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安民初字第0502号
原告申翠娟。
委托代理人李琮。
被告海安县城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南路12号1101室。
法定代表人周道。
委托代理人陆海飞。
第三人张建强。
第三人海安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北路3号405室。
法定代表人孙泽军。
第三人陈惠。
第三人陈梅兰。
第三人陈华。
第三人陈芳。
第三人陈萱。
第三人陈玲。
第三人陈群。
原告申翠娟与被告海安县城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莫亚敏独任审判，并于2013年11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翠娟的委托代理人李琮、陈群，被告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海飞、孙泽军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被告城投公司的申请追加海安县城镇房屋拆迁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张建强、陈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2014年3月4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申翠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琮、陈群，被告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海飞，第三人拆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泽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建强、陈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后本院依职权追加陈惠、陈梅兰、陈华、陈萱、陈玲、陈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4年6月27日，本院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申翠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琮，被告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海飞，第三人拆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泽军，第三人陈萱、陈玲、陈芳、陈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2014年8月12日，本院第四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申翠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琮，被告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海飞，第三人拆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泽军，第三人陈萱、陈芳、陈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陈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申翠娟诉称：我母亲申杨氏仅生育我一人，老人生前有位于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42号住房1套。此房在50年代被改造。我母亲于1974年去世。2009年，海安县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办公室将该房发还给我。按照私房改造的政策规定，该房在上世纪80年代就应当落实给我，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是因为这个房屋里在落实政策前作为政府的公有住房出租给了其他的居民，一直到2009年5月该房列入拆迁才给我。2009年9月27日，被告城投公司委托第三人拆迁公司与我儿子陈群签订了海安县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被告拆除我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42号私房43.01平方米，我应得拆迁补偿款103896.31元。协议第七条还约定，我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作为安置房。很快，被告给付了我全部拆迁款，我将房屋交给被告拆迁。现在时间过去三年多了，被告一直不给我安置。2012年11月27日，我家才从城投公司拿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复印件，发现我儿子陈群签名一栏中还出现另一委托代理人张建强的签名。我不认识张建强，也从未委托过除儿子陈群以外的任何人。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城投公司按照2009年9月27日协议约定，在恒源区域为我安置政府限价房、在东大街区域安置期房。
