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12民初4453号
原告：李廷富，男，汉族，1978年2月10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贤平、黄和平，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左有福，男，汉族，1962年3月25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刘鸣钟，云南护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李廷富诉被告左有福侵权责任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5月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8年1月31日进行了补充质证。原告李廷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贤平、黄和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廷富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由原告赔偿被告提供劳务受伤所产生的各项费用3,677,105.37元，包括医疗费230,722.3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700元、误工费75,600元、后期医疗费342,400元、残疾赔偿金572,22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5,480元、护理费921,150元、营养费1,335,7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3,463元、鉴定费3,500元、住宿费8,120元、交通费7,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雇佣原告为其提供劳务，并将原告带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河江省北谜县明山镇大班山铅锌矿山提供劳务，每月收入12,000元左右。2016年9月12日下午4点左右，原告为被告提供劳务中被一块大石头掉下来砸中严重受伤。原告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文山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以下简称：四十三医院）、会泽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会泽县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为胸椎骨折、截瘫。经鉴定，原告为一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终身依赖护理。原告受伤后，被告只支付了90,000元医疗费。原告家庭经济困难，借债治病，生活十分艰苦。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左有福辩称，原告是越南鑫余股份公司（CongtycoPhanTanDu）工人，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原告在越南鑫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越南鑫余公司）做工时受伤。被告对原告受伤深表同情，但与被告无关，应由越南鑫余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护照、被告户籍证明、原告在文山州医院、四十三医院、会泽县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的病历、住院和出院记录、诊断材料、医疗及药品费用单据、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3份陪护证明，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主张，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前往越南务工的相关情况。
原告陈述，其由被告雇佣，指定到越南××北谜县明山镇大班山铅锌矿山提供劳务。原告申请证人李某1出庭作证。李某1陈述，其是李廷富的哥哥。经人介绍，李某1认识了左有福。左有福称其在越南有一个矿山需要开采，让李某1帮他去做。李某1和左有福谈了工资待遇后，于2010年去越南左有福的矿山从事矿石开采。左有福缺乏打眼、打钻的工人，就让李某1再找几个工人，李某1就找了李廷富过去。其在矿山从事矿石剥离工作，将矿石交给左有福。扣除雷管、炸药等材料后，左有福按每吨矿石50元发放费用，李某1代领后再发给班组其他工人。在此期间，李某1签署过一份《承包开采铅锌矿合同书》。李某1把护照交给左有福，不清楚左有福怎么办手续。没有进行过技术、安全培训，现场也没有警示标识。原告认为，李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雇佣李廷富的事实。被告左有福认为，李某1认可签署承包开采合同，又说李廷富是被告雇佣，前后矛盾。左有福是越南鑫余公司董事长，越南鑫余公司和李某1商谈，李某1同意承包开采。越南鑫余公司让李某1组织开采队去越南开采这个矿山。越南鑫余公司和李某1签订合同，李廷富就是李某1雇佣的开采人员。按照越南法律，私人不能雇佣外籍劳工，就由越南鑫余公司和李某1、李廷富和订立合同，因此李廷富是越南鑫余公司雇佣的员工。
被告提交了《承包开采铅锌矿合同》、通知、资格证书、健康证明书、伙食表、原告的《劳动合同》和四份劳动许可证（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的认证、越南公证机构的证明及中文译本）。证明2012年6月6日，越南鑫余公司和李某1订立承包合同，将矿山交由李某1开采，期限一年，后延期至2016年12月31日。李廷富是越南鑫余公司职员，于2016年4月15日订立劳动合同。在越南的外国务工人员必须和所在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由公司办理出入境手续，进行健康体检，取得《劳动许可证》。原告认为，《承包开采铅锌矿合同》未经认证、公证，反映的是矿山内部成本，即雇佣工人劳务的计量，不予认可。《通知》是规避责任的单方证据，没有合同效力。对原告的资格证书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受雇于越南鑫余公司。收款单、健康证明都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对伙食表不予认可。劳动合同并非原告签字，不予认可。《劳动许可证》是根据复印件进行认证、公证，不予认可，对所附中文译本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向本院申请对《劳动合同》中“李廷富”的签字是否是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司鉴字第93202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6年4月15日的《劳动合同》（原件为越南语言）上落款处劳动人栏填写的“李廷富”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李廷富书写的样本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对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合同虽不是原告签字，由他人代签，但不影响原告和越南鑫余公司建立雇佣关系的事实。
