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7民撤3号原告：王某1，男，1956年2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生，北京博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50年3月23日出生。法定诉讼代理人：王某7（王某2之子），1988年11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3，女，1942年11月26日出生。被告：王某4，女，1945年11月30日出生。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生、被告王某2的法定诉讼代理人王某7、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3、王某4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6）京0117民初9700号民事调解书中关于涉诉房产由王某2继承的协议结果；2.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某镇某村某路某号院内北正房中西边三间房产归我所有。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6日，王某5与我达成协议，将其位于北京市平谷区某镇某村某路某号院内的西边三间房产赠与我，我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此后我照顾王某5直至2016年11月14日王某5去世。王某5去世后，我对其进行了发送安葬。2016年12月6日，我得知被告王某2在王某5去世后以法定继承为由起诉至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启动了诉讼程序，法院出具了（2016）京0117民初97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三被告之间达成的位于北京市平谷区某镇某村某路某号院内的全部房产由被告王某2继承的协议。此前我对于该诉讼并不知晓，以至于未参加诉讼。调解书中被告之间的协议处分了我的财产，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2016年12月9日，我与王某2进行协商，协商中就2016年11月6日所确定的原房屋归属情况、王某5与我之间的赠与情况相关事实进行了再次确认并对今后房屋翻建及通行事宜进行了约定，形成书面材料。此材料及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位于北京市平谷区某镇某村某路某号院内的西边三间房产属于我所有，足以证明调解书中被告之间的协议处分了我的财产，足以证明该调解书错误，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被告王某2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自2015年，我即患有脑梗，认知和言语能力一直有障碍。2016年11月6日以前，王某5患病一直由我家照顾，所以王某5就告诉我找人写遗嘱，准备死后把他的房子给我。2016年11月6日，我找了代某1、范某、王某6到王某5家想写遗嘱。他们去后，原告及其妻子也去了，王某5就一直不说话了，也不再说怎么处理了，遗嘱就没写成，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不承认原告方所说2016年11月6日其与王某5达成的协议。自2016年11月6日以后，因为我宁不过原告，所以确实是原告照顾王某5直至11月14日王某5去世。原告所称的2016年12月9日的《遗嘱》不符合法律形式，应属无效。虽然其称《遗嘱》实为协议，但我不能确定上面我的名字是我所签。被告王某3、王某4均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了标题为《遗嘱》的书面材料，内容为“我愿意将我（王某5）三间北正房无偿赠予大侄子王某1。在我有病期间由王某1伺候。原老房六间，东三间归王某2所有；西边三间归王某5所有。如果哪一方想翻新建筑，必须把大柁撂下，垒墙时，以原大柁中心点为准，墙垒在自己尺寸之内。以后西边东走道，少东碍着三叔地方时，三叔王某2愿无偿从春江新盖房后檐基础10公分之外往北给王某12米，以南能拐弯车出去为准。此件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该材料“签字人”处签有王某1、王某2两人的姓名，“中间人”处签有范某的姓名，“执笔人”处签有代某1的姓名。原告称该材料实际即为其与被告王某2于2016年12月9日协商时当日所签协议书，用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被告王某2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根据原告陈述，自己爷爷、奶奶早年去世，父辈兄弟、姐妹各三人，自己父亲为长兄（早年去世），王某5为自己二叔（终生未婚），被告王某2为自己三叔；姐妹三人中，自己大姑早年已去世，被告王某3、王某4为自己的二姑、三姑。