被告城投公司辩称：（1）原告提起是撤销权诉讼，已超过法定1年期限；从协议签订、履行到收到诉状已有3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原告从未与被告交涉，也没有做过任何否认协议的表示，更未依法主张过相应的权利，应当视为原告认可其女儿陈芳的代理行为。（2）案涉房屋拆迁过程中，都是由原告儿子陈群和女儿陈芳共同代理，他们一同拿着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发还房产材料找到当时的拆迁工作组，并请求给予货币安置，安置房号（安置房指标）也请人帮忙处理。案涉拆迁协议有其儿子陈群签名，委托书由系其女儿陈芳代签。案涉拆迁补偿款及出卖房屋的款项均由陈芳领取。原告申翠娟其实是自己认为拆迁安置房房号贱卖了，数年后又想反悔而已。如原告要追究责任，应追究陈群、陈芳的法律责任。（3）按照（2013）安民初字第012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讼争协议洽谈及签订前后，申翠娟左臂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白天均由陈芳负责照料；委托书中记载的委托原因也是原告年老不便，因此被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陈芳的行为系有权代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拆迁协议已完全履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包含案涉拆迁房屋的账册，包括案涉房屋审核结算报批表，原告申翠娟、第三人张建强的身份证复印件，房地产公司（该拆迁安置区域安置房的建造商）的收款收据、承诺书、结算结转通知书，陈芳代申翠娟书写的委托书。证明原告对案涉拆迁协议的签订和卖房号的事实是知晓的，第三人陈芳的行为是有权代理；被告城投公司对案涉拆迁协议已经完全履行。
（2）严某名下的中国银行存折以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上述存折账户银行交易记录。证明案涉的拆迁补偿款和卖房号的款项均打到陈芳的银行账户，并佐证陈芳的行为是有权代理。
（3）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证明了案涉拆迁房屋协议洽谈、履行过程中，陈群、陈芳提交的所谓申翠娟的委托书上的申翠娟的签名虽是第三人陈芳所签，但陈芳在拆迁的过程中并不是擅自所为，而是有权代理。
（4）申请法庭调取的海安法院（2013）安民初字第012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事实，2009年8月20日期间因申翠娟左臂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白天均由陈芳负责照应；原告申翠娟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像拆迁的事情委托子女，特别是共同生活的子女去办理在情理之中。
（5）证人周某的证言。周某证明，2009年其代表拆迁公司与陈群签订了1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是关于落实政策的1套房子。订立协议时，由于是落实政策的房子，故只有区位价和建安价，拆迁款十几万元。当时订协议的时候，都是陈群和陈芳同工作组洽谈的，其并不认识申翠娟本人。按照规定应当由申翠娟与拆迁实施部门签协议，但陈芳与陈群说她母亲身体不好，才由他们代签协议的。当时拆迁安置房计划并不紧张。陈群这一户，协议签订好以后想卖安置房计划，就拜托周某他们帮忙寻找接受安置计划的人。后来严某帮他在四海公司找了个人接受这个计划，具体交接的情况周某不清楚。严某一开始并不是在周某所在的工作组，周某等与陈群签订协议的时候严某在第二大组，周某在东片第四工作组。拆迁工作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几个拆迁工作组就变成了一个大组。合同上“该户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是周某写的。
（6）证人严某的证言。严某证明，其不是申翠娟拆迁房屋所在工作组的成员，他们签拆迁协议严某不清楚。陈群、陈芳说不买安置的房子，请严某他们帮忙将安置房指标卖掉。因为他们工作组的人不认识人（认识的人不多），而严某认识四海公司的副总张某。严某就请张某将这两个指标（是指申翠娟与陈芳两人分别的拆迁安置房指标）卖掉。因为申翠娟的被拆迁房屋是落实政策的，她的协议补偿款1分钱都不好加，她家里就因此不签协议。为了能够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以有一笔10000元左右的补偿款就在写在陈芳名下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协议中。购买陈芳安置房号的人给了钱以后，严某就把加在陈芳安置补偿协议上的一万多元拿出来给了陈群。申翠娟的安置房号卖给了张建强，连同协议的补偿款、安置房指标共卖了12万元。严某将银行卡号报给了张某，让张某将钱打到严某的银行卡上。2009年10月12日存折上的12万，就是张建强的亲戚张爱红转到严某卡里的；还有一笔246387元是2009年9月29日由购买陈芳的安置房指标的人打到严某银行账户的，具体是谁购买的严某不清楚。存折上2009年10月9日取的9660元，就是前文提到的额外加给申翠娟的补偿款。张爱红是自己先从银行把钱拿出来存到自己的名下，第二天张爱红又将以前存入的钱拿出来存到严某的银行卡上。严某2009年9月29日至2009年10月12日的银行存折中反映的存款中，除了120001.2元是申翠娟的，其他都是陈芳的。等他们将委托书及交房的交接单都弄好后，10月12日陈群和陈芳一起去银行拿钱的。委托书上申翠娟的名字是陈芳签的，指纹也是陈芳按的，其他内容都是严某写的。委托书上的“张建强”也是严某签的，但是后来签的。协议上第2页上的“张建强”也是严某签的，是张某让严某代签的。
