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3民终1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进琼，曾用名耿浩，男，1979年8月29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利，男，1973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芹，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朋，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平江路13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13265200027E。
法定代表人：王世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一帆，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祺，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东海星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幸福北路199瓯龙世纪东港湾16栋6-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2139334822T。
法定代表人：赵志开，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山东正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进琼与被上诉人洪利、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三航局）、江苏东海星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2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进琼，被上诉人洪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朋，中交三航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一帆、杨祺，星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耿进琼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中交三航局、星泰公司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支付涉案劳务费的责任，与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星泰公司不存在涉案工程劳务的发承包关系。首先，王兰夫挂靠星泰公司承包涉案工程，该工程共计分三个子工程，一个是桥下部工程，一个是桥面工程，另外一个是箱梁工程，王兰夫将桥下部工程分包给上诉人，而对于桥面工程和箱梁工程由自己直接施工，桥面工程施工时王兰夫雇佣上诉人负责后勤、行政。上诉人组织工人对桥下部工程施工完毕之后，工人又继续施工桥面工程，但此时的法律关系已经由上诉人负责转到王兰夫负责，而涉案劳务费均是桥面施工过程中拖欠的工资，因此王兰夫作为该工程实际承包人应当负有清偿责任。其次，2016年8月18日劳务人员英荣奎因公死亡，星泰公司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从而说明上诉人与星泰公司之间不存在发承包关系，若存在发承包关系，上诉人应当对工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而非星泰公司承担。最后，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虽然有上诉人的签字，但是上诉人已经注明是“工长”而非欠款人。2、星泰公司不仅没有支付涉案工人的全部劳务费，而且还欠上诉人及合伙人垫付的材料费等1067994元（其中上诉人个人垫付30万元）。星泰公司虽然提供了有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结算费用汇总表，但是该表是上诉人对桥下及桥面工程所支出款项的确认，且星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已经实际支付相关款项。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因劳动关系产生的纠纷，因此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星泰公司系发承包关系，但星泰公司将涉案工程劳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上诉人，星泰公司应当对涉案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中交三航局仍欠付星泰公司涉案工程款，故也应对涉案劳务费承担清偿责任。
被上诉人中交三航局辩称：1、2015年6月中交三航局和星泰公司签订了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箱梁预制工程施工合同，2016年1月中交三航局和星泰公司又签订了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下部结构及桥面施工的施工合同，2017年1月份，双方进行了结算，箱梁工程总工程款为17615858元，下部结构及桥面施工工程总工程款为8049282元。施工过程中及结算后，中交三航局共支付工程款约2000万元，剩余工程款大约550万元左右未付，但到期债权为1352076.6元。2、中交三航局只和星泰公司存在工程分包关系，星泰公司和上诉人及上诉人和洪利之间的关系，中交三航局不清楚。3、如果法庭查明，星泰公司必须对本案承担责任，中交三航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是否承担责任，由法庭认定。如果星泰公司不承担责任，中交三航局也不应当承担责任。
星泰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与星泰公司是劳务分包关系，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已经履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自己是后勤管理，但是刚才又当庭主张自己是会计、行政、后勤人员，明显是虚假陈述。上诉人仅对其雇佣的工人出具欠条单据，而非对他人的项目工程量代为出具欠条工具，其“工长”的头衔是其自行编造的。上诉人是真正的劳务接受方，有付款的责任。2、星泰公司对上诉人进行结算支付款项，以直接支付、对上诉人产生的债务直接进行代付等方式共计付款818万余元。因该案是劳务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就付款问题不再一一举证，如果上诉人认为星泰公司仍欠其款项，可通过专门的诉讼进行解决。3、该案是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劳动合同纠纷，不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等相关法律。
