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4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胜昌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延祥。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延祥，男，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索茂军、林达荣，均系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辉鹰兴业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林永丰。
委托代理人：戴勇，系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胜昌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胜昌公司”）、王延祥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辉鹰兴业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辉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胜昌公司向辉鹰公司购买皮革助剂，胜昌公司自2011年11月份起拖欠辉鹰公司货款。截至2013年3月份，胜昌公司共拖欠辉鹰公司货款1075714元。胜昌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向辉鹰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至今尚欠货款975714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胜昌公司辩称2012年4月份后才开始向辉鹰公司购买材料。对此，虽然辉鹰公司提供的2011年11月、12月、2012年2月的《对帐单》上没有买受人确认，但根据《订购单》、《送货单》，结合双方一直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胜昌公司确实向辉鹰公司购买材料。且庭审时胜昌公司拒绝对有否拖欠辉鹰公司货款进行核对，故对辉鹰公司提出胜昌公司支付2011年11月、12月、2012年2月的货款请求有《订购单》、《送货单》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2012年3月，因辉鹰公司没有提供送货单据、对账单据等凭证，故对辉鹰公司提出胜昌公司支付2012年3月的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辉鹰公司提供的2012年4月至12月、2013年1月、3月的《对帐单》，上面均写有“胜昌／张静”、“胜昌／梁靖芪”等字样，结合《订购单》、《送货单》、发票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述《对帐单》均经胜昌公司对账确认。且庭审时胜昌公司拒绝对有否拖欠辉鹰公司货款进行核对，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对帐单》认定胜昌公司拖欠辉鹰公司2012年4月至12月、2013年1月、3月货款数额。
胜昌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向辉鹰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至今尚欠货款975714元。辉鹰公司请求胜昌公司支付所欠货款及相应利息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胜昌公司辩称辉鹰公司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双方并没有约定货款的履行期限，且胜昌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还向辉鹰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故辉鹰公司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胜昌公司辩称应以胜昌公司的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王延祥无需承担责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胜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只有王延祥。王延祥不能证明胜昌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财产，其应当对胜昌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胜昌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辉鹰公司货款975714元及相应利息（相应利息以975714元为本金，自2015年9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王延祥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辉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的利息。受理费14769元，减半收取7384.50元，由辉鹰公司负担813.59元，由胜昌公司、王延祥负担6570.91元。
上诉人胜昌公司、王延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辉鹰公司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
1、原审判决以合同法第6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作为适用法律显属错误。首先，合同法第62条显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61条、62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展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显然也是对所有合同共性的规定，明显也属合同法总则性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4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定，我国合同法分则如对涉案合同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必须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而本案明显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就买卖合同中买方支付价款的时间，我国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一章中的第161条有明确的规定，原审判决有意规避合同法第161条的具体规定，明显属于有法不依。其次，我国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一章中第161条对确定买卖合同中买方支付价款的时间明确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对交易的付款期限进行补充约定，更无法确定合同法第61条规定的“交易习惯”，显然依据上述法条的明确规定，我司的付款期限依法应当在收货的“同时支付”。根据本案事实，即使辉鹰公司诉求主张的最后一笔货款（2013年3月），其交易时间距一审辉鹰公司起诉亦已超过2年，故辉鹰公司诉求所谓的“2011年11月至2013年3月的货款”明显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原审判决置上述法律规定于不顾，错误适用法律，误判一审辉鹰公司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
2、我司于2014年7月24日向辉鹰公司支付10万元，根本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即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必须存在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但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形：首先，辉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已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规定的方式向我司主张过偿还所谓的“2011年11月至2013年3月的货款1196524元”，而事实上辉鹰公司亦一直未曾提出过任何权利主张。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规定，辉鹰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司有所谓的““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我司支付10万元是在2014年7月24日，此时所谓“2011年11月-2012年7月货款”的诉讼时效已超过，超过诉讼时效后我司再支付的10万元，当然不可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显然原审判决明显曲解了上述法条，应予以纠正。
二、辉鹰公司提交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对账单》均是其单方制作，根本没有经过我司确认，而且该期间内《送货单》中签名的“陈婷婷”，辉鹰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婷婷”在次期间是我司的员工在此期间是我司的员工，同时，该期间的《送货单》甚至有无人签名的、亦有不知身份的人代签的。上述证据的明显证明力，原审判决仍然予以采纳，不当。
1、辉鹰公司提交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订购单》均不是我司下单，而且《订购单》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至于该期间的《送货单》中大部分都是“陈婷婷”的签名，实际上，“陈婷婷”是在2012年4月份才入职我司，因此，其签名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送货单》当然不代表我司，而且单号为205280的《送货单》为不知身份的人代签的，单号为205312的《送货单》为不知身份的人代签的，故上述《送货单》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2、辉鹰公司提交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对账单》均是其单方制作，只加盖了辉鹰公司的公章，根本没有经过我司的确认，依法不能成为确认欠款的凭据。但令我司难以理解的是，原审判决认为我司拒绝对有否拖欠辉鹰公司货款进行核对，便以《订购单》、《送货单》来认定我司欠辉鹰公司货款474141.5元，显然属于主观臆断，依法不能成立。
三、辉鹰公司提交的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订购单》、《对账单》均没有原件核对，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举证要求，依法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我司欠款的证据，我司依法不予质证合法有据，而原审判决我司应支付该期间货款601572.5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1、辉鹰公司提交的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的《订购单》、《对账单》均没有原件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第四十九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的规定，在一审中辉鹰公司明确表示上述《订购单》、《对账单》没有原件，故其依法不能认为事实的依据。
