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蔡甸侏重民字第00001号
原告何新红。
委托代理人尹文娇，武汉市汉阳区洲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聂飞龙。
委托代理人李君，湖北人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志勇，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新红与被告聂飞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何新红不服本院（2014）鄂蔡甸侏民初字第0019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以（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0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中，本院另行组成由审判员肖新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朱文洲、许少林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新红及委托代理人尹文娇、被告聂飞龙及委托代理人李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终结。
原告何新红诉称，被告聂飞龙与我系亲戚关系，且系培立牌绗绣机生产厂家的员工。2013年4月，我与被告聂飞龙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130000元／台向其购买4台培立牌绗绣机，即总价格人民币520000元。嗣后，我向其先行支付货款人民币500000元。货到后，我用该机器未能生产出合格产品而向生意合作伙伴支付赔偿款人民币25000元，后经多方查证才知道被告聂飞龙向我出售的绗绣机并非培立牌，而是“三无产品”。经我与被告聂飞龙多次交涉，被告聂飞龙帮我更换了2台单价为人民币145000元／台正宗的培立牌绗绣机，同时我向其另行支付人民币30000元，要求其对未予更换的2台绗绣机进行维修，但被告聂飞龙对该机器拒绝维修。由于我与被告聂飞龙所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聂飞龙返还我货款人民币240000元（500000元＋30000元-145000／台×2台=240000元），并赔偿我经济损失人民币25000元，本案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聂飞龙负担。
原告何新红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1组、原告何新红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的基本情况，其与被告聂飞龙系亲戚关系的事实。
第2组、买卖合同书原件的影印件三份，以证明程某乙曾向被告聂飞龙购买培立牌绗绣机，且程某乙所付货款也汇至被告聂飞龙账户，虽然原告何新红未与被告聂飞龙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可以认定双方为买卖关系的事实。
第3组、身份证复印件2份、租赁合同、收条、证人程某甲证言及出具的证明材料各1份，以证明证人程某甲向宋某租赁了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快活岭宋湾29号厂房后，将部分厂房转租给原告何新红并收取租赁费人民币38000元，以及原告何新红向被告聂飞龙购买4台培立牌绗绣机，但被告聂飞龙提供的绗绣机并非培立牌的事实。
第4组、银行汇款单据1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向被告聂飞龙汇款人民币500000元的事实。
第5组、培立铭牌四个，以证明原告何新红向被告聂飞龙购买培立牌绗绣机，而原告所接收的绗绣机并无培立标识，被告事后向原告送来培立铭牌四块的事实。
第6组、照片一组，以证明经培立牌绗绣机生产厂家负责人现场鉴别，被告聂飞龙提供的绗绣机并非培立牌的事实。
第7组、张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赔偿协议各1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因使用被告聂飞龙提供的绗绣机生产的产品不合格，向生意合作伙伴张某某赔偿人民币25000元的事实。
第8组、证人余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言及借条各1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向证人余某某借款人民币150000元购买培立牌绗绣机，并因被告聂飞龙所提供的4台绗绣机品牌和质量问题产生纠纷后，余某某参与调解的事实。
第9组、证人袁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言及电话录音资料各1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出资人民币500000元向被告聂飞龙购买绗绣机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同时证明被告聂飞龙提供的绗绣机出现质量问题后，袁某某帮助原告何新红要求被告聂飞龙进行维修，但被告聂飞龙拒绝维修的事实。
被告聂飞龙辩称，我与原告何新红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居间合同关系，且原告何新红要求我帮忙购买绗绣机时并未指定培立牌；即使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中的绗绣机系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并非“三无产品”，该机器现已实际运行超过一年，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机器存在质量问题，亦未举证证明其因此遭受的损失，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何新红的诉讼请求。
被告聂飞龙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付款凭证两份，以证明被告聂飞龙向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60000元的事实。
2、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原告何新红所接收的绗绣机系该公司所生产，并非“三无产品”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聂飞龙对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1、6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聂飞龙对原告何新红向本院所提交的第2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买卖合同书中双方系通过被告聂飞龙介绍达成的交易，绗绣机的卖方为诸暨市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而被告聂飞龙只是作为售后维修人员在买卖合同书上签名。被告聂飞龙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证人程某甲与原告何新红存在利害关系，且原、被告商谈购买绗绣机事宜时，证人程某甲并不在场。被告聂飞龙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上述款项系被告聂飞龙代绗绣机卖家所收取的货款。被告聂飞龙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被告聂飞龙并未向原告何新红提供培立铭牌。被告聂飞龙对证据7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原告何新红是否因绗绣机质量问题造成其损失无法确定，即使其存在损失，应由其向绗绣机卖方索赔。被告聂飞龙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原告何新红是否向证人余某某借款，被告聂飞龙并不知情，且原、被告商谈绗绣机事宜时，证人并不在场，仅参与调解双方纠纷。被告聂飞龙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原告何新红对被告聂飞龙所提交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被告聂飞龙转款的对象为个人，并非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原告何新红对被告聂飞龙所提交的证据2有异议，认为即使被告聂飞龙所交付的绗绣机并非“三无产品”，但也与原告何新红所指定培立牌不符。
