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5民再6号
一审原告何永通，男，197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
一审被告范燕茹，女，198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邓春燕，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原告何永通因与一审被告范燕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5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粤0105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审被告范燕茹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春燕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原告何永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18日，一审原告何永通起诉至本院称，2010年11月一审被告以家庭用款短期借款为由向一审原告借款230000元，一审被告承诺尽快归还，并提交了有关房产资料给一审原告作为还款保证。一审原告于2010年11月11日实际支付了借款218500元给一审被告，后一审被告对该款项一直未还。故一审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一审被告立即支付借款本金218500元；2、一审被告以2185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年利率按24%）支付从2011年8月11日起的利息至清偿日止；3、一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被告辩称，一审被告根本不认识一审原告，也从没见过面，更未向其提出过借款。一审原告主张借款违背事实，有虚假诉讼之嫌疑。理由如下：1、借款合同是一审被告本人签名，但是在案外人广州市隆誉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誉公司）的压力下所签，并非一审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签字时为空白格式合同，没有一审原告任何签字与相关信息，该公司负责人施圣存已经涉嫌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2、一审原告转账汇款查询中，用途明确载明为“货款”并非借款；3、一审原告主张一审被告借款用途作为家庭用款，当时一审被告并未结婚，父母健康，不需要这么大笔借款；4、一审原被告并不认识，一审原告不可能在无任何抵押担保情况下借出这么大笔借款，而且当天打款，不符合常理。一审被告未实际取得一审原告主张借款的一分钱，也是被胁迫的受害者。一审被告于2008年底至2010年初就职于隆誉公司，该公司实际是放贷公司，行业内有借款人抵押了房子，该公司把房子移到自己员工或他人的名下，一审被告作为该公司的员工被安排了一套房子的去处理不是自己的纠纷，一审被告根据隆誉公司的要求，办理了尾号为9401的银行账户，相关资料与银行卡均在隆誉公司的手里。一审被告2011年9月前后因与案外人何伟胜、梁端云纠纷才发现涉案转账，就该笔218500元转账确实系入账一审被告账户，但一审被告从未持有使用该卡，而是隆誉公司控制操作柜员台转账48500元给他人（不明）尾号为3833的账户，另柜台转账170000元至一审被告不认识的“黎晓燕（音）”尾号为2971的账户，且该操作仅在款项到账后不到一个小时内全额转走，一审被告从未操作或取得有关款项，一审被告发现情况后立即将该卡办理了注销。一审原告所述房产也并非一审被告本人控制的，本案事实实际为一审原告与何伟胜、梁端云等人的债权债务或往来，与一审被告并无实际关联。假设借款事实存在，一审原告主张涉案借款为短期，直至起诉时已经4年10个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被告与一审原告并不存在实际借贷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一审查明，一审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一审被告向一审原告借款230000元，贷款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本合同争议的管辖为海珠区的人民法院等。《借款合同》中借款期限、借款用途等项下均为空白，一审被告签名下方注明日期为2010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上借款人签名及借款金额处有指纹按印。同日，一审被告签署《委托书》给一审原告及两案外人，委托三受托人全权办理一审被告名下广州市天河区广和一街15号804房的出售手续等，一审原告表示并未就本案借款设定相关担保权利。
2010年11月11日，一审原告名下的36×××59银行账户向一审被告名下62×××01的银行账户网银转账了218500元，转账用途注明为货款。一审原告主张采用网银转账，转账用途项下没有去专门勾选，一审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货物买卖或其他交易关系。一审被告名下上述尾号为9401的银行账户在2010年11月11日转入218500元后，当天分两笔48500元及170000元全部转出。
