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1321民初1568号原告陈国刚，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随县。委托代理人彭传成（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参加调解、代为提起上诉、代签法律文书），随县小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法定代表人刘明秀，村主任。委托代理人夏乾坤（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参加开庭、和解，代签法律文书），男，1989年10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随县。系该村会计。第三人刘德明，男，194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随县。委托代理人刘陈阳（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调解，代签法律文书等），男，197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刘德明之子。委托代理人章村（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湖北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国刚与被告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庄村委会”）、第三人刘德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9日立案受理，作出（2015）鄂随县民初字第0083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人刘德明不服，向湖北省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随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13民终15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国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彭传成，被告高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明秀，第三人刘德明的委托代理人刘陈阳、章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我与第三人刘德明系同村组居民。2002年冬，第三人刘德明夫妇主动找村组，以二人年老体弱、儿子在外工作、自己无能为力种田和缴纳各种税费为由，要求将自己承包的山、田、菜园和荒地退给集体，二人到襄樊与儿子一起生活，只保留二人的户口。为此，第三人与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其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由村组收回发包，保留第三人夫妇户口。第三人退还给村组的山、田、地，经村组公开发包，我在本组村民会上公开获得了第三人退给村组的山场承包权，并与七组签订了15年期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注：以下对合同中约定的山场简称为“诉争的山场”），后村组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延长了3年，至2020年12月30日到期。我承包经营该片山场十余年，一直没有砍伐，2014年12月份，第三人刘德明的女婿杨光辉（与我住同村组），在未办理任何砍伐手续的情况下，趁我外出打工不在家之机，在我承包的山场砍伐树木79棵，我找林业部门处理，被告随县高庄村委会无视双方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的事实，极不负责任的为第三人出具了一份“证明”该山场林木属于第三人刘德明所有的《证明》，致使林业部门无法对杨光辉砍伐林木的行为进行定性，导致我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我与村组签订山场的承包合同，经过了合法程序，应属有效，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有效。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程国刚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二：原告与高庄村七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1份。以证明原告承包山场的时间、主体、山场四至界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证据三：高庄村委会与刘德明于2003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1份。以证明第三人已自愿将其承包的责任田、责任山、菜园等退还给村委会，原告承包诉争山场有合法来源。证据四：高庄村委会于2014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1份。以证明高庄村委会向第三人、林业部门出具了虚假证明，侵害了原告的山场承包权，故将村委会作为被告起诉。证据五：《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1份。以证明第三人的女婿杨光辉擅自在诉争的山场上砍伐林木，经原告举报后被林业部门调查处理。证据六：高庄村七组与李长军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菜园承包合同》复印件、高庄村七组与陈国刚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堰塘承包合同》、高庄村委会与徐某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刘德明退还给高庄村七组的菜园被本组村民李长军于2003年1月1日承包，以此印证《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第三人退山退田是真实存在的；上述《菜园承包合同》、《荒山承包合同》上也没有加盖高庄村委会公章，说明“高庄村委会没在对外签订的合同上加盖公章”属于常见现象，被告、第三人不应以原告提供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上“没有村委会公章”为由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上述三份合同中均有原七组组长的签名，有的签名为“徐加文”，有的签名为“徐某”，被告、第三人不应以“徐加文或徐某”的不同签名为由否认原告所提供的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被告高庄村委员会辩称：原告提供的《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上都没有村委会的公章，二份合同也均未交村委会存档，故村委会不予认可。