗的病历，包括放射治疗记录单首页、放射治疗摆位参数、三位放射治疗逐次记录单、三位放射治疗计划申请单、三维适形放疗体位固定及CT定位申请单，证明原告高春花接受放射治疗的基本过程及被告已履行举证义务。
证据二、武汉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明该手术有适应症，医方未违反医疗常规，已履行告知义务且放射治疗符合常规，原告高春花双目失明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缺陷没有因果关系，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证据三、《肿瘤放射治疗学（第四版）》、《肿瘤精确方式治疗学（上、下卷）》、《现代肿瘤放射治疗学》、《临床肿瘤学杂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证明：一、被告的放射治疗没有过错；二、同济法医鉴定意见认为本院放疗存在一定过错的依据，属于临床上的不同治疗方案，二者没有优先劣后的区别。同济鉴定中心用一种治疗方案否定另一种治疗方案，属于用不同的学术观点作为鉴定依据，客观依据不足，不能作为本案实施的有效证据，应当重新鉴定；三、武汉市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符合权威材料和临床常规治疗方案，相比同济鉴定结论具有更科学和充足的依据；四、原告的损害后果属于不可避免的并发症，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
上列证据在本院第一次、第二次开庭中出示，经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四、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武汉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通过TDF标准来证明剂量是否错误；对证据三，应以鉴定意见为准，对于并发症的问题，原告高春花的逻辑错误，剂量的提高与并发症的提高无关联；对证据五真实性和结论中的二级伤残无异议，但该鉴定由原告单方提起，程序违法，应重新鉴定，且对二级护理依赖有异议，最高院的鉴定标准对于护理有法定概念，主要是生活自理范围有五项：进食、大小便、翻身、穿衣、移动，原告在此五项内不需要护理，此外，根据鉴定附录A2第三项引用的条文可以推定二级伤残并不必然需要二级护理依赖，同时鉴定后至今，原告如果没有进行后续治疗，说明该鉴定的后期治疗费是不存在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鉴定费，但7月21日至7月31日的费用是复印件，交通费没有票据；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书表明鉴定在场人员有三人，但是鉴定会现场只有一人，鉴定的实施程序违反了司法鉴定的程序性规范，规范要求二人以上；2、鉴定依据不足，鉴定书所引用的常规分割剂量方案，与我们采取的治疗方案在目前临床上是并行的治疗方案，没有优劣的关系，法医以一种治疗方案来否认另一种治疗方案，这不符合司法鉴定规范，而是以学术观点否定医疗方案；3、该司法鉴定意见的鉴定逻辑错误，一方面认为提高肿瘤的治愈率，双目失明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过错，承担约50%的责任，我们认为其逻辑是将损害后果本身推定为医疗过错，因此我们对鉴定意见的判定依据和逻辑表示强烈异议。对证据十，两本参考资料不具备证据效力，亦不是有效证据。原告的观点及其提交的证据将人体正常组织和肿瘤所耐受的α／β值混为一谈，引用的资料和观点都没有完整揭示出这一类患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取值，也隐瞒了类似病例产生不良并发症的比例。TD5／5数据表是目前通行的数值，指放疗病人在5年内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不超过5%，它要求的剂量为60GY，我们当时采取的是48GY，没有超过TD5／5的要求。
原告高春花对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武汉市医学会的鉴定不能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原告要求专家出庭接受质询，但市医学会不肯出庭，后又提出书面质询，市医学会答复不清，再要求其提供鉴定依据，市医学会仍拒绝答复，待第一次开庭后，医学会只针对法院进行答复，而且拒绝对答复记录盖章，因此医学会的鉴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2、本案已由医疗事故转变为医疗过错，因此应参照现行法律进行审判。证据三不具备有效的证据形式，此外，此组证据反而证明被告的放疗有过错。
第二次开庭后，因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于原告单方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及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后期治疗费及护理依赖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示：被鉴定人高春花后期无特殊治疗，属部分护理依赖（三级）。
上述《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在本院第三次开庭中出示，经当事人质证，针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说明、质疑与辩驳。原告高春花对该《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其护理依赖程度定为三级有异议：鉴定人在适用相关条款时比较机械，没有考虑到护理依赖的五个指标中除了移动指标不达标外，双目失明对洗漱、就餐、穿衣等其他指标也有部分影响，因此我方主张按照70%的护理依赖，理由如下：目前湖北省的护理费计算标准较低，护理人员难以请到，恳请法院考虑到患者的需要和现有的标准状况。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该《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一、法医学检查中记录“在他人引导下步入诊室”，说明原告是可以自我移动的，因此鉴定结论中认为其不能自我移动是矛盾的；二、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中的需要护理的症状都是指残疾以后的自主意识与运动协调能力，换言之，自我移动不是需不需要人引路的问题，而是能否自主的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原告目前走路不方便、要人指引的状况是生活质量降低的问题，已经通过残疾赔偿金对其进行了补偿，法医鉴定对护理范围的判断是错误适用了鉴定标准；三、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双目失明的人生活质量的确差，但是不需要法医学意义上的护理，因此我们坚持原先的答辩意见，认为原告不需要护理。
