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6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湖社区高原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丽萍，广东文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会立，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梁赟，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利慧晶，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物业吉发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金丰城大厦*座***室。
法定代表人：王航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宁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平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会立以及原审第三人深圳物业吉发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二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8日，由吉发公司作为原告，郑会立、平湖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以财产损害�偿纠纷为由，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下称福田法院）起诉，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确认郑会立代持的926股（价值人民币184万元）平湖公司的股份属于吉发公司所有；二、郑会立赔偿因转让代持股份造成吉发公司的投资损失人民币184万元及利息（自郑会立退股收款之日至吉发公司获得赔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平湖公司对郑会立的还款承担连带责任；四、郑会立、平湖公司承担该案诉讼费。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吉发公司申请撤销平湖公司为被告并变更其为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一、郑会立赔偿因转让代持股权造成吉发公司的损失人民币184万元及利息（自郑会立退款之日至吉发公司获得赔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诉讼费用由郑会立承担。
2011年10月21日，福田法院作出（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7843号民事判决书（下称7843号判决）。虽然双方均未在7843号判决的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但之后郑会立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申请再审。
2013年3月14日，深圳中院作出（2012）深中法审监民提字第2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且对1992年的投资行为未进行时效审查”为由，裁定撤销7843号判决，将案件发回福田法院重审。
福田法院经重审后，作出（2013）深福法民二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下称6号判决），判决驳回吉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吉发公司不服6号判决，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
2014年11月19日，深圳中院作出（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600号民事判决书（下称600号判决、生效判决），判决：一、撤销上述6号判决；二、郑会立向吉发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0年6月3日起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三、驳回吉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720元，由吉发公司承担人民币23496元、郑会立承担人民币19224元。该判决于2014年11月27日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判决查明：吉发公司原名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发起人为广东省岭南工业深圳公司、香港联发行（国际）市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发行）等。平湖公司原名为宝安县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公司。1991年10月16日至2000年12月28日，郑会立一直担任吉发公司董事。
1992年8月17日，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吉发公司原名）填制的内部付款通知单载明，付款港币200万元至宝安县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公司（平湖公司原名），款项用途为付宝安县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投资款，并在备注栏注明“投资宝安县平湖镇平湖实业股份公司（吉发公司投入）”。
次日，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向宝安县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公司汇款港币200万元，并注明为吉发公司投资款。
1992年9月8日，宝安县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公司（平湖公司原名）出具了编号为000552的《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款收据》，载明收到联发行郑总投资款港币200万元，折合人民币184万元，股数920股。
2000年6月2日，深圳市平湖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现金支付单》，载明郑会立退入股，金额人民币100万元，收款人由郑会立签名，并附件《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由郑会立出具，内容为：“1992年9月8日，深圳吉发仓储有限公司曾以其股东联发行郑总（会立）名投资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2月10日，郑会立代交平湖地款人民币100万时，因当时另用款又带回，但已拿回人民�100万元收据；现根据监察部门决定，将以我名入股的港币200万元折人民币184万元折920股中的人民币100万转给村作土地款，抵掉已拿走收据的欠款人民币100万；此款，我将同吉发仓储有限公司内部调整记做联发行账上”。
2000年9月25日，郑会立向平湖村民委员会出具《声明》称：“本人就1992年8月18日由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汇给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港币200万元的投资款及其用途，作如下声明：1、此款是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对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的投资款；2、本人对此项投资款无权做出处置；3、请贵村协助吉发仓储公司更正原股金收款收据的抬头名称”。
