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9民终50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旗，男，1964年2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素元，男，1963年6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勋，男，1960年9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蓉，女，1970年1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高，男，1959年4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顾爱萍，女，1974年4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雅，女，1976年2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倪菊萍，女，1964年10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现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述八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茂，北京京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亚慈，女，1951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才虎，江苏众连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小平，江苏众连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男，1963年2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上诉人吴红旗、李素元、张洪勋、于蓉、王建高、顾爱萍、张雅、倪菊萍八人（以下简称吴红旗等八人）因与被上诉人沈亚慈、ＸＸ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7）苏0982民初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红旗等八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判决只字不提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出示的能够证明各自出资，直接证明股东资格（身份）的证据。当庭，被上诉人沈亚慈的代理人明确回答无证据证明其具有股东身份。（2）ＸＸ、沈亚慈、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珍鹿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诉讼纠纷，在大丰区法院数年的审理之前，已经将珍鹿公司在大丰区工商管理部门冻结了相关资料（增减资料、变更登记等全部）手续。这导致上诉人这些真正股东不能正当行使工商登记的权利，使自己的投资收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3）沈亚慈转让股份的证据白纸黑字，财务记录、其本人的亲笔签字已经证明。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1）股东是否实际出资。（2）股东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并记载为股东。（3）股东名册是否有记载。（4）是否有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实收资本收据或者其他凭证）。（5）股东之间，股东之外的其他人是否有股份转让行为。（6）工商登记是否程序合法，内容正确。被上诉人已经将股份全部转让、其股东资格灭失。原判决无视下列政府行政文件（2004年9月24日《国家烟草局关于清理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问题的紧急通知》国烟监（2004）655号、2004年4月15日《关于转发〈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清理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问题的紧急通知〉的通知》苏专监（2004）110号、2004年5月14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问题的通知》国烟监（2004）207号和2004年5月14日《关于转发国家局〈清理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问题通知〉的通知》苏专办（2004）47号文件）的存在，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沈亚慈答辩称：1.我为22名股东代持珍鹿公司62.5万元的股权，目前仍为珍鹿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该股东身份经全体股东确认且经盐城中院、省高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虽然烟草局相关文件要求烟草公司职工不得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但股东股权转让应以意思自治为准，上诉人所谓的股权转让实际是为应付烟草系统要求而做的假手续，并无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3.案号为（2017）苏09民终4363号ＸＸ诉沈亚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沈亚慈是珍鹿公司的股东。ＸＸ答辩称：1、我的股份在一审的时候已经陈述过了。现在15000元的股份是上诉人承认的，但工商登记的金额是95000元。其中沈亚慈转了80000元给我。