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86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济阳县。
法定代表人：王燕，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马帅，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燕，女，197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瑜，北京市世联新纪元（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北京市世联新纪元（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曰禄，男，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学飞，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和顺达）、王燕因与被上诉人梁曰禄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5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5民初172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梁曰禄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曰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遗漏了当事人，程序存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法院应当追加当事人或者可以追加当事人的条文有二：(1)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所谓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就是第五十二条前半段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至于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形成的共同诉讼，为普通共同诉讼，不在此列。(2)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总之，从法律有关规定来看，遗漏当事人而必须否定原判决的，主要是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其次是某种情形下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过原审判决的内容来看，山东和顺达与梁曰禄签订《转让合同》后，济南和顺达又与济南华滨精密量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华滨公司虽然不是山东和顺达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合同主体，且对于梁曰禄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本案的处理结果同华滨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华滨公司对于本案事实的查清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明知华滨公司的存在而没有通知�参加诉讼，显然是错误的。此外，原审判决“被告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王燕继续履行王燕以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梁日禄于2017年6月2日签订的转让合同”，同时认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属于履行合同的范畴”，如果真的按照判决内容执行，可能会涉及到济南和顺达的股东变更，在济南和顺达股东为王燕和井文东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仅判决王燕履行转让合同，显然是遗漏了当事人，有可能导致判决无法执行。二、原审法院证据采信存在错误。原审判决第4页第一段记载，“济南和顺达提交的交接清单，梁曰禄不认可，庭审时，济南和顺达认可涉案资产现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暂时接管，经本院核实确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暂时接管，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涉案资产目前确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时接管，但是这些资产是在交付给华滨公司(交接清单)之后，曲堤镇人民政府从华滨公司手中接管的，这才是事实的关键所在。原审法院忽略或者故意隐去这一关键事实，否认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及效力，显然是错误的。从深层次来说，这一错误采信也与原审法院遗漏华滨公司这一当事人有很大的关系。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一)原审判决第5页记载，“2017年6月9日，山东和顺达作为甲方就相同的转让标的又和作为乙方的华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一份，……王燕在‘甲方’处签字、捺印”。第6页记载，“济南和顺达亦在2017年6月9日山东和顺达与华滨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甲方处补盖济南和顺达的公章”。该部分认定存在以下错误：1.在2017年6月9日签订转让合同时，不止是王燕在“甲方”处签字、捺印，济南和顺达亦在“甲方”处加盖公章。原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符，显然错误。2.通过2017年6月9日的《转让合同》内容来看，合同顶部“出卖方”后面显示“甲方”名称修正为济南和顺达，并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补盖济南和顺达公章”。(二)原审判决第8页记载“而王燕作为两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王燕以山东和顺达名义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及于济南和顺达及王燕本人。”上诉人对于这部分认定不认可：1.王燕是不是知道资产的真实归属，与梁曰禄是不是“有理由相信”没有必然的关系，原审法院以王燕知道资产的真实归属推断出梁曰禄属于有理由相信，实难令人信服。就本案事实来看，梁曰禄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存在重大疏忽或者过错，不构成表见代理。2.股东与公司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原审法院以王燕和股东井文东知道并认可与梁曰禄签订转让合同，认定“王燕以山东和顺达名义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同的效力应及于济南和顺达及王燕本人”，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三)原审判决第8页记载“三被告辩称涉案资产已由济南和顺达转让案外人华滨公司并已实际交付，无法履行与梁曰禄的转让合同，本院认为，济南和顺达认可涉案资产现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暂时接管，经本院核实亦确如此，因此，对三被告的辩称不予认定”。