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48178号
原告:任红芳，女，1994年11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凤，北京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波，北京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号。
法定代表人:张亚兰，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急救中心，住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中，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戎，北京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建，男，1984年1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
被告：陶立伟，男，1991年6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建平县。
被告：建平县青松岭乡卫生院，住所地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青松岭乡铁营子村****号。
法定代表人：李广明，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学富，建平县博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任红芳（以下称姓名）与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称高碑店卫生中心）、北京急救中心（以下称急救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建平县青松岭乡卫生院（以下称青松岭卫生院）、周建（以下称姓名）、陶立伟（以下称姓名）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任红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凤、曹波，高碑店卫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急救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戎、王立，青松岭卫生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学富，周建、陶立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红芳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675.48元，护理费900元，住院伙食60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23日，任红芳临盆即将生产，拨打120，由高碑店卫生中心派车由任红芳家中接走送往医院急救，高碑店卫生中心却无故将任红芳转送给另外一辆外地在京医疗机构的120急救车，将任红芳送往山东老家救治。该外地在京医疗机构所派急救车辆只有司机，并无医生及相关医疗人员，致使任红芳腹中胎儿窒息而亡。这一悲剧的发生不仅给任红芳造成了身体上的严重损害，也给任红芳及家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任红芳一家本幸福美满，却无故承受此丧子之痛。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诉。
高碑店卫生中心辩称：2016年7月23日11点47分，高碑店急救站接北京市120调度任务单，任务单显示：“患者任红芳，女性，20岁，破水、头胎，病情急危重，担架不需要，地点在朝阳路大黄庄桥下东侧200米。”当时车组人员是医生王X、护士徐XX、司机王XX，一同赶往现场，途中电话联系家属询问孕妇病情、指导家属让孕妇平卧、不要随意移动。12点到达现场，见孕妇及家属站立在路边等侯，车停稳后医生和护士将孕妇搀扶到救护车上，医生问家属为什么破水了还在站立等候，家属回答“没有破水，可能要生了”。医生再询问病史，在北京的医院没有进行过产前检查，具体的孕周也不清楚，估计有几天就要生了。护士给患者做心电监护、监测血氧、血压等，检查结果：血压120/700mmHg，血氧99%，心电监护显示心电图正常。医生询问“要送往哪家医院？”男家属说“民航吧”，医生答“可以”，但女家属拒绝去民航医院，说“未建立孕妇产前档案也没有做产检，所以公立医院不收，哪家能接收就去哪家医院“，又问“那去和睦家医院可以吗？”家属没有回应，医生又问120司机“最近那家医院能接收？”回答说“不知道，五洲女子医院吧，但也不保证，原来曾经送过某破水孕妇去未建档医院救治，医院未接收，让孕妇去建档医院生产。医生又说让家属打电话询问，孕妇家属没有回应，又问“在医院是否有认识人是否能接收生产？去私立医院行不行？”家属说“私立医院比较贵，不愿意送”。家属问“我是否能去北京以外的地方，要回老家山东菏泽生产，”司机说“去不了外地，只能在北京接送病人”，后来多次与孕妇家属沟通交流并嘱家属尽快决定去往哪家医院，之后3名家属商量未果，下车协商。