2、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沈亚慈不具有股东身份，她已经签了协议拿了钱。吴红旗等八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沈亚慈、ＸＸ无珍鹿公司股东资格；2.本案诉讼费用由沈亚慈、Ｘ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珍鹿公司设立于1996年10月18日，原名为大丰市珍鹿烟酒有限责任公司，后于1997年3月2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珍鹿公司历次章程载明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为：股东转让出资必须经全体股东大会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方可转让。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04年7月12日以前珍鹿公司的股权构成、法定代表人等公司状态与同时期工商部门登记的状态一致，其中注册资金为103.5万元，股东共计24人，分别为沈亚慈（62.5万元）、武月侠（4.5万元）、王建高（4.5万元）、张雅（4.5万元）、陆华（3万元）、于蓉（2.5万元）、ＸＸ（1.5万元）、杨桂萍（1.5万元）、顾爱萍（1.5万元）、吴红旗（1.5万元）、贾承顺（1.5万元）、陈芹（1.5万元）、阮柯华（1.5万元）、倪菊萍（1.5万元）、谢佩珞（1.5万元）、李素元（1万元）、张洪勋（1万元）、陈建平（1万元）、陈凤楼（1万元）、李永德（1万元）、陈平（1万元）、唐继勋（1万元）、朱崇仪（1万元）、李明生（0.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沈亚慈。沈亚慈的62.5万元股权系为22人代持，分别为沈波（沈亚慈之女）、王爱庆、陈玲玲、徐永刚、郑萍、王云、徐恺、杨志琴、杨锡平、高劲松、陈雷、华云兰、吴海燕、周剑、陈威、吴索南、胡文莉、林雁等18人每人3万元，宗白桦、顾华萍、沈翠兰等3人每人2万元，何蕾2.5万元。该22人均为江苏省烟草公司大丰市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正式职工家属、子女。目前，珍鹿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人数为25人，注册资本为104.5万元，其中除沈亚慈股权变更为54.5万元、ＸＸ股权变更为9.5万元、李永德（1万元）退股、新增姚婷（1万元）、钱越华（1万元）外，其余股东及股权金额同上，法定代表人为ＸＸ。其中，ＸＸ、顾爱萍、杨桂萍、陈建平、张雅、李素元、王建高、李明生、张洪勋、于蓉、倪菊萍、吴红旗等12人为珍鹿公司职工，朱崇义、陈平、陈凤楼、武月侠、唐继勋、谢佩珞、沈亚慈等7人是烟草公司正式职工，陆华、贾承顺、陈芹、阮柯华、姚婷、钱越华等6人是烟草公司职工家属。2014年7月18日，沈亚慈以珍鹿公司为被告，ＸＸ等人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珍鹿公司2004年7月12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7.12决议）、2004年10月11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10.11决议）不成立。其中7.12决议载明：“公司于2004年7月12日，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就公司董事会改组、新增股东和股本变更、分支机构的撤销问题进行讨论协商，现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沈亚慈同志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解散公司董事会和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ＸＸ同志为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解散公司监事会，选举顾爱萍同志为监事。2、同意新增股东两名，姚婷投资10000元、钱越华投资10000元。因李永德股东病故，同意退股10000元。同意ＸＸ股东增加股本80000元，同意沈亚慈股东减少股本80000元。3、同意撤销大桥、三龙两镇名烟名酒商店。以上决议由财务部门负责办理注册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特此决议”。10.11决议载明：“公司于2004年10月11日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就股东股权转让的问题进行了协商，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同意ＸＸ股东接受沈亚慈股东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金额为305000元。2、同意杨桂萍股东接受股权转让285000元，其中沈亚慈转让股权240000元，武月侠转让45000元。3、同意陈建平股东接受股权220000元，转让股权方为陆华30000元、王建高30000元、张雅30000元、于蓉10000元、姚婷10000元、钱越华10000元、贾承顺15000元、陈芹15000元、阮柯华15000元、谢佩珞15000元、陈凤楼10000元、陈平10000元、唐继勋10000元、朱崇仪10000元。4、股东股权转让、接受双方另订股权转让协议。特此决议”。该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2014）大商初字第0445号民事判决书，以珍鹿公司全部股东并未就议决事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且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为由认定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自始不存在，判决确认该两份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该判决现已生效。