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粤高法民提字第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中国物资再生利用中南公司（原中国金属回收公司中南地区分公司、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中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定代表人：廖廷水，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治安，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王相民，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欣乐、王翠完，均为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中国物资再生利用中南公司（下称物资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下称金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8月13日作出（2010）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81号民事裁定，指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1）深中法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物资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2）粤高法民二再申字第42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物资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治安，被申请人金属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欣乐、王翠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一审的意见原告物资公司起诉称：物资公司与金属公司自1988年4月5日签订《串换调剂协议》时起建立合同型即协作型联营关系。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为搞活物资流通，发展横向经济合作，建立平等互利，串换调剂，互通有无的联营关系；并对串换调剂的物资的主要类型、品种，作价原则为平价对平价，结算方式为“双方均通过银行办理托收承付货款及费用”等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金属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向物资公司支付往来欠款，物资公司为此多次致函或派员向金属公司主张权利，经金属公司提供结算帐户帐页及付款凭证确认，金属公司尚欠物资公司协作经营期间的往来款及黑铁丝出口货款共计1089830.92元，但金属公司至今仍未支付。综上，上列协作经营欠款应自物资公司主张权利时起，金属公司拖欠物资公司来往款及货款应予偿还并支付利息。物资公司一直就上述权利催促金属公司履行义务，金属公司均拒不履行，已构成违约。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金属公司支付物资公司的协作经营欠款人民币1089830.92元及延期利息人民币324769.61元。2、金属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金属公司答辩称：1、金属公司从未拖欠物资公司货款，要认定金属公司拖欠物资公司货款，不能仅凭物资公司的财务帐册，物资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供货凭证；2、金属公司未违反联营协议，也未侵占联营公司的财产，在联营过程中不欠物资公司任何款项；3、联营公司虽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清算，物资公司单方委托中介机构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不是金属公司拖欠钢材货款的依据；4、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处理结果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物资公司就其名称变更作出如下说明：1、1986年6月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司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便函，内容为“中国金属回收公司，已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附属机构有中国金属回收公司中南地区分公司，请按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2、物资部于1988年9月20日发出（1988）物函人字102号批复，在该批复中，物资部函告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同意你司将原金属回收公司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管理处（各地区分公司）改名为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分公司……”，自此，中国金属回收公司中南地区分公司改名为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中南分公司；3、1992年6月17日，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中南公司改名为中国物资再生利用中南公司。1988年4月5日，中国金属回收公司中南地区分公司（甲方）与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乙方）签订《串换调剂协议》一份，上述协议约定：1、甲方向乙方提供铸造生铁4000吨；2、乙方按3：1综合比例向甲方提供进口或国产钢材1300吨；3、双方串换调剂的物资作价原则为平价对平价；4、双方互为对方代为运输；5、费用由需方各自负担；6、双方均通过银行办理托收承付货款及费用。同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补充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决定对原协议串换钢材的品种、数量调整为废钢2500吨，压块1500吨，乙方逐月按甲方指定钢厂发货；乙方发运的废钢按国家调拨价与钢厂直接结算等。一审法院认为：物资公司、金属公司双方签订的《串换调剂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2、物资公司、金属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未清结的款项及金额；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一，物资公司主张《串换调剂协议》应认定为（合同型）联营合同，金属公司主张上述协议应认定为买卖合同。联营合同是指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联合经营合同。买卖合同是指由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货物紧俏的情况下，买卖双方可能存在互相交换货物的情形，这种情形实为互易的买卖合同。本案中，1、从《串换调剂协议》的原则来看，物资公司、金属公司双方的合作并非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而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进行的交易；2、从《串换调剂协议》的内容来看，物资公司、金属公司双方并非在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而是平价对平价地交换货物并各自承担相关的费用。基于《串换调剂协议》约定的内容，本案应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焦点二，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明细分类帐、记帐凭证及审计报告，金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否认证据的关联性。