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8民终12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军祥，男，197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伟，江西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庆娥，女，196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英，江西阳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军祥因与被上诉人刘庆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825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军祥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刘庆娥的诉讼请求，并支持高军祥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庆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水稻种子虽然以很小的字体在背面标注了审定名，但其包装突出的名称、对外销售时使用的名称和宣传推广时的名称却是“博优6号”，该行为有意误导他人购买，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江西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等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的“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应判定为假种子。二、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对“博优6号”宣传的抗性（抗病、抗倒）和产品性才选购该品种。上诉人作为农技人员，在选购种子时，最关心的是产品的特征和抗性。而农户在购买种子时，首要关心的也是产品的特征和抗性，对抗性不好的种子容易倒伏、得病，这是农业生产上基本的常识。而该所谓的“博优6号”实际上套用了“吉优268”的审定名，欺骗购买者，“吉优268”属于高感稻瘟病品种，根本不具备“博优6号”所宣传的产品特征和抗性，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欺诈与违约。上诉人如果知道该品种即是“吉优268”则不会购进。以上诉人为农技人员而推定上诉人应当明知“博优6号”实为“吉优268”使用了两种名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诉人对“博优6号”实为“吉优268”完全不知情。三、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吉优268”的田间现场鉴定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和农户是按“博优6号”的特征和抗性才选购“博优6号”，而不是“吉优268”的，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具有关联性完全混淆了事实。四、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江西日报》2015年10月10日的新闻报道，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报道纯粹是新闻性质的报道，不能替代专业的分析。该新闻报告并没有指明品种，不是全县所有的品种都出现了稻瘟病、也不是全县所有的农户都绝收，实际上还有很多抗病性好的品种没有爆发稻瘟病。五、永丰县信访局出具的回复并非专业的分析论证，而是被上诉人代为拟定的，目的是为平息农户的愤怒，防止事态扩大，不涉及到本案核心争议的焦点，以及是否构成欺诈与违约问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六、原审判决以广告牌的内容是根据谁的要求制定不明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的进货单上清楚的写明了配送广告牌一块，如果是被上诉人事前制作好或准备好，则无需配送，被上诉人作为产品的销售者，不可能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制作广告牌。六、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了所有农户向上诉人赊购种子、农药的原始账本还有赔偿协议及收据，并有四五位农户代表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未收到农户种子、农药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因违约销售假种子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应予认定，上诉人依法有权追究被上诉人违约责任，要求其赔偿损失。七、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在购得水稻种子后立即进行检验或者水稻种子播种后发生稻瘟病后，应当通知原告并及时对种子进行保存申请鉴定，上诉人怠于行使上述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要求购买的是“博优6号”，而该产品对外宣传和使用的名称都是“博优6号”，背面却以小字体备注审定名为“吉优268”，未能引起上诉人和农户的充分注意，过错在被上诉人。上诉人在该品种发生稻瘟病后通知了被上诉人，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了该事实，而且以信访局名义作出的回复内容都是被上诉人拟定的，被上诉人对此也认可了。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纠纷，无论是本诉还是反诉，其案由都是买卖合同纠纷，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上诉人选择的是以违约来追究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产品质量侵权责任。