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其格，男，193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其堪，男，193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文集，男，194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文加，男，194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丽意，女，1985年6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邱志豪，广东宇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供销合作总社竹料供销社，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颜炳新，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婧婧、谭杰明，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从民四初字第7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钟文集是钟其伟的儿子，钟文加是钟其煊的儿子，钟丽意是钟其洲的女儿。钟其伟、钟其煊和钟其洲的其他继承人，均通过公证表示自愿放弃对上述三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利。
广州市郊区竹料区公所1984年9月××0日核发的穗郊字第083445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记载：使用人为钟其伟、钟其洲、钟其煊、钟其格和钟其堪，宅基地坐落地址为广州市竹料墟中心街××号，宅基地面积133.06平方米，建筑面积113.3平方米，建筑种类为砖木结构。××000年3月7日，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核发房产登记号为云统字66688号、权证号为52××88号的《房地产证》，登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中心街××号的砖木结构××层房屋（建基面积83.35平方米，建筑面积166.69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为广州市白云区供销合作总社竹料供销社（以下简称竹料供销社），使用性质为商业用途。
××01××年××月××0日，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竹料供销社，要求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的上述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在竹料供销社名下的房地产证。该院于××01××年3月31日作出（××01××）穗云法行初字第4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000年3月7日向竹料供销社核发的穗房地证字第52××88号《房地产证》。竹料供销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同年1××月17日作出（××01××）穗中法行终字第100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13年6月××0日，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广州市竹料墟中心街××号为其家族祖屋，由其家族从1956年起出租给竹料供销社做门面使用，租金为5.5元，竹料供销社一直交租至1981年。1981年，其家族要求提租，竹料供销社不同意并开始拒不交租。××000年3月7日，竹料供销社在其家族对涉案房屋领有上述宅基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就涉案房屋办理了房地产权证。经法院生效判决，竹料供销社名下的涉案房屋产权证已被撤销。现竹料供销社非法将涉案房屋出租，经交涉，竹料供销社拒绝交还涉案房屋交还及计付房屋使用费。请求竹料供销社立即腾空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中心街××号房屋（面积166.69平方米），向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交还该涉案房屋，并赔偿自××010年××月××0日起至实际交还房屋之日止按照17元／平方米／月计算的房屋使用费，本案受理费由竹料供销社承担。
