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94－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惠芳，女，1954年4月26日出生，香港居民，内地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王雪利，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志强，男，汉族，1969年11月7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玲，女，汉族，1969年5月26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树明，广东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文一，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香港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雪利，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惠芳因民间借贷纠纷九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惠芳在原审诉称：2012年5月28日，尹志强、王彦玲因经营所需向何惠芳借款40万元，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签订了8张借据，每张金额均为5万元，其中2张借据载明的借款期限为2个月，另外6张借据载明的借款期限为3个月，逾期归还滞纳金均为0.5%／天；同日下午，何惠芳按约定在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的“绿茵阁”西餐厅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40万元给尹志强、王彦玲，双方当场对借款进行手动清点，尹志强、王彦玲亦出具了8张收款收据（每张金额均为5万元）给何惠芳；该现金款项来源于何惠芳家中及何惠芳经营的广州誉高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高公司）。
2012年12月7日，尹志强、王彦玲表示愿意出卖其房产用于偿还上述借款，但需向何惠芳再借款16300元用于办理房产出卖手续，故何惠芳与王彦玲就此签订借据，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逾期归还滞纳金为0.5%／天；同日下午，何惠芳按约定在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的“绿茵阁”西餐厅附近，在由李文一驾驶的车上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16300元给王彦玲，王彦玲亦出具了收款收据给何惠芳；该笔借款来源于何惠芳家中。该笔借款虽然只以王彦玲一人名义所借，但因该借款是在尹志强、王彦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根据婚姻法规定，该笔借款也属于尹志强、王彦玲夫妻共同债务。
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后，尹志强、王彦玲并未按约偿还借款，何惠芳多次催收，亦通过李文一催收，但均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何惠芳就每张借据和相应的收款收据分别提起（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3－31号合共九案诉讼：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3号案的诉讼请求为判令：1、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连带清偿欠款本金50000元，利息5195.55元（利息暂计至2013年1月10日），及2013年1月11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的律师费30000元；3、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4号案的诉讼请求为判令：1、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连带清偿欠款本金币50000元，利息5195.55元（利息暂计至2013年1月10日），及2013年1月11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5－30号案每案的诉讼请求均为判令：1、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连带清偿欠款本金50000元，利息4231.11元（利息暂计至2013年1月10日），及2013年1月11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31号案的诉讼请求为判令：1、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连带清偿欠款本金16300元，利息39.82元（利息暂计至2013年1月10日），及2013年1月11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尹志强、王彦玲在原审辩称：不同意何惠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借据及收据虽是尹志强、王彦玲出具的，但尹志强、王彦玲没有向何惠芳借款，也没有向何惠芳出具过借据和收款收据；尹志强、王彦玲只与何惠芳的儿子即第三人李文一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只向李文一出具过与涉案借据及收据格式一致的借据及收据，但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交付的借据及收据并没有写明出借人、借款期限、滞纳金收取标准和司法管辖。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经过如下：
