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89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日月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梨园庄村236号。
法定代表人：姜玲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晓，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市房山区窦店镇苏村村北长周路北侧100米。
法定代表人：杜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琦，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日月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燕顺诚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18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月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鑫燕顺诚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鑫燕顺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据以认定鑫燕顺诚公司和日月行公司已达成货物运输协议关系的事实依据。首先，鑫燕顺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刚在物流网上发布其有货需要运输到山西省长治市的信息属于商业广告，因该商业广告不具备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必备的运费、履行期限等内容，故不是要约，而是要约邀请。其次，日月行公司员工陈红文根据该要约邀请电话联系杜刚，获悉货物存放地点和运费等信息后，向杜刚作出要求鑫燕顺诚公司将涉案货物运至日月行公司位于大兴区物流园仓库后再办理托运手续的意思表示，属于日月行公司向鑫燕顺诚公司发出的要约邀请，也不是要约。再次，杜刚为了满足在北京市大兴区物流园仓库向日月行公司发出要约的条件，请求陈红文帮助寻找车辆将涉案货物从位于房山区燕山的仓库运至大兴区物流园仓库。陈红文为帮助鑫燕顺诚公司寻找短途运输车辆，在物流网上发布了信息，并将获得的“司机郭效明的身份证号×××，车号×××”信息发给杜刚，杜刚与“郭效明”取得联系并签订《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且向“郭效明”交付涉案货物。上述行为均属于为鑫燕顺诚公司在大兴区物流园仓库向日月行公司发出缔结涉案货物运输合同要约的准备行为，且该要约准备行为的受益人就是鑫燕顺诚公司。据此足以证明，鑫燕顺诚公司和日月行公司所实施的前述民事行为不具备缔结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所必须的要约和承诺的法律特征。因此，鑫燕顺诚公司和日月行公司没有成立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已达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判令日月行公司对货物失踪造成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鑫燕顺诚公司与日月行公司没有缔结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客观事实，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关于日月行公司对于涉案货物负有承运人义务的推定。其次，杜刚和“郭效明”签订《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且实际履行的事实，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关于鑫燕顺诚公司向“郭效明”交付涉案货物就是向日月行公司交付的推定，也足以推翻日月行公司对于因“郭效明”诈骗造成的涉案货物损失应承担50%责任的主观判断。且根据鑫燕顺诚公司与“郭效明”签订的《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中约定有“卸货地址：长治襄垣侯堡镇”内容的客观事实，足以推定鑫燕顺诚公司确已放弃了在位于大兴区物流园日月行公司仓库向日月行公司发出要约的愿望。最后，鑫燕顺诚公司和日月行公司在涉案货物丢失后签订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且实际履行的事实，可以印证在鑫燕顺诚公司将涉案货物运至位于大兴区物流园日月行公司仓库之前没有与日月行公司成立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鑫燕顺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日月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一、鑫燕顺诚公司与日月行公司存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1、2014年12月7日，陈红文在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东风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放在东风一厂子内的货物被人拉走，现想查找对方，求助民警。”陈红文在公安机关已经明确认可日月行公司负责运输的货物被人拉走丢失。2、2014年12月7日公安机关询问陈红文的笔录可以证明，杜刚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称有货需要运输到山西省长治市属于要约邀请，陈红文电话联系杜刚询问拉货地点和运费属于要约，双方就从燕山的仓库运输货物到山西省长治市襄垣侯堡镇达成一致，日月行公司负责找车，运输合同关系成立。陈红文将“郭效明”的身份信息及车号发给杜刚是在履行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陈红文和杜刚商量好后，陈红文又在网上发布拉货信息，自行将其运输义务转交他人，对此杜刚并不知情，陈红文也没有告知杜刚。3、2014年12月7日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显示，陈红文已经明确认可日月行公司负责运输的货物被人拉走丢失。虽然诉讼中日月行公司的代理人的表述与陈红文不一致，但由于陈红文是事发后直接到公安机关作的笔录，故其陈述内容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二、杜刚从未请求陈红文帮助寻找车辆将涉案货物从房山区燕山运至大兴区物流园，鑫燕顺诚公司发布的货运信息很明确，就是从北京燕山至山西长治，无需日月行公司帮助发布短途运输信息。
鑫燕顺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日月行公司赔偿鑫燕顺诚公司货物损失605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日月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燕顺诚公司与北京燕山鑫天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天泽公司）达成货物运输协议，约定由鑫燕顺诚公司为鑫天泽公司运输5吨聚乙烯颗粒（价值60500元），路线为从北京至山西省长治襄垣候堡镇。于是鑫燕顺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刚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称其有货需要运输到山西省长治市。2014年12月3日，日月行公司员工陈红文看到这条信息后，电话联系杜刚询问拉货地点和运费等情况，后双方达成口头约定，由日月行公司负责将上述货物从位于燕山的仓库运输到目的地山西省长治襄垣候堡镇。因日月行公司的物流货物集聚地位于大兴区，陈红文遂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车辆将上述货物从位于房山区燕山的仓库拉到日月行公司的物流货物集聚地大兴区。稍后，一位自称“郭效明”的人打电话与陈红文联系，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约定由“郭效明”实际驾车将上述货物自燕山地区运输至大兴区。后陈红文将“郭效明”的身份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发送至杜刚处，内容为“车号×××，司机郭效明，身份证号×××。”当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左右，“郭效明”驾驶车牌号为×××的厢式货车到达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胜利车队厂区仓库取货，杜刚在检查“郭效明”的驾驶证及车辆行驶本后，与“郭效明”签订了《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上载部分内容为“卸货地址：长治襄垣候堡镇”等信息，杜刚及“郭效明”分别在合同书上签字。同时，“郭效明”在出库单经手人处签名“郭郊明”。后“郭效明”驾车载货离开。因货物未运送到指定地点，陈红文于2014年12月7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东风街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工作人员初步侦查，该案“郭效明”可能涉嫌冒用他人身份证及驾驶套牌车辆等情况，目前尚未有进一步信息。因“郭效明”载货失踪，鑫燕顺诚公司赔偿鑫天泽公司60500元，并经日月行公司将另外5吨聚乙烯颗粒运输至山西省长治襄垣候堡镇。