被告申请证人李某2、吴某、HOANGHAINAM（黄某）出庭作证。李某2陈述，2012年，其经朋友介绍到越南鑫余公司工作，和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左有福是公司的总经理。吴某陈述，其组织采矿队到越南鑫余公司采矿，在公司和左有福商谈。每个人都和公司订立劳动合同，本人不在就由负责人签。黄某陈述，2011年至2016年，其担任越南鑫余公司翻译。左有福是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李廷富是公司工人。在越南务工需要护照、签证、体检、劳务合同、无犯罪记录，去劳动局办理许可证。越南鑫余公司的中国员工都要订立劳务合同。其会将合同的越南文翻译为中文告知中国员工。其见过李廷富的合同，但签字情况记不清了。被告认为，三位证人证明矿山属于越南鑫余公司，具有开采权，被告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外籍劳工必须办理相应手续，订立劳务合同，合法上岗。原告认为，黄某对越南法律的看法超过一位翻译的能力，即使劳动合同有他人代签的情况，本案原告没有签字，该劳动合同就是无效的。三位证人和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当被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被告提交的《承包开采铅锌矿合同》、通知、资格证书、健康证明书、越南鑫余公司伙食表均形成于越南，未经证明、认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劳动合同》、《劳动许可证》经越南公证机构证明，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大使馆认证，可以作为本案书证材料。《劳动合同》所附的中文译本记载，合同一方为越南鑫余公司，一方是李廷富。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表明，《劳动合同》中李廷富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而原、被告认可该司法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因此对《劳动合同》不予确认。对鉴定意见予以确认，鉴定费发票予以确认。4份《劳动许可证》由越南伤残军人和社会劳动保障厅颁发，经过公证和认证，真实性予以确认。
关于几位证人的证言。李某2、吴某关于到越南后和越南鑫余公司商谈矿山开采、劳务事宜的陈述只代表二人自己的务工情况，与本案无关。李某2、吴某、黄某关于越南鑫余公司的中国员工需要取得越南劳动部门许可的陈述，与原告的《劳动许可证》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关于和被告协商越南矿山开采事宜的陈述，与被告关于越南鑫余公司和李某1商谈的陈述印证。李某1认可签订过《承包开采铅锌矿合同》。该合同订立于2012年6月6日，而原告护照记载的第一次出境时间是2012年11月22日，李某1先去越南，原告后去的证言属实。李某1陈述，越南鑫余公司缺乏打眼、打钻工人，被告让其再找几个人；被告陈述，越南鑫余公司让李某1组织开采队。以上陈述的共同点在于由被告或鑫余公司提出增加采矿工人人数的要求。越南鑫余公司对使用工人具有决定权，被告所谓李某1雇佣李廷富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李某1和李廷富是兄弟，存在利害关系，但被告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并不高于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李某1就李廷富前往越南务工经过的陈述与被告陈述大体一致，也有其他证据印证；被告也没有提交越南鑫余公司另行委托他人和李某1、李廷富联系或协商务工事宜的证据。李某1上述证言具有相当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陈述，左有福支付工资报酬，由其代领。黄某陈述，工人工资由越南鑫余公司发放。证人黄某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越南籍公民，与被告、越南鑫余公司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结合原告取得《劳动许可证》这一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在越南务工期间的工资报酬由越南鑫余公司发放。
二、原告受伤经过及处理情况。
李某1陈述，2016年9月12日，原告和李某1等人在越南鑫余公司矿山采石作业时发生事故，被落下的石头砸伤，与被告的陈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2016年9月13日的《劳动事故现场勘查记录》和会议议记录（均附中文译本）、照片、付款凭条和收款单据。证明李某1未排除险情的情况下继续施工，对李廷富受伤负有完全责任。越南鑫余公司帮助李廷富90,000元治疗费。原告对《劳动事故现场勘查记录》、照片不予认可，认可收到90,000元治疗费。
《劳动事故现场勘查记录》、照片系形成于境外的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被告认为原告受伤系李某1过错所致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及证人李某1认可李廷富收到90,000元治疗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
三、原告的家庭情况和相关损失。
原告提交2017年4月18日的《证明》、结婚证和户口簿，妻子和三个子女的身份证、村委会的证明、母亲和兄弟姊妹的身份证、户口簿、轮椅发票、住宿费和交通费发票。证明原告每月收入12,000元，需要赡养母亲刘保妹，抚养三个子女。以及残疾器具费用、李某1照顾原告产生的住宿费8,120元、亲属的交通费7,050元。被告对2017年4月18日的《证明》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没有证明实际收入，应当按照行业标准计算合理的误工费。对于户口簿、结婚证等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关联性。对李某1的费用不予认可，对交通费不予认可。
