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5民终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姚广燕，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莉，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丽媛，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守华，男，195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云南省瑞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训，山东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姚广燕，男，196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住东阿县阿胶街78号12号楼5单元210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莉，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丽媛，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守华、原审第三人姚广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阿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4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恒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东阿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4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319.6万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转账给徐守华的319.6万元并非投资款，而是借款。首先，从数额上看，一审中徐守华主张第三人姚广燕总投资包括诉争借款319.6万元在内，共450.32万元。但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姚广燕2012年7月20日投资177万元、2013年5月到2013年12月又投资223.2万元（徐守华提交的姚广燕投资款项明细表二），2012年10月10日到2013年1月1日先后三次共转账165万元，合计565.2万元，远远超过徐守华所主张的第三人姚广燕总投资数额。其次，从出资款项构成上看，姚广燕投资情况中已载明姚广燕以现金和玉石作价177万元作为出资，而一审中徐守华所解释的450.32万元投资款系第三人姚广燕以上诉人名义转款319.6万元和以其个人名义转款165万元并除去35万元购车款组成，二者相互矛盾。再次，从转款时间上看，上诉人自2012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23日分十三次向徐守华转款319.6万元，而徐守华、姚广燕、李善金的合伙时间为2012年7月20日，上诉人转款时间先于徐守华与第三人合伙时间，且姚广燕在2012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23日期间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徐守华转过投资款项，由此可见，上诉人转款与合伙投资无任何关联。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法律关系角度看，本案属于借贷关系，就算不属于借贷关系，也应当属于不当得利情形。根据姚广燕投资情况显示，合伙关系仅存在于姚广燕、徐守华与案外人李善金三人之间，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的出借人为上诉人，而非姚广燕。在上诉人与徐守华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形下，徐守华又未能举证该笔款项并非借款，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退一步讲，根据一审认定的证据，徐守华对收到上诉人319.6万元银行转账的事实已予认可，即使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但徐守华已因此获利，上诉人因此受有损失已是事实。因此，就算本案不属于借贷关系，徐守华也已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上诉人319.6万元。恒建公司补充认为：一、三合伙人签字认可的截至2012年7月20日姚广燕出资额为177万元，出资方式是实物和现金，而在2012年7月20日之前，上诉人已向徐守华个人转款110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帐明细为证），但在三方确认的姚广燕先期投资表的177万元显然没有提及该110万元，说明上诉人向徐守华转款与姚广燕个人合伙不是一回事，是被区别对待的。二、三方在散伙时，也即2013年12月底三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了一张《经营状况报表》，载明姚广燕投资共计4503200元，在177万元出资后，姚广燕个人帐户向徐守华个人帐户转帐支付165万元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在徐守华一审中提交的表一和表二显示，姚广燕除了实物、现金、银行转账出资方式外，以其他渠道还有投资，这正好印证了第三人姚广燕提交的以刷信用卡的方式在他处购买玉石毛料等货物交由徐守华经营的事实。一审判决中徐守华又主张该450万元的组成是上诉人转款的319.6万元，加上姚广燕个人转帐的165万元，扣除35万元的车款，显然与三人签发的两份书面文件相矛盾，并且徐守华的举证和陈述均相矛盾。三、上诉人拿出来319.6万元的转帐凭证向法院起诉后，徐守华又主张原来的出资400多万元加上公司转帐300多万元合计700多万元都是姚广燕的个人合伙出资，显然与三人散伙时确认的姚广燕出资相矛盾。综上所述，徐守华主张诉争款项与合伙关系出资相混淆的主张是不成立的。既然抗辩主张不成立，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原告的转帐凭证相对于被告的抗辩在证据上是有优势的，一审对这种情况下真伪不明的举证责任让原告承担是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徐守华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系姚广燕出资设立的个人独资公司，上诉人转账给答辩人的319.6万元是合伙投资款，并非借款，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答辩人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姚广燕于2012年5月认识，2012年6月有了合伙意向，2012年7月20日正式合伙。从认识到正式合伙，上诉人多次从答辩人处购买货物，上诉人诉求的319.6万元其中2012年7月20日之前四笔共计110万元，包括在2012年7月20日三方签字的177万元之内。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投资款项明细表二是制表人出现了失误、弄错了时间。事实上是2012年5月（16万）、2012年6月26日（30万）、2012年8月10日（15万）、2012年10月8日（35万）、2012年10月11日（70万）、2012年10月24日（15万）、2013年1月2日（70万），其中2012年7月20日前两笔共计46万，包括在2012年7月20日三方签字的177万之内。答辩人制作的表一、表二数字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姚广燕在合伙前从答辩人处购买货物，在合伙后也从合伙处购买过货物，表一、表二扣除所欠货款及退货货款计入投资，合伙期间上诉人（包括从姚广燕卡转来的款）的投资共计4503200元。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表一中的25万元是上诉人的购货款，不是投资款，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表二姚广燕交给卖货人的款项是姚广燕自营珠宝的花费，与合伙没有任何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用途”一栏，并非借款，而是货款。按上诉人所说，上诉人、姚广燕与答辩人原来并不相识，如此频繁的大额的借款且多年不催要，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仅提供了转账凭证，没有提交借贷法律关系的任何证据。答辩人已提供了合伙期间的有关证据及合伙终止的证据，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姚广燕陈述称，第三人在与徐守华合伙期间基于信任以及不好意思的心理发生多笔巨额资金关系，从未有过出具收据、欠据或打合伙协议的习惯。一、上诉人自2012年6月27日至2012年7月20日就向徐守华个人转帐110万元，徐守华主张7月20日三人签署的先期投资177万元包含该110万元，显然不成立。该先期投资表上显示毛料一块36万元，成品器件78万元等，除现金外，有接近120万元的实物出资。二、我个人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三次通过本人帐户向徐守华交付出资165万元，都是没有出具或索取任何凭证，直到2013年年底，三个合伙终止时才在一张小纸上大体拢了一下个人合伙的数。就是因为没有凭证，我个人合伙的事都是用个人帐户或者现金和实物进行交易，为了和徐守华向我借的钱有所区别，他借的钱都是通过上诉人向他交付。上诉人起诉的借款与我个人合伙的出资不是一回事，徐守华所述不实。
