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4112号原告：王惠明，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余佳祯，女，1967年6月25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惠明（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余佳祯（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1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月1000元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万元整，约定2017年8月31日归还3万元，2017年9月30日归还1万元，如过期未还则每月加收4000元利息。被告签署了收条。被告于2017年8月31日已归还原告3万元整，剩余1万元至今未还，故原告诉至本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和收条是在原告胁迫下签署的，原告并未收到过此笔借款。被告为北京乐百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百家公司）的股东，被告曾在乐百家公司代理车险业务，乐百家在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期间以原告的名义向税务局申报过工资，2017年7月初原告便以乐百家公司偷税漏税为由，以向税务局举报投诉、到大兴经侦队报案等手段，胁迫被告向其支付费用，被告缺乏法律知识，迫于无奈先后给付原告53000元，其中3000元是被告于2017年7月13日通过现金方式给付原告的。2017年7月17日原告又威胁被告给付其6万元，被告迫于无奈当场向其给付2万元现金后，剩余4万元，在原告的胁迫下向其出具了《借条》和《收条》。2017年8月31日被告依据《借条》向原告转账3万元。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向王惠明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正，定于2017年8月31日还叁万元正，定于2017年9月30日还壹万元正，如过期未还，则每月加收肆仟元利息。借款人：余佳祯，2017年7月17日。”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书写在《借条》下方，载明：“收到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元，收款人：余佳祯，×××,2017年7月17日。”原告据此证明被告向其借款4万元，且被告实际收到了该笔借款，被告至今尚有1万元未归还原告。被告对《借条》和《收条》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和《收条》均是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的。原告称其于2017年7月17日在大柳树市场古玩城***厅***号，原告自己的古玩店中将借款以现金方式给付被告；因其此前店里有货物出售，所以手中有大量现金。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提交其与案外人刘某（以下简称姓名）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刘某与案外人李某某（以下简称姓名）均在乐百家公司代理车险业务，此三人并非乐百家公司的员工，乐百家公司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就以此三人名义向税务局申报工资，原告得知后以举报、报案为要挟，向被告索要钱款。微信记录中显示“原告说：我这边时间很紧张的，给你面子，我又等了两天，要不周一我就去报案……我觉得这件事也没有必要谈了，请你转告余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吧，我们准备走投诉，然后请律师起诉乐百家公司……我跟你说他们犯罪了，他们都不知道……我明天就去大兴经侦队报案，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职务侵占和贪污罪，你可以让他们找律师问问……我不是吓唬你……我可以从三个地方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大兴经侦队报案，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第二税务机关投诉，税务机关肯定查他们公司的，第三跟乐百家打官司，要求他们对我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和补偿，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朋友，面子已经给足他们了，是他们自己不珍惜……经侦一旦立案，肯定抓人，公司法人和股东谁也跑不了，那时候他们后悔都来不及……明天经侦要是立完案，警察一找他，你看他在不在，我就不信警察找他不好使”。原告对其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称其是通过在乐百家公司上车险认识的被告；其在朝阳区申请公租房后，因没有工作，住保办每年都会向其发放住房补贴；原告并非乐百家公司的员工，乐百家公司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以其名义进行报税，被住保办查出原告有工作收入后不再向其发放住房补贴，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原告于2017年6、7月得知此事，遂找被告协商处理，被告给付了3000元补偿款，说剩余款项此后再补偿给原告，但双方就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于2017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向西城区税务部门进行投诉，亦于2017年10月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乐百家公司侵犯姓名权。被告出示2017年7月13日原告向其出具的《收条》，证明原告向被告索要钱款，被告给付其3000元。原告认可收到3000元的事实，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其身体不好，每周都要去医院进行3次透析，花费较多，被告利用原告的身份信息报税，给原告造成损失，此3000元是被告支付原告的补偿款。被告提交中信银行流水单及招商银行转账回单，证明原告因报税之事向被告索要6万元，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到银行取款后，给付原告2万元现金，剩余4万元在其胁迫下向其出具了《借条》和《收条》，此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借条》支付3万元，并威胁被告要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故被告于2017年8月31日转账给原告3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并未收到2万元现金，另3万元是被告按照借条向原告偿还的借款。经询，原告称其先发现乐百家用其名义向税务机关申报工资，后被告向其借款，因被告此前给付了其3000元的补偿款，看被告人实在就将钱借给被告了。另查，2017年7月17日，被告自其中信银行个人账户取款2万元后，账户余额为123497.75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依据《借条》和《收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辩称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借条》和《收条》是在被告的胁迫下出具的，其并未实际收到借款，向被告给付的费用均因原告胁迫，并叙述乐百家公司利用原告名义向税务机关申报工资，以减少交纳企业所得税的数额，原告得知后以投诉、报案为要挟向作为乐百家公司股东的被告索要钱款，被告在原告胁迫下向其出具了《借条》和《收条》。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看出原告于2017年6月至7月发现乐百家公司利用其名义向税务局申报工资，以至其损失为由向被告索要赔偿，被告于2017年7月13日实际支付了3000元的补偿款，但就剩余补偿款的给付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随后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款4万元；在双方就补偿款给付存在争议期间，且原告自述其申请了公租房并因没有工作可以领取住房补贴，又身患疾病治疗费用较高、花费较大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借款，与常理不符，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借贷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惠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元，由原告王惠明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孙雪婷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 记 员  王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