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002民初2671号
原告：薛某，女，193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童某1，男，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童某2，女，1955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赵某英，女，198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暨赵某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尤，系赵某英父亲，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告：童某3，女，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国，江苏擎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某，女，194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被告：童某4，男，196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被告：孙某，女，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童某4、孙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民、王晶，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童某5，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原告薛某、童某1、童某2、赵某英、赵某尤、童某3与被告朱某、童某4、孙某、童某5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童某2、童某3、原告暨原告赵某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尤、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建国、被告童某4、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民、王晶、被告童某5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某等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将侵占童某怀的遗产（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办事处新农村x号房屋一半拆迁安置利益）归原告继承。事实和理由：原告薛某与被告朱某系妯娌关系，其他原告系薛某与丈夫童某怀的子女、或女婿、外孙女；童某云系童某怀的弟弟，朱某是其妻子，童某4、童某5是他们的儿子，孙某是童某4的妻子；童某怀的父亲童某新（兴）曾经将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办事处新农村x号的房屋遗留给童某怀、童某云，由他们各半所有；因童某怀在上海工作，童某怀所有的房屋就交由童某云及其家人保管；2010年10月左右该房屋被拆迁，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完全被朱某、童某4、孙某三被告独占；2012年4月，原告在得知房屋被拆迁的情况后，原告曾与三被告进行协商，但三被告以童某怀已经将房屋出卖给童某云为由，拒绝原告继承童某怀遗留房屋拆迁利益，另一方面仅同意给予10万元补偿，直到最后拒绝与原告协商；2012年4月25日原告曾提起诉讼，因当时安置房屋未最终安置分配，法院以拆迁利益尚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让原告在拆迁安置利益确定后另行起诉；现拆迁安置已经确定，故再次提起诉讼。
朱某未答辩。
童某4、孙某辩称，童某怀已经将其所有的房屋转让给了童某云，童某云和朱某又将整个房屋分给了童某4，童某云、朱某及其子女在该房屋居住生活了20多年，童某怀早已不享有该房屋所有权；原由童某新（兴）砌建的老屋系土木结构，2002年一场大雨老屋彻底坍塌，系由童某4、孙某重新翻建。
童某5同意童某4、孙某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办事处新农村x号房屋为童某新（兴）所有，童某新的妻子早已去世，童某新共育有童某才、童某怀、童某云、童某珍三子一女；童某新于1989年去世，童某才于2007年去世，童某怀于1995年去世，童某云于1999年去世；薛某系童某怀的妻子，他们共育有童某1、童某2、童某贞、童某3；童某贞已于2016年去世，赵某尤是其丈夫，他们育有女儿赵某；朱某系童某云的妻子，他们育有童某4、童某5，孙某系童某4的妻子；童某怀及其妻子、子女工作、生活在上海，童某云及其妻子、子女工作、生活在扬州；童某新生前将新农村x号房屋分给童某怀、童某云，除本案当事人没有异议外，童某才的子女、童某珍也都没有异议。
