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4民终5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圣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李洪波。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林，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春涛，湖北金卫（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众大利物资车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冯丕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伟森，男，196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冬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圣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众大利物资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大利公司）、吴伟森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圣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众大利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的行为或发回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出质人众大利公司与质权人吴伟森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明确写明：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出质人众大利公司依借款合同向质权人吴伟森借款人民币x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2月8日。《股权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借款合同》也明确：借款x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自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2月8日。然而，（2016）粤0402民初3688号判决却将涉案《股权质押合同》从合同对应的主合同认定为2014年7月21日众大利公司、吴伟森签订的《短期借款合同》，将涉案《股权质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认定为《短期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该认定显然缺乏事实依据，更与登记备案的《股权质押合同》和《借款合同》本身矛盾。一审判决虽然引用了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判决所认定的这一事实，但现有涉案《股权质押合同》、《借款合同》以及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案庭审中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共同确认“涉案质押股权所对应登记所用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并无实际履行”的陈述，足以推翻其判决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该判决确认的这一事实不能认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质押所对应的主债权为《短期借款合同》（2014年7月21日所签订）项下的借款”违背众大利公司和吴伟森的真实意思、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违背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2015年6月3日，众大利公司作为出质人、吴伟森作为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出质人依“借款合同”向吴伟森借款人民币“x万元整”，借款期间“自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2月8日”。为此，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对应的主合同《借款合同》，内容与《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完全相同。一审判决将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短期借款合同》替代涉案经登记的《股权质押合同》所对应的主债权合同，将《短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债权替代质押权对应的主债权，完全违背了吴伟森、众大利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和《借款合同》的书面意思表示。同时，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在2015年6月5日的《江门融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申请表》中声明：质押双方保证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一审判决认定质押双方提供登记的主债权合同不是《借款合同》而是《短期借款合同》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否认质押对应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认定“涉案股权质押所对应的主债权为《短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也违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质押的生效必须采取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登记记载的权利和内容对社会公众产生信赖，这就是公信力。之所以产生公信是公示的结果，公信是以公示内容为准，任何没有公示的内容都不会产生公信力，不会产生法律效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要求：“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出质股权权能的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一方面承认股权质押应当公示、承认公示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又不以公示的《股权质押合同》和对应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及公示的债权为准，将没有公示的《短期借款合同》及项下的债权作为公示的内容，赋予其公示的效力。这种认定违背公示公信原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圣达公司请求撤销众大利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涉案股权出质前圣达公司对众大利公司享有x万元的到期债权。债务人众大利公司在逾期借款未偿还的情况下，与吴伟森恶意串通，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众大利公司在未偿还圣达公司借款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3日和6月5日与吴伟森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和《借款合同》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了吴伟森。然而，该质权对应的x万元债权并未发生（见（200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原、被告确认涉案的质押股权……所对应登记的所用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并无实际履行……”）。吴伟森在股权质押后未依约履行出借义务，在借款期限、质押期间还未届满的情况下就向法院起诉，很明显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借款合同》，办理质押登记仅仅是为诉讼做准备的，足见恶意串通的明显性。众大利公司已陷入了债务危机，丧失了偿债能力。在涉案股权办理质押前，众大利公司就对圣达公司负有x万元的逾期欠款未偿还。圣达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众大利公司也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众大利公司早已被多个执行案件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能清偿的债务达亿元，众大利公司早已丧失了债务履行能力，其恶意处分股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圣达公司的债权权利。圣达公司申请撤销众大利公司的股权质押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圣达公司在一审中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得到支持而未得到支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众大利公司在二审程序中未发表意见。
吴伟森答辩称：一、从程序上来看，圣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诉请撤销股权出质行为，实质是想推翻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判决的判项，意图否定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程序不合法，显然不能通过行使所谓的“债权人撤销权”达到否定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一审判决驳回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圣达公司如果认为其普通债权受损的，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上级法院申诉。
（一）吴伟森与珠海市众大利物资车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行为已由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案件依法判决，该判决第三项确定吴伟森按质押登记顺序在x万元的范围内对众大利公司所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2月17日，吴伟森已经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支持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将否认了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的判项内容，损害司法既判力。既判力即确定性终局裁判的拘束力，产生使裁判承认和否认的权利及法律关系在后诉中不变的效力，对当事人和法院均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既判力就当事人而言,是对于判决实质上的内容的确定的判定,以后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矛盾的主张;就法院而言,确定裁判作出以后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进行审理和裁判,或者所作出的任何裁判也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或者矛盾。既判力是司法公信力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安定性要求。司法裁判体现以国家意思为背景的司法权威，既判力时刻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并以司法的公信力为其依托，损害了既判力也即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另外法的安定性的基本要求就是要防止因再度审理而作出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判决，以实现定纷止争的诉讼目的。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和法院均受法院的判决的约束，所以圣达公司无权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诉讼。
