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3民终28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蓬安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57店，注册号：51132360xxxx5，住所地：蓬安县。
经营者：蒋洁贵，男，194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漆明义，男,195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竽蓉，女，198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上诉人蓬安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57店（以下简称康贝药房57店）因与被上诉人杜竽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3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贝药房57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杜竽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担责主体明显错误。1.上诉人所经营的康贝药房57店系个人经营，经营范围是生化药品等五类药物，从不经营任何食品。第三人蒋怀勇虽是我儿子，但不是我店员，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我不应该为其过错行为担责并受到株连；蒋怀勇与杜竽蓉是否构成虫草鹿鞭胶囊等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应由相关案情来决定。当时，我本人不在现场，对于他人没有法定的管理、监督义务，不具有代人受过的法定理由；蒋怀勇给杜竽蓉出具的《收据》上所盖的“蓬安县金溪供销社国药店中西药店门市部业务章”，说明他是背着康贝药房57店的个人行为，没有理由相信蒋怀勇是本店职工。2.杜竽蓉与熊某到本药店购买“植物伟哥”等药物，被告知无货，便充分说明上诉人不从事杜竽蓉所述的食品经营。3.杜竽蓉与熊某第二次找到蒋怀勇要求购买“植物伟哥”等产品，蒋怀勇无奈之下，帮助将该产品在他人处拿回转手卖给他，应收960元，实收800元，没有从中获利，说明是一种委托从事的“劳务合同关系”，不能简单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买卖合同论。二、漏列了当事人。1.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熊某是案件当事人，也是该产品的付款人，应当列为诉讼参与人。2.蒋怀勇，既是产品销售的经办人，又是受托人，必须追加其为诉讼参与人。三、一审判决没有相应证据支撑。1.本案除了第三人蒋怀勇写的收据外，我既没有看见杜竽蓉出示的视频，也未看到杜竽蓉所购买的产品，无法达到证实杜竽蓉与我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目的。2.一审判决认定“康贝药房57店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进货票据和证明其产品合格的证据”不符合最高法院所规定的举证规则。杜竽蓉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关系成立的真实性，杜竽蓉与蒋怀勇发生的业务往来，本上诉人没有为其提供进货发票和证明其产品合格的法定义务。四、适用法律法规对本上诉人毫无针对性。本上诉人所经营的康贝药房57店系个人独资，只对个人行为负责；本店只销售药品，不销售食品。杜竽蓉2017年5月14日来拿货，被告知没有就是最好的例证；蒋怀勇受托为杜竽蓉进货，与本上诉人不产生关联性，如果要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也应当是杜竽蓉与蒋怀勇，而不是本上诉人；本案所涉虫草鹿鞭胶囊等产品到底是药品还是食品，应当以专业部门的鉴定或行业的规定为准。总之，一审法院审理中，既存在默认起诉担责的主体明显错误、漏列当事人，没有买卖、没有收钱、没得利、不知情，又存在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倒置”的弊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杜竽蓉辩称，2017年5月17日在康贝药房57店购买虫草鹿鞭胶囊12盒、虫草养肾王10盒、植物伟哥10盒，康贝药房57店收取了价款，出具了收款收据，我两次到康贝药房57店购买产品，经营人员仅有上诉人之子蒋怀勇并由蒋怀勇直接实施经营行为。一审中，我当庭出示了案涉产品、收款收据和交易视频，法庭组织了质证。不管产品来源于何处，只要是在康贝药房57店经营场所由你的营业人员对外经营销售，必然与消费者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法律规定，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就产品合格承担举证责任。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杜竽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返还购买虫草鹿鞭胶囊、虫草养肾王、植物伟哥的价款960元；2.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十倍赔偿9,600元；3.在店堂内张贴告示向广大消费者道歉；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5月14日下午六时许，原告杜竽蓉与熊某到蓬安县金溪镇正街康贝药房57店买植物伟哥等货品，蒋怀勇在门店内，告知二人没货，双方约定过两天备好货后再买。2017年5月17日下午6时许，原告杜竽蓉与熊某再次到康贝药房57店，店内的蒋怀勇卖给原告虫草鹿鞭胶囊12盒、虫草养肾王10盒、植物伟哥10盒，被告应原告要求出具收据，载明货品数量、单价，总金额960元，实收货款800元。虫草鹿鞭胶囊、虫草养肾王、植物伟哥三种产品的批准文号分别为：港卫食准字（2008）第026号、港卫食准字（2011）023号、藏卫食准字（2010）第026号，其生产厂家均不是制药厂，其预包装标签上均无食品生产许可证标识和编号、生产者联系方式。
康贝药房57店系个人经营，经营范围：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开业日期：2007年1月1日，核准日期：2014年8月22日，注销日期：2017年7月3日。
另查，被告康贝药房57店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进货票据和证明其产品合格的证据。原告杜竽蓉在庭审中自认系知假买假。案外人蒋怀勇系康贝药房57店经营者蒋洁贵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虫草鹿鞭胶囊、虫草养肾王、植物伟哥三种产品的外包装、说明书等判断，该产品应属于食品范畴，其争议属于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故对原告要求适用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来处理本案的诉请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是被告的责任认定。
