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城起重吊装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瑞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子根，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李洁容，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瑞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胜文，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代黄，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负责人：陈凌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胜文，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代黄，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好军。
上诉人广州市花城起重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达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3月11日，花城公司与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签订《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后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更名为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即本案原审被告。协议约定：花城公司为迅达广州分公司现场吊装30台电／扶梯，迅达广州分公司支付工程款540000元；合同号为Z7102908-923、Z8102924-930、Z5102931-935、ZT02936-937；预计开工日期2011年2月24日，预计竣工日期2011年3月25日；在施工人员进场前10个工作日，迅达广州分公司支付花城公司吊装费用总额的50%作为合作吊装预付款，吊装完成经迅达广州分公司验收合格后30天内支付40%、90天内支付质量保证金，即吊装费用的10%；花城公司指派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负责该工程项目的安全、防火工作。薛好军在协议落款处作为花城公司代表签名。花城公司主张薛好军并非花城公司员工，也不能代表花城公司签订合同，其是本案所涉工程的介绍人，为此提交了一系列收据、支付证明单、支票，证明该司陆续支付薛好军中介费共190000元。经质证、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均不确认，并主张薛好军是花城公司的员工。
2011年10月30日，迅达广州分公司出具加盖公章的完工证明。花城公司主张由于迅达广州分公司的2台电梯未按时到货，故延迟了工期，对此，花城公司无提供证据证实。花城公司提交了《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约定：吊装费降低92000元，将从原协议总价中扣除，即原协议总价将由540000元变更为448000元；乙方（即花城公司）承诺放弃以任何途径或方式向甲方（即迅达广州分公司）主张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的权利；合同号为Z7102908-23、Z8102924-30、Z5102931-35、ZT02936-37。该协议第二页落款由双方盖公章并署落款日期为2011年10月25日，薛好军在花城公司代表人处签名。花城公司确认协议第二页加盖的公章，但主张原先的协议是将第二期工程款由40%变更为30%，并非总价款减少，薛好军将原先的协议拿走，伪造了第一页，变成上述减少工程款的内容，故该补充协议是无效的。迅达广州分公司确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并主张双方无协议过其他内容，由于花城公司延误工期，故减少工程款。花城公司未能提交其主张的内容为将第二期工程款由40%变更为30%而总价款不减少的补充协议，但认为上述补充协议涉及的合同号与双方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中涉及的合同号不同、其中约定“乙方承诺放弃以任何途径或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的权利”不合理、减少工程款无依据以及协议无加盖该司骑缝章，故该补充协议是伪造的。经查，花城公司在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亦无加盖骑缝章。
另查明，至2011年12月8日，迅达广州分公司共支付花城公司工程款448000元，迅达广州分公司主张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花城公司提交了薛好军2012年3月16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为薛好军欠花城公司吊装费31800元，并承诺当年12月30日还清。据此，花城公司主张该司2012年3月16日才得知前述已伪造的补充协议，且薛好军承认扣下的92000元工程款中，其分得31800元。花城公司遂于2014年3月14日以迅达广州分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承揽合同纠纷之诉，要求该司支付31800元，原审法院2014年5月14日作出（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784号民事裁定，准许花城公司撤诉。
花城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连带支付吊装费92000元及利息5520元（利息从2012年3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4年3月16日，但实际支付至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清偿之日止）。2.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承担诉讼费及花城公司为处理本案支出的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薛好军2012年3月16日出具欠条，花城公司2014年3月14日据此提起诉讼，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自中断次日起重新计算。因此，花城公司提起本案之诉，要求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支付款项无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审查。
