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卫洪，男，1972年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王亚伦、匡光文，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少燕，男，197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
委托代理人：田念，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标辉，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原审第三人：袁艳丽，女，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列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卓海东，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卫洪因与被上诉人蔡少燕，原审第三人刘标辉、袁艳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7日，蔡少燕分两次分别向袁艳丽转账499900元、1000000元。同年6月18日至20日，袁艳丽的银行账户上发生四笔款项支出，金额分别为50000元（6月18日）、49900元（6月18日）、900000元（6月19日）和99703.34元（6月20日）。对于上述款项，袁艳丽主张最后两笔支付给了何卫洪，何卫洪确认收到6月18日的49900元和6月19日900000元，不确认收到另外50000元（6月18日）和99703.34元（6月20日）。诉讼中，原审法院依职权向该账户开户行查询，该行回复，四笔款项前三笔收款人均为何卫洪，最后一笔为取现。
2014年10月30日，蔡少燕与袁艳丽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袁艳丽将上述6月19日、20日共999703元对何卫洪的借款债务转让给蔡少燕，转让价款以蔡少燕6月17日支付给袁艳丽的1000000元抵扣。后蔡少燕向何卫洪发出一份以袁艳丽为转让人的债权转让通知，要求何卫洪向蔡少燕偿还该999703元债务。何卫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回复，其与袁艳丽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转让通知中所涉的款项系何卫洪收袁艳丽的丈夫刘标辉委托提供中介服务收取的报酬，袁艳丽的划款系代刘标辉支付报酬的行为。鉴此，蔡少燕遂于2014年12月25日以袁艳丽将对何卫洪的999703元债权转让给了蔡少燕，蔡少燕经向何卫洪催收未果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何卫洪偿还999703元及利息（从2014年12月1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原审诉讼中，蔡少燕就涉案款项补充说明，2013年6月，蔡少燕为办理中山市富景居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景居公司）补税事宜，经刘标辉介绍，委托熟悉税收业务的何卫洪代为办理补税；为预付补税款项，蔡少燕分别于2013年6月19日、6月20日通过袁艳丽账户向何卫洪划款999703元；但何卫洪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一直未能按约代为补交税款；因何卫洪无法完成委托事项，经蔡少燕多次催收，亦拒不返还蔡少燕预付的补税款。因款项是通过袁艳丽支付给何卫洪，为便于追款，蔡少燕与袁艳丽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原审诉讼中，因何卫洪否认与蔡少燕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仅承认收到袁艳丽、刘标辉款项的事实。蔡少燕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将其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明确为不当得利，并相应变更诉讼请求为：何卫洪返还不当得利999703元及利息（从2013年6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止）。
刘标辉、袁艳丽在诉讼中亦确认：蔡少燕与何卫洪的经济往来款与袁艳丽没有关系，债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方便蔡少燕起诉，不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关系。并提供一份蔡少燕于2015年1月29日出具的一份确认书，内容为“蔡少燕诉何卫洪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87号，蔡少燕对案件事实确认如下：本案涉诉款项999703元系蔡少燕将款项转账到袁艳丽银行账户，通过袁艳丽的银行账户转账到何卫洪的银行账户，该款项是蔡少燕与何卫洪的往来款，与袁艳丽没任何关系。蔡少燕2013年6月17日转账给袁艳丽的499900元蔡少燕已取回现金。后因何卫洪未将款项用于约定用途，蔡少燕多次索取未果，从表面证据上看，该款项是袁艳丽转账给何卫洪的，与蔡少燕没有直接关系，故蔡少燕写好《债权转让协议》后，让袁艳丽在协议上签名，以债权转让的名义向何卫洪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就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原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程序问题。本案立案后，何卫洪在第一次开庭前提出追加刘标辉、袁艳丽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五条“关于增加当事人时的举证期限问题。人民法院在追加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的规定，原审法院因追加当事人而重新确定举证期限，蔡少燕变更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依法可予以准许。在第一次开庭时，原审法院据已查明的事实初步认定蔡少燕主张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向当事人释明并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蔡少燕在举证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悖。二、关于蔡少燕、何卫洪之间是否成立不当得利之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的。构成不当得利有以下要件：⒈一方受有财产利益；⒉另一方受有财产损害；⒊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之间存有因果关系；⒋无法律上原因。本案中，蔡少燕于2013年6月17日向袁艳丽转账1499900元，后已取回499900元，实际支付1000000元；根据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的银行转账记录，能够认定袁艳丽于2013年6月18日、19日分别向何卫洪转账支付了50000元、49900元和900000元，共计999900元；该999900元刘标辉、袁艳丽在诉讼中明确与其无关，系蔡少燕通过袁艳丽账户支付给何卫洪用于办理补税事宜的款项，蔡少燕亦确认该款系刘标辉、袁艳丽代其向何卫洪支付的款项，刘标辉、袁艳丽同时否认与何卫洪之间存在直接的委托关系。