（二）圣达公司如果认为其普通债权受损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上级法院申诉。而且其曾经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都被一审、二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圣达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二、从事实上来看，众大利公司将其名下的江门融和农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质押（以下简称为“该股权质押”）给吴伟森的行为并非事后抵押的行为，没有损害圣达公司的利益，没有导致众大利公司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所谓事后抵押，一般是指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这种事后抵押的设定通常发生在债务人已陷入支付危机、濒临破产，其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设定事后抵押必然导致其降低或者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众大利公司的该股权质押行为并不构成事后抵押，理由如下：
（一）据以设立股权质押的基础债权是真实有效的，吴伟森、苏某与众大利公司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约定：众大利公司向吴伟森借款，借款期间为不定期，借款利率1.5%，按月支付利息。众大利公司经过股东会议同意向吴伟森借款，并同意以江门融和农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股权质押以及设立其他担保。由于借款金额尚未明确，众大利公司直至2015年6月1日与吴伟森对账明确借款金额及利息后，将肇庆端州农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到吴伟森指定的苏某名下，并到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担保金额为x万元，上述事实有（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
（二）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比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更早，圣达公司主张的撤销权依据不符合“事后”的构成要件，不享有撤销权。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短期借款合同》并约定设立该股权质押，此时双方的借款金额不大，双方在2015年4、5月间仍有大笔借款往来，因此众大利公司的该股权质押行为并非事后抵押，圣达公司无权撤销。
（三）众大利公司的该股权质押行为并未损害圣达公司的权益，没有导致众大利公司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圣达公司无权撤销。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珠海市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经（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1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圣达公司在起诉时已经申请财产保全，并在2015年7月8日通过工商部门冻结了众大利公司持有的龙川融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9%的股权（投资金额x万元），冻结了珠海市某公司持有的龙川融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的股权（投资金额x万元），即圣达公司已经通过法院的财产保全行为保证自己的债权可以实现。涉案争议的股权质押行为没有影响众大利公司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众大利公司、珠海市某公司至今仍处于正常运营当中，众大利公司也提供了债务偿还方案，其在广西玉林的子公司的建设项目也在顺利开展工作，偿还圣达公司的债务并不存在问题。
（四）圣达公司要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但该条显然不符合本案情形。本案涉及的是股权质押，并不是该条款所规定的抵押，抵押与股权质押还是有实质的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圣达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恶意串通，而且圣达公司已承认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之间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综上所述，吴伟森认为圣达公司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应当全部予以驳回。
圣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众大利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的行为；2、判决众大利公司、吴伟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4年7月21日，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主要约定：众大利公司向吴伟森借款，借款金额以实际转账为准，用于资金周转，借款利率为月利息1.5%，按月付息，借款期限为不定期。并约定众大利公司同意以其名下江门融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肇庆端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吴伟森作为担保。
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众大利公司向圣达公司借款合计人民币x万元。2015年4月，前述借款清偿期全部届满，因众大利公司无力偿还，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于5月25日签订了《协议书》确认上述债务，同意众大利公司延至2015年5月31日前清偿全部债务。截至2015年6月19日，众大利公司仍有x万元未清偿，双方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并约定提供房产作为上述债务的担保。
2015年6月3日，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众大利公司向吴伟森借款x万元，利息为月息1.5%，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12月8日,并约定众大利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并于2015年6月8日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2015年7月15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就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1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众大利公司尚欠圣达公司借款本金2600万元及利息，珠海市某公司对众大利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等等。
2015年12月25日，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就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的前述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生效判决，查明：众大利公司是在前述《短期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办理了涉案质押登记，前述《股权质押合同》是用于办理质押登记而签订的，并非实际主债权所对应的合同，前述股权质押对应的主债权为《短期借款合同》项下所涉借款；并判令：一、众大利公司偿付吴伟森借款本金x元及利息，二、众大利公司赔偿吴伟森经济损失x万元；三、吴伟森按质押登记顺序在x万元的范围内对众大利公司所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吴伟森按质押登记顺序在x万元的范围内对众大利公司所有的肇庆端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00万股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等。
圣达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案件开庭审理笔录及众大利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企业重组计划框架协议》、《重组工作推进时间表》，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另，圣达公司当庭认可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
