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00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县文峰街道办文峰街，组织机构代码：75621784-0。
法定代表人管于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振华，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网重庆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原重庆市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县汉丰街道驷马社区开州大道中段99-2，组织机构代码：76593520-3。
法定代表人李政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向往，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其军，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县排水公司）与被上诉人国网重庆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县供电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开法民初字第02550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开县排水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开县供电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开县供电公司与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建立起供用电关系，2012年9月19日，开县供电公司对开县排水公司用电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开县排水公司电表收费倍率与实际倍率有出入，发现互感器显示的电流比为50／5，而收费系统记载的电流比为40／5，二者不相符，应当收费倍率应为1000倍，而实际收费倍率为800倍，每月电费的计算方式是（电表止数-
电表起数）×倍率，因误把倍率1000计算为了800，导致开县供电公司少收电费。对此问题，开县供电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给开县排水公司发出了关于商请纠正计费计量倍率差错的函，将此事告知了开县排水公司。此后，双方经协商，开县排水公司委托了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于2012年11月16日在开县排水公司大门前进行了现场测试，测试当日双方均派员工到了现场，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对电力计量箱测试后作出了JLXC201211041号现场试验报告，报告内容反映出互感器铭牌参数为：型号LJZJ-10，额定电压10KV，额定频率50HZ，额定功率因数0.8，出厂日期2003.1，制造单位衡阳市组合互感器厂，报告反映出的结论为：1.该电力计量箱电流部分实际使用电力变化比为50／5A；2.该电力计量箱电流部份（50／5A）极性、误差合格。该结论与电力互感器铭牌显示的电流变比50／5A一致。此后，对于开县排水公司的电费从2012年10月开始以1000倍的倍率计算电量并收取电费，双方均按照倍率实际执行。对于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收电费明细，开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宏先与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于2013年6月26日进行了签字确认，确认电表的起止码为：00001.3-20304，累计收费电量为16242160，累计应补收电量为16242160×0.25=4060510度。确认由于电量误差期间共调整电价9次，补收电量4060510度应该分成9个电价段进行计算应补交电费，总计应补收电费为2351477.94元。开县排水公司称开县供电公司曾经去函要求开县排水公司只补交40%的问题，补收电费明细中写明的“按照开县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以40%补收的意见，应补电费940591.17元。”，反映出按照40%补收只是开县经济信息委员会的建议，而不是开县供电公司的意见，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按照40%补收电费，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应当有书面协议。以及开县排水公司称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之间达成了口头一致意见也不是事实。另外，本案开县排水公司少缴纳的电费，应属于不当得利，且开县供电公司系于2012年9月才发现有误差，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开县排水公司认为因2007年7月9日发生的事故，开县供电公司在抢修中可能更换了互感器，电科院到现场测试双方均派人到现场了的，且开县排水公司只是怀疑开县供电公司更换了互感器铭牌，只属于怀疑。对于开县排水公司要求开县供电公司提交供用电书面合同的问题，因公司搬迁，开县供电公司方多次寻找，均没有找到档案资料，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形成的供用电合同关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开县排水公司补交电费2351477.94元给开县供电公司，诉讼费由开县排水公司承担。
开县排水公司向一审法院辩称：根据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开县新城建设排水、排污供用、民用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提高全县新城数十万人民身心健康，开县排水公司（开县排水有限公司）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县人民政府划拨土地，国家投资建设成立“开县排水有限公司”。根据排水、排污生产用电、办公用电的需要，始于2003年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属实。根据排污生产用电量的需要，由开县排水公司申请，开县供电公司派员现场勘验、设计，安装什么样的变压器、电量计费计量率等由开县供电公司设计、安装。电量收费倍率安装为1000倍的事实属实。执行收费电价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物价及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分年度工业生产用电电价执行收费。