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民终3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华，男，1963年4月25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姝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女，1964年4月30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姝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中庆，男，1956年7月28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玲，江苏和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九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汶水东路515号。法定代表人：姜淑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姝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南通九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工业集中区（西区）。法定代表人：朱淑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姝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建华、刘丽因与被上诉人吕中庆、原审被告上海九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环公司）、原审被告南通九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九环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5)建民初字第3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建华、刘丽与原审被告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冰、蒋姝琳及被上诉人吕中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晓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建华、刘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1.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偿还吕中庆借款本金911.51万元（确认案涉实际借款金额为1374.25万元、已还款金额497.74万元中462.74万元为偿还借款本金，尚欠吕中庆借款本金911.51万元）及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2.朱建华、刘丽不承担前述债务的共同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朱建华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系事实认定错误。1.作为借款框架协议的案涉《借款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3月1日，明确载明借贷双方为吕中庆、南通九环公司，当时朱建华为南通九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协议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且该签名上加盖南通九环公司公章更可以证明朱建华系履行职务行为。2.从前述《借款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甲方经营业务，现缺周转资金”更符合南通九环公司的主体身份，一审法院根据该协议上“本人愿以南通九环实业有限公司工厂作为抵押还款”中“本人”的不规范表述，认定朱建华为债务人，依据不足。结合“经双方签字后具备法律效力”的表述，更可以确定借贷双方为吕中庆、南通九环公司。3.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案涉借款均由南通九环公司或上海九环公司入账，从未进入朱建华的账户，足以证明借款用于公司经营，而非朱建华个人使用，进一步印证朱建华并非案涉借款的债务人。4.虽然案涉《收款收据》上有朱建华的签名，但当时朱建华为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公章被其他工作人员带出无法加盖，故朱建华作为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签字确认，且案涉借款均发生在前述《借款协议书》的框架之下，朱建华并非案涉借款的债务人。5.至于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上朱建华的签名亦系履行职务行为，书写身份证号码也仅是表明朱建华身份的真实性，且签名上还加盖公司公章及《对账单》上均表述为“借款人”并未表述为“本人”或“本人与公司”等均足以说明朱建华并非案涉借款的债务人。（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明显错误。1.案涉《借款协议书》系框架协议，案涉《收款收据》已被确认为借据，故具体借款金额应以借款人实际收到金额为准。2.认可吕中庆通过转账及少部分现金的方式实际出借1374.25万元，其余现金出借部分不予认可。吕中庆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吕中庆已经实际出借了该部分现金。3.一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断，在借款人未足额收到前一笔借款的情况下不可能自愿在涉及现金交付的十余笔《收款收据》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未审查吕中庆提交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就做出前述推断，没有依据。4.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上载明的借到“1850万元”系指拟借款金额并非已借款金额，“以上如有异议，以双方核对为准”更能证明1850万元并未实际出借。（三）债务人已还款497.74万元中的462.74万元应优先冲抵本金。案涉借款约定年息15%，每年结息一次，利随本清。可见案涉借款约定的是按年结息、利随本清，但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在吕中庆未主张还款之前，仅是每年计算一次利息，债务人无需支付利息。吕中庆于2014年7月向债务人主张还款，在此之前债务人无需偿还利息，故债务人于2014年7月之前还给吕中庆的462.74万元应冲抵本金。被上诉人吕中庆辩称，（一）朱建华系案涉借款的债务人。1.案涉2012年3月1日《借款协议书》上载明“本人愿以南通九环公司工厂作为抵押还款”，表明朱建华作为债务人以其对南通九环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吕中庆作为其还款的担保，且朱建华还在借入方处签名。2.案涉借款项下，朱建华、刘丽于2013年2月18日向吕中庆出具金额为520万元的借条。3.案涉2013年的21张收款收据上均有朱建华的签名，仅有8张收款收据上有上海九环公司或南通九环公司的公章。4.朱建华在案涉2014年7月8日《还款计划》上还款人处签名。5.朱建华在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上签名并手写朱建华的居民身份证号码。6.2015年5月30日，朱建华向吕中庆承诺还款，除以南通九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并盖章外，还再次在空白处手写签名以示区别。（二）案涉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1.除转账的1141.25万元外，债务人认可收到现金233万元，合计1374.25万元。2.根据吕中庆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吕中庆已经全额交付案涉1850万元借款。首先，债务人出具的案涉2013年21张《收款收据》载明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其次，2014年7月8日朱建华手写的还款计划载明“于2014年7月20日前还60万元、8月10前还100万元、2014年底前还200万元，另加利息。