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308号
原告张媛。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宏亮，该局塘沽分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张竞旋，该局塘沽分局法制支队民警。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
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燕，该局法制总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于洋，该局法制总队民警。
第三人王海。
原告张媛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20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4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王海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媛，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宏亮、张竞旋，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海燕、于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张媛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张媛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张媛诉称，2014年11月7日14时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大厅第三人王海对其进行肢体接触，遭到其斥责后王海仍然继续骚扰，后其姐、其弟为保护原告而与王海发生争执，进而互殴。滨海新区公安局未按程序进行调查，在传唤时没有出示传唤证，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在笔录中写了口头传唤，但当时并没有在案发现场发生，系事后补发。原告认为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传唤违法、超期结案、鉴定意见告知程序违法、对原告的鉴定申请存在不公平处理的情况。请求：1.撤销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及被告市公安局辩称，案发后民警接警后依法填写了《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和到案经过，并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了调查询问，证据收集、伤情鉴定，在对张媛履行了处罚告知义务后，经依法审批对张媛作出了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经调查，原告张媛与张旭、张雨于2014年11月7日14时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大厅门外对王海进行殴打，经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王海的头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右手中指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张媛给予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不服，于2015年8月14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出具了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后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及证据材料。2015年11月5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该行政复议决定合法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杭州道派出所（以下简称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7日制作的《案件来源》；
证据二、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制作的《到案经过》两份；
证据三、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受案字（2014）315号《受案登记表》；
证据四、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于2014年12月6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50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证据五-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4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4号《传唤证》；
证据五-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2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7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7号《传唤证》；
证据五-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0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0号《传唤证》；
证据五-4、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4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4号《传唤证》；
证据五-5、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3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3号《传唤证》；
证据五-6、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5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6号《传唤证》；
证据五-7、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15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9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9号《传唤证》；
证据五-8、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2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2号《传唤证》；
证据五-9、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5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6号《传唤证》；
证据五-9、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2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2号《传唤证》；
证据五-10、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6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5号《传唤证》；
证据五-1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8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8号《传唤证》；
证据五-1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1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1号《传唤证》；
证据五-1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16号《传唤审批表》及津滨公塘（杭）行传字（2015）15号《传唤证》；
证据六-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4月16日对原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申辩材料；
证据六-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4月3日对张旭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申辩材料；
证据六-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4月14日对张雨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申辩材料；
证据七-1、塘沽分局于2015年6月16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71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证据七-2、塘沽分局于2015年6月16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72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证据七-3、塘沽分局于2015年6月16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73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证据八-1、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8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八-2、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八-3、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九-1、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缓拘决字（2015）2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担保人保证书》；
证据九-2、被告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缓拘决字（2015）3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担保人保证书》；
证据九-3、被告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缓拘决字（2015）4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担保人保证书》；
证据十-1、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一拘留所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的拘收字（2015）1359号《执行回执》及拘收字（2015）1360号《执行回执》；
