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平民三终字第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代理人杨宁，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伟，男，1971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建利，郏县冢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彬，男，1957年8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仍，女，1956年1月4日出生，系刘建彬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方方，女，1985年4月8日出生。
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付申，郏县“148”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甲，女，2005年12月13日出生，系刘方方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乙，男，2008年9月5日出生，系刘方方之子。
刘某甲、刘某乙的法定代理人为其母亲刘方方，基本情况同上。
上诉人刘红伟、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中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郏县人民法院（2013）郏民初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6月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利，上诉人河南中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宁，被上诉人刘建彬、刘仍、刘方方的委托代理人黄付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刘红伟是郏县长桥镇的种烟大户。2013年7月26日，河南中烟公司“为落实年初公司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采购质量管控，在烟叶生产、收购及加工的工作要深度介入，以提升公司原料的保障能力”，派遣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等五人，驻郏县长桥镇执行烟叶生产、收购及精选监督工作，工作时间是7月31日至烟叶精选结束。2013年8月3日，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进驻郏县长桥镇。由于刘红伟与工作组成员杨夏孟早年因烟叶种植相识，2013年8月5日上午，刘红伟与杨夏孟电话约定工作组于当日下午到位于郏县长桥镇楼王村刘红伟的烟田和烤房参观、考察。当天18时左右，刘红伟打电话让刘灿召帮忙驾驶同村村民段广留的轿车，前往长桥镇烟站接工作组一行。刘灿召驾车载着工作组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等五人，行驶至238省道郏县长桥镇楼王村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刘灿召死亡，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等人受伤。2013年8月30日，郏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郏公交认字（2013）第1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灿召驾驶机动车超过核定人数，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未保持安全车速行驶，刘灿召负该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刘红伟向刘建彬支付20000元用于办理刘灿召丧事。
另查明，刘灿召生于1979年9月17日，父亲刘建彬、母亲刘仍，农业户口。刘建彬与刘仍共生育三个子女，均已成年。刘灿召与刘方方2005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刘某甲、儿子刘某乙。
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对刘灿召的驾车接送无支付报酬。
河南省201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524.94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0732元；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5379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4203元。
诉讼中，郏县人民法院根据刘建彬等五原告的申请，调取了郏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对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舍、张红立的询问笔录和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料部烟叶精选人员派遣单。
原审认为，河南中烟公司派驻郏县长桥镇工作组的工作任务是深入长桥镇辖区烟叶生产基地，学习、考察、调研、摸底烟叶生产及收购情况。此情，在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的询问笔录、杨夏孟的补充说明和烟叶精选人员派遣单中，都能够证明。刘红伟作为种烟大户，与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灿召之间没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刘红伟与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相约，到楼王烟田和烤房参观、考察，是对工作组烟叶精选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刘灿召与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不认识，刘红伟打电话让刘灿召帮忙驾车接工作组人员，刘灿召基于与刘红伟之间的个人感情，应约驾车无偿对工作组人员进行了接送，工作组人员对刘灿召的接送也无明确拒绝，与刘红伟在刘灿召的帮工行为上形成了合意、由此可以认定刘灿召驾车接送工作组人员去楼王烟田的行为是帮工行为。刘红伟与河南中烟公司均为刘灿召帮工活动的受益者。