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98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如江，男，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磊，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芬，女，197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雄进，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寿春，广东劲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如江因与被上诉人李艳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0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如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艳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艳芬只提供了《返款计划》，属孤证，法院应当对该份证据的形成情况进行审查。李如江提供了《关于协查旅捷华侨李如江遭勒索事》的公函、给浙江省公安厅的举报函，同时其律师申请调查李如江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当时电话报案的相关证据。但原审法院对其提出的证据不予采信，也拒绝调查取证，且在证据的审核认定上违反证据规则，未尽到审查义务。签订《返款计划》之前，李如江在温州机场出口处被五个人挟持，报警当天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且被威胁恐吓的情况。当天，李如江报警进行求助，接待民警未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即认定为经济纠纷进行处理，导致李如江在派出所内仍处于被威胁恐吓的状态。李如江为了保全自身及家人的安全被迫按照李艳芬的要求写下了这份《返款计划》，并特地写下“写于派出所”，就是为了证明是被迫的、不正常的。同时李如江在做笔录时也反复强调被胁迫恐吓敲诈的情况，但接待民警未进行记录。因此，《返款计划》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出具的，非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当无效。（二）原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返款计划》书形成的事实，且《返款计划》未写明欠款原因及价款金额确认。该《返款计划》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属于两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实质根据《返款计划》审理的欠款性质纠纷。原审法院未对《返款计划》与案涉买卖合同的关系进行审查，将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同时，根据《返款计划》审理欠款纠纷，本案管辖权应在李如江江西省庐山区，根据民事诉讼程序，原审法院无权管辖本案。被上诉人李艳芬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李如江的上诉请求。李艳芬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如江归还李艳芬货款20万元美金（起诉时折合人民币：1378380元）；2.李如江支付违约金4万元美金（起诉时折合人民币275676元）；3.李如江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款项按照美元支付或按实际支付时的外汇汇率进行计算；4.案件受理费由李如江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艳芬与李如江曾有贸易往来。2015年10月1日李如江在浙江省温州市蒲鞋市派出所向李艳芬出具《返款计划》一份，该《返款计划》注明李如江欠李艳芬货款人民币50万元加20万元美金，李如江在2015年10月5日前归还50万元人民币，20万元美金将在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间归还，每个月归还5万元美金给李艳芬，款项直接汇入李艳芬账户。李如江并在该《返款计划》中承诺如没有按期归还的，李如江愿意按照未归还款项的20%作为罚款，直至还清为止。2015年10月2日，李如江向李艳芬支付了50万元。因李如江未按上述《返款计划》的约定支付剩余货款，李艳芬经催讨未果，遂于2016年12月5日将李如江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后，根据李艳芬提供的李如江住址，拟向李如江寄送李艳芬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司法文书，但被退回。为此，原审法院特向李如江发出开庭公告，公告期间，李如江向原审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书。2017年1月12日原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李如江的管辖权异议，李如江不服原审法院管辖权处理的民事裁定而上诉至本院。2017年3月21，本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李如江上诉，维持原审法院原裁定。李如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提出反诉请求，后李如江在本案庭审时表示撤回反诉，原审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李如江撤回反诉。另查明：李艳芬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李如江出具的《返款计划》原件。李如江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07年度李先生第一个柜出货明细至2007年度李先生第九个柜出货明细、供货清单（捷文及捷中互译文件）、退货声明及所退货物供货清单（捷文及捷中互译文件）、传真复印件、2008年-2013年期间李如江对该批女鞋的处置情况（捷文及捷中互译文件）、仓库租金发票（捷文及捷中互译文件）、海关费用说明、驻外使领馆明码发电——关于协查旅捷华侨李如江遭勒索事及附件、微信记录截图、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转账单等证据。再查明，李如江曾于2015年11月16日向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投诉及反映，李如江在本案中未提供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对李如江投诉及反映等作出回复或处理的材料。