竹料供销社原审答辩称，无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是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之家族祖屋。1956年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涉案房屋已经折价入股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为此竹料供销社不但将地主、资本家出身的钟其煊招入工作，还安排照顾其在公私合营的药材店工作，且在其退休后，其儿子钟文加顶替工作，使资本家身份的钟其煊、钟文加成为集体企业的正式干部职工，享受了一系列的待遇。涉案房屋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直由竹料供销社占有、管理、使用至今，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对此是清楚的，但仍于1984年恶意欺瞒政府部门骗取办理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之后又欺瞒公证部门办理了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公证，企图侵占公产，其宅基地证、继承权公证书为无效文件，不能改变涉案房屋已经公私合营转为合营企业资产即公产的事实，涉案房屋公私合营后依法属于公产，其无权收回。本案不属于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诉讼中，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提供了时间分别为1984年5月××日、1989年1月13日的《证明》两份，拟证实涉案房屋办理了宅基地证，是自留房，没有经过公私合营。其中1984年5月××日的《证明》加盖广州市郊区竹料区公所公章，主要内容为：“关于我竹一乡八社社员钟文灼，其父亲钟其伟、叔父钟其煊等全家共18人，原土改时期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留给他自用的房屋座落竹料墟，原是北门街，店名仁德堂药店。当时发给土地证明书，四至东至北门大街，南至成芳，西至证街，北至宏兴，现在中心街门牌××号，即国药店。由于文化革命时期，红卫兵抄家时他是对象，将其土地证明书没收经清理后烧毁，特此证明。”1989年1月13日的《证明》加盖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一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主要内容为：“兹有我村一队社员钟文灼，父亲钟其伟、叔父其煊、其洲、其堪、其格兄弟五人共有房屋一间（一连三进）持有土改时发给土地房屋证和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号码穗郊字第083445号，座落白云区竹料镇中心街二号（原北门街），土改时是留用农业住房，当时他家共十八口人居住于此，已没有别的房屋，现在仍要自行租屋居住。”竹料供销社提供了钟其煊和钟文加的履历档案，拟证实涉案房屋在1956年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已经折价入股转为公私合营企业资产。钟其煊的档案资料记载：家庭出身为工商业地主；个人简历1941年-1955年在竹料仁德药材店当售货员，1956年××月-1956年8月在竹料药材店当售货员，1956年9月-1960年6月在合营钟落潭药材中心店当会计员，1960年7月-197××年在合营竹料药材中心店当会计员等。在1985年钟其煊《恢复原工商业（含三小）干部身份审批表》中记载：“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填写为“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至‘文革’前曾由何部门安排何职务”一栏填写为：“1956年××月-8月在钟落潭区竹料药材店当售货员，1956年8月-1973年3月在钟落潭区药材中心店任会计员”；“主管单位意见”为“钟其煊自1956年公私合营至1973年初历任公私合营钟落潭区国药店和竹料国药中心店会计职务，根据穗统字（1985）第141号文件精神，应恢其干部身份，按退休干部待遇”。广州市郊区人事局于1986年××月18日批准同意恢复钟其煊的干部身份。钟文加的档案资料记载，其在钟其煊退休后顶替其父亲钟其煊在竹料供销社的工作。
以上事实，有宅基地使用证、公证书、房地产证、房地产登记查册表、行政判决书、生效证明、租赁合同、发票、照片、证明、具结书、档案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提供1984年5月××日证明拟证实涉案房屋是自留房，没有经过公私合营并已办理了宅基地证，但从该证明里面所提及的房屋地址和名称来看，坐落竹料墟仁德堂药店就是中心街门牌××号国药店；而钟其煊档案资料（包括简历数份和单位意见）则显示，钟其煊于1941年-1955年在竹料仁德药材店当售货员，1956年公私合营至1973年初历任公私合营钟落潭区国药店和竹料国药中心店会计职务，由此可见，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所主张的涉案房屋与档案资料显示的公私合营店一致，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在1956年已经进行了公私合营。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所提供的证明出具时间和宅基地使用证的核发时间均在1984年即公私合营后，无法改变涉案房屋已经公私合营的事实。其次，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诉称其家族从1956年起将涉案房屋出租给竹料供销社做门面使用，月租金为5.5元，竹料供销社一直交租至1981年，但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具有租赁关系，无法证实竹料供销社支付的费用就是租金，相反，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自认竹料供销社从1956年起每月就涉案房屋支付定额费用，更进一步印证了1956年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涉案房屋已经折价入股且原业主领取了定息股金。