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廊民一终字第5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华，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
委托代理人：韩笑，河北子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锋，住河北省廊坊市。
委托代理人：辛力华，河北子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诉人（原审原告）：沙建华，住河北省廊坊市。
委托代理人：张晓春，河北拓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建华、刘国锋与被上诉人沙建华之间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2013）廊广民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杨建华、刘国锋对该判决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1997年4月23日，沙建华与刘国锋登记结婚，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于2000年9月7日购买了座落于廊坊市金桥小区金香苑5栋2单元401室房屋一套，房产权证号为廊坊市房权证字A37**。刘国锋与杨建华于2010年5月16日签订房屋抵账出售协议，并于2010年5月17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廊坊市金桥小区金香苑5栋2单元401室房屋登记所有人变更为杨建华。2007年7月9日刘国锋向其中国银行一卡通（存折号码为�（04）1028303）存入现金6万元，此款于2007年7月22日偿还蓝菱纸业纸款85344.36元。2007年12月23日刘国锋给付廊坊市兴旺纸业有限公司纸款10万元，2007年12月23日刘国锋向其中国银行一卡通（存折号码为冀（07）4502533）存入现金23万元，2008年1月3日取出49900元并于当日由沙建华偿还廊坊市新琪瑞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纸箱款50494元，2008年1月7日刘国锋取出5100元偿还廊坊市新琪瑞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纸箱款4222.6元，2008年1月8日取出68000元，当日分别偿还朱铭38794元，廊坊市兴旺纸业有限公司27600元和兰新雅2800元，2008年2月12日刘国锋取出96000元，于当日偿还廊坊市蓝菱纸业有限公司38010元，廊坊市兴旺纸业有限公司27642元。2008年7月16日刘国锋偿还田广旺装订费7万元。2005年3月1日刘国锋在中国农业银行廊坊市安次区支行广阳分理处购买凭证式国债20万元，到期日为2008年3月1日，2006年6月24�刘国锋在中国银行廊坊市广阳道支行金桥储蓄所购买凭证式国债11万元。2008年2月12日沙建华在中国农业银行存入一年期存款10万元。2005年至2008年之间刘国锋共欠三河市第二十五中学装订厂529489元，2007年至2008年4月份刘国锋共欠廊坊市福利纸制品加工厂373648元。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沙建华与刘国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沙建华认为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刘国锋主张该房屋系其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对此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刘国锋与杨建华之间签订的房屋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涉案房屋在交付给杨建华之前系沙建华与刘国锋夫妻共同财产，刘国锋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沙建华事前知悉此协议，故刘国锋的以房抵债行为系其单方处分共同财产行为，其处分行为为无权处分，依据《民法通则若干解释》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刘国锋与杨建华签订的房屋抵债协议系无效合同，沙建华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建华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问题，刘国锋辩称其分三次向杨建华借款46万元，但其并未提供原始的借款证据，而仅以银行一本通的存款记录以及具体款项使用事实证明其二人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性，首先从刘国锋的证据分析，其主要将涉案借款用于经营，作为经营活动有支出亦有收入，刘国锋仅举证证明其经营性支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经营性收入，即银行一本通存款的具体来源不具有唯一性；其次，刘国锋的证据无法证实其用以偿还案外人纸箱款等欠款的资金即为其向杨建华的借款，因此刘国锋的证据均为下行证据，其证据链存在断裂，故一审法院对刘国锋与杨建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确认。因此，杨建华不能依据《物权法》106条而善意取得�涉案房屋，鉴于刘国锋与杨建华之间的以房抵债协议无效，因此杨建华应将涉案房屋予以返还，恢复至以房抵债协议前的状况。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婚姻法》第17条、《合同法》第51、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1条、《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确认刘国锋与杨建华于2010年5月17日签订的廊坊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杨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廊坊市金桥小区金香苑5栋2单元401室的房屋返还至刘国锋名下。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刘国锋、杨建华负担。
上诉人杨建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l、请依法撤销原判、直接改判。2、请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事实系主观推定。1、原判认定“被告刘国锋的证据无法证实其用以偿还案外人纸箱款的资金即为被告杨建华的借款”是错误的。理由很清楚，上诉人刘国锋和上诉人杨建华签订的房屋抵债出售协议已经被广阳区法院（2010）廊广民初字第1855号、（2012）广民重字第1号判决认定为真实的。且原审本次判决也予以认定“本院对被告刘国锋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既然是真实的，又为什么不能证实是上诉人借给刘国锋的借款呢？显然原判认定是主观推定。2、原判“杨建华不能依据《物权法》善意取得该涉案房屋”是错误的。第一，刘国锋在婚姻存续期间向杨建华本人借款46万元。第二，房屋抵债出售协议是在刘国锋婚姻存续期间签署。第三，抵债价格合理。第四，涉案房屋已过户给上诉人杨建华。以上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杨建华属善意取得涉案房屋。可是原判却背离事实，主观认定“非善意取得”。这种判定令上诉人杨建华不能接受。本次庭审沙建华不承认曾向上诉人杨建华借款，也不承认用涉案房抵债，但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成立。这一事实原审判决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既如此，为何不认定上诉人“善意取得”？请二审法院查明纠正。二、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判决。