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8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宏海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杭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健，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妍娴，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小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源，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启泰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汉龙，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慧，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坚。
上诉人广东宏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医药集团）、原审第三人广东启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泰公司）、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凌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第三人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作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宏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可连省医药集团都当庭认可的启泰公司关于购进案涉药品的说明，违反认证规定；全然无视省医药集团就如何交付前后存在三种说法、省医药集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关于是宏海公司委托格凌康公司交付给启泰公司的说法的情况，却以宏海公司不能证明没有收到药品作为理由之一认定省医药集团已经将案涉药品交付宏海公司，这明显存在主要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违法分配举证责任的错误。二、一审判决混淆了支票的真实性和背书转让的真实性的区别，而且在认定省医药集团接受宏海公司背书、开票人是格凌康公司的两张支票（金额5770946.08元）在银行退票且与格凌康公司协商达成开出新支票协议后已经直接归还格凌康公司这一事实情况下，却又不依法认定省医药集团没有告知宏海公司退票，也没有想宏海公司主张票据权利从而视同该金额已经得到宏海公司支付的事实，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对宏海公司无法取证而申请法院取证的要求不予置评，却对属于当事人可以自行申请公开的事项而接受省医药集团的申请向广东省药监局取证，明显不公平从而导致没有查明究竟启泰公司是向格凌康公司还是向宏海公司购买药品（省医药集团是否向宏海公司交付药品）这一重要事实。四、一审判决在没有支付证据的情况下，认为省医药集团行为不符合的所谓常理而不支持宏海公司的符合事实的主张，反而对省医药集团的显而易见的违反常理的说法予以认可，显失公平。
省医药集团答辩称：被上诉人虽没有直接证明已向宏海药业交付货物的书面证据，但本案双方所陈述的事实以及其他间接证据足以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交货事实的存在。一、宏海药业在2015年11月28日随其所提交的《答辩状》提交了一份普宁市南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所销售给宏海公司的货物由格凌康公司运输给启泰药业。在宏海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之时，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被上诉人也没向法庭提交含被上诉人从格凌康公司购进货物的证据在内的补充证据（该补充证据提交的日期是2015年12月18日），宏海公司得知的原因只能是其与格凌康公司一道参与了案涉合同协商，知道被上诉人从格凌康公司购进案涉药品向其销售，且宏海公司收货时指定格凌康公司将案涉药品交付给启泰公司的。宏海公司在知道格凌康公司将案涉货物交付给启泰公司后，如果格凌康公司是将案涉药品卖给了启泰公司，宏海公司知情后必然知道被上诉人无法交付案涉药品，那么宏海公司必然要催问被上诉人交付药品或者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宏海药业的代理人对其取得《情况说明》的解释是其在起诉后才通过药品流向查到的，该解释也有不合情理之处。被上诉人认为有理由相信宏海公司是一早就知道案涉药品是启泰公司所收取，其之所以对此不持异议，就是因为启泰公司是代表宏海公司在收取货物。二、宏海公司在其《答辩状》和庭审中均称其是2013年9月29日在被上诉人要求下才接收并上传药品监管码的。宏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同时均表示除案涉合同关系外，再无其他任何往来。宏海药业愿意上传电子监管码就一定是有原因的，否则此事完全不合情理。宏海药业在扫描并上传电子监管码时是已经通过启泰药业收到货物的。启泰药业是在9月28日和9月29日两日收到货物，宏海药业是在9月29日上传电子监管码。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复函》虽然不能说明宏海药业必须收到案涉药品才能上传电子监管码，但也没有否认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从本案案件事实来看，宏海公司确实是通过启泰公司收到药品后再扫描上传电子监管码，并且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在第九节“收货和验收”中第八十一条规定：“对实施电子监管的药品，企业应当按规定进行药品电子监管码扫码，并及时将数据上传至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系统平台。”实践中，医药行业也是完全按照该规定执行的。三、宏海公司在上传电子监管码后，又于2013年10月21日与答辩人签订两份购销合同。首先，该两份合同中约定的药品名称、规格、生产厂家、数量与宏海公司之前上传电子监管码的药品完全一致。其次，该两份合同都没有约定具体的交货时间，不符合常理。再次，该两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是2013年12月28日，该日期并非随意约定，而是按照双方之前协商的交货后90天付款的约定自2013年9月29日起开始计算所获得，这也证明最后一批药品的实际交货时间为2013年9月29日的事实。