2009年9月，因王彦玲经营的广州市番禺海纳密封制品厂资金周转困难，急需资金向员工发工资，后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李文一，李文一当时挂靠在广东银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裕公司）工作，实际就是放高利贷。2009年9月24日，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20万元，约定月息为6%（后于2012年初协商降为5%），经扣除两个月的利息及手续费27000元后，最终到账金额为173000元，尹志强、王彦玲也出具了金额均为5万元的4张借据及4张收款收据给李文一，这些借据及收据均无落款日期及编号。该笔借款期限没有具体约定，只是约定何时一次性偿还本金就不再继续支付利息。
2012年5月初，李文一找到王彦玲，表示其了解到王彦玲持有使用多张信用卡，且有约20万元的信用卡透支欠款未还，称其可帮王彦玲偿还信用卡欠款，并交给王彦玲5张借据及5张收款收据，叫尹志强、王彦玲签名并填写好借款金额（每张5万元），在李文一每次帮王彦玲偿还信用卡透支卡欠款时，就交给李文一相应的借据及收款收据。为了方便记忆及保管，故尹志强在5张借据及5张收款收据上进行编号，分别为卡壹份、卡贰份、卡叁份、卡肆份，并在每张借据及收据上写明借款金额为5万元、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且尹志强、王彦玲在“乙方处”即借款人处签名。
2012年10月22日，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5万元，双方约定月息为5%，从借款之日起计付利息。李文一分别支付现金借款2万元及转账借款3万元给王彦玲，王彦玲将编号为“卡壹份”的借据及收款收据交给李文一。
2012年10月26日、31日，王彦玲向李文一分别借款25000元、26831元用于偿还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4063＊＊＊＊＊＊＊＊9257）的透支欠款，并向李文一出具编号为“卡贰份”的借据及收款收据。
2012年12月16日，王彦玲将编号为“卡叁份”、“卡肆份”的借据及收款收据交给李文一，要求李文一帮王彦玲实际持有使用的陈迪信用卡偿还透支欠款81000元，双方约定月息为5%，从借款之日起计付利息；李文一带走以上2张借据、2张收据及陈迪信用卡后存入81000元，但其后却于2012年19日、22日使用陈迪信用卡通过何惠芳经营的誉高公司的银行POS机先后刷取35000元、46000元，即编号为“卡叁份”、“卡肆份”的借据及收款收据载明的10万元借款并无实际发生。
2013年1月4日，李文一到王彦玲经营的广州市番禺海纳密封制品厂，与尹志强、王彦玲就上述几次借款进行利息结算及手续费结算，但当时尹志强不在，故只有王彦玲在借据及收款收据上签名，落款日期“2012年12月7日”是应李文一的要求倒签的；此次借据及收据载明的借款金额为16300元，其中1万元是第一笔借款20万元的2012年12月份利息（利息计付标准为每月5%），其中5000元是编号为“卡壹份”、“卡贰份”的借据载明的借款合共10万元的2012年12月份利息（利息计付标准为每月5%），余款1300元是因李文一在2012年10月26日、31日合共帮王彦玲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51831元，但尹志强、王彦玲只是出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借据及收款收据，故尚有1831元没有凭证，故李文一将该笔款项中的1300元计入2012年12月7日的借据及收据中，至于余下的531元，李文一表示以后再结算。
尹志强、王彦玲已自2009年11月－2012年11月合共向李文一还款381800元，其中包括转账还款327800元，现金还款54000元，其中于2010年7月24日、8月23日分别存入12000元，于2012年7月31日、8月4日分别存入10000元至李文一银行账户，另外10000元是现金偿还给李文一，且李文一亦出具了相应的收条。
综上，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尹志强、王彦玲虽然向李文一借款，但实际借款金额为173000元＋50000元＋25000元＋26831元=274831元，即尹志强、王彦玲的还款总金额已经超过实际借款金额。请求驳回何惠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文一在原审陈述如下：对何惠芳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意见，尹志强、王彦玲所述的与李文一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系列案无关，李文一从无要求尹志强、王彦玲出具借据及收据。尹志强、王彦玲所述的2009年9月24日的2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银裕公司，李文一当时是作为该公司的业务员与王彦玲签订《附加协议书》，收取的借据亦已交给公司，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名下银行账户还款实际是向银裕公司还款；2012年10月22日，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30000元用于购买模具，李文一将该借款转账至王彦玲的银行账户；2012年10月26日、31日，尹志强、王彦玲分别向李文一借款25000元、26831元偿还信用卡透支欠款，李文一是直接将借款存入王彦玲的广发信用卡账户；至于陈迪信用卡于2012年19日、22日在何惠芳经营的誉高公司的银行POS机先后刷取的35000元、46000元，属陈迪向何惠芳经营的誉高公司购买服装而支付的货款。