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滁民一初字第00026号
原告：黄国伟，男，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明光市。
委托代理人：况相农，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权良贤，男，1956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经常居住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委托代理人：金仁琦，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国江，男，197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安徽省明光市。
原告黄国伟为与被告权良贤、黄国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国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况相龙，被告权良贤的委托代理人金仁琦，被告黄国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国伟诉称：原告黄国伟和被告权良贤、黄国江同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建设工程的合伙人，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以其本人和祝端武为甲方与黄国伟和黄国江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退股《协议书》，约定甲方退出此项目，将原股份转让给乙方，原股价为人民币102万元，合同签订日由乙方全额付给甲方。协议由权良贤代表甲方签字，黄国伟代表乙方签字。当日，黄国伟将102万元转让款汇入权良贤账户，权良贤及其代理的祝端武退出合伙。协议签订后，黄国伟多次与黄国江协商其退伙事宜，2012年7月1日经黄国超协调，黄国伟支付36.8万元给黄国江，黄国江同意退出合伙。然而权良贤故意隐瞒了祝端武未授权其处理股权转让的事实，导致祝端武于2012年12月18日向明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退股《协议书》无效，黄国江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黄国江拒绝认可退股《协议书》，不同意退出合伙。明光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祝端武的诉讼请求。黄国伟上诉至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黄国伟要求权良贤、黄国江返还退伙转让款遭到拒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权良贤故意隐瞒其无权代理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事宜的事实，给黄国伟造成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权良贤立即返还原告黄国伟退伙转让款102万元；被告黄国江立即返还原告黄国伟退伙转让款36.8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黄国伟转让款利息（被告权良贤自2012年4月24日起，被告黄国江自2012年7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还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权良贤在庭审中辩称：一、黄国伟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向权良贤和黄国江主张权利属于混淆法律关系。从黄国伟的诉状看，其要求权良贤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双方于2012年4月18日（实际签订日为2012年4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黄国伟起诉黄国江的依据是其反悔受让黄国江的合伙份额，但黄国伟与黄国江之间关于转让合伙份额的一致意见并未被法律所否认。同时，从权良贤、黄国江分别与黄国伟达成转让合伙份额协议的事实来看，这两次转让并非黄国伟、权良贤、黄国江三者之间达成的合意，无论是主观合意还是客观履行，都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的独立民事主体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因此，黄国伟在本案中同时向权良贤、黄国江主张权益混淆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权良贤不应该向黄国伟返还102万元和支付利息。虽然双方的合伙协议被确认为无效，但在二审生效后才确认这一事实。而黄国江要求返还转让款的依据，正是该协议无效，在该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无效之前，其没有权利要求权良贤返还102万元，如果法院判决权良贤返还102万元，那么计算利息的起算点也应当为二审判决生效次日起。
三、权良贤不应负担黄国伟支出的律师代理费。黄国伟在本案中委托律师代理属于意思自治行为，律师代理费不是诉讼的必然支出，非权良贤给其造成的损失，黄国伟支付该费用与权良贤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黄国伟对权良贤的诉讼请求。
黄国江在庭审中辩称：黄国伟主张的36.8万元借款，黄国江实际只拿了16万元左右。权良贤的102万元中包括投资大概80万，其他是利息钱。权良贤应该拿到工程的50%的利润，但黄国伟对权良贤讲工地不赚钱，最后权良贤退出了。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黄国伟当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黄国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国伟的身份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证据二、2011年4月18日的《合作协议》。证明黄国伟、黄国江、权良贤及祝端武同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建设工程的合伙人，权良贤与祝端武为合同甲方，黄国伟与黄国江为乙方。
证据三、2012年4月18日的退股《协议书》。证明黄国伟、权良贤及祝端武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4月24日），约定权良贤与祝端武退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其股份为人民币102万，合同签订日全额付给权良贤，权良贤保证其有权代表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的事宜。