最后，如果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并未交付货物，那么在签订合同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作为合同买方的宏海公司会在未收到任何药品的情况下既不催促交货也不解除合同，不合常理。由此可见，该两份合同就是针对宏海公司已收货并上传电子监管码的那批次药品所补充签订的合同，进而可以说明宏海公司在签订该两份合同时已经收到了被上诉人交付的全部药品。该批药品由被上诉人在与宏海公司口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向格凌康公司购买，并由格凌康公司实际向宏海公司交付。如无法证明宏海公司收到该批药品，说明格凌康公司没有履行交付义务，被上诉人可以追究格凌康公司的合同责任。其次，被上诉人在宏海公司没有收货前的2013年9月27日是以商业承兑汇票先行向格凌康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而宏海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告知被上诉人收齐全部药品并上传监管码后，被上诉人才以背书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格凌康公司付款。宏海公司是否收到格凌康公司的药品决定了格凌康公司能否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被上诉人在此过程中的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基于这样的考虑，被上诉人才会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同意宏海药业先收货再补充签订书面合同。四、宏海公司在一审中是承认收到被上诉人所开具的案涉药品的发票并进行抵扣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宏海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并抵扣并非是证明交付货物主张的唯一证据，除此之外还提交了其他的相关证据，如电子监管码上传情况、宏海药业的付款证明、被上诉人的催款函件等等，共同用于证明交货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是认可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是可以作为证明交付货物的证据之一，只是不能作为唯一的定案证据。宏海药业收到增值税发票并抵扣的证据和事实是完全可以和其他几项证据和事实一道证明其是收到了案涉药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宏海公司只有在将对应货物进行销售的情况下，才能将申请人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对应的进项税额从其对外销售该批货物所产生的销项税额进行抵扣。因此，从宏海公司自认已将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的事实可以证实，其已经将该发票对应的货物销售给他人。增值税发票只有在所对应的货物销售并开具销项发票后，方能在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那么，如果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货物没有销售，则根本不会产生销项税额，也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抵扣。所以增值税发票的抵扣并非如普通发票一样可以用于充作成本冲抵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宏海公司关于其将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解释根本不能成立。五、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九和证据十显示，宏海公司在2014年5月初曾经将两张格凌康公司所开出的共计金额为¥5770946.08元的银行支票背书给被上诉人。又由于双方除本案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外并无其他业务往来，因此可以理解为宏海公司背书两张支票的行为就是以该两张支票来支付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六、付款行在承兑时并没有以背书无效作为退票理由，说明背书栏中加盖公章而不是财务章并非一定是无效背书。只要该印章是真实的，就说明背书行为是背书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说明背书人是想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该支票进而支付款项的。本案中，在没有证据证明背书栏中的宏海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私章是伪造的情况下，就说明宏海公司是同意将该支票背书转让给被上诉人来支付其欠付被上诉人款项的。即使被上诉人将支票交还给格凌康公司而丧失了对宏海公司的票据上的追索权，但被上诉人与宏海公司之间仍然存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权依据基础合同关系主张民事权利。故被上诉人丧失了向宏海药业主张票据上的追索权后，并不视为宏海药业已经向答辩人支付了¥5770946.08元的货款。被上诉人将支票退还给格凌康公司是因为被上诉人业务人员并非专业财务人员，其认为既然出票人格凌康公司明确表示该两张支票由于账户缺乏资金而不能承兑，为了尽快收到货款而听信出票人说辞将支票退还给出票人用以更换能够承兑的支票，是完全合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的。同时，被上诉人明白将该两张支票退还给格凌康公司只是使得被上诉人丧失了票据权利，但被上诉人仍保有要求宏海药业支付货款的合同权利，故被上诉人将支票退还给格凌康公司并不必然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收到宏海公司应当支付的该两张支票对应金额货款。七、广东银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禾药业）曾于2014年4月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承诺函》，确认宏海公司欠付答辩人货款本金11861351.50元，并自愿为宏海公司归还其中的577万元提供担保。该份《承诺函》是银禾药业应宏海公司的要求，在其背书转让两张总金额约为577万元银行支票前出具，实质是担保宏海公司所背书转让的577万元银行支票对应的货款能够支付。