经审查，首先，虽然物资公司提交的明细分类帐的子目、户名处写明“中南回收管理处”、记帐凭证上写明黑铁丝出口，但上述两证据上加盖的公章均为深圳市宏利贸易有限公司，金属公司对证据的关联性予以否认；其次，虽然金属公司对物资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予以认可，但该报告书仅显示：“本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明细项目列示如下：中南回收管理处978376.96”，该报告书既不足以证明该部分款项系双方基于《串换调剂协议》而产生的款项，也不足以证明该金额系双方均已确认的金额。综上，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物资公司、金属公司之间存在未清结的款项。对于焦点三，因物资公司与金属公司之间不存在未清结的款项，故对该争议焦点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7531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8765.5元，由原告物资公司负担。当事人原二审的意见一审判决宣判后，物资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法庭调查查证属实的事实和证据不予认定，造成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根据一审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金属公司在履行《串换调剂协议》中，尚欠物资公司协作经营期间欠款人民币1089830.92元，有金属公司向物资公司提供的结算帐户帐页，记帐凭证和金属公司2005年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的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金属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予认可，一审判决对这些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却只字不提，不予认定，实属认定事实的严重错误，继而出现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将物资公司起诉的联营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既违背案件事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亦与其确定的案由自相矛盾，属定性错误。1、原审判决既已确定并写明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但又在其判决理由中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既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相抵触，亦直接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实属自相矛盾。2、原审判决对联营合同形式不加区分，而笼统地把联营界定为四个“共同”，违背了民法通则第三章第四节关于三种联营组织形式的规定，并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是第五十三条“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按照合同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本案性持应认定为合同型（即协作型）联营合同纠纷。一审判决用所谓“四个共同”的模糊概念判断本案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必然导致定性错误。3、一审判决混淆了买卖合同与互易合同之间、买卖合同与联营合同之间的界线，亦违反了法律溯及力的规定，根本不能成立。其一，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物资管理部门要促进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开展物资协作、串换、搞活物资流通”的规定，本案中《串换调剂协议》是在经济转型的特定形势下，国有物资部门之间搞活物资流通的一种联营形式，一审判决所谓“实为互易的买卖合同”，概念错误，逻辑混乱，有悖于法；其二，本案中的《串换调剂协议》成立于1988年，而买卖合同则是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套用买卖合同认定本案合同性质，违反了法律溯及力的规定；其三，互易合同与买卖合同之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且互易合同与合同型的联营合同之间的性质亦根本不同。互易合同是以物易物合同，其特征在于不计算各自财物的价值。本案《串换调剂协议》中“双方串换调剂的物资作价是平价对平价”等约定，体现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恰恰证明该协议并非互易合同。三、一审判决背离法庭质证过程，杜撰“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否认证据的关联性”的争议焦点，违背法官中立原则，违反法律适用规则。其一，金属公司对物资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并未否认证据的关联性，这是有据可查的。其二，物资公司向一审提交的金属公司明细分类帐、记帐凭证和该公司的年检报告书、审计报告两份证据，是金属公司为确认拖欠物资公司协作经营欠款而交付给物资公司的两份书证，该两份书证上虽然盖的是由金属公司掌控的宏利公司公章，但书证的内容证明该帐页、凭证均出自金属公司，而非宏利公司。其三，物资公司向一审提交的金属公司2005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及审计报告载明：“本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明细项目列示：欠中南回收管理处978376.96元”。其所列欠款项目、往来单位、应付款金额均与上列“129其他应付款明细分类帐页、凭证”吻合，互相印证，直接有力的证明了金属公司拖欠物资公司欠款这一事实。四、一审判决引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驳回物资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且严重超过审限，其程序违法，足以影响本案的正确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且程序违法，显失公平，请求二审依法判令：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金属公司支付物资公司欠款人民币1089830.92元及延期付款利息324767.61元（计算至2008年4月30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金属公司负担。被上诉人金属公司口头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作出了认定，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二、本案《串换调剂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物资公司主张其为合同型联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金属公司从未对物资公司所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进行过确认。四、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欠款事实，应承担败诉的后果。五、物资公司本案的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判决应予维持。