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8民终11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立明，男，1967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怀宁县，经常居住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芯汝，陕西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克明，安徽甄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儒彬，男，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胜，男，196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怀宁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炼，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苗，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上诉人曹立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儒彬、张家胜及原审被告江苗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2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立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芯汝、谭克明，被上诉人陈儒彬、张家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炼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江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立明上诉请求：撤销（2017）皖0822民初69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改判曹立明免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既已查明双方就保证期间未做约定，再认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是错误的；依担保法的司法解释，没有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债权人与担保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日为2012年2月3日，应从次日计算保证期间的起算点，保证期间的最后日期为2012年8月3日。诉讼时效最晚为保证期间两年内的最后一天，即2014年8月3日。本案债权人起诉已逾六个月，应免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安机关对该案没有立案侦查，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法定事由。债权人仅向公安机关以债务人、担保人涉嫌诈骗报案，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在此期间不妨碍债权人对债务人、担保人行使民事权利。倘若债权人的上述事由足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规定，保证的诉讼时效也不中断。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已经明确对担保人应承担的保证义务予以放弃，应依法予以确认。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2011年8月11日向江苗、曹立明发出转让债权的通知，与2016年7月18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关联性。
两被上诉人辩称，1、本案没有过保证期限，借款人及担保人曹立明向原债权人出具的借条上对保证人义务的约定，应理解为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保证期限应为两年。即使理解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限为六个月，也没有过保证期限。本案借款期限为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2012年7月4日原债权人张斗红到怀宁县公安局报案，控告该笔借款涉嫌诈骗，该笔借款参与人有主债务人江苗和担保人曹立明，报案笔录中张斗红不仅提及江苗且提到曹立明。原债权人不认识江苗，只认识曹立明，因曹立明提供担保，方才将400万元借给江苗，张斗红报案行为为其同时向江苗和曹立明主张权利和提示债权。张斗红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人曹立明主张了权利、提示债权，保证期限不过。2、本案保证合同没有过诉讼时效。2012年7月4日张斗红到怀宁县公安局报案，控告江苗和曹立明诈骗，该局2015年12月7日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控告之日中断。由于张斗红报案为该笔借款涉嫌诈骗，同时控告江苗和曹立明诈骗，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合同时效同时中断，原告起诉没有过诉讼时效。客观上，如果江苗和曹立明涉嫌诈骗，依据法律规定“先刑后民”；诈骗案受害者损失，首先通过公安机关追缴，如果追缴不成，受害人方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3、上诉人上诉状提及张斗红曾经变更诉讼请求，为原债权人放弃保证人保证责任，明显不成立。客观上原债权人没有明确声明放弃保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起诉、变更诉讼请求、撤诉又重新起诉，为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4、债权转让通知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一审判决书写为2011年8月11日为打印错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儒彬、张家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江苗偿还借款3500000元及其违约金（违约金自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2、由被告曹立明对上述借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日，江苗在张斗红处立据借现金4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每万元每天支付违约金25元。曹立明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中签名，担保人确认：本人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担保人应无条件地向债权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本确认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借条，借条无效不影响本确认条款的法律效力。协议签订后，张斗红于2011年8月8日通过银行汇款给江苗3899850元，同日，江苗收到张斗红汇款3899850元后返还张斗红300000元。2011年9月27日，江苗汇款给张斗红100000元,2011年9月28日，江苗汇款给张斗红400000元，2011年10月28日，江苗汇款给张斗红395000元。江苗共返还张斗红1195000元，实欠张斗红2704850元。2012年7月4日，张斗红到怀宁县公安局控告江苗诈骗，该局于2013年1月6日派侦查员到陕西省西安市找江苗了解情况，江苗书面承诺保证每月支付张斗红120000元。2015年12月7日，怀宁县公安局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张斗红于2015年2月3日在怀宁县人民法院起诉江苗、曹立明，要求江苗、曹立明偿还借款4000000元及其利息，审理过程中，张斗红于2016年5月27日撤回起诉。2016年7月18日，张斗红作为转让人，陈儒彬、张家胜作为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2011年8月2日江苗向张斗红借款4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转让人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同意接受，由受让人自行向债务人江苗、曹立明主张。2011年8月11日，张斗红通过手机发信息方式向江苗、曹立明进行了通知，江苗、曹立明也通过手机信息对张斗红的转让通知进行了回复。江苗欠张斗红的违约金截止2011年10月28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共计186725.13元。[其中：本金3599850元（3899850元-300000元）的利息为122394.9元（2011年8月8日至2011年9月27日共计51天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3499850元（3599850元-100000元）的利息为2333.23元（2011年9月28日至2011年9月28日1天按月利率2%计算），本金3099850元（3499850-400000元）的利息为61997元（2011年9月29日至2011年10月28日共计30天按月利率2%计算）]。后陈儒彬、张家胜多次找江苗、曹立明催要借款，江苗、曹立明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偿还借款2704850元是否予以支持。二、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支付自2012年2月4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金是否予以支持。三、曹立明对江苗的上述借款及违约金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关于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偿还借款2704850元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当事人。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尽通知，该转让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出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6年7月18日，张斗红作为转让人，陈儒彬、张家胜作为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张斗红将债权转让给陈儒彬、张家胜，并对江苗、曹立明进行了通知。债权转让协议有效，陈儒彬、张家胜有权向江苗、曹立明主张债权。张斗红于2012年7月4日向江苗主张债权，江苗于2013年1月7日承诺自2013年1月开始每月支付张斗红120000元。后江苗未按约定返还张斗红的借款。因此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支付下欠款2704850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
