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32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思敏，女，198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飞，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全波，男，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燕玲，女，198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季庆祥，男，197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上诉人谢思敏因与被上诉人吴全波、潘燕玲、原审被告季庆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思敏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188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全波、潘燕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一）吴全波提供的2014年4月1日季庆祥向吴全波出具的53万元借条只是证明双方有借款合同关系，并不能证明吴全波已经将53万元借款交付给了季庆祥，不能证明借款已经实际发生。一审吴全波、潘燕玲提交的证据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之间的借款合意，更不能证明吴全波已经将借款交付给季庆祥。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吴全波主张的53万元借款就是2011年9月6日潘燕玲向季庆祥转账的20万元和季庆祥挪用盛恒皮件厂货款后吴全波替其垫付的33万元的相加。不排除该53万元是另外的单独借款，而吴全波没有实际给付，因而将其他债务拼凑起来提起诉讼。（二）吴全波所主张季庆祥向其借款53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潘燕玲在2011年9月6日向季庆祥转账2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与季庆祥出具的53万元借条有关联关系。吴全波所诉称季庆祥挪用合伙公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至今吴全波都没能举证季庆祥与吴全波曾经合伙经营过盛恒皮件厂，既没有合伙协议也没有散伙协议，且本案也没有证人出庭予以证实。虽然吴全波提供了有谢思敏签字的记账凭证，但这只能证明季庆祥经营的盛恒皮件厂发生过该笔业务金额，不能证明季庆祥挪用了合伙款项。现在唯一可以确信的事实是从工商部门调取的盛恒皮件厂工商档案资料，2013年10月11日季庆祥与吴全波签署了《转让协议书》，约定将盛恒皮件厂转让给吴全波，盛恒皮件厂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吴全波承担，该部分资料显示盛恒皮件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并非合伙企业。吴全波出任盛恒皮件厂的经营者，挑选出当时的记账凭证拼凑出33万元的营业额，就认为季庆祥挪用了“合伙公款”显然证据不足。吴全波所主张的季庆祥挪用的三笔款项没有银行流水记录，不能证明季庆祥挪用了“合伙款项”。即使季庆祥挪用货款属实，本案所涉及的33万元也非吴全波对季庆祥的借款，而是季庆祥与盛恒皮件厂之间的债务关系，吴全波及潘燕玲没有权利主张。（三）季庆祥出具借条后支付的款项与借条中载明的利息不一致，不能证明季庆祥认可了借条中的债务，因此，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的借贷关系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借贷关系成立，吴全波对该20万元的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签署借条不构成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二、涉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季庆祥从没有向外举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谢思敏本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需要向外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二）从工商部门调取的盛恒皮件厂工商档案资料可知，盛恒皮件厂的出资方式是个人财产出资，并不是家庭共同财产出资，季庆祥个人经营盛恒皮件厂无论盈利与负债均由其个人承担。吴全波现在主张的债务中，很大一部分是与盛恒皮件厂有关，即使这些债务成立，吴全波在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时，就应当了解到盛恒皮件厂是由季庆祥个人出资，由其自负盈亏，而不能向谢思敏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责任。（三）一审法院仅仅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判决谢思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律依据不足，不符合当前处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的司法导向和指导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第三点，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被上诉人吴全波、潘燕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季庆祥未发表意见。