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定民初字第238号
原告甄述先，男，193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委托代理人张杰、李龙，河北世纪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甄立明，男，195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被告甄立军，男，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郭书芹，定州市胜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甄立祥，男，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被告甄立贞，男，196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被告田翠芝，女，193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上述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甄立祥，即本案第三被告。
被告李惠民，女，194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
原告甄述先与被告甄立明、甄立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甄立祥、甄立贞、田翠芝、李惠民申请参加诉讼，本院追加该四人为本案被告，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甄述先的委托代理人张杰、李龙、被告甄立明、甄立军、甄立祥（同时代理甄立贞、田翠芝）、李惠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甄某丁诉称，原告在定州市东大街有老宅基一块。2013年9月，定州市政府征地，原告的老宅基属于征地范围，定州市政府应当给付原告拆迁补偿费，但在原告支取补偿费时，被告甄某乙、甄立军以其二人享有份额为由阻拦原告支取，导致原告至今未能支取补偿费。故起诉，请求法院责令被告停止妨碍原告领取补偿费的侵权行为。
被告甄某乙、甄立军辩称，原告所说的宅基是原告的父亲遗留的老宅基，该宅基并未分家。原告之父原有两处宅基，其中一块在东门街，已于上世纪70年代分割，当时这块宅基地上有房屋五间，分家时因老大甄树仁已去世，其过继的儿子甄立生由其生父甄述功代表甄立生与甄述武、甄某丙（甄某丙代表其自己和甄某丁两份）分家，五股每股分得一间房和一份宅基地，原告分得其份额后已转让给其弟甄某丙。由于居住不便，五股都向东门街大队用分家分得的宅基申请调换了新宅基，其中东门街大队在尹家胡同为甄述功和甄立生安排两处标准宅基（甄立生占用的是甄树仁的份额调换的一处宅基），给甄某丙安排了两块标准的宅基（包含用甄某丁分得的份额调换的一处宅基）。本案争议的宅基系位于东大街的另一块老宅基，至今未分割，应属于原告父亲甄洛俊的子女五人按股共有，补偿款也应属于五股共有，都应分得一定份额。
被告甄立祥、甄立贞、田翠芝、李惠民辩称，我们的答辩意见与甄某乙、甄立军的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告甄某丁的父亲甄洛俊生前有六个儿子，长子甄树仁，次子甄述功，三子甄述范，四子甄某丁，五子甄述武，六子甄某丙；被告李惠民系甄树仁的儿媳，被告甄某乙、甄立贞系甄述功的儿子，被告田翠芝系甄述武的妻子，被告甄立军和甄立祥系甄述武、田翠芝的儿子。
甄洛俊生前在定州市东门街和东大街各有一处宅基，东门街宅基上有房屋五间，东大街宅基上有房屋一间。1972年，甄述功、甄述武、甄某丙分家，当时甄树仁已去世，甄述范解放前去了台湾，原告甄某丁在外地工作，由甄述功同时代表过继给甄树仁的儿子甄立生与甄述武、甄某丙协商分家，东门街的房子按五股均分每股一间，原告分得的一间送给了甄某丙，宅基按四股均分，由甄立生、甄述功、甄述武、甄某丙各分得一份宅基；东大街的房屋一间和宅基（0.15亩）分给了原告甄某丁。
2013年，定州市政府征收包括原告甄某丁宅基在内的东大街部分土地，甄某丙告诉原告其宅基属于征收范围后，原告委托甄某丙代其向拆迁指挥部进行了申报，定州市政府委托有关评估机构对本案争议的宅基进行了评估，在原告从济南回定州支取征收补偿费时，被告甄某乙、甄立军以其对该补偿费享有份额为由阻止原告支取，引起本案诉讼。该宅基的征收补偿费现存在东大街社区居委会，由该居委会保管。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为证明各自主张的事实，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证据有关内容如下：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分家时参与解决纠纷的时任东门街副书记吕胜林、刘景彦的证言，证言证明了前述分家方案和后来调换宅基后的宅基安排情况。被告在得知这二证人为原告出具证言后，被告也找二证人分别为其出具了关于为原告出具的证明作废的证明，并已提交至本院；原告还申请证人甄某甲（甄某乙的哥哥）和甄某丙出庭作证，甄某甲证明其父亲甄述功生前告诉他东大街的老宅基在分家时分给了原告甄某丁，甄某丙也证明东大街的老宅基在分家时分给了原告甄某丁，甄某丙当庭还向本院提交了甄某丁当年写给他的三封信和由其保存的在1988年清理宅基时给原告颁发的东大街宅基地的宅基证。其中，原告在给甄某丙的三封信中提到：甄述功和甄述武曾给原告写信，甄述武还亲自到原告处去了一次，说明了分家情况；信中写到了东门街的房屋和宅基的分家方案；还写到了因分家过程中产生了矛盾，原告让甄某丙考虑在东大街的宅基上盖三间或两大间房。
