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再60号
再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林江，男，汉族，1963年4月3日出生，农民，住深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进，男，汉族，1956年10月29日出生，深泽县深泽镇政府退休职工，住深泽县。
再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泽县深泽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深泽县府前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崔磊，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罡，河北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剑，河北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上诉人刘林江与被上诉人深泽县深泽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深泽镇政府）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深泽县人民法院受理后，2015年8月25日深泽镇政府申请追加石家庄鸿深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深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同时申请追加李国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深泽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民事裁定，驳回深泽镇政府追加当事人的申请。2016年3月15日，深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128监1号民事裁定，由该院对（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民事裁定进行再审。深泽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1日作出（2016）冀0128民再2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民事裁定，追加李国彬为本案第三人。深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刘林江的起诉。2017年9月28日，深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28民监5号民事裁定，认为（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确有错误，本案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深泽镇政府申请撤回追加李国彬为第三人的申请，深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冀0128号民事裁定，准许深泽镇政府撤回申请。2017年12月26日，深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28民再6号民事判决，撤销（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刘林江的诉讼请求。刘林江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刘林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进，被上诉人深泽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1994年9月27日原审被告属下企业鸿深公司借李振军现金38000元，双方约定借期一年，利息按贷款利率计算。1994年12月19日，由原审被告担保，鸿深公司和李振军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了鸿深公司到1995年9月26日支付给李振军一年的利息，利息支付后将此笔借款的使用期再延长15年，……到2010年9月26日鸿深公司将所借本金和利息给李振军全部还清”；协议书还约定了结息方式和标准：“五年为一个结息期，……利率按国家银行公布的5年期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同时，协议书还规定了违约责任：“……鸿深公司若在2010年9月26日不能向李振军支付全部本金，未偿还的本金从2010年9月27日起继续计算利息，利率按国家银行公布的5年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计算至全部本息结清给付之日止”。1995年借款人按合同给债权人结清了1994年9月27日－1995年9月26日应付的利息。1996年，原审被告把鸿深公司的全部财产进行了处分，收益归了原审被告，借款人的实体资格消灭，直接影响了李振军债权的实现。李振军于2001年去世，2010年9月26日，原审被告担保的合同期限届满，2011年3月21日，原审被告与李国彬（李振军之子）协商，由原审被告作为甲方，李国彬作为乙方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协议约定：一、由甲方承担偿还本金38000元的义务，免去利息。二、本金分四年还清：（1）协议生效之日偿还10000元；（2）2012年12月22日(阴历，下同)前偿还10000元；（3）2013年12月22日前偿还10000元；（4）2014年12月22日前偿还清全部债务。三、如果甲方不能如期履行第二条之义务，第一条和第二条随之作废，甲方继续承担石家庄鸿深肉食品有限公司和乙方之父李振军于1994年12月所签订还款协议的担保责任。时至今日，原审被告还没有按照所签合同如期向李国彬清偿债务。1995年12月26日李振军向原告借款35000元，借期19年，2015年2月16日李国彬为清偿这笔借款，将自己对原审被告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审原告，并在转让协议中载明委托原审原告将自己签字的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债务人深泽镇人民政府。2015年3月11日，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审被告至今未还欠款。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法院判令原审被告偿还本金和利息共计人民币18.62124万元、违约金（2000年9月27日起至2010年9月26日止）24282元。一审再审期间原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给付本金3.8万元，利息按24％计算，计算到现在是16.2万元，一共是20万元。
