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甘12行终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女，汉族，农民，生于1990年2月2日，现住甘肃省文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王某1，任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某2，文县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蒋某，文县公安局民警。
原审第三人薛某，女，汉族，现年73岁，农民，不识字，住文县。
原审原告杜某不服原审被告文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已由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甘1202行初4号行政判决，原审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3日11时许，文县城关镇前山村村民杜桂菊、杜德禄、杜某、董军升等人来到文县城关镇鹄衣坝村下坝社关银花宅基地处，与关银花商量门前道路事宜，杜桂菊与关银花因言语不和发生争执，关银花的母亲薛某见状上前抱住董军升的腿，关银花撕扯杜德禄、杜桂菊，杜某上前劝架，薛某抱住杜某的腿，杜某用双手在薛某胸前推了一把，薛某仰面倒在地上，后枕部受伤。关忠义拿起一把铁锹，用铁锹的木柄在杜某的臀部上打了一下，杜某倒地。经文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薛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公（城）行罚决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杜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2017年6月5日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文公（城）行罚决字疋[2017]第6号行政处罚决书无效。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中原告殴打他人的行为构成治安违法，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并无不当。原告诉称未实施殴打他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杜某上诉称，因不服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2017)甘12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现提出上诉。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2017)甘12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上诉理由：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据，是上诉人的姐姐杜福花在事发时用手机录制的视频资料。这份证据直接能完整反映事发时现场的情况。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这份证据进行全面的质证，一审判决书中仅仅出现一句”在视频上薛某头部受伤是事实”。在事发现场录制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薛某坐在地上抱住董军升（视频中穿红色衣服的男子）的腿，并作出以头撞地的自残举动，董军升立即蹲下扶住薛某。在视频1分20秒的时候，薛某左枕部撞地，且碰在一个白色的石头上面。在事发现场强频3分56秒的时候，薛某冲向视频录制者杜福花和上诉人，被杜桂菊（视频中穿红色衣服女子）拦住，上诉人躲闪不及被抓伤（脖子处）；在视频4分02秒的时候，薛某坐在地上，且是杜桂�拉着薛某的胳膊，并不是头部着地。这也就证实上诉人并未推倒薛某且使薛某左枕部受伤。结合以上所呈现的事实，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和薛某有正面身体接触，也没有其他人推倒致其受伤的情形。薛某左枕部受伤的外力因素只有一个，既在抱住董军升腿的时候自己撞击地面所致。在视频中，薛某一方蛮不讲理，抓住谁打谁，上诉人一方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且自始至终没有还手。上诉人作为事发时的案外人，与薛某素不相识，最后却被抓伤（上诉人提供的照片）、被薛某的丈夫拿铁锹打伤（文县公安局所作笔录里予以证实）、被文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作为一个善意的案外人，亦或其他看过视频的任何一个人，对这种处理结果的评论就是颠倒黑白。被上诉人在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并没有依据上诉人所提交的现场视频证据，而是采纳一些不相关的虚假的证人证言：韩四平称穿白色衣服摄像的女子（杜福花）在薛某的胸口上踢了一脚，且在肩上推了薛某一把，薛某倒在墙角处、张某称穿白色衣服摄像的女子（杜福花）推了薛某一把，薛某就撞在了石墙的转角处、王夭生称其与韩送平、韩四平劝架末果的情况下就走开了，三人对后而发生的事情不知情、韩四平的岳父和薛某的丈夫是兄弟关系，薛某的丈夫是张某的二叔。以上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后得出结论：韩四平并未在事发现场，其作出了虚假证言：张某和薛某是亲属，其所作证言不足以采信。张某和韩四平所作的证言高度一致，都是穿白色衣服摄像的女子（杜福花）推了薛某一把后薛某倒在石墙上，而不是上诉人推了薛某，视频中也未见杜某或上诉人推倒薛某后薛某倒在墙角的情形。因此说，张某和韩四平出于其和薛某的亲属关系作了虚�证言。而文县公安局却以此为证据阴差阳错地对上诉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综合以上，薛某左枕部受伤的原因是其自残行为所致，而非谁推倒后受伤；文县公安局对一上诉人作出的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视频证据和证人证言没有全面质证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事实认定就难免错误。该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和薛某一家素不相识，在此次事件中仅仅是出于平息双方冲突的目的进行劝架，而且此事件的起因也是由于邻里纠纷所引发，同时薛某个人在此事件中存在着过错，依据《甘肃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实施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第三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应当构成情节轻微，但是被上诉人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对上诉人进行了从重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该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在案件发生后，上诉人因为受到了关忠义的殴打而导致颈部、臀部和腿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伤害，为了治疗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原告当时找过办案机关要求对自己的伤情做鉴定，但办案人员却以种种理由一再推诿，导致了上诉人所受伤害没有被鉴定，