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5月28日，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在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签订借款金额均为5万元的《借据》各8张，约定：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借款合共40万元，其中1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2个月，另外3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3个月，如尹志强、王彦玲逾期不还清借款，何惠芳有权按每天0.5%收取滞纳金，何惠芳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执行费及诉讼保存费用等）由尹志强、王彦玲承担；如发生纠纷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同日，尹志强、王彦玲出具内容均为“收到伍万元”的《收款收据》各8张。上述借据及收据分别注有编号如下：房壹份、房贰份、房叁份、房肆份、卡壹份、卡贰份、卡叁份、卡肆份。
2012年12月7日，何惠芳与王彦玲在广州签订《借据》1张，约定：王彦玲向何惠芳借款16300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如逾期不还清借款，何惠芳有权按每天0.5%收取滞纳金，何惠芳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执行费及诉讼保存费用等）由被告王彦玲承担；如发生纠纷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同日，王彦玲出具内容为“收到壹万陆仟叁佰元”的《收款收据》1张。
上述九张借据及收款收据的格式一致，原件均由何惠芳持有。何惠芳向尹志强、王彦玲追讨上述借款无果，故提起（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23－31号系列九案诉讼要求尹志强、王彦玲偿还借款，为此支出律师费30000元。
另查明，尹志强、王彦玲自1995年起至今为夫妻关系。李文一是何惠芳的儿子。2009年9月24日，王彦玲与其时在银裕公司任职的李文一签订《附加协议书》，约定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20万元，还款期为60天。同日，李文一出具《收件》，内容为“收到王彦玲、尹志强借据一张、收据一张、声明书一张、承诺书一张、购房协议书、担保合同叁份、供楼按揭存折一个、按揭合同原件一个、公证书伍本”。2012年10月22日，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借款3万元。2012年10月26日、31日，王彦玲向李文一分别借款25000元、26831元用于偿还其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4063＊＊＊＊＊＊＊＊9257）的透支欠款。2012年19日、22日陈迪信用卡（卡号：62×××89＊＊＊＊＊＊5730）在何惠芳经营的誉高公司的银行POS机先后被刷卡消费35000元、46000元。
2009年11月－2012年11月期间，王彦玲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柜台存款先后向李文一名下银行账户合共存入351800元，详见附表一、二、三。另外，尹志强、王彦玲主张另有现金还款30000元，尹志强、王彦玲就其中一笔10000元还款提交的手写字样《收条》显示“今收到2012年6月贷息；收款人：李文一，2012.6.19”；另两笔10000元还款，根据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回执，李文一名下银行账户于2012年7月31日、8月4日分别收到两笔通过自助设备存入的10000元，但均无显示存款人，对此，李文一亦不确认该两笔款项是由尹志强、王彦玲存入。
2013年1月8日，王彦玲以李文一拿走借据及收据等拒不归还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楼派出所报警（报警回执号：0204360），石楼派出所于2013年5月13日对李文一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其实我（注：李文一，下同）在2009年就认识了王彦玲及其丈夫尹志强，她夫妻两向我当时所工作的海珠区昌岗东路银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借款二十万，借款的经办人是我，但是他与公司定下的月息是多少我就不是很清楚，我在当时是负责催收和联系。大概2010年的年中，我就离开了这间公司，到了2012年5月份左右原银裕融资担保公司经济困难，我就介绍何惠芳小姐向公司购买了这份合同（具体何小姐以多少钱向公司购买这份合同我就不清楚），大概在2012年5月份到6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和何小姐及王彦玲夫妻俩在广州越秀区寺右新马路的绿茵阁西餐厅内一起吃饭，过程中何小姐就又借了二十万给王彦玲夫妻两人，当场就给了现金二十万给王彦玲夫妻二人，何小姐让其写了8张各为五万的借据，前提是王彦玲夫妻两人必须在2012年年底就把这四十万全部归还何小姐，应该是没有利息的。到了2012年的10月份，王彦玲打电话给我，说她的一张广发银行信用卡欠款五万多元，被人追债到公司，让我过去帮忙，我过去后与对方协商好，然后我自己掏出五万余元帮她还了信用卡欠款。没过多久，王彦玲又打电话给我，说她公司急需三万多元买一批模具，我通过银行转账了三万余元给她。这两笔钱当时她都没有写借据给我的，我也没有向其要过利息。到了2012年的12月底左右，我曾经上门去到王彦玲的公司找王彦玲夫妻两人，要求她俩还钱给我，当时只有王彦玲在，她说暂时没有钱还，然后她就写了一张一万多元的借据给我，当是给我一些好处费，让她可以晚一点再还钱给我”，以及“问：2012年11月份王彦玲可否提供一张中信银行的信用卡让你帮忙存八万块钱进去，然后再提取八万块钱出来，以延长信用卡的信用期限？