（7）证人康某的证言。康某证明：“我是2009年5月10日到东大街东片第四拆迁工作组的。到国庆节以后才知道申翠娟的，原来不是一个组合并成一个组才知道有申翠娟这么个人的。谈拆迁协议时，经常到我们办公室的只有陈群和陈芳，具体谈都是与我们社区的人谈的。拆迁协议抬头上面合同当事人一方的‘张建强’是我写上去的。当时陈群没有带申翠娟的身份证，我们让他回去将申翠娟的身份证拿来核对以后才将‘张建强’三个字写上去的。签订合同几天以后才签的‘张建强’的名字。”
（8）证人张某的证言。张某证明：“我在四海房地产售房部工作。张建强是我朋友的朋友。2009年的哪一天我不记得了（是在东大街拆迁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我们那里找我们帮忙卖房号。当时我们并不愿意，怕惹麻烦，但严某以前与我是一个厂里的。她说了好话，说怕拆迁工作任务不得完成，我才答应她帮卖房号。因为张建强本人不在海安，就由我来经办。以后就将钱给了卖房号的人，花了多少钱我记不清楚，但卖房号的人是个女的，姓陈。她共卖了两个房号，分两次办的。一个卖给张建强是我代办的；另一个是卖给了谢斌与陈洋，他们是自己去办的，我没有参加。账册上承诺书上张建强的字是我签的。”
第三人拆迁公司述称：我公司的答辩意见同城投公司。另外，原告诉称2012年11月27日才从拆迁公司拿到协议复印件不是事实。案涉拆迁协议签订后，由于原告要将安置房号卖掉，故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要交给购买房号的人，再由购买房号的人取代被拆迁人与拆迁安置部门办理安置房的交款手续，所以原告并不持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陈群为了达到恶意诉讼的目的，去年下半年找到拆迁公司孙泽军，怕孙泽军不同意给他复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就编了一个理由说他东大街的拆迁指标卖掉了，但由于他没有拆迁协议，所以具体补偿多少记不得了；他现在恒源新村也有套房子被拆掉了，因为是强制执行拆掉的，他认为那边的补偿款可能补少了，要拿出东大街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比较一下。孙泽军问他东大街的拆迁指标卖了多少钱，他说卖了5000元。在此情况下，孙泽军才将存档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复印了1份给了陈群，陈群拿着这份协议复印件作为证据起诉城投公司。
第三人陈群述称：（1）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03896.38元是由拆迁工作组的严某给我们的，不符合流程；且相关的被拆迁房屋交接手续也不是我们办理的，所有的签字都不是我们签的，是造假的，我们不认可。（2）被告城投公司没有公开拆迁政策，欺骗我们说落实政策的房子没有安置和回迁。（3）被告城投公司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卖拆迁指标自己发财。（4）委托书上申翠娟的签字不是申翠娟本人所签，也不是陈芳所代签，而是严某写的。我们要求对委托书上申翠娟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为进行鉴定，是针对申翠娟就东大街125号被拆迁房屋的安置协议引起的诉讼案件中的委托书进行鉴定，并不是申请对本案中出现的委托书进行鉴定。那个案件的承办人将两个案件弄混了，作出了错误的鉴定。（5）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周道，他同时也是住建局的党委书记和局长，不符合政企分开的规定。（6）涉案的拆迁补偿协议明确选择政府限价期房奖892.89元，这说明我家在东大街还有1套回迁房，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我不放弃对该套房屋拆迁的权利。
第三人陈芳述称：当时拆迁安置补偿的经办人是我弟弟，我对妈妈拆迁房屋的事情不清楚。我放弃该套房屋的权利。
第三人陈萱述称，由我妈妈享受房屋权利，我先放弃。
第三人陈玲述称，我放弃该套房屋的权利。
第三人张建强、陈惠、陈梅兰、陈华未答辩。
针对被告城投公司的举证，原告申翠娟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中承诺书不认可，该承诺书中“张建强”和拆迁协议上的“张建强”不是同一个人所写；收款收据的收款方没有人签字，真实性不认可；对转账存根中金额与前面协议载明的数字不符，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于证据1中审核结算报批表被拆迁人一栏增加了张建强这一事实，我们不清楚，该审核结算报批表也没有原告或代理人的签字，因此不认可。对于证据1中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于证据1中2009年10月12号结算转结通知书我们不清楚，原告没有办过转结手续。对证据1中所谓的申翠娟的委托书不认可。该委托书中申翠娟的手印不是原告本人按的；对原告的身份证认可；张建强的身份证我们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不知道。对证据1中房屋交接单不认可，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份交接单。
对于证据2中，存折没有名字；付款日期和金额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存折的名字是张爱红，与本案没有联系。严某汇出的金额与我们没有关系。2009年取的一笔钱金额是多少我们看不清楚。10月12日存入的金额与本案也没有关系。
对于证据3，当时是要求鉴定案号为0124号委托书上的签字，结果给做成了这个案件的鉴定，我们对于0124号那个案件已经申请再审，本案中也要求撤销这个鉴定。