吴全波、潘燕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季庆祥、谢思敏连带清偿吴全波、潘燕玲借款5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30000元为本金，以月利率1.5%为标准，自2015年2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全部归还之日止）。二、季庆祥、谢思敏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全波、潘燕玲表示其已将涉案借款530000元交付季庆祥，谢思敏对涉案借款已知悉，吴全波、潘燕玲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显示潘燕玲于2011年9月6日向季庆祥转账200000元，拟证实吴全波、潘燕玲已经借款200000元交付季庆祥；2.广州市白云区盛恒皮件厂（以下简称盛恒皮件厂）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盛恒皮件厂于2013年3月11日设立，商事主体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季庆祥，2013年10月16日，广州市白云区盛恒皮件厂投资人变更为吴全波，吴全波表示由于季庆祥私下使用公款，吴全波在2013年10月替季庆祥还清所欠公款后，盛恒皮件厂的投资人变更为吴全波；3.盛恒皮件厂记账凭证，该凭证日期为2013年3月21日，制证人处有谢思敏签名，拟证实谢思敏曾担任工厂财务计账；4.借条，内容为“2014年4月1日季庆祥向吴全波借人民币53万元，利息0.015元（月息：7950元/月）”，借方处有季庆祥签名，拟证实季庆祥向吴全波借款，该借款包括了2011年9月的债务；5.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季庆祥于2014年8月13日向吴全波支付15900元，于2015年2月6日向吴全波支付15691元，于2015年2月7日支付16400元，吴全波表示2014年8月13日支付的15900元为季庆祥支付的两个月利息，2015年2月7日支付的16400元包括季庆祥支付的两个月利息，其余500元为季庆祥委托吴全波为其购买年货，拟证实吴全波与季庆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6.2013年7月对账单、2013年10月6日记账凭证、2013年10月6日现金收入证明单，7月对账单显示2013年7月12日转账合计100000元，2013年10月6日记账凭证显示“今收到王利7月6日货款100000元”、制证人处有谢思敏签名，2013年10月6日现金收入证明单显示“今收到王利7月6日货款100000元”，经手收款人处有吴全波签名、制证人处有谢思敏签名，拟证实客户王利在2013年7月6日向盛恒皮件厂支付了货款10万元，该款项由季庆祥收取，但季庆祥收取货款后私下使用没有交回厂入账，2013年10月6日吴全波借钱给季庆祥并将该款项交回厂入账；7.2013年12月对账单、2014年1月3日记账凭证、2014年1月3日收据，12月对账单显示客户王利于2013年12月16日转账60000元，2014年1月3日记账凭证显示“今收到王利货款60000元”、制证人处有谢思敏签名，2014年1月3日收据显示“今收到王利货款60000元”，备注处有吴全波签名、经手人处有谢思敏签名，拟证实客户王利在2013年12月16日向盛恒皮件厂支付了货款6万元，该款项由季庆祥收取，但季庆祥收取货款后私下使用没有交回厂入账，2014年1月3日吴全波借钱给季庆祥并将该款项交回厂入账；8.盛恒皮件厂与浙江粮油食品公司2013年9月至12月份出货对账单、2014年1月16日记账凭证、2014年1月16日收据，9月份对账单显示货款为13925元、10月份出货对账单显示货款为92848.4元、11月份对账单显示货款为27182.6元、12月份出货对账单显示货款为45236元，上述货款合计179192元，2014年1月16日记账凭证显示“收到杭州益华9~12月份货款，现金179192元”、制证人处有谢思敏签名，2014年1月16日收据显示“今收到杭州益华9至12月份货款179192元整”，备注处有吴全波签名、经手人处有谢思敏签名，拟证实客户在2013年9月至12月向盛恒皮件厂支付了货款179192元，该款项由季庆祥收取，但季庆祥收取货款后私下使用没有交回厂入账，2014年1月16日吴全波借钱给季庆祥并将该款项交回厂入账；9.证人证言，证人湛某、陈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证言，证言内容如下：吴全波、季庆祥及证人湛某、陈某四人合作经营盛恒皮件厂，由吴全波出资22.5万元、季庆祥出资22.5万元、陈明管出资15万元、湛某出资15万元，季庆祥任投资人，谢思敏任财务计账，后季庆祥私吞公款，吴全波在2013年10月帮季庆祥偿还了该笔款项，之后为防止季庆祥再次出现私吞公款的行为，遂将投资人变更为吴全波，但季庆祥在2014年1月再次私吞公款，因此时临近春节，吴全波再次替季庆祥偿还了60000元和179192元给厂，后季庆祥退出工厂经营。10.银行明细，显示潘燕玲于2013年7月11日向吴全波转账20000元、2013年9月11日转账10000元、2013年10月5日转账40000元，2013年12月7日转账7000元，上述款项合计77000元，拟证实吴全波因款项不足以支付季庆祥挪用的货款，故其妻子潘燕玲向吴全波汇款用于支付该笔欠款；11.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显示吴全波在2014年1月2日至1月14日期间取现合计132800元，转账支出合计212222.5元，吴全波表示由于季庆祥挪用了盛恒皮件厂的公款，故吴全波替季庆祥偿还款项，并直接将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或直接转账给工人、支付原材料等。谢思敏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该笔转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证据证明该转款记录有中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季庆祥使用公款，吴全波为其还清公款后投资人变更为吴全波。