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英，女，196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冀徽，北京尚荣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汛桥镇利丰村。
法定代表人：林国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炜，浙江时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英因与被上诉人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30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临海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临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英应当返还涉案款项，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款项为介绍费不符合商业惯例，缺乏证据证明。已经生效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1008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087号判决）中已经查明，北京迈达同凯进出口贸易中心（以下简称迈达中心）是在零利润的情况下，将其在原田（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田公司）购买的两套HIMSEN9H32/40P主引擎（以下简称主引擎）卖给了临海公司，而追求利润是商业行为的核心目标，李英作为迈达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付出了大量的劳务，向临海公司收取一定的介绍费合情合理，符合商业惯例，一审法院判决对此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2.一审法院判决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款项因《供货合同》而发生并存在关联关系，且系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合同关系发生的款项”。涉案款项确与《供货合同》存在关联关系，但一审法院判决对于涉案的款项的性质并未能明确。在已经生效的东城法院10087号判决中已经否定了临海公司对于涉案款项系货款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应当认定李英的主张，即涉案款项是临海公司支付的介绍费，一审法院判决无权作出双方当事人主张以外的第三种解释。3.一审法院判决以《供货合同》解除为由，判决李英返还涉案款项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现《供货合同》已经人民法院确认解除，故该款项亦应予以返还”。已经生效的东城法院10087号判决已经查明，《供货合同》之所以没有履行，是因为临海公司违约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所导致，故《供货合同》虽然解除，但作为介绍人的李英并无任何过错，其居间介绍行为已经完成，作为违约方的临海公司无权要求李英返还介绍费。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临海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1.宁波海事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临海公司向其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能使诉讼时效中断。早在2009年临海公司已将李英作为被告之一向东城法院提起诉讼索要涉案款项，可见临海公司对于本案应由何地法院管辖是明知的,临海公司在明知宁波海事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仍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2.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柴木巷24号（以下简称柴木巷24号）不是李英的户籍所在地，临海公司向柴木巷24号邮寄《催讨函》的行为，不能视为信件到达了李英，不能产生使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李英的户籍所在地于2009年4月25日由柴木巷24号迁移至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崇盛里5幢3单元601室，又于2014年12月19日再次迁移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兰桂花园11幢A座101室。在此期间李英与临海公司双方已经在东城法院进行了诉讼，在诉讼中临海公司已经知悉李英户籍情况以及在北京市的居住地且有李英的联系方式，在此情况下，临海公司于2015年向柴木巷24号邮寄《催讨函》的行为不能视为信件到达了李英，不能使诉讼时效中断。
临海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临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英返还临海公司58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12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李英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英系原合伙企业迈达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合伙人。
2007年11月26日，为购买主引擎，陈仙德代表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供货合同》1份。《供货合同》约定：需方有意购买两套主引擎，商品以美元计价，合同中提供的货物价格为CIF中国宁波港报价，具体价格为每台价格1412400USD，两台总价为2824800USD。临海公司于2007年12月25日给付迈达中心预付货款6228684元，迈达中心给临海公司出具正式发票。同日，李英给陈仙德出具收条1张，写明：“收到陈仙德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后李英向梁建华支付了1800000元介绍费。2008年12月19日，陈仙德代表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如下内容：今协商双方对2007年11月25-26日签订的合同中涉及的两台主机钢号为SD711、SD712船用柴油发动机为陈仙德先生所购买，购买船厂为临海公司。后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因该《供货合同》产生纠纷，于2009年4月22日向东城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迈达中心、李英、王凤连，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与迈达中心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供货合同》；并要求迈达中心退还预付款6543334元、赔偿损失2100000元；要求李英、王凤连对上述迈达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东城法院于2010年4月8日作出了（2009）东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102号判决），判令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解除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供货合同》，退还临海公司预付款6543334元，并赔偿损失50000元；李英和王凤连对迈达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各方当事人均不服该4102号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书，撤销东城法院4102号判决，发回东城法院重审。重审案件的诉讼主体变更为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2011年12月15日，东城法院判决解除迈达中心与临海公司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供货合同》，并判令迈达中心退还临海公司预付货款743334元。由于迈达中心在该诉中表示同意解除《供货合同》，故该10087号判决确认的解除《供货合同》的理由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对于涉案的5800000元，东城法院认为，由于7600000元是李英收取，且7600000元不是买卖合同的预付款，现梁建华（案外人）已经退还给临海公司的1800000元系李英支付给梁建华的介绍费，故临海公司应当向李英主张权利，而其要求迈达中心退还剩余的5800000元，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2013年12月12日，临海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英返还76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宁波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了预登记，案号为（2013）甬海法立调字3号。
2015年11月28日，临海公司与案外人李帆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临海公司对李英享有的5800000元债权转让给李帆。
2015年12月10日，临海公司向浙江省临海市公证处申请公证，浙江省临海市公证处派员见证了临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国福来到位于浙江省临海市区台州府路189号的临海市邮政局台州府路营业处，将《催讨函》、《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以特快专递形式寄给李英，交给该营业处工作人员密封、执收的整个交寄过程。该次邮寄的地址为李英的户籍所在地柴木巷24号。浙江省临海市公证处还证明，与该公证书粘连的《催讨函》、《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复印件与申请人临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国福于2015年12月9日邮寄给李英的《催讨函》、《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原件相符。
2016年6月15日，李帆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李英不当得利纠纷，要求李英返还款项5800000元。2016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2民初16097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6097号裁定，认定李帆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临海公司已确定享有5800000元的债权，在此前提下李帆基于转移债权的情形向李英主张权利，双方之间并非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驳回了李帆的起诉。李帆不服16097号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7）京02民终43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439号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16097号裁定。
