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1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东华二路*号。负责人：陈焯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念，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斌，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红发，男，198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华，广东定海针（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康，男，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扬，男，198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余永康、黄永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涛，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范家威，男，197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原审被告：邱华梅，女，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号。负责人：罗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艺文，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雪松中路冠华1路**号。负责人：齐建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美秀，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红发、余永康、黄伟扬，原审被告范家威、邱华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暨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5民初1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予以改判余永康、黄伟扬赔偿64117.29元给林红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由林红发、余永康、黄伟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中判决依据不足，事实不清，应该予以纠正。《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永康发生事故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根据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与黄伟扬签订的保险合同适用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余永康发生事故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余永康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逃逸，而黄伟扬在其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的投保单上对于收到保险条款及免赔事项的签名确认，可以认定黄伟扬在保险期限内确认其对保险条款免赔事项的约定，黄伟扬亦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却没有确认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依据事实及法律规定，应当判决林红发的损失在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余永康、黄伟扬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本案林红发提供的居住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名，形式上不符合民诉法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经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聘请第三方广东省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到林红发提供的居住地进行调查核实，调查结果显示：林红发居住情况不属实，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月收入不稳定。一审法院仅口头形式核实林红发的居住情况，没有到出具证明的单位进行调查核实，没有证据显示林红发在城镇居住、工作一年以上，林红发是农村居民，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纠正。黄伟扬、余永康辩称，一、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并非黄伟扬的亲笔签名。1.在一审庭审期间，经黄伟扬本人核实，《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是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签署，该签名并非黄伟扬的亲笔签名。2.由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的免责保险条款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且该条款是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预先拟定用于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对该免责的格式合同条款未向投保人尽到提醒注意的义务，因此该免责保险条款应属无效合同条款。3.为了查清案件事实，黄伟扬要求二审法院对《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补充笔迹鉴定，核实签名的真实性。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后，余永康驾驶肇事的湘Ａ×××××号车逃离事故现场，当天被査获归案”的事实有误，其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是错误的，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是由公安交警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原始书证，是公安交警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等公文书证的原始依据，因此在证明力方面，《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的证明力明显高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等公文书证。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有误，导致对事实的认定有误。2.本案事故发生时，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重型货车运载有50多吨石粉，车辆及货物的总重量相当沉重，加上事故地点为爬坡路段，车辆发动机发出巨大噪音，因此范家威驾驶粤0281**号普通客车与余永康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时，余永康没有任何察觉是有客观原因的。3.根据黄伟扬提交从高速交警二大队提取的《询问笔录（余永康）》、《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在余永康到案前，交警部门并未能根据报案人陈述及事故现场确定肇事车辆是湘Ａ×××××号重型货车。4.余永康到达送货地点卸货时发现湘Ａ×××××号重型货车后卡有点卡，车辆后护杆右边往前弯曲，右转向灯损坏，红色灯盖脱掉不见了，因此觉得车辆有异常，立即主动报案，并驾驶车辆到达交警指定地点，将自己和车辆置于交警的控制之下，如实陈述，全力配合交警调査事故发生的经过。5.余永康将湘Ａ×××××号重型货车移交交警部门调査后，交警部门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红色灯盖，经与湘Ａ×××××号重型货车右后转向灯比对吻合，才确认了湘Ａ×××××号重型货车是本案事故的肇事车辆。6.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重型货车是被追尾车辆，正常情况下，本案事故依法应由范家威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湘Ａ×××××号重型货车有“交强险”和保险金额高达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车辆的保险金额足以赔偿本案的全部损失，因此余永康完全没有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必要，其不具备逃逸的主观动机。7.范家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陈述：前面的车辆似乎载有很重的货物，但被布盖着，不知道是何东西，前面车辆的噪音是很大，车辆追尾碰撞时，前面的车辆似乎没有发现追尾事故，也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之后我就昏迷了，后来发生何事就不知道了……综上所述，余永康既不是逃离事故现场，也不是被査获归案，而是在追尾事故发生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其后发现车辆异常的情况下主动报案，并主动前往高速交警二大队协助调査，因此余永康不知道发生事故而离开事故现场是一种过失行为，该行为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所规定的逃逸（故意）行为。至于案件的事故责任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林红发辩称，第一、一审当中黄伟扬不予确认投保单签名的真实性以及投保单签名一栏没有写日期，投保单复核意见栏完全空白没有复核意见以及复核人的签名及日期。