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小商初字第00427号
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72号金泽苑7单元14层2号，组织机构代码：07553986-0。
法定代表人张晓，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宗贤，山西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牛驰，男。
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组织机构代码：74160298-1。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董事长。
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太榆路武宿机场，组织机构代码：71367363-5。
负责人谢鹏军，总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贺红蕾，女。
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公司”）、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潘潘、人民陪审员张铁牛及人民陪审员李继仙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宗贤及牛驰、被告东方航空公司、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及贺红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东方航空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包机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为旅游经营承包被告东方航空公司太原-
清州-
太原航段的MU754314航班，包机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0月4日，航班座位数156个。5月份8班，每班包机费人民币263000元。7、8月份14班，每班包机费315000元。9月份8班，每班包机费人民币271000元。10月份1班，9月30日、10月4日每班包机费325000元。包机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支付了1300000元合同保证金以及2015年5月包机费用2104000元，二被告亦按照合同约定的航线、日期履行了2015年5月的飞行任务。2015年5月底6月初韩国爆发“中东综合症”（MERS）疫情，疫情蔓延迅速，死亡率高，受疫情影响，山西赴韩国旅游市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疫情的爆发及持续对原告赴韩国旅游经营造成重创，山西省内赴韩旅游线路基本无人问津。世界卫生组织和韩国政府尚未宣布疫情结束，如果疫情不再蔓延，疫情结束后旅游市场恢复也需要较长时间。该疫情的发生是在包机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且不属于商业风险，若仍按照包机合同的约定履行，对原告明显极不公平，会造成原告的重大损失甚至破产风险，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也难以实现。疫情出现不久，山西省内飞韩国的旅游班机合同都已取消，保证金都已退还，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希望从公平公正出发，解除合同，退还保证金，但二被告无动于衷。鉴于包机合同履行期限短，正处于疫情及疫情影响期内，赴韩旅游市场无法恢复，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无法履行，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原被告互不承担违约责任；2、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合同保证金1300000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东方航空公司、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1）本案所涉《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是被告与原告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被告作为承运方将航班销售权承包给作为包机方的原告，由原告全权销售的行为，该合同合法有效。（2）合同为运输销售合同，从合同性质来看，销售权承包的风险在原告，从市场行为来讲，原告应对影响包机运输销售盈亏的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均应有所预见并有所准备，且按商业风险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所述的“不公平”是其作为商家在市场中应承担的固有不利风险。中东综合症的发生只是其风险因素之一，不属于不可预见的范围，且同时期飞往韩国的正班航班及旅行社的包机合同都在正常履行。（3）本合同不符合情事变更的时间条件。本合同从表面看是一份书面合同，签订于2015年4月30日，但从履行方式上看，属分期履行合同，与单纯的一次性履行合同在“情势不可预知”方面有实质区别，5月28日韩国发生中东综合症后，原告只要求停飞7月份包机，并未全面停飞或解除合同，而之后对8、9、10月主张停飞时，完全是在风险已然的前提下，已不属情势不可预知，不符合情事变更的时间条件和不可预见的实质条件。且除7月份外（被告已免除原告违约责任），7月28日韩国方面已宣布疫情结束，8、9、10月韩国旅游市场已逐渐恢复，原告因营销能力有限而受市场影响履行包机合同受阻是原告自身原因所致，并不代表本合同不能履行或履行难以实现合同目的，原告应属其商业自营风险，应由其自身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且双方合同约定被告有权直接扣取1300000元保证金充抵违约金。包机合同有效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应依约严格履行合同，本合同8、9、10月份停飞系原告自身原因所致航班全部取消，按照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8月份原告应支付被告退包费472500元，9、10月份应支付被告退包费339150元，共计811650元。同时，合同违约责任第六条还约定，在本合同履行期内，如因包机人的原因导致航班取消量累计达到或超过本合同项下总班次数的30％，承运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包机人应支付违约金给承运人，违约金数额等同于保证金，承运人有权直接扣取保证金充抵违约金。现由于原告原因导致航班的取消量累计已达总班次数的54％以上，依此约定，被告有权直接将原告保证金1300000元充抵违约金。综上，原告起诉状所称的情事变更实属原告自身营销能力所限遇到相关合同履行阻力因素后所应自担责任的商业风险，原告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由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提出包机申请，申请内容为：“近年来中国赴韩旅游人数连年快速增长，为进一步方便山西游客赴韩国旅游，我公司现申请2015年太原到韩国清州的旅游包机，利用贵公司空余运力，每五天执飞一班，5月1号到5月29号飞行8班（分别是5月1、5、9、13、17、21、25、29号），7月8号到10月4号飞行23班（分别是7月8、12、16、20、24、28号，8月1、5、9、13、17、21、25、29号，9月2、6、10、14、18、22、26、30号，10月4号），包机价淡季263000，旺季315000（含燃油费不含附加费）。