关于花城公司与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2011年3月11日签订的《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薛好军作为花城公司代表签名，虽然花城公司主张薛好军不能代表花城公司签订合同，但花城公司承认其是工程的介绍人，且又在协议落款处加盖公章，故无论薛好军是否花城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均认定花城公司认可其代表花城公司签订本案所涉吊装工程的协议，该《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由花城公司与迅达广州分公司自愿签订，内容无违反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是否有效。花城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伪造，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第一，花城公司未能提交其主张的内容为将第二期工程款由40%变更为30%的而不变更工程款总额的补充协议。第二，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乙方承诺放弃以任何途径或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的权利”在表述上绝对化，但并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第三，双方均确认本案所涉吊装工程确有延误，故不能排除因违约而减少工程款的可能性，花城公司主张延误的原因在于迅达广州分公司的2台电梯未按时到货，但无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花城公司主张补充协议无加盖该司骑缝章不合理，但花城公司确认的《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亦无加盖花城公司的骑缝章，可见是否加盖骑缝章并非协议是否生效的必要条件。并且，花城公司无提供其他直接证据证实迅达广州分公司更换、篡改或伪造该补充协议，协议落款处又加盖了花城公司的公章确认，故花城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伪造且无效缺乏足够依据，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采信，而认定该补充协议由花城公司及迅达广州公司签订，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由约束力。至2011年12月8日，迅达广州分公司共支付花城公司工程款448000元，即该司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因此，花城公司要求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支付吊装费920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薛好军2012年3月16日所写的欠条，若确涉及与花城公司另外的法律关系，花城公司可另行主张。
薛好军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花城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238元，由花城公司负担；公告费1000元由薛好军负担。
判后，上诉人花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合法有效依据不足，应予纠正。（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迅达广州分公司减少应向花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的原因是花城公司违约。原审判决认定花城公司主张延误的原因在于2台电梯未按时到货，并无证据证实，并进而认定“不能排除因违约而减少工程款的可能性”，花城公司认为，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迅达广州分公司主张花城公司履行涉案主合同存在违约行为仅为其片面之词。事实上，工期延误是迅达广州分公司的过失造成，并非花城公司过错造成。在迅达广州分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经花城公司确认，双方存在争议，且该争议事实也没有经有效的法院判决书、仲裁书认定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径行认定花城公司在履行涉案主合同存在违约行为，并以此推断作为迅达广州分公司少付工程款的依据，原审法院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迅达广州分公司单方面主张花城公司违约，认定“不能排除因违约而减少工程款的可能性”，显然是主观臆测，缺乏任何事实基础，严重损害花城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以纠正。（二）在补充协议缺乏花城公司有效的骑缝章的情况下，原审错误依据补充协议第二页的盖章认定补充协议有效。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主合同并无加盖花城公司的合同骑缝章，并由此得出骑缝章并非协议是否生效的必要条件，并依据花城公司在补充协议第二页加盖的公章认定补充协议有效。根据商业合同签订的惯例，在合同存在多页的情况下，合同当事方除了在签署页加盖公司章以外，还会在合同上加盖骑缝章，以防止合同遭遇换页的情形。因此，一旦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加盖了合同骑缝章，则表明双方当事人确认除了签署页以外的其他合同页是该合同签署时的完整组成部分，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所认可的合同文本。如果某一页或某几页的合同页没有加盖一方当事人的骑缝章，或骑缝章无法与其他页上的骑缝章组成一个完整的章，则除了当事人明确表示确认合同内容以外，该合同页因缺乏骑缝章或骑缝章有瑕疵，无法证明是双方当事人签署合同时达成的合意而归于无效。本案中涉案主合同虽无加盖花城公司的合同骑缝章，但涉案主合同的内容在庭审中也经过花城公司和迅达广州分公司的确认，确认涉案主合同为真实有效的。因此，即使花城公司没有在涉案主合同上加盖骑缝章，但该合同因得到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确认而真实有效。然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即涉案补充协议并没有花城公司的公司骑缝章，且花城公司已经在庭审中指出该补充协议内容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否认补充协议第一页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花城公司已经充分履行了其举证责任，证明补充协议是伪造的。原审法院无视花城公司的举证，仅仅依据涉案主合同无加盖合同骑缝章，认定补充协议的有效不应以加盖骑缝章为必要条件，显然依据不足，且违反了商业交易惯例。（三）本案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恶意串通，伪造补充协议，损害了花城公司的合法权益。花城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涉案主合同以及完工证明，迅达广州分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了该主合同的真实有效，且也承认花城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主合同下的义务。迅达广州分公司主张的延误工期导致扣减工程款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不能因为该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而认定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另外，该补充协议伪造的部分（补充协议第一页）存在诸多与事实、逻辑不符点，且并没有加盖花城公司的骑缝章，花城公司也否认了补充协议第一页的内容。该补充协议第一页是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串通伪造的，侵犯了花城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恶意串通，欺骗花城公司在补充协议第二页上盖章，并通过更换补充协议第一页的方式，伪造吊装费用变更的事实，侵吞花城公司依照合同应收取的人民币92000元。