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岳行初字第00154号
原告王志新。
委托代理人艾运芝。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陈曙光。
委托代理人娄勇。
委托代理人罗遇员。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唐向阳。
委托代理人皮振球。
原告王志新（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一）作出的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被告二）作出的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艾运芝，被告一的委托代理人娄勇、罗遇员，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皮振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3月8日，被告一对原告作出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5月18日，被告二作出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行政处罚及执行、通知情况。
证据二、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报案、受案经过情况。
证据三、询问笔录。证明违法人员的相关违法行为。
证据四、询问笔录。证明违法人员的相关违法行为
证据五、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处罚告知情况、权利义务告知情况。
证据六、训诫书。证明训诫情况。
证据七、劝返接回通知单。证明接返情况。
证据八、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证明驻京办建议对原告进行打击处理的情况。
证据九、关于请求东方红派出所对非法上访人员王志新进行行政拘留的函。证明东方红镇政府请求对原告行政拘留的情况。
证据十、艾运芝、王志新上访具体情况。证明艾运芝及原告上访的具体情况。
证据十一、相关征地拆迁资料及法院调解书。证明征地、拆迁、补偿及法院调解情况。
证据十二、关于艾运芝反映徐立等六人利用职权，骗取国家财产问题的答复。证明上访答复情况。
证据十三、户籍资料。证明原告户籍情况。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被告二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
证据二、行政复议答辩书。
证据三、行政复议审批表。
证据四、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证据一、二、三、四共同证明被告作为复议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已经依法履职。
二、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原告诉称：因原告多年来举报东方红镇领导与荷叶坝村干部杨建明、徐立等人利用职权搞权权交易，在征地工作中骗取国家巨额征收补偿款的犯罪事实，得不到长沙市纪委信访接待处主任周全、副主任刘昊敏，高新区纪检监察局副局长叶玫，东方红镇纪委书记胡裕坤等人的有效监督和督办，滋生了腐败的根源，由于地方官员链条式运作，袒护腐败，原告只好向高级人民政府反映。2015年3月6日，原告在北京中纪委信访后，准备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信访，从中纪委乘20路车到天安门东下是必经之路。因原告多次上访，被地方政府教唆公安机关列入了黑名单，原告下车后被北京保安拦截，送往马家楼接济中心。3月7日原告被东方红镇派出所户籍民警王性标、荷叶坝村治安人员谭宇等五人押回长沙，又送到麓谷派出所关到3月8日晚11时左右，由东方红镇镇长李念文、综治办主任杨建明等人要求麓谷派出所做资料，对原告实行拘留。被告一作出了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从2015年3月8日到3月18日拘留了10日。原告被拘留10日后，不服，4月23日向被告二申请复议，要求撤销被告一作出的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被告二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年第39号《公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处罚。原告不服被告二作出的维持原处罚。因原告在北京的整个行程遵纪守法，没有任何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行为，也没有其他任何损害北京市公共秩序的行为；但被告一却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以原告非法上访严重扰乱北京市的公共秩序为由，作出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一作出的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诉诸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一作出的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二作出的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证据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处罚的事实。
证据二、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处罚已履行。
证据三、长沙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已申请复议。
证据四、麓谷八期东方红片区蔬菜基地附加值及集体设施分配公示。证明此公示1684778元村集体提留481368元，在没有承包农民责任田、也没有种植蔬菜的杂草从生的稻田拍假照，将造假补偿的一百多万元由贪官杨建明等人私吞。
证据五、举报书。证明荷叶坝村村民投诉举报荷叶坝村村干部违法违纪的人员和违法事实。
证据六、关于艾运芝反映徐立等六人利用职权，骗取国家财产问题的答复。证明举报荷叶坝村村干部违法违纪的犯罪事实已向东方红镇纪委提出。
证据七、申请复查报告。证明对东方红镇纪委答复不服，向高新区纪律提起了复查。
证据八、国内标准快递。证明2013年11月11日，原告对荷叶坝村村干部利用职权谋私利的犯罪行为已向ＸＸＸ总书记邮寄，由于举报书又被转到东方红镇综治办主任杨建明手中，贪官们势力强大，得不到有效监督，使原告等再次进京上访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
证据九、来访事项处理告知单。证明荷叶坝村村干部的违法事实已向省、市、区、镇依法提出信访，都没有得到有效监督。
证据十、最高人民检察院乘车路线。证明原告乘20路车到天安门东下，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投诉长沙纪委干部与高新区纪委和东方红镇纪委领导相互勾结，链条式运作，袒护腐败。由于原告有上访记录，被贪官们计入黑名单，下车后被北京保安拦截送马家楼接济中心。
证据十一、结婚登记。证明原告与艾运芝是夫妻关系。
证据十二、望城县个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艾运芝建房是本人、儿子代屹东、独生证3人报建，原告是非农业户口，未在荷叶坝村建房。
证据十三、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是非农业户口，非农户口不能在农村建房。
证据十四、房屋产权情况。证明原告有国有土地房屋产权证。
证据十五、民事起诉状。证明艾运芝未签拆迁协议，高新区拆迁事务所诬告签了协议，与杨建明证言相矛盾，杨建明作伪证。
证据十六、民事裁定书。证明艾运芝房屋未签拆迁协议，法院滥用司法职权，枉法裁判艾运芝“已构成违约”是冤案。
证据十七、传票、倒房证明、拘留决定书。证明艾运芝被法院骗去开庭同时房屋被强拆，戴手铐、拘留，刑讯逼供艾运芝签承诺书，达到高新区低价收购农民土地，高价出售套卖土地的目的。
证据十八、拘留决定书回执。证明艾运芝2010年10月13日拘留是破坏法庭纪律，而10月12日艾运芝在家未到庭就批准拘留，实际上高新区是在强抢豪夺艾运芝私有财产，区、镇、村领导权大于法。
证据十九、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证明艾运芝2010年10月13日被法官王立文违法关在法院，签王立文打印的承诺书和抄王立文拟写的悔过书，才能取得提前释放。
证据二十、关于艾运芝思想教育疏导及稳控工作方案。证明艾运芝被东方红镇政府非法拘禁在白箬铺友仁镇胜和村云湖山庄长达11天，没有人身自由。
证据二十一、东方红镇2012年春节特护期维稳重点对象“五包一”方案。证明区、镇、村领导抢拆艾运芝私房及生存土地，不准艾运芝维权上访，长期派人看守，怕暴露他们的丑恶犯罪行为。
证据二十二、综治维稳工作人员表。证明艾运芝全家失去生存土地和房屋后，艾运芝房屋拆迁未签协议，是冤案，区、镇、村等级领导为了个人发了横财，不认识其错误，用强大的势力镇压懦弱百姓，企图要艾运芝永远流离失所，无力抗议领导们不作为。
