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2民终22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顺财，男，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勇勇，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万州区，现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小平，重庆天亿（涪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顺财因与被上诉人崔勇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顺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1民初4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2.改判解除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或代持股口头协议；3.依法判决由崔勇勇立即返还方顺财的出资款84万元，并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崔勇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合同成立有效，方顺财与渝楚公司及其他股东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006年崔勇勇与上诉人口头约定，将其持有渝楚公司的股份让与方顺财3%，正是基于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无法记载于股东名称，变更工商登记，才由崔勇勇对公司享有股东权益，崔勇勇再将3%的股东权益分配给方顺财，双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认定为非典型意义的代持股关系，因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仅约束合同的相对方，对渝楚公司及其他股东没有约束力。上诉人认为，《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能够证明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成立，《股份说明》具有合同性质，就是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即使法院认为《股份说明》不构成代持股合同，也应当认定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具有代持股口头合同，试想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如果没有崔勇勇出具的《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崔勇勇一定会否认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法官还会认定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吗？再比如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借条仅载明借款及数额，没有明确还款及还款时间、利息，难道借款人单方面出具的借条就不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了吗？正是基于《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一审法院才认定崔勇勇与方顺财的代持股关系。《股份说明》中崔勇勇按双方的协商及方顺财的实际出资向方顺财出具的代持股债权凭据，方顺财接受《股份说明》的意思表示未提出异议即为合同，双方的代持股关系承载于《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之中，《股份说明》具备了《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三要素，即权利义务的主体(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标的和数量(崔勇勇持有渝楚公司12%的股份中方顺财占3%)，崔勇勇与方顺财的合同关系成立，其他未尽事宜未作明确约定的，可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对股份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确定，《渝楚分配说明》中有关公司“贷款风险、收取代持股管理费”的权利义务在《股份说明》没有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内容系渝楚公司对股东的要求，对“占股份”依照相关法律也不能解读出隐名出资人必须承担如此义务，这是崔勇勇强加给方顺财的，方顺财不能接受，方顺财在《渝楚分配说明》表明了异议，故《渝楚分配说明》中该部分内容不能约束方顺财，其他无争议部分内容可以确认《股份说明》中方顺财的出资金额。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方面，崔勇勇扣留方顺财应分得的利润违反合同约定，并明确表示要继续扣取管理费，依法应予解除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另一方面，崔勇勇与方顺财双方均同意解除代持股关系，法院应在判决主文中判决解除双方的代持股合同，即使法院认为《股份说明》不构成合同，人民法院也应解除双方的代持股口头合同。