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在主观上显然存在恶意串通，客观上也实施了侵害花城公司财产权的行为，导致花城公司无法收到剩余吊装费用，严重损害了花城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就花城公司的损失向花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花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连带向花城公司支付吊装费用人民币92000元及其利息人民币5520元（利息从2012年3月16日起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4年3月16日，但实际支付利息应算至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合共人民币97520元；3.判令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薛好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花城公司为处理本案支出的所有费用。
被上诉人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共同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花城公司以补充协议没有加盖骑缝章而主张补充协议是伪造的，但花城公司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没有依据。花城公司在主合同中也没有加盖骑缝章，是否加盖骑缝章是花城公司自身盖章习惯，并不能说违反商业交易惯例，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合同的生效必须加盖骑缝章。花城公司也承认补充协议中的章是真实的，花城公司应对文件中盖章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2.花城公司未按照协议规定的工期完工存在违约，协议第一条约定总工期是30天，花城公司于2011年3月已经开始施工，2011年10月30日才完工，严重超过约定的工期。3.花城公司认为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恶意串通伪造补充协议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花城公司提交的支付证明单可知，花城公司分多次私自向薛好军支付高达19万元的费用，至少说明花城公司为涉案项目提供服务的价值远远低于合同约定的金额，真正受到损失的是迅达公司。且花城公司向薛好军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2年3月16日，而花城公司提起诉讼是在2014年3月14日，不排除花城公司为了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而与薛好军串通出具欠条。根据协议约定，薛好军是作为花城公司的代表签字的。4.迅达公司已支付44万多元的费用，履行完合同义务，不欠花城公司任何费用。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花城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薛好军未到庭及答辩。
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花城公司提交广州市天河区广发吊装服务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拟证实该公司于2011年6月17日将涉案扶梯从车上卸下来。迅达公司、迅达广州分公司质证称，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即使证据真实，2011年6月17日两台扶梯运到项目现场，根据协议约定工期是30天，也超过了约定的工期。
二审庭审结束后，花城公司补充提交了杨某乙、王某的证人证言。
本院另查明：《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约定，总工期为30天。
《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载明的工程名称为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合同号为Z7102908-923、Z8102924-930、Z5102931-935、ZT02936-937，扶梯型号及基本参数中包含提升高度一项。《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载明的工程名称为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合同号为Z7102908-23、Z8102924-30、Z5102931-35、ZT02936-37，扶梯型号及基本参数中包含井道高度一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是否合法有效。
首先，《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上有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花城公司双方的印章，花城公司也确认印章的真实性，应认定为真实有效的合同。其次，根据《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的约定，涉案项目的总工期为30天，即使花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实有两台扶梯是于2011年6月17日才运到项目现场，花城公司于2011年10月30日完工也已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期，故原审判决认定不能排除因违约而减少工程款的可能性，并无不当之处。再次，虽然花城公司未在《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上加盖骑缝章，但加盖骑缝章并非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且花城公司也同样未在双方签订的《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上加盖骑缝章，可见双方之间也未形成花城公司加盖骑缝章合同才生效的交易惯例。此外，《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与《广州珠江新城B2-7地块项目电／扶梯吊装协议书》相对比，四个合同号均有相差一个“9”，基本参数中提升高度变为了井道高度，但工程名称一致，其他内容无差异，并不能证明《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是虚假的，故花城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合同不真实，缺乏事实依据。至于花城公司主张的《电／扶梯吊装补充协议（1）》第一页系迅达广州分公司和薛好军恶意串通、骗取花城公司盖章后伪造，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花城公司二审庭审结束之后才补充提交杨某乙、王某的证人证言，亦未按照法律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故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花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城起重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杨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