最后，本案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违约问题，根本不需要鉴定都可以得出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八、稻瘟病的发生虽然与气候具有一定的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博优6号”明确标明并宣传抗性好，且主要卖点是导入了抗稻瘟病基因，结果恰恰是该品种爆发了稻瘟病。该“博优6号”宣传的产品抗性与特征与实际完全不符。该品种的抗性差、高感稻瘟病的实际特征与造成农户绝收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被上诉人刘庆娥辩称，一、被上诉人丈夫邱六根不应列为本案被上诉人，邱六根不是一审判决当事人，上诉人上诉时将邱六根列为本案被上诉人明显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的“博优6号”不是假种子，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此种子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的情形。“博优6号”是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种子，是该公司拟注册的商标名，而不是种子的品种名称，该种子的品种名称是“吉优268”，该种子于2013年经江西省农业厅审定公告通过合格且允许生产经营、推广的种子，同时该品种名称“吉优268”已在“博优6号”的包装袋上进行了标注。本案应适用2016年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按旧法规定，该标注属合法标注，不存在有意误导他人购买的行为，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博优6号”套用“吉优268”审定名问题。上诉人作为农技人员也应当知道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名称的具体解释。三、“博优6号”包装袋上标注的“在江西省××××区种植”的提示和“吉优268”审定公告上的“稻瘟病9级，高感稻瘟病”的含义是一致的，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的“标签标注内容”不符或不一致的情形。四、上诉人作为乡镇农技人员，从事农技工作十多年且经销农作物种子十多年，也知晓稻瘟病不是种子品种抗性的原因，而要受气候条件、环境、土肥、种植水平、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2015年全省农户晚稻减产的原因大面积的稻瘟病暴发，而引发稻瘟病的决定因素是当地处于稻瘟病高度发生的气候条件，属于法律规定的自然灾害范畴，并非是被上诉人销售种子质量或品种抗性问题。这些事实有江西省农业厅种子管理局组织专家座谈会作出的《我省部分地区晚稻稻瘟病偏重发生的专家会商意见》予以证明。自然灾害是谁都无法预料的，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范围，被上诉人对于本案的损失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五、根据“吉优268”的品种来源“吉丰A”在中国水稻数据中心显示的亲本来源标注中已清楚地表示了存在“导入稻瘟病抗性基因”，因此，“博优6号”广告牌上所宣传的“该品种导入了抗稻瘟病基因”不属于虚假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或违约行为。况且该广告牌的内容是上诉人根据自己的要求制作并对农户进行宣传的，并非被上诉人制作和宣传的。六、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提供的赔偿协议与收据等相关书面材料均为本次诉讼发生后伪造的，上诉人提供的账本上根本无赊销农户的签名，不能作为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采信。同时农户减产损失未经过法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损失无证据证实，亦无法确定，上诉人以农户赊欠种子农药款196969元折抵农户赔偿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即便存在此事实，也是上诉人单方自愿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不能将此损失转嫁于被上诉人承担。七、上诉人不具有反诉原告的主体资格。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反诉原告是农作物种子的经销商，而不是种子使用者，无权对反诉被告提起反诉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刘庆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高军祥向刘庆娥支付种子款155406元；2、请求判令高军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高军祥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刘庆娥赔偿高军祥经济损失196969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庆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庆娥在永丰县县城开了一家销售水稻种子的店，主要经营范围为不再分装的农作物小包装种子。2004年开始，高军祥在刘庆娥的店里批发水稻种子后在永丰县××××镇进行销售。2015年，高军祥在刘庆娥处购买了早稻种子4692斤，早稻种子款为73466元，购买了晚稻种子4756斤（其中“博优6号”种子为2106斤，），晚稻种子款为81940元，2015年水稻种子款共计为155406元。随后，高军祥将晚稻种子销售给了永丰县××××镇的农户进行种植，农户种植晚稻种子“博优6号”后，当年出现大面积稻瘟病，导致收成减产的情况发生。