从双方之间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以来，开县排水公司从2003年至2012年8月止，每年每月均是按照开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每月抄表、而不是开县排水公司申报用电计量，计量按照开县供电公司出具的抄表计量收取电费缴纳，多年来开县排水公司没有拖欠电费的事实出现。由开县供电公司给开县排水公司安装电量、计量倍率1000倍，开县供电公司长达九年来按收费倍率800倍计收电费，少收四分之一的电量的电费，开县排水公司无责任，无人为过失、过错责任。开县供电公司要求开县排水公司全额补交电费2351477.94元于法无据，且诉求超过法律意义上的诉讼时效，不符合诉讼时效为两年的保护期限。2003年至2010年7月这7年即前7年的不应该补缴，合理计算主张应当从2010年至2012年9月期间误差补缴才是唯一合法主张。开县供电公司给开县排水公司签收的商请纠正函及执行9个阶段电价，不应认定开县供电公司对诉讼时效权利主张认知或具有连续性和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错误认定。很明显，开县供电公司向开县排水公司发出的商请函及9个阶段电价执行标准，缺乏书面供用电合同依据。开县排水公司签收开县供电公司几份函件只能说明开县供电公司单方计算误差倍率的事实及开县供电公司经统计的数据和引用开县经信委的有关规定应按照误差总数40%向开县供电公司商请补缴的事实依据。所谓经信委的规定，开县排水公司一无所知，且是开县供电公司向开县排水公司方发出的书面意见引用事实依据。本案开县供电公司主张的案由是供用电合同纠纷，在开县排水公司现在无法找到书面供用电合同的情况下，按照举证规则的规定，就应当由开县供电公司向法院出示供用电合同，不然怎么能说明从2003年至2012年9月19日前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对开县排水公司生产用电就一定是安装的计量倍率是1000倍呢？且根据本案双方供用电实际履行期间在2007年7月9日开县供电公司为开县排水公司送电发生重大操作失误事故，在此期间对此倍率是否做出变更，实施安装双电源？是否变更计量倍率？对此质疑不得而知。不排除双方在订立“供用电合同”时对倍率填写、打印出现错误的可能，将1000倍填写笔误800倍的可能。更不能排除2007年7月9日发生责任事故，对开县排水公司方的计量倍率实施双电流，就倍率是否有变更、调整，同样是一个未知数？开县供电公司单方委托电科院出具的倍率测试报告，只能证明是2012年9月19日以后的倍率的依据，不仅如此，且该测试报告严格地讲，是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除非开县排水公司方认可，不反驳，否则是无效的测试报告。开县供电公司主张2003年给开县排水公司安装的电量、计量倍率1000倍没有事实依据。依照法律规定供用电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约定为唯一依据，在司法实践中遇有纠纷发生，经双方协商无果时没有合同依据就只能按照双方实际执行计量倍率收费800倍率计算起止时间。开县排水公司在长达九年之久，是按照开县供电公司抄表数字开具的800倍计量用电按时交付电费，没有逾期或经催告不缴等情形发生。长达九年来执行800倍率收费，就是双方实际履约的缴费标的。对于补缴200倍用电计量没有法律依据。只有人为、偷盗情形发生时，法律规定应当追缴。2012年10月起执行用电计量1000倍率收费是基于开县供电公司单方找重庆电科院在2012年11月对计量装置现场测试得出1000倍的测试报告，经开县供电公司与开县排水公司协商，为了融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意执行该倍率收费。对此，只能说明双方从此时开始执行新的“供用电合同”关系，按1000倍的计量倍率收费，并不代表2003年至2012年9月期间的供用电合同就一定是1000倍率的事实。双方之间曾在2012年9月、2012年11月、2013年5月30日多次进行协商，2013年5月30日下午开县供电公司方派主要负责人汪总、朱主任、邓主任前往开县排水公司单位与开县排水公司的上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袁总，在开县排水公司单位会议室达成按照误差总额40%补交电费是有事实依据的，系双方口头达成的一致共识，依照法律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证据。就补缴支付办法是一次性支付或是年底支付，双方同时进行了协商，期间开县排水公司同意在向上级公司和县人民政府书面报告批准后，年底一次性支付误差总额的40%。为此，开县排水公司于同年6月5日及时向上级公司渝东水务公司书面报告了达成的统一共识意见，请求上级公司安排资金补交。而开县供电公司商请县经信委给一个纪要以此了结此案。这不能说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协议，就不是判定解决此案的依据，双方主要负责人在众目睽睽口头上形成的共识就不能作为判定依据，这也严重缺乏仁义道德和做人的诚信原则了。综上所述，为依法维护双方之间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公正审理研讨此案。开县排水公司方认为开县供电公司方要求开县排水公司全额补交2003年至2012年9月期间因开县供电公司自己的过错，导致产生的损失后果，没有书面事实依据，于法无据，应当依法驳回开县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但开县排水公司为了减轻双方的诉累，切实体现有利于本次纠纷的解决，开县排水公司方还是愿意按照2013年5月30日下午达成的一致共识按照总额的40%进行补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开县供电公司与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建立起供用电合同关系，2013年9月19日，开县供电公司对开县排水公司用电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开县排水公司电表收费倍率与实际倍率有出入，发现互感器显示的电流比50／5，而收费系统记载的电流比为40／5，二者不相符，应当收费倍率应为1000倍，而实际收费倍率为800倍，由于每月电费的计算方式是（电表止数-
电表起数）×倍率，因误把倍率1000计算为了800，导致开县供电公司漏算电量并少收取电费。对此问题，开县供电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给开县排水公司发出了关于商请纠正计费计量倍率差错的函，将此事告知了开县排水公司。此后，双方经协商，委托了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于2012年11月16日在开县排水公司大门前进行了现场测试，测试当日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双方均派员工到了现场，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对电力计量箱测试后作出了JLXC201211041号现场试验报告，报告内容反映出互感器铭牌参数为：型号LJZJ-10，额定电压10KV，额定频率50HZ，额定功率因数0.8，出厂日期2003.1，制造单位衡阳市组合互感器厂，报告反映出的结论为：1.该电力计量箱电流部分实际使用电力变化比为50／5A；2.该电力计量箱电流部份（50／5A）极性、误差合格。该结论与电力互感器铭牌显示的电流变比50／5A一致。