医生与护士在救护车中观察并护理孕妇，经检查后确认孕妇没有破水，并再次询问孕妇孕周及相关检查情况，安慰缓解她的紧张情绪，10分钟后下车询问家属送往哪家医院，家属告诉联系了通县某军区医院等消息，5分钟后告诉说“那家军区医院不接收此类孕产妇”。继续催促患者家属尽快决定去向。家属继续强烈要求司机找一辆可去外地的120救护车，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司机想起5月份在朝阳医院急诊门口认识一个可去外地的120司机，家属让司机与之联系，同时询问收费标准，司机拨通了该人电话，询问是否能去外地及收费标准，回答说“去山东菏泽10元／公里，往返共计费用12000元”。司机便转告家属收费标准及费用，家属同意让可以去外地的救护车到现场接孕妇。家属告诉医生已经联系了一辆救护车，很快就到，让车组等等。等待中医生继续监测孕妇生命体征并给予她心理疏导，并再次向家属交代孕妇病情，告知可能发生的危险以及不及时治疗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且让孕妇父亲签字。30分钟后从朝阳路由西向东驶来一辆救护车，该救护车到达后家属和护士将孕妇搀扶到该救护车的担架上。本站医生再次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告知回老家路途遥远，可能会发生意外情况，为了孕妇安全最好及时就诊送往就近医院，但孕妇家属拒绝；向救护车上的医生详细交代孕妇情况。护士返回车内开收费单及发票，找家属结账之后该救护车离开，然后沿着朝阳路向东驶去。本单位车组随后离开现场同时向120调度中心汇报，“该患者未送，回站”在整个过程中，孕妇神志清楚，语言流利，生命体征平稳。被告认为：1、120急救车派车属于院前急救，整个过程没有违反诊疗规范；2、患者本身存在过错，提出了不合理的转院要求；3、外地救护车的急救行为存明显的过错。因此，原告的损害与被告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原告的5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诉求明显畸高，于法无据。
急救中心辩称：急救中心于2016年7月23号11点32分接到电话，及时派了高碑店卫生中心的车去执行任务，急救中心就是一个调度任务，也及时完成了。高碑店卫生中心是独立的法人，上级单位是朝阳卫生局，和急救中心没关系，急救中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青松岭卫生院辩称：一、×××号救护车是我卫生院的救护车，此车不是120院前急救车，本案陶立伟是我卫生院雇员，为×××号救护车司机。二、我卫生院救护车于2016年7月23日接送任红芳（患者）及家属院后运送回山东菏泽老定一事，卫生院知道，并同意陶立伟院后运送。陶立伟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我卫生院的救护车只院后接送患者，不是120院前急诊急救车，不配备相关的急救医疗设施，被运送的患者及家属不要求医护人员陪护，我卫生院不安排医护人员。三、本案任红芳父亲任XX2017年7月23日在高碑店派出所报警询问笔录中自述：2016年7月23日上午9时，任红芳腹痛，10时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大黄庄大桥东200米处拨打120电话。15分钟左右，北京市120急救中心急救车到达现场；11时，陶立伟驾驶的×××号救护车到达现场与高碑店卫生中心随车大夫王X在高碑店派出所询问笔录陈述：2016年7月23日11时41分，接被告北京市120急救中心派车单，时间不相符。任红芳家属报打120急救车电话之前已过2小时30分，高碑店卫生中心120急救车接派单到现场至被告陶立伟驾驶车×××号救护车到现场；又过1小时30分；陶立伟下午13时接送原告及家属期间，都存在导致任红芳胎儿死亡的情况发生。因此，任红芳胎儿的死亡时间无法确定。任红芳诉讼请求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四、陶立伟院后运送任红芳及家属回山东荷泽老家是任红芳及家属的要求，青松岭卫生院的行为没有过错。当时是高碑店卫生中心急救车120司机王XX介绍的，高碑店卫生中心未将任红芳送到就近医院治疗，接急诊后，中途联系周建，转给陶立伟救护车运送任红芳及家属，陶立伟接送任红芳及家属后，途中发现任红芳腹痛加重，建议任红芳和家属就近医院治疗，并得到任红芳家属同意后，陶立伟急速下高速公路，将任红芳送到廊坊广阳区妇幼保健院治疗，经B超检查胎儿死亡，不能做手术，陶立伟又按任红芳家属要求将任红芳送到香河县人民医院治疗。陶立伟未收取任红芳及家属任何费用，整个运送过程采取了积极可行的救护措施，保证了任红芳的人身安全，对任红芳产生的胎儿死亡没有过错，不能承担任红芳的任何赔偿责任。五、高碑店卫生中心、在接北京市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任红芳过程中存在过错，已经收取了任红芳门诊和诊疗费用，计70元，发票盖有高碑店卫生中心的公章，任红芳和高碑店卫生中心形成了急救救护关系，高碑店卫生中心有义务将任红芳送到就近医院急诊治疗，高碑店卫生中心出具的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简要病史记载：患者半小时突然出现腹痛，去私人诊所就诊，告知宫口打开2指，故家人打120送医院就诊，任红芳的病情符合急诊条件，据此，高碑店卫生中心应将任红芳送到就近医院急诊治疗，可高碑店卫生中心医护人员和司机误导任红芳和家属说：没有档案，不能在北京生产，北京1**急救车不能出北京，将任红芳通过高碑店卫生中心周建（个体业主）介绍给陶立伟运送。高碑店卫生中心在答辩中自认任红芳当时已经破水，属于急救重病人，不符合外地转运，高碑店卫生中心随车大夫王X对患者未做生产的有关检查项目：如胎心检查、是否破水及与胎儿的相关检查，是导致任红芳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高碑店卫生中心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任红芳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任红芳对高碑店卫生中心建平县青松岭卫生院和陶立伟的起诉。