众大利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其抗辩、举证、质证的权利，应自行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众大利公司未对圣达公司及吴伟森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根据圣达公司及吴伟森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审查认定本案事实。为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利益，我国法律规定，只要债务人的不当行为减少了责任财产（债务人财产），并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均可为撤销债务人的财产处分行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具备条件之一是债务人有使自己的财产不当减少的行为。而本案中，首先，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生效判决中已经查明前述《股权质押合同》是用于办理质押登记而签订、涉案股权质押所对应的主债权为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签订的《短期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质押权利人实为吴伟森的事实，并判令吴伟森在其债权范围内对涉案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次，引发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所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即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质押涉案股权→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签订质押合同并在工商部门进行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对此，本院认为，我国法律将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物权变动的结果进行了区分，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物权变动的结果是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基础。就股权质押而言，一方面，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股权质押合同，该物权合同等同原因行为的效力受合同法的调整；另一方面，股权质押权应当进行公示，以保护其他利害关系人，公示行为的效力受物权法调整，即股权质押权被公示是履行质押合同的结果。我国法律同时规定，合同真实有效，缔约各方理应恪守，现（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案件已经查明，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签订《短期借款合同》约定质押涉案股权并非是事后重新约定，而是事先早有约定，前述《股权质押合同》是用于办理质押登记而签订的，且圣达公司当庭认可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质押登记行为实为履行《短期借款合同》的结果，该后续登记行为于法不悖。再次，圣达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众大利公司虚构债务、逃避债务，而从（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案件开庭审理笔录所记载的众大利公司抗辩情况以及圣达公司与众大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整体内容来看，众大利公司将涉案股权质押给吴伟森并不存在主观恶意。综上三点意见，本案证据并无法体现众大利公司与吴伟森存在恶意虚假出质，事实上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圣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x元由圣达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圣达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以众大利公司、吴伟森为被告，苏某为第三人请求判决撤销（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生效判决第三项即吴伟森按质押登记顺序在x万元的范围内对众大利公司所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及判决第四项吴伟森按质押登记顺序在x万元的范围内对众大利公司所有的肇庆端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00万股股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2072民初115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圣达公司的起诉。圣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20民终214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圣达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件与实体要件，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圣达公司对该裁定仍不服，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申705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圣达公司的再审申请。驳回的理由,上述7054号裁定书阐述如下：
圣达公司申请再审认为1519号判决的第三、四项判项错误的主要理由是两涉案股权对应登记所用的两份借款合同并无实际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两涉案股权设立的股权质押因主债权从未发生而不能成立，虚假的质押登记亦无效；且两涉案股权所质押担保的债权与吴伟森提起1519号案所依据的《短期借款合同》毫无关系，故认为众大利公司是虚构债务、假造借款合同，将两涉案股权恶意虚假出质给吴伟森、苏某。对此，省高院认为，首先，从1519号案查明的事实看，吴伟森、众大利公司所签订的涉案《短期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众大利公司以两涉案股权质押给吴伟森作为《短期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该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吴伟森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等所有费用，担保的期限至众大利公司全部清偿该合同债务为止；该《短期借款合同》为不定期，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吴伟森、众大利公司在签订《短期借款合同》前已存在巨额资金往来。上述事实再结合吴伟森起诉时认为众大利公司截止2015年9月1日尚欠其借款x元，而圣达公司所主张的两份借款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5日，均发生在吴伟森起诉时对众大利公司尚欠其借款进行结算的时间之前。由此可见，两涉案股权与《短期借款合同》有事实上、法律上的关联性。其次，两涉案股权均已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其中，江门融和农商行股权已登记在该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虽然圣达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端州农商行出具的《回复函》以证明端州农商行股权没有登记在该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圣达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0年12月13日实施）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以非上市公司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的规定，端州农商行股权的出质没有生效。但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则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吴伟森提起1519号案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发生在2014年7月之后，而圣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提交相关初步证据证明端州农商行股权的出质设立违反了实施在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第三，对于1519号判决有否损害到圣达公司民事权益的问题，圣达公司是在（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13号案的执行过程中申请冻结了两涉案股权，即是在执行程序中才确定的保全标的物，并非（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9413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担保物；该调解书确认众大利公司尚欠圣达公司借款本金x万元及利息、珠海市某公司对众大利公司所欠的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可见圣达公司对众大利公司享有的是普通债权，且其债权还可通过珠海市某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得以实现。而吴伟森是基于1519号判决取得对两涉案股权的优先受偿权。综上三点审查意见，在圣达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众大利公司是虚构债务、假造借款合同进行的恶意虚假出质，导致1519号判决确认吴伟森对两涉案股权享有优先权的判项错误并已经事实上损害到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受理条件。
本院认为，众大利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门融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397.55万股股权出质给吴伟森的行为有效，是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19号判决所确认的。圣达公司对上述1519号判决有异议，认为该判决有误并事实上损害其权益，已经提出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撤销1519号判决中相关判项。虽然相关法院作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时应审查主体条件、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和管辖法院。从上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申7054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可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对圣达公司的主张作出了实体审查。
出质行为有效，则质权人在质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圣达公司在本案中诉请撤销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的出质行为，与其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诉请撤销生效判决关于吴伟森就涉案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项，这两诉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并且，圣达公司在本案所陈述的事实理由主要是吴伟森与众大利公司间恶意虚假出质，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与其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主张的事实理由亦是高度一致。而这些诉请、事实、理由，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时人民法院经过实质性审查并已作出判断。综上，本院认为，圣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构成了对此前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重复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应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深圳市圣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x元，二审案件受理费x元均退还深圳市圣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榕华
审判员 陈永成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茵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