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826民初1044号
原告：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
地址：运城市河东东街御泽苑小区4号楼2单元602室。
负责人：张建国，男，195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系原告事务所主任。
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绛县支行。
住址：绛县厢城街8号。
负责人：薛建英，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卿，女，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寸律所）与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绛县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绛县支行）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盐湖区法院处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民事裁定书，由绛县法院进行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张建国、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绛县支行委托代理人张丽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寸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根据律师法第25条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69950元；2、要求被告支付从2016年10月26日起的利息5000元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8月8日至2016年8月7日被告的上级主管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市分行同原告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书》，原告指派张建国律师为市分行的法律顾问。合同第六条约定，凡是被告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案件，原告优先予以安排，代理费按收费标准优惠30%收取。原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包括被告在内的十三个县各支行提供具体法律服务。2009年3月18日被告通过其上级主管部门运城市分行委托原告代理，绛县南樊棉花购销有限公司借款2486万元一案的代理执行。2011年11月9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9）运中执字第62-1号民事裁定书执行完该案。2012年1月11日被告电汇律师费53000元（该代理费未付够，另案处理）。2008年12月29日被告通过上级行运城市分行委托原告代理，绛县大交棉花加工厂、绛县国宝纺织有限公司、菏泽东海纺织有限公司借款560万元一案。运城中院以（2008）运中民一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结案。2013年12月16日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20000元。根据原告同被告上级行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第六条“凡是被告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案件，原告优先予以安排，代理费按收费标准优惠30%收取。”大交棉花加工厂原告代理费为128500元，优惠30%为89950元，被告支付20000元，现尚欠69950元。2016年8月7日原告同被告上级行运城市分行法律顾问合同到期，协商法律服务费结算事宜遭拒绝，原告诉至盐湖区法院。盐湖区法院认为应另案处理，故诉至法院。
被告农发行绛县支行辩称，1、2008年12月，被告与原告口头协商确定，原告代理大交公司案提供诉讼一审及执行代理工作，代理费为73000元，该代理费已于2012年1月11日支付53000元、2013年12月29日支付20000元。2009年4月，绛县支行与原告口头约定，由原告免费代理南樊案件一小部分执行工作。2、被告与运城市分行虽然是上下行的关系，但均是从事民事行为的独立主体，均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运城市分行作为管辖十三个县支行的上级单位，其中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管理、指导及监督下级行的工作，对县支行的重大行为须经上级行的审批，因此原告作为运城市分行的法律顾问代表其审查下属各县支行签署的重大合同是运城市分行履行职能范围，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仅为运城市分行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原告与被告之间产生的代理费用，不能以《法律顾问合同书》，作为其支付代理费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适用运城市分行与原告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书》，根据该份合同第六条约定“凡是甲方（运城市支行）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案件，必须交付乙方，代理费用双方另行协商”。因此即使根据该合同支付代理费，代理费系双方另行协商，并非原告所称的按收费标准优惠30%收取。而且诉争的大交案按1150万元的标的，根据（2003）176号《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规定按分段累计的计算方法，代理费上限为231500元按优惠30%的标准为123600元，下限为162050元按优惠30%的标准为86520元，原告主张的89950元没有法律依据。3、关于原告主张延期付款的利息，首先双方没有约定延期付款要支付利息；其次，利息计算的起算日期2016年10月26日没有事实依据支持。