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林商初字第154号
原告胡忠和，男，汉族，无固定职业。
被告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石扬，女，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周继成，男，汉族，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委托代理人梁秀，女，汉族，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原告胡忠和与被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检察院（以下简称东安检察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月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07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于2007年5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5日作出了（2007）东民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胡忠和不服该判决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日作出了（2007）牡民商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胡忠和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7）牡民商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2013）黑高民申复字第36号民事裁定，指令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的本案，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4日作出了（2013）牡监商再终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牡民商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及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2007）东民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并发回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重审，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请示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4）牡告立他字第3号通知书，指定该案由我院审理，我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2014）林商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原告胡忠和不服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5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王静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审判员付倞佶、杜有梅参加合议。本案于2015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忠和、被告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委托代理人周继成、梁秀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12月2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忠和诉称：1988年11月20日，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价值107040元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贾玉玺在原告处自提了货物，原告协助其在长春火车站将货物发往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而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货款，贾玉玺以各种理由推拖拒付，以致后来找不到人，原告不得已向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报案，该局于1990年11月11日以涉嫌诈骗对贾玉玺立案侦查，之后原告多次向该局询问结果，均未得到准确答复，直到2005年9月5日该局为原告出具了一份《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原告才得知该案已经侦查终结。从公安机关给原告的相关卷宗材料中得知，贾玉玺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行为是职务行为，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是被告开办的，被告于1988年8月决定撤销其开办的该商店，可直到1989年6月才从贾玉玺手中收回营业执照及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规定，贾玉玺的民事行为就由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承担责任，而该商店已经被被告撤销，被告没有对撤销的商店进行清算和清偿债务，故被告应当依法偿付原告的货款107040元，利息从从借款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生效时止，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
