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民申3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世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海波，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景凤。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251号。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颖。
原审第三人：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东岗镇红崖河村红崖河屯。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样圈子村。
法定代表人：姚沛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徐世军因与被申请人崔景凤、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泉公司）、原审第三人刘颖、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泉物业）、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发电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1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世军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徐世军一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为“热泉公司2003年改制之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03年改制时的财产来源于大发电公司的划拨……”，为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热泉公司所登记的47名股东是“股东代表”，再审申请人“仅是其作为热泉公司代表持股”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因此，该138名集体职工不可能全部都成为热泉公司登记的股东”，并将此作为认定“47名股东是股东代表”的前提。但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四）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持有的股权证显示其出资6000元，与前述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中所载出资额不一致”，并由此得出再审申请人“作为热泉公司的股东代表持股，并非本人持股份额”，没有依据。（五）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诉请其为被上诉人热泉公司持有5.3%股份的股东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错误。（六）原审法院认为“至于上诉人其他诉请，均涉及热泉公司在2007年进行的股权转让，鉴于大发电公司和热泉公司诉讼中均作出书面意见，确认热泉公司2007年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错误，现要通过平均量化股权的形式解决问题，上诉人所提其余诉请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存在错误。（七）原审法院认为“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的观点，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且本案诉讼中上诉人称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并未立案，故对其观点不予采纳”适用法律错误。（八）本案的诉讼程序违法。大发电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只是以第三人身份被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因此在本案的诉讼地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现要通过平均量化股权的形式解决问题”的请求。徐世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崔景凤、热泉公司、热泉物业共同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徐世军曾在工商局注册为股东是违法的，更是无效的。（二）2004年中纪委颁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及2006年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干部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都明确规定国有企业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职工持股公司的股份，如持有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全部退出，而徐世军作为被改制企业大连热泉工程有限公司（改制前名称为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的上级单位大连发电总厂的中层领导，更应退出占有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份，其原持有的股份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只能由集体职工所有，不应由非集体企业职工占有。（三）被申请人对徐世军的股东身份不认可，因此无论公司关于股东如何变更以及章程如何修改，均与徐世军无关，徐世军没有主体资格要求确认股东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决议、公司章程是否有效。（四）关于徐世军提出恢复股东身份登记及要求分取收益的诉求，无法律依据。（五）徐世军一直是国有企业职工，且是高层领导，一直领取国家发放的高薪，现即将退休，却要与集体职工来分配公司剩余的一点财产。当年改制的目的就是脱离国有制，徐世军一直没有脱离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其不可能成为改制企业的职工，更不可能成为股东。请求驳回徐世军的再审申请。
大发电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徐世军系国有企业职工，不具成为热泉公司股东身份的主体资格，因而其申请再审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热泉公司系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热泉公司在2003年改制中存在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股东，在2006年2月，中电投集团下发文件，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得持有职工持股公司的股份，已以持有的必须退出，因此，大连发电总厂要求所有总厂领导、中层干部、国有身份职工必须退股，并将所退出的股份交由热泉公司管理层负责分配。但2007年3月，热泉公司管理层隐瞒事实，进行了虚假转让，导致股份分配不公，为此，在2011年7月，大发电公司（原大连发电总厂）再次牵头对热泉公司的股份分配、股本结构进行完善，对公司股份重新按全体人员进行平均量化。（二）热泉公司的股份重新量化工作正在进行，目的就是实现集体身份职工股份平等。（三）一、二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再审申请人徐世军提出原审认定热泉公司改制时的财产来源于大发电公司的划拨、登记的47名股东是“股东代表”等事实错误，导致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请求为热泉公司股东的问题。本案再审申请人徐世军系大发电公司派驻到热泉公司工作的国有企业人员，在企业改制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原审法院依据大发电公司的改制要求，及热泉公司职工的出资情况，未支持徐世军请求确认其为热泉公司持有5.3%股份的股东并无不当。关于再审申请人徐世军提出原审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属适用法律错误及本案诉讼程序违法的问题。因徐世军提供的热泉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的证据线索尚不充分，故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请求亦无不当。至于其提出诉讼程序违法的问题，因原审法院并未对第三人大发电公司的请求予以判决支持，故该项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世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世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丁 海
审 判 员 马 凯
审 判 员 高山丹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孙 璐
书 记 员 丁威扬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辽02民终19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世军，男，1963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太原街29号。公民身份号码：210204196307211391。
委托代理人：欧海波，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景凤，女，1963年1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抚顺街永明巷。公民身份号码：210211196301143563。
委托代理人：张静，系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251号。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利华，女，1969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永平街205号15-12。公民身份号码的：210204196905144984。
委托代理人：张静，系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颖，女，1963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29号6-5。公民身份号码：210211196301103166。
原审第三人：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东岗镇红崖河村红崖河屯。
法定代表人：高盟坤，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静，系辽宁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革镇堡街道羊圈子村。
