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生，男，汉族，1966年4月4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祥，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华，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政甫，男，汉族，1962年3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淅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祥，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华，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林，男，汉族，1972年9月9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祥，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华，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宝顺，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禾，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号。
法定代表人：马泽江，该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该区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秉寰，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号。
法定代表人：荣先国，该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斌，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三阳小区**栋***室。
法定代表人：熊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山，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武汉长航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尹光金，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岸区政府）、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江岸区统筹办）、武汉市振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发公司）、武汉长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航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57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祥、陈子华，被上诉人地铁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顺宝，原审第三人江岸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汪秉寰，江岸区统筹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晖，振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山，长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尹光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支付货币补偿款64016669.48元及从2013年9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和经济损失。由地铁集团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涉案房屋并不在轨道交通3号线拆迁红线范围之内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签订后的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其拆迁许可范围来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在拆迁红线范围之内错误，该许可证于2014年10月28日发放，应以原始的武土资规（岸）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其拆迁许可范围为准。（2）地铁集团出具的轨道三号线一期工程红线图中，涉案房屋在轨道交通三号线罗家庄站的拆迁红线范围内。（3）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江岸区征收中心）下发给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加盖有该单位公章的工作联系函中，已清楚表明了涉案房屋在地铁三号线拆迁范围之内。该函应是负责房屋征收事物的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对涉案房屋在拆迁红线范围内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4）武汉市国土资源与规划局于2013年8月15日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中表明建设单位是地铁集团，涉案的罗家庄长航宿舍房屋就在地铁建设项目后来增补的拟选位置内，振发公司也承认是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拆迁工作。认定涉案房屋不在拆迁红线范围之内明显与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相矛盾，有理由相信是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在事后变更了拆迁红线范围。（5）涉案房屋因拆迁受到查封限制，该限制也不是振发公司能够做到的，应该是江岸区政府确认了的。而且涉案房屋也经过了拆迁的评估机构评估，均说明涉案房屋在拆迁范围之内。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振发公司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并没有超出代理权限。一审法院混淆了“委托办理拆迁的区域范围”与“委托的权限范围”，地铁集团与江岸区统筹办签订的《委托征地合同》中，振发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以及受托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单位，确定房屋是否在拆迁红线范围之内、确定具体的被拆迁人以及确定房屋补偿价格的高低本就是振发公司受托范围之内的职责，因此拆迁征地范围并不等同于委托权限范围。在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签订的《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江岸段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以下简称《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中可以证明，拆迁红线范围内只是拆迁房屋的一个标准，受托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认定是否骑线，哪些房屋该纳入拆迁范围就是受托人的职责。即使认定振发公司超出代理权限，根据振发公司具有的一系列委托文件足以让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善意的相信振发公司有代理权。（2）一审判决认为轨道交通三号线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而工程实际完工并投入使用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晚于本案立案及开庭时间。因此在本案立案或开庭时，涉案房屋进行拆迁征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涉案房屋是在地铁集团、江岸区政府、江岸区统筹办、振发公司四方联合会议认定确属拆迁范围后，由江岸区征收中心发公函明确必须拆迁。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对房屋进行退租、清理、签订补偿协议。现在江岸区政府声称自己委托的拆迁公司超出委托权限，有违政府诚信。另外，当庭补充以下上诉理由：涉案房屋的两证已交付振发公司，《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就损失已经提交了证据，一审判决认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错误。
地铁集团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签订的《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明确了拆迁范围以规划、公示拆迁许可范围为准，涉案房屋不在拆迁红线内，振发公司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超越了授权范围。而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所称的轨道三号线一期工程红线图，是工程图，而非拆迁红线图，不能作为认定拆迁范围的依据。而且振发公司没有验收、拆除涉案房屋，地铁三号线工程已经通车，涉案房屋不在拆迁范围，也没有履行拆迁合同的必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岸区政府二审答辩称，其并非《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主体，没有履行该协议的义务。同意地铁集团的意见。