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四十一章”决定行政处罚”部分第41-05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但是被上诉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却违反程序，对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未进行告知，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这些事实都有录音证据可以证明。该行政处罚决定显示公平、明显不当。根据被上诉人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列明的事实来看，关银花在这次事件中分别对杜桂菊、杜德禄、杜福花和上诉人等多人实施了殴打和伤害行为，其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从重处罚，但被上诉人却仅对其处罚拘留九日并处罚款三百元，这相对于原告的处罚显示公平，这是明显袒护对方对上诉人不公。被上诉人针对关忠义的处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明显不公平。关忠义虽然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他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仍然应当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但办案人员却说�忠义是七十岁以上老人不能执行拘留仅对其处以罚款。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其对同一案件中的行为人处罚适用双重标准的做法，更加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是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查明案件事实后作出公正的处罚是公安机关的义务，提起诉讼是寄希望于法院维护公平正义。上诉人一方从头至尾有礼有节，在对方出现违法行为时及时录制现场视频、报警，保持克制，在被极度辱骂、殴打的整个过程中从未还手更别说故意殴打他人。薛某一方倚老卖老、抱腿撒泼在视频中一目了然，之后薛某假装倒地、敲诈讹人，在派出所时也不依不饶，撒泼闹事，认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自己年长，民警不能把她怎么样；除却法律的角度，在道德上都是无耻卑鄙�极。近年来，老人倒地扶不扶的话题屡见不鲜，但我们一直以一个善良人的心态去技起倒住自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但我们不能纵容敲诈讹人者践踏我们的善良，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列入紧急救助条款就是印证。行政处罚决定执行不执行不重要，罚款500元我们交得起，10天的拘留我们也能忍过去；行政处罚对我们之后生活的
影响更不重要，时间会淡化一切生活中的不愉快；但当我们的善良被践踏时，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认识被歪曲时，我们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去反击，因为这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道德底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文县公安局辩称，2017年2月13日11时许，文县城关镇前山村村民杜桂菊与弟弟杜德禄以及杜桂菊的二表姐杜某、熟人董军升等人一起来到文�城关镇鹄衣坝村下坝社关银花家的房基地处，杜桂菊、杜德禄准备和关银花商量关于门前道路纠纷的事情，杜桂菊上前与关银花答言时，双方因语言不和发生了争吵，关银花的母亲薛某看到关银花和杜桂菊争吵后，就去抱住董军升的腿，半躺在地上，并将自己的头起伏着往地上碰，董军升先是用手扶住薛某的肩膀不使其碰头，后掰开薛某的手挣脱躲到一边。同时，关银花抓住杜德禄的上衣领口进行撕扯，杜桂菊上前去拉关银花，在拉扯的过程中，关银花一手抓住杜德禄的上衣领，一手抓住杜桂菊头发，这时关忠义、杜某上前拉架，关银花的父亲关忠义上前将关银花撕挖杜桂菊的手拉开，薛某过来抱住杜桂菊的腿，关银花丢开杜桂菊后，将杜德禄撕扯到一边，并在杜德禄的脸上打了两耳光。杜某过去劝解关银花但没有劝开，又去劝解薛某和杜桂菊，薛某乘机去抱杜某的腿，杜某就用双手在薛某的胸前推了一下，薛某仰面倒在地上，致使薛某后枕部受伤。关忠义看到薛某倒地后，拿起一把铁锹，用铁锹的木柄在杜某的臀部上打了一下，杜某就蹲在了地上，双方停止了撕挖。案发后薛某在文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文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文）公（刑）鉴（伤检）字[2017]036号鉴定文书对薛某的伤情（左枕部）进行的鉴定结论为薛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杜桂菊、杜德禄、杜某未住院治疗，也无相关医学资料，未作伤情鉴定。上述事实有受害人的指控、违法嫌疑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现场视频资料、法医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文县公安局根据《中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关银花行政拘留9日并处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以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杜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关忠义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被处罚人杜某在行政诉讼状中不服文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其认为该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称：2017年2月13日上午11时许，原告在文县城关镇鹄衣坝下坝桥上遇见刚从前山村下来的表弟杜德禄和表妹杜桂菊，便相邀到原告家去吃饭，原告表妹杜桂菊说自己先要到关银花家问个事情，原告便跟随表弟和表妹一同来到关银花建房工地。刚到达关银花家建房工地，原告表妹刚刚叫了声”阿姨”，这时关银花便不由分说、冲上前来拿着铁锹对我们实施殴打。因为原告并不了解他们双方之间纠纷内情，所以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原告一直在给双方拉架，根本没有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殴打行为，反倒是作为劝架的原告却遭到关银花及关忠义一家的殴打，自己的颈部、臀部和腿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伤害。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原告方为了保存证据用手机拍摄了视频，据该视频显示薛某抱住在场的董军升的腿不断地将自己的后脑往地上猛撞(编号为：20170213-113913的视频00：01至01：21)，所以薛某后左枕部所受伤害是因为其自己故意所导致，和原告无关。