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02154号
原告：郭仕林，男，1969年5月30日出生，北京市进静祥旅馆有限公司经理，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清立，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军，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国禄，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佳元（被告毕国禄之子），男，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郭仕林（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毕国禄（以下简称被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韩清立、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毕佳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我房屋拆迁补偿款443900元（共887.9平方米，每平方计500元）；2、被告补偿我营业损失60000元（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9月30日，每月15000元）、搬迁补偿费20000元、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150000元（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0日，每月4200元）；3、要求被告退还我2011年7月1日以后支付的租金13000元。事实与理由：我与被告系朋友关系。1999年6月1日，被告自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处租赁土地1500平方米，被告于同年将该地面及地面上的部分平房租赁给北京市人防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九工程公司项目管理部（简称人防九公司），人防九公司委托其员工王某以个人名义同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由人防九公司履行合同，合同履行至2005年，由于人防九公司生产、工作的需要，公司没有条件再履行合同，遂委托我负责经营管理。2005年底，人防九公司又将该租赁合同及租赁场地全部承包给我，由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向被告直接履行。2006年初，人防九公司和王某与我及被告口头商定，四方全部同意将履行主体变为我，人防九公司与被告订立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我，由我与被告全面履行该合同，将原人防九公司与被告订立的书面合同销毁，人防九公司和王某全面退出，人防九公司（王某）与被告订立的租赁合同就此解除。此后我开始全面履行合同，并于2006年上半年，在征得被告同意情况下，在租赁场地建设添附了887.80平方米房屋，至2009年7月15日双方又重新订立租赁合同，将租金上浮，租赁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其他内容与原合同相同。该合同履行至2011年5月30日，因被告给我停水停电，合同暂时终止，我于2011年5月31日被迫停止经营，而被告仍收取房租。在2011年5月31日被告单方面终止了租赁协议后，在拆迁腾房过程中，被告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且拒不告知我，全部占有应由我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严重侵害了我的拆迁补偿权利。我认为，我与被告于2006年订立的租赁合同虽系口头，但却是在人防九公司与被告已订立合同基础上形成，内容清晰完备，且已全面履行。2009年我与被告续订合同，合法有效，前后合同紧密衔接，我不间断延续着土地使用权，我在履行合同期间，被告完全同意我在租赁场地建起经营用房和附属设施，其所有权属于我，在合同租赁期间，我应享有拆迁补偿权利，被告应将我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交付给我。另外，租赁房屋在2011年7月以后就停水停电，无法经营了，此后的租金应向我退还，我方的租金交到2011年9月30日，月租金450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原告于2009年签订合同，约定乙方如果违反国家法律非法经营，相关损失由乙方承担，另约定如果国家占地，合同自行终止。原告没有在承租土地上建房，其主张无事实依据。停水停电的时间是2011年11月，且这是平房村委会的行为，不是我实施的停水停电。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6月1日，被告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办公室签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被告承租土地10亩用于养殖业，租赁期限自199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
1999年，被告曾与人防九公司的王某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10年。
2009年7月15日，原告作为乙方与甲方被告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经营房面为15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09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年租金48000元，半年付一次。
另根据原告提交的租金收据显示其自2007年1月1日开始以其个人名义向被告支付租金。
2011年5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向“隆华商贸公司、田华六公司、平房村”发出《关于中国之窗项目范围内企业拆迁腾退的通知》，内容为：需对中国之窗南区项目范围内的企业按照朝平腾发（2002）3号《关于集体土地上企业房屋拆迁腾退补偿的规定》进行全部拆除，腾退范围东至高杨树路、南至隆华杀虫剂厂北墙、西至东坝中路南沿线、北至机场二通道，请安排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按照工作要求，于2011年6月20日前将涉及的集体企业、租赁单位房屋及其附属物拆除腾退完毕，并对现场进行清理。
2011年5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被告签订《终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与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办公室于1999年签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于2009年7月2日乙方与平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充协议”，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东口，占地面积为6953.24平方米（10.43亩），于2011年6月20日前对乙方承租期间所建地上物拆除完毕，经协商双方于2011年5月31日终止该“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被告曾将原告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我院，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由原告腾退租赁场地并支付欠付租金。我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解除双方于2009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原告将租赁场地及房屋腾空交予被告。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认为原告虽主张双方签订合同前，其与被告即已经建立租赁关系且涉案场地内的部分房屋系其在上述期间自建，但如其所述属实，亦应就相关问题与被告另行解决，其据此要求享受拆迁权益后再行腾退房屋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判决审理查明原告租金交纳至2011年9月30日。本案审理中，原告自述被告收取其租金一直到2011年9月20日。