2、发票可由辉鹰公司随意开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发票并不能作为债权凭证，必须结合整个交易过程的相关凭证来确定债权，故原审判决凭没有证据原件的《订购单》、《对账单》以及发票判定我司应支付货款601572.5元，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四、原审判决王延祥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属错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我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并非个人独资企业，故依法应以公司的全部对外承担债务，原审判决股东王延祥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和法律不符。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辉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胜昌公司、王延祥对其上诉过程中陈述事实提供的证据有：江门市新会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1份，江门市胜昌皮革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粤中乾（审）字（2010）第1014号﹥1份，江门市新会德华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2份，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胜昌公司的财产是与王延祥财产独立的。所以，王延祥不应对涉案的债务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辉鹰公司答辩称：一、辉鹰公司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双方是没有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也是依据双方交易习惯。二、欠款之后辉鹰公司一直有向胜昌公司要求支付货款，胜昌公司以资金困难以及实际的经营人是台湾人，要求给予时间宽限，所以，在欠款之后的交易是现金交易，因此，2014年7月24日在辉鹰公司的多次催促下，胜昌公司支付了10万元。辉鹰公司认为从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没有约定时间，辉鹰公司多次追偿和胜昌公司的支付等均证实本案没有超过所谓的诉讼时效。对于《对帐单》、《送货单》，经过一审的查实，一审的认定正确。三，对于王延祥，胜昌公司是其登记的个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王延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辉鹰公司针对胜昌公司、王延祥二审提交的证据认为：一、我方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从记载的时间并不能全面、真实反映胜昌公司情况。该证据显示：2007年法定代表人是胡方平，2009年法定代表人是高丽娟，2012年法定代表人是王延祥。从2012年至到2015年我方起诉，从形式上没有发现公司的财产与王延祥之间的财产有独立关系。二、上述报告出具单位是会计师事务所，只是对作帐报备财务上应对税务和工商部门的报告，不能真实反映王延祥与胜昌公司之间的财产是独立的。三、2013年出具的报告实收资本上有高丽娟和王延祥投资，后来就变更成王延祥个人投资，我司认为王延祥对胜昌公司股权资产进行了收购，同样对于债务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查，胜昌公司、王延祥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的查明及认定处理存在牵连。本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答辩意见以及全案情况进行审查。
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辉鹰公司主张的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判决对于本案辉鹰公司向胜昌公司交付货物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三、王延祥是否应当对胜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一、关于辉鹰公司主张的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由于辉鹰公司与胜昌公司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了约定，因此，本案辉鹰公司与胜昌公司之间成立的买卖合同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未能就履行期限问题达成补充协议，也无法依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期限。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应从辉鹰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即辉鹰公司要求胜昌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或胜昌公司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本案并无证据证实辉鹰公司起诉前存在其向胜昌公司要求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及胜昌公司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开始计算。至于胜昌公司上诉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每笔货物交付的同时开始计算或者至迟至最后一笔货物交付的同时（即2013年3月）开始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因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该法条系对债务人支付价款时间的规定，规定的是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其履行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故不能将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加之，本案中辉鹰公司与胜昌公司双方之间存在多次供货，即双方在长期买卖关系中也并未形成“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因此，胜昌公司上诉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收取每笔货物的同时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安审判决确认本案辉鹰公司主张的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妥，本院予维持。
二、关于原审判决对于辉鹰公司向胜昌公司交付货物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
首先，就辉鹰公司提交的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张婷婷”在签收涉案相关单据时是否为胜昌公司员工，胜昌公司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因为对于胜昌公司的员工名册、工资台账等能够证明该公司员工构成及身份的证据，系由胜昌公司所持有，比辉鹰公司更加接近该些证据材料，胜昌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提交前述证据来反驳辉鹰公司的主张，辉鹰公司显然更不能就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张婷婷”在签收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送货单》时是胜昌公司员工进行有力举证。胜昌公司作为举证能力更强的一方，应承担无法举证反驳辉鹰公司主张的不利后果，而本案中，胜昌公司就此并无提交任何证据，故应对于辉鹰公司举证的由“张婷婷”签收的送货单应当予以采信，并可以据此核算和认定辉鹰公司向胜昌公司交付的货物的种类、数量和交易价款。其次，本案辉鹰公司向胜昌公司主张货款，并非仅仅依据《对账单》、《订购单》，还提交了《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等。虽然《对账单》、《订购单》系传真件，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上述证据能够与辉鹰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原件、增值税发票等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而胜昌公司在承认其与辉鹰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前提下，既不提交证据反驳辉鹰公司的主张，也不提交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金额，同时经原审法院询问后，亦不同意对账，而仅仅是否认辉鹰公司的主张及证据。因此，综合全案证据情况并结合当事人陈述的交易习惯，从“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民事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本案辉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且证明效力明显高于胜昌公司方的证据，原审法院根据《对账单》、《订购单》以及《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并结合胜昌公司的付款情况，核定胜昌公司拖欠辉鹰公司货款975714元，并判决胜昌公司应当清偿，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胜昌公司关于原审判决核定涉案交易金额依据不足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王延祥是否应当对胜昌公司本案的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延祥若认为自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实。虽然王延祥在本案在二审阶段提交了胜昌公司2007年、2009年、2010年、2012年的《审计报告》，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一条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因此，本案王延祥虽然提交了部分年度的《审计报告》，但其并不连贯，且王延祥也没有提交经过了有关部门审核、完整的会计资料，或者申请法院对胜昌公司的财务状况委托有关司法会计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无法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胜昌公司的财产的事实，故王延祥应当对胜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胜昌公司、王延祥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9元，由上诉人江门市胜昌皮革有限公司、王延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O一六年五月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