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顺有（又名李顺友），住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福喜，住广州市南沙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麦征，广东创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卓权，广东创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剑锋，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静汶，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凤娣，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彩，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维贞，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标，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卫东，住广州市南沙区。上列七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孔少乐，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顺有、陈福喜因与被上诉人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万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李顺有与陈福喜系夫妻关系，二人与陈某甲、案外人陈某丙系亲戚关系。陈某甲于2014年2月12日死亡，其直系亲属有配偶梁凤娣、长子陈剑锋、长女陈静汶、父亲陈某乙、母亲郭某。陈某乙与郭某共生育四子女，长子陈某甲（已故）、次子陈伟标、三子陈卫东、长女陈维贞。梁凤娣、陈剑锋、陈静汶、陈某乙、郭某作为陈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就陈某甲的遗产分配问题曾产生纠纷，并于2014年4月8日在原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2014年7月29日，梁凤娣、陈剑锋、陈静汶、陈某乙、郭某将李顺有、陈福喜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过程中，陈某乙于2014年10月8日死亡，原审法院根据梁凤娣、陈剑锋、陈静汶、郭某的申请追加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为本案原告。1999年8月1日，李顺有签下一份借条给陈某甲，借条载明：李顺有今借到陈某甲现金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整），另加98年－99年到期利息壹万叁仟元正，二共计壹十六万叁仟元整。附注：此笔款项泵（本）来由广州市妇联借来，归还时由陈某甲代归还。该借条由陈某丙书写，并由其在证明人处签字，李顺有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字。1999年8月2日，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农业开发实业公司（原番禺市万顷沙镇农业开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从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妇联）以陈福喜名义向广州市妇联还款153000元，并取得NO024475号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番禺万顷沙陈福喜支农周转金本息153000元，经手人苏婉华，并加盖了广州市妇联财务专用章。1999年10月26日，陈某甲向农业公司还款并取得抬头为“年丰陈福喜”的NO0004467号国税发票，载明：还款，金额150000元，与广州市妇联99.8.2收据对转，收款人梁某，并加盖了农业公司财务专用章，备注栏有梁某用黑色签字笔书写的“另加利息叁仟元正（整）”字样。原审法院从农业公司调取的NO0004467发票留底联亦有上述相同内容。另查明：1994年，陈维添作为时任万顷沙镇年丰村村主任，代表该村与李顺有、陈某丙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由陈执胜、李顺有及黄卫泉三人合伙承包位于万顷沙镇年丰村的一处鱼塘。1997年，因经营需要资金，由陈某甲出面，以陈福喜名义通过农业公司向广州市妇联借款150000元，期限92天，月利息6.5%。此后，广州市妇联向农业公司发出两份借款占用费通知书，要求支付1997年10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期间的占用费2990元，1998年1月1日至1998年2月27日期间的占用费1885元。李顺有分别于1997年12月24日、1998年2月26日直接向广州市妇联支付2990元、151885元并取得广州市妇联出具的NO0077084、NO0076816号收据，收据载明上述还款为利息、本息。农业公司得知李顺有已向广州市妇联归还借款本金一事，于1998年9月30日开具了编号为NO0004456、抬头为“年丰陈福喜”的国税发票，载明：还款（补制票入账）、金额151885元、收款人梁某。李顺有在庭审过程中称其向广州市妇联的借款只有一笔150000元，并提交了前述NO0077084、NO0076816收据。李顺有同时还提交了广州市妇联开具的编号分别为NO0050862、NO0008821收据，表明1998年11月17日李顺有向广州市妇联支付利息2750元，1999年3月31日再次支付利息4125元，其中1999年3月31日的收据中利息后面记载有98.11.5-99.4.3字样。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李顺有、陈福喜偿还借款163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李顺有、陈福喜承担。原审法院认为，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作为陈某甲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其合法债权，陈某乙作为陈某甲的继承人在诉讼过程中死亡，陈某乙的其他继承人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有权参加诉讼，与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共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本案的焦点是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要求李顺有、陈福喜归还其拖欠陈某甲的借款主张能否成立。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提交的借据有李顺有的亲笔签名，李顺有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借条予以采信。