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521民初3113号
原告：王旭祥，男，1970年出生，满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雨，内蒙古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刚，内蒙古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洪良，男，1976年出生，蒙古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再升，科尔沁左翼中旗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公主岭市果树农场三队。
法定代表人：赵中艳，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中辉，男，1969年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公司副总经理，住吉林省公主岭市.
原告王旭祥与某李洪良、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旭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雨、赵志刚，被告李洪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再升，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中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告王旭祥诉称，2016年3月16日原告与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签订聘用合同书，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联盟协议书，授权原告为科左中旗架玛吐镇的联盟”农合服务中心”和专利维权信息站。被告与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和原告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公司提供”双埯六株穴中穴”创新玉米种植模式，提供与模式配套的农机、农资产品，保证在同等地块，同等外界条件下，比传统种植模式增产30%以上，如增产达不到30%，公司给补到30%，公司托管每公顷收总费用7000元，现金结算（包括农机服务、种子、化肥、农药、叶面肥等），不包括灌溉和秋收。如农户现金不兑现，由服务中心（原告）一次性付清。到秋后须支付每公顷7700元给服务中心（原告）。原告与某在2016年3月12日协商之后，被告同意让原告先行垫付托管费用，于是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枚。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与原告协商，由原告负责提供农机服务，农机费为1000元，因此托管每公顷费用为6000元。原告将垫付的托管费用于2016年4月20日交付给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枚。到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垫付款，但被告一直以种种理由拒不还款，原告认为合法的债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原告无奈之下，特将被告诉至法院：（一）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垫付款48824.9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洪良答辩称，原告与某之间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本人承担诉讼费用，理由如下：第一，2016年3月1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种植协议书时原告尚未被第三人聘用并与之联盟，此后4天即2016年3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的聘用、联盟协议对被告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所谓聘用联盟协议根本不知情。第二，2016年3月12日被告出具的欠据是为第三人出具的，因为种植技术、种子、化肥、农药、叶面肥均由第三人提供并非原告提供，且当时原告并未被第三人聘用，也未联盟，被告怎么可能为原告出具欠据呢？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第三，2016年3月12日被告为第三人出具的欠据中已经包含10个月的利息，这足以证明，此款应在2017年1月12日偿还，如不按期偿还，应由第三人向被告主张权利，而原告既不是权利人也不是合同相对人，也未经被告同意，于2016年4月20日即私自将此款交付第三人，当时土地尚未耕种，秋后合同履行情况尚未定论，让人费解。第四，从原告向法庭递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2016年3月12日第三人和被告签订《协议书》中所使用的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赵忠辉名章与原告王旭祥2016年4月20日向第三人交款明细和《收款收据》上所使用的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赵忠辉名章是两套公章和名章，明显不符，相关人员有伪造印章，搞虚假诉讼之嫌，望人民法院依法查证属实后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第五，第三人与某签订的是种植协议，被告为第三人出具了欠据，此种协议，只有到秋收成时，才能看出合同的目的是否实现，而原告却在种籽没有下地里之前的2016年4月20日未经被告同意，也没有通知被告，即将被告欠款提前私自交付第三人的行为，对被告无约束力，无论交款是否真实，原告均对被告无追偿权，农民再傻，也不会在没种地前将欠款先委托原告向第三人交付，否则被告为第三人出具欠据将毫无意义。