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凤行初字第00007号
原告：关继福。
委托代理人：关立利。
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孔丹，职务：镇长。
委托代理人：赫英，凤城市宝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华玉柱，凤城市宝山镇林业站站长。
第三人：王喜满。
原告关继福不服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关于岔路二组关继福、孙显斌自留山与刘德财等四户自留山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继福的委托代理人关立利、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孔丹的委托代理人赫英、华玉柱、第三人王喜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中认定，关继福自留山东至沟、西至自留林边、南至队地边，北至岗，其中东面与南面没有纠纷，北部与王福春、王福年的自留山接壤，北部清楚，西部至自留林边与王喜满自留山接壤，关继福的西部至自留林边不清楚。
根据《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十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作如下处理意见：关继福自留山的北部与王福春、王福年自留山的南部交接以岗为界。关继福自留山的西部与王喜满自留山的东部以岗为界（王喜满同关继福于2007年8月1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若法院认定有效，按协议执行）。
被告于2014年3月28日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证明宝山镇政府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
2、《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证明宝山镇政府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
3、自留山划分明细统计表，证明宝山镇政府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
4、王喜满的证言，证明关继福自留山与王喜满自留山存在纠纷。
5、送达回证，证明送达程序合法。
6、王喜满自留山使用执照，证明王喜满的自留山已取得林权证。
原告诉称：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没有完全执行《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该处理决定在原告与第三人王喜满林地纠纷中，没有认定我们两家的协议。《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就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条也明确规定在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在我与王喜满之间属四至不清楚，我们有协议，属于已协商解决了。另外，《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在我们双方已经有了生效协议的情况下，宝山镇政府没有给认定此协议，没有尊重历史和事实，宝山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严重违背法律的规定。
第三人王喜满从2013年到2014年间已经毁坏千余棵落叶松，致使我们在维权的路上奔波了近一年，至今镇政府明知第三人毁坏林木，没做出任何处理，变相纵容了其不法行为。我与第三人在2007年8月17日是在第三人砍我们家树枝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因为我们家的林权证是1983年1月1日下发的，先于自留山使用执照（1983年12月30日），因为我们家的林权证上明确写明树种有刺槐，而且就在我们两家交界处栽着，至今还有没伐倒的刺槐作为依据，说明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当初分山的四至中，我家西边是自留林林边，我们两家的南部是小队地边，与协议完全一致，如果我们两家的交界改成第三人所指的岗，那我们家栽的自留林也得让出来，我们两家的南面就不是小队的地边，应该是道，那也就是依照第三人的意思，我们两家的山照必须重新作出修改才行，因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宝山镇政府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
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宝山镇政府（2013）21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没有执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
2、自留山划分明确统计表。
3、自留山使用执照。
4、林权证。
5、调解协议。
6、关继福和王喜满调解协议情况说明。
以上第2-6号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有效。
被告辩称：被告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完全执行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依据《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十条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就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不适用于原告与第三人的林权纠纷，此条规定适用于尚未取得林权证的，而王喜满1981年就取得了林权证，且原告与第三人的自留山多年来一直存在纠纷。第三人在2013年6月20日曾向被告宝山镇政府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被告解决其与原告的自留山纠纷，可见事实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两家已协商解决。第三人同原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在王喜满丢失林权证，原告多次要求之下所签订的，且第三人自找到林权证后就否定了这份协议，其效力应由司法机关确认，被告无法认定其效力。
被告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与第三人自留山东西交界，王喜满自留山东部至岗，东面清楚，原告自留山西部至自留林边，西面不清。根据《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十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第1号证据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第2、3号证据和被告提供的第3、6号证据，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自留山四至及双方自留山交界处不清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第4号证据，证明原告取得的林权证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第5、6号证据，能证明2007年8月17日经原村委会主任、村民组长主持调解，原告与第三人对双方自留山边界纠纷达成协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第4号证据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自留山边界存在纠纷，第三人向被告申请确定权属。被告提供的第5号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送达给双方当事人，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第1、2号证据，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83年划分自留山时，原告关继福与第三人王喜满分得的自留山相毗邻，即原告自留山的西部与第三人自留山的东部相邻，双方于1983年12月取得自留山使用执照，原告自留山使用执照记载的四至为：东至小沟、西至自留林边、南至队地边、北至岗，第三人自留山使用执照记载的四至为：东至岗、西至王福章、南至梯田、北至岗。由于原告自留山的西至与第三人自留山的东至记载不一致，多年来双方对自留山交界处的权属问题始一直存在争议。2007年8月17日在时任村委会主任郞庆利、村民组长关广柱的主持调解下，原告与第三人对双方自留山边界争议达成书面协议，双方当事人及调解人员在协议书上签名。2013年6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请求被告对其与原告自留山权属争议作出处理。2013年6月21日，被告作出了宝政发（2013）21号《处理决定》，根据《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十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处理意见：关继福自留山的西部与王喜满自留山的东部以岗为界（王喜满同关继福于2007年8月1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若法院认定有效，按协议执行）。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法律赋予县级和乡级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职权，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县级和乡级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达到解决当事人之间林权争议，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结果。因此，被告在行使其行政权力处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权争议时，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客观公正、明确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应予采纳，是被告行使行政权力处理林权争议时应参考的依据。由于被告对调解协议未能给予明确的定性，致使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林权争议，属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的宝政发（2013）21号《关于岔路二组关继福、孙显斌自留山与刘德财等四户自留山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凤城市宝山镇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茵
人民陪审员 扈新玲
人民陪审员 杨忠喜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丽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