后涉案承租场地及房屋被拆迁。本案案件审理中，被告称其未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偿协议，测量的房屋平米数为4000-5000平方米，领取补偿款大约270万元，通过其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账号领取，但亦未提交接受补偿款的证据。
2011年12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被告签订《拆除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东口占地面积6953.24平方米的土地腾退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对乙方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偿为3176813.7元。该《拆除补偿协议》另附《平房村绿化腾退拆迁企业自建物补偿明细表》一份，注明：房5006.6125平方米，单价400元/平方米，金额2002645元；棚房1604.74平方米，单价280元/平方米，金额449327.2元；院墙134.8延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02200元；水泥地面1707.21平方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56081.5元；化粪池2，单价6000元/平方米，金额12000元；电线、电缆、电表，金额114000元；路面1706平方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55900元；上下管水线476延米，单价140元/平方米，金额66640元。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有无在租赁场地建房的情况。原告称王某于2005年将涉案租赁场地和房屋委托其经营管理，2006年前后其在涉案场地上自建房屋近800平方米（即涉案场地中除了北侧一排17间房屋外，其余房屋均系其自建），建房时未履行建房审批手续。人防九公司与王某均认可原告自建了房屋，但不对原告自建房屋主张权利。被告认为房屋是人防九公司建造的，该公司撤出后房屋权属归被告享有，并称其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时原告口头同意房屋归被告所有。庭审中，原告提交制作日期为2009年4月10日的标注“毕国禄2”的房地平面图一份，双方确认涉案租赁场地内有房屋4处，北边有“44.50米×5.99米”“小瓦”房屋一处（以下称1号房），中部东侧有约“38.30米×8.07米”“大瓦”房屋一处（以下称2号房），中部西侧有约20平方米的房屋一处（以下称3号房），南边有面积约57平方米的“L”型房屋一处（以下称4号房）及约“42.35米×4.04米”“大瓦”房屋一处（以下称5号房）。原告称1号房为租赁前原有，2-5号房均系其所建。被告不认可原告在租赁土地内建房。在被告诉原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其代表人防九公司以个人名义与被告签订十年期限的租赁协议，履行至2005年，公司委托原告管理租赁场地，租金由原告直接交给被告，我与被告坐在一起说过这事，后原告盖了两排房屋，其没有与被告协商房屋的归属，只是要求原告为公司保留三间房屋直至原告不再租了，原告盖的房屋与公司没有关系。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也从被告处承租场地，在原告承租的场地北面，被告出租时只提供一排房，其于2008、2009年前后建房，原告建房比其早两三年，大概2005年左右。证人苗某出庭作证称：其原受王某所雇在涉案院落看房，在2005年末由王某转给原告看房，原告为其开工资，2006年，原告经被告同意在院内建房。被告对上述王某、李某和苗某的证言均不认可。本案审理中，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2006年3月份，经其老乡苗某介绍，其找人在2006年4月份给原告盖了两排平房，盖房中间曾见过被告，但没有说过话。被告不认可该证言。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原告2006年在租赁土地上有自建房屋的事实，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房地平面图，本院认定原告自建房屋557.17平方米。
2、关于原告自建房屋的归属问题。被告认为房屋是人防九公司建造的，该公司撤出后房屋权属归被告享有，并称其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时原告口头同意房屋归被告所有。原告对此不认可。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原告在2006年自建房屋557.17平方米，根据原告自述及房地平面图，此前被告所建房屋面积为266.56平方米，故包括原、被告各自所建房屋在内的房屋总面积约823.73平方米。原、被告于2009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1500平方米的房屋。综上，本院认定合同约定的被告向原告提供的1500平方米的房屋包括原、被告双方建造的房屋，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根据该约定可推定原告同意房屋的权属归被告享有。考虑到原告自建房屋发生在被告与人防九公司的王某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期间，按照常理该合同结束后，对于场地自建房屋的归属应有交接，故认定原告同意其签约前自建房屋归属于被告符合通常租赁合同交易习惯。
3、关于停水停电的时间。原告称停水停电的时间是2011年7月份，被告称是2011年11月份。在2014年2月20日开庭笔录中，法官询问原告：“断水断电是持续还是间断的？”原告称：“从2011年9月15日一直持续到现在，水电都断了。”法官询问被告：“2011年10月份至今有无给租赁场地停水停电？”被告称：“属实。因我接到腾退通知，合同自动解除。因安全问题，我把水电掐了。”本案庭审中，原告提交苗某书面证言一份，称原告自2006年初雇佣其与老伴一起看护承租房屋，2006年上半年，原告经被告同意在租赁场地建了两排房，2011年下半年，被告给原告断水断电并想强拆，其二人直到2014年7月才离开。被告对此不认可。原告提交李某书面证言一份，其中称：“2011年9月份，毕国禄组织很多人，将我们和郭仕林在租赁的房屋和场地断水断电，并强行拆房，在我们和郭仕林的阻止下，并经报警，公安制止，才停止。”被告对此不认可，认为李某与被告之间闹僵了。根据原告提交的李某的证词也可以看出，李某称在2011年9月份发生了断水断电行为。综上，原告主张2011年7月停水停电与其之前的陈述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实际断水断电时间，原告未能充分举证，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2011年9月发生了断水断电；由于被告自认是2011年11月份，本院根据被告的自认予以认定断水断电时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房屋拆迁补偿款，但根据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原告系租赁场地房屋的权利人，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营业损失、搬迁补偿费、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均无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对其断水断电故要求被告退还其租金，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无法看出被告在原告支付租金期间实施了断水断电行为，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40元，由原告郭仕林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蔡 峰
审判员 黎伟伟
审判员 李瑶瑶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 茜
书记员 张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