对于证据4，申翠娟是2007年骨折的，是陈玲照顾的。因为陈玲与陈群是跟老人住在一起的，当时说的是2007年而不是2009年，所以0124号案件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对案号为0124号这个案件已经申请再审。
有关证人证言问题。四位证人虽能证明张建强的名字是谁在什么时候代签的，拆迁合同上的金额是从何而来的，被告一共给付了多少钱。但是，也有一些证人说不清，证人证言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卖房号是与谁谈的，严某说是与陈芳和陈群谈的，2009年10月12日也是陈芳与陈群到银行拿钱的，但是原告代理人陈群认为他没有去拿这个钱。关于补偿款问题，证人严某讲除了协议上的103896.31元以外，还有一笔不到一万元的补偿算到了陈芳头上，他认为除了这两笔以外，剩余的6、7千元钱是卖房号的。由于张建强买房号没有与原告方任何人签协议，所有对卖房号钱的数目上无法确定。原告五女陈萱婆婆家的房屋拆迁时，与购买房号的人就签订了协议书；这个协议书中就约定了房屋的指标卖给了谁，总价是多少，手续是什么时间办理的，购买人交了多少定金。而本案卖房号的协议就没有原告家任何人参与签字。张建强作为买房人在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他的签字，至今也没有露面，所以对张建强是否确实存在我们也持怀疑态度。
第三人陈群质证意见同原告申翠娟。
第三人陈芳质证认为：我没有参与也不清楚，对这些证据我不认可。委托书上申翠娟三个字不是我写的，对鉴定意见不认可。陈群签字的安置协议我认可。
第三人陈萱认为，我不发表意见，对这些材料我不清楚。
第三人陈玲认为：对证据我不发表意见。拿钱这回事，我帮我妈妈拿的是现金，我回家就现金交给我妈妈。
2014年1月28日，本院询问第三人张建强，张建强向本院陈述：“我想买个房子，就去找同心中介。同心中介说有个房子可以直接办证（直接办成我的产权证）。我就直接去丽都嘉园看房子，当初中介跟我说可以直接办证。房子看好了之后，我们就与中介签协议。协议上甲方签字时就是写有“张爱红代”。首付款给了中介，中介还帮我办了贷款。后来我找人看房子，说房型不好，我就转手卖了。2009年3月27日的委托书及2009年9月27日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的张建强字样，应该不是我签的，记忆中没有签。我不认识申翠娟、陈芳。我共付款给中介十几万，其余房款是贷款的。中介费大概有几千元。”对于张建强陈述中提到的所谓的中介协议等事实，张建强没有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原告质证认为：我们不清楚张建强是什么人。张建强说的内容与拆迁公司所说的完全不一样。既然这个房子张建强不承认是他签的字，我们也无法确认，因此还需要问拆迁公司。既然张建强没有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应当还在申翠娟的名下。但他所说的不认识申翠娟、陈芳、陈群，是事实，因为他与原告家没有接触过。这也证实了原告没有委托任何人出售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
被告城投公司质证认为：张建强说的不是事实。通过庭审中严某、张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可以明确张建强对买卖房号的事是知晓的；且张爱红与张建强是朋友关系，二人不可能不认识。在陈群、陈芳向工作组要求出卖房号以后，再由张某衔接张建强。实际操作是由张爱红来操作完成的，张建强实际上也获得了房号所指定的房屋。至于后来怎么转卖与本案没有关系。
第三人拆迁公司质证意见同城投公司。此外，第三人拆迁公司认为，东大街拆迁全部安置到恒源新村；张某是四海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丽都嘉园、恒源新村都是四海房地产开发的；将恒源新村的房子协调到丽都嘉园，是张某私下协调的，张某安排到哪儿反正都是他开发的，并不增加政府的负担。
第三人陈群质证认为，张建强的谈话记录我们认可，张建强所说的是实事求是的。
第三人陈芳质证认为，当时我们和陈群签的协议比较早，当时还没有房号。张建强所说是事实。
第三人陈萱质证认为，房号我记得，我婆婆一个房号卖了38万，当时我们儿子、媳妇都要到现场签字并复印身份证，如果少一个人就办不成手续。
第三人陈萱未提出异议。
此外，本院向银行调取了张爱红2009年10月12日的取款凭条（取款120001.2元）、严某于2009年10月10日的存款凭条（存款120001.2元）、严某于2009年10月12日取款凭条（取款355779.84元）、严某于2009年10月12日存入陈芳银行账户355779.84元的存款凭条。
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三人张建强的陈述，综合认证如下：
对被告提供的申翠娟的委托书（包含在被告证据1中），因陈芳表示不是她所签，故申请进行司法鉴定，而鉴定意见书确认申翠娟的签字系陈芳所签。对于苏同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证据3），系本院根据原告申翠娟的申请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的鉴定，而非本院依职权自行委托鉴定，该鉴定意见（证据3）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求，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同样理由，对于被告提供证据1中的“申翠娟”的委托书的证明效力，本院亦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证据1中审核结算报批表，因其系被告的内部文件，并不产生对外的公示效力，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于被告证据1中的承诺书，因无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