另外没有证据显示保险条款已送达给黄伟扬，一审证据无法证明黄伟扬对投保单以及保险条款签名确认，所以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林红发与黄金连两人的居住证明有居委会以及派出所的盖章，其证据证明效力应高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委托广东省衡量行公估公司的调查取证，所以一审认定黄金连与林红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法律依据充分。中国平安中山公司答辩称与林红发意见一致。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没有具体答辩意见。林红发一审请求：1.余永康、范家威赔偿交通事故损失合计171026.29元；2.黄伟扬、邱华梅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对上述赔偿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余永康、范家威、黄伟扬、邱华梅、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0月2日，范家威驾驶粤Ｃ×××××号车（邱华梅所有）搭载2人（林红发、黄金连）经S32线（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由阳江往珠海方向行驶，凌晨1时55分左右，行至S32线39km+900m路段时，与前方同方向由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车（黄伟扬所有）发生碰撞，造成范家威、林红发、黄金连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余永康驾驶肇事的湘Ａ×××××号车逃离事故现场，当天被查获归案。江门高速二大队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永康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范家威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林红发、黄金连无责任。余永康对上述认定书有疑义，向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该局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认为上述认定书的结论恰当。2017年1月10日，江门高速二大队出具《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证明余永康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迅速报警，驾驶肇事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该行为属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行为。事故发生后，林红发受伤送台山市人民医院治疗，自2015年10月2日入院至2015年10月19日出院,共住院17天。台山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林红发无职业，入院时左额部见长约12CM伤口。2015年10月19日，台山人民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诊疗意见：建议休息1个月。2016年6月4日，林红发委托江门南天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检验鉴定，该所于同年6月12日作出《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所见林红发眉心至左额颞部见一弧形手术瘢痕长约13CM，并附林红发脸部手术瘢痕检验照片，鉴定林红发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林红发为此支付鉴定费2050元。另查明，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率，保险单号：PDAA201544070000090771。此外，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在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险单号：12003023900093337132。另外，余永康是黄伟扬的雇员，从事开车工作。邱华梅为粤Ｃ×××××车在中国平安中山公司投保了乘客座位责任险（保险限额为10000元/人）。此外，范家威是邱华梅的雇员，从事开车工作。本次交通事故均发生在上述保险的保险期间内。再查明，林红发与黄金连于2012年2月7日登记结婚。此外，林红发的母亲严翠英于1962年10月11日出生，儿子林X燃于2012年9月9日出生，女儿为林XX于2014年4月13日出生。2016年6月13日，阳春市永宁镇沙田村民委员会与阳春市公安局永宁派出所均在《伤者供养情况调查证明书》上盖章确认，证明林红发的父亲林绍志（未满退休年龄）及其弟弟林红辉（已成年）的供养程度均为非供，严翠英、林X燃、林XX的供养程度均为全供。另外，白蕉工业开发区居委会和珠海市公安局六乡派出所在《证明》上均盖章确认林红发自2012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居住在其辖区开发区××西103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因粤Ｃ×××××车在中国平安中山公司投保了乘客座位责任险，林红发在本案中一并起诉中国平安中山公司，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故本案案由改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暨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此外，本案与（2016）粤0705民初2800号、（2016）粤0705民初2801号、（2016）粤0705民初3292号、（2016）粤0705民初3293号及（2017）粤0705民初1813号案均因本次交通事故引起，一审法院综合上述6件案进行论述。一、关于林红发是否适用城镇赔偿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案件中，林红发提供了《合同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快递回单》及三份《证明》，主张按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林红发没有提供《合同书》中“商业街第五幢5号西103铺”的不动产权属证明，也没有提供缴交押金和租金的证据。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为朱海儿而非林红发，经营场所是“商易街”，与《合同书》、白蕉工业开发区居委会《证明》中的“商业街”不同。3.白蕉工业开发区居委会和珠海市公安局六乡派出所均没有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责，其出具或者盖章的《证明》中经营饮食等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内容超出了其职能范围。4.台山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林红发无职业。5.白蕉工业开发区居委会和珠海市公安局六乡派出所均在《证明》上盖章确认林红发自2012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居住在其辖区开发区××西103铺，一审法院认为，居委会和派出所均有对其辖区居民管理的职能，且余永康、范家威、黄伟扬、邱华梅、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因此，对林红发自2012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居住在开发区××西103铺，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林红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经营饮食，但足以证明林红发自2012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居住在开发区××西103铺，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其应适用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损失。二、关于残疾赔偿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计算残疾赔偿金应按照伤残等级的附加系数确定侵权人的赔偿金额，十级为10%。对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认为鉴定意见依据不足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台山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林红发入院时左额部见长约12CM伤口，且江门南天鉴定所具有鉴定资质，该所作出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所见林红发眉心至左额颞部见一弧形手术瘢痕长约13CM，并附林红发脸部手术瘢痕检验照片，上述证据能互相印证林红发疤痕长约13CM，而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鉴定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江门南天鉴定所鉴定林红发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此外，根据《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57.20元/年。故林红发依法获得的残疾赔偿金为69514.40元（34757.20元/年×20年×10%=69514.40元），而林红发主张的伤残赔偿金（即残疾赔偿金）69514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目前,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计算。本案中，林红发在台山人民医院住院17天，现林红发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100元／天×17天=17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关于误工费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林红发在医嘱休息时间结束（即2015年11月19日）后，较长时间才于2016年6月4日进行伤残鉴定，因其伤残等级较低，期间无证据证明属于连续误工，故误工时间只应计算住院时间17天和医嘱休息时间30天，合计47天（17天+30天=47天）。