对于下列事实，当事人存在争议：1.1993年童某怀、童某云是否协议将童某怀分得的房屋合并给了童某云？对此，被告童某4、孙某举证了《并房协议》，协议落款时间为1993年1月11日，所举协议是复印件，复印件纸质已发黄，应系协议形成不久复印，协议内容为“兹有家主童某新有三间老住宅房屋，分给二子童某怀、三子童某云每人各壹间半，因老二童某怀长期居住在上海，为了老三童某云的后房庭院整体化，把现有壹间半房并给三弟童某云，现壹间半和房间里旧家具作价壹仟元整给童某怀，今后童某怀及子女回扬探亲，童某云及小辈按排住属（宿），要热情相待”，落款为“让房人：童某怀”、“接收人：童某云”、“见证人：童某才（加盖个人印章）、童某珍”；童某4、孙某还举证了《分家书》、《路道协议》各一份，《分家书》的主要内容为童某云家的房屋等家产分配给童某4与童某5，对于上述所涉房屋的分配方案是“老主房三间，原则上谁拆谁砌两间房给父母居住一辈子，后厢房的产权归建房人所有，如老主房拆掉归童某4拆走，但前墙不拆，所有的料可拆走，如主房不拆归童某5所有，但是主房先仅（尽）童某4，后仅（尽）童某5”，落款时间与前述《并房协议》为同一日，并有落款“分家人：大伯父童某才（加盖个人印章），二伯父童某怀，父母童某云，姑母童某珍”，仍为复印件，纸质已发黄，也应系原件形成后不久复印，童某4、孙某还举证了该件原件残片，并表示《并房协议》、《分家书》原件均由童某云的妻子朱秀英保管，大部分已被老鼠咬坏，只剩下《分家书》的残片；《路道协议》为童某4与童某才的儿子童某全之间房屋相邻院墙退让、路道建设达成的协议，落款时间为1996年2月17日，除协议人外，落款有“见证人：童某珍”，该协议为原件；上述《并房协议》、《分家书》、《路道协议》，童某4陈述均系其姑姑童某珍书写，童某4举证《路道协议》系为了证明《并房协议》、《分家书》均系童某珍书写，原告质证意见为因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因《并房协议》对于本案事实认定至关重要，且童某4、孙某表示童某珍不愿参加到双方的纷争中，不愿表达意见，本院依法向童某珍进行了调查。原告曾将童某珍也列为被告（后撤回），但童某珍未到庭，在询问童某珍为何不出庭、对于案件有什么意见时，童某珍表示在其父亲童某新在世时房屋就分给了二哥童某怀、三哥童某云，与其无关，再问其二哥、三哥在世时对房屋有没有进行过处分，童某珍长时间沉默，最终表示记不清了，在调查人员出示上述《并房协议》、《分家书》，童某珍看过后仍然长时间沉默，最终仍表示记不清了，再出示《路道协议》，童某珍继续表示其记不清了，在询问其《并房协议》是否是伪造时，童某珍仍然表示记不清了，在此情况下，调查人员要求童某珍将自己书写过的文字材料提供进行笔迹核对时，童某珍未同意提供，最后调查人员请童某珍抄写《并房协议》，童某珍抄写了《并房协议》，所抄写的《并房协议》与童某4举证的《并房协议》笔迹较为一致，如其中“庭院”的“庭”应当是“广”字头，两份《并房协议》均书写成了“疒”字头，原《并房协议》中“住宿”错写成了“住属”，童某珍抄写的《并房协议》自行纠正成了“住宿”，即童某珍并非简单模仿，而是按照《并房协议》内容书写。
本院认为，原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办事处新农村x号童某新所有的三间房屋，与该房屋权利归属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表示童某新在世时已经分家确定给童某怀、童某云各一间半，可予认定。1993年童某怀是否将其分得的一间半房屋处分给了童某云，是处理本案纠纷的焦点，从在案证据来看，应当认定为童某怀已经处分给了童某云，理由是：1.尽管被告举证的《并房协议》系复印件，但举证人说明了证据的来源、形成过程，特别说明了《并房协议》不但有童某珍参加见证，还系其书写，而童某珍本人对于该事实，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心态，即既不否认协议的真实性，也不愿确认协议的真实性，应属于不愿介入亲属间的纠纷，结合童某珍抄写的《并房协议》，两份协议的字体、笔顺、用字习惯、书写形式等较相一致，童某珍的这种矛盾心态，能够说明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2.被告所举《分家书》印证了《并房协议》的客观真实性，《分家书》是在《并房协议》为前提的情况下童某云为两婚生子童某4、童某5的分家；3.《路道协议》可进一步印证《并房协议》、《分家书》的真实性，《路道协议》系童某4与童某才的儿子童某全因相邻对进出道路进行协议，童某珍书写并见证，童某珍作为协议的见证人和协议的书写人，同样表现出了回避的态度，即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童某珍的这种一味回避的态度，恰恰说明了《并房协议》、《分家书》、《路道协议》不但由其参与，还为其书写的事实；4.童某怀分得的一间半房屋，如果不存在1993年的《并房协议》，长期以来童某怀及其家人应当对房屋有所管理、修缮等行为，但原告除了2012年开始因讼争房屋拆迁主张继承利益外，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讼争房屋进行过管理、修缮等行为，亦可说明《并房协议》的客观真实性。
综上所述，因被继承人童某怀生前已经将讼争房屋进行了处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被告朱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薛某、童某1、童某2、赵某、赵某尤、童某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58元，减半收取4229元，由原告负担（已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舒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宁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