因为银禾药业为宏海公司提供担保是在为自己设定义务，将可能导致银禾药业承担577万元的担保责任，故假设宏海公司不欠付被上诉人货款，银禾药业不会为其提供担保。被上诉人在银禾药业出具《承诺书》前，跟银禾药业毫无往来，而且该份《承诺书》做出的时间是在2014年4月，并且其后由于支票被退票、银禾药业也没有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还在2014年期间两次致函银禾药业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通过《承诺书》和函件形成时间和起诉时间的关系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承诺书》和函件确实是追款过程中真实形成的。八、按照合同约定，宏海公司的付款时间应该在2013年12月28日，至被上诉人起诉之日将近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内，被上诉人不断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催促宏海公司支付货款，其中2014年11月18日所发《律师函》中明确告知“我委托人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及时向贵司交付了全部货物”，但从来没有看到宏海公司以未收到货物为由作为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九、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追加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案件诉讼，并通知二者到庭参加庭审。但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却从未到庭，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如果启泰公司真与格凌康公司存在合同关系，那么其完全可以提供其与格凌康公司的买卖合同、收发货手续、付款凭证及发票等证据，并出庭对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进行说明。但启泰公司并没有这样做，说明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其无法提供这些证据。上诉人主张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之间存在关于案涉药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当对这一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仅提供了南顺公司和启泰公司的两份《情况说明》。南顺公司的《情况说明》中，只是说明了南顺公司按照格凌康公司要求将案涉药品运输至启泰公司，但并不能证明启泰公司就是依据买卖合同关系作为买家收取货物。至于启泰公司的《情况说明》，由于启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并未出庭，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查明。仅从其内容看，也只说明启泰公司购进了案涉药品，同时向下游进行销售，并未说明启泰公司向何人购进。因此不能排除启泰公司从上诉人或上诉人的下游客户处购进案涉药品并进行销售的可能性。因此，仅凭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情况说明》，完全不能证明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依据其申请前往南顺公司、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调查取证，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已经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其完全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或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根本无需向其调查取证。基于上诉人可以从南顺公司和启泰公司获取两份《情况说明》的事实，以及上诉人与格凌康公司存在长期生意往来的事实，说明其完全有可能从南顺公司、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取得所谓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关于案涉药品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无法提供这些证据，只能说明根本就不存在此类证据。上诉人要求调查取证的证据存在于与其具有良好关系的公司，不同于保存在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取得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上诉人应自行收集，一审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省医药集团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宏海公司立即向省医药集团还清货款1079746.5元及利息92738.39元（自2013年12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欠款总额为基数，暂计至2015年5月31日，以后按上述标准，计至全部欠款还清为止）；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宏海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双方协商购买由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吲达帕胺片事宜，由省医药集团采购药品后出售给宏海公司。为此，2013年9月26日，省医药集团向第三人格凌康公司购买上述药品，同时双方签订综2013第790号《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药品购销合同》，由格凌康公司向省医药几天供应1194000盒吲达帕胺片，单价15.10元，金额为18029400元，由供方代办运输，货交汽运至需方仓库；等。省医药j集团称由于格凌康公司实际只是交付了由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吲达帕胺片732300盒，故其将该购买所得的732300盒[含（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19号案的665700盒]吲达帕胺片转卖给宏海公司，但当时其并无从格凌康公司处实际收取上述药品，仅是对这些药品进行扫描并将监管码上传至中国药品监管平台，扫描完毕后于2013年9月28-29日由格凌康公司办理上述药品托运交付给被告的手续。