因林红发适用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损失，但其无收入证明，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从事的工作行业，其误工费参照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0元/年的标准计算，故林红发主张的误工费应为4475.58元（34757.20元/年÷365天×47天=4475.58元）。五、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再单独列出。本案中，阳春市永宁镇沙田村民委员会与阳春市公安局永宁派出所均在《伤者供养情况调查证明书》上盖章确认供养情况，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林红发及证明书中林绍志、严翠英、林X燃、林XX的户籍均在阳春市，住址均为广东省阳春市××车子田村××号，阳春市公安局永宁派出所有对其辖区居民管理的职能，而余永康、范家威、黄伟扬、邱华梅、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因此，对《伤者供养情况调查证明书》，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林红发的父亲林绍志（未满退休年龄）及其弟弟林红辉（已成年）的供养程度为非供，且林红发没有提供其父亲林绍志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相关证明，故林红发对其父亲林绍志及弟弟林红辉均不需扶养。此外，被扶养人严翠英(在林红发2016年6月12日定残时，已满53周岁，由林红发、林绍志、林红辉3人扶养）已满退休年龄，无需提供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相关证明。还有，被扶养人为林X燃（在林红发定残时满3周岁，由林红发、黄金连2人抚养）、林XX（在林红发定残时满2周岁，由林红发、黄金连2人抚养）。因林红发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赔偿标准计算，对其被扶养人也一并按城镇标准计算，即被扶养人生活费按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5673.10元/年的标准计算，故林红发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56908.71元【（严翠英25673.10元/年×20年×10%÷3=17115.40元）+（林X燃25673.10元/年×15年×10%÷2=19254.83元）+（林XX25673.10元/年×16年×10%÷2=20538.48元）=56908.71元】。而林红发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8039.12元，没有超出上述金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林红发在本案中亦主张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不再单独列出，即本案的残疾赔偿金最终为117553.12元（残疾赔偿金6951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8039.12元=117553.12元）。六、关于鉴定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本案中，林红发为鉴定其伤残程度而支付鉴定费2050元，有其提供的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足以证明上述费用支出的真实性，上述费用是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必要的合理支出，属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故林红发主张的评残费（即鉴定费）2000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七、关于交通费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林红发没有提供交通费的正式票据，对林红发主张的交通费5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八、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林红发经鉴定为十级伤残，确实给林红发的精神带来痛苦，且林红发在事故中无责任，林红发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九、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一）关于余永康、黄伟扬、范家威、邱华梅的责任承担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黄伟扬是余永康的雇主，故黄伟扬在案件中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案情，余永康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因邱华梅是范家威的雇主，故邱华梅在案件中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案情，范家威无需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又因事故中余永康承担主要责任、范家威承担次要责任、林红发和黄金连无责任，故相应地黄伟扬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邱华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于余永康、黄伟扬主张本次事故责任应当重新划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而余永康、黄伟扬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公文书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其主张本次事故责任应当重新划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是否免责的问题。案件中，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及《说明》，主张其无需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黄伟扬不予确认《投保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此外，《投保单》投保人签名一栏没有填写日期，且《投保单》复核意见框完全空白，没有任何复核意见，也没有复核人签名和填写日期。2.没有证据证实《保险条款》已送达给黄伟扬。3.仅凭《投保单》无法核实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无显示如逃逸免责等的内容。4.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伟扬对《投保单》和《保险条款》签名确认，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六项“下列情况下，不论如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等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本次交通事故案件中应负赔偿责任。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余永康驾驶的车辆超载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保险合同并没有约定车辆超载而免责，即使有约定，也因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致使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仍应在本次交通事故案件中负赔偿责任。因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故黄伟扬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保险金额1000000元内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中国平安中山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粤Ｃ×××××号车在中国平安中山公司投保了乘客座位责任险，林红发事故发生时是承保车辆的乘客，是受益人，其受到伤害，可以作为适格主体起诉中国平安中山公司。为便于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与本案一并审理。结合案情，林红发的损失应先在交强险内赔付，对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中国平安中山公司按次要责任承担30%，责后计算金额不超出保额10000元，亦即邱华梅应向林红发赔偿的损失中，先由中国平安中山公司在保额10000元内赔偿给林红发，不足部分由邱华梅赔偿给林红发。（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案件中，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在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并在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依法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法由侵权人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并予以赔偿。此外，中国平安湘潭公司主张因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存在逃逸行为造成责任承担，其不同意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由基金会进行垫付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五）本案中，因事故造成林红发的损失合计130728.70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7553.1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4475.58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130728.70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7553.12元、误工费4475.5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127028.70元。