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温文刑初字第17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戴某，职业药品推销员。因本案于2014年7月2日被文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文成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庆春，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文成县人民检察院以文检公诉刑诉（2014）11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犯行贿罪，于2014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文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戴一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某及其辩护人王庆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文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戴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分别向时任文成县西坑畲族镇卫生院院长钟某乙、时任文成县黄坦镇卫生院院长林某乙、时任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虞某（均另案处理）行贿，数额总计11万余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至2014年3月，被告人戴某为使钟某乙在西坑畲族镇卫生院及下属卫生室采购药品过程中选择其代理推销的药品，与钟某乙约定根据药品采购量给予回扣。后被告人戴某为感谢钟某乙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形式给予钟某乙好处费共计16640元，钟某乙均予以收受。
2、2009年至2014年6月，被告人戴某为使林某乙在黄坦镇卫生院及下属卫生室采购药品过程中选择其代理推销的药品，与林某乙约定根据药品采购量给予回扣。后被告人戴某为感谢林某乙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等形式给予林某乙好处费共计50510元，林某乙均予以收受。
3、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被告人戴某为获取文成县人民医院每月开具处方的统计数据，以达到向医生公关、提高药品销售的目的，在明知提供人可能为该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等形式打给虞某指定的林某甲、张翔账户好处费共计47494元。其间，虞某多次将戴某需要的每月统方数据，通过邮件方式提供给被告人戴某。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户籍证明、前科情况核实证明、文成县卫生局文件、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职工履历表、职工基本情况信息表、邮件记录、银行账户明细、文成县卫生局任职文件、药品采购情况表、西坑卫生院文件等书证；证人虞某、陆某、林某甲、林某乙、王某前、魏某、季某、周某、钟某甲、张某、赵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戴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戴某为谋取不当利益，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回扣或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现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戴某辩称：自己不认识被告人虞某，也不知道他是医院工作人员；林某乙和钟某乙不是采购自己的药品而给予的好处费，是用于药品的消耗给予的回扣款。
辩护人辩称：一、被告人戴某向林某乙、钟某乙送好处费不应认定为行贿罪，应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量刑。从被告人戴某的主观目的、犯意联络和客观方面的内容上看，戴某向林某乙、钟某乙送好处费所交易的对象是药品使用即医生开处方的行为；从因果关系上看，送好处费与开处方即使用药品的行为，存在确定无疑的因果关系；从基药的采购程度看，只需要一次“决定采购”的行为，以后的采购只是正常的补货行为，不需要院长再次批准、同意；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不仅指利用本人开处方的职务便利，而且也包括利用与他人开具处方有关的职务便利。二、被告人戴某向虞某支付4.7万元购买统方信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1、在主观上，被告人戴某不知道对方是医院工作人员，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没有犯罪故意；2、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戴某与虞某之间没有行、受贿的意思联络，虞某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取得统方数据，虞某的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行贿的构成要件。