第六，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第三人工商营业执照档案材料可以看出，第三人与原告具有合伙骗农之嫌：一是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1日，公司工作人员三人，董事兼经理赵忠辉、公司监事王艳萍、会计陈玉洁，没有一名农业科技人员。公司经营范围：普通农作物种植，农业机械、化肥零售。而就这么个三人公司刚成立一天。第二天即2016年3月12日就来到内蒙古科左中旗架玛吐镇五间房村，大肆宣传推广所谓专利项目”双埯六株穴中穴”创新玉米种植模式，并声称该种植模式保证比传统种植模式增产30%以上，被告等29户农民不明真相，抵不住诱惑，于2016年3月12日与第三人签订了种植协议书，并为第三人出具了欠据。二是2016年3月1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至今，双方再也没见过面。此款原告起诉，被告才得知第三人在未征得被告同意，也未通知被告的情况下，私下于2016年3月16日与原告签订了《聘用合同书》、《联盟协议书》、《协议书》将由第三人完成的所谓托管工作交由不懂农业科学技术的原告处理，自己却销声匿迹、溜之大吉。号称托管种植一年却无人管理，致使2016年被告种植的玉米产量不好，没有传统种植产量多，且种植成本花费巨大，秋后算账，反而比往年亏本。三是第三人未取得相关资质，大搞虚假宣传，超范围非法经营，给本案被告（另28户）等29户农民造成极大的，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属典型的骗农、坑农、害民！此案结束后被告将依法向相关人员主张赔偿。
第三人秋硕公司述称，第一、第三人秋硕公司为正规经营的农业有限公司，第三人秋硕公司是2016年3月11日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登记成立。在公司正式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以前已经对玉米高产种植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为期3年左右的研究，并开展了相应的试点工作。公司成立后，也一直规范经营，诚信经营，是一家正规经营的专注农业农民的企业。第二、第三人秋硕公司的玉米高产技术为国家专利技术机构认定的专利技术有”新型玉米种植方式发明专利”、”玉米专用种植设备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技术，该专利技术合法有效。”吉林秋硕玉米超高产综合管理模式”以上两种专利技术为基础，以”玉米增产、农民增收、土壤修复”为目标，采用”大垄双行、单元四株、不等距摆放”的玉米种植方式，专利技术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有着革命性的改变，每公顷保苗70000-90000株，因为增加了株数，因此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增产的目的。而且该技术经过三年的实践，均产量较高，比传统模式产量高出30%-40%。第三、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秋硕公司的玉米高产种植技术在科左中旗架玛吐镇五间房村未实现增产30%，我公司根据玉米高产种植技术在东北四省的种植反馈情况，认为该玉米高产种植技术均实现了”同等地块、同等外界条件下，比传统种植模式增产30%”。第四、我公司曾在2016年9月已经支付王旭祥5000元作为玉米测产经费。测产费支付给原告王旭祥后，王旭祥一直对我公司说已经进行测产，在等测产报告。现如今我方知道王旭祥未按照约定进行玉米测产，导致目前农户和我公司关于玉米产量出现分歧，进而农户不偿还王旭祥垫付的农资。在整件事情中，我公司按照约定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希望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对各方当事人进行公证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2日原告王旭祥、被告李洪良、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第三人提供”双埯六株穴中穴”创新玉米种植模式，提供与模式配套的农机、农资产品，保证在同等地块，同等外界条件下，比传统模式种植方式增产30%以上，如增产达不到30%，第三人给补到30%。因第三人种植模式或第三人提供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原因给农户造成损失的，第三人承担赔偿损失，未经第三人允许擅自应用第三人模式的，用第三人模式而未用第三人配套农资产品的，以及由于自然条件原因（如干旱、洪涝、大风、冰雹、蝗虫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损失，第三人不负责赔偿。第三人托管每公顷收总费用7000元，现金结算（包括农机服务、种子、化肥、农药、叶面肥等），不包括田间灌溉和秋收。如农户现金不兑现，由服务中心一次性结清。到秋后农户须支付每公顷付7700元给服务中心（其中包括10个月利息700元）。协议中公司法人处第三人盖章、农户处被告李洪良签字、服务中心处原告王旭祥签字。
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递交四份证据：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据2、欠据一枚；证据3、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通辽市科左中旗架玛吐镇五间房村玉米高产种植户交款明细一份（2页，出示原件）；证据4、收款收据一枚（出示原件）。出示证据1，证明原告与某、第三人达成协议，如农户不给现金由服务中心一次性结清给第三人的事实；出示证据2，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款的事实；出示证据3，证明原告替被告向第三人支付土地托管费48824.93元的事实；出示证据4，证明第三人收到原告的垫付款，其中包括被告的垫付款48824.93元的事实。