再有，钟其煊基于具有公私合营的情形于1986年被批准恢复干部身份和按照退休干部的待遇执行，而且其儿子钟文加得以顶替了其在竹料供销社的工作。综合以上三点，充分证实涉案房屋在1956年已经折价入股转为了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应予认定。根据规定，公私合营遗留的入股房产纠纷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故对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于××014年5月5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的起诉。
上诉人钟其格、钟其堪、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以下简称五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五上诉人提供了涉案房屋所在地政府部门、相关主管单位出具的1984年5月××日《证明》、1989年1月13日《证明》及1984年9月××0日广州市郊区竹料区公所核发的穗郊字第083445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均能证明涉案房屋是其家族祖屋及自留房。而竹料供销社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进行了公私合营。首先，在五上诉人另案诉请撤销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000年3月7日核发的权属人为竹料供销社、权证号为52××88号的《房地产证》一案中，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竹料供销社都没有主张涉案房屋有公私合营情况，反而根据其办证档案内容及《房地产登记薄查册表》所载涉案房屋所有权来历为新建，竹料供销社陈述内容先后矛盾，说明其自述内容没有证明力。其次，本案没有任何关于涉案房屋进行公私合营、作价及股息分配相关内容的明确记载。五上诉人持有政府部门、主管单位合法有效证据，原审法院仅凭个人档案材料中工作单位名称及地址就推断涉案房屋已经公私合营，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理由不成立。（二）、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进行公私合营情况下，认定五上诉人从1956年至1981年间每月收到租金5.5元就是涉案房屋折价入股的定息股金，以此作为推断涉案房屋已经公私合营的证据，毫无依据。五上诉人无法提供与竹料供销社双方具有租赁关系的书面证据，正是因为家族成员钟其煊在竹料供销社工作。无论是基于工作关系考虑，还是基于相互信任，没有书面租赁合同都是情有可原的，就像亲朋邻里之间借款却不一定要有借据或借条一样平常。无论有没有书面租赁合同，租房就要支付租金，这是常识。（三）、原审法院认为家族成员钟其煊被批准恢复干部身份和按照退休干部待遇执行及钟文加顶替钟其煊在竹料供销社工作是基于涉案房屋具有公私合营的情形也毫无依据。竹料供销社提供的证据并没有明确记载说明钟其煊干部身份、干部待遇及钟文加顶替工作是基于涉案房屋进行了公私合营的考虑。综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竹料供销社承担。
竹料供销社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五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事实与理由：（一）五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不具证明力，无充分确凿的证据否认涉案房屋于1956年时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事实。1、涉案房屋的房地座落、四至、面积、建筑结构及层数（两层）、四至的长度等，有房管部门到涉案房屋实地勘验、丈量、审核所得的《地籍调查表》、《房屋分户调查表》、《宗地图》等证实，竹料供销社申办的房地产证虽被撤销，但房管部门所作的实地勘测结果均是真实的，与五上诉人提交的照片证据反映的涉案房屋的实际状况完全一致，证明五上诉人提交的宅基地证和两份《证明》缺乏证据三性，不具证明力。××、五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及其存根、《农村（圩镇）建房用地普查登记表》所记载描述的房屋四至、层数（砖木一层）、面积，与五上诉人提供的照片证据反映的两层涉案房屋的实际状况不一致，也与其提交的竹料供销社取得的涉案房屋的房地产证及上述档案记载描述的涉案房屋不一致，该证的内容缺乏真实性、关联性。此外，该《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出证日期为“1984年9月××0日”，发证机关为“广州市郊区竹料区公所”，《农村（圩镇）建房用地普查登记表》记载的出证时间却是1984年6月1日，《农村（墟镇）宅基地证存根》所盖的发证机关印章却为“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国土规划管理所”，而广州市白云区于1987年才建区，“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国土规划管理所”也是1987年后才成立的，因此该宅基地证肯定也是19**年后才出具的，该宅基地证的取得有违法违规之嫌，显然是恶意欺瞒政府部门骗取办理的，应不予采信。