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4民初14037号
原告：绍兴柯桥柯岩佳瑶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
法定代表人：俞国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钢军，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营业场所及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上海市嘉定区。
负责人：凌海强，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张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华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及法律文书送达确认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和路XXX号中赢国际商务大厦1幢503室。
法定代表人：韩文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英。
第三人：绍兴宣吉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东升路市场C区1楼1026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
第三人：上海锦渤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XXX号XXX幢XXX室-G。
法定代表人：管力。
原告绍兴柯桥柯岩佳瑶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7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钢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到庭参加诉讼。同年1月19日，本院依法追加杭州华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公司)、绍兴宣吉纺织品有限公司(原名绍兴县宣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吉公司)、上海锦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渤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4月18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7年9月19日、2018年1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钢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健、第三人华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宣吉公司、锦渤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4,268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事实与理由：原告因贸易往来从宣吉公司处获得票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为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4日。后原告因保管不当将该票据丢失，遂于2014年9月8日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定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同年9月28日本院发出公告，但被告在收到止付通知后仍错误支付，将上述票据涉及的金额错误的支付给其他公司。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称，该商业承兑汇票是宣吉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布料加工款，2014年9月8日原告发现遗失了。因该笔加工款原告尚没有收到，故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尚未开具给宣吉公司。
被告辩称，原告不是涉案商业承兑汇票的权利人或持票人，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1、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而原告不是被背书人；2、原告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以合法方式取得涉案汇票；3、嘉定法院在公示催告程序中认为原告不是被背书人，因为原告没有主体资格，所以法院没有作出除权判决；4、华奥公司是涉案汇票的最后被背书人。
第三人华奥公司陈述称，我公司与王慧有业务往来，王慧向我公司购买染料产品，2014年8月13日王慧将涉案汇票交付给我公司。汇票到期后，我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提示付款，银行将汇票的款项兑付给我公司。王慧和俞国华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即原告公司存在密切关系，2014年10月27日汇票到期时，王慧和俞国华还是夫妻关系，他们在2015年5月27日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外，王慧还担任原告公司的监事，王慧从原告处取得汇票并交付给我公司合情合理。原告不是该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我公司才是该汇票的最后持票人。综上，我公司认为该汇票是王慧支付给我公司的货款，是我公司通过正常渠道取得的合法收入。
第三人宣吉公司、锦渤公司未作陈述。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第三人华奥公司的质证意见：
1、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证明该汇票记载出票人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4年8月4日，票面金额134,268元，收款人是锦渤公司，原告拿到汇票时汇票背面的背书栏为空白；
被告及第三人华奥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票据背面记载的背书人是锦渤公司，被背书人是华奥公司。
2、2014年9月26日公示催告申请书、原告出具的说明、锦渤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及证明、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宣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失止付通知书、嘉定法院停止支付通知书及公告、宣吉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向嘉定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上述证据反映涉案汇票的权利人从出票人到锦渤公司再到宣吉公司再到原告的过程；
