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新民申20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喀什四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喀什地区。
法定代表人：张文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凤，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新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均钢，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恕维，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喀什四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四方）因与被申请人新疆新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公司）委托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终1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喀什四方申请再审称，1.原判判决喀什四方公司支付新能公司2013年-2014年担保费依据不足。双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编号为2010新能委保字第01号）第二条（保证范围及方式）中明确约定的保证范围为提供项目建设期阶段性担保。项目建成后由借款人（即喀什四方）用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和最终项目决算验收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抵押置换担保后，新能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行（以下简称喀什中行）提供的贷款担保义务全部免除时。本案中，涉案水电项目在2014年建成发电后，喀什四方就已向喀什中行完成了涉案水电项目的固定资产抵押和发电收费权质押手续，即涉案《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到期，作为专业银行的喀什中行与金融担保公司的新能公司，按照行业惯例，就应该及时解除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解除新能公司的担保责任，但是基于双方在签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向喀什中行交付的500万元保证金释放问题中利率结算引发纠纷导致迟延，直到双方妥善解决时（2015年1月15日）才解除新能公司的担保责任。喀什中行才于当日出具《解除喀什四方（全称）保证人新能公司（全称）担保的函》（以下简称《解除担保责任函》）。其迟延解除的责任与喀什四方无关，不影响委托担保期限到期日的认定。
且，二审期间中，喀什四方提供的喀什中行2016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的新证据足以说明，喀什中行推翻了其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解除担保责任函》的内容，进一步说明新能公司担保义务的截止日期（即新能公司担保期限到期日）为2013年3月1日，担保费计算的截止日期就应当是2013年3月1日，之后的期间就不应当再作为计算承担担保费的期间。可是二审法院对该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后，对该新证据的关联性表述为”综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但是，二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未有作出认定的表述，明显不当。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新能公司与喀什中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正是基于喀什四方与新疆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由新能公司为喀什四方在水电项目建设阶段所需的资金向喀什中行借款提供最高额度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确定为2010年1月20日至2011年2月28日届满之后的2年。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径行认定约定的保证期间无效，而适用法定的保证责任承担期间（即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对于喀什四方与喀什中行之间的担保期限的认定，印证了喀什四方与新能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及新能公司与喀什中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一个整体。对《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期限应当综合考虑，而不是仅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担保期限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作出单一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新能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改判喀什四方公司支付2013年-2014年两年的担保费100万元证据确凿，应予维持，喀什四方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属于委托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并非单一的担保（保证）合同纠纷。虽然目前对于委托担保（保证）合同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是基于其与委托合同并无实质差别，仍可以参照委托合同的相应法律规定来处理本案。从案涉《委托担保合同》第四条及《委托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看，新能公司在委托事项（即为喀什四方在喀什中行贷款提供有偿担保）完成后应获取的相应报酬（即担保费）计取方式为”担保期限x费率”。从上述担保费计取方式约定看，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即担保期限到期日）的确定就成为影响新能公司主张的2013年-2014年担保费100万元能否成立的关键。
委托担保合同的委托期限（即担保期限），即为受托人（新能公司）为委托人（喀什四方）在喀什中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期间，并非是新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新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期间必然长于提供担保的期间（即担保期限）。故，新能公司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应是喀什四方与喀什中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利息的还款届满之日止，并非是新能公司与喀什中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的保证期间。结合喀什四方与喀什中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和新能公司与喀什中行签订的《最高保证合同》等约定内容看，新能公司为喀什四方在喀什中行贷款1.4亿元的最高额5000万元的保证担保，未约定最高额担保的具体终止日期或清偿日期。故，案涉《委托担保合同》的委托期限（即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应为《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中最后一笔还款时间（2022年12月20日）。2022年12月20日也即案涉《委托担保合同》自然终止时间。而案涉《委托担保合同》第二条”......。到期日：提供项目建设期阶段性担保，项目建成后由借款人用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和最终项目决算验收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抵押置换担保后，且甲方（指新能公司）向喀什中行（全称）提供的贷款担保义务全部免除时”的约定，亦应是双方对提前终止案涉《委托担保合同》设定的条件。虽然，喀什四方在项目建成后已在2014年及时办理了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置换担保，但此时其要求喀什中行解除与新能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获得批准，而是直到2015年1月15日获得批准。故，2015年1月15日是委托担保合同中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即担保期限的到期日）。
至于喀什四方公司再审理由中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在其办理完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后，就已经解除了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且喀什中行亦未再与新能公司续签《最高额保证合同》，新能公司就已不再承担担保义务，担保期限截止日期应以办理完上述置换担保的时间为准，新能公司与喀什中行双方因保证金释放问题而迟延通知解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属于自己原因，不影响确定担保期限截止日期的意见能否成立的问题。
喀什四方在办理完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手续后，是否构成解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条件，需要经过喀什四方、新能公司、喀什中行三方一致合意。喀什中行2014年3月17日在新能公司函询是否解除其担保责任的复函中载明：”1.2010年最高额保字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担保责任尚未解除；2.新能公司向上级单位审批同意后，可为新能公司出具解除书面担保的书面通知”。可见，喀什中行并不同意喀什四方以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置换新能公司的担保。结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喀什中行提供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担保时，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超过担保期限最后截止日期（2022年12月20日）而不存在续签及喀什中行在提供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后，还另行让喀什四方的母公司(北京四方利水投资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湖南四方利水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加入为其贷款继续提供保证担保等事实，亦进一步说明，喀什四方在提供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后的2014年1月，喀什中行并未解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故，新能公司与喀什银行之间虽然曾因保证金利率计算产生过纠纷，但得不出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在2014年喀什四方提供发电项目收费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后就已经终止，及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终止是因该纠纷迟延通知的结论。基于上述事实，二审不予认定喀什中行2016年5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认定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至2013年3月1日保证期间届满而予以解除的事实，并无不当。据此，喀什四方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在2013年或者2014年就已经解除而应以解除时间确定案涉《委托担保合同》中的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的意见不能成立。
鉴于上述，二审法院确定案涉《委托担保合同》中实际担保期限的截止日期为案涉《最高额担保合同》解除时间即2015年1月15日，并以该截止日期计算喀什四方应支付5年的担保费250万元，扣减已支付3年的担保费150万元后确定尚欠2年的担保费100元判令由喀什四方支付并无不当。喀什四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喀什四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伊 利
审判员 艾尔肯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斯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