李顺有、陈福喜辩称借据是在陈某甲欺骗下才签名的意见，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提交的NO0004467号国税发票，结合原审法院在农业公司调取的广州市妇联NO024475号收据及该公司的财务对转记录，能够证明农业公司于1999年8月2日以陈福喜名义向广州市妇联支付本息153000元后，陈某甲于1999年10月26日向农业公司还款150000元及利息3000元。关于陈某甲是否履行了代李顺有向广州市妇联还款的义务问题。虽然NO0077084、NO0076816号收据能够证明李顺有已经于1998年2月26日前向妇联分两笔共偿还了本息154875元，该数额与广州市妇联出借的150000本金及要求支付4875元利息的数额一致。实际上，陈某甲于1999年10月26日归还的本息为153000元，与李顺有的还款金额不同，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提交的借条载明的金额与李顺有的还款金额也不同，且形成时间在李顺有还款一年半之后。李顺有、陈福喜主张只有一笔借款，但其在1998年2月26日向广州市妇联还款，时隔一年半后就同一笔款项又向陈某甲出具欠条，让陈某甲代还该笔借款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可以认定双方所还款项并非同一笔款项。此外，李顺有于1998年11月17日、1999年3月31日向广州市妇联支付的利息2750元、4125元在逻辑上和李顺有此前归还的借款154875元并无关联，亦能证明在李顺有所称的150000元借款外，还另有借款。陈某甲虽没有直接向广州市妇联还款，但其在农业公司代还后再向农业公司归还，且金额均为153000元，应视为陈某甲履行了代李顺有向广州市妇联的义务。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63000元，但双方借贷关系的生效应当以陈某甲替李顺有归还借款为前提，因陈某甲实际归还的借款只有本金150000、利息3000元，故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只能就陈某甲实际代还的数额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提交了借条及还款的凭证，能够证明陈某甲代李顺有向农业公司归还了153000元，李顺有、陈福喜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其已经归还，陈某甲没有代其归还，但又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陈福喜未能证明李顺有向陈某甲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债务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故该笔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李顺有、陈福喜共同偿还。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借条并未载明还款时间，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有权随时要求李顺有、陈福喜偿还，至起诉之日也未超过二十年，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在陈某甲死亡后要求李顺有、陈福喜偿还本金利息，至起诉之日并未超过半年，故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执行。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0月27日判决：一、李顺有、陈福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之内向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偿还欠款153000元及利息（以153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7月29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80元，由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共同负担109元，李顺有、陈福喜共同负担1671元。上诉人李顺有、陈福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令李顺有、陈福喜还款的结果明显错误，证据不足。李顺有、陈福喜仅向广州市妇联借款一笔，金额为150000元。在1998年2月26日，是万顷沙农业开发实业公司代李顺有、陈福喜向妇联还款，然后通过村组织向李顺有、陈福喜追讨代偿的债务。而陈某甲就是利用其在村委任职的便利条件，隐瞒事实，欺骗李顺有写下涉案的借条。原审认定李顺有、陈福喜“在1998年2月26日向广州市妇联还款”毫无事实依据。在广州市妇联于当日出具的收据，明确是注明“收到番禺市万顷沙镇农业开发实业公司贷款本息”，是农业公司代替李顺有向广州市妇联还款。李顺有、陈福喜必定在这个时间以后，才向农业公司清偿其贷偿的债务，而给到李顺有、陈福喜的收据是众多收据中的一份，不排除是将其他人的还款收据给了李顺有、陈福喜。即李顺有、陈福喜根本就没有在1998年2月26日还款给妇联。二、本案中，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出示的是一份附成就条件的协议，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陈某甲代为还款，但原审法院没有对此调查，明显错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本案中陈某甲有没有代李顺有偿还债务，应当由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举证。因为根本就没有陈某甲代为还款的事实，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陈某甲虽没有直接向广州市妇联还款，但其在农业公司代还后向农业公司归还”，毫无事实依据，也毫无证据支持。三、李顺有向妇联有一笔借款，证人梁某所称有两笔借款共30万没有事实依据。证人梁某在证言里明确时间相隔太远，对时间不是记得很清楚，原审法院明知该事实存在不清楚的情况下，没有调查李顺有向广州市妇联借款的情况，导致本案相当重要的李顺有究竟向妇联借款多少没有明确证据加以证实，李顺有、陈福喜在二审提交由广州市妇联相关追讨的信封邮戳时间是在1998年1月23日，在李顺有向妇联还款的一个月时间内，足以证明当时农业公司将相关凭证交给李顺有的目的是要还款，至于证人说的99年的还款，李顺有、陈福喜不知情，是否存在有人假冒李顺有还款，请法庭查清。四、李顺有出具的借条是在99年8月1日，还款时间是99年10月26日，还款时间和借条的时间相矛盾。