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623行初22号
原告曾学东，男，汉族，生于1968年9月26日，云南省水富县人，住水富县。
原告毛久珍，女，汉族，生于1989年12月23日，云南省水富县人，住水富县。
委托代理人邓屹谷，云南鸿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盐津县人民政府。地址：盐津县黄葛槽。
法定代表人郑磊，县长。
委托代理人梁远继，盐津县人民政府法制主任，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邓祥荣，云南亨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第三人郑登珍，女，汉族，生于1956年8月16日，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
第三人舒雁，女，汉族，生于1978年6月26日，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
第三人舒洪波，男，汉族，生于1976年7月11日，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
原告曾学东、毛久珍诉被告盐津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及第三人郑登珍、舒雁、舒洪波房屋登记管理一案，于2017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曾学东、毛久珍的委托代理人邓屹谷，被告盐津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粱远继、邓祥荣、第三人舒洪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郑登珍、舒雁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2月11日，第三人舒洪波向被告县政府提交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原房屋产权证书、郑登珍、舒雁房屋产权赠与合同等资料，被告于2015年2月28日向舒洪波颁发了【房权证盐津县字（2015）0××2号】房屋产权证。
原告曾学东、毛久珍共同诉称：二原告与第三人郑登珍、舒雁、舒华（已逝）系朋友关系，三人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4年1月12日向二原告借款100万元，并用其位于盐津县盐井××房产【房权证盐津县字（2011）0××2号】房屋产权证作为抵押。之后，二原告一直催款未果，原告无奈只好起诉，后经强制执行程序才知道第三人郑登珍、舒雁、舒华将自己享有0××2号房屋产权的份额无偿赠与第三人舒洪波。二原告又经民事诉讼撤销了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赠与合同，但由于第三人恶意欺骗，导致行政机关将房产办理在第三人舒洪波名下，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第三人舒洪波持有的【房权证盐津县字（2015）0××2号】房屋产权证，恢复【房权证盐津县字（2011）0××2号】房屋产权证中郑登珍、舒雁、舒华的份额。
被告县政府辩称：第一，盐津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的主体合法；第二、向第三人舒洪波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的登记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第三人房屋权属证书所载房屋权属来源清楚。
第三人舒洪波述称：第一，民事撤销判决我没有收到，我不知道曾学东起诉我们是胜诉还是败诉，如果我收到判决，曾学东胜诉，我要上诉；第二，原告申请撤销赠与合同和房产证没有依据。
本案庭审中，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县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2、2014年12月23日鹤都晚刊公告；
3、【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4、【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5、【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3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6、【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4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7、【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5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薄；
8、【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3号】房屋所有权证；
9、【房屋共在权证盐房盐津县共字第（2015）0167号】房屋所有权证；
10、盐房预告盐津县字第（2015）30号预告登记证明；
11、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房屋所有权赠与合同；
12、盐房预告盐津县字第（2015）31号预告登记证明；
13、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4号房屋所有权赠与合同；
14、盐房预告盐津县字第（2015）29号预告登记证明；
15、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3号房屋所有权赠与合同；
16、盐房预告盐津县字第（2015）28号预告登记证明；
17、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5号房屋所有权赠与合同；
18、税收缴款书；
19、身份证复印件；
20、房屋所有权登记薄四份即【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39号、0141号、0140号、0××2号】。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盐津县人民政府在【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登记发证过程中程序合法。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恰好证明（2015）0××2号房产证依据（2015）0××2号房产证和赠与合同办理，所以原告要求撤销（2015）0××2号房产证。
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和主体资格。
2、原【（2011）0××2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第三人持有的原盐津县建设局颁发的【盐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所有权证确认的财产和证书抵押在原告处的事实，证明房屋所有权人系第三人郑登珍。
3、原（2011）0064号房屋共有权证，证明第三人郑登珍持有的盐津县建设局颁发的【盐房权证盐津县共字第（2011）0064号】房屋共有权证确认的财产和证书抵押在原告处的事实，证明房屋共有权人系第三人郑登珍。
4、原【盐国用（2010）字第0673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第三人持有的盐津县国土局颁发的【盐国用（2010）字第0673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的土地使用权和证书抵押在原告处的事实，证明土地使用权人系第三人郑登珍。
5、原【盐国用（2010）字第068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第三人持有的盐津县国土局颁发的【盐国用（2010）字第068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的土地使用权和证书抵押在原告处的事实，证明土地使用权人系第三人郑登珍。
6、水富县人民法院【（2015）水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郑登珍持有的【盐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和【盐房权证盐津县共字第（2011）0064号】房屋共有权证确认的财产抵押给原告、第三人应当履行法定还款义务及第三人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事实。
7、盐津县人民法院【（2016）云0623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持有的【盐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和【盐房权证盐津县共字第（2011）0064号】房屋共有权证确认的财产赠与行为被撤销及第三人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事实。
8、舒洪波【盐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房屋所有权证。
9、郑登珍、舒洪波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舒雁出具的借款委托书；第三人借款情况说明、两份民事判决生效通知书。
经质证，被告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3没有异议；对证据4--
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提出该判决书没有明确撤销哪一份房屋赠与合同；对证据8提出是本案被诉对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9中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生效通知书没有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舒洪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8-9没有异议，对证据7不认可，至今都没有收到民事判决书。