被告李洪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真正的债权人是第三人，而不是原告，因为协议中写明如农户未能给现金，将由服务中心垫付，因此原告没有权利主张此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欠据中包含每公顷700元是10个月的利息，2017年1月12日才到还款日期，但原告在2016年4月20日就将款项替被告垫付了；对证据3、4有异议，与某无关，因原告垫付时间是2016年4月20日，被告的还款时间还没到，至于原告偿还的是什么钱，与某无关。两枚证据中和协议书中的公章是两套，直径不同，且赵中辉的名章有编码，而收据中的名章没有编码，有伪造公章之嫌。
第三人秋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均无异议，对被告说的公章有伪造问题是不属实的，因为当时注册公司时比较着急，后又换了一套公章，且也都有备案。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王旭祥向法庭递交的四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相互佐证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协议的事实及由原告先行为被告垫付土地托管费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李洪良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递交五份证据：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据2、玉米超高产专利技术种植户档案表一份；证据3、调证申请书一份；证据4、光盘一张；证据5、证人出庭申请书一份；被告李洪良出示证据1，证明公司成立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12日签订协议，公司有虚假宣传嫌疑，因秋天没有进行测产，实际上我们是减产了。还款时间未到，原告给第三人的具体是什么钱，与某无关；出示证据2，证明三方认可的历年平均每公顷产量为22500斤，原告及第三人应在这个基础上增产30%；出示证据3，证明公司两人组成及一名会计，没有任何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经营范围为普通农作物种植，第三人的宣传广告夸大其词，超范围经营，2016年9月27日第三人还在使用2016年3月12日协议中的公章，直径4.1公分，一直在继续使用；出示证据4，证明吴继广与原告王旭祥向季艳武、节秀艳每公顷少要1500元的事实；证据5，被告申请证人张某1、郑某、郭某、张某2、于某出庭作证，证明2016年3月12日签订合同后第三人从未来人进行技术指导等，后期管理从未参与，种子、化肥等都是吴继广提供，使用的种植新模式不如传统模式的事实，证明原告垫付款项农户们不知情的事实，放弃其他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某1出庭证实”2016年第三人在我村推广新模式种植，被告产量没有达到，2017年1月10日王旭祥及吴继广找到我们29户农民，说一晌地少要1500元，29户种地时都是雇佣我的车，是吴继广找到我，雇我灭茬子是75公顷，播种45公顷，种地的钱吴继广还没给我呢。”证人郑某出庭证实”2016年29户使用秋硕公司提供的模式，均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证人郭某出庭证实”2017年3月10日召开会议研究了减产的事宜，每公顷少收1500元的事实，29户农户都去了，当时我没去，但我儿子郭永才去了，我是听我儿子说的。”证人张某2出庭证实”2016年王旭祥种的玉米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产量标准，2017年1月10日王旭祥与吴继广找了27户农户，说2016年使用他们的模式减产了，每公顷可以免1500元，但是我们没同意。”证人于某出庭证实”我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合同约定的产量没有增产，2017年1月10日吴继广把种地的都找去了，说每公顷减免1500元。”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没说明必须到秋后结算，协议约定的是种子及化肥到农户手里后，农户不能给付现金将由服务中心垫付，对被告所述的虚假宣传有异议，因在公司成立之前原告与吴继广等人去第三人公司参观，没有涉及到虚假宣传；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按照历年的产量对比，应按同等地块、同等外界条件下相对比，在2016年高温、干旱情况下，被告的玉米还增产了；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指向有异议，因为第三人是合伙公司，不是个人公司，登记信息不能表现公司员工的情况，对公章事宜我方不清楚；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话双方人物不清楚，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5中，第一证人的证人证言不真实，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依据，该证人明确表述在播种后本人就没有进行管理，不能确定公司是否去现场进行指导，证人不能证明被告减产的事实，因证人没有去过被告家中；对第二证人的证言也不真实，开始时陈述公司没有到现场进行指导，后来又说外出打工不知道，该证人不能证明本案被告减产的事实；对第三证人证言非常模糊，本案没有参与过田间管理，所以不可能知道公司是否来人进行指导，而且其表述从签订合同到至今公司并没有到五间房村，但是本案被告在庭审调查中明确陈述公司人在2016年8月份在该村进行宣传，证人与某陈述相矛盾，不真实；对第四证人证言不真实，该证人对种植户多少都不知道，而且该证人不能证明本案被告玉米存在减产的事实；对第五名证人证言存在虚假，证人陈述与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对合同内容的给付方式陈述不清，而且该证人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减产的事实。
