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1，男，1938年7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女，1939年8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鲁×之委托代理人郭×2，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3，男，1973年1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4，男，1961年12月31日出生。
原审被告郭×5，男，1958年12月16日出生。
原审被告郭×6，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
原审被告郭×7，男，1967年1月30日出生。
上诉人郭×1、鲁×、郭×2、郭×3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4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22日，郭×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郭×1、鲁×生育六子，长子郭×5、次子郭×4、三子郭×6、四子郭×7、五子郭×2、六子郭×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鲁×申请取得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17号院（以下简称17号院）宅基地，1981年建北房十间，建房时我和郭×5都已经参加劳动，对建房出资出力。2008年，因修路需要宋庄村部分村民宅基地房屋拆迁，拆迁人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与郭×1、鲁×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我认为，17号院房屋有我出资出力参与建设，理应有我的房屋份额。根据拆迁补偿协议等材料，17号院在1981年所建的十间北房在拆迁后所获利益应按以下方法分割：1、根据拆迁补偿办法第12条，十间北房建筑面积共计210.1平米，每平米的区位补偿款是1900元；2、房屋重置成新价，十间北房及新建、增建房屋总价是42万多元，总建筑面积是810平米，计算得出每平米应为528.5元；3、弃楼款补贴，又叫外购房补贴，依据拆迁办法第12条，有两种补偿方法，一种是货币，另一种是拆迁安置房，郭×2、郭×3选择的是货币补偿，按照每平米6181元进行补偿；4、周转费，按照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每平米每月是10元，一次性发放6个月，每平米就是60元；5、附属物内的树木补偿款，拆迁协议中有附属物清登表，建房时候栽了树，拆迁时进行了补偿，我主张5万元；6、搬家补助费，拆迁办法21条规定，按照房屋的合法面积每平米补偿15元；7、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认定面积为161平米和152平米，每平米补偿是300元，我认为有自己适当的份额，主张5万元。我主张按以上七项中应按平米计算的部分是十间北房的1/4即52.5平米，合计金额为约60万元。故请求依法判决：1、对17号院房屋拆迁补偿款析产分割，由郭×3给我拆迁补偿款30万元，由郭×2给我拆迁补偿款30万元，以上共计60万元；2、诉讼费由郭×2、郭×3承担。
郭×1、鲁×辩称：一、17号院北房10间是郭×1出资兴建，系郭×1、鲁×夫妻共同财产。（一）郭×1、鲁×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六个子女，当时，郭×1在618厂工作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收入。（二）17号院建房前，郭×4与其爷爷共同生活住在×××18号，郭×1、鲁×未与郭×4共同居住生活。（三）上世纪七十年代，鲁×获得1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同年由郭×1出资请建筑施工单位在17号院建北房10间，郭×4既未出资也未出力。（四）房屋建成后，郭×1、鲁×带着五子郭×2、六子郭×3在17号院居住生活至2008年房屋被拆迁，这期间郭×2和郭×3征得郭×1、鲁×同意，在17号院陆续建房40余间。（五）1985年，郭×4获得×××6号宅基地使用权，郭×1出资3000元与郭×4共同建房5间，该房屋系郭×1与郭×4共有财产，房屋建成后，郭×4从×××18号搬出，迁入×××6号居住至今。