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36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海阳市碧城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杜军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辛虎，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勇，男，汉族，1970年9月12日出生，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251号301号，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仕全。
委托代理人：姜军涛，海阳方圆第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仕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阳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7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海阳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7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文辉的提供出库单和收条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从而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加工费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上的依据。1、上诉人将对外发包业务的流程是：由加工户从上诉人处领取需要加工的半成品毛衫，产品加工完成后再由加工户向上诉人交付合格的产品。体现的形式是由上诉人向加工户出具出库单，合格后由上诉人出具入库单据，并非是由加工户出具收条。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系从其自称的文辉处取得，加工的产品合格后交付给文辉，而非上诉人。所以这一收条与上诉人无关，并不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同上诉人之间产生加工法律关系的效力。2、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供的出库单，系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加工户而出具的，被上诉人并非从上诉人处获得出库单，这一事实也同时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不产生加工法律关系。3、被上诉人提供“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的信笺，尽管信笺的名字是上诉人，但是信笺的内容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出具，而是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的加工户文辉出具。不能因为文辉用了“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名义的信笺书写内容就推定“意味着准许包括文辉在内的加工户以信诚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从而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推定文辉有权代理上诉人与第三人发生加工毛衫业务，这一推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的信笺无处不在，所有的加工户均可以获取，并且任何一个人印刷此类信笺也非常容易。被上诉人所提供的信笺内容并没有上诉人的公章，文辉也并非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所以不能仅凭载有上诉人名字的信笺就推定是代表上诉人显然过于牵强。上诉人同包括文辉在内的加工户结算加工费时，由上诉人与加工户之间办理入库或者验收手续，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由加工户本人出具收条。文辉向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信笺出具收条的行为，也同时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加工羊毛衫的法律关系，更不能推定文辉有权代理上诉人，因为上诉人验收货物，不需要加工户出具收条。4、文辉只是上诉人的一个加工户，并非是上诉人的生产厂长。5、文辉系自然人，其出具的证明，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否则该证明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庭审中文辉并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存在文辉这一自然人，也是法院应当查明和核实的问题。由上可见，出库单是上诉人向加工户提供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并非从上诉人处获得，所提供的信笺尽管是上诉人的名义，但内容并非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书写，亦并未加盖公章，且文辉并未到庭作证，故仅依据出库单和信笺就推定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文辉是代理上诉人所为，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上诉人提供向文辉支付加工费的证明足以证实上诉人与文辉之间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同时也能够证实文辉并非是上诉人的生产厂长或者工作人员。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文辉应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因为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文辉即是出库单的提供者，亦是收条的出具者，而文辉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应当作为上诉人的加工户而承担法律责任。故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追加文辉为共同诉讼人，同时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为在一审时上诉人的代理人已承认信笺是其单位的，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单位的出库单也系其单位正规单据。上诉人也未否认文辉在其单位工作这一事实，无论其是工作人员还是加工户，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时被上诉人已经申请撤销对文辉的起诉，文辉已不是本案的被告。故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成立，法院不应予以审查。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了文辉的姓名及文辉在其单位从事过加工工作这一事实。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5月至7月份，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信诚公司加工毛衫，至今欠被上诉人加工费73415元，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6日、2016年7月6日，上诉人文辉给被上诉人出具收货条三张，经被上诉人多次找上诉人解决，上诉人一直推诿付款，为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毛衫加工费73415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信诚公司欠其加工费73415元，为此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上诉人生产厂长文辉分别于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6日、2016年7月6日给被上诉人出具收货条三张，收条写于信诚公司的制式信笺上，由文辉书写，落款处注明“信诚制衣：文辉”，合计加工费73415元。
