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28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樟，男，汉族，1995年1月22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声胜，男，汉族，1968年12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系孙樟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瑞盛，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尤程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弘，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世川，男，汉族，1965年2月28日出生，户籍地址重庆市合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述行，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法定代表人：张则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敏，男，汉族，1978年11月13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北省黄梅县。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孙声胜，男，汉族，1968年12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	上诉人孙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世川、深圳市怡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景食品公司）、原审被告孙声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17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樟上诉请求：1、上诉人无需支付92586.18元赔偿款；2、本案全部诉讼费判由何世川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交通事故与孙樟无关，孙樟是在坪山交警队李某的逼迫与诱骗下签署《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事实认定错误。1、事故应为其他三轮车造成，与孙樟无关。何世川2016年7月5日到8月31日的病历自诉内容中强调是“被三轮车刮伤”。医生在病历中记录“自受伤来患者神清”，何世川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以其51岁的生活经验，且其也是二轮电动车驾驶人，其不可能连二轮车与三轮车都分不清。何世川第一时间的自诉为被三轮车刮伤才是最真实的。2、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孙樟与此次事故有关，交警只是根据监控时间推测是孙樟后威逼孙樟及其父亲孙声胜，孙樟才签了字。何世川称事故发生于2016年7月5日，而7月27日早上，孙樟及其父亲孙声胜认为事故与自己无关拒绝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上签字，坪山交警李某叫来十多个辅警将孙樟与孙声胜按倒在地，并戴上手铐从上午11点45分一直关禁闭到下午5点，并说不签字就拘留十五天，还将孙樟、孙声胜的随身物品送到了拘留所。并说只要承认了，是保险公司赔偿，无需孙樟、孙声胜出钱。在这种情况下，孙樟才勉强在事故责任书上签字，并非真实意思，孙樟提交的新证据录音可以证明。3、事故发生时间与调查时间不合情理。事故发生在2016年7月5日12时25分，如果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伤者一定是非常痛苦并马上报警，也可以记住是二轮送水的电动车（电动车速度不快）和车辆编号，且根据马路监控很容易找到孙樟，因为孙声胜的水店是由南向北距离何世川所说的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因此，不可能拖延到7月25日才找到孙樟。同时，何世川也不可能在医院反复说是被三轮车刮伤。从监控中明显看到7月5日12时27分左右何世川穿过十字路口，可以证明其没有停留报警。如果孙樟逃逸，何世川也是骑电动车完全可以追赶孙樟，或者呼救，但何世川均没有这样做，可见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4、交警完全可以对两辆电动车进行痕迹勘查鉴定分析，确认是否发生事故，但交警对此不予理会。只要将两辆电动车进行模拟实验完全可以排除是孙樟所为，且孙樟所骑电动车左侧并没有锐利的地方，何世川有不同的三处伤口，且伤口倾斜，如果是刮伤伤口也不应该是倾斜的，同时何世川应当穿有鞋，但这些基本的物证交警完全没有调查，只是威逼孙樟承认肇事。5、孙樟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相应的行政诉讼，并不等于其认可。当时在交警李某的威逼下，如果真的被拘留15天，将会给自己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失，孙樟与孙声胜均是送水人员，7月正是高峰时期，如果被拘留将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交警一再表示何世川都早已出院，伤情不严重，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就可以，不要孙樟承担任何损失，孙樟才签字并放弃行政诉讼。6、事实是何世川被其他三轮车刮伤后，因找不到赔偿方，才在出院后通过交警要胁孙樟进行赔偿。	二、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评定何世川为十级伤残不符合标准。其伤情不构成伤残，孙樟要求重新鉴定。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没伤残评定》标准1.10.10.e.要求双足十趾缺失（或丧失功能）20%以上才构成，但鉴定机构随意地认为22%，为什么不是19%?这是如何认定的？何世川是为达到鉴定等级而进行虚假陈述，误导鉴定人员。根据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左第4.5趾伸肌腱不全断裂”，以及只住院两天就出院的情况来看，何世川的伤情根本没有达到丧失功能的情形。一审期间平安保险公司对十级伤残提出疑问并要求重新鉴定。因孙樟与平安保险公司是共同被告，考虑到平安保险公司已经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孙樟就没有必要再提出。没有想到平安保险公司没有交费，导致没有进行重新鉴定。为了凸显公平正义，孙樟申请二审法院对何世川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以查明事实真相。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怡景食品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备案信息可以知道怡景食品公司是涉案电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即使该公司与孙声胜存在供销关系，也不影响车辆实际所有人怡景食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四、本案有其他明显重要疑点，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何世川有意在病历中将“三轮车”刮伤，改为“二轮车”，只是为了推翻自己的自认。且更改病例的医生不但没有注明更改的时间，而且并非第一医生所改，这不合医院病例书写规范。2、何世川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明显造假。该证明是2016年3月14日由两个单位共同证明。而本次事故发生在2016年7月5日。按理证明也应当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可能办理，何世川明显造假。原审法院称何世川补交了2017年5月3日何世川村委会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原件，该原审判决的时间是2017年4月28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孙声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却认定其承担诉讼费，于法无据。	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	并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各方合理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50000元的赔偿责任是明显不当的。本案中，事故车辆A35888号电动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5.2万元的财产一切险。