但是，被告文县公安局在没有详细查明事实真相且未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草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薛某的伤情系原告所造成，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明显属于事实不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我局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前面在答辩事实中已经详细说明，原告方提出的”薛某左后枕部所受伤害是因为其自己故意所导致”一说，与事实不符，薛某在被杜某推倒在地前，虽有抱董军升的腿并用前额部碰董军升的腿的行为，但是，根据医院记载，薛某前额部并末受伤，根据视频资料显示，薛某在抱董军升的腿时，有一次头部与地面接触的动作，但是，与地面接触的部位是面部，并不是后枕部。而杜某将薛某推倒在地时，薛某是仰面躺在地上，稍微往左倾斜（见卷宗第40页杜某的笔录），而且薛某倒地后再未起身，直到被人扶起送往医院。薛某倒地的状况与其左后枕部受伤的事实基本相吻合。因此，我局认定，薛某受伤系杜某推倒所致，认定证据充分。整个案件过程中，除了关忠义看到杜某将薛某推倒在地后，气愤不过将原告杜某打了一铁锹把之外，并无其他人对原告杜某实施殴打，故原告所说并非事实。以上事�见案卷第82页至第99页的证人笔录。杜某认为该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称原告和薛某、关银花及关忠义一家素不相识，在其行政处罚决定应予以撤销。经我局查证，案发后，杜某在我所接受询问时称，关忠义只是在自己的臀部打了一下，并未说起颈部和腿部受伤（见案卷第36页至第42页杜某的笔录），而且杜某受伤后到文县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科检查后，其髋骨X光片显示无任何伤情，杜某没有进行治疗就自己离开医院（见案卷第100页至第103页杜某受伤后就诊医生刘关秀的笔录），故医院门诊科没有杜某的接诊记录和诊断记载，因此，办案人员无法向法医提供杜某的伤情依据，法医无法对杜某进行伤情鉴定，系其自己造成。且当时案发后，办案人员就口头告知杜某要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并将受伤情况记录在案，才能作为原始证据进行鉴定。杜某当时称自己没有什么伤就不去医院治疗了，也不作鉴定。因此，不存在文县公安局剥夺杜某进行法医鉴定的权益的情形。故原告方所称办案机关未对其作鉴定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并不属实。杜某认为该处罚决定显示公平、明显不当。称根据被告在其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列的事实来看，关银花在这次事件中分别对杜桂菊、柱德禄和原告等多人实施了殴打和伤害行为，其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从重处罚，但被告却仅对其拘留九日并处罚款三百元，这相对于原告的处罚显示公平，此次事件中仅仅是出于平息双方冲突的目的进行劝架，而且此事件的起因也是邻里纠纷所引发，薛某个人在此事件中也存在着过错，依据《甘肃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实施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第三条第（十三）项的�定，应当构成情节轻微，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我局认为，原告方将薛某推倒在地、造成薛某轻微伤害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其殴打的是六十周岁以上的人（薛某生于1945年8月20日，现年71周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的情形，我局对杜某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条款正确。杜某认为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称在案件发生后，其因为受到了关忠义的殴打而导致颈部、臀部和腿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伤害，为了治疗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其当时找过办案机关要求对自己的伤情做鉴定，但办案人员却以种种理由一再推诿，导致了其所受伤害没有被鉴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法权益，文县公安局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这是明显袒护对方对原告不公。被告针对关忠义的处罚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明显不公平。关忠义虽然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他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仍然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但办案人员却说关忠义是七十岁以上老人不能执行拘留，仅对其处以罚款。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其对同一案件中的行为人处罚适用双重标准的做法，更加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我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从重处罚的情节是：”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根据司法解释其多人是指3人（含3人）以上。而在此次打架中，关银花撕扯杜桂菊并殴打了杜德禄二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关银花还打了其他人（包括原告），因此关银花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从重处罚的情节。我局对关银花的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运用法律条文正确，处罚得当。本案中关忠义的行为只是在杜某的臀部打了一下，而且是在杜某将薛某推倒在地后，才实施了上述行为，属于情节较轻的。其情节符合《甘肃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实施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第三条第（十三）项3、”行为人的殴打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且伤害后果较轻的”规定，属于情节轻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故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并非违反公平，对关忠义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我局认为”关银花、杜某、关忠义殴打他人”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引用法律条文正确，对违法嫌疑人的处罚适当，请贵院给予判定维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对证人张某、韩四平、韩某2的询问笔录能够与公安机关对薛某、杜某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明杜某对薛某实施了推搡行为。