第三次开庭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向本院提交原告高春花的放疗费用清单，证明原告高春花于2007年7月26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支付放疗费用19，655元。经当事人质证，原告高春花对此证据没有异议。
对以上双方当事人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春花于2007年7月2日因“视力进行性下降一月，间断性头痛一周余”入住被告湖北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入院体检：神清、颈软、双瞳等大、等圆，直径约3mm，光反应灵敏，眼球运动正常，视力下降；粗查心、肺、腹（-）；四肢自主活动，肌力与肌张力正常；生理征存在，病理征未引出；脑膜刺激征（-）。入院诊断：鞍区占位性病变：垂体腺瘤？同年7月3日颅脑鞍区CT冠状扫描提示：颅脑垂体占位，考虑为垂体腺瘤。
2007年7月9日，原告高春花在全麻下行“经右侧单鼻垂体腺瘤显微切除”术，手术记录：“……切开蝶窦开口周围粘膜……进入蝶窦腔，确定鞍底，见鞍底骨质菲薄，咬除鞍底骨质，见肿瘤呈灰红色，质地较软，血供较丰富，肿瘤大小约1.5×1.5×2.5cm³，切除肿瘤后，鞍底蛛网膜下陷，搏动良好，无脑脊液流出。”术后病理诊断为：“（鞍区）垂体嫌色细胞腺瘤”。
2007年7月25日，原告高春花转入被告肿瘤科行小剂量放疗，后于2007年7月31日出院至门诊继续行放疗，出院诊断：垂体嫌色细胞腺瘤。放射治疗摆位参数（放疗号01017）记载：第1靶区，靶区剂量32Gy，分次量8Gy，分割方法：1次／隔1日；三维放射治疗逐次记录单（放疗号01017）记载：7月27日、8月3日、8月5日、8月7日每次8Gy、共计32Gy；靶区图示：照射野含括了视交叉。
2007年11月23日，原告高春花常规复查，颅脑MRI平扫＋增强扫描报告提示：“垂体瘤术后改变，复发不排除。”
2009年1月7日，原告高春花因月经不规则、溢乳、视物模糊再次到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查。1月9日，颅脑MRI平扫＋增强扫描报告提示：“1、垂体瘤切除术后及放疗后改变；2、蝶窦积液”。1月12日复诊医方考虑放射性颅脑损伤，但不排除肿瘤复发，建议定期复查。2009年2月13日，原告高春花因“垂体瘤术后一年半，双眼视力下降一月”，再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2月23日行颅脑MRI扫描检查，考虑：“1、放射性脑水肿；2、炎症”。经脱水、激素、神经营养对症治疗后，原告高春花于3月5日出院，出院时视力未明显改善，出院诊断：“1、垂体瘤术后；2、放射性脑损伤”。
2009年4月15日，原告高春花因“垂体腺瘤术后做过放疗，右眼失明2月，左眼失明5天”到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就诊，诊断：双眼视神经萎缩。
2009年4月23日，原告高春花因“垂蝶手术加X刀治疗后一年视力进行性下降”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MRI示“视上下部多处水肿及多发不规则强化灶”。
2009年6月10日，原告高春花因“视力进行性下降，头眩晕”就诊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6月11日，颅脑MRI平扫＋增强扫描报告提示：1、垂体瘤术后改变；2、双侧乳突炎；3、鼻窦炎；4、蝶窦积液；5、鼻甲肥大。6月24日，原告高春花因“双目失明二月”再次就诊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门诊诊断：1、垂体瘤术后；2、双眼视力下降。
另查明，原告高春花于2007年7月2日至同年7月31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29天，发生医疗费用46，619.9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29，324元，其中7月26日至7月31日期间因放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为19，655元；于2007年11月23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常规复查，发生医疗费用1，351.5元；于2009年1月7日因不适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查，发生医疗费用1，100元；于2009年1月12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复诊，发生医疗费用12.5元；于2009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5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20天，发生医疗费用13，545.88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5，863元；于2009年6月11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复诊，发生医疗费用454.7元。
本案案件受理前，经原、被告申请，武汉市卫生局委托武汉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0年8月18日，武汉市医学会作出武医鉴字（2010）08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分析意见认为：1、根据患者就诊时临床表现，结合影像学资料，医方诊断“鞍区占位性病变：垂体腺瘤？”，有手术适应症，医方为其行“经右侧单鼻孔垂体腺瘤显微切除术”符合医疗常规；2、术中见肿瘤1.5×1.5×2.5cm³大小，属于腺瘤，医方术后辅以放射治疗未违反当时的医疗常规，放射治疗前履行了告知义务；3、医方为患者选择X-
