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立朋，男，汉族，1986年4月4日出生，住榆树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立军，男，汉族，1967年5月9日出生，户籍地榆树市，经常居住地榆树市。
委托代理人：李继玲。
委托代理人：孙立华，吉林广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男，汉族，1975年6月1日出生，住榆树市。
委托代理人：于冷娇，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立朋因健康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15）榆民初字第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立朋，被上诉人高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继玲、孙立华，被上诉人张玉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冷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立军原审诉称：2014年12月6日，高立军受雇于张玉为其木材加工厂拉木头。苏立朋为张玉工厂工人，在其用叉车卸木头过程中，未能确保安全操作，导致整车木头散落，将高立军及车辆砸伤。高立军受伤后住院，诊断为高位截瘫。经司法鉴定构成一级伤残，终生医疗依赖及大部分护理依赖，给高立军造成各项经济损失1207666.95元。高立军要求张玉、苏立朋按70%责任比例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扣除张玉垫付的医疗费用63000元，苏立朋、张玉尚应赔偿高立×××.87元。高立军请求苏立朋、张玉支付赔偿款782366.87元：医疗费80603.39元，伙食补助费6600元（66天×100元），护理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误工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伤残赔偿金445492元（22274.60元×20年×100%），医疗依赖240000元（1000元／月×12个月×20年），护理依赖396802元（28343元／月×20年×70%），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住院交通费2000元，伤残鉴定及交通费4000元，车损及公估费1500元，合计1207666.95元×70%-63000元=782366.87元；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由苏立朋、张玉承担。
张玉原审辩称：张玉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高立军和张玉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其本职工作只是用自己的车将货物拉到指定地点，一趟500元运费，装卸木头都有专人负责，无需高立军指挥和帮忙，高立军只要将木头装好拉到指定地点即可，卸木头的人也不是张玉的工人，叉车和人都是苏立朋自己的，卸一次60元，并且张玉已经告诉了现场注意安全等必要的注意义务。本案的发生张玉根本没有过错，高立军受伤是在由于叉车卸货过程中发生，张玉和苏立朋之间是一种承揽关系，并不是雇佣关系，叉车是苏立朋自带的，如何装卸都不受张玉指挥，张玉指挥的只是卸货的地点，张玉只是负责卸一次给付一次费用60元，所以符合承揽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0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1条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是高立军应当选择到底主张谁承担责任，因为张玉无过错，高立军受伤是在叉车卸车的过程中所致，是由于第三人的行为造成的，故应当由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是张玉。高立军本身存在过错，其自身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2014年12月6日，叉车在正常的卸木头，高立军发现一根木头掉下来怕砸到车就跑过去接木头，结果木头将自己扫了一下，并不是砸到高立军。如果说是砸可能后果比这要重得多，并不是未能确保安全操作，也不是多根木头掉下，更不是整车木头散落，是高立军明知危险不顾阻止造成的。如果高立军不去接木头，即便木头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任何人受伤，大不了再将这根木头重新装上车就是了。所以高立军受伤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高立军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主要责任，故高立军要求张玉承担80%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其过错自身应承担80%。
苏立朋原审辩称：1、苏立朋与高立军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的劳务关系，苏立朋不是本案赔偿义务主体。高立军提起诉讼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该案由确定的法律关系是个人之间形成的简单劳务关系，权利义务主体是提供劳务者和接受劳务者，而本案在庭审中高立军与张玉均承认期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高立军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受伤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11条和侵权责任法35条规定应该由张玉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高立军自认的事实。故此苏立朋与高立军之间没有劳务法律关系存在，所以不是本案赔偿义务主体。2、苏立朋对本案的发生没有过错，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本案的事实是苏立朋受雇于张玉，在张玉的木材加工厂从事用叉车卸木头工作，接受张玉指令将木头卸到指定地点，在高立军将木头拉入场内后，苏立朋在张玉工人的监督下用叉车卸木头。事发时苏立朋已经用叉车叉了木头离开现场，对高立军被砸的事实根本不知情，特别是木头是在车前散落，苏立朋是在拉木头车后面，这进一步说明苏立朋没有过错，履行的是职务，苏立朋不应承担连带责任。3、高立军是为保护自身车辆安全，当时高立军拉木头的车辆明显超高、超重，致使惯性增大，是木头散落的原因所在，高立军发现木头散落后可能将其自身车辆砸坏，去接木头才被砸伤。高立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木头脱落存在的危险性应该是认知的，可其明知危险性必然发生，还为了保护车辆去接木头，其损害后果明显是其主观过失造成的，故此应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4、高立军的各项请求应提供证据。综上本案苏立朋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高立军经营一台×××福田牌翔龙3800小型货车，张玉经营一处木材加工厂，苏立朋经营一台卸木头的叉车。2014年12月6日，高立军开自己的×××福田牌翔龙3800小型货车为张玉从城发乡望山村拉木头到木材加工厂，每拉一车500元运费。苏立朋从张玉处承接开叉车从高立军车上卸木头的任务。张玉雇佣的工人王某某、刘某某在场看管现场。