周建辩称：高碑店卫生中心的司机给我打电话说找一辆能去外地的救护车，我就帮他们联系了一辆，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陶立伟辩称：我是青松岭卫生院的雇员，我开的×××号救护车去接的任红芳，当天我们到朝阳医院送的病人，车上没有医护人员，送完病人就回去了。这是后接到电话，说有一个去山东的，我问了需不需要医护人员，他们说不需要，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孕妇，之前也没有跟我们说是孕妇，当时跟我说肚子疼，要去山东，我问为什么不去医院，他们说没有建档，北京医院不收，其实北京的医院是收的。这时候病人就被扶上车了，我说回山东太远了，然后出了北京就送到河北的医院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23日上午，任红芳因腹痛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大黄庄桥东200米处拨打120。急救中心提供的任务流水统计日报表显示，来电受理时刻为11时32分50秒，呼救原因为破水，头胎，伤病程度为急危重。急救中心调派高碑店卫生中心出车，司机为王XX，医生为王X，护士为徐XX。救护车接上任红芳后，大夫王X为任红芳做了心电监测及血氧检测。任红芳向高碑店卫生中心缴纳了费用70元，包括救护车费50元，卫生材料费7元，检查费13元。
因在北京的医院没有建档，任红芳及家属决定回山东生产。《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记载有以下内容：“初步印象：腹痛待查……7、其他：患者亲属拒绝就近去医院救治，如出现病情变化，生命体征消失等情况，后果自负……以上第7项内容我已经知晓，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签字为凭”。任红芳之父任XX在上述《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后签字。后，高碑店卫生中心急救车司机王XX联系周建，周建又联系青松岭卫生院急救车司机陶立伟，陶立伟驾驶×××号急救车至大黄庄桥接上任红芳，并向东行驶。该车辆上没有配备医生和护士。在×××号急救车行驶出北京后，任红芳身体不适，陶立伟将任红芳送至廊坊市妇幼保健中心，超声检查结果为：“宫内晚孕——考虑胎死宫内。”
之后，任红芳被送往香河县人民医院，并于当日至2016年7月29日在香河县人民医院行剖宫取胎术并住院治疗，出院诊断证明书内容为：先兆早产，胎盘早剥，胎死宫中。轻度贫血于2016-7-23行剖宫取胎术，手术产一女死婴。建议休产假三个半月，注意休息等。任红芳共支出医疗费7605.48元。
事发后，任红芳父亲任XX报警。根据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任XX称“2016年7月23日10时许我们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大黄庄桥东200米处拨打了120电话，叫了120急救车，十五分钟左右后一辆120急救车来到了大黄庄桥东我们等候的地点，急救车的司机问我们去哪家医院，我说我闺女没有在北京建档，不知道去哪家医院，司机就对我说他给我联系一辆120急救车，能够拉着孕妇回老家山东菏泽，车费要12000元钱。”。高碑店卫生中心司机王XX称“我和大夫王X、护士徐XX接到调度的命令单，其接孕妇上车后，大夫王X问孕妇有没有在北京建档，孕妇家属说没有建档，我对孕妇家属说我们原来拉过这种情况的孕妇，北京的医院可能都不收，后家属联系了通州的医院，医院也说不收，我就问孕妇家属想去哪，孕妇家属说拉回老家山东菏泽。后我联系了另一辆急救车”。高碑店卫生中心大夫王X称“任红芳上车后，其和护士给任红芳做心电监护和测血压，照顾和安慰孕妇，其询问孕妇之前又没有做过胎心监护，孕妇称没有做胎心监护，孕妇和她母亲说没有在北京建档，也没有做过任何检查，她们一会儿说要去燕郊生产，一会要说回老家生产，最后她们家人自己讨论出结果来说是要回老家……孕妇当时没有破水的症状。”
本案审理过程中，任红芳曾申请对高碑店卫生中心及急救中心在胎儿死亡过程中是否有过错及过错参与度申请鉴定，后又撤回该鉴定申请。
经询问，王XX称其和周建系因在朝阳医院送病人时认识，其和车组人员联系别的救护车没有提成或好处费。
另查，青松岭卫生院系×××号急救车的所有权人，陶立伟系青松岭卫生院急救司机，青松岭卫生院称事发时陶立伟为职务行为。事发时，该急救车上没有配备医生及护士。
再查，任红芳称其收入来源为和父母做小买卖，租赁摊位，开馒头店。
