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629民初169号原告杨胜洪，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剑河县人。
原告李秀光，男，1962年4月3日出生，剑河县人。
委托代理人余光荣，剑河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刘静璠，男，1989年4月1日出生，凯里市人。
被告胡植发，男，1948年5月25日出生，剑河县人。
委托代理人王德，男，1961年9月5日出生，剑河县人。
被告邓亚林，男，1966年6月19日出生，贵阳市人。
委托代理人周永红，女，1970年4月17日出生，贵阳市人。
第三人杨秀成，男，1961年3月1日出生，剑河县人。
第三人杨秀金，男，1971年9月5日出生，剑河县人。
原告杨胜洪、李秀光诉被告邓亚林、胡植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谢隆珍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胜洪、李秀光及其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静璠、余光荣，被告邓亚林的委托代理人周永红，被告胡植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德，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发现杨秀成、杨秀金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杨秀金、杨秀成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6年5月24日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胜洪、李秀光及其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静璠、余光荣，被告胡植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德，第三人杨秀成、杨秀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邓亚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胜洪、李秀光共同具状诉称：被告邓亚林是采伐项目投资老板，被告胡植发是项目执行总管。原告作为工组工头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在被告的岑松暗拱林场采伐木材，工作内容主要是完成伐木、抬木、上车等。务工前，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承包采伐协议书，双方约定按每立方米135元计算支付给原告及其民工。待全场采伐完毕10天后一次性付清采伐款，2015年6月实际完工。但被告除了预支37450元给民工外，剩余至今未支付。现诉请法院判决二被告支付所欠原告的劳务费74222元。
被告邓亚林辩称：原告李秀光、杨胜洪起诉我们的事实不能成立。我们与李秀光、杨胜洪等人签订的采伐合同是在12月15日以进厂材积为准，每立方米为135元结账，但因为近年边，他们工作到元月23日就停止了，共四组材积为222.8立方米，共计30078元，已领取了39011元。由于他们过完年，我们要求其来上班，迟迟不来，我们只好另请工人上班，在这期间造成我们木材无法拉出，损失惨重，具体数据另行计算。
被告胡植发辩称：原告起诉我主体不适格。我不是采伐项目投资人，也不是实际控制人，对本案不承担责任。本案中，我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也未实际与邓亚林分利，原告起诉我无事实依据。因被告邓亚林不懂当地苗语，临时雇请我作为当地翻译兼与山主协商伐木事宜的联系人，邓亚林获得多少利与我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秀成述称：邓亚林答辩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和杨秀金做工到农历十二月十四就回家过年了，后回来做到正月十八，邓亚林看我们做工的人较少，就不要我们做了，至今也没有跟我们结账。我要另案起诉邓亚林。
第三人杨秀金述称：当时是胡植发叫我们去做工的，活路我们做了，但是至今没有结账。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5日，原告杨胜洪、李秀光及第三人杨秀成、杨秀金（乙方）与被告邓亚林（甲方）签订承包采伐协议书，乙方承包采伐甲方购买的剑河县岑松镇暗拱村九户林场的林木，按四抵采伐4公分以上木材，包括采伐、上车费在内135元每立方米，总立方米数以到厂检尺数为准，全场采伐完毕10天后一次性付清采伐款。合同签订后，为加快采伐进度，杨胜洪、李秀光、杨秀成、杨秀金分为四个小班独立采伐，杨胜洪又称为巫泥班组，李秀光又称为久仰班组，杨秀金又称为展丰班组。杨秀成班组和杨秀金班组采伐到2015年元月，就退出了采伐，剩余的部分由二原告及邓亚林雇请的铜仁地区工人一起采伐至2015年6月完成。
采伐过程中，原告及第三人负责采伐及上车，被告邓亚林负责进厂检尺。为区分班组的采伐量，检尺人员在进厂检尺码单上注明班组名称或与班组名称谐音的有关文字，例如尺码单上标注有“五力”、“五尼”、“乌尼”、“五里”、“五乌尼”、“乌里”代表的均是巫泥班组，即杨胜洪小班；进厂尺码单上注明有“久仰”、“久养”、“九仰”代表的均是久仰小班，即李秀光班组。原告杨胜洪为证明其采伐量，向法庭提交了进厂检尺尺码单，依尺码单统计，其采伐量为317.222立方米。原告李秀光未向法庭提交采伐量尺码单，而是依据其内部工人采伐工天记录向被告主张支付剩余劳务款。被告邓亚林为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四个小班组的采伐量进厂码单，据统计杨胜洪小班为58.7376立方米，且这58.7376立方米的对应码单已被包含在原告提交的码单中；原告李秀光小班组采伐量为79.8126立方米。
另查明，原告及第三人在采伐过程中，向被告邓亚林支取部分劳务款。款项支取过程中，部分款项是被告邓亚林交由胡植发代发，胡植发在代发款项过程中，部分款项又由第三人杨秀成代发，即由杨秀成统一领取后，发放给其余三个小班组。因被告邓亚林提供的其与胡植发或原告及三人的有关款项往来凭证均为复印件，且有的已被手印覆盖，无法核实，同时被告邓亚林在第二次庭审时未出庭，故无法核实原告支取劳务款的数额，但二原告自认二人共计领款37450元。
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其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共计3749.5元，误工费5800元，并支付欠款总额30%的违约金。并提供车票8张，菜单8张，住宿单据1张、收据1张以及务工天数记录。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查证属实的原、被告及第三人陈述，承包采伐协议书、进厂检尺尺码单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据，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邓亚林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承包采伐协议书，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劳务，被告应在约定期限内支付相应的劳务价款。原告及第三人虽作为一方当事人与被告邓亚林签订协议，但四人独立履行协议，对林木进行采伐，对此被告予以认可，故二原告有权依据其的采伐量向被告主张劳务价款。根据合同约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应就以下两个方面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被告胡植发与邓亚林是否为合伙关系，其是否承担支付劳务款的义务。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原告提供的承包采伐协议书，被告胡植发并非合同相对人，且被告胡植发否认其与邓亚林是合伙关系。同时，双方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二人是合伙关系。故被告胡植发不负有支付劳务价款的义务。其次，二原告采伐量如何确定。根据合同约定，劳务价款的支付以进厂检尺的立方米数为准，每立方米135元。据此，原告对其采伐立方米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其仅提供原告杨胜洪采伐立方米数，未能提供李秀光的采伐立方米数，故应以被告提供的原告李秀光的采伐量79.8126立方米为准，即二原告采伐量为397.0346立方米（317.222立方米+79.8126立方米）。
综上，根据双方约定的每立方米135元结算，二原告的劳务总价款为53599.671元（397.0346立方米135元），在采伐过程中二原告共计领取37450元，故被告邓亚林还应支付16149.671元。根据合同约定，被告邓亚林应在全场采伐完毕10天后一次性付清采伐款，该山场于2015年6月采伐完毕，在采伐完毕后，被告邓亚林应按约定及时支付剩余尾款，其未支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承包协议书的约定，被告邓亚林应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产生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损失共计3749.5元，误工费5800元，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邓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杨胜洪、李秀光劳务款共计16149.671元。
二、驳回原告杨胜洪、李秀光的其余诉讼请求。
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6元，减半收取828元（原告已预交），原告杨胜洪、李秀光负担648元，被告邓亚林负担1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隆珍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田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