在甄某丙出庭作证过程中提交三封信件前，被告甄某乙、甄立军否认甄某丙关于东门街宅基按四股均分的证言，并主张东门街宅基是按五股均分，甄某丁的份额转让给了甄某丙，甄某丙后来调换的两块宅基就包括用甄某丁分得的份额调换的一处宅基，而东大街的宅基始终未分割。但是，甄某丙当庭向本院提交了其两处宅基地的宅基证，两个宅基证中明确载明：一处宅基是1972年申请取得，一处是1980年申请取得，与被告甄某乙、甄立军主张的事实不符。另外，被告甄某乙、甄立军还申请证人郭某、石某出庭作证，但某证人作证称东门街五间房和宅基分家都是按五股均分，不知道东大街的房屋和宅基情况，二证人的证言与原告给甄某丙三封信中所说的东门街宅基按四股均分和甄某丙分家时实际只分得一份宅基的事实不符。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宅基系原告父亲遗留的老宅基，四至和面积清楚，双方对此均无争议，但侵权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该宅基地征地补偿费的归属，而补偿费的归属又取决于宅基是否在分家时已进行了处理，已分割给原告，则属于原告所有；未分割，则仍属于五股共有。因此，本案核心问题是东大街的宅基是否已分割（析产）给原告的事实证明问题。
事实的证明靠证据，证据的认定要依法。根据《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和第66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证明事实靠证据，证据需有证明力，证明力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而真实性又需通过关联性来体现。因此，证据的证明力要按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在证据与案件事实、证据和证据之间的关联（联系）的独立判断中来实现。
一方面，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人甄某甲、甄某丙出庭作证，证人均证明分家时东大街的房屋和宅基分给了原告，二证人证言一致，相互关联。同时，证人甄某丙当庭还提交了原告在分家后给他写的三封信，被告对三封信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三封信件既属于原始证据，又属于书证范畴，信件内容也与证人甄某甲、甄某丙相互一致，相互关联。
信中提到的按五股分家，正常的理解应当是因甄述范解放前去了台湾，不再将其考虑在内才按五股分家。而分家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应当根据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结合长远居住目的，做到房和地分割的均等或大体公平。如果东大街的房屋和宅基不作为分家的对象，而东门街的宅基和房屋中又只分给原告房屋而不分宅基，不符合公平原则，且实际上分家后不久就拆除了房屋并申请调换了宅基，原告无地盖房，退休回原籍也无房居住，这也与按五股分家的目的不符。两处宅基和两处房屋作为一个整体按五股分家，原告只分得东门街的一间房屋而不分宅基，但将东大街的一间房屋及宅基分给原告，与其他四股大体公平，这与原告在外地工作，其他各股生产和生活的所在单位在东门街，便于生产和生活的情况相符，符合按股分家的目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反，如果将东大街的房屋和宅基不作为分家对象，闲置几十年无人过问，却不符合常理
--日常生活经验。故甄某甲、甄某丙的证人证言符合分家的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规律，具有证明力。
同时，原告在信中提到的东门街房屋和宅基的分家方案，是在重复甄述功、甄述武介绍的分家情况，不是自己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也不是对甄某丙提出的分家建议。信中在提到为了解决矛盾让甄某丙考虑在东大街的宅基上盖三间或两大间房，在已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如果该宅基未分给他，原告让甄某丙在共有的宅基上盖房，甄某丙除已分得的宅基外，再将全体共有人的宅基据为己有，将会产生更大的矛盾，这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制造矛盾，这明显与其化解分家矛盾的目的不符，也与逻辑规律和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因此，原告让甄某丙在东大街宅基上盖房，是在以该宅基权利人的身份在给甄某丙提建议。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印证了证人甄某甲、甄某丙关于该宅基分给了原告的证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并且，被告主张东门街的房屋和宅基都是按五股均分，也是在强调每股都应当既分到五分之一的房，又应当分到五分之一的宅基，这样分家才符合公平原则，正是因为按五股分家原告公平地分到了东门街的房和宅基，所以，其主张的东大街的房屋和宅基未分割也是真实的，这是被告主张的事实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事实上，被告主张的原告已分得东门街五分之一宅基与信件内容不符，即前因不存在，后果也必然不成立，即东大街的宅基一直未分割不是事实，故分给原告的事实应予认定。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甄某甲、甄某丙关于东大街宅基分给原告的证言，以及原告在信中以宅基主人身份劝说甄某丙盖房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此外，原告提交的吕胜林和刘景彦的证言，虽然二人未出庭作证，属于《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的不能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这两份证言与出庭作证的证人甄某甲、甄某丙的证言、信件内容一致，相互关联，也与分家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规律相符，故这两份证言在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已不再属于不能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从而这两份证言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也具有证明力。