对于代持股关系，仅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代持股合同的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没有作特别规定，故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合同的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也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六条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履行与实际出资者之间的合同，致使实际投资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实际投资者请求解除合同并由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崔勇勇违约事实充分，依法应予解除合同。1.崔勇勇没有告知方顺财公司增资并给予方顺财相应的增资权，以致将方顺财的股份由12%中占3%稀释为12%中的1.2352941%;2.崔勇勇与方顺财之前没有约定要扣取管理费，从股权让与的法律规定及交易习惯，股东依法只承担出资义务(双方崔勇勇之前结算方顺财已出资94.5万元)，即享有3%的股东自益权，现没有证据证明该义务系渝楚公司对股东的要求，对“占股份”依照相关法律也不能解读出隐名出资人必须承担如此义务，这是崔勇勇强加给方顺财的非分内义务，方顺财不予接受在《渝楚分配说明》表明了异议后，崔勇勇在2016年3月、8月两次利润分配中仍强行扣留了方顺财应分得的利润共计111801.88元，并且在一审开庭时崔勇勇仍然表示必须继续扣留管理费，依照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二)项关于“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的规定，依法应予解除合同。方顺财请求依法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情形，合同法仅规定了合同的终止之合同解除，并非解除什么法律关系，方顺财并没有主张约定解除，而一审法院却认为不具备单方解除条件，另，既然“双方均当庭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案涉代持股关系”，人民法院应在判决主文中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合同，即使法院认为《股份说明》不构成合同，人民法院也应解除双方的代持股口头合同。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解除代持股合同不当。崔勇勇与方顺财之间的代持股合同解除后，崔勇勇应当立即返还上诉人方顺财的出资款84万元，并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判决设定代持股合同解除后实际出资人所占股份显名化的前置程序及实际出资人收回出资款的实现路径没有法律依据。崔勇勇仅让与方顺财在渝楚公司的部分股份，方顺财之前的出资款94.5万元是交与崔勇勇的，这一事实有崔勇勇提交的计算说明予以证明，该投资款非直接交与渝楚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其股份也登记在崔勇勇名下，方顺财与渝楚公司及其股东不具有任何法律关系，基于崔勇勇的充分违约事实，合同解除后只能由崔勇勇承担出资返还责任，不可能强求渝楚公司进行显名登记或返还方顺财的出资。一审判决设定代持股合同解除后实际出资人所占股份显名化的前置程序及实际出资人收回出资款的实现路径没有法律依据，以致实际出资人的权利悬空，任由名义股东的宰割，法律不可能如此设定前置程序和救济途径，该路径违背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基本法理，人民法院不应当如此助涨违约行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恰恰是对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显名化所作的条件限制，怎么可能解读为实际出资人对出资权益主张必须先行显名化的前置程序，不是方顺财不同意所占股份显名化，而是渝楚公司及其他股东与方顺财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他股东根本不承认方顺财在渝楚公司，叫我如何举示其不承认的消极事实的证据。无论是股权让与的股权转让关系，还是隐名股东显名化，均应经其他股东同意，仅仅崔勇勇同意方顺财出资的股份显名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方顺财出资股份的显名化及其他股东同意的条件或者证据均应当由崔勇勇满足和提供，均不能强加给方顺财。崔勇勇强行要收取代持股管理费，一审法院既然设定了方顺财收回出资的必经路径，那一审法院能够判决该权利实现路径吗，一审法院忽略了是崔勇勇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代持股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律后果。对于方顺财出资款额的界定，虽然崔勇勇之前结算方顺财己出资94.5万元，在2016年3月17日，崔勇勇提供的《渝楚分配说明》是经崔勇勇最近核算确定方顺财的出资额为84万元，方顺财予以认可。但方顺财不同意崔勇勇强行扣扣取5%-10%的管理费，2016年3月17日方顺财在《渝楚分配说明》明确表示不同意要求解除合同，之后渝楚公司在2016年3月28日、8月20日两次仍在分配利润，方顺财尽到自己的证明责任，崔勇勇没有提供证据否定方顺财84万元的出资额，说明至方顺财主张收回出资款时，方顺财的出资额能够界定为84万元。方顺财于2016年3月17日在《渝楚分配说明》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扣取管理费要求返还出资款84万元，因此，应从2016年3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另，本案在2016年起诉后为年底结案率，一审法官动员方顺财撒诉全额退还诉讼费，2017年再行起诉的事实，应以2016年3月17日为界点确定方顺财的出资额及利息起算时间。崔勇勇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双方发生争议是因为代持股关系而产生的，上诉人委托崔勇勇代持股份，相应的股权应是由上诉人所有，崔勇勇是受托代持。