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凭证记载的是盛恒皮件厂展厅改装费23854元，仅能说明季庆祥开办盛恒皮件厂前期准备期间产生费用，谢思敏当时作为季庆祥的配偶，帮助季庆祥登记这笔费用；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无法核实签名的真假性，同时该借条上落款与正文间隔非常大，不排除是先签字后打印的可能性，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才能证明借条所指向的借款合同能否成立，且该借条不能说明是吴全波所主张的是其替季庆祥还清盛恒皮件厂所欠公款，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借贷合同，更不能说明该笔53万元与2011年9月的债务即吴全波主张的2011年9月转账20万元有关联性，即使该借条是真实的，也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借款关系不能成立；对证据5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季庆祥通过转账方式向吴全波支付部分利息，因为吴全波确实与季庆祥曾经有业务关系，不排除是因为其他事情季庆祥需要向吴全波转款，可能是材料款等等，同时这两笔金额明显有误差，一个是15900元，一个是16400元，明显不符合吴全波举证的借条中约定的利息；对证据6、7、8中有谢思敏签署的记账凭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说明盛恒皮件厂在当时发生该笔业务金额，不能证明季庆祥挪用了吴全波所称的合伙公款，更不能证明2013年10月、2014年1月吴全波借款给季庆祥交回厂入账，且吴全波提供的对账单、记账凭证、收据等均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季庆祥签字。对证据9不予确认，因该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无法查明其真实意图，且证言内容所陈述的事实基本雷同，该证言明显受到了案外因素的干扰，可信度低，该两位证人与吴全波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10关联性不予确认，潘燕玲与吴全波之间的转账记录是其个人之间的交易，且转账也没有注明用途。对证据11关联性不予确认，吴全波本人的银行转账明细与本案无关，其转账记录并未有明确的交易对象及用途，吴全波未能提交有关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证实吴全波与季庆祥之间存在欠条所书写的53万元的借贷关系。谢思敏为证实其已与季庆祥离婚，季庆祥的债务由其个人承担，谢思敏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保证书，该保证书为季庆祥于2014年4月15日出具，其保证利息和其他债务都由本人承担，其他债务与妻子无关，谢思敏表示该保证书出具的时间与吴全波出具的借条时间相隔不远，说明在此期间季庆祥与谢思敏已出现感情问题，也说明该段时间发生的大额借款与家庭生活无关，是季庆祥因个人问题而借款；2.离婚协议书，显示季庆祥与谢思敏于2015年7月23日协议离婚，并约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对外的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与承担；3.离婚证，显示季庆祥与谢思敏于2015年7月23日登记离婚；4.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在2013年10月11日，季庆祥与吴全波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季庆祥将广州市白云区盛恒皮件厂转让给吴全波，广州市白云区盛恒皮件厂的所有债权债务有吴全波承担”，表明盛恒皮件厂并非吴全波主张的合伙企业，而是个人独资企业，2013年10月16日之后季庆祥与盛恒皮件厂已无关系。吴全波、潘燕玲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有异议，该保证书及离婚协议书所反映的内容与吴全波陈述的季庆祥离婚前所欠债务的事实一致，该两份证据是在涉案债务发生之后作出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季庆祥、谢思敏共同承担；对证据3予以确认；对证据4予以确认，该证据表明正是由于季庆祥对外欠款较多，才变更投资人为吴全波，且合伙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季庆祥银行账户所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13的交易信息，显示在2013年7月5日，季庆祥收到案外人王利科转账100000元，该款项已当日转给案外人梁艳君，2013年12月16日，季庆祥收到案外人王利科转账60000元，该款项于2013年12月17日现金支取。谢思敏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系，吴全波提交的证据显示客户名称为“王利”并非“王利科”，所以该两笔交易记录与本案无关；吴全波对上述银行交易信息予以确认，并表示“王利”为“王利科”的简称。另查明，潘燕玲、吴全波于2005年1月4日登记结婚；谢思敏与季庆祥于2005年12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23日登记离婚。以上事实，有银行交易记录、工商登记资料、记账凭证、借条、收据、对账单、结婚证、离婚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吴全波、潘燕玲主张的涉案债务是否为季庆祥、谢思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当事人间存在借款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出借款项两个要件，否则借款关系不成立。