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12民终1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不识字，住礼县。
委托代理人：黄某，男，汉族，生于1994年12月16日，初中文化程度，农民，住礼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寇某，系礼县城关镇战友酒吧经营者，住礼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礼县实验小学。
法定代表人：郑某，任校长。
上诉人周某、寇某因与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法院（2017）甘1226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某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书中第二项为由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承担上诉人赔偿金额543634.50元的30％的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193090.35元。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在本案中没有过错，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从派出所取得的监控录像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死者黄雷从副校长办公室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哭的，可是在办公室时间长达13分钟后，黄雷哭着跑出来的。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证明目的是证明死者在办公室受到殴打、辱骂等体罚。此时礼县实验小学应当证明没有实施如上体罚，但是一审中礼县实验小学没有提供相关证明，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根据侦查案卷第85-86页，同学证明死者黄雷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回到教室后，一直到放学期间，黄雷都是趴在桌子上面哭。一个13岁的孩子，心智还未成熟，学校理应给予更多的保护，死者在教室长达2个小时的哭泣，学校没有及时发现给予心理辅导和关怀，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学校保护第三条。第三，对于被上诉人寇某上门兴师问罪，学校没有尽到保护义务，违反了《教师法》第八条教师应当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根据侦查案卷中描述，寇某与实验小学副校长是驾校同学，寇某到学校后就给副校长打了电话，然后两个人就到了副校长办公室。对于一个上门来学校问罪，并且当着全班同学面说”你们班黄雷偷了我的夹子”的昔日同学，副校长难免要照顾同学友谊，不难想象死者在办公室遭受了什么样子的体罚。第四，被上诉人寇某有无违反校园安全管理办法，擅自进入校园。一审庭审过程中寇某并没有提及是送自己受腿伤孩子到学校，不知道事后法院是如何查清的，上诉人不得而知，也无从得知。不管什么原因，寇某是外来人员，擅自进入校园内是事实存在。2、关于礼县教育局与城关镇政府共同给上诉人赔付的10万元，该款项属于民政救助款和人道主义援助款，不能当然免除礼县实验小学的法律责任，因为礼县实验小学是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独立单位。3、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明显过低。对于造成黄雷死亡的侵权案件，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符合法律依据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上诉人寇某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礼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6民初60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没有径直走到教室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黄雷偷其东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在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其是叫潘琦出来后，说了黄雷偷自己铺子内东西的事，并没有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直接说黄雷偷东西之事。而本案的证据中，潘琦的证言并没有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实验小学五年级七班的四位同学就本案事实曾作过不同的陈述，其中赵鸣、张军强、田容溪陈述是”一个女人敲开门，问有没有一个叫黄雷的同学，说黄雷偷了她铺子里的东西”，王艺宣的陈述是”一个女人敲开门，找黄雷，潘琦和那个女的到教室外面，过了一会儿潘琦将黄雷叫出去了”。上述证言，系公安机关所调取，但在开庭过程中，上述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亦没有调查核实。而上述四名学生均为未成年人，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认知能力及表达能力均有限，在不能确定其证言客观真实的情况下，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一审法院对本案处理错误，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黄雷自杀身亡与上诉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处理不当。首先，上诉人没有将黄雷偷拿东西的情况恶意扩散，客观上并无过错。