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民初7392号
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兴梅路XXX号。法定代表人：李培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郑琳，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野，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XXX号院8号楼21层C层2305。法定代表人：邵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轩，北京市伟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诺尔公司)与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9日立案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未能在简易程序内结案，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伊诺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郑琳，被告华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伊诺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华宇公司支付货款741,119元。后经公证清点，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华宇公司支付货款740,494元；2、判令被告支付公证费23,000元；3、判令被告自行前往原告处提取货物；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17日，原、被告签订《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订购二维码红包标签5,000万枚，总价45万元，下单10-12天交货200万枚，后面每周出货300-500万枚，若合同签订后，被告变更或取消本合同，应承担制版(包括模刀费)和已经完成的产品损失及其它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生产了二维码红包标签5,000万枚，然而，至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起被告仍有13,526,851枚未收货，也未支付货款，价值124,447.029元。同时，原、被告于2015年3月31日签订的合同项下1,808,824枚未按约收货并支付货款，价值19,897.064元；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的合同项下尚有39,933,117枚未按约下单收货并支付货款，价值367,384.676元；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合同项下尚有20,853,739枚未按约下单收货并支付货款，价值229,391.129元。综上，规格为18×24的标签合计53,549,968枚，单价0.092元；规格为20×26的标签合计22,662,563枚，单价0.011元。2016年7月，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公证处申请公证原告根据合同生产但被告未收货的标签数量。经公证处清点公证确认，规格为18×24的标签合计53,392,040枚、规格为20×26的标签合计22,992,470枚，比原告诉请的同规格数额相差67,928枚，价值624.9376元，因产量大，数额的偏差属于正常现象，原告自行将诉请金额调整为740,494元。因被告违约未收货，致使原告为主张货款先后公证QQ聊天记录支出公证费3,000元、公证生产标签数量支出公证费2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收货并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原告合法利益，应依法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起诉。被告华宇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署的销售合同，原告应在下单10-12天交货200万，后面每周出货300-500万，并应将货物交付给被告，双方按照实际交付数量结算货款。但合同签署后，原告仅向被告交付了部分货物，就原告已经交付部分，被告已经付清了货款。现合同期限已过，原告在合同期限内未就未交付的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属于原告违约，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任何款项，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华宇公司作为需方、原告伊诺尔公司作为供方，双方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间，就原告向被告供应二维码红包标签事宜共签订了四份销售合同，具体规格要求、价格及数量分别为：1、2014年12月17日合同：5,000万枚，尺寸18×24，单价0.0092元，总价46万元；2、2015年3月31日合同：11万枚，尺寸20×26，1,000万枚，单价0.011元，总价11万元；3、2015年4月20日合同：尺寸18×24，4,000万枚，单价0.092元，总价36.8万元；4、2015年5月28日合同：尺寸20×26，3,000万枚，单价0.011元，总价33万元。四份合同条款基本相同，第三条：“交(提)货日期(不含运输日期)：首制品在收到需方稿件签字确认及预付款后15天交货，非首制品在收到需方定单后12天交货”；第四条：“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客户指定运输方式(运费由客户承担)”；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按开票日期后30天内付清货款”；前三份合同第十四条第3款均约定“下单10-12天交货200万，后面每周出货300-500万“、第四份合同则约定为“下单10-12天交货每款各300万，后面每周出货每款各300万元，直至完成”。合同另对质量要求、包装要求、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四份合同的期限分别为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6月16日、2015年3月31日至2015年9月30日、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2015年5月28日至2015年9月30日。另查明，原告分别于2015年2月6日、3月24日、6月24日、9月17日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526,881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付清了该款。因认为被告未付清货款，原告于2016年3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4月21日申请上海市浦东公证处对原告工作人员庆春生与被告工作人员罗心晶、钟建的QQ聊天记录作了公证；原告另于2016年7月26日申请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对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梅富路XXX号XXX栋的库存二维码标签清点过程作了保全证据公证，清点结果：18×24标签53,392,040枚、20×26标签22,992,470枚。原告支付了两次公证费共计23,000元。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销售合同四份、增值税发票六份、上海市浦东公证处(2016)沪浦证经字第816号公证书、上海市闵行公证处(2016)沪闵证经字第1684号公证书、公证费发票两份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是否已按四份合同约定完成了产品的生产；二、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时的交货方式。原告认为，其已按约完成了产品的生产，原、被告的合作模式为：原告按订单生产后，标签存放在原告仓库，原告根据被告指示发货，被告应按约在有效期内将货物提完；被告提货方式包括自提，指示原告向被告或直接向客户发货，原告发货是根据被告的指示操作的，并无固定的发货地点。