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01行赔初213号
原告于向阳，女，1963年5月3日出生，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人，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嘉彪，男，1963年9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6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元，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晨光，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建伟，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成寿寺派出所副所长。
第三人吕宏林，男，1979年9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于向阳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下简称丰台公安分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及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9月6日向本院附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分别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吕宏林与被诉行政赔偿案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吕宏林向本院提交了放弃参加诉讼的声明书。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嘉彪，被告丰台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晨光、郑建伟到庭参加诉讼。开庭期间，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将市公安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放弃对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向阳诉称，一、丰台公安分局曾于2016年10月15日以丰公复决字[2016]0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复议决定）的方式责令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成寿寺派出所（以下简称成寿寺派出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说明该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丰台公安分局又于2017年5月7日作出京公丰不罚决字（2017）00000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5号不予处罚决定）。该不予处罚决定与前述8号复议决定自相矛盾，罔顾事实，并且丰台公安分局对2014年12月16日的治安行政案件直到2017年5月7日才作出该决定，明显超期。二、针对原告2014年12月16日的报案，丰台公安分局及成寿寺派出所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没有对治安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人作出治安处罚决定，具有不依法保护原告人身权等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现其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造成原告一系列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决丰台公安分局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7072元。
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原告被殴打的事实以及被告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造成其经济损失共计367072元的事实依据：
1、2014年12月16日丰台区铁营医院检查报告单；
2、2014年12月16日丰台区铁营医院诊断证明书；
3、2016年5月10日朝阳区中医医院CR\\\DR检查报告单；
4、诊断手册；
5、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诊断证明书；
6、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5份。
被告丰台公安分局辩称，2014年12月16日，我分局成寿寺派出所将原告、徐嘉彪所报警情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后原告认为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16年7月4日向我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我分局于2016年10月15日作出8号复议决定，责令成寿寺派出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诉请法院予以撤销，后两审法院均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我分局认为原告及徐嘉彪指控被吕宏林等人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于2017年5月7日对吕宏林作出5号不予处罚决定。综上所述，我分局作出的5号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由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因我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行政行为违法而致其合法权益受损害的结论，故其赔偿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赔偿范围，且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其作出的5号不予处罚决定合法，不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1、8号复议决定及信封；
2、110接处警记录、收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到案经过；
3、第三人吕宏林及张子鸣、刘来现、周德双的询问笔录及工作说明4份；
4、原告和徐嘉彪2人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徐嘉彪和原告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及工作说明2份；
5、徐嘉彪的诊断证明、京盛唐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3786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法医临床鉴定书签发登记表》以及徐嘉彪的询问笔录；
6、原告的诊断证明、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京盛唐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3784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原告的询问笔录、京盛唐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161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
7、（2016）京0104行初351号行政判决书、（2017）京01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及（2016）京0106行赔初2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017）京02行赔终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8、第三人吕宏林及周德双、张子鸣3人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和送达回执、询问笔录、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工作说明等材料；
9、国内挂号信函收据2张、信封、工作说明；
10、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5号不予处罚决定书和对案外人张子鸣、周德双、刘来现3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作说明；
11、国内挂号信函收据2张、信封及该退批条、送达回执、工作说明；
12、227号复议决定，证明案件经过行政复议程序。
第三人吕宏林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就诊的事实及治疗费用，但对原告主张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但对于被告主张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2月16日，原告于向阳、案外人徐嘉彪拨打110报警电话，称其2人与房屋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发生争执。成寿寺派出所接警后出警，于当日将报案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并进行了调查询问，组织进行鉴定等事宜。2016年7月4日，原告以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丰台公安分局邮寄行政复议申请，要求丰台公安分局认定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2016年10月15日，丰台公安分局作出8号复议决定，责令成寿寺派出所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定时限内对该案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经两审人民法院审理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丰台公安分局以原告报案所称被吕宏林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为由，于2017年5月7日对吕宏林作出5号不予处罚决定，并邮寄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不服该不予处罚决定，并附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7年12月18日，本院以（2017）京0101行初870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丰台公安分局作出的5号不予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能否基于被告作出的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被判决撤销而获得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还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以上规定表明，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原告是以丰台公安分局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未对治安案件中违法行为人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仅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等为由，在要求撤销该不予处罚决定的同时附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因本院判决撤销丰台公安分局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理由是公安机关办理该行政案件的程序违法及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行政主体不当。但是丰台公安分局对原告的报案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结论是正确的。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能认定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与公安机关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具有因果关系，故丰台公安分局不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要求法院判令丰台公安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67072元的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向阳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鹏英
人民陪审员 刘秀文
人民陪审员 刘佳曦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