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71民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远，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生，男，195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沈阳铁路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4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王明珅，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飞，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姚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局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锦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辽7102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生，被上诉人沈阳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佟寅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锦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辽7102民初28号民事判决,支持姚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1.一审法院主审人为沈阳局公司编造伪证词，直接责任人王力勋一审�庭作证，承认说姚松涛安检时有疑似刀具（其实当时说是菜刀），并协同姚松涛把行李兜内物品往外拿净后，没有发现违规物品，姚松涛正要往行李兜装物品时，王力勋又说行李兜有夹层，再次打开行李兜，没有夹层。庭上说没有夹层，只有两片金属条，实际行李兜没有金属条，纯属王力勋编造谎言。一审判决书对此只字未提；2.一审判决书说直接责任人王力勋没有语言刺激姚松涛，未与姚松涛对话争执，与事实不符。王力勋出庭作证时承认姚松涛是锦州退休干部，而且姚松涛说了很多话，如果没有语言刺激交流，王力勋怎么知道姚松涛从南山监狱退休的，又怎能第二次打开行李兜?从监控录像清楚地看到二人有争执的对话；3.一审判决采纳有违背事实的证词，直接责任人王力勋的证词与同事吴兴东的证词相矛盾。王力勋没有完全按照沈阳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意�证，沈阳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王力勋出庭作证表现不满、大发雷霆，致使王力勋在庭上非常紧张，语无伦次，判决书对真实的证据只字未提；4.沈阳局公司未对其所举监控录像没有语音、监控录像和执法记录仪在关键时刻断片、连接不上做出有利回答。从不完整的监控录像和执法记录仪中看到的事实足以证明安检员王力勋工作过失，导致姚松涛死亡；5.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姜军捏造事实造假，说姚松涛作过心脏搭桥手术，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审法院主审人要求沈阳局公司对此举证，沈阳局公司未举证，但一审判决书采纳了沈阳局公司没有举证的所谓搭桥手术的说法。姚远已当庭否认，姚松涛从未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没有严重的心脏病；6.姚松涛本人思想守旧，一生勤奋工作从无事非。家庭成员守法本份，老实憨厚，百分之一的谎话都不会说。姚远妻子郝文华的实�求是的笔录，一审判决书中一点儿都未采纳，而且一审判决书无端指责山村弱女子未及时施救，而当时郝文华已经蒙了，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未遇到这样的事；7.一审判决提出车站在人死后怎么疏导交通、打120、做了大量工作，其实与本案无关。判决书中没有事实求是的实据和证词，说了一些转移眼球视线，与本案无关的词句；8.一审判决书中说，姚松涛持车票经车站安检后进入候车室，姚松涛与车站不存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难道姚松涛和飞机场大厅有关系？而且进站通过安检后出现的事故应由铁路运输法院受理。
沈阳局公司辩称，沈阳局公司没有侵权行为，姚松涛的死亡与沈阳局公司无关，对姚松涛的死亡结果沈阳局公司不存在过错。沈阳局公司已经履行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姚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沈阳局公司赔偿人身死亡经济损失806400元、丧葬费8万元、精神损失10万元；2.诉讼费由沈阳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8日下午，姚远的父亲姚松涛和姚远的母亲、妻子、女儿，乘坐K339次列车，由葫芦岛回到锦州，在通过葫芦岛车站进站安检时，安检通过后，安检人说：“你的行李有菜刀，要再次通过检查。”姚松涛说：“我在监狱当干警一辈子，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安检人说：“谁说岁数大，要死的人不带刀呢？”姚松涛说：“你是服务窗口，怎么能这态度。”安检员说：“我就这态度，爱哪告哪告去。”姚松涛说：“你不用安检，直接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检查，没有违规物品。安检员便说：“行李有夹层。”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十分恶劣，导致姚松涛当场死亡。在当场倒下后，铁路警察安检及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特别是安检员漠视生命的那种傲慢态度导致姚松涛死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8日，姚远之父姚松涛与其妻、儿媳和孙女持购买的K339次列车车票，欲乘坐该车由葫芦岛站到达锦州站，当日15时41分许（监控录像的时间），姚松涛在通过沈阳局公司所属的葫芦岛车站进入候车室安检时，当姚松涛随身携带的行李兜通过安检机器后，安检员通过荧屏发现行李兜中有疑似刀具物品，要求对携带的行李兜进行重新通过安检机器检查，姚松涛便径直将行李兜搬至安检台�，主动自行将兜中物品取出，安检员发现可疑物为兜中其它金属条，便同意姚松涛把物品装回兜中，姚松涛将物品装入兜中，然后转身站立背对安检员，自己从衣兜取出药物服用，之后解开上衣纽扣，随即便倒地。