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6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国荣，身份证住址：广西容县。
委托代理人：刘翠香，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晓斌，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雄，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
上诉人韦国荣因与被上诉人李金雄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7日，李金雄（作为乙方）与韦国荣（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同意甲方为其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工商、税务、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章、私章以及GSP认证，双方商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关费用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6000元。第二条约定：付款方式为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预付甲方20000元；《药品经营许可证》下发后交付门店时付20000元；GSP现场检查通过即刻付清余款6000元。
签订《协议书》后，韦国荣分别于2012年1月13日、6月5日、8月7日出具了三份《收款收据》，分别确认收到李金雄办证费20000元、5000元、10000元，合计35000元。韦国荣主张2012年1月13日仅收到了10000元，另10000元，李金雄实际并未支付。
2012年6月26日，韦国荣作出一份《承诺书》，内容为：韦国荣承诺办理李金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洪田村金源工业区B3栋一楼2、3、4号之药店牌照，办理期限为2012年8月15日，8月15日前经营许可证必须到位、药师挂靠期限为一年，特此韦国荣承诺以下：1、承诺药店办理期限过期未办理无条件退回办牌费用；2、承诺药店办牌期限过期未办理所致2012年7月份以后的房租、药监局查处无证经营的立案费用由韦国荣承担；3、承诺药店办牌期限过期未办理而拖延所致的2012年8月15日之政策改变而带来的药店价值损失合计二十万由韦国荣承担。韦国荣主张《承诺书》前面的内容和签名均不是其书写，其只是加盖了手指指印。
李金雄主张韦国荣在签订《协议书》、《承诺书》后，未依约为其办理经营许可证等证书，李金雄此后委托案外人杨某为其办理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许可证的主体为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负责人为唐某。李金雄称其与韦国荣签订的《协议书》的目的仅是李金雄作为药店的实际投资人经营药店，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李金雄不具有经营药店的资格。
韦国荣主张李金雄实际已取得的益源堂大药房经营许可证是其员工杨某办理的，也应该视为其履行了合同，但韦国荣未提供杨某为其员工的证明。
李金雄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2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2、韦国荣支付退还并赔偿李金雄各项经济损失200000元；3、韦国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李金雄在庭审中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第十五条规定：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二）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境；（三）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四）具有保证所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本案中，李金雄、韦国荣均明知李金雄不具有经营药品的资质，仍签署协议约定以他人名义为李金雄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故李金雄、韦国荣签订的《协议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无效，韦国荣应返还其依据合同取得的李金雄的办证费35000元。韦国荣主张其仅收取了办证费25000元，但未提供证据否认收据的真实性，故对其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金雄主张韦国荣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但未提供损失的相关依据，故对此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合同无效，李金雄、韦国荣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其受到的其他损失。韦国荣主张其员工为李金雄办理了相关证件，但韦国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的规定，判决：一、李金雄与韦国荣于2012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韦国荣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李金雄办证费35000元；三、驳回李金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李金雄负担1812元，韦国荣负担338元。
�诉人韦国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法改判李金雄与韦国荣于2012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且韦国荣无需返还李金雄办证费35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金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实际的争议事实是：李金雄为了将其投资并已经在无证经营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洪田村金源工业区B3栋一楼2、3、4号的药店合法化，于2012年1月7日与广东国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下称国安堂）的法定代表人韦国荣签订《协议书》，委托国安堂为其已经在无证经营的药店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以及GSP认证，服务费用为46000元。一开始双方想办理隶属于国安堂、作为国安堂第45分店分支机构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后因政策原因，无法将证办理至国安堂名下，双方经协商，李金雄同意将证办至�圳市益源堂大药房名下，作为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办证过程中，由于李金雄药店本身多次验收不通过的原因，导致超过2012年8月15日才办理好相关手续。也就是说，《协议书》的真正甲方主体是国安堂，并非韦国荣个人；因李金雄已经在无证经营的药店当时没有注册，故其实际投资人李金雄应为乙方主体。
二、《协议书》的甲方主体为国安堂，并非韦国荣，李金雄起诉要求韦国荣承担责任，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告错了被告。第一，韦国荣是国安堂的法定代表人，《协议书》上也写的是“甲方负责人：韦国荣”，那么，韦国荣在《协议书》上的签字行为代表国安堂的行为，而不是韦国荣个人。第二，编号为NO：057578的《收款收据》上国安堂的盖章也可以证明：收取服务费的是国安堂，而非韦国荣个人。至于韦国荣个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的钱也都如实全部交给了国安堂。因而，综合以上两点，履行委托事项及收取款项的均为国安堂，而非韦国荣，李金雄起诉要求韦国荣承担责任，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告错了被告。