你可有因此事向其索要过十万元的借据？答：我没有为其操作过这种东西。也没有向其索要过什么十万元的借据。2012年12月份，经王彦玲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陈迪的人，他自称在北京过来，想购买服装，我就介绍广州海珠区的一间叫誉高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老板给他认识，后来他在2012年12月19日和22日分两次各向我这个朋友购买了35000元和46000元的服装，当时陈迪是用中信银行的信用卡在公司刷卡结账的，每次结账后的次日就提货完成交易。2013年4月份，我就收到海珠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这个陈迪委托了律师起诉我朋友的公司不当得利，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等内容。上述笔录最后一页载明“以上笔录经李文一阅读过后，其称无律师在场，无法提供意见为由拒绝签名”并有侦查员的手写签名。李文一确认其曾于2013年5月13日到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楼派出所就上述王彦玲报警一案接受调查，上述笔录中记载的“何惠芳”、“何小姐”均是指何惠芳，但其时并无阅读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也无在笔录上签名，现事隔一年多，不记得当时向派出所陈述的内容，但记得陈述的内容和上述笔录载明的不一致。
以上事实，有借据、收款收据、附加协议书、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工商银行明细信息、收条、信用卡消费明细、信用卡交易回单、信用卡对账单、工商银行回执、公安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律师费发票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何惠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系列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何惠芳住所地等与争议有实际履行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鉴于涉案九张借据均载明“如发生纠纷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即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双方书面协议选择了该院管辖，故该院作为有涉港商事案件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有权对本系列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当事人对处理涉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鉴于涉案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均位于我国境内，故原审法院确定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系列案争议适用的准据法。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是否存在涉案民间借贷关系？第二、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所还款款项是否属于偿还涉案借据及收据项下的债务？原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何惠芳、尹志强、王彦玲提供的证据，作出如下评析：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9张借据均载明出借人为“何惠芳”，其中2012年5月28日的8张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尹志强、王彦玲”，2012年12月7日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王彦玲”。原审法院认为，借据及收据是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建立借贷关系的凭证，现涉案借据及收款收据的原件均在何惠芳处，尹志强、王彦玲亦确认涉案借据及收据是其出具的，虽然尹志强、王彦玲否认与何惠芳存在借款关系，并表示其交付给李文一的借据及收据没有载明出借人、借款期限，及部分借据及收据没有载明签订日期，但尹志强、王彦玲并未能就此提供相反证据，故法院对尹志强、王彦玲上述抗辩不予采信，法院认定涉案9张借据及收据的真实性，并据此认定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借款合共40万元，并向何惠芳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的借据及收据各8张，王彦玲向何惠芳借款16300元，并向何惠芳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7日的借据及收据各1张。