根据上述款项往来的事实，结合蔡少燕与刘标辉、袁艳丽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上述999900元系何卫洪收取的蔡少燕的款项。蔡少燕主张给付何卫洪上述款项系基于其委托何卫洪办理补税事宜，但何卫洪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且拒不返还款项，而何卫洪否认与蔡少燕存在委托关系，至此蔡少燕认为的给付款项法律目的缺失。何卫洪主张上述款项系其基于刘标辉、袁艳丽的委托收取的报酬，在刘标辉、袁艳丽对其与何卫洪存有委托关系事实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何卫洪应当对其与刘标辉、袁艳丽或者蔡少燕存在委托关系并约定了相应报酬的事实即收取上述999900元的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何卫洪并未对此进行举证，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何卫洪应对其主张的收取款项系委托报酬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在何卫洪不能举证证明其收取蔡少燕给付的999900元款项的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其收取该款项给蔡少燕造成了损失，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蔡少燕；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何卫洪除返还不当得利款外，还应返还孳息。蔡少燕主张何卫洪返还不当得利款的金额为999703元，系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何卫洪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蔡少燕返还999703元及其利息（从2013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如何卫洪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00元（蔡少燕已预交），由何卫洪负担（何卫洪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蔡少燕）。
上诉人何卫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蔡少燕并非本案补税事宜的委托方，其也无权就补税事宜对外进行委托。在刘标辉找到何卫洪之前，何卫洪并不认识蔡少燕，双方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何卫洪是接受刘标辉的委托代为办理富景居公司的补税事宜，并从刘标辉处收取委托报酬。蔡少燕没有按委托合同起诉何卫洪的诉权基础。二、蔡少燕提供的转账记录等无法证实所涉款项与委托事宜有关，蔡少燕有义务就其向袁艳丽汇款的性质进行举证。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少燕汇给袁艳丽的款项与袁艳丽转账给何卫洪的款项存在关联性。即使存在关联性，也恰好说明蔡少燕与袁艳丽、刘标辉之间就补税事宜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委托。蔡少燕于2013年6月17日分两次向袁艳丽合计汇款1499900元，而刘标辉向何卫洪支付的报酬为949900元，刘标辉获利50多万元。因刘标辉系国家工作人员，蔡少燕与刘标辉、袁艳丽恶意串通否认刘标辉参与委托事宜及收取款项。三、何卫洪已完成刘标辉委托的全部事宜，其通过妻子袁艳丽向何卫洪支付委托报酬合理合法，不属于不当得利。何卫洪向刘标辉收取的款项为949900元，而富景居公司应补税款、罚款等高达15347615元，税款只能由富景居公司直接向税务局缴纳，何卫洪收取的款项显然不属于预付税款。四、蔡少燕主张不当得利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何卫洪收取的款项是从袁艳丽处收取的，而不是从蔡少燕处收取的，即使蔡少燕自身利益受损，其也应向袁艳丽追索，而不能向何卫洪追索。蔡少燕一方面承认涉案款项是用来办理补税事宜，即承认涉案款项是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另一方面又否认委托关系的给付目的并认为涉案款项属不当得利，蔡少燕的观点自相矛盾。综上，涉案款项是基于何卫洪办理委托事宜而产生款项，不存在不当得利一说。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定涉案款项是蔡少燕支付给何卫洪的，违反了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蔡少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蔡少燕承担。
被上诉人蔡少燕辩称：一、因何卫洪否认其与蔡少燕存在委托关系，故蔡少燕以不当得利对其起诉。何卫洪主张其收取的第三人划拨款项是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务报酬，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何卫洪对此未能举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袁艳丽、刘标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针对何卫洪的上诉理由，本院分析如下：2013年6月18日至20日，袁艳丽的银行账户上发生四笔款项支出，金额分别为50000元（6月18日）、49900元（6月18日）、900000元（6月19日）和99703.34元（6月20日）。对于上述款项，何卫洪确认收到6月18日的49900元和6月19日900000元。对另外50000元（6月18日）和99703.34元（6月20日）不予确认。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依职权向袁艳丽账户开户银行进行查询，查询结果显示上述四笔款项的前三笔收款人均为何卫洪，最后一笔为取现。故原审法院认定袁艳丽于2013年6月18日、19日分别向何卫洪转账支付了50000元、49900元和900000元，共计999900元是正确的。何卫洪关于其向刘标辉收取的款项为9499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何卫洪主张其受刘标辉委托代富景居公司办补税事宜，其自袁艳丽处收取的款项系袁艳丽丈夫刘标辉的委托报酬。何卫洪应当对其与刘标辉存在合法委托关系、该委托是有偿委托及何卫洪已完成委托事项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何卫洪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何卫洪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何卫洪虽自袁艳丽账户收取上述款项，但袁艳丽明确表示该款与其无关，袁艳丽是代蔡少燕转账付款。故在袁艳丽已明确表明其非上述款项的权利人、蔡少燕为实际权利人，以及何卫洪不能举证其收取上述款项是基于合法事由的情况下，蔡少燕有权向何卫洪主张返还上述款项。基于蔡少燕诉求主张的金额为999703元，原审法院判令何卫洪向蔡少燕返还999703元及其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何卫洪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0元（何卫洪已预交），由上诉人何卫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庆利
代理审判员 张群立
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林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