一审被告确认《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及按印是其本人签名及按印，但其主张签字时为空白格式合同，只有打印的条款，没有一审原告任何签字与相关信息，签字是在案外人隆誉公司的压力下所签，其曾任职于该公司，在离职前后无奈按公司要求办理了接收本案款项的银行卡并签署借款合同等材料，虽然该银行卡为一审被告本人于2010年11月11日开户，但密码是公司安排的人给一审被告，让一审被告自己设置的，一审被告确认银行卡及相关材料由公司取走一直没有归还，款项到账后一小时内全额转走，一审被告从未操作或取得过该笔款项。一审被告主张《委托书》中提及的其名下的房产也是公司安排在她的名下，并非一审被告本人控制，相关房产证等也不在一审被告处。一审被告称曾报警，但未提交证据证实。
2011年12月9日，一审被告与案外人何伟胜、莫万明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为，一审被告确认尚欠何伟胜818000元；一审被告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和一街15号804房房产全部抵偿上述债务；一审被告不承担有关上述房产过户前或过户后的债权或债务纠纷和责任，由何伟胜承担，其中包括有委托人何永通等所签任何关于上述房产的任何债权或债务纠纷和责任，牵涉有关一审被告的任何法律责任一切由何伟胜提供所有的律师费用和一切有关费用等。一审原告表示一审被告提交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一审原告也不认识何伟胜、莫万明。一审被告主张本案涉及的款项实际为一审原告与何伟胜、梁瑞云等人的债权债务或往来与一审被告无关。
一审被告为证明其经济条件良好不需借钱家用提交了加盖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一审被告作为投保人在该公司投保了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起保日期为2010年1月15日，已交保费100000元等。对此，一审原告不予认可，认为该保险是否一审被告本人出钱购买难以证实，即使有100000元购买保险也不能证明一审被告没有借款的事实。
一审被告为证明其曾在隆誉公司工作，提交了隆誉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复印件（显示负责人张宝盛，开业日期2008年6月20日，核准日期2010年8月5日，企业状态已注销）及背景有隆誉两字的被告照片的复印件。一审被告还提交了署名为张宝盛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本人张宝盛曾任隆誉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燕茹于2008年末至2010年初就职于该公司任文员，特此证明。张宝盛没有出庭作证。对此，一审原告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被告主张隆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为施圣存，但未提交证据证实。
诉讼过程中，一审原告表示不认识一审被告，是通过案外人介绍为获取高息才借款给一审被告，借款后一直向案外人追讨款项未果，遂提起本诉讼。诉讼过程中一审原告确认要求一审被告支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本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一审被告确认《借款合同》的签名及按印是其本人所为，但否认借款的真实性，陈述其只是在空白格式合同上签名。本院认为，从《借款合同》上签字及按印的位置与内容相对应的情形看，一审被告对其陈述并无证据可证明。即使一审被告是在空白格式合同上签名，一审被告确认签名时《借款合同》上打印的条款已存在，从条款的内容上已能看出是一份借款合同的条款，一审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预见在空白借款格式合同上签名的法律后果而仍然签名，且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事后有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据此，一审被告应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一审被告虽主张曾在隆誉公司任职，是在公司的压力下签名，但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一审被告曾在该公司任职，即使一审被告曾在该公司任职，一审被告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在公司的胁迫下签名。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被告的上述陈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被告确认其本人名下的银行账号收到一审原告的转账汇款218500元，主张银行卡虽为其本人开户，并不由其本人操作，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本院不予确认。即使一审被告所述属实，一审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将账户及密码交与他人操作的风险而放任这种情况发生，且一审被告确认对账户的借用情况并未提出异议，一审被告应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一审被告提交的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至于一审被告抗辩称其账户在收到一审原告转入的218500元后被全部转出，不应由其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一审被告不能证明转出款项与一审原告有关，一审被告不能据此对抗其应向一审原告承担的清偿义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虽与一审原告向一审被告转账的金额不一致，一