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9民再1号抗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孔华权，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鸣，杭州市商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郑彩芬，女,196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斌，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梅珍（曾用名徐美珍），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俞依林，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美芬，女,196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原审被告：夏吾明，男,196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原审被告：杭州巴莎诚服饰有限公司,机构代码58654150-8，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永富村。法定代表人：徐梅珍,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杭州梅凌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机构代码68294263-5，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26号105、106室。法定代表人：徐梅珍,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俞依林，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孔华权因与被申诉人郑彩芬、原审被告徐梅珍、徐美芬、夏吾明、杭州巴莎诚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莎诚公司）、杭州梅凌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的（2014）杭萧瓜商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杭检民（行）监（2015）33010000124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浙杭民抗字第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抗诉机关指派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建胜出庭。申诉人孔华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凤鸣，被申诉人郑彩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斌、原审被告徐梅珍、梅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俞依林、原审被告徐美芬、夏吾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巴莎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孔华权与徐梅珍的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徐梅珍的个人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此可见，为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该解释虽然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但也存在弊端，可能导致非举债的夫妻一方利益严重失衡，有违公平公正，故不能机械地适用，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条件应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借贷的，且无证据能够证明借贷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在本案中，原审诉讼孔华权不知情，再审诉讼中孔华权举证证明其与徐梅珍分居多年，2014年10月31日双方协议离婚，期间双方非共同生活，且孔华权未参与梅凌公司经营。案涉借款发生于2014年5月，用于归还梅凌公司银行贷款。2014年7月，原审原告郑彩芬向法院起诉，同年9月，原审法院就本案进行判决。2014年10月，孔华权与徐梅珍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并未提及案涉借款，且离婚协议中确认“夫妻双方已分居十年多……双方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在外负有债务的，由负责方自行承担”，可见孔华权在协议离婚时都不知本案判决内容。因此，虽然案涉借款发生在孔华权与徐梅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当时二人已分居多年、关系不和，借款时并未共同生活，孔华权对案涉借款不知情。另外，案涉借款用于归还梅凌公司银行贷款，未用于孔华权与徐梅珍的家庭共同生活，徐梅珍系梅凌公司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债权人郑彩芬及徐梅珍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孔华权享受梅凌公司经营利益。从风险控制、防范的角度而言，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出借人完全有能力在出借款项时要求举债方通知配偶或征得非举债的夫妻一方同意。债权人郑彩芬没有采取上述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且涉案借款高达150万元，在日常家庭生活无重大经营、支出的情况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徐梅珍所举债务显然超出了家事代理权的合理范畴。因此，案涉借款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应当由孔华权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瓜商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孔华权再审请求：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瓜商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理由如下：1、案涉借款孔华权与徐梅珍没有借款合意。其一，孔华权与徐梅珍因夫妻关系恶化，自2002年9月开始分居。自2003年8月，徐梅珍采取隐瞒和欺骗手段，将夫妻共有的位于萧山北干街绿都世贸广场A幢1单元1101室的房屋出卖给施伸德，孔华权为此事持续打官司达3年之久，耗尽精力。由此，夫妻间感情亦是彻底破裂，期间孔华权多次提出离婚，但鉴于儿子孔凌哲表示对父母离婚无法接受而无奈拖延至2014年10月31日才离婚。其二，在夫妻关系恶化分居至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徐梅珍顾自经营巴莎诚公司，孔华权也顾自在保险公司工作，经济和生活上完全各自独立。其三，由于夫妻之间关系恶化到闹离婚的程度，势必影响到与双方的亲戚关系，所以孔华权与徐梅珍的姐姐徐美芬亦不存在任何联系往来。在上述夫妻关系的实际情形之下，徐梅珍向郑彩芬借款150万元用于徐美芬经营的梅凌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孔华权与徐梅珍根本不存在举债合意的情形。2、孔华权丝毫没有分享到因徐梅珍借款所带来的利益。如前所述，徐梅珍的150万元借款完全用于徐美芬经营的公司归还银行贷款，要说利益，也仅是对其姐姐的公司经营带来利益，对徐梅珍经营的公司不可能带来利益，更何况作为没有参加任何一家公司经营的徐梅珍的丈夫即申请人来说，会带来何种利益。应当说，徐梅珍的举债只能是给孔华权带来利益上的损害。3、徐梅珍与其姐姐徐美芬和姐夫夏吾明存在恶意串通、将还款责任嫁祸于孔华权的嫌疑。第一个事实是，隐瞒诉讼事宜，剥夺孔华权的抗辩权。第二个事实是，身为被告的夏吾明，充当证人身份，在（2015）杭萧民申字第5号孔华权申请再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对孔华权提供的证据材料钻空子，歪曲事实，咬定徐梅珍的借款是徐梅珍与孔华权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和适用》一书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欠债务的处理（即第二十四条）的理解和适用意见认为：“正确划定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界限，在夫妻财产与第三人利益之间寻找一种符合公平公正的平衡点，对于维护夫妻共同利益、夫妻个人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有债务，提出了两个判断标准，即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参照上述判断标准，又详细列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和种类，其中第6条为：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这里的共同生产、经营既包括夫妻双方一起共同从事投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情形。