宏海公司在2013年9月29日签收了省医药几天交付的监管码数据包后，亦将该监管码上传至中国药品监管平台。2013年10月21日，省医药集团（供方）与宏海公司（需方）补签订合同编号综2013第853号《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该合同其中约定，由向省医药集团供应生产厂家为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吲达帕胺片（寿比山），规格为2.5mg*30片，数量分别为50550盒、16050盒，单价分别为16.2100元和16.2200元，金额分别为819415.50元和260331.00元，总金额为1079746.50元；付款方式电汇，付款期限2013年12月28日前，交货地点：供方仓库，运输方式代办汽运，运费负担需方；货款需在结算期限内支付，需方逾期不能付款，从逾期日起按本合同实际未实际结算金额和该金额的0.1%日息计算赔偿给供方，直到结算完毕；一方对另一方的重要文件，如合同、发票等以挂号信或EMS进行，当文件或物品签收后（包括本人、本司或其他人员本公司文件代收部分人员<如大楼管理员>），签收方所发生的遗失负责；本合同经双方签章确认生效；等。签订上述合同后，宏海公司在2013年10月23日签收了省医药集团交付的14张价税合计为11861351.50元[含（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19号案的价税]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宏海公司在2013年10月底将上述发票在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抵扣。对省医药集团供应的药品，宏海公司曾向省医药集团背书了两张支票，两张支票载明出票人均为格凌康公司、出票日期均为2014年4月24日、收款人均为宏海公司、金额分别为2000000元和3770946.08元的支票，背面盖有宏海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2014年5月5日，省医药集团在办理上述两张支票的承兑时，因开出支票的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银行退票。之后，宏海公司未有再向省医药集团支付过货款。宏海公司称其无向省医药集团支付货款是因为其至今并无收到省医药集团供应的药品；同时否认上述支票系其背书给省医药集团。省医药集团则称上述支票被退票后，其应出票人格凌康公司要求同意更换账户有钱的支票而将上述支票的原件交给了格凌康公司，但对方收取原件后一直没有为其更换支票。宏海公司称其在没有收到药品的情况下但却将增值税发票进行税务抵扣，是因为其销售部门没有收货的事实告知财务部门所致。省医药集团将货物发出后，因宏海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省医药集团支付货款，省医药集团于2014年11月18日委托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向宏海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宏海公司支付本案合同和（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19号案合同的货款。宏海公司收到该函后，认为其没有收到省医药集团的药品，故没有向省医药集团支付货款也没有理睬省医药集团。宏海公司为证实其没有收到省医药集团交付的涉案药品，提供了普宁市南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顺公司）2015年11月24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以及第三人启泰公司2016年4月26日作出的“情况说明”。其中南顺公司的“情况说明”表明：我司与格凌康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2013年9月28日格凌康公司拉了886件药品来我司广州站档口托运到普宁给启泰公司，货物为天津力生制药厂出厂的吲达帕胺片。当天由司机张某驾驶车牌号为粤V×××××的货车将这批货拉回普宁，9月29日886件卸给启泰公司。2013年9月29日格凌康公司拉了1555件药品来我司广州站档口托运到普宁给启泰公司，货物为：天津力生制药出厂的吲达帕胺片。当天由司机李某驾驶车牌号为赣D×××××的货车装了1200件拉回普宁，由司机唐某陆驾驶车牌号为粤E×××××的货车装了355件拉回普宁，9月30日1555件卸给启泰公司。2016年4月26日启泰公司作出“情况说明”表明：我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购进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吲达帕胺片、规格：2.5mg,批号1212141、数量45300盒，……，批号1212148，数量112800盒；同时销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212141（45300盒），……。
另查明，省医药集团认为其向宏海公司交付了药品电子监管码视为已向宏海公司交付药品以及宏海公司已将收取的药品另售他人，先后申请原审法院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宏海公司对涉案药品电子监管码扫码及上传的记录以及调查涉案药品在电子监管平台中显示的宏海公司所销售下游企业名称。针对省医药集团的上述前后两份申请，原审法院先后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两份《协助调查函》要求证实宏海公司上述的说法是否属实以及宏海公司销售涉案药品的下游企业名称，该局针对原审法院的两份《协助调查函》，分别于2016年2月1日和2016年6月7日向原审法院作出同一内容的复函:“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的系统，我局可通过该系统查询药品流向痕迹，但无法确认来函中所附监管码是否为省医药集团、宏海公司上传，也无法确认买方是否要真正收到涉案的药品才能将药品电子监管码和数据上传。上述事实，有宏海公司、省医药集团提供的《销售合同》、货物监管码及录入记录、发票、发票签收单、出库单、付款凭证、复函、支票、退票通知书、律师函、邮寄详情单、情况说明、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截图、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确认函、拒绝付款理由书等证据证实，宏海公司、省医药集团当庭陈述在案。