证据二：2015年9月25日上诉人生产厂长文辉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本人文辉2015年3月至8月在信诚制衣有限公司担任生产厂长，蒋仕全在这期间帮信诚做了三款毛衣，经验收合格已出货，已提交书面的收条给蒋仕全，本人在离厂前后加工费未支付，信诚制衣也没支付，在此期间未与信诚签任何承包合同。证明用信诚公司的制式信笺书写。
证据三：2015年5月18日至30日《信诚制衣有限公司出库单》四份制式出库单，载明的款号为12-144，制单栏处签字“李”。被上诉人称到上诉人处领取毛衫半成品时，仓库保管李文妍出具了出库单，提供的是其中12-144款号的出库单，其中两个款号的出库单已找不到了。
证据四：《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对外加工合同》三份复印件，甲方：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乙方：本厂。该加工合同是被上诉人方找文辉要加工费时，文辉为证明其与信诚公司之间的关系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文辉称“本厂”即指信诚公司。
证据五：信诚公司另一加工户周学国出庭作证，周学国称，他是信诚公司别线头的加工户，从信诚公司领货，信诚公司给其出具了出库单；文辉是信诚公司的生产厂长。
经质证，上诉人信诚公司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有异议，对证据一的异议：三份收条没有我公司的印章，文辉也不是我单位的公司职工，而是之前我公司的社外加工户，其个人签订的任何材料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二的异议：该份证明没有我公司的任何印章，文辉也不是我公司的职工，与我公司无关。对证据三的异议：出库单上没有我公司的任何信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的异议：加工合同能证明文辉与我公司存在社外加工户的关系，并不是我公司的职工。
被上诉人对业务发生的经过陈述如下：2015年5月至7月之间信诚制衣文辉找到我，让我方给信诚公司加工毛衫，在公司领取半成品毛衫及送货均是到信诚公司找生产厂长文辉安排李开妍办理，2015年8月我方到信诚公司领取加工费时，信诚公司告知文辉被辞退，让我方找文辉要加工费。2016年1月我方与信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军海联系，杜军海让我方找文辉索要，我方找到文辉后，文辉给我方出具证明一份及他在信诚公司工作期间的一张出库单及三份信诚制衣厂对外加工合同，证明当时他是生产厂长，让我方找信诚公司要加工费。
上诉人信诚公司陈述：信诚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内部仅负责行政相关事宜，生产作业均对外发包给毛衫加工人员，在厂区内有80多名承包毛衫加工人员，均与公司签订对外承包合同，外来承包人员均使用公司出库单以及信笺，文辉仅为其中一名对外承包毛衫人员，公司与文辉系承揽关系，且与文辉之间的资金往来已结清，被上诉人的损失应由文辉承担，与公司无关。上诉人信诚公司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所用信笺和出库单均为信诚公司的信笺和出库单。
被上诉人认可其是与上诉人信诚公司发生业务关系，遂申请撤回对上诉人文辉的起诉，并放弃对利息的请求。
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供的文辉出具的收条、出库单、对外加工合同、证人证言，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及庭审笔录在卷为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文辉能否代表上诉人信诚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加工合同。
上诉人信诚公司认可其厂区内包括文辉在内加工户均用的是信诚公司的出库单和信笺。上诉人信诚公司准许对外发包的加工户使用其出库单和信笺，意味着准许包括文辉在内的加工户以信诚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该规定，文辉有权代理上诉人信诚公司与第三人发生加工毛衫业务。
对被上诉人来讲，被上诉人到上诉人信诚公司领取半成品毛衫，文辉给其出具了信诚公司的制式出库单，被上诉人将加工好的毛衫送到信诚公司交货，文辉给其出具了用信诚公司信笺书写的收条，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文辉代表上诉人信诚公司与其发生加工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综上，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文辉代表上诉人信诚公司与被上诉人发生加工毛衫业务，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信诚公司支付加工费7341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申请撤回对上诉人文辉的起诉，属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上诉人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被上诉人蒋仕全加工费73415元。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元，由上诉人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在一审中的观点。
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
1、上诉人向文辉支付加工费的交易明细及与文辉的加工合同，证实上诉人同文辉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文辉并非是上诉人的生产厂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加工合同关系。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明细与被上诉人无关，不能证实交易明细中的款项就是支付被上诉人的款项。对加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加工合同中甲方是上诉人，乙方是“本厂”，经被上诉人了解，文辉作为生产厂长，只管理生产部门，不管理仓库等后勤单位，作为生产部门到仓库领取相关的纱线等，必须由文辉在公司的内部合同上签名确认，故这只是上诉人公司的管理制度。另，合同内容约定的货物与被上诉人所供应的货物不一致，款号不一样，数量、价格不一样。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