法定代表人：谢争先，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永刚，系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世军因与被上诉人崔景凤、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热泉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热泉物业）、刘颖、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发电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沙民初字第2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世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欧海波、被上诉人崔景凤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静、被上诉人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宋利华和张静、原审第三人大连热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张静、原审第三人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永刚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刘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5年4月，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大连发电总厂。2003年，大连发电总厂向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请示关于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及改制，请示文件中载明的改制背景及目的为：“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为使企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重组，盘活资产，明晰产权，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下发文件同意前述兼并及改制。同年，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兼并大连发电总厂管道安装工程公司、大连大发房屋建筑工程队、大连腾飞实业公司后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资产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301.33万元；同时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更名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接收被兼并公司的在册职工后共计职工138名。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验资报告及2003年的章程均载明：公司股东47名，其中原告以虚量化的净资产301.33万元中的15.9万元和货币1.5万元、占5.3%股份，被告崔景凤以虚量化的净资产301.33万元中的3.18万元和货币0.3万元、占1.1%股份。其后，原告取得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证，股权证载明的出资金额为6000元。原告表示实际货币化出资15000元，未向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主张过股权证记载有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表示确实在2003年收到原告交予的6000元，但没有认定性质，并已于2006年退还原告。2007年，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决定将公司股东由47名变更为17名。2007年3月22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取消了包括原告在内的30名股东身份，订立新的公司章程。次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公司股东变更为17人，并在大连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大连市工商局的档案显示：2007年3月22日，原告及第三人刘颖共同作为股权转让方与被告崔景凤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原告将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出资的17.4万元、第三人刘颖将出资的1.74万元、合计19.14万元转让给被告崔景凤。另查，2011年，案外人薛培民将案外人刘艳及热泉工程公司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薛培民与刘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诉讼中，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原所属集体企业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改制为有限公司。改制前我公司将部分资产划拨给该公司，以保障热泉公司138名员工的生产生活。改制后，原集体职工身份置换后以股东身份均享有一定的份额股份，热泉公司按持股份额向股东配发股东证。热泉公司在作为独立法人经营中，职工发现原热泉公司领导班子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于2007年对热泉公司进行了虚假股权转让，因此发生了多次部分职工上访诉求。为此，我公司本着对员工负责，维护稳定的态度，对热泉公司进行股权结构调整改善，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按国企所属集体企业改制政策的要求，责令相关人员退还虚假转让的股份，除刘艳外，其他非法受让股份的职工已全部签署了返还股份的书面文件。……”本院作出判决被发回重审后，2014年2月12日，本院做出（2012）沙审民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大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9月25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证明热泉公司在作为独立法人经营中，原公司领导班子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于2007年对热泉公司股份进行了虚假股权转让。该公司同时对热泉公司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责令相关人员退还全部虚假转让的股份。2011年9月26日，热泉公司出具说明，证明2007年3月22日的17份股权转让协议是该公司原领导班子作出的虚假股权转让，除刘艳外，其他受让股东均全部签署了退让股份的书面协议。”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4）大民三终字第3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前述事实，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又查，2006年2月，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做出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要求集团公司所属各企业：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职工持股公司的股份，目前所持股份的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全部退出；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得在职工持股公司兼职，已兼职的，必须在2006年3月31日前辞去兼职职务。再查，2011年3月22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作出大连发电函[2011]2号《关于热泉公司股份重新量化事宜的函》，载明：“鉴于热泉公司是由原大连发电公司所属集体企业劳动服务公司改制组建，改制前劳动服务公司的原始资产是从大连发电总厂划拨，用来扶持劳动服务公司生存发展，妥善安置集体职工的历史渊源，我公司对热泉公司职工持有股份重新量化分配事宜提出以下意见……”2011年7月27日，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作出《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由原热泉公司改制前的主管单位大连发电公司牵头完成本次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工作。2012年12月7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作出大连发电党[2012]49号《关于对热泉公司党支部近期工作的要求》，要求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必须全力以赴推进股权的重新量化工作，严格执行2011年7月27日职工大会通过的《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调整完善实施方案》。原告表示：2003年在大连发电总厂任党总支书记和第一副总经理，最早与大连发电总厂签订过劳动合同，2006年10月离开；受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的指派至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工作，记不清是否与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表示：2003年，大连发电总厂任命原告为大连发电总厂劳动服务公司党总支书记和第一副总经理。原告表示2011年3月最后一次收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权分红10800元，被告热泉工程公司不予认可。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表示，2005年8月，大连发电总厂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东北分公司（现变更为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2005年11月15日，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成立；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大连大发电供热有限公司均是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的国有企业。