后来刘庆娥多次要求高军祥支付2015年的种子款155406元，但高军祥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刘庆祥遂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高军祥向刘庆娥购买水稻种子进行销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双方形成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刘庆娥交付的水稻种子是否是假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第一，高军祥应当明知刘庆娥出售的“博优6号”种子使用了两种名称即“一品多名”。从庭审查明可知，高军祥是永丰县××××镇农技站的工作人员且从事种子销售生意多年，具备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其应明知原告出售的“博优6号”种子审定品名为“吉优268”。原告出售的“博优6号”种子使用了两种名称，违反了种子标签标识的有关规定，但其标注了审定品名，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没有不符，不能因此认定为假种子；第二，高军祥在农户反映水稻种子播种发生稻瘟病后，未及时申请对已播种的水稻种子进行质量鉴定，致使无法判别水稻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高军祥应当在购得水稻种子后立即进行检验或者水稻种子播种发生稻瘟病后，应当通知刘庆娥并及时对种子进行保存申请鉴定，高军祥怠于行使上述行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高军祥欠刘庆娥种子款155406元，有高军祥在发货欠款单的签字为证，事实清楚，高军祥应当支付，庭审中，高军祥也自认确实欠155406元种子款未付，故对于刘庆娥要求高军祥支付种子款155406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高军祥未提供支持其反诉请求的证据，故其反诉要求刘庆娥赔偿其经济损失196969元的反诉请求，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高军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刘庆娥种子款155406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高军祥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408元，反诉费212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高军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一、农种品函（2013）第37号《关于2013年江西省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目录的公示》、“吉优268“审定公告、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百度百科材料。证明：1、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选育和生产经营的“博优6号”种子的品种名称是“吉优268”，该种子经2013年审定公告，审定编号为赣审稻2013004，公告中特别提示“江西省××××区种植”；2、“吉优268”品种种子的品种来源即本案来源为吉丰A，而吉丰A在选育过程中确实导入了Pi-1稻瘟病抗性基因，被上诉人不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关联性存在异议，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的是“博优6号”也是按照“博优6号”所宣传的性状采购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二、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关于《我省部分地区晚稻稻瘟病偏重发生的专家会商意见》，《江西日报》2015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闻报道原件。证明：2015年永丰县晚稻稻瘟病等病虫害偏重发生与8、9月份的天气气候有关，以及近年来对晚稻稻瘟病的防控认识不足，农民防治技术不到位等原因。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关联性也有异议，2015年的气候因素可能对晚稻的爆发有影响，但不同的品种的抗病性都不一样的，还有许多抗病性比较好的品种未发生稻瘟病，这份专家会商意见不能完全反映出不同品种抵抗稻瘟病的情况，因此，与本案种子质量没有关联。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存在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刘庆娥在永丰县县城开了一家销售水稻种子的店，主要经营范围为不再分装的农作物小包装种子。2004年开始，高军祥在刘庆娥的店里批发水稻种子后在永丰县××××镇进行销售。2015年，高军祥在刘庆娥处购买了早稻种子4692斤，早稻种子款为73466元，购买了晚稻种子4756斤（其中“博优6号”种子为2106斤），晚稻种子款为81940元（其中“博优6号”种子款31590元），2015年水稻种子款共计为155406元。随后，高军祥将晚稻种子销售给了永丰县××××镇的农户进行种植，农户种植晚稻种子“博优6号”后，当年出现大面积稻瘟病，导致收成减产甚至绝收。相关农户陆续到当地镇政府、县农业局、县信访局反映情况，并要求赔偿。其后，高军祥将购买“博优6号”种子农户赊欠的种子、农药等物资款予以免除以赔偿农户损失。
