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71民终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某1，男，200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
法定代理人：管某2，男，197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系管某1的父亲。
指定代理人：戴李高，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佛山市法律援助处依法指定。
指定代理人：余红，佛山市法律援助处援助律师，由佛山市法律援助处依法指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武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男，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葵，男，公司职工。
上诉人管某1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茂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2016）粤7102民初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管某1的法定代理人管某2、指定代理人戴李高、余红，被上诉人三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黄玉葵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管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茂公司赔偿管某1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157561.5元，二审法庭调查前管某1变更该上诉请求数额为2399250.3元；2、由三茂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和鉴定费。事实和理由：一、三茂公司依法应对管某1的人身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三茂公司从未将《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送达管某1，管某1对该报告的内容不知情。该报告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也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不应采信。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案应由铁路运输企业举证证明被侵权人存在过错，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系三茂公司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三茂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管某1的损失金额应通过法院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后方能确定。一审法院对于管某1的鉴定申请未予回应错误，损害了管某1的合法权益。三、管某1的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管某1在此前的（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案件中，因伤情尚未稳定，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等未能确定，故并未主张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且按照管某1的伤情，前案提出的“人身损害赔偿费150000元”远远不足弥补管某1因本次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因此，两案是基于不同的损害事实主张不同的诉讼标的，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另外，（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案件中，法院实际上是基于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及申请进行司法确认，并未经过开庭审理等程序充分了解案情。且根据当时的调解协议，管某1也并未承诺在三茂公司履行该调解协议后不再就本次事故向三茂公司主张权利。因此，管某1针对新的赔偿项目仍有继续索赔的权利。四、管某1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三茂公司二审答辩称：一、管某1于2010年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肇庆铁路运输法院起诉过三茂公司。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了（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三茂公司自愿依法补偿管某1130375.15元；管某1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该调解书生效后，管某1接受了调解书约定的补偿款，主动放弃了其他诉讼请求，这表明管某1在调解中已经处分了自己的权利。管某1依据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以诉讼方式向三茂公司主张权利，属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有违诉讼诚信，不应予以支持。二、《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相当于现在通用的事故认定书，因《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于2007年9月1日实行，才明确规定事故认定书的形式。本案事故发生在2005年，《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是当时路外伤亡事故认定责任的依据。伤者家属在该报告中签名和按手印，应对双方有效，且管某1领取了该协议约定的20000元。三、伤情鉴定是有时效性，管某1应在事故发生后一年内进行，现在申请早已超过鉴定时效。四、本案已过法定时效，管某1未能提交自2010年10月22日至2016年5月17日之间的诉讼时效没有中断的证据，已过诉讼时效。
管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茂公司赔偿管某1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154100元；2.判令三茂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和鉴定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茂公司经营的列车于2005年8月19日13时23分在三水西站至大沙站××××铁路道心将管某1撞成重伤。2010年10月22日经肇庆铁路运输法院调解三茂公司补偿了管某1130375.1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按照管某1提供的《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涉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伤者（管某1）失去其监护人的看管，严重违反铁路法第51条、58条所致”对事故的处理决定为“伤者负全部责任，因伤者家庭困难，给予人道主义的困难一次性补助20000元。”而在事隔五年之后的2010年10月22日，管某1又称其于2010年8月6日才治疗完毕，原有的补偿，不足以赔偿管某1的合法权益，经法院调解，三茂公司自愿补偿了管某1共130375.15元。然而管某1的法定代理人在拿到补偿款后，不能证明其将这些款项全部用于对管某1的治疗，管某1所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2010年10月22日调解后，管某1新发生医疗费为3460.7元，这与管某1的诉求相差甚远。且管某1对其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也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管某1要求三茂公司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管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减半的案件受理费9792.2元，予以免交。
