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6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贝永富，男，1966年12月19日生，汉族，通化市人，农民，住通化市。
委托代理人曲殿辉，二道江区二道江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通化市二道江乡桃园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刘志成，主任。
被上诉人通化医药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初功名，主任。
上诉人贝永富因与被上诉人通化市二道江乡桃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桃园村委会）、通化医药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药开发区）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2014）二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贝永富在原审时诉称，2007年7月3日，被告桃源村委员会与原告签订了征地安置费协议书，协议：1、开发区征用乙方水田地1.68亩＊1200元／亩＊15倍=30240元，经和开发区协商给付青苗费1.68亩＊1200元／亩=2016元，共计32256元；2、如今后长胜村和二组合作社水田地倍数和产值增高，桃源村一组随之增高，增补到和他们一样。协议签订后，被告开发区按协议第一条的规定给付了补偿费，该土地已征用。2012年7月，开发区将水田补偿费标准调整至每亩6.5万元，集体提留每亩5000元，农户每亩6万元，现在长胜村和桃源村二组已按此标准进行了补偿，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给付补偿款未果。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安置补偿费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付原告增补土地补偿款68544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给付征地补偿款68544元。
原审被告通化市二道江乡桃园村民委员会在原审时辩称，1、2007年7月，我村受开发区委托征地桃源村一、四组水田地，当时按12000元／亩给村民青苗费、安置费，村民不同意，开发区和桃源村商议决定，今后长胜村和二组水田地倍数和产值增高，桃源村一组、四组随着增高，增高到和他们一样，这样我村受开发区委托和村民签订协议。2、关于被答辩人土地补偿费问题，按我国土地法和其它规定，2009年3月3日前发生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和使用，不分配给村民，2009年3月3日以后吉林省28号文件规定，土地补偿费80%归村民分配，20%归集体所有。3、关于一组村民申请补偿款到现在的65000元，补是应当补，但开发区没有给我村补款，应由开发区给补，况且我村从2013年5月20日起，就申请开发区给村民补到总额65000元。
原审被告通化医药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原审时辩称，1、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所涉土地的征收及补偿事宜，均系通化市开发区国土资源局以及通化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并由省国土资源厅审批，故以答辩人为被告提出诉讼，并无事实及法律根据。2、本案所涉土地的补偿事宜，业已按照审批方案发放完毕，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无实体义务。如诉状所述，被答辩人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按照省国土资源厅的审批补偿安置方案领受了征地补偿款，因此，即使假定答辩人确曾对被答辩人负有给付义务，那么该义务亦因履行完毕而终止，故被答辩人对于答辩人并不具有实体请求权。3、被答辩人与同案另一被告，即桃源村之间的安置补偿协议无论是否存在，真实与否，其对答辩人并无拘束力。根据答辩人在诉状中陈述，其据以要求答辩人对其增加给付土地补偿款的根据，是与桃源村之间的安置补偿协议，但对于此份协议，第一、该协议是否存在，须由被答辩人举证证明；第二、协议是否真实，答辩人无从得知；第三、答辩人对该协议的签订及内容毫不知情，亦未对补偿款事宜向任何人授权；第四、据合同相同对性，该协议对答辩人不具有拘束力。综上，被答辩人的本次起诉，无任何事实及法律根据，望法庭依法驳回其全部诉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4月13日，被告桃源村与通化市土地收购储备管理中心签订了一份关于通化市城市建设批次用地征收二道江桃源村土地的补偿及安置意见（省国土资源厅），其中记载：依据关于通化市城市建设批次用地（2005第2号）的请示精神，征收桃源村旱地、灌溉水田等土地，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按前三年平均产值18000元／公顷，土地补偿费10倍，安置补助费15倍（折合水田1200元／亩），补偿总费用4，019，031.00元。2006年5月8日，开发区及通源投资有限公司将安置补助费2，714，589.00元汇款至桃源村账户。2006年9月22日，省政府向开发区下发了第0521号《使用土地批复》。