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市恒泰经纬编织造厂（普通合伙），住所地常熟市淼泉工业园。
负责人沈晓萍，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高新华，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金达，系常熟市古里镇淼泉利达机械厂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叶志文。
上诉人常熟市恒泰经纬编织造厂（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恒泰厂）因与被上诉人严金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金达一审诉称：2013年，恒泰厂打电话要求向严金达购买内旦连布车架150辆，每辆单价1080元，合计162000元。后恒泰厂因经营困难一直未能付款。2013年底恒泰厂同意在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将小车归还严金达，但又不肯归还，故起诉要求恒泰厂支付货款162000元。审理中，严金达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恒泰厂支付货款108000元。
恒泰厂一审辩称：我厂没有打电话要求向严金达购买车架，也没有和严金达协商如何处理，我厂也不使用该设备的。双方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请求驳回严金达的诉讼请求。
严金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及送货单二份，其中营业执照载明常熟市古里镇淼泉利达机械厂经营者为严金达，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2013年1月20日号码0630003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恒泰（金）”，货物名称为“布车架“，数量为100把，由殷某签收；2013年1月29日号码0630004的送货单载明收货单位为“恒泰金雪良厂”，货物名称为“布车内旦“，数量为100只，并注明总计连布车架单价1080元，由瞿培坤签收。以上两份送货单送货单位均写明为“利达机械厂”。经质证，恒泰厂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应该由利达机械厂起诉；送货单上写明“金”和“金雪良厂”，表明购买货物的是当时金雪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苏州茂亨公司，两个签收人是金雪良聘用的，他们签收这批货是受了金雪良的指令，收货单位上写的恒泰实际只是送货地点，实际收货单位是苏州茂亨公司。当时恒泰厂是租用常熟市鑫僖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厂房，鑫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金雪良，苏州茂亨公司因为厂房紧张，把车间放在鑫僖公司的厂房里。同时，恒泰厂确认殷某和瞿培坤均系恒泰厂员工，其中殷某是车间负责人，瞿培坤负责仓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20日，严金达送货布车架100把，由恒泰厂方工作人员殷某签收；2013年1月29日，严金达送货布车内旦100只，由恒泰厂方工作人员瞿培坤签收。后因货款未付，严金达诉至法院。
原审庭审中，严金达表示没有签订合同，业务是和金雪良联系的，他叫我送到恒泰，单价和数量都是和金雪良谈的，金雪良以前是恒泰厂的老板，送货时候是不是老板具体不清楚。故坚持其诉讼请求。另外，严金达申请瞿培坤和殷某作为证人到庭，其中瞿培坤作证称：“我在恒泰厂是负责仓库的，是2010年7月进厂，2013年6月底因为厂关掉就出来了。2013年1月我是收到100只内旦的，我是负责收货的，只要送来的货我就签收，当时也没有人叫我收，收下来就放在仓库里，老板应该知道的。我也不清楚是代表谁收的，因为当时茂亨公司正在筹建后整理车间，车子收了以后就放到了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是茂亨公司用的。我当时也不清楚恒泰厂的老板是谁，我进去时是金雪良，什么时候变成沈晓萍我是不知道的。”殷某作证称：“我以前是恒泰厂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管理生产方面，是2012年上半年进去的，2013年下半年厂关了后就出来了。严金达送来的100把布车架我是收到的，当时送货单上的台头我忘记有没有看了，我点了点数量就签了字，东西放在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我是代茂亨公司收的，因为当时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没有人才收下来的，恒泰厂不用这些东西的。”恒泰厂表示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恒泰厂不需要严金达的货物，送货也是直接送到用于筹建苏州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故要求驳回严金达的诉讼请求。另外，恒泰厂表示恒泰厂原股东为金雪良、金微、沈月萍，后变更为沈晓萍、朱丽芳、沈妍琼，并提供了相关工商档案。