关于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支付自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金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息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江苗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江苗显然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江苗在借条中载明：如不能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日万分之二十五，该约定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支付自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金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
关于曹立明对江苗的上述借款及违约金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该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1年8月2日，江苗在张斗红处立据借现金4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每万元每天支付违约金25元。曹立明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中签名。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就保证期间并未约定，曹立明作为连带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张斗红于2012年7月4日在怀宁县公安局控告江苗诈骗，怀宁县公安局于2013年1月6日派侦查员到陕西省西安市找江苗了解情况，江苗书面承诺保证每月还款，怀宁县公安局于2015年12月7日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陈儒彬、张家胜应从2015年12月8日开始起两年内有权要求连带保证人曹立明对江苗的借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此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曹立明对江苗的上述借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江苗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江苗显然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陈儒彬、张家胜要求江苗支付自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金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曹立明作为连带担保人，依法对江苗欠陈儒彬、张家胜的借款及违约金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一、江苗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陈儒彬、张家胜借款2704850元及违约金186725.13元共计2891575.13元；二、江苗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陈儒彬、张家胜上述借款2704850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10月29日至还款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三、曹立明对江苗的上述借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陈儒彬、张家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陈儒彬、张家胜共同负担4867元，由江苗负担2993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录音资料一份，证明一审法院在收到行政干涉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提供张斗红发给曹立明的债权转让信息一份，证明债权转让通知时间为2016年8月11日，一审判决表述为2011年8月11日系打印错误。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供录音资料，因其取证途径不合法，且与本案基本事实缺乏关联性，故对其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债权转让通知信息，有曹立明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收到转让信息的陈述相佐证，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2016年8月11日，张斗红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形式，向曹立明通知债权转让于陈儒彬、张家胜。一审判决表述为2011年8月11日，系笔误所致。二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否免责。
一、关于保证期间的问题。1.对保证期间是约定不明还是没有约定。借条上约定“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担保人应无条件地向债权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上诉人认为此约定的保证期间等于主债务人的履行期限，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本案中对“保证期间”视为没有约定。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节上诉理由依法成立。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从借条字面理解，“担保人向债权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尤其是“立即支付”，更符合保证期间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情形，故依法应认定为双方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本案中，主债务的履行期间是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那么，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至2012年8月3日届满。一审判决在认定双方就保证期间并未约定的情形下，认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两年，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2.原债权人张斗红在保证期间内是否主张了权利。本案保证期间届满之日为2012年8月3日。2012年7月4日，张斗红到怀宁县公安局报案被人骗走400万元，具体陈述是“2011年5月份左右，我的朋友曹立明打电话给我，讲他的朋友江苗在西安做生意，现在想找我借点钱，我不认识江苗，曹立明讲他做担保人”，“2011年7月底江苗和曹立明邀请我去陕西西安江苗所在的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参观”，“有借条，江苗和担保人曹立明都签了字”。可见，张斗红向公安机关报案自己受到诈骗时，曹立明是作为涉案的当事人，被张斗红向公安机关陈述时所提及。
那么，原债权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能否认定为向担保人主张了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本条表明，权利人向公安机关等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与权利人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此三种权利主张形式在时效中断方面产生完全一样的法律效果。故在民事诉讼法层面上，权利人向司法机关请求保护权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与直接向当事人主张权利同等法律意义。