3、五上诉人提交的1984年5月的《证明》所描述的房屋四至也与宅基地证描述的房屋四至、涉案房屋实际的四至不一致，该《证明》称该房屋土改时期发的土地证明书已于文化大革命时被烧毁，与五上诉人提交的1989年1月13日的《证明》相矛盾，应不予采信。4、五上诉人提交的1989年1月13日的《证明》所描述的房屋为“一连三进”，即只有一层且一连三间，与照片证据反映的涉案房屋为两层的状况也不一致，而且该《证明》称五上诉人1989年时仍持有土改时期发的土地证明书，明显与1984年5月的《证明》相矛盾，应不予采信。现涉案房屋一层是83平方米，两层共166平方。涉案房屋即使是五上诉人的祖屋，也只有一层，第二层是竹料供销社加建的。现五上诉人诉请返还整栋房屋，除了公私合营事实外，其请求返还第二层也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5、五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明》可见去开证明的人是钟文灼（钟其煊的侄子），提出异议的也是钟其煊的亲属，并非钟其煊本人，五上诉人从来都没有一份证据证明钟其煊否认涉案房屋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事实，而且五上诉人的所有证据都形成在钟其煊1980年退休、钟文加同年顶替入职之后，也就是说，由行政案到本案的一系列的纠纷都是源于钟其煊的亲属企图侵占已经公私合营的涉案房屋，根本就不是公私合营当事人钟其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五上诉人自称竹料供销社向其承租涉案房屋多年并曾向其交纳租金是虚假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实。1、五上诉人一直无法提供租赁合同，亦无任何证据证明竹料供销社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或证实双方存在租赁关系。××、钟文煊的职工档案调取自广州市白云区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其中《恢复原工商业者（含三小）干部身份审批表》与钟文煊本人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政协委员登记表》等的工作简历内容，足以证明1956年钟其煊已将涉案房屋折价入股成为公私合营的“钟落潭药材中心店”。基于公私合营的事实，钟其煊才被竹料供销社招收入并安排其在该药店担任会计员工作，才被恢复干部身份，否则该表中不会有“公私合营后至文革前曾由何部门安排何职务”一栏，单位意见中也不会提及公私合营的事实，而且从《关于恢复钟其煊公职的批复》可证实，钟其煊就是因为工商业兼地主的身份被清理回乡的。3、1956年时正是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时期，涉案房屋因钟其煊及其家人的身份本来就是要被公私合营的对象，五上诉人的上述两份《证明》即便能证实涉房屋是他们祖屋或自留房，但五上诉人本身及其父辈、祖辈都是工商业兼地主出身的身份已经注定了涉案房屋必须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结局。钟其煊是公私合营后才得以入职竹料供销社工作，并非因为将涉案房屋出租给竹料供销社才入职的，五上诉人辩称因钟其煊在竹料供销社单位工作所以基于工作关系考虑和信任所以没有租赁合同等说法均是不成立的。（三）涉案房屋已进行了折价入股公私合营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1、竹料供销社由于五十多年来经历了包括十年文革在内的多次运动、也经历了多次的人事变迁、机构改革、办公地址的搬迁，到本案纠纷发生时已经更换了很多批工作人员，所以对当年公私合营情况知情的工作人员早已离职、退休多年或早已去世，很多单位及财会档案资料都已在各类运动中被毁或丢失，导致竹料供销社之前一直不清楚涉案房屋公私合营的事实，包括在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以及行政案诉讼时也不知情。五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竹料供销社在一次节日座谈会中与一些退休职工交谈中得知涉案房屋是公私合营的房屋，竹料供销社才从白云区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调出钟文煊和钟文加的人事档案，才了解到涉案房屋公私合营的情况。所以竹料供销社在办理原房产证时及行政诉讼中都无法提及涉案房屋公私合营的情况，但这仍无法改变和否定涉案房屋已经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事实。××、当年的政治背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无一例外的，竹料供销社也为钟其煊安排工作及支付定息，双方一直毫无争议。折价入股是公私合营的前提，没有折价入股的事实就不会有公私合营的结果和定性。钟其煊在人事档案自认涉案房屋公私合营并有各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钟其煊入职竹料供销社工作、进入工商联和恢复干部身份并享受退休干部待遇、涉案房屋自1956年公私合营后一直由竹料供销社占有管理使用至今等等，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已经折价入股的事实。