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廊民一终字第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淑萍，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潘启民，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培军，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上诉人曹淑萍因与被上诉人何培军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大厂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何广贵与李玉书于1971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女何俊及被告何培军。李玉书于1991年去世。1992年6月24日，何广贵与原告曹淑萍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8年11月27日，何广贵与被告何培军订立赠与合同一份：“一、赠与人（何广贵）在大厂县夏垫镇北坞二村有房产一处，包括三间正房三间西厢房，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大厂集用（2）字第07-398号，现赠与人何广贵自愿将上述房产全部赠与给受赠人何培军一人所有，赠与人保留终生居住权。二、受赠人（何培军）自愿接受赠与。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该赠与合同于当日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公证处（2008）大证民字第302号公证书进行了公证。另据已生效的（2012）大民初字第75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1995年，何广贵与原告曹淑萍购买了大厂县夏垫镇北坞二村南五门南里33号房屋三间，2003年又建造了厢房三间。2012年5月何广贵因病在围场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原告曹淑萍与被告何培军协商为何广贵治病一事，被告何培军书写了一份证明，内容为“证明现北坞有房产一处，因何广贵我老伴有××，需拿房卖掉来看病。日期：2012、5、13号。”原告曹淑萍在证明上签了字，内容为“同意曹淑萍”。曹淑萍签字后，何培军将何广贵转往北京市天坛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5月14日，被告何培军与李光华、杨莉夫妇签订了买卖房屋证明及收款证明，将诉争房屋以80000元价格变卖。何广贵于2012年5月28日因病去世。何培军为何广贵办理了后事。在（2012）大民初字第751号案卷曹淑萍、曹冀湘、何培刚与何培军继承纠纷一案中，何培军向法院提交了何广贵生前在北京天坛医院住院期间医疗费票据21张，支付28611.22元；由承德围场的治疗医院转往北京天坛医院的120转院费用4600元、住宿费及就餐费票据两张4364元、北京天坛医院护工费2250元、误工费及交通费2700元、丧葬费用支出40761元，合计支出83286.22元。对上述费用支出证据，经法院调取卷宗并向原、被告出示、释明，原告拒绝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案外人何广贵与原告曹淑萍1992年6月24日登记再婚，1995年二人购买了涉案诉争房屋，2003年增建了厢房。基于上述行为均系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上述财产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被告虽抗辩何广贵购买上述房屋的资金，系源于何广贵再婚前出卖围场房屋价款所得，应属于何广贵再婚前个人财产，但因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法院不予采信。2008年11月27日，何广贵将上述诉争房产通过签订赠与合同及司法公证的形式，赠与被告何培军。但赠与合同签订后，受赠人何培军并未对涉案房产进行任何处分，亦未对原告的财产权益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故被告无需对原告承担侵权责任或民事责任。2012年5月，何广贵在围场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原告向被告出具书证一份，“证明，现北坞有房产一处，因何广贵我老伴有××，需拿房卖掉来看病，日期：2012、5、13号。”原告曹淑萍在证明上签署“同意曹淑萍”字样，该书证从形式、内容上均体现了曹淑萍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原告签署的书面同意证明，被告将涉案房产向案外人李光华、杨莉夫妇变卖80000元，并将变卖房屋所得价款均用于何广贵的住院治疗及后事处理，进一步佐证了被告变卖涉案房产的真实意图。同时，被告代表原告完成了在书面证明上签字的真实目的，故应视为原、被告构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即原告承担。原告虽主张在证明上签字系因受到被告及其近亲属强迫所致，但结合签字地点系在围场县人民医院的公共场所，以及原告的近亲属曹淑华、会白玉、李亚茹等多人在场的证人证言进行综合考量，该书证的字面内容体现了行为人迫于家庭困难，变卖房产以求将患者转院到医疗条件明显优越的北京治疗，最大限度地挽救何广贵的生命××，符合公序良俗，于情于法不悖。原告事毕翻悔，有违诚信。被告取得原告在书面“证明”上签字的过程或有瑕疵，但其迥异于法律上的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被告作为代理人完成委托任务，符合被代理人即原告在“证明”上署名时的真实意思，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故原告的主张因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三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曹淑萍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曹淑萍负担。
上诉人曹淑萍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本案诉讼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赠与合同发生纠纷案件，被上诉人持有的赠与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撤销或宣告无效，同时返还涉案房屋院落的50%。为了证实自己的合理合法主张，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了1－5号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本案的核心是赠与合同纠纷，并不是继承纠纷，原审法院致使证据充分的上诉人败诉，而始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的被上诉人胜诉，有法不依，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何培军答辩称，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我在一审已经详细陈述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二审不再重复，坚持一审庭审中的意见。上诉人提交的1－5号证据我方不予认可。我父亲赠与给我的房产我也没有履行完毕，我父亲赠予我的房产与上诉人没有关系，是我父亲卖掉其我母亲的房子在围场购买的。我没有侵权的行为，我没有必要承担侵权责任。卖了房子给我父亲治病也是经过上诉人同意的，并且已经签字，财产已经没有了，赠与合同没有意义了。上诉人想要撤销公证书及赠与合同，赠与合同本身就是我父亲的真实意愿，也经过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一审时上诉人已经知情，但当时也没有主张撤销，现在上诉人主张已经超过了法律的诉讼时效。现在赠与书是否有效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房子经过上诉人的同意已经卖了，并且卖了的钱给我父亲治病及办理后事。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2012年5月经上诉人书面签字同意将涉案房产卖掉来支付何广贵看病费用的事实，体现了行为人迫于家庭困难，变卖房产以求将患者何广贵转院到医疗条件优越的北京治疗，最大限度地挽救何广贵的生命××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签署的书面同意证明，将涉案房产向案外人变卖了80000元，并将变卖房屋所得价款均用于何广贵的住院治疗及后事处理，符合生活常理，亦不违反法律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上诉人虽主张在证明上签字系因受到强迫所致，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该房产已处分完毕的情况下，上诉人再主张撤销赠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于法有据，于情不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曹淑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宗发
审 判 员 柴秋芬
代理审判员 杨学军
二０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于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