故应予驳回。4、原告主张已超诉讼时效，原告主张代理费的诉讼时效起算日为终结执行裁定书下发次日为2012年11月10日，届满日是2014年11月9日。因此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方寸律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如下：1、运城中级人民法院第59号《民事判决书》三页，证明张建国律师代理案件；原告为被告代理了大交公司案子约定代理费128500元根据合同约定优惠30%为89950元，被告支付了20000元代理费；2、绛县支行执行授权委托书，运城中院民事裁定书，运城中院第65号民事判决书标的的2486万元，原告出具的税票和被告电汇凭证53000元，十一页；该案我方律师办理了3年多；案件处理完毕后原告向我方支付了53000元的代理费；与本案大交公司没有关系；3、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三页，证明省物价局和司法厅下发的关于印发收费的通知第三条有明确要求；收费标准的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根据该标准计算出60000元，根据第九条第二项计算；该服务收费标准是政府定价行为，根据合同法第62条规定根据政府定价收取费用；4、《法律顾问合同书》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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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7日合同共九份十二页；明确约定按法律顾问合同优惠30%计算收取费用；5、2008-2009年张建国律师为绛县支行审查合同，绛县支行提供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信贷项目法律审查意见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呆账核销法律意见书》十四份七页；证明原告一直在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2009年至2016年8月8日一直在为被告服务，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6、绛县支行上级部门运城市分行的《答辩状》认为原告与“绛县支行……因代理案件而产生的代理费用，应向支行主张。”四页，与第七组证据相互印证；7、盐湖区人民法院第5457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代理绛县支行案件告知“另行处理”九页；8、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005号民事判决书九页，证明对诉讼时效的确认从2016年10月19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我方认为没有过；9、原告2016年10月8日给被告上级行运城市分行递交《关于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函》，第八条中我方提到大交公司的案件，证明我方在顾问合同结束后就向运城市分行主张我方的权利。10、当庭递交（2017）晋民申190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市分行的再审申请。
被告农发行绛县支行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件的诉讼标的为560万元，如果按照原告所述的根据法律顾问合同适用优惠30%的规定无法算出89950元的律师费；第二组证据，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看是先盖章后形成的文字，不排除被告先盖章原告自己写的内容，而且一般银行诉讼案件都要上报，不会为特别授权，我方认为内容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62-1号民事裁定书是2013年8月6日做出的，诉讼时效就是届满日为2015年8月6日；对53000元发票和电汇凭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53000元不能证明是支付的南樊案件的代理费，应是大交公司案件的代理费；第三组证据2003年的收费标准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不是按照2003年标准计算收费的，按照该临时收费标准的第九条第一款，如果代理执行案件的收费标准是按照一审案件减半收费；第四组证据法律顾问合同书与运城市分行签订的，被告与运城分行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双方都是独立的主体，对绛县支行没有法律约束力；退一步讲，大交案件2008年12月份起诉，应适用2008年的法律顾问合同，该合同第六条有明确约定；凡是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案件，必须交付乙方代理，代理费双方另行协商，该合同并不是原告代理案件的必然的收费依据，仅仅是表示优先考虑的对象。第五组证据因为运城分行管辖十几个县支行，原告作为运城分行的法律顾问，代表运城分行审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也是正常的工作范围，不能证明同时为县支行提供法律服务，呆账和审查意见是原告自己签字没有绛县支行的盖章我方有异议，送审单位都是运城分行没有县支行，恰恰能证明原告是为运城市支行提供法律服务，不能证明为绛县支行提供服务；第六组证据当时在答辩状中不仅对主体提出异议对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原告在盐湖区起诉时依据的并不是法律顾问合同而是按照和运城市分行签订的另一个协议，在本案中原告变更为分行顾问合同，说明双方对代理费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第七、八组证据对盐湖区的2005号民事判决证明目的有异议，盐湖区法院在判决时只针对运城市分行与直属库案件进行处理，上诉的时候运城中院仅是对运城市分行营业部和运城市直属库的案子提出的，与大交的案件没有关系。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2008年30%优惠标准计算，数额不是89950元而是10万多元的代理费，法律顾问合同不是本案计算代理费的依据，而是能说明双方是协商确定代理费的；对当庭递交的裁定书对运城市直属库棉麻的案件的诉讼时效与本案没有必然关系。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明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下称：方寸律所）代理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绛县支行（下称：绛县支行）与山西省南凡棉花购销有限公司（下称：南凡公司）；绛县支行与山西省绛县大交棉花加工厂（下称：大交公司）两个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收取情况。