三、一审对法律的理解及适用均存在错误。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二）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境；（三）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四）具有保证所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的规定，认为李金雄不具有经营药品的资质，双方签署的《协议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需要明�的是，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是为李金雄的药店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并没有约定要将《药品经营许可证》办至李金雄名下或者说李金雄要作为药店的负责人。而李金雄投资的药店，经过聘请，已经配备了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如石伟、江菊红、唐某，因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关于开办药品经营企业的条件，可以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委托事项也可以实现，并且不违反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协议书》应该认定为有效。至于李金雄本人有没有相关资质与药店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无关，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药品经营企业的实际投资人一定要是企业的负责人或者一定要具有相关资质。
四、国安堂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从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药监局档案中“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授权�托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杨某是受国安堂委托去为李金雄的药店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中，李金雄也自认杨某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为其办好了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的牌照，那么，自然就应该视为国安堂已经完成了《协议书》约定的委托事项。
五、《承诺书》是韦国荣在受李金雄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并且韦国荣当时是在空白的纸上按了指印，《承诺书》的内容是李金雄自己补上去的，按指印时，韦国荣并不知道《承诺书》的内容会对自己如此不利，因而，该《承诺书》并非韦国荣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承诺书》的内容也明显显失公平，恳请法院认定该《承诺书》无效或者依法撤销该《承诺书》。
六、国安堂超期未办理好委托事项，是李金雄药店自身多次验收不通过所致。国安堂之所以会超过2012年8月15日还没有为李金雄的药店办理好《药品经营许可证》，均是李金雄药店自身多次验收不通过所致，国安堂一直有尽职尽责地在办理委托事项。这一点，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药监局档案中的《申请事项信息列表》可以证明。
七、国安堂仅收取了李金雄25000元，2012年1月13日20000元的《收款收据》，国安堂仅收到了10000元，另10000元，李金雄实际并未支付。
综上所述，国安堂已经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委托杨某依法为李金雄的药店办理了《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为深圳市益源堂大药房第15分店，负责人为唐某。李金雄应该根据约定向国安堂支付剩余的办证赞。退一步讲，即便国安堂超过2012年8月15日才为李金雄的药店办理好《药品经营许可证》，但国安堂毕竟完成了委托事项，也恳请二审法院在考虑国安堂的辛苦付出及实际仅收取了25000元服务费用的基础上，酌情减少退还李金雄的费用。
被上诉人李金雄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十五条之规定，韦国荣与李金雄签订的协议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工商、税务、GSP认证均属违法行为，而且是在李金雄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二、韦国荣称只收取李金雄25000元，又称《承诺书》不是其签名捺印，纯属无理狡辩。三、韦国荣称李金雄之后的《益源堂大药房15分店》是其委托杨某办理纯属捏造事实，杨某2012年8月份前是国安堂的员工，可一直被拖欠工资，因此在8月份之后推出了国安堂，成为益源堂的员工，办理益源堂加盟店是李金雄2012年9月3日与杨某单独洽谈，由李金雄另外付费用给杨某，和韦国荣没有关系。四、以韦国荣为法人代表的国案堂在双方签订协议签，因管理不善，下属分店违法经营�已经被列入药监局的黑名单，在李金雄不知情的情况下，韦国荣连蒙带骗签订了加盟协议，但证件始终办不下来。综上，韦国荣以加盟国案堂为由骗取钱财，给李金雄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金雄与韦国荣的争议系基于双方于2012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韦国荣上诉称《协议书》的主体是国安堂、协议内容有效。本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问题，《协议书》由韦国荣和李金雄签订，韦国荣收取了李金雄基于《协议书》支付的款项，没有证据证明韦国荣将收取的款项交付国安堂，此外，韦国荣在2012年6月26日的《承诺书》上捺印，又没有证据证明其上诉所称的“是在空白的纸上按了指印，《承诺书》的内容是李金雄自己补上去的”，因此该《�诺书》应认定为韦国荣的真实意思表示，韦国荣在《承诺书》上以个人名义向李金雄作出与《协议书》相关的各项承诺，结合《协议书》和《承诺书》，应当认定韦国荣是《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韦国荣的此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承诺书》中提到“许可证挂靠”、“药师挂靠”，说明双方在签订《协议书》时均明知李金雄并不符合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是通过借用药师的方式来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李金雄在一审中为证明其损失而提交的与案外人石伟签订的《合作协议》也明确李金雄是通过租借他人的药师资格来注册经营企业，因此本院认为李金雄和韦国荣签订的《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关于开办药品经营企业所需条件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韦国荣上诉称《协议书》有效，理由不成�，本院不予支持。韦国荣依据无效的《协议书》取得的办证费35000元应当返还李金雄，韦国荣称李金雄在2012年1月13日仅支付了10000元，但该日的收款收据上明确载明收到“贰万元”，且收据上有韦国荣签名，故韦国荣的此点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韦国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上诉人韦国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宁
审 判 员 何 溯
代理审判员 陈 朝 毅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罗娜（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