根据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起诉时陈述和借条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款在出具借条时已经还清，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也没有代为偿还债务的证据，该借条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顺有、陈福喜与陈某甲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李顺有、陈福喜与陈某甲存在借贷关系并判决李顺有、陈福喜向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偿还借款153000元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李顺有、陈福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李顺有、陈福喜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负担。被上诉人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一、本案存在两笔借款，第一笔金额151885元对应的妇联收据是NO0076816，开出时间是98年2月26日，对应农业公司的发票号码是NO004456，开具日期是98年9月30日，李顺有认为其还清的是这一笔。而还有另一笔的金额是153000元，对应妇联收据是NO024475，开具时间是99年8月2日，农业公司的发票号码NO0004467，开具时间是99年12月26日，陈某甲代李顺有偿还第二笔，而并非李顺有说的151885元的那一笔。证人梁某在笔录证实李顺有借了两次15万本金的事实，李顺有共借款两笔。二、李顺有、陈福喜称怀疑是他人假冒其名义还款，在一审开庭笔录上，李顺有、陈福喜是确认的，其对借条是认可的。三、李顺有、陈福喜称对于借据的签订时间有异议，99年8月1日已经还清，这是李顺有、陈福喜个人的理解，事实上，99年8月1日签完借条以后，8月2日农业公司向妇联还钱，是还的153000元的款，99年10月26日陈某甲代李顺有向农业公司还款，金额也是153000元。经庭询，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李顺有、陈福喜提交广州市妇联邮寄给农业公司的信封，邮戳显示时间是98年1月23日，是还款前的时间，证明广州市妇联要求李顺有还款的相关证据，李顺有收到文件后已经清偿了相关的债务，98年2月26日向妇联还款151885元。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质证称，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时间上与陈某甲还153000元没有关联性，广州市妇联催收的款项与本案不是同一笔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陈某甲生前与李顺有、陈福喜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主张陈某甲与李顺有、陈福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提供了李顺有作为借款人签名的《借条》、农业公司1999年10月26日的发票作为证据。李顺有、陈福喜否认与陈某甲存在借款关系，主张其只向广州市妇联借款150000元，而不是300000元，李顺有、陈福喜向广州市妇联还款时间不是1998年2月26日，不排除广州市妇联将他人的收据给了李顺有、陈福喜，涉案《借条》是附成就条件的协议，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甲代李顺有、陈福喜还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借条》是证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以及款项交付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借条》中注明李顺有借到陈某甲150000元及利息，李顺有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借条》内容的能力，应承担签署《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李顺有主张其被欺骗写下《借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农业公司1999年10月26日的发票由陈某甲的继承人持有，且与原审法院调取的广州市妇联NO024475号收据相印证，能够证实农业公司向广州市妇联支付153000元后，陈某甲代李顺有向农业公司还款153000元，也与《借条》的附注“此笔款项泵（本）来由广州市妇联借来，归还时由陈某甲代归还”相吻合。李顺有、陈福喜主张涉案《借条》所附的条件未成就、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甲代李顺有、陈福喜还款，本院不予采纳。借条书写在前，还是陈某甲向农业公司支付款项在前，并不影响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第三，从李顺有提交的广州市妇联NO0076816收据显示，其于1998年2月26日偿还贷款本息151885元，李顺有、陈福喜上诉主张没有在1998年2月26日还款给妇联，但其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还款的方式和时间，依其自己提交的广州市妇联NO0076816收据，原审法院认定其在1998年2月26日直接向广州市妇联支付151885元，并无不妥。李顺有、陈福喜主张其向广州市妇联只有一笔借款，且已还清，但其提交的广州市妇联NO0050862、NO0008821收据显示，其在1998年2月26日偿还贷款本息151885元后，又于1998年11月17日和1999年3月31日分别向广州市妇联偿还利息2750元和4125元，其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因为若李顺有、陈福喜已还清借款本息，不可能再支付利息。李顺有、陈福喜主张有人假冒李顺有还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亦不予采纳。最后，李顺有、陈福喜二审期间提交的广州市妇联邮寄给农业公司的信封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该证据形成于涉案《借条》之前，不能证实李顺有、陈福喜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因陈某甲生前代李顺有偿还153000元，李顺有与陈福喜是夫妻关系，陈某甲与李顺有、陈福喜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陈剑锋、陈静汶、梁凤娣、郭某、陈维贞、陈伟标、陈卫东作为陈某甲的继承人和转继承人有权要求李顺有、陈福喜偿还借款，原审判决李顺有、陈福喜偿还欠款153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顺有、陈福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上诉人李顺有、陈福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文莉审 判 员  庄晓峰代理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钟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