被告东安检察院辩称：原告与被告买卖合同纠纷，早在2008年三级法院已经就此纠纷作出判决、裁定，因原告诉讼请求超出诉讼时效，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认为朝阳分局没有贾玉玺涉嫌诈骗刑事案件侦查终结通知自己的书面证据，且已事过境迁，可以向其主张是因为公安机关的失误，导致其主张民事诉讼超时效。原告认为只要让朝阳分局承认未通知自己，该刑事案件就未终结，就可以诉求朝阳分局或被告补偿其经济损失。于是，原告多次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上访，要求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承认朝阳检察院不批捕决定未通知自己。在2005年得到朝阳分局确认1991年该案就已侦查终结并通知自己后，经过2005年到2009年长达四年的上访，朝阳分局与原告达成了“停访息诉协议书”。从该“停访息诉协议书”的形式上看，是停止上访、不再诉讼的协议。从内容上看，由于朝阳分局在朝阳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后，未通知原告，导致原告不能主张其他权利。朝阳分局补偿原告60000元，原告不再上访，提出诉讼。而原告得到朝阳分局补偿后，为得到更多经济补偿，违背“停访息诉”承诺，竟以“停访息诉协议书”作为新证据再次申请诉讼，实属无理诉求。原告以2009年朝阳分局与其签订的“未通知原告，补偿60000元，换取的停访息诉协议”能否改变贾玉玺涉嫌诈骗在1991年就已侦查终结的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涉嫌刑事犯罪当事人，检察机关不批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最长期限为一年。贾玉玺涉嫌诈骗案作为刑事案件朝阳分局立案侦查，1991年1月报请检察机关批捕，1991年6月检查机关经审查认为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未批捕，朝阳分局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释放，撤销案件或者案件侦查终结。二十改变强制措施继续侦查，最长期限为一年，而后根据侦查结果提请批捕或者撤销、终结案件。作为刑事案件，贾玉玺涉嫌诈骗最迟到1992年撤销、终结该案。1991年6月朝阳分局接到朝阳检察院的不批捕决定后，于1991年7月释放了贾玉玺，同年9月，原告收到贾玉玺返还的192条裤子和10000元现金，同时侦查终结该案。这一点朝阳分局在2005年关于原告上访情况报告中已明确认定了贾玉玺涉嫌诈骗刑事案件在1991年已经撤案，并且在原告与被告2008年的合同纠纷诉讼中也得到三级法院确认。原告提出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需制作撤销案件报告，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要求，也没有规定撤销案件通知被害人。制作撤销案件报告是公安部门为了提高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制定的部门规章，是公安系统内部需要执行的制度，是否有撤销案件报告，每月未结案件报表中是否有体现该案状态，这些都是公安内部管理制度，并不是判定案件是否撤案法律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公安机关应立即释放。贾玉玺涉嫌诈骗案朝阳检察院已在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上明确了贾玉玺不构成犯罪，朝阳分局按解除收容审查处理程序，写明该案立案依据和来源、案件侦查结果、撤销案件的理由和依据，并经办案人、主管局长、局长审批后将贾玉玺释放，释放后，原告分两次收到贾玉玺返还的192条裤子和10000元现金。贾玉玺涉案卷宗内解除收容审查审批表足以体现公安部《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需制作撤案报告要求的内容。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卷宗清楚记载，至此原告已经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贾玉玺涉嫌诈骗案作为刑事案已经侦查终结。也就是说，贾玉玺涉嫌诈骗案是在1991年撤案还是在2005年以后撤案，并不是任由朝阳分局主管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案件客观事实遗留证据确定的。因此，“停访息诉协议书”作为申请再审证据，不具备本案客观事实遗留证据的客观性，与本案民事纠纷其争议的事实不具备关联性，朝阳分局改原已告知变未告知，确认导致原告不能主张其他权利与案件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具备合法性。按理原告在知道贾玉玺被释放，收到192条裤子、10000元现金后，两年内应向贾玉玺或被告主张民事权利有效，而原告却在17年后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显然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故依法不应予以保护。另外，本案再审程序有误，原告因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牡民商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向省高院申诉，该判决是2007年9月3日作出的，原告的申诉期间应该是收到判决书后的两年内，原告在2013年向省院提出申诉，明显超过申诉期间，省院受理其申诉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双方举证情况如下：
审理过程中，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2006年9月4日长春市工商局宽城分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明的内容为从胡忠和提供的1988年11月10日，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同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所订立的合同的公章看，该经销部系个体工商户，我单位1990年以前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为手写执照，现已无法查找。），意在证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是胡忠和个人开办的。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且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1998年11月10日原告与东检百货商店签订的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1998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9日东检百货商店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两份（均与原件核对无异，1998年11月21日收条的内容为收到8858t恤图案壹件、8847大外套壹件、8821大外套壹件、8732开衫壹件、8857t恤波罗衫壹件、8834粟米花壹件、8602卷领壹件、8734双扣壹件。1998年12月9日收条的内容为收到8857t恤波罗衫1576件、8821珠冷外套456件、8602卷领衫500件、8738间各外套120件、8834坑条粟米花632件、8858t恤图案衫80件，共计收到长春市联兴纺织品经销部毛衣85箱，价值壹拾万元零壹仟贰佰肆拾元整。），意在证明：一、购销合同的双方是原告与东检百货商店；二、东检百货商店收到了价值107040元的货物。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均有异议，因为东安检察院已经将东检百货商店撤销了，对收条也有异议，东检百货商店没有收到任何货款。