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7民再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慧琳，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金，常德市法学会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国富（曾用名代国富），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湖南宏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明富，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何慧琳因与被申请人戴国富、汪明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常民二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湘民申56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慧琳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5）常民二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和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01905号民事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所涉安置房的土地系划拨土地，转让房地产时直至起诉前都没有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应认定无效，原判认定《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协议》有效适用法律错误。且转让协议没有申请人的签名，即便是按照戴国富提供的假委托书，转让事务也超越权限，对申请人不具有约束力；2、原判认定“该房屋对汪明富而言为必须，对何慧琳而言非必须”缺乏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应依法返还给何慧琳。戴国富辩称，何慧琳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依据，本案所涉房屋不应返还给何慧琳。请求驳回何慧琳的再审请求。汪明富辩称，本案转让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汪明富购买的不是房屋，而是基于何慧琳所享有的一种安置权利和资格；汪明富与何慧琳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委托书是否有效，戴国富是否超过委托权限，与汪明富无关；何慧琳接受戴国富给付的5万元，证明何慧琳对买卖行为的认可。请求驳回何慧琳的再审申请。何慧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戴国富以何慧琳名义与汪明富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为无效合同；2、戴国富、汪明富在本案生效后30日内返还何慧琳享有的常公（2011）第0169号的安置房（面积150M2，戴家岗二期安置小区7栋2单元403号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1月，何慧琳与前夫刘亚经武陵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后长期在广西桂林务工，其户籍留在常德市武陵区柳叶湖戴家岗村6村民组未迁出。何慧琳离婚后未在该村组建有房屋，未承包经营土地，也一直未在此居住。2009年常德市人民政府拟征收戴家岗村集体土地，对原戴家岗村居民进行安置。原告因长期居住在桂林，拆迁安置期间未回戴家岗村办理拆迁安置相关手续，遂委托戴国富办理拆迁补偿相关事宜。经戴国富办理，何慧琳于2011年9月取得了常公（2011）第0169号《常德市柳叶湖公寓楼安置资格证书》，获得了150M2的安置资格。2011年9月30日，戴国富在本村村民雷光裕（何慧琳表兄）、陈建国（戴家岗村6村民组组长）及戴家岗社区工作人员代利本、代四军、戴明权的见证下以何慧琳名义与汪明富（本村村民）签订了《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以240000元价格将何慧琳取得的常公（2011）第0169号150M2的安置资格转让给了汪明富。汪明富向雷光裕、戴国富支付现金240000后，以何慧琳名义取得了戴家岗二期安置小区7栋2单元403号150.8M2的房子，并支付购房款111150元。雷光裕与戴国富收得240000元现金后，在国庆期间随何慧琳母亲一起前往桂林何慧琳处向其交付钱款。在何慧琳认可授意下，雷光裕回常德后将50000元转入其妹何慧丽名下账户，剩余190000元未交付给何慧琳。汪明富在2014年取得安置房并装修入住。在此期间，何慧琳未支付任何购房款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的效力问题。何慧琳诉称其未委托戴国富办理拆迁补偿等相关事宜，即使委托，也仅是办理拆迁安置房相关手续，并无安置房买卖的委托。戴国富辩称该委托包括何慧琳委托其处理安置房的权限，汪明富也认同戴国富的辩称。法院认为，何慧琳虽否认《委托书》为自己所签，但未申请鉴定，且何慧琳在诉状事实与理由及庭审中均自认委托戴国富负责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法院认为该委托真实存在，且该委托中戴国富办理拆迁补偿相关手续的权限不明确。何慧琳虽在诉讼中不予认可委托其处理安置房的权限，但何慧琳收受了雷光裕及戴国富给予的部分买卖安置资格转让款即50000元，何慧琳亦未证实该笔款项属于拆迁补偿及其他来源。本案中，何慧琳与戴国富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因代理权限不明确，虽有代理权限争议，但并不影响汪明富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实。经过其表兄雷光裕及本村6组组长陈建国见证，汪明富与何慧琳委托代理人戴国富签订协议，交付现金240000元用于购买其安置资格，并另行支付111150元购买安置房，且现已装修入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该协议效力及于被代理人何慧琳及汪明富。对于何慧琳诉请戴国富与汪明富签订的协议无效及返还房屋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何慧琳因与戴国富的代理权限争议及造成的损失，何慧琳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何慧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何慧琳承担。何慧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18日，常德市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常征方字（2009）第925号]，征收了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戴家岗社区戴家岗六组水田30.009亩；农村道路0.4605亩；村庄工矿用地1.38亩。该《公告》载明：安置补助费标准及安置办法为：水田年产值1700元/亩，补偿倍数4-8倍；其他土地按临近稻田补偿标准。