原审法院认为，省医药集团与宏海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省医药集团已依约向宏海公司履行了供应价值1079746.5元药品的义务，宏海公司收取药品后至今未按约定向省医药集团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省医药集团主张要求宏海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并计付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至于宏海公司认为省医药集团没有向其实际交付货物以及销售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双方对涉案销售合同是补签订的事实并无异议，这同时说明双方在签订销售合同前就已经有一方在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省医药集团自认在2013年9月28、29日已经指令其上游购货单位第三人格凌康公司向宏海公司交货，而2013年9月29日省医药集团亦将涉案药品的电子监管码交付给了宏海公司。根据省药监局的复函，虽然电子监管码并不能直接证明是交付药品的凭据，但上传之后，系统就会显示宏海公司是该批药品的买家；如果省医药集团不存在交货的行为，不会在没有签订合同前无缘无故就将药品电子监管码交付给宏海公司。宏海公司如果在没有确定收到药品的情况下，仅应省医药集团要求就将药品电子监管码上传，且至今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仍否认收到涉案药品，但至今都未申请撤回上传的药品电子监管码，这明显违反常理，同时这些行为亦从侧面反映了宏海公司已收取原告交付的涉案药品的事实，这也符合为何在补签的购销合同中有约定宏海公司付款的期限而没有约定省医药集团交货时间的原因。其次，双方补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10月21日，其时距省医药集团交付药品的时间已过20多天，如果宏海公司此时仍未收到涉案的药品，怎会肯与省医药集团补签订购销合同，而且在合同中不约定主要的条款—交货时间，这显然有违常理。再次，宏海公司已将省医药集团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宏海公司辩称没有收到省医药集团交付的药品后，却又将省医药集团开具的过千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宏海公司对此解释是因其销售部门与财务部门没有进行沟通和核实所致。该解释对作为成立多年、注册资本过52880000元又正常营业的宏海公司来说显然难以成立。第四，宏海公司有背书支票向省医药集团付款的行为。省医药集团、宏海公司之间除本案案涉合同和（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19号一案的合同外，此前双方没有进行过交易。宏海公司在上述交易发生后曾向省医药集团背书过两张价值合计5770946.08元的支票，省医药集团虽未能提交该支票的原件，但从银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说明省医药集团当时是持有支票的原件并且该支票应该是真实的，否则银行不可能作出支票账户余额不足的退票说明书。宏海公司认为该支票非其背书给省医药集团，但对此并无提交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五，宏海公司提交两份“情况说明”以此证实其没有收到合同项下药品的问题。首先，该两份“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其次，证人对其所述内容并无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其真实性难以认定。第三，即使“情况说明”内容是真实的，从南顺公司的“情况说明”中亦可证实在2013年9月28-29日格凌康公司是有发货的行为，这与省医药集团所述相符，但该证据并无说明第三人格凌康公司为何要将药品运至启泰公司处，启泰公司有可能仅是指定的收货人；而启泰公司的“情况说明”中所述的药品与南顺公司所运输的药品如系同一批药品，仅能说明启泰公司有收到格凌康公司发出的该批药，但至于该批药品的卖家是谁，启泰公司又是向谁购买所得并无说明。故宏海公司仅凭该两份“情况说明”并不能证实其没有收到药品的事实，仅能证实药品的流向而已。综上，从双方协商到省医药集团向格凌康公司购买涉案药品，到宏海公司收取省医药集团交付的药品电子监管码、补签《销售合同》、省医药集团交付增值税发票、宏海公司将收取省医药集团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宏海公司用支票向省医药集团背书付款的行为，均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宏海公司已收取了省医药集团供应的涉案药品。宏海公司认为省医药集团与格凌康公司之间存在巨大的债权，且手续不完备，原告担心东窗事发，因此与格凌康公司合谋，假意向其销售涉案药品，以达到用虚假销售药品给宏海公司的方式来骗取货款以冲抵欠款的目的，故《销售合同》系无效的抗辩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据亦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宏海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货款1079746.5元支付给省医药集团；二、宏海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货款1079746.5元的利息（从2013年12月29日起计至本判决限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支付给省医药集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52元、保全费5000元，由宏海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启泰公司到庭参加诉讼，针对一审判决，启泰公司认为，在一审阶段和二审之前审理的程序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和启泰公司之间没有涉案药品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也表示与启泰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就是说启泰公司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是连环购销合同关系，无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司法如何裁决，对于启泰公司而言，没有利害关系，在此情况下，启泰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其不符合第三人的主体条件，一审在诉讼中追加启泰公司为案件第三人显属不当，本不应该卷入本案诉讼的启泰公司成为了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启泰公司在本案的地位充其量也就是证人的角色。代理人代表启泰公司作出的任何说明不适用于对启泰公司第三人身份的认定，请求二审法院对启泰公司的第三人身份予以撤销。启泰公司举证如下：证据一：2013年度购销协议书；证据二：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随货通行单、成品销售批准书；证据三：证明；证据四：交通银行揭阳龙马支行的银行流水账单、账户交易明细，证据五：广东启泰药业有限公司汇款确认函。