第三人郑登珍、舒雁经本案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举证质证的权利。
第三人舒洪波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0能证明第三人享有的房产自【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所有权证办理变更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39号、0141号、0140号、0××2号】房屋产权证的过程，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能证明原【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权利人为第三人郑登珍的事实，与被告提交的一致，予以采信；证据4-5不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予采信；证据6-7系法院生效判决，予以采信；证据8系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使用；证据9中情况说明及借款委托书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生效通知书能证明民事判决书生效时间，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本案争议房屋坐落于盐津县××号。
原告曾学东、毛久珍与第三人郑登珍系朋友关系。
2011年1月13日，盐津县政府向第三人郑登珍颁发【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所有权证，其中郑登珍占4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洪波占2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雁占20%房屋产权，舒华（已故）占20%房屋产权。
2014年1月12日，第三人郑登珍、舒雁因资金周转困难向二原告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7月12日，第三人郑登珍、舒雁将位于盐津县盐井镇坪街38号的房产作抵押担保（权利登记人为郑登珍），并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由原告保管。
2014年12月30日，第三人以（2011）0××2号房产证遗失为由，申请补办房屋产权证。
2015年1月5日，盐津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补办了【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产权证，共有权证为【房盐津县共字第（2014）1423-1426号】，并将【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1）0××2号】房屋产权证登报作废。
2015年1月7日，第三人申请变更【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第1-8层产权份额，其中郑登珍占1-8层1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洪波占70%，第三人舒雁占10%，舒华（已故）占10%，变更后的产权证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共有权证为【房盐津县共字第（2015）0163-0166号】。
2015年2月3日，第三人申请变更【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第9层产权份额，其中郑登珍占第9层1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洪波占10%，第三人舒雁占10%，舒华（已故）占70%，变更后的产权证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5号】，共有权证为【房盐津县共字第（2015）0175-0178号】。
2015年2月3日，第三人申请变更【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第10层产权份额，其中郑登珍占第10层1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洪波占70%，第三人舒雁占10%，舒华（已故）占10%，变更后的产权证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3号】，共有权证为【房盐津县共字第（2015）0167-0170号】。
2015年2月10日，第三人申请变更【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第11-14层产权份额，其中郑登珍占第11-14层10%房屋产权，第三人舒洪波占70%，第三人舒雁占10%，舒华（已故）占10%，变更后的产权证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04号】，共有权证为【房盐津县共字第（2015）0171-0174号】。
2015年2月11日，第三人舒洪波与郑登珍、舒雁、舒华（已故）签订赠与合同，双方约定由郑登珍、舒雁、舒华（已故）将自己享有的上述登记的房屋第1-8层、第10层、第11-14层份额（郑登珍10%、舒雁10%、舒华10%）全部无偿赠与第三人舒洪波。
2015年2月11日，舒华（已故）与第三人舒洪波、郑登珍、舒雁签订赠与合同，双方约定由第三人郑登珍、舒洪波、舒雁将自己享有上述登记的房屋第9层份额（郑登珍10%、舒雁10%、舒洪波10%）全部无偿赠与舒华（已故）。
2015年2月12日，第三人舒洪波在缴纳税收后，依据赠与合同办理了房屋产权证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第1-8层、第10层、第11-14层全部产权，第10层登记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40号】，第11-14层登记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41号】，第1-8层登记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2号】。
2015年2月12日，舒华（舒华）在缴纳税收后，依据赠与合同办理了房屋产权证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4）0896号】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第9层全部产权，登记为【房权证盐津县字第（2015）0139号】。
2015年10月24日，云南省水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水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郑登珍、舒雁及舒华（已故）共同偿还原告曾学东、毛久珍借款人民币10000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100000.00元。
2016年12月14日，盐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623民初字第943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第三人郑登珍、舒雁与舒洪波签订的1-8层房屋产权赠与合同。
2017年5月5日，二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舒洪波的【房权证盐津县字（2015）0××2号】房屋所有权证，恢复【房权证盐津县字（2011）0××2号】房屋产权证中郑登珍、舒雁、舒华的份额。
本院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故被告的登记颁证行为有法律授权。被告县政府于2015年2月12日向第三人舒洪波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属生效的具体行政行政行为，但盐津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6)云0623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撤销了第三人郑登珍、舒雁与舒洪波签订的1-8层房屋产权赠与合同，使得法律事实和情形发生变化，即作为房屋所有权证颁发依据的赠予合同被依法撤销，导致房屋所有权证的法律效力一并丧失，故对原告诉请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为第三人舒洪波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请求，应支持。同时，二原告主张恢复【房权证盐津县字（2011）0××2号】房屋产权证中郑登珍、舒雁、舒华的份额，因房屋产权发生了多次转移登记，原0××2号房产证登记的整栋房屋已变更为四个产权证，原告诉求撤销的【房权证盐津县字（2015）0××2号】房屋所有权证也并非由原0××2号房产证直接变更而来，无法对原0××2号产权份额进行恢复，故对原告要求恢复原0××2号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盐津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舒洪波颁发的【房权证盐津县字（2015）0××2号】房屋所有权证。
二、驳回原告曾学东、毛久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盐津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青
人民陪审员 杨学彬
人民陪审员 徐天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谭远琴
附件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