证据四、1、权良贤出具的收条；2、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证明黄国伟按照约定将102万元转让款汇入权良贤账户，履行了约定义务。
证据五、黄国江出具的借条，证明退伙协议签订后，黄国伟就退股《协议书》与黄国江协商，2012年7月1日经黄国超协调，黄国伟支付36.8万元给黄国江，黄国江同意退股《协议书》的所有条款，并退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点建设工程项目。
证据六、1、明光市人民法院（2013）明民二初字第00027号民事判决书；2、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滁民二终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由于权良贤蓄意隐瞒其无权代理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事宜，导致祝端武起诉，要求确认退股《协议书》无效。2、黄国江当庭反悔，拒绝认可退股《协议书》。3、退股《协议书》经两审终审被确定无效，权良贤、黄国江因退股《协议书》取得的转让款应当返还给黄国伟，并承担因此案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以及相应转让款利息。
证据七、安徽俊和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发票、收据；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发票、收据。证明黄国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证据八、两张收条，一张借条复印件。证明双方经济往来有
时有条据，有时没有条据。
权良贤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及四人存在合伙关系均无异议，但是依据该合伙协议第十条的约定，黄国江与黄国伟负责合作项目施工建设，权良贤负责合伙项目的财务管理，实际上合伙项目的财务均由黄国伟一个人把持，具体的财务情况权良贤均不知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权良贤与黄国伟协商退出合伙的事实也没有异议，但是无论该协议的手写件是否为权良贤书写，均与权良贤是否主动提出退伙没有关系。从协议第二条来看黄国伟支付的102万元，包括黄国江借权良贤的1万元，该借款是黄国伟自愿代替偿还，与双方合伙份额的转让款没有关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内容来看，无论是权良贤出具的收条，还是黄国伟汇款申请书均载明该102万元为工程转让款，结合双方合伙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权良贤收到黄国伟支付102万元系退伙转让款的事实。对证据五真实性不清楚，从证据的内容来看，黄国江并未收到黄国伟支付的36.8万元，结合黄国伟的诉状及举证中的陈述来看，黄国伟与权良贤达成退伙协议和其与黄国江经他人协调而签署的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黄国伟不应在本案中同时向权良贤、黄国江主张权利。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黄国伟与权良贤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权良贤不存在欺诈和隐瞒的事实。结合黄国江的陈述恰恰证明黄国伟当时隐瞒了能够找到黄国江的事实，因此权良贤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发票和收据的开具时间来看，该律师服务费并非均因本案发生，产生该费用的责任也不在于权良贤。两笔费用的产生时间均在黄国伟委托本案律师的时间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八不清楚。
黄国江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权良贤提议黄国江和黄国伟负责工程，黄国伟要求由其负责，后来就出现了黄国伟私自和政府签订一些东西，黄国伟的行为也代表四个合伙人。证据三权良贤跟黄国江说过，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权良贤到处找黄国江找不到，黄国伟知道黄国江在哪里，但黄国伟没有说。协议并不是权良贤主动要求签的。而且协议被生效判决确认是无效协议，协议也是在被欺骗和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故意改变了日期。对证据四不清楚。证据五借条是真实的。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七是权良贤和黄国伟的事情，跟黄国江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当事人对黄国伟所举证的与自己有关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权良贤、黄国江均未提供证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结合本院认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法律事实如下：2011年4月18日，祝端武、权良贤（共同作为甲方）与黄国伟、黄国江（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合作项目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房建设工程，主要内容为，由甲方前期投资80万元（其中2010年10月4日已付50万元，合同生效日付乙方30万元）并负责财务的各种管理；由乙方分工负责项目的开发、施工及管理；利润风险同担，甲乙双方各占50%；合同生效日，甲方支付乙方30万元（其中黄国伟15万元，黄国江15万元），并获得此项目100%的全额投资股份，甲方分给乙方47%的干股，利润分配各占50%。其中，第十条财务管理中有“财务账目有祝端武主管（暂委托权总来代管）”内容，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详细的约定。在协议的最后，有“注；甲方权良贤一人签字生效。（只限甲方）”字样。该协议甲方仅有权良贤的两个签名，黄国伟、黄国江分别在乙方签名。
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以其和祝端武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黄国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甲方退出此项目，将原股份转让给乙方（黄国伟），原股价为人民币102万元（其中现金投入81万元，借款利息21万元），乙方在合同签订日全额付给甲方，其中包括乙方代付黄国江全部投资15万元，并且黄国江借甲方1万元，也由黄国伟代替偿还，此合同履行后，原合同作废。另外，双方还作了其它一些约定，其中，第五条约定为“甲乙双方如果在本方发生争执，各负其责”。该协议甲方除权良贤签名外，还有权良贤代签的祝端武名字。乙方则只有黄国伟签名。落款的日期为2012年4月18日。该协议签订的当日，黄国伟将102万元汇入权良贤的账户。
