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琼97行终7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东雄，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严少梅，女，汉族，系王东雄妻子。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滨海南路。
法定代表人黄文彪，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文良，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明，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东雄因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以下简称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强制出售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不服东方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琼9007行初3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东雄及其委托代理人严少梅，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郑文良、罗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王东雄上诉称，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变卖上诉人的房屋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越权办案，也不符合法定程序，明显违法。被出卖房屋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与上诉人所涉刑事案件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房屋出卖后，扣除4000元税款后将剩余56000元汇入八所港务总公司账户。在上诉人所涉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中《关于王东雄挂账的情况说明》表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参与办理出卖上诉人的房屋，并以低于市场价格把房屋出卖给被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胞弟曾召明，显然也是违法的。曾召明取得上诉人的房屋不合法。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辩称，被上诉人不存在强制出售上诉人房屋的行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作为被诉行政机关属于主体错误。上诉人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的犯罪案发后外逃，其妻子为代其归还公款，为上诉人争取宽大处理而将房屋出售。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
王东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于2001年11月以60000元（纳税后56000元）强制变卖原告在万宁市人民中路40号，海南农垦驻万宁办事处大院内第二栋五楼东5号房屋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1年6月12日，王东雄因涉嫌挪用公款，被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决定对其拘留。2001年6月12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东检封字[2001]第1号《关于查封王东雄房产的决定》，查封了本案的涉案房屋。2001年8月22日，原告妻子严少梅出具《委托书》，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处理涉案房屋，售价约65000元。2001年9月25日，经原告妻子严少梅同意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拍卖涉案房屋，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对被查封房屋进行解除查封。2001年10月31日，严少梅先与王妹，后与曾召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同意将涉案房屋以6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曾召明，购房款转入八所港务总公司账户。2001年11月7日，涉案房屋买受人曾召明将房款汇入八所港务总公司账户。2001年11月12日，八所港务总公司通知严少梅涉案房屋买主曾召明已将房款汇入总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从王东雄、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提交的证据及查阅刑事案卷卷宗证明，王东雄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由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涉案房屋也由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查封，后因王东雄的妻子严少梅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出售涉案房屋，并同意将房款汇入八所港务总公司账户用以归还王东雄挪用的公款，故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解封涉案房屋予以出售，本案中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未参与王东雄涉嫌犯罪的侦查和立案，涉案房屋的查封、解封也未参与，涉案房屋出售不是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故对王东雄认为“涉案房屋被变卖是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的行政强制行为”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王东雄在庭审时提出“完税证明等经办人是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的工作人员，故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是强制变卖房屋的主体”的主张，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在庭审时辩称“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是交通运输部公安局派驻八所港的公安机关，其办案经费、职工工资都是由港口所在地港务总公司支付，故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会协助港务总公司一些职权外的工作，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有的职工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是港务总公司的职工。”一审法院认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的辩解意见符合当前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的单位体制，且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作为协助机关协助八所港务总公司和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等，属于协助行为，不是办案机关，也不是出售涉案房屋的行政机关。综上所述，涉案房屋是王东雄的妻子为了归还王东雄挪用的公款，为王东雄争取从轻处罚而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将涉案房屋出售，并同意将购房款汇入八所港务总公司账户用以归还王东雄挪用的公款，八所港务总公司收到的房款也作为王东雄归还的公款在东方市人民法院判决其刑事案件时予以确认，涉案房屋不是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也不是出售涉案房屋的主体，故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主体不适格。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东雄的起诉。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为机关法人，其组织机构代码证由海南省东方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2001年6月8日，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向海南省农垦总局驻万宁市办事处出具的协助处置证明，该证明上告知海南省农垦总局驻万宁市办事处不准转售、出租、转让王东雄的房屋。2001年11月12日，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出具出售房屋所得房款用途证明，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在该证明上予以盖章确认。
另案生效的（2011）东刑初字第19号刑事案件中查明：王东雄作为八所港务总公司职工子弟中学的出纳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由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在2001年5月7日至2010年9月29日期间，王东雄属涉案在逃人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可见，王东雄涉嫌挪用公款罪犯罪的行为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并无立案侦查权。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虽在向海南省农垦总局驻万宁市办事处出具协助处置证明手续，但该证明也仅能说明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参与了告知海南省农垦总局驻万宁市办事处不准转售、出租、转让王东雄的房屋的协助行为。即使在2001年11月12日出具的出售房屋所得房款用途证明中也明确表明房屋出售系经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盖章确认。可见，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所实施行为应为协助行为。王东雄位于万宁市人民中路40号海南农垦万宁办事处大院内第二栋五楼东5号房屋系经严少梅同意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以65000元左右的价格予以出售，八所港务总公司出售房屋后将房屋的出卖价格、购房者及出卖房屋所得的房款的去向均告知了严少梅。对于上诉人所称其房屋的出售过程中完税手续上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名问题。完税凭证注明为八所港务总公司，而不是被上诉人。且即使完税凭证上的签名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但并没有相关授权委托书表明该签名是代表被上诉人的。在上诉人王东雄的房屋出售系经上诉人的妻子严少梅委托八所港务总公司进行出售的情形下，被上诉人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并不是出售房屋的受托人，也不是承办王东雄涉嫌挪用公款犯罪的机关。由于被上诉人实施了协助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上诉人王东雄将港务公安局八所港分局作为被诉主体并无不妥，只是被上诉人所实施的协助行为并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明显对上诉人王东雄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东雄的起诉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王东雄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适用法律有误，但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文魁兴
审判员 曹荣刚
审判员 符 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买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