被上诉人洪利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洪利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耿进琼、中交三航局、星泰公司连带支付劳务报酬23940元。2、由耿进琼、中交三航局、星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星泰公司承包中交三航局中标承建的位于邳州市境内270省道邳州市梁王城大桥劳务工程。随后，星泰公司又将上述劳务承包给耿进琼。原告自2016年2月在星泰公司承包的大桥土建工程中从事劳务工作至2016年10月底。经与耿进琼结算，尚欠劳务报酬23940元。经多次索要，拒不支付，故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9月份，中交三航局与星泰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交三航局将江苏省邳州市境内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箱梁预制施工工程发包给星泰公司，承包方式为清包工。2014年11月份，双方又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交三航局将江苏省邳州市境内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下部结构及桥面施工（1标段）工程发包给被告星泰公司，承包方式为清包工。经结算，邳州市境内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箱梁预制施工工程工程款为17515858元。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下部结构及桥面施工（1标段）工程款为8049282元。中交三航局已经支付星泰公司19180035.4元。中交三航局称目前到期债权为1352076.6元。
在施工中，星泰公司称其将江苏省邳州市境内270省道邳州北段工程下部结构及桥面施工分包给耿进琼，但双方并未签订工程分包协议。耿进琼称其并非承包该工程，其是星泰公司员工，是替王兰夫找工人施工的。
洪利在2014年年底开始在工地施工，至2016年10月份结束。耿进琼也自认其与星泰公司并未签订聘用合同、星泰公司也未发放聘书，虽然称王兰夫向其发放工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耿进琼在邳州市称，其收到星泰公司款项共计4388068元，经其手向外支付了5456062.49元。星泰公司提供的2015年和2016年耿浩班组结算费用汇总表（有耿进琼的签字），其中2015年支付费用为3925675元，2016年支付费用为4259546.1元，合计8185221.1元。从星泰公司提供的转款记录以及耿进琼书写的一组收条来看，星泰公司直接向被告耿进琼支付400万元。其中部分收条上，载明款项为工程款、工资款等。
星泰公司为证明其与耿进琼系分包关系，进一步提供了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其中关于录音资料：1、崔世营与徐林金电话录音显示，徐林金称“答辩人听耿浩说什么王兰夫一分钱没拿，说同意按照三航局的价格给他做的，那最后你们……”。2、崔世营与被告耿进琼的谈话录音显示，崔世营问“听他们说你得赚100多万，真假？”耿进琼回答“亏那么多钱还差不多……”。3、王兰夫与耿进琼的通话录音显示，王兰夫“……你过来把账算算，因为这活答辩人是包给你干的，答辩人认你，不会认老徐，……你跟老徐怎么谈的，你几个人怎么出股份合伙干的工程，答辩人搞不清楚，知道吧？”耿进琼回答“因为做账这个答辩人不清楚，肯定得老徐来。”其中关于证人王某1、王某2、付某的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1称，其经王兰夫介绍带领20多名钢筋工从耿进琼处分包钢筋工工程，王兰夫对其承诺说如果耿进琼不付款，就由星泰公司直接将劳务费支付给他们，并从应付耿进琼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工程结束后，耿进琼付了部分工程款，星泰公司代付了部分。2、证人王某2称，王兰夫找到他，称桥面干活的人少，为赶工期，介绍其带领20多个工人到工地干活，并告诉其是耿浩的活，并让其跟着耿浩干，并承诺称如果耿浩不支付劳务费，就由王兰夫从星泰公司支付。3、证人付某称，王余兵介绍其给耿浩干活，是模板工程，耿浩告知其如果不付工钱，由王兰夫付款，并从耿浩的工程款中扣除。
2016年11月5日为，耿进琼为洪利出具欠条一份。洪利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金额为23940元，欠款用途说明为，“洪利在邳州市特大桥桥面机构施工总工日147.2*200天，总工资29440元，支付5500元，余23940元未支付”。耿进琼在欠条经手人处签名“工长耿浩”。
一审法院认为，一、厘清洪利、耿进琼及星泰公司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问题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
首先，对于耿进琼与星泰公司系何种法律关系。星泰公司认为，其与耿进琼就涉案劳务工程之间系分包关系，而耿进琼称其系星泰公司现场负责人和后勤管理人员。根据证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于主张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首先从星泰公司举证情况看：1、从星泰公司提供的2015年2016年结算费用汇总表来看，该表的标题显示为耿浩班组，在2015年结算表中仅有王某1班组、鲍怀连班组，在2016年的汇总表中包含了王余兵工资、王某2班组、王树华班组、王某1班组、鲍怀连班组、王兴迎班组，并由耿进琼的签字确认。如果耿浩仅仅系星泰公司工作人员，该汇总表标题不应当以“耿浩班组结算费用汇总表”的形式出现。2、从星泰公司提供了的向耿进琼支付款项的转款记录以及耿进琼书写的收条，从部分收条载明的款项类别是“工程款”“工资款”，金额达400万。如果耿进琼仅仅系星泰公司工作人员，该公司完全可以直接向相关班组支付费用，完全没有必要经耿浩手将劳务费用向提供劳务的人员发放。3、从耿进琼在邳州市劳动监察局谈话笔录看，其自认收到星泰公司款项共计4388068元，经其手向外支付了5456062.49元，也就是说耿进琼在涉案工程中自己出资向工人支付费用1067994.49元。