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招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傅旭燕，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候月潮。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俞岚、周春芝，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侯东平。
上诉人侯招爱为与被上诉人候月潮、原审第三人侯东平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1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侯招爱及其委托代理人傅旭燕，被上诉人候月潮及其委托代理人俞岚，原审第三人侯东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的祖父侯万良（卒于1948年左右）生前育有四子，依次是侯洪太、侯国太、侯生太和侯某甲。侯洪太、侯国太解放前已去世。侯洪太与蒋阿茶（卒于1968年）系夫妻，生前育有二女，长女侯招罗（土改前已出嫁），幼女侯招爱（又名侯照媛）。侯招爱1959年左右结婚。侯国太育有一女侯招朵。侯生太育有四子五女，儿子分别名侯满朝、候月潮、侯炳朝、侯朝平。侯某甲育有六子四女，儿子分别名侯东平、侯亚平、侯育平、侯志平、侯南平、侯陆平。坐落于原诸暨县小西区古塘乡、坐西朝东的五间房屋系侯万良的老宅，其中最北面一间在土改时登记在蒋阿茶、侯招爱名下，房屋坐落于屋沿大园，东至路、南至侯生太、西至侯公云、北至侯言太，面积为陆厘伍毫（计43.33平方米）。因侯洪太在解放前已去世，生前未生育儿子，已生育的两个女儿也已出嫁，侯洪太的妻子蒋阿茶又身患××，故侯某甲、侯生太于1968年阴历2月召集亲族对上述五间房屋进行重新分配，由侯某乙代笔书写分家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立合同协议书人侯生太、侯某甲。先父万良公所生四子：长子洪太，次子国太，均已乏嗣无裔。三子生太已生三子：满朝、育朝、炳朝，育朝已承继国太公。幼子永太已生六子：亚平、东平、育平、志平、南平、陆平，东平已承继洪太公。但国太公逝世时丧葬之费一律归于继承者负责，而目前洪太公妻蒋阿茶身患××，日后逝世时丧葬之费一律归于继承者负责。为了兄弟便利起见，生太、永太俩特邀请亲族协商重新第三次协议再分房屋以免日后子孙之争论。双方允洽将五间弍鸡头楼屋各半分开，左首（即指北面）弍间壹鸡头（其中一间为本案讼争的、面积为43.33平方米的房屋）大间楼上前半间归于生太所有，右首（即指南面）弍间壹鸡头大间楼上后半间归于永太所有，大间楼下弍房堂中公用。自分之后毋得争论翻案，但愿弍房子孙永远凭合同协议书受业，收执所订立合同协议书一式弍份，各执壹纸永远存照。再批：以前所立阄书分据一律作废无效，日后子孙照此合同协议书为凭。证明人：亲族蒋炳棠、蒋友棠、孟国瑞、周阿毛、楼振甫、徐生根、侯元挺、侯孝桥代书侯某乙公元一九六八年弍月。侯某甲、侯生太、蒋炳棠（系蒋阿茶兄弟）、孟国瑞、周阿毛、侯元挺在上述分家协议书上盖章。坐落于原××县小西区古塘乡，另有一屋后庙横头的平房在土改时登记在蒋阿茶、侯招爱名下，房屋的四至为：东至路、南至自地、西至厕、北至庙，面积为壹厘玖毫（计12.67平方米）。1968年阴历2月，仍由侯某乙执笔书写《卖屋契》一份，内容为：立永远卖小屋契人蒋阿茶房今因我年迈力衰身患××无钱医治，只得邀请亲戚房族将我自己的小屋，坐落本村土名（庙）横头小屋壹间（即本案讼争的、面积为25.60平方米的房屋），连粪缸在内坐东朝西，左至庙墙、右至自留地、前至堪头、后至堪头，四址分明，立契永远出卖于三弟侯生太房为业。三面议定得受时值价人民币壹佰伍拾元正。其币当即交清，其屋当日让出，受主、受业、修理应用自负。至卖之后，无论房族伯叔兄弟继子永无翻悔等情。恐口无凭，立永远卖小屋契，是实存照。再批：契约人民币一并收足，外不立据，出入行走之路照旧执行。立永远卖小屋契人蒋阿茶。证明人：亲族蒋炳棠、蒋友棠、蒋长更、孟国瑞、侯照罗、周阿毛、侯某甲、侯元挺。代笔侯某乙，公元一九六八年二月立永远卖小屋契人蒋阿茶。蒋阿茶、蒋炳棠（系蒋阿茶兄弟）、蒋长更（系侯招爱丈夫）、孟国瑞、周阿毛、侯某甲、侯元挺在上述卖屋契上盖章，其中蒋阿茶的印章为“侯阿茶”，侯照罗（系蒋阿茶大女儿）在上述卖屋契上捺手印。原告之母蒋阿茶于1968年去世后，上述两间房屋均由侯生太户居住、管理、使用。1981年，侯生太户进行分家，分家协议约定：“祖遗楼房弍间半壹鸡头，左首边间壹间壹鸡头（即本案讼争的、面积为43.33平方米的房屋）分给侯育潮（即本案被告候月潮），原庙横头有小平屋壹间（即本案讼争的、面积为25.60平方米的房屋）（质押于侯某乙现金50元），现暂留起归父母用住，到父母百年之后，此屋分给侯炳朝所有，对50元由侯炳朝负责回赎……”。1992年，本案讼争的、面积为43.33平方米的房屋与其相连的、靠南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一并登记在被告候月潮名下，登记的地号为55-06-070，用地面积为99.82平方米。本案讼争的、面积为25.60平方米的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也登记在被告候月潮名下，登记的地号为55-06-127，用地面积为25.60平方米。2012年下半年，本案讼争的两处房屋被政府有关部门拆除，拆迁利益尚未确定。2014年4月，原告诉讼来院，请求该院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持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68年阴历2月由侯某乙代笔书写形成的《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是否有效？原告认为该两份协议均为无效协议，蒋阿茶和侯招爱并没有在《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上签字，之后蒋阿茶也未出具书面凭证认可该《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故他人无权处分属于蒋阿茶和侯招爱的财产。