以上两份证据恰恰说明了作为经济合同明确说明了1989年签合同的还款日期，经过朝阳公安分局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朝阳区检察院又作出了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的决定，从法律上又确定了贾玉玺和胡忠和之间的经济纠纷不构成诈骗，诉讼时效应该从朝阳区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后开始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合法有效。同时在朝阳分局对东检百货的代理人贾玉玺的预审卷宗内的陈述可知其收到原告货物及拖欠货款的事实存在。原告提供的1988年12月9日的收条中加盖了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的印章，且该枚印章系在原告与东检百货商店签合同后的1989年6月由被告收回，因此可以认定贾玉玺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三，1990年12月5日牡丹江市东安区检察院出具的证实材料复印件二份、1991年6月22日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复印件一份、2005年8月11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胡忠和信访案件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均与原件核对无异，1990年12月5日东安检察院出具的证实材料的主要内容为东安检察院劳服公司下属东检百货商店聘任贾玉玺、范丽娟为工作人员……贾玉玺经营百货商店经营不善，后于1988年8月末决定收回营业执照，此决定由劳服公司经理刘喜臣负责追回营业执照，但刘喜臣经理从决定之日起一直找不到贾玉玺的下落，直到1989年6月份找到贾玉玺，将营业执照、公章等全部收回。由于1988年8月份决定收回营业执照后，贾玉玺从此后对外的一切经济往来的业务关系由贾玉玺本人负责，检察院不负此责任。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及东检百货商店财务专用章，系东检劳服百货商店章经刘喜臣经理于1989年6月份收回，交于本院。1991年6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第3号复议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你局于1991年6月1日提请我院复议的贾玉玺诈骗一案，经我院检察委员会复议后认为：原处理决定是正确的，维持原不捕决定。理由是：一、贾玉玺同胡忠和签订合同时，没有接到东安区检察院收回其营业执照的通知，因此，在客观上没有隐瞒事实真相。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贾玉玺将全部货款占为己有，贾玉玺提出的第三人李祥君尚未到案，货款及部分货物下落不清。三、认定贾玉玺已到牡丹江市冶金建筑安装公司经销处工作后与胡忠和签订的购销合同缺乏证据，即使属实也不影响本案的定性。”2005年8月11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胡忠和信访案件情况报告的主要内容为“2005年7月9日，胡忠和上访称：1990年3、4月份，其本人被牡丹江市东安百货商店经理贾玉玺骗走价值130000余元的货物……经我队工作，有关情况如下：一、1988年11月20日，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东检百货商店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107040元的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同年11月23日，胡将货物发往牡丹江市贾玉玺处，但贾未付货款。1990年11月7日，我局在接到胡忠和报案后，依照法定程序，立即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1991年1月25日向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二、贾玉玺在长春与胡忠和签订完购销合同回到牡丹江后，牡丹江市东安区检察院才通知他东安区检察院已于1988年8月单方作出收回东检百货商店公章、工作证、营业执照的决定，所以贾玉玺在与胡忠和签订合同时事先并不知情，因此，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贾玉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为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意在证明：一、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系被告劳动服务公司开办的；二、被告于1988年8月决定撤销该商店，并于1989年6月收回印章；三、检察机关因贾玉玺在不知商店被撤销的情况下，实施的购销行为，不批准逮捕。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出具的复议决定书没有异议，对我单位出具的1990年的证实材料有异议，因为贾玉玺当时已经不在东检百货商店工作，1988年上半年百货商店已经不经营，1988年8月份决定撤销东检百货商店，但找不到贾玉玺。东检百货商店当时是检察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下设的单位，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有个叫刘喜臣的，负责找贾玉玺，一直到1988年8月份找不到贾玉玺，所以才决定撤销东检百货商店。因此贾玉玺在1988年所作出的经营行不我单位不予认可，不应由东安检察院承担责任，并且贾玉玺与胡忠和所签订的购销合同被告方无人不知道，也没有收到过任何货款。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均系相关机关出具的，并且加盖公章，应当认定真实有效。而原告与东检百货商店于1988年11月签订的购销合同，被告于1989年6月才将公章以及营业执照从贾玉玺的手中收回，故贾玉玺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四，2005年9月5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出具的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犯罪嫌疑人贾玉玺诈骗一案，经我局侦查查证，于1991年9月13日结案，应胡忠和的要求，现将案件情况说明如下：1988年11月20日，犯罪嫌疑人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服公司和东检百货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107040元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胡忠和将货物发往牡丹江贾玉玺处，而贾玉玺以各种理由推拖，不付货款，将货款占为己有。我局于1990年11月11日立案，经侦查，贾玉玺越权签订合同，有诈骗嫌疑。我局以涉嫌诈骗罪于1990年11月18日对贾玉玺收容审查。