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4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针，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汶，住广州市花都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振业，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祺祥，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刘小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晋，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罗振球，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权，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龚雪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针、刘国汶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美公司）、黄永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414-2号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永权涉嫌犯罪，挪用和侵吞公司资产，并骗取华美公司新股东朱伟强财物等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
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已于2014年9月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本案相关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因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原审法院对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予以驳回。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
刘玉针、刘国汶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12日受理本案，并以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此后，本案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14年12月8日，原审法院突然送达两份《立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民事裁定书、一份驳回起诉民事裁定书给刘玉针、刘国汶。对此，刘玉针、刘国汶认为：一、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错误。1、原审法院驳回起诉的唯一依据是两份《立案告知书》，但原审法院在未经开庭出示及质证前述告知书的情况下，就草率驳回起诉，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直接违反了法定程序。2、原审法院变更审理程序时没有及时通知刘玉针、刘国汶，按照送达时间，驳回起诉裁定已超出法定审理期限。
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不管黄永权涉嫌职务侵权还是挪用资金，均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从两份立案告知书来看，均是华美公司控告黄永权职务侵权、挪用公款而立案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条的规定，当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发生牵连时，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主要看“先刑后民”中的“民事纠纷”本身是涉嫌犯罪行为还是由犯罪行为派生出来的行为。如果是前者，则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如果是后者，则不可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本案中，1、涉嫌犯罪的主体黄永权与借款主体华美公司并非同一主体，行为主体不同决定了“犯罪行为”本身不可能是“民事纠纷”；2、黄永权涉嫌犯罪的行为为职务侵权或其他罪名，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从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角度考虑，本案所涉借款交付后，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华美公司，在华美公司获得借款的所有权后，黄永权才可能对本案所涉华美公司的借款实施职务侵占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3、借款交付后，出借人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已经完毕，与华美公司形成借贷关系，对于此后华美公司发生的事情，刘玉针、刘国汶无从得知也无法控制；4、假定黄永权构成职务侵占罪，则受害人为华美公司而非刘玉针、刘国汶，职务侵占或其他类型的犯罪对象为华美公司财产而不应认定为涉案借款。虽然黄永权为华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黄永权与该公司并非同一主体，且有关借款的证据材料均加盖有华美公司公章，故华美公司借款的证据确实充分。本案按裁定驳回起诉处理，按此逻辑推理并作如下假设：借款交付后被黄永权盗窃、抢劫、抢夺、挪用是否应当也一并驳回起诉？显然，该处理不能成立。综上，黄永权是否构成职务侵权罪或其他类型的犯罪，与本案并无关联。行为的实施主体、法律后果、对象的不同决定犯罪行为与本案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不影响华美实业有限公司的责任承担，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情形。综上，故请求本院判令：撤销原审裁定，受理本案。
被上诉人华美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相关背景情况如下：黄永权自1995年6月2日至2013年11月6日期间是华美公司股东。2013年11月6日黄永权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并完全退出华美公司。但自2014年2月26日起，华美公司却陆续收到17起（包括本案）案件，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15起，涉案金额约3.7亿元。股权转让时黄永权向新股东明确表示华美公司之前未开展经营活动，华美公司无未清偿债务，也未对外提供担保。经核查，华美公司未实际收到过涉案的任何款项，也没有出具过借款协议、收据、同意担保等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书，华美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发现上述案件中涉嫌私刻华美公司公章，伪造虚假法律文书、虚构债务、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并涉嫌行贿、受贿、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多种犯罪，由于案情复杂，涉及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标的数额巨大，所以公安机关以初步查明的犯罪事实刑事立案。原审法院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二、本案原审程序合法。
1、虽然就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分别于2014年5月30日、2014年9月5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无需开庭向当事人出示及质证，但原审法院已向刘玉针、刘国汶出示且刘玉针、刘国汶发表了质证意见。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分别于2014年5月30日、2014年9月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的事实已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661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两份《立案告知书》既然无需举证证明，那么更无需开庭向当事人出示及质证。即便如此，华美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关于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意见》明确黄永权因涉嫌犯罪，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决定立案侦查；黄永权还涉嫌于他人虚构债务等行为。华美公司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立案告知书》。根据刘玉针、刘国汶的代理人于2014年7月3日就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事的原则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代理意见》反映，原审法院向刘玉针、刘国汶出示了《立案告知书》且刘玉针、刘国汶以《代理意见》形式发表了全面、详尽的质证意见。
2、原审未超过审理期限。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于本案复杂，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其次，华美公司就刘玉针、刘某乙的证据加盖的华美公司公章及黄永权的签名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向原审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刘玉针、刘国汶在规定的举证期届满后，曾于2014年4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通知黄永权作为证人出庭做证的申请，此情况下，黄永权属新的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通知新的证人出庭及鉴定期间均不计入审理期限。因此，原审未超过审理期限。