一是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告从康贝药房57店处购买虫草鹿鞭胶囊等食品，并支付了相应价款，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完毕。虽被告抗辩该食品非经营者蒋洁贵本人所出售，而是其子蒋怀勇的个人行为，该买卖行为与其无关，康贝药房57店不是适格主体，但本案买卖事实发生在康贝药房57店内，并按一般的买卖交易习惯正常完成，而在售卖中，经营者蒋洁贵并未阻止而是默许交易完成，故原告有理由相信蒋怀勇是该药店的工作人员，至于蒋怀勇是否是经营者，原告并没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同时，从查明事实看，蒋怀勇系经营者蒋洁贵之子，因此，该买卖合同行为引发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被告康贝药房57店承担,故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是被告在本案中的责任如何认定，关键在于被告康贝药房57店是否属于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从查明事实看，被告康贝药房57店出售的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标签上均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标识、编号及生产者联系方式等内容，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康贝药房57店作为销售者应承担所售食品符合质量标准的举证责任，诉讼中，康贝药房57店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拟证明该项事实。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之规定，被告康贝药房57店无法提供进货票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也不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故被告康贝药房57店属于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本案原告杜竽蓉自认系知假买假，被告也据此抗辩原告明知食品质量存在问题仍购买，主观上存在牟利的恶意，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对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食品安全关系到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食品经营者的被告康贝药房57店应对其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更应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被告康贝药房57店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也没有尽到进货查验义务、不能说明其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之规定，对原告要求康贝大药房57店依法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予以准许，而原告系知假买假，并没有食用该产品，也未产生损失，故其要求返还货款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准许。另原告要求被告在店堂内张贴告示向广大消费者赔礼道歉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条、第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蓬安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57店的经营者蒋洁贵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杜竽蓉支付赔偿金8,000元；二、驳回原告杜竽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蓬安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57店的经营者蒋洁贵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7月20日康贝大药房57店重新核准工商登记。2017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对杜竽蓉、蒋怀勇的询问笔录载明“蒋：五月十四日下午大概六点，他们两个来店里说要买点伟哥，他们说在新疆开饭店等两天要走，让我给他们带一点，我让他们自己去，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带，我看是老乡，就同意了。十六日我到蓬安吃饭，就顺便去买了，还打电话问他这几种药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买了之后十七号就通知他来拿了。这家药店是我父亲的，我只是偶尔去门市帮忙，平时我是做零工的。”一审庭审中，康贝大药房57店经营者蒋洁贵陈述“我二儿子（蒋怀勇）很少帮我经营”。杜竽蓉出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在康贝大药房57店内，蒋怀勇向杜竽蓉交付虫草鹿鞭胶囊等食品，并向杜竽蓉开具收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杜竽蓉在上诉人康贝大药房57店购买虫草鹿鞭胶囊等食品，支付了相应价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履行完毕。至于康贝大药房57店一、二审均坚持该买卖合同与该店无关，系蒋怀勇个人行为的问题。首先，该交易在康贝大药房57店内完成，蒋洁贵并未阻止而是默许交易完成，故杜竽蓉有理由相信蒋怀勇是该店工作人员，蒋怀勇售卖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康贝大药房57店产生法律约束力。其次，蒋怀勇系康贝大药房57店经营者蒋洁贵之子，蒋洁贵、蒋怀勇父子均认可蒋怀勇偶尔在店里帮忙。因此，基于以上事实，仅凭蒋怀勇经手此笔交易而不足以认定系蒋怀勇个人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康贝大药房57店出售给杜竽蓉的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标签上均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标识、编号及生产者联系方式等内容，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康贝药房57店作为销售者应承担所售食品符合质量标准的举证责任，但康贝药房57店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所售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故康贝药房57店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康贝药房57店没有提供进货票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也不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故康贝药房57店属于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之规定，判决康贝大药房57店经营者蒋洁贵向杜竽蓉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康贝大药房57店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蓬安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57店经营者蒋洁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莉
审判员 王 维 登
审判员 程 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欧阳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