2017年4月18日的《证明》由原告住所地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原告2012年起一直在越南××北谜县明山镇大班山铅锌矿山打工，没有务农。这一情况符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结婚证、户口簿、家庭成员证明、母亲、妻子、子女、其他兄弟姊妹的身份证、户口簿，本院予以确认。轮椅发票本院予以确认。原告2016年9月13日至10月26日在文山住院治疗，10月26日至2017年1月13日在昆明住院治疗。原告提交的住宿费发票和其他定额发票本院予以确认。车诊费发票是原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他过路费、油费、定额发票和本案的关联性不明，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李某1经人介绍认识左有福。左有福表示其在越南有一矿山需要开采，李某1和左有福协商好工资待遇后，李某1前往越南鑫余公司在越南××北谜县××山乡的铅锌矿山从事矿石开采、剥离工作。左有福要求李某1再找几个工人进行开采，李某1因此和弟弟李廷富一同到上述矿山进行矿石的开采、剥离工作。李廷富2012年11月22日第一次出境到越南，之后的2013年至2016年，每年多次出境到该矿山务工。越南鑫余公司为其办理了2014年4月至2017年4月的4份越南《劳动许可证》。《劳动许可证》记载，李廷富的公司为越南鑫余公司、工作地点为河江省北谜乡明山乡铅锌矿山，工种为钻洞技术。原告在越南务工期间的工资报酬由越南鑫余公司发放。2016年9月12日，李廷富和李某1及其他工人作业时，被高处坠落的石头砸伤。2016年9月13日，李廷富被送回中国就医。2016年9月13日至10月25日，李廷富在文山州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医疗费为193,303.99元。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1月13日，李廷富在四十三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医疗费为96,060.01元。出院诊断为：胸十二椎体压缩性骨折并截瘫术后，双肺挫伤，双侧胸腔闭式引流术后，右股骨、胫腓骨骨折术后，肋骨骨折，尿路感染，右侧脓胸，矽肺、肺部感染、右大腿血肿、褥疮。出院医嘱为：加强营养，褥疮建议至骨科行手术治疗，骨科随诊，1月后复查，不适随诊。2017年1月13日至3月10日，李廷富在会泽县医院住院治疗，住院医疗费为17,778.78元。出院诊断同上。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避免劳累，加强营养，不适随诊。继续换药，转上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住院治疗期间，李廷富还产生了化验、检查、药品、耗材、陪护等各项费用13,579.59元。以上医疗费用合计320,722.37元。李廷富受伤后，李某1代李廷富从左有福处收到90,000元治疗费。文山州医院的病情证明记载，李廷富2016年9月13日至10月26日住院期间需两人陪护。四十三医院出具的陪护证明记载，李廷富79天住院期间生活无法自理，由家人照顾。会泽县医院的陪护证明记载，2017年1月13日至3月10日住院期间，李廷富因骨折、截瘫，需要二人陪护。李某1在文山、昆明照顾李廷富期间，支付了住宿费8,120元。原告从麻栗坡县送往文山州医院治疗产生了1,050元的车诊费。
2017年3月18日，李廷富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劳动力能力鉴定、后期医疗费评估、护理依赖程度评定、护理期限评定。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司鉴字第332074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廷富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褥疮综合治疗、手术取出内外固定物等相关治疗的后期医疗费用评估为40,000元；预防长期卧床并发症、预防尿路感染等相关的后期固定医疗费评估为每月700元；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限为终生护理。李廷富支付了鉴定费3,500元。2017年1月13日，李廷富配置了一副轮椅，金额为860元。
李廷富与妻子刘翠莲生育三个子女，长女李国琼，生于2000年8月26日；二女李国慧生于2001年8月15日；长子李国帅生于2002年8月25日。李廷富的母亲刘保妹生于1946年5月5日，刘保妹共有了七个子女，均已成年。
本案中，李廷富申请对左有福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中“李廷富”的签字是否是本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云南天禹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8月31日出具（2017）司鉴字第93202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6年4月15日的《劳动合同》（原件为越南语言）上落款处劳动人栏填写的“李廷富”与提取作比对检验的李廷富书写的样本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李廷富预交了鉴定费3,000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原告在越南受到身体伤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产生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归纳本案原、被告各自主张，本案存在下列争议焦点：
一、本案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原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原告认为，其向被告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被告是雇主。被告认为，雇佣原告的是越南鑫余公司，被告是该公司的工人，原、被告之间没有雇佣关系。被告和李某1商谈时已经明确前往越南进行矿山开采。原告之后在越南的劳务地点是越南鑫余公司矿山，生产工具由越南鑫余公司提供，工资由其发放，越南相关部门颁发的《劳动许可证》也表明原告受雇于越南鑫余公司。原告主张其受被告个人雇佣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但原告前往越南鑫余公司务工与被告的行为又存在紧密联系。2010年，被告介绍、安排李某1前往越南鑫余公司从事矿山开采的劳务。被告表示其是越南鑫余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越南鑫余公司是否依据越南法律取得营利法人资格没有证据证明。即使越南鑫余公司是在越南合法设立的公司，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规定，越南鑫余公司没有在中国境内从招收劳务人员的权利。即使被告是越南鑫余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中国境内安排中国公民前往越南务工的行为也属于个人行为，不能视为代表越南鑫余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没有和原告直接联系，安排原告赴越南务工。但被告让李某1再找几个到越南矿山务工的工人，也就是授权李某1介绍、招揽工人，被告是委托人，李某1是代理人。李某1让原告一同前往越南鑫余公司务工，其招揽工人的民事法律后果由被告承担。因此，原告也是在被告的介绍、安排下前往越南鑫余公司从事矿山开采的劳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对外劳务合作，是指组织劳务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为国外的企业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国外雇主）工作的经营性活动。被告介绍、安排中国公民赴越南为其在越南设立的公司提供劳务，获取营利，实际上是组织劳务人员出国务工的经营性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原告在境外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涉及中国公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本案应排除越南法律，直接适用中国法律。
