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
p t ” >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青2801行初109号
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西州德令哈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伊国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珍西，青海阿克敦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住所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王小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成，男，1968年6月2日生，蒙古族，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下属单位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住德令哈市。
委托代理人冯光宇，青海贝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未按照约定履行调整地块补偿协议,于2017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24日向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送达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伊国源及委托代理人杨珍西，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法定代表人王小林及委托代理人王国成、冯光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行政补偿协议，即支付拖欠的征用林地调整地块补偿款4900608元，并承担逾期利息587256.19元；2.案件受理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2013年12月13日，原、被告依据海西州人民政府的有关批复文件，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合同约定调整地块共计2127亩，五项补偿标准合计40838400元，同时，对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在原告已经向四承包户支付了4900608元的情况下，被告又给四承包户支付了补偿合同第一项补偿数额12251520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将多支付给四承包户的4900608元支付给原告。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托，按合同约定，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自2015年12月30日被告最后应给原告付款的时间起算至2017年12月29日原告起诉之日止，共计791天，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计587256.19元。被告依据会议纪要向与原告有承包关系的四名承包户支付补偿款12251520元，不能成为被告不向原告支付剩余款项的抗辩理由。会议纪要打印件与手写件内容相互矛盾,加盖被告公章的会议纪要打印件对外具有公信力和确定力，而手写件虽然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但是没有加盖原、被告公章，出席会议的承包户仅有两户，对另外两户没有约束力，故手写的会议纪要不具有证据效力。会议纪要的打印件及省高院的两份判决可以证明被告直接支付给四承包户的补偿款应是补偿合同第一项补偿数额的30%，并非是补偿合同约定的五项补偿总额的30%。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1）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5）青民提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应该向四承包户支付三年投资产值费用即旧地块苗木补偿费共计12251520元，该费用的性质是针对调整前地块的补偿，其中承包户之一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的补偿款总额是3409920元（592亩×1920元×3年），已经向其履行了1360000元（应履行款的40%），尚有2049920元（应履行款的60%）没有履行。（2）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7日作出的（2015）青民提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该判决对（2014）西民一终字230号民事判决书进行了改判，认定原告与承包户娄季青之间补偿款共计1198080（208亩×1920元×3年），娄季青已经从原告处领取了529920元（应履行款的40%），尚有668160元（应履行款的60%）没有履行的事实。被告按照补偿资金总额的30%向承包户支付补偿款没有依据。
2、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青28执复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拟证明：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依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提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裁定书表述为：双方正在诉讼期间德令哈市政府为了海西州新区项目建设不受影响，占地用户尽快腾退土地，未经防沙公司同意将枸杞苗补偿款的30%直接拨付给防沙公司下属四个承包户；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向德令哈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属于重复行使权利，不应支持。拟证明：承包户之一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从被告处多领取补偿款1359980元。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四个承包户之一，承包了老地块的592亩，按照补偿标准，每亩补偿1920元，补偿三年，该数额正好与五项补偿数额中的第一项数额一致。
3、律师函及信函收据，拟证明：至2016年4月9日被告尚拖欠原告17503040元未支付，经原告律师函告，至2017年3月14日还有4900608元未支付。被告对上述事实未提出异议。
4、加盖了被告公章的会议纪要打印件及证明各一份，拟证明：支付给四个承包户的补偿资金约定为枸杞苗木补偿总额的30%，不是被告所述补偿资金总额的30%。
5、（1）2014年4月29日，收款人为龚庆芳的电汇凭证；2013年10月6日，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授权给龚庆芳的授权委托书及龚庆芳的身份证复印件；龚庆芳于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收条。（2）2014年4月14日，收款人为娄季青的进账单、转账支票存根及娄季青出具的收条。（3）2014年4月11日、14日，收款人为窦正亮的电汇凭证及收条各两张，金额分别为432000元，共计832000元。（4）2014年4月29日，金额为2190000元的电汇凭证，海西州德森林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拟证明：原告收到被告第一期付款后，将与政府签订补偿合同书第一项苗木补偿款12251520元的40%即4943920元分别支付给了四个承包户，具体为：2014年4月29日支付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龚庆芳）1360000元，2014年4月14日支付娄季青5299**元，2014年4月11日支付窦正亮864000元，2014年4月29日支付海西州德森林业有限公司2190000元。