正如上文所述，涉案资产已经交付给华滨公司，原审法院在未追加华滨公司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否定这一事实，不但侵害了华滨公司的诉讼权利，更剥夺了其实体权利，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判决继续履行与梁曰禄的《转让合同》是错误的。(一)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合同》没有获得资产所有权人的追认，无法实际履行(见上诉人一审答辩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济南和顺达与华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华滨公司不但支付了全部价款，还先于梁曰禄受领了涉案资产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滨公司要求履行合同、确认所有权转移应获得支持，而梁曰禄要求继续履行转让合同的请求不应被支持。五、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应判决继续履行。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所转让的厂房�不动产，建于农村集体土地之上，这些厂房等没有任何的规划许可或审批手续，就这些集体房产所签订的对外转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不应被判决继续履行。六、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存在无法继续履行的先天障碍，也不应该被判决继续履行。1、双方对转让标的内涵约定不同，存在争议，且存在先天的履行障碍，如果双方的本意不包括土地，根据地随房走的基本原则，如果交付厂房将不可避免的要交付土地，但双方的合同价款不包括土地的价格，在双方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将无法履行。如果本意包括土地，鉴于土地客观上属于农村集体土地，不可能转让给被上诉人。根据房随地走的基本原则，在此情况下集体土地上的厂房等不动产也不能被转让。2、转让合同约定的厂房交付条件不明，根本无法确定交付时间。转让合同约定工商变更完毕之后七天内甲方向乙交付厂房，工商变更指什么？通过一审的庭审笔录看，梁曰禄称指山东和顺达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区厂址注销后，梁曰禄的公司才能在此注册登记，双方约定梁曰禄办理完注册登记后，支付全部款项。山东和顺达主张包括山东和顺达的股东持有的山东和顺达的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变更，梁曰禄的主张明显与工商登记变更不符，但无论哪种主张都无法准确界定工商变更完成的准确时间，也就无法确定厂房交付的时间。换言之转让合同也有了无限履行的可能性，综上，在上诉人一方不同意履行的情况下，不应判决继续履行。
梁曰禄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原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1）本案中梁曰禄所诉案件为合同纠纷，合同涉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山东和顺达直接两方，一审法院依据原告的诉请并结合案涉法律关系列明当事人，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况。上诉人上诉状第3页第一段中称“总之，从法律有关规定来看，遗漏当事人而必须否定原判决的，主要是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其次是某种情形下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一审时原告为买方梁曰禄，被告为卖方山东和顺达，第二被告济南和顺达及第三被告王燕均为山东和顺达的股东，依据原告所诉及案争法律事实的处理，一审法院将其两方列为被告无误，一审对诉讼主体的列明完全符合民诉法的精神。本案不存在其他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更没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没有遗漏当事人。（2）退一步讲，本案上诉人作为一物二卖的始作俑者，其最清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审时也一直主张将涉案标的卖给案外人华滨公司，而上诉人却没有申请追加华滨公司，�滨公司也未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现却将自身的过失转嫁给一审法院，于情于理于法均说不通。2、原审证据采信不存在错误。上诉人认为应当认可其提交的交接清单从而认定涉案资产已经交付给华滨公司，该主张纯属个人见解，根据梁曰禄一审时提交的2017年8月13日的曲堤镇政府的证明，可见上诉人存在隐瞒事实借助政府之手使其向华滨公司的转让行为合法化的情形，这一证明也印证了上诉人将涉案资产交付给华滨公司的观点无事实依据。单从上诉人提交的交接清单上来说该证据属于上诉人单方制作，梁曰禄不认可，且法庭通过其他更有证明力的证据排除了交接清单的采信也是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的。3、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上诉人关于本项上诉理由不成立。（1）2017年6月9日，上诉人山东和顺达与华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2017年6月20日上诉人济南和顺达与华滨公司�订转让合同，按照上诉人的思路，6月9日的转让合同中济南和顺达的公章并非事后补盖，那么在存在6月9日合同的前提下再行签订6月20日的与6月9日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的合同有何意义？另外，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提交的2017年6月9日的转让合同中并无济南和顺达的公章，而在本案一审诉讼时提交的6月9日的转让合同中却加盖了济南和顺达的公章，显然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促成与华滨公司转让行为的事后加盖，原审对此认定准确。（2）法律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存在作出的，本案合同签订时济南和顺达的股东为王燕、井文东（二人系夫妻关系），山东和顺达的股东为济南和顺达和王燕，虽然两个公司的股东不存在表面上的完全一致，但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两公司的股东均可溯及到王燕、井文东夫妻二人，实际上，两个和顺达公司均由王燕、井文东夫妻出资设�并控制，公司无论从资合还是人合来看，山东和顺达也实为夫妻股东公司。上诉人以法人与自然人的不同否定王燕、井文东二人对两公司的控制显然是不顾客观事实的本本主义。也正是因为两公司的这种实质一致性，井文东才会出面与梁曰禄洽谈合同后，王燕没有任何异议的与梁曰禄签订合同，这种夫妻控股之间的内外一致决策意见，再不能简单适用公司法关于对公司外在经营时所需表决形式的限制，转让合同完全可以认定为得到了两个和顺达公司及公司内全体股东的认可。