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1182民初4号
原告：韩秀芬，女，194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深州市。
原告：严宗芳，男，193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深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晨光，河北天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旭东，河北天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深州市高古庄镇高古庄村。法定代表人：王国强，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增耀，男，村民。
委托代理人：严双春，男，村民。
被告：严伟国，男，197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深州市。
委托代理人：刘巧梅，女，河北衡水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康红乾，女，现住深州市，系被告严伟国之妻。
原告韩秀芬、严宗芳与被告严伟国、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月30日和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秀芬、严宗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晨光、王旭东、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委托代理人王增耀、严双春、被告严伟国及其代理人刘巧梅、康红乾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秀芬、严宗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无效，并判令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将拆迁补偿款130000元给付二原告。事实与理由，二原告在深州市高古庄镇高古庄村有住房一处，并办理了宅基证，该房一直由被告严伟国居住，在2015年底，高古庄村进行拆迁改造时，二被告在未通知，也未征得二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了一份“拆迁协议”，二原告知情后,多次与二被告交涉，但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拆迁款至今在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处。二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明知该涉案房产系二原告所有的情况下，签订“拆迁协议”，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
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辩称，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与2014年7月份开始办理宅基确权登记，原被告无异议此房确权给严伟国，到2015年10月份，高古庄进行旧房拆迁，原被告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此房由被告严伟国20年长期居住，2015年12月高古庄村民委员会利用广播公示并张贴了每户的房屋确权表和房屋评估表，二原告也得到了通知并看到了公示，并有村委会当时的存档照片为证。当时原被告没有找到村委会提出异议，高古庄村委会和被告严伟国不是恶意串通，我们村委会与严伟国签订的拆迁协议应依法有效。
被告严伟国辩称，1.2015年12月7日，我之所以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涉案宅基及其房屋在2014年政府确权登记时就已经登记在我名下，整个确权过程二被告是知情的，并且从未提出过异议，因此该协议是有效的。2.涉案房屋是1986年盖的，当时我已满16周岁。我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是不对的，我是1970年出生（属狗），当时我已不上学，在家与母亲务农，盖房时所用的土坯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弄成的，盖房用的木材也是我赶着驴车从前么头拉回来的，总之我参与了盖房的整个过程，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当时我妹妹、弟弟都在上小学，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当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故涉案房产是有我的份额的，原告说房产归他们二人所有，是不对的。我们家还有一套房产，原由我父母即二原告居住，还有一块空宅基，这三块宅基的宅基证上都是我父亲即原告严宗芳的名字。那两处的补偿款已由我父母即二原告支取。我们住的一处应归我所有，所以为此签订的拆迁协议，理应有效，补偿款应归我们夫妻所有。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1.第262号《高古庄旧村拆迁协议》一份，证明涉案宅院的拆迁协议是被告严伟国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2.编号212和编号481的《深州市宅基地审批登记表》证明涉案四间宅基的两个证（两间一个）都是登记在原告严宗芳名下的。
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1.《确权公示表》证明在2014年对高古庄现有旧宅基重新确权时，把涉案宅院确权给了被告严伟国。2.确权公示存档照片一张，证明在2015年12月4日高古庄村委会把确权情况在村内公示，二原告看到了公示。3.第58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一份，证明二原告现居住的三间宅院是原告的次子严伟民与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拆迁协议。
被告严伟国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人常某的《证明》一份，在1997年，证人常某作为被告严伟国与妻子康红乾结婚介绍人，证明当时原告韩秀芬把涉案宅院赠予给了被告严伟国夫妇。
经当庭交换证据并质证，被告高古庄村委会、被告严伟国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深州市宅基地审批登记表》不能证明涉案宅基的使用人是原告严宗芳。原告对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确权公示表》、公示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确权公示表》没有合法性。原告对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第58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不知情并主张与本案无关。被告严伟国对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严伟国提交的证人《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对被告严伟国提交的《证明》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质证，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第262号《高古庄旧村拆迁协议》，编号为212、481两份《深州市宅基地审批登记表》，有相关人员的签字，有出表单位的公章，并经质证，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确权公示表》，原告对其合法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表没有出表单位的公章确认，也没有合法证件予以佐证，故对该表的合法效力不予确认。对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公示照片经原告和被告严伟国质证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提交的第58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有相关人员的签名，有村委会的公章，经质证，被告严伟国对其无异议。原告也未提出实质的异议，对其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严伟国提交的证人《证明》，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证人作证应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而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另不动产的赠与行为应有赠与双方的书面约定，仅凭一个证人的口头证言，也不能证实赠与双方的赠与行为，故对被告严伟国提交的证人《证明》，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原告严宗芳、韩秀芬系被告严伟国的亲生父母。在1986年严宗芳、韩秀芬和长子严伟国共同在现有的四间宅基上盖起了四间北屋，当时严宗芳在前么头铁路养路工区工作，韩秀芬、严伟国在家务农，严伟国当年16岁，已参加劳动。同年严宗芳为该宅院申请批办了两个《宅基使用证》（两间一个证，四间办了两个证）。1997年被告严伟国结婚，与妻子康红乾居住此院到2015年该房拆迁。2014年高古庄镇高古庄村委托有关单位对现有旧房重新确权，把涉案宅院确权在了被告严伟国名下，但至今未有确权书。2015年12月7日被告严伟国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第262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
又查明，原告严宗芳、韩秀芬夫妇，共有两子一女，长子严伟国，女儿严香菊已于10年前出嫁，次子严伟民现在衡水居住并工作，系国家正式职工。原告严宗芳一家至今未分家。全家在拆迁前除有涉案宅院外，还有三间宅院一处，拆迁前由原告夫妇居住，另外还有空宅基一块。三间宅院的宅基及空宅基均登记在原告严宗芳名下。
还查明，原告夫妇原居住的三××宅院在××次子××与高古庄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协议。空宅基是原告严伟国与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拆迁协议。这两处的拆迁补偿款已被二原告支取，涉案宅院的拆迁补偿款仍在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暂放。
本院认为：农村宅基地的审批发放并不是针对公民个人，而是针对一个家庭，由一个主要家庭成员作为户主提出申请、审批、发放，并登记在户主一个人名下。但并不是只属于户主一人使用，而是属于整个家庭使用，并且在审批表中也注明了使用人口数。所以原告严宗芳以户主身份申批的宅基，并非属他个人使用，应属当时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原告严宗芳以户主的身份共申请过四块宅基，这四块宅基的宅基使用证上都登记在原告严宗芳一人名下，但这四块宅基并不属于严宗芳一人使用。涉案房产在1986年建成，当时被告严伟国已满16岁，弃学务农，并参加了此房的整个建设过程，故涉案房产理应有其份额，且严伟国婚后一直在此房屋居住长达18年之久。严宗芳夫妇与严伟国夫妇分别居住两个宅院，但是至今未分家。现严伟国以个人名义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自己居住的宅院的拆迁协议并无不当，严伟国、严伟民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三份拆迁协议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家庭行为。故所签协议理应有效。二原告主张涉案房产及宅基属其二人所有，经查不实，依法不予支持。二原告诉称二被告签订的第262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利益，经查无据，依法不予采信。至于拆迁补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不属本案合同效力纠纷审理的问题，理应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严伟国与被告高古庄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第262号《高古庄村旧村拆迁协议》有效。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韩秀芬、严宗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振华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