原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处理结果二审法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一、物资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的《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显示：子目、户名为“中南回收管理处”，截至1997年11月27日，贷方余额为人民币978376.96元。二、物资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显示：项目为“黑铁丝出口”，截至1992年9月25日，贷方余额为人民币111453.96元。三、物资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的金属公司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显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金属公司对物资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人民币978376.96元。四、2004年6月11日，物资公司向金属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金属公司确认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金额。在该《询证函》中，未有金属公司盖章确认，手写笔迹亦被涂抹。五、2006年6月2日，物资公司通过特快专递向金属公司住所地邮寄《询证函》，要求金属公司确认双方往来款数额。六、本案二审期间，物资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联合经营废钢结算单》及《调钢吨数表》；2、1989年12月7日记帐凭证及发票副本；3、1989年12月13日《进帐单》及记帐凭证；4、1992年5月5日金属公司付款清单及记帐凭证；5、1990年3月31日至4月1日郑州铁路局运输发票。金属公司对上述证据1、2、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审法院认为：物资公司与金属公司之间的《串换调剂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于1988年，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根据该法第十七条规定，调剂合同属购销合同的一种，本案的《串换调剂协议》亦为双方之间平价对平价的交换货物，符合购销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本案应认定为购销合同，亦即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联营合同纠纷。物资公司上诉主张其与金属公司之间依《串换调剂协议》成立联营合同关系，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物资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的欠款本金人民币1089830.92元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及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所载其他应付款人民币978376.96元，其二为《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所载黑铁丝出口款项人民币111453.96元。对于第一部分款项，虽然《129其他应收明细分类帐》加盖的是宏利公司公章，无法证明该帐页系金属公司的记帐凭证，但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对该笔款项亦有记载，与《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金属公司欠付物资公司款项人民币978376.96元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未结清的款项，属查明事实不清，予以纠正。对于第二部分款项，《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无法证明系对金属公司帐目的记载，不能以此作为确认金属公司对物资公司负债的依据，且物资公司于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郑州铁路局运输货票均为复印件，亦未显示运送货物的价值，不具有证明效力。因此，物资公司主张金属公司另欠其黑铁丝出口款人民币111453.96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记载的内容，物资公司诉请所主张的部分款项人民币978376.96元无法认定与《串换调剂协议》是否存在关联性，物资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基于《串换调剂协议》所产生的欠款，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且物资公司就该部分应收款主张权利应于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进行，上述款项均发生于1997年11月27日前，物资公司至2004年6月11日、2006年6月2日方向金属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金属公司确认欠款数额，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金属公司在该两份《询证函》中并未确认其欠款事实，故该两份《询证函》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物资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故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但判决驳回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531元，由物资公司负担。当事人原再审的意见物资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应认定为购销合同，亦即买卖合同纠纷”，其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案件性质明显不符，且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亦与其确定的案由自相矛盾。二审判决将本案《串换调剂协议》认定为购销合同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购销合同是供方将一定数量的产品出售给售方，需方接受产品并按约定支付价款的协议。本案中的《串换调剂协议》则与购销合同不同。本案中《串换调剂协议》一词，是指双方“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对超计划的产品和自己组织的产品，互通有无，搞活物资流通”的一种联合经营方式。二、二审判决杜撰本案的欠款事实“与《串换调剂协议》是否存在关联性”的争议焦点，其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违背中立原则。金属公司在一审对物资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未否认欠款事实与《串换调剂协议》之间的关联性，这同样是有法庭笔录可查的。判决书既然认定“金属公司欠付物资公司款项人民币978376.96元的事实”成立，在金属公司未举证反驳的情况下，又认定“该笔款项系基于《串换调剂协议》所产生的欠款，依据不足”，此种认定的基本事实不仅缺乏证据证明，亦直接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至于判决书认定：“《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无法证明系对金属公司帐目的记载，不能以此作为确认金属公司对物资公司负债的依据”，对同样是对方当事人当庭认可的证据不予采信，直接违反《民事证据规定》第74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的规定。