上已述及，上诉人到实验小学五年级七班教室，在教室外向当时上课的老师潘琦说了黄雷偷东西的事，潘琦叫黄雷出来后，找学校领导调查此事，并无上诉人到教室直接说黄雷偷其东西的情况。向黄某核实有关情况时在场的只有黄某、学校副校长、上课老师以及与黄某一起参与偷东西的学生。对这一事实原告诉状中也是认可的。将孩子带到副校长办公室，并且限定5人知情，其实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扩大不良影响给孩子心理造成伤害，因此上诉人在整个过程中所作所为并无过错。其次，上诉人向学校反映黄雷偷东西，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负责的善良本意，主观上并无故意或过失，上诉人并无过错。本案证据材料中反映，上诉人到学校反映黄雷偷东西，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兴师问罪”。上诉人在学校时即对学校领导及教师说，找学校反映并不是要黄雷赔偿偷去的东西，而是为了让学校教育不要叫其再偷东西了，这表明了上诉人并非为了获得利益，而是为了教育未成年人改掉不良习气的主观愿望。由此可见，上诉人并没有恶意散布黄雷偷东西之事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负责的善良本意，故上诉人并无过错。第三，上诉人向学校反映黄雷偷东西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相反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途径，并无过错。从《侵权责任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来看，并无规定向学校反映未成年人偷窍情况即为违法。相反，上诉人财物被盗后找老师了解情况，要求对黄雷教育。这是对维护自己权益及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负责的合法行为，本身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没有过错，更没有侵权行为。第四，上诉人的行为和黄某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并无过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黄雷系自杀系本案不争的事实，而上诉人找学校老师反映情况找黄某核实情况的行为并不是导致黄某死亡的原因。上诉人向学校如实反映黄雷偷东西一事，对事实没有虚构亦没有扩大，更没有诽谤。事后，同学亦没有对黄雷进行嘲讽等。因此，黄雷自杀完全系其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差及害怕受到家长的责罚所致(黄雷哥黄某的证言证明了其母亲曾数次打骂黄雷的事实)。黄某的死亡结果是一般人按照正常的社会经验无法预见的，对上诉人来说，他根本无法预见自己向学校反映黄雷偷东西的行为会导致黄雷死亡，故上诉人的行为对黄雷死亡所起的作用达不到相当因果关系说中条件要求(条件要求是行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起到主要作用)，更达不到条件因果关系说行为是引发损害死亡结果的必然原因。因此上诉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侵权责任。
在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答辩称：1、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认定，被答辩人的孩子从学校副校长的办公室进去时没有哭，过了13分钟后出来时哭了。据此认定被答辩人的孩子在办公室受到了殴打、体罚等措施。被答辩人的这一认定和本案中的事实是完全相反的。被答辩人凭借孩子从学校办公室出来时哭就认定学校对孩子实施了体罚行为，是单方面的推测和想象得出的观点。2、实验小学并没有实施一种体罚或者变相的体罚措施。结合全案，在学校老师将孩子叫到办公室询问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给孩子留了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孩子，没有将孩子所犯的错误公布于众。其次，结合另一名一起盗窃的学生白旺东的陈述分析，当时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询问孩子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中，没有打或者骂孩子。同时，从学校的职责来分析，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当学生出现偷盗行为时，学校进行批评教育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正常活动。如果孩子出现盗窃行为，学校听之任之，放任自流，那才是严重的失职，是误人子弟的表现。因此，结合学校的职责和同一起盗窃的白旺东的陈述，说明学校不存在体罚学生的事实。2、关于本案中学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孩子出现死亡是发生在被答辩人家里，没有发生在学校。《学生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一)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二)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三)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四)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按照上述引用规章之规定，孩子是在家里出现自杀，作为学校而言，孩子回到家中，作为孩子监护人的父母应当尽到监护职责。学校事实上也无法再承担责任。因此，学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合以上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两项共计543634.50元的50%，即271817.2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黄雷，男，汉族，2005年4月23日出生，原系被告礼县实验小学五年级七班的学生，非农业家庭户户籍，系原告周某之子。