以上事实有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为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李如江欠李艳芬货款20万美元未清付，有李艳芬提供的《返款计划》可予证实，故李艳芬与李如江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清楚明确。欠款应当归还，对李艳芬要求李如江支付货款本金20万美元的主张，原审法院应予支持。双方在《返款计划》中约定了支付货款的期限及罚款，罚款即应为违约金，但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原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从公平合理原则等予以考量，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算，即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0万美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6年1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完全部货款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累计以所欠货款本金20万美元为限。综上所述，驳回李艳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李如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愿撤回反诉，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原审法院应予准许。李如江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出具给李艳芬的《返款计划》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故原审法院对李如江的此项辩解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如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货款20万美元给李艳芬；二、李如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0万美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6年1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完全部货款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累计以所欠货款本金20万美元为限）给李艳芬；三、驳回李艳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9596元、管辖权异议审查费100元，均由李如江负担（李艳芬已预先垫付受理费9798元，由李如江在履行判决时迳付给李艳芬）。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如江向本院提交“可可儿鞋业李艳芬”名片一张，拟证实李艳芬以该字号与李如江进行贸易往来，该名片记载的传真件号码即为李艳芬向李如江发送传真实际使用的号码。经质证，李艳芬表示确认其曾使用“可可儿鞋业”的字号与李如江进行涉案交易，对名片中记载的经营地址、手机号码予以确认，但传真号码是否当时使用不清楚，亦不确认该名片是由李艳芬提供给李如江。本院二审另查明：原审期间，李如江为证实其受胁迫签署《返还计划》，曾提交以下证据：1.双方于2007年、2008年及2015年就货物质量问题协商的传真往来复印件。其中：2007年8月3日，名为“李江”发出的函件中提出：“李小姐，因你公司发给我这批货出现质量问题，出现很多伪劣产品，造成捷克公司连锁店把这批货全部退回我公司，还要求我赔偿捷克公司的30%经济损失，并扣压我70多万元人民币作为赔偿你司提供的伪劣产品造成损失的一部分。另我已支付你公司3050256.7元人民币的货款，后面余款2252050元我现在停止支付。货物出现了质量问题就不值原来的价格，现在九个货柜的海运费是243881元人民币，海关关税大概834840人民币，还有仓库费用。”2008年6月23日，“李江”发出《关于货物出现质量问题的款式数量及处理方法》函件中列明质量问题款式数量共计2800箱，总货款共计1144080元。在该函件回函中有“广州可可儿李’S”签字，并注有“共计32640对鞋，1111440元RMB”、“以上同意处理，按每对1美金，共计32640对鞋”等字样。2008年6月31日，“李江”发出函件称：“李小姐，根据2008年6月23日发给您的传真，按您意见处理，我大概计算了一下：一、总货款是5047320元；二、总货款减去我已支付给您公司的3050256.7元，再减去2720箱*12双的价值1111440元，实际还余885623元；三、实际余款885623元加上（2720箱*12双按1美元处理=32640美元*7元=228480元），总实际余款1114103元。李小姐，由于您公司提供的九个货柜的女鞋产品出现了大量的质量问题，给我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造成货物全部积压在仓库，我初步合计了一下我公司的损失如下：一、九个货柜的海关税834840元；二、2007年和2008年的九个货柜仓库租金及仓库服务费共计900178元。根据以上计算，实际余款1114103元减去以上损失，您原本是应该要赔偿我620916元的。所以我现在不欠您的货款。”2.2015年11月16日，中国驻捷克使馆领事部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发出的《关于协查旅捷华侨李如江遭勒索事》，称旅捷华侨李如江来馆称其国庆回国期间在温州被人勒索并请该馆协助向贵部门反映情况。函件附李如江提供的材料《2015年10月1日温州蒲鞋市派出所民警汤晓处理事情的经过》，其中李如江自述：“李艳芬是我在2005年广交会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们大概从2005年至2007年有合作，因在2007年广州市可可尔鞋业有限公司在我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了一批伪劣产品，给我及我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后在我公司要求赔偿的情况下，李艳芬2008年有传真回我公司，同意处理及赔偿。2015年10月1日上午11:20左右在温州机场我被李艳芬挟持的事发生。”另在李如江2015年10月18日的自述材料中称：“价值5047320元的鞋我在不知道这批鞋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下，陆续支付给广州可可尔李艳芬3041016元，海运费及保险费和女鞋余款还有2252050元尚未支付。