高立军开车拉木头到张玉的木材加工厂后，到离自己的车有五、六米远与王某某聊天，等待苏立朋卸车。在苏立朋卸木头过程中，装木头车的车前散落一根木头，高立军看见木头掉下来便上前保护自己的货车，被掉下的木头致伤，其车辆也被砸坏。高立军受伤后于次日入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脊髓损伤、高位截瘫。住院15天后，高立军一般状况良好，办理出院手续，支付医疗费59848.72元。为康复治疗，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出院当日，高立军入住榆树市人民医院，诊断为颈椎术后，高位截瘫。住院49天后好转出院，支付医疗费20754.67元。高立军经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1、高立军脊椎损伤高位截瘫（四肢瘫）构成一级伤残。2、需医疗依赖，为每月壹仟元。3、需大部分护理依赖。高立军支付鉴定费3000元。张玉对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不服，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依鉴定程序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委托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为：1、高立军伤残等级壹级。2、医疗依赖费每月壹仟元。3、护理依赖为大部分护理依赖。高立军委托吉林省同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其所有的福田牌翔龙3800小型货车车辆损失进行鉴定，结论为：车辆损失金额为1300元。高立军支付公估费200元。另查明，高立军住院期间，张玉为其垫付医疗费用63000元。高立军自2013年10月1日起租住在榆树市工农大街南三角加油站附近门房。现高立军为请求张玉、苏立朋按70%责任比例连带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其782366.87元：医疗费80603.39元，伙食补助费6600元（66天×100元），护理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误工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伤残赔偿金445492元（22274.6元×20年×100%），医疗依赖240000元（1000元／月×12个月×20年），护理依赖396802元（28343元／月×20年×70%），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住院交通费2000元，伤残鉴定及交通费4000元，车损及公估费1500元，合计1207666.95元×70%-63000元=782366.87元；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由苏立朋、张玉承担诉至本院。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本案高立军为张玉拉木头，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高立军将木头从城发乡望山村拉木头到木材加工厂即完成任务，卸木头由苏立朋负责，高立军只需等苏立朋将木头卸完。苏立朋承接张玉的卸木头任务，用自己的叉车将高立军车上的木头卸到张玉指定的位置即完成工作任务，交付工作成果，张玉接收其工作成果，双方形成承揽关系。在苏立朋开着自己的叉车为完成承揽工作卸木头的过程中，由于其操作不当，致使高立军货车上前面的木头散落一根，高立军上前为保护自己的货车被木头致伤，其货车也被砸坏。在此事故中，苏立朋、高立军均有过错，苏立朋承担的责任为40%，高立军承担40%的责任。由于张玉雇佣的工人在场看管现场，其对高立军冲到车前而被砸伤具有疏忽大意，存在过错，张玉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其承担20%赔偿责任。高立军请求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医疗依赖、护理依赖、鉴定费、车辆损失费、公估费等均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保护。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保护15000元，由张玉承担5000元，苏立朋承担10000元。因有证据证实高立军在城镇居住在城镇务工，赔偿项目应按城镇标准予以计算，张玉、苏立朋所述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的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因为高立军需医疗依赖，每月壹仟元，按20年计算。又由于高立军护理依赖为大部分护理依赖，酌定为70%为宜，按20年计算。高立军请求的交通费，因无票据，不予保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张玉赔偿高立军医疗费80603.39元，伙食补助费6600元（66天×100元），误工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护理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伤残赔偿金445492元（22274.6元×20年×100%），医疗依赖240000元（1000元／月×12个月×20年），护理依赖396802元（28343元／年×20年×70%），鉴定费3000元，车辆损失费1300元，公估费200元，合计1184666.95元的20%即236933.39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总计241933.39元，扣除已支付的63000元，应赔偿178933.39元；二、苏立朋赔偿高立军医疗费80603.39元，伙食补助费6600元（66天×100元），误工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护理费5334.78元（2391.62元×2个月＋108.59元×6天），伤残赔偿金445492元（22274.6元×20年×100%），医疗依赖240000元（1000元／月×12个月×20年），护理依赖396802元（28343元／年×20年×70%），鉴定费3000元，车辆损失费1300元，公估费200元，合计1184666.95元的40%即473866.7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总计赔偿483866.78元；上述一、二款赔偿款项均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三、驳回高立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24元，由张玉负担4171元，苏立朋负担6257元，高立军负担1196元。