审原告主张是先扣除部分利息，符合部分民间借贷的做法，虽一审原告向一审被告转账的用途标注为货款，但一审被告也确认一审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货物买卖或其他交易关系，结合一审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及一审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一审原、被告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一审被告提出的其与案外人何伟胜、莫万明的纠纷，虽然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一审被告不承担有关被告名下广州市天河区广和一街15号804房房产过户前或过户后的债权或债务纠纷和责任，由何伟胜承担，其中包括有委托人何永通等所签关于上述房产的任何债权或债务纠纷和责任。但该约定并未明确是否包含本案中一审原告主张的债权，即使包括本案一审原告主张的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现一审原告表示不清楚一审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一审被告也未举证证实将债务转移给何伟胜征得过原告的同意，故一审被告与案外人何伟胜、莫万明的纠纷，本案不作处理，一审被告可另经法律途径解决。
至于借款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本案中，一审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30000元，但一审原告确认预先扣除了部分利息实际支付了218500元给被告，故借款本金为218500元，一审原告要求一审被告支付借款本金218500元，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一审原、被告之间没有约定的还款期限，故一审原告可以随时起诉要求一审被告清还借款，一审被告抗辩称一审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贷款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一审原告于2010年11月11日借款给一审被告，一审原告主张一审被告自2011年8月11日起支付利息，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利率的计算标准，一审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要求一审被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被告应以2185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支付自2011年8月1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一审原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作出（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57号民事判决：一审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原告清还借款2185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支付自2011年8月1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一审原告。本案受理费4578元，由一审被告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经由一审原告预交，一审原告同意由一审被告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一审原告。
本院再审过程中，一审被告范燕茹称：原审的判决是错误的，本案有新的证据证明，要求法院驳回一审原告的诉求。理由如下:1、一审原告与一审被告之间没有达成借款的合意，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原审判决仅仅依据一份没有原件的空白格式的借款合同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事实不清，认定错误；2、案涉借款的谈判具体操作均是由案外人施圣存与一审原告完成的，一审原告明知实际借款人为施圣存且案涉用款人为施圣存，一审原告没有获取任何利益；3、本案借款合同原本是空白格式的合同，里面所记载的信息是一审原告事后添加，一审被告之所以签订空白格式的合同是案外人施圣存欺骗其用于办理赎契的手续。
一审原告何永通在再审期间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和举证。
本院再审查明，一审原告在一审中提交的一审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载明：一审被告向一审原告借款230000元，贷款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本合同争议的管辖为海珠区的人民法院等。《借款合同》中借款期限、借款用途等项下均为空白，一审被告签名下方注明日期为2010年11月11日，《借款合同》上借款人签名及借款金额处有指纹按印。
2010年11月11日，一审原告名下的36×××59银行账户向一审被告名下62×××01的银行账户网银转账了218500元，转账用途注明为货款。一审被告名下上述尾号为9401的银行账户在2010年11月11日转入218500元后，当天分两笔48500元及170000元全部转出。一审中，一审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货物买卖或其他交易关系。