代持股过程中，崔勇勇代上诉人行使权利产生了费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另外还因股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而产生纠纷，因此利润没有能够及时地给上诉人。是否会产生管理费的问题，崔勇勇要出席股东会等事项，交通、误工等费用都会相应产生，在双方没有书面约定代持股费用的情况下，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来看，除了本案的代持股关系外还一起有其他经营活动，并且就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是进行了口头约定的。因此，本案中上诉人也应当支付被上诉人其在代持股期间行使职务而产生的相应费用。虽然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起反诉，但是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发生来看，可以看出并不是被上诉人故意克扣上诉人的利润。一审判决作出后，崔勇勇也给上诉人打款了相应的利润。2.一审中，双方就连带保证责任风险承担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崔勇勇认为，即使双方解除了代持股关系，上诉人在合同解除后直接要崔勇勇按照原出资价款收购是不公平的，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现有的股份价格是需要计算的，而不是按照当时的出资价款。3.上诉人要求崔勇勇返还出资既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不公平的，一审判决的第一、二项崔勇勇已经实际履行了。方顺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方顺财、崔勇勇于2009年4月27日达成的《股份说明》；2.崔勇勇立即返还方顺财的出资款84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3.崔勇勇立即向方顺财支付之前扣留的荆门市渝楚化工有限公司应分配利润11180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标准支付自公司分配利润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崔勇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顺财与崔勇勇等人于2006年共同出资拟设立的渝楚公司，且方顺财与崔勇勇就二人之间的代持股关系达成合意：由崔勇勇作为名义股东代为持有方顺财因实际出资而形成并享有的渝楚公司的该部分股份。2006年8月15日，渝楚公司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登记股东为崔勇勇（持有渝楚公司24%的股份）、案外人杨志刚（持有渝楚公司20%的股份）以及案外人胡永文（持有渝楚公司56%的股份）。2009年4月17日，方顺财与崔勇勇就方顺财对渝楚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以崔勇勇名义持股的份额、方顺财对崔勇勇部分开支予以承担等问题进行了结算，经结算，截止当日，渝楚公司3%的股份由方顺财实际出资，方顺财承担崔勇勇于2008年6月12日至2009年4月17日期间为渝楚公司事宜所开支费用的四分之一（即2726.50元）。同日，崔勇勇向方顺财出具《股份说明》一份，载明：“本人崔勇勇在荆门渝楚化工有限公司中的股份12%之中含方顺财3%（即崔勇勇占9%，方占3%共占12%）。此据。特此说明。崔勇勇。2009年4月17日。”崔勇勇当庭自述其名下所持有的渝楚公司24%的股份中有渝楚公司12%的股份由案外人龚华实际出资，未计入其出具的该《股份说明》之中。2016年，渝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至5000万元，方顺财未参与增资。2016年2月6日，崔勇勇向包括方顺财在内的崔勇勇名下所持股份的各实际出资人发出《渝楚分配说明》三份（含：老厂版、新厂版、结合版），内容（摘要）为：经折算，渝楚公司老厂固定资产估算为2800万元，方顺财向渝楚公司投入的资金总额折算为84万元（注：2800万元×3%=84万元）；渝楚公司增资的4000万元用于新厂经营，以崔勇勇名义向渝楚公司投入的资金总额折算为816万元[注：此处崔勇勇所持有的渝楚公司股权仅计算为12%，未计入亦以其名义代持的另12%的渝楚公司股份，则（2800万元+4000万元）×12%=816万元]；渝楚公司完成增加注册资本金后，由方顺财实际出资且以崔勇勇名义持有的渝楚公司股权份额占崔勇勇所持12%股份的份额比例调整为约占10.29412%（注：84万元÷816万元≈10.29412%）；崔勇勇要求各实际出资人按投资比例为渝楚公司向银行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按照渝楚公司所分配利润的5%至10%的标准向崔勇勇支付代持股的管理费；方顺财实际出资份额应分配的利润为117353元，包含：直接分配利润67627元、贷款增值利润49726元。崔勇勇在该《渝楚分配说明》尾部载明：“愿按崔勇勇在渝楚投资比例承担贷款风险投资人签字，本说明也可以作为各股东在渝楚崔勇勇里所占股份的投资说明。”2016年3月17日，方顺财在其收悉的《渝楚分配说明》尾部书写：“不同意崔勇勇提成5-10%的管理费。方顺财。2016.3.17.”2016年8月8日，渝楚公司完成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至5000万元之工商变更登记。诉讼过程中，方顺财、崔勇勇均当庭陈述并认可：渝楚公司于2016年分两次分别向公司各股东分配利润各合计1000万元，崔勇勇随即于2016年3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方顺财支付67627元，再于2016年8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方顺财支付67630元，合计135257元。