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刘灿召在帮工活动中死亡所遭受的损失，应由被帮工人刘红伟和河南中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刘灿召明知自己从事机动车驾驶是高度危险作业，而且超员载乘河南中烟公司五名员工，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过失，所以应减轻刘红伟和河南中烟公司的赔偿责任，故刘红伟和河南中烟公司对刘灿召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结合案情，刘红伟和河南中烟公司对刘灿召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分别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宜。按照赔偿责任的分担比例，刘红伟和河南中烟公司应赔偿刘建彬等五人的损失包括：1、死亡赔偿金，因刘灿召为农村居民，且刘建彬等五人提供的刘灿召房屋租赁协议及支付房租证明，缺乏其他相关证据的佐证，不能证明刘灿召生前在郏县城关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的事实，故死亡赔偿金应按2012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524.94元的80％计算20年为120399.04元；2、丧葬费，按照2012年度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4203元的80％计算六个月为13681.2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刘灿召的女儿刘某甲现年8岁，其扶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10年的1／2，即20128.56元；刘灿召的儿子刘某乙现年5岁，其扶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13年的1／2，即26167.12元；刘灿召之父刘建彬共三个子女，现年56岁，其扶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20年的1／3，即26838.08元；刘灿召之母刘仍现年57岁，其扶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20年的1／3，即26838.08元。根据法律规定，刘灿召为农村居民，其被扶养人有数人，年赔偿额总额累计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以上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总额有10年已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应按5032.14元／年计算10年，即50321.40元；超过10年的部分，即需分别赔偿被扶养人刘建彬和刘仍10年的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20年（10年×2人）的1／3，即26838.08元；需赔偿被抚养人刘某乙3年的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的80％计算3年的1／2，即6038.56元。刘灿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实际需赔偿额为50321.40元、26838.08元与6038.56元之和，即83198.04元。刘灿召的死亡，给刘建彬等五原告精神上造成严重损害，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确定为80000元；以上各项合计297278.28元，刘红伟承担148639.14元，扣除刘红伟向刘建彬支付的办丧事费用20000元，实际赔偿额为128639.14元；河南中烟公司承担148639.14元。刘建彬等五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事故处理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8639.14元；二、被告刘红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8639.14元；三、驳回原告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40元，原告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负担6100元，被告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70元，刘红伟负担1970元。
原审宣判后，刘红伟、河南中烟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河南中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对河南中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夏孟等人应刘红伟之约去烟田看烟是个人行为。杨夏孟等五人去烟田看烟是基于杨夏孟与刘红伟之间私人交情，并非是履行公务行为，刘红伟邀请杨夏孟等人帮忙查看自己今年烟叶种植情况，并约定之后一起吃个饭叙叙旧，杨夏孟携朋友应邀而去，这是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属于个人行为，并非是履行河南中烟公司精选烟叶的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1.刘灿召与刘红伟之间形成帮工关系。帮工关系是指帮工人自愿、无偿的临时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被帮工人接受的社会关系，帮工人与被帮工人之间一般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者邻居关系，是互助互帮之关系，此种关系形成一般应具有一定友好关系之基础。本案的帮工活动应指刘红伟需开车接杨夏孟等人去其烟田看烟，因其临时走不开，遂借车请同村村民刘灿召帮忙开车去接人。由此可见，刘灿召是为刘红伟帮忙的，刘灿召与刘红伟之间是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2.河南中烟公司与刘灿召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刘灿召既不是河南中烟公司的员工，又不是为河南中烟公司提供劳务的司机，出事车辆不是河南中烟公司提供的，也不是杨夏孟等五人提供的车，而是刘红伟借同村村民段广留的车。杨夏孟等五人与刘灿召不相识，刘灿召开车接人是按刘红伟的请求和要求，刘灿召不受河南中烟公司的支配也不受杨夏孟等人的支配。因此，河南中烟公司与刘灿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可能存在帮工关系。3.河南中烟公司不是帮工活动的受益人。河南中烟公司与刘灿召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河南中烟公司不可能成为帮工活动的受益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红伟均为刘灿召帮工活动受益人是错误的。