二、被告是否对原告身体伤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应当符合企业法人条件，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不得从事对外劳务合作。被告作为自然人，不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质，其组织人员前往越南务工违反法规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一般涉及境内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境外雇主、中国劳务人员三方法律主体、三种合同。即劳务人员与外国雇主的劳动合同，劳务人员与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服务合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外国雇主之间的劳务合作合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之间不是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关系。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安排劳务人员接受职业技能、安全防范知识等知识的培训，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与国外雇主订立书面劳务合作合同，载明与劳务人员权益保障相关的事项。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务人员的劳动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劳务人员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劳动条件、劳动保护、职业培训和职业危害防护等。保证劳务人员与国外雇主订立确定劳动关系的合同中，有关劳务人员权益保障的条款与劳务合作合同相应条款的内容一致。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负有维护出境劳务人员劳动权益的法定义务。被告安排原告前往越南务工。原告在越南鑫余公司务工的四年中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使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属实，该合同只约定了原告每天工作8小时和月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人身意外保险、劳动防护、职业培训等事关原告劳动者利益的事项均未约定。被告没有对外劳务合作资格而安排中国公民赴越南务工，存在严重过错。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劳务人员未得到应有赔偿的，有权要求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协助劳务人员向国外雇主要求赔偿的，劳务人员可以直接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要求赔偿。涉外劳动法律关系中，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在国外受到侵害可以直接向外国雇主主张，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向国内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请求赔偿。涉外劳务人员与外国雇主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在境外履行，劳动者在境外受到损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因此，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维护劳务人员的劳动者权益并承担一定的替代性赔偿责任，是我国对出境务工人员劳动者权益的特殊救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一般由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部门保护，但劳动者权益并没有脱离民事权益范畴，仍然受民事法律调整。被告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赴安排原告赴越南务工，没有负担保障劳务人员劳动权益的法定义务。致使原告在没有意外伤害保险，没有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在越南鑫余公司工作，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劳动权益。原告受伤后至今只获得90,000元的治疗费，没有得到越南雇主的应有赔偿，被告也没有协助原告索赔。原告的严重身体伤害无法获得赔偿与被告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对原告的身体伤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三、赔偿范围和数额。
原告国内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为320,722.37元，连同从麻栗坡送往文山州医院的车诊费1,050元，合计321,772.37元。扣除原告已经获得的90,000元治疗费，应当赔偿的医疗费为231,772.37元。经鉴定，褥疮综合治疗、手术取出内外固定物等相关治疗的后期医疗费为40,000元。鉴定机构将预防长期卧床并发症、预防尿路感染等相关的后期固定医疗费评估为每月700元。上述后期治疗费将来发生的数额存在不确定性，包括费用标准都可能出现变化。原告主张36年的费用缺乏充分依据，按照20年计算，该笔后期医疗费为168,000元。如果实际情况有变，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此次伤害原告致一级伤残。原告四年来的收入源于出国务工的报酬，其按照云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11元，主张20年的残疾赔偿金572,220元具有事实依据。原告主张2016年9月12日至2017年3月21日，按月工资12,000元计算的误工费75,600元。