村委会之所以能向第三人出具《证明》，是因村委会通过调查了解，诉争的山场一直属于第三人经营管理，与原告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高庄村委会为支持其辩解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村委会从原村会计朱某处获得的，朱某等人于2009年亲笔登记、后上报至林业站申办《林权证》的“登记底数”复印件。编号“26”“40”分别记载了刘德明二处责任山的四至界限、面积。以证明诉争的山场系1983年分给刘德明的责任山，一直没有变更过承包人；村会计朱某应当知道，诉争的责任山在2009年还被其登记在刘德明名下，故朱某原在法庭《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不实，与其亲笔登记的“底数”相矛盾，也与林权系统中的登记相矛盾；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有合法依据。第三人刘德明辩称：我从未与被告签订所谓的《协议书》。《协议书》中所称的山、田、地一直被我耕种管理，从未交付给原告。第三人申请对诉争山场办理的《林权证》，已经随县林业局受理登记，虽然林权证尚未下发，但在湖北省林业部门《林权登记系统》网站上可查，现有登记信息清晰的显示：高庄村“坟爬”处的林木所有权人为刘德明，说明第三人从未向村委会退还责任山、原告从未获得第三人的责任山。我过去一直在缴纳责任山、责任田的国家农业税，后来一直在领取国家给予的粮食补贴，而且持有二轮延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上充分说明，涉案所指的责任山、责任田的经营权一直归第三人所有。原告提供的《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明显存在“无村委会公章、时间被涂改、落款日期错位、村委会不知晓”等问题，故属原告与原村委会成员恶意串通而制造的、故意侵犯第三人承包经营权的虚假合同，不存在确认合同效力之说。第三人刘德明为支持其辩解理由，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刘德明的户籍卡、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证据二：高庄村委会2014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1份。以证明高庄村委会认可诉争的山场一直归第三人所有。证据三：高庄村委会2011年3月10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1份，载明“今收刘德明2002—2003农业税264.29元，2005年—2008年‘一事一议’费240元”。以证明第三人承包的责任山、责任田等应当交给国家的农业税，一直由第三人在交纳，由此说明第三人从未退山退田。证据四：刘德明的账号为81×××06的《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存折复印件1份,载明：2013年9月—2015年6月的国家粮食补贴发放数额、领取情况。以证明第三人一直在领取所承包的责任田的国家粮食补贴，进而说明第三人未退山退田。证据五：刘德明“二轮延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1份。以证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所指的责任田，二轮延包时仍被确权在刘德明名下，以此说明刘德明从未向村委会退还责任田。证据六：从“湖北省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并打印的《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复印件2份；原村委会会计朱某于2009年亲笔登记后上报至林业站的申办《林权证》“登记底数”复印件（注：该证据与被告高庄村委会提供的证据相同）。载明：刘德明申请登记的位于“坟爬”“大洼”的林种、面积、权利人、四至界限、林地使用期、申请登记日期等详情。以证明本案诉争山场上林木权属归第三人刘德明所有的事实。早在2010年既已被通过村委会、林业站审核确认并上报至林业管理部门进行权属登记，虽然林权证尚未正式下发，但林业管理部门已经受理登记并网上公示。经庭审质证，原告除对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外，对被告、第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被告、第三人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外，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被告、第三人互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结合以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均予以采信。被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责任山承包合同》没有经过村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只有七组队长的签字，没有村委会公章，承包期限超出了常规的“十年”，且承包期限上被涂改后又增加了三年；《协议书》上“王祖芝”的签名不是本人所写，“刘德明”的印鉴不是本人所盖，且《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晚于《责任山承包合同》的落款日期，不符常理。由此说明，二份合同的形成，是原告与原村委会干部恶意串通而伪造的，目的是恶意侵犯第三人的责任山经营权，故均应当认定为无效。（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据四”是村委会出具的，所载内容为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客观实际，应属有效证据；“证据五”不能证明诉争的山场属原告所有，属于原告诬告的结果，并且，林业部门并未最终定性，不具有证据力。