㈠：因南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双方协商确定方寸律所以免费方式代理南凡公司一小部分执行工作；同时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民事起诉状2页，证明：①、2007年10月22日，绛县支行向运城中院提起诉讼；②、起诉本金标的为2486万元，收取53,000元代理费，与原告主张按法律顾问合同书约定收费标准优惠30%（上：127785元/下：66640元）不一致，也并非按2003年律师收费标准（上：182550元/下：95200元）计算；③、该起诉状意味着上述法律顾问合同书不是原告代理被告案件的收费依据，而是由委托人与原告协商确定。2、《民事裁定书》（2007）运中民一初字第65号2页，证明：因南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2008年4月28日，运城中院作出裁定中止诉讼。3、《民事判决书》（2007）运中民一初字第65号11页，证明：2009年2月20日，运城中院判决南凡公司偿还共计2486万元。
4、申请执行书、《执行裁定书》（2009）运中执字第62-2号4页，证明：①、2009年4月20日申请强制执行；②、2013年8月6日，各被告名下无财产，终止执行；③、诉讼时效从2013年8月6日起计算两年，截止2015年8月5日止。
㈡：证明原告代理的绛县支行与大交公司等借款合同案件，双方以协商方式确定代理费为7.3万元，并全部支付完毕；同时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民事起诉状2页，证明：①、2008年12月10日，绛县支行向运城中院提起诉讼；②、起诉本金标的为560万元，按法律顾问合同书中收费标准优惠30%（上：81025元/下：43260元）与本案主张的律师费89,950元不一致，也不是按照2003年收费标准（上：1157500元/下：62800元）计算；③、该起诉状意味着上述法律顾问合同书不是原告代理被告案件的收费依据，而是由委托人与原告协商确定。2、《民事判决书》（2008）运中民一初字第59号6页，证明：①、2011年10月26日，运城中院判决大交公司偿还共计560万元；剩余590万贷款另诉。3、申请执行书、民事裁定书（2012）运中执字第17号4页，证明：①、2012年1月15日，绛县支行向运城中院申请强制执行；②、2012年11月10日，被执行人大交公司已停产多年，无偿付能力；被执行人绛县国宝纺织有限公司和山东荷泽东海纺织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执行；③、诉讼时效从2012年11月10日起计算两年，截止2014年11月10日止。4、代理费发票及电汇凭证7页，证明：绛县支行为本案已向方寸律所支付7.3万元。
第二组证据：原告代理的绛县支行与大交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并非依据与运城市分行签署的《法律顾问合同》，亦并非依据2003年的《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而是双方协商确定的。
㈠、原告出具关于绛县支行的法律审查意见书，是原告作为运城市分行常年法律顾问的工作内容，仅为运城市分行提供法律服务，不能说明又为绛县支行提供法律服务。同时绛县支行与运城分行分别为独立主体，因此原告与运城市分行签署的《法律顾问合同》，对绛县支行没有法律约束力。1、法律顾问合同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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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3页，证明：①、上述法律顾问合同书是运城市分行与原告签订的，绛县支行与运城市分行虽为上下级关系，但绛县支行作为独立民事行为主体，上述法律顾问合同对其没有法律约束力；②、根据2008年8月8日的法律顾问合同书，期间为2008年8月8日至2009年8月7日，大交公司案适用该合同，同时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凡是甲方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案件，交付乙方办理，代理费用另行协商。因此涉诉案件的代理费是另行协商，而不是原告所称按收费标准优惠30%计算；③、根据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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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2014年度第六条及2015年度度顾问合同第3.1.8条约定，甲方进入诉讼或仲裁的案件，优先考虑乙方代理，乙方应给予优惠。该条约定意味着上述法律顾问合同书不是原告代理被告案件的必然收费依据，而是由原告仅是绛县支行委托律所优先考虑的对象。2、山西省分行律师审查意见书18页，证明：①、农发行山西省分行的法律顾问代表省行审查由其审批的（包括各市分行、县支行）的法律业务，是省行法律顾问的日常法律服务范围；②、同理可以说明方寸律师事务所作为运城市分行的法律顾问审查关于下属行的业务，是属于市分行法律顾问的日常服务内容，不能视为同时向绛县及其他各县支行提供法律服务。