甘肃省文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载明，薛某入院日期为2017年2月13日下午，也就是双方当事人打架的当天下午，同年2月13、15日CT检查报告单上的记录均为”左枕部皮下血肿”，证明薛某因当天打架导致头部受伤，文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文）公（刑）鉴（伤检）字[2017]03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为薛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故公安机关对证人张某、韩四平、韩某2的询问笔录薛某、杜某的询问笔录，甘肃省文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CT检查报告单，以及文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文）公（刑）鉴（伤检）字[2017]03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杜某在当天双方打架时对薛某实施了推搡行为，致薛某成轻微伤。上诉人杜某称其向法院提交了其姐姐杜福花在事发时用手机录制的视频资料，本院认为，该视频资料作为证据其取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反复观看，该视频中根本没有上诉人与薛某肢体相互�触的视频，原审法院不是对该视频没有组织全面质证，而是该视频资料录制不完整，且录制内容与上诉人本人及证人张某、韩四平、韩某2、薛某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关键事实不符，该视频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打架当日推搡七十岁以上的薛某致其造成轻微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殴打、伤害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的从重处罚情节，应当依法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根据双方参与打架人员的陈述、证人证言，薛某在当日打架时只是抱住他人的腿，并未实施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公安机关对薛某未进行治安行政处罚，符合处罚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被上诉人文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杜某给予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治安管理行政�罚，于法有据，不存在明显不当。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撤销的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身损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一）受伤程度较重，可能构成轻伤以上伤害程度的；（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三）违法嫌疑人、被侵权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四）其他应当作伤情鉴定的情形。上诉人在案发后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关忠义只是在其臀部打了一下，且打架后上诉人曾到文县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科检查，公安机关也向当时对其检查的主治大夫进行过调查、了解，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上诉人髋骨X光片显示无任何伤情，其未进行治疗就自行离开医院，故医院门诊科没有杜某的接诊记录和诊断记载。�方发生打架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已口头告知上诉人要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并将受伤情况记录在案，才能作为原始证据进行鉴定。因上诉人没有在医院进行治疗，公安机关无法向法医提取其伤情依据，也就无法对其伤情进行鉴定，公安机关已尽到了其应尽的义务。上诉人以其所受伤害没有鉴定为由，认为公安机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文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卷宗记载，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处罚前六天就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有被上诉人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照片证实，该告知笔录载明了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处罚的法律依据，并告知上诉人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对其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均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之�，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据此规定，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处罚幅度进行告知不是作为行政机关的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被上诉人的告知行为并未剥夺上诉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对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未进行告知，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理由，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七十周岁以上的；（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双方发生打架时，关忠义已是七十岁以上的人。被上诉人仅对关忠义作出罚款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未进行人身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且关忠义对上诉人事实的打击行为，并未对上诉人造成较大的伤害，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平、明显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文县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文公（城）行罚决字(2017)6号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结果无明显不当。被上诉人抗辩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杜某承担。
本判决为�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曜曦
审 判 员 李德林
审 判 员 李关君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佳
书 记 员 邓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