另查明：黄国江因涉嫌窝藏于2012年1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明光市看守所，2012年4月23日因取保候审被释放。但黄国伟没有告知黄国江第二天将与权良贤签订前述的《协议书》。
2012年12月18日祝端武起诉至明光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前述2012年4月24日的《协议书》无效。2013年3月12日，明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明民二初字第00027号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判决。黄国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3年8月9日作出（2013）滁民二终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黄国伟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和黄国伟签订《协议书》时，权良贤在未征得祝端武同意的情况下，代祝端武在《协议书》上签名。使黄国伟误认其有代理权。而黄国伟正是根据前述协议于2012年4月24日将102万元汇入权良贤账户。前述《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权良贤理应将依据前述协议取得黄国伟的102万元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的利息（自2012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权良贤主张计算利息的起算点应当为二审判决生效次日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4月16日黄国江出具36.8万元借条给黄国伟，并非依据前述协议。黄国伟和黄国江之间因上述借条发生的争议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故对黄国伟与黄国江之间的争议，本院不予本案合并审理，黄国伟可另行主张权利。黄国伟要求权良贤、黄国江承担8000元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对此无约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权良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黄国伟人民币102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
二、驳回原告黄国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权良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贺建国
代理审判员 贺 斌
人民陪审员 宫恩祥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 洁
附与处理本案有关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滁民一初字第00026号
原告：黄国伟，男，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明光市黄郢新村9－9号，身份证号码342327197012100219。
委托代理人：况相农，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权良贤，男，1956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屯路65号附8号内4号，经常居住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清澈工业园恒业路18号，身份证号码370611195604090317。
委托代理人：金仁琦，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国江，男，197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安徽省明光市嘉德华府2号楼3单元401室，身份证号码342327197203160214。
原告黄国伟为与被告权良贤、黄国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国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况相农，被告权良贤的委托代理人金仁琦，被告黄国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国伟诉称：原告黄国伟和被告权良贤、黄国江同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建设工程的合伙人，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以其本人和祝端武为甲方与黄国伟和黄国江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退股《协议书》，约定甲方退出此项目，将原股份转让给乙方，原股价为人民币102万元，合同签订日由乙方全额付给甲方。协议由权良贤代表甲方签字，黄国伟代表乙方签字。当日，黄国伟将102万元转让款汇入权良贤账户，权良贤及其代理的祝端武退出合伙。协议签订后，黄国伟多次与黄国江协商其退伙事宜，2012年7月1日经黄国超协调，黄国伟支付36.8万元给黄国江，黄国江同意退出合伙。然而权良贤故意隐瞒了祝端武未授权其处理股权转让的事实，导致祝端武于2012年12月18日向明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退股《协议书》无效，黄国江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在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黄国江拒绝认可退股《协议书》，不同意退出合伙。明光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祝端武的诉讼请求。黄国伟上诉至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黄国伟要求权良贤、黄国江返还退伙转让款遭到拒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权良贤故意隐瞒其无权代理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事宜的事实，给黄国伟造成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权良贤立即返还原告黄国伟退伙转让款102万元；被告黄国江立即返还原告黄国伟退伙转让款36.8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黄国伟转让款利息（被告权良贤自2012年4月24日起，被告黄国江自2012年7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还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权良贤在庭审中辩称：一、黄国伟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向权良贤和黄国江主张权利属于混淆法律关系。