原审被告辩称：1、鸿深公司并不是原审被告的下属企业。2、针对鸿深公司与李振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原告仅提供了鸿深公司的收据，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3、1994年12月19日由鸿深公司与李振军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原审被告印章系伪造，2011年3月21日由李国彬与原审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基于伪造的1994年协议而签订的，因此原审被告不应承担保证责任。4、李国彬将债权转让给刘林江没有依法履行债权的转让程序，原审被告也没有收到过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5、原告诉求中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我方需要庭下详细核算并就此提交书面意见，但规定时间内没有提交关于利息的意见。
一审法院围绕债是怎么形成的，原告所诉本金、利息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组织双方当事人陈述事实举证质证。
一、原审原告所诉债的形成。原审原告称：大约是95、96年李振军借了刘林江3.5万元，借据上注明年利率按5年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借条在初审时已提交，当时李振军借原审原告钱的时候，原审原告有顾虑不愿意借给他，李振军拿出了他和鸿深公司签订的协议，对原审原告说“鸿深公司借了我3.8万元，上面有深泽镇政府的担保，你不要怕还不了你，这笔款完全能还你”，原审原告才借给了李振军3.5万元，后来原审原告向李振军要款，李振军一直没有还他，为此事两人闹的很不痛快，2001年李振军去世后，原审原告又找到他的儿子李国彬，拿着李振军给他打的借条向李国彬要款，李国彬说“我父亲已经给我交代了这笔债务，他和鸿深公司的合同也给了我，我可以把这个合同给你，你拿这个合同去跟担保方深泽镇政府去要这笔款来清算和你的债权”，随即在2015年2月16日二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把借据和担保还款协议书交给了原审原告，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内容由原审原告将李国彬签字的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原审被告，原审原告是在2015年3月11日邮寄的，是通过挂号信邮寄的，收件人是陈旭是原审被告办公室主任，提交邮寄单和查单。原审被告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是事实，在陈旭和李国彬的通话记录中已经明确这一点，关于债务的事实有双方的协议签字，完全能够证明债务的真实性和事实存在，说的是李振军和原审原告的借贷事实，原审原告虽然当时只有32岁但是此人已经商数年，主要是卖布，所以有3.5万元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并不稀奇。提交电话录音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在一审法院初审裁定驳回以后，原审原告让李国彬以邮政快递的形式向原审被告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这份债权转让通知书是门卫签收的，提交邮寄快递单一份。
原审被告质证称：对借条：1、没有原件，而且借款双方当事人没有到庭，无法核实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2、出借人刘林江为1963年出生，95年时年仅32岁，出借款项时是否有3.5万元有疑点；3、李振军与刘林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投递单和挂号信、债权转让通知：1、对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核实是否有李国彬本人签署；2、对于投递记录无法证明寄送的是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审被告也没有收到李国彬寄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电话录音：1、录音中李国彬并没有明确的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2、原审原告起诉状中写的是2015年6月，而录音的形成的时间为2015年7月，也就是说原审被告并非是因为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而知道的转让事宜。关于债权转让协议：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审被告并非是该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的债务人，且该协议是否有效应当以李振军与鸿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为基础。这份快递单子同样不能证明向原审被告寄送的是债权转让通知书，仅在投递单据上写明债权转让通知书是无法核实寄送的内容。
二、原审原告所诉本金、利息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原告称：1994年9月27日鸿深公司借李振军现金38000元，约定，利息按贷款利率计算。1994年12月19日，鸿深公司和李振军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由原审被告担保，协议书约定鸿深公司1995年9月26日支付给李振军一年的利息，利息支付后将此笔借款的使用期再延长15年，约定结息方式、标准及违约责任，……到2010年9月26日鸿深公司将所借本金和利息给李振军全部还清”；李振军于2001年去世，2011年3月21日，原审被告与李国彬（李振军之子）协商，由原审被告作为甲方，李国彬作为乙方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协议约定：一、由甲方承担偿还本金38000元的义务，免去利息。二、本金分四年还清：（1）协议生效之日偿还10000元；（2）2012年12月22日(阴历，下同)前偿还10000元；（3）2013年12月22日前偿还10000元；（4）2014年12月22日前偿还清全部债务。三、如果甲方不能如期履行第二条之义务，第一条和第二条随之作废，甲方继续承担石家庄鸿深肉食品有限公司和乙方之父李振军于1994年12月所签订还款协议的担保责任。原审被告按协议给付李国彬3万元，余款未付。因1995年12月26日李振军向原审原告借款35000元，借期19年，2015年2月16日李国彬为清偿这笔借款，将自己对原审被告的债权本金3.8万元及利息转让给了原审原告。提供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公证书、任免书。