2010年11月11日，一审被告签署《委托书》给一审原告及案外人梁建君、区志伟，委托三受托人全权办理一审被告名下广州市天河区广和一街15号804房的出售手续等。
一审中，一审被告确认《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及按印是其本人签名及按印，但其主张签字时为空白格式合同，只有打印的条款，没有一审原告任何签字与相关信息，签字是在案外人隆誉公司的压力下所签，其曾任职于该公司，在离职前后无奈按公司要求办理了接收本案款项的银行卡并签署借款合同等材料，虽然该银行卡为一审被告本人于2010年11月11日开户，但密码是公司安排的人给一审被告，让一审被告自己设置的，一审被告确认银行卡及相关材料由公司取走一直没有归还，款项到账后一小时内全额转走，一审被告从未操作或取得过该笔款项。一审被告主张《委托书》中提及的其名下的房产也是公司安排在她的名下，并非一审被告本人控制，相关房产证等也不在一审被告处。一审被告称曾报警，但未提交证据证实。
再审期间另查，区锦航向本院起诉黎晓燕，要求黎晓燕归还借款700000元和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支付利息至还清借款日止。本院作出（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黎晓燕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还借款700000元，并从2011年6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利息给区锦航。黎晓燕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黎晓燕提交了四套房屋相关资料，包括借款合同、收条、确认书、借款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放款银行卡、房地产证、房地产他项权证、购房抵押贷款合同、委托手续的公证书、房产业务材料，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且四套房产材料是反映双方签订借据的真实情况，当时黎晓燕签借款合同、借据完全是因其曾经借款给案外人施圣存，案外人对外有很多借款，在向施圣存追讨过程中黎晓燕认识了区锦棠、潘汉、小云，黎晓燕从区锦棠手中拿到这4套房产材料，当时黎晓燕好心为了协助区锦棠处理该四套抵押房产才签订借款合同、收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2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区锦航的全部诉讼请求。
再查，2016年10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对黎晓燕的调查笔录记载：黎晓燕答：经我查看，你们从中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262号案的案卷]调取的范燕茹等四人的《借款合同》复印件的确是我提供的，原件应该在我处，但是我这两天在家找过，没有找到原件，不清楚原件现在何处。但是我能确认原件确实是区锦棠给我的，当时应该是与范燕茹等人的《借款担保合同》《委托书》《确认书》《房产证》等资料一起给我的。在中院开庭时，我曾将全部资料提供给中院复印，直到这两天你们叫我们提供《借款合同》原件，我们才发现在我们保留的资料中正好没有范燕茹等四人的《借款合同》的原件，而《借款担保合同》等其他资料原件还在，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2016年2月26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施圣存的询问笔录记载：施圣存答：1、我自己曾经因资金借贷的关系已经挂了几间房屋，按照房管部门的意见我自己不可以挂太多的房子，所以我就将广和一街15号804房挂名在范燕茹的名下。2、我对何永通商量还贷赎契这件事时，何永通要求我除了签订授权委托书外，配套必须签订《借款合同》。2010年11月11日，何永通带了一个人（具体人数记不清楚了，那一个人我不认识）来到交易广场10楼黎晓燕的办公室内，并带来了空白的《借款合同》书，我就让范燕茹在何永通提供的《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处签上范燕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签订《委托书》和《借款合同》时，何永通和其带来的人都在我借用黎晓燕的办公室内，他们见证了范燕茹签名。范燕茹签好《委托书》和《借款合同》后，何永通带走了这些资料。3、当天，我带范燕茹到工商银行银山支行去办理了一张以她的名字开户的储蓄卡，卡开好后，她设置好密码后将密码和卡都交给我。当天，何永通转账了人民币21.85万元到该卡，我立即将其中17万元转给了我的合作伙伴黎晓燕的账上，另外48500元我记得好像是转到我自己的个人账户上。但何永通没有实际到中国银行越秀支行赎契还贷。4、2010年11月11日，何永通转账到以范燕茹名字开户的在工商银行银山支行的账号的21.85万元是我私人向何永通的借款，全部都是到了我的手上，范燕茹没有得到任何款项。5、范燕茹不认识何永通，但当时何永通强调，我向其借款目的是向银行还贷赎契，该房产的业主名是范燕茹，就必须由范燕茹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并且一定要将款转入以范燕茹名字所开的银行卡上。我本人无所谓，见何永通坚持这样操作，就同意了，然后让范燕茹到楼下的工商银行办理了银行卡。何永通将借给我的款项转入范燕茹所开的银行卡上。