对照该条，案涉借款既非用于徐梅珍经营的公司还贷，即徐梅珍经营的公司没有得利，显然，作为徐梅珍的家庭和配偶何来得利。退一步说，即使徐梅珍得利，由于夫妻分居多年，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所以，案涉债务无论从事实上和法律上考量，均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申诉人郑彩芬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条第四款第二项做了同样的规定，并且规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结合本案，孔华权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徐梅珍系梅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梅凌公司拥有200万元的注册资本，徐梅珍所享有的股权和经营公司所产生的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孔华权享有相应的份额。另外本地区又属于经济发达地区，郑彩芬出借给徐梅珍150万元实属合情合理，款项金额并未超越普通经营者的合理承受范围。退一步讲，郑彩芬作为出借人对于款项的实际用途并无监督之责，无谨慎审查的义务，更没有出借借款时必须得到孔华权同意的必要。3、孔华权提供的证据无论是从证据形式要件还是证明力均不能证明其与徐梅珍之间夫妻感情不和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其与徐梅珍长期分居的事实。徐梅珍与孔华权并不存在夫妻感情不和的外在表象，其协议离婚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未共同生活的事实，而且协议离婚发生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孔华权主张借款为徐梅珍的个人债务的观点不能成立。4、孔华权并未提起上诉，视为放弃主张自己权利的行为。综上，孔华权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再审请求，维持原判。徐梅珍、梅凌公司述称：徐美芬只是在借款协议上签了名，不是实际借款人，也未实际用到案涉150万款项；徐梅珍与孔华权关系一直不好也系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徐美芬述称：其没有经营梅凌公司，只是在该公司上班，公司实际上是徐梅珍在经营的。关于案涉借款，当时徐梅珍叫其去签字，其以为是担保人才签了字。为了履行这个债务，其把房子也卖掉了。孔华权理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夏吾明述称：1、原判认定案涉债务为孔华权与徐梅珍共同债务，由孔华权共同承担，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抗诉书中提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孔华权和徐梅珍“夫妻感情是不好的”这一事实。3、徐美芬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徐梅珍的姐姐，她完全是出于姐妹之情在借款协议上当作借款担保人的名义签了字，但实际上徐美芬签字后与徐梅珍一样是共同借款人，这不但使她及她的配偶夏吾明丧失了作为担保人在承担还款责任后的追偿权，夏吾明作为徐美芬的配偶同样被判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案涉借款实际是由郑彩芬交付给徐梅珍使用的，徐美芬与夏吾明完全没有使用该笔款项。现在徐美芬、夏吾明家庭已陷入严重经济困难，现有的唯一商品房也已被法院拍卖，夫妻感情也因为徐美芬擅自为徐梅珍借款签字一事受到很大影响，感情破裂。即便如此，从尊重判决的权威性、也从多年夫妻亲情的角度考量，原判决作出之后夏吾明作为徐梅珍的姐夫仍勇于承担还款责任，想尽办法筹集款项，到目前也已支付38万元的还款。而孔华权作为实际借款使用人徐梅珍的配偶，非但不主动承担，反而提起再审要求法院判决其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夏吾明认为，这于情于理于法完全无依据。现徐梅珍名下已无任何财产可予执行，如果法院再审支持孔华权的请求，无疑是加重夏吾明、徐美芬的还款责任，对夏吾明、徐美芬二人是极大的不公平。综上，夏吾明认为法院应驳回孔华权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郑彩芬在原审中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徐梅珍、徐美芬、孔华权、夏吾明立即归还郑彩芬借款150万元、利息14794元，共计1514794元；二、徐梅珍、徐美芬、孔华权、夏吾明共同支付郑彩芬借款本金150万元自2014年7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三、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案件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方承担。原审认定的事实：徐梅珍、徐美芬、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与郑彩芬协商借款并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徐梅珍、徐美芬向郑彩芬借款150万元，用于归还梅凌公司向杭州联合银行丁桥支行所负贷款150万元，并由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协议另约定借款利息按银行原贷款利率，按季度根据实际借款余额计算支付；借款归还计划为2014年6月归还20万元，7、8、9月各归还30万元、10月归还40万元；若任意一期不按期归还，则全部借款和利息视为提前到期，逾期利息按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徐梅珍、徐美芬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中签名，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中加盖公章。协议签订后，郑彩芬依约于2014年5月12日将人民币150万元汇入梅凌公司的银行账户，徐梅珍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后经郑彩芬催讨，徐梅珍、徐美芬未能依约归还借款，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亦未履行担保责任。另查明，徐梅珍、孔华权于1999年8月15日结婚，现系夫妻关系；徐美芬、夏吾明于1991年10月12日结婚，现系夫妻关系。原审经审理认为：郑彩芬与徐梅珍、徐美芬、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之间的保证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徐梅珍、徐美芬尚欠郑彩芬借款150万元未还属实，郑彩芬要求徐梅珍、徐美芬返还该借款及及支付该款自2014年5月12日起至同年6月30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14794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郑彩芬与徐梅珍、徐美芬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分期还款时间，并约定任意一期不按期归还，即视为全额到期，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现原告要求被告徐梅珍、徐美芬按该利率支付借款150万元自2014年7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原审亦予支持。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自愿为徐梅珍、徐美芬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约定保证范围，依法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郑彩芬要求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亦予支持。本案诉争的借款发生于徐梅珍与孔华权、徐美芬与夏吾明各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四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借款系徐梅珍、徐美芬的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该借款应按该四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孔华权、夏吾明负有共同返还的义务，现郑彩芬要求孔华权、夏吾明承担上述债务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亦予支持。