投保人即被保险人怡景食品公司已经在《财产一切险投保单》上盖章确认“已收到了《财产一切险投保单》及附加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具体内容……”，并且保险单中所记载的“特别约定”四个字己经加粗并用特殊符号标记。本案事故发生时车辆A35888号驾驶人为孙樟，不是怡景食品公司向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清单中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保险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而依据本案保险单特别约定第一条第4款“驾驶人员应与车辆一一对应，出现人车不对应时，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理赔时以被保险人事前提供给保险人的清单及变更清单为准。”本案事故车辆A35888号在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不在被保险人事前提供给平安保险公司的清单之中，A35888号在清单中记载的驾驶人为孙声胜，即本案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员与保险单约定的人员不一致，平安保险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公司与怡景食品公司的约定违背保险基本精神，不能对抗受害人，该观点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本案所涉保险关系是基于双方商业保险行为发生，怡景食品公司出于减少预期可能发生的损失的目的而与平安保险公司缔结商业保险合同，以保险合同等形式记载的双方合意中均没有保护受害人的意思。本案所涉商业保险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功能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交强险的核心功能在于使受害人在赔偿方面获得充分保障，而商业保险并不具有特别的社会公益目的，商业保险关系基于意思自治形成，投保人和保险人应受其意思表示的约束。	就孙樟的上诉，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同意孙樟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的异议。	就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孙樟、孙声胜答辩称，坚持我方上诉意见，且平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何世川答辩称，涉案交通事故是电单车造成，何世川在7月5日病历中也陈述是被二轮车刮伤，孙樟否认其应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且孙樟向交警部门提出的信访也没有结果。病历中三轮车、二轮车的修改问题，是我方住院后发现病历有笔误主动要求医生修改。亲属关系证明是为申请单位困难补助而开具，不是为本案为开具，所以一审中应法院要求要居委会、派出所补开了一份。原审判决对平安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怡景食品公司答辩称，平安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对孙樟的上诉没有意见。	何世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2468.58元，十级残疾赔偿金89266.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2359.2元，误工费15520元，营养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鉴定费180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155414.38元整；2、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事故概况：2016年7月5日12时25分许，孙樟驾驶（备案车牌号：Ａ×××××）电动车在坪山比亚迪路非机动车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坪山比亚迪路大万村路段非机动车道西往东路段时，该车车身左侧与相对方向行驶由何世川驾驶的电动车发生刮碰，同时该车安装的送水装置刮擦到何世川的左脚，造成何世川受伤及两车轻微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孙樟驾驶电动车离开现场。	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出具第坪山2016xxxx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孙樟驾驶电动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且事发后未按规定保护现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何世川不负事故责任。	三、电动车（备案车牌号：Ａ×××××）投保情况：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5.2万元的财产一切险，其中车辆损失险为每车赔偿限额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5万元，保险期内累计赔偿限额为300万元，投保人为被告怡景食品公司。保险期限自2015年8月5日0时至2016年8月4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四、涉案电动车登记车主是被告怡景食品公司，实际车主是被告孙声胜，登记驾驶人为被告孙声胜，事故发生时驾驶人为被告孙樟。被告孙声胜和被告孙樟系父子关系。	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如下：	五、医疗费：原告主张医疗费2468.58元，不包括被告孙樟、孙声胜在事发后两次垫付的3995元、3777元，对此提交病历本、医疗费票据予以证明。被告孙樟、孙声胜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对2016年8月27日三张票据不予认可，认为该三张票据是治疗足皮疹，对2016年8月28日两张票据主张因没有病历本相佐证、票据载明“口腔科”，故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病历本中有2016年8月27日的初诊病历记录，记录载明“诊断1、湿疹2皮肤感染”，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2016年8月27日三张票据金额予以认可；对2016年8月28日两张票据，没有相应的就诊病历记录，对该部分票据金额93.5元（15+78.5）不予认可。综上，原告医疗费为2375.08元，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六、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15520元，提交深圳市明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坪山新区人民医院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明喆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流水账单，拟证明原告事发前平均工资3880元/月，误工期4个月。被告孙樟、孙声胜认为原告只提交了3个月的银行流水，其收入状况不予认可；另主张原告误工费计算期限长达4个月与医嘱建议全休5周的事实不符。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住院2天，医嘱全休5周，共计37天，原告主张的误工期过长；且原告仅提供3个月的银行流水，提交的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亦未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对其计算基数不认可，主张应以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原告误工费。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明是关于原告未上班期间的说明，不能作为计算误工费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出院证明载明：原告2016年7月5日入院，2016年7月7日出院，共住院2天，医嘱建议全休5周，故原告误工期为37天。原告在案外人明喆物业公司上班，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事故发生前3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889.2元[（3597.97+4215.67+3853.86）÷3]，法院予以采信，现原告主张按3880元/月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是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法院予以支持，故原告误工费为4785.3元（3880元÷30天×37天）。	