被告和第三人却认为，书写《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时蒋阿茶均在场，该两份协议是蒋阿茶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该院认为，本案的《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均形成于1968年，距今将近50年之久。对上述两份协议的效力，除了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之外，还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风俗、习惯等因素予以认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相关法律的缺乏，在我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是通过分家的形式来确定家庭内部房屋的归属。分家协议拟定后，受当时文化水平的限制，对协议基本以盖章或捺手印的形式加以确认。同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无子嗣，可以从同族的晚辈男性中过继男丁为自己养老送终，并由其继承财产。本案中，因侯万良的长子侯洪太、次子侯国太均于早年去世且未生育儿子，故将侯某甲的儿子侯东平过继给蒋阿茶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蒋阿茶于1968年去世，去世时蒋阿茶的大女儿侯招罗、小女儿侯招爱均已出嫁。1968年，在蒋阿茶尚健在的情况下，侯氏的两位长辈侯某甲和侯生太邀请亲族众人对五间祖宅进行重新分配，并达成《分家协议书》。蒋阿茶本人虽未在该分家协议书上盖章，但蒋阿茶的兄弟蒋炳堂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盖章，故可以认定蒋阿茶是同意该《分家协议书》对房屋作出的安排的。关于《卖屋契》，蒋阿茶以“侯阿茶”的印章在该《卖屋契》上盖章，同时蒋阿茶的兄弟蒋炳棠、侯招爱的丈夫蒋长根（更）也在该《卖屋契》上盖章，蒋阿茶的大女儿侯招罗在该《卖屋契》上捺印，故该《卖屋契》亦可以认定是蒋阿茶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同意对小屋的处理。原告虽对上述两份协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否定，故该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原告提出的其系讼争房屋的共有权人、其母亲蒋阿茶没有权利未经其同意将房屋进行处分的意见，该院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他亲族或买受一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原告母亲的蒋阿茶对讼争房屋享有完全的处分权，更何况原告侯招爱的丈夫蒋长根（更）在《卖屋契》上盖了章，故对该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为涉案的《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应属有效。原告母亲蒋阿茶在世时已经将本案的两间讼争房屋进行了处分，对其处分行为的效力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事实该院予以维系。现原告仍认为其系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与事实相悖，该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已非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其无权要求该院确认讼争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基于讼争房屋产生的拆迁安置权归其所有。现原告上述诉讼请求的提出，缺乏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侯招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侯招爱负担。
上诉人侯招爱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分家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契约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确认。1．分家协议书并无上诉人母女的签字，且证明人签名全部系执笔人一人所签。分家所涉“左首贰间壹鸡头大间楼上前半间”中的左首第一间房屋当时确权登记于上诉人及其母亲蒋阿茶名下，当时蒋阿茶尚在世。故该分家协议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应属无效。一审中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也不可信，其中证人侯某甲系第三人侯东平的父亲，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侯某乙虽是协议书执笔人，但其证言前后矛盾。故一审法院基于此事实将该协议书作有效证据确认显属认定事实错误。2．房屋买卖契约并不成立。卖契人落款“蒋阿茶”系侯某乙书写，落款印章却是“侯阿茶”，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侯阿茶”的印章就是蒋阿茶生前使用的印章，更未提供已支付人民币150元的付款凭据或收款凭证，双方更未据此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且其证据尚不能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即确认房屋买卖契约书的效力显属不当。3．上诉人拥有讼争房产1952年的权属登记，是原始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据，而被上诉人提供的1992年土地登记，其效力不同于原始登记。且普查登记时国土部门是以村委会证明该屋系“祖传老屋、权证遗失”才确权到被上诉人名下，可见该普查明显错误。4．一审法院应当围绕蒋阿茶生前有无处分房产行为的事实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也应当对此完成举证义务。