同日，郑会立向吉发公司出具《证明》称：“兹证明1992年8月18日由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汇给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的投资款港币200万元，是吉发仓储公司对平湖村的投资，�不是联发行或本人的投资款。平湖村于1992年9月8日开具的股金收款收据上的抬头名称联发行郑总属误写，应更正为吉发仓储公司”。
同日，郑会立还向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同上。
2000年12月31日，平湖公司的转账凭证中记载，村委还借款（退郑会立股份转村委土地款）人民币100万元（该凭证上未载明货币种类），该凭证第一行的借方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第二行的贷方金额亦为人民币100万元。
郑会立从未持有平湖公司920股股份，或与平湖公司设立其他公司从而持有920股股份。
在6号案件庭审中，平湖公司确认其退还郑会立的人民币100万元已经冲抵为土地款，郑会立并未取得现金；还确认涉案的投资款人民币184万元中还有人民币84万元未退还。福田法院询问吉发公司就本案是以侵权纠纷还是违约纠纷来主张�利，吉发公司答复称是以郑会立超越代理权限的侵权行为主张权利。在庭审中，吉发公司还提出，其认为本案为侵权和违约的竞合，需待庭后再行确认，福田法院当庭指出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福田法院对此不予同意。
在6号案件中，郑会立在答辩状中及庭审辩论时，郑会立均提及在深圳中院26号案件开庭笔录中，吉发公司承认了当时急于更名的事实，但庭审时，郑会立未能提交上述笔录，亦未在庭前申请该院调取。庭后，郑会立向该院递交了该开庭笔录。该笔录第8页记载“吉发公司回答审判长询问时称：郑会立的声明（指2000年9月25日郑会立向平湖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声明）是出具给吉发公司的，声明要准备带吉发公司一起去平湖公司处作更改，但该声明一直没有送达到平湖公司”，第12页记载“吉发公司称当时其拿到声明时，郑会立承诺其协助吉发公司办理更正手续，但此后就联系不上郑会立了，但是该声明本身没有否认吉发公司的投资权益”。吉发公司及平湖公司以书面的形式对该笔录发表了意见，认为该笔录为逾期提交，且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证据，但为了充分说明案件事实，吉发公司认为该笔录可以证明郑会立同意代吉发公司持有投资权利，郑会立并非如其抗辩只是经办人；郑会立退股时，向平湖公司披露了代持的事实，但平湖公司选择郑会立作为相对人，因此吉发公司与平湖公司之间没有法律关系，本案中存在吉发公司与郑会立之间的委托代持关系及郑会立与平湖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郑会立退股后未告知吉发公司，吉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况。平湖公司表示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
庭审后，福田法院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查询联发行注册情况，�册处网站网页显示该公司已于2006年2月3日解散。
吉发公司提交的1992年8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信汇凭证》的汇款用途为“投资款”，至于该凭证下方手写的“吉发公司投资款”，吉发公司表示系其在汇款之后入账时加注，吉发公司因此认为平湖公司收到港币200万元时，只能看到备注内容为“投资款”。重审中，平湖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信汇凭证》的质证意见为“信汇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平湖公司收到了该款项，但相关手续是由郑会立办理，平湖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以联发行郑总名义投资，只是由吉发公司付款”。吉发公司提交的1992年9月8日《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款收据》加盖有“宝安县平湖镇平湖实业股份公司财务章”，抬头注“联发行郑总”，项目“投资款”，股数920股，金额人民币184万元，备注“港币200万元”。
吉发�司于1993年11月8日由原名称“深圳岭南吉发仓储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吉发公司的股东于2000年1月31日由香港联发行、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各持股50%变更为香港威联行国际有限公司持股50%、物业公司持股50%。二审调查中，郑会立陈述其系香港联发行的股东，占股比例为20%，在涉案投资发生时系香港联发行委派至吉发公司的执行董事。
吉发公司于2010年6月21日向福田法院提起诉讼，其在递交起诉状后，福田法院于2010年7月8日收案后确定立案，吉发公司于2010年7月19日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决郑会立赔偿因转让代持投资造成吉发公司的投资损失人民币184万元及利息（利息自郑会立退款之日至吉发公司获得赔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令郑会立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福田法院于2011年10月21日作出（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84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吉发公司向平湖公司支付投资款项，并委托郑会立办理投资事宜，平湖公司向郑会立出具股金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投资款项。但郑会立并未成为平湖公司股东或与平湖公司设立其他公司从而取得收款收据上约定的920股股份。郑会立向平湖公司投资时并未披露其系受吉发公司委托，平湖公司亦不认为其系与吉发公司之间形成投资关系，从平湖公司提交的证据转账凭证、现金支付单及情况说明，可以证实平湖公司仅认为郑会立系投资人。有关投资合同关系仅约束郑会立与平湖公司。郑会立受吉发公司委托办理投资事宜，但其未在受托范围内处理委托事项，双方的委托关系解除，郑会立因此取得的不当得利应当向吉发公司返还即郑会立返还吉发公司款项人民币184万元及利息。吉发公司请求郑会立自收到退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郑会立与平湖公司之间形成的另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可另循途径解决。吉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福田法院予以支持。该判决生效后，郑会立于2012年8月29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再审。深圳中院于2013年3月14日作出（2012）深中法审监民提字第2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843号民事判决，发回福田法院重审。该裁定认为：“郑会立于1992年以“联发行郑总”名义对平湖公司投资港币200万元，但该投资行为并未真正落实为平湖公司的股份或投资权益。2000年6月，平湖公司以退股款人民币100万元抵土地款，但原审并未查清是何土地款，亦未查清其他款项的归属。2000年6月和9月，郑会立分别出具《声明》和《情况说明》，证明上述港元200万投资款的真实持有人是吉发公司，但平湖公司对此并不认可。2010年吉发公司对郑会立提起赔偿之诉，原审以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由，认定郑会立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代投资款。因原审郑会立未能应诉，故未能提出相应证据及时效抗辩。