被告及第三人华奥公司对证据2中公示催告申请书、原告出具的说明、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挂失止付通知书、停止支付通知书及公告、宣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锦渤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1份，认为两份情况说明自相矛盾，故对真实性不认可。
3、托收凭证第三联和第四联，证明被告在收到法院的停止支付通知书后仍然对外错误的支付，给原告造成损害；
被告及第三人华奥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被告称2014年9月24日原告至被告下属交通银行上海江桥支行(以下简称江桥支行)办理涉案票据挂失手续，后又收到嘉定法院出具的停止支付通知书，江桥支行根据票据种类、金额、号码在银行系统进行支付控制。10月27日江桥支行收到华奥公司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委托收款的涉案汇票，因为该票据无原告背书记录，工作人员未发现该票据为挂失止付票据，于是提交系统记账。当时银行二代支付系统上线后，委托收款付款交易中，票据种类无商业汇票选项，只能选择其他，导致系统对票据种类、金额及号码的控制失效，所以涉案票据款就支付给了华奥公司。
4、除权判决申请书、嘉定法院(2014)嘉民催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向法院申请除权判决，后因为无法确信原告是票据的最后合法持有人，嘉定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但裁定书上也说明了被告收到止付通知书后错误支付的情况；
被告及第三人华奥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
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第三人华奥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原、被告的质证意见：
1、买卖合同，证明华奥公司与王慧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2、送货单，证明华奥公司向王慧交付了货物；
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并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3、浙江增值税发票6份，证明华奥公司根据约定向王慧承包的浙江兴力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力公司)开具了发票；
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华奥公司与兴力公司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联性。
4、还款承诺书，证明2014年7月24日王慧确认尚欠华奥公司货款430,875元；
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5、汇票复印件及承诺书，证明2014年8月9日华奥公司向王慧催款，王慧将涉案汇票复印件给华奥公司业务员，并在华奥公司业务员手写的承诺内容上签字，承诺会将汇票给付华奥公司；
原告对证据5汇票复印件上方手写的文字和王慧的签名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据王慧陈述该证据上手写的文字，王慧不知情。
6、原告公司的基本情况，证明原告是俞国华的一人独资公司，王慧是原告的监事；
7、户籍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证明2015年5月27日之前王慧与俞国华是夫妻关系；
原告对证据6、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8、证人危某某的证词。危某某出庭主要陈述称：“我于2012年6月1日左右入职华奥公司。王慧承包了兴力公司的车间，我代表华奥公司与王慧发生了业务往来，业务发生时间大致在2014年1月至2014年6、7月，发票开给兴力公司。王慧银行转账给我两笔货款，另一笔300元货款是现金给我的。后来王慧经济发生问题，她承诺会以汇票的形式支付13万左右的款项给我。后来在兴力公司的办公室她将汇票的复印件给我，没有给原件。王慧承诺在8月12日将原件给我。当时是在复印件上写了保证书。8月12日我与王慧联系，约好在8月13日兴力公司办公室将汇票原件给我。8月13日我和王慧联系，约好在绍兴柯桥永利大厦将汇票原件给我，但后来说有事来不了，后来在绍兴蓝天集团附近的马路边上将汇票原件给我，我在王慧出示的汇票复印件上写了我的名字、华奥公司及收到的日期”。
原告对证人陈述的真实性，表示不确定。
被告对第三人华奥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华奥公司补充提供：
1、农行个人交易明细、2014年2月24日转款凭证，证明2014年2月24日王慧向危某某支付货款118,450元；
2、2014年1月10日转款凭证、2017年11月6日交易对手查询报表，证明2014年1月10日王慧向危某某支付9,000元货款；
3、劳动合同、危某某出具的说明，证明危某某系华奥公司的员工，从事销售工作，上述王慧支付的两笔款项系华奥公司委托危某某收款的。
补充证据1-3证明王慧与华奥公司的往来系通过王慧的个人卡支付款项，并不是王慧所称的付款需通过兴力公司，说明王慧的陈述是不成立的。
原告对补充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补充证据3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并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对第三人华奥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均无异议。
诉讼中，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向王慧作了调查。王慧对华奥公司提供的还款承诺书、浙江增值税发票、离婚协议书、汇票复印件及上方手写的文字、王慧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称：“我以兴力公司名义与华奥公司发生的业务就是6张浙江增值税发票金额，该6张发票的款项我一分都未支付给华奥公司，货还在兴力公司，华奥公司没有拉回去。涉案承兑汇票是我老公公司的，也就是原告公司的，我是原告公司的监事。汇票复印件是我老公放在家里，我随手拿了放包里。2014年8月9日华奥公司来向我逼债，很凶，于是我拿出汇票复印件应付一下，给了华奥公司。汇票复印件上的‘王慧’是我本人的签名。汇票的原件我没有拿到过。现在华奥公司没有来催款了，为何不催款了我也不知道”。
原告对王慧的陈述没有异议。
被告对王慧的陈述认为1、王慧是原告公司的监事，涉案票据应是王慧保管的，原告对此是知情的；2、王慧称未付一分货款，货也没有被拉回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华奥公司对王慧的陈述认为，王慧实际将汇票的原件给了华奥公司，6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共558,625元，王慧支付了12,775元。2014年7月24日王慧写承诺书时还欠430,875元，之后兑付了涉案汇票款134,268元，华奥公司又拉回了284,725元货物，现还欠11,882元。
2018年1月23日本院向危某某作了调查。危某某称：“当时王慧在汇票复印件上承诺8月12日给汇票原件的。8月12日我到兴力公司当面找到王慧，她说没拿到汇票原件，但说8月13日可以拿到汇票原件给我。8月13日我到兴力公司，王慧不在，我和王慧电话联系，她让我到永利大厦楼下将汇票原件给我，我就到了那等，但王慧没来。我于是和她电话联系，她约我到蓝天集团附近的马路边上等她。当天王慧的司机开着本田的商务车和王慧一起过来，王慧本人将汇票原件给我的。8月14日我将汇票原件给公司财务主管，主管说因为商业承兑汇票不能承兑的风险较大，让我去和客户联系换成银行承兑汇票。我后来和王慧联系沟通要求换成银行承兑汇票，王慧是同意更换的，但一直拖着没有和我换。后由于汇票要到期了，所以在2014年10月国庆过后我将票据原件交给公司财务主管了”。