三、物资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一）物资公司向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证据1、《联合经营废钢结算单》及《调钢吨数》结算单，证明双方已按《串换调剂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履行联合经营废钢的数量、价款并约定了利润分配；证据2、物资公司《记帐凭证》及《发票（副本）》，与证据1相互印证，证明调拨物资已交付；证据3、《进帐单》及《记帐凭证》，证明金属公司向物资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证据4、《银行电划付款清单》及《记帐凭证》，金属公司支付了利润款及部分款项；证据5、《郑州铁路局运输货票》及《调拨单》，证明物资公司已向金属公司发运黑铁丝。（二）除以上应当视为新证据之外，另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报告》，证明金属公司按照《串换调剂协议》收到物资公司的调拨物资；证据2、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1993年）》，证明廖燕玉系该公司工作人员，与物资公司签订《联合经营废钢结算单》。以上证据与已提供的新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四、二审判决认定物资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既违反“不告不理”基本准则，亦违反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本案债权人的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串换调剂协议》对货款及费用的支付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的规定”及《合同法》第62条第4项“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规定，本案的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金属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完全是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案由的，其将本案案由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存在任何错误。二、对买卖合同项下双方当事人履约情况的审查，正是本案需要查明的一个基本事项。因物资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合同的履行情况，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不采信物资公司主张的欠款，并不错误。此外，根据金属公司再审提供的新证据，金属公司已支付了货款1603829.04元，足以冲抵物资公司本案中请求的欠款1089830.92元。三、物资公司在原审二审时以及本次再审时所补充提交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四、即使物资公司主张的债权债务属实，其诉讼请求也已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没有错误。原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处理结果原再审判决查明，二审查明事实清楚，再审予以认可。原再审判决认为：物资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的欠款本金人民币1089830.92元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及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所载其他应付款人民币978376.96元，其二为《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所载黑铁丝出口款项人民币111453.96元。对于第一部分款项，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对该笔款项亦有记载，该报告是金属公司委托深圳市长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明确金属公司应付“中南回收管理处”978376.96元，与《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金属公司欠付物资公司款项人民币978376.96元的事实。二审对此予以认可，再审亦予以确认。但二审认为，该笔款项是否与《串换调剂协议》存在关联性，物资公司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再审则认为，物资公司除提交《串换调剂协议》外，还提供了《联合经营废钢结算单》、《调钢吨数表》、记帐凭证及发票副本、郑州铁路局运输货票等证据，可以证明该978376.96元款项就是根据《串换调剂协议》约定由物资公司向金属公司供货所产生，如金属公司认为该款项不是基于《串换调剂协议》而是由其他原因所产生，金属公司应当举证。现金属公司无法举证，故应当确认该笔款项是基于《串换调剂协议》所产生。关于物资公司主张的978376.96元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物资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发生于1997年11月27日前，因《串换调剂协议》没有约定付款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债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应以物资公司主张该欠款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是对第六十一条的补充，对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无法确定的合同必备条款的合同加以规范，防止因合同内容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损害当事人利益。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也是对第六十一条的补充，是对买卖合同项下付款时间不明确的合同直接以法律规定的方式明确付款时间。上述第六十二条与第一百六十一条不同的是，前者是合同法的通用条款，而后者是针对买卖合同的特别条款。而本案涉及的是买卖合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来认定即物资公司应在金属公司收到货物时就请求支付货款，而不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认为物资公司可随时主张。物资公司所主张的该笔款项发生于1997年11月27日前，物资公司至2004年6月11日、2006年6月2日才向金属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金属公司确认欠款数额，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二审认定准确，再审予以维持。关于物资公司主张的《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所载黑铁丝出口款项人民币111453.96元的问题，经查，该笔款项没有得到金属公司的认可，物资公司提交的运输货票等证据不能与111453.96元这一款项对应，本案一、二审均没有确认，再审亦予以维持。综上，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维持该院（2009）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当事人再审诉辩意见再审申请人物资公司不服原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再审判决对我方关于“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应认定为购销合同，亦即买卖合同纠纷，其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案件性质明显不符，且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亦与其确定的案由自相矛盾”的再审事由不予审理和回应，反而直接认定“本案涉及买卖合同”，不仅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亦直接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合同法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导致全案再审错误。