第三人秋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被告所述垫付款事与我公司无关，因我公司不赊购，服务中心与农户之间是什么时间还款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2有异议，证据证明历年的平均产量，写上去的意思是以平均数为标准；对证据3无异议，但因我公司业务量较大，我公司有两套公章，在工商局都有备案注册，我公司2014年注册，2016年3月份更换了企业名称，所以我公司不存在欺诈、欺骗等行为，当时注册的是股份制公司，所以没有体现出公司所有员工的姓名；对证据4有异议，本人未到场且证明不了光盘的真实性，光盘所提出的少要钱与我公司无关。五名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五名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张玉清向法庭递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协议书不能证明有虚假宣传，对证明指向不予采信；对证据2，该表格里虽然书写了历年产量的具体数字，但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增产的对照标准，故对证明指向不予采信；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被告夸大宣传、超范围经营的事实，故对证明指向不予采信；证据4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中五名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被告减产的事实及第三人秋硕公司没有进行技术指导的事实，且五名证人均与系列案件当中的利害关系人，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递交了四组证据：证据1、东北四省区玉米双埯四株种植示范户表一份（2页）；证据2、玉米超高产专利技术种植户档案表六份（18页）；证据3、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出示原件）；证据4、光盘一张；第三人秋硕公司出示证据1，证明我公司在东北四省和内蒙不同区域、都使用该模式都增产了，证明我公司的这种模式是可以进行推广的；出示证据2，证明使用我公司推广的模式都增产了；出示证据3，证明我公司推广的模式是国家授权及认可的专利技术，实用新型名称：玉米专用种植设备；出示证据4，证明2016年五间房村地的产量是每公顷在27000斤左右，是村会计自己陈述的。
原告王旭祥质证认为，均没有异议。
被告李洪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有异议，该人物是否存在无法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发明时间是2016年8月31日，这时的地都种完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有异议，时间地点不清楚，录制人也不清楚，吴继广所述内容太假，且吴继广说自己是社长，也没有与第三人公司合作，内容虚假。
本院审查认为，第三人秋硕公司向法庭递交的证据1、2、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与某是否应给付原告垫付款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2016年3月12日原告王旭祥、被告李洪良、第三人吉林省秋硕农业有限公司自愿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第三人提供”双埯六株穴中穴”创新玉米种植模式，提供与模式配套的农机、农资产品，保证在同等地块，同等外界条件下，以传统模式种植方式增产30%以上，如增产达不到30%，第三人给补到30%。第三人托管每公顷收总费用7000元，现金结算（包括农机服务、种子、化肥、农药、叶面肥等），不包括田间灌溉和秋收。如农户现金不兑现，由服务中心一次性结清。到秋后农户须支付每公顷付7700元给服务中心（其中包括10个月利息700元）。协议中公司法人处第三人盖章、农户处被告李洪良签字、服务中心处原告王旭祥签字。关于协议书效力问题，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自实际履行了义务，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关于王旭祥与第三人的关系问题，原告王旭祥虽与第三人秋硕公司签订了《联盟协议书》、《聘用合同书》，但秋硕公司并未给王旭祥开工资，王旭祥的收入来源一部分是依靠推广秋硕公司的种植模式，每推广一亩地秋硕公司给王旭祥相应的提成，王旭祥另在提供机耕服务时赚取相应利润，以及为种植户垫付资金后种植户给付的每公顷700元利息，也即事实上王旭祥并不是秋硕公司的员工，不是被告所答辩称的雇佣关系，王旭祥与秋硕公司应为合作关系。关于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垫付款的问题，本案中三方自愿签订协议，被告李洪良也认可出具了欠据，自签订协议书至今，被告应给付第三人秋硕公司的种子、农药、化肥款系由原告王旭祥垫付，被告应给付原告王旭祥的机耕费及利息也未给付，被告李洪良认为自己的玉米减产了，不应给付原告垫付款，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被告是否减产与某是否应给付原告垫付款无关，如被告确有证据证明减产事实存在，可另案向第三人秋硕公司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洪良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王旭祥欠款48824.9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0元，由被告李洪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孟根其其格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刘 萌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