证据二十三、东方红镇“全国两会”期间维稳工作开支明细。证明2012年原告从未上过访，东方红仅艾运芝一人上访去北京，该费用是艾运芝2012年3月8日-3月14日非法拘禁在白箬铺友仁云湖山庄造出的费用，实际东方红镇政府主要领导是在贪污国家财产。
证据二十四、艾运芝进京情况。证明2012年6月8日，东方红镇组织综治维稳工作人员与艾运芝开了维稳会议，在会议上由严攀将艾运芝进京情况向会员们一一宣读，显示原告未进京上访，确实当时原告从没上过访，原告上诉后，被告提供证据中七次诬告原告进京上访并非访，东方红镇综治办作伪证，应承担诬告陷害罪。
证据二十五、长沙高新区征地补偿公示表。证明高新区拆迁未严格执行“103”号令，按关系补偿，干部、关系户外村非农业人员违法办证违法建房，得到“合法”几百万元补偿，被市纪委、区纪委、区领导大力支持，袒护腐败，镇压访民。
被告一辩称：一、案件处理情况。2015年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期间，违法人员原告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并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后被长沙市高新区东方红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长沙。违法人员原告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天安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以上事实有违法人员本人陈述、证人证言、训诫书、劝返接回通知单、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出具的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依法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被告认为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当。二、答辩情况。l、原告辩称，其到北京的目的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在天安门东公交车站转乘时，被北京保安抓获，后被送马家楼上访接济中心，由东方红镇政府接回进行处理。答辩如下：原告辩称其前往北京目的是前往最高检反映政府官员腐败问题，而非其拆迁问题，但原告却在天安门地区被北京公安机关查获时，在民警现场询问其前往此地区的目的时，原告告诉民警是前来“反映诈骗问题”的（拆迁时被政府“诈骗”），民警在《训诫书》也注明了上述原因。在《询问笔录》中，原告也明确交待了前往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的目的是因为拆迁问题。并且在此之前，曾因拆迁问题，原告还多次进京非法上访。故原告辩称前往最高检反映腐败问题完全是狡辩，并且如此狡辩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管基于何种目的和原因，在全国“两会”期间，在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都是法律不允许的，依法应予以处罚。原告辩称其没有前往天安门地区进行上访，而是乘公交车前往最高检时，在天安门东公交车站转乘时被保安拦截，并送上访接济中心。原告的《训诫书》上明确写清非法上访发生地点为天安门地区，而非公交车站，并且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两民警签名确认。《劝访接回通知单》也注明了原告非法上访的具体地点为天安门地区府右街。故原告辩称其在公交车站被保安拦截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也纯属狡辩。2、原告辩称在北京期间，未实施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答辩如下：天安门地区是国家重点、敏感地区，其公共秩序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性，直接关系着国家形象，因此受到特别的保护。天安门地区没有设立信访接待场所，也不允许在此地区进行任何信访活动。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天安门等国家重点地区严禁非法聚集、上访等活动。原告明知该地区是严禁非法聚集、上访地区，却仍多次恶意前往该地区进行非访活动，特别是在全国“两会”期间，故意再次前往该地区进行非访活动，其目的是故意扰乱、破坏该重点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事实上也给上述地区的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法应予处罚。因此，原告在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公安机关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处罚，并无任何不当。
被告二辩称，原告认为被告一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于2015年4月23日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受理后，听取了被告一行政复议答复，调阅了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的案卷，审查了该案的相关证据后，认为：2015年3月，原告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扰乱了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一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015年5月18日，被告二依法作出（2015）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二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审查了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证据材料，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被告二已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被告一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是原告被扣押快要出来时，在民警手里要的，被告一并没有送达给艾运芝。被告一并没有通知艾运芝，艾运芝在白箬铺被非法拘禁。当时艾运芝问东方红镇综治办主任杨建明“王志新到哪里去了”，其称不知道，艾运芝即打了110，110民警把艾运芝从云湖山庄带出来。艾运芝当时去问户籍民警，其都不知道原告到哪里去了。该处罚决定违反程序。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四，杨建明的询问笔录第15页第十二、十三、十四行，其说原告签了字，艾运芝没有签字，说艾运芝起诉到法院，这不真实，是高新区管委会起诉的，第十四行陈述与证据十相矛盾，诬告原告多次上访。周进的询问笔录第18页第十行，周进陈述的“王志新”年龄与原告不相符，不是同一个人，第18页第十六行，周进的陈述错误，原告是去举报领导违法违纪问题，并不是周进所说的“诈骗”，而且并没有周进所说的四份文书，事实上只有三份文书，故周进的证言不可信。谭宇的询问笔录第21页倒数第三行，其对原告的诉求不清楚，故其证词不可信。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在做笔录时，对于被告一的问话，原告没有说一句话，故被告一的告知不合法。对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在北京没有看到训诫书，北京民警也没有向其出具训诫书，也没有问其到北京的原因，就把其接到车上了。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到北京，准备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去，下车还只走了几步就被北京民警拦截，根本没有到天安门。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根据相关文件规定，驻京办无权开具建议函，涉及违法。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是举报领导干部贪污，并不是就其房屋拆迁进行上访。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原告及艾运芝的上访情况记录有误，其情况说明是诬告陷害原告。对证据十一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并不是艾运芝所签，是高新区土地储备中心主任骗取原告签的协议，并以此强拆了艾运芝的房屋。对调解书，当时艾运芝没有签字，是岳麓区法院王立文审理案件时，法院传唤艾运芝开庭，等其到法院后，给其送判决书，但其并没有签字，没有达成调解，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艾运芝的举报并没有认真审查。