之后每年逐年还款400万元，另加利息（分上半年200万元、下半年200万元），五年还款”，可以看出债务人欠付的借款本息远远超过1850万元。再次，2015年5月30日朱建华手写《对账单》明确记载“自2010年1月至2013年9月30日止，借款人累计借到吕中庆人民币1850万元……借款人仍欠借款本金1850万元、欠利息461.8125万元，合计2311.8125万元”。最后，案涉借款项下现金交付集中发生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而债务人出具案涉21张《借款收据》的时间是2013年，如债务人并未收到全部借款，不可能在三年之后还出具《借款收据》，在五年之后出具《对账单》确认借款金额为1850万元。（三）案涉借款约定年息15%，每年结息。在债务人未在转款时注明偿还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冲抵借款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述称意见同上诉人朱建华、刘丽上诉意见。吕中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85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20日起，按照年息1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刘丽对朱建华所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中庆与朱建华原系多年朋友关系。2012年3月1日，吕中庆与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签署了一份《借款协议书》，约定因借入方经营业务缺少周转资金，由出借方借给部分资金，出借资金数额由出借方而定，利息按年息15%计算，每年结息一次；借出方如有特殊情况需要部分资金，借入方在10天内备足，利随本清，不得拖延；以上借款如到期不能支付，本人愿以南通九环公司工厂作为抵押还款；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具备法律效力。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在借入方处盖章、签字，吕中庆在借出方处签字。一审庭审中，吕中庆提交了21份《收款收据》，证明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其中，编号为09002610的收据载明借款58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1月20日，由朱建华签字、上海九环公司盖章，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11的收据载明借款7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1日，由朱建华签字、上海九环公司盖章，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12的收据载明借款62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10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13的收据载明借款8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18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001764至0001768的五份收据载明借款52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18日，前三份由朱建华签字、南通九环公司盖章，后两份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向上海九环公司转款478.25万元，现金交付41.75万元；编号为09002614的收据载明借款5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15的收据载明借款25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28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21的收据载明借款20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2月28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系现金交付；编号为09002617至09002620的四份收据载明借款40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286万元，现金交付114万元；编号为0001763的收据载明借款5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由朱建华签字、南通九环公司盖章，吕中庆主张转款至上海九环公司；编号为0001769的收据载明借款70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6月23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20万元，现金交付50万元；编号为09002609的收据载明借款65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由朱建华签字、上海九环公司盖章，吕中庆主张转款至南通九环公司；编号为09002608的收据载明借款62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9月5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上海九环公司盖章，吕中庆主张转款至南通九环公司；编号为0001770的收据载明借款138万元，入账日期为2013年9月5日，由朱建华一人签字，吕中庆主张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120万元，现金交付18万元。该21份《收款收据》均载明交款人为“吕忠庆”，借款年息为15%。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认可该21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朱建华称《收款收据》所载内容均系其公司会计填写，然后再由其审核签字。吕中庆认为《收款收据》的性质应当为借据，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3月1日，吕中庆委托张美华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286万元。2012年7月30日、9月14日、9月21日，吕中庆分别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65万元、120万、60万元。2013年2月22号，吕中庆向上海九环公司转款478.25万元。2013年5月24日，吕中庆的妻子解祥珍向上海九环公司转款50万元。2013年6月5日、9月5日，吕中庆分别向南通九环公司转款20万元、6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141.25万元，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予以认可。此外，吕中庆称其自2010年1月起陆续以现金方式给付了708.75万元，但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不予认可。2014年7月8日，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向吕中庆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主要内容为“兹因借‘吕忠庆’款，于2014年7月20日前还60万元，8月10日前还100万元，2014年底前还200万元，另加利息。之后每年逐年还款400万元，另加利息（分上半年200万元、下半年200万元），五年还清，特此还款计划”。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在还款人处签字、盖章。2015年5月30日，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向吕中庆出具了一份《对账单》，载明“自2010年1月至2013年9月30日，借款人累计借到吕中庆人民币壹仟捌佰伍拾万元整（￥1850.00万元整）。