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冀0481行初10号
原告王增林，男，汉族，1950年10月2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武安市，农民，系工亡职工王董恒之父。
原告王兴风，女，汉族，1953年8月26日出生，现住河北省武安市，农民，系工亡职工王董恒之母。
委托代理人胡战锋，男，河北九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机构代码：00039934-9。
地址：河北省武安市矿建路146号。
法定代表人尹长兴，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英，男，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保障中心副主任兼工伤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云，男，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科员。
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不服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待遇核定一案，于2016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增林及原告委托代理人胡战锋，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代理人王国英、刘海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0月29日对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之子王董恒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合计金额114376元。被告于2016年1月22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增、减登记表；2、武公交认字（2010）第02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3、武公交认字（2010）第084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4、邯劳社伤险认决字（2010）137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5、《工伤认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7号）；6、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冀人社复决字（201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7、邯人社伤险认决字（2012）03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8、《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工伤认定办法﹥的通知》（冀人社发（2011）7号）；9、武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书；10、邯人社复决字（2013）02号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决定书；11、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处李元河培训材料：《深入贯彻实施新﹤条例﹥推动我省工伤保险事业健康发展》；12、胡晓义副部长在全国工伤保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3、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关于省本级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冀社险（2008）12号）；14、《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以上证据用于证明我局对王董恒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计算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原告诉称，原告之子王董恒系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的职工，已经依法参加工伤保险。2009年10月29日6时30分许，王董恒在前往单位上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于2010年8月17日死亡。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了王董恒系因工死亡的工伤认定决定。王董恒的工亡认定完成时间在2011年1月1日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之后，依据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被告应当根据2009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年的20倍，审核确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343500元。按王董恒死亡前邯郸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302元的60%（即每月1381.2元）为基数，核算王兴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即每月应当发放1381.2元×30%=414.36元，并应当按照邯郸市200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302元的标准，计发丧葬费，即2302×6=13813元。但被告在2012年第一次核算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时，没有依法按照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给予核算，核算的基数和标准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核算总金额仅为114376元。原告依法向武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武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对王董恒作出该工伤保险待遇审核，并责令被告于60日内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审核。2014年10月，被告对王董恒重新作出的第二次工伤保险待遇核定，但仍未依法给予核算，只是将丧葬费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基数改为了邯郸市2009年度2302元的标准，核算总额改为133574元。原告不服该审核待遇，再次向武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2015）武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之子王董恒作出的合计金额为133574元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限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2015年10月29日，被告对王董恒重新作出第三次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再次推翻了其第二次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算，仍违法按照第一次已被法院撤销的核算标准，作出一模一样的核算结果。原告认为，被告再次作出的核算与第一次已经判决撤销的核定完全一致，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现依法再次起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认定工伤决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书、法医尸体检验报告，用于证明王董恒于2010年8月17日死亡，工伤认定完成时间为2012年3月16日以后；2、武安市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审批表及武安市人民法院（2013）武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武安市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被告第一次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审核；3、2014年10月被告对王董恒作出的第二次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及武安市人民法院（2015）武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武安市人民法院已再次撤销了被告第二次作出的金额为133574元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4、2015年10月被告对王董恒作出的第三次工伤保险待遇核定，用于证明被告第三次重新作出的核定与第一次作出的一样，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
被告辩称，2010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586号令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部分修改调整，于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在此，为了区分，2011年1月1日之前的我们简称旧版条例，之后的我们称之为新版条例。原告之子的事故发生在旧版条例实施期间，旧版条例的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而新版条例的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渡轮、火车事故伤害的……”该条作出较大的修改和调整，原告之子王董恒在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按照新版条例是不能认定属于工伤的。虽然在2012年3月16日，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了王董恒在事故中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但依然应当适用旧版条例的规定，因此，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也应适用旧版条例的规定，这是其一。其二，我市工商保险实行省级统筹管理。在工伤保险经办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点问题，基层不能解决的，应按省厅行政和业务经办部门业务培训内容材料和答复为准。《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规定，本条例施行后本决定施行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依照本决定的规定执行。2011年3月，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召开了“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新《工伤保险条例》培训工作会议”。在培训班上，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处处长李元河作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新《条例》推动我省工伤保险事业健康发展”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新《条例》实施前已做出工伤认定决定，新《条例》实施后仍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的，这种情况不属于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情形。