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宁行终字第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冠中，男，1943年10月21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孙雷，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85号。法定代表人周金良，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新，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彭永刚，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李占东，男，1954年1月1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左迎春，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冠中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原审第三人李占东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4）玄行初字第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冠中及其委托代理人孙雷，被上诉人市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刘新，原审第三人李占东的委托代理人左迎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市住建委于2000年6月向第三人李占东颁发了玄改字第026456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李占东，房屋坐落峨嵋路13号601室，建筑面积65.69平方米。另查明，杨冠中于2006年12月28日以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纠纷为由将李占东、南京市玄武区房产经营公司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7日判决驳回杨冠中的诉讼请求。杨冠中不服该判决，于2007年4月11日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杨冠中署名的上诉状中上诉请求第三项内容为：“请求中院将玄武区峨嵋路13号一单元601室房屋的产权重新划归朱秀英（户主）和其儿子杨冠中、儿媳张晓华共有，重新为他们补发一个新的有效房产证，并宣布被李占东骗取的原房产证作废”。2007年7月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上诉人杨冠中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均按原审法院判决执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杨冠中在2007年4月11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时，上诉状中所载内容即已表明其知道峨嵋路13号一单元601室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李占东名下，杨冠中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超过2年。市住建委、李占东辩称杨冠中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杨冠中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故原审法院对其他证据不再作出认定。原审法院认为杨冠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杨冠中的起诉。上诉人杨冠中上诉称，1、上诉人不知道2007年第三人已经从被上诉人的前身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处获取南京市玄武区峨嵋路13号一单元6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根据南京市房产档案馆的规定，对于包括房屋产权证书在内的房屋资料需要律师持有律师执业证、介绍信以及有关政府及司法部门出具的调查介绍信方能获取及复印。而上诉人在2007年委托的代理人孙某、李维佳均不具有律师执业证书及介绍信，南京市房产档案馆不会将涉及南京市玄武区峨眉路13号一单元601室的房产证等相关房屋资料给上诉人杨冠中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某、李维佳查阅及复制，且上诉人杨冠中身患××，工作关系在广东省江门市五邑大学，社会保险也在广东省江门市社会保障局办理，需要经常回到广东省江门市居住，故上诉人在2007年对李占东已经从被上诉人的前身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处领取了房产证的情况并不知晓。一审人民法院对上诉人2007年就得知本市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李占东名下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2、由于上诉人生病住院的原因，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07）玄民一初字第163号案件期间上诉人没有参与，仅仅是委托了老同事孙某、李维佳代理该案件的诉讼活动，民事上诉状也是由孙某书写。而孙某不熟悉法律常识，在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第三项中提及的房产证实际仅仅是指《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不是指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给李占东的房产证。在民事上诉状中没有讲明白“房产证”的确切含义，而且误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理解为“房产证”，由此造成一审法院行政庭办案法官的误判。由于（2007）玄民一初字第163号案件审理的是关于李占东与玄武区房产经营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合法性的问题，与房产证没有任何联系，孙某也不会在民事上诉状中提及一审期间没有提及以及审理的房产证的问题；3、一审裁定书中提及的民事上诉状上署名的“杨冠中”不是上诉人杨冠中本人签名，而是由其当时的民事案件的代理人孙某所写。由于杨冠中2007年身患××住院治疗，而民事案件的上诉期限为15天，所以孙某在没有通知并征得杨冠中同意的情况下在民事上诉状最后一页上诉人处写上了“杨冠中”的名字，但是实际并不是上诉人杨冠中的亲笔签名，也非杨冠中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4、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提及的（2007）玄民一初字第163号案件以及相关上诉文书仅仅是民事案件的争议及处理，既没有涉及房产证，更没有涉及本起行政诉讼案件的事实经过，明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将与本起行政诉讼案件无关的材料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不合情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被上诉人市住建委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辩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07）玄民一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的母亲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是使用权，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所达成的相关安置协议没有侵害上诉人母亲的权利，上诉人母亲与诉争房屋的权益与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以其母亲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而作为继承人的身份提起本次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李占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其在庭审中陈述称，1、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对（2007）玄民一初字第163号案件判决结果不服，于2007年4月11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时即知道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证已经颁发给李占东，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2007）宁民四终字第593号案件中，孙某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即上诉人杨冠中承担，即使上诉状中的签名并非上诉人本人所签，其行为也是经上诉人本人所认可的。且上诉人是大学老师，对于上诉状的签名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的法律后果由其本人承担应当是明知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和上诉人的母亲针对本案诉争的房屋早在2006年和2007年曾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过三次民事诉讼，均被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判决败诉。判决结果表明，李占东领取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并未侵犯到上诉人及其母亲的任何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调取（2007）宁民四终字第593号案件卷宗，查明下列案件事实，该案于2007年6月19日上午9点开庭，杨冠中的委托代理人李维佳到庭参加诉讼，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庭审中，在陈述上诉诉讼请求时，也提到要求重新补发新的有效的房产证，并宣布被李占东骗取的原房产证作废的内容，且李维佳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在案件卷宗中存有上诉人杨冠中写给该案审判长和主审法官的多封信件及向法院提交的相关材料。本院经查阅一审卷宗另查明，杨冠中于2014年9月22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受理。2014年10月8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通知书》，以案件涉及不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为由，将案件移送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上诉人杨冠中在（2007）宁民四终字第593号案件上诉状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维佳在该案庭审中均提到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故在当时上诉人杨冠中对涉案房产证被登记到原审第三人李占东名下的事实应当知道。上诉人于2014年9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杨冠中申请证人孙某出庭，并对（2007）宁民四终字第593号案件的上诉状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在（2007）宁民四终字第593号案件中，杨冠中主动与该案主审法官联系，对该案提起上诉是予以认可的。且在庭审中，其委托代理人李维佳在上诉请求中也提到涉案房产证的问题。上诉人杨冠中要对其委托代理人的诉讼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案已没有需要证人出庭及笔迹鉴定的必要，本院对于上诉人提起的该2项申请均不予准许。上诉人认为其对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房产证发放给原审第三人不知情、对（2007）玄民一初字第163号案件提起上诉非本人真实意愿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陆俊騑审 判 员  洪 彦代理审判员  王攀峰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书 记 员  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