3、被告人戴某在主观上不明知虞某获取的医院统方数据系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不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三、关于行贿金额，应以银行账户明细记录的打款金额来认定行贿金额。四、量刑建议，被告人戴某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应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戴某适用缓刑。
辩护人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申请调取了证人陈某甲、梁某的证言。
经审理查明：
一、行贿的事实
1、2010年至2014年3月，被告人戴某为使钟某乙在西坑畲族镇卫生院及下属卫生室采购药品过程中选择其代理推销的药品，与钟某乙约定根据药品采购量给予回扣。后被告人戴某为感谢钟某乙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形式给予钟某乙好处费共计16640元，钟某乙均予以收受。
2、2009年至2014年6月，被告人戴某为使林某乙在黄坦镇卫生院及下属卫生室采购药品过程中选择其代理推销的药品，与林某乙约定根据药品采购量给予回扣。后被告人戴某为感谢林某乙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等形式给予林某乙好处费共计50510元。林某乙从中获取24274元归个人所有后，将剩余的款项交由黄坦镇卫生院副院长蒋建彬或包志裕处理，作为黄坦镇卫生院有开处方权的医生（包括其本人）的回扣款。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银行账户明细，证实被告人戴某的资金往来情况。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黄坦镇卫生院和西坑畲族镇卫生院的单位性质。
3、文成县卫生局任职文件，证实林某乙、钟某乙分别任黄坦镇卫生院院长和西坑畲族镇卫生院院长职务。
4、药品采购情况表，证实黄坦镇卫生院和西坑畲族镇卫生院药品采购情况。
5、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戴某与相关证人的身份情况。
（二）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戴某供述，证实自己是药品代理商，乡镇卫生院药品采购的流程是药品要先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然后再由乡镇卫生院采购，有一些地方是由卫生院院长决定进货采购的，如黄坦镇卫生院和西坑镇卫生院。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坦镇卫生院院长林某乙，一天自己在大峃镇请他吃饭，并请林某乙帮忙希望他在黄坦卫生院采购使用自己代理的药品，由于药品行业普遍给回扣的“潜规则”，自己答应根据黄坦卫生院进货采购量给予他一定的好处，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讲好回扣比例。好处费基本是一个月结算，但有时可能两个月左右或更长点时间，都是通过银行汇给林某乙的。自己给林某乙的药品好处费至少有5万多元，通过汇款有44594元，可能就是直接通过现金把好处费给林某乙的，所以给林某乙的好处费与银行明细有出入，自己每次都是根据药品采购量算好给林某乙好处费的。
2010年6、7月份的时候，自己想将代理的药品在西坑镇打开市场，希望西坑镇卫生院能够采购自己药品，经人介绍后就认识了钟某乙，后来自己约钟某乙吃饭的时候跟他说你们医院采购自己代理的药品，自己就给予他每瓶6元的回扣，钟某乙就同意采购。大概到了2013年2、3月的时候，自己和钟某乙约定提高回扣标准，这以后回扣标准是每瓶7元。2012年4、5月份的时候，有人让自己代销甘肃省生产的独一味胶囊，当时代理商给自己的代理利润是每销售一盒给自己8-9元，这样自己就又跟钟某乙联系希望他们西坑卫生院能够采购这种药品，自己提出来的回扣标准是每盒6元，这个产品销量不是很好，另外自己跟销售商合作的不是很好，大概就代理了4、5个月，这个产品给钟某乙的回扣就很少。自己给钟某乙回扣的钱要么是通过信用社现金现存到钟某乙账户的，要么就是直接给钟某乙现金，回扣标准是固定的，都是按照西坑卫生院药品采购量来计算的。2011年至2014年自己给钟某乙的好处费是14990元；在实行基药前自己通过银行转账给钟某乙1650元，自己代理了2、3个月的独一味胶囊，这个药的量不大，所以自己给钟某乙的好处费至少是16640元。自己为什么给钟某乙药品回扣，因为钟某乙是西坑卫生院院长，他对西坑卫生院及下属卫生室的医生用药有管理、指导等权力，西坑地区有关药品销售自己就只找他了，给予他回扣，自己推销的产品就容易进入西坑卫生院的采购名单并能得到使用，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销售业绩，完成销售任务目标，自己可以拿到比较好的销售提成。
（三）证人证言
