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1003民初572号原告：吕建允，1937年7月28日出生，男，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1971年8月27日出生，吕福荣，女，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系原告吕建允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成全，1970年7月2日出生，男，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系原告吕建允女婿。原告：马新龙，1944年10月20日出生，男，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被告：关庆福，1964年3月16日出生，男，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被告：吕建华，1942年12月23日出生，男，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与被告关庆福、吕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黑1003民初64号民事判决，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3月2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10民终1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6）黑1003民初64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新龙，原告吕建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福荣、闫成全，被告关庆福、吕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给付二原告型煤款3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与被告吕建华三人合伙开办经营建华型煤厂。2014年4月25日，合伙人之一的吕建华想买下该厂，自己又不好出头，就找关庆福，以关庆福的名义买下该厂及存货，而实际经营、生产、销售、收款都由吕建华一手负责。该厂现叫庆福型煤厂。2014年4月25日，吕建华不顾吕建允、马新龙不愿卖出的情况下，在合伙人马新龙去上海之际，找来关庆福、吕建允，还有工作人员马心河，把工厂设备等作价30万元，卖给关庆福，此款已付清。另外，对厂内存货型煤进行测量、计算、作价48万元卖给关庆福。当场由马心河手写，并经吕建华、吕建允、关庆福三人签字，一式两份，吕建华一份，关庆福一份。过了几天，吕建允找吕建华要这份协议的复印件，吕建华竟谎称协议没有了。8个月后，2015年1月25日，吕建华打电话要吕建允、马新龙到他们合伙的厂办公室，把他和关庆福合伙伪造的假合同书给了原告一人一份。伪造之处：1.原协议书是现场由工作人员马心河手写的，这份假合同书是打字的，厂里没有打印机，附近也没有打字的。2.真实的协议书是现场手写后，由三人共同签字。而这份假合同只有吕建华和关庆福合伙人自己签字。明明是卖型煤却写成代卖，后来吕建华在协议上也承认是“卖厂子的存货48万元”。3.在这份合同中，把真实协议书中规定的48万元货款的最后还款期限改成最早还款期限，居然没有最后还款期限，违背常规，不合情理。现二原告手中没有那份真实的协议书，只有这份伪造的合同书。前些天，二原告与关庆福见面要款时，关庆福竟让二原告把剩下的型煤拉回去，无论原来的真协议书还是后来的假合同书都没有退货的规定，并且时隔两年，所以二原告坚决不同意退货。综上所述，由于这48万元货款是吕建允、马新龙、吕建华三人所有，而吕建华是关庆福的合伙人，所以，二原告要求二被告给付货款32万元。被告关庆福辩称:2014年4月23日买型煤厂的款中的10万元交给吕建允，次日吕建允、马心河、还有我的装卸工去清点煤，清点作价49万元，但他们给我多加了500吨煤，我认为没有这么多煤，最后定价48万，约定卖完后一次性付清，当时吕建允和马心河也在场。之后我和吕建华商量先签合同然后我给他剩余的20万，在25日我们签订的协议，26日我支付了剩余的20万，25日签合同的时候我和吕建华签订的，当时二原告没在场，4月24日我就接了厂，到5月中旬煤就大幅度掉价，这期间我卖了200多吨煤，吕建华自己卖了点，我卖了4万多元，总共卖了七八万，剩下的煤在我的厂子放着呢。清点的那些煤没有那么多，多算我500吨煤，他的煤碎的太多。被告吕建华辩称：原告所述不实，完全是自己编造的，合伙经营期间经营的很好，但后来有矛盾，无法经营，我跟马新龙多次协商不成，两原告不接手，但口头同意30万的价格可以卖厂，后来我和关庆福协商，以30万元卖给关庆福，吕建允同意给我签字，在2014年4月24日我和关庆福谈成了，当时吕建允在场，当天关庆福付给了吕建允10万元，吕建允出了收条，然后就把4月24日吕建允同意卖厂和代卖行为的协议撕了，协议达成后去清点型煤是49万多元，关庆福提出代卖型煤价格需要让价，我让了1万元，48万元，关于48万元的履行期限的问题开始我和吕建允要求在2015年1月末给付，但关庆福不同意说卖不出去，经过协商确定代卖型煤的48万给付时间是最早于2015年1月末，两原告知道后没有提出异议，没想到关庆福买了型煤后，煤大幅度降价，关庆福卖了一部分，卖出了9万元的货，我和二原告商量降价卖，二原告不同意坚持要48万，9万元至今在我手里，至今关庆福没有再卖煤，所以发生纠纷，诉讼请求不合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卖厂结算单，证明2015年１月25日煤已经卖出，48万元煤款也已经分配完毕。