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3813号
原告：崔某1，男，1964年10月21日出生。
原告：崔某2，女，1970年2月24日出生。
原告：崔某3，男，1995年10月20日出生。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荣，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崔某4，男，1948年9月4日出生。
被告：崔某5，男，1971年12月2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富强，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
被告：夏某，女，1969年2月26日出生。
被告：崔某6，男，1995年11月30日出生。
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殿明，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某1、崔某2、崔某3与被告崔某4、崔某5、夏某、崔某6分家析产纠纷发回重审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1、崔某2及崔某1、崔某2、崔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荣，被告崔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富强，被告崔某4、崔某5、夏某、崔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某1、崔某2、崔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北京市×号房屋、北京市×号房屋均归三原告共同共有，要求四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要求诉讼费、评估费由四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市×号院系原被告祖上遗留宅院。被告崔某4及其妻张某长期在此居住并生育女崔某2、子崔某5，姐弟二人先后在此院内居住成长直至成家，此院为原被告共同居住生活之处。我们对×号宅院曾予以资助翻建及维护。2009年××号院拆迁，被告崔某48月19日与×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补偿金额1410202元，受偿8人，每人按45平方米8人共360平方米可以购买优惠价房屋五套。同年8月28日，崔某4与崔某5又与该公司签订了购房指标约定书和购房分配确认书，将共同所有的拆迁补偿款和五套购房指标全部归属被告崔某5夫妇所有。这五套房产是×号、×号两套，×、×号两套，及×号房屋一套。被告崔某4所签协议系由8人共有分配的拆迁补偿和房屋，这8人为三原告、四被告及张某。三原告一家应享有528825元拆迁补偿款和135平方米优惠价购房指标。合同签订时张某健在，2011年8月15日因病去世。被告崔某5及其妻夏某已经办理了产权手续。此外，被告崔某4和崔某5还剥夺了崔某2法定继承张某遗产的权利，将张某名下的遗产（包括存折和股权）及45平方米拆迁补偿款所购房屋全部归为崔某5所有。三原告认为，祖上遗留的×号宅院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依照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购房指标约定书，原被告均为×号宅院拆迁补偿和房屋分配的合法受益人。被告侵吞了原告应享有的拆迁补偿款和房屋分配权利份额，且没有按照规定办理被拆迁人及全部共同居住人购房公证书，利用三原告的名义购买了拆迁房屋，将应属于三原告的合法财产据为己有，严重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三原告诉至法院。
崔某4、崔某5、夏某、崔某6辩称：一、三原告非×号院房屋拆迁安置五套房屋的共有人，未与我们对拆迁安置五套房屋形成共有关系，故无权要求进行分割。根据原庭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三原告未对×号院房屋出资或建设，亦未在该院实际居住。根据《×二期拆迁购买回迁安置房屋办法》的规定，三原告根本不具备回迁安置房屋的购买资格。二、如果说三原告与四被告形成共有关系，仅限于360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屋的购房指标，三原告仅能就购房指标进行主张，购房指标的使用或侵权属于另外一层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三、×号院房屋于1984年翻建，崔某2时年14岁。1994年崔某4和张某将×号院房屋交付给崔某5做结婚用房，1995年因经济困难，崔某4与张某将该房屋五间中的东两间出售给他人，2002年崔某5、夏某用12万元回购两间房屋并由其二人出资对房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装修，形成了被拆迁前的房屋十三间，崔某5、夏某、崔某6三人系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应享有拆迁房屋实际利益。四、在×号院被拆迁前，家庭内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拆迁安置五套房屋归于崔某5、夏某名下，将因拆迁×号院获得购房指标的马××的购房指标让与崔某1并由崔某5向崔某2支付25000元，上述内部达成的协议均已落实。现因发生家庭矛盾和拆迁安置房屋的巨大利益，三原告以签署拆迁安置法律文书的漏洞进行毁约，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五、三原告为了达到对拆迁房屋形成“共有”的事实，杜撰了1989年以崔某2要结婚的名义，在北房五间西侧扩建一间北房的事实和回购两间房屋由崔某4、张某出资的事实。