2016年3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何永通的询问笔录记载：何永通答：1、我在2010年11月通过黎晓燕借款给四个人共70万元。2、2010年11月初，黎晓燕（女，44岁左右，广州人）打电话给我，说她有客人要借钱，问我有无款项出借。因为黎晓燕也是做财务公司的，之前多次向我借款，都能够按时还款，我比较信任她了，就回复可以出借，但要看这些借款人的具体情况和有什么担保。后来，我和我的拍档区志伟就去了黎晓燕的公司所在地——广州市越秀区交易10楼某办公室去商谈。黎晓燕对我说，包括张伟坚、何丽思、范燕茹、余顺棠这四个人共需要借款人民币70万元，她作为这四个人的借款担保；我要求黎晓燕能分别提供这四个人各自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担保物，如果谁的前述资料搞好后我就发放谁的借款，黎晓燕答复我没问题，我就将我公司制作的空白《借款合同》四分交给她……2010年11月11日，黎晓燕通知我，说范燕茹、何丽思的借款资料已经备齐了，让我过其公司检查并放款。当日，我和区志伟去了黎晓燕在交易广场10楼的办公室。我印象中范燕茹、何丽思都在黎晓燕的办公室内。我记得范燕茹、何丽思当着我的面在我提供给黎晓燕的《借款合同》上填写上名字、身份证号码、借款金额和借款日期，同时当即在黎晓燕之前准备好的《委托书》上签名、盖指纹，《委托书》的内容都是讲范燕茹、何丽思全权委托我、区志伟、梁建君去处理作为借款担保的房产的所有事宜，包括买卖、抵押等一切事宜。范燕茹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是23万元，以签署《委托书》形式作为该笔借款担保的房产是天河区广和路广和一街15号804房。何丽思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是20万元，《委托书》上的担保房产地址我记不清楚了。我见这些资料都备齐好后，黎晓燕就将以范燕茹、何丽思各自以个人名义开户的银行账号交给我，我通知公司将借款以我的个人名义转到了黎晓燕交给我的银行账户上。范燕茹的账户上实际转账了人民币21.85万元……但上述共70万元款项出借后，张伟坚、范燕茹、何丽思、余顺棠都没有还本息给我，我就去追黎晓燕，她说她负责追上述四人还钱，但无效果。大概在2011年（具体时间不记得），黎晓燕写了一份《借款合同》给我，内容就是她本人向我借款人民币70万元，其本人负责还本息，即前述四人的借款全部由其本人负责偿还，我就将前述四个人的《借款合同》原件还给了黎晓燕，只留下了四份《借款合同》的复印件。黎晓燕签署了借款人民币70万元的《借款合同》后也没有还款给我，我就到海珠区法院告黎晓燕，但法院认为黎晓燕虽然签署了向我借款人民币7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全部款项都没有转入黎晓燕本人或者其控制的银行账户，认定借款的事实没有发生，判我败诉，我不服，上诉，广州中院又判我输。后来，律师让我去起诉实际收到我转款的张伟坚、何丽思、范燕茹、余顺棠，让这四个人实际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所以，在2015年我就在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了上述四个收款人，要他们偿还借款的本息。3、我是用我自己的工行银行账户转账了21.85万元到范燕茹名义在工商银行所开的账户上，这个账户是黎晓燕给我的，不是范燕茹给我的。4、因为当时黎晓燕电话中对我，范燕茹需要借款，她自己作担保，范燕茹的工行账户也是黎晓燕提供给我的，我见有范燕茹亲笔签署的《借款合同》，有作为借款担保的房产授权《委托书》，黎晓燕自己又作担保，我就不理会究竟是谁实际借款了，就将款出借到黎晓燕交给我的与《借款合同》书上的借款人同名的人员的银行账户上。5、我是认识黎晓燕后，经她介绍认识施圣存的，但与施圣存从未有经济来往。6、我就是要追回我的款，我希望范燕茹、张伟坚等人能够到法院去讲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证据讲清楚谁实际得到这些借款，我就不会去告他们，我就可以告实际借款人。
2016年3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何嘉辉的询问笔录记载：何嘉辉答：1、我记不清我在2008年开的银行卡卡号是否就是62×××71，但我在工商银行仅仅办过一个银行账户，我认为62×××71于我现在使用的62×××50银行卡对应的账户是相同的。2、我看了银行交易记录（工商银行调取的2010年11月11日，从范燕茹的62×××01转账到62×××71银行卡17万元的交易记录），我认真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后，施圣存找到我，拿了我的上述工商银行卡去使用。银行交易流水中显示的交易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从未经手这些银行流水中的交易。你出示的交易流水所显示的业务、包括2010年11月11日发生的14万元和17万元交易都是施圣存经手的，这些钱都是他操作并取走的。3、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后，我的工商银行卡被我表哥施圣存拿去使用了，包括在2010年11月11日发生的从范燕茹账户上转入的17万元在内的交易都是施圣存在操作的，我不知道为何要从范燕茹账户上转入这17万元，也不清楚为什么又在当天将包括这17万元在内的29万元一次性转走。这些交易都是施圣存经手运作的，我从未参与，不清楚这些交易的存在及其原因。