恒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19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原籍东阿，已在云南瑞丽从事玉石经营多年。2011年11月1日注册成立瑞丽华明元珠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珠宝玉石和柜台租赁，被告自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该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注销登记。原告系东阿县经营状况较好的民营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即本案第三人姚广燕通过朋友介绍与被告相识。
2012年6-7月被告与第三人姚广燕、案外人李善金约定合伙投资玉石经营。2012年7月20日经三方略算，被告以现有经营场地、经营设施、加工设备和库存玉石作为合伙投资，合计款为1710000元；第三人以所购玉石和现金作为合伙投资，合计款1770000元。合伙过程中，第三人于2012年10月10日、10月24日和2013年1月1日以其个人工商银行同一账户，向瑞丽华明元珠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转款分别为700000元、250000元、700000元，共计1650000元。对第三人上述合伙投资和转款情况，原、被告无异议。
第三人主张合伙期间（2012年10月18日至2014年1月1日）自其他珠宝店先后12次花费1403300元购买的玉石均交由被告作为合伙投资，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主张自2012年6月27日至2013年11月23日先后13次以工商银行同一账户，向被告工商银行同一账户转款共计3196000元，该款系向被告出借，并口头约定月利率2%。被告对转账事实无异议并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该款系与第三人姚广燕、案外人李善金合伙期间，第三人姚广燕以原告名义投入的合伙资金，并主张该款中包含2012年7月20日合伙初期的投资1770000元。对被告上述主张原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之间仅有转款凭证，一方主张为直接的借贷关系，另一方主张为其他民事法律关系。针对其间的诉争，在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当事人已提交的证据，探究合意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进而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评判。在对民间借贷案件事实审查过程中，其关系成立至少包含二个要件：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其次是要有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款项的事实。
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合意，但未向法院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或存在口头协议的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供双方商谈过程及内容等间接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否认其间存有借贷关系，以与第三人合伙为由予以抗辩并举证。综合各方证据分析，认定双方当事人在转款之前具有借贷合意尚有不足。原告确实以转账方式向被告账户转款3196000元，但该款发生于被告与第三人合伙期间。根据被告提交的“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经营状况报表”显示，第三人此前合伙投资共计4503200元，第三人对此无异议，但对该款的组成双方各执己见（被告主张该款是由第三人以原告名义转款3196000元和以其个人名义转款1650000元，并去除350000元的购车款组成。第三人不予认可，主张该款是由合伙初期投资1770000元、转账1650000元和所购玉石1403300元组成）。第三人虽提交购买玉石的交易明细，但没有将所购玉石转交被告经营的相关证据，且其主张的投资组成总额高于报表数十万元，有违一般常理和交易习惯，故第三人该项主张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原告所转款项3196000元包含第三人合伙初期投资和他项支出，并提供明细表二份证明该款和第三人其他投资款的具体用向，原告亦不予认可。因该表为被告个人自制，且数额与其主张也存有矛盾，故被告该理由不予采信。综合三方举证分析，原告的转款不能完全排除与第三人合伙投资的关联，其诉讼主张与待证事实之间模糊不清，真假不明。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但未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以及所转款项与合伙投资是否完全没有混同。其诉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368元，由原告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相关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恒建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守华之间是否存在319.6万元的借贷关系。
虽然上诉人恒建公司以转账方式分十三次向被上诉人徐守华的账户转账共计319.6万元，但转账凭证中记载的“用途”一栏为货款，而非借款，恒建公司亦未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相反，被上诉人徐守华以合伙为由提出抗辩，并提交了投资情况说明、经营状况报表等证据加以证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恒建公司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鉴于上诉人恒建公司向被上诉人徐守华转账319.6万元的时间与徐守华、姚广燕、李善金三人合伙投资的时间存在交集，恒建公司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转账行为为借贷行为，因此不排除上诉人的转账行为与姚广燕的合伙出资有关联。虽然被上诉人徐守华提交的证据也存在瑕疵，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在上诉人恒建公司未能提供更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其所主张的“与徐守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本院无法认定恒建公司与徐守华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故对恒建公司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恒建公司关于“徐守华获得该319.6万元属于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恒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368元，由上诉人东阿恒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凤魁
审判员 刘晓光
审判员 徐红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杜娟
书记员肖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