（六）在（2017）粤0705民初1813号案中，因事故造成黄金连的损失合计131725.64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3857.80元＋医疗费13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7332.34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护理费1700元=131725.64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医疗费13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合计1835.5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3857.80元、误工费7332.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及护理费1700元，合计127890.14元。（七）在（2016）粤0705民初3292号案中，因事故造成范家威的损失合计108442.08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78382.76元＋护理费1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21159.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鉴定费2000元=108442.08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78382.76元、护理费1700元、误工费21159.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合计104742.08元。（八）在（2016）粤0705民初3293号案中，因事故造成邱华梅的损失合计215731.50元【医疗费55123.50元＋车辆定损费（即车辆重置费）153368元＋拖车救援费1072元＋评估费6168元=215731.50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医疗费55123.50元；属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有车辆定损费（即车辆重置费）153368元、拖车救援费1072元，合计154440元。（九）综上，涉案6件案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合计586627.92元（林红发130728.70元+黄金连131725.64元+范家威108442.08元+邱华梅215731.50元=586627.92元），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林红发1700元、黄金连1835.50元、范家威1700元、邱华梅55123.50元，合计60359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其中林红发可得赔款281.65元（1700÷60359×10000=281.65元)、黄金连可得赔款304.10元（1835.50÷60359×10000=304.10元)、范家威可得赔款281.65元（1700÷60359×10000=281.65元)、邱华梅可得赔款9132.60元（55123.50÷60359×10000=9132.6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林红发127028.70元、黄金连127890.14元、范家威104742.08元，合计359660.92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其中林红发可得赔款38850.92元（127028.70÷359660.92×110000=38850.92元)、黄金连可得赔款39114.38元（127890.14÷359660.92×110000=39114.38元)、范家威可得赔款32034.70元（104742.08÷359660.92×110000=32034.70元)。属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有邱华梅154440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邱华梅2000元。因此，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中合共赔偿122000元（10000+110000+2000=122000元），其中林红发可得赔款合共39132.57元（281.65+38850.92=39132.57元）、黄金连可得赔款合共39418.48元（304.10+39114.38=39418.48元）、范家威可得赔款合共32316.35元（281.65+32034.70=32316.35元）、邱华梅可得赔款合共11132.60元(9132.60+2000=11132.60元）。以上损失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应由邱华梅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本案邱华梅应赔偿林红发27478.84元[(130728.70-39132.57)×30%=27478.84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中山公司赔偿林红发10000元，余款17478.84元（27478.84-10000=17478.84元)由邱华梅赔偿给林红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赔偿林红发64117.29元[(130728.70-39132.57)×70%=64117.29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经被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因范家威、邱华梅、中国平安中山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邱华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赔偿17478.84元给林红发。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赔偿64117.29元给林红发。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在乘客座位责任险中赔偿10000元给林红发。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赔偿39132.57元给林红发。五、驳回林红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0.52元，由林红发负担876.64元，邱华梅负担380.2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负担1394.81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负担217.54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负担851.29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二审期间确认《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黄伟扬的签名。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暨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是否需要赔偿林红发相关经济损失的问题。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是否需要赔偿林红发相关经济损失的问题。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上诉主张驾驶人余永康在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故根据《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的约定，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涉案《投保单》的投保人签名不是投保人黄伟扬自己签名，保险公司亦不能证明其通过其他渠道有向黄伟扬充分解释说明有关免责条款，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该免责条款对黄伟扬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本次交通事故案件中应负赔偿责任。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上诉主张林红发系农村居民，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根据房东李木英出具的《证明》显示，林红发自2012年10月至2016年11月29日居住在其辖区开发区××西103铺，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居委会和珠海市公安局六乡派出所均在《证明》上盖章予以确认。该《证明》足以证明林红发其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其应适用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损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并未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其他的赔偿项目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上述关于免赔以及标准的论述，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赔偿林红发64117.29元[(130728.70-39132.57)×70%=64117.29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2.93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疆审 判 员 徐 闯审 判 员 甄锦瑜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郑平平书 记 员 黄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