徐美芬、孔华权、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郑彩芬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自行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梅珍、徐美芬、孔华权、夏吾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郑彩芬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利息14794元，共计151479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借款1500000元自2014年7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确认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在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责任部分向徐梅珍、徐美芬、孔华权、夏吾明追偿。案件受理费18434元，减半收取9217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4217元，由徐梅珍、徐美芬、孔华权、夏吾明负担，巴莎诚公司、梅凌公司对该诉讼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抗诉机关提供了其工作人员于2015年11月16日对王小红、王亚利、陈华、冯丽萍、高燕燕所作的调查笔录共5份，证明孔华权和其儿子一起住在萧山回澜南苑，和徐梅珍系分居的事实。孔华权质证认为：五个被调查人一致证明孔华权和徐梅珍长期分居，与孔华权提交的证据相互吻合，该组证据是检察机关提供的，具有更强的证明力。郑彩芬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小红解释孔华权、徐梅珍的儿子与其儿子是同学，在此关系的基础上，其所作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之间分居的事实；王亚利并不具备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之间是否分居的能力，不能证明双方分居的事实；陈华提到其对于孔华权和徐梅珍之间的事情是听孔华权说的，或者是听第三人陈述的，也不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之间分居的事实；冯丽萍对于徐梅珍的住处不了解，对孔华权与徐梅珍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了解的，高燕燕所陈述的完全是对孔华权所说的一个转述，没有证明效力。徐梅珍、梅凌公司质证认为：对王小红、冯丽萍、陈华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王亚丽、高燕燕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徐梅珍并不认识该两人。夏吾明、徐美芬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实质是孔华权引导上述被调查人所作的一个陈述，邻居是不知道他们两夫妻的情况的。2、孔华权为证明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这一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徐梅珍于2004年5月8日就施伸德诉徐美珍、孔华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交的民事答辩状1份、出租人李芳与承租人巴莎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1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于2002年9月开始分居，徐梅珍擅自将共同财产转让致使夫妻关系严重恶化；2、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萧民一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书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杭民一终字第1018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因房屋转让而进行诉讼的事实；3、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城厢派出所于2015年2月6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夫妻关系不好的事实；4、孔华权和徐梅珍之间来往的手机短信1组，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在2013年10月3日已有离婚合意的事实；5、萧山城厢街道回澜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2月6日出具的证明及孔华权邻居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各1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已分居的事实；6、王小红等10位证人的证言1组（其中5位即为抗诉机关所作调查笔录中的王小红、王亚利、陈华、冯丽萍、高燕燕），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长期分居的事实；7、2014年10月31日的离婚协议书1份，证明孔华权与徐梅珍于当日已协议离婚的事实；8、夏吾明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书面意见书1份，证明夏吾明夫妻与徐梅珍恶意串通的事实。郑彩芬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的民事答辩状，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从证据看，应属于当事人陈述，并不具有证据效力，也不能证明徐梅珍和孔华权分居的事实；房屋租赁协议系巴莎城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不能证明孔华权要证明的对象，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体现的是徐梅珍和孔华权与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且发生在2004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有单位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字，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对内容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此份证据是根据徐梅珍的陈述所作的记录，与本案毫无关联性。证据4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证据5，社区出具证明应该由负责人签字，该证据仅有单位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字，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对邻居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孔华权独自居住不代表分居，且分居也不是证明夫妻感情好坏的一个事由。证据6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此组证据并不具备真实性；夫妻是否分居属于夫妻之间的关系，证人不具备证明夫妻是否分居的证明能力，证据并不具备相应的证明力，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离婚发生在原审之后，有可能是徐梅珍和孔华权为了逃避债务而为。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夏吾明夫妻与徐梅珍恶意串通的事实。夏吾明、徐美芬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示不清楚。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发生时间这么长了，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证据4，既然双方在2013年10月就有了离婚意向，为什么不离婚？偏偏到案子发生了才离婚，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与郑彩芬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6，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孔华权夫妻关系好坏的事实。证据7，孔华权他们是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的。证据8没有证明效力。徐梅珍、梅凌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民事答辩状能够反映两夫妻是经济独立的情况。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由法院认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事实上徐梅珍和孔华权在2001年至2002时已经分居了。