现方顺财、崔勇勇因上述方顺财出资渝楚公司并委托崔勇勇代为持股的相关事宜发生纠纷，方顺财遂诉至该院。一审法院认为，商事主体有权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作出对其最有利的判断和决定，本案中，方顺财、崔勇勇合意约定由方顺财对渝楚公司实际出资并实质享有投资权益，以崔勇勇名义代为持有相应股份，该约定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有效，双方之间业已形成代持股关系。该院针对方顺财之具体诉讼请求，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方顺财、崔勇勇之争议焦点综合评析如下：一、案涉《股份说明》是否可以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可以采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内容具体确定，且须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方顺财、崔勇勇于2006年渝楚公司设立之时即达成关于方顺财实际出资拟设立的渝楚公司、崔勇勇代为持股的合意，并在双方之间形成口头约定，且由双方实际履行，渝楚公司对方顺财、崔勇勇之间的该约定亦知情且并不反对，该约定并不损害社会公众及第三人合法权益，依法有效，方顺财、崔勇勇双方之间业已形成代持股关系。后经方顺财、崔勇勇双方自行进行阶段性结算，崔勇勇于2009年4月17日向方顺财作出案涉《股份说明》，根据当时情况就崔勇勇代持的由方顺财实际出资的渝楚公司股份份额向方顺财作出该说明，但该《股份说明》仅系崔勇勇单方作出，说明之内容仅为事实表述，未就双方之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仅可作为方顺财、崔勇勇双方之间代持股关系之印证，而非双方达成之代持股协议本身，不能就案涉代持股关系之设立、变更、终止等事项直接约束双方，特别是方顺财，不具备合同的完整属性，则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该《股份说明》可以被撤回或被变更，但自始不具备被解除的条件。方顺财主张解除案涉《股份说明》的真实目的即为解除方顺财、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方顺财、崔勇勇均当庭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案涉代持股关系，在此情形下，该代持股关系已由双方合意解除，同时，崔勇勇亦清晰表明案涉《股份说明》仅系其单方作出，非其与方顺财共同达成的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故而，对于方顺财主张解除案涉《股份说明》的诉讼请求，在该院向其释明该《股份说明》仅系崔勇勇之单方意思表示，而非体现双方合意之协议的情况下，方顺财仍坚持该诉请主张，但该《股份说明》自始并不具备由方顺财单方解除的条件，故对方顺财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二、崔勇勇应否向方顺财支付渝楚公司分配的利润11180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该院认为，方顺财、崔勇勇均于本案庭审过程中当庭确认：渝楚公司已于2016年分两次每次分配股东利润1000万元，其中，每次由崔勇勇按照其名义持股份额12%（崔勇勇代持的实际出资人为龚华的12%的股份除外）分得利润120万元，该院对此亦予以确认。至于渝楚公司两次分配上述利润时，方顺财的出资所占崔勇勇所持渝楚公司股份比例的问题，方顺财并未参与渝楚公司增资，则其实际出资所占崔勇勇所持股份的比例也随着渝楚公司增资的过程而有所减少，对此，崔勇勇于2016年2月6日向其名下所持股份的各实际出资人作出的案涉《渝楚分配说明》中，通过其自行折算各实际出资人在渝楚公司增资前的出资价值及统计在增加出资过程中各出资人的新增出资金额后，崔勇勇在该《渝楚分配说明》中确认方顺财出资对应股份份额占崔勇勇所持渝楚公司12%股份（由崔勇勇代持的实际出资人为龚华的渝楚公司12%股份除外）的10.29412%，方顺财及相关其他出资人对此亦无异议，即方顺财实际出资对应的股份所占崔勇勇名义持有股份的份额已由双方合意确定，该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基于上述占比份额，崔勇勇在每次获取案涉渝楚公司分配的利润120万元后，应分配给方顺财的利润应为123529.44元（注：1200000元×10.29412%=123529.44元），而方顺财、崔勇勇均确认崔勇勇于2016年两次获取渝楚公司分配的利润后，已随即在合理期间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6年3月28日和2016年8月20日向方顺财支付67627元和67630元，合计135257元，两次分别尚有55902.44元和55899.44元未支付方顺财，合计尚有111801.88元未支付，崔勇勇应予支付。对于崔勇勇未及时向方顺财给付上述款项而对方顺财所造成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问题，方顺财、崔勇勇双方并未就此进行明确约定，结合本案代持股关系的具体情况、双方履约情况等因素，该院酌情认定崔勇勇应分别以尚未支付的公司利润为基数，分别自上述两次转付公司分配的利润时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向方顺财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方顺财主张该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并无法律依据或合同约定，对于该计算标准，该院不予支持。针对方顺财上述主张，崔勇勇以方顺财未同意按出资比例承担渝楚公司银行贷款的保证担保责任为由提出抗辩，认为渝楚公司向银行贷款时，银行要求公司所有股东对该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崔勇勇作为名义股东提供了担保后，即承担了相应风险，而方顺财却拒绝同意按其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即未承担该风险，故剩余利润不应当支付给方顺财，即便方顺财现在当庭表示同意对公司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也仅应当对其同意之后再分配的公司利润享有请求权。