根据崔某2、崔某1以往庭审的陈述结合原庭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应更加慎重对待三原告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六、自2009年8月28日签订《购买×二期回迁安置房屋分配确认书》至本案2015年5月5日立案长达五年零九个月有余，三原告应在两年之内提起物权保护或分家析产、分割共有物的诉讼，现已过诉讼时效。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崔某2参与了崔某5、夏某选房和购房活动且其作为拆迁人×有限公司出纳对拆迁安置房屋的归属情况肯定知晓且同意拆迁安置房屋归属至崔某5、夏某名下。否则，×有限公司不可能与崔某5、夏某签署《安置房屋买卖协议》。×有限公司在物权保护纠纷庭审时陈述“崔某2很清楚崔某4、张某关于拆迁房屋后的分配安置房屋情况及崔某5、夏某购买安置房的情况”并向法庭提供了崔某2制作的《记账凭证》、《支出凭单》等证据。三原告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崔某4、崔某5等人与×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指标的约定，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原告崔某2、崔某1在前两次诉讼中均要求分割涉诉房屋，再次诉讼要求分割涉诉房屋应按照一事不再理的规定予以驳回。七、因已经达成了内部落实拆迁安置房屋的归属，张某参与了崔某5、夏某的选房和办理购房手续，对拆迁安置房屋的归属情况知情并同意，在其生前已经将自己所享有的份额做出处分。答辩人崔某4亦同意将五套拆迁安置房屋归属于崔某5、夏某名下，不再作为拆迁安置房屋的共有人。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且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拆迁房屋已经达成的内部家庭协议进行反悔，为达到获取不法利益，做不真实陈述，恳请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崔某4与张某共生育两名子女，一女崔某2，一子崔某5。崔某2与崔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崔某3。崔某5与夏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崔某6。2011年8月15日，张某死亡。
崔某4系北京市×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1984年，崔某4申请将北京市×号院的三间房翻建成五间，×大队社员盖房申请书标注的“现有人口姓名及年龄情况”处有崔×（七十岁）、崔××（七十三岁）、崔某4（三十六岁）、张×（三十五岁）、崔某2（十五岁）、崔某5（十四岁）。原告称1988年-1989年北京市×号院房屋又进行翻建，由父母及崔某2出资将五小间翻建成五大间。崔某2称其1991年结婚后搬出北京市×号院。被告称之后崔某5出资对北京市×号院内的房屋进行翻建、扩建，将五间房建成拆迁前的十三间房。原告称将北京市×号院五间房翻扩建成十三间房过程中原告没有出资，但认为应该是崔某5和父母共同出资。拆迁时崔某5、夏某、崔某6的户口在北京市×号，并实际居住在此地。崔某4、张某、崔某2、崔某1、崔某3的户口不在北京市×号，亦未实际居住在此地。
2009年8月19日，崔某4（乙方、被拆迁人）与×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丰建拆许字××号，甲方因×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北京市×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3间，建筑面积193.95平方米，非正式房（附属物）见评估报告，用地面积193.95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3人，实际居住人口8人，分别是户主崔某4、之妻张某、户主崔某2、之夫崔某1、之子崔某3、户主崔某5、之妻夏某、之子崔某6（购优惠价房伍套），共居人马××、马×、于×、许×、麻×；经×有限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2500元/建筑平方米，基准房价为800元/建筑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容积率修正系数为1.313，区位补偿房价合计791801元，重置成新价合计为197608元，附属物作价43280元，拆迁房屋补偿款1032689元；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377513元，其中包括1、搬家补助费3879元（20元/m2*193.95m2）,2、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5000元/户，三户）,4、其他补助费工配奖60000元（20000元/户，三户）、空调费2800元(400元/台，七台)、有线300元、电话470元（235元/部，二部）、商业补40000元（800元/m2*50m2）、30%政策补255064元(包括30%面积补贴193.95m2*30%*4082.5元=237541元及违章建筑重置价的50%17523元);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十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1410202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被拆迁人按照有关规定持领款凭证到银行支取补偿款，甲方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乙方开具领款凭证的，应按延期的天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每天100元。