二、2008年拆迁前，郭×1、鲁×将属于夫妻共有的17号院内10间房产赠与了郭×2、郭×3，每人各五间，并己实际履行，该赠与行为系郭×1、鲁×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三、郭×1、鲁×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郭×4向郭×1、鲁×索要拆迁补偿款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2008年12月16日，拆迁人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针对17号院房屋拆迁事宜，与被拆迁人郭×2、郭×3分别订立了拆迁补偿协议。郭×1、鲁×不是17号院房屋所有权人，不具备被拆迁人主体资格。郭×4起诉状称郭×1、鲁×领取拆迁补偿款与事实不符。17号院房屋拆迁时，郭×4未在17号院居住，其不是拆迁被安置人口，其无权主张17号院房屋拆迁补偿款。四、郭×4主张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胜诉权己丧失。本案中，郭×1、鲁×赠与行为发生在2008年，17号院房屋拆迁事实也发生在2008年，郭×4居住在×××6号与17号院咫尺之遥，其在2008年12月就知道了17号院房屋赠与和拆迁的事实，其于2015年10月27日向法院起诉，早己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胜诉权已丧失，请法院依法驳回郭×4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2006年郭×1在做心脏手术之前，开过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均在，针对夫妻共同财产已作了分配，当时郭×1将17号院、×××5号、×××9号作了分割，在郭×5建房时，郭×1给出了3000元，郭×4建房的时候，郭×1也出了3000元，所以在家庭会议上已将大家庭的财产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已经分清，每个孩子有一处院，后来17号院分给了郭×2、郭×3各一半，父母没有分得任何财产。
郭×5辩称：17号院房子是在1981年建的，建房的时候我20多岁，我、郭×4、郭×6三个人都已经挣工分了，当时家里穷，建筑材料是我父母花钱买的，但是钱里面有我们哥三个的工分，我当时有劳龄9年，建房需要干的活是我们哥三个出的力，宅基地是我们哥三个垫的，墙是我们三个码的，包括抹房顶、砸墙都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盖房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我们哥三个出的力。1981年建房时老四13、14岁，老五、老六更小，他们三个没有参与建房。我们家这个大家庭没有分过家。如果争议房屋有我的相应份额，我要求依法分得相应的拆迁补偿的份额，我应分得补偿款80万元，由郭×2、郭×3每人各给40万元。
郭×6辩称：17号院北房十间建房的时间是在1980、1981年，我当时大概十六七岁，已经毕业，在生产队挣工分了，当时家里并没有分家，建房是哥几个一起盖的，当时大家挣的工分也放在一起。老大到老四当时也都挣工分，挣工分的钱都用于建房了。关于赠与的问题，房子是属于大家共建的，当时说赠与的事儿也没有和我说过。我应分得补偿款50万元，由郭×2、郭×3每人各给25万元。
郭×7辩称：17号院北房十间大概是在1980、1981年郭×1挑头儿盖的房，我们兄弟几个当时年纪还小，只能给打下手、帮个忙，建房是施工队干的。兄弟几个挣的工分就是够吃饭和粮食，并没有参与建房。建房的钱是郭×1挣的工资出的。关于赠与的事儿，其实早就成为事实了，谁在哪儿住就归谁了，只是没有写书面的东西。对郭×4的诉讼请求我不发表意见，即使涉案房屋的拆迁款有我的份额我也不要，我放弃拆迁款的权利。
郭×2辩称：一、本案为分家析产纠纷，但17号院并无家庭共有财产，原北房10间是郭×1、鲁×所有，郭×4并没有出资，郭×4是否成年、是否参加劳动都不能证明其对北房10间享有权利。另外，郭×4当时虽然在生产队工作，但是所挣的工分年底全部折算成粮食，都不够吃的，不存在换成钱的问题，所以郭×4用工分参与建设房屋是不存在的。二、2008年郭×1、鲁×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将房屋赠与郭×2、郭×3，二人接受赠与，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赠与发生后，郭×2、郭×3是房屋所有权人，郭×1、鲁×已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另外，关于17号院拆迁协议书，是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和郭×2、郭×3签订，如果依据拆迁协议主张分割拆迁补偿款，本案案由不应是分家析产。三、全家已用事实行动形成分家，郭×1原来有三个宅院，本案诉争的是其中一个，郭×5结婚后新申请一处宅院，但是由郭×1出资建设，郭×4也是单独申请一处宅院，也是由郭×1出资参与建房，郭×6所在的5号院即为郭×1原来的老宅院，郭×7所在的18号院也是郭×1原来的老宅院，17号院就是郭×2、郭×3的。