被告吕建华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认为48万元是债权，只是账上的统计数字，并不是现款。被告关庆福认为该证据和自己无关。本院认为该结算单是二原告与被告吕建华合伙期间的最终清算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该清算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但该协议只能证明合伙人对外享有48万元的债权，不能证明48万元的债权已经实现，故对原告马新龙的主张不予采信。证据二，型煤清单，证明厂里存煤价值是48万。被告吕建华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虽然是当时吕建允、马心河、关庆福的装卸工清点后写的数字，但并不正确，根据2013年购进原料数量就可以看出不可能有1100吨的存煤。被告关庆福认为煤实际没有1100吨，只有600吨，差了500吨。本院认为该清单是双方共同清点的结果，并能够与证据一卖厂结算清单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三、合同书1份，证明吕建华和关庆福一直承认当时的型煤作价48万。被告吕建华对证据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主张有异议，认为合同书上明确约定是代卖，煤没卖完之前不应向被告主张还款。被告关庆福对证据形式要件没异议，但认为煤不值48万元。本院认为二被告作为该合同的缔约双方，均认可该合同，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吕建华提供证据一、2013年生产销售统计表，证明卖场时存煤不够1100吨，不值48万元，从马心河记载的帐页看进原料5418.09吨，却生产出6758.7吨煤，这是不可能的，马心河记账记错了。被告关庆福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二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不足以对抗合同书及卖厂结算单，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1月30日，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与被告吕建华合伙开办了建华型煤厂，由被告吕建华作为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25日，被告吕建华与被告关庆福签订合同，将三人合伙开办的建华型煤厂卖给关庆福。其中合同第三条约定，厂内库存型煤及碎煤经双方清点后确定折合48万元，由关庆福代卖，此款待关庆福把存煤卖完后一次性付给吕建华，时间最早于2015年1月末。2015年1月25日，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与被告吕建华重新核算合伙企业建华型煤厂的剩余财产，一致同意三人均分卖厂子的存货48万元。另查，本案原告吕建允、马新龙与被告吕建华就本案争议的48万元系债权已经我院2015年11月4日作出的（2015）阳民初字第294号生效判决所确认。被告吕建华自认到目前为止，库存型煤只卖出了9万元，并在被告吕建华处。本院认为，二原告基于合伙关系主张分配合伙财产，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伙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分割48万元合伙财产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与被告吕建华系合伙关系，现三人已经终止合伙，并就合伙期间积累的合伙财产进行了分配，其中合伙企业存货作价48万元，委托被告关庆福代卖，该存货48万元为合伙期间的债权，现二原告无证据证明该债权已经全部实现，依被告吕建华自认该债权已实现了９万元，故原告只能就已实现的９万元向被告吕建华请求给付，故二原告应分得合伙财产各3万元，合计6万元，其余未实现部分作为可期待权利，只有债权实现时，才能主张给付。被告关庆福不是建华型煤厂的合伙人，与二原告及吕建华不存在合伙关系，且代卖行为尚未完成，故二原告要求关庆福与吕建华共同给付合伙分割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建华给付原告吕建允合伙分割款30000元，给付原告马新龙合伙分割款30000元，以上共计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吕建允、马新龙对被告关庆福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吕建允、马新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被告吕建华负担1144元，由原告吕建允负担2478元，原告马新龙负担24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范晓丹审判员  曹 霞审判员  李 坤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姜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