机型为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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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以上计划妥否？请予以批复为盼！”后在二被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包机申请的情况下，原告（包机人）与被告东方航空公司（承运人）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了编号为BJCMC［2015］TC2381D的《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本合同中所提的“班次”，是以一个航班号作为一个班次计算，即为单程航班。本合同所称“包机”定义为承运人将某一或某些指定航班的销售权承包给包机人，包机人按合同支付承运人一定金额的包机费用，由承运人直接开具行程单给包机人，这些包机航班的客票不进入承运人定座系统进行开发式销售，包机人与承运人根据本包机合同的约定结算包机费用以及各项税费；飞机机型按照以下型号执行：B738或B73H；飞行日期：201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4日止；飞行航段：太原－清州－太原。飞行航班号：MU7543／4；飞行班期：2015年5月1、5、9、13、17、21、25、29日。7月8、12、16、20、24、28日。8月1、5、9、13、17、21、25、29日。9月2、6、10、14、18、22、16、30日及10月4日；包机费用：2015年5月1日至7月8日，机型B738，每班次包机费人民币131500元。2015年7月12日至8月29日，机型B738，每班次包机费人民币157500元。2015年9月2日至9月26日，机型B73H，每班次包机费人民币135500元。2015年9月30日至10月4日，机型B73H，每班次包机费人民币162500元。B738合计执行包机费用8933000元，B73H合计执行包机费用9211000元；包机人应在每个包机航班执行前20天向承运人预交该航班的全额包机费，并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承运人交齐其他税、费；包机人在承运人执行首次包机航班15天之前必须向承运人交付包机保证金人民币1300000元；保证金不作为包机结算费用，本合同项下收取的保证金将在包机人付清本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后或在确定本合同无法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而导致无法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给包机人，但承运人有权直接扣除包机人应当支付而没有支付的包机费用以及因包机人违约所导致的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或应当赔偿的损失；违约责任约定：在包机航班执行过程中，除政府禁令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外，包机人不得擅自取消航班。如包机人坚持要求取消包机航班，应当发出书面通知，以包机航班取消通知送达承运人之时起计算时限，包机人应当根据以下规定的数额向承运人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承运人有权直接从保证金内扣除：1、包机航班起飞前60天（含）之前，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10％。2、包机航班起飞前60-30天（含）之间，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15％。3、包机航班起飞前30-20天（含）之间，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20％。4、包机航班起飞前20-10天（含）之间，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30％。5、包机航班起飞前10-5天（含）之间，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50％。6、包机航班起飞前5-1天（含）之间，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75％。7、包机航班起飞前24小时之内，每取消1个航班支付该航班包机费的100％。若发生以上所列的各种情况，包机人同时应当赔偿承运人为准备包机飞行而发生的各项实际损失费用以及相应的旅客签转、补偿或赔偿等费用。本款所列的违约金与损害赔偿费用，承运人有权直接从保证金内予以扣除。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条款。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5月2日，原告及原告公司经理牛驰代原告共同支付被告东航山西分公司保证金1300000元。
上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在2015年5月正常履行合同，原告按期支付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2015年5月包机费2104000元。2015年5月底，韩国发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疫情，至2015年6月仍处于蔓延状态。2015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递交“关于停飞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一份，申请的主要内容为：“近期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韩国不断蔓延，且仍不能排除疫情有继续扩散的可能。韩国政府也将防控级别升至最高级四级。受此影响，中国赴韩国旅游人数锐减，山西赴韩国旅游更处于停滞状态。鉴于上述情况，我公司现申请停飞7月8日（含7月8日）以后太原飞清州的旅游包机。”当日，原告又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出具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传发给贵公司的关于停飞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还请缓报东航总部，我公司董事会研究通过以后再重新向贵公司申请。”2015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提交“关于停飞七月份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一份，该份申请的主要内容为：“近期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韩国不断蔓延，发展情况复杂，仍在不断蔓延，韩国政府也将防控级别升至最高级四级。受此影响，中国赴韩国旅游人数锐减，山西赴韩国旅游更处于停滞状态，我公司前期收客100多人全部退团。鉴于上述情况，我公司现申请停飞7月8号、12号、16号、20号、24号、28号太原飞清州的旅游包机。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爆发属于不可抗力，请求贵公司能够免除退包费。”二被告在收到该份申请后，免除了原告7月份的退包费。