四、关于时效，我方认为房屋建成时间是70年代，房屋建成后30余年，全家均无争议，现地上物已不存在，物权应转化为债权，诉讼时效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拆迁事实之日起，所以我方认为已超过诉讼时效。五、郭×4所主张的区位补偿价、外购房补贴、周转费、附属物的补偿、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费，其均无权利主张。关于重置成新价，我方认为不应分割，如果法庭认为分割，也只应该分割重置成新价，经我方计算得出每平米为528.5元，乘十间房屋平米数210.1平米，计算得出是111041.3元。郭×4主张的1/4不予认可。如果法庭认为需要分割，我方认为家庭全部成员人人有份，每人应该是1/8，金额为13880.16元。在此基础上如考虑郭×1夫妇作为父母在家庭中的贡献还应多分的话，那么郭×4所得不足一万元。房屋是70年代建成，郭×4、郭×5、郭×7、郭×6已经陆续搬离17号院，对该宅院已不享有使用权利，且自己都有自己的宅院。另外，17号院已经拆迁，郭×2、郭×3得到了补偿，基于家庭和睦、亲情的角度，郭×2、郭×3已经给过郭×45万元（郭×2给3万，郭×3给2万）。
郭×3辩称：同意郭×1、鲁×、郭×2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郭×4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1、鲁×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6名子女，分别为长子郭×5、次子郭×4、三子郭×6、四子郭×7、五子郭×2、六子郭×3。
17号院宅基地系1970年代中末期由鲁×申请取得，当时家庭成员包括本案郭×1、鲁×及六个儿子共八人。1980-1981年前后，17号院在郭×1、鲁×主持下建造北房十间（面积约210平方米），建房时郭×1有工资收入，六名子女在建房时都曾参与，其中长子郭×5、次子郭×4当时已挣工分，且已年满18岁，三子郭×6、四子郭×7、五子郭×2、六子郭×3均未满18岁。
2008年17号院拆迁前，郭×1、鲁×将17号院内北房十间赠与郭×2、郭×3每人各五间，此后，由郭×2、郭×3重新装修并在17号院内另行新建房屋若干间。
2008年12月16日，针对17号院北房十间中的北房5间、增建房屋若干间及所属院落，郭×2以被拆迁人的身份与作为拆迁人的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协议具体内容是：房屋建筑面积405.17平方米、宅基地面积540.23平方米；拆迁补偿款、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为：1、区位补偿总价769823元；2、房屋重置成新价217189元；3、附属物作价339565元；4、搬家补助费6077.55元；5、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6、停产停业补助费48324元；7、工程配合奖20000元；8、周转费24310.2元；9、外购房补贴2504356元；……13、其他31480元；总金额3963124.75元。
2008年12月16日，针对17号院北房十间中的另外北房5间、增建房屋若干间及所属院落，郭×3以被拆迁人的身份与作为拆迁人的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协议内容是：房屋建筑面积405.17平方米、宅基地面积540.23平方米；拆迁补偿款、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为：1、区位补偿总价769823元；2、房屋重置成新价211089元；3、附属物作价371212元；4、搬家补助费6077.55元；5、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6、停产停业补助费45861元；7、工程配合奖20000元；8、周转费24310.2元；9、外购房补贴2504356元；……13、其他46812元；总金额4001540.75元。
原审法院认为：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它包括共同劳动所得的合法收入，共同积累的储蓄，共同建造的房屋，共同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生活资料，共同享有的债权和共同负担的债务，以及其他共有的财产。对于直接参与了家庭共有财产积累的子女，应当肯定他们对家庭共有财产的权利。本案中，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及当庭陈述分析判断，可以认定17号院北房十间是1980-1981年前后在郭×1、鲁×夫妇主持下建造，六名子女均参与建房，其中长子郭×5、次子郭×4当时已挣工分且已年满18岁，而三子郭×6、四子郭×7、五子郭×2、六子郭×3当时均未满18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参与建房的成年子女对参与共同建造的房屋享有相应财产权利，所以该北房十间应属于郭×1、鲁×、郭×5、郭×4的共有财产，且根据对建房的贡献大小，法院认定郭×1、鲁×对该北房十间享有较大份额财产权利，郭×5、郭×4对该北房十间享有较小份额财产权利。