此时在场的锦州铁路公安处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姜军立即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并一直与120急救中心保持电话联系至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同时，其它值班民警帮助家属，并做好候车室外的交通疏导，保证120急救中心车辆畅通到达现场，120急救车到达现场后，用担架将姚松涛抬走送往医院，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姚松涛死亡。故姚远以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导致其父当场死亡，沈阳局公司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为由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姚远之父姚松涛购买了葫芦岛站到达锦州站的K339次列车车票，双方的旅客运输合同成立，但�据相关规定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算，本案姚松涛是在检票进站前，安检行为不是履行旅客运输合同，本案双方不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姚远因其父在通过安全检查时发生猝死，而向沈阳局公司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故本案为生命权纠纷。姚松涛携带物品欲乘坐火车进入车站候车室，按照《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沈阳局公司作为铁路运输企业，是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国家铁路局有关规定，组织实施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工作，制定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完善作业程序，落实作业标准，保障旅客运输安全。同时，安检人员发现可疑物品时可以当场开包检查。开包检查时，旅客应当在场。因此，沈阳局公司安检员在使用仪器设备检查时发现可疑物品后，对姚松涛携带的�品要求重新检查，是合法有据的，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也不会因重新检查行李物品而导致姚松涛死亡。姚远以沈阳局公司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其父，十分恶劣为由，主张导致其父死亡，通过回放姚松涛与沈阳局公司举示的相同的视频（无声音）来看，从安检员要求复检，15时42分01秒，姚松涛来到安检台，到姚松涛自己将物品从行李兜中取出，在没有发现可疑物品后，15时43分50秒，姚松涛又将物品装进兜中的1分49秒过程中，能够看到双方有过对话，姚松涛更多的时间是在掏装物品，安检员是坐在座位上，更多时间眼睛转换注视着行李兜或监视荧屏，看不出来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双方没有对视争吵或发生争执，也没有肢体上的动作，同时，与姚松涛随行的儿媳也在身旁，没看出有异常的表现。姚松涛将物品装兜后背对安检员站立，随即从自己左上衣兜掏出药物服用，15时44分19秒姚松涛倒地，全部过程只有2分18秒，复检中看不出来双方有过激的反应，双方当事人情绪基本平和。在庭审中，安检员王力勋到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而且当时有锦州铁路公安处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的值勤民警也在现场，该派出所证明安检员没有不当的言语，另，被临时抽调在该派出所做辅警工作的吴兴东就在安检员和姚松涛两人的面前，其证实安检员没有任何不当的语言。因此，姚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沈阳局公司工作人员实施了恶毒语言刺激的侵权行为，且该行为导致其父姚松涛当场死亡。姚松涛购买车票进入列车候车室，沈阳局公司作为候车室的管理人，负有对姚松涛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姚松涛倒地后，沈阳局公司在不清楚是何种原因的情况下，通过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请急救人员来施救，通过回放监控录像和葫芦岛紧急救援中心�山分站证明，姚松涛发病倒地后，在此负责治安的派出所副所长姜军立即使用其手机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执法记录仪记载了其它值班民警帮助家属，并到候车室外做好交通疏导，保证120急救中心车辆的畅通到达现场。安检员在知道姜军已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后，没有必要再重复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安检员继续坚守工作岗位，负有对其它进站旅客行李物品继续监屏安检职责，以保证其它不特定旅客安全。从监控录像看，从姚松涛倒地开始，至120急救车到达姚松涛发病现场，大约经过了9分36秒，沈阳局公司已履行了合理的积极救助义务。沈阳局公司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医务工作者，应当对沈阳局公司以一般安全注意救助义务要求，而不能苛刻要求其以专业化、职业化地实施医疗性施救义务，所以，姚松涛发病倒地后，沈阳局公司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松涛发病倒地之时，与其同行的成年亲属，应当是最了解其身体状态，在姚松涛倒地后，也只是等待120急救中心到达抢救，没有采取施救措施。故姚远在本案中主张沈阳局公司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导致其父死亡，该主张已超出社会现实情况和沈阳局公司作为候车室的管理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能力范围，姚远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姚远对其父猝死的悲痛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沈阳局公司安检过程及复检要求符合相关的规定，安检员是履行其职务行为，姚远主张侵权的事实不存在，姚松涛当场倒地后，沈阳局公司已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姚松涛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心肌梗死，导致意外猝死，与沈阳局公司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姚远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姚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64元，由姚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姚远提供行李兜一个，证明姚松涛安检时所使用的行李兜没有破损，没有夹层和金属片，沈阳局公司的证人证言不真实。