本案中，首先，季庆祥在向吴全波出具了借条确认向吴全波借款530000元，季庆祥在举证期限内未对吴全波的主张提出抗辩，故一审法院确认吴全波与季庆祥之间存在530000元借款的借贷合意；其次，潘燕玲在2011年9月6日向季庆祥转账200000元，该200000元借款已交付季庆祥，季庆祥在2014年4月1日向吴全波出具借条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该200000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成立，谢思敏抗辩称该200000元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至于330000元借款的交付，吴全波表示其分别为季庆祥垫付了100000元、60000元、179192元，（1）对于其中100000元借款的交付，吴全波表示因季庆祥挪用了客户王利向盛恒皮件厂支付的7月份货款100000元，故吴全波以现金方式为其垫付并进入公账，在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明细显示季庆祥的银行账号在2013年7月5日确已收到“王利科”转账100000元，而2013年10月6日的记账凭证、收入证明单均显示客户“王利”7月6日的货款100000元在2013年10月6日才以现金方式进入盛恒皮件厂公账，入账经手人为吴全波，此时谢思敏负责工厂记账并在记账凭证上签名确认，但谢思敏未对该7月6日货款为何在10月6日以现金方式入账进行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对吴全波陈述的100000元借款是其为季庆祥垫付的公款予以采信，（2）对于其中60000元借款的交付，吴全波表示因季庆祥挪用了客户王利向盛恒皮件厂支付的12月16日货款60000元，故吴全波以现金方式为其垫付并进入公账，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明细显示季庆祥的银行账号在2013年12月16日确已收到“王利科”转账60000元，而2014年1月3日的记账凭证、收入证明单均显示客户“王利”的货款60000元在2014年1月3日以现金方式进入盛恒皮件厂公账，入账经手人为吴全波，谢思敏亦在记账凭证和收据上签名确认，但谢思敏未对该货款为何在2014年1月3日以现金方式入账进行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对吴全波陈述的60000元借款的交付方式予以采信，（3）对于179192元借款的交付，吴全波表示该179192元为季庆祥挪用的客户杭州益华向盛恒皮件厂支付的9至12月份货款，吴全波出具的出货清单显示2013年9月至12月“浙江粮油食品”的货款为179192元，而2014年1月16日的记账凭证、收据均显示客户杭州益华9至12月份货款179192元在2014年1月16日才以现金方式进入盛恒皮件厂公账，入账经手人为吴全波，谢思敏亦在记账凭证和收据上签名确认，吴全波表示该179192元其以取现方式用于支付了盛恒皮件厂的货款及工人工资，吴全波亦提交了其2014年1月2日至1月14日期间银行明细，故一审法院对吴全波陈述的179192元借款的交付方式予以采信；第四，根据银行明细显示，季庆祥分别在2014年8月13日向吴全波支付15900元（7950元×2个月）、在2015年2月7日向吴全波支付16400元（7950元×2个月+500元），该支付的金额与吴全波陈述利息金额吻合。因此，综合本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吴全波就其与季庆祥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吴全波已将借款交付季庆祥的事实提交了借条、银行明细、记账凭证、对账单、收据等证据予以佐证，虽上述证据存有一定瑕疵，但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吴全波与季庆祥之间存有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吴全波实已将借款交付季庆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全波与季庆祥的530000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成立。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4月1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谢思敏主张2011年200000元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季庆祥向吴全波借款后，至今未向吴全波偿还款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将借款本金530000元偿还吴全波。吴全波与潘燕玲为夫妻关系，吴全波表示出借的款项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涉案借款由吴全波、潘燕玲共同主张并无不妥，吴全波、潘燕玲诉请要求季庆祥偿还借款530000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部分，根据吴全波陈述，季庆祥已向其支付4个月利息，依据银行交易明细，一审法院对吴全波的主张予以采信，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4月1日，约定利率为月利率1.5%，吴全波主张从2015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谢思敏与季庆祥为夫妻关系且本案借款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涉案借款的收款人为季庆祥，而谢思敏曾在盛恒皮件厂负责记账，其亦对吴全波垫付的合计330000元款项进行了记账，可推定谢思敏对涉案借款已知悉。