证据十-2、塘沽分局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法）通字（2015）499号《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及津滨公塘（法）通字（2015）500号《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证据十-3、《天津市非税收入统一缴款书》两份；
证据十一、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8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一-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27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一-4、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7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5、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4月28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6、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7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7、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11月17日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一-8、常住人口信息表一份。
证据二-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2月25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二-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二-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15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4、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15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5、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5月19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6、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对张旭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二-7、常住人口信息表一份。
证据三-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8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三-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3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三-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15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4、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12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5、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5月18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6、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对张雨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三-7、常住人口信息表一份。
证据四-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1月9日对王海所做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四-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1月18日对王海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四-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2月16日对王海所做的《询问笔录》；
证据四-4、常住人口信息表一份。
证据一至证据四证实2014年11月7日原告与王海发生争执后，张媛、张旭、张雨殴打了王海。
证据五、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3月25日对王立军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常住人口信息表一份，证实案发时塘沽房地产交易监控视频合法有效；
证据六、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出具的王海、张媛、张旭、张雨四人的病历、诊断证明书，证实王海、张媛、张旭、张雨四人均有伤情；
证据七-1、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技鉴字（2015）第0001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审查意见书》；
证据七-2、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技鉴字（2015）第00004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审查意见书》；
证据七-3、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技鉴字（2015）第00005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审查意见书》；
证据七证实王海、张媛、张雨的伤情均为轻微伤。
证据八-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1月16日对王海、张雨、张媛、张旭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四份；
证据八-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1月13日对王海、张旭、张雨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三份；
证据九-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7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4）第99号《调取证据审批表》、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调证字（2014）326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于2014年11月7日制作的《调取证据清单》；
证据九-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7日审批的津滨公塘（杭）审字（2014）第101号《调取证据审批表》、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调证字（2014）325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于2014年11月7日制作的《调取证据清单》；
证据十、案发现场视频资料光盘一张，证实在停车场张媛、张旭、张雨具有殴打王海的行为；
证据十一、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制作的《关于王海被打案工作记载》；
证据十二、杭州道派出所于2014年11月8日制作的《工作说明》，证实房地产大厅工作人员不配合民警取证的情况；
证据十三、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7日制作的《情况说明》，证实民警对张媛、张旭、张雨处罚作出后及时向王海告知；
证据十四-1、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对张旭作出的20150616012号《现场检测报告书》；
证据十四-2、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对张雨作出的20150616013号《现场检测报告书》；
证据十四-3、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对张媛作出的20150616011号《现场检测报告书》；
证据十四证实张媛、张旭、张雨作为被处罚人不存在吸食毒品行为。
证据十五、杭州道派出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情况说明》及《电话查询记录》两份，证实张媛、张旭、张雨无违法犯罪记录；
证据十六-1、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592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十六-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6日作出的（2015）二中民一终字第0319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十六证实张媛与王海的离婚诉讼判决已生效。
证据十七、穆凤萍、张连功的自述情况说明两份，证明张媛的父母对张媛和王海之女王子瑄无能力监护。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原告于2015年8月14日制作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证据二、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
证据三、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的津公复答字（2015）第156号《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证据四、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关于张媛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
证据五、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的津公复延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
证据六、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七、1078002214814号、1078002231514号EMS邮寄详情单两份，邮寄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
二、依据：《中华人们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