㈡、原告为被告代理案件，双方多年形成以协商方式确定报酬的代理习惯，并非按照山西省物价局与山西省司法厅出台的律师收费标准作为代理费计算依据。（1）：证明原告代理的绛县支行与大交公司等借款合同案件，双方以协商方式确定代理费为7.3万元，并全部支付完毕；同时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1、风险代理合同5页，证明：①、原告代理运城市分行与运城市云天化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标的约1900万元，约定代理费前期支付5万元，剩余的按执行回款3%计算，共计37万；②、按2013年收费标准计算346223元，优惠30%为242356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2）：原告代理夏县支行关于与夏县李氏养殖有限公司（下称：李氏公司）、永济晋龙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晋龙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以协商方式确定的。1、民事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代理合同6页、电汇凭证发票3页、（2014）夏民初字第466号《民事判决书》、（2015）运中民终字第326号《民事裁定书》、（2015）运中民终字第21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①、原告代理夏县支行与李氏公司、晋龙公司借款担保诉讼纠纷案件二审、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标的180万元，约定代理费共计3.5万元。②、按2003年收费标准计算69994元，优惠30%为48995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3）：原告代理新绛县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以协商方式确定的。1、风险代理合同5页，证明：①、原告代理新绛县支行与山西亿家康面业有限公司（下称：亿家康公司）借款担保诉讼纠纷案件，诉讼标的3190元本金及28948.97元，前期支付10万元代理费，后续按执行回款3%计算，约定代理费共计92.5万元；②、按2013年收费标准计算598844元，优惠30%为419190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当庭递交2、《裁决书》（2009）运仲裁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2009）运中执字第36-17号、收款收据（新绛县龙兴棉业有限公司）6页，证明：①、原告代理新绛县支行与新绛县龙兴棉业有限公司（下称龙兴棉业）借款纠纷一案，诉讼标的4,649,271.55元，收取代理费的为50074.17元；②、按2003年收费标准计算（上：109485元/下：62592元），优惠30%为（上：76639元/下：43814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3、《裁决书》（2009）运仲裁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2010）运中执字第63号、收款收据、（新绛县朝阳棉业有限公司）6页，证明：①、原告代理新绛县支行与新绛县朝阳棉业有限公司（下称朝阳棉业）借款纠纷一案，诉讼标的530万元，收取代理费为55280元。②、按2003年收费标准计算（上：122500元/下：69100元），优惠30%为（上：85750元/下：48370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4、《裁决书》（2009）运仲裁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2010）运中执字第64-21号、收款收据7页，证明：①、原告代理新绛县支行与新绛县棉花良种保纯厂（下称良种保纯厂）、担保人利源电器公司借款纠纷一案，诉讼标的670万元，收取代理费为66480元；②、按2003年收费标准计算（上：150500元/下：83100元），优惠30%为（上：105350元/下：58170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5、《裁决书》（2009）运仲规裁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2010）运中执字第65-9号、收款收据7页，证明：①、新绛县支行与良种保纯厂、担保人金都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借款纠纷一案，诉讼标的460万元，收取代理费为49680元；②、按2003年收费标准计算（上：108500元/下：62100元），优惠30%为（上：75950元/下：43470元），因此证明双方以协商的方式确定代理费。
第三组证据：绛县支行委托原告代理本案目的是取得相关法律文书进行内容的呆账核销。1、南凡案件呆账核销的法律意见书一份，证明：①、南凡案件于2013年10月12日已在运城市分行内部呆账核销终结，包括代理费已结清；②、诉讼时效应从知道呆账核销之日2013年10月12日起算，于2015年10月11日届满。2、大交案件呆账核销的法律意见书一份，证明：①、大交案件于2013年10月12日已在运城市分行内部呆账核销终结，包括代理费已结清；②、诉讼时效应从知道呆账核销之日之次日2013年10月12日起算，于2015年10月11日届满。原告在盐湖区起诉的8个案子和大交的案子原告主张的代理费为102800元与本案原告起诉的代理费不一致。
原告方寸律所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被告主要强调南樊公司的案子是双方协商确定免费代理，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免费代理的协议或约定或证人证言；本案争执的53000元在证据一中被告承认是本金标的为2486万元收取53000元的南樊代理费；第二组证据被告认为不执行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双方是协商确定，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非常明确，正因为双方协商不成才起诉至法院，应按照律师顾问合同和山西省律师服务临时收费标准为依据；第二三组证据我方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原、被告举证、质证，经本院审查判断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中1、生效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山西省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