原审被告称：1994年9月27日鸿深公司借李振军现金38000元，该收据是由鸿深公司会计李振军书写，而李振军又是出借人本人，且借据上加盖的印章为财务专用章由会计保存。同时借款金额为3.8万元，李振军作为鸿深公司的会计一方面向刘林江借入3.5万元，另一方面又向自己的公司出借3.8万元，行为本身存有疑点，因此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生效并履行的原审原告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仅凭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1994年12月19日，鸿深公司和李振军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中，加盖的原审被告的印章，与原审被告当时使用的印章不符，系伪造，政府机关依法不能作为保证人，该保证行为是无效的，原审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人的任免书和我提供的档案材料可以证明签订协议期间使用印章其中的“镇”字为简写，与协议上的字明显不一致，不用鉴定，该协议不应认定。关于2011年3月21日原审被告与李国彬还款协议：因1、该协议不是债务转让协议，不能证明原审被告受让鸿深公司的债务。2、该协议是基于1994年还款协议，基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原审被告的欺诈而形成的，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原审被告有还款责任。从2015年7月20日形成的电话录音中李国彬陈述，李国进和他说，这样吧，我们先给你出了钱，我们再找他们，故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串通骗取政府机关保证的嫌疑，提交外资企业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这是从工商局打印的。提供的档案材料。原审原告质证称：对登记表没有异议，对原审被告所说的鸿深公司不是原审被告的下属企业有异议，既然鸿深公司不是原审被告的下属企业，那么原审被告为什么对鸿深公司的董事长有任免权，又为什么把鸿深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分，收益归了原审被告。李振军和鸿深公司的债权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李振军当时是鸿深公司的会计，但他行使的是会计的职责，况且借据上有当时的董事长李国进的签字盖章，还有当时总经理王玉军的盖章，足以说明借贷关系是事实存在的。1994年12月19日李振军和鸿深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就对债权债务的真实存在进行了肯定，2011年3月11日镇政府和李国彬签订的协议也确认了债权债务的真实存在，不知道原审被告代理人的疑点从何而来，证据又是什么。关于原审被告称章是伪造的说法，是谬论，没有证据能证明原审被告代理人的主张，如果你认为这个章是假的，你就应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对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但是你没有申请鉴定，因此你应该对此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1994年9月27日鸿深公司向李振军借款有收据证明，原审被告虽对形成过程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收据上有公章，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对该收据应予认定；关于1994年12月19日鸿深公司与李振军签订还款协议书，原审原、被告对协议书的内容和借贷双方的签字均无异议，因此该协议能够证明借贷双方的还款约定这一事实，原审被告提出该协议书上自己作为担保人所加盖的公章，在协议签订时尚未启用，原审原告称该公章是在借贷双方签订协议后，原审被告又加盖的，因此原审被告盖章时间与协议书签订时间并不一致，对此原审原、被告均无证据证明，并且原审被告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书上仅加盖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所以不能认定原审被告是该协议的保证人。关于2011年3月21日的还款协议，双方当事人对于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协议有约定应当是深泽镇政府与李国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协议中镇政府之所以承诺承担还款义务虽然有可能是基于对自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误解，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认可处置了原债务人鸿深公司的财产，因此即使保证责任不成立，原审被告也应当在无偿取得原债务人的财产范围内承担义务，由于原审被告自己的原因无偿取得的财产数额无法确定，故按原审被告承诺还款3.8万元并无不当，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原审被告按约定已经将前三笔3万元给付完毕，仅余最后一笔8000元尚未给付。关于未给付的原因，原审原、被告均提供原审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与李国彬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该录音记载“按协议还剩8000元，你怎么没来支取，也没有让国进代支取，如果你没有空来支取，给你把这8000元送过去……”。