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03民初913号原告：绍兴精卫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前进村3幢二楼B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9CDD96P。法定代表人：李志勇，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锦，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山君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2998号绍兴轻纺贸易中心3幢226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9BC95X5。法定代表人：张超英，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惜丹，浙江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京，系公司员工。原告绍兴精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卫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山君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月16日起诉来院,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申请，依法作出（2018）浙0603执保129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并已执行。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陶国军独任审判，于2018年3月13日、4月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精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锦、被告山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惜丹到庭参加两次庭审，被告山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京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精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勇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精卫公司诉称：原、被告之间曾有业务往来，原告销售针织坯布给被告，被告支付货款。2017年5月至8月，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了价值127385.95元的针织布，被告陆续付款7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57385.95元未付。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买受人，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支付剩余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原告为了维护合法的民事权利，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一、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57385.95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山君公司在庭审时答辩称：被告认为双方之间是有买卖交易，但是已经货款两清，双方之间共计发生货款700510.5元，被告已付70000元，剩余的510元经过协商，原告同意将该部分货款抹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以证明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了127385.95元货物的事实；证据2、面料送货单22份、出库码单2份，以证明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了127385.95元货物的事实；证据3、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2份，以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70000元货款的事实；证据4、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1份，以证明价税金额为20000元的2份增值税发票已经被告抵扣认证的事实。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5、“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司”染厂入库日报表清册1本，以证明被告确实收到过原告于2017年7月18日、7月23日交付的码单记载货物的事实，与原告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相应码单上记载的货物信息数量、品名一一对应；证据6、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志勇与被告员工王其的电话录音（通话时间为2018年3月25日21时左右）和移动公司收据各1份，以证明通话录音的对象其中一方为被告的员工王其，通过这份通话录音的内容也即王其的陈述可以得知微信号为×××的使用人为被告单位的理单员，该理单员的职务范围包括整理单据、与客户对账等，另可证实与原告交易期间被告与“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司”确实存在加工业务关系，且原告提供的货物有在“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司”进行加工的情况，并且也有被告安排车辆前往原告指定地点拉货的相应事实陈述，被告与“山淼公司”为关联公司，这两个公司在人员管理和业务上存在高度的混同，两个公司系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公司；证据7、与王其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与被告单位理单员“小杨”的微信聊天记录（后者聊天时间为2017年10月份）各1份，以证明被告收到了全部原告码单记载的货物和至今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与“小杨”的微信记录中被告员工对原告发送的对账单核实后得出过尚欠货款的数额；证据8、被告和绍兴山淼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淼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2份，以证明被告山君公司与山淼公司之间是关联公司，山淼公司之前的股东有两名即张超英和董京，后变更为张超英，至今董京仍为山淼公司的监事，董京同时还是被告的股东和监事，从股东和高管的相似情况来看，两公司是关联公司；证据9、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2份，以证明被告与绍兴士林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林公司）存在加工关系的事实，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士林公司确实根据被告的指示到原告地点进行收取货物的情况。证据10、出庭证人叶宗炎证言1份，以证明证据5记载的2017年7月18日、7月23日运送的货物是由证人叶宗炎根据客户指示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收取货物的情况，被告确实已经收到了2017年7月18日、7月23日原告码单中记载的货物。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金额为20000元的2份增值税发票予以认可，还有1份不予认可，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剩余金额只有2万余元，所以被告在收到发票后认为金额不符出现问题，并没有去进行认证。证据2，标注客户为“山淼”的时间为2017年5月24日、5月25日、6月10日、7月18日的4份送货单不予认可，因为面料送货单上的“山淼”并非被告，对7月23日重量为1376.8千克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因为没有被告公司的相关签字，对8月10日重量128.5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因为收货单位签字人员被告不认识，对其他送货单和出库单予以认可。证据3、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5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入库日报表上虽然写明了“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司染色九分厂”，但除了抬头外，没有其余证据可以看出该份日报表系士林公司的，而且原告提交的日报表上明确写明了加工单位是“山淼”，从原告提交的7月23日载明中如果确实如原告所述山淼公司与被告是一致的，被告的货物是交给士林印染加工的话，第一次庭审中送货单上的数量与士林公司的入库单上的数量是有差异的，例如，原告陈述7月23日送货1376.8千克，但这边显示不止这个数量。证据6，对李志勇与王其通话及手机号码是王其的事实予以认可，通话内容里面是否是王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无法核实，关于通话时间是3月25日已在第一次开庭后了，通话中王其表示其已经不在被告处工作了，被告怀疑存在诱导和套话的情形，对应文字材料写明李志勇是原告的业务经办，后面第一页中间又陈述他是“源迅纺织”的，李志勇存在两种身份，事实如何被告无法核实，根据通话内容，基本是李志勇在陈述，王其的回答也存在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做出一个回复，综上，被告对这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7，对涉王其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阅读原件显示时间为2015年3月25日，是在第一次庭审之后，王其作为一个兼职的业务员，而非被告的正式员工，对公司情况了解只有大概，不能以其了解以偏概全，且聊天记录无法实现原告证明目的；对涉“小杨”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说“小杨”是理单员，我公司确实存在一个女性的杨姓理单员，叫杨先伟，但理单员的职权范围并不包括对账，只是对相关材料进行收发然后报告给老板，而且我公司的杨先伟已于2017年9月20日离职，所以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对，即使真实存在，也是杨姓人员的个人行为。