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二对被告一的证据均无异议。对被告二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艾运芝并没有签过同意拆迁的字。证据四，对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被告一对被告二的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一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而且来源也不清楚，故均有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东方红镇对艾运芝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看到所有村民的签字，与本案处罚无关。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只看到邮寄的单子，但并不知道邮寄的是什么东西。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来源有异议。证据十一，对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结婚证的时间是2015年6月10日，起诉状是2015年5月28日，故对代理有异议。对证据十二、十三、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十七、十八、十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字，来源也不合法。对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二、二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二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盖章和签名。对证据二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盖章和签字。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二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证据四至证据二十五，原告没有出示原件，对真实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都是证明其上访的原因，但与行政处罚无关。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原告的证据
被告一、被告二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至证据二十五，房屋征收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被告一的证据
证据一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一中的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以及证据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均为被告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制作或收集，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被告二的证据
原告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系被告二依法制作，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因对房屋拆迁问题不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等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2015年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原告再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发现，遂对其予以训诫并带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并通知相关部门。长沙高新区东方红镇人民政府派人于2015年3月7日从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接回原告，并移交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东方红派出所处理。2015年3月8日，被告二作出字（2015）3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称：“经对天心分局和高新分局争议的王志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管辖问题进行审查，决定由高新分局管辖。”东方红派出所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认定原告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天安门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一据此于2015年3月8日作出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在处罚前被告一告知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5年4月23日向被告二申请复议。被告二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被告二作出字（2015）3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该案由被告一管辖。因此，被告一具有对原告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职权。第二，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原告多次反复到北京天安门地区等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训诫，告知其上述场所“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但原告却置之不理，仍然反复多次前往上述场所信访，被告一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原告认为其没有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天安门地区重要地点，且正值全国“两会”期间，被告一认定原告违法行为情节较重，并无不当。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一对原告处以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的处罚幅度。被告一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告知了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了陈述权和申辩权，符合法定程序。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被告二据此作出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二作出的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一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二维持原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故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一作出的高公（东）决字（2015）第006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二作出的2015年第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志新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志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 鸣
审 判 员 苏舸飞
人民陪审员 李秋莲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周慧琴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