崔某5称崔某2曾向其要落名的钱25000元，经崔某4、张某、崔某5、崔某2协商，由崔某5给付崔某225000元。崔某5并称其在崔某2在场的情况下将25000元给了张某，张某说把25000元已经给了崔某2。崔某2称张某认为拆迁协议中有崔某2一家三口的名字，所以张某将25000元现金塞给了她，但她没有要，她不缺这些钱。
《×二期拆迁购买回迁安置房屋办法》规定：宅基地户被拆迁人每户享受优惠购房指标为人均40平方米，在购买回迁房时，因选购户型所致超出人均40平方米但最多不超过45平方米时，可按照优惠价格购买安置房屋，超出部分的房屋建筑面积按照政府审批的、本项目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暂定5000元／平方米）购买，超出部分的房屋建筑面积还须按照政府规定缴纳地价款；宅基地户被拆迁人购买的回迁安置房屋是本项目经济适用住房，其购房优惠价格仍按照大一期的3840元／平方米计算，在根据楼型、楼层和朝向等因素下调5%为优惠价格。
2009年8月28日，崔某4（乙方、被拆迁人）与×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关于×二期被拆迁人购买×二期回迁安置房屋购房指标的约定》，约定：被拆迁人及共同居住人可以在本公司开发建设的×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中购买回迁安置房屋，其中崔某4、张某、崔某2、崔某1、崔某3、崔某5、夏某、崔某6共8人，享受人均45㎡的购房指标，共享受360㎡的购房指标，按优惠购房价格购买回迁安置房屋，超出购房指标部分的面积按政府审批价格购买回迁安置房屋；马××、马某×、于×、许×、麻×，每人可购买一套安置房屋，按政府审批价格购买回迁安置房屋。崔某4、崔某5、夏某、马××、马某×、于×、许×、麻×在该约定落款处签字。
2009年8月28日，崔某4、崔某5、夏某签署《购买×二期回迁安置房屋分配确认书》，载明：“崔某4是×村被拆迁居民，拆迁协议编号为×，拆迁人共8人，享受人均45平米购房指标，共享受360平米购房指标。对于购买×二期回迁安置房屋事宜，经拆迁协议中被拆迁人及所有享受上述购房指标的共同居住人（不包括享受购买一套房的客户）一致协商同意：由崔某5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76.43平方米；由崔某5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81.81平方米；由夏某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82.63平方米；由崔某5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83.37平方米；由夏某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87.93平方米。上述确定后的回迁安置房屋购买人与×公司签署认购书，并按与×公司约定的时间与×公司签署正式的《安置房屋买卖协议》。拆迁协议中享受一套房的客户所购买的房屋由其自行决定，无需拆迁协议中其他人认定。以上内容是拆迁协议中被拆迁人及所有共同居住人一致意见。”
拆迁过程中崔某2任×有限公司的出纳，崔某2称其现为该公司办公室文员。崔某2称2009年8月27日张某提出让她帮忙看房，2009年8月28日被告及张某来到×有限公司五层，崔某2从三层办公室来到五层，告诉了被告他们房子的朝向、位置、结构等情况，并告诉他们哪些房子是最好的，后崔某2下楼。崔某2称家庭内部曾私下说过五套房如何分配一事，但相互之间有分歧，未最终确定，并称不知道选房当天要签署房屋分配确认书，且称选房及签署房屋分配确认书并不能确认房屋最终登记在谁名下，需要经过公证书公证才能确认房屋登记在谁名下。被告称选房时在场人有崔某4、张某、崔某2、崔某5、夏某、马××，选房与签署房屋分配确认书系同一天，先选房后签署房屋分配确认书，房屋分配确认书签署时崔某2在场。马××购买回迁安置房的指标让与崔某1。
2011年，崔某2、崔某1曾以物权保护纠纷起诉崔某5、夏某、×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购买×二期回迁安置房屋分配确认书》。×有限公司在答辩中称“2009年8月，崔某2作为我公司职员，她很清楚崔某4的分配安置房屋情况以及崔某5购买安置房的情况”。2012年8月31日，本院出具（2012）丰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崔某2、崔某1的诉讼请求。
2009年8月28日，崔某5、夏某向×有限公司交纳五套安置房房款，房款系从北京市×号拆迁补偿款及补助款中扣缴，崔某5、夏某另补房款158080元。
2012年8月6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崔某5购买×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76.43平方米，单价为3×0元，价款为288905元。2012年9月27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为77.24平方米，所购买房屋房价款最终结算为292015元。2015年8月26日，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登记在崔某5名下。
2012年8月6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崔某5购买×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81.81平方米，单价为3760元，价款为307606元。2012年9月27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为82.64平方米，所购买房屋房价款最终结算为310793元。2015年8月26日，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登记在崔某5名下。