测验报告出来后，对于开县排水公司的电费从2012年10月开始，开县供电公司按照1000倍的倍率计算电量并确定电费，开县排水公司也按照1000倍的倍率计算电量并缴纳电费。开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宏先与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于2013年6月26日对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收电费明细进行了签字确认，确认电表的起止码为：00001.3-20304，累计收费电量为16242160，累计开县排水公司因开县供电公司计算倍率错误导致开县排水公司未缴纳电费的电量为16242160×0.25=4060510度。确认由于电量误差期间共调整电价9次，补收电量4060510度应该分成9个电价段进行计算应补交电费，总计因开县供电公司计算倍率错误导致开县排水公司未缴纳的电费为2351477.94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均未能提交书面的供用电合同，但是从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的陈述及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与开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宏先于2013年6月26日对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收电费明细进行的签字确认情况可以确定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之间形成了从2003年开始即建立起了供用电合同关系。从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的情况来看，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点：一、开县供电公司在收取开县排水公司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电费时是否存在误将倍率1000计算为800而导致开县排水公司未缴纳电费2351477.94元的事实。二是开县供电公司要求开县排水公司补缴电费2351477.94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是开县排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补缴义务。四是开县排水公司是否只应当按承担总额的40%的补缴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开县排水公司认为由于开县供电公司没有提供书面的供电合同不能排除合同中约定的倍率为800的可能，由于2007年7月9日发生责任事故不能排除开县供电公司在抢修时将倍率800的计量装置更换为了倍率1000的计量装置的可能。一审法院认为，从开县供电公司提交的第4、5项证据能够综合反映出互感器的出厂日期为2003年1月、互感器铭牌显示的电流变化比与实际测试的电流变化比均为50／5A，即实际倍率应当为1000。开县供电公司提交的第5证和开县排水公司提交的第11证均系开县排水公司补收电费明细，两项证据完全一致，均有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的签字确认，从该明细单签字确认的情况可以看出，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6月26日对开县排水公司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累计因倍率误差而未计算的电量为4060540度、未缴纳的电费为2351477.94元的事实予以了认可。而开县排水公司在庭审中抗辩的理由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只是认为存在某种可能，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开县排水公司应当提供证据予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其既没有提供书面的供用电合同证明合同中约定的倍率是800，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开县供电公司在2007年7月9日发生责任事故后抢修时更换了开县排水公司的电费计量装置。因此，对于开县供电公司在收取开县排水公司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电费时因误将倍率1000计算为800而导致开县排水公司未缴纳电费2351477.94元的事实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诉讼时效的问题，开县排水公司认为开县供电公司要求开县排水公司全额补交电费2351477.94元的诉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不符合诉讼时效为两年的保护期限，2003年至2010年7月这7年即前7年的不应该补缴，合理计算主张应当从2010年至2012年9月期间误差补缴才是唯一合法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开县供电公司系于2012年9月才发现互感器铭牌显示的电流比与收费系统中的电流比不一致，误将倍率1000计算为了800。从供用电合同的特征以及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至今还存在供用电合同关系的情况来看，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之间形成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因倍率计算错误开县排水公司每月均少缴纳了相应的电费，其少缴纳电费的行为具有持续性。对于开县排水公司持续每月均少缴电费的情况，开县供电公司系2012年9月才发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开始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为2012年9月，而本案开县供电公司于2013年7月立案，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尚不足1年并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开县排水公司抗辩开县供电公司的主张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开县排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补缴义务的问题。开县排水公司认为对于补缴200倍用电计量没有法律依据，只有人为、偷盗情形发生时，法律规定应当追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开县供电公司属于供电方，开县排水公司属于用电方，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开县供电公司作为供电方的义务是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开县排水公司作为用电方的义务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交付电费。