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15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达，男，197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傅丽华，女，197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祥花，女，196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田申，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达、傅丽华因与被上诉人孔祥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6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22日，孔祥花与沈达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中载明“乙方（即沈达）向甲方（即孔祥花）借到人民币陆万元，用现金方式给乙方”。该协议中同时约定，乙方签字同时已收到借款，该协议效力视同借据。当日，孔祥花从银行账户中支取现金40000元。2016年3月4日，孔祥花通过卡卡转账方式向沈达汇款50000元。2016年4月15日，沈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祥花汇款50600元；2016年3月24日沈达通过微信向孔祥花转账1500元；2016年4月21日沈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祥花汇款1500元；2016年5月22日沈达通过微信向孔祥花转账1500元；2016年6月26日沈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祥花汇款1500元；2016年9月1日沈达通过微信向孔祥花转账3000元。另查明，沈达和傅丽华于2010年6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9月29日登记离婚。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孔祥花于2016年3月4日向沈达转账汇款50000元的性质。对此，孔祥花陈述该50000元是独立于案涉借款的另一笔借款。而沈达则表示该转账行为表明案涉借款协议签订后，孔祥花以转账方式交付了案涉部分借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沈达的代理人陈述该50000元与本案无关，系另一个案件。而在第二次庭审中，沈达又改称案涉借款协议于2016年2月22日签订时，其从孔祥花处以现金形式收到借款10000元，后孔祥花又通过转账方式于同年3月4日交付剩余的50000元，其前后陈述显然矛盾，此其一；案涉借款协议中明确载明借款以现金形式交付，协议签订时沈达已收到全部借款。该约定内容不仅与孔祥花的陈述吻合，亦有孔祥花举证证实，且与常理相符，此其二；而沈达作为有多次举债经历的借款人，在未完全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载明前述内容的借款协议交付给债权人，岂不大大增加了自身风险？由此可见，沈达的陈述，不仅前后不一，且与常理相悖，显然是趋利避害的心态所致，原审法院对沈达、傅丽华所作的2016年3月4日的转账系交付案涉借款的抗辩，不予采信。据此认定借款协议出具时（即2016年2月22日），孔祥花以现金形式交付了案涉的全部借款60000元的事实，并认定2016年3月4日的50000元与本案无关。二、沈达于2016年4月15日向孔祥花汇款50600元的性质。如前所述，孔祥花表示2016年3月4日的50000元系独立于本案的另一笔借款，结合双方陈述，原审法院对孔祥花的相关陈述予以采信。同时，原审法院注意到，沈达自2016年3月24日起连续数月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支付孔祥花等额款项（1500元/月），这一连续性、规律性的支付行为符合利息支付的特征，与孔祥花以借款本金60000元为基数，月利率2.5%为标准支付利息的陈述能严格吻合。由此可见，孔祥花与沈达之间虽不存在书面利息约定，但孔祥花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沈达已按月利率2.5%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6年8月的事实，且在付息过程中作为计息基数的借款本金未出现变化。反之，若依沈达所述，50600元是用于归还案涉借款，则沈达其后数月规律性的付款行为很难解释。由此可知，2016年4月15日的50600元并非用于归还案涉借款本金，孔祥花关于该款项系用于归还2016年3月4日的50000元借款，并支付600元利息的陈述更合理，具有可信性。沈达关于50600元系归还案涉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利息约定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沈达已按月利率2.5%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6年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沈达已支付利息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36%，原审法院不予调整，未支付部分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庭审中，孔祥花明确未支付部分利息的具体计算标准以法院认定为准，其在总额内主张3000元利息。经核算，至2016年11月，以年利率24%计算，未付部分利息已超过3000元，故孔祥花要求沈达返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3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三、至于案涉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沈达、傅丽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达和傅丽华在第一次庭审中抗辩该笔借款系沈达的赌债，在第二次庭审中，沈达又陈述案涉借款系用于归还其所欠他人的其他款项。且不论沈达的陈述前后矛盾，从举证层面分析，沈达和傅丽华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案借款系沈达的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该借款应按沈达和傅丽华共同债务处理，傅丽华应负共同还款责任。沈达和傅丽华的相关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孔祥花要求沈达、傅丽华共同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3000元，合理合法，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沈达、傅丽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孔祥花借款60000元，支付利息3000元，合计人民币63000元。如沈达、傅丽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6元，减半收取688元，由沈达、傅丽华负担。宣判后，沈达、傅丽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孔祥花并未提交实际交付借款的凭证，沈达、傅丽华本着诚信态度，认可收到60000元，但该60000元已经基本还清。孔祥花在原审中当庭提供银行汇款凭证，证明2016年3月4日通过银行向沈达汇款50000元，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孔祥花称沈达于2016年4月15日通过银行向其转账50600元是用于归还另外的50000元借款而非本案的60000元，对于沈达通过微信、银行转账分四次每次各1500元，孔祥花确认收到，但认为系借款利息而非本金。根据沈达的陈述，本案借款在当天仅交付了10000元，另外50000元直到2016年3月4日才转账交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孔祥花答辩称：关于2016年3月4日转帐凭证的问题。事实上，该份凭证是孔祥花在银行统一拉出来的流水，当时因为和本案无关的借款，故本案起诉时并未一并提交。而在审理过程中，沈达、傅丽华提到该笔借款及妄图来混同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情况，故孔祥花临时提出该份银行转帐凭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袁在荣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傅丽华向本院提交证明一份、沈达的保证书、承诺书，欲证明沈达因为赌博向孔祥花借款，傅丽华对借款不知情。经质证，孔祥花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村民委员会并没有证明相关内容的资质，且证明内容和本案涉案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无关；对保证书和承诺书，均是沈达单方出具的，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案涉及到沈达、傅丽华夫妻共同债务，有互相串通逃避债务的可能。本院认为，傅丽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借款用于赌博，不能证明傅丽华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沈达是否已经归还案涉借款。根据2016年2月22日的借款协议，案涉60000元款项，孔祥花以现金方式交付，沈达也确认签字的同时收到借款。此后数月，沈达每月向孔祥花支付1500元，符合支付利息特征，原审法院采信孔祥花相应陈述正确。孔祥花于2016年3月4日向沈达转账汇款50000元，沈达于2016年4月15日向孔祥花归还的50600元，交付方式有别于本案借款协议约定的“现金”，且沈达在原审中也曾确认该50000元系另一笔借款，故沈达和傅丽华要求将50600元在本案中扣除不足采信。原审法院对孔祥花和沈达之间发生的上述两笔银行汇款是否和本案有关联已有详细分析，本院不予赘述。关于孔祥花在原审中提交证据是否违反程序问题，由于50000元的汇款凭证系用来反驳沈达、傅丽华主张的相关事实，孔祥花当庭提交，经质证后，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案件相关事实并无不当。综上，沈达和傅丽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6元，由上诉人沈达、傅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江平审 判 员  崔 丽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