以上事实，由严金达提供的身份证、营业执照、送货单、恒泰厂提供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工商档案材料以及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严金达为证明向恒泰厂供货，提供了抬头上写明为“恒泰（金）”、“恒泰金雪良厂”的送货单各一份，并送货至恒泰厂租赁的厂房内，由恒泰厂的工作人员瞿培坤和殷某签收，其中瞿培坤负责仓库，殷某为管理人员。恒泰厂抗辩双方未发生买卖关系，实际收货单位是苏州茂亨公司，当时恒泰厂是租用常熟市鑫僖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厂房，苏州茂亨公司因为厂房紧张，把车间放在鑫僖公司的厂房里。而证人瞿培坤称不清楚代表哪个单位收的，殷某表示是代苏州茂亨公司收的。各方陈述不一。对此应根据证据结合各方陈述综合作出判断。从送货单上可以看出，收货单位为恒泰厂，虽然还写了“金”（金雪良）以及“金雪良厂”，但结合恒泰厂陈述及证人证言，金雪良曾作为恒泰厂、苏州茂亨公司以及厂房出租单位常熟市鑫僖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严金达陈述业务也是与金雪良联系的，金雪良应对恒泰厂明确具体收货单位，以防止业务混淆，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到这一点。且恒泰厂陈述苏州茂亨公司将其中一车间放到恒泰厂的租赁范围内，亦应在收货时注意与送货方交接清楚。证人殷某虽表示是代苏州茂亨公司收货，但并无证据证明，且证人与恒泰厂有一定利害关系，影响到其证言的可信程度。基于严金达提供的送货单注明为恒泰厂，且由恒泰厂人员收到货物，原审法院认定严金达、恒泰厂为发生本案业务关系的主体。送货单上明确布车架及内旦总计数量为100，单价为1080元，故严金达主张恒泰厂支付货款108000元，应予支持。对恒泰厂提出的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实际收货单位为苏州茂亨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恒泰厂还提到本案应该由利达机械厂起诉的意见，因严金达为个体工商户，常熟市古里镇淼泉利达机械厂为登记字号，该厂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应由严金达作为法律主体来主张权利。故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恒泰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金达支付货款人民币108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60元，由恒泰厂负担（严金达同意其预交的案件诉讼费用2460元由恒泰厂向其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由恒泰厂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金达支付）。
上诉人恒泰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恒泰厂与严金达之间未签订买卖合同，仅凭送货单上书写有“恒泰”字样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理由有：第一，送货单上的“恒泰”字样可能为严金达起诉时添加，且即使送货时已注明该字样，严金达也未在送货时向签收人交代收货人身份；第二，严金达一审申请的两位证人均当庭表示送货地点为“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故案涉货物并非送至恒泰厂内；第三，恒泰厂经营中无需用到案涉货物；第四，严金达送货时，金雪良已不是恒泰厂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严金达应明知金雪良无权代表恒泰厂收货。2、原审判决加重恒泰厂的举证义务，理由有：第一，严金达一审申请的两位证人均当庭陈述，货物为茂亨公司购买，非恒泰厂购买，但原审法院认为证人与恒泰厂存在利害关系，未予认定，而该两位证人系严金达申请出庭作证，其陈述的不利于严金达的证言应予采纳。第二，恒泰厂认为，证明收货主体的举证责任应在严金达一方，严金达与金雪良熟识，明知金雪良经营多家企业，应明知其所送货物接收主体非恒泰厂。因此，恒泰厂请求二审判令：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严金达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严金达负担。
被上诉人严金达二审辩称：严金达将货物送至恒泰厂内，且由恒泰厂员工签收，故恒泰厂应支付货款。恒泰厂上诉提及的苏州茂亨公司的后整理车间亦在恒泰厂内，严金达送货时不清楚该车间为茂亨公司使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2013年1月20日、2013年1月29日送货单均在“收货单位”处载明有“恒泰”字样，“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人员殷某、瞿培坤均为恒泰厂员工，其并未在收货时对收货单位提出异议，且恒泰厂未提交证明“恒泰”字样为嗣后添加的证据，故应认定恒泰厂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金雪良曾为恒泰厂的合伙人及实际负责人，严金达主张金雪良以恒泰厂名义进行交易具有事实依据。货物的存放地点及实际使用人并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认定，故恒泰厂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上诉人常熟市恒泰经纬编织造厂（普通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柏宏忠
审 判 员 蒋毅颖
代理审判员 韩小安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钱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