1、证人林某乙的证言，证实药商戴某是2009年年未认识的，在一次吃饭时，他叫自己帮忙让黄坦镇卫生院采购使用他代理的药品，并告诉自己可以给予一定的药品好处费。2010年左右，自己共收取戴某44594元的药品好处费，另有一二次给现金，钱不多好像有800多元。2011年10月之前送给自己的好处费13154元，用于个人开支了，2011年10月份之后，自己都会根据戴某统计好的药品采购量，拿出部分好处费给蒋建彬和包志裕让他们分下去给开这些药的医生，自己总共收取好处费11120元，剩余的都给蒋建彬和包志裕分发下去了，也包括自己在内的开处方的医生。
2、证人王某前的证言，证实自己系黄坦卫生副院长，分管公共卫生工作，自己不是药事委员会的成员，对具体药品采购流程自己不清楚。医院班子会议中从没有提过药品采购过程中收受药商好处费的事情，也没有在班子会议上提过收受药商好处费如何处理的事情，在班子会议上林某乙有建议、辅导医生如何用药的。
3、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自己是黄坦镇卫生院的一名坐诊医生，自己是药事委员会成员之一，但药事委员会都没有开过会，医院采购的那些药品都是谁决定的自己不是很清楚。自己没有收受药商药品好处费或者从医院分到开具药品处方好处费，自己单位其他人有没有收受药商药品好处费的情况，自己不是很清楚。前些年，林某乙有几次交代蒋建彬给了自己一些钱，数额不是很大的，每次也就一二百元，这些是什么钱从哪里来的自己不是很清楚，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自己就都没有额外收到过钱了。
4、证人季某的证言，证实自己系黄坦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基本看内科。自己只拿过工资等福利，其他的钱诸如药品好处费之类的自己都是没有拿到。
5、证人钟某乙的证言，证实自己于2009年7月份开始担任西坑卫生院院长，负责院里的全面工作，包括人事、财物、药品采购等等。2010年10月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后，基层卫生院成立了药事管理委员会，负责药品的采购（从县里的基药目录里选购），药事管理委员会成员有自己、副院长周某、李国珍（后来任卫生院书记）以及下面的医生钟某甲、张某和药库的赵某。按照规定，西坑卫生院采购的药品都是要经过院里的药事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药事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是有讨论确定采购的药品规格、产地，但是后来变更药品产地、规格或者采购新的药品都没有开过会议讨论，可以由门诊医生（包括自己）提出来，自己可以自行决定药品的采购。就是说药事管理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就形同虚设了，没有按照规定来决定院里药品的采购，这方面自己作为院长和药事管理委员会主任是负有责任的。
戴某是在2010年实施基药之前，自己帮忙采购他代理的药品，那时采购量不是很大。2010年10月份实施基药之后，戴某代理的药品没有进入基药目录，就没有采购了。到了2011年10月份的时候，戴某代理的药品又进入基药目录，戴某让自己帮忙采购到西坑卫生院，并答应给自己好处费，自己就答应下来，就让药库采购人员采购了。自己帮忙采购是不包括下属卫生室的。自己帮忙采购的药品总数是1970瓶。戴某给自己的好处费按照实施基药之后采购的瓶数算出来是14990元，2010年和2011年他给自己的两笔是1645元，总共16640元。
6、证人周某的证言，自己于2007年7月-2013年3月任西坑卫生院副院长，2010年10月之前国家还没有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基层卫生院采购药品一般是医生提出建议后，药库就可以采购了。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后，基层卫生院要从县基药目录中选择采购适合本院的药品。同时按照县里规定，基层卫生院都要成立药事委员会，每次确定基层卫生院采购的基药目录或者变更、增加采购的药品，药事委员会都要召开会议，由大家讨论确定采购药品的产地、规格。经过药事委员会讨论确定后还要报药事监督委员会同意，药品就可以直接采购入库了。西坑卫生院的药事委员会由钟某乙、钟某甲、张某等人组成，钟某乙任药事委员会组长。在2010年9月份为了确定西坑卫生院采购的药品，药事委员会按照规定有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采购药品的产地、规格，虽然自己不是药事委员会成员，但自己作为院里的班子成员也有参加这次会议。按规定新增采购的药品或变更药品的产地或者规格也是应该要召开药事委员会讨论确定之后才能采购入库，自己不是药事委员会成员，所以之后有没有召开药事委员会就不清楚了。收受药品好处费本来就是不允许的，西坑卫生院班子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有关药品好处费的事情。