吕中庆通过转账支付捌佰多万元，现金支付壹仟多万元。自2013年1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借款人累计应付借款利息626.8125万元（利息按年息15%计算）。其中，通过转账已支付借款利息165万元整，借款人仍欠借款本金壹仟捌佰伍拾万元（￥1850.00万元），利息461.8125万元，合计贰仟叁佰壹拾壹万捌仟壹佰贰拾伍元整（￥2311.8125万元）。以上如有异议，以双方核对为准”。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在借款人处签字、盖章，朱建华还书写了其居民身份证号码。朱建华认可《对账单》的内容系其本人书写，但认为代表的是南通九环公司。一审法院还查明，2010年2月12日，上海九环公司向海安县金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款33万元；2010年7月1日，上海九环公司向吕中庆转款6万元；2011年2月1日，南通九环公司向南通华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转款33万元；2011年6月30日，上海九环公司向吕中庆转款13.74万元；2012年1月21日，上海九环公司向海安县华洋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转款17万元；2013年2月20日，南通九环公司向海安县华洋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转款120万元；2013年5月30日，南通九环公司向吕中庆转款20万元；2013年9月17日，上海九环公司向解祥梅转款60万元；2013年9月27日、11月14日、11月22日、2014年3月7日、3月28日、4月15日、4月17日、7月25日、9月30日、11月7日、11月28日，上海九环公司分别向吕中庆转款30万元、10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30万元、3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5万元。上述款项合计497.74万元，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认为归还的是借款本金；吕中庆确认收到该款项，但认为归还的是借款利息，而非本金，即2010年2月12日至2013年9月27日给付的332.74万元系归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利息；2013年11月14日至2014年11月28日给付的165万元系归还2013年的部分利息，并在庭审中明确利息自2013年1月20日起计算，然后再扣除该165万元。另外，吕中庆认为通过还款行为可以看出南通九环公司和上海九环公司是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又查明，海安县公安局签发的居民身份证记载持证人姓名为“吕中庆”，有效期限为自2006年3月6日至长期；2015年5月18日，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记载吕中庆的曾用名为“吕忠庆”；2015年5月19日，海安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出具的《南通市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记载内容为“变更项目：曾用名；经户口登记机关审核，同意变更曾用名吕忠庆”。对此，朱建华认为吕中庆是为了配合诉讼才变更曾用名。还查明，吕中庆与解祥珍系夫妻关系；朱建华与刘丽系夫妻关系；南通九环公司的股东为朱建华、刘丽，2015年9月6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朱建华变更为朱淑芳；2014年11月26日，上海九环公司股东由朱建华、王翔变更为姜淑萍、王翔，法定代表人由朱建华变更为姜淑萍。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二、借款本金是否为1850万元；三、已归还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以及如何确定利息数额；四、如果认定朱建华为借款人，其所负债务是否属于朱建华、刘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吕中庆与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故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对南通九环公司的借款人身份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朱建华是否为本案借款人，虽然朱建华在签署《借款协议书》时，同时担任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在《借款协议书》上表明以该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公司借贷，且朱建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在注明借入方身份之处签字的法律后果。结合《借款协议书》第三条载明的“以上借款如到期不能支付，本人愿意以南通九环公司工厂作为抵押还款”等内容，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理解，可以看出朱建华明确将其与南通九环公司作为两个独立主体，故可以认定朱建华对其签字时的借款人身份是明知的。同时，朱建华在《还款计划》的还款人处、在《对账单》的借款人处签字的行为与其在《借款协议书》中的做法相一致，此举亦进一步证实了其知悉自己借款人的身份，否则其亦无必要在《对账单》上书写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再结合朱建华陆续向吕中庆出具多份仅由其一人签字、性质为借据的《收款收据》的行为，可以确认其向吕中庆清晰地表达了借贷合意和借款金额，故一审法院认定朱建华为借款人。关于上海九环公司是否为本案借款人，虽然上海九环公司没有在《借款协议书》上盖章，但其陆续向吕中庆出具了多份由其盖章的《收款收据》，可以认定其以借据的形式向吕中庆清晰地表达了借贷合意和借款金额。此后，上海九环公司实际接收、归还了相关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上海九环公司以其实际行为参加到本案借款关系中，对其借款人身份予以确认。综合前述分析，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均是借款人。关于三者是否为共同借款人，根据双方的举证，并结合银行转账交易情况，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即单独由朱建华签字的《收款收据》所借的款项分别汇至上海九环公司和南通九环公司；由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共同签字、盖章的《收款收据》所借的款项汇至上海九环公司；由朱建华、上海九环公司共同签字、盖章的《收款收据》所借的款项汇至南通九环公司，以及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分别向吕中庆还款等。虽然借款发生时，朱建华同时担任南通九环公司和上海九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朱建华的签字系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职务行为，亦不能证实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之间存在有关委托收款、付款的约定。因此，就案涉款项来说，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共同完成了借款行为，但因无法分清各自的借款数额，故综合认定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为本案全部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更为恰当。因此，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关于朱建华的签字仅代表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系受托收款和付款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借款本金是否为1850万元。