对此，该院认为，崔勇勇在其作出的案涉《渝楚分配说明》中记载有要求各实际出资人签名确认其愿意按照其出资比例对渝楚公司贷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风险的内容，而方顺财收到该说明后，在该说明中注明：“不同意崔勇勇提成5-10%的管理费。方顺财。2016.3.17.”即方顺财在其签名的同时，并未注明其不同意按其出资比例为渝楚公司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责任并承担相应风险，而仅是不同意崔勇勇在分配渝楚公司利润时收取一定管理费，崔勇勇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亦尚不能证明崔勇勇抗辩的上述事实存在；同时，承担“风险”与承担“责任”并非完全同一的概念，在愿意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并不必然导致需要承担责任的后果，故而，在本案代持股关系中，即便方顺财作为实际出资人暂未明确表示同意承担上述风险，但该行为尚不能成为阻却崔勇勇作为名义股东向方顺财转支付公司利润的充分且必要的理由，而只有在崔勇勇作为渝楚公司股东为上述公司借款已经承担或必须要承担其保证担保责任时，方顺财仍不同意按照其出资比例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下，阻却崔勇勇向方顺财支付公司利润的充要理由才正式形成，且当该阻却理由形成时，亦需考量所承担责任与所分配利润的多少、范围、程度、比例等因素，综合协商确定，而非一律不予支付利润。故而，对崔勇勇的该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同时，崔勇勇以其代为持股需要花费精力时间、开支费用为由提出抗辩，认为其在向方顺财支付渝楚公司分配利润时，应扣除其为代持股事宜所付出的实际开支，或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崔勇勇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因案涉代持股事宜所实际开支的具体金额，且崔勇勇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崔勇勇可以收取一定代持股管理费的约定，相反，双方所提交的案涉《渝楚分配说明》显示，方顺财收到崔勇勇作出的该说明后，明确在该说明中注明其不同意崔勇勇收取一定管理费，即双方对于崔勇勇是否收取代持股管理费的问题，存在明显分歧，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崔勇勇对此亦未提起反诉，则在本案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崔勇勇的该抗辩理由并不能有效阻却其履行向方顺财转支付案涉渝楚公司所分配利润的义务，故对于崔勇勇的该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若崔勇勇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代持股的具体开支及向方顺财主张其代持股的管理费，可与方顺财另行协商或另案主张。三、本案中，崔勇勇应否立即支付方顺财股权价款84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诉讼过程中，方顺财、崔勇勇均当庭认可，双方之间系代持股关系，即由方顺财实际向渝楚公司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崔勇勇名义代持渝楚公司相关股份，则通过双方所陈述并认可的双方之间的案涉约定清晰表明，方顺财向渝楚公司出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而为实现这一目的，方顺财需要委托崔勇勇代其持有相应股份，即方顺财出资的接受对象是渝楚公司，崔勇勇仅是接受方顺财委托以崔勇勇名义代方顺财持股，在方顺财、崔勇勇双方之间，相应股份的使用、收益、处分之权能全部归属于方顺财本人，而非崔勇勇，该性质并不会随着双方代持股关系的终结而自动发生改变，则当双方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合意解除案涉代持股关系后，在双方之间，原本由崔勇勇代持的相应股份的归属并无改变，即仍然由方顺财享有，此时，在双方自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方顺财为维护并实现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需要经历一个有着严格先后顺序的程序路径：首先，方顺财应当向渝楚公司主张将其所实际出资部分的股份显名化，即要求渝楚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顺利成为公司登记股东后，方顺财可再自行决定采取何种路径以实现股权价值，当然，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方顺财成为公司登记股东的前提是，需要渝楚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其次，如果上述主张未获得渝楚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方顺财则可以主张崔勇勇作为名义股东启动出售其相应份额股份的程序，崔勇勇应当对外公开转让该部分股份，并将所得的股权转让价款转交付给方顺财，当然，在此过程中，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再次，在上述各个步骤中，崔勇勇作为名义股东均应当予以必要的协助，若崔勇勇拒不履行其基于代持股协议而应当履行的附随协助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程序步骤启动之前或过程之中，经双方协商一致，崔勇勇可自购其