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静民初字第1660号
原告刘汉通。
委托代理人刘玉龙，天津朋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国英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西翟庄镇顺民屯村北。
法定代表人崔长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ＸＸ，该公司职员。
被告任仲芹。
被告任炳兴。
被告任增富。
法定代理人孙敏（系被告任增富、任增资之母）。
委托代理人孙庆，天津金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增资。
法定代理人孙敏（系被告任增富、任增资之母）。
委托代理人孙庆，天津金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汉通与被告天津市国英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玉龙，被告国英工贸公司委托代理人ＸＸ，被告任增富、任增资委托代理人孙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任仲芹、任炳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汉通诉称，任庆英于2014年1月1日之前累计向刘汉通借款550000元，在2014年1月1日更换原借款收据时，为刘汉通出具新的收据，由于任庆英病亡，刘汉通找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协商借款事宜，国英工贸公司称只收到任庆英转入公司的300万左右（借款总额1000多万元），而任庆英的继承人称钱全部转入公司，个人并未借款，刘汉通认为任庆英作为国英工贸公司的股东且原为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刘汉通有理由相信其代理企业借款，且其借款时称企业借款并盖有企业的公章，但后更换的收据没有企业盖章。国英工贸公司不否认收到其中部分借款，刘汉通和其他出借人在向任庆英的借款中也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爱人及工作人员的卡号收款，足以认定国英工贸公司收取了其中的借款，任庆英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应对国英工贸公司借款范围外的借款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判令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立即偿还刘汉通借款550000元，其中国英工贸公司在实际收到任庆英出具的收据所载明的数额内承担还款责任，其余由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诉讼费用由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承担。庭审中刘汉通要求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对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国英工贸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汉通的诉讼请求。公司没有收到刘汉通的款项，该收据是任庆英自己打的，与公司无关。
任仲芹、任炳兴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不清楚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即使存在因任庆英生前为国英工贸公司股东且一直参与经营，该款也是由国英工贸公司使用，理应由其负责偿还，刘汉通自己也说借款是借给的国英工贸公司，也要求由该公司偿还，在此情况下，不应列任仲芹、任炳兴为被告。
任增富、任增资辩称，不清楚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即使存在因任庆英生前为国英工贸公司股东且一直参与经营，该款也是由国英工贸公司使用，理应由其负责偿还，任增富、任增资自父母离异后一直随母亲生活，现放弃对任庆英遗产的继承。
刘汉通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4年1月1日任庆英出具的收据，证明借款情况。
2、工商档案登记材料，证明国英工贸公司的股东是任庆英和王建振，任庆英原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9日，任庆英在借款期间是国英工贸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监事，借款与职务行为有关。
3、2013年1月29日打款凭证，证明利息支付情况。
国英工贸公司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国英工贸公司财务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国英工贸公司财务没有收到刘汉通的集资款550000元。
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国英工贸公司对刘汉通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收据是任庆英出具，不能证明与国英工贸公司的关系。2、公司成立的时间及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情况属实，任庆英给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与诉状中的时间不吻合。3、这是个人行为，与国英工贸公司无关。
任增富、任增资对刘汉通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不清楚该事实，这是集资款，若事实存在也是任庆英的职务行为，与任增富、任增资无关。2、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刘汉通的证明目的。3、该事实不清楚，不予质证。
刘汉通对国英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国英工贸公司自己出具的证明不认可，若证明其主张应当将从成立到现在完整的财务记录出示给法庭，包括所有的往来收据及账目，只凭该证明不能证明国英工贸公司没有收到该款项。
任增富、任增资对国英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要件，不再质证。
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公安静海分局对国英工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建振询问笔录。
2、公安静海分局调取的任庆英、马绍芬银行卡的消费记录。
刘汉通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该份询问笔录中王建振认可了老百姓集资给公司的事实，也就是说王建振承认从2007年开始老百姓借钱给任庆英，任庆英用该笔钱用于公司经营，也就是说任庆英本人及通过他借给国英工贸公司的资金在4200000元左右。证明了集资款其中一部分用于公司经营的事实。至于后面讲任庆英从公司支取集资款的事实，只是国英工贸公司与任庆英的账务往来情况，所以说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2、没有异议。从2013年9月至2014年期间，国英工贸公司的钱有一部分打到王建振、马绍芬卡中。
国英工贸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均无异议。
任增富、任增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笔录中提到的王建振、任庆英与国英工贸公司的关系、任庆英、王建振在公司的身份没有异议，对后面讲的老百姓将钱给任庆英，任庆英再用作公司经营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任庆英以国英工贸公司的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任庆英是该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借款，由公司发放利息，不存在任庆英从中转手。2、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国英工贸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9日，任庆英、王建振为公司股东，任庆英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1月13日国英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任庆英变更为王建振，任庆英改任公司监事，2014年10月22日任庆英病故，2015年3月4日国英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崔长华，股东由王建振、任庆英变更为崔长华、任庆英。
2014年1月1日任庆英为刘汉通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刘汉通交来集资款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刘汉通自认该款项为借款，收据每年一更换，并在国英工贸公司领取过借款利息。
2015年4月10日公安静海分局经侦支队对王建振进行询问，王建振表示自己知道从2007年开始有老百姓借钱给任庆英，任庆英再拿这钱用于公司经营，国英工贸公司当时都是给任庆英本人出具收条及借款手续，而不是直接出手续给老百姓，任庆英拿来钱用于国英工贸公司经营都计入账册，任庆英支取资金的情况也都记账，任庆英从他处取得资金然后再拿到公司用于经营，公司需要支付利息，利息在公司账册中可以反映出来。在2008年左右有过国英工贸公司出具借款手续、收条给实际出资人的情况，但后来借款手续都改成对着任庆英。
上述事实，有各方陈述，收据，工商登记材料，询问笔录，司法查询结果页面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刘汉通等42人分别向本院提起的起诉国英工贸公司、任仲芹、任炳兴、任增富、任增资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中的一件。刘汉通所持收据中虽载明款项为“集资款”，但刘汉通交付款项、收取利息等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本案应当按照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处理。任庆英生前曾为国英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一直是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曾担任国英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建振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表示2008年国英工贸公司曾向实际出借人出具过借款手续，后来借款手续改成向任庆英出具，并认可部分资金用于公司经营，计入公司账册，公司需要支付利息，以上种种行为在客观上足以使刘汉通相信任庆英系代表国英工贸公司借款，足以使刘汉通相信该笔借款的借款人系国英工贸公司，因此刘汉通将借款借与国英工贸公司，国英工贸公司也应履行还款义务，故刘汉通起诉要求国英工贸公司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在本案中刘汉通为出借人，国英工贸公司为借款人，因此刘汉通要求任庆英的法定继承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市国英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刘汉通借款人民币550000元；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00元，由被告天津市国英工贸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金凤
审 判 员 董生林
代理审判员 周 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曹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