（3）如前所述，王燕作为山东和顺达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又是井文东的妻子，对涉案资产的属性是明知的，其在明知的情况下与梁曰禄签订转让合同，梁曰禄没有理由不相信转让行为的自愿真实性，上诉人的否认行为，完全违背了诚信原则。4、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梁曰禄继续履行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首先，本案梁曰禄6月2日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合同，早于华滨公司的转让合同。其次，梁曰禄依照双方转让合同的约定于合同签订当日6月2日支付定金30万元，且在合同约定的后续付款时间内向法院提存全部款项，因为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所有梁曰禄在首次付款时（6月2日）即可视为已经履行了支付价款的义务；而华滨公司却是在6月20日支付的价款。再次，本案涉案资产已经由梁曰禄实际占有并使用，且梁曰禄接管厂房等设备的同时增加了办公设备、监控设备，并对上诉人的部分工作人员一并接管，建立劳务关系为其发放工资。5、涉案资产所在土地已由曲堤镇政府证明非农村集体土地。合同约定是否明确不能作为不履行合同的前提。综上，梁曰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另外，一审判决尚有不足之处。转让合同涉及工商变更登记内容，梁曰禄在诉讼中请求对山东和顺达股权予以变更，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判决没有明确的履行期限条款，一审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请二审予以加判。
梁曰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2.判令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协助梁曰禄办理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3.判令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日，山东和顺达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梁曰禄签订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对乙方的信任，乙方对甲方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的整体厂房、地上物、水、电、土地、附属设施等已全部了解的基础上，两方依法在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转让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一、转让标的：乙方出资购买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甲方名下的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二、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总价款为330万元整，签合同当天收取定金30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200万元，于2017年7月30日前付清100万元，并办理过户手续。以上款项每延期一天支付，甲方按日千分之五收取乙方滞纳金，延期一个月未付清，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承担总价款30%的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如乙方不按期支付任一笔款项，其他款项视为全部到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剩余款项。三、交接时间甲乙两方约定在办理工商变更之前付清全款，工商变更完毕之后7天内甲方向乙方交付厂房。四、交接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交接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王燕在“甲方”处签字、捺印，合同上方“甲方”处加盖山东和顺达单位公章，梁曰禄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当日，梁曰禄向王燕支付定金30万元。2017年6月9日，山东和顺达作为甲方就相同的转让标的又和作为乙方的华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鉴于甲方对乙方的信任，乙方对甲方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的整体厂房、地上物、水、电、土地、附属设施等已全部了解的基础上，两方依法在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转让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一、转让标的：乙方出资购买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甲方名下的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二、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总价款为320万元，一次性支付。三、甲乙两方约定2017年6月9日按转让合同交接，与2017年6月12日甲方办理迁�手续，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迁出手续。四、签订本协议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签订本协议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王燕在“甲方”处签字、捺印。2017年6月20日，济南和顺达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华滨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一、转让标的甲方出资建设的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甲方名下的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二、转让价款及价款方式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总价款为320万元，一次性支付。三、交接时间2017年6月9日双方已经按转让合同共同办理了实物交接手续……四、土地手续的办理甲方承诺，负责将与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及合同主体与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协调变更为乙方……”，王燕、井文东在“股东签名”处签字、捺印。济南和顺达亦在2017年6月9日�东和顺达与华滨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甲方处补盖济南和顺达的公章。济南和顺达与华滨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签署确认书，确认济南和顺达已收到华滨公司转让款320万元。