Knife放疗技术行放射治疗未违反医疗常规，其放射部位、放射范围符合放射规范，放射总剂量DT48Gy（生物学剂量）在规定的放射剂量范围内。对于医疗中存在的医疗缺陷，鉴定分析意见认为：医方为患者放射治疗前未进行充分的评估，如未对手术经过与术后复查MRI影像学改变之间的关系以及患者具体病情综合评价，存在缺陷。鉴定会现场调查，患者术后视力有所恢复，2008年底视力逐渐下降；垂体腺瘤切除术后患者辅以放射治疗；2009年2月23日颅脑MRI扫描提示放射性脑损伤影像学改变。因此，患者目前双目失明为放射治疗所致，属并发症，与医方的上述医疗缺陷无关。综上所述，该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此次鉴定费用2，000元，系原告高春花支付。
2010年9月30日，因原告高春花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武汉市卫生局委托湖北省医学会进行重新鉴定。同年10月9日，原告高春花单方面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及护理等级进行司法鉴定，10月16日，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武科咨医鉴字（2010）B-139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被鉴定人高春花的残疾程度为二级伤残，后续治疗费约需5，000元，二级护理依赖（一人长期护理）。原告高春花支付鉴定费用700元。
2010年11月25日，高春花向本院提起诉讼，故湖北省医学会于2010年12月13日中止了高春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
本院受理该案后，原告高春花对武汉市医学会作出武医鉴字（2010）08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提出如下质询意见：1、医院给患者进行X-
Knife放射治疗技术，靶区大小为4.0×4.8cm-4.0×5.2cm之间，靶区剂量DT：32GY，分次量：8GY，照射方法为隔日一次（实际上一周照射了3次）。如果我们就按32GY／4F／2W的照射方式计算放射生物剂量，其结果为：查表得TDF值为97，换算成每周5次，查表得：190cGY／次×32次＝6080cGY＝60.8GY。如果我们按每周三次查表，TDF值为103，转换成每周5次，查表得：170Cgy／次×40次＝6800cGY＝68GY。我们用其他标准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也是如此。为什么鉴定书中认定的放射生物剂量为48GY请专家将48GY的认定依据和计算方法作出详细说明。2、根据垂体腺瘤的放射治疗规范，靶区剂量DT45-50GY，若DT量高达60GY-70GY，是否符合治疗原则？若符合，请说明依据。3、鉴定书的分析意见认为：患者目前双目失明为放射治疗所致，是不是说可以基本排除患者肿瘤复发压迫视神经致双目失明的可能性？4、鉴定分析意见认为，医方放射治疗前，没有进行充分评估，如未对手术经过与术后复查MRI影像学改变之间的关系以及患者具体病情综合评价，存在缺陷。请问：为什么要对上述情况进行评估？怎样进行评估？评估对放射方案（靶区大小、危险组织器官保护等）有什么影响？如果不对上述情况进行评估，可能会出现哪些后果？
经本院函告后，武汉市医学会于2011年2月14日答复如下：1、目前计算放射生物剂量采用线性二次模型方法，不用TDF计算方法。线性二次模型方法计算依据为殷蔚伯、余子豪等编写的《肿瘤放射治疗学》（第四版）的公式（p279）：不同分割方案的等效变换基本公式为n2d2［1＋d2／（α／β）］＝n1d1［1﹢d1／（α／β）］，其中d为分次剂量，n为分次数，α／β﹦10。该患者靶区剂量DT：32GY，分次剂量8GY，等效于常规分割总剂量48GY，在垂体瘤规定的放射剂量范围内。2、根据正常组织耐受剂量表中查得视神经及视交叉接收50GY的放疗剂量，在5年中仍有5%的人可能会发生失明，故接收等效于常规剂量48GY，是在垂体腺瘤允许照射剂量范围之内，但也有发生双目失明的可能性。关于患者目前双目失明的原因，在鉴定书中已有明确的表述。3、放疗前了解手术经过及术后复查头部MRI，是为了明确肿瘤部位手术后的局部情况，以便在以后的随访观察中有基本的评估标准作对比，评估对此次放射方案没有影响。
2011年3月16日，原告高春花再次对武汉市医学会鉴定内容提出质询：1、脑组织、视交叉和垂体是在反应组织还是晚反应组织？2、晚反应组织α／β值应该取10GY还是应该取3GY？3、α／β值取3GY时，计算的生物等效剂量是多少？
针对原告高春花的质询意见，本院特于2011年5月9日前往武汉市医学会当面咨询。武汉市医学会的医疗专家作出答复：1、脑组织、视交叉和垂体是晚反应组织，但垂体瘤属于早反应组织；2、垂体瘤取10GY，等效剂量为48GY是正确的，此次放疗使用的是X刀，根据做的时候的放疗计划的精确度就足以保护其他组织；3、视交叉的取值为3GY是没有问题的，但医方的剂量是照到垂体瘤上的，而且是8GY的分剂量，这个剂量不是针对视交叉的，从放疗计划看是符合规定的。医方治疗的目的不是视交叉。
经过上述质询和答复，原告高春花对武汉市医学会作出的武医鉴字（2010）08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予认可，于2011年4月26日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就该医疗事件到湖北省医学会进行鉴定。本院依程序移送鉴定材料后，湖北省医学会以“患方坚持要求我会做医疗事故鉴定及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因我会只能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由，于2011年6月24日作出了关于中止高春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的决定。
2011年7月4日，原告高春花的委托代理人张敏向本院再次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同年8月25日，原告高春花针对本案的鉴定问题出具书面《情况反映》，8月26日，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本案的鉴定问题出具《关于不同意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意见》的书面意见。