安置办法采取货币补偿安置，自谋职业。其安置补助费支付到被征地的村、组，由其依照有关规定统筹安置。何慧琳因长期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在拆迁安置补偿期间未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手续，致其未被安置补偿。为获得遗漏的补偿安置，何慧琳与其母亲一同找其表兄雷光裕帮忙；经雷光裕介绍，何慧琳认识了雷光裕妻弟戴国富，并委托戴国富为其补办安置补偿的相关手续。2011年9月12日，何慧琳向戴国富出具了《关于办理拆迁补偿手续代办的委托书》（以下简称《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我是柳叶湖开发区戴家岗六组村民何慧琳，由于土地征收及拆迁，本人的户口一直在本村6组入户，因本人长期在外不能及时回家办理拆迁补偿手续，现特委托戴家岗4组村民戴国富全权办理补偿各项手续为盼，特此委托”。在二审庭审时，戴国富与汪明富均认可在签订《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时，已向汪明富出示了该《委托书》。本案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国富有无权利处分其受托为何慧琳取得的安置房资格；《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是否无效；汪明富应否返还安置房实物给何慧琳。根据常德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之房屋拆迁安置的相关规定，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农村居民住房被拆迁后，有安置房安置补偿和货币安置补偿等方式供被安置人选择，而安置房安置补偿又需经一定程序确定。何慧琳出具给戴国富的《委托书》只载明办理拆迁补偿各项手续，并未明确必须是安置房实物补偿。本来戴国富为何慧琳无论是取得安置房实物还是相应的货币补偿，均不违反何慧琳的本意及授权。但戴国富一旦为何慧琳选择安置房实物补偿方式，就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转交安置房实物给何慧琳；受托人戴国富要改变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形态，则应有何慧琳的再授权或由其认可。戴国富以何慧琳的名义与汪明富签订《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时，虽有何慧琳表兄雷光裕及戴家岗村6组组长陈建国见证，但依据戴国富向汪明富出示的何慧琳的《委托书》的书面记载，戴国富出售为何慧琳取得的安置房资格，仍属超越代理权限；戴国富辩称出售安置房资格之时，雷光裕已打电话告知何慧琳并得到了何慧琳同意，但因何慧琳否认且戴国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采信，何慧琳上诉称“戴国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特征”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虽然《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属戴国富无处分权时缔结，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并非无效合同，何慧琳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戴国富出售何慧琳的安置房资格后，与雷光裕、何慧琳母亲一同前往桂林向何慧琳交付所得的部分价款，该事实虽不能佐证何慧琳全部认可戴国富的处分行为，但至少可证明何慧琳可接受货币安置补偿的方式，并非非要安置房实物不可；况且，何慧琳仅取得安置房资格证书，没有参加选房及公寓楼入住结算，支付安置房购房价款，没有取得安置房的完全物权，不能行使物上请求权；即使《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无效，由于汪明富已支付了安置房资格的转让款以及买卖安置房的购房款，并已装修入住实际使用多年，该房屋对汪明富而言为必须，对何慧琳而言并非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也可不予返还原物；因此，对何慧琳要求返还安置房实物的诉讼请求可不支持。何慧琳如因戴国富等人的代理行为、处分行为遭受损失，可另行向相关责任人主张债权请求权。何慧琳所称“戴国富向其隐瞒处理委托事务的真实情况，没有如实报告何慧琳已取得安置房资格的事实，谎称只获得了50000元的安置补偿款，诱使何慧琳接受该50000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对该事实不能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按照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寓楼安置的规定，国土资源部门受理安置房资格申请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会审，并将会审结果在安置对象所在村（社区）公示2次以上，并在网上发布。现何慧琳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国土资源部门违反了该程序规定，没有公示会审结果，故只能认定何慧琳取得安置资格的会审结果已在戴家岗村范围内进行了公示；即使何慧琳长期在外不知晓公示结果，但其母亲等家人仍居住在戴家岗村范围内，其家人没有理由不知道和告知何慧琳；因此，何慧琳陈述的戴国富欺诈情形，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该公示事实可间接证明何慧琳对戴国富处分其安置房换取货币事实的认可，但不能证明戴国富只需向何慧琳交付50000元货币即完成全部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取得的财产的转交义务；也不能免除戴国富主张的其有处分何慧琳安置房的代理权的举证责任。何慧琳上诉称戴国富与汪明富恶意转让其合法取得的安置房资格违法，所签订的《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戴国富出售的是何慧琳安置房的安置资格，是住房的部分，并非何慧琳作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得的全部安置补偿的资格。按照常德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之房屋拆迁安置的相关规定，公寓楼安置房在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5年后可依法上市交易，但交易时必须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并按政策规定补交土地出让价款。所以安置房不是禁止流通物，不是禁止买卖的标的物；虽然戴国富出售何慧琳安置房之时，不符合地方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但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并不无效。综上，原判虽认定戴国富出售何慧琳安置房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事实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无误。