2017年7月3日，山东和顺达向梁曰禄邮寄通知一份，主要内容为：山东和顺达与贵方于2017年6月2日就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的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转让事宜签订转让合同一份，因转让合同所涉的资产系济南和顺达所有，非我公司所有，标的物所有权人不追认我公司的处分行为，且其已处置，导致贵方于我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法履行，前期已多次通知贵方合同无法履行，现再次通知贵方1.双方转让合同不再履行；2.我公司向贵方退还已付款，请贵方提供收款账户；3.贵方擅自强占场地的行为侵害了实际所有权人的权益，请停止侵权、退出场地，减少给权利人造成更大的损失。梁曰禄于2017年7月6日签收。
2017年7月6日，济阳县公安局对井文东询问时，井文东认可2017年6月2日其参与王燕与梁曰禄签订转让合同的事实，称商谈签订合同的事宜与妻子王燕均知晓。
2017年8月13日，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济阳县曲堤镇北城工业园9号，该地址原属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所有，华滨公司在提供与济南和顺达的资产转让合同和交接清单，镇政府为其开具公司注册场所证明，该公司未告知镇政府地址与其他公司有产权纠纷，产权未明确，建议人民法院及相关部门在认定该址产权时不予采用华滨公司注册的营业执照和提供的场所证明作为依据。
一审法院另查明，济南和顺达法定代表人为王燕，成立时间为2006年7月6日，股东现为王燕、井文东；山东和顺达法定代表人为王燕，成立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股东现�济南和顺达和王燕。山东和顺达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有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2014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位于济阳县曲堤镇的北城工业园（国道220线收费站南邻），土地产权属于曲堤镇政府所有，工业园北侧地上建筑物由济南和顺达投资建设，不属于违法违章建筑，镇政府同意该企业将此建筑无偿提供给山东和顺达使用，使用期限十年，如发生扰民事件，由镇政府协调解决。2015年、2017年，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都曾向对方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铝型材、铝门窗双脚切割床、铝型材单头排料切割锯、浅灰水性漆、配件等，济南和顺达曾于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15日、2015年5月4日向山东和顺达转账95000元、6000元、50000元，用途均为货款。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2年6月11日，济南和顺达与曲堤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就和顺达工业园项目达成协议，其中约定项目用地15亩，价格7.5万元/亩，济南和顺达于协议签订后15日内缴纳总价款30%，剩余金额在办理土地证时缴纳。济南和顺达现尚未交完土地价款，亦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一审庭审时，济南和顺达认可涉案资产现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暂时接管。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梁曰禄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2017年9月18日申请法院提存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应给付款项200万元、100万元，经一审法院审查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梁曰禄要求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履行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济南和顺达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的相关登记和变更手续不影响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关于转让标的的归属，济南和顺达主张涉案资产系其所有，山东和顺达对此表示认可，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20日、2017年8月13日出具的证明亦能证实，故2017年6月2日转让合同中转让标的为济南和顺达所有。而王燕作为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应知晓涉案资产的真实归属，其在与梁曰禄的转让合同上签字，梁曰禄有理由相信其是作为涉案资产的真实所有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又因为山东和顺达的股东是王燕和济南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的股东是王燕和井文东，而井文东当时知晓并认可与梁曰禄之间的转让事宜，因此，即使涉案资产属济南和顺达所有，王燕以山东和顺达的名义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及于济南和顺达及王燕本人。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以山东和顺达无权处分、并转让他人为由，拒绝履行与梁曰禄签订的转�合同，其行为有悖诚信原则，从维护交易安全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出发，各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与梁曰禄签订的转让合同。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辩称涉案资产已由济南和顺达转让案外人华滨公司并已实际交付，无法履行与梁曰禄的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济南和顺达认可涉案资产现由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暂时接管，经一审法院核实亦确如此，因此，对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的辩称不予认定。至于梁曰禄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属履行合同的范畴，各方依约履行转让合同即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王燕继续履行王燕以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梁曰禄于2017年6月2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二、驳回梁曰禄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王燕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王燕负担。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期间，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提交华滨公司在交接之后给看厂子员工发放工资的两份收条复印件，原件在华滨公司手中，拟证明厂子实际已付给华滨公司，由华滨公司管理，人员由华滨公司支配。
