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06民初1734号
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西泾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沈志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华中箐，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市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上湾村。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卫东，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杏明，江苏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6年3月6日受理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诉被告苏州市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华中箐，被告苏州市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卫东、邹杏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诉称，其与被告有长期业务往来，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其向被告提供各类物料总价为10712483.41元，其也按照被告要求开具并交付等额增值税发票，但被告仅转账付款3188568.13元，尚欠7523915.28元。其多次催讨未果，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其价款7523915.28元、利息150000元及自案件受理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苏州市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其仅结欠原告价款209999.36元，且已因原告涉诉案件被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而冻结，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4年5月起向被告供应纸箱、泡沫板等货物共计10712483.41元。原告已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上述增值税发票共计118张合计10712483.41元。
被告的付款情况为：
1、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3188568.13元，包括：
（1）2014年9月1日110501.50元；
（2）2014年9月26日201633.61元；
（3）2014年10月28日213286元；
（4）2014年11月27日573525.66元；
（5）2014年12月30日601144.24元；
（6）2015年2月9日2964.5元；
（7）2015年2月9日429062.45元；
（8）2015年2月9日13693.86元；
（9）2015年3月12日429062.45元；
（8）2015年3月16日13693.86元；
（9）2015年8月11日300000元。
（10）2015年9月8日300000元。
被告称2015年初因为银根紧缩，其公司有大量的银行承兑汇票，故其部分付款采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其作为上市公司也可以以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款，其采取空白背书的形式交付了承兑汇票。除上述双方确认的付款外，原告股东柴新治及经柴新治授权其他工作人员还至其处领取了价款7313915.92元，故现仅欠209999.36元：
（1）2015年2月13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500000元，由柴新治在承兑汇票上签名确认收取并在收据上加盖原告公章；
（2）2015年3月26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345186.61元，由王斌在承兑汇票单签名确认收取并在收据上加盖原告编号为3205010997265的财务专用章；
（3）2015年5月28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507167.85元，由姜毅在承兑汇票单签名确认收取并在收据上加盖原告编号为3205010997265的财务专用章及原告公章；
（4）2015年8月11日除转账支付300000元外，还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100000元，柴新治就此在转账支付的300000元收据及现金100000元的收据上均签字确认并加盖原告编号为3205010997265的财务专用章。被告称其中10万元现金支付系因原告之前欠缴税款向王毓秀的借款，因需要以现金方式归还，故向其领取现金10万元。
（5）2015年9月25日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原告1961561.46元，因金额比应付金额多但承兑汇票无法拆零，故原告退回了10万元。由柴新治在承兑汇票上签名确认收取并在收据上加盖原告公章；
另，因原告涉及诉讼，法院查封了原告在被告处的限额为330000元的债权。
2016年5月6日，柴新治诉至法院，要求解散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在该案审理中，柴新治、沈志伟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均确认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的股东组成及持股比例为柴新治持股49%、沈志伟持股51%，公司的业务及日常管理均由柴新治进行。柴新治表示2015年3月7日前公司公章、法人章、合同章、财务章均由其保管，2015年3月7日之后均由沈志伟保管。沈志伟表示2015年3月7日前公章由柴新治保管，其他印章由其保管，现在所有的印章均由其保管。沈志伟还表示其虽为原告法定代表人，但因柴新治与被告实际控制人有亲属关系，故在2015年12月之前所有业务均由柴新治负责，其于2015年12月接管公司，2016年1月因柴新治未支付其股权转让款且应收款迟迟未收进来，因此与柴新治产生矛盾。柴新治私刻公司印章，截留公司账款800万元。现因原告没有按约履行，所以股份仍在其手中。其有权收回股权，但是否收回，要等待法庭案件结果。
2016年1月份起，原告的股东沈志伟与柴新治多次因公司经营问题发生冲突，双方均就此至苏州市吴中区东山派出所接受询问。2016年5月13日，原告的工作人员韩云还曾就发现柴新治私刻被告假公章的事宜报警处理。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明细，被告提供的承兑汇票、收据、协助执行通知书，本院调取的笔录材料及询问笔录、庭审笔录附卷佐证。