证据8，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两家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但不存在相关的人格混同情况，原告陈述董京以前也是股东存在一个变更情况，更加是为了分清两家公司的明细，董京才进行了转让，2016年转让后，2017年才设立了山君公司，所以两个公司是独立的。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与士林公司确实存在加工关系，但不能实现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10，证人与士林公司之间的关系无法核实，也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证人与士林公司之间存在关系，他去拉货的话老板会明确告诉他拉货单位是哪一个，而且以入库日报表上的加工单位为准，但原告要证明的二笔货物均是山淼公司而非被告公司，被告对原告的货物进行认可，不是签字与否的问题，而是按照客观事实进行认可，被告的货物基本上都是由被告公司人员自行去取货的。综上，证人身份无法核实，证人只有一个人的陈述，真实性无法核实，故认为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1、辞职报告1份，以证明被告单位的杨先伟理单员已于2017年9月20日辞职的事实。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无法确认该份所谓的辞职报告中书写的杨先伟具体是哪位人员，签署真实发生情况也无法核实，因此对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原告此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情况看，杨先伟2017年10月还一直在山君公司、山淼公司任职，并且在其职务范围处理相应的事务，从辞职报告落款时间看，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在较大出入，在原告能够形成证据链的证据内容，与被告单独的不能核实签字人员真实性的资料出现出入的情况下，原告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异议，不予认可，该组材料不能证明杨先伟已于2017年9月20日离职的情况。针对原、被告的举质证意见，结合双方在庭审时的陈述，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中2份金额为2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2中除有异议的6份送货单外的其余送货单据、证据3和证据4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中第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经认证抵扣，对相关事实缺乏直接和单独的证明作用，但是发票上载明的开票日期和价款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证据7相互印证，对本案相关事实具有一定证明作用。证据2中客户为“山淼”的送货单与本案缺乏必要关联，不作本案证据认定。证据6、证据7中涉王其微信聊天记录、证据8、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证明效力不一，但均与本案有一定关联，都作为本案证据认定。证据10证人叶宗炎关于7月23日受指示将被告货物运至士林公司进行加工的证言与证据5显示“山淼”有相同品名坯布1376.8千克入库的记载一致，该两份证据同时不同程度印证证据2、证据6、证据8和证据9相关内容，证明力可予确认，其中上述入库表虽载明加工单位为“山淼”，但考虑到被告与山淼公司存在关联并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定混同（如王其同时签收了客户为“山君”和“山淼”的码单，“小杨”在微信聊天中被问及身份时称“山淼的”，微信聊天中出现的对账清单抬头注明“山君”，增值税发票亦未明确区分等），结合入库坯布品名、时间和数量，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已收到时间为7月23日的1376.8千克货物，而以“山淼”名义入库加工可在所不论。证据7中涉“小杨”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微信“小杨”（微信号×××）系公司理单员杨先伟所有，微信体现出来的聊天记录明确完整，真实性可予确认，聊天内容涉及案涉交易数量和价款核对且与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印证，直接与本案事实关联，可作为定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1，被告待证目的为否认杨先伟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力，考虑到该份证据真实性和具体离职时间无法确定，且即使真实亦无法直接否定相关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较之原告为证明其所主张事实所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的该份证据材料对相反事实的证明力较弱，不作本案证据采纳。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山君公司因需向原告精卫公司购买黑色卫衣等针织坯布。2017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精卫公司通过“绍兴源迅纺织有限公司”向山君公司供货合价款113859.45元，山君公司陆续支付了其中的70000元，精卫公司自愿减让5362.5元，现山君公司尚余货款38496.95元未付。另查明，被告山君公司与案外人山淼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张超英，董京同时为山君公司和山淼公司的监事（董京另系山君公司现任股东和山淼公司的曾任股东），张超英系董京母亲；案外人王其系案涉交易山君公司方业务员，其同时签收了2017年5月份期间客户为“山淼”的部分送货单；案外人杨先伟（微信号：×××）曾系山君公司员工，其曾于2017年10月份期间与精卫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微信上进行了交易货物数量和价款的核对。本院认为：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确认有效。依法生效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约全面履行。原告提起剩余货款追索之诉，具体可依剩余货款=交易金额-已付款项的公式审查确认。现双方对被告已支付货款70000元的事实陈述一致且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大部分交易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争议之处在于被告否认的几笔交易是否实际存在和交易价款如何确定。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微信号×××为公司理单员杨先伟所有，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实际发生于原、被告员工之间，内容涉及案涉交易，证明力可予确认，记录中原告方出示有一份与其主张交易事实也即24份送货单对应的对账清单（含交易日期、数量、单价和协商扣款、已付金额和剩余款项等内容），杨先伟未予否认，且根据对账清单内容提出具体的开票要求，构成对交易内容的直接证明，结合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叶宗炎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已完成对相关事实的充分证明，对对账清单中涉及被告部分内容均予确认。对账清单中涉及客户为“山淼”的8份送货单，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交易对象应当理解为山淼公司，对应货款18889元不属原、被告本案交易价款；且虽然被告与山淼公司存在关联并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定混同，但尚不足以否定两公司的独立人格，被告不对原告与山淼公司发生之交易承担货款支付义务，被告亦无自愿承担之意思表示，相应部分原告可另循途径解决。本院因此确认原、被告双方交易价款总额为113859.4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70000元和原告自愿扣款5362.5元，被告未付货款认定为38496.95元，原告相应部分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尚诉请利息损失赔偿，系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之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中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酌情就低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按照相关贷款基准利息的1.3倍确定；而计算基数应考虑判决生效后被告部分支付而使剩余货款相应减少之可能，减少部分不应再继续计算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绍兴山君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绍兴精卫纺织有限公司货款38496.95元，并赔偿该款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若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对上述货款进行支付的，支付部分自支付次日起不再计算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6元，减半收取61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620元，合计1238元，由原告负担407元，被告负担831元，被告应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国军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朱陈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