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2624行初14号
原告余英，女，1975年7月12日出生，苗族，居民，住凯里市。
委托代理人余大平（系余英丈夫），男，1978年1月16日出生，苗族，农民，住雷山县。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余勇（系余英弟弟），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苗族，农民，住凯里市。一般代理。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所在地凯里市金山大道76号。
法定代表人傅冬，系凯里市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伍贵权，系凯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于建军，该局洗马河派出所民警。特别代理。
原告余英不服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3日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行政行为，于2017年4月17日向三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东行辖字第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的规定，本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凯里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英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大平、余勇，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伍贵权、于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3日对原告余英作出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是：2016年以来，余英以在凯里市新生路粮校的房屋被政府拆迁(已达成赔偿协议)为由多次进京上访并敲诈勒索政府。以上事实有余英的陈述、洗马河街道工作人员的笔录、余英的上访材料、拆迁房屋赔偿协议书等证据证实。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余英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原告余英诉称：2017年3月1日，原告与任达芝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被人带走并送到凯里市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关押，途中对原告进行了搜身并拿走原告的包和手机两部。原告被关押在派出所和被送到拘留所期间无人告知原告关押的罪名和时间，直至原告被送至拘留所后，方有民警告知原告系被凯里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规定，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余英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国家信访局来访基本情况表和街道数据同报，拟证明原告是正常上访。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辩称：被告2017年3月3日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7年3月3日9时，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工作人员将非法进京上访人员余英移交到凯里市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处理。接警后，凯里市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民警立即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告知原告余英在行政案件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原告因害怕受到法律处罚，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民警依法在笔录上注明情况。同日，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告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予以告知，原告拒绝签字，民警依法予以情况注明。经调查，原告余英于2017年3月3日前几日秘密进京非法上访，企图利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敏感时期，引起党委政府领导重视，以达到重新规划地基和敲诈勒索钱财的目的。以上事实有原告余英的陈述、证人潘某证言、证人李某证言、原告与洗马河街道工作人员短信内容、原告拆迁协议书和息访承诺书、原告进京上访材料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2017年3月3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原告敲诈勒索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同日办案民警向原告宣告并送达该处罚决定书，原告拒绝签字。综上所述，凯里市公安局对原告余英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余英、潘某、李某三人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余英到北京上访的客观事实；
第二组证据：①息访承诺书及协议书、②搬迁协议书、③余英18万元收条、④工商银行票据、⑤党政办账目明细，拟证明余英同意拆迁，其已收到拆迁补偿款，党委和政府对余英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已解决，只是后期还有一些事情尚未完成；
第三组证据：余英和政府工作人员微信记录，拟证明余英要政府给钱方才肯回来，给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①到案经过、②行政处罚告知笔录、③户籍证明、④行政处罚回执、⑤家属通知书、⑥案件质量跟踪表、⑦凯公（洗）审字[2017]18号行政处罚审批表、⑧凯公（洗）审字[2017]38564号结案审批表、⑨凯公洗受案字[2017]45号受案登记表、⑩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
第五组证据：办案区使用情况登记表，拟证明被告在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对原告人身进行检查，对其随身物品进行登记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对原告余英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上访是否合法。
原告余英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一组证据中证人陈述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证人在询问笔录中说政府已将原告问题解决好了不属实，原告女儿的事情并未得到解决，原告是2017年3月1日被送回来的，3月2日下午7点到达洗马河派出所，并非是3月3日被送至洗马河派出所；对第二组证据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政府已对原告请求中的前期事情处理完毕，后期事情说是正在办理，实际情况原告并不知情；对第三组证据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的手机是原告的，信息也是属实的，但只能证实被告没收了原告的手机；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未曾见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家属也未曾知晓原告被拘留的事情；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未记载原告的包、手机和钱，实际这些物品被扣押至今尚未归还给原告。
本院对原告余英提供的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实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余英向国家信访局、贵州省信访局、凯里市信访局等单位进行信访的事实客观存在，2014年12月10日，贵州省信访局将该案交由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信访局经办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供的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第一组证据系被告凯里市公安局对潘某、李某和原告余英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原告余英进京上访的事实存在，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证实2016年11月24日，原告余英与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办事处就其位于湾溪州粮校后坡上的自建房屋被强拆一事达成拆迁协议，由政府一次性给予原告余英生活困难补助金18万元，并安置其位于洗××街道白果井××点内××为××宅基地一块，面积为120㎡，原告余英遂同意息访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系2016年2月至3月期间，原告余英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信息，能够证实在该期间原告余英向政府索要钱财的事实，但该证据无法证实2017年3月余英进京上访系向政府索要钱财，故该证据本院不作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采信；第四组证据系被告办理该案的经过和案件处理结果，对原告余英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执行完毕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五组证据系被告对原告进行检查，对随身物品进行登记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余英主张在登记表上未记载其被扣押的手机、包等物件，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无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3日9时，凯里市公安局洗马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上访人员敲诈勒索，请求出警。凯里市洗马河派出所民警遂将涉嫌敲诈勒索的原告余英口头传唤至凯里市洗马河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经对余英、潘某、李某进行询问，得知原告余英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进京上访，目的是为了向政府索要房屋地基。经调取余英上访材料和余英与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息访协议书、息访承诺书，得知2016年11月24日，余英与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办事处就房屋拆迁已达成协议。故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认定原告余英此次上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属敲诈勒索行为。经告知原告余英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和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后，于2017年3月3日对原告余英作出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原告余英不服该处罚决定，遂于2017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凯里市公安局2017年3月3日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院认为：维持本辖区内社会治安秩序，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处罚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但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时不得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以原告余英的陈述、洗马河街道工作人员的笔录和余英的上访材料等证据为依据，认定余英以在凯里市新生路粮校的房屋被政府拆迁（已达成赔偿协议）为由多次进京上访并敲诈勒索政府为由，对其作出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行政行为，因被告采信的证据中并未体现余英存在向政府敲诈勒索的行为，故被告凯里市公安局2017年3月3日对原告余英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原告余英行政拘留属适用法律不当。原告余英请求撤销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3日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凯里市公安局提出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的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凯里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3日对原告余英作出的凯公洗行罚决字[2017]3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凯里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秀恒
审判员 杨长坤
审判员 潘盛成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士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