3、五上诉人一方面自认竹料供销社自1956年起就涉案房屋有按月支付定额费用，另一方面又无法举证这些费用是其所称的租金，原审判决认案房屋已经折价入股且原业主领取了定息股金是完全正确的。4、五上诉人对钟其煊、钟文加的档案资料真实性无任何异议，一方面称其家族只有涉案房屋一间房屋，另一方面又认为用于公私合营的并非涉案房屋，那么当年他们用哪间房屋折价入股？用什么财产公私合营？五上诉人却一直无法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竹料供销社在原审庭审中也质问五上诉人，五上诉人根本无法回答该问题，现在上诉也完全回避该问题，进一步证明涉案房屋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经折价入股的事实。
经本院二审审查，五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1984年5月××日《证明》的主要内容中“西至证街”应为“西至后街”，原审法院对此查明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中，竹料供销社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广州市白云区档案馆于××014年9月18日出具的《档案情况说明》，该《档案情况说明》摘抄了该区档案馆保存白云区工商业联合会（全宗号：19）文书档案的永久卷内记录情况：一、1963年10月10日第1××卷，第96页，《郊区同文粮食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记录情况：“姓名：刘湛洪；性别：男；合营时间1956年××月；店名及职务（合营前：仁德堂经理；合营后：人和国药店售货元，现在：人和国药退休）；股金额：8××8元；备放15505”。二、1963年10月10日第1××卷，第144页，《郊区竹料药材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记录情况：“姓名：钟伯潮；性别：男；合营时间1956年××月；店名及职务（合营前：仁德堂药店经理；合营后：竹料门市部售货元，现在：竹料门市售货元）；股金额：994.××8元”。三、1963年第1××卷，第147页，《郊区竹料药材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记录情况：“姓名：钟伯湖；性别：男；合营时间1956年××月：店名及职务（合营前：仁德堂药店经理；合营后：竹料药材门市部售货，现在：竹料药材门市售货）；股金额：994.××8元；备放：退休”。四、1963年第1××卷，第148页，《郊区竹料药材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记录情况：“姓名：刘湛洪；性别：男；合营时间1956年××月；店名及职务（合营前：仁德堂药店经理；合营后：人和国药店售货，现在：人和国药店）；股金额：8××8元；”。五、1963年第1××卷，第148页，《郊区竹料药材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记录情况：“姓名：戴锦和；性别：男；合营时间1956年××月；店名及职务（合营前：仁德堂药店配剂；合营后：人和国药店配剂，现在：人和国药店配剂）；股金额：486元”。六、1963年第1××卷，第165页，《广州市郊区工商联会员名册》记录情况：“企业名称：钟落谭国药店；姓名：钟其壎；性别：男；年龄：35；文化程度：私9年；企业职务：会计；股金：从业；月薪：35”。七、1963年第1××卷，第165页，《广州市郊区工商联会员名册》记录情况：“企业名称：钟落谭国药店；姓名：钟其伟；性别：男；年龄：40；文化程度：私9年；社会职务：组长；股金：从业；月薪：35”。八、1963年第1××卷，第169页，《广州市郊区工商联会员名册》记录情况：“企业名称：竹料国药店；姓名：钟伯湖；性别：男；年龄：7l；文化程度：私7年；住址：竹料村；企业职务：售货；股金：994.××8；月薪：××8”九、1964年第13卷，第15l页，《郊区工商业者基本情况登记表》记录情况：“所居行业：国药；姓名：钟伯湖；性别：男；年龄：1889：企业名称：竹料药材店；企业地址：竹料圩；企业职务：售货员；社会职务：组长；合营时间：1956；投资金额：994.××8；每月工资：××8；政治排队：中中”。拟证明：涉案房屋前身为仁德堂药店，涉案房屋在1956年××月公私合营中已经折价入股，合营者钟伯湖（钟伯潮）股金额994.××8元，刘湛洪股金额8××8元，戴锦和股金额486元；合营前，钟伯湖（钟伯潮）、刘湛洪均是仁德堂药店的经理，戴锦和是仁德堂药店的配剂；合营后，该药店改名为竹料药材门市部（又称竹料国药店、竹料药材店、竹料药材中心店、钟落潭国药店、钟落潭供销社竹料药材店等）。竹料供销社一审提供的证据《恢复原工商业者（含三小）干部身份审批表》、钟其煊的简历，1941-1955年在竹料仁德药材店，1956年××-8月在钟落潭区竹料药材店，1956年9月-1960年6月在钟落潭区药材中心店，之后调到其他药材店，这三个不同时期的药材店的名称实际都是涉案的公私合营药材店不同时期的名称。如果合营的不是涉案房屋，不需要改名。公私合营后，钟伯湖得以入职竹料供销社，继续任该店售货员至退休；钟其煊（钟其壎）、钟其伟得以入职竹料供销社，并继续在上述药店工作。
证据××、广州市白云区档案馆于××014年9月18日出具的钟其伟、钟其煊（钟其壎）及钟伯湖《私方人员政治情况调查表》。拟证明涉案房屋1956年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事实：钟伯湖资本额994元；公私合营后，钟伯湖、钟其煊（钟其壎）、钟其伟得以入职供销社，继续在上述药店工作。