1、廊坊市中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裁定违法。本案经廊坊市中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明显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一条，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的规定。2、原审判决审理程序违�。原审法院依据违法的裁定进行审理，其作出判决必然违法。经过两次一审都认为我已善意取得了涉案房屋，且三次一审都认定了我与刘国锋的“抵债协议”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最后一次审理结果却被全盘否定了？因此两次发还重审已经严重干扰了一审法院的审理思维，扰乱了法官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本案原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沙建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上诉人刘国锋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杨建华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刘国锋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请依法撤销原判、直接改判。2、请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其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事实系主观推定。1、原判认定“被告刘国锋、杨建华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知晓同意将涉案房屋抵账出售”是错误的。第一，原审对刘国锋“46万元的形成”所列举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二，沙建华应知道46万元债务和用涉案房屋抵账的事实，刘国锋无需再举证。一审庭审查明，刘国锋借款46万元及与杨建华签署房屋抵债出售协议均发生在刘国锋和沙建华婚姻存续期间。按婚姻法规定，46万元债务、涉案房屋抵债事实沙建华应该知道。按举证责任分配，沙建华如否认，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认定“原告证据均无法否定被告刘国锋与被告杨建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就恰好说明，沙建华举证不能。2、原审认定“刘国锋的证据无法证实其用以偿还纸箱款的资金即为向杨建华的借款。”是错误的。原判对刘国锋举证证明“46万元债务的形成”的证据予以认定，如“本院对刘国�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既如此，为何又认定“无法证实偿还纸箱款的资金是向杨建华的借款”呢？这种判定令人无法理解。3、原审认定“二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不能成立”是错误的。原判已对刘国锋与杨建华之间签署的房屋抵债出售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如“本院对被告刘国锋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这足以说明我与杨建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二、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判决。1、廊坊市中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裁定违法。本案经廊坊市中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明显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一条，对同一案件，只能发回重审一次”规定。2、原审判决审理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依据中级法院违法的裁定审理此案，属违法审理，其作出判决必然违法。综上，因原审判决是在违反程序情况下作出，理应撤销。
被上诉人沙建华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一审判决书P9中已明确沙建华并不知情二上诉人之间的房屋抵账协议。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确认了以房抵账的事实存在，而一审判决书中P9中已明确写明对以房抵账的事实不能确定。三、一审程序不违法，适用法律正确。
上诉人杨建华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刘国锋的上诉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1997年4月23日上诉人刘国锋与被上诉人沙建华登记结婚。二人婚后于2000年9月7日购买了坐落于金桥小区金香苑5-2-401室房屋一套并登记在上诉人刘国锋名下。2010年5月13日上诉人刘国锋与被上诉人沙建华发生争吵并报警，2010年5月14日上诉人刘国锋将其与被上诉人沙建华名下共计118.4万元存款全部取出。2010年5月16日上诉人刘国锋与上诉人杨建华签订房屋抵账出售协议，2010年5月17日上诉人刘�锋与上诉人杨建华签订“廊坊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该房屋出卖给上诉人杨建华。同日上诉人刘国锋将登记于其名下坐落于金桥小区4-8-5-901室房屋过户给其父亲刘振玉。被上诉人沙建华于2010年5月20日在广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上诉人刘国锋离婚，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8日判决不准离婚。此后刘国锋与沙建华仍一直分居生活，夫妻关系未得到改善。刘国锋于2011年3月31日在广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与沙建华离婚，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作出（2011）广民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刘国锋与沙建华离婚，并将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放在双方名下、后分别由二人取出的存款合计1584000元及住房两套、车位一个、家具、家电等财产依法分割。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将刘国锋与沙建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中位于廊坊市阳光�和小区6号商业门市房判归刘国锋所有，将位于廊坊市阿尔卡迪亚小区帝景园15-1-401住房一套和该小区帝景园15号A地上车库一个及华日家具一套、昌达肯特家具一套、海尔空调一台及挂机三台、洗衣机一台、联想电脑一台、三星电视二台、西门子冰箱一台、组合音响一台、数码相机一台、厨具一套、浴缸一个判归沙建华所有并由刘国锋给付沙建华折价款332342元。关于（2011）广民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书未予提及并分割的原登记在上诉人刘国锋名下后过户给刘振玉和杨建华所有的坐落于金桥小区4-8-5-901室和金桥小区金香苑5栋2单元401室两套房屋，沙建华认为刘国锋过户给刘振玉的位于金桥小区4-8-5-901室的房屋应为其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沙建华本人同意情况下，刘国锋的处分行为无效，并以刘国锋、刘振玉为被告于2010年10月8日向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要求确认刘国锋与刘振玉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房屋为沙建华与刘国锋共有。该案经广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于2011年4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了沙建华诉讼请求，沙建华不服提起上诉，后经本院二审，于2011年12月1日作出判决，驳回沙建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系被上诉人沙建华认为上诉人刘国锋以抵账形式出售给上诉人杨建华的坐落于金桥小区4-8-5-901室的房屋亦应认定为刘国锋与沙建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刘国锋与上诉人杨建华于2010年5月17日签订的廊坊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上诉人杨建华不构成善意取得应返还房屋而提起的诉讼。