针对启泰公司举证的上述证据，上诉人认为，启泰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将涉案药品交付给我方。与原来启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是相吻合的，批号是一致的，证明药品由格凌康公司直接卖给了启泰公司，涉案药品没有被被上诉人拥有过，更不可能交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所做的关于交货的陈述是虚构的，证明了要么是被上诉人明知本案所涉交易不存在虚假陈述，要么是格凌康公司根本没有交货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其经办人员在买卖中是疏忽大意的，国有企业人员签订合同被骗的情况，请法庭依法提出建议。从启泰公司立案时提交的证据，成品销售批准书显示，解释了为何广东银禾药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没有关联，在药品流转过程中，买卖关系的一方都会在批准书上出现，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出现在批准书上，可见在商品流转中被上诉人没有存在在任何一个流程，被上诉人主张将涉案标的交付给上诉人是虚构事实，一审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经交货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交货，是事实认定错误，请二审法庭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认为，对于证据一，三性不予认可。关于格凌康公司加盖印章，据格凌康公司提供的说明可以证实，因存在经济纠纷，上诉人曾经一度掌握了格凌康公司的公章和财务印鉴，因此盖章是否真实从协议中无法看出，该份协议中没有约定购销货物的品种，因此仅凭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无法证实格凌康公司与启泰公司存在案涉药品的买卖，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认，出库单上面的印章无法证明是在何种情况下加盖的，而且该份出货单上显示的案涉药品的数量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是不一致的，其中该份随货通行单仅有466500盒，但是双方约定的货物数量是远大于这个数字，并且从该份随货通行单中看出，仅仅只是上诉人自己所提交的证据中上传监管码中部分货物的批号；证据三，这份材料没有原件所以三性省医药集团不予确认；证据四和证据五，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两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启泰公司支付的货款就是启泰公司向格凌康公司购买货物的款项，启泰公司称其所买货物的金额是5411400元，而证据四反映的格凌康公司只收到了启泰公司款项4100000元，并且根据合同一第一项和第二项的约定，启泰公司要保证向格凌康公司留存货款500万元，所以证据四和证据五即使事实真实，但不能证明支付的是随货通行单中的货物，不排除支付的是其他的款项，例如保留的货款。启泰公司称是购买了案涉货物，并没有直接关联性。启泰公司提供的五组证据，并不能充分的证明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存在466500盒的案涉药品合同关系，证据之间并没与直接的关联性，同时药品的流通和买卖是一项有严格程序和规范的买卖关系，不同于普通货物的买卖，在启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被上诉人没有看到启泰公司有上传过案涉药品监管码的相关证明材料，也没有看到过格凌康公司向启泰公司开具的任何增值税发票，也没有看到启泰公司将这批货物对外进行销售的证据，因此仅凭关联性不强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药品是启泰公司向格凌康公司购买。2.所有的证明材料只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案中的部分药品，南顺公司的证明显示，两案的药品均是启泰公司收取的，启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他药品是因为什么原因收取的，对于启泰公司在五份证据没有涉及的药品，起码应证实是上诉人收取的。
针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启泰公司认为，1.被上诉人认为第一项证据购销协议不真实，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依法举出反证，这份协议是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对一段时期的药品买卖，不能以格凌康公司和启泰公司之间对于涉案的部分药品买卖关系没有标明在该协议之内就不予认定；2.对于第二项证据，这个证据恰恰证明了启泰公司需要向法庭陈述的事实，一审阶段认为宏海公司与省医药集团双方诉争的所有药品均由格凌康公司送给了启泰公司，这不符合事实，南顺货运公司出具的说明不符合客观事实，该货运公司只向启泰公司交付了1555件药品，但本案双方诉争的是除1555件药品不存在启泰公司收货的情形，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陈述，以及南通货运公司可以相互佐证，被上诉人曾经明确陈述交货时间为9月29、30日，格凌康公司委托南顺运输的，但是在9月29日仅交付了1555件，在这两天之内，启泰公司只收到南顺货运公司1555件，第二件证据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南顺货运公司交付2441件是虚假的，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这点事实有任何疑问，可对其进行调查。货运公司没有出庭，也没有提交相应的单据，说启泰公司收到了所有涉案货物是没有依据的。3.对于启泰公司收货以后，向格凌康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凭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说明在2017年3月29日银行所打印的汇款凭证可以反映出在2013年9月26日启泰公司向格凌康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汇款，在9月29日收货当天汇款，共计520万元，说明对于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这1555件药品，启泰公司及时履行了付款义务，启泰公司按照双方的框架协议，就涉案1555件买卖关系已经终结，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启泰公司在不具备本案第三人条件的情况下，为了配合查清案件事实才进行举证，启泰公司也可以只举证合同，证明启泰公司和本案的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一方委托交付货物，启泰公司是想将与格凌康公司买卖关系陈述给法庭。
