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2民再11号
原告：赵万林，男，1951年3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珍（原告赵万林之妻），女，1949年12月9日出生。
被告: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曹园村。
法定代表人：崔长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臣，北京德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万林与被告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联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通民初字第15128号民事判决，原告赵万林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8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万林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京检民（行）监[2014]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高民抗字第1021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424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1）通民初字第15128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89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万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学珍，被告京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万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京联公司退还赵万林押金10000元；2、京联公司向赵万林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6000元；3、京联公司赔偿赵万林1997年4月-2011年2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32620元。事实和理由：我自1997年4月入职京联公司开出租，截止至2011年4月11日累计与京联公司签订过四份劳动合同书。因京联公司没有为我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致使我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同时，京联公司至今未退还我交纳的押金10000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京联公司辩称，赵万林系1997年入职我公司，2006年3月28日，原被告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2006年4月7日，双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赵万林于合同到期后离职，且赵万林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赵万林要求我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我公司的企业性质是乡镇企业，可以不给职工上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故对赵万林要求我公司赔偿其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同意仲裁裁决的结果，同意退还赵万林押金10000元，不同意赵万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案件基本事实及由来
赵万林于1997年入职京联公司，任出租车司机。2006年4月7日，双方最后一次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为2011年4月11日。赵万林实际工作至合同到期，并于2011年5月将其所使用的出租汽车交还京联公司。赵万林系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北堤寺村农民，于2011年3月26日年满60周岁。赵万林工作期间，京联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2011年2月，赵万林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2011年2月1日，赵万林以京联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由主动提出与京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要求京联公司退还其押金10000元，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6000元及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32620元。仲裁委于2011年8月24日作出京通劳仲字[2011]第911号裁决书，裁决京联公司退还赵万林押金10000元；驳回了赵万林的其他仲裁请求。赵万林不服诉至我院，京联公司未在法定期间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通民初字第15128号民事判决：京联公司退还赵万林押金人民币10000元，驳回赵万林其他诉讼请求。赵万林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8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万林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京联公司已于原审判决后退还赵万林向其交纳的10000元押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京检民（行）监[2014]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已有判决关于京联公司系村办企业的认定。一、京联公司企业性质经多次变更，已不再是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法院认定其为村办企业而不参加社会保险缺乏法律依据。1、在京联公司的19名股东中，按出资额由多到少排名前五名的股东分别为：崔长水、金玉德、杨某某、崔广喜和李晓东，出资总额为1124.55万元，占比53.8%，超过了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0%，且五人户籍地均不在通州区梨园镇魏家坟村，户口性质均为非农业户口。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京联公司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对乡镇企业的要求。2、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去函向负责通州区乡镇企业行政管理的部门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确认京联公司的性质，该委回函证明京联公司未向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京联公司的乡镇企业性质未得到主管部门确认。二、京联公司非乡镇企业，有义务为其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且从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施行起，乡镇企业和城镇企业均需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故赵万林有权要求京联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高民抗字第1021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4243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1）通民初字第15128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89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2、关于京联公司的出资情况和实际控制情况
赵万林认为京联公司在2001年改制后不属于乡镇企业，京联公司认为改制后其企业性质仍为乡镇企业，检察机关认为京联公司50%以上的出资额由非农业户口的股东持股，故不属于乡镇企业。京联公司的公司性质应以公司改制之初投资者的户口情况予以认定，而非以现在的情况予以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京联公司2002年2月25日制定的《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约定了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该公司股东共计19人，其中农民股东崔长水（2012年农转非）出资额为403.75万元，霍彩娟（2012年农转非）出资额为80.925万元，刘勇（农民户口）出资额为142.1万元，刘振清（2016年农转非）出资额为57.3万元，贾德利（农民户口）出资额为77.9万元，禹学强（2003年农转非）出资额为73.3万元，韩凤杰（农民户口）出资额为59.6万元，张连英（2015年农转非）出资额为91.7万元。崔长水之子崔广喜生于1979年4月15日，1998年因升学将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公司章程中所载其所有的129.5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故京联公司中农民投资总额为1116.0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3.4%。