经多番协调和沟通，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进行司法过错鉴定，故本院于2011年9月15日去函湖北省医学会要求终止高春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湖北省医学会于同年10月14日作出终止决定。
2011年10月25日，原、被告双方在本院达成协议，选择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为本案的司法鉴定机构，本院依程序将鉴定材料移送武汉荆楚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1年12月2日以“鉴定中需涉及的理论知识专业性太强”为由将案卷退回。
2012年5月3日，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将该案移送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经审查认为“委托项目超出我中心鉴定能力”而决定不予受理，于同年5月17日将该鉴定退回本院。
经过沟通和协商，2012年8月11日，原、被告双方同意变更鉴定委托事项并将案件再次移送至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9月18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临床0778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认为：1、被鉴定人垂体嫌色细胞瘤合并进行性视力下降有手术指征，医院行鼻蝶垂体瘤显微切除术符合医疗原则。2、因肿瘤体积较大（鞍区内肿瘤大小1.5×1.5×2.5cm³）术后，有行放射性治疗的必要，以提高肿瘤治愈率。3、被鉴定人手术及放疗术后出现视力进行性下降，MRI复查未发现肿瘤复发，提示放射性脑损伤，结合其医疗过程，认为其视力下降的原因与放射治疗存在一定过错有关。（1）对于术前有视力下降的患者，术后应采用常规分割放疗，即1.8-2Gy一次，每周1-5次连续放疗，总量45Gy，不超过50Gy为宜。而医院采用8Gy单次分割剂量，使视路收到大分割模式的照射剂量而导致视力下降。（2）根据医院提供的放射靶区含括了视交叉所在区域，导致视神经不可避免的损伤。上述治疗方法虽然肿瘤的治愈率得到提高，但对其视力没有给予应予以的保护。4、鉴于被鉴定人术前已存在视力下降，说明肿瘤的压迫对视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同时，有关放射治疗的风险已向患者告知，故上述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双眼视神经萎缩之不良后果之间为部分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50%。鉴定意见：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与被鉴定人不良后果发生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约50%。本次司法鉴定费8，000元，由原告高春花支付。
2013年10月10日，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于原告单方委托武汉市科学技术及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后期治疗费及护理依赖的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要求重新鉴定。经本院委托，2013年12月12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临床1100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高春花后期无特殊治疗，属部分护理依赖（三级）。
本院认为：原告高春花于2007年7月2日因“视力进行性下降一月，间断性头痛一周余”入住被告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双方医患关系成立。高春花起诉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放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造成其人身损害，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虽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因鉴定材料中未提及靶区图，即未对放疗照射野是否含括视交叉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进行审查，因此，鉴定分析意见认为的“放射部位、放射范围符合放射规范，放射总剂量DT48Gy（生物学剂量）在规定的放射剂量范围内”系依据不足，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临床0778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本院认为：该鉴定系经医患双方同意，由本院委托，并详细查看已收集的有关包括原告病历资料等材料目录及原件且签署同意以目录中的材料作为鉴定依据后作出，鉴定过程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鉴定结论及程序违法，本院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原告高春花进行放射治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
一、关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上述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原告高春花接受放疗后出现视力进行性下降，结合其医疗过程，本院认为其视力下降的原因与放射治疗存在一定过错有关：根据湖北同济司法鉴定意见，对于术前有视力下降的患者，术后应采用常规分割放疗，即1.8-2Gy／次，每周1-5次连续放疗，总量45Gy，不超过50Gy为宜，而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原告高春花采用的是8Gy单次分割剂量，使原告的视路受到大分割模式的照射剂量而导致其视力下降；同时，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放射靶区含括了视交叉所在区域，对原告高春花的视力没有进行保护从而导致其视神经不可避免的损伤。但是原告高春花于术前已存在视力下降，说明肿瘤的压迫对视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同时，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向原告高春花告知放射治疗的风险，故本院参照鉴定机构的意见，认定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关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本院对原告高春花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