证据3、广州市白云区档案馆于××014年9月18日出具的钟其伟、钟其煊（钟其壎）《广州市郊区工商业联合会会员调查登记表》。拟证明涉案房屋1956年折价入股公私合营的事实：公私合营后，钟其煊（钟其壎）、钟其伟得以入职供销社，并继续在上述药店工作，并成为工商联的成员；钟其伟的儿子钟文集是本案的上诉人之一；钟其壎即钟其煊，其儿子是本案的上诉人之一钟文嘉（钟文加）（钟其煊的退休申请书可以证实钟文加又名钟文嘉）。
证据4《职工履历表》、证据5《钟其伟情况》，证据6《关于钟其伟的处理报告》，证据7《关于对钟其伟停发工资的补回问题》及证据8《钟其伟退休申请书》，均复制自钟其伟的个人档案。拟证明：涉案房屋公私合营后，竹料供销社不但将原地主出身、资本家身份的钟其伟招入供销社工作，并且照顾安排其在公私合营的药材店工作，而且还在其退休后，让其儿子即上诉人之一的钟文集顶替其在竹料供销社的工作。五上诉人是清楚知道涉案房屋于1956年公私合营的事实，却恶意隐瞒，恶意骗取宅基地使用证，无理缠讼，企图取回涉案房屋。
证据9、《钟文集工作履历》及证据10、《职工退休、照顾吸收子女审批表》，均复制自钟文集职工档案。拟证明：涉案房屋公私合营后，竹料供销社不但将原地主出身、资本家身份的钟其伟招入并照顾安排其在公私合营的药材店工作，而且还在其退休后，让其儿子即上诉人之一的钟文集顶替其在竹料供销社的工作。五上诉人是清楚知道涉案房屋于1956年公私合营的事实，却恶意隐瞒，恶意骗取宅基地使用证，无理缠讼，企图取回涉案房屋。
证据11、钟其伟个人档案材料，时间为1980年3月××8日的钟其伟《原工商业者区别为劳动者审批表》。该表相关内容：“参加国、合营时间1956、××”，“合营核定资金994.××8元”。拟证明：钟其伟档案写明1956年××月参加公私合营的情况。
证据1××至证据16，分别为房管部门到涉案房屋实地勘验、丈量、审核所得的《地籍调查表》、《房屋分户调查表》、《宗地图》、《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及其存根、《农村（圩镇）建房用地普查登记表》。竹料供销社表示，该五份证据在五上诉人起诉请求撤销竹料供销社办理的涉案房屋房地产证的行政案件中已经经过质证，拟证明的内容见二审答辩意见（一）。补充说明：五上诉人称涉案房屋旁的兴明小食店也是他们的房产是虚假陈述：原审庭审中五上诉人称宅基地证的四至和涉案房屋不同、比涉案房屋长，是因为宅基地证的房屋面积包含了涉案房屋和涉案房屋旁的兴明小食店在内，但根据他们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9《广州市直管房（非住宅）租赁合同》及发票，证明兴明小食店所在房屋的业主是广州市白云区危房改造建设管理所，根本不是五上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他们的祖辈，足以证明宅基地证实为五上诉人一方恶意骗取政府部门出具的。
五上诉人对竹料供销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经核实，证据1是对档案管的档案材料中记载的内容的摘录，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第一、四、五项是关于刘湛洪与戴锦和的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刘湛洪与戴锦和是人和国药店的经理与售货员，与竹料的钟伯湖是不同的店铺，竹料有仁德堂，人和也有仁德堂，其他地方也有仁德堂，竹料仁德堂药店及五上诉人的亲属里没有刘湛洪与戴锦和这两个人。钟伯潮与钟伯湖应该是指同一个人，第二项中的姓名钟伯潮应该是写错的。钟伯湖已经去世，是钟其格、钟其堪的父亲，是钟文集、钟文加、钟丽意的爷爷。该登记册只是列了股金额，是一个简单的记录，没有清产核资的明细，看不出股金额994.××8元指的是哪些资产，公私合营的股金994.××8元不是指涉案房屋的股金，竹料供销社主张涉案房屋公私合营折价入股证据不足。竹料仁德堂药店是在涉案房屋开办经营的，对公私合营后的仁德堂药店改名为竹料药材门市部（又称竹料国药店、竹料药材店、竹料药材中心店、钟落潭国药店、钟落潭供销社竹料药材店等）无异议。对证据××至证据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与竹料供销社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是不符的。证据××至证据10的证明对象内容多次提到因为公私合营把钟其伟、钟其煊、钟伯湖安排入职供销社或者由他们后代顶职。钟其伟、钟其煊本来就是在药店工作的，钟文集、钟文加都是1979、1980年钟其伟、钟其煊退休后顶职，按当时的政策是可以顶父亲的职，不是因为公私合营才能去顶职的。证据11后面没有相关单位的审批表，无单位意见或审批意见，无钟其伟签名或者私章、手印，无法判断这份档案是否钟其伟填写，不能证明竹料供销社拟证明的情况。对证据1××至证据1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竹料供销社当时就是凭证据1××至证据14去办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该登记已经被行政案撤销了，房管局已注销了该房屋产权登记；证据15至证据16五上诉人的宅基地登记情况。