原告认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及相关人员伪造《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骗取股权，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依据《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权证主张其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5.3%的股权，并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大连热泉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无效、同时要求恢复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东身份、按持股比例及实际分配的股权收益率分红等，二被告及第三人刘颖、大连发电公司不同意其请求。由于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时的财产来源于大连发电总厂的划拨，目的在于保障集体企业职工生产生活；改制时，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集体职工为138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因此，该138名集体职工不可能全部都成为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登记的股东，而登记股东为47人，其中原告是由大连发电总厂派驻到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工作的国有职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按大连发电总厂的改制要求，原告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时货币出资，进行量化资产占有5.3%股份，并以股东身份予以登记。原告货币出资金额在股东证记载的数额与验资报告上记载的数额不一致，违背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要求。结合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改制的背景，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职工均有出资，而验资报告记载的股东人数为47人，与该企业的实际状况有很大差异，且股东证上记载的原告货币出资额与验资报告记载的货币出资额差距较大，原告自2003年出资后从未对股东证记载的内容提出异议，而股东证也是证明其身份的关键证据，故本院采信股东证记载的原告出资数额，即6000元。根据大连发电党[2012]49号《关于对热泉公司党支部近期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做出中电投纪2号《关于领导人员从职工持股公司退股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在被告热泉工程公司持股的国有企业职工被要求退还股份，原告对于其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没有异议，依据上述文件精神，原告理应退还被告热泉工程公司的股份。原因是因其持有的股份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只能由集体职工所有，不应由非集体企业职工占有。此外，针对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在2007年进行了股权转让，第三人大连发电公司和被告热泉工程公司均作出书面意见，确认被告热泉工程公司2007年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错误，现要通过平均量化股权的形式解决问题。故，原告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及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提出本案涉嫌合同诈骗，因其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世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原告负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徐世军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原审的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主要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具体表现在：对上诉人诉请未审、所判事项并非被上诉人诉请，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另，诉讼中，热泉公司与大发电公司对虚假转让案涉股权即骗取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30名股东的股权一事已承认并且已经将原含有30人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尹翠环等17人名下，符合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程序违法；原审对上诉人提出对案涉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笔迹鉴定未予准许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以大发电文件作为判决依据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崔景凤、热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热泉物业均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徐世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主要观点为：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焦点问题就是上诉人是否具有热泉公司其诉请的股东身份，热泉公司认为上诉人并非公司股东，热泉公司于2003年改制，改制前系集体企业，改制后因企业解除了与原138名职工的劳动合同，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以公司净资产量化作为对职工的补偿，且是有偿的，无论改制前后，上诉人均非热泉公司职工，故不可能成为改制后企业的股东，其享有股东份额属侵吞国有权益，根据案涉中电投文件，上诉人作为大发电公司的中层领导必须也应该于2006年3月前所占有的热泉公司的股份。
原审第三人大发电公司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主要理由为：大发电公司于2003年对热泉公司进行改制，按照当时公司法的要求，股东人数50名以下，故所登记的47名股东均系显名股东、股东代表，且2006年根据总厂的要求，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必须退股，这一退股过程基本操作完毕，但是退股后出现了股权分配比例上的问题，即上诉人所述股权转让存在虚假转让情况，若按照虚假转让协议变更，会导致138名集体职工身份受损，故2011年大发电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对热泉公司的股权按照138名职工人均量化，平均分配给138名职工，上诉人在原审时明确自己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而热泉公司改制的目的是保障138名职工的生活，通过原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给热泉公司，分配给138名职工。
原审第三人刘颖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另查明，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大发电提供了社保年度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用以证明1992年至2007年6月期间由原审第三人大发电为上诉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所提诉、辩意见，本案焦点问题首先应是对能否确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热泉公司持有5.3%股份的股东的认定，热泉公司2003年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中虽记载上诉人系热泉公司47名股东之一，上诉人持有5.3%股份，但根据热泉公司举证的案涉文件，原审法院认定“热泉公司改制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时的财产来源于大发电公司的划拨，目的在于保障原集体企业职工的生产生活；改制时，原热泉公司的集体职工为138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超过50人，因此，该138名集体职工不可能全部都成为热泉公司登记的股东，所登记的47名股东是股东代表，上诉人是由大发电公司派驻到热泉公司工作的国有企业职工，其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按大发电公司的改制要求，在热泉公司改制时货币出资，进行量化资产占有5.3%股份，并以股东身份予以登记”有事实依据，且上诉人持有的股权证显示其出资6000元，与前述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中所载出资额不一致，据此，应认定热泉公司2003年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中记载的上诉人持股5.3%的份额仅是其作为热泉公司的股东代表持股，并非其个人持股份额，原审法院采信其股权证上记载的6000元出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诉请确认其为被上诉人热泉公司持有5.3%股份的股东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其他诉请，均涉及热泉公司在2007年进行的股权转让，鉴于大发电公司和热泉公司诉讼中均作出书面意见，确认热泉公司2007年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错误，现要通过平均量化股权的形式解决问题，上诉人所提其余诉请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的观点，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且本案诉讼中上诉人称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并未立案，故对其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人徐世军已预交），由上诉人徐世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桑盛红
审判员吴义军
代理审判员姜云峰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