2010年4月27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崔某5购买×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83.37平方米，单价为3820元，价款为318473元。2010年11月18日，崔某5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为83.58平方米，所购买房屋房价款最终结算为319279元。2011年6月30日，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登记在崔某5名下。
2012年8月6日，夏某与×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夏某购买×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82.63平方米，单价为3820元，价款为315647元。2012年9月27日，夏某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为83.35平方米，所购买房屋房价款最终结算为318412元。2015年6月1日，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登记在夏某名下。
2010年4月27日，夏某与×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夏某购买×号房屋，房屋建筑面积87.93平方米，单价为3840元，价款为337651元。2010年11月18日，夏某与×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房屋实测面积即产权登记面积为88.67平方米，所购买房屋房价款最终结算为340493元。2011年7月4日，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登记在夏某名下。
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崔某2、崔某1、崔某3申请对×号房屋、×号房屋、×号房屋、×号房屋、×号房屋单价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评估。2016年5月17日，北京×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五份，评估结果为：×号房屋在2016年4月1日的房地产市场单价为31033元／平方米，总价239.7万元；×号房屋在2016年4月1日的房地产市场单价为30880元／平方米，总价255.19万元；×号房屋在2016年4月1日的房地产市场单价为31091元／平方米，总价259.86万元；×号房屋在2016年4月1日的房地产市场单价为29981元／平方米，总价249.89万元；×号房屋在2016年4月1日的房地产市场单价为31063元／平方米，总价275.44万元。崔某1、崔某2、崔某3支付评估费35602元。
本院认为,农村拆迁补偿中按所涉人口数取得的优惠购房权系基于特定身份获得的优惠安置利益，但并非优惠取得的物权本身。
首先，×号院于2009年拆迁时的房屋13间是否为崔某5出资建设的问题，原告称其未出资，认为是崔某5与父母共同出资，被告称系崔某5出资，根据×号院的拆迁资料以及双方陈述的×号院的居住情况，本院对被告的陈述予以采信，×号院于2009年拆迁时的房屋13间应为崔某5出资建设。原告称其对×号院之前翻建过程中有贡献，但后期崔某5出资已将原房屋翻建为拆迁时的13间，原告以之前的贡献主张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权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根据2009年8月19日崔某4与×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各项费用补偿标准，原告在拆迁货币补偿中仅享有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和其他补助费工配奖20000元，共计25000元。崔某5称将25000元交付母亲张某，让张某交付崔某2。崔某2称母亲张某向其交付25000元，但她没有要。由此可见，原被告、张某对原告在拆迁货币补偿中享有的款项数额是明确的，且崔某5已将该款项交由张某，由张某转交崔某2。
再次，2009年8月28日选房并签署回迁安置房屋分配确认书、交纳五套安置房房款，当时崔某2任×有限公司出纳，为父母及崔某5、夏某介绍回迁安置房屋的情况，帮助他们选购安置房屋。崔某2作为×有限公司出纳，作为崔某5的姐姐，应当知道选房当日签署回迁安置房屋分配确认书、交纳五套安置房房款的流程，且崔某2对于崔某5、夏某交纳五套安置房房款的情况是知晓的，但崔某2在选房当日并未提出异议。
最后，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张某的继承问题，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本案原告明确表示坚持要求确认×号房屋、×号房屋归其所有，不接受货币补偿。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崔某1、崔某2、崔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271元、评估费35602元，由崔某1、崔某2、崔某3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莉莉
人民陪审员 颜丽芬
人民陪审员 张惠臣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