（四）河南中烟公司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河南中烟公司与刘灿召在帮工关系中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河南中烟公司在本案中不具备应诉的权能，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河南中烟公司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刘红伟辩称，2013年7月26日河南中烟公司下发的烟叶精选人员名单里已经明确了杨夏孟等五人，任务是前往平顶山执行烟叶精选、生产、收购等，一审已经查明的很清楚，2013年8月5日之前杨夏孟已经电话通知刘红伟要到长桥烟站执行烟叶精选收购任务，刘红伟是当地有名的种烟大户，杨夏孟等人对刘红伟的烟田进行指导、查看属于工作职责范围内，8月5日杨夏孟电话通知刘红伟要到其烟田进行查看，因刘红伟烟田工作任务繁重，没时间接他们，就打电话让刘灿召去烟站接杨夏孟等人，杨夏孟等人没有明确拒绝刘灿召的义务帮工行为，而是直接上了刘灿召驾驶的车，去刘红伟烟田。作为河南中烟公司的员工，杨夏孟等五人是被义务帮工人，也是受益人，杨夏孟是在工作时间查看刘红伟烟田，根据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河南中烟公司应当全额赔偿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全部损失，刘红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河南中烟公司称杨夏孟与刘红伟是私人关系不妥，一审已经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杨夏孟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真正的帮工人与被帮工人是刘灿召与河南中烟公司，而非刘灿召与刘红伟，一审已经查明的很清楚。河南中烟公司应该承担该案的全部赔偿费用。
刘红伟上诉请求1.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河南中烟公司承担该赔偿责任。2.上诉费用由河南中烟公司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本案属义务帮工性质，确定案由正确，但对确定的帮工主体认定错误。审理查明中明确写到河南中烟公司“为落实年初公司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采购质量管控，在烟叶生产、收购及加工的工作要深度介入，以提升公司原料的保障能力”。派遣王林、范杰、杨夏孟、石希会、张红立等五人，住郏县长桥镇执行烟叶生产、收购及精选监督工作，工作时间是2013年7月31日至烟叶精选结束。以上人员要到刘红伟烟田进行调研，是他们工作所需，要刘红伟去车接送，是刘红伟为他们帮忙委托。找人去接，是为了河南中烟公司的工作，并非是刘红伟的工作。刘红伟更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服务。况且刘红伟也不是受益人，更不是被帮工主体。原审判决刘红伟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真正的被帮工主体是河南中烟公司。因此所有的一切损失应依照法律规定，由被帮工人承担全部责任。
河南中烟公司辩称，刘红伟是为了推脱责任歪曲事实，杨夏孟等人去刘红伟烟田看烟是受刘红伟之邀，一审中民警对杨夏孟等人的询问笔录有详细陈述。刘红伟才是真正受益人，杨夏孟等人其实也是刘红伟的帮工人，杨夏孟等人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刘建彬、刘仍、刘方方、刘某甲、刘某乙辩称，虽说杨夏孟不认识刘灿召，是经刘红伟安排，但杨夏孟等人并未拒绝，为此刘灿召与河南中烟公司形成了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刘红伟的上诉是成立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杨夏孟等人是河南中烟公司抽调的烟叶精选人员，被河南中烟公司派遣到平顶山执行烟叶生产、收购及精选监督，对烟叶生产基地进行实地参观考察也是其工作内容之一。刘红伟是郏县长桥镇的烟叶种植大户，作为河南中烟公司派驻到郏县长桥镇的工作组，杨夏孟等人去刘红伟烟田看烟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河南中烟公司认为杨夏孟等人去刘红伟烟田看烟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到刘红伟烟田参观考察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因杨夏孟等人未携带车辆，于是由刘红伟联系刘灿召进行接送，但刘红伟并没有为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提供车辆的义务。刘灿召驾驶车辆接送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去刘红伟烟田，提供的是无偿接送，杨夏孟等人并未拒绝刘灿召的接送，视为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同意刘灿召的帮工行为，且河南中烟公司为该帮工行为的受益者，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灿召就本案成立帮工关系，故河南中烟公司认为其与刘灿召之间不成立帮工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能去刘红伟烟田参观考察，对刘红伟的烟叶种植和生产能够提供指导和帮助。刘灿召和刘红伟系同村村民，刘灿召驾车无偿接送河南中烟公司工作组人员去刘红伟烟田参观考察，是基于和刘红伟之间的乡亲关系，为刘红伟事务提供的义务帮工行为，刘红伟也是刘灿召驾车无偿接送行为的受益者，刘红伟与刘灿召之间也成立义务帮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灿召在帮工活动中受到伤害，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红伟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结合本案实际，酌定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红伟分别对刘灿召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责任划分适当，本院予以确认。故河南中烟公司和刘红伟均认为其和刘灿召之间不成立义务帮工关系，对刘灿召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46元，由上诉人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73元，刘红伟负担287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桂喜
审判员 戴铁牛
审判员 石天旭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曹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