被告寇某在××县保障性住房小区门口经营”战友酒吧”。2017年6月8日下午13时许，寇某骑摩托车载着儿子张帅（实验小学二年级三班学生）欲去学校，途中在南城区的祥和园小区门口碰见了去学校上学的黄雷和白旺东（实验小学五年级六班的学生），寇某随即拿出酒吧店内监控视频截图的手机翻拍人像照片让二人辨认，二人均承认是其本人，并给寇某说明了其所在的学校和班级。之后寇某到实验小学找到了上午在校期间致其子腿部受伤的学生家长，后又到礼县第一人民医院给儿子诊治腿伤。下午15时50分许，寇某从实验小学大门旁的侧门将儿子送到所在教室，随后寇某又来到该校五年级七班敲开教室门，当时潘琦正在上语文课，黄雷也在教室内听课，寇某径直走到教室里询问该班是否有叫黄雷的学生，潘琦答有该生，寇某就直接说黄雷偷了她铺子里的东西（即烧烤夹子和签子），后潘琦将寇某叫到教室外面，随后，因五年级七班班主任赵岚不在，潘琦带寇某在三楼找到了副校长张禧，寇某就将黄雷和另一学生偷酒吧东西的手机视频截图给张禧观看，并通过微信给张禧发送了截图照片，接着张禧让潘琦把黄雷叫到他的办公室确认此事，后黄雷承认是他和同村的白旺东偷了战友酒吧的东西，当时又将白旺东叫到张禧办公室确认，白旺东同样承认是他和黄雷一起偷的，在场的还有五年级六班的班主任即潘琦妻子张玉琴，老师们在办公室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寇某向张禧说孩子偷的东西虽然价值几十块钱，但是已经偷了两次了，找学校就是说一下让学生以后不要偷了。同时，张禧给潘琦和张玉琴安排，让通知二位学生的家长，让其到学校对寇某进行赔偿，后黄雷和白旺东各自回到了所在教室。16时20分许，潘琦给黄雷母亲周某打电话告知了事情经过，让其尽快到学校处理此事。17时10分放学后，白旺东和黄雷在西汉水大桥桥头相聚后，就一起回家了。晚19时30分许，黄雷继父韩三学回到家中呼喊黄雷，黄雷没有答应，韩三学走进南房卧室内发现黄雷在土炕上头朝炕边枕着枕头，脸朝门的方向侧睡，边喊边走，走到枕边摇黄雷，发现黄雷嘴角有白沫，身体发烫，便叫来黄雷哥哥黄某及黄某的妻子李婷，后韩三学和黄某急忙骑摩托车将黄雷送往礼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并给妻子周某打电话进行了通知。19时46分许，将黄雷送到急诊室后经医生检查，黄雷已无生命体征，确定死亡。20时05分许，黄某向110报案。当晚22时许，礼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在原告家南房卧室内地面提取到了黄雷用撕扯的英语作业本的纸张亲笔书写的一份遗书，内容载明：”妈，我先走一步了，我是战友酒八（吧）的人没有办法了，只有死路一条了，夹子在放下鸡的地方，要开开心心的好好过日子，把我的语文作业交了，黄雷写”。在南房卧室地面上提取到白色粉末可疑物。在原告家厢房内土炕褥子下提取到了一塑料袋内用报纸包好的”金猫鼠药”（溴敌隆）字样的白色粉末状可疑物，在原告家房后鸡圈处提取到了烧烤夹两副，并在白旺东家提取到烧烤签子十八支。同日晚，礼县公安局法医在礼县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病房对黄雷尸体进行体表检验，未见明显损伤痕迹，后法医遂欲对其尸体进行解剖，但原告及其长子黄某均不同意尸体解剖。嗣后，公安机关又查清2017年6月1日11时46分许，黄雷和白旺东放学回家途经涉诉的寇某的战友酒吧门口时盗窃了该店的烧烤夹子和签子。另查明，事发后，原告家拒绝埋葬黄雷尸体，并多次到实验小学要求承担责任。2017年6月13日，经过协商后，原告和长子黄某及女儿黄丽娜出具了《困难救助承诺书》，主要内容载明：”我们同意礼县教育局、城关镇人民政府对于孩子死亡救助的意见，即：1、给予家属一次性困难救助金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2、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按程序申请农村低保3人。为此，我们承诺：一、立即安葬孩子，处理善后事宜；二、不再到任何单位以任何理由上访；三、不再以任何方式恶意中伤学校和教师；四、不再以任何形式在网上发表与此事相关的任何信息；五、如违背以上承诺，我们将负法律责任。落款时间2017年6月13日，黄某、黄丽娜、周某（签名并按指印）”。再查明，2013年原告前夫黄金娃因交通事故去世，前夫在世时，原告周某购买过两袋鼠药，灭鼠用了一袋，剩余的一袋用纸包着放在厢房褥子底下。2017年6月15日，礼县公安局将原告家提取到的白色粉末金猫鼠药（溴敌隆）和死者黄雷心血各适量作为检材，依法委托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毒物分析鉴定，该中心同年7月17日出具西交司法鉴定中心【2017】毒鉴字第1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从死者黄雷心血及金猫鼠药中均检出溴敌隆。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涉及生命权的人身损害侵权赔偿纠纷，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之子黄雷的死因经鉴定属服毒自杀而亡，对此，一个花季少年的凋零，一个年轻生命的殒落，本院同样扼腕叹息，感同身受，深表惋惜同情。详析本案，一方面，被告寇某作为被告礼县实验小学二年级就学孩子的家长，护送从医院治疗腿伤的孩子进入校园，并向黄雷上课老师和副校长反映其店铺被盗之事，应属情理之中，与此同时，相关老师和副校长对犯错的学生即黄雷和另一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通知家长到学校解决此事，亦是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职责所在，庭审中，也无充分证据证明校方在10多分钟内实施了变相体罚，公安卷宗中白旺东也承认在副校长办公室老师对黄雷没有打骂，故学校没有过错责任；另依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学生自杀属学校责任免除的理由之一;再者，事发后，学校及时汇报上级主管部门礼县教育局，礼县教育局会同城关镇人民政府已给予原告家一次性困难救助金10万元并给三人办理了农村低保，进行补偿抚恤，学校尽了应尽义务，原告及子女也签署了困难救助承诺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行为，再次诉请学校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寇某处理这件事时