2017年2月26日，李帆与临海公司签订《协议书》，协商解除了双方于2015年11月2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将涉案债权回转给了本案临海公司。
一审法院另查：李英有效期为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的暂住证显示，该段期间内李英的户籍所在地为柴木巷24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5800000元的权利主体；二、涉案5800000元的性质及是否应当返还；三、临海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李英应当承担返还义务的时间点。
一、涉案5800000元的权利主体。
涉案的5800000元系2007年12月25日由陈仙德交付给李英。李英出具了收条并写明：“收到陈仙德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陈仙德在东城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案件、（2010）东民初字第10087号民事案件、一审法院（2016）京0102民初16097号民事案件中均陈述，该款系陈仙德代表临海公司支付给李英的预付款，且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显示陈仙德系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及履行《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代表。2015年11月28日，临海公司将涉案的5800000元债权转让给李帆。2017年2月26日，李帆又将涉案债权回转给了本案临海公司。故涉案5800000元的权利主体为本案临海公司。李英主张不是涉案5800000元的权利主体，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此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涉案5800000元的性质及是否应当返还。
涉案的5800000元系2007年12月25日由陈仙德交付给李英。李英出具了收条并写明：“收到陈仙德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陈仙德在东城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案件、（2010）东民初字第10087号民事案件、一审法院（2016）京0102民初16097号民事案件中均陈述，该款系陈仙德代表临海公司支付给李英的预付款，且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的《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显示陈仙德系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及履行《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代表。李英主张陈仙德支付的7600000元系签订《供货合同》的介绍费，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且相对于《供货合同》的货款总额2824800美元，7600000元的介绍费缺乏商业惯例的支撑；李英系迈达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合伙人，其在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的交易中收取介绍费也不符合商业惯例；李英亦未证明其与陈仙德存在本案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而已经生效的10087号判决否认了该款的预付货款性质，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涉案的5800000元是因2007年12月26日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的《供货合同》而发生并存在关联关系，且系临海公司与李英之间存在的某种合同关系而发生的款项，现《供货合同》已经人民法院确认解除，故该款项亦应予返还。李英关于涉案款项不应予以返还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三、临海造船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的方式主张权利，信件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根据查明的事实，已经生效的10087号判决确认了临海公司主张返回5800000元权利的主体是李英，该10087号判决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于2012年2月26日生效。2013年12月12日，临海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英返还7600000元，宁波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了预登记。2015年12月10日，临海公司向李英的户籍所在地柴木巷24号邮寄《催讨函》、《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故临海公司向李英的户籍所在地发送信件，应视为该信件应当到达。2016年6月15日，《债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李帆向一审法院起诉李英不当得利纠纷。综上可以看出，临海公司一直在以各种途径和形式向李英主张权利，上述三个行为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本次临海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李英关于临海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四、李英应当承担返还义务的时间点。
2011年12月15日，东城法院10087号判决确认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供货合同》解除，并退还临海公司预付货款7433314元。但该10087号判决并未确定《供货合同》解除的时间，由于迈达中心在该诉中表示同意解除《供货合同》，故该10087号判决确认的解除该《供货合同》的理由是双方协商解除，故解除该《供货合同》的时间点应为迈达中心与临海公司合意解除《供货合同》的时间，亦即迈达中心在东城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10087号民事案件中表示同意解除《供货合同》的时间。临海公司、李英均未举证证明该时间点，故一审法院确认该《供货合同》解除的时间为该10087号判决作出之日，即2011年12月15日，故李英应从2011年12月15日起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亦开始承担逾期返还款项的赔偿责任。临海公司主张李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其损失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要求李英自2007年12月25日承担赔偿责任的认识有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李英另外抗辩临海公司多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李英向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返还五百八十万元，并赔偿临海市弘州造船有限公司利息损失（自2011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五百八十万元为本金，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李英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李英和临海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陈仙德系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及履行《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临海公司的代表，且涉案的5800000元系2007年12月25日由陈仙德交付给李英，同时李英出具收条亦写明：“收到陈仙德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另陈仙德在东城法院（2009）东民初字第4102号民事案件、（2010）东民初字第10087号民事案件、一审法院（2016）京0102民初16097号民事案件中均陈述该款系陈仙德代表临海公司支付给李英的预付款，为此一审法院认为相对于《供货合同》的货款总额2824800美元，7600000元的介绍费缺乏商业惯例的支撑，李英系迈达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合伙人，其在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的交易中收取介绍费也不符合商业惯例具有事实基础。现李英亦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与陈仙德存在本案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5800000元是因2007年12月26日临海公司与迈达中心签订的《供货合同》而发生并存在关联关系，系临海公司与李英之间存在的某种合同关系而发生的款项，现《供货合同》已经人民法院确认解除，该款项亦应予返还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并无不妥。
由于已经生效的10087号判决确认了临海公司主张返回5800000元权利的主体是李英，该10087号判决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于2012年2月26日生效。2013年12月12日，临海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英返还7600000元，宁波海事法院对该案进行了预登记。2015年12月9日，临海公司向李英的户籍所在地柴木巷24号邮寄《催讨函》、《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二条、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本案临海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妥之处。
综上所述，李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李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东
审 判 员 周 维
审 判 员 孙 盈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笑文
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