从黄国伟的诉状看，其要求权良贤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双方于2012年4月18日（实际签订日为2012年4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黄国伟起诉黄国江的依据是其反悔受让黄国江的合伙份额，但黄国伟与黄国江之间关于转让合伙份额的一致意见并未被法律所否认。同时，从权良贤、黄国江分别与黄国伟达成转让合伙份额协议的事实来看，这两次转让并非黄国伟、权良贤、黄国江三者之间达成的合意，无论是主观合意还是客观履行，都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的独立民事主体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因此，黄国伟在本案中同时向权良贤、黄国江主张权益混淆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权良贤不应该向黄国伟返还102万元和支付利息。虽然双方的合伙协议被确认为无效，但在二审生效后才确认这一事实。而黄国江要求返还转让款的依据，正是该协议无效，在该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无效之前，其没有权利要求权良贤返还102万元，如果法院判决权良贤返还102万元，那么计算利息的起算点也应当为二审判决生效次日起。
三、权良贤不应负担黄国伟支出的律师代理费。黄国伟在本案中委托律师代理属于意思自治行为，律师代理费不是诉讼的必然支出，非权良贤给其造成的损失，黄国伟支付该费用与权良贤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黄国伟对权良贤的诉讼请求。
黄国江在庭审中辩称：黄国伟主张的36.8万元借款，黄国江实际只拿了16万元左右。权良贤的102万元中包括投资大概80万，其他是利息钱。权良贤应该拿到工程的50%的利润，但黄国伟对权良贤讲工地不赚钱，最后权良贤退出了。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黄国伟当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黄国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黄国伟的身份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证据二、2011年4月18日的《合作协议》。证明黄国伟、黄国江、权良贤及祝端武同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房建设工程的合伙人，权良贤与祝端武为合同甲方，黄国伟与黄国江为乙方。
证据三、2012年4月18日的退股《协议书》。证明黄国伟、权良贤及祝端武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4月24日），约定权良贤与祝端武退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房建设工程项目，其股份为人民币102万元，合同签订日全额付给权良贤，权良贤保证其有权代表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的事宜。
证据四、1、权良贤出具的收条；2、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证明黄国伟按照约定将102万元转让款汇入权良贤账户，履行了约定义务。
证据五、黄国江出具的借条，证明退伙协议签订后，黄国伟就退股《协议书》与黄国江协商，2012年7月1日经黄国超协调，黄国伟支付36.8万元给黄国江，黄国江同意退股《协议书》的所有条款，并退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房建设工程项目。
证据六、1、明光市人民法院（2013）明民二初字第00027号民事判决书；2、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滁民二终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由于权良贤蓄意隐瞒其无权代理祝端武处理股权转让事宜，导致祝端武起诉，要求确认退股《协议书》无效。2、黄国江当庭反悔，拒绝认可退股《协议书》。3、退股《协议书》经两审终审被确定无效，权良贤、黄国江因退股《协议书》取得的转让款应当返还给黄国伟，并承担因此案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以及相应转让款利息。
证据七、安徽俊和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发票、收据；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发票、收据。证明黄国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证据八、两张收条，一张借条复印件。证明双方经济往来有时有条据，有时没有条据。
权良贤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及四人存在合伙关系均无异议，但是依据该合伙协议第十条的约定，黄国江与黄国伟负责合作项目施工建设，权良贤负责合伙项目的财务管理，实际上合伙项目的财务均由黄国伟一个人把持，具体的财务情况权良贤均不知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权良贤与黄国伟协商退出合伙的事实也没有异议，但是无论该协议的手写件是否为权良贤书写，均与权良贤是否主动提出退伙没有关系。从协议第二条来看黄国伟支付的102万元，包括黄国江借权良贤的1万元，该借款是黄国伟自愿代替偿还，与双方合伙份额的转让款没有关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内容来看，无论是权良贤出具的收条，还是黄国伟汇款申请书均载明该102万元为工程转让款，结合双方合伙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权良贤收到黄国伟支付102万元系退伙转让款的事实。对证据五真实性不清楚，从证据的内容来看，黄国江并未收到黄国伟支付的36.8万元，结合黄国伟的诉状及举证中的陈述来看，黄国伟与权良贤达成退伙协议和其与黄国江经他人协调而签署的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黄国伟不应在本案中同时向权良贤、黄国江主张权利。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黄国伟与权良贤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权良贤不存在欺诈和隐瞒的事实。结合黄国江的陈述恰恰证明黄国伟当时隐瞒了能够找到黄国江的事实，因此权良贤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发票和收据的开具时间来看，该律师服务费并非均因本案发生，产生该费用的责任也不在于权良贤。两笔费用的产生时间均在黄国伟委托本案律师的时间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八不清楚。