经复议或诉讼后需重新进行工伤认定的，其相关的认定、鉴定和待遇等政策应当执行原条例的规定”。2011年7月28日，胡晓义副部长在全国工伤保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对各地普遍反映的新《条例》第67条的理解把握问题，经与最高法院、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即：新《条例》实施前已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即视为完成了工伤认定这一行政行为，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需要重新进行工伤认定的，应当按原《条例》的规定执行。”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王董恒在事故发生后，其用人单位裕华钢铁公司于2009年11月2日就不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终止。计算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时只能按照事故发生前上一年度即2008年统筹地区的工资标准计算。计算如下：丧葬费：1972×6=11832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972×52=102544元，合计114376元。遗嘱待遇按本人工资（本人工资：08年省平均工资的60%：2063×60%=1238）计算，即1238×30%=371.40元。因此按照邯郸市统筹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1972元计算是正确的。综上所述，答辩人在审核王董恒工伤保险待遇时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数额是按照法律规定办理的，该行政行为合法。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份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只提供了一份工伤认定，并没有提交第一份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认定的完成时间我局是依第一次工伤认定为准的；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10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对第11、12份证据有异议，认为这两份材料不属于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范围，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便是真实的，也属于个人观点，与国务院第586号令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5）第314号文相冲突，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裁判依据；对第13份证据有异议，认为该材料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规章的范围，不能作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对第14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综合以上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所举第1份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案件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原告所举第2、3、4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被告所举第1-4、6、7、9、10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所举第5、8、10、13、14份材料系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不作证据进行认定；第11、12份材料系讲话材料，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29日6时30分许，原告之子王董恒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0年8月17日死亡。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0年11月15日作出邯劳社伤险认决字（2010）137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王董恒不属于工伤。原告不服，向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10月26日丛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丛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2010）137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限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王董恒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认定。2012年3月16日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邯人社伤险认决字（2012）03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董恒属于工伤。2012年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王董恒作出了总额为114376元的工伤保险待遇审核。原告认为被告审核有误，向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了行政复议。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邯人社复决字（2013）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王董恒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审核的行政行为。原告仍不服，于2013年9月24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对王董恒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审核的行政行为，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院于2013年11月9日作出（2013）武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对王增林、王兴风之子王董恒作出的总额为114376元的工伤保险待遇审核，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审核。2014年被告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合计金额由114376元变更为133574元。原告王增林、王兴风对被告重新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8月4日作出（2015）武行初字第000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对王增林、王兴风之子王董恒作出的总额为133574元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2015年10月，被告重新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合计金额由133574元变更为114376元。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仍不服，遂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对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此，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作为工伤职工王董恒的父母，有权对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原、被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应当适用修改之前的《工伤保险条例》还是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0年11月15日第一次对王董恒是否属于工伤作出决定，认定王董恒的死亡不属于工伤。后经行政诉讼，该份“不属于工伤”的决定书被撤销。2012年3月16日，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邯人社伤险认决字（2012）03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董恒属于工伤。此时，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已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即，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王董恒才被认定为工伤。之前邯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虽然履行了认定王董恒是否属于工伤的程序，但未认定王董恒为工伤。王董恒的父母王增林、王兴风在当时不可能去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其只能在王董恒被依法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下，才能到相关部门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综上，王董恒被认定为工伤和王增林、王兴风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已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因此，应当按照当时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来计算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被告适用修改前的《工伤保险条例》为王董恒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显属不当，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10月29日对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之子王董恒作出的合计金额为114376元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
二、限被告武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按照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重新对原告王增林、王兴风之子王董恒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定。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 宁
人民陪审员 屈军顺
人民陪审员 刘红燕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锋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
超越职权的；
滥用职权的；
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