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666号
原告ＸＸ。
原告王友忠。
原告王友义。
原告王华春。
原告王恒中。
原告王爱民。
原告王华兵。
原告王友祥。
原告王友书。
上述九位原告的诉讼代表人王友书、王恒中，均系本案原告。
被告：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黄陂大道380号。
法定代表人吴祖云，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雷晓润，该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易志刚，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恒。
委托代理人王全民。
第三人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红联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红联村。
负责人王新权，系该村委会主任。
原告ＸＸ等九农户诉被告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陂区政府）、第三人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红联村村委会（以下简称红联村委会）、第三人王恒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黄陂区政府、第三人红联村委会、第三人王恒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ＸＸ、王恒中、王爱民、王华兵、王友书及诉讼代表人王友书、王恒中，被告黄陂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雷晓润、易志刚，第三人红联村委会的负责人王新权，第三人王恒的委托代理人王全民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ＸＸ等九农户诉称，1981年土地承包到农户。我们组紧靠区林科所有一块低洼地面积15.8亩，按当时我们小组70人平分每人分得0.225亩，分到各户后，大家都耕种了好几年。1985年经第三人之父王全民和原告商量协议，承包给王全民挖池养鱼，承包期10年（198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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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止）。承包期满土地归原先村民所有。承包前两年不收取王全民承包费，以作挖渔池的费用补偿，后8年每年按原先70人分地的人数，每人两元钱计算。承包期间，王全民不但不按合同的规定交清承包费，土地也不归还给原告，而且还在上述土地范围内违规搭建房屋180余平方米房屋进行出租给家俱厂做家具。18年来原告不但分文未得到15.8亩承包费，而且还在替王全民承担15.8亩公水提费用。王全民长期霸占土地，村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组里的村民向当时的两级反映要求王全民承担公水提费用，经原村主任书记阮育民和驻村干部武装部长罗学锋来我组开会，决定王全民承担7.188亩的公水提，经营权归本组王姓70人所有。
2005年二轮承包时，乡村二级领导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把这15.8亩的土地的一半确权给王全民的子女（王恒、王明莹）二人名下。在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下，这二人是没有权利分得土地的，他们不但分得了土地，而且长期享受国家直补的优惠政策。被告给第三人王恒颁证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给第三人王恒颁发的编号：42011614001053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一、村小组证明材料；二、村委会证明材料；三、街道办事处证明材料；四、1981年第一轮承包原始记录；五、黄陂区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黄陂区政府答辩称，一、颁证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户代表与发包方（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5年8月1日颁发的编号42011614001053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以发包方红联村委会和承包方王恒所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为依据的。没有成立生效后的承包合同作基础，则无确认经营权的事实依据。二、原告等之诉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主张内容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民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如原告所诉其7.188亩土地系第一轮就取得的承包面积，村委会在第二轮承包中如果原告等没有放弃承包权，而又发包给第三人王恒农户之情况属实，则属发包方违法调整承包地的情形。该情形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导致原告等承包面积减少，系发包方侵权所致，非行政机关登记颁证行为原因。故本案案由应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不属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三、黄陂区政府系发证机关，登记机关为武汉市黄陂区农村经济管理局，为查明案件事实，建议追加该局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
被告黄陂区政府提供了如下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四、三里桥镇“关于红联村九组承包地权属纠纷调查的补充说明”；五、申请报告；六、王全民（王恒）实情材料；七、阮育民的证明材料；八、现任队长梅启忠的证明材料。
第三人红联村委会陈述，所属土地大约15亩于1980年按国家政策承包给王姓村民15户农户。2003年因公水提费用问题，经农户、村组及住村干部共同商议，补交承包款1000元，以后每年按7.188亩上报面积，由王全民之子完成公水提。2005年第二轮土地确权时，并没有任何农户对此提出异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红联村委会提交了“村委会变动情况证明”。
第三人王恒陈述，被告黄陂区政府的颁证行为事实清楚，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恒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土地不是个人所有，应当是农村集体所有；证据三不能证明有待与本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利害关系，街道办事处不是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证据四不能证明第一轮承包时土地承包权归属于原告；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人红联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同内容有异议；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所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报告应该的转包给王全民；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是开过会，但证明材料是假的，王友义不同意开会内容；证据六基本属实，但内容有出入；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对第三人红联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
第三人红联村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人不是原来的组长；证据四证明房子拆了，不是证明土地的证据；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
第三人王恒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于村组证明意见有异议，应该把事实说明清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人红联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审核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可以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证据三，只能证明街道办事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进行过协调；证据四，只能证明1981年土地承包时的基本状况，不能证明原告等农户享有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权；证据五，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因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五相同，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四、五、六、七，可以证明本案诉争土地于1985年10月由王全民承包，并于200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多数同意继续由王全民承包，只有原告王友义持反对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讼争的土地原属低洼地，其实际面积15.8亩。1985年10月24日，经村民民主协商，原红联大队同意将上述土地承包给王全民挖池养鱼。200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渔池承包费、“公水提”以及上述土地的承包问题，召开全体村民大会，经表决多数村民同意继续由王全民承包，只有原告王友义持反对意见。并决定上述土地按其分布及适合种植等级其有效面积折算为7.188亩上报。2005年4月30日，红联村委会与王恒（王明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上述土地7.188亩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发包给第三人王恒（王明莹）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等条款。武汉市黄陂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对上述情况进行了登记造册，并报请黄陂区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黄陂区政府经审核后向第三人王恒（王明莹）颁发了编号为420116140010532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原告ＸＸ等九农户认为黄陂区政府向第三人王恒颁证的行为，侵害了广大村民的利益，故诉至本院，要求如诉请。
本院另查明，第三人王恒系王全民之子。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被告黄陂区政府作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行政机关，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的前提条件及依据，也是各方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本案中，红联村委会与第三人王恒于2005年4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效，故原告ＸＸ等九农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黄陂区政府给第三人王恒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关于原告ＸＸ等九农户诉其7.188亩土地系第一轮就取得的承包面积，如果红联村委会在第二轮承包中原告等没有放弃承包权，而又发包给第三人王恒农户的情况属实，则属发包方违法调整承包地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导致原告ＸＸ等九农户承包面积减少，系发包方侵权所致，非行政机关登记颁证行为原因，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ＸＸ、王友忠、王友义、王华春、王恒中、王爱民、王华兵、王友祥、王友书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ＸＸ、王友忠、王友义、王华春、王恒中、王爱民、王华兵、王友祥、王友书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程敬华
审判员 胡怡江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杨馨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