因各方对银行转账的1141.25万元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吕中庆主张现金交付的708.75万元，虽然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辩称《收款收据》上载明的系拟借取金额，而非实际收到的金额，但结合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和上海九环公司先后在十几份《收款收据》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来看，其作为一个理性人，应当清楚在没有足额收到借款的情况下签字、盖章的法律后果。另外，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借款人在未足额收到前一笔借款的情况下，仍然自愿在后续十几笔涉及到现金交付的《收款收据》上签字确认的可能性不大。况且，此举也不符合生活常理。虽然《还款计划》中没有载明借款总额，但出具该《还款计划》时，借款双方必然会对借款金额进行核算，且根据《还款计划》载明的分期还款数额，可以看出本息总额已经超过了1850万元。如果债务人认为没有足额收到借款，其在借款发生后近两年时间，即2015年5月30日进行对账时，断然不会对没有收到的款项进行再次确认。虽然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否认收到现金，但根据《对账单》的记载的，可以看出存在现金交付。因《对账单》系朱建华书写，其并未举证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故朱建华和南通九环公司在《对账单》中确认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的行为，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对账单》上载有“以上如有异议，以双方核对为准”等内容，但由于《对账单》中载明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数额精确到元，可以看出经过了双方的认真核算，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宜推翻该核算结果。在综合分析上述证据的基础上，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因此，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关于未足额收到借款，因太相信吕中庆才多次出具《收款收据》，并在《对账单》上签字、盖章确认以及借款数额不应以《对账单》为准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已归还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以及如何确定利息数额。因各方对已归还的497.74万元数额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该款项的性质，虽然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认为归还的是借款本金，但其转款时并未予以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履行顺序的，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冲抵。依据该规定，虽然借款双方对借款利息做了约定，并在《借款协议书》中明确“每年结息一次”，但双方没有约定履行顺序，且《对账单》仅载明债务人支付了借款利息，并未提及支付了借款本金，故应认定该497.74万元系归还借款利息。关于利息数额，因《对账单》载明“自2013年1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借款人累计应付借款利息626.8125万元（利息按年息15%计算）。其中，通过转账已支付借款利息165万元整，借款人仍欠借款利息461.8125万元”，据此可以看出借款双方就利息做了明确约定，即2013年1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应付利息为626.8125万元，且被告已经给付了165万元。对于债务人还给付的332.74万元利息，因该款项给付时间在前，且双方在对账时均未再提及，故应当视为双方一致认可该款项支付的是2013年1月20日前的利息，且已经结清，故一审法院不再理涉。因此，吕中庆主张利息自2013年1月20日起，以18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息1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关于497.74万元系归还借款本金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如果认定朱建华为借款人，其所负债务是否属于朱建华、刘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依据该规定，虽然《借款协议书》约定用于生产经营，但借款发生时，朱建华是南通九环公司、上海九环公司的股东，刘丽是南通九环公司的股东，故借款投入公司生产经营时，二人理应可以从中获得相关利益。另外，朱建华借款时，其与刘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二人均无确凿证据证明朱建华与吕中庆明确约定该债务为朱建华的个人债务，亦未能举证证明朱建华与刘丽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为吕中庆所明知，故一审法院认定发生于朱建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为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二人共同归还。因此，朱建华、刘丽关于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吕中庆姓名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签发的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以及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可以确认吕中庆的曾用名为吕忠庆。因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予以认可，且未就姓名不一致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书》《收款收据》《还款计划》以及《对账单》中多处记载的“吕中庆”和“吕忠庆”为同一人。虽然朱建华认为吕中庆变更曾用名是为了配合诉讼，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吕中庆借款本金185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20日起，按照年息1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项利息计算后应扣除已支付的165万元）；二、刘丽对朱建华所负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800元，由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负担（此款吕中庆已预交，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朱建华、刘丽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吕中庆）。二审中，上诉人朱建华、刘丽与原审被告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吕中庆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2月18日朱建华、刘丽出具的金额为520万元的借条一份；2.2015年5月30日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向吕中庆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一份；3.吕中庆向其债务人出具的收据存根21张。证据1、2证明朱建华是案涉借款的债务人；证据3证明吕中庆向朱建华出借案涉借款的来源。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朱建华于2011年2月2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200万元，并于当日出具借条，后向吕中庆出具日期为2013年2月28日、金额为200万元的九环企业收款收据。