另查明：被上诉人刘庆娥所销售的“博优6号”的水稻种子实际品名为“吉优268”，江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品种“吉优268”特性特征为：全生育期119.7天，比对照岳优9113迟熟0.2天。该品种株型适中，植株生长整齐，叶片挺直，长势一般，分蘖力中，稃尖紫色，穗粒数较多，结实率高，千粒重大，熟期转色好。株高94.9厘米，亩有效穗19.4万，每穗总粒数120.7粒，实粒数98.0粒，结实率81.2%，千粒重29.9克。出糙率81.6%，精米率73.3%，整精米率59.2%，粒长7.3㎜，粒型长宽比3.0，垩白率39%，垩白度3.5%，直链淀粉含量19.8%，胶稠度32㎜。稻瘟病抗性自然诱发鉴定：穗颈瘟为9级，高感稻瘟病。产量表现：2011-2012年参加江西省水稻区试，2011年平均亩产480.76公斤，比对照岳优9113增产0.74%；2012年平均亩产525.22公斤，比对照岳优9113增产0.02%。两年平均亩产502.99公斤，比对照优9113增产0.38%。适宜地区：江西省××××区种植。
刘庆娥所销售的“博优6号”的水稻种子包装袋显示为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生产，包装袋正面中间位置用大号黑体字标明“博优6号”，背面上部位置用大号黑体字标明“博优6号”。背面用小号黑体字记载特性特征：在江西作晚稻种植，全生育期比对照岳优9113迟熟0.2天。该品种株型适中，植株生长整齐，叶片挺直，稃尖紫色，穗粒数较多，结实率高，千粒重大，熟期转色好。株高94.9厘米，亩有效穗19.4万，每穗总粒数120.7粒，实粒数98.0粒，结实率81.2%，千粒重29.9克。出糙率81.6%，精米率73.3%，整精米率59.2%，粒长7.3㎜，粒型长宽比3.0，垩白率39%，垩白度3.5%，直链淀粉含量19.8%，胶稠度32㎜。稻瘟病抗性好于对照岳优9113。产量表现：2011-2012年参加江西省水稻区试，2011年比对照岳优9113增产；2012年平均亩产525.22公斤，比对照岳优9113增产。两年平均亩产502.99公斤，比对照优9113增产。一般亩产550公斤左右，高产栽培可达700公斤以上。适宜地区：全省稻瘟病轻发区种植。品种名称：吉优268。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高军祥应否向刘庆娥支付种子货款；二、刘庆娥应否赔偿高军祥经济损失。
关于高军祥应否向刘庆娥支付种子货款问题。高军祥向刘庆娥购买水稻种子再销售给当地农户种植，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刘庆娥交付了水稻种子，高军祥应当承担货款支付义务。
关于刘庆娥应否赔偿高军祥经济损失问题。本案买卖标的物为水稻农作物种子，具有特殊性。农作物种子生产、销售者与购买、种植者之间信息极其不对称，种子导致的损失可能呈指数级扩大、且不具有回复性。国家法律、法规对种子生产、销售具有特别严格的规制，种子生产、销售者应当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等事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主要性状描述应当与审定公告一致。农业部颁布实施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第五条规定：一个农业植物品种只能使用一个名称。种子购买、种植者对种子信息的了解主要来源种子标签，标签内容应属种子买卖合同内容部分，生产、销售者负有保障标签内容的真实、合法义务，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标注或者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种子购买、使用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生产、销售者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本案中，刘庆娥销售江西金山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吉优268”水稻种子，但是标签上正反面显著位置均用大号字体标注为“博优6号”，实际品名却用小号字体在不显眼的位置标注，违反了一品一名的规定，使得购买、使用者误认为新的水稻种子。另“博优6号”种子特征特性、产量表现的标注亦违反法律规定，与“吉优268”审定公告的描述存在众多不一致，体现如下：一、将“吉优268号”表现不优良的特性、产量表现不好情形不予记载，如“长势一般，分蘖力中”，“稻瘟病抗性自然诱发鉴定：穗颈瘟为9级，高感稻瘟病”，“2011年平均亩产480.76公斤”等公告内容不真实记载；二、将“吉优268”审定公告不存在的内容予以记载，如“稻瘟病抗性好于对照岳优9113”，“一般亩产550公斤左右，高产栽培可达700公斤”。上述隐瞒及虚假宣传行为，误导了购买、使用者，使之增加了信赖、忽略了真实风险。“博优6号”种子的生产、销售者违反保障种子标签真实、合法义务，其种子不能达到其标注产量，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对于本案水稻虫害发生，除了种植者对风险的管理、防控忽略外，尚有天气因素导致，鉴于此，本院酌定刘庆娥赔偿高军祥94770元合同损失。
综上，高军祥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永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825民初1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永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825民初1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刘庆娥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高军祥赔偿款94770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高军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408元，反诉费2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85.63元，合计12113.63元，由刘庆娥负担6056.8元，高军祥负担6056.8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爱平
审判员 张才长
审判员 李伟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谭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