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6民终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某，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温永刚，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杰龙，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曾用名廖刚，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31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甲，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029。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某乙，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026。
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辉，广东盛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丘某因与被上诉人廖某、罗某甲、罗某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槎民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丘某的起诉。因驳回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可免予交纳。丘某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经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
上诉人丘某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院已对涉案遗嘱作出批准号为HCAG010181／2009的遗嘱认证，且涉及双方对欧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明公司）的股权纠纷亦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审理为由，认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由其审理更为方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从原审庭审中廖某提交的《声明书》第八项可知，其所称的遗嘱认证仅仅是向香港遗产承办处申请其作为遗嘱人廖鸣方遗嘱之法定执行人，而认定程序仅仅是经香港遗产承办处验证的程序，即明显属于形式上的验证程序；且编号为HCAG010181／2009的授予书同样系由香港遗产承办处出具的，并非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院批准且认证。因此，原审法院不应将经非审判机构的香港遗产承办处所作的形式上的遗产验证程序认定为系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院对涉案遗嘱所作出的遗嘱认证程序，更不应以此为由认定香港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进而认定香港法院对本案审理更为方便。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的规定，认为本案应由香港法院审理更为方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并不同时具备上述六个条件。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中国公民可依法享有设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立遗嘱人作为中国公民及在中国境内订立遗嘱，其行为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的形式及生效要件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本案中，立遗嘱人是中国公民，该遗嘱是在中国内地的广州市所立，立遗嘱人的死亡地也在广州市，即本案主要事实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所立的遗嘱的效力只能依照中国法律作出判断，只有中国法院才有管辖、判断的权利，本案不具备上述规定第三、五项的情形。其次，本案丘某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本案的所有一审被告均为中国公民，因此该案所涉相关权益明显属于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即不属于上述法条的第四项情形。再次，从遗嘱继承人继承遗产方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本案案涉遗产为欧明公司的股份，属于动产范畴，且本案的立遗嘱人廖鸣方及遗嘱执行人、遗嘱继承人均为中国公民，故遗嘱继承人继承遗嘱同样应当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即中国内地法律。而且本案提起的是确认遗嘱效力诉讼，其并未涉及遗嘱中所涉遗产具体份额分割问题，故不存在上述规定的第五项情形。最后，原审法院以丘某并非遗嘱人廖鸣方的法定继承人，且未在诉讼中主张对遗嘱人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及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为由，认定本案不应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属于定性错误。丘某虽非遗嘱人廖鸣方的法定继承人且未在诉讼中主张对遗嘱人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但丘某系基于其对遗嘱人廖鸣方擅自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权益，侵犯其个人财产权益而提起的确认遗嘱效力之诉，并不涉及具体分割的数额，故外国法院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所立遗嘱的效力之诉根本没有管辖权，本案亦不存在上述规定的第六项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廖某、罗某甲、罗某乙共同答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院作出的遗嘱认定处理，且初审法院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复印给丘某，其已提交给法庭。有证据证明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院已经对涉案遗嘱进行了审理。廖某《声明书》第八项指的是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院作出的遗嘱认定，并无其他遗产承办处，遗产承办处并非一个单位。原审裁定程序及实体方面适用法律均正确。遗嘱人处理香港的财产应适用香港的法律处理。无论从法律或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本案已经在香港受理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本案应当由香港法院受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丘某的上诉。
上诉人丘某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海力斯（佛山）光电器材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复印件两份，土地登记信息卡、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涉案财产主要位于内地而非香港。
被上诉人廖某、罗某甲、罗某乙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丘某在一审期间就应提交。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因上述复印件打印于2007年、2009年，没有原件，且目前无法确定欧明公司对于其投资的内地企业是否还有股份。遗嘱处理的是欧明公司的股权，股权与债权、物权及其他权利并不相同，相关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法院也只是就程序上的问题进行处理，丘某没有必要庭后提交企业登记资料。
本院对于上述证据之认证意见，详见后文。
经审理，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应否由我国内地法院审理。对此，本院分析意见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本案中，其一，虽然廖某、罗某甲、罗某乙均为我国公民，其在诉讼中已向法院提出本案应由更方便审理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的请求，对于当事人行使自身权利的行为，法院应予尊重。其二，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我国内地法院管辖的协议。其三，丘某在本案中只是提出遗嘱效力之诉，其并非遗嘱人廖鸣方的法定继承人，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并不属于我国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其四，本案双方在诉讼中均确认，关于欧明公司的股权纠纷，双方均已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而欧明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我国内地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其五，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院已对涉案遗嘱作出遗嘱认证（批准号为HCAG010181／2009），且双方之间关于欧明公司的股权纠纷亦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其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根据以上分析，本案符合前述法律规定驳回起诉的情形，故原审法院驳回丘某对廖某、罗某甲、罗某乙的起诉，并告知丘某可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对于丘某二审期间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等证据，因其均非原件，廖某、罗某甲、罗某乙不确认其真实性，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即使相关证据真实，亦不能据此认定遗嘱所涉财产主要位于内地从而应由内地法院审理本案。
综上，丘某上诉所提，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接纳。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 维
审 判 员 吴绮擎
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