被告为证明柴新治、王斌、姜毅有权代原告领取价款，提供了：1、2015年2月13日的委托书1份，载明委托公司职员柴新治到贵司领取货款，承兑汇票。该委托书尾部盖有原告公章；2、沈志伟与柴新治于2015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载明沈志伟以57万元转让公司51%的股权给柴新治，公司债权债务截止至2015年3月6日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业务经营由柴新治进行。付款方式为柴新治在2015年6月7日前无条件付给沈志伟，柴新治自2015年3月起至2017年3月止，每月补贴2万元给沈志伟，两年共计48万元，由柴新治每月10日前付给甲方。上述条款若柴新治未能按时及时履行，沈志伟有权原价收回公司51%股权。自2015年3月6日起公司一切经营事务、债权债务，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与沈志伟无关；3、王毓秀于2015年7月29日付款至原告账户10万元的银行回单及袁富根出具的证明，证明柴新治因原告无钱交税向王毓秀借款10万元的事实。4、采购协议、协议书、保密协议、质量协议、订单，证明柴新治为原告总经理，其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均由柴新治经手。订单约定月结60天。
经质证，原告认为：1、2015年2月13日的委托书上加盖的非其印章；2、2015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真实。就此，原告申请对2015年2月13日的委托书上的公章及2015年3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沈志伟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就此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1月1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签订日期为2015年3月7日的《股权协议转让书》上沈志伟签名字迹与比对材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的委托书上落款处“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印文与比对材料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本案鉴定费用为35000元。3、王毓秀于2015年7月29日汇至其账户的钱为给其的借款，用于公司支付税款之需，王毓秀系被告前董事长之妻，不清楚该笔借款是否归还；4、对采购协议、协议书、保密协议、质量协议、订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没有签过上述材料，柴新治不是公司总经理，柴新治系其公司负责本案所涉业务的工作人员。
原告认为柴新治、王斌、姜毅无权代其领取价款，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了：1、银行承兑汇票及托收凭证，证明被告所交付的承兑汇票每一手均无其名称；2、报纸，证明其在2014年11月24日已挂失编号为3205010997265的财务专用章；3、印章照片及印鉴，证明其现使用的财务专用章编号为3205042905437；4、被告2015年的年度报告。承诺保护供应商的权益。但被告迟迟不向其提供承兑汇票复印件导致承兑期限已过。该年度报告也显示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为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为亲属关系；5、说明，证明被告声称自己为财务规范、风险把控合格的上市公司；6、光盘，证明柴新治私刻被告公章被其发现的过程；7、确认函，证明其在整理物品时发现柴新治在确认函上加盖了私刻的被告公章，用途不明；8、关系图，证明柴新治与被告实际控制人存在亲属关系，柴新治与被告合谋纵容导致其未收到上述票据及现金。9、律师函，证明其在2016年1月24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催款；10、声明，证明其未收到被告所付的承兑汇票及现金，就此于起诉后发出声明；11、付款对比，证明被告正常应为3个月付款，但被告于2015年5月28日的付款提前，且期间存在未下单即付款的情况；12、沈志伟与柴新治2016年1月6日签订的《欠款协议》、柴新治于2016年2月29日向沈志伟发出的《公司股权转让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沈志伟于2016年3月19日发出的《公司股权转让回复函》及邮寄凭证、柴新治于2016年4月2日向沈志伟发出的《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柴新治与沈志伟于2015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沈志伟以110万元转让公司51%的股权给柴新治，公司债权债务截止2015年3月6日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业务经营由柴新治进行。柴新治在2015年10月20日无条件支付沈志伟110万元，柴新治自2015年3起至2017年3月止每月补贴沈志伟2万元，自2015年3月6日起公司一切经营事务，债权债务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与沈志伟无关）、柴新治于2015年7月3日向沈志伟出具的73万元的借条。证明被告所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伪造，此份股权转让书因柴新治未付款而未履行。柴新治与沈志伟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也没有关系，价款不能支付给个人；13、柴新治与袁永刚母亲的电话录音，柴新治询问袁永刚哥哥在不在，实在没办法所以一趟趟过来烦你们等内容，证明柴新治与袁永刚有亲属关系，故才有2015年8月11日10万元的现金付款。韩云与东山派出所朱警官的电话录音，证明柴新治伪造了被告公章。短信记录，显示发信人表示已经被逼的走投无路货款没到期能不能先付点等内容，证明柴新治发信息给袁永刚要求付款，故才会出现未送货即付款的情况。
经质证，被告认为：1、对银行承兑汇票及托收凭证真实性无异议；2、对报纸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对原告公司内部事宜并不知情；3、对财务印章及印鉴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与原告的业务往来自2012年起均是和原告的经营负责人柴新治进行联系，2016年1月沈志伟至其处就货款事宜进行吵闹，故与柴新治了解情况，柴新治告知其沈志伟已在2015年3月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柴新治；4、对年度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实际控制人情况属实；5、对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6、对光盘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向柴新治了解情况，柴新治表示不清楚；7、不清楚柴新治作出确认函的情况；8、关系图属实，但与本案无关。9、没有收到该律师函；10、没有收到该声明；11、其以汇票方式支付部分价款，汇票均在之后方到期，真正的付款时间应为汇票到期日，汇票金额无法分割，故不能与应付款项对应。其与原告后续还有业务结算，原告主动接受汇票也有利于其成本。2015年5月28日、2015年9月25日虽有超付款项，其无非需承担坏账风险，并非其与柴新治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12、《欠款协议》、《公司股权转让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司股权转让回复函》无法确认，上述证据为柴新治与沈志伟之间的文件，其不清楚。对借条无法确认。对原告所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该协议真实，同样可以证明沈志伟已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柴新治，所有债权债务均由柴新治个人处理。2015年3月7日之后柴新治即为原告的实际财产所有人。13、柴新治与袁永刚母亲之间的电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韩云和朱警官之间的谈话录音无法核实真实性。经核实袁永刚表示因时间久了其手机中无该短信息，且事务多已记不清柴新治曾发过短信，即使双方有过该短信息，也不能证明原告主张。