依据郑会立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且对1992年的投资行为未进行时效审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显示，平湖公司成立于1987年8月4日，其名称于1997年11月28日由“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平湖经济发展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平湖凤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又于2005年3月30日变更为现名“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其企业类型于1997年11月28日由“集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2005年3月30日后变更为“股份合作公司”；其股东于2005年3月30日由“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平湖村民委员会持股90%、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平湖经济联合社持股10%”变更“个人股（由刘瑞志等1600人持有）出资比例69.9934%、集体股（由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合同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出资比例30.0065%”。
生效判决认为，关于该案的案由问题。吉发公司以郑会立侵权为由诉请赔偿损失，一方面，郑会立在1992年9月8日平湖公司向其出具《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款收据》时系吉发公司的股东香港联发行委派的董事，郑会立确认吉发公司以其名义投资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且已将抬头填写为“联发行郑总”的收款收据原件交回吉发公司入账，平湖公司亦述称投资主体系郑会立，故涉案向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系郑会立受吉发公司之托以自己名义进行。另一方面，郑会立在投资款转至平湖公司后，于2000年6月2日将其中人民币100万元转给宝安县平湖镇平湖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湖村委）用于抵还与香港联发行有关的土地款，因未有证据证明郑会立在当时取得过吉发公司的同意或在事后获得过吉发公司的追认，并且郑会立在2000年9月25出具给吉发公司抬头为“平湖村委”的声明时还表示其对投资款无权作出处置，故郑会立存在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据此，本案存在违约与侵权的竞合，吉发公司在重审一审中选择以侵权为由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按侵权纠纷来审理本案并确定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吉发公司上诉主张原判认定案由错误依据不足，其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吉发公司与郑会立之间以及郑会立与平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吉发公司上诉主张郑会立代其向平湖公司投资，因该投资基于平湖公司原因最终未成为对平湖公司的股权，故郑会立一直对平湖公司享有因该投资款形成的债权。郑会�则辩称其并未与吉发公司之间形成委托代投资关系，收款收据显示投资款为股权投资，但吉发公司或郑会立最终并未成为平湖公司的股东，郑会立在2000年6月2日虽然签收了平湖公司的现金支付单但未实际收到人民币100万元款项且其已向平湖公司澄清之前投资款的投资主体系吉发公司，故郑会立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涉案投资款虽由吉发公司直接以“投资款”名义汇至平湖公司，但一方面，平湖公司收款后向郑会立开具的收款收据的抬头为“联发行郑总”，郑会立并未就此向平湖公司提出异议，郑会立系吉发公司的董事，其在2000年6月2日平湖公司开具《现金支付单》、向其退入股人民币100万元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自认涉案投资系吉发公司以其名义进行，故虽然郑会立与吉发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另一方面郑会�作为受托人，以其自己的名义向平湖公司投资，平湖公司亦仅认为郑会立系投资人，故平湖公司与郑会立之间就涉案投资款形成事实上的投资合同关系。
关于吉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虽然以下两点不能推导出吉发公司从何时起知晓权利受侵害：一、涉案投资款系吉发公司转汇平湖公司，但平湖公司开具的《投资款收款收据》抬头为“联发行郑总”而非吉发公司，吉发公司接受郑会立交回《收款收据》的行为只能表明吉发公司认可涉案投资是以郑会立名义进行，该事实不能得出吉发公司知晓权利受侵害的结论；二、在2000年6月2日平湖公司向郑会立退入股，郑会立将所退人民币100万元直接抵付香港联发行欠平湖村的土地款后，郑会立应及时告知吉发公司该事实，因没有证据显示郑会立有履行告知义务及吉发公司当时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故以2000年6月2日作为权利受侵害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缺乏事实依据。但是，由于平湖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了股数920股，而工商部门对外公示材料中则从未将郑会立或吉发公司登记为股东，平湖公司亦没有向吉发公司发放过红利，故吉发公司在香港联发行已经不再是其股东及郑会立出具更名证明且之后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应及时向平湖公司行使权利，此时其即应知晓郑会立处分人民币100万元的侵权事实，如其就此提出异议，也便于郑会立及时就该人民币100万元的处分与平湖公司进行协商。吉发公司迟至2010年7月8日起诉，逾期近十年才主张权利，其请求郑会立赔偿已被处分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就投资款中剩余的人民币84万元，平湖公司在收款收据写明系郑会立的投资，其至今仍认为与郑会立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但其与郑会立在2000年6月2日对涉案投资款中的人民币100万元作退入股处理后，一直未对投资款剩余部分的人民币84万元如何处理进行约定，该债权债务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郑会立随时可向其主张返还，平湖公司选择郑会立为投资合同的相对人，故吉发公司可要求郑会立先予返还。至于郑会立基于投资人身份与平湖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吉发公司上诉请求的投资款利息问题，吉发公司于1992年8月18日汇付款项，平湖公司于1992年9月8日开具收款收据，故自平湖公司收到之次日1992年9月9日起产生的利息属于吉发公司的实际损失，吉发公司诉请赔偿该院予以支持，吉发公司主张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为郑会立收到平湖公司退入股款的次日即2000年6月3日，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当予以确认。
2014年12月29日，吉发公司向福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1月12日，福田法院向郑会立作出（2015）深福法执字第766号执行通知书，责令郑会立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全部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2015年7月15日，福田法院作出（2015）深福法执字第766号公告，该院拟拍卖郑会立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口银田花园4栋103号房产，上述房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104548元，因其下落不明，该院依法公告上述评估结果等内容。