因这两份证言具有证明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证人甄某甲、甄某丙证言的证明力，使其证言的证明力更强。因这些证人证言具有证明力，也进一步印证了信件中原告以东大街宅基主人的身份行使权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另，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凭证；不动产权属证书与登记簿不一致时，以登记簿为准；登记簿与实际不一致时，以实际证据证明的事实为准。甄某丙提交的由其保管的原告的宅基证，加盖有定州市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专用章，该宅基证系行政机关对原告宅基地使用权的确认，即对清理宅基前该宅基已分给原告，原告享有使用权的确认。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宅基证具有推定真实的效力，且其他证据也证明东大街的宅基分给了原告，宅基证与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一致，故原告系东大街宅基的权属人也应予以认定。尽管按照上述规定不存在宅基证也不影响前述证据已经证明的分家事实，但该宅基证的存在却进一步印证了吕胜林、刘景彦、甄某甲、甄某丙的证言和信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即使宅基证形式上存在瑕疵，在宅基证是清理宅基当时填写的情况下，说明经办人员是在对该宅基的权属人已进行了解后才填写的宅基证内容，也具有证明原告系该宅基权属人的证明作用。
另一方面，被告为了否定原告提交的吕胜林、刘景彦的证言证明力，提交了吕胜林、刘景彦关于为原告出具的证言作废的证明材料，两位证人虽为被告出具了上述证明，但被告应申请或通知二位证人出庭作证，而未申请和通知某证人出庭作证说明作废的原因，也无其他证据来印证其原先出具的证言存在非正常因素，且与查明的这两位证人为原告出具的证言具有证明力的事实不符，因此，被告提交的作废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明力。
被告提供的证人郭某和石某，虽出庭作证，但某证人并未证明东大街宅基未分割，同时，证人所说的东门街宅基宅基按五股分割，与三封信件的内容不符，且被告主张原告分得东门街的一份宅基转让给了甄某丙，甄某丙用自己分得的一份宅基和原告转让给他的一份宅基调换了两处标准宅基地，其主张与甄某丙当庭提交的1972年申请调换的宅基只有一处，另一处宅基是1980年才申请取得的事实不符，因此，二证人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主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反，而不是因举证不能导致其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正因为被告主张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相反，且其主张的原告既分得了东门街的房屋，也分得了东门街的宅基，因原告已分东门街宅基，也就不可能再分东大街的宅基，这一事实是其主张的东大街的宅基未分割的原因和理由，是其抗辩主张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属于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被告主张的原因事实不成立，其主张的东大街宅基未分割的结果也就不成立。
综上，原、被告针对分家事实，分别举出了相反的证据。原告在举出具有证明力的证人甄某甲、甄某丙的证言和与证言一致的三封原始信件后，即已达到其证明目的；在原告举出吕胜林、刘景彦的证言和甄某丙出示了宅基证后，这些证言和宅基证相互印证，也与证人甄某甲、甄某丁的证言以及信件内容一致，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进一步得到强化，达到了更高的证明标准；在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反后，这本身就证明了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根据《证据规定》第73条的规定，原告所举证据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原告主张的分家事实应予认定，即：原告系本案东大街宅基的权属人，征地补偿费应归原告所有。被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所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且其主张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相反，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通过向东大街社区居委会对属于原告的补偿费主张权利，导致社区居委会因其双方存在争议而无法向原告发放补偿费，被告的行为阻止、妨碍了原告对本应属于自己的补偿费的正常支取，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且其行为与原告的民事权益不能正常实现存在因果关系，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故被告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条、第6条第1款、第15条第1、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被告停止妨碍原告支取本案所涉宅基地补偿费的侵权行为。
诉讼费80元，由被告甄立明、甄立军各负担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邢惠民
审 判 员 尹红雷
人民陪审员 白丽曼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华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