尹志强、王彦玲在答辩中所陈述的每笔借款实际金额与其出具的借据记载的金额并非一一对应，且亦无确凿证据证实尹志强、王彦玲的实际借款金额少于借据记载的借款金额，故对尹志强、王彦玲关于实际借款金额少于借据记载的借款金额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何惠芳称交付给尹志强、王彦玲的现金借款来源于家中及其经营的公司，但未能提供相应的提款凭证。其次，何惠芳称2012年5月28日40万元借款是以现金方式在绿茵阁西餐厅交付给尹志强、王彦玲，且当场进行手动清点。众所周知，绿茵阁西餐厅作为提供餐饮服务的地方，人来人往，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双方选择在开放的服务场所对40万巨额款项进行交接并手动清点，亦不合常理。再者，根据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李文一称其是尹志强、王彦玲于2009年向其任职的银裕公司借款20万元的经办人，这与尹志强、王彦玲所述的2009年9月24日向李文一借款20万元的时间及金额相吻合；李文一又称其曾介绍何惠芳向银裕公司购买前述债权，且于2012年5月至6月的一天中午，与何惠芳、尹志强、王彦玲在绿茵阁西餐厅一起吃饭，何惠芳当场又出借20万元给尹志强、王彦玲，并让尹志强、王彦玲书写了8张各为5万元的借据，即借款总金额、借据数量及借据出具时间亦与涉案何惠芳主张的第一笔借款40万元相吻合。虽然李文一并没有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上签名，现亦否认曾向公安机关陈述该笔录记载的内容，但上述对李文一所作的询问笔录系由公安机关依职权在本系列案开庭前作出，且公安机关的侦查员已在该笔录上明确注明“以上笔录经李文一阅读过后，其称无律师在场，无法提供意见为由拒绝签名”，法院认定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李文一称王彦玲向其所作的还款属于另外的经济往来，与本系列案件无关，但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交相应证据，故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何惠芳陈述的款项交付过程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结合何惠芳与李文一是母子关系及李文一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相关事实，法院对何惠芳主张40万元借款于2012年5月28日一次性交付的事实不予采信。综合考量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原审法院推定以下事实：1、李文一为涉案借款的实际经手人，负责联系出借款和催收事宜；2、第一笔借款为20万元且实际发生于2009年9月24日，对应的编号分别为房壹份、房贰份、房叁份、房肆份的借据及收据，应为后来补签形成；3、第二笔借款为20万元，发生于2012年5月28日，对应编号分别为卡壹份、卡贰份、卡叁份、卡肆份的借据及收据；第三笔借款为16300元，发生于2012年12月7日。尹志强、王彦玲确认第二、三笔借款的借据及收据的落款日期均为其所写，虽然其辩称实际借款时间在后，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信，故应以借据及收据记载的落款时间确定借款日期；4、尹志强、王彦玲关于其向李文一所还款项是属于偿还涉案借据及收据项下债务的抗辩，合情合理，法院予以采信。
关于欠款金额。尹志强、王彦玲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柜台存款先后合共还款351800元至李文一名下银行账户；尹志强、王彦玲称另有10000元还款是现金交付给李文一，且取得李文一出具的收条，法院认为，虽然尹志强、王彦玲提供的“收条”只是显示“今收到2012年6月贷息”，无明确金额，但根据尹志强、王彦玲在2012年前多笔还款记录显示为12000元，2012年后多笔还款记录显示为10000元的事实，并结合尹志强、王彦玲关于针对2009年9月的20万元借款，2012年前月息是6%，2012年后月息是5%的陈述，可以推定“2012年6月贷息”为10000元；根据该收条，该笔款项的还款日期为2012年6月19日。尹志强、王彦玲称另有现金还款20000元，银行出具的回执显示该20000元系通过自助设备存入李文一账户，但无显示具体的存款人，且李文一亦不确认该款项由尹志强、王彦玲存入，尹志强、王彦玲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由其存入，故对尹志强、王彦玲关于该项还款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尹志强、王彦玲合共还款金额为361800元，且还款行为均发生在第三笔借款前，虽然借据上并无明确借款利息，但根据尹志强、王彦玲的陈述及其实际还款行为，可以确认第一、二笔借款均为有息借款，从借款日起计付利息，故应在已还款金额中扣除相应的利息来确定尹志强、王彦玲现尚欠的第一、二笔借款金额。鉴于尹志强、王彦玲所述的月息6%和5%以及涉案借据约定的逾期不清还借款则按每天0.5%收取滞纳金均明显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高出部分不予保护，法院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如上所述，第一笔借款20万元实际发生于2009年9月24日，至借据记载的借款期限止，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期限为2年11个多月，应适用一年至三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第二笔借款20万元及第三笔借款16300元的借款期限均在六个月内，应适用六个月内的贷款基准利率。
针对第一笔20万元借款，从2009年9月24日借款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尹志强、王彦玲的还款先支付利息，剩余抵扣本金，详见附表一；根据附表一，尹志强、王彦玲于2011年8月23日即清偿了第一笔借款本息，且多还款8531元；截至2012年5月28日，多还款项合计为8531元＋57000元=65531元，详见附表二。鉴于该多还款项发生在2012年5月28日前，故应将该多还款项在第二笔20万元借款本金中予以抵扣，即尹志强、王彦玲所欠第二笔借款本金为200000元－65531元=134469元；此后，尹志强、王彦玲分别于2012年6月19日、9月24日、10月29日、11月6日各偿还了10000元，从2012年5月28日借据签署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尹志强、王彦玲的还款先支付利息，剩余抵扣本金，详见附表三；根据附表三，自2012年5月28日至最后一笔还款日期即2012年11月6日，尹志强、王彦玲合共偿还40000元，扣除利息13031元后，还款本金为26969元，故尹志强、王彦玲尚欠第二笔借款本金134469元－26969元=107500元。尹志强、王彦玲应以1075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逾期利息给何惠芳。