原告月工资12,000元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参照2016年云南省采矿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4,314元，本院确定原告189天的误工损失为22,946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购买轮椅支付了860元，主张36年期间18次更换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15,480元。没有相关机构的专业意见，原告主张每两年更换一次辅助器具缺乏依据。本院仅将860元的轮椅费用纳入赔偿范围。原告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3月10日，共计住院17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7,7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的营养费21,700元，出院后的终身营养费1,314,000元。原告的医嘱确有加强营养的要求，但据此主张巨额营养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酌情确定营养费10,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45,150元，20年的护理费876,000元。原告在文山州医院和会泽县医院住院期间需要两人陪护，四十三医院住院期间为一人陪护。护理人员是原告家人，护理费用可以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云南省2016年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6,514元，日平均工资为154元。原告按每人每天150元计算护理费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42天，在会泽县医院住院56天，共计98天，二人的护理费为29,400元，在四十三医院住院79天，护理费为11,850元。原告为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限为终生护理。原告按照一人每天150元的标准，按80%的系数主张20年的护理费87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母亲刘保妹和三个子女，按2016年云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居消费支出7,331元计算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3,46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2016年9月12日受伤，致一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女儿李国琼生于2000年8月26日，从2016年9月12日至2018年8月26日，共计1年11个月零15天。原告女儿李国慧生于2001年8月15日，从2016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15日，共计2年11个月零4天。原告儿子李国帅生于2002年8月25日，从2016年9月12日至2020年8月25日，共计3年11个月零14天。按照云南省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居消费支出7,331元的标准，三个未成年子女8年零9个月零33天，由原告负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409.13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母亲刘保妹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主张刘保妹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文山、昆明住院期间，亲属的住宿费8,12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文山、昆明、会泽住院期间，其本人和陪护人员产生的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鉴定费3,500元，本院予以支持。
以上医疗费231,772.37元、后期治疗费208,000元、残疾赔偿金572,220元、误工费22,946元、轮椅费用8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700元、营养费10,000元、护理费917,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409.13元、住宿费8,120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3,500元，合计2,027,777.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原告不通过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出国务工，外国雇主与其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仍然长期提供劳务，怠于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对遭受的损害后果亦有一定过错。本院酌情由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份额，由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损失中的80%，即1,622,22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告非法安排原告前往越南务工的侵权行为，致使原告严重身体伤害，造成终身无法弥补的精神痛苦，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院酌情判处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左有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廷富医疗费、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轮椅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鉴定费合计1,622,222元。
二、由被告左有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廷富精神抚慰金50,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廷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216元，原告预交8,106元，由原告承担4,458元，元，被告承担3,648元，剩余诉讼费28,110元予以免除。鉴定费3,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是二年。
审 判 长 武 云
人民陪审员 余国平
人民陪审员 赵晨旭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 转
王际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