1、医疗费，医疗费根据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经核算医疗费票据，原告高春花于2007年7月2日至2007年7月31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发生医疗费用46，619.9元，扣除原告高春花治疗原发疾病的医疗费用，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折算后，原告高春花接受放疗实际支付医疗费7，292元；于2009年2月13日至2009年3月5日在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发生医疗费用13，545.88元，扣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费用5，863元，原告高春花实际支付7，682.88元；另原告支付门诊费用共计2，918.7元，总计医疗费损失17，893.6元。
2、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回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根据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原告高春花属部分护理依赖（三级），本院参照2013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结合赔偿期限20年，计算护理费为141，744元（23，624元／年×20年×30%）。
3、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高春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交通费损失，但考虑到其住院期间必然发生的费用，本院根据其住院天数及复诊次数酌情认定交通费为500元。
4、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截止一审辩论终结前原告高春花住院治疗共计49天，扣除治疗原发疾病住院天数23天，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认定为390元（15元／天×26天）。
5、营养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高春花的营养费本院酌情认定为390元。
6、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鉴定结论，原告高春花的伤残等级确定为二级，结合其户口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故其残疾赔偿金按照2013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375，120元（20，840元×20年×0.9）。
7、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进行认定。原告高春花病情构成二级伤残，本院对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为10，000元。
对于后期治疗费，根据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原告高春花后期无特殊治疗，故本院对原告的后期治疗费不予支持；对于误工费，原告高春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误工费用不予认可。
综上，本院确认原告高春花的损失为：1、医疗费共计17，893.6元；2、护理费：141，744元；3、交通费：5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390元；5、营养费：390元；6、残疾赔偿金：375，120元，以上共计536，037.6元，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50%责任，计算为268，018.8元（536，037.6元×50%）；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故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应赔偿原告高春花278，018.8元（268，018.8元＋10，000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高春花各项损失共计278，018.8元；
二、驳回原告高春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730元，由原告高春花自行承担2，816元，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1，914元；鉴定费10，700元，原告高春花自行承担2，700元，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8，000元。（以上两项款项原告已垫付，由被告随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案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是二年。逾期不申请的，即丧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审 判 长 张润丽
人民陪审员 赵 敏
人民陪审员 李晓艳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沈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