针对启泰公司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而发表的意见，上诉人认为，对启泰公司发表的意见没有异议。其与格凌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本案所涉的部分货物由格凌康公司卖给了启泰公司是真实的，启泰公司否认了被上诉人所指的购销协议不是格凌康公司签订的，从协议书上看格凌康公司的签名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显示的签名是一致的，被上诉人说印章被上诉人控制是不符合事实，上诉人明确否认控制了格凌康公司的印章，另外的货物的去向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说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之间的买卖没有上传监管码就否定二者的交易，上诉人已充分证明本案的药品与上传监管码没有关联，监管码的上传与货物的交接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启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与格凌康公司发生的本案所涉的1555件价值520万元的交易是真实存在的，事实是真实的。
针对启泰公司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而发表的意见，被上诉人认为，1.关于启泰公司宣称的他所认为证据四中的520万就是支付购买案涉药品的货款，被上诉人从证据中无法看出，证据五格凌康公司汇款确认函，至确认收到了410万元，之前2013年9月26日支付的款项只是个人的汇款，格凌康公司并没有确认，其次，启泰公司承认货款是540余万元，其支付的款项与收到货物之间存在差额，格凌康公司对欠付的几十万货款怎么可能不闻不问，而且启泰公司宣称26号和29号的货款即为案涉药品，与事实不符，在启泰公司和格凌康公司根据结算的货款进行支付，不可能发生启泰公司收货当天就向格凌康公司支付货款；2.启泰公司说其收到的药品只有1555件，其他药品启泰公司是没有收到的，虽然被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收货，但是根据本案其他的证据所说明的情况，例如发票、上传监管码，综合证据还是可以证明上诉人收到货物，起码是其余货物。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二审期间举证了如下证据：证据18药品监管码最终流向表，证明案涉药品绝大部分的药品监管码最终的流向均不是宏海药业，足以证明宏海药业将案涉药品对外进行销售的事实；证据19单码流向导出，证明宏海药业收到货物；证据20货物运单，证明南顺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情况说明是正确的，启泰公司在二审开庭时称没有收到另外886件货物不符合事实，说明了格凌康公司委托广州市威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盛物流）将2441件货物运送给宏海公司指定的接收人启泰公司的事实；证据21随货通行单，证明启泰公司向格凌康公司支付的520万元，极有可能是支付其他货物的款项，进而说明案涉的1555件药品并非启泰公司实际购买。证据18属于在网上打印的下载的，证据19是在省药监局调取的，证据20、证据21均无原件。
针对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上诉人认为，关于证据18充分说明货物的实质流向与监管码是脱离的，而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说明货物在交付给启泰公司之前，监管码已经上传，如果说货物必须根据实质流向来上传，那么在同一时刻上传监管码是不可能发生的，证据18流向表不能证明货物的真实流向；关于证据19，如果是从药监局调取的，应该有药监局盖章，对真实性存疑；关于证据20和21，因为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格凌康公司经法院多次传唤没有到庭，但是上诉人可以找到格凌康公司，既然格凌康公司能够向被上诉人提交案外货物的随运单，那么为何无法提交随货通行单，如果被上诉人提交随货通行单，本案的事实就可查清，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这份证据，被上诉人应当提交而没有提交，应当认定为不利于被上诉人，证据21被上诉人用的是可能，极其不符合客观事实，既然被上诉人能够找到格凌康公司，没有确认启泰公司支付的货款就是上诉人的货款，因此，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启泰公司支付的款项就是案外货物的货款，只要金额相符就可以推定是货物的款项不符合逻辑。综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交货。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交将货物直接交给上诉人或者上诉人委托启泰公司交货的证据，被上诉人找到格凌康公司，但依然没有提交应该举证的货运单或上诉人委托启泰公司收货的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从起诉至今对案件的陈述不符合事实。