（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的异议理由为：原告提供的《菜园承包合同》，与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对照，唯独这份合同上没有村委会公章、七组组长的签名为“徐某”说明该合同系伪造的、不真实的，不能达到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异议理由为：该证据即未注明合法来源，也无朱某的签名认可，真实性、所证明的时间均难以确定；原告从不否认诉争的山场原系1983年分给刘德明的责任山，但被告、第三人不能因此而认定“刘德明没有转让过；该责任山一直没有变更过承包人”；即使如被告、第三人所称的“核查登记时间2009年”属实，但因诉争山责任山的承包发生在“2003年”，说明村委会在2009年的林权核查登记不真实，故不能达到被告所称的“证明目的”。原告对第三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二”，与原告所提供的《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内容相矛盾，说明系被告为第三人提供的虚假《证明》，不能达到被告、第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正是因为村委会出具了虚假《证明》，侵犯了原告对诉争山场的承包经营权，原告才将村委会列为本案被告。（2）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三”《收条》不是原始收据，真实性难以确定；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五”的发证时间为“2015年3月9日”，而“二轮延包”的确权发生在2013年，故“证据五”系村委会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后办理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均是对第三人所称的责任田“农业税、粮食补贴”的证明，而原告并没有争议原告的责任田，且诉争的责任山不需交“农业税”、没有补贴。因此，无论这三份证据是否真实，均与诉争的责任山没有关联性，均达不到第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3）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六”的异议理由为：林权的确定应当以“林权证”为准，不能以“湖北省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信息系统”中的《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为依据；村委会明知诉争的山场存在权属争议，仍然为第三人申请办理林权证，说明村委会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属于无效登记。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当庭出示了原审判人员于2015年7月16日向高庄村七组原任组长徐某调查取证时制作的《调查笔录》、于2015年10月21日向高庄村委会原任会计朱某调查取证时制作的《调查笔录》，并通知证人徐某、朱某分别出庭作证，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徐某、朱某证明了如下方面的内容：《调查笔录》是真实的，所记载的内容与二人所述一致；刘德明向村组提出退还责任山、责任田、菜园等，是真实事实的；刘德明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陈国刚与七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都是真实的；《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上签名、盖章都是当事人本人所签、所盖，不是他人代签、代盖的；原七组组长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徐某”，但本人签名时有时签“徐某”，有时签“徐加文”，并当庭书写两种签名供法庭鉴别；陈国刚与七组签订《责任山承包合同》前，经过了村民讨论通过，合同上没有加盖村委会印章，是因为村干部当时没有随身携带印章，事后忘记补加盖；朱某手中现仍保留有《责任山承包合同》原件，当庭提供给法庭核对；《协议书》的“落款时间2003年1月8日”之所以晚于《责任山承包合同》的“落款时间2003年1月1日”，是因为刘德明当初系口头提出退田退山，村组需将其所退的山田发包成功后才让其补签了《协议书》，而且，村组为了承包合同管理的方便，专门将《责任山承包合同》的起始时间确定为年初的“1月1日”，这属村里管理的正常现象，不是故意作假。原告对证人徐某、朱某在《调查笔录》中的证言、在出庭作证中的证言，均无异议，认为二人所述内容是客观真实的，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对证人徐某、朱某在《调查笔录》中的证言、在出庭作证中的证言，均有异议，异议理由为：徐某、朱某作为村组干部，没有在其与陈国刚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上加盖村委会公章，二人都没有将该合同交给村委会备案存档，均不属正常履行职务行为，时间久远，村委会不能核实合同的真实性，无法认可该合同。朱某作为村委会会计，没有将其与刘德明签订的《协议书》交村委会备案存档，离任村会计职务后也不向村委会交付《协议书》，也不属正常履行职务行为，也导致村委会不能核实《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认可该《协议书》。第三人对证人徐某，朱某在《调查笔录》中的证言、在出庭作证中的证言，均有异议，认为徐某与朱某均与刘德明夫妇有私人矛盾，二人作出对第三人不利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是二名证人与原告恶意串通、为侵占第三人的责任山而伪造的，村委会也不认可，不能作为原告承包的证据；《协议书》《责任山承包合同》的“落款时间”明显倒置错位、不合常理，更说明是伪造的；二名证人的证言内容有矛盾之处，也有自身前后矛盾之处，因此，《调查笔录》中的证言、出庭作证中的证言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以上各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原则，结合三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评析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无被告高庄村委会的公章，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加盖有高庄村七组或村委会的公章，但因证人徐某、朱某均系被告所在村的原村组干部，二人均当庭作证证实了“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并且，合同上是否加盖了村委会公章，是否交村委会备案存档，属于村委会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合同的对外效力。