谢思敏提供的《保证书》、《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债务由各自承担的约定仅是其二人的内部协议，上述协议及保证书均在借款发生后作出，故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季庆祥、谢思敏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借款时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季庆祥的个人债务，且亦未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之情形，故该笔借款应认定为季庆祥、谢思敏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季庆祥、谢思敏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吴全波、潘燕玲借款53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3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2月1日按月利率1.5%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9656元、保全费3170元，由季庆祥、谢思敏负担(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院交纳)。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是否存在涉案借款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吴全波、潘燕玲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其应当承担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首先，从借条形成的原因来看。吴全波、潘燕玲提供的2014年4月1日季庆祥向吴全波出具的53万元借条载明的内容只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季庆祥在2014年4月1日向吴全波借款53万元的举债的合意。吴全波、潘燕玲主张该借条是对双方以往债务的结算，但从该借条所载内容并不能看出是双方对以往债务的结算或确认，且作为借款人的季庆祥在本案中均未到庭对吴全波、潘燕玲的该主张进行确认，故吴全波、潘燕玲称该借条系以往债务的结算属于其单方陈述，并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从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来看。吴全波、潘燕玲称这53万元借款系2011年9月6日潘燕玲转账给季庆祥的20万元以及以前季庆祥挪用合伙公款后吴全波替其还清所欠公款共33万元相加而成。对此，本院认为：1.吴全波、潘燕玲虽提交了潘燕玲于2011年9月6日转账20万元给季庆祥的证据，但该转款事实发生在2011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吴全波、潘燕玲不向季庆祥追款，即便如吴全波、潘燕玲所称2014年的借条是对该借款进行确认但却又不在借条上予以明确说明，不符合常理；2.吴全波、潘燕玲称盛恒皮件厂是吴全波、季庆祥、湛某、陈某四人合伙设立的，但该厂的工商登记显示为个人独资企业。吴全波在未能提供合伙协议、出资证明、退货协议，退货时的清算证明等能直接个人合伙的情况下，仅提供湛某、陈某的证言不足以证实盛恒皮件厂是吴全波、季庆祥、湛某、陈某四人合伙设立的，从而推翻工商登记所公示的事实；3.吴全波、潘燕玲所提供的记账凭证中所载明的客户名称“王利”与季庆祥银行账户流水中所显示的转账人“王利科”并不一致，吴全波虽对此解释称“王利”是“王利科”的简称，但该解释并不符合社会上对于自然人名字使用的习惯；4.吴全波、潘燕玲提交的盛恒皮件厂与浙江粮油食品公司的出货对账单，而其出示的相应的记账凭证显示的却是“收到杭州益华9~12月份货款，现金179192元”，主体并不一致，吴全波、潘燕玲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5.吴全波、潘燕玲为证明季庆祥挪用公款所提交的现金收入证明、记账凭证载明金额的合计为339192元而并非如吴全波、潘燕玲所主张的330000元，吴全波、潘燕玲亦未对数额不相吻合的原因进行合理解释；6.吴全波、潘燕玲称所借款项是季庆祥用于归还工厂的公款，但吴全波、潘燕玲所提交的潘燕玲转款、吴全波取现、转账均是分多次进行，且吴全波称转账给工人、支付原材料与其所提交的垫付货款的的事实亦不吻合。7.吴全波、潘燕玲提交银行交易记录显示季庆祥于2014年8月13日向吴全波支付15900元，于2015年2月6日向吴全波支付15691元，于2015年2月7日支付16400元，吴全波表示其中2014年8月13日支付的15900元为季庆祥支付的两个月利息，2015年2月7日支付的16400元包括季庆祥支付的两个月利息和500元的季庆祥委托吴全波为其购买年货所支付的年货款，但是吴全波称多出的500元系季庆祥委托吴全波为其购买年货的说法并没有其他依据佐证，而且该银行记录显示季庆祥于2015年2月6日向吴全波支付15691元的这笔款项亦证明季庆祥与吴全波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综上分析，吴全波、潘燕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这53万元借款系2011年9月6日潘燕玲转账给季庆祥的20万元以及以前季庆祥挪用合伙公款后吴全波替其还清所欠公款共33万元相加转化而成，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吴全波、潘燕玲与季庆祥存在涉案借款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谢思敏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1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吴全波、潘燕玲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9656元、保全费3170元、二审受理费9656元均由被上诉人吴全波、潘燕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何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