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苏05行终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根祥。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珍。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燕。
委托代理人钟巍巍（以上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上海瑞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人民政府（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通安镇政府），住所地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中心街1号。
法定代表人曹萍，镇长。
委托代理人周杰，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忠，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建明、吴根祥、黄美珍、吴燕因与被上诉人通安镇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5）虎行初字第000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11日，吴建明与通安镇政府征地动迁办公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因新区规划和建设需要，根据《苏州新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据房屋评估报告，双方约定旧房补偿合计203715.9元。协议附《通安镇动迁户补偿、安置金额清单》，清单载明：户主吴建明，房屋座落严山村7组，人口4人，补偿部分（含旧房款、搬家费、过渡费等）总计247258元，安置基准面积120平方米，照顾面积30平方米、允许购买面积30平方米，合计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合计金额127500元，扣除安置房款后，结余119758元。协议签订后，吴建明等四人依约迁出被拆房屋，将房屋交付通安镇政府。
2005年12月2日，吴建明与通安镇政府征地动迁办公室签订《安置协议书》，约定家庭常住人口3人，核定安置面积90平方米，安置房源4区70幢302室120.73平方米，车库302号。安置房金额计算162986元，被拆迁人自负金额93686元，资金结算该户被拆除房屋补偿款203717元，多余主房另增补偿款40037元，搬迁过渡费15900元，按期拆迁奖励费8000元，其他5600元，合计273254元。拆迁补偿款减自负安置款，结余179568元，已预付134358元，尚余45210元。附件《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民房动决算明细单》对协议书中的金额作了详细记载。附件《通安镇民房动迁多余主房另增补偿结算单》载明另增补偿款40037元。附件《通安镇民房动迁过渡费结算单》载明过渡费15900元。通安镇政府向吴建明交付了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屋，并对资金作了结算给付。
2011年5月17日，吴建明向通安镇政府反映要求补偿安置60平方米住房。2011年6月13日，通安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作出《关于吴建明反映房屋安置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经调查，您原系严山村村民，现您所说安置房内7人，包括您本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女、父亲、母亲。您女婿、孙女是在您房动迁安置后结婚及出生的，不列入安置人口，而您父母已安置在两名兄弟吴建良、吴建荣户下。您户实际安置人员为你本人、妻子、女儿。您严山村7组房屋涉及2003年工业启动区动迁项目，动迁时家庭人口三人均在苏州市平江区，根据《苏州新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第四章第三十条、《苏州新区房屋拆迁暂行操作规程》第五款规定，在拆迁范围内不具有常住户口的人员，经被拆迁人申请，可列入安置人口，但独生子女照顾安置无政策依据，您户核定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其中人口安置90平方米，允许购买成本价30平方米，2005年12月2日您签订了《安置协议书》，安置房屋在华通四区*幢*室，安置、补偿款已全部结清，安置房二证已办理领取。吴建明不服答复意见，于2011年6月23日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申请复查，2011年7月18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作出苏虎府查〔2011〕4号《关于吴建明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认为通安镇适用政策是正确的。吴建明不服复查意见，于2011年8月1日向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2011年9月8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作出苏府核〔2011〕64号《关于吴建明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答复经复核，同意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的复查意见。
2012年3月13日，受四名原审原告委托上海瑞吉律师事务所钟巍巍律师致函通安镇政府，认为四名原审原告与通安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所附《通安镇动迁户补偿、安置金额清单》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义务，现协议仅部分履行，要求通安镇政府接函后予以全面审查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
另查明，吴根祥应安置面积已安置在吴建良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通安镇政府因2003年工业启动区动迁项目以拆迁人的身份与吴建明户进行协商，并于2004年5月11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不属于行政协议。故吴建明等四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法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吴建明、吴根祥、黄美珍、吴燕的起诉。
上诉人吴建明、吴根祥、黄美珍、吴燕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请显属故意刁难，在经多次审理并掌握了被上诉人的全部违法事实后，原审法院却执意偏袒被上诉人，并以本案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意图将已审结的案件驳回起诉，其行为与事实不符且与法相悖。1、裁定书所载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19日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6日、9月17日、11月10日、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事实上，2012年5月上诉人早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对被上诉人的民事诉讼起诉状相关证据材料，但原审法院始终未立案或回复。期间上诉人也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提出意见，但因属地化原则，该案件又转回原审法院。2013年1月16日，上诉人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民刑检查科提交了《立案监督申请书》，经监督，原审法院立案庭承诺会尽快为上诉人办理立案手续，之后无果。2013年6月17日，上诉人再次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民刑检查科提交了《再次请求立案监督申请书》，仍无果。2014年11月25日，上诉人又一次分别向原审法院及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要求法院尽快立案申请书》、《再次请求立案监督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之后回复称该案件应为行政诉讼案件，要求上诉人将案件立为行政诉讼案件才能受理，原因是根据新的行政诉讼法，本案属于其受案范围，于是上诉人依立案庭指示将案件变更为行政诉讼。2、原审法院接受案件后，连起码的案件受案范围的事实亦未能查清？这确实令人费解。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早已确认为行政诉讼，之后会经过四次庭审审理，最终，在被上诉人所有违法事实均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无法从实体事实上对被上诉人进行偏袒，才炮制出此种裁定。据此，从本案立案受理过程来看，原审法院显然未充分审查案件事实，仅是为了偏袒被上诉人而给上诉人一路设置障碍，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原审法院的告知，本案确属于该法受案范围，遂上诉人根据要求作了变更，庭审中，原审法院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向上诉人释明是否属于受案范围或应当转移，而是一次又一次进行审理，在查明被上诉人违法事实且已无再次推诿借口的情况下，只能违法作出上述裁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之所以违法不受理、拖延受理，不依法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出具违法裁定，均因被上诉人一方系人民政府，其所作行为实属偏袒，无法令人信服。2、原审法院违背国家关于立案受理的法律规定，擅自要求上诉人对案件作出变更，变更后再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其行为显然与法相悖，所作裁定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为公民增加了本不应有的讼累。上诉人最初是以民事案件将本案提交诉讼的，原审法院经过百般阻挠无效后，要求按照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将本案变更为行政案件，否则将无法进行立案受理。经上诉人考证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确应属于行政诉讼案件，遂同意变更。庭审期间，原审法院对案件受案范围未提出异议及释明，反而经过四次庭审，对被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全部查清，在庭审中，甚至还对被上诉人超出举证期限要求法庭调取证据的无理行为进行许可，实属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上诉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上诉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对此应当受理审理。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书，依法裁定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或提审该案；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通安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中，上诉人吴建明户与被上诉人经过协商在2004年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若对该协议不服，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 军
代理审判员 赵 芬
代理审判员 林 磊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雪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