根据耿进琼陈述，其由王兰夫发放工资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其在工程中未有工资，如果耿进琼系星泰公司工作人员，其不仅不领取工资，还替星泰公司垫付人工费100余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4、从崔世营与徐林金电话录音来看，徐林金称“我听耿浩说什么王兰夫一分钱没拿，说同意按照三航局的价格给他做的，那最后你们……”。从崔世营与被告耿进琼的谈话录音来看，崔世营问“听他们说你得赚100多万，真假？”耿进琼回答“亏那么多钱还差不多……”。从王兰夫与耿进琼的通话录音看，王兰夫“……你过来把账算算，因为这活我是包给你干的，我认你，不会认老徐，……你跟老徐怎么谈的，你几个人怎么出股份合伙干的工程，我搞不清楚，知道吧？”耿进琼回答“因为做账这个我不清楚，肯定得老徐来。”从上述谈话录音资料来看，耿进琼并未对王兰夫所说的“这活我是包给你干的”予以否认，且在回答崔世营是否赚钱的问题上明确表示亏钱了，而徐林金作为案外人也将耿进琼与王兰夫就涉案工程的问题间接予以陈述，而且上述陈述之间以及上述陈述与本院对王兰夫做的调查笔录中王兰夫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说明涉案的工程系耿进琼从星泰公司处分包的。5、从证人王某1、王某2以及付某证人证言来看，在王兰夫给其介绍工程的时候均向其说明了“该活是耿浩的活，如果耿浩不给钱，由星泰公司给钱，并从耿浩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综上，从上述几个方面综合分析来看，耿进琼称其系星泰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依据，其为洪利出具欠条的行为并不代表星泰公司。而且从洪利提交的诉状来看，其对于耿进琼承包星泰公司的工程的事实也是予以认可。因此，耿进琼与星泰公司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
其次，洪利分别与星泰公司及耿进琼之间法律关系问题。根据上述分析，耿进琼与星泰公司系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洪利系耿进琼雇佣，为其提供劳动，其二者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洪利与星泰公司之间不存在雇佣或劳动关系。
二、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洪利系耿进琼雇佣，为其提供劳务，洪利与耿进琼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耿进琼为其出具了结算单，结算单载明了尚欠劳务费的具体数额为23940元，故应当由耿进琼应当支付原告洪利劳务费用23940元。中交三航局与星泰公司与洪利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以及其他应当承担责任的法律关系，中交三航局及星泰公司不应当承担给付责任。
此外，洪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反分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上述规定旨在建筑业吸收大量农民工就业，然而建设工程的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造成许多农民工工资得不到支付，甚至承包人转包收取一定管理费用后，没有进行工程结算或者对于工程结算不主张权利的背景下为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定的，而本案中，中交三航局以及星泰公司之间就工程款进行了按时结算，根据星泰公司提供的2015年和2016年结算费用汇总表来看，两份汇总表载明的结算费用合计8185221.1元并有耿进琼的签字确认，而该工程中交三航局与星泰公司结算价是8049282元，也就是星泰公司并未拖欠耿进琼的工程款。在该种情况下，如果要求星泰公司及中交三航局承担支付原告劳务费的义务，无疑加重了建筑企业的负担，同时也让实际用工人因此获得不法利益，这种一味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适用上述规定让建筑企业承担责任不利于建筑市场的规范及良性发展。
遂判决：一、被告耿进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洪利劳务费23940元；二、驳回原告洪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8年1月21日其与中交三航局邳州项目的项目经理仲启发、董沂港书记的通话录音，证明桥面工程是由王兰夫承包且直接施工的。中交三航局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无法确认录音中人员身份，且录音内容含糊不清，与本案无关联。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欠条是由上诉人出具，且有上诉人的签字。虽然上诉人辩称其是案外人王兰夫在桥面工程施工时雇佣的负责后勤、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以“工长”的身份出具的欠条，但是上诉人对其该项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该辩称，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上诉人招用工人的行为，向工人出具欠条的行为，以及欠条中载明的欠款用途说明等，能够证明上诉人与洪利之间存在雇佣，即劳务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
本案系因雇佣而产生的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案中的工人是到施工工地务工的单独个体，而非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因此对于涉案的劳务报酬，作为涉案工程发包人身份的中交三航局，也不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仅是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施工范围、工程款的结算与支付等问题，当事人若有争议，均应当另行主张。
综上，上诉人耿进琼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元，由上诉人耿进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艳华
审判员 祝 杰
审判员 陈 颖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苗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