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辩称，2013年因海西州基层政权建设项目需要，经海西州人民政府、德令哈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原告位于东至德令哈市环城西路以西，南至五四干渠以北、北至315国道以南、西至晨星公司道路以东的2127亩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德令哈市农牧局和原告于2013年12月13日签订《德令哈市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约定将原告上述2127亩枸杞林地移栽调整；补偿资金总计40838400元，分三批支付，即2013年12月份支付40%，计16335360元，2014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2015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补偿资金均由德令哈市农牧局授权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拨入原告提供的账户；第一批资金到账后，原告开始搬迁移栽，同意开工建设；如原告承包户干扰施工建设，由原告进行协调解决处理等。2014年1月10日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了第一批补偿资金16335400元。此后，由于原告与所属的承包户在补偿资金分配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承包户以未获得补偿为由拒绝搬迁移栽，并阻挠施工建设，导致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影响。2014年7月29日，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召集原告及所属的承包户，召开海西州行政新区建设项目部分枸杞地征用补偿款事宜专题会议，经协商原告同意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补偿资金总额的30%直接拨付给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共计支付补偿资金12251500元；2016年1月26日、2017年1月5日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补偿资金7000000元、5251500元。至此，原告的补偿资金40838400元已全部支付。原、被告签订的补偿合同中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应承担的责任，且本案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支付逾期利息的情况。会议纪要打印件和手写件表述误差的问题，手写件属于原始证据，打印件是对手写件的整理，应该以手写的会议纪要为证明依据。打印件”枸杞苗补偿总额”与手写件”补偿总额”中表述的含义是一致的，政府征用土地上有枸杞苗木，需要移栽，因此不存在对土地的补偿，由于移栽会产生一系列的费用，合同中的五项费用属于对移栽苗木产生的费用，赔偿总额也是对苗木移栽的赔偿。2016年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虽然确定了五项赔偿中第一项属于承包户，但该判决不能约束2014年的会议纪要的决定。本案是行政案件，存在起诉期限问题，起诉期限是不超过1年，2014年7月29日开会后，原告知晓被告要将30%补偿款支付给承包户，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哪怕按照原告提供的2015年12月14日的证明，原告清楚2014年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原告应在2016年12月13日前提起诉讼，本案立案于2018年1月19日，原告混淆了民事和行政案件诉讼时效，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2015年12月6日中共德令哈市委、德令哈市人民政府下发《德令哈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将农牧局、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机构和职责整合，组建农牧和扶贫开发局。综上，被告没有拖欠原告的补偿款，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且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2015年12月6日，德发[2015]8号《中共德令哈市委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令哈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一份，拟证明：2015年12月6日，德令哈市农牧局被撤销，由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继续行使其职权。
2、2016年6月30日，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主要职责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一份，拟证明：被告主要职责其中第十九项为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本案中被告与原告签订《补偿合同书》是接受市政府的安排。
3、2013年12月13日，原、被告签订的《德令哈市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一份，拟证明:（1）原、被告存在林地征用法律关系；（2）被征用林地位于东至德令哈市环城西路以西、南至五四干渠以北、北至315国道以南、西至晨星公司道路以东，面积2127亩；（3）补偿资金总计40838400元，分三批支付，即2013年12月份支付40%，计16335360元，2014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2015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补偿资金均由德令哈市农牧局授权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拨入原告提供的账户；（4）第一批补偿资金到帐后，原告开始搬迁移栽，同意开工建设；如原告承包户干扰施工建设，由原告进行协调解决处理，协商不能解决的，申请当地人民法院裁决。
4、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31日支付给原告金额为18406308.28元的记账凭证、2014年1月10日转账支票存根及2014年1月13日的进账单；拟证明：2014年1月10日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的18406308.28元，包括林业局拨付的占地补偿款91840元、拆迁安置费1979068.28元及本案的第一批补偿资金16335400元，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第一笔补偿资金16335400元。
