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5）平行初字第167号原告王兰海，男，1963年出生。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府前街21号。法定代表人田长丰，局长。委托代理人岳立军。委托代理人杜春江。原告王兰海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以下简称平谷公安分局）行政强制传唤，于2015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于2015年8月21日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平谷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上述二案。原告王兰海、被告平谷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岳立军、杜春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兰海诉称，2015年5月30日13时许，原告酒后在平谷区滨河自由市场的福兰德超市购买奶制品、饼干等食品，原告付清购物款后该超市未向原告出具发票，原告与超市工作人员发生争议，该超市工作人员以原告酒后滋事为由报警。被告下属渔阳派出所民警邢文江（警号：061954）、贾银生（警号：062083）到现场后，不由分说，强行扭拽原告，并将原告强行按倒在地，造成原告身体多处损伤。后渔阳派出所又增派人手对原告进行人身强制，非法使用手铐将原告带至派出所非法拘禁长达2个多小时，直到派出所工作人员下班时才放原告回家。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也可以通知其家属、亲友或者所属单位将其领回看管，必要时，应当送医院醒酒。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等进行约束，但是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本案中，原告在事发时虽在酒后状态，但在福兰德超市购物后索要购物发票属正常行为，原告与该超市工作人员发生争议后，原告的行为既没有对超市的正常经营造成实际影响，也没有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产生威胁。在此情况下，被告民警对处于酒后状态中的原告使用手铐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而且被告民警对原告强行扭拽并将原告强行按倒在地的粗暴行为对原告身体造成了伤害，侵害了原告的身体权。经北京积水潭医院、平谷区中医医院、平谷区东高村镇中心卫生院诊断，被告的暴力执法行为造成原告肩峰撞击综合症、关节粘连、肩袖损伤等疾病，截止目前，原告已经支付医疗费和交通费用6000余元，误工损失15000余元，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建议原告尽快做手术，初期手术费用30万元。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原告在证据交换日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2015年8月25日刘××等人出具的证明，证明事发当天原告与刘××等人共同饮酒；2.2015年9月9日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在渔阳出租公司上班；3.照片，证明原告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4.平谷区东高村镇中心卫生院、平谷区中医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和休假证明书，证明原告受伤的情况以及需要休假的事实；5.平谷区东高村镇中心卫生院、平谷区中医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病历手册，证明原告看病的经过及诊断结果；6.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证明原告看病情况；7.出庭证人王×的证言，证明原告当时是醉酒状态。被告平谷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5月30日14时许，王兰海酒后到平谷区海关西园福兰德超市购物时，因索要发票与超市工作人员发生矛盾，超市为王兰海开具发票后，王兰海滞留在超市门口采取大声叫嚷的方式向超市周边的群众及前往超市购物的群众宣称超市销售过期产品、开具假发票，影响超市正常经营，超市负责人朱××报警。被告下属渔阳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在劝解王兰海过程中，王兰海抓住民警的手按在胸前，高喊“民警打人了”，后被民警制服。经民警依法口头传唤后，王兰海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民警依法将王兰海传唤至渔阳派出所。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到案经过、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佐证。原告认为其当时是酒后，并不是醉酒，但却认为被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此，被告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构成本条必须有两个要件：第一，必须是醉酒；第二，必须是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本案中，原告并非醉酒，且不存在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行为，故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被告对王兰海作出的强制传唤，处置适当、程序合法，王兰海要求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和依据，并在庭审中出示：卷宗材料，包括：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于2015年5月30日接到朱××报案称有人在福兰德超市闹事，被告于当日正式受理案件；2.呈请强制传唤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依法对王兰海强制传唤；3.接受证据清单，证明超市视频的来源；4.2015年5月30日王兰海询问笔录，证明2015年5月30日，王兰海在福兰德超市买东西及被告办案人员告知其对强制措施所享有的权利；5.2015年5月30日朱××（福兰德超市老板）询问笔录，证明王兰海在福兰德超市无理取闹、酒后滋事及民警出警的情况；6.2015年6月4日蒋××（超市收银员）询问笔录，证明王兰海在福兰德超市无理取闹、影响超市生意以及民警劝解情况；7.2015年6月5日殷××（超市邻居）询问笔录，证明王兰海在福兰德超市酒后滋事及民警出警的情况；8.接警单，证明被告接到110报警的情况；9.到案经过，证明王兰海被传唤的情况；10.工作说明，证明王兰海被传唤后民警通知其家属，后王兰海自行通知；11.工作说明，证明被告执法记录仪因故障导致时间显示错误；1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王兰海等人的户籍情况；13.人民警察证，证明执法民警身份；14.超市监控录像、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王兰海在福兰德超市滋事及被告民警出警及传唤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系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但不认可原告是醉酒，原告是否醉酒应当以检测为准，不能以个人判断为准；证据2真实；其他证据与民警执法过程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原告并非酒后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原告向超市索要发票合理合法，与超市没有纠纷；民警到现场后未出示工作证，仅口头告知原告去派出所，原告未看到强制传唤审批表；超市的房东与渔阳派出所政委具有亲戚关系；民警未做任何调查，原告当时是醉酒状态但没有打、砸、闹的行为；民警没有给原告作现场笔录，不存在原告拒绝签字的情况，现场笔录系被告伪造；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内容不全，未全面记载被告增加警力并将原告带上警车的过程。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7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传唤措施违法，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6真实，但不能证明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系其在执法过程中收集，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目的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30日14时许，王兰海酒后到平谷区海关西园福兰德超市购物时，因索要发票与超市工作人员发生争议，该超市工作人员为王兰海开具发票后，王兰海滞留在超市门口采取大声叫嚷的方式向群众宣称超市销售过期产品、开具假发票，超市工作人员朱××报警。被告下属渔阳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对超市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在查明王兰海所购买物品未过期、超市已经为其开具发票后，对王兰海进行询问、劝解并口头告知王兰海前往派出所，在此过程中，王兰海拒绝配合并拉住民警的手称“警察打人了”，后民警使用手铐将王兰海强制传唤至渔阳派出所并制作询问笔录，当日下午王兰海离开派出所。王兰海对被告使用手铐进行强制传唤的行为不服，于2015年6月3日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王兰海于2015年7月22日撤回复议申请，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于当日决定终止行政复议。2015年8月10日，王兰海向本院提起要求确认被告采取的强制传唤措施违法的行政诉讼，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在一并审理的（2015）平行初字第164号行政案件中，判决驳回王兰海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根据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故受害人取得赔偿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违法使用警械等。现经本院（2015）平行初字第16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使用手铐进行强制传唤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兰海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玉洁人民陪审员  冯东立人民陪审员  徐 旺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书 记 员  刘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