经质证，沈阳局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行李兜一直由姚远掌握，一审中未进行举证，无法确定这个行李兜是事发时使用的，也不能证明事发当时是否有金属片。沈阳局公司安检行为依法合规，行李兜是否有金属片与本案事实无关。沈阳局公司提供姚松涛基本医疗保险特慢病鉴定合格通知单，证明姚松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安检过程中，因自发心脏疾病在送医院途中死亡。经质证，姚远对该证据无异议，提出姚松涛是有慢性病，但如果没有沈阳局公司安检员的刺激不会诱发心脏病死亡。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姚远提供的行李兜无法反映事发当时兜内是否存在金属片的事实,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而且，安检员在安检过程中只要发现有疑似违禁物品，均可要求复检，行李兜内无论是否有金属片都不能证明沈阳局公司要求姚松涛复检的行为存在过错，因此，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沈阳局公司提供的姚松涛基本医疗保险特慢病鉴定合格通知单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姚松涛患有心脏疾病。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除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姚松涛经锦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特慢病鉴定为MB004冠心病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恢复期、后遗症期治疗。鉴定慢性病的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关于姚远主张沈阳局公司的安检员在安检过程中与姚松涛发生争执、以恶毒语言刺激姚松涛的事实，从双方当事人一审中向法庭提供的车站候车室监控视频看，在开包检查过程中，姚松涛和安检员有过对话，但没有对视争吵或发生争执，也没有肢体上的动作，双方情绪基本平和。姚松涛更多的时间是在掏装物品，安检员坐在座位上，更多时间眼睛转换注视着姚松涛从行李兜中掏出的物品或监视荧屏，姚松涛身旁随行的儿媳也没有异常的表现。锦州铁路公安处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的多名值勤民警就在事发现场，被临时抽调在该派出所做辅警工作的吴兴东也站在安检员和姚松涛两人的面前，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和吴兴东均证明安检员没有不当的言语。因此，姚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沈阳局公司安检员与姚松涛发生争执、以恶毒语言刺激姚松涛。关于姚远主张铁路警察、安检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导致姚松涛当场死亡的事实。从车站候车室监控视频和执法记录仪的监控视频能够看到，姚松涛倒地后，在场的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姜军立即使用其手机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并一直与120急救中心保持电话联系至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其它值班民警也在帮助姚松涛家属，指导家属给姚松涛服用自身携带的药品，并到候车室外做好交通疏导，保证120急救中心车辆的畅通。120急救中心车辆在接到急救电话后仅9分36秒即到达现场。安检员在知道姜军已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后，继续监视荧屏，履行安检职责。二审庭审中，姚远拒绝对沈阳局公司的救助行为发表意�，主张姚松涛在车站候车室已经当场死亡，上述救助行为没有实质意义，车站是怕承担责任，要求120急救车将尸体拉走。本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姚松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能够确定姚松涛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姚远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姚远的诉讼主张和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词能够确定姚远向沈阳局公司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因铁路旅客运送的责任期间自旅客检票进站起到出站时止，因此本案不属于铁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生命权纠纷并无不当，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沈阳局公司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关键是分析沈阳局公司的安检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沈阳局公司的安检行为与姚松涛的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沈阳局公司对姚松涛是否尽到安全救助义务。根据《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旅客应当接受并配合铁路运输企业的安全检查工作。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可疑物品时可以当场开包检查，开包检查时，旅客应当在场。因此，无论姚松涛携带的行李兜内是否存在疑似违禁物品，铁路安检员要求复检并进行开包检查的行为本身均是正当、合法的。在开包检查过程中，双方没有对视争吵或发生争执，也没有肢体上的动作，双方情绪基本平和。因此，沈阳局公司的安检行为不存在过错。姚松涛患有心脏疾病，虽然沈阳局公司的安检行为与姚松涛心脏病发作死亡的后果是先后发生的，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沈阳局公司已经履行了合理的积极救助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姚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64元，由上诉人姚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 晗
审 判 员 曹英伟
审 判 员 杨玉荣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代）书记员 李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