被告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而是对是否能作为原告主张代理费的收费依据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收费标准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53000元电汇凭证，原告拟证明是收取的南樊案件的代理费，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能证明其收取的是南樊案件的代理费，而是大交案件的代理费，本院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提供证据中的1、生效法律文书，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被告提供南樊案件的相应材料拟证明南樊案件曾与原告协商免费代理，原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供的相应证据材料证明南樊案件是与原告协商免费代理；3、被告提供的法律顾问合同、律师审查意见书、原告代理其他案件材料拟证明大交案件经原、被告协商确定大交案件的代理费为73000元，原告经质证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材料中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原、被告曾协商确定大交案件的代理费为73000元；4、代理费发票及电汇凭证，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5、被告提供南樊、大交案件呆账核销意见书拟证明代理费已结清及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附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5年8月8日至2016年8月7日被告公司上级主管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市分行聘请原告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原告指派张建国律师担任其法律顾问并签订多份法律顾问合同。2008年12月原告通过被告公司上级主管行运城市分行介绍，原告受被告公司委托并指派张建国律师代理，被告与山西省绛县大交棉花加工厂、绛县国宝纺织品有限公司、菏泽东海纺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大交案件）。2009年3月原告通过被告上级行运城市分行介绍，原告受被告委托并指派张建国律师代理，被告与山西省绛县南樊棉花购销有限公司、山西省天降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部分执行事项（以下简称南樊案件）。被告于2012年1月11日给原告电汇款53000元、2013年12月16日给原告电汇款20000元。现原告主张被告电汇款53000元是支付南樊案件的代理费且未付够，另案处理；被告电汇款20000元是支付大交案件的代理费。被告主张两笔款均是支付大交案件的代理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诉讼时效问题；2、原告代理大交、南樊案件的代理费，双方如何约定问题；3、被告电汇的73000元是大交案件的代理费还是南樊案件的代理费；4、原告主张的代理费利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原、被告对原告代理大交案件以及南樊案件中部分执行事项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1、诉讼时效问题：被告抗辩原告代理的大交、南樊案件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大交、南樊案件时均未约定支付代理费的期限，而且结合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8日给被告上级行运城市分行下发的《关于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函》中第八项载明包括大交案件的代理费，被告当庭表示清楚该催要的事实；原告也在2016年10月26日起诉至运城市盐湖区法院，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未果时起算。2、代理费如何约定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剩余代理费用，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结合原告提供《法律顾问合同》的聘请单位（甲方）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市分行，并非本案被告，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大交案件代理费约定的依据；原告提供的《律师收费标准》只是律师代理案件收费的依据，且该标准存在上下限的规定，原告不能提供其与被告就大交案件代理费约定的标准及计算方法，因此该收费标准亦不能作为大交案件代理费约定的依据。综上，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69950元及利息50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3、被告支付的73000元是大交案件代理费还是南樊案件代理费问题：原、被告对电汇款20000元是支付大交案件代理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电汇款53000元原告主张是支付南樊案件代理费，被告抗辩支付的是大交案件的代理费，结合被告提供的电汇单原件显示系大交棉花加工厂代理费，故本院确认53000元系大交案件的代理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0元，由原告山西方寸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炎红
人民陪审员 赵惠霞
人民陪审员 张 良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赵 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