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6民初3905号原告：刘家珍，女，193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畜产进出口公司尾毛加工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睦逵，男，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霞（与被告系夫妻关系），1961年5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退休职工，住同被告。原告刘家珍与被告陆睦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9日、2016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家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娴，被告陆睦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家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42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利息4860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母子关系。2014年8月4日，原告将其名下坐落于青岛市XX区XX路××�的房产出售给案外人戴红春，所得卖房款为1050000元，该笔卖房款由被告保管。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返还事宜，均被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无奈多次去被告单位协商此事，被告仅同意将其中的600000元款项返还原告，剩余420000元被告始终拒绝返还。原告认为，该卖房款项属于原告所有，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希望判如所请。被告陆睦逵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均没有法律依据，陈述与事实不符，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系母子关系，1988年7月份父亲即原告原配丈夫病故，1991年刘家珍与李永发再婚。原告再婚二十余年间，与被告一直来往密切，大小事情均找被告处理解决，被告任劳任怨不�报酬。2013年3月李永发病故后，其子女与刘家珍为财产分割发生纠纷，关系水火不容。在发生矛盾过程中，原告曾向被告借钱买产权，解决争议等一系列问题。2014年9月份原告来天津生活居住，并因琐事与被告发生矛盾，为达到所谓自我的目的，他们违背良心，黑白颠倒，无理取闹，无中生有，篡改事实，其目的不为人知。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法院应与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家珍与被告陆睦逵系母子关系。原告刘家珍于2014年8月4日与案外人戴红春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约定案外人戴红春购买�告刘家珍名下坐落青岛市XX区XX路××户房屋，房屋成交价格1050000元。案外人戴红春以现金方式给付原告刘家珍30000元，于2014年8月20日、2016年8月28日分别汇入原告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00000元、420000元，共计汇款金额1020000元。2014年9月6日，原告刘家珍名下上述工商银行账户在工商银行天津瑞景支行取款1019950元，并产生手续费50元，取款个人业务凭证客户签名栏写有“刘家珍”三字，但该签名系被告陆睦逵妻子张艳霞代替原告刘家珍所签。同日，被告陆睦逵将上述取款数额中的700000元存入其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内。庭审中，原告刘家珍称其本人没有到银行取款现场，剩余现金319950元系被告陆睦逵取走；而被告陆睦逵则称，当天系其与原告刘家珍以及被告妻子张艳霞三人共同到银行取款，并由被告夫妻二人护送原告刘家珍回到其单独居住的光荣楼住处，将现金319950�留给原告刘家珍。针对该情况，本院到工商银行天津瑞景支行调取证据，但因时间过长录像没有保存，通过调取当时取款留存的资料显示，仅有原告刘家珍的身份证复印件，根据银行有关《个人账户支取》的规定，“若为大额取款还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须提供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柜员审核打印输出内容无误后，将《个人业务凭证（签单）》交客户核对并签名确认”。根据上述规定及取款留存资料，银行工作人员称系原告刘家珍本人到银行办理取款手续。2016年4月30日被告陆睦逵通过其子陆政欣建设银行账户向原告刘家珍转账610000元，根据本院调取的银行录像显示，其中10000元系原告刘家珍自有现金存入陆政欣银行账户后，再进行转账操作，即被告陆睦逵实际通过其子陆政欣账户返还原告刘家珍600000元。原告刘家�曾多次到被告陆睦逵所在单位要求被告陆睦逵返还其购房款，但双方未能解决，故成讼。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地产买卖契约》、工商银行明细、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以及本院到银行调取的业务凭证、录像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其一，一方获得利益，即因一定事实而增加其财产总额，包括财产范围扩大及财产本应减少而未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其二，他方受有损失，包括财产减少的直接损失和财产本应增加却妨碍其增加的间接损失；其三，利益和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四，没有合法根据。上述四要件紧密联系，缺一不可。首先，被告陆睦逵于2014年9月6日将从原告刘家珍名下账户取出的700000元存入其个人账户，因原告刘家珍多次要求被告陆睦逵返还，被告陆睦逵于2016年4月30日通过其子账户返还原告刘家珍600000元，剩余100000元，被告陆睦逵称系原告刘家珍自愿赠与其子陆政欣，但该主张并未得到原告刘家珍的认可，被告陆睦逵亦未就自己的主张提供充足的证据，对此被告陆睦逵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陆睦逵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被告陆睦逵取得该笔100000元，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给原告刘家珍造成了损失，而使自己获利，被告获利与原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认定被告获得该笔100000元款项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原告。其次，针对2014年9月6日从原告刘家珍账户中取出的现金319950元，现原、被告各执一词，均认为该笔款项系对方取走。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以及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结合银行取款操作规程，以及取�数额为100余万元的情况，如果原告刘家珍本人未到场，银行不仅需要核实并留存本人身份证件，还要核实并留存代理人身份证件。现取款所附资料只有原告刘家珍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应为原告刘家珍本人到银行办理的取款手续。现原告刘家珍否认其本人到取款现场，不符合银行一般操作流程，对其主张上述现金319950元由被告陆睦逵，原告刘家珍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原告刘家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刘家珍要求被告陆睦逵返还上述现金3199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家珍主张的利息问题，根据“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现原告主张被告自实际取得款项之日2014年9月6日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合法有据，利息的计算基数�为本院确认的返还数额100000元，对原告刘家珍该部分利息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陆睦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家珍100000元，并支付原告刘家珍自2014年9月6日至本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刘家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9元，由原�刘家珍负担6445元，由被告陆睦逵负担20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芳代理审判员 杨 雪人民陪审员 崔勇钢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熊 剑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