7、证人钟某甲的证言，证实自己系西坑卫生院办公室主任，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时，西坑卫生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主要是确定西坑卫生院采购药品的产地、规格。2010年在确定卫生院基本药品目录时，卫生院有召集自己、张某、赵某等人开会进行商讨，但主要以院长钟某乙的意见为准。之后卫生院变更药品产地、规格或新进药品时，就都没有经过药事委员会讨论决定，有时是经过自己、钟某乙、张某商量决定，但也以钟某乙的意见为准，有时是钟某乙独自决定采购的。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钟某乙给自己400元左右的钱，自己问他这是什么钱，他叫自己别多问，拿去就行了，自己见钟某乙比较神秘，也就没有再多问收下了钱。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就叫自己统计他、张某和自己三个人阿乐欣用药量的数据，并对自己说：“青霉素类的阿乐欣有空间（意思就是回扣）1元钱”之后，他又给了自己240元阿乐欣药品的好处费。自己在此后的开药过程中对阿乐欣也有所关注，也有使用过该药。一、二个月后，钟某乙又叫自己统计他、自己、张某的用药量数据，他给了自己1200元。之后钟某乙又叫自己统计了几次他、自己、张某上述三种药的用药量，还有给过自己3、4次药品的好处费，每次数额自己记不清了，大概总额有6800元左右。从2012年-2013年自己总共从钟某乙那里拿了8700多元的好处费。自己还记得2013年3、4月份的时候，钟某乙还叫自己统计过一次他、自己、张某的用量，但是之后没有给自己分配好处费。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钟某乙就没有叫自己统计过用药量了，也没有再给过自己药品的好处费。
8、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时，西坑卫生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开过一次会议讨论勾选符合西坑镇卫生院的基药目录，当时自己作为药事委员会成员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卫生院变更药品产地、规格或新进药品时，就都没有经过药事委员会商量了，有时是门诊医生觉得有需要就提出来，然后有经过自己、钟某乙、钟某甲商量，但也以钟某乙的意见为准，有时是钟某乙独自决定采购的。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期间，时任西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钟某乙跟自己说药品是有好处费的，具体记不清楚了，之后钟某乙多次给自己数额不等的现金，一次给了1900元左右，一次1000元左右，其他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但自己大概估算共计有4000元左右。2013年下半年开始钟某乙就没有分给自己药品好处费了。
9、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自己系西坑卫生院药库管理员，2010年10月左右全县基层卫生院开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管理前，因为没有限制什么药品都可以采购，采购的时候直接电话联系药厂，然后药厂根据我们的需要配送，在实施基药目录以后，县卫生局开通了药品采购平台，由卫生院药库根据本院的用药情况通过采购平台采购药品。西坑卫生院确定采购的药品产地、规格后，由自己输入采购系统直接购买，配送公司将相关的药物送到卫生院后，核对签收入库，至于决定采购哪种药品，自己没有参与，不知道西坑卫生院是如何商量的，在第一次实施基药的时候，自己有参加过勾选基药的会议，具体是不是药事委员会会议不清楚。院长钟某乙有好几次让自己通过卫生院采购过一种药品，不过具体采购的次数自己记不清了，每次代购都是一件，一件就是200瓶。当时钟某乙说这批药是替别人代购的，让自己通过卫生院的采购平台购买，他还跟自己说这批药品的发票单独开一张，不要开在卫生院采购的药品发票里，发票的抬头也写西坑卫生院，因为不是卫生院的药，自己没有开具入库单，直接通知钟某乙让他拿走，至于货款是如何支付的，自己不知道了。
上述证据均由公诉机关当庭举证、质证，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
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被告人戴某为获取文成县人民医院医生每月开具处方的统计数据（简称统方数据），向匿名出售统方数据的虞某多次购买统方数据，并通过银行转账等形式打给虞某指定的林某甲、张翔账户共计47494元。其间，虞某多次将戴某需要的每月统方数据，通过邮件方式提供给被告人戴某。
2014年7月1日，被告人戴某被文成县人民检察院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一）书证
1、银行账户明细，证实被告人戴某的资金往来情况。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文成县人民医院的单位性质。
3、职工履历表，证实虞某系文成县人民医院的职工。
4、信息岗位职责及岗位说明书，证实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的相关岗位职责。
5、QQ邮箱记录，证实被告人戴某与虞某的交易情况。
6、户籍证明，证实相关证人的身份情况。
7、抓获经过，证实2014年7月1日，被告人戴某在温州市奥林匹克大酒店被抓获。