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足额缴纳电费是用电方的义务，而电费=电价×电量，本案是由于电量计算错误导致开县排水公司未能足额缴纳电费，虽然系开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计算错误，但是并不意味着开县供电公司对漏算的电量明确表示不予以收取电费，其并不能免除开县排水公司足额缴纳电费的义务。因此，开县排水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由于开县供电公司电量计算错误而没有向开县排水公司收取的电费2351477.94元，开县排水公司作为用电方应当依法承担补缴义务。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开县排水公司认为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双方已经于2013年5月30日下午口头达成了由开县排水公司按照误差总额40%补交电费的一致意见，以及2013年6月26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补收电费明细也明确反映出了开县供电公司只收40%。开县供电公司认为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6月26日双方签字确认的补收电费明细中表述的是开县经济信息委员会的建议意见而不是开县供电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从开县排水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书证来看，能够反映出开县供电公司、开县排水公司对电费补缴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是在开县供电公司不认可双方已经口头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只能依据双方当事人都签字形成的书面材料予以审查开县供电公司是否已经与开县排水公司达成合意由开县排水公司只缴纳应补收电费的40%，剩余的60%开县供电公司放弃主张的权利。本案中，就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与开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宏先于2013年6月26日签字确认的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收电费明细表（第5、第11项证据）系双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形成的书面材料。而该材料对该争议问题的表述为“经过查证核实，在电量误差期间共调整电价9次，补收电量4060540度应该分成9个电价段进行补退电费计算（详见附表：排水公司表计误差期间电价执行及应补电量统计表），供电公司应补收电费2351477.94元。按照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40%补收的意见，应补收940591.17元。”，从上述内容来看以40%补收系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意见，而并未明确开县供电公司方决定只收40%，且“朱宏先”并非开县供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证据反映出开县供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事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对于开县排水公司抗辩只应当补缴40%电费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于开县供电公司要求开县排水公司补缴电费2351477.9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缴电费2351477.94元给重庆市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12元，由开县排水公司负担（直接支付给开县供电公司）。
上诉人开县排水公司上诉称，一、本案属供用电合同纠纷，从一审两次开庭举证阶段，被上诉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举示上诉人在2003年起至2012年9月19日前建立供用电关系时的书面供用电合同及安装合同载明为上诉人安装生产用电互感器电流比50／5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采用被上诉人提供的4、5证据反映出互感器的出厂日期为2003年1月及被上诉人在2012年11月10日单方委托行业部门重庆电力公司电力科学院现场测试报告为定判依据，上诉人认为：互感器生产出厂日期并不能代表2003年就初始安装，即出厂并不简单的等同于安装，除非被上诉人提供书面供用电合同及安装合同，故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此外，被上诉人作为专门的供电公司，为何找借口拒不提供供用电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对此显然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从2003年至2012年9月执行用电收费计量倍率800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事实依据。其主张所谓差额补缴少交200倍的计量倍率缺乏经双方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书面科学鉴定结论。即便被上诉方举示有所谓鉴定结论，其过错也显然在于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时工作失误疏忽、大意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因为上诉人为非专业的电力部门，对电力方面可谓是一无所知，显然我方主观上无任何过错，且我方为国有企业，绝无偷逃电费的道理，也毫无必要偷逃电费。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实事求是的审理评判，有失于法律的公正性。三、2007年7月9日被上诉人因对新城输电线路改造给上诉人送电时未按操作规范要求送电，将三相电源相位搭错给上诉人生产设备造成重大损失时，对此行为应当用电计量倍率而未发现，继而导致计量倍率差倍的延长及损失进一步扩大的后果，其责任、损失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法律明文规定，因受害人自身过错导致损失扩大的，应由受害人自承损失。然而一审法院也未依法审查和做出公正的判定。