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虽然提出“证据三”即《协议书》上的“王祖芝”签名不是本人所写、“刘德明”的印鉴不是本人所盖，但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拒绝对“王祖芝”的签名进行鉴定，第三人刘德明本人也未到庭否认，故第三人的代理人的此项质证意见缺乏反证支持。因此，本院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二”一致，本院采信该证据的来源。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五”，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仅对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因系被告高庄村原村会计朱某向原告提供，朱某的职务行为后果应由高庄村委会承担，合同上是否加盖了村委会公章，是否交村委会备案存档，属于村委会的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合同的对外效力，因此，本院采信该组证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六”一致，本院采信被告提交的该“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二”，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一致，被告也认可系其所出，故本院采信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是，由于该《证明》系被告单方“证明”，所证明的内容尚须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一并审查判断。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被告无异议，原告仅对原告所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予采信。但是，此三份证据均系对第三人是否享有责任田经营权、收益权的相关佐证，与诉争山场的使用权属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故本院不采信第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六”，原告、被告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原告仅对第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故本院采信该证据的来源真实性。但是，由于该证据中所载信息为“申请状态，未审核出证”，不具备“林权权属证明”的法律效力，故本院不采信第三人所称的“证明目的”。对于本院向证人徐某、朱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二位证人当庭作证，均证明《调查笔录》内容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二份《调查笔录》均属有效证据。对于二位证人在《调查笔录》中所证的内容及出庭作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交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原告陈国刚与第三人刘德明均系随县淮河镇高庄村七组村民，住同一村塆。1983年前，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刘德明的家庭被村组分得菜园一块和山场二处（一处地名为“坟爬”，面积35亩；一处地名为“大洼”，面积27.5亩。）该二处山场系刘德明家庭的“责任山”。1983年，国家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刘德明一家承包责任田5块（承包地合同总面积4.14亩，实测总面积为6.40亩，均为基本农田）。承包的责任田，须按当时的农村土地政策交纳农业税、“三提五统”等相关税费。除以上责任山、责任田、菜园之外，刘德明一家在本村组或其他村组再无其他责任山、责任田、菜园等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部分农民出于不愿种田、或认为农业税过高等原因，出现抛荒现象，或者要求将承包的责任田退还给村组现象。高庄村当时也出现有类似现象，村委会结合当时当地的实情，为了尽量避免“退换的责任田无人接收耕种”，避免产生过多的抛荒田，要求农户“退还责任田时必须一并退出责任山”。刘德明一家耕种承包的责任田至2002年底，刘德明向所在的村组提出了“将承包的责任田退还给村里，只保留刘德明夫妻二人的户口”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村委会及七组决定先将刘德明拟退出的责任田、责任山进行公开承包，待有了新的承包人后再接受刘德明的退田退山请求。后被告高庄村委会及该村七组对刘德明的责任山、田及菜园进行了公开发包，原告陈国刚依法承包了刘德明退出的责任山。2003年初，高庄村七组作为甲方，陈国刚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责任山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了如下内容：经社员会通过，加强山林管理，经甲乙双方协商，现将本组原农户刘德明6人责任山作为承包；承包年限一定十五年不变，从2003年元月1日至2020年12月30号止；承包款项，乙方一次性交清十五年承包款壹仟元整；甲方不负担一切税费款项；四至界限，“东以胡湾分水岭为界，西以王正明责任山河沟为界，南以王家谋责任山为界，北以徐加文责任山为界”（注：即刘德明的地名为“坟爬”的责任山）；乙方在承包期内有管辖权、收益权和继承权，合同期满后应交原坡原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继承承包权；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违反合同罚违约金300元。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1日”，甲方签名落款“徐加文”（时任七组组长），乙方签名落款“陈国刚”，村在场人签名落款“朱某”（时任高庄村委会会计）“杨国中”（时任高庄村党支部书记）。