于1991年1月25日对贾玉玺以涉嫌诈骗罪向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1991年4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对贾玉玺作出不构成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我局于1991年6月1日提请复议意见书，朝阳区检察院于1991年6月22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不捕决定。此案于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罪。长春公安局局长高学章签署此事应由法院受理，请朝阳法院蔡院长协助办理，9月16日。”），意在证明：一、2005年9月5日公安机关才通知原告贾玉玺涉嫌诈骗案件侦查终结；二、基于此说明，长春市公安局局长高学章在原告的信访材料上签署由法院受理的意见。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2005年9月5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出具的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说明了贾玉玺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收容审查，在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情况下，此案于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据此，可以说明本案作为刑事案件在1991年9月13日公安机关已对此案侦查终结，作为民事案件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经质被告对形式要件无异议，故对其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朝阳分局出具的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中明确记载此案于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罪，同时原告胡忠和在庭审中自认其在1991年7月就知道贾玉玺因不构成诈骗罪释放，且于1991年9月13日出具两份收条收到朝阳分局返还的水洗裤192条及追回的赃款5000元，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计算，并且原告胡忠和在1991年9月以后至2005年6月期间也没有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所以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予以支持，但是对原告所要证明问题不予采信。
证据五，2007年3月28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的关于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来我局调查胡忠和上访案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2007年6月22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的声明复印件一份，（均与原件核对无异，2007年3月28日的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2007年1月31日牡丹江市东安检察院派人来我局调查胡忠和上访一案，我局除介绍了案情外，同时出具了关于胡忠和上访案的情况说明，现得知东安检察院作为民事主体与原告人胡忠和就民事争议正在人民法院诉讼，我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不能就民事争议给任何一方当事人出具民事证据。故2007年1月31日我局给东安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胡忠和上访案的情况说明作废。”2007年6月22日朝阳分局出具的声明的主要内容为：“2007年1月31日我局给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胡忠和上访案情况说明声明作废。”），意在证明：长春市朝阳公安分局声明其为被告出具的关于胡忠和上访案件的情况说明作废。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朝阳分局虽然作了更改，但是它影响了本案被告人的利益，朝阳分局提出重新给胡忠和出具这样的证据是被胁迫的才作出这样的证据。所以，此组证据被告是不认可的。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六，2005年8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为原告出具的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印件一份、2006年5月19日长春市公安局为原告出具的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印件一份、2007年4月10日吉林省公安厅关于胡忠和信访事项复核意见复印件一份（均与原件核对无异，2005年8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为原告出具的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胡忠和：你于2005年7月9日对1990年4月被贾玉玺诈骗130000元服装一案至今未处理问题提出查找原始卷宗。经调查，现答复如下：一、1990年11月11日立案；二、朝检1991年4月下达第39号不批捕决定书；三、1991年6月1日我局提请复议；四、1991年6月22日朝检下达第3号不批捕复议决定……”。2006年5月19日长春市公安局为原告出具的公安机关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胡忠和：你2006年4月20日对朝阳分局答复意见不服，提出的复查请求。经复查，现答复如下：1990年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同年将此案报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贾玉玺提请逮捕，检察院经审查下达了不批捕决定书，朝阳分局申请复议，朝阳区检察院又下达了不批捕复议决定书……”。2007年4月10日吉林省公安厅关于胡忠和信访事项复核意见的主要内容为：“……信访人胡忠和要求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1.返还58条裤子或按每条20元返款；2.返还办案时胡所出的费用近10000元。该案历时多年，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至今仍未结案。复核意见：1.撤销长春市公安局第200626号复查意见书意见；2.重新作出复查意见并答复上访人。”），意在证明：一、由于原告不断上访，吉林省公安厅复核查实，贾玉玺涉嫌诈骗案历时多年，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至今仍未结案；二、说明朝阳公安局称“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的事实有误；三、答复意见书证明胡忠和一直在上访，作为被害人要求对贾玉玺诈骗一案给出结果，要求朝阳公安分局返还在办案过程中收取其办案经费，要求返还东检百货商店退还给被害人的货物及货款。