此外，我方认为：2007年7月9日出电力事故后，被上诉人才对相关电力设别进行了变更，我方请求被上诉人出示当时的更换记录资料，以明确是否是当时的更换行为导致800倍率变更成了1000倍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我方显然无法对当时的电力设备更换行为进行举证，而只能由被上诉人举证。一审法院错误使用证据规则，将举证责任强加于我方，显然错误。四、一审法院采用2013年6月26日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签订确认的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充电费明细表为据，判定上诉人全额补交差额倍率电费无异的认定，不是事实。一是从签字书写的时间，是被上诉人单方为了规避自己的过错责任及达到诉讼目的，单方“篡改送达时间，由被上诉方的送达人自己书写的送达时间”。二是该明细表签收的前提是双方在之前经多次口头合意一致意见按40%补交分年计量计费的总金额，得出上诉方按40%比例补交费用金额依据，且被上诉方引用开县经济信息委员会的建议，即：940591.17元，而不是上诉方认同全额补交2351477.94元的事实依据。我公司不可能在双方未经协商的情况下提出40%的比例，被上诉人否认只交40%的电费是不诚信的。五、被上诉人主张从2003年9月16日至2012年9月24日累计期限长达九年之久，上诉方认为2003年9月至2010年这期间即：前七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9月才发现从立案尚不足一年，没有超过两年的认定与2007年7月9日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应当发现予以变更之责任、义务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相。诉讼时效即便是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2003年电力设备安装之日起计算200倍率的费用差额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只能从开县供电公司立案起诉之日起倒退两年，这是所有欠费案例的通行判法。因为在之前已经经过的八年中，开县供电公司并没有向我方催收及主张权利的行为，以客观行为表示了权利的放弃。六、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作为用电方应当依法承担补交义务，且全额判决补交于法无据。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2013年5月30日前后多次协商，口头达成差额倍率按40%补交电费有事实依据，应当认定是双方口头合意的一致意见，依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开县供电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开县供电公司答辩称，本案争议的是一审法院归纳的四个争议焦点。对于查明误差数的问题，互感器的倍率正确的是1000倍率，我公司是按800倍率来收费，这是错误的，我公司在2012年安全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错误。上诉人提出猜想认为是依据双方的供用电合同来按照800倍率收费的，但这份合同双方都没有找到，从公平的角度也不可能只收取800倍率的电费。上诉人猜想我公司在2007年发生事故时私自更换了互感器，但在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只是推测。我公司更换互感器时有现场照片，且更换互感器也要经过停电操作。2003年的供电合同及安装资料，我公司经过两次洪灾，这些资料都查不到了。2007年的抢修资料，我公司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文件资料来看是没有涉及互感器的。对于上诉人补交电量和电费的问题，上诉人从2003年开始到2012年10月，补交的电量和电费都有文件依据，对方法定代表人是签字确认了的。对于诉讼时效问题，开县排水公司从2003年9月起就应按1000倍率计缴电费，但实际是按800倍率计缴电费。我公司于2012年9月发现对方少交电费后就及时进行了催缴，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7月提起诉讼，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到起诉之日，未超过一年，显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谓按2351477.94元的40%补缴940591.17元电费，是在双方协商过程中，由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给双方提出的参考意见。开县经委的部分同志和上诉人提出电费按照查明的事实只交40%有这个说法，最终也没有达成协议，没有形成事实。《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是对开县排水公司少缴电费形成原因、出错时间、各方提出的补缴数额意见的如实记载，不是双方就电费补缴达成的协议。如果将《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认定为是所谓补缴电费达成的协议，因朱宏先非开县供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签订免收1410886.77元电费协议的权利，且开县供电公司随后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也明确表明不予追认，故就算认定其是一份“协议”，这样的“协议”对开县供电公司也不应具有拘束力。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开县排水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开县供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开电总（2010）14号文件一份，二、渝电经发（2013）10号文件一份，三、情况说明一份，四、开县排水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一份（共十二页）。上诉人开县排水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开县供电公司提交的证据系二审辩论终结后才提交，并且该系列证据的形成时间均为在本案诉讼之前，而非一审判决后形成，故该系列证据不应属于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不予质证。