江岸区统筹办二审答辩称，涉案房屋不在拆迁范围之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应定性为房屋转让协议，因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未取得争议房屋的权证，故该合同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振发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房屋不在拆迁红线内，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与武土资规（岸）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范围没有变化，武土资规（岸）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到期后，换发的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振发公司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确超越了授权范围，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可以另行向振发公司主张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航公司同意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的上诉意见。
代林、周政甫、陈春生一审诉请：1、被告和第三人江岸区政府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2、被告和第三人江岸区政府向三原告支付拆迁货币补偿款64016669.48元，以及向三原告支付从2013年9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逾期违约金和经济损失（截止至起诉之日所产生的违约金和经济损失暂定为1066万元，具体以实际支付日为止的金额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和第三人江岸区政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1月19日，代林、周政甫、陈春生与长航公司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代林、周政甫、陈春生购买长航公司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59号1层1、2、3、4、5、6、7室及2层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武房权证市字第××、20××27、20××28、20××29、20××30、20××31、20××32、20××39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岸国用（2009）第65号】8套房屋。2012年11月22日，长航公司向代林、周政甫、陈春生开具了购房款1150万元的《收款收据》。上述房屋自2013年4月12日发证至今，仍登记在长航公司名下。2014年1月13日，振发公司与代林、周政甫、陈春生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振发公司为甲方，代林、周政甫、陈春生为乙方。经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55号证批准，甲方经地铁集团授权在该工程江岸区罗家庄实施拆迁。乙方房屋坐落在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59号1层1、2、3、4、5、6、7室及2层1室，属拆迁范围。根据《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就房屋拆迁的货币补偿达成协议如下：房屋补偿金额共计64016669.48元。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应将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及其它相关证明移交甲方，将房屋腾空经甲方验收。甲方在验收合格的同时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款34016669.48元，余额3000万元在拆除房屋之前全部付清。甲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按房屋货币补偿款的万分之二/天计算违约金进行赔付。乙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移交房屋，按房屋货币补偿款的万分之二/天计算违约金进行赔付。上述协议签订后，振发公司未对房屋进行拆迁，也未向代林、周政甫、陈春生支付拆迁补偿款。一审庭审中，长航公司认可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属人是代林、周政甫、陈春生。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0年8月18日，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签订《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约定：根据武办发【2009】22号文件及武汉市相关规定，地铁集团委托江岸区政府负责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江岸段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委托事项的范围为武汉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及区间施工用建设用地范围，建设用地范围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征地公告或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2012年12月，江岸区统筹办与振发公司签订《委托征地拆迁合同》，约定：为推进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双方就江岸区统筹办委托振发公司实施征地拆迁的有关事宜特订立本合同。委托的区域范围为：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用地范围以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详见附件1：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征地拆迁储备范围红线图）。2014年1月29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发的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地铁集团：你单位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土地储备项目建设，于2010年4月30日领取了武土资规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为江岸区建设大道、惠济一路、二七路、61195部队干休所、江大路、赵家条、江大二村等国有土地（详见拆迁红线图），拆迁实施单位是振发公司，因在规定拆迁期限内未拆完，需办理延期手续，经审查，准予延期至2014年10月30日止，特发此证。拆迁红线图显示：涉案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59号1层1、2、3、4、5、6、7室及2层1室的房屋并不在拆迁红线图范围内。目前，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已经完工，轨道交通3号线已于2015年12月28日开通投入使用。
一审法院还查明：江岸区统筹办是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岸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武文【2009】57号）和《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岸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岸发【2010】1号）精神，设立的江岸区政府的工作部门。
关于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59号1层1、2、3、4、5、6、7室及2层1室的房屋虽然权属仍登记在长航公司名下，但长航公司对该房屋属于代林、周政甫、陈春生所有没有异议，代林、周政甫、陈春生也提供了《存量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明其已实际购买该房屋，故代林、周政甫、陈春生是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关于《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以及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振发公司系受委托实施征地拆迁的拆迁人，其有权代表地铁集团进行拆迁工作，但《委托征地拆迁合同》中约定的委托区域范围为：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用地范围以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即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征地拆迁储备范围红线图。根据拆迁红线图的记载，代林、周政甫、陈春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罗家庄长航宿舍59号1层1、2、3、4、5、6、7室及2层1室的房屋并不在拆迁红线图范围内。