第三人王海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据九、证据十无异议；对证据四的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最晚应于2015年1月6日作出处罚决定，而原告收到处罚决定书是4月份，并且该证据中违法嫌疑人一栏的基本信息没有填写，第一页也没有印章，认为不真实；对证据五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津滨公塘（杭）审字2015第7、8、9、10、14、15号的《传唤证》记载的案发日期均为2015年1月9日，与案发时间不相符，认为上述《传唤证》非本案的《传唤证》，且均为口头传唤，系事后补发的传唤证，程序违法；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处罚告知笔录中引用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与原告的案情不相关，认为违法；对证据七、证据八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处罚决定书中对王海头部受伤的描述不真实，张旭、张雨也受伤了，但是在上述文书中没有体现；对证据十一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复议程序违法。因被告提交的程序类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具备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1至证据一-4、证据一-6至证据一-8、证据二-7、对证据四-4、证据五、证据六中的病例、证据十、证据十二至证据十七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中的笔录中均载明为口头传唤，但是当时的情况都不适用口头传唤，且证据一-1中的签字日期是11月8日，可以证明被告不是案发当天处置的；对证据一-5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没有签字；对证据二-1、证据二-3至证据二-7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口头传唤不合法，且张雨不是主动到派出所的；对证据二-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笔录第五页中“张雨追着张雨到了汽车的位置”是笔误，应是王海追着张雨打；对证据三-1的真实性无异议，笔录是在11月8日制作，认为与被告描述的11月7日到案情况不符；对证据三-2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笔录中描述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三-3至证据三-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口头传唤违法；对证据四-1至证据四-3的真实性有异议，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与案发情况不符；对证据六，认为诊断证明书的编号应是相连的，不应差距很大，且王海在同一时间开具了两份诊断证明书，编号差距也很大，且时间均早于原告，但编号都大于原告诊断证明书的编号，认为违法；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称张媛、张雨没有鉴定结论的说法相互矛盾；对证据八-1、证据八-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海在2015年1月13日签了张旭、张雨的伤情意见书，直到2015年1月16日才签了自己的伤情意见书，告知程序违法；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调取证据通知书》违法事实的描述有异议；对证据十一认可是派出所出具的，但认为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因被告提交的事实类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被告已作出合理解释，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媛与第三人王海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11月7日，原告张媛与第三人王海因离婚诉讼应法院要求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中心领取房产证，在办理手续时，二人发生口角，并互相推搡，后原告张媛与其姐张旭、其弟张雨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中心大厅门外对王海进行殴打。经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王海的头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右手中指损伤为轻微伤。后因案件疑难、复杂，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4年12月6日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799号、8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张媛、张旭、张雨行政拘留五日并处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张媛及案外人张旭、张雨不服，于2015年8月14日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799号、8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2015年6月17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津滨公塘（杭）缓拘决字（2015）4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张媛暂缓执行拘留。且因原告张媛之女年幼且无人抚养，至原告起诉时，原告的行政拘留处罚暂未执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4年11月7日对涉案治安纠纷进行受案登记，后因案情复杂申请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于2015年1月8日委托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对王海的伤情进行鉴定，该物证鉴定所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津滨公塘技鉴字（2015）第0001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审查意见书》，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将上述鉴定结论告知原告张媛及王海，后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送达原告。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自受理该案至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扣除鉴定时间后，超过了六十日，系超期作出，其行政程序违法。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此辩称原告张媛与王海案发时尚未离婚，且双方当事人均提出调解申请，被告系根据《公安机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第一条的规定，对因家庭纠纷引起的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尽量予以调解，且想等法院的离婚判决下发后再作处罚，故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原告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被告对此抗辩主张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且非法定扣除或延长办案期限的法定事由，其抗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均载明传唤方式为口头传唤，认为被告的传唤方式违法，被告解释称笔录中将传唤方式记载为口头传唤系笔误，除涉案当事人第一次系主动到派出所未出具《传唤证》外，其后的传唤均依法制作了《传唤证》，因被告的解释与其提供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张媛以第三人王海对案外人张旭、张雨的鉴定意见告知书签字在前，对王海自己的鉴定意见告知书签字在后为由，主张被告鉴定意见告知程序违法，被告解释称相关法律未规定鉴定意见的告知顺序，被告系依法履行鉴定意见告知程序，因原告的此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经审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2014年11月7日14时许，原告张媛与其姐张旭、其弟张雨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中心大厅门外对第三人王海进行殴打，造成王海头部及右手中指轻微伤的后果。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其提出的伤情鉴定申请处理不公的问题，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解释称，办案民警于2015年1月6日带原告张媛到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物证鉴定所进行伤情鉴定，但因伤势轻微无法鉴定，不存在处理不公的问题，并提供了办案民警出具的《关于王海被打案工作记载》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情形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25号）第七十五条关于“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一）受伤程度较重，可能构成轻伤以上伤害程度的；（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三）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的规定，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曾提出鉴定申请及被告对其鉴定申请存在不公处理的证据，且被告亦履行了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的职责，原告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14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因案情复杂，决定延长复议期限三十日，后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同日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九十日，程序合法。但被告市公安局在未查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系超期作出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二、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5）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关于“维持被申请人对张媛作出的津滨公塘（杭）行罚决字（2015）79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径行给付原告（原告张媛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腾腾
速 录 员 冯凯莉
附：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