七、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2000元，提交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出院证明。根据原告的伤情、年龄以及医嘱情况，法院酌定支持原告营养费为1500元。	八、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但未提交交通费票据，结合原告的伤情及前往医院治疗的次数，法院酌情认定原告支出交通费500元。	九、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89266.6元，提交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户口本予以证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经法院依法通知后，到期仍未缴纳鉴定费用，视为对鉴定结论的确认。被告孙声胜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原告的伤残等级为拾级，原告为城镇居民家庭户口，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可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故原告残疾赔偿金为89266.6元（44633.3元/年×20年×0.1）。	十、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交重庆市xx区xx街道办事处xx村村民委员会和村委会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户口本，证实事故发生时，原告父亲年满81周岁、原告母亲年满81周岁，原告父母均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系被扶养人唯一扶养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对户口本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主张原告提交的2016年3月14日出具的证明和户口本无法证实其被抚养人的真实生存状况，亦不能证明原告系唯一扶养人。法院认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受害人身份状况，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359.2元[32359.2元/年×5年×2人×0.1]。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构成拾级伤残，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十二、鉴定费：原告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1800元，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发票。故法院对原告该主张予以支持。	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被告孙樟、孙声胜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但未提出相应的行政诉讼，故法院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何世川无责，法院予以确认。涉案电动车登记所有人为被告怡景食品公司，本次事故发生时驾驶人为被告孙樟，投保驾驶人员为被告孙声胜，涉案车辆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5万元的财产一切险。对于保险合同约定“驾驶人员应与车辆一一对应，出现人车不对应时，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该商业保险系对涉案登记车辆的保险，保险合同对驾驶人员限定的约定，违背保险基本精神，不能对抗受害人诉请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担责，亦不能成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拒赔的依据，故对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42586.18元，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应在赔偿限额内直接赔付50000元，对超出保险限额部分92586.18元（142586.18－50000），应由直接侵权人被告孙樟承担。被告怡景食品公司与被告孙声胜双方确认是供销关系，且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两被告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故法院据此确认被告怡景食品公司与被告孙声胜存在供销关系，被告怡景食品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不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何世川因本案交通事故应得的赔偿款为142586.18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何世川50000元；三、被告孙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何世川92586.18元；四、驳回原告何世川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04元（原告何世川申请缓交），由原告何世川承担141元，由被告孙樟承担101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548元。	本院二审期间，孙樟对何世川的伤残等级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并称其被逼迫在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违法出具。为此，其二审提交：1、孙声胜与交警李某的谈话录音称李某说“既不要我出钱，又可以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2、三份何世川的就诊票据。孙樟主张何世川2016年7月5日的住院记录记载其“流血一小时”，但票据显示其就诊时间为12:44，所以事故发生时间应是病历记录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经查，孙声胜的录音中对方称，不是帮不帮助别人的问题，应走正常的法律途径。	平安保险公司对以上证据予以确认。怡景食品公司表示没有意见。何世川称不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可就诊票据的真实性。何世川称涉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7月5日12:25左右，急诊时间记录为12:47，主诉为半小时前被电单车刮伤，之后的13:34何世川住院，14:34记录何世川流血一小时，时间上完全吻合。	孙樟称其已就本案交通事故向深圳市交警局、深圳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投诉，但均未有书面答复意见，孙樟称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已组成专门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为此本院向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询问相关交警部门有无对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启动复核程序或其他调查程序，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是否依法定程序和客观事实而出具，有无存在孙樟所述的其非本案交通事故肇事人，系由交警逼迫签署认定书的情形。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函复本院称，一、对孙樟交通肇事案该大队不存在启动复核程序或者其他调查程序，但已就事故相关情况与孙樟及其家属进行多次讲解说明。二、坪山交警大队通过调查取证证实，孙樟是本案肇事当事人，依法作出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若当事人拒绝签名，事故处理民警将进行注明，不存在逼迫孙樟签署认定书的情形。	孙樟、孙声胜坚持自己意见，不认可以上函复。平安保险公司对函复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称该函复可证明事发时驾驶员为孙樟，与备案驾驶人不一致。