2008年1月3日，桃源村（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桃源村一组水田地农村安置补偿费协议书，约定：一、开发区经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征用乙方水田地1.68亩＊1200元／亩＊15倍=30240元，经甲方和开发区协商，2007年青苗费1.68亩＊1200元=2016元，共计32256元，由甲方一次性发放到乙方，双方签字后，再不发生其他费用。二、如今后长胜村和二组水田地倍数和产值增高，桃源村一组随之增高，增补到和他们一样。三、本协议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双方签订，除第二条款外，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单方违约责任自负。当日原告领取了32256元水田地安置费和青苗费。2012年7月5日，开发区信访办下发了通医药高新信（2012）1号文件，开发区关于九如物流项目征地补偿所涉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其中二、答复意见1、水田补偿标准不变，即本次九如物流项目征收长胜村水田按每亩年单产2500元标准，即每亩总计6.5万元。集体提留5000元，对耕种者每亩补偿6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开发区主张其主体不适格，认为本案所涉土地征收及补偿事务，均系国土资源局办理，并经审批，但其提交的书面说明证明，土地管理中心系依据职权为被告开发区征用土地，被告开发区系该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及补偿者，故被告开发区主体适格。原告主张与被告桃源村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但该合同系被告桃源村依据其与通化市土地收购储备管理中心之间签订的补偿及安置意见而进行签订，虽然安置意见形式上为向省国土资源厅的报告，但根据其体现的内容，其性质属于委托合同。而被告桃源村作为代理方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二条增补条款，无被告开发区的特别授权，事后亦未取得追认，属于超越代理范围。虽然原告提供二位证人王长友、那吉玉证实是听村里人说的，但二人不能证实合同签订时开发区同意该条款，且证人均系被征地一组村民，与增加补偿款存在利害关系，故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因此，原告主张增加补偿费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经本院第六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5元，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贝永富对原审法院判决不服，上诉至本院。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桃园村委会与上诉人贝永富签订的协议第二条属无效条款错误，被告开发区事先己将征地补偿款先行付给桃源村。被告开发区征用所有土地都是委托土地所在地的村委会签订合同（见长胜村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中载明“经与开发区协商同意”。2、合同签订人王长有（时任桃源村村长）和那吉玉当庭证明“开发区土地局郭局长同意协议第二条”。其证言具有代表性真实性，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王长有、那吉玉与增加补偿款有利害关系，据此不采信证明内容错误。3、在庭审过程中作为被告的桃源村自认“经开发区同意”的行为。综合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协议内容是开发区同意的委托行为。4、根据以上证据充分证明，被告桃源村亦是表见代理行为，作为被代理入的开发区应承担法律后果。假设桃源村超越代理范围，也应依法判决代理人对上诉人承担责任，不应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5、一审法院应判令开发区返还土地。
被上诉人桃源村委会答辩认为，我们签订的合同都是按开发区委托的意图签订。补偿款的增加应由开发区支付，受益人也是开发区。
被上诉人医药开发区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贝永富与被上诉人桃源村委会签订的安置费协议书系以诉争土地的安置补偿意见为依据进行的，根据安置补偿意见，由通化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负责支付安置补助费，由桃园村委会自行安置，并确定土地补偿及补助标准。上诉人贝永富与被上诉人桃源村委会签订的安置费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如今后长胜村和二组水田地倍数和产值增高，桃源村一组随之增高，增补到和他们一样”超出了安置补偿意见的补偿范围及标准，且事后也未取得征地补偿单位对该条约定的追认。上诉人贝永富在原审时提供的两位证人王长有、那吉玉出庭证实的内容只证明了桃源村委会承诺安置费协议书第二条所约定的增补款及协议签订的过程，关于医药开发区同意协议第二条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贝永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贝永富请求二被上诉人履行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元，由上诉人贝永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辉
代理审判员 刁 萍
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