5、2014年7月29日，以海西州行政新区建设项目部分枸杞地征用补偿事宜为题的会议纪要手写件一份，拟证明：按照合同约定应将补偿资金拨付给原告指定的账户，由于原告与所属的枸杞种植承包户在补偿资金分配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补偿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故召开会议变更为”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补偿总额的30%，按补偿标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拨付给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在答辩期内已经将会议纪要的打印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打印件和手写件在文字表述上有差别，不再作为证据提交。
6、记账凭证、电汇凭证、付款证明共计46页，拟证明：（1）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支付第二批补偿资金共计12251500元；（2）2016年1月26日、2017年1月5日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第三批补偿资金7000000元、5251500元，共计12251500元。
7、（2014）西民一终字2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1）枸杞苗木补偿款不是原告所述五项补偿中的第一项，应该是每亩19200元；（2）原告所述四个承包户仅能分得五项补偿中的第一项不属实，承包户应当分得补偿总额的40%，剩余60%属于本案原告。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意见：
认可证据1、2、4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
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该合同也证明了原告起诉的合法性，补偿标准共计五项，总计金额为40838400元；补偿可以分为两块：第一项为前三年的投资产值费用，即旧地块苗木补偿费，属于对调整前地块的补偿；第二项为移栽枸杞苗木费9443880元、第三项为土地平整辅助工作及滴灌设施费2467320元、第四项为补助两年生产各类费用8167680元、第五项为十年土地租赁费8508000元，以上可以统称为新地块建设费，该费用属于调整后地块的补偿；付款方式为被告授权的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将补偿资金划入原告指定账户；争端的解决途径为司法程序。
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是被告没有出示以文件形式下发的会议纪要打印件。不认可被告的证明方向及对内容的理解，在打印件上加盖有农牧局的公章，因为打印件和手写件对起算资金表述完全不同，打印件为”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枸杞苗木补偿总额的30%”，而手写件为”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补偿总额的30%”。2014年7月29日的打印件和2015年12月14日被告出具的证明都表述为”会议决定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枸杞苗木补偿总额的30%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拨付给防沙公司下属的四个承包户”，而枸杞苗木补偿的总额正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补偿合同书》五项补偿内容的第一项，即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就是旧地块苗木补偿费12251520元。后四项2858688元属于新地块建设补偿费，该费用与承包户没有关系，地块调整后四个承包户没有继续经营。被告不可能在2014年4月份在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将旧地块苗木补偿款的40%即4900608元支付给四个承包户的情况下，同意给四个承包户再支付资金总额的30%。补偿资金总额的30%正好是旧地块苗木补偿的总数12251520元，更何况有两个承包户没有出席会议，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补偿标准还没有做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原告法定代表人不会同意按照补偿资金总额的30%支付给四个承包户。会议纪要打印件与被告出具的证明内容前后矛盾，证据没有确定性，证明的内容前面说按照2014年补偿资金即枸杞苗木补偿总额的30%支付给承包户，内容的后面却按照补偿资金总额的30%支付给承包户，说明被告对支付标准、具体支付多少钱是不确定的，最后只能按照支付的结果解释自己的支付标准。会议纪要的手写件第一项内容与第二项内容互相矛盾，如果按照补偿资金的30%支付给四个承包户，等于支付了全部的旧地块苗木补偿费，就不需要再协商了。该会议纪要的打印件属于政府决定或命令，对原告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对是否执行、如何执行、理解执行内容和标准不是原告可以决定的，是政府部门决定的，因此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实属无奈。
认可证据6真实性，对付款金额无异议。但政府会议纪要的打印件是支付款项的依据，既然会议纪要都无法证明政府付款的合法性，明细更不能证明被告付款的合法性，被告付款给承包户是违反原、被告补偿合同书约定付款方式的。
证据7没有发生法律效力，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做出改判。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法院将五项中的第一项全部数额判给了承包户，而不是按照第一项的40%判给承包户。
认可证据2真实性。对裁定书中”未经防沙公司同意将枸杞苗补偿款的30%直接拨付给防沙公司下属四个承包户”的表述有异议，被告依据会议纪要支付，并非没有经过原告同意。在一审时德令哈市法院将娄季青承包的260亩，按照每亩19200元土地的全部补偿款判给了娄季青；二审按照以上计算方式的40%判给了娄季青，60%归原告；在高院，将补偿合同第一项中的260亩判给娄季青。三级法院判决不一致，2016年3月7日，高院最终判决结果是将五项中的第一项判给了娄季青，而市政府在2014年7月29日开会时并没有形成娄季青最终应该按照多少比例、多少数额的赔偿款，原告对补偿款的认识是基于高院的判决，原告以最终结果倒推分配结果是不符合逻辑的。
不认可证据3，被告没有收到律师函，原告提交的信函收据不能证明将该律师函邮寄给了被告，或被告收到该信函。
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该打印件是对手抄件的整理，当打印件与手抄件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原始证据手抄件为准。政府征用原告的枸杞林地，征用和移栽的林地亩数要一致，由于涉及移栽，才有合同约定的五项。对2015年12月24日，加盖了被告公章的证明清楚的表明给四个承包户支付的补偿款共计12251520元，就是2014年给原告应支付的补偿款。