经审查，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2组证据仅能证明程某乙与诸暨市培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3组证据中的证人程某甲与原告何新红系生意合作伙伴，且证人当庭陈述原、被告商谈购买绗绣机事宜时并不在场，故本院对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3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4组证据，因被告聂飞龙当庭认可收到该款项，故本院对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4组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5组证据，因被告聂飞龙否认提供培立铭牌，其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无法认定，故本院对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5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7组证据，因张某某未出庭接受质证，赔偿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原告何新红是否已实际履行均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证据7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何新红所提交的第8、9组证据中证人余某某、袁某某均当庭陈述原、被告商谈绗绣机事宜并不知情，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均不予采信。
被告聂飞龙所提交的证据1中，其汇款对象均系个人账户，不能证明被告聂飞龙代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收取的货款，故本院对被告聂飞龙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聂飞龙所提交的证据2，该份证明并无出具单位即诸暨市百灵岛缝纫设备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字，且原告何新红所接收的绗绣机并无诸暨市百灵岛缝制设备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故本院对被告聂飞龙所提交的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何新红与被告聂飞龙系亲戚关系。2013年4月，原告何新红因经营所需向被告聂飞龙求购绗绣机，被告聂飞龙电话联系绗绣机生产厂家后，原、被告口头商定以单价人民币130000元／台购买4台绗绣机，总货值人民币520000元，同时约定由原告何新红先付款人民币500000元，余款人民币20000元于货到后付清。同月15日，原告何新红通过银行向被告聂飞龙账户汇款人民币500000元。4月中旬及5月初，4台绗绣机分2批次被运送至原告何新红所在地武汉市汉阳区快活岭宋湾29号厂房，原告何新红支付运费12000元。该4台机器由被告聂飞龙组装。5月中旬，原告何新红在使用绗绣机打样板过程中发现所购机器存在质量问题，影响生产经营，遂要求被告聂飞龙予以维修，并邀请培立牌绗绣机生产厂家负责人到工厂进行鉴别，经现场甄别原告何新红所购买的4台绗绣机均非该公司所生产。原告何新红便要求被告聂飞龙调换2台培立牌绗绣机（市场单价人民币145000元／台），并同意补交差价人民币30000元。嗣后，被告聂飞龙调换2台培立牌绗绣机，并将换下的2台非培立牌绗绣机低价转卖外地。同年7月，原告何新红因未予调换的2台绗绣机多次运转异常再次要求被告聂飞龙进行维修，但被告聂飞龙以原告何新红未支付更换绗绣机的差价人民币30000元为由拒绝。同年底，经证人余某某调解，原、被告就未调换的2台绗绣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何新红向被告聂飞龙支付上述差价人民币30000元，被告聂飞龙对未予调换的绗绣机保修2年（即2014年底之前），并承担维修和更换零配件的费用；2年后则由被告聂飞龙继续维修，所需维修费及零配件费用由原告何新红承担。原告何新红按约向被告聂飞龙支付差价人民币30000元。2014年5月，因被告聂飞龙以不再从事绗绣机维修业务为由，拒绝维修未更换的2台绗绣机，经原告何新红与其多次交涉无果，故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何新红所购买的绗绣机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产品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亦无产品售后维修手册及发票。被告聂飞龙自认其于2013年4月18日起至2013年5月8日期间，向他人账户数次汇款人民币460000元用于购买绗绣机，并在此交易中获利人民币60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原、被告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本案中，原、被告的买卖合同应否解除。
本院认为，原、被告虽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双方磋商的过程来看，原告何新红因生产经营需要购买绗绣机，其获悉被告聂飞龙从事绗绣机业务，遂向其作出购买绗绣机的意思表示，被告聂飞龙电话联系绗绣机生产厂家后，向原告何新红表示同意为其购买绗绣机，经双方口头协商，原、被告就购买绗绣机的数量、价格，货款的支付及货物的交付地点等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被告聂飞龙赚取差价人民币60000元；同时，被告聂飞龙将更换的2台非培立牌绗绣机低价转卖外地，表明其能够自主处分该批绗绣机。因此，从常理和交易习惯上判断，原告何新红与被告聂飞龙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更符合客观事实。关于被告聂飞龙主张原、被告间系居间关系及60000元系绗绣机生产厂家所支付的居间及售后维修费用的辩解意见，因居间合同系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中原告何新红并未向被告聂飞龙支付报酬；被告所主张的居间方为原告何新红，绗绣机生产厂家并无支付居间费用的义务，故本院对被告聂飞龙的辩解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原、被告间买卖合同关系应否解除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何新红向被告聂飞龙购买绗绣机目的系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而被告聂飞龙所交付的绗绣机既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亦无产品生产厂厂名及厂址等相关信息，且绗绣机在打样过程中即无法正常运转，虽经被告聂飞龙多次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导致原告何新红购买绗绣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何新红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原告何新红因绗绣机质量问题于2014年8月21日诉至本院，以其行为向被告聂飞龙通知要求解除合同，故本院依法解除原告何新红与被告聂飞龙间买卖合同。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原告何新红主张被告聂飞龙返还其购买的2台非培立牌绗绣机货款人民币24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何新红应向被告聂飞龙退还其所交付的2台非培立牌绗绣机。原告何新红因绗绣机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因其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何新红要求被告聂飞龙赔偿损失人民币25000元的诉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聂飞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新红人民币240000元，由原告何新红退还被告聂飞龙所交付的非培立牌绗绣机2台；
二、驳回原告何新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75元，由原告何新红承担人民币498元，被告聂飞龙负担人民币4777元（原告何新红已垫付，应由被告聂飞龙执行时一并返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XXXX；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行号：XXX。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肖 新
人民陪审员 朱文洲
人民陪审员 许少林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瑞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