宣判后，苏立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苏立朋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高立军、张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苏立朋与高立军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苏立朋不是本案赔偿义务主体，高立军提起诉讼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纠纷，该案由确定的法律关系是个人之间形成的简单劳务关系，权利义务主体是提供劳务者和接受劳务者，而本案在庭审中张玉、高立军均承认期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高立军在履行雇佣活动中受伤，根据人损司法解释第11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应该由张玉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高立军在庭审中自认的事实，故此苏立朋与高立军之间没有劳务法律关系存在，所以不是本案赔偿义务的主体。二、苏立朋对本案的发生没有过错，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事实是苏立朋受雇于张玉，这是张玉自认的事实。在张玉的木材加工厂从事用叉车卸木头工作，接受张玉的指令将木头卸到其指定地点，在高立军将木头拉入场内后，苏立朋在张玉工人王某某和刘某某的监督下用叉车卸木头，事发时苏立朋已经用叉车叉了木头离开了现场，对高立军所发生被砸的事实根本不知情，对此事实证人王某某和刘某某证实的非常清楚，特别是木头是在车前散落，而苏立朋是在车后面卸车，这进一步说明苏立朋对本案发生没有过错，履行的又是职务。故此根据人损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苏立朋也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三、高立军是保护自身车辆安全，防止自己车辆受损而遭受人身损害，自身也应该承担主要事故责任。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讲，当时高立军拉木头的车辆明显超高，而且超重，这样就形成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其超高、超重致使惯性增大，惯性一大才是木头散落的原因所在，高立军发现木头散落后可能将其自有的车辆砸坏，遂主动去接木头才被砸伤。而高立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木头脱落存在的危险性应该是认知的，明知危险性必然发生，还为了保护车辆去接木头。其损害后果明显是其主观过失造成的，故此应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四、高立军的各项诉讼请求交通费和在城市居住证明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65条规定应该视为举证不能。原审法院给予保护依据不足。综上，本案苏立朋无过错，不应该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高立军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张玉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苏立朋和张玉事实上形成的是承揽关系，对于是何种法律关系并不是依据当事人的陈述为标准，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张玉只是陈述案件发生的事实，对于是雇佣还是承揽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故苏立朋说张玉已经承认，法院就应认定是不对的。从本案看，苏立朋给张玉卸车，叉车和司机都是自带的，其只是负责单纯的货到卸车任务，张玉只是负责告知其卸货地点，至于如何卸车都不受张玉指挥，其工作成果是独立完成的，故其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审认定苏立朋与张玉之间是承揽关系是正确的，高立军受伤是在苏立朋履行承揽合同中受伤，张玉作为定作人不承担责任，应由苏立朋承担赔偿责任。2、苏立朋对本案发生存在过错，因为本案发生是在苏立朋卸木头过程中，木头散落造成的，如果操作正确，木头不会掉落，不掉落也就不会发生高立军受伤，苏立朋说其没有过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3、张玉本不应承担责任，因为其现场有工作人员管理，高立军是在现场工作人员阻拦不住并且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而明知道接木头有危险还要跑过去进而造成其受伤，故其自身应承担大部分责任，而不是张玉承担管理不当的责任，但是由于张玉没有上诉，对此不做详细阐述。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高立军、苏立朋与张玉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苏立朋应否对高立军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雇佣关系是指雇员与雇主约定，由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控制、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本案中，高立军利用自己所有的车辆为张玉运输木材，并由张玉支付运费，双方不存在控制、指示、监督的人身依附关系，故高立军与张玉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承揽关系是指双方约定由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苏立朋利用自己的劳动工具，按照张玉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并交付工作成果，由张玉支付报酬，双方亦不存在控制、指示、监督的人身依附关系，故苏立朋与张玉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苏立朋作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他人造成损害，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原审判决确定的责任比例、赔偿项目和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1、关于责任比例。苏立朋驾驶自己所有的叉车独立完成卸木材的工作，其在卸木材的整个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应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但苏立朋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木材滑落造成损害，故其存在主观过错，原审判决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苏立朋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2、关于交通费应否保护及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应否按城镇标准保护的问题。原审判决对交通费未予保护，苏立朋主张保护交通费依据不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原审庭审中，张玉陈述高立军从事木材运输已有两三年的时间，二审庭审中，张玉陈述从2013年12月份高立军开始给其运输木材，对张玉的陈述及高立军于原审提交的租房合同予以综合评判可以认定事发时高立军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生活来源地均为城镇，故应按照城镇标准保护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52元由上诉人苏立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 勇
代理审判员 邢春鹤
代理审判员 王君伟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高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