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医疗费票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急救中心的在接到任红芳电话后，即调度了高碑店卫生中心的车去执行任务，对于任红芳后续病情的发展及恶化不具有过错，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救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疗机构救治”。高碑店卫生中心在救治任红芳的过程中，本应根据就近、救急的原则将任红芳送至相关医疗机构救治，但根据双方陈述及相关证据，高碑店卫生中心在没有给任红芳怀孕的胎儿做相关检查、且未送至相关医院经妇产科专业医生诊治的情况下即告知其因未建档北京的医院可能不收，对于任红芳作出回山东老家生产的决定存在一定误导，之后又为任红芳联系车辆，在其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虽然《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记载有“患者亲属拒绝就近去医院救治，如出现病情变化，生命体征消失等情况，后果自负”等内容并有任红芳之父任XX的签字，但高碑店卫生中心作为专业的医疗单位，并未举证其已经如实评估并告知患者相应风险，应当对任红芳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青松岭卫生院系×××号急救车的所有权人，根据该车辆注册证、行驶证及车管所登记信息，该车辆性质为“救护车”，该车辆外观亦印有120的标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救护车专业标准》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救护车应配备相应的设备，院前急救工作包括现场抢救和转运途中救治、监护。而青松岭卫生院的救护车上，没有配备医生及护士，在任红芳拨打120急救之前已经出现腹痛等症状的情况下，难以对任红芳实施及时的救治，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其和高碑店卫生中心系分别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双方的责任由本院根据本案的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等予以确定。陶立伟系青松岭卫生院职员，事发时系职务行为，故青松岭卫生院应当就陶立伟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任红芳在其自身已经出现腹痛等症状，自己认为可能要生产的情况下拨打120急救，却不顾回山东老家路途遥远，仍然经和家人讨论决定回山东老家生产并签署了《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过错，故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对高碑店卫生院和青松岭卫生院的责任予以减轻。
关于任红芳主张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及误工费，由本院根据任红芳提交的证据，结合任红芳的工作就医等情况酌情予以确定。考虑到胎儿死亡给任红芳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任红芳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根据高碑店卫生中心及青松岭卫生院的过错程度、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酌情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任红芳医疗费二千二百八十一元六角、护理费二百七十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一百八十元、营养费一千五百元、交通费三百元、误工费三千六百七十五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二、被告建平县青松岭乡卫生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任红芳医疗费二千二百八十一元六角、护理费二百七十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一百八十元、营养费一千五百元、交通费三百元、误工费三千六百七十五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
三、驳回原告任红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76元，由原告任红芳负担8176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担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任红芳），由被告建平县青松岭乡卫生院负担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任红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娜
人民陪审员 洪 光
人民陪审员 张培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赵帛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