上诉人开县排水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开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宏先与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于2013年6月26日对开县排水公司于2003年9月至2012年9月24日的月度电量电费明细表与补收电费明细进行了签字确认等内容有异议，其认为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所以签字仅仅是对前面的主文部分按照40%的比例的确认，他是看不懂附表部分的数字，并且当时是为了和解而暂时认可的事实，不能再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主张。被上诉人开县供电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对开县排水公司上诉称开县供电公司的诉请部分中关于2003年9月至2011年7月18日这八年的电费欠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缴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开县排水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作出的渝开排水函（2012）4号文件载明：“二、请贵司尽快联系有权威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用电计费计量倍率进行检测认可。经认可后，可以从2012年10月抄表日更新计量计费”，之后双方经中介机构检测认可后，更新了计量计费，由此可以证明开县供电公司是在2012年9月才知道开县排水公司未交多用电量的电费，且开县排水公司欠缴电费的行为具有持续性，故应当从2012年9月起计算诉讼时效。开县供电公司于2013年7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开县供电公司的主张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并无不当。
二、对开县供电公司辩称该公司责成朱宏先负责调查、核实、确认计量误差的原因，少计电量等有关事实，但根据公司的管理规定，朱宏先无权代表开县供电公司签订确认电费的减、免、缓等事宜的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开县供电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加盖公章并发给开县排水公司的《关于商请纠正计费计量倍率差错的函》（开电函（2012）30号）载明：“一、请贵司与我司联系中介机构对计费计量倍率差错进行检测认可。二、会商贵司对计费计量倍率差错在2012年10月抄表例日进行更新计量。三、会商确认少计电费解缴方式。”，同时该函件载明：“联系人：朱宏先”，朱宏先也是以开县供电公司的名义签订《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由此可证明朱宏先有权代表开县供电公司与开县排水公司会商确认少计电费解缴方式，也有权代表开县供电公司签订《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对开县供电公司关于朱宏先无权代表开县供电公司签订确认电费减、免、缓等事宜的协议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三、对开县排水公司上诉主张不能确定开县排水公司应补交电费2351477.94元的事实，而按2351477.94元的40%补交电费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开县供电公司辩称《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只是引用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40%补收的意见的问题。本院认为，《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系开县排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于淮与开县供电公司有代表权限的工作人员朱宏先签订确认的，其内容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载明：“经过查证核实，在电量误差期间共调整电价9次，补收电量4060540度应该分成9个电价段进行退补电费计算（详见附表：排水公司表计误差期间电价执行及应补电量统计表），供电公司应补收电费2351477.94元。按照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40%补收的意见，应补电费940591.17元。”。因“供电公司应补收电费2351477.94元”的内容在前，“应补电费940591.17元”的内容在后，且《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对于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40%补收的意见所用的叙述方式是“按照……的意见，应补电费940591.17元”而无单纯引用之意思，故从文意上理解可确认双方已明确按照后一种意见处理即“应补电费940591.17元”。同时根据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则，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全额收取2351477.94元电费的情况下，再在之后引用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按照40%补收的意见将毫无意义，这与市场交易的常情不相符合。开县供电公司与开县排水公司对补收电费的金额达成了按照2351477.94元的40%补收的一致意见，有《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关于商请纠正计费计量倍率差错的函》（开电函（2012）30号）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开县排水公司应按照《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补收电费明细》的约定向开县供电公司补缴电费940591.1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开县人民法院（2013）开法民初字第02550号民事判决；
二、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国网重庆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补缴电费940591.17元。
三、驳回国网重庆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6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12元，合计51224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开县排水有限公司负担20489.6元，由被上诉人国网重庆开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073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刘 健
代理审判员 应志敏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章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