一审法院认为，鑫燕顺诚公司在与鑫天泽公司达成货物运输协议后，为履行约定，在物流网上发布寻车信息，日月行公司的员工陈红文在看到该信息后，主动联系鑫燕顺诚公司法人杜刚，双方就拉货地点和运费达成一致意见，并由陈红文负责寻找车辆,故双方实际已达成货物运输协议，系鑫燕顺诚公司委托日月行公司进行运输，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日月行公司在接受鑫燕顺诚公司的委托后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找到“郭效明”，由“郭效明”实际驾驶车牌号为×××的车辆前往燕山地区载货至大兴区，此系日月行公司自行将运输义务转交于“郭效明”，鑫燕顺诚公司对此虽未提出异议，但其判断基于“郭效明”的信息来源于日月行公司的提供，鑫燕顺诚公司实际委托的承运人系日月行公司，则日月行公司在答辩意见中提出的其与鑫燕顺诚公司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日月行公司作为承运人，应确保在运输途中货物的安全，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鑫燕顺诚公司要求日月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应当注意的是，鑫燕顺诚公司在此事中表现并不谨慎，如在与日月行公司达成运输协议后，仅凭一条短信接待了前来载货的“郭效明”，并在没有核对“郭效明”身份证及日月行公司委托手续或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将货物交于“郭效明”，甚至连“郭效明”在出库单与《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上的落款不一致（前者落款为“郭郊明”，后者落款为“郭效明”）都未能察觉，故其对货物失踪造成的损失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具体情节，一审法院判定鑫燕顺诚公司对货物失踪造成的损失应承担50%的责任，日月行公司对货物失踪造成的损失应承担50%的责任。因鑫燕顺诚公司就货物失踪已给付鑫天泽公司60500元，故日月行公司应承担的损失赔偿数额为30250元。鑫燕顺诚公司及日月行公司在承担上述损失后，日后可依据其他相关生效判决，向上述“郭效明”追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日月行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因货物失踪所造成的损失三万零二百五十元。二、驳回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12月7日，陈红文在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东风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今年12月3日上午，我在北京市西红门宏图停车场办公室上网，我在网上（经联网）看见杜刚在网上发布从北京到山西拉货（五吨颗粒），杜刚联系电话：156XX****XX。我就给杜刚打电话联系此事。我在电话就联系杜刚，在电话里我询问拉货的地点和运费等情况，我负责找车。我和杜刚商量好后，我又在网上发布拉货车辆。几分钟后有一个人给我电话，号码：152XXXX****，我们在电话谈拉货的事。我们商量好从燕山杜刚处拉五吨料到北京西红门宏图停车场运费150元。然后我告诉他杜刚电话，他们再联系拉货的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日月行公司与鑫燕顺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是日月行公司是否应当对鑫燕顺诚公司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鑫燕顺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刚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称其有货需要运输到山西省长治市，日月行公司的工作人员陈红文看到后与杜刚联系，询问了拉货的地点、运费等情况，双方协商一致后，陈红文在网上另行发布信息寻找房山至大兴段的短途运输车辆，并与一个自称“郭效明”的司机就该段运输的运费达成一致。上述事实表明，日月行公司与鑫燕顺诚公司已经就从北京运输货物至山西省长治市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之间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日月行公司为了履行其运输义务，又与“郭效明”就房山至大兴段的货物运输达成了协议，双方之间也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郭效明”至房山拉货，履行的是其对日月行公司承担的运输义务。鑫燕顺诚公司虽然与“郭效明”签订了《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但基于“郭效明”系受日月行公司指派而来，鑫燕顺诚公司有理由相信“郭效明”能够代表日月行公司，故不能据此认定鑫燕顺诚公司与“郭效明”之间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日月行公司主张陈红文在与杜刚协商时要求鑫燕顺诚公司将涉案货物运送至其位于大兴区物流园的仓库后再办理托运手续，陈红文在物流网上发布信息寻找房山至大兴段的短途运输车辆是为了帮助鑫燕顺诚公司，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主张与陈红文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日月行公司与鑫燕顺诚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日月行公司作为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负有将托运人鑫燕顺诚公司的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义务，但是，涉案货物在运输的途中失踪，故日月行公司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对鑫燕顺诚公司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鉴于鑫燕顺诚公司在将涉案货物交给“郭效明”时，没有对“郭效明”的身份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甚至连“郭效明”在出库单与《北京鑫燕顺诚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书》上的落款不一致（前者落款为“郭郊明”，后者落款为“郭效明”）的情况都未能察觉，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其对涉案货物丢失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鑫燕顺诚公司和日月行公司对涉案货物丢失造成的损失各自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日月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元，由北京日月行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丽英
审 判 员 王国才
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