审理中，柴新治至本庭接受询问，其称其与妻子已于2016年12月16日离婚，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袁永刚为其前妻的表哥。原告成立于2012年5月10日，其起初为原告的隐名股东，客户只有被告一家，公司所有的业务和经营均由其处理。2014年5月，因业务增多资金不够，沈志伟表示可以垫资遂投资成为法人，之后公司业务和经营仍由其处理，沈志伟不参与，本案所涉业务均为其所做。最初是以转账方式付款，2015年2月其向被告提出以承兑汇票付款。被告于2015年2月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26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345186.61元，因其没带身份证遂由同去的负责其公司业务的王斌领款；2015年5月28日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50多万元，由王斌与姜毅领款；2015年8月11日除转账支付300000元外，其还领取现金100000元归还了王毓秀的借款10万元；2015年9月25日支付1961561.46元。其中存在被告超付的情况是因其拿的为承兑汇票不能拆零，且款项包括了部分已送货未开票的金额。2015年9月25日付款时其还退回了10万元。双方一直在进行业务，多出的款项之后的业务可以再行结算。2015年3月7日其与沈志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均是由其在运营公司做业务，因沈志伟拖延遂未办理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手续。其向被告出具的委托书上的所盖原告公章为其自己所刻，收据上所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为公司成立之时即有的印章，一直在其处，曾交给沈志伟之妻后又还给其，此枚印章未丢失，不知道是谁去办理的挂失。其自被告处领取的承兑汇票已用于支付供应商的货款、工人工资、日常开销、机器设备、税金贴息，还支付沈志伟100余万元。2016年1月，沈志伟一直要求其支付他业务利润，因此与其发生冲突把其打伤。现被告欠款金额为20余万元，因法院已保全了相关债权，故在法院解封前被告不需向原告付款。经质证，原告认为柴新治所述与实不符，沈志伟参与公司管理，柴新治所述交付被告的10万元承兑汇票已退回其处。被告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
另，原告表示其股东沈志伟于2015年12月曾至被告处要求对账，但被告置之不理，此时被告应知道原告在催讨款项，但不清楚被告是否知悉其股东存在纠纷的情况，之前被告应不知道此事。2016年5月13日其报警后，被告应知道股东之间存在纠纷。被告表示2016年1月柴新治与沈志伟发生纠纷时其方知晓原告的两股东存在纠纷。
本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原告向被告供货计10712483.41元，原告称被告仅支付3188568.13元结欠7523915.28元，被告称除上述付款外原告还通过其股东柴新治及经柴新治授权的王斌、姜毅领取了7313915.92元，故现仅欠209999.36元。就柴新治、王斌、姜毅领取的上述款项，首先，柴新治为原告股东之一，负责其公司的业务及日常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志伟也表示2015年12月之前所有业务均由柴新治负责，其于2015年12月接管公司。可见，柴新治为本案所涉全部业务的原告方负责人；其次，柴新治持加盖有“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公章的委托书1份至被告处领取承兑汇票，且柴新治或柴新治授权的人员至被告处领款均向被告出具了加盖有“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因柴新治为原告股东及本案所涉业务原告负责人的特殊身份，被告有理由相信柴新治所持的委托书中“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编号为3205010997265的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由此认为柴新治有权代表原告领款并据此向柴新治及其授权人员付款；再次，柴新治与沈志伟于2015年3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沈志伟转让公司51%的股权给柴新治，截止至2015年3月6日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业务经营由柴新治进行，自2015年3月6日起公司一切经营事务、债权债务，全部由柴新治承担，与沈志伟无关。现沈志伟与柴新治就柴新治是否按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存在争议，沈志伟表示待判决结果再行决定是否收回股权。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柴新治与沈志伟约定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数月后支付价款，2015年3月6日起公司一切经营事务、债权债务全部由柴新治承担，故在双方于2015年3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至沈志伟收回股权前，柴新治自行或授权他人至被告领取价款，原告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就2015年5月28日、2015年9月25日超出供货金额支付价款的情况，被告也已进行了解释，与柴新治的陈述基本相符，不能以存在超付款项的情况即认定被告未付款；最后，原告另一股东沈志伟确认因柴新治与被告实际控制人有亲属关系，在2015年12月之前所有业务均由柴新治负责，可见原告在明知柴新治与被告有亲属关系的情况下借助此便利与被告开展业务。原告表示在2015年12月份前被告应对其股东之间的纠纷不知情，也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在明知“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公章不实及财务专用章已挂失的情况下支付价款，原告仅以柴新治与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存在亲属关系或款项支付方式不规范的情况为由主张被告与柴新治恶意串通，依据不足。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柴新治及其授权的人员领取的价款7313915.92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故被告现结欠原告209999.36元。因法院已查封了原告在被告处的限额为330000元的债权，故被告现不应支付原告价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517元、鉴定费人民币35000元，合计人民币100517元，由原告苏州市豪豪包装有限公司负担83017元，被告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7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龚伟亚
代理审判员 吴明燕
人民陪审员 沈炳元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钱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