是张建强所为，张某是否有权代表张建强将103896元转给四海房产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故该承诺书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对于被告证据1中的收款收据，并无证据表明该收据已经送达给了原告或其代理人，故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与收款收据同样理由，对于被告证据1中的结算结转通知书、房屋产权交接单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我院调取的有关严某涉案时间段内的银行交易记录，具有客观性，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严某名下的存折记载的2009年9月27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交易记录，与本院调取的前述银行交易记录相符，与严某本人的陈述亦相符，对被告证据2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的证据3，因系生效的民事判决，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人周某、严某、康某、张某的证言，因相互印证，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张建强的陈述，因其没有证据佐证，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在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综合认证的基础上，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上世纪50年代，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于陈国彬名下位于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125号的部分私有房产改造为公房，由公房管理部门作为公房出租。上世纪80年代，对于改造的部分私有房产发还给原产权人。因上述房屋内居住有房客，致使陈国彬名下的部分房产未能全部顺利发还到位。因陈国彬已故，2009年3月26日，海安县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办公室将上述部分房屋（3间计50平方米）发还给了申翠娟。
申杨氏位于海安县海安镇复兴路42号43.1平方米的房屋，基于前述原因于上世纪50年代被改造。改造后，上述房屋为公房，由公房管理部门出租给他人居住。上世纪80年代，上述房屋按照政策应当发还原产权人。因上述房屋内居住有其他房客，故上述房屋客观上没有能够全部发还到位。因申杨氏1974年去世，上述申杨氏名下的房产于2009年5月20日发还给了申翠娟。
申杨氏系申翠娟之母。陈国彬系申翠娟公公。
陈国彬与于宝珍婚后共生养3个子女，即长女陈秀英（未婚无子女），次女陈亚平（与梅周仁结婚，未生养子女），儿子陈正元。陈正元与申翠娟结婚后，生养7个子女，即女儿陈梅兰、陈华、陈惠、陈芳、陈宣、陈玲，儿子陈群。陈梅兰七岁时，被陈亚平收养。陈国彬、于宝珍、陈秀英、陈亚平、梅周仁、陈正元分别于1964年9月、1967年6月、1988年10月、1999年6月、1995年、1997年3月病故。
2009年9月27日，陈群受申翠娟的委托与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拆迁公司就上述复兴路42号43.01平方米的房屋拆迁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人应当支付拆迁补偿、补助费合计103896.31元；被拆迁人选择恒源区域政府限价房。协议中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上被拆迁人包括“张建强”，尾部有“张建强”的签名。
协议签订后，案涉复兴路42号43.01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房计划经严某等人介绍，被卖给了张建强。张建强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连同购买房号的款项一并通过严某支付给陈芳。
审理中，原告自认收到了拆迁补偿款，但否认向张建强出售安置房号且收到了出售拆迁安置指标的款项。
2009年10月12日，张爱红从中国银行取出120000元加上利息1.2元合计120001.2元，存入严某账户。次日，严某通过中国银行向第三人陈芳汇款355779.84元。
审理过程中，原告申翠娟否认委托除了陈群以外的他人代理其与被告洽谈拆迁事宜。因此，被告向本院提供2009年9月27日申翠娟的出具的委托书，证明原告授权他人办理拆迁事宜，该委托书上有原告的签名及指印。委托书的内容为“复兴路42号拆迁户申翠娟因年老行动不便，特委托张建强全权办理拆迁、安置一切事谊。”委托书尾部，由陈芳代申翠娟签名印指印，严某代张建强签名。原告否认委托书系其所为，并提出对2009年9月27日的委托书中“申翠娟”的签名是否为陈芳所签进行指纹和笔迹鉴定。本院要求陈芳出具比对材料，并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机构出具苏同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2009年9月27日的《委托书》落款处“申翠娟”签名字迹与比对材料中“申翠娟”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而《委托书》落款处指印中可视纹线较少，其反映出的稳定的细节特征点极少，不具备检验所需的细节特征数量。原告为此花去司法鉴定费2000元。