本院于二审庭审前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上诉人刘国锋提交了中国银行金桥储蓄所存折一本和入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廊坊支行材料一份拟证明其向杨建华三次借款时本人账上无资金的情�及其于2008年7月底被骗情况。上诉人杨建华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三份，拟证明涉案房屋由其占有并支配。经二审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沙建华质证认为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建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针对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其提交的中国银行金桥储蓄所存折上显示的内容只能证明登记在刘国锋名下的存折号码为34×××77的存折上资金进出及余额情况，并不能证明在此阶段刘国锋本人其它账户上没有资金的情况，也不能证明其在此阶段该存折上存入的资金来源为其向上诉人杨建华借款后所存入。故本院对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关于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其入职天津滨海银行廊坊支行材料，本院认为该组材料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刘国锋曾在入职该单位的过程中被骗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此项证据的证明力亦不予认定。若上诉人刘国锋真被骗，其可依法向其他司法机关主张救济的权利，本院于此案中不予处理。针对上诉人杨建华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三份，本院认为该三份房屋租赁合同均有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三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上诉人杨建华对本案争议房屋占有并支配的状况，故本院对杨建华提交的该份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以上证据经本院二审质证、认证，可以查明如下事实：1、登记在刘国锋名下的存折号码为34×××77的存折于2006年11月28日开户，截止到2009年4月28日该账户余额为25.27元以及刘国锋使用该存折期间帐上资金存取及余额变动情况。2、杨建华曾于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21日时间段内将涉案房屋陆续出租给于惟恺、赵悦新和张国勇并收取租金。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五个。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原审中刘国锋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用以偿还纸箱款的资金系来源于其向杨建华的借款的问题。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根据刘国锋与杨建华原审时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二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第三个争议焦点为，本案一审中刘国锋、杨建华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沙建华知晓并同意将涉案房屋抵账出售的问题。第四个争议焦点为，杨建华能否善意取得该涉案房屋的问题。第五个争议焦点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两次发回重审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问题。
关于各方当事人诉争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中刘国锋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用以偿还纸箱款的资金系来源于其向杨建华的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具有“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本案中，一审法院虽认定了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银行一本通的存款记录以及收条和收回欠款单等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该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并未认可。上诉人刘国锋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在经营活动中，名下银行账号的存款情况以及如何使用该存款的情况，因从事经营活动有收入也有支出，故刘国锋银行账号上的存款来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刘国锋提交的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银行卡上款项系来源于刘国锋向杨建华的借款，故刘国锋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唯一的直接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因此，上诉人刘国锋、杨建华的此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各方当事人诉争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刘国锋与杨建华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否证明其二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审法院虽对上诉人刘国锋提交的房屋抵债出售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本院认为，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是指一份证据本身形成过程是客观真实的，不是出具证据的一方有意伪造的。有时，一份证据虽然不是一方当事人伪造的，但其中的内容却是不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的。即真实性包括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刘国锋提交的房屋抵债出售协议本身的形成过程虽然是客观真实的，不是伪造的，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因其内容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否真实发生了借款，故本案原审中一审法院对刘国锋提交的房屋抵债出售协议的真实性给予的认定，实际上是对该证据形式上真实性的认定，至于对于该份证据的实质上真实的方面还需要进一�核实。