三、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及挪用资金罪是依据初步查明事实认定，现公安机关查明本案涉嫌的其他犯罪。华美公司就系列案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在2014年5月时初步查明其他案件有部分款项汇入了华美公司账户后又立即划出，没有用于华美公司的任何经营用途，当时即刻划出款项的去向在立案审查期限内暂未查明，公安机关根据最初查明的事实，以涉嫌职务侵占及挪用资金罪对黄永权刑事立案。现已初步查到划出的款项又划回了黄永权与其他涉案人员开立的其他账户及地下钱庄，犯罪嫌疑人将款项汇入华美公司账户的目的是图谋制造转账流水假象及洗钱，而且本案涉嫌虚假担保及诈骗等犯罪行为。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黄永权及相关人员可能涉嫌串谋诈骗、行贿受贿、洗钱等严重犯罪。
四、本案不是孤立的个案，本案及其他系列案涉嫌的犯罪行为，是黄永权与他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采取的惯用手段。为了非法谋取不当利益，黄永权退出华美公司后，多次冒用华美公司的名义与他人串谋伪造法律文书及虚构债务，待华美公司新股东启动项目及投入巨额资金后，从2014年2月起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提起17起涉嫌经济犯罪、虚假诉讼系列案，华美公司陆续将系列案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报案。系列案中包括多宗涉及千万元、亿元以上巨额借贷的案件，刘玉针、刘国汶仅提供涉嫌伪造的借据唯一证据，没有资金来源、支付凭据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借贷的真实性，而华美公司也没有实际收取过涉案借款，涉案债务明显虚假；另已查明，黄永权与他人串谋私刻华美公司公章，虚构土地交易合同，一地两卖，骗取华美公司财产；系列案还涉及多起黄永权使用根本不存在的房屋虚假担保，骗取华美公司财产的案件。公安机关对黄永权刑事立案后，部分串谋者因害怕暴露与黄永权虚构债务、虚假诉讼、骗取财物的企图被法律制裁而自动撤诉，其他已审结的案件，法院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与他人串谋伪造证据，虚构债务是黄永权等人获取非法利益的惯用的手段，本案与其他系列案的手法一样，而且系列案涉嫌的犯罪行为相互交叉、牵连，本案须与其他案一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才能全面查明事实、打击犯罪。
五、华美公司没有收到刘玉针、刘国汶支付的任何款项，本案所称的借贷不存在，刘玉针、刘国汶以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被立案调查，推断本案所涉借款交付，华美公司获得借款所有权后，黄永权才可能对本案所涉借款实施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行为的推理根本不成立。收到本案原审诉讼材料前，华美公司及股东完全不知道涉案情况，收到诉讼材料后，经核查，华美公司没有与刘玉针、刘国汶签署过与本案有关的任何形式借贷合同，也没有出具过收款收据等。本案涉及的《抵押借款协议》、收据等文书涉嫌虚假，华美公司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另，刘玉针、刘国汶诉称的借款本金数额巨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刘玉针、刘国汶除仅有涉嫌虚假的《抵押借款协议》及收据外，根本没有任何银行转账记录（对账单）或资金来源及其他证据印证，因此，本案所涉的借贷根本不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分别规定，涉嫌职务侵占5千元至1万元以上、涉嫌挪用资金1万至3万或5千至2万元以上的，就应予以刑事立案，而华美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涉案总金额高达4亿元，故，刘玉针、刘国汶以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被立案调查，推断本案所涉借款交付，华美公司获得借款所有权后，黄永权才可能对本案所涉借款实施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行为的推理根本不成立。
六、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裁定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是由审理该以经济纠纷受理案件的法院根据案情自行独立判断，而不是依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的罪名确定。换言之，只要作为经济纠纷受理案件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就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需等待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先行立案。对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已立案的，该已立案事实及涉嫌的犯罪及罪名是裁判的依据之一。公安机关已对黄永权立案、原审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审理中查明的明显涉嫌串谋虚构债务、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均是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玉针、刘国汶起诉的依据。本案与系列案互相牵连且明显涉嫌串谋虚构债务，企图非法侵占、损害华美公司利益的行为和事实，是建立在同一法律事实基础涉及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做出裁定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无疑是正确无误的，而该规定第三条、第十条不适用本案。
七、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玉针、刘国汶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未剥夺刘玉针、刘国汶的任何实体权利，刘玉针、刘某丙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依法提出诉讼，而且不会放纵犯罪。由于本案及系列案涉嫌虚构债务及经济犯罪，以此提起的诉讼均涉嫌虚假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发的《关于强化审判管理防范和打击虚假民事诉讼的通知》、《关于对民事诉讼欺诈加强法律监督的指导意见》均明确了对民间借贷等案件涉及的欺诈加强法律监督，并对虚假诉讼行为人涉嫌犯罪行为、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查。原审法院驳回刘玉针、刘国汶起诉，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有利于查明真相，不会损害任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公安机关查明真相后，更有利于对本案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且不会放纵犯罪，但刘玉针、刘国汶却无理提起上诉，企图阻挠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综上，华美公司与刘玉针、刘国汶之间的借贷并不存在，而且与系列案交叉牵连涉嫌多种经济犯罪，原审法院依法作出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的民事裁定，程序合法、认定案件性质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刘玉针、刘国汶上诉无理，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黄永权答辩称：第一，从程序上是否受理刘玉针、刘国汶的民事案件由法院依法裁决。第二，黄永权不存在挪用资金侵吞公司资产的事实，借款是用于华美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只确认黄永权是华美公司原股东，经过股权转让已退出该公司，对华美公司的其他答辩意见全部不予确认，因均不属实。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2日受理本案，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414-1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华美公司于2014年4月2日出具《鉴定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对涉案《抵押借款协议》、《协议书》及《收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鉴定为由扣除审限90天。
再查明，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案立案侦查。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对涉案两份《立案告知书》发表了质证意见，均对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黄永权已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玉针、刘国汶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刘玉针、刘国汶主张原审法院变更审理程序没有及时告知，原审审限超期，以及原审法院没有就涉案两份《立案告知书》组织质证就直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系于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届满前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且系依法扣除审限后在法定审限内审结了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对涉案两份《立案告知书》发表了质证意见，均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刘玉针、刘国汶关于原审审理程序错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刘玉针、刘国汶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受理本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黄 燕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
陈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