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云，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晓晖，浙江九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7045090835。
负责人：陈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任晓倩，公司员工。
上诉人沈国云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诸暨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13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国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死者宋先伟应属于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的第三者，被上诉人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1、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侵害发生当时这一特定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2、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第三者”。至于何种原因导致该人员在事故发生时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不影响其“第三者”的身份。根据本案事实，涉案交通事故责任属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理赔范围，理由如下：本案的事发过程是当浙Ｄ×××××号车侧滑与对向车道行驶的浙Ｄ×××××号车发生碰撞时，车辆前挡风玻璃碎裂飞出的同时宋先伟因未系安全带也被抛出车外，在浙Ｄ×××××号车因惯性继续滑行过程中与宋先伟再次发生碰撞致其死亡。现有的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勘查材料及刑事侦查证据均关注事发车辆上驾驶员的犯罪行为，对于受害人的致死过程并没有进行准确的调查和描述，也没有就受害人受伤死亡的形成原因作尸检并作出认定。但上诉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受害人的伤亡结果与浙Ｄ×××××号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首先，因浙Ｄ×××××号车辆违章并与对向来车发生碰撞导致受害人被甩出车外。这一事实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勘察照片、公安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同时，上诉人认为即使不考虑后面的情况浙Ｄ×××××号车辆也是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致害者。其次，受害人的伤害及死亡均发生在车外，而非车内。根据现场照片，车内并无血渍，而在车外，受害人倒地处有大面积的血渍。同时，受害人的外套剥落在地，显然是由于受害人遭受车辆碰撞、剐蹭、挂带才会造成的。因此，受害人受到实际伤害的现场在车外，侵害也发生在车外。受害人在飞出浙Ｄ×××××号车之后，受到该车的再次伤害。根据交警部门绘制的现场勘察图，两车的撞击点、受害人、挡风玻璃的坠落点、浙Ｄ×××××号车辆最终的停车点基本在一直线上，也就是说车辆最终位置势必经过受害人的落地点，再次与受害人发生撞击难以避免。从现场勘察照片可以看出，受害人所在地点有大面积血渍，也就是说受害人是遭受到撞击或者其他外力导致大量出血。如果简单的甩出车外摔死是不可能造成如此大面积出血情况的。结合上述情况，受害人被甩出车外并由浙Ｄ×××××号车辆造车二次伤害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构成完整的证据链。退一步说，根据民事审判高度盖然性的原则，现有证据也足以在高度盖然性层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况且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他们按照程序也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在诉讼中就抗辩理由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果被上诉人不进行举证，那么对争议焦点应当作有利于上诉人的解释或者推断。死者宋先伟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虽乘坐于车辆副驾驶位置，但此事实并不影响其在涉案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身份，被上诉人关于涉案交通事故责任应当按照车上人员责任险理赔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虽为合同纠纷，但本质上是基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而引起的，是由于侵权纠纷而引发的。侵权行为及结果发生的时间是确定受害人在保险合同中身份的关键。本案中侵权行为及侵权行为的结果均发生在车外，而非车内。受害人已由车上人员转变为车下人员，属于第三者责任险中第三人的身份，上诉人依据保险合同主张第三人责任险赔偿合理合法。3、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仅仅围绕免责条款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论述，而忽视本案核心问题为受害人是否为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险对象，是导致一审判决错误的关键。4、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案例对第三人责任险中的第三人的认定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人保诸暨支公司答辩称：本案焦点主要是死者宋某否属于第三者。首先从条款层面上来讲，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都明确规定了交强险的三者、商业险的三者赔偿的对象是本车车上人员和被保险人外的第三人，保险人综合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四条进一步明确约定商业三者险的适用是将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排除在外的。针对整个案件事实，从交警队事故资料到最终上诉人提交所有证据材料来看，宋先伟一直是被保险车辆上面的乘坐人，是明确的；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出现的所有宋先伟名字的前面都用一个“乘坐人”的名字来定性，无论事故发生及之后交警处理整个事故到诉讼阶段，死者宋先伟都是被认定为被保险车辆上面的乘坐人，死者所处的地位应该确定为本车人员；通过整个案件交警队调取路面的情况以及相应的询问笔录，死者宋某在被碰撞之后甩出车外，并非事故发生时原先就在车外的人，这个瞬间有一个时间先后上面的限制，一般法律法规或者保险条款规定的三者是本身在车体外的人，宋某两车碰撞后甩到车外，两者有差异；最高院疑难问题的解答中关于驾驶员与第三人怎么转化的问题，即使是驾驶员短暂的脱离车身也不应该转化为第三者。综上，上诉人请求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责任是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原告沈国云一审起诉请求判令：判令被告人保诸暨支公司支付原告保险理赔款62万元。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要求被告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3日，邓文耀驾驶原告所有的浙Ｄ×××××号货车，从诸暨市店口镇驶往诸暨市区方向，途经江藻镇壁玉村地方时，与浙Ｄ×××××号货车发生碰撞，造成浙Ｄ×××××号车乘坐人宋先伟摔出车外碰撞致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与死者宋先伟家属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100万元，并已履行赔偿责任。原告于2016年9月23日在被告处为肇事车辆浙Ｄ×××××号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6年9月25日0时至2017年9月24日24时。另查明，被告人保诸暨支公司在投保时对原告就免责事项进行了告知。
一审法院认为：虽肇事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因发生事故时原告系肇事车辆的本车人员，根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之规定，已被排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之外，且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四条约定，也被排除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之外，被告已就该条款向原告尽到告知义务，故该条款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至于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原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故该院不作处理。据此，原告要求被告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赔偿金额的合理性，该院不作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国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原告沈国云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死者宋先伟系被甩出车外后与涉案保险车辆发生碰撞导致死亡，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事故发生时宋先伟系涉案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实清楚，根据相应的保险条款，车上人员已被排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之外，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就宋先伟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诉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沈国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沈国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启龙
审判员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余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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