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5年8月19日，管某1在三水西站至大沙××铁道中心玩耍，被列车撞伤。同年，三茂公司对事故处理的决定为：“伤者负全部责任，因伤者家庭困难，给予人道主义的困难一次性补助20000元。”管某2确认其于2005年收到上述20000元。
2010年10月22日，管某1就上述事故向肇庆铁路运输法院（现更名为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诉请三茂公司“赔偿管某1人身损害赔偿费150000元”。当日，管某1、三茂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肇庆铁路运输法院出具（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一、三茂公司自愿依法补偿管某1130375.15元，除已先行支付给管某1的77375.15元外，三茂公司在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再向管某1支付53000元。二、管某1、管某2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三、本案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三茂公司负担。”双方确认77375.15元是三茂公司到医院结清医疗费，管某2已收到上述53000元补偿款。
2016年5月17日，管某1就该事故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诉请三茂公司“赔偿管某1各项损失合计1642700.6元”。一审判决后，管某1自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涉案事故造成的伤残进行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四、分析说明：……被鉴定人左侧颅脑损伤导致右侧肢体偏瘫符合二级伤残。因被鉴定人系先天愚型，其言语不能及大、小便失禁与本次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故不予评定伤残等级。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被鉴定人……属于完全护理依赖。五、鉴定意见：管某1符合道路交通事故二级伤残；属完全护理依赖。”管某1根据上述鉴定意见，明确其上诉请求第二点赔偿数额的内容为：“各项损失2399250.3元，计算方法：医疗费3460.7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按照2016年的标准计算为34757.2元/年×20年×90%=625629.6元、护理费150元/日×365日/年×30年=1642500元、鉴定费26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三茂公司对《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认为已经超过了鉴定的时效，该鉴定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茂公司还主张管某1已就涉案事故向一审法院起诉过，双方达成调解并由一审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管某1再次诉请赔偿属于重复诉讼，不应当支持。管某1则认为：“2010年并非到法院立案起诉，是在肇庆协议，后来去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是对当时伤情的医疗费的调解”，现在诉请的主要是残疾赔偿金，不属于重复诉讼。
另查明，管某1于2001年9月13日出生，属于非农业家庭户口。
本院认为：本案是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二审仅对上诉人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故本院对三茂公司在二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根据管某1的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管某1诉请三茂公司赔偿人身损害是否属于重复诉讼。
首先，管某1主张（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案件并非其起诉而立案，实际上是双方达成口头调解后三茂公司要求其到法院去确认，属于司法确认，而非正常的诉讼程序。本院认为，无论是调解书的司法确认、还是正常的诉讼程序进行调解，该调解书均是法院出具的生效裁判文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属于“已经过法院作出裁决的事项”。其次，管某1、三茂公司已就涉案事故进行调解并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对涉案事故进行处理。故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关键在于：（2010）肇铁法民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所涉的诉讼请求与管某1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内容是否相同或者重复。管某1主张上述生效调解书是仅就医疗费进行调解，三茂公司则主张是双方就涉案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所有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对此，本院认为：1、管某1主张是仅就医疗费进行调解与调解书内容不符。管某1在其书写的“起诉状”中陈述其主张的为人身损害赔偿150000元，并未明确为人身损害赔偿的医疗费。且调解书第一条确定三茂公司除负担医疗费之外，还应支付补偿款53000元，并非仅限于医疗费。调解书第二条确定“管某1、管某2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若调解的请求仅限于医疗费，医疗费已由三茂公司负担，则不存在管某1、管某2还需要放弃其他医疗费请求的情况。2、从双方陈述的调解书形成过程来看，双方达成调解后并去到法院进行确认，可知双方解决涉案事故纠纷的意图较为明显，且调解时距离事故发生已近五年，没有证据显示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存在不确定因素等情况，管某1不能解释双方仍仅就医疗费进行调解的合理性。3、从当时管某1预计可得的损失赔偿来衡量。当时管某1受伤未进行伤残鉴定，管某1在一审判决后委托进行的鉴定系单方委托，且鉴定时间距离伤害形成较长。即使参照该鉴定结果（结果为：伤残等级二级、未认定护理费与涉案事故之间因果关系）来估量其可得赔偿数额，按照调解时2010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受害人自身过错承担50%的责任比例来估算，为：（医疗费77375.15元+残疾赔偿金21574.7元/年×20年×90%）×50%比例+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52859元，调解后管某1共获得赔偿20000元+130375元=150375元，并非低于预计可得赔偿50%的显失公平的情形，从预计可得医疗费数额与最终调解获得赔偿数额对比，也可反映出双方并非仅仅就医疗费用进行调解。综合调解书的内容、形成时间和过程及损害结果与调解结果的衡量来看，本院采信三茂公司的主张，认定双方已经就涉案事故中管某1的人身损害达成调解并由法院出具生效调解书。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出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但是从管某1提供的《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并未显示其伤情发生新的变化，其后产生的医疗费3460.7元从治疗内容、数额上来说，均不应认定为“发生新的事实”，不属于可以依法受理、审理的范围。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管某1诉请三茂公司赔偿人身损害属于重复诉讼，应当驳回其起诉。由于一审法院已经驳回管某1的诉讼请求，三茂公司亦未对其提出上诉，故本院仍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至于管某1在二审中申请对其伤情进行鉴定，据上分析，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管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84.3元，由上诉人管某1负担（本院准予其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海燕
审 判 员 张 珣
代理审判员 王 硕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丘夏雯
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