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沪7101行初1357号
原告孙桂英，女，193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代理人王永钱(原告之子)，195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住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ＸＸ。
委托代理人吴雄飞。
委托代理人陈琳，上海市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桂英诉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房管局)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受理后，向被告虹口房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桂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钱、被告虹口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吴雄飞、陈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桂英诉称，其是本市虹口区保定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保定路房屋)的承租人,2016年12月13日，保定路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因原告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较差，故委托长子王永钱办理征收事宜，征收事务所也将告居民书、征收补偿方案等材料交由王永钱签收。2017年1月1日晚19时许，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史某、冷某等3人擅自来到原告家中，当时原告与其XXX残疾的幼子王永强在家。史某等在没有告知原告征收补偿协议内容和进行必要说明的情况下，哄骗原告签订全货币安置方式的征收补偿协议。而原告他处无房，加之有XXX残疾的幼子，故在征收过程中一直要求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安置。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委托儿子王永钱多次与征收事务所交涉，要求撤销全货币安置的征收补偿协议，重新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安置的征收补偿协议。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曾答应原告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要求，但后又以种种理由推脱。原告认为，其是在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的不正当诱导下签订了全货币的补偿协议，协议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损害了原告及同住人的利益。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
被告虹口房管局辩称，原告是保定路房屋的承租人，征收过程中，原告的长子王永钱与二儿子王某某分别来到征收基地，向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了解征收补偿的相关政策，但未递交过原告的授权委托书。2017年1月1日是保定路房屋所在征收基地全货币嘉奖期的最后一天(每证可获得不低于58万元的奖励费)，王某某来到征收基地，告知经办人员史某，原告愿意选择全货币补偿，但因行动不便，希望工作人员能上门签约。考虑到原告年龄较大，工作人员特地邀请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及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一起赶到原告家中，当时王永强陪同在原告身旁。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补偿方案包括全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最终原告表示选择全货币补偿。原告在协议乙方处按了手印，并由王永强帮助其在手印旁加盖了私章，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旁见证。整个签约过程中，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并未采取任何不正当手段，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签约过程中王某某也在场，并未对工作人员的行为提出过异议。签约当日，原告的长子王永钱并不在场，根据工作人员反映，是王永钱了解到市区的房价后，觉得补偿款不足以购买市区的房屋，所以在签约后多次用轮椅推着原告来征收基地要求变更协议，购买青浦徐泾北两套二室一厅的房屋。而根据征收基地的政策，该户最多只能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2017年8月3日，原告才出具委托书，委托王永钱作为征收事务的代理人。经过多次协商，王永钱曾同意只购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被告也为其保留了惠南明乐的一套三房，但王永钱又反悔，坚持要求安置两套二室一厅的房屋，遭被告拒绝，原告才提起本次诉讼。被告认为，原告是保定路房屋的承租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签约过程中自愿选择了全货币补偿的方式，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保定路房屋租用居住公房凭证登记的租赁人为原告,租赁部位三层阁，使用面积20平方米，另有公用租赁部位的晒台和底层灶间。保定路房屋在册户籍五人，包括原告、长子王永钱一家三口、幼子王永强。
2016年12月13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发布虹府房征[2016]12号房屋征收决定,保定路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告居民书、保定路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单、补偿方案告知单等材料均由王永钱签收。2017年1月1日，户籍不在保定路房屋内的原告二儿子王某某与征收事务所及居委会工作人员赶至原告家中。原告在其幼子王永强的协助下，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王某某用手机拍摄了签约过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即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房屋价值补偿款共计1934083.84元，并另行约定了临时安置费补贴、签约比例奖、按期搬迁奖等。征收补偿协议尾部乙方处有原告的捺印与私章印。2017年1月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称征收地块已于2017年1月7日达到85%的协议生效比例。2017年1月13日，王永钱签署拆房(补偿费用结算)申请单，原告等人搬离保定路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原告及王永钱向征收事务所提出全货币补偿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要求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安置。王永钱向征收事务所递交了原告于2017年8月3日签署的委托书。征收双方就房屋产权调换安置曾有多次交涉，但终因意见分歧，未能就重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2009年9月15日，经上海市虹口区残疾人联合会填发、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批准的残疾人证载明，王永强为XXX残疾人，残疾XXX，监护人为原告。
原告申请王某某出庭作证。王某某陈述，因其认为选择全货币补偿较为有利，在与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史某商量好补偿方案后，与史某等共同至原告家中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史某等并未向原告解释全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安置的方案，而直接让原告在征收补偿协议上捺印、盖章。审理中，本院曾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被告愿意重新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向原告提供惠南明乐的一套三房，原告则坚持要求安置青浦徐泾北的一套三房或两套总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的一房。因原、被告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成。
以上事实，由租用居住公房凭证、户口簿、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拆房(补偿费用结算)申请单、委托书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为证。
本院认为，公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被告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主体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尤其是选择全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安置，是否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是否存在以不恰当方式诱导原告签订全货币补偿协议的情形。
从原告递交的病史以及出庭诉讼时的状态来看，原告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出现听力、认知等减弱的情况，由其独自一人应对征收补偿这一重大事项显然有一定的困难。从征收前期材料发放、意见征询等情况看，虽原告未出具书面的委托书，但户籍在册的王永钱深度参与了保定路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结合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以及录像，签约时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并未就补偿方案给予必要的说明，探究原告户补偿安置的真实需求。协助原告签约的王永强更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无法代表该户参与协商。原告只是被动的在征收补偿协议尾部捺印、盖章。虽然全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并无优劣之分，但从原告户对于安置的实际需求看，依据常理，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XXX残疾的儿子共同生活的原告,对房屋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也是户籍在册的原告长子王永钱在签约后一直与被告交涉，要求获得房屋安置的重要原因。
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的房屋征收，本应当是一项惠民工程，作为房屋征收部门的被告以及具体承担征收事宜的房屋征收事务所理应充分解释补偿方案、充分听取被征收一方的诉求。而在2017年1月1日的签约过程中，非承租人、非同住人也非委托人的王某某主导了被征收一方的意思表示，选择全货币补偿的方式既未考虑原告这一户的实际需求，更非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要求撤销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本院予以支持。征收补偿协议撤销后，被告应积极与原告重新协商补偿安置方案，若征收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应及时报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孙桂英与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J-117163)。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剑晖
人民陪审员 祁汉萍
人民陪审员 徐永珠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ＸＸ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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