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何慧琳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期间，何慧琳提交了5份证据：1、何慧琳与戴国富的谈话录音词一份，拟证明戴国富与雷光裕对委托书造假之事相互推诿的事实；2、何慧琳与汪明富的电话对话一份，拟证明涉案安置房卖给汪明富，何慧琳不知道，也不同意的事实；3、雷淑兰与雷光裕的电话对话一份，拟证明2014年时雷光裕说没有安置房，且需暗箱操作方可申请得到安置房的事实；4、何慧琳与戴四君的电话对话一份，拟证明戴四君未在《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上签字的事实；5、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安置房资格审批表一份，拟证明何慧琳在2011年9月29日取得安置房资格的事实。再审期间，戴国富提交了2份证据：1、户口登记表2份、何慧丽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何慧琳身份主体不明确，诉讼主体不合法的事实；2、拆迁户安置资格定案的公告（二）1份，拟证明何慧琳的安置资格已经公示，戴国富不存在对其欺骗的事实。为证实2011年9月12日《委托书》不是何慧琳出具的事实，何慧琳向本院申请对该《委托书》上手写“何慧琳”字迹上的指纹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鉴定，结论为该《委托书》上的手写“何慧琳”字迹上的指纹是何慧琳本人所留。经庭审质证，对何慧琳提交的证据，戴国富认为证据1委托书的真假不是谈话录音能证实的，应以书面委托书为准；证据2与客观事实不符，签订转让协议时何慧琳是知情的，有多名见证人可以证实。后何慧琳接受了5万元卖房款，也可以说明其是知情的；证据3，对第三人的身份无法确定，且不能证明何慧琳受到欺骗；证据4与转让协议上有戴四君的签名事实不符；证据5不能证明何慧琳已取得安置房资格，只能说明在此期间对其安置房资格进行审批。汪明富认为四份谈话录音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书面材料应与音像资料一致；证据5虽不符合形式要件，但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可以证实何慧琳取得了安置房资格。对戴国富提交的证据，何慧琳认为户口登记表不真实，派出所未盖章。何慧丽是其妹妹，为了打工方便而冒用了何慧丽的身份；因何慧琳属单独申请的，所以其资格没有公示。汪明富质证无异议。对手印鉴定意见书，何慧琳认为2011年9月12日其不在常德，鉴定结论不真实，并要求重新鉴定。戴国富、汪明富均予认可。本院认为，何慧琳提交的证据1、4与现有书面证据及手印鉴定意见书结论不符，不予采信；证据2与一审时的相关证据矛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证据5可以证实何慧琳的安置房资格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事实。对戴国富提交的证据1，因户口登记表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何慧琳不认可，不予认定；何慧琳冒用其妹何慧丽身份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客观、真实，可以认定。对本院依申请所作的手印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可以采信。何慧琳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手印鉴定意见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情形，不予准许。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何慧琳在一审起诉状中称：“原告在柳叶湖公寓安置过程中，于2011年5月份左右委托原告表兄雷光裕的内弟即被告戴国富负责办理安置拆迁补偿手续”；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一审代理词中称：“原告2011年上半年是委托过被告戴国富为其办理安置房资格及安置拆迁手续，但从未委托过被告戴国富将原告名下的安置房资格转让他人”；二审上诉状中，何慧琳称“上诉人认为自己是委托过被上诉人戴国富代办拆迁补偿相关事宜，上诉人印象是在2011年5月份左右，而不是2011年9月12日委托。”因认为2011年9月12日《委托书》纯属伪造，2016年9月18日，何慧琳申请对该《委托书》上手写“何慧琳”字迹上的指纹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常德市广德司法鉴定中心10月23日作出常广司鉴〔2016〕痕迹鉴字第004号手印检验鉴定书，结论为：《委托书》上的手写“何慧琳”字迹上的指纹是何慧琳本人所留。还查明，2011年9月30日签订《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时，除相关人员见证外，戴国富还向汪明富出示了安置资格证书、委托书、何慧琳的户口及身份证复印件。本院认为，根据再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主张及本案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是否有效？涉案《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虽名为安置房转让协议，实为安置房资格转让协议。因何慧琳所在的武陵区柳叶湖戴家岗村6组的土地被征收，作为该组村民，何慧琳享有被安置的权利，该权利性质为财产性权利。本案所涉安置房资格转让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利的转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戴国富仅为何慧琳办理拆迁补偿相关事宜的受托人，无权对何慧琳所享有的安置房资格进行转让，其代表何慧琳与汪明富签订《关于公寓安置房转让的协议》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汪明富在签订转让协议的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支付了相应价款。因该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二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正确。至于2014年汪明富取得的涉案房屋，因其另行支付了111150元购房款，且已装修入住，其合法权益应受保护。何慧琳如因戴国富的无权处分行为而遭受损失，可另案主张相应权利。由于涉案协议实为安置房资格转让协议，并非安置房转让协议，故何慧琳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地产时的相关法律规定为由，认为转让协议无效及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慧琳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常民二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丕国审判员  杜春梅审判员  龚哲羲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谭桃丽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