（二）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戴某的供述，证实开始的时候文成县人民医院医生的统方信息可以从药房取得，但是到了2012年文成县人民医院被温州附一医托管采用新系统，自己这些药商就没办法从医院药房那里拿到统方信息了，当时自己正发愁。过了2、3个月左右，有个人发信息问自己是不是药品代理商，他说可以给自己提供统方信息，叫自己联系他的QQ号码，后来就通过QQ联系他叫他给自己提供自己代理药品的统方信息，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自己代理的药品销售价格的相应比例给他好处费。提供统方信息的人自己想他应该是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的人，因为在药房不能够提供统方数据后，信息科的人是有这个权限的，再说这些数据就是文成县人民医院的数据，因此自己怀疑是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的人，即使不是信息科的，他有可能是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人或者副院长级别的才有这个权限，但具体自己不管，反正只要他给自己数据，自己给他好处费搞到自己销售药品的统方数据就行。自己通过林某甲的银行卡给的好处费是44394元，通过张翔的账户给的好处费是3100元。
（三）证人证言
1、证人虞某的证言，证实自己是2002年开始至今在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信息科主要负责医院信息系统的维护和硬件的维护、管理、维护各种信息系统及数据库，保障各种数据库正常运行和数据安全保密、准确性。
2012年5月自己医院正式启动跟温州附一医一样的新系统，这样药房等部门就看不到医生的统方数据了，但信息科仍然是有权限查看统方信息，因此很多药商就到自己信息科帮忙弄到统方数据，有些药商在自己科室、其他科室留下名片，自己当时没有马上答应他们。到2012年7月份的时候，自己当时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多拿点钱，同时自己想当时很多医院都有出卖统方数据牟利的“传统”，于是自己就拿出药商留的名片或从其他同事那里要来药商联系方式，然后用自己在文成买的一个匿名手机和卡，与一些药商联系并谈好提供统方数据的具体价格标准。一般都是按照药品价格高低确定好处费标准的，后来一些药商听说此事后主动联系自己并约定好处费。不过自己从不跟这些药商碰面的，之前通过手机短信和自己使用的QQ28×××94联系，后来就只有QQ联系了。估计有二十来位药商，好处费总共有100余万元，好处费开始是打入张翔的账户，后来都是打入林某甲的账户。其中30万元的好处费交给母亲放贷给亲戚，花了20万元左右的首付买了一辆宝马车，买金首饰花了10余万元，去港澳旅游、赌博用了10余万元。
2、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户名为陆某的农业银行62×××13的银行卡登记信息是自己的，但资金不是自己经手的。很早之前自己表妹郭建玲来找自己，说要向银行借款，叫自己身份证借她用一下，自己也没有具体问她什么用，自己就把身份证给郭建玲了，她拿走后当天晚上就还给自己，她也没有跟自己说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农业银行卡，但是自己的身份证也就这一次有借给他人使用，所以如果有人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农业银行卡，应该就是那次表妹郭建玲借自己身份证的时候拿到银行办理的银行卡。
3、证人林某甲的证言，证实2012年8月份，自己表姐郭建玲到上海来玩，她当时想办一张银行卡，但是没有带身份证，所以就向自己借身份证办银行卡，自己就同意了。于是自己和表姐郭建玲一起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用自己的身份证办了一张农业银行的卡并申请了U盾。卡办好后自己将银行卡连同U盾一起给了郭建玲，之后这张银行卡和U盾就一直放在表姐郭建玲那里给她使用。这张卡号为62×××14的银行卡就是自己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农业银行办的，后来这张银行卡和U盾就给表姐郭建玲带回文成。
4、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自己系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文成县人民医院运行的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一医新系统软件是在2012年5月开始上线，在2012年5月之前附一医的工作人员来到文成县人民医院调试这个新系统，当时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就梁某和虞某协助自己将有关新系统安装、运行、调试工作，新系统安装之后，有关系统运行中的管理和维护等主要工作就是由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负责，只有他们在碰到系统软件有问题时才会向自己寻求帮助解决。数据库就是属于医院信息部门管理的，只有信息科的工作人员有权管理数据库，只有在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对医院的一些数据进行统计，有严格的信息保密制度，严禁将医院保管的信息外泄。虞某电脑上的PL／SQL软件是一个数据库管理软件，当时自己温州医科大学附一医信息中心在文成县人民医院调试安装的时候在他们信息科电脑上装起来的，这个软件装起来的时候自己通过配置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这样在日常操作中就比较方便。自己在文成县人民医院安装调试新系统过程中，当时虞某和梁某都是有参与这个过程中，他们知道这个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密码以及各种库名，他们也看到过自己通过这个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有关数据操作。虞某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对数据库进行相应的操作，访问数据库的有关密码当时就是信息科的虞某和梁某知道。2012年9月24日，因为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虞某在自己温州医科大学附一医新系统的数据库中对财务收费系统数据修改之后自己发现报表不平，经自己询问得知虞某是通过PL／SQL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于是自己就在2012年9月24日将原先的密码进行修改了。因文成县人民医院运行的服务器是在他们医院的信息科那里，虞某在服务器上安装密码复制器自己这里管不到的。