2015年7月15日，原告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提交“关于停飞八月份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一份，该份申请的主要内容为：“进入七月份以来，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稍有缓解，世界卫生组织和韩国政府尚未宣布疫情结束，如果疫情不再蔓延，韩国政府估计9-10月份赴韩国旅游会有所恢复。目前，山西赴韩国旅游处于停滞状态，游客心理阴影尚未消散，赴韩国旅游线路上广告后基本无人问津，8月份包机重飞的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情况，我公司现申请停飞8月1号、5号、9号、13号、17号、21号、25号、29号太原飞清州的旅游包机。由于中东呼吸综合症爆发属于不可抗力，还请贵公司能够免除退包费。”二被告收到该份申请后，经研究决定根据合同规定收取原告8月份退包费472500元。
2015年7月28日，原告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提交“关于恢复飞行太原到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一份，申请的主要内容为：“2015年7月22日，我公司向贵公司提出关于恢复飞行太原到清州航班的申请，原申请计划8月17日开始恢复飞行太原到清州的旅游包机，但贵公司电话通知我公司由于八月计划已报总公司，来不及了。为此我公司申请2015年9月2日恢复飞行太原到清州的旅游包机。但还希望贵公司能够协调免除八月的退包损失。近500000元的退包损失费我公司再无力承担。”因二被告不同意免除8月份的退包费，原告在2015年7月31日向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提交“关于停飞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一份，申请的主要内容为：“经过沟通与协商，贵公司不同意免除太原到清州包机退包费，我公司现在也没有资金交付退包费，所以现申请停飞9月2号（含9月2号）以后合同期内的所有太原到清州的包机航班。”二被告收到该份申请后，经研究决定收取原告9月份、10月份退包费339150元。
另查明，2015年7月28日，韩国政府曾宣称该国最后一名MERS疑似患者解除隔离，如无新增确诊病例，韩国最早可在8月中旬左右宣布疫情结束。后因韩国新增MERS疑似患者，至
2015年12月24日，韩国政府正式宣布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结束。
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包机申请、转账单、《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关于停飞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关于停飞七月份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关于停飞八月份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关于恢复飞行太原到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关于停飞太原至清州旅游包机的申请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且经过当庭质对，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东方航空公司签订的《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东航航空公司作为契约的签订者，被告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作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均应受该份合同的约束。合同签订后，由于韩国出现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疫情，其在韩国的流行对一般人来说，显然是不可预见的，是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法律上属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原告作为包机者，其包机的目的是为组织游客前往韩国旅游实现盈利，而韩国疫情恰好发生在合同履行期内，势必会对计划前去韩国旅游的群众的心理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原告的经营。原告在请求停飞7月包机后，又于2015年7月15日申请停飞8月份包机，其提出申请当时疫情的发展态势无法预测，韩国政府也未正式宣布疫情结束，疫情的影响仍然会在游客中存在，故原告请求停飞，合法合理，二被告作为承运人，应当考虑到疫情对原告所造成的影响，遵循公平原则，免于收取原告8月的退包费。对原告请求停飞2015年9月、10月包机的行为，此时疫情虽仍未正式结束，但通过原告所发申请可知，原告原意欲恢复9月、10月航班，最终致使原告再次申请停飞的直接原因是其无法支付二被告主张的8月份退包费472500元，而二被告坚持收取原告8月份退包费的行为，致使原告申请停飞9月、10月航班，二被告存在一定过错。但考虑到原告在申请停飞7月包机且在二被告免收7月份退包费后仍旧采取分阶段逐步决定飞或不飞的行为，充分说明面对疫情时原告仅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商业风险在内，未能适当兼顾二被告的相应利益，致使二被告坚持收取8月退包费，故原告对此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本案案情及公平原则，本院酌定由原告及二被告各负担9月、10月的一半退包费即169575元。综上，二被告应退还原告保证金1130425元（1300000元-169575元）。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最后包机日期为2015年10月4日，最后履行期间已过，双方已无继续履行该合同的现实可能性及必要性，应予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BJCMC［2015］TC2381D的《客运包机运输销售合同》。
二、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退还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保证金1130425元。
三、驳回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6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山西世纪凤凰旅游有限公司负担2165元，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共同负担144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潘潘
人民陪审员 张铁牛
人民陪审员 李继仙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武朝霞
书 记 员 武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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