后郑会立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东高院）申请再审。2015年4月3日，广东高院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847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告知郑会立对上述600号判决已立案审查。2015年6月26日，广东高院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847号民事裁�书，以郑会立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为由，裁定驳回郑会立的再审申请。
郑会立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平湖公司向郑会立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人民币92.4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1992年8月18日暂计至2014年8月17日），并继续支付利息至平湖公司返还投资款之日止；二、平湖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经生效判决明确认定郑会立、平湖公司之间就涉案投资款形成事实上的投资合同关系，并查明郑会立未取得平湖公司920股股份或与平湖公司设立其他公司持有该股份，平湖公司未向郑会立退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且释明郑会立对于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可随时向平湖公司主张返还。对于生效判决判令郑会立应向吉发�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0年6月3日起计至该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吉发公司已向福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已处于该院拟拍卖郑会立名下房产过程中，吉发公司债权即将实现。据此，郑会立要求平湖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其利息，理由充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故平湖公司应向郑会立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0年6月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对于郑会立要求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的利息从1992年8月18日其起算的诉讼请求。虽经生效判决查明和认定郑会立应付吉发公司的利息损失理应从1992年9月9日起算，但吉发公司处分自身权利的原因导致生效判决确定郑会立应付利息从2000年6月3日起算，表明对于1992年9月9日至2000年6月3日期间，郑会立并未实际�受该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对郑会立的该项诉讼请求，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平湖公司辩称郑会立已过本案诉讼时效及其作为本案郑会立主体不适格等问题，均已经生效判决查明和认定，故对平湖公司的上述辩解，理由不足，该院均不予采信。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平湖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判令：1、平湖公司无须返还郑会立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2、平湖公司无须支付郑会立自2000年6月3日起以人民币84万元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一、郑会立请求平湖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1、1992年，郑会立以其个人名义投资港币200万元，折合人民币184万元，平湖公司于1992年9月8日出具了编号为000552的《深圳市平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金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收到联发行郑总投资款港币200万元，折合人民币184万元，股数920股”，但郑会立自支付投资款后，从未持有过平湖公司的股份。另外，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以村民小组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设立公司的，应当以村民小组为股东，以行政村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设立公司的，应当以村民小组为股东。但经村民会议以特别决议决定，行政村也可以以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财产为基础，以村民为股东设立公司。郑会立不是村民小组村民，所以，在1994年7月1日以后不可能成为平湖公司的股东，从1994年7月1日，即郑会立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郑会立起诉之日止�已超过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2、2000年6月2日，由郑会立签名，平湖公司出具的现金支付单载明：“原告退入股，金额人民币100万元”，可推定郑会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投资人民币184万元认购的股份没有成功，而此后郑会立也并未提出任何主张。郑会立于2000年9月25日向平湖公司出具的《声明》中抬头部分书写为“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更进一步表明郑会立已经知道其支付给平湖公司的投资款184万元认购股份没有成功，应当确定郑会立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再者，2005年3月30日，平湖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现名“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股份合作公司”，郑会立已确定不能通过投资获得平湖公司的股份，成为平湖公司的股东。而企业在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有着对外公示的效果，因此，郑会立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到侵害。因此，郑会立不论是在2000年6月2日或者2000年9月25日或者2005年3月30日，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郑会立主张权利的时效早已超过，不应得到支持。