本案原来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张斗红向江苗出借款项，曹立明作为保证人的身份签字。仅从民事层面来说，曹立明依法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务到期后，张斗红可以要求江苗偿还款项，也可直接要求曹立明承担保证责任。但张斗红认为自己受到了诈骗，其有权向公安机关提供其认为的犯罪线索，并请求得到保护。张斗红认为其受到诈骗，也并非其纯粹的主观感受，而是在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和初步判断，怀宁县公安局于2013年1月6日派侦查员到陕西省西安市找江苗调查情况。
尽管原债权人张斗红可以直接向法院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但不应阻止或妨碍其通过向公安机关请求权利保护。从法律层面，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检举犯罪事实，若检举的情况最终被认定为犯罪，其救济的不仅仅是个人权益，而是刑法保护下的公共利益及其社会秩序。且刑事部分的认定对民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产生重大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可见，借款合同是否因主债务人构成犯罪而无效，对担保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大小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事实上，原债权人张斗红于2015年2月3日向怀宁县人民法院起诉江苗、曹立明的（2015）怀民一初字第00246号案件中，法院也因张斗红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一情节，裁定中止了案件的审理。
综上，从保证期间意义上，张斗红向公安机关要求保护权利，与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曹立明承担保证责任或直接向曹立明主张权利具有同等法律性质，应认定张斗红在保证期间主张了权利。上诉人所谓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3.本案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保证期间的作用在于将保证责任限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避免保证人长期处在可能承担责任的不利状态。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没有在该期间主张权利的，则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该条规定表明，债权人只要在保证期间内行权，保证期间的作用便已完结，诉讼时效制度开始发生作用。本案中，原债权人张斗红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利，保证责任不再受保证期间的影响，故在保证期间的意义上不能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保证人最终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还应考察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时是否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2年7月4日，张斗红到怀宁县公安局报案，是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主张了权利，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怀宁县公安局于2015年12月7日做出怀公（刑）不立字﹝2015﹞2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怀民一初字第0024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张斗红于2015年2月3日向怀宁县人民法院起诉曹立明和江苗，再次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张斗红于2015年8月8日向怀宁县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将由江苗、曹立明作为共同被告，变更为要求判决江苗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针对保证人曹立明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此重新计算。张斗红将案涉债权转让于陈儒彬、张家胜后，陈儒彬、张家胜于2017年1月4日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三、关于张斗红于（2015）怀民一初字第00246号案件中变更诉讼请求的影响问题。张斗红于2015年8月8日向怀宁县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之前江苗、曹立明共同作为被告，变更为要求判决江苗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上诉人认为是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明确对担保人应承担的保证义务予以放弃，应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曹立明是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张斗红可将其作为共同被告要求与江苗一起承担偿还责任，也可以单独向曹立明主张权利，张斗红变更诉讼请求，不能认定为其永久放弃要求曹立明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该节上诉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四、关于主债权额的计算问题。涉案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2月3日，同时约定“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每万元每天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5元”。可见，双方未对利息作出约定，但对逾期还款约定了违约金。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不能约定逾期还款违约金条款，故对民间借贷合同中当事人就逾期还款违约金条款的效力应做肯定性评价。但违约金的数额不能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利息限制的规定，否则当事人会通过约定违约金条款变相达到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制之目的。本案双方约定违约金每万元每天支付人民币25元，突破了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应以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为宜。一审判决以借款之日起算违约金，违反了当事人就违约金作出的约定。且一审判决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对江苗在借款期间分多次共返还给张斗红1195000元，进行分段计算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明显不当，导致主债权额增加。本案中，由于主债务人江苗未参加诉讼，亦未发表抗辩意见。虽曹立明在一审以已超过保证期间和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为由进行免责抗辩，二审以同样理由提起上诉，未对违约金的约定部分提出抗辩和上诉，但对此不予纠正会损害曹立明等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故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违约金自借款逾期之日开始计算。
综上，曹立明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2民初69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二、变更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2民初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陈儒彬、张家胜借款本金2704850元；
三、变更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2民初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江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陈儒彬、张家胜借款本金2704850元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704850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四、曹立明对江苗的上述借款本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五、驳回陈儒彬、张家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陈儒彬、张家胜共同负担4867元，江苗负担299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32元，由曹立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柏 萍
审判员 查世庆
审判员 陈澜竞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 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