2004年10月11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三份，其中一份落款人为ＸＸ与沈亚慈，载明“经公司10月11日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沈亚慈股东将股权转让给ＸＸ，经转让方与接受方协商同意，订立协议如下：一、沈亚慈股权转让给ＸＸ305000元。二、订立协议后，接受股权方承认大丰市珍鹿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将出资额交足，以（出）资额享受权益，承担出资责任。三、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转让股权人：沈亚慈，接受股权人：ＸＸ，2004年10月11日”。其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为转让人沈亚慈（24万元）、武月侠（4.5万元）、受让人杨桂萍；转让人陆华等14人（22万元）、受让人陈建平。2004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期间，沈亚慈及王建高、张雅、武月侠、陆华、于蓉等16人陆续从珍鹿公司处领取81万元，但沈亚慈否认收到的54.5万元为股权转让金，其名下珍鹿公司股权仍登记为54.5万元，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珍鹿公司账面同时反映于2004年10月29日向沈亚慈代持股的郑萍（徐迎晨）、吴海燕、顾华萍（戴建坤）支付（退股金）计8万元，于2004年7月15日收到ＸＸ增加的8万元股权对应现金8万元，于2004年11月11日收到ＸＸ、杨桂萍、陈建平三人受让股权所交现金30.5万元、28.5万元、22万元。2015年5月10日，沈亚慈与吴红旗等人召开珍鹿公司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形成2015年5月10日的珍鹿公司章程，决定恢复珍鹿公司2004年7月12日之前的工商登记状态，并向工商登记部门提出变更登记申请。2015年5月11日，ＸＸ以沈亚慈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双方间签订的305000元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合法有效，沈亚慈履行协助办理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义务，该院以（2015）大商初字第00241号案号立案受理，并于该案审理中依ＸＸ的申请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大商初字第002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暂停办理珍鹿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行为，致沈亚慈与吴红旗等人依照2015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未能落实。2016年6月1日，该院作出（2015）大商初字第002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ＸＸ的诉讼请求。ＸＸ不服该判决，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9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9民终3201号民事裁定，发回该院重审，该案尚未有最终的生效判决。原审另查明，珍鹿公司7.12决议、10.11决议以及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其发生的背景为国家烟草局在2004年4月、9月分别下发国烟监[2004]207、655号文件，文件要求所有在与烟草主业关联企业参股入股的烟草公司干部职工均要退出。该院在审理（2014）大商初字第0445号案件中调取的大丰烟草局2004年9月29日的党组会议记录载明“……柏春林（时任大丰烟草局局长）：……我们可以暂时以大家当初入股的数额先分红给大家，做得象退了股的样子，余下的部分仍然留在珍鹿公司继续经营。这样对上也就说得过去了，对职工来讲还是个好事。对职工来说是分红，对上级来说是退股，叫珍鹿公司要办好我们所有烟草职工每个人的股权代持手续，等过了这阵子再还原我们所有烟草职工各人的股权，防止时间长了说不清，到时候职工找我们要股权我们还没法交待……”；2006年12月15日的会议记录载明“……柏春林：……商量一下怎么办理相关股权的还原手续，防止时间长了以后说不清，因为04年转股时职工都不愿意转股签字，他们这几年一直来找我质问我……这事就请志峰尽快找ＸＸ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理相关股权的还原手续……”；2007年1月5日的会议记录载明“……陈志峰：上次会议安排我找珍鹿公司他们办理职工股权的还原手续，珍鹿公司ＸＸ说：‘当时转股时按照你们烟草公司领导的要求转股的，但是我在跟他们办手续时，他们一直也不肯签字，现在叫我办还原手续我没法办。现在我只有给你们烟草公司领导一个承诺：现有资产不动，确保保值，烟草公司的25名职工享有原有股权。’他们还承诺：根据目前珍鹿公司实际情况，每年为烟草公司25名职工保证分配红利，每人伍仟元……”。后珍鹿公司向沈亚慈等人每年发放5000元直至2013年春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沈亚慈、ＸＸ是否将其所持有的珍鹿公司的股权转让（退股）给珍鹿公司。首先，各方当事人均不否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形成的起因在于烟草系统发文清理烟草公司职工在关联企业参股入股的问题，第三方即大丰烟草公司（又名大丰市烟草专卖局，二块牌子、一套班子）党组会议记录的内容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当时签订股权转让的真实情况及背景，结合会议记录的内容，沈亚慈的退股是为了应对上级政策中不允许烟草局职工持股的要求而做的手续，同时，现有的证据也仅能反映沈亚慈做了转股给ＸＸ及杨桂萍的手续，吴红旗等八人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沈亚慈退股；审理中其认可ＸＸ在2004年7月12日前持股1.5万元，现也不否认ＸＸ仍持股1.5万元，其诉称ＸＸ领取了原始股的转让金与事实相悖。