3、(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600号案确认郑会立在平湖公司2000年6月2日出具的《现金支付单》以及郑会立在退入股人民币100万元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自认其投资行为系在第三人的委托下以其名义进行的，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但郑会立在明知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与第三人到平湖公司处办理变更手续，亦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行使其作为投资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而非第三人在向其主张权利后，郑会立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600号判决认为对投资款剩余部分的人民币84万元由于未约定如何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郑会立可随时向平湖公司主张，但并不代表郑会立主张权利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举轻以明重，法院在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都不能加以释明，那么在判决时更不能直接认定郑会立的债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平湖公司认为，郑会立在2000年6月2日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为投资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又从未主张，确实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二、在债权都不应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利息则更无从谈起，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改判。综上，平湖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平湖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郑会立答辩如下：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对一审被告所提出的抗辩理由均是依据已生效判决（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600号所作出的，答辩人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平湖公司的上诉请求。人民币84万元如何处理没有进行任何的约定，不存在时效的问题。生效判决认定其中人民币100万元郑会立擅自作出了处理，其侵犯了本案第三人的权利，所以存在时效问题。对于剩余人民币84万元如何处理没有进行任何的约定，债权债务属于不确定状态，类似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关系，所以不存在时效的问题，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返还。并不是说在2000年平湖公司就侵犯了郑会立的权益，而是双方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平湖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认为的在2000年6月2日平湖公司侵犯了郑会立的权益和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不符的，答辩人不认为当时有侵犯权益的问题，只是属于债权债务不确定。
第三人吉发公司答辩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郑会立请求平湖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权利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结合（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600号判决（即生效判决）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进行以下分析：1、郑会立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未超过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案投资权益的实际受害人是原审第三人吉发公司。2000年9月25日郑会立向平湖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声明》、向吉发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向平湖经济发展股份公司出具的证明，均明确表示港币200万元是吉发公司对平湖村的投资，而不是联发行或其本人的投资款，并要求请平湖村协助吉发仓储公司更正原股金收款收据的抬头名称。由此可知，郑会立主观上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2010年7月本案第三人吉发公司选择郑会立为被告，以郑会立侵权为由诉请赔偿损失，本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生效判决，判令郑会立应向吉发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至此，投资权益的实际被侵害人吉发公司选择郑会立为被告人并根据生效判决强制�行郑会立的财产，此时郑会立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可以说，郑会立在本案中的身份是吉发公司选择的结果，也是经过本院生效判决认定的结果。郑会立根据生效判决和代为偿还投资款的事实于2015年4月向法院起诉平湖公司要求支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利息，并未超过2年时效。2、生效判决认定人民币184万元投资款中的84万元债权债务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郑会立随时可向平湖公司主张返还。生效判决在处理“关于吉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时，基于吉发公司与郑会立的委托代理关系，认为人民币184万元投资款中已被郑会立处分的100万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基于平湖公司与郑会立的投资关系，认为平湖公司与郑会立在2000年6月2日对涉案投资款中的人民币100万元作退入股处理后，一直未对投资款剩余部分的人民币84万元如何处�进行约定，该债权债务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郑会立随时可向其主张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投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案中，平湖公司与郑会立未约定剩余人民币84万元投资款的返还期限，且平湖公司不能证明其明确拒绝履行剩余债务，故不能确定履行期限，也就无从确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郑会立随时可向其主张返还。郑会立请求平湖公司返还人民币84万元投资款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郑会立要求平湖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4万元及其利息，理由充分，原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平湖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676元，由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利 萍
审判员 范 志 勇
审判员 李 兴 旺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松（兼）
附�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