2016年3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黎晓燕的询问笔录记载：黎晓燕答：1、工商银行账户62×××33的账户是我的。2010年11月，施圣存向区锦棠借款，说用自己手中的四套房子做抵押，总共借款70万元，区锦棠就派了自己的马仔何永通（我们平时叫他“阿通”）等人到我的公司来，在我借给施圣存使用的办公室内谈，并在该办公室内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资料。其实这些借款时施圣存与区锦棠谈的，我仅仅借一间小办公室给施圣存使用的，当时何永通与施圣存谈借款的事我确实见到了，但我觉得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就没有理会这么多。据我后来所知，施圣存是用自己的妻弟余顺棠、工仔范燕茹和张伟坚、亲戚何丽思等人的名义向区锦棠借70万元，区锦棠则以阿通的名义借款给上述四人，将70万元扣除当期的利息后转入上述四人的银行账户上。施圣存则将这些款转了一部分给了我，其余的则由施圣存自己拿走了，但具体金额我要查看银行才清楚。你给我看的4.85万元，因为施圣存之前欠了我很多钱，他是偿还我之前欠款的。2、区锦棠通过何永通的名义借款70万元给施圣存，全部都是施圣存自己联系并洽谈的，我仅仅是借了办公室给施圣存使用，所以后来区锦棠就派人到我的公司来要我还钱，说施圣存是我公司的人，施圣存借了他们的款，我必须负责，要求我协助他们追施圣存还款，后来施圣存被抓，区锦棠、何永通等人到我的公司来，让我收下余顺棠、范燕茹、张伟坚、何丽思等人的借款资料（包括借款合同、委托书、公证书、房产证原件等），让我自行处理这些资料，我收下他们交给我的上述四套资料后，区锦棠、何永通就要我写一份借据给何永通、区锦棠，内容就是我向他们借到人民币现金70万元。但他们拿到了我的借据后，就到法院去起诉我，要我偿还这70万元，经过法院一、二审判决，法院判决我胜诉。3、施圣存向区锦棠借款的所有用来转款的银行账户都是施圣存自己提供给区锦棠派来的人员，包括范燕茹、余顺棠、何丽思、张伟坚等人的银行账号都是施圣存提供给何永通等人的。
2017年1月11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对施圣存的调查（询问）笔录记载：施圣存答：1、我曾经跟范燕茹打过电话、也有当面说过，我因为开平酒店资金紧张同时需要钱为挂在她名下的房子赎契，所以要用她的名义向何永通借钱。2、我跟范燕茹说过我私人要向何永通借20来万。3、在2010年11月11日，我电话约范燕茹到原健力宝大厦（即现在的交易广场）10楼黎晓燕的办公室（范燕茹不认识黎晓燕）。当天，何永通带了一两个人也在该办公室里。何永通给了我借款需要的一些资料，包括《借款合同》《委托书》《收条》《确认书》《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等。范燕茹到了我办公室后，我让她在这些资料上填写名字、时间、身份证号码以及借款金额23万，同时将何永通指给她看，告知她这就是“银主”阿通（范燕茹之前是不认识也没见过何永通）。我当着何永通、范燕茹的面明确跟两人说，这23万是我向“银主”借钱，以后由我还钱。此事与范燕茹无关。4、当时，我是当着何永通的面叫范燕茹签《借款合同》《委托书》《收据》等，何永通也知道签合同的是范燕茹，我们三方都知道，我只是借范燕茹的名义向何永通借钱。我事前跟何永通明确说过，用范燕茹的名义借钱。而且在此之前，我也用过何丽思、余顺棠、张伟坚的名义向何永通借钱，他们都是在同一地点的相同的合同。所以，即便我和何永通之间都很清楚谁是实际借款人。当天，范燕茹签完合同后，我带她去工行办了一张银行卡，随后我就把她的卡和密码拿到手上，然后我又带范燕茹办完公证就让她走了。何永通把钱转到范燕茹的这张卡后，我自己处理掉了，没有给范燕茹。何永通转给我的这笔21.85万元是用于酒店筹备用的，至于向银行为挂在范燕茹名下的房产赎契，何永通并没有去做。5、问：为什么《借款合同》上写的是借款23万，但实际上何永通只转给你21.85万元？答：因为扣除了利息。合同上虽然没有写明利息，但是我和何永通私下约定两个月2.5的利息，借款半年。6、问：你为什么会转4.85万元给黎晓燕？答：因为之前她曾借给我钱，所以我就转4.85万元给她作为还款。7、问：转到何嘉辉工行卡的17万元你后来如何处理的？答：他的卡一直在我手上，所以我将该钱用于支付开平酒店的工程款了。这个酒店我投入了大概一千多万元，因此导致我的资金链断裂。8、范燕茹签的空白合同都是何永通提供的，有《借款合同》《委托书》《收条》《确认书》《借款（抵押、质押、保证）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书》等。9、范燕茹只是作为借款人在空白合同中签了名字、身份证号码、借款日期、金额。10、在范燕茹签完后，何永通就把合同带走了。何永通没有当着我和范燕茹的面继续在合同上签字。11、我用范燕茹的名义向何永通借钱的事情，黎晓燕是知道的，因为她是我公司的合伙人，所以我曾告诉过她关于此事。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原告以与一审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复印件和银行的转账凭证为依据提起诉讼。对于《借款合同》的复印件，有借款人和借款金额两栏填写有关内容，其余均为空白。根据2016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对何永通的询问笔录记载，该《借款合同》是一审原告提供的空白《借款合同》，该涉案合同存在先填写借款人及借款金额，事后再补充填写出借人，也即涉案合同存在一定瑕疵。结合公安机关对一审原告、黎晓燕、施圣存、何嘉辉的笔录和检察机关对黎晓燕、施圣存的笔录，一审原告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一审被告是实际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原告在再审期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新的证据证实部分有错，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57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一审原告何永通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578元，由一审原告何永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邓玉林
审判员 汤志青
审判员 李 敏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郭增峰
陈紫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