针对2012年12月7日借款16300元，虽然是以王彦玲名义借取，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鉴于该借款发生在尹志强、王彦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何惠芳要求尹志强、王彦玲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借据载明的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借款期限至2013年1月6日止，故尹志强、王彦玲应自2013年1月7日起，以163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逾期利息给何惠芳。
关于律师费。鉴于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在借据中明确约定何惠芳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由尹志强、王彦玲承担，且何惠芳也提交了律师费30000元的支付凭证，故何惠芳要求尹志强、王彦玲承担律师费的诉请，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尹志强、王彦玲向原告何惠芳连带偿还欠款本金1075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2年11月7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尹志强、王彦玲向原告何惠芳连带偿还欠款本金163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3年1月7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尹志强、王彦玲向原告何惠芳连带清偿律师费30000元。四、驳回原告何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系列案件诉讼受理费合共10266元，由原告何惠芳负担6266元，被告尹志强、王彦玲负担4000元；财产保全费2931元，由被告尹志强、王彦玲负担。
何惠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混淆了何惠芳的借款和李文一的债权，严重损害了何惠芳的合法权益。2009年，经过李文一介绍，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认识。2012年，尹志强、王彦玲向何惠芳表示公司经营困难，可否借款，并表示需要现金。2012年5月28日，何惠芳从家中取出40万元现金，在广州市绿茵阁西餐厅交给尹志强、王彦玲，当时尹志强、王彦玲就签订了8张合共40万元的借据和收款收据。据此请求：撤销原判第一、四项，改判原判第一项为尹志强、王彦玲偿还何惠芳40万元借款，并支付从2012年8月1日起计至尹志强、王彦玲实际清偿之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尹志强、王彦玲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二审中，何惠芳要求增加二审律师费15000元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尹志强、王彦玲共同答辩认为：不同意何惠芳的诉请，其陈述与案件事实不符。何惠芳增加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第三人李文一陈述意见为：同意何惠芳的上诉请求，不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李文一对原审判决书附表一、二、三的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无异议。
二审中，何惠芳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5月30日《委托书》，委托人为何苏、司徒素丽，受委托人为何惠芳，委托事项为代办某房产的贷款、还贷、交易、过户等手续。同月31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公证书》。2、2014年8月7日的律师费15000元发票。何惠芳拟用证据1证明其2012年5月28日所出借款项的来源，用证据2证明其二审律师费。
尹志强、王彦玲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1、《委托书》和《公证书》有粘贴的痕迹，对于原件本身的真实性有异议；2、本案争议的借据落款时间是2012年5月28日，但是《委托书》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5月30日，《公证属》主文的时间是2012年5月31日，《公证书》的时间在借据之后；3、《公证书》没有提到借款关系，也没有提到与本案之间的关系，没有关联性；4、既然一审开庭前何惠芳就有该证据，一审应当提交，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应该有委托代理合同，发票不能证明代理关系，只能代表支付关系；另外，二审提交的律师费明显是增加诉讼请求，按照诉讼法规定，应当另行起诉或者发回重审时增加诉请。李文一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两份证据没有异议。
