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1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卷桥村振兴东路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1004000063038。法定代表人：王芹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琴云，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潜玉林，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新碧街道新民路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275809029X1。法定代表人：陶伟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富丹，女，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系该公司职工。上诉人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缙云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2民初4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2民初4114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二、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三、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双方的交货地点为供方仓库，运输方式为供方代办托运，但该约定不能免除被上诉人还需提供托运单位确实已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的收货凭证，被上诉人应承担已完成代为办理托运行为及货物确已完成交付的举证责任。1.根据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应提供上诉人签收的货物凭证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且交货地点均为上诉人所在地，而非合同约定的被上诉人仓库；2.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凭证均为其单方电脑制作单，无上诉人方的签收行为，不能作为货物已交付的依据；3.对于一审中两家托运单位的证人证言和运费收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货物已交付给被上诉人，且存在同时向台州多家厂家运送货物的行为和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的情形，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给托运部的即为案涉货物；4.在第四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七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习惯做法系交付货物至上诉人处并由上诉人签字确认；5.上诉人方工作人员陈登明未收到被上诉人的短信，在被上诉人未提供通讯部门出具的通讯记录清单的情况下，一审仅凭短信内容推定上诉人拖欠货款属于认定错误；6.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货时，方式均为向被上诉人传真签有采购人员名字的订货单，上诉人从未进行过电话订货。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能直接证明其已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在供方仓库，由被上诉人代办托运，委托任何一家托运均可认为已完成合同义务；2.若货物未交付，根据合同上诉人应在一周内提出异议，上诉人方从未提出异议；3.谢巧眉系上诉人公司员工，其出具的单据即为上诉人的签收，且上诉人仅承认退货行为而否认收货行为，与实际不符；4.托运公司虽然不是专门专车运输案涉货物，但托运公司和运输员已在一审出庭作证，证明案涉货物已交付；5.一审提供的第七组证据系为佐证谢巧眉系上诉人公司员工，而非证明双方交易习惯；6.与上诉人方经办人陈登明的短信真实可信，可与陈登明本人核实；7.案涉合同即已约定传真和电话均可予以发货，实际发货和订单也存在出入，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电话联系频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90949.6元；二、由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因逾期支付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10852.42元；三、由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支付因逾期支付货款所产生的贷款利息损失13022.9元（按日利率0.012％从2016年1月24日起算至2017年1月31日止），并从2017年2月1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日利率0.012％计付290949.6元的利息；四、本案诉讼费用、诉前保全费由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关系，双方于2014年9月26日再次签订年度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明确了截至2014年9月26日止，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尚欠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563909.1元，并约定在该年度内，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采购168F飞轮50000只，按订单或电话确认发货。合同还约定交货地点、方式为供方仓库；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为供方代办托运，长途运费由供方承担；如不按时付款，由违约方承担违约金，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一计付，直至付清货款；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如合同到期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顺延一年。后在合同期及顺延期内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共向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发出了168F飞轮34000只,价款共计527200元，上述货物都已交付托运单位——缙云县王红生托运部或缙云县红达托运部进行托运。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了782570元货款，扣除17589.5元退货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尚欠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货款290949.6元（563909.1+527200-782570-17589.5=290949.6）。经追讨，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一直未予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是否已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付清货款的问题；二、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是否应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一、关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是否已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付清货款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了2014年9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需向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168F飞轮数量为50000只，交货地点为供方仓库，运输方式为供方代办托运，故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将相关货物交付给托运单位即应视为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已向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进行了交付。合同约定“如合同到期双方无异议，合同自动顺延壹年”，双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合同到期后双方曾有异议，故该合同应自动顺延一年。合同中注明“按订单或电话确认发货”，应理解为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货物总量范围内，可随时通过订单或电话方式通知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发货，结合采信的证据可知，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已将34000只168F飞轮交付给托运部托运，托运部业主的证词也提到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已收到货物，虽无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接收货物的直接证据，但根据已采信的证据，各证据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已收到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所交付的货物，且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在2016年8月16日向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发出短信追讨三十万元货款，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未作表示，从常理判断，若真如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所说，其在2015年7月就已基本付清欠款，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在2017年8月向其发出短信，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应作反驳，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对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追讨债权的短信不作反驳的行为结合所采信的证据，令该院无法建立其已付清货款的内心确信，综上所述可推定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已收到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所诉的货物。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需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091109.1元（563909.1+527200=1091109.1），扣除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自认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已向其支付的782570元及退货17589.5元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尚需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90949.6元。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付清了290949.6元，故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主张其已付清货款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是否应向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发货后次月的1-15日付清货款，双方之间最后一笔供货发生于2016年1月24日，故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应在2016年2月15日前付清货款。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付清货款，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可以要求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从2016年2月16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0.1‰/日计付违约金，故对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但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故对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对于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合法有据的诉请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即向原告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90949.6元、违约金10324.64元（算至2017年1月31日止），并从2017年2月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0.1‰/日另行计付货款290949.6元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2元，由原告浙江安泰机械有限公司负担260元，被告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负担5762元，本案诉前保全申请费2520元由被告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货物买卖的实际数量，应以上诉人签字的采购计划通知单为准，就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双方2014年9月26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备注中明确载明“按订单或电话确认发货”，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也存在被上诉人实际发货与采购计划通知单不符的情形（如2014年9月29日、2015年5月4日通知单订货数量和实际发货数量不符、2015年1月28日未按通知单进行发货等），故上述两点可证双方在实际交易中存在除采购计划通知单外的其他订货方式。其次，除2016年1月12日和22日的两批次货物外，被上诉人均持有“泽藤暂保管单”作为上诉人的收货凭证，上诉人亦自认该保管单系其内部使用单据，且根据上诉人出具的“泽藤退货出库单”显示，单据出具人员签名（“制单员：谢巧眉”）均由电脑打印而非个人手动签名，该点与泽藤暂保管单的“制单人：谢巧眉”的署名方式具有一致性，可证泽藤暂保管单系上诉人方收货后出具的相应凭证，进而可证即便部分批次的采购计划通知单上无上诉方在“业务主办”栏处的签名，该批次货物实际也已送达至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提交的采购计划通知单均为传真件，在外观形式上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第三，从付款支付数额来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共计支付货款782570元，扣除2014年9月前尚欠的货款后剩余218660.90元，该金额与退货金额17589.50元的合计数大于上诉人现认可的实际收货金额，对于为何向被上诉人超额支付货款，上诉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最后，除2014年9月29日批次的货物外（该批次货物上诉人予以认可），双方之间的交货及退货均通过缙云县红达托运部，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该货运公司的运费清单与案涉货物的运输时间和数量均能形成对应关系。而2016年1月12日和22日的两批次货物，虽然缺少泽藤暂保管单，但其物流的送达记录与其他批次货物运送记录在行文上具有连贯性，同时附有上诉人方的采购计划通知单，故结合双方在本案中形成的交易习惯和物流记录来看，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货物均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19元，由上诉人浙江泽藤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永红审 判 员 程允平审 判 员 孙雅和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