经质证，梁曰禄认为该收条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梁曰禄也提交由代修乾出具的收到梁曰禄为其发放的2017年6月至11月工资，证实涉案资产实际由梁曰禄支配并使用。
梁曰禄提交如下证据：1、代修乾工资收到条5份。拟证明梁曰禄接手涉案资产的同时接管了�诉人的工作人员，并为其发放工资至今。2、办公家具采购合同及收款收据各一份，与济南志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合同及收款收据各一份，日日顺物流济南中心出库单一份，照片数份。拟证明自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后，梁曰禄着手在涉案厂房等场所购买安装办公设备、空调、监控设备等，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资产。3、梁曰禄与青岛永正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及收款收据、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双方转让合同签订后，梁曰禄为生产经营购买生产设备并由销售方将设备送至涉案资产所在地，即涉案资产已经被梁曰禄实际占有并使用。4、济阳县公安局曲堤派出所出具的《关于济阳县曲堤镇工业园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厂房内设备及材料的说明》，拟证明公安机关认定2017年6月10日左右，梁曰禄购进并在涉案场所内安装设备及材料一宗，并进行了拍照取证。此证�也与证据2中的照片相符合。综合证明梁曰禄2017年6月2日签订合同后就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资产。
经质证，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认为：一、从梁曰禄提交的证据落款时间来看，应该是在一审中已经出现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不应予以采信。二、通过梁曰禄提交的这些所谓的新证据可以更加明显的知道，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楚。三、梁曰禄所称的其占有使用涉案厂房等没有任何合同依据，与常理相违背。基于这些理论所产生的这些证据明显是伪造的。第一组证据，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的收到条显示，收到6月2日至6月30日工资2000元整，首先，收到条中签字的人是不是代修乾无法确定，6月2日是双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的日期，根据合同约定，在6月2日不存在进行资产交付的可能性，收到条却显示梁曰禄已开始向代修乾发放工资，明显违背常理。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梁曰禄没有提交相关的合同主体的资质证明，无法确认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根据双方转让合同的约定，厂房交付日期不确定，梁曰禄提交的这些证据却显示其在6月10日或者前后几天的时间段，已与相关单位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要将相关设备送到涉案厂房中，这明显与常理不符，系伪造证据。证据三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二，证据三中的证明，根据民诉法规定，没有相关经办人员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证明无效。证据四，无法确认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公章真实，但是根据民诉法规定，说明应由经办人和货的负责人签字确认，否则是无效证据材料。从内容上看，只能体现是梁曰禄在6月10日前后往厂房内运送了设备及材料，并不能体现已经实际占有控制厂房的客观事实。而且即使梁曰禄曾经指使人员强占厂房，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双方虽然签订了转让合同，双方之间也只是存在了债权，梁曰禄在没有交付之前强行占有相关标的物属于侵权和违法行为，不应得到支持。
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提交济南和顺达工商登记，载明：2017年9月6日，济南和顺达股东由王燕和井文东，变更为李祥明和马帅，法定代表人由王燕变更为马帅。
本院认为，首先，梁曰禄在与山东和顺达签订转让合同时，王燕系山东和顺达及济南和顺达的法定代表人，王燕及井文东系济南和顺达股东，王燕与济南和顺达系山东和顺达股东，在公安机关给井文东所作询问笔录中，井文东认可其参与并知晓王燕与梁曰禄商谈并签订转让合同事宜，因此，即使本案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有部分所有权人系济南和顺达而非山东和顺达，但是本案查明事实证实，济南和顺达对此知晓且予以认可，故不存在山东�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上诉主张的所有权人不予追认、不能履行的情况。第二，根据梁曰禄与山东和顺达签订的转让合同的相关约定，梁曰禄出资购买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并在办理工商变更之前付清全款，工商变更完毕之后7天内山东和顺达向梁曰禄交付厂房，因此，转让的标的物应为位于济阳县北城工业园内的整体厂房、地上物及附属设施，以及山东和顺达的股权，同时根据济阳县曲堤镇人民政府2014年3月20日的证明可以证实，该处建筑不属于违法违章建筑。因此，梁曰禄与山东和顺达签订的转让合同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是，涉案场地已由当地政府接管，梁曰禄也已经按约交付定金并将转让价款提存至原审法院，梁曰禄作为转让合同成立在先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继续履行转让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合法有据。第四，转让合同中对于转让的标的、价款、履行条件及履行期限等均有明确约定，不存在约定不明、无法履行之情形，原审法院判决当事人继续履行转让合同合法有据，各方当事人在本判决�效后，按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即可。第五，本案审理中，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已经提交相关证据，对于华滨公司与济南和顺达签约及履行的情况予以证实，本案不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华滨公司可依据其与济南和顺达签订的合同另行向其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山东和顺达、济南和顺达、王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济南和顺达机器有限公司、王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耀勇
审判员 李 萍
审判员 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