5、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自己系文成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信息科主要的工作职责是医院信息系统的维护和硬件的维护，平时主要是对工作站的维护，如果有出现问题也是联系温州附一医那边解决。文成县人民医院在2011年7月被温州附一医托管，直到2012年5月文成县人民医院才正式启动新系统，进入数据库总库的用户名和密码只有一个，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在2012年5月5日温州附一医院系统启动后只有自己和虞某知道，医院里其他人是不知道的。2013年7、8月份左右，县审计局来自己医院导数据库信息的时候，自己发现原先使用的数据库总库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不进去了，之后自己就打电话给温州附一医院信息处的工作人员问为什么自己原先使用的数据库总库的用户名和密码进不去了，他告诉自己医院有出现财务报表不平的现象，他们就把原来那个数据库总库密码改了，他告诉自己新密码，虞某当时也在场，不过他知不知道这个新密码自己就不清楚了。
上述证据系当庭举证、质证，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戴某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药品回扣款，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戴某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又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予以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戴某向钟某乙、林某乙行贿构成行贿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戴某向虞某购买统方数据一节构成行贿罪的罪名不成立，因行贿罪的主观要件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实施这种行为，而被告人戴某在购买统方数据时并不清楚虞某的身份，不符合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再者，虞某获取统方并非利用职务便利。因此，被告人戴某该节行为不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行贿罪不当。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戴某该节不构成行贿罪的辩护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戴某不具备明知虞某系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意见，因被告人戴某系药品代理人，对医院统方数据的管理规定应该了解，在与一个匿名对象进行医院的统方数据的交易，且在对方要求不要泄露信息的情况下，对于统方数据系非法获取应该是明知的，具有该罪的主观故意，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辩称本案应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经查，本案被告人戴某向二个医院院长行贿的目的在于将自己代理的药品被医院采购，药品进入医院之后，被告人戴某也没有向医院其他医生行贿，让其他医生多开处方。其次，被告人戴某是以整个医院的采购量来结算回扣款。因此，被告人戴某是在采购过程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款，应以行贿罪定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相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戴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戴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9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建光
人民陪审员 刘化秀
人民陪审员 陈越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章方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