另外，公安厅信访部门在公安卷宗上没有看到侦查终结报告，所以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声称在1991年该案已侦查终结，只是口头侦查终结，该案的侦查终结应当从2005年9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给原告答复时为该案的侦查终结时间。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此份材料是2007年4月10日在原告得知朝阳公安分局为被告出具了情况说明后，胡忠和到省公安厅要求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在复核意见中载明的“信访人胡忠和要求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返还58条裤子或按每条20元返款。返还办案时胡忠和所出的费用近10000元。该案历时多年，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至今仍未结案”，这些话是信访人胡忠和要求长春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的，而不是吉林省公安厅的复核意见。两份信访答复意见只能证明胡忠和在2005年8月3日，2006年5月19日曾经上访，公安机关针对胡忠和的上访作出的答复意见，不能证明原告在此之前一直主张权利，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这些证据不是专门给我们出的证据，因为这些材料是原告一直上访，他们就将其作为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系吉林省公安厅信访部门出具的复核意见，吉林省公安厅信访部门不是办理贾玉玺诈骗一案的具体部门，同时该复核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其盖的公章系信访专用章，并且其出具的“该案历时多年，朝阳分局仍未结案”的结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七（一组），2009年7月20日长春市公安局出具的停访息诉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988年12月被牡丹江市东检百货商店经历贾玉玺以购销羊毛衫合同骗去价值十万元的货物，朝检对嫌疑人贾玉玺作出不批捕决定后，我局未告知胡忠和，导致胡忠和不能主张其他权利。现胡忠和与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达成如下协议：1.由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一次性补偿胡忠和人民币六万元。2.胡忠和收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补偿人民币六万元后停访息诉。”）、王国华于2008年6月1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一九八八年我在重庆路派出所工作期间，胡忠和是我管区居民，当时胡忠和曾和我反映过他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岸检察院贾玉玺骗走85箱羊毛衫一事，由于此案属重大案件，根据当时规定此案由分局有关部门直接办理，处理经过及结果我不知情。据我所知胡忠和这些年来多次去牡丹江和有关部门讨要货款。”）、2008年11月赵伟东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2000年左右，胡忠和通过个人关系找过我几次，咨询多年前被牡丹江市人骗走羊毛衫一案，因为此案我不知请，我建议他到以前办过此案的朝阳分局的法制科咨询。”），意在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东安检察院质证认为，对赵伟东的情况说明的形式要件有异议，赵伟东的身份不明，真实性无法证明，如果是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证。对王国华的情况说明有异议，异议同上。对停访息诉协议书有异议，公安局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后，原告停访了，无论是停访协议书还是情况说明都不能证明本案客观事实，朝阳分局已经在2005年出具的说明已经非常清楚了，并且有当时的办案人也证实了，在刑事案件终结后原告已经知道向贾玉玺起诉，所以，原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原告应该按照协议的内容停访息诉。另外，被告要求原告出具已经实际收到6万元的证据，如果不能出具该证据，就证明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就不排除朝阳公安分局是涉与原告的信访压力，为原告出具有利于原告诉讼的证据，此协议损害了被告方的利益，内容违法，不应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均具有异议，王国华和赵伟东未能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原告也没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所以合议庭对王国华和赵伟东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而停访息诉协议书，系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出具的，虽然被告对其有异议，但是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所以合议庭对该停访息诉协议书予以采信，但是对原告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因为协议的内容侵犯了被告的权利，增加了被告的责任，同时该协议书只能说朝阳分局有过错，不能证明原告主张过权利，本院对原告所要的证明问题不予采信。