诉讼中，原告及陈群陈述，陈群、陈玲及原告申翠娟一起居住于复兴路53号；其居住地距离前述被拆迁房屋相隔一条两北公路（凤山路）。
另查，协议签订当日的委托书系严某书写，申翠娟签名系陈芳代签，张建强签名系严某代签。同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尾部张建强的签名为严某代签、协议被拆迁人一栏张建强的名字系拆迁工作组人员康某事后添加。
2009年6月25日（本案讼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前），陈芳作为申翠娟的委托代理人与城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拆迁服务所就复兴路125号50平方米的房屋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人应当支付拆迁补偿、补助费合计128852元；被拆迁人自愿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凭房屋钥匙交接单等手续至拆迁人指定的地点按相关程序结转补偿款并选择安置房。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于2009年7月10日左右被拆除。2009年7月20日，陈芳为结转补偿款之需作为房屋移交人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在房屋产权交接单上签名。同年8月20日，陈芳代为领取户名为申翠娟的定活两便存款单一张，面值为128852元。其间，因申翠娟左臂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白天均由陈芳负责照应。2013年5月，申翠娟以未授权陈芳与城投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由，要求确认2009年6月25日陈芳与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本院于2013年9月作出（2013）安民初字第0124号民事判决，驳回申翠娟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海安县城东大街区域拆迁过程中，陈芳名下的房屋亦进行了拆迁。陈芳的拆迁安置房指标亦已售出。
上述事实，有海安县城东大街拆迁涉及私房改造遗留房屋产权发还处理审批表、海安县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委托书、苏同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国银行存款取款凭条、证人证言、谈话某、本院（2007）安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3）安民初某
本院认为：讼争拆迁房屋原为申杨氏的财产，因20世纪50年代改造为国有财产。20世纪80年代，该房产按照国家政策应予发还。尽管由于该房屋内居住有其他房客致使发还不到位，但私有财产的性质应从国家允许发还之日而非实际发还之日开始。按照国家政策，该房产应当发还时，申杨氏已经去世，故应当按照政策发还给申杨氏的法定继承人。其时，原告申翠娟与其丈夫陈正元作为共有人接受房产发还。陈正元于1997年去世，原告的7名子女取得讼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身份。
原告申翠娟虽主张其仅授权第三人陈群而没有授权第三人陈芳处分被拆迁房产，但现有证据表明，陈芳本人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连同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及出售房号的款项，是通过严某打入陈芳的银行账户，且原告申翠娟并不否认收到了本案的拆迁补偿款。此外，另案原告申翠娟的拆迁补偿款也是通过陈芳领取（以申翠娟的存单的形式）。故陈芳出面洽谈拆迁及处分被拆迁房屋及其上的权利而原告申翠娟不知情，显然缺乏事实依据。综上，陈芳处分被拆迁房屋并出售房号，系有权处分，不构成无权处分。
退一步说，即使陈群、陈芳未经原告申翠娟明确授权处分了案涉被拆迁房屋，但现有证据并不能支持被告存在与陈群、陈芳恶意串通等损害原告利益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申翠娟依法应当受第三人陈群、陈芳处分行为的拘束。至于第三人陈群及陈芳作为部分共有人，在未与其他共有人协商一致处分共有财产对其他共有人形成的侵权，其他共有人可以另行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此外，海安县城东大街区域拆迁持续了数年，作为大面积区域的拆迁，涉及的人数众多，牵涉的面也很广。居住在一路之隔的原告及第三人陈群、陈玲、陈芳等人，对于如此轰轰烈烈持续数年之久且自己数处房产被拆迁的拆迁活动，居然充耳不闻，任由被告城投公司及第三人拆迁公司大张旗鼓地将自己数处房产拆除而不过问，显然有违一般公众的认知。原告申翠娟与第三人陈芳、陈群等人辩解理由显得苍白，没有说服力。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申翠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78元，司法鉴定费2000元，合计4378元，由原告申翠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78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审 判 长 贲 华
代理审判员 莫亚敏
人民陪审员 吴达华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见习书记员 丁 吉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