所代持的股份，并向方顺财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款，但方顺财无权单方面强行要求崔勇勇这样做，因为在整个代持股关系中，崔勇勇仅仅扮演着接受方顺财委托作为名义股东的角色，方顺财出资的对象是渝楚公司，而非崔勇勇本身，无论委托关系是否结束，委托行为的后果均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而非受托人，则在代持股关系结束以后，名义股东并没有在其非自愿的情况下强行受让所代持股份并向实际出资人支付股权对价款的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在代持股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名义股东与公司外部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有着天壤之别，问题分析的出发点、思考路径、分析角度及所需承担的后果均有不同，上述分析即均是基于本案讼争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纠纷（即代持股关系）而得出的。诉讼过程中，崔勇勇明确表示愿意配合方顺财实现所代持股份的显名化，也明确拒绝由其直接受让该代持的股份，而方顺财明确表示拒绝将其出资部分的股份显名化，坚持要求崔勇勇直接向其给付股权价款，故而，如上所述，无论现时案涉所代持的股权价值是否为84万元，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方顺财均无权直接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崔勇勇向其支付股权价款，该请求违反了上述权利实现路径，不符合程序前置要求，故对于方顺财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方顺财可依照上述程序路径另行主张，以实现其投资权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崔勇勇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顺财支付尚欠的公司利润55902.44元，并以该尚未支付的公司利润55902.4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3月28日起向方顺财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二、崔勇勇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顺财支付尚欠的公司利润55899.44元，并以该尚未支付的公司利润55899.4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6年8月20日起向方顺财计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方顺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1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6659元，方顺财负担5877元，崔勇勇负担782元（该费用方顺财已垫付，由崔勇勇径付方顺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判决未予解除案涉《股份说明》有无不当；2.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解除后，方顺财请求崔勇勇返还出资款84万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能否得到支持。本案中，方顺财与崔勇勇在2006年口头约定由方顺财对渝楚公司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崔勇勇名义代为持有相应股份，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合法有效。方顺财按照约定实际出资渝楚公司，崔勇勇代为持有其相应股份，期间方顺财的股份份额随着其与崔勇勇之间的内部协商而发生了相应改变，经双方阶段性结算，崔勇勇于2009年4月17日向方顺财出具案涉《股份说明》，确认其所持有渝楚公司12%的股份中方顺财持有3%的股份。方顺财在一审中虽以崔勇勇违反约定扣留其利润为由请求解除《股份说明》，但其请求解除《股份说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实为解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依据前述《股份说明》的由来，《股份说明》应为双方履行代持股口头协议之确认，即为代持股口头协议的组成部分。崔勇勇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当即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作为代持股关系的载体已经双方合意于2017年2月20日解除，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经一审法院释明，方顺财坚持主张请求解除《股份说明》，而不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或者确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已经解除，一审法院才未在判决主文中确认双方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已经解除。