被告东安检察院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1991年9月13日胡忠和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两份（均与原件核对无异，两份收条的主要内容分别为：“收到朝阳分局预审科追回赃款人民币五千元整，收款人胡忠和”、“收到牡丹江返回水洗裤计192条，收领人胡忠和”），意在证明：胡忠和收到公安机关向贾玉玺追回的赃款5000元及水洗裤192条，亦证明贾玉玺诈骗一案已经在此时终结，因这时贾玉玺因未构成诈骗罪被释放。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92条水洗裤收到了，但是5000元的赃款没有收到，只是打了收条，同时对于被告要证明的贾玉玺诈骗案在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有异议，因为侦查终结须有公安机关出具的侦查终结报告才能证明贾玉玺一案已经侦查终结。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与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对贾玉玺涉嫌诈骗一案的办案人员杨万德所作的调查笔录及该院调取的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和证据六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告在1991年9月13日收到朝阳分局返还的192条水洗裤和赃款5000元，同时杨万德已经告知原告贾玉玺诈骗一案因检察机关不批捕，对贾玉玺已经解除收容审查，该案已侦查终结，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2005年8月3日朝阳公安分局出具的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意见书书的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六中的内容一致。），意在证明：公安机关于1991年6月22日对贾玉玺诈骗一案已经结案。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被告说出了两个结案时间，这说明在2005年8月3日之前，朝阳公安分局从未向原告说过贾玉玺一案终结的情况。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三，2005年9月3日长公安朝信字（2005）55号关于胡忠和上访案终结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上访案终结的主要内容为：“我局信访部门按照关局长批示：将胡忠和诈骗一案的原始卷宗找到，经查阅卷宗，胡忠和被贾玉玺诈骗一案已在1990年11月11日立案，朝阳区检察院于1991年4月下达第39号不批捕决定书；6月1日我局申请复议，6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下达第3号不批捕复议决定；根据调查情况，2005年8月3日，我局对胡忠和下达的2005第056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胡忠和上访后，我局组织相关部门对胡忠和上访案进行研究……经分局法制科查阅当时的法律规定，研究认为我局2005年8月30日以第100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两条意见正确：1.分局已将此案按程序向检察院提起诉讼；2.按当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刑事案件终结应书面通知被害人，也无相应文书。根据吉政法（2005）第9号文件第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该上访案可以终结。”），意在证明：公安机关明确说明了一方面分局已将此案按程序向检察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按当时实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终结无须书面通知被害人，也无相关法律文书，因此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为胡忠和出具终结案件法律文书，只是由办案人员口头告知就可以了，而且相关证据已经证实胡忠和已经知道贾玉玺被释放，贾玉玺被释放了案件当然也就结案了，况且朝阳区检察机关作出关于不予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已对此案侦查终结，只是没有书面告知胡忠和，法律也没有规定要求书面通知被害人案件侦察终结。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被告要证明的在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已经对此案侦查终结没有异议，此份证据上没有此字样，同时也恰恰证明在此之前，公安机关从未告知原告贾玉玺一案已侦查终结。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且对于公安机关已经对此案终结亦没有异议，虽认为公安机关未告知原告，但是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未告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四，2005年8月3日长公安朝字（2005）59号胡忠和上访案件结案报告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据的主要内容：“经查卷，胡忠和被贾玉玺诈骗一案已在1990年11月11日立案，朝阳区检察院于1991年4月下达第39号不批捕决定书；6月1日我局申请复议，6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下达第3号不批捕复议决定；2005年8月3日，对胡忠和下达的2005056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胡忠和非常满意，表示不再上访。”），意在证明：胡忠和是在2005年7月9日开始到公安局上访，在此之前都没有向相关部门主张过权利。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2005年7月9日上访只能证明上访的日期，不能证明原告在此之前没有上访过，同时对该证据的内容也有异议，因为原告拿到（2005）056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后，立即到上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而不是该证据中所述非常满意，所以该证据的内容是虚假的。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虽然对其证明问题有异议，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五，2005年8月11日朝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胡忠和信访案件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2005年7月9日，胡忠和上访称……经我队工作，有关情况如下：1.1988年11月20日，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东检百货商店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十万零七千零四十元的毛纺织品购销合同，童年11月23日，胡将货物发往牡丹江贾玉玺处，但贾未付货款。1990年11月7日，我局在接到胡忠和报案后，依照法定程序，立即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并于1991年1月25日向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贾玉玺在长春与胡忠和签订完购销合同回到牡丹江后，东安检察院才通知他，东安检察院已于1988年8月单方面作出收回东检百货商店公章、工作证、营业执照的决定。所以，贾玉玺在与胡忠和签订合同时，事先并不知情。