振发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代林、周政甫、陈春生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经过了地铁集团或江岸区政府的认可或追认，振发公司系超越委托权限与代林、周政甫、陈春生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拆迁红线图对外进行了公示，代林、周政甫、陈春生提交的证据《委托征地拆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振发公司受委托拆迁的区域范围，代林、周政甫、陈春生对自己的房屋不在地铁集团对外公示的拆迁范围内的事实应当知情，其与振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主观上不构成善意。振发公司与代林、周政甫、陈春生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对地铁集团不构成表见代理，也不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原告如认为振发公司的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原告可另行主张。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虽成立，但未经地铁集团或江岸区政府追认，并未生效。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涉案房屋从未列入拆迁范围，更未实际拆迁，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对涉案房屋进行拆迁已事实上不可能，而按协议书支付拆迁补偿款以实际拆迁为前提。故代林、周政甫、陈春生要求地铁集团和江岸区政府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并支付拆迁补偿款及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违约金的请求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另代林、周政甫、陈春生未就因履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产生的经济损失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持，对其要求地铁集团和江岸区政府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代林、周政甫、陈春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5183元，由代林、周政甫、陈春生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提交了三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红线图，拟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红线内。第二组证据，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与各房屋腾退人签订的协议、房屋租赁合同等，拟证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支付房屋腾退费用183万元、对房屋改造、装修费用约300万元，加上房屋租金损失一共约2300万元。第三组证据，四张照片，拟证明地铁施工对涉案房屋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地铁集团质证认为，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红线图是施工图，而非拆迁红线图，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红线内。第二组证据超过合理损失。第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
江岸区政府、江岸区统筹办同意地铁集团意见。
振发公司认为三组证据均非新证据，不予质证。
长航公司同意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的意见。
本院审核认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提交的地铁三号线一期工程红线图是工程图，与本案争议的涉案房屋是否在拆迁红线范围内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定。
地铁集团、江岸区政府、江岸区统筹办、振发公司、长航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振发公司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涉及的问题是振发公司的签约行为是否在其代理权限范围之内，或者其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一）有关振发公司代理权限的问题
本院认为，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签订的《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约定：地铁集团委托江岸区政府负责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江岸段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委托事项的范围为武汉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及区间施工用建设用地范围，建设用地范围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征地公告或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江岸区统筹办与振发公司签订的《委托征地拆迁合同》，约定：江岸区统筹办委托振发公司实施征地拆迁的有关事宜，委托的区域范围为：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项目用地范围，以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故振发公司的代理权限范围应以拆迁许可证批准的拆迁范围为准。经由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拆迁许可证及拆迁红线图均清楚显示，涉案房屋不在拆迁范围之内，故振发公司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超越了授权范围。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以工程图主张涉案房屋在拆迁红线内，工程图仅供施工使用，不能以此确定拆迁范围，故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陈春生、周政甫、代林认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签订于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之前，应以武土资规（岸）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为准认定拆迁范围。但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并无证据证明武土资规（岸）拆许字（2010）第5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与武土资规（岸）拆许延字（2014）第101-55-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范围有变化。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推定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变更规划，既无证据支持、也无法律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主张江岸区征收中心向其发函要求配合拆迁，即代表政府主管部门对争议房屋在拆迁范围内作出了认定。但本案属于房屋拆迁，而非行政征收，不属于征收中心法定职责范围。而且该函件目前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即使江岸区征收中心曾经向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发送了函件，也不代表政府部门认定争议房屋在拆迁红线之内。陈春生、周政甫、代林还主张，争议房屋曾因拆迁而受到限制，但陈春生、周政甫、代林未提交证据支持该主张，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主张振发公司有权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振发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
本院认为，振发公司超越代理权限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因拆迁许可证已对外公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并无理由相信振发公司有代理权，而且地铁集团与江岸区政府、江岸区统筹办未追认振发公司的行为，故振发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虽然振发公司对于骑线的情况有权判断是否在拆迁范围之内，但本案争议房屋并不属于骑线的情形，陈春生、周政甫、代林以此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因振发公司超越代理权限，其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其与陈春生、周政甫、代林签订的《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对委托人不产生约束力。陈春生、周政甫、代林可另行向振发公司主张权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5183元，由上诉人陈春生、周政甫、代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浩
审判员 徐艺
审判员 兰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