黄国江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权良贤提议黄国江和黄国伟负责工程，黄国伟要求由其负责，后来就出现了黄国伟私自和政府签订一些东西，黄国伟的行为也代表四个合伙人。证据三权良贤跟黄国江说过，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权良贤到处找黄国江找不到，黄国伟知道黄国江在哪里，但黄国伟没有说。协议并不是权良贤主动要求签的。而且协议被生效判决确认是无效协议，协议也是在被欺骗和威胁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故意改变了日期。对证据四不清楚。证据五借条是真实的。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七是权良贤和黄国伟的事情，跟黄国江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当事人对黄国伟所举证的与自己有关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权良贤、黄国江均未提供证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结合本院认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法律事实如下：2011年4月18日，祝端武、权良贤（共同作为甲方）与黄国伟、黄国江（共同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合作项目为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司巷移民安置房建设工程，主要内容为，由甲方前期投资80万元（其中2010年10月4日已付50万元，合同生效日付乙方30万元）并负责财务的各种管理；由乙方分工负责项目的开发、施工及管理；利润风险同担，甲乙双方各占50%；合同生效日，甲方支付乙方30万元（其中黄国伟15万元，黄国江15万元），并获得此项目100%的全额投资股份，甲方分给乙方47%的干股，利润分配各占50%。其中，第十条财务管理中有“财务账目有祝端武主管（暂委托权总来代管）”内容，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详细的约定。在协议的最后，有“注；甲方权良贤一人签字生效。（只限甲方）”字样。该协议甲方仅有权良贤的两个签名，黄国伟、黄国江分别在乙方签名。
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以其和祝端武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黄国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甲方退出此项目，将原股份转让给乙方（黄国伟），原股价为人民币102万元（其中现金投入81万元，借款利息21万元），乙方在合同签订日全额付给甲方，其中包括乙方代付黄国江全部投资15万元，并且黄国江借甲方1万元，也由黄国伟代替偿还，此合同履行后，原合同作废。另外，双方还作了其它一些约定，其中，第五条约定为“甲乙双方如果在本方发生争执，各负其责”。该协议甲方除权良贤签名外，还有权良贤代签的祝端武名字。乙方则只有黄国伟签名。落款的日期为2012年4月18日。该协议签订的当日，黄国伟将102万元汇入权良贤的账户。
另查明：黄国江因涉嫌窝藏于2012年1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明光市看守所，2012年4月23日因取保候审被释放。但黄国伟没有告知黄国江第二天将与权良贤签订前述的《协议书》。
2012年12月18日祝端武起诉至明光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前述2012年4月24日的《协议书》无效。2013年3月12日，明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明民二初字第00027号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判决。黄国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3年8月9日作出（2013）滁民二终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黄国伟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2012年4月24日权良贤和黄国伟签订《协议书》时，权良贤在未征得祝端武同意的情况下，代祝端武在《协议书》上签名。使黄国伟误认其有代理权。而黄国伟正是根据前述协议于2012年4月24日将102万元汇入权良贤账户。前述《协议书》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权良贤理应将依据前述协议取得黄国伟的102万元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的利息（自2012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权良贤主张计算利息的起算点应当为二审判决生效次日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4月16日黄国江出具36.8万元借条给黄国伟，并非依据前述协议。黄国伟和黄国江之间因上述借条发生的争议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故对黄国伟与黄国江之间的争议，本院不予本案合并审理，黄国伟可另行主张权利。黄国伟要求权良贤、黄国江承担8000元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对此无约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权良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黄国伟人民币102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4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
二、驳回原告黄国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被告权良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贺建国
代理审判员贺斌
人民陪审员宫恩祥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张洁
附与处理本案有关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