其次，吴红旗等八人称珍鹿公司支付给了沈亚慈等16人81万元的所谓“退股金”，大丰烟草局党组会议对该“退股金”记录载明：“暂时以大家当初入股的数额先分红给大家，做得象退了股的样子，余下的部分仍然留在珍鹿公司继续经营。这样对上也就说得过去了，对职工来讲还是个好事。对职工来说是分红，对上级来说是退股”，故“退股金”应理解为16名股东自珍鹿公司处领取的分红，吴红旗等八人无充分证据证明沈亚慈领取其中的54.5万元“退股金”的真实意愿即是从珍鹿公司退股。即使沈亚慈领取54.5万元为退股，现有证据也仅能表明是将其股权转让给ＸＸ及杨桂萍，应由ＸＸ、杨桂萍将受让款股权对应交给珍鹿公司，珍鹿公司仅是转手交给沈亚慈而已。况且当时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出资后不得抽回出资，珍鹿公司当时也未至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减资登记。第三，珍鹿公司现有工商登记股东人数为25人，其中沈亚慈股权为54.5万元、ＸＸ股权为9.5万元；吴红旗等八人所提交的2015年5月10日珍鹿公司章程虽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但除于蓉外，其余7名原告均在章程尾部股东处签名，该公司章程上载明沈亚慈股东出资额为54.5万元、ＸＸ股东出资额为9.5万元，说明8名原告中的7名是认可沈亚慈、ＸＸ为珍鹿公司股东，且出资额（股权）分别为54.5万元、9.5万元，与吴红旗等八人现陈述沈亚慈于此前的2004年10月退股相矛盾。综上，吴红旗等八人主张沈亚慈、ＸＸ已将股权全部转让（退股）给珍鹿公司依据不足，继而请求确认沈亚慈、ＸＸ无珍鹿公司股东资格，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04年8月28日主席令第20号公布）第二十二条、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吴红旗等八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吴红旗等八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吴红旗等八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吴红旗等八人提供的十份证据，其中大部分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交，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陈桂珠的证言，因其陈述内容不够清晰，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ＸＸ诉沈亚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的305000元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有效；沈亚慈履行办理股权转让的登记义务，将沈亚慈在工商档案中持有的在珍鹿公司305000元的出资登记至ＸＸ名下，该案已经本院终审判决，驳回了ＸＸ的诉讼请求。本院再查明，二审庭审中，吴红旗等八人明确表示对ＸＸ的股东身份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亚慈是否具有珍鹿公司的股东身份。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截至2004年7月12日以前，珍鹿公司注册资本为103.5万元，股东为24人，沈亚慈股份为62.5万元，其系代大丰烟草公司职工家属、子女代持股份。因2004年国家烟草总局两次发文，要求所有在与烟草主业关联企业参股入股的烟草公司干部职工均要退出。在此背景下，2004年10月11日沈亚慈与Ｘ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沈亚慈将305000元股权转让给ＸＸ，另外又将24万元股权转让给杨桂萍，但股权受让人并未向沈亚慈支付对价，各方当事人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沈亚慈所代表的隐名股东虽然从公司取回了与出资金额相对应的款项，但珍鹿公司并未就此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大丰烟草公司的相关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所谓的股权转让及退股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政策要求，沈亚慈并未有真实的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虽然大丰烟草公司的会议记录与上级政策相悖，但是系当时客观事实的反映，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ＸＸ诉沈亚慈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终审判决已经驳回了ＸＸ要求确认其与沈亚慈于2004年10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要求沈亚慈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因此沈亚慈仍然具有珍鹿公司的股东身份。此外，在2015年5月10日八名上诉人中除于蓉外还与沈亚慈等召开珍鹿公司股东会，并在当时形成的章程上签名，说明在此时除于蓉外的七名上诉人仍然认可沈亚慈的股东身份，在未出现新的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下，现其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沈亚慈不具有珍鹿公司股东身份，明显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吴红旗等八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吴红旗、李素元、张洪勋、于蓉、王建高、顾爱萍、张雅、倪菊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维群代理审判员  胥 霞代理审判员  钟红梅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