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处理库存，均未果。被告则认为，合同签署后，原告仅向被告交付了部分货物，就原告已经交付部分，被告已经付清了货款。现合同期限已过，原告在合同期限内未就未交付的部分履行合同义务，属于原告违约，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库存照片一组，意在证明已经按约生产，被告尚未按约收货的标签仍在原告处；2、律师函、邮寄凭证、查询结果单，意在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律师函要求交货及催款，被告已签收律师函；3、上海市浦东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原告工作人员庆春生与被告工作人员罗心晶、钟建的QQ聊天记录，意在证明原、被告的合作模式；4、农信码销售合同一份，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意在证明双方交易习惯如原告所述；5、委托发货证明函、快递单、自提单，意在证明从原告实际送货可知，被告提货方式包括自提、快递至被告处、要求原告直接向客户发货；6、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公证书，意在证明原告已根据合同约定生产，被告尚未收货的标签数量如下：18×24规格标签为53,392,040枚、20×26规格标签为22,992,470枚。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内容均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内容均不认可，律师函没有收到过，且原告为何不在交货期内提出，合同都到期了才提出；对证据3，对公证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也无法确认。公证书文字部分正文最后一句话“兹证明……”可见，这是从原告的电脑上提取的，无法证明提取之前有无进行过改动，修改，公证机关也是对此无法发表意见的。QQ聊天头像、名称等都是可以随意修改的，而且虚拟的记录无法对应生活中真实的人，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如第34页有所谓的钟建，年龄104岁，明显不符合常理。从原告提交的内容看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1、原告说有4份合同，但在公证书中仅有两份；2、记录中提及的合同的真实性也无从确认，无从比对，无法鉴定；3、记录中有的地方说送货，有的地方说提货，说到送货的地方比提货的地方多。本身存在矛盾。如果按照聊天记录，第23页已经看到有一个地址了，为什么不按照地址去交货；4、第25页有库存明细，与原告诉请的数量、金额不一致。第一横栏的尺寸，与原告提交的合同不一致，原告提供的合同中没有16×20的；5、记录中通篇也没有说到过货物在哪里，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应该向被告交货，而不是被告提货；6、记录中看不出来库存是让被告去提货;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性，合法性也无法确认。被告在工商局的网站上看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与原告的股东是相同的。从内容来看，都是发货单据，恰恰印证了应该由原告发货，而不是被告提货。有一个抬头是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送货单，在下面写了客户自提，是手写的。快递给恒安集团、长宁等地看不出与本案有关或者与被告有关。送货单上手写的客户自提，可以明显看出底下签字与“客户自提”笔迹不一致。故这种证据不应被法庭采纳。被告没有上述这些客户；对证据6，对公证书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和目的均不认可：1、公证书中自始至终未体现出标签的具体内容，无法从照片中看出与合同与本案与被告有任何关系。原告所谓的内部编号被告不予认可；2、公证书上体现的数量从清点登记表与原告之前的诉请之前的QQ记录与合同约定，与原告自己计算的数量都是不一致的，都是存有矛盾的。从清点登记表来看，每一页的内容都有涂改，这种涂改没有盖章也没有公证人员盖章签字，且该登记表是一个复印件，并不是一个原件。故经过涂改的复印件是不能真实反映情况及数额的。同时公证书的正文里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数量、具体对应合同的规格。公证书的总数也没有提20×26有多少，18×24有多少，没有数量汇总。故该公证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均有问题，无法作为法庭的参考，也看不出来有关内容是否被涂改或替换过；3、原告上次说产品都在北京，现在公证却在上海。这些东西如何从北京到了上海，请原告提供证据证明。4、本案被告认为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交货，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约定生产交货，在公证书中也无法体现生产日期，无法证明产品是什么时候存在的。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QQ记录业经公证，被告亦认可罗心晶、钟建曾为其工作人员，被告对真实性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确认该记录的真实性。根据该记录，庆春生与罗心晶及之后接手的钟建就库存问题多次进行了讨论，罗心晶作了确认和解释(其公司销售的问题)，钟建接手后，至迟在2015年10月底前，亦曾确认尽快消化库存，可见双方着眼点并不在于库存的有无而在于库存如何解决；2、原告的律师函中的要求与庆春生QQ记录能够印证；3、上海市闵行公证处的清点公证对库存进行了清点公证，其财产清点登记表中虽有被告所述的部分涂改，但并不影响辨识，本院确认经公证的库存品名、数量。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其已按约完成了产品的生产，库存应按公证清点的品名、数量确定，其价格按合同约定确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合同中仅约定了客户指定的运输方式，对交货方式并无明确约定，因此应结合实际履行情况予以判断：1、QQ记录中，2015年4月、5月间，庆春生曾询问罗心晶发货地址、罗心晶予以确定回复；关于农信码合同的履行，系由钟建指定发货地址，原告直接发过去；2、原告提交的委托发货证明函、快递单、自提单，有快递至第三方、钟建自提的记录。而被告仅是一味地否认。因此两相比较，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能够反映出合同实际交货方式为：原告根据被告指示直接发货或者被告上门直接收货。也就是说，如被告不作指示或不上门收货，原告无从发货。综上，被告作为买方，受领货物是其主要在先的合同义务，其理应根据诚信原则，受领原告依约生产的剩余产品，而非根据对自己有利与否受领或拒领。现被告的行为，实质是拒绝受领，已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要求其立即支付货款。原告明确表示愿意交付货物，故被告付款后，应自行至原告处提取系争货物。公证费系原告的合理支出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行至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处提取二维码红包标签(规格为20×26的标签22,992,470枚、规格为18×24的标签53,392,040枚)；二、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货款740,494元;三、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公证费损失2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11.19元，由被告北京华宇信码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直接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伟华
人民陪审员 黄国富
人民陪审员 顾玉娟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瑉一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