因此，朝阳区检察院以贾玉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为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意在证明：胡忠和是在2005年7月9日向公安机关要求对此案进一步调查及要求公安机关出具书面终结报告。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此份证据只能证明此次上访的日期，不能证明原告之前没有上访过。2005年开始公安厅要求对上访案件出具书面答复，所以2005年之前原告上访都没有书面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虽然对其证明问题有异议，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六，2005年9月5日朝阳分局出具的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犯罪嫌疑人贾玉玺诈骗一案，经我局侦查查证，于1991年9月13日结案，应胡忠和的要求，现将案件情况说明如下：1988年11月20日，犯罪嫌疑人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东检百货商店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十万零七千零四十元的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胡忠和将货物发往牡丹江贾玉玺处，而贾以各种理由推拖，不付货款，将货物占为己有，数额十余万元。我局于1990年11月11日立案，经侦查，贾玉玺越权签订合同，有诈骗嫌疑。我局以涉嫌诈骗罪于1990年11月18日对贾玉玺收容审查，于1991年1月25日对贾玉玺以涉嫌诈骗罪向朝阳区检察院提请逮捕，1991年4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对贾玉玺作出不构成诈骗罪，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我局于1991年6月1日提请复议意见书，朝阳区检察院于1991年6月22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不捕决定。此案于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罪。”），意在证明：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已明确说明，作为刑事案件，本案在1991年9月13日侦查终结。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原告是按照此证据提起的诉讼，诉讼时效应当从2005年9月5日开始计算。从本案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在1991年9月13日案件并没有实际终结。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该案件并未实际终结，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七，2005年9月27日关于胡忠和上访案的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市局：2005年7月19日以来，胡忠和多次到我局和市局上访……要求出具撤案材料，以便日后打官司……经复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1988年11月20日，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东检百货商店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107040元的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胡忠和将货物发往牡丹江市贾玉玺处，贾玉玺收到货后以各种理由拒付货款，胡忠和在多次催要未果情况下，到朝阳分局报案。经我局调查，贾玉玺越权签订合同，有诈骗嫌疑，于1990年11月11日立案，11月18日以涉嫌诈骗罪对贾玉玺收容审查。1991年1月25日以贾玉玺涉嫌诈骗罪向朝阳区检察院提请逮捕；同年4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对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罪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6月1日我局提请复议，6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不捕决定。我局将贾玉玺释放。经了解当时的预审科办案人杨万德，杨提供胡忠和得知贾玉玺被解除收审后，多次来我局找有关领导和办案人，提出既然不能追究贾玉玺的刑事责任，能否帮助追回货款，经领导批准，办案人到牡丹江近一周时间，迫使贾玉玺于7月12日以250条水洗裤折合人民币5000元返还给胡忠和，7月13日胡忠和收到了这批顶账的裤子，同时收到的还有返还的扣押赃款5000元人民币，当时预审科科长王福林和办案人杨万德共同向其解释检察院不批捕的原因，并告知如有异议应当到朝阳区检察院去找，从此以后，胡忠和再未到我局。直到14年后又到我局上访。2005年7月19日，再公安局长大接访期间，胡忠和来分局上访……提出其不知道朝阳分局因检察院不批捕而将该案撤销，朝阳分局应当告知他并出具书面撤案材料。事实是1991年7月2日我局解除了对贾玉玺的收审后，应胡的请求，于7月12日到牡丹江市为其追回价值5000元的水洗裤，9月13日胡就收到裤子和5000元人民币，事后又说不知该案的处理结果与事实不符……根据1979年7月1日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应以书面形式或其它方式通知控告人……胡忠和上访中提出的出具书面结案通知无法律依据……胡要求朝阳分局出具日期为2005年的撤案文书，其目的是到牡丹江市进行民事诉讼。经研究认为：1.1991年7月2日我局对贾玉玺解除收容审查，胡忠和得知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应当在两年内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2005年胡忠和才提起，已过了追诉时效……2.胡忠和被贾玉玺诈骗一案发生在1988年，我局立案时在1990年，按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不批捕的案件没有书面告知控告人的义务……。”），意在证明：胡忠和自1991年公安局以诈骗罪对贾玉玺立案到检察院不予批捕不能追究贾玉玺刑事责任，14年期间胡忠和再没有到公安机关上访过，1991年原告已经知道本案作为刑事案件已经侦查终结，2005年7月9日原告猜到公安机关上访，要求公安机关出具侦查终结报告及返还货物、货款，此案作为民事案件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因为系复印件，对证明问题也有异议，该证据不真实。