而从沙建华一审中提交的国债存款凭证和农业银行的存单等证据来看，在2005年至2008年之间，刘国锋名下有31万存款、沙建华名下有10万存款，但刘国锋却主张在自己有钱的情况下还要向杨建华去借款，且根据二审庭审中杨建华本人自述其在钱不够的情况下还要向别的朋友借款然后再借给刘国锋，显然刘国锋与杨建华二人关于借款情况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而杨建华除其本人陈述外也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三次借给刘国锋的款项来源、其本人银行账户的相关取款记录、每次借款给刘国锋时的原始借据、三次交付款项给刘国锋时的相关情况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杨建华仅凭其与刘国锋二人签订的一份房屋抵债出售协议欲主张其二人之间真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显然证据不足，故二上诉人刘国锋、杨建华的此项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各方当事人诉�的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一审中刘国锋、杨建华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沙建华知晓并同意将涉案房屋抵账出售的问题。本案中，从二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均不能直接证明沙建华知晓并同意将涉案房屋抵账出售的事实，二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除其本人陈述外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沙建华对该事实也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二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各方当事人诉争的第四个争议焦点，杨建华能否善意取得该涉案房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杨建华欲主张其已善意取得该涉案房屋，其应当举证证明同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形。（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刘国锋与被上诉人沙建华于1997年4月23日登记结婚，二人婚后于2000年9月7日购买了坐落于金桥小区金香苑5-2-401号房屋。上诉人杨建华与刘国锋姐姐是同事，于2001年时就认识上诉人刘国锋，之后经常去刘国锋家里吃饭，刘国锋跑纸活时经常带着杨建华并对其进行教授。二审庭审中，当合议庭问及杨建华本人，在填写房屋转移登记表时，对该登记表中“受让的房屋是否存在申请人以外的共有权人”一栏，在选填“否”字之前，是否了解过相关情况的问题时，其回答了解过，是让刘国锋给沙建华打的电话，然后刘国锋告知其可以办理，后又看了房本是刘国锋自己的名字，就认为是刘国锋的个人财产。本院认为，从时间上看杨建华在与刘国锋认识前，该房屋已经作为刘国锋与�建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被购得，后杨建华与刘国锋、沙建华熟识，其应当知道该房屋为刘国锋与沙建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且从刘国锋与杨建华进行房屋过户的时间点上来看，此时正处于刘国锋与沙建华婚姻关系矛盾激化时段，在该房屋过户后的第三日，沙建华即起诉离婚，而杨建华作为刘国锋与沙建华的好朋友，依照常理分析其也应当知道刘国锋与沙建华二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形，故杨建华此时作为涉案房屋的受让者，其在与刘国锋进行房屋交易时则需要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而从其当庭陈述的内容来看，其仅看了房产证上的名字，并让刘国锋电话询问沙建华意见，继而轻信刘国锋的答复，而其本人并没有亲自给沙建华打电话进行核实，也未要求沙建华出具同意抵债的书证，故其并未尽到足够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其主观动机并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中关于“善意”的要求。另外，从其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给刘国锋的角度考虑，杨建华除其本人陈述外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三次借给刘国锋的款项来源、本人银行账户相关取款记录、每次借款时的原始借据、交付时的相关情况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仅凭其与刘国锋二人签订的一份房屋抵债出售协议欲主张其二人之间真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显然证据不足，故杨建华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刘国锋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则其主张其已支付合理对价给刘国锋的事实也就无据可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建华不能依据《物权法》善意取得涉案房屋并无不当，本院对二上诉人的此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关于各方当事人诉争的第五个争议焦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两次发回重审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问题。经查阅卷宗，本院确于2011年12月1日作出（2011）廊民一终字第684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并以发还函形式向原审法院建议重审时应查清的事实以及需审查的内容。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广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后，沙建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本案在原审法院重审时并未查清刘国锋与杨建华在签订《房屋抵账出售协议》时刘国锋的资金流转和持有情况以及刘国锋与杨建华之间46万元借款的具体协商过程、支付过程和方式等问题，故本院经认真研究决定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于2012年12月15日作出（2012）廊民一终字第1025号民事裁定书，再次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此两次发回重审从程序上虽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不符，但其并未影响案件实体上的公正处理，因此本案原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亦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杨建华、刘国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00元、诉讼保全费2500元，由二上诉人杨建华、刘国锋均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宗发
审 判 员 柴秋芬
代理审判员 刘远鸥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崔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