在本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中，股东均称公司主要由崔长水、张连英、韩凤杰、刘勇、刘振清五人决策和管理，经查该五人在2002年制定公司章程时均为农业户口，故京联公司中农民股东起到实际支配作用。
3、关于京联公司的隶属关系情况
京联公司称其从1992年太保公司成立起至2010年止，一直向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魏家坟村交纳管理费，为此其提供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魏家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太保出租上交村委会管理费》清单及部分年份的管理费发票、收据、进账单等予以证明，清单载明其自1994-2006年期间连续向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魏家坟村民委员会交纳管理费。原审中，京联公司提交2001年签订的《隶属关系备忘录》，载明“魏家坟村下属企业'北京市通县太保出租汽车公司'拟变更名称为'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原隶属关系不变，上交管理费不变。”备忘录加盖魏家坟村委会、梨园镇政府、太保公司、京联公司印章并有负责人签字。故京联公司在2001年改制后仍隶属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魏家坟村民委员会。
4、关于京联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否得到主管部门的确认
京联公司称其于2001年4月由北京市通县太保出租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变更为京联公司，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2010年成立的政府部门，京联公司在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之前已依法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性质确认，为此其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2003年10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京政办发[2003]5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的通知》载明：北京市乡镇企业局职能划归农村工作委员会管理。2006年10月25日梨园镇政府向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请求确认京联公司的乡镇企业性质，证明中载明“通州区农委：我镇魏家坟村下属'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属该村下属企业，情况属实，请区农委予以确认。”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回复“以上情况属实”，并加盖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人民政府公章。在无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5、关于京联公司是否需要为其所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本案审理过程中京联公司称其作为乡镇企业无需为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此其提供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两份文件及通州区社保中心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第五条规定：原北京市劳动局1999年5月17日关于印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不适用于乡镇企业。《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关于出租汽车企业加强劳动管理和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关发[1999]55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出租汽车企业（不含乡镇企业）及其使用的农民合同工应依照原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的规定从1999年6月1日起参加北京市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通州区社保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因北京市太保出租汽车公司系通州区梨园地区魏家坟村办企业，按有关政策规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不参加三项社会保险。”证明加盖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部、失业保险部、养老保险部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京联公司是否属于乡镇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首先,从京联公司改制之初投资者的户口性质情况来看，2002年2月25日京联公司制定公司章程时，崔长水、霍彩娟、刘勇、刘振清、贾德利、禹学强、韩凤杰、张连英8人均为农业户口，该8人投资额共计986.575万元，崔广喜的投资额为129.5万元，该部分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故农民投资额共计1116.0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3.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关于乡镇企业的规定。其次，从京联公司的实际支配情况来看，结合本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笔录，公司主要由崔长水、张连英、韩凤杰、刘勇、刘振清五人决策和管理，该五人在2002年制定公司章程时均为农业户口，故京联公司由农民控股和实际支配，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关于乡镇企业的规定。第三，2006年10月25日,京联公司请求主管部门确认企业性质时，当时的主管部门应为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该主管部门出具证明确认京联公司性质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无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结合该证明及京联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魏家坟村交纳管理费等情况，京联公司主张其属于乡镇企业的理由较为充分。综上，本院对京联公司主张其属于乡镇企业的答辩意见予以采信。
用人单位提出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应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11年2月1日，赵万林以京联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赵万林实际工作至劳动期限届满即2011年4月11之后，且赵万林于2011年3月26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赵万林要求京联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赵万林于1997年4月-2011年4月11日期间在京联公司工作，其与京联公司之间系劳动法律关系，京联公司属于乡镇企业，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第五条、《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关于出租汽车企业加强劳动管理和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关发[1999]55号）第六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赵万林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1997年4月-2011年2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赵万林主张退还押金的诉讼请求，因京联公司同意并已实际退还，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退还原告赵万林押金人民币10000元（已执行清）；
二、驳回原告赵万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赵万林负担(已交纳5元),其余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汉东
审 判 员 王 迪
代理审判员 王宝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