鉴于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口头协议已经双方同意解除，方顺财经释明后坚持主张只解除《股份说明》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方顺财请求解除案涉《股份说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方顺财在二审中请求解除《股份说明》及《渝楚分配说明》或代持股口头协议，超出了其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协议解除后，方顺财坚持主张由崔勇勇返还其出资8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不主张崔勇勇配合其向渝楚公司主张实际出资所对应股份的显名化或者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其投资人权益。崔勇勇在一、二审中抗辩主张不同意由其返还方顺财的出资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更不同意按照《渝楚分配说明》中估算的出资84万元进行返还，但其明确表示愿意配合方顺财向渝楚公司主张其实际出资所对应股份的显名化或配合方顺财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其投资人权益。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对于代持股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并无约定，也不能协商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于代持股协议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亦无规定，但可以明确的是方顺财实现其投资人权益的路径并不唯一。方顺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为其在代持股协议解除后实现投资人权益设定了显名化的前置程序。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确没有将显名化作为代持股协议解除后实际出资人实现其投资人权益的前置程序，但也没有规定代持股协议解除后实际出资人可以径行请求名义股东返还其出资。同时依据该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只要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方顺财是可以请求渝楚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其次，从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建立代持股关系的过程来看，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发生在渝楚公司设立之初，虽然方顺财陈述自己并不是发起人之一，但其在二审中明确陈述其当时想要成为显名股东，崔勇勇说只能在他的股份中占比，方顺财出资后亦分两次分得了渝楚公司的利润。由此，方顺财实际出资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投资渝楚公司，而非投资崔勇勇个人。虽然方顺财是将出资款项交付给了崔勇勇，但崔勇勇亦将方顺财的出资款项交付给了渝楚公司，成为渝楚公司的注册资本，崔勇勇并未取得方顺财的财产。方顺财与崔勇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解除后，直接的法律后果仅在于崔勇勇不再代方顺财持有渝楚公司的股份，原由崔勇勇代持的方顺财的股份权属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判令崔勇勇径行返还方顺财的出资即是强行要求崔勇勇受让方顺财所持渝楚公司的股份。再次，方顺财主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六条“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履行与实际出资者之间的合同，致使实际投资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实际投资者请求解除合同并由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崔勇勇应向其承担返还出资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违约责任。依据前述规定，只有在名义股东不履行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合同，致使实际投资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前提下，实际出资人才能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且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违约责任包括径行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出资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本案中，方顺财与崔勇勇系因代持股份应否收取一定管理费而产生纠纷，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崔勇勇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崔勇勇可以收取一定管理费的约定，继而支持了方顺财主张崔勇勇支付剩余利润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判决崔勇勇承担了违约责任。因此，在方顺财能否通过股份显名化和股权转让方式实现其投资人权益尚不确定的情形下，方顺财径行请求崔勇勇返还出资及其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方顺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56元，由上诉人方顺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学文审 判 员  何 洪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