2008年6月23日我给李艳芬的传真件上，李艳芬回签同意我按每双1美元的价格处理价值1144080元的女鞋，则32640双鞋当时由于质量问题太严重，如今还未收到钱。按这样计算减去1144080元总共还余1107970元没有支付。因这批货的质量问题，九个货柜的海关关税大概834840元左右我支付了，现在还被客户扣压了价值70万元左右的其他货款作为赔偿金的部分。捷克客户把这149796双价值5047320元的鞋子全部退回给我，我已支付广州可可尔李艳芬3041016元全部亏损，退回来的大货全部要我处理。余下没有支付的1107970元还不够支付我赔偿”等。另李如江原审期间曾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李艳芬赔偿因其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经济损失5032522.285元。李如江在其反诉状中陈述称：双方于2005年-2007年一直保持贸易往来，在2006年底，李如江向李艳芬订购一批女鞋，进货价5035836元。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在支付3050256.7元货款后将该批女鞋销往捷克境内各大连锁商店，由于鞋子严重质量问题被经销商退货等。诉讼中，李艳芬对李如江提供的传真复印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二审期间，李艳芬表示案涉《返款计划》是双方在温州对账谈判后协商达成，对账包括收发单及部分传真件；李如江提供的传真件中注明“欠款2252050元”是属实的，有关扣减内容是李如江自行扣减；由于李如江一直以“李江”的名字与李艳芬交易，故在2007年后多次联系不到李如江后也无法查找到其身份信息。李如江则认为其在2007年提出货物质量问题，2008年6月双方传真往来中协商质量问题的货款处理，但李艳芬回传仅确认抵扣1111440元，经抵扣后尚欠110多万元，对于李如江提出赔偿的海运、关税、客户损失等李艳芬均没有明确书面回函，但其在2009年电话沟通中表示默认110多万元全部赔偿李如江的损失，不再追讨。对于《返还计划》的形成过程，李如江二审陈述称：“2015年10月1日上午11点到温州机场后被李艳芬和四名男子拦住，并一直将我控制在王朝宾馆，并逼着我打电话还款100多万。第一次是我妻子下午3点半左右在捷克报案，警察有来现场，以不参与经济纠纷为由离开。第二次是下午5点半左右我自己报警，由于距离派出所很近，我自行前往派出所，对方包括李艳芬在内三个人也随同一起进入派出所，但并未做笔录，仅让我们双方在大厅协商。晚上11点左右，我就按照李艳芬口述写下了还款计划，写完后被派出所民警叫进去做笔录，我称是被胁迫的，但民警称没有证据不能写是被胁迫的，就只是按照还款计划的内容写进笔录。我12点半左右离开派出所。10月9日去鹿城公安分局纪委办公室报案并做了笔录。10月11日我回到捷克后向大使馆领事部汇报了情况，大使馆向浙江省公安厅发了两次文，并口头告知我方没有胁迫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如江上诉提出其于2015年10月1日出具的《返款计划》系受胁迫签署的主张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李如江对其反驳提出的受胁迫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且其所提供证据必须达到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力标准。现综合分析本案相关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事实，本院认为：其一，从李如江所述《返款计划》形成过程分析，虽在李如江多次书写的自述材料及其在本案陈述事实中均表述称，其在2015年10月1日下午到达温州机场后，即被李艳芬及四名男子挟持到酒店并被控制人身自由，随后其两次报警，但其亦确认《返款计划》并非在酒店被挟持期间书写形成，而是经第二次报警后双方共同前往温州蒲鞋市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厅协商至晚上11时左右才签署。而对于双方在派出所的商谈过程，其主张仍存在受胁迫的情形，但经其向浙江省公安厅投诉及中国驻捷克使领馆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函协查后，均未得到相关部门确认存在受胁迫的事实。且李如江二审中亦确认派出所经办警员在当晚作笔录时也提出不存在受胁迫的相关证据。其二，从李如江所述其与李艳芬就货物质量问题协商的经过及相关证据内容分析，虽在李如江提供的传真复印件及相关证据材料中确有反映其就货物质量问题向李艳芬提出异议并要求抵减货款、赔偿损失，但即便其提供的2008年6月23日、6月31日的传真件属实，也仅能证实李艳芬同意折减部分欠款，但经折减后仍欠货款110余万元，而李如江再行提出的海运、仓储等损失赔偿并未得到李艳芬的确认。对此从李如江自行书写的投诉材料及其在本案陈述中亦能印证，双方对于110余万元欠款的处理并未达成一致，李如江也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李艳芬已放弃对其欠付货款的追索。而基于李如江长期在境外进行贸易活动及其在传真中一直使用“李江”的称谓等情况，李艳芬表示一直无法核实李如江的真实信息并追索欠款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此情况下，李艳芬于2015年10月1日要求李如江出具《返还计划》对其拖欠数年的欠款作出确认，所列欠款金额也并未明显超出李如江认可的货款余额，故该《返款计划》内容也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其三，李如江在立下《返还计划》后即于次日依约支付50万元款项，且至今未就该《返款计划》提出撤销主张，再次以其实际履行行为佐证了《返款计划》的真实意思。综上，本案所涉《返款计划》无论从其签署地点、形成过程及相关内容分析，均不存在明显违背当事人真意或显著违背常理之情形，李如江所提供证据并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不能完全排除该《返还计划》系双方在充分磋商后先行就货款支付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故本院对李如江提出的受胁迫签署《返款计划》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李艳芬对其主张的债权已提供《返款计划》，李如江对于双方交易事实以及尚欠货款事实亦并不持异议，仅主张因货物质量问题双方已达成抵销债务的协议，但在其不能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还款责任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如江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6元，由上诉人李如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