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提供的该证据系复印件，但是结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对朝阳分局办公室主任刘龙彬的调查笔录中，对该证据已经进行了核实，被调查人确认该证据确系该分局出具、内容真实，所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八，2007年1月31日关于胡忠和上访案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份证据的主要内容：“……1988年11月20日，贾玉玺以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院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和东检百货商店经理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联兴毛纺织品经销部胡忠和签订了价值107040元的毛纺织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胡忠和将货物发往牡丹江市贾玉玺处，贾玉玺收到货后以各种理由拒付货款，胡忠和在多次催要未果情况下，到朝阳分局报案。经调查，贾玉玺越权签订合同，有诈骗嫌疑，于1990年11月11日立案，11月18日以涉嫌诈骗罪将贾玉玺收容审查。1991年1月25日以贾玉玺涉嫌诈骗罪向朝阳区检察院提请逮捕，同年4月21日，朝阳区检察院对贾玉玺不构成诈骗罪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6月1日我局提请复议，6月22日朝阳区检察院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不捕决定，我局将贾玉玺释放。经了解当时的预审科办案人杨万德，杨提供胡忠和得知贾玉玺被解除收审后，多次来我局找有关领导和办案人，提出既然不能追究贾玉玺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能否帮助追回货款，经局领导批准，办案人到牡丹江近一周时间，迫使贾玉玺于7月12日以250条水洗裤折合人民币5000元返还给胡忠和，9月13日胡忠和收到了这批顶账的裤子，同时收到的还有返还的扣押赃款5000元人民币，当时预审科科长王福林和办案人杨万德共同向其解释检察院不批捕的原因，并告知胡忠和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如有异议应当到朝阳区检察院去找，从此以后，胡忠和再未到我局。直到14年后又到我局上访。2005年7月19日，在公安局长大接访期间，胡忠和来分局上访……提出其不知道朝阳分局因检察院不批捕而将该案撤销，朝阳分局应当告知并出具书面撤案材料。事实是1991年7月2日我局解除了对贾玉玺的收审后，应胡的请求，于7月12日到牡丹江市为其追回价值5000元的水洗裤，9月13日胡就收到裤子和5000元人民币，事后又说不知该案的处理结果与事实不符……根据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法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应以书面形式或其它方式通知控告人，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应将撤销的案件以任何方式通知控告人。胡提出的出具书面撤案通知无法律依据……我局于2005年8月3日已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分别以2005第056号、第100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作出答复，又根据市局指示于2005年9月5日给胡忠和出具了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均对胡忠和上访提到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胡忠和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坚持上访属无理缠访。2005年9月5日，我局应胡忠和的要求，出具的案件侦查终结说明书是说明案件的侦查过程，并不是告知案件此时侦查终结。”），意在证明：一、朝阳分局作为刑事案件对此案在1991年9月13日已侦查终结，并告知胡忠和。二、自1991年9月13日到2005年7月9日期间，胡忠和14年间未到公安机关上访过，因此作为民事案件，此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胡忠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有异议，该证据系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杨清林个人出具的，不具备法律效力。因原告得知朝阳分局给被告出具的这份证据后，多次到朝阳分局询问此事，朝阳分局为原告出具证明二次都声名该份材料作废，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是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同时，结合被告提供证据二至证据七，彼此能够相互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依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2007年5月31日审判员于静、温晓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2007年5月31日8时30分，审判员于静、温晓军到宽城区法院找到胡忠和案的办案人李红岩要求查阅并复印卷宗相关材料，经查阅与宽城区法院移送我院的卷宗材料一致，经办案人介绍，宽城区法院对该案未开庭。”），意在证明：宽城区法院将该案移送到东安区法院时，卷宗中的材料已全部移送，并且该案在宽城区法院没有开庭审理。
原、被告对该份证据均无异议，合议庭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贾玉玺诈骗一案预审卷宗一册共计100页，意在证明：贾玉玺涉嫌诈骗一案的侦查经过及全部侦查卷宗材料，在卷宗中有收容审查处理呈批表证明贾玉玺收容审查及解除收容审查的过程。
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经质原、被告均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三，2007年5月30日杨万德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杨万德是朝阳分局退休干警，系贾玉玺涉嫌诈骗一案的办案人，其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该证据的主要内容为：“……问：贾玉玺诈骗案是如何处理的？答：立案后，我们经过侦查将贾玉玺收容审查，后以贾玉玺涉嫌诈骗罪提请区检察院逮捕，因贾玉玺不够诈骗罪检察院作出不予批捕决定。我们又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又作出维持不批捕决定。我将这个情况当时告知胡忠和，我与胡说检察机关不批捕，其不够诈骗罪就得放人，并且局长已签发了解除收审手续，胡得知这些情况后，又找到某些领导，让我帮助追回赃款、赃物，','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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