朱建华、刘丽于2013年2月1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520万元，并于当日出具借条，后向吕中庆出具日期均为2013年2月18日、金额分别为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20万元的九环企业收款收据。以上事实由借条、收款收据及一、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明。吕中庆未能提交前述2013年2月18日金额为520万元的借条的原件，但该借条上载明的内容与相应的收款收据及款项交付方式、金额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借条予以采信。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于出具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当天向吕中庆出具还款性质的书面文件，载明“吕忠庆，您好！借你的人民币2015年计划还本金伍佰万元及应付利息。特此承诺。确保以上款项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另起一段载明“余款及利息确保在2017年12月30日之前还清。”朱建华在该承诺书右下方签名、署日期，并加盖南通九环公司公章。朱建华另在该承诺书下方署名、署日期。以上事实有吕中庆提交的还款承诺书及双方当事人的二审庭审陈述予以证明。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朱建华是否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2.案涉借贷关系项下实际出借金额应如何认定；3.债务人已经偿还的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综合当事人陈述和举证情况，本院认为，朱建华应是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理由如下：1.案涉借款是自2010年陆续出借至2013年累计而来，其中包含朱建华于2011年2月2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的200万元及朱建华、刘丽于2013年2月1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的520万元。前述朱建华以个人名义的借款均转换为相应的案涉2013年九环企业收款收据。2.从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来看，本金1850万元中包含了朱建华于2011年2月2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的200万元、朱建华与刘丽共同于2013年2月18日以个人名义向吕中庆借款的520万元。3.朱建华在该对账单上手写添加居民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以个人身份进行对账。朱建华辩称写明居民身份证号码系为确认朱建华身份的真实性，该解释不能否定居民身份证号码系用于表明个人身份。4.朱建华、南通九环公司于出具案涉《对账单》的当天，即2015年5月30日向吕中庆出具还款承诺，在该承诺书左下角有朱建华签名并加盖南通九环公司公章，在该承诺书下方朱建华再次签名。朱建华的两次签名应分别是履行职务行为、代表其个人作出的承诺。朱建华辩称该承诺书下方朱建华的签名系针对添加内容“余款及利息确保在2017年12月30日之前还款”，该辩称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朱建华为案涉借贷的共同借款人，且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朱建华、刘丽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借款本金金额为1850万元。理由如下：1.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是双方对之前债务往来的结算，应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约束力。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及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建华应明知其出具《对账单》的法律后果，且该《对账单》上还由南通九环公司加盖公章，可见该《对账单》是各方当事人核算后出具的。该对账单载明“以上如有异议，以双方核对为准”，仅表明双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异议，不能证明双方未予核算。朱建华辩称出具《对账单》时未予核算，只是应吕中庆要求，并根据吕中庆口述出具，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2.案涉借贷项下吕中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1141.25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3.二审中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认可收到案涉借贷项下吕中庆出借本金1374.25万元，包含现金233万元（1374.25万元-1141.25万元），结合案涉2015年5月30日《对账单》载明的出借方式包括转账、现金支付，本院认定案涉借贷双方存在现金交付的惯例。一审中朱建华本人陈述其从未收到过吕中庆的现金，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4.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仅认可收到部分现金233万元，却未能指明其收取的现金与案涉借据的对应关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2013年总金额为1850万元的收款收据中包含了预扣利息，又不能合理解释吕中庆未全额交付借款而朱建华却一直未提出异议，仍出具借据，甚至在出具借据两年之后的2015年仍出具对账单确认借款本金为1850万元。故对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主张其仅收到部分现金233万元，本院不予采纳。4.即便如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主张案涉借据项下包含计入本金的利息，案涉借贷双方于2013年出具的本金金额为1850万元的21张收款收据亦系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在法定利率范围内予以认可。案涉债务人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吕中庆主张的利息标准超过法定上限，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吕中庆的陈述、吕中庆提交的款项来源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收款收据、借条的对应关系的认可，在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对款项的实际交付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认定吕中庆已通过转账、现金方式交付借款本金18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朱建华、刘丽、上海九环公司、南通九环公司应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履行顺序，案涉债务人在还款时未注明其偿还的是借款本金，且吕中庆也不认可债务人优先偿还本金，故案涉债务人的还款应优先冲抵借款利息、再行冲抵本金。朱建华辩称借贷双方约定“利随本清、每年结息”是每年计算利息，在吕中庆未主张还款时债务人无需偿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建华、刘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00元，由上诉人朱建华、刘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晗庆代理审判员  罗正华代理审判员  程俊杰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孙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