对证据4和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除王亚利、高燕燕两人不认识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6，事实上徐梅珍很多年没有去孔华权在洄澜南苑的房子居住了，这些邻居也不太接触。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由法院依法查明。3、夏吾明、徐美芬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萧山城厢街道回澜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2月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写在孔华权提供的证据5复印件中由该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下方），欲证实孔华权为了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才要求该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并不能证明孔华权和徐梅珍分居的事实。2、孔华权和徐梅珍的离婚协议书一份，证明其两人是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的事实。孔华权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孔华权提交的证明是离婚后为变更抚养关系去开具的，确实是孔华权向社区陈述其长年独自居住的，故可以证明孔华权和徐梅珍分居的事实，夏吾明、徐美芬的该证明与孔华权提交的证明并无矛盾；对证据2，孔华权和徐梅珍一致确认双方分居十多年，无法和好，该离婚协议书可以证明孔华权和徐梅珍夫妻关系不好，长期处于分居的事实，不能证明夏吾明、徐美芬要证明的对象。郑彩芬质证认为：对证据1，单位出具证明应该由负责人签字，该证据仅有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字，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对关联性，长期独自居住是孔华权的单方面陈述，不能证明双方分居的事实；对证据2，与之前的质证意见相同。徐梅珍、梅凌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实际上2002年开始徐梅珍就没有在洄澜南苑居住了；对证据2，与之前的质证意见相同。巴莎诚公司既未答辩也未提交证据。对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系依法收集，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认定，其证明效力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另作认定。对孔华权提交的证据1-4、证据5中的居民委员会证明及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邻居证明中王亚利、高燕燕两人的证言及证据6中王小红、王亚利、陈华、冯丽萍、高燕燕5人的证言与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基本一致，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中其余邻居的证言及证据6中除上列王小红等5人外的证言均系证人证言，因上述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夏吾明、徐美芬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证据2并不能反映出孔华权和徐梅珍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的事实。本院经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1、梅凌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注册资本200万元，案涉借款发生时该公司股东为徐梅珍和徐美芬；2、2004年5月，孔华权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施伸德与徐梅珍于2003年8月24日就杭州市萧山北干街道萧山绿都世贸广场A幢1单元1101室商品房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案经本院一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了孔华权的诉讼请求；3、孔华权与徐梅珍因长期分居于2014年10月31日协议离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债务是否系孔华权与徐梅珍共同债务问题。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分析：首先，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等活动以及履行法定义务和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负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均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样，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也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可见，法律法规规定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原则，而认定为个人债务为例外。其次，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可以从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及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两方面加以考虑。夫妻存在共同举债合意而产生的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自不必说，如果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入”归夫妻共同所有，生产、经营既包括夫妻双方一起共同从事生产投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情形。即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用于个人生产经营的，也不构成另一方拒绝用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抗辩理由。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应当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当所负债务为共同生活所需时，即使不是共同所为，或是产生争议前尚未直接用于共同生活，但其用于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夫妻共同生活的，他方仍应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案涉借款确系用于归还梅凌公司所欠银行借款，为合法债务，显属徐梅珍和徐美芬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债务。徐梅珍和徐美芬作为借款当时梅凌公司的股东，对该公司享有股东权益，而作为徐梅珍的配偶，孔华权理所当然对属徐梅珍所有部分享有利益。虽孔华权与徐梅珍存在分居情形，即便孔华权对徐梅珍的经营活动不予干干预，对案涉借款的发生也不知情，与徐梅珍无共同借贷合意，仍不能免除其共同承担该债务的义务。再次，从孔华权于2004年5月所提起的上述确认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来看，其当时也自述与徐梅珍夫妻关系不和，长期分居，但对于被徐梅珍独自转让的房产仍以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权利。如若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利益之时即极力主张而对用于为夫妻共同生活而经营所负的共同债务却不予承担，这明显与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精神相悖。综上分析，孔华权认为案涉借款不属于其与徐梅珍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主张理由不充分，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巴莎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行放弃抗辩的权利。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原审判决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4）杭萧瓜商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范淳杰审判员  朱建良审判员  潘伟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