本案诉讼中，原告于2017年4月20日，向本院陈述：2016年11月6日被告王某2到王某5家说要立遗嘱，自己正好走到那就进去了，当时在场人除王某5外，有自己和自己的弟弟王某6，被告王某2及其子王某7，以及代某1、代某2。2017年10月13日，原告向本院陈述：2016年11月6日到王某5家的在场人还有范某，遗嘱字据上只写了前边两行，实际执笔人代某2因有事就走了，字据无人签字。此后找被告王某2写字据只有2016年12月9日一次，除自己和王某5以外，在场人有王某7、范某、代某1、代某2，代某2为实际执笔人，代替代某1书写了内容，最后的签名均为当时各人亲笔所写。王某7否认自己在场。另经本院调查：代某1称王某5生前病重准备立遗嘱时，原告及其妻均到场，王某5当时表示病重后由原告伺候，死后西三间房归原告，字据内容是代某2实际执笔书写，写完后当场宣读，落款处均为各人当场签名，但代某2表示此次写的是草稿，以后有正式的。王某5死后到原告家再次写字时，代某2未参加，而是找了王某8，在场人除自己和原告一家三口及王某8外，还有范某、王某2、王某7、王某6,王某8为实际执笔人，字据的内容基本与第一次相同;范某(被告王某3之夫)称王某5去世前写遗嘱时，被告王某2找自己到场，原告及其妻子也去了，当时王某5已不清醒，当时实际执笔人代某2写了字，但大家未签名。王某5死后在原告家协商时，被告王某2准备将王某5的房全部归原告或者自己一家，另一家得钱，但原告要求房全部归他但自己不拿钱，故字据未写成大家就散了。当时在场人还有代某1、代某2、王某8，实际执笔人是代某2，自己肯定未签名；王某8（村治保副主任）称，王某5去世前后，被告王某2曾找到自己，说跟原告讲好了，王某5的房子他和原告一人一半，让自己去负责写字据。该写字据时，原告妻子说房子都是他们家的，不让写，大家就散了。还有一次原告找自己去写字，说房子的问题商量好了。自己去了以后，代某1和前北宫村的王某2的姐夫（曹某）在场，被告王某2及其子均不在场，原告拿出一份提前写好的稿让自己照着写，上面只有王某1、代某1的签字，没有王某2、王某5的签字。自己让他们去叫王某2，没有叫来，又托一个家族的王某9去叫，也没叫来。王某2的姐夫看过那稿后提出，（写稿时）当事人（王某5）没有签字，当时王某5还活着呢，没有录音或录像，稿的内容不能信，所以字就没有写，随后自己和王某2的姐夫就走了；曹某（被告王某4之夫）称，王某5去世后，原告为了房子的事找过自己到他家一次，那天王某2没有去，原告拿出一份事前找自己时让自己看过的《遗嘱》，自己“一看就想笑，因为人（王某5）都死了一个月了，生前没写什么东西，死后又拿出一份遗嘱，这成千古笑话了”，所以这份东西上自己没有签字；代某2称，因为王某5房子的事，自己的哥哥代某1找自己去过两次，让代替他执笔写字。第一次在王某5家，原告和被告王某2都认可六间房一家一半，谁先盖房把大柁留下，“这个方案肯定不是王某5自己提出来的，当时正在吃饭，王某1媳妇正在喂王某5饭。我念完了以后，王某5点头。我还说这是草稿”，因为等着去别处喝喜酒，自己没管大伙签字的事就走了。第二次是在原告家，被告王某2没有去，自己大体按照第一次的草稿又写了一份，写完自己就走了。根据上述情况，原告自己所陈述的两次协商、写遗嘱或协议的到场人情况前后不统一，且所写材料内容的多少及情节、结果、到场人情况与其他证人所述严重不符，各证人之间的陈述亦有较大出人，但总体判断2016年11月6日是被告王某2找人准备让王某5立遗嘱时，原告未经通知而自己到场，此后主要活动为原告与被告王某2协商王某5房产处理问题，虽有过双方各得一半的方案，但终因意见分歧未能形成双方认可并共同签名的文字材料。2016年12月9日再次协商时，被告王某2到场并亲自签名的可靠性不高。故此，对于原告提供的自称实际为协议书的《遗嘱》真实可靠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诉讼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12月9日标题为《遗嘱》实为协议书的书面材料系被告王某2到场亲自签名，故对其据此认为系被告王某2对王某5生前房产赠与事宜的再次确认及对今后房屋翻建和通行事宜的约定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此，对于原告认为本院（2016）京0117民初97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被告之间达成的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有可靠证据足以证明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三）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宝利人民陪审员  华国东人民陪审员  胡晓峰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朱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