（二）原再审判决对物资公司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的判令金属公司支付欠款1089830.92元的诉讼请求，妄加分割，背离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争议焦点，对其中欠款111453.92元以“提交的证据不能对应”为由不予认定，其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再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161条之规定，认为本案的起诉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直接违反了《合同法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而对该申请再审事由进行实体性审查，则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改判。被申请人金属公司答辩认为：（一）从本案的诉讼程序而言，（2012）粤高法民二再申字第42号案件与本案存在众多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违法行为，应依法对（2012）粤高法民二再申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及本案予以撤销。（二）从本案的实体内容而言，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已经一、二审及原再审判决一一予以审理查明并作出回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三）物资公司在二审、原再审及再审时所补充提交的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根据证据规则，都不应当予以采纳，而且这些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形成的是联营法律关系。（四）原再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161条之规定，认为本案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是正确的。物资公司称原再审判决违反《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系对该条规定之误解。请求驳回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维持金属公司的合法权益。本院判决事实、理由和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物资公司起诉金属公司，请求金属公司支付双方协作经营期间往来款和黑铁丝出口货款共计1089830.92元及利息，物资公司理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首先，关于《串换调剂协议》的定性问题。物资公司主张本案为协作型联营关系，金属公司则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因联营合同是指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联合经营合同。从双方签订的《串换调剂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物资公司向金属公司提供铸造生铁，金属公司向物资公司提供统料废钢和轻料压块，计价方式为平价对平价，费用由需方各自负担。可见，双方并非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上述协议并不符合联营合同的构成要件。同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七条“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采购、预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等合同）中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包装质量、产品价格和交货期限按以下规定执行：……”的规定，协作、调剂等合同亦属购销合同，即买卖合同，故原再审判决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欠款数额问题。从物资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物资公司主张的双方协作经营期间往来款和黑铁丝出口货款共计1089830.92元及利息，可分为两部分，一是《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和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所记载的其他应付款人民币978376.96元；二是《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所载的黑铁丝出口款人民币111453.96元。对于第一部分款项，物资公司提供的《129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联合经营废钢结算单》、《调钢吨数表》、记帐凭证、发票副本和郑州铁路局运输货票等证据，可证明《串换调剂协议》已实际履行，物资公司诉请的978376.96元与《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所记载的金额一致，可认定为系双方履行《串换调剂协议》所产生，金属公司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款项，物资公司提供了《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及货物运输发票等证据为证。因黑铁丝并非《串换调剂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标的；货物运输发票等证据无法与物资公司所称的111453.96元相对应，金属公司亦不予认可；《113其他应收款明细分类帐》记载的时间截止至1992年9月25日，金属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5年度）》却只载明拖欠物资公司978376.96元，并未包含该111453.96元，故物资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串换调剂协议》已明确约定双方以平价对平价的方式交换货物，即在物资公司发货后、金属公司提货时，在价格和数量明确的情况下，物资公司理应知悉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涉案的978376.96元货款发生在1997年11月27日前，但物资公司一直未积极向金属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直到2004年6月11日、2006年6月2日方向金属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金属公司确认上述欠款，为此，原再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认定物资公司的主张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并无明显不当，物资公司主张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2011）深中法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适代理审判员 李 磊代理审判员 马惠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袁 玥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注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