对证据5无异议，认可该付款情况。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3日德令哈市农牧局与原告签订《德令哈市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约定：根据德令哈市城市规划和海西州基层政权建设项目需要，经州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原告位于东至德令哈市环城西路以西，南至五四干渠以北、北至315国道以南、西至晨星公司道路以东的2127亩枸杞地移栽调整。各类费用标准为：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12251520元、移栽枸杞苗木费9443880元、整地费用（包括平整土地、放线、开沟、整修铺设滴管设施等）2467320元、搬迁移栽后补助二年生产各类费用（包括水电费、肥料、修枝、抹芽、施肥、农药、病虫害防治、除草、浇水等）8167680元及10年土地租赁费8508000元五项内容，补偿资金总计40838400元。补偿资金的支付方式为：2013年12月份支付40%，计16335360元；2014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2015年12月份支付30%，计12251520元；补偿费用均由德令哈市农牧局授权的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拨入原告提供的账户。第一批资金到账后，原告开始搬迁移栽，同意开工建设；如原告承包户干扰施工建设，由原告进行协调解决处理，协商不能解决的，申请当地人民法院裁决。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告支付涉案补偿资金16335400元。原告收到此款后，于2014年4月29日支付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龚庆芳）1360000元、2014年4月14日支付娄季青5299**元、2014年4月11日支付窦正亮864000元及2014年4月29日支付海西州德森林业有限公司2190000元，共计4943920元。由于原告与所属的枸杞种植承包户在补偿资金分配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工程建设受到影响。2014年7月29日，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召集原告及所属的部分承包户，召开专题会议，会议纪要手写件载明的会议决议为：”一、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补偿总额的30%按补偿标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拨付给防沙公司下属四个承包户；二、防沙公司与承包户尽快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解决补偿事宜；三、补偿资金到位后，承包户按时上交电费，水费等费用。”德令哈市农牧局副局长王国成、原告法定代表人尹国源、窦正亮及海西州德森林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华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名。会议纪要打印件载明的会议决定为”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即枸杞苗木补偿总额的30%，按补偿标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拨付给防沙公司下属四个承包户；防沙公司与承包户尽快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解决补偿事宜；补偿资金到位后，承包户按时将所欠水费、电费等费用。”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西宁云鑫实业有限公司、娄季青、窦正亮及海西州德森林业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补偿资金12251500元。2016年1月26日、2017年1月5日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补偿资金7000000元、5251500元，合计12251500元。2015年12月6日中共德令哈市委、德令哈市人民政府下发《德令哈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将农牧局、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机构和职责整合，组建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本院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原、被告签订的《德令哈市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约定补偿费用均由德令哈市农牧局授权的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拨入原告提供的账户，因原告与土地调整前的枸杞种植承包户在补偿资金分配上发生争议，导致工程建设受到影响，故德令哈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29日召集原告及所属的部分承包户，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将2014年的补偿资金直接拨付给原告下属四户承包户，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共计支付补偿资金12251500元。由于会议纪要的手写件与打印机的文字表述存在差异，致使原、被告对会议决议内容的理解产生歧义。双方所签订的《德令哈市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退耕还林枸杞林地移栽调整地块补偿合同书》约定补偿费用包括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移栽枸杞苗木费、整地费用、搬迁移栽后补助二年生产各类费用及十年土地租赁费五项内容。从补偿款的五项内容来看，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是对土地调整前的补偿，其余四项为调整后土地建设补偿费，因土地调整前的土地由四承包户种植，故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应归四承包户享有。原告于2014年1月10日收到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拨付的第一批资金16335400元后，将其中的4943920元分别支付给了四个承包户。由此可见，原告将会议决议内容中直接拨付给四个承包户的30%理解为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12251520元的30%并无不妥。而被告授权德令哈市城投控股有限公司向原告下属四个承包户拨付的款项为四承包户应享有的前三年投资产值费用的金额，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补偿协议，即支付拖欠的征用林地调整地块补偿款4900608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原、被告对会议纪要的文字表述产生歧义，但被告已将涉案补偿款全额支付给原告及四个承包户，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支付原告最后一笔补偿款的时间为2017年1月5日，故被告所述原告已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支付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补偿款490060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承担逾期利息587256.19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215元，由原告德令哈市柴达木防沙治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10元，由被告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负担460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商惜华
审判员冯珍珍
人民陪审员武凤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