另，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加工关系。是上诉人的生产厂长文辉找的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帮他们加工半成品毛衫，被上诉人去上诉人处拉过货，他们也送过货。加工成品后，由公司的业务员到被上诉人处验收合格后，被上诉人送上诉人公司处由文辉签收并出具收条。上诉人供应的是半成品，被上诉人加工成成品后再交付上诉人，且半成品从上诉人处的缝合车间那里领取的，车间主任给出具的出库单，出库单一式两联，在出库单上双方都签字，双方各持一联。
针对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和文辉之间加工合同的异议，上诉人称，加工合同上的一方“本厂”，指的是在上诉人工厂的加工户，故名称为乙方。加工户在上诉人的工厂加工，使用的是他们自己设备。场地由上诉人有偿提供，没有租赁合同，上诉人直接从加工费中扣除租赁费，但无证据证实。文辉承包上诉人车间，一年交30万元，但是他没有干完就走了，干了五个月，承包费是否交不清楚。对此解释，被上诉人不予认可。
2、提交2015年4月27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加工合同，证明被上诉人同上诉人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所加工的款号、数量和被上诉人提供的文辉所打的收条不一致，且2016年2月5日已支付给被上诉人技工费38110元，此合同还证实被上诉人也知道文辉同上诉人之间是加工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上诉人的厂长。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合同不认可，该合同上签名是被上诉人的签名，但是合同所写乙方厂名不是被上诉人的，该份合同没有履行。上诉人主张支付的款项，是文辉不干厂长后，上诉人派赵树勇干生产厂长的时候，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干的活，与本案没有关系。并提交由上诉人于2015年11月份出具的三张出库单予以证实，出库单上有加工毛衫的数量、价格和赵树勇的签字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出具出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出库单上款号、数量、价格及赵树勇的签字均认可。
3、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王某作证称，2015年3月份到上诉人处工作，是文辉叫其去的，受文辉管理。现在仍然在上诉人处干活。当时文辉说是他承包了上诉人的车间，一个月给其工资2200元，由文辉直接现金支付。但其对文辉对外以什么名义做买卖不清楚。其工作是提货分货，文辉的货物是从上诉人要的各种款号的半成品，再送出去加工，该半成品是其从上诉人公司提货放在车间，然后再从车间提走。向上诉人提货的单子都是其签的，对外发货的单子其不管。蒋仕全去提货时都是其提的货。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只是点数的工人，所有的单子都由缝合主任开单，以出库单为准，他只是点数的杂工。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
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刘某到庭作证，刘某作证称，其在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9月10日在上诉人处干线头主任，月工资3000元，其去上诉人处报到的时候，知道文辉在上诉人单位干厂长，文辉不干了后，赵树勇又干厂长，是赵树勇通知不用她了，然后就不干了，文辉走后，还在厂子里干了一个月。其工资是公司发的。2015年3、4月份工资是文辉领回来发给大家，之后都是公司财务发工资。最后三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发的工资，是公司会计从公司的账户打到其卡上的。最后打卡的时间是2016年1月。其工作期间，知道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加工的事实，还帮被上诉人点过数。其代表公司发货时，发货单上都有个“刘”字。
对该证人证言，上诉人称证人所述发工资的情况属实，但证人是给文辉工作，证人在文辉处工作最后三个月的工资，因为文辉跑了，所以一直拖延到1月份才从应付文辉的加工费中扣除代发的工资。
综上，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否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故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既主张和文辉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又称和文辉是承包关系，二者的说法不一致，且无证据证明，故其说法均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与文辉的加工合同中的乙方，写为“本厂”，不符合一般加工合同的格式，因此，该合同应是上诉人进行内部管理的一种方式。故其提交的与文辉的加工合同及交易结算明细，不能证明文辉的对外业务行为与其无关，因而也不能对抗被上诉人。证人王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其受文辉管理，且其只是听文辉说承包了上诉人的车间，并不了解文辉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文辉对外以谁的名义经营，故上诉人的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文辉的对外业务关系与其无关。结合本案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文辉和被上诉人发生的业务与上诉人无关，故对其二审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的证人刘某的工资由其发放，因此，可以确认被上诉人的证人曾是上诉人职工的事实，其作证证明文辉是上诉人生产厂长的证言，具有可信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文辉在上诉人的工厂进行生产并对外发生业务，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提货、送货，上诉人为文辉提供上诉人的出库单和信笺供其使用，说明上诉人认可文辉对外以上诉人的名义展开业务，且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11月份出具的三张出库单是为其加工毛衫，并支付了货款，两者的加工方式相同。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文辉经办的业务是代表上诉人所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对和文辉发生业务关系的客户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声明客户与文辉发生的业务与上诉人无关。因此，无论文辉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上诉人所认可的这种经营方式，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文辉就是上诉人的生产负责人，与其发生的业务关系就是和上诉人之间发生的业务关系。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和文辉发生业务关系的法律后果由上诉人承担，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元，由上诉人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玉新
审判员 李学泉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