针对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启泰公司认为：1.对证据18、19、20、21四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8和19没有相关部门的盖章，证据21没有原件；2.证据18和19说明了被上诉人也认为是与宏海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这两份证据和启泰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该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恰恰证明了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启泰公司无关；3.证据20，除了不存在真实性外，从货物运单可以看出收货人签名的部门，即便是真实的，也说明该货运单并没有事先送货或由收货人签收；4.证据21，被上诉人以一种猜测作为前提说明事实不能成立。另外，启泰公司与格凌康公司之间双方有多次的交易往来，货物的金额关系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的证据对本案没有价值。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还申请证人方某到庭作证。方某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其陈述表示：格凌康公司卖货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格凌康公司提供的下游或者指定的客户做物流配送。被上诉人支付货款，格凌康公司提供的下游，被上诉人从下游公司收回货款。其和格凌康公司原员工叶某曾一起开车去宏海公司办理支票的背书。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还申请证人叶某到庭作证。叶某作为格凌康公司原员工，陈述了办理支票背书情况。
针对上述两个证人的证言，上诉人认为，方某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依法应该不予采信其证言。证人叶某也没有见过支票，他无法证明信封里是何物，如果是格凌康公司的支票开出给宏海公司，应该由格凌康公司的员工交给宏海公司，宏海公司进行签收，但是宏海公司没有签收，不符合情理。根据叶某的证言，也证明了方某的证言是虚假的。
针对上述两个证人的证言，启泰公司无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以已经履行完合同为由向上诉人主张涉案的欠款，而上诉人坚持否认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首先，被上诉人二审举证的证据18为涉案药品最终去向，其中序号为3的监管号码与证据19的涉案药品流向一致。在证据19中，其中流通次序编号为6、7、8的三家公司上传时间均一致，均为2013年9月28日00:00，被上诉人称是三家公司同时上传，上诉人是次日才上传的。被上诉人在原审举证的监管码证明是2013年9月28日由上诉人收货并上传。被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其次，启泰公司在原审虽未参加诉讼，但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明在2013年9月30日购进了天津力生制药出厂的1555件吲达帕胺片，并在说明中列明了药品的批号和数量以及去向，负责运输的南顺货运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从格凌康公司运送了1555件吲达帕胺片在2013年9月30日交付给启泰公司。二审期间，启泰公司到庭参加诉讼，举证了2013年度购销协议书、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随货通行单、成品销售批准书、证明、交通银行揭阳龙马支行的银行流水账单、账户交易明细、广东启泰药业有限公司汇款确认函，用以证明启泰公司直接从格凌康公司购买了天津力生制药出厂的吲达帕胺片1555件。启泰公司举证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向格凌康公司购买了天津力生制药出厂的吲达帕胺片1555件的事实，也与其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所表明的情况相吻合，同时也与南顺货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吲达帕胺片1555件交付给启泰公司的情况相吻合，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并未收到上述天津力生制药出厂的吲达帕胺片1555件。再次，启泰公司从格凌康公司购入的1555件吲达帕胺片也被录入在被上诉人举证的电子监管码中，基于启泰公司从格凌康公司购入的1555件吲达帕胺片的事实，可以看到电子监管码中记录的客户与实际收到货物的客户并不一致，也就是说电子监管码中记录了客户不能等同于客户已经收到记录的药品，且根据省药监局的复函，电子监管码并不能直接证明是交付药品的凭据，因此被上诉人举证的电子监管码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上诉人交付涉案货物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交付了除上述1555件吲达帕胺片之外其余的药品给上诉人。最后，被上诉人举证了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背书的两张出票人均为格凌康公司的支票，用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购买涉案药品存在付款行为的事实，上述支票没有原件，但有银行的的退票理由书，用以证明上述两张支票的真实性。银行只是对该支票是否属于开票单位开出的支票的真实性、背书的连续性进行审查，上诉人作为第一背书人，并未在银行预留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以及公司的公章，因此银行无法对背书人签章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由于上诉人否认其曾经在两张支票上做出背书，且上述两张支票无原件进行核对并进行鉴定，因此可以认定上述两支票是格凌康公司开出的支票这一事实，但不足以认定上诉人背书的事实，所以也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付款的事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请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此外，启泰公司二审请求撤销其第三人的身份，由于启泰公司在原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对于其二审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2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352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52元，均由被上诉人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葛卫东
审判员 曲卫东
审判员 石 佳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超彬
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