何世川对该函复予以认可。怡景食品公司称不清楚涉案事故情况，其不应承担事故责任。	之后，孙樟提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和《广东省公安厅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前者载明深圳市公安局答复称“民警李某执法经过符合《道路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并无违法办案情形。”后者载明孙声胜在2018年1月16日向广东省公安厅就涉案情况向广东省公安厅提出复核请求。	孙声胜二审中确认其为涉案Axxx8车辆实际权利人，且车辆由其和孙樟使用。	涉案保险单条款的特别约定部分第一条第4款约定，“驾驶人员应与车辆一一对应，出现人车不对应时，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认为本案车辆登记驾驶人为孙声胜，肇事者为孙樟，存在人车不对应的情况，故根据以上条款平安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查，涉案保险单条款分为适用条款、免赔设定、特别约定三部分，仅“适用条款”、“免赔设定”、“特别约定”几字的字体予以加粗加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第4款规定列入特别约定的第一条“整体适用规则”中，该第一条包含5个独立条款，有的规定了免责情形，有的未规定免责情形，且规定免责情况的条款中包括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应适用于本案的第4款，均未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等明显标志作出提示。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何世川依据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主张孙樟系涉案交通事故肇事人，造成其人身损害，要求相应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孙樟否认自己是何世川交通事故的肇事人，主张系被逼迫签署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并称交警部门未调查事实真相，且事故发生时间和签署《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时间、何世川治疗时自诉情况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	涉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7月5日，因肇事者离开现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系在事发后经调查取证找到孙樟并认定其为肇事者。交警部门作为法定的认定交通事故及责任的行政部门，在本案中系在事发后根据相关证据作出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孙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核申请，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本案诉讼中，孙樟称其不是肇事者，并称被交警逼迫签署《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但孙樟提供的《深圳市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和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向本院出具的复函均认定，不存在孙樟所称被逼迫签字的情况，且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确认其没有启动对孙樟的复核程序或其他调查程序，且根据调查取证证实，孙樟就是本案肇事当事人。基于此，孙樟并无相应推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其在广东省公安厅信访事宜亦未有结论证实孙樟的主张，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出具第坪山2016xxxx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孙樟不认可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世川应得各项损失的问题，孙樟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异议。残疾赔偿金涉及的伤残等级经广东中一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何世川构成十级伤残，孙樟对此不予认可，且申请重新鉴定。基于孙樟一审中未就何世川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应在一审中主张且应举证证明原司法鉴定存在程序违法或实体错误，孙樟于一审中放弃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且未提供证据证明何世川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程序违法或实体错误，故孙樟于二审中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孙樟对于伤残等级的异议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何世川是否有被扶养人，有几个被扶养人属于客观事实，其提交的户口本、居委会和派出所证明是对何世川父母身份状况的证明，孙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世川不存在以上两位被扶养人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何世川有两名被扶养人需要扶养，并因此计算何世川的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孙樟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异议，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孙樟主张怡景食品公司作为Axxxxx8车辆登记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孙声胜确认其为车辆实际权利人，且车辆由其和孙樟使用，孙樟没有证据证明怡景食品公司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其有关怡景食品公司应承担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中对于诉讼费承担的认定出现孙声胜承担费用的情形系笔误，原审法院已经出具民事裁定书对该笔误异议补正。	对于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本院认为，涉案Axxxx8车辆由怡景食品公司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财产一切险，驾驶人显示为孙声胜。根据涉案保险单条款的特别约定，驾驶人员应与车辆一一对应，出现人车不对应时，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属于免责条款，但在保险单条款中却未把该条列入第二部分“免赔设定”中，而是列入特别约定的第一条“整体适用规则”中。该整体适用规则分为独立的五款，有的规定了免责情形，有的未规定免责情形，且规定免责情况的条款中包括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应适用于本案的第4款，均未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等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故可以认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平安保险公司并未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提示，故该条款不能产生效力。平安保险公司据此主张免责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对何世川各项损失的认定无误，对孙樟、平安保险公司应对何世川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亦正确，孙樟、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65元，由上诉人孙樟承担2115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1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雪  梅	审判员 陈  云  峰	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