原告对危某某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及第三人华奥公司对危某某的陈述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
1、2014年8月4日案外人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出具一张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该汇票正面记载付款人、承兑人为上海拉谷谷时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锦渤公司，票面金额为134,268元，付款行为江桥支行，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7日；背面第一栏背书记载背书人锦渤公司，被背书人华奥公司，第二栏记载背书人华奥公司，被背书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
2、2014年9月26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称其持有的上述涉案汇票于2014年9月8日因保管不善而丢失，要求宣告该汇票无效，并向本院提交了锦渤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明，证明涉案汇票的收款人为原告。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9月28日发出公告，同时向江桥支行发出停止支付通知书。公示催告期间，华奥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持涉案汇票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清泰支行提示付款，该行向江桥支行托收，江桥支行遂将票据款兑付给华奥公司。2014年11月19日被告向本院申请终止公示催告程序，同时提交锦渤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锦渤公司称其公司与原告无直接贸易往来，而是与宣吉公司有业务往来，涉案票据非直接转让给原告。原告则又提供了宣吉公司的证明。2015年2月25日本院作出(2014)嘉民催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宣吉公司均非涉案票据记载的被背书人，原告及相关当事人在申请、证明等环节没有遵循诚实信用这一原则，致本院无法确信原告系该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江桥支行在本院通知止付后，错误支付，有违法律规定，原告及关联当事人可依普通程序进行诉讼。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2016年11月23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3、原告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俞国华，王慧为公司监事。王慧与俞国华曾系夫妻，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办理离婚手续。
4、2014年1月至同年6、7月间王慧与华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王慧向华奥公司购买助剂产品，同时王慧要求华奥公司将增值税务发票开具给其承包的兴力公司，双方业务发生的总金额即为华奥公司开具的6张浙江增值税发票所载金额，共558,625元。2014年1月、2月王慧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向华奥公司业务员危某某银行卡支付两笔款项，另支付一笔300元现金给危某某，共127,750元。2014年7月24日王慧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尚欠华奥公司货款430,875元，并承诺于2014年7月31日前至少支付20万元，剩余货款在2014年8月15日前全部结清。后因王慧未付款，华奥公司业务员危某某于2014年8月9日至兴力公司向王慧催款，王慧将涉案汇票的复印件交付给危某某。危某某收到复印件后在该复印件上方手写了一段文字，内容为“此承兑汇票复印件作为王惠于2014年8月12日之前支付证明。2014年8月12日之前王惠必须向华奥公司支付本张有效承兑”。王慧在该承诺内容处签名。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为涉案汇票的最后持票人？被告在公示催告期间将票据款兑付给华奥公司，是否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所涉的汇票，从汇票记载内容看，原告并未记载在汇票上。原告提供了在公示催告案件中锦渤公司出具的证明、两份情况说明及宣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其享有票据权利。但因锦渤公司前后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内容不一，且锦渤公司、宣吉公司均未到庭陈述相关业务及票据的流转情况，原告亦未能提供与宣吉公司交易往来的相关依据，故仅凭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尚无法使本院确认原告系涉案汇票的最后持票人而享有汇票权利。退一步而言，即使按原告所述涉案汇票系宣吉公司交付给原告，原告持有了该汇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慧确认其与第三人华奥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并向华奥公司提供了涉案汇票的复印件，且承诺在2014年8月12日交付票据原件，而王慧不仅在2015年5月27日前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夫妻关系，且至今还担任原告公司的监事，结合王慧在本案中对于支付华奥公司货款一节事实的陈述存在明显虚假的情况，本院对于华奥公司所称涉案汇票系王慧在2014年8月13日交付以清偿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在原告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前，华奥公司已是涉案汇票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所以，尽管被告在公示催告期间将涉案票据款支付给华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但并未因此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以此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柯桥柯岩佳瑶针织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985元，公告费760元，合计诉讼费3,74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筑慧
审 判 员 顾敏华
人民陪审员 封敬球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 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