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1025民初637号原告：曾某，男，1962年9月9日生，汉族，住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高宗，江西国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男，1954年6月8日生，汉族，住乐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琴琴，江西友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某诉被告李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高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琴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房屋征收补偿费319201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李绍彬与杨秋秀的亲生儿子，土改时，李绍彬、杨秋秀夫妇分得座落于鳌溪镇现城墙路139号房屋四间、厨房一间、厅堂二分之一间。1961年，李绍彬、杨秋秀离婚，房屋各得一半。后杨秋秀收养原告为养子（当时只4个月）。收养后，原告一直与养父母共同生活，原告18岁时，养父去世，原告与养母相依为命。养母年老后，一直由原告赡养，并于2004年共同居住在城墙路139号直到养母去世，养母病故亦由原告料理后事。2017年3月23日，被告瞒着原告与乐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乐安县国土局签订了《乐安县城区棚房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将城墙路139号房屋（征收协议书上写成城墙路106号，属错写）进行了棚改，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1276804.46元。原告多次要求对该款进行分割，但被拒绝。原告与杨秋秀形成了收养关系，因此，原告对养母生前所有的城墙路139号房屋享有继承权，对征收补偿费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份额，即319201元。被告辩称，原告诉争的房屋与被告2017年3月参与棚改的房屋不是同一房屋，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实体权利，曾某不具有作为原告的起诉资格，且原告起诉程序错误，应驳回原告的起诉；2007年公证的杨秋秀与原告之间的《赠与协议》无效，协议中的“杨秋秀与曾某成立养母子关系”无效，收养关系不成立；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过，即使原告与杨秋秀成立了收养关系，2007年3月27日原告与杨秋秀签订赠与协议，2010年2月杨秋秀过世，根据《继承法》第8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间为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一组证据：房屋征收计算单、房产幢平面图、委托书、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棚户区改造项目附属物确认表各一份，乐安县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账户交易明细回单一份，县城城墙路106号房产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2017年3月棚改的房屋是座落在城墙路的139号房屋。2、第二组证据：李光明、李成祖调查笔录两份及视听资料一份，杨秋秀与李绍彬离婚证各一份，证明被告父母土改时分得的房屋，被告父母离婚时平均分割了该房屋，杨秋秀收养原告后，原告与杨秋秀一直在一起生活，直至杨秋秀死亡。3、第三组证据公证书、赠予协议，证明被告母亲离婚后收养了原告，原告是杨秋秀的养子。被告对以上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诉中房屋是106号，并不是139号房屋的土地，原告所提供的材料都是139号房屋，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而且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名字是李某一个人与杨秋秀无关。2、对离婚证的三性无异议，但只对双方约定了房产，房产是不动产要到相关部门去登记，还要看约定有没有侵害第三人权益。调查笔录也是证人证言，要证人出庭作证，才符合证据规则，无法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收养关系也要民政部门的相关登记手续。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联性。3、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是不合法的，违反了公证法的相关规定，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房产证明，也与本案的106号房屋也是无关联的。也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不能以公证书里的内容来认定，应以民政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来认定。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1、被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只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该组证据是国家有关部门办理公务时涉及的手续材料，故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对李光明、李成祖调查笔录及视听资料，因李光明、李成祖均八十多岁没有出庭作证，结合其他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杨秋秀与李绍彬离婚证，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公证书及公证的赠予协议，是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证明机构出具的公文书证，具有真实性，但关联性不足。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出让金及办证费用的发票2张，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原告主张的城墙路139号房屋与原告主张的106号房屋不是同一房屋，106号房屋所占的土地是李某从国土局购买来的，也取得了相应的所有权证。2、棚户区改造的协议一份，证明2017年3月参与棚改的房屋是106号房屋，不是原告主张的139号房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质证如下：1、真实性无异议，但办证时是不合法，因为房屋所占土地不是被告的，是被告父母的，对被告母亲来讲既有亲生儿子，也有养子，证据中也显示，棚改确认表所写的就是139号房屋，证明上写的也是139号房屋，被告2006年办理土地证时没有相应凭证上，他办理土地证时也是根据139号房屋办理的。被告所棚改的房屋就是139号房屋。2、协议上面写的是城墙路106号房屋，但实际上是139号房屋，而且现在房屋还在，也是城墙路139号。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1、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办证时是不合法，本院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不合法，且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该组证据符合“三性”，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棚户区改造协议是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与公民签订的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根据以上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1961年，李绍彬、杨秋秀离婚，离婚证上载明：男小孩（李某）由女方抚养房屋四间各分二间、厨房各一半。离婚证上没有载明房屋的位置及四址。杨秋秀将原告从4个月大抚养成人并成家立业。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乐安县公证处以《公证处谈话记录》、离婚证作出（2007）乐证字第19号公证书证明杨秋秀与曾某签订《赠与协议》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赠与协议》内容：一、杨秋秀同意将座落在敖溪镇城墙路139号房屋两间，厅堂、厨房一半的财产赠与曾某所有；二、曾某对杨秋秀衣、食、住、行、病、生、葬赡养到百年。2011年4月20日，被告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城墙路106号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乐国用（2011）第0805**号）。原、被告均没有提供城墙路106号、城墙路139号的房产证。2017年3月23日，被告与乐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乐安县国土局签订了《乐安县城区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双方就敖溪镇城墙路106号征收补偿安置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乙方（李某）房屋座落在乐安县敖溪镇××、××）106号，房屋所有权证号：无，土地使用权证号：乐国用（2011）第080523号……甲方应付给乙方房屋征收补偿款、其他补助费及奖励费共计1276804.46元；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包含房屋本身和其所有土地，补偿到位后其所有房屋、土地产权归政府所有。2017年5月10日，乐安县城市棚户区改造第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棚改补偿100%”1276804.46元转到李先峰（李某委托其子李先峰全权办理棚改一切事宜）账户上。（二）双方当事人没有涉及或存在争议，但经庭审查明并确认的事实：2006年12月14日，被告李某对乐安县城墙路106号申请国有划拨土地登记，2006年12月乐安县人民政府进行登记审批，李某取得了乐安县城墙路106号国有划拨土地使用证（乐国用（2006）080374号）。2011年3月10日，被告对乐安县城墙路106号申请国有出让土地登记，相关部门的审查意见中载明“该地是李某划拨用地土地证号：乐国用（2006）0803**号，现来补办出让手续……”城墙路139号内居住有李光明、李成祖、李某等住户，城墙路106号东与李光明、李成祖房共厅。本院认为，被告在2006年对城墙路10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了登记，取得了土地使用证，根据《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城墙路10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城墙路10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被告。在被告取得了土地证后杨秋秀才与原告到公证处进行《赠与协议》公证，即使之前杨秋秀是该土地使用权人，在被告取得了土地证后杨秋秀不再是城墙路106号的土地使用权人，杨秋秀也无权对城墙路106号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处分；原告也没提供房产证证明杨秋秀是城墙路106号房屋的权利人。原告凭杨秋秀的离婚证及公证《赠与协议》不足以证明被告持有的城墙路106号土地证的记载与真实权利不符，杨秋秀为城墙路106号的真实权利人。《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杨秋秀是城墙路106号的不动产的权利人。因此，原告不能对该土地、房屋享有继承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8元，由原告曾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 伟人民陪审员 黄 剑人民陪审员 黄忠年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