方法明显失当，行为草率，直接敲开了五年级七班的教室门，当着全班同学老师的面，说黄雷偷了其店里的东西，根本不顾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黄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思想负担，黄雷的遗书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是造成死者自杀身亡的原因之一，故寇某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死者黄雷的母亲即原告在孩子回家后的日常生活中并未全面履行其应尽的关心、照顾、监管、教育义务，在下午老师已经给其打了电话，应预见到孩子回家后的思想波动问题，但疏于防范，且在孩子生父去世，继父不在，长子另居的情况下，直至晚上8时左右孩子已亡时仍未返家，家庭监护、亲情关爱严重缺失，孩子的情绪无法排解倾诉，造成悲剧发生。本院还需要指出，原告私购鼠药后，保管不善，这都是造成死者在当天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死者黄雷死亡时已年满十二周岁，作为法律意义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也存在过错，自杀亦与其自身性格、长期的家庭教育等因素有关。因此死者自身黄雷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经本院依法核实，原告的全部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513860.00元（2017年本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5693元×20年）。经本院核实，死者黄雷为非农业家庭户籍，故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丧葬费29774.50元（2017年本省职工年平均工资59549元÷12个月×6个月），以上金额共计543634.50元。原告诉请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因黄雷的死亡的确给其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于法有据，结合当地社会生活水平，本院酌定为5000元。综上所述，原告未尽到相应的监护义务，应承担70%的民事责任；被告寇某应承担10%的民事责任；死者黄雷对自己的行为和损害后果自行承担20%的民事责任。判决：一、被告寇某赔偿原告周某的死亡赔偿金513860.00元、丧葬费29774.50元，计543634.50元的10%即54363.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59363.45元（限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27元，由原告周某承担5244.30元，由寇某承担582.7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周某、寇某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对犯错的黄雷进行批评教育，并通知家长到学校解决此事，是作为教育机构的职责所在。根据公安机关关于白旺东的调查笔录及当时在场老师的调查笔录反映，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在对黄雷进行批评教育时，不存在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行为，故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不存在过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周某上诉上诉认为黄雷从副校长办公室出来后一直哭故而死者黄雷在办公室受到了殴打、体罚的推测无事实依据，其上诉要求被上诉人礼县实验小学承担赔偿总额30%的责任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黄雷的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一审法院酌情判处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并无不当。死者黄雷偷了寇某的东西后，上诉人寇某找学校老师反映问题虽然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但是据死者黄雷的同班同学田容溪证明，上诉人寇某直接敲开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寻找黄雷，并说黄雷偷了东西，其行为从主观上讲并不存在出于教育死者黄雷改过的善意，致使死者黄雷产生了心理压力，也是造成黄雷自杀的原因之一，其应该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寇某上诉人认为黄雷的死亡与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周某作为死者黄雷的监护人，在孩子产生心理负担，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客观现实时，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监护职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上诉人寇某承担10%的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比例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7元，由上诉人寇某承担。上诉人周某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决定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江越
审 判 员 邓 刚
审 判 员 王 勇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安哲函
书 记 员 苟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