针对尹志强、王彦玲对其二审证据的异议，何惠芳作出如下解释：委托人是香港人，与何惠芳是亲戚关系，委托何惠芳出售在广州的房产，2012年5月26日买方给了首付款309770元，何惠芳让委托人赶紧写委托书，于2012年5月30日在公证处公证委托。尹志强、王彦玲在2012年5月初想向何惠芳借款，但是何惠芳当时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在收到卖房的首付款后何惠芳将该首付款连同自己的10万元借给尹志强、王彦玲，所以就有40万元的现金。在被问及“何惠芳为何将委托人的房款出借给他人？何惠芳此后是否向委托人还款？具体还款情况”时，何惠芳回应：因为委托人和其是亲戚，所以其把当时收到的房款出借给尹志强、王彦玲，其以后分期向委托人还款，不记得具体还款情况。
本院认为，因何惠芳、李文一为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原审法院作为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符合我国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何惠芳与尹志强、王彦玲之间的关系，原审法院根据载明出借人为“何惠芳”、2012年5月28日8张载明借款人为“尹志强、王彦玲”以及2012年12月7日载明借款人为“王彦玲”的《借据》及《收款收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何惠芳和李文一均无异议，尹志强、王彦玲虽然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的认定。
关于涉案款项中40万元的来源情况，何惠芳对该款的来源在一、二审中陈述不一，一审时何惠芳称款项来源于家中及其经营的誉高公司，二审时何惠芳称其中30万元是亲戚委托其售房的首期房款，10万元存于家中。对其一审所述，何惠芳并未明确其家中存款及从公司取款的具体数额，也未提交从公司取款的证据。对其二审所述，何惠芳二审提交的《委托书》和《公证书》不能证明与涉案款项的关系，其所称将委托人的售房款借给他人而非转交给委托人不合常理，何惠芳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另行将该款交付给委托人。因此，何惠芳所出借的40万元的来源存疑。
关于40万元的交付情况，何惠芳称其于2012年5月28日在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的绿茵阁西餐厅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尹志强、王彦玲，但尹志强、王彦玲对此予以否认，何惠芳也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而且，上述说法与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楼派出所对李文一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不符。虽然李文一拒绝在该笔录上签名，诉讼中亦否认笔录内容，但该笔录系公安机关依职权所作且有侦查员签名，故本院确认该笔录的真实性。因此，何惠芳向尹志强、王彦玲交付40万元的过程存疑。
何惠芳称其经李文一介绍与尹志强、王彦玲认识，后其向尹志强、王彦玲出借款项。然而，《借据》中并未约定利息，只是约定了逾期未还款的滞纳金，也没有约定抵押、质押等内容。也就是说，根据《借据》约定，如果尹志强、王彦玲及时还款，则何惠芳出借款项没有利息，也没有尹志强、王彦玲能够还款的实物或权利保障，何惠芳出借款项不能获得利益，不符合经济社会的交易习惯。而李文一曾向尹志强、王彦玲出借款项，李文一出具的《收件》表明其借款有房屋作为抵押物，结合李文一在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楼派出所关于何惠芳购买20万元借款债权的陈述以及何惠芳与李文一之间的母子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涉案40万元分别发生于2009年9月24日和2012年5月28日、尹志强、王彦玲向李文一还款即为偿还上述款项，符合优势证据的认定规则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对40万元的还款情况，因尹志强、王彦玲一直向李文一还款，李文一对原审判决书附表一、二、三的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尹志强、王彦玲已还款361800元，扣除其应付利息，尹志强、王彦玲尚欠本金107500元，尹志强、王彦玲应向何惠芳偿还该款及利息。原审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由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判第二项尹志强、王彦玲还款16300元及其利息以及支付律师费30000元均无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两判项予以维持。
何惠芳二审主张增加律师费1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何惠芳二审增加诉请不符合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故本院二审对此不予处理，何惠芳就此可另循途径解决，其二审提交的律师费发票本案不予审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惠芳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系列案二审受理费5688元由上诉人何惠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军梅
代理审判员 饶志平
代理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麦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