17号院于2008年拆迁前，郭×1、鲁×虽将十间北房赠与郭×2、郭×3各五间，但因该北房十间属于郭×1、鲁×、郭×5、郭×4共有财产，郭×1、鲁×对郭×5、郭×4在该房屋中享有的相应财产份额无权处分，故郭×1、鲁×对该房屋中属于郭×5、郭×4部分的赠与行为无效。17号院拆迁后，郭×2、郭×3取得该院落内房屋的相应拆迁利益，郭×5、郭×4对北房十间享有的相应份额所取得的拆迁利益应由郭×2、郭×3予以返还。对于郭×2、郭×3应返还郭×4的拆迁补偿款的具体金额，法院根据17号院十间北房在该院落拆迁时全部拆迁房屋中所占面积比例以及郭×4对17号院北房十间应享有的相应份额比例等情况综合考虑，酌定为16万元，由郭×2、郭×3每人各给付郭×48万元。郭×5在答辩时虽要求分得17号院北房十间其享有的相应份额的拆迁补偿款，但因其在本案中系被告而非原告，其相应主张本案无法一并予以处理，其可另行起诉解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判决：一、郭×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郭×4拆迁补偿款八万元；二、郭×3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郭×4拆迁补偿款八万元；三、驳回郭×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郭×1、鲁×、郭×2、郭×3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郭×1、鲁×、郭×2、郭×3上诉认为：一、17号院是郭×1、鲁×在父母的帮助下建成的与郭×4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为郭×1、鲁×、郭×4、郭×5共有财产错误。二、郭×1、鲁×早在30年前就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郭×2、郭×3婚后居住17号院，另外4个儿子由郭×1、鲁×帮助出资另建新房单独居住，30年来全家无人提出异议，以实际行动确认了分家的事实。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或改判驳回郭×4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郭×4承担。郭×4、郭×5、郭×6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郭×1、鲁×、郭×2、郭×3的上诉请求。郭×7表示不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郭×1、鲁×及其6个儿子原住于郭×1父母的老宅院。70年代末，鲁×申请取得17号院宅基地使用权，1980-1981年前后郭×1、鲁×主持在17号院内新建北房10间，建房时郭×5、郭×4、郭×6已在本村参加劳动。根据北京市大兴区×××村民委员会出示的证明记载：郭×5从1974年12月起参加本村劳动，郭×4从1977年12月起参加本村劳动、郭×6从1980年起参加本村劳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村民在本村参加劳动记工分获取报酬。17号院房屋建成后，郭×1、鲁×的6个儿子陆续结婚，1983年郭×5在17号院内结婚，1988年其另批宅基地建房并搬出17号院；1984年郭×4在17号院内结婚，1987年其另批宅基地建房并搬出17号院；1987年郭×6在17号院内结婚，1988-1989年前后其搬出17号院至郭×1全家另建的房屋内居住，1999年郭×6另批宅基地自建房屋，现郭×6在本村共使用两个宅基地；1989年郭×7在17号院结婚，1993年前后其对郭×1父母的另一老宅院房屋进行翻建并搬出17号院；1991年郭×2在17号院结婚并居住至2008年拆迁；2000年郭×3在17号结婚并居住至2008年拆迁。郭×2、郭×3在17号院内居住期间出资对北房进行了装修并在院内新建房屋若干。2008年郭×1、鲁×向拆迁单位表示17号院内北房10间已赠与给郭×2、郭×3每人各五间，同意拆迁款由郭×2、郭×3领取，故郭×2、郭×3分别与拆迁单位签订了17号院拆迁补偿协议，并分别领取了拆迁款。