在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在分家协议书及房屋买卖契约中的证人均在场并委托侯某乙代为签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证人盖章就是他们本人所盖，并据此确认系蒋阿茶及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推论显属错误。二、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将讼争房产确权认定为上诉人所有，而不是判决驳回诉请。三、因本案涉及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依法追加蒋阿茶的另一继承人侯招罗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却直接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候月潮答辩称：一、关于涉案分家协议书和卖屋契的效力问题。涉案的分家协议书是在1968年订立，在分家协议书产生的时候还没有现行的继承法律规定。根据当时的情况，除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必然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风俗和习惯等予以认定。当时在农村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通过分家形式来确定房屋归属，而且在分家协议书亦有长辈以及家庭成员的盖章，虽然在分家协议书上蒋阿茶没有盖章，但是其兄弟蒋炳棠作为见证人盖章，这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故该分家协议书是有效的，是房屋所有权人蒋阿茶认可的。关于卖屋契的效力问题，卖屋契产生的时间也是在1968年，在当时的背景下，其他亲属和买受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母亲的蒋阿茶完全有处分权，并且当时上诉人的丈夫在卖屋契上也予以了盖章确认，所以该卖屋契应属有效。二、关于本案涉案房屋的使用问题，涉案房屋在1968年后至拆迁之前均由被上诉人使用，并且予以修缮，上诉人并未对该房屋提出过任何异议。故上诉人目前已丧失对涉案房屋的物权主张权利。三、上诉人提出的因涉及继承法律关系故应追加当事人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是一个确权之诉，继承系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侯东平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和理由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落款时间为1968年贰月的分家协议书及卖屋契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侯招爱认为其和蒋阿茶并未在分家协议书及卖屋契上签字，证人签名均系执笔人侯某乙一人所签，卖屋契上印章非“蒋阿茶”而系“侯阿茶”，且被上诉人未提供其已支付150元购房款的依据，故主张上述分家协议书及卖屋契无效，本院认为，关于分家协议书，虽然上诉人及蒋阿茶未在分家协议书上签字，但结合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分家的形式确定家庭内部房屋的归属确系农村中的普遍做法，由家庭中的男性出面签订相关协议也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本案中，因蒋阿茶的丈夫侯洪太于早年去世且未生育儿子，故将侯某甲的次子侯东平过继给蒋阿茶。在蒋阿茶未过世前，侯氏的两位长辈侯某甲和侯生太邀请亲族众人对五间祖宅进行重新分配，并达成《分家协议书》，符合当时农村的社会情况。蒋阿茶本人虽未在该分家协议书上盖章，但蒋阿茶的兄弟蒋炳堂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盖章，故可以认定蒋阿茶是同意该《分家协议书》对房屋作出的安排的。关于卖屋契，虽然卖屋契上的印章系“侯阿茶”而非“蒋阿茶”，但因当时女子嫁为人妻后有随夫姓的习惯，故不能以此否认非蒋阿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蒋阿茶的兄弟蒋炳棠、侯招爱的丈夫蒋长根（更）也在该《卖屋契》上盖章，蒋阿茶的大女儿侯招罗在该《卖屋契》上捺印，故该《卖屋契》亦可以认定是蒋阿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本案讼争房屋在1968年后至拆迁之前均由侯生太户管理使用，且讼争房屋于1992年登记在被上诉人候月潮名下，上诉人从未在此期间对讼争房屋提出过任何权利主张，亦可使本院确信上诉人对于分家协议及卖屋契的内容是知晓并认可的。关于分家协议及卖屋契上当事人及证人签名均由代书人侯某乙代书、当事人及证人只盖章或捺手印的问题，因本案所涉协议均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当时文化水平的限制，对协议以盖章或捺手印的形式加以确认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未提供其已支付150元购房款凭据的问题，卖屋契上已明确载明“其币当即交清”、“契约人民币一并收足”，故可认定蒋阿茶于签订协议之时已收取房款。综上，上诉人提出的分家协议书及卖屋契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应依法追加蒋阿茶的另一继承人侯招罗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上诉人侯招爱起诉请求为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其所有，并不涉及继承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侯招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森轶
代理审判员 李丹丹
代理审判员 丁敏佳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