依据这一证据，可以证明原审被告曾经主动通知李国彬领受标的款，已经尽到了履行协议义务的合理职责，而原审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向原审被告主张过协议上的权利，也不能证明原审被告有拒绝履行协议规定的还款义务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因此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再审判决为：一、撤销深泽县人民法院（2015）深民二初字第0022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二、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刘林江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是协议的保证人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37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既然承认了协议上的章是自己盖的，盖章时间的早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盖章就满足了合同成立的条件，并不是还必须要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曾经主动通知李国彬领受标的款，已经尽到了履行协议义务的合理职责，而上诉人不能证明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此认定是对被上诉人违约原因和履行过程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是故意违约，认为自己是国家机关不能担任担保人，而且与鸿深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3万元，未履行的8000元不再履行，电话录音足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主动履行还款的表示。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3万元也是上诉人反复催要的结果。
深泽镇政府辩称，一、1994年12月19日鸿深公司与李振军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中，被上诉人印章与当时所使用的印章明显不符，且没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因此被上诉人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担保是无效的，此协议之后，2011年还款协议签订，以及被上诉人向李国彬的付款行为，基于被上诉人对1994年协议的错误理解和误解，即便如此，被上诉人仍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向上诉人一方支付了3万元，剩余8000元未支付，正如一审判决认定的是被上诉人主动通知李国彬领受标的款，而不国彬没有领取，尾款没有支付不是被上诉人的原因；二、鸿深公司不是被上诉人的下属企业，被上诉人也从未受让鸿深公司的对外债务；三、李国彬将其对鸿深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刘林江没有履行通知债务人的程序。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深泽县人民法院一审原审和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从1994年12月19日李振军与鸿深公司之间的还款协议看，该协议对双方借款的事实及经过进行了简要概括，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鸿深公司虽然注册为合资公司，但从深泽镇政府授权委托李国进全权处理该项公司一切遗留事宜，及深泽镇政府对李国进的任免情况看，深泽镇政府对鸿深公司有管理职能，此亦符合当时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负责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从2011年3月21日深泽镇政府与李国彬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明确写明鸿深公司为深泽镇政府所辖企业，1996年深泽镇政府把鸿深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理，并与李振军的继承人李国彬达成新的还款协议。此协议进一步印证了深泽镇政府是鸿深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在对鸿深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理后，亦应承担鸿深公司的对外债务。2011年3月21日深泽镇政府与李国彬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双方对还款事宜的重新约定，该协议明确写明深泽镇政府承担偿还本金38000元的义务，免去利息，并分四期进行清偿。协议签订后，深泽镇政府依约按时偿还了本金30000元，最后8000元未还，应认定违反了协议约定。虽然双方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违约责任，但考虑到深泽镇政府已经履行了大部分的还款义务，不宜再要求深泽镇政府按照1994年12月所签定“还款协议”承担保证责任。但其所欠8000元尾款依法应予偿还，并自2014年12月22日（农历）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从李国彬与刘林江之间的借款过程及债权转让协议看，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明确，债权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刘林江依此向深泽镇政府主张权利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再审上诉人刘林江要求深泽镇政府偿还3.8万元欠款本金，并从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的上诉请求欠妥，被上诉人深泽镇政府称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没有依据。深泽县人民法院一审再审判决以刘林江未及时主张权利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8民再6号民事判决；
二、再审被上诉人深泽县深泽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再审上诉人刘林江本金8000元，并自2014年12月22日（农历）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
三、驳回再审上诉人刘林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7元，共计8914元，由再审上诉人刘林江承担4457元，由再审被上诉人深泽县深泽镇人民政府承担44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俊贤
审判员 王彦松
审判员 高玉坡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