二审庭审中，郭×1称：我把6个儿子养大成人，并为他们办理了婚事，让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房屋。郭×5婚后建房时郭×2已工作还没结婚，建房前后郭×2为郭×5开车干了2年没领工资，郭×2应得的工资视为我为郭×5建房的出资。郭×4婚后建房时我给了3000元；郭×6搬出17号院后住的房屋也是我出资建的；郭×7搬出17号院住我父母的宅院内，翻建房屋我出资2000余元；郭×2、郭×3分得17号院各5间房。我对孩子们是平均对待的。对此，郭×5认可郭×2曾为他开车干活，干活的时间没记清，但其认为工资没给是因为当时郭×2在学习开车；郭×4不认可其婚后建房时郭×1曾给付3000元；郭×6认可其搬出17号院后住的房屋是全家共同出资所建；郭×7认可其现居住的宅院原系郭×1父母的，婚后翻建房屋时郭×1出资约2000元。
二审期间，郭×4陈述：郭×1曾说过孩子们对17号院房屋有居住权，但是没有所有权，17号院房屋所有权归老家，所以孩子们结婚时都将17号院当新房，结婚后都搬走了。老六（郭×3）因为是居民户口，现没有宅基地，其他儿子在村里都另批了宅基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拆迁补偿协议、拆迁房屋登记表、村委会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郭×4对17号院内房屋是否享有拆迁利益。
中国北京地区农村有习俗：男子结婚时父母为其准备房屋、操办婚事，女子结婚时父母为其准备嫁妆、操办婚事，子女婚前与父母共同生活所得收入由父母支配。孩子较多的家庭，子女婚后一般与父母分家单过，财产独立。本案中，1980-1981年建17号院10间北房时，郭×1、鲁×40余岁可谓年富力强，养育的6个儿子郭×5、郭×4、郭×6已具有劳动能力，参加村里劳动取得工分，全家共同出资出力在17号院建北房10间。房屋建成后，郭×1、鲁×按当地习俗为郭×4兄弟6人操办了婚事，并均以17号院为结婚用房。郭×5、郭×4婚后另批宅基地新建房屋搬出17号院，郭×6婚后搬出17号院至郭×1全家另建房屋内居住、郭×7婚后搬出17号院至郭×1父母老宅院内居住。关于郭×4建房时郭×1是否给予出资双方各持异议，但可以确定郭×5、郭×4、郭×6均于1990年前搬出17号院，郭×7于1993年搬出17号院，郭×2、郭×3一直在17号院内居住至2008年房屋拆迁。根据郭×4当庭陈述可知，郭×1曾对全家人说过17号院10间北房所有权归郭×1、鲁×夫妻，6个儿子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对此，6个儿子未提出过异议，也以实际行动遵守了郭×1的意见，郭×4等人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后分别搬出了17号院。2008年房屋拆迁前郭×2、郭×3出资对17号院内房屋进行装修并在院内新建若干房屋。当时，郭×5、郭×4、郭×6、郭×7均未提出过异议，也未主张过房屋权利。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虽然郭×1、鲁×及其6个儿子未曾写过书面分家协议，但郭×1、鲁×以口头和实际行动对17号院房屋及其他宅院房屋进行了处分，郭×4兄弟6人自1983年起相继结婚，单独生活，兄弟之间能和平相处，对父母所作的财产分配均未提出异议。郭×1夫妻对17号院北房10间享有完全处分权。2008年拆迁单位根据郭×1、鲁×的意愿和房屋的实际居住情况与郭×2、郭×3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故郭×2、郭×3取得17号院拆迁款，具有合法依据。郭×4既不是17号院房屋所有权人，也不是房屋实际居住人，其要求分得房屋拆迁利益缺乏法律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仅以郭×1、鲁×于1980年前后建17号院10间北房时郭×5、郭×4已年满18周岁且已参加村里劳动取得工分，而认定房屋为郭×1、鲁×、郭×5、郭×4共同财产，2008年郭×1、鲁×将17号院房屋赠与郭×2、郭×3的行为部分无效，但原审判决未查明郭×1曾向全家人约定17号院房屋所有权为其夫妻所有，全家人对此未提出过异议，并已实际执行；也未查明郭×1、鲁×对其他宅院内房屋进行的处分的情况。判决未考虑当地习俗以及建房时郭×5、郭×4参加劳动时间不长，当时农村劳动收入较低；郭×1、鲁×按当地农村习俗为郭×5、郭×4等6个儿子安排结婚房屋、操办婚事；郭×46兄弟除郭×3，其除5人现均有自己独立宅院等实际情况。原审判决结果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和当地习俗，将引发更多的家庭矛盾，故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43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驳回郭×4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郭×4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郭×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英
审 判 员 石 磊
代理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