该合同签订后，高庄村委会与刘德明补签《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了如下内容：因本村七组村民刘德明夫妇年老，经村组户三方协商，现将本村七组村民刘德明现实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由村组统一收回发包；甲方有权一次性收回刘德明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无权取消其本户刘德明高庄村七组村民户口；乙方在协议期间有在本村七组居住权，无权向村组收回责任山、责任田、荒地、菜园，但应履行上级文件精神，应交每人每年上交村叁拾伍元的公益事业费；本协议一式三份，村、组、户各执一份，违协议罚款伍佰元整。《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8日”，甲方落款“高庄村民委员会”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乙方签名落款“王祖芝”并加盖有“刘德明”印鉴，在场人签名落款“朱某、徐加文、杨国中”。2004年，国家实行粮食补贴。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两项措施相继出台后，部分农民开始陆续请求收回原退还的责任田，或者收回自行流转的责任田，或者要求对已流转他人耕种的基本农田享受“粮食补贴”，但仍由他人耕种，由此产生了与村组、其他承包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纠纷。高庄村当时也出现有类似现象。虽然刘德明退出了责任田，但刘德明“一轮承包”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发生改变。“二轮延包”登记时也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在国家实行粮食补贴后，刘德明每年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享受并领取“粮食补贴”。2009年，林业部门对高庄村范围内的山场林木进行确权登记，因高庄村自1983年后就没有对原分配的责任山进行过调整，因此，时任村会计的朱某及其他专班人员仍然将原分配给刘德明的责任山登记在刘德明名下，并以此为依据于2010年上报、申请审批。2010年，陈国刚与刘德明之间为《责任山承包合同》中指向的山场产生纠纷，时任村干部进行过协调处理。2014年12月，刘德明的女婿杨光辉到诉争的责任山上砍伐林木，与陈国刚产生争议，陈国刚为此向淮河林业管理站举报，被该站立为“盗伐林木案”。在林业部门对杨光辉调查期间，高庄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高庄村七组村民刘德明，在本组坟爬有一片山林，四至界限……，在本组清水堰大凹有一片山林，四至界限……，两片山林属刘德明所有，林权已确定，林权证正在办理中”。自此之后，陈国刚、刘德明互不准许对方到诉争的山场上砍树。为此，陈国刚认为高庄村委会的此份《证明》侵犯了其对诉争山场的承包经营权，于2015年5月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另查明，原告陈国刚提交的“高庄村七组与李长军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菜园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复自证人朱某保存的原件。该合同上载明有如下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增加本组收入，甲方现将本组刘德明菜园作为承包给乙方；承包年限一定十年不变，从2003年元月1日—2012年12月30号止；乙方一次性交清十年承包款伍拾元。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1日”，甲方签名落款“徐加文”，乙方签名落款“李长军”，村在场人签名落款“朱某、杨国中”。还查明，第三人刘德明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与其持有的原件核对无异。该证上载明：承包方代表为“刘德明”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发证编号为“421321106205070008J”，发证时间为“2015年3月9日”，发证机关为“随县人民政府”，“承包地块情况”为5块责任田及对应的面积、四至界限，经营期限为“1998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还查明，对于第三人刘德明提交的《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复印件2份，经本院委托随县林业局林权管理服务中心网上核查，确定系从“湖北省森林资源林政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并打印，审批表内容与电脑系统信息一致，为申请状态，未审核出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人刘德明以书面形式自愿将其责任山、责任田、菜园和荒地退还被告高庄村委会，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本院在此予以确认。原告陈国刚与被告高庄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程序合法，且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并实际经营管理该承包土地14年之久，被告亦无证据证实与原告签订该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依照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合同属有效合同。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依法确认“原告陈国刚与被告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七组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有效。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随县淮河镇高庄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随州市分行开发区分理处，账号：17×××90。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郭 靖审 判 员  晏贵先人民陪审员  邱 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