本案二审庭询中，竹料供销社表示：刘湛洪与戴锦和的名字是跟在钟伯湖的名字后面的，其三人合营前均在仁德堂，均属竹料药业，竹料只有一个仁德堂，合营时间是一致的，合营后安排在不同的供销社工作，不影响仁德堂药店折价入股的事实。一审时竹料供销社只从广州市白云区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调到钟文加、钟其煊的人事档案，了解到公私合营的情况。二审中，竹料供销社向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联、广州市白云区档案局调取了其他人的档案，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公私合营的情况。竹料供销社已经为钟伯湖、钟其伟、钟其煊安排了工作，支付了定息，双方一直无任何争议。如果当时竹料供销社没有支付公私合营的股金，钟伯湖、钟其伟、钟其煊早就提出异议，钟伯湖三父子都无对公私合营提出任何质疑、异议。如果不是公私合营，当年钟伯湖、钟其伟、钟其煊不可能父子三人同时安排进竹料供销社工作，更不要说后来钟文集、钟文加顶职进入供销社。对于竹料供销社二审提供的证据11，当年很多档案资料都是单位填写的，无签名、私章也不能否认该档案内容的真实性。1956年公私合营时，只要是地主、工商业者、资本家名下有财产，不管是房屋还是汽车，是一定要被公私合营的，五上诉人称为祖屋的仁德堂药店，就是要被公私合营的对象，不可能只合营生产资料、药材，而不合营房屋。五上诉人表示：无法举证证明仁德堂药店公私合营时是以药材、设备等折价入股，而没有以涉案房屋折价入股。自1956年他们搬出涉案房屋起至1981年，竹料供销社支付每月5.5元租金，他们收了租金就无提异议。且钟伯湖、钟其伟、钟其煊在当时年代也不可能有异议，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来衡量当时年代的事情。五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宅基地证是1**多平方米，现分为东侧和西侧两部分，竹料供销社故意歪曲了用地的情况，其主张自建了涉案房屋第二层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争议的是宅基地证中心街××号西侧的部分，即竹料供销社曾经办理房地产证的部分，涉及的宅基地面积83平方米。涉案房屋一层83平方米，两层共166平方米，现在五上诉人主张要求竹料供销社搬迁的是该83平方米建基上的两层共166平方米。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开办于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中心街××号的仁德堂药店及其经营用房是否已于1956年××月公私合营、折价入股。
竹料供销社二审中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3，为该公司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本院采纳为新证据。
根据竹料供销社二审中提供的证据1即广州市白云区档案馆于××014年9月18日出具的《档案情况说明》第三、四、五项内容，钟伯湖、刘湛洪、戴锦和的信息均记载在《郊区竹料药材行业工商业者登记册》中，合营前均在仁德堂药店任职，合营时间均为1956年××月，五上诉人仅以刘湛洪、戴锦和合营后的任职场所在人和国药店推断刘湛洪、戴锦和所在的合营前的仁德堂药店与钟伯湖所在的合营前的仁德堂药店“是不同的店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该《档案情况说明》内容显示，仁德堂药店于1956年××月公私合营，其中钟伯湖（钟伯潮）股金额994.××8元。竹料供销社主张位于中心街××号的仁德堂药店及该药店的经营用房已于1956年××月公私合营、折价入股，提供了上述《档案情况说明》证实“仁德堂药店于1956年××月公私合营，钟伯湖（钟伯潮）股金额994.××8元”等事实；五上诉人自认竹料供销社自1956年起每月就涉案房屋支付定额费用，进一步印证了1956年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仁德堂药店经营用房已经折价入股且原业主领取了定息股金；1985年钟其煊《恢复原工商业（含三小）干部身份审批表》中“公私合营后至‘文革’前曾由何部门安排何职务”的填报栏目，亦显示该项审批与公私合营的情形相关；竹料供销社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即广州市白云区档案馆于××014年9月18日出具的《私方人员政治情况调查表》，显示钟其伟、钟其煊（钟其壎）及钟伯湖均被列为私方人员政治情况调查对象，钟伯湖资本额994元，证明该三人作为“私方人员”均与公私合营相关。故本院认定仁德堂药店及其位于“中心街××号”的经营用房已于1956年折价入股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五上诉人虽提出上述《档案情况说明》中“没有清产核资的明细，公私合营的股金994.××8元不是指涉案房屋的股金”，但未能举证证实公私合营清产核资的财产不包括该店经营用房在内。从五上诉人的陈述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其确认钟伯湖所在的仁德堂药店是在涉案房屋开办经营的，竹料供销社自其全家人1956年搬出涉案房屋起对涉案房屋实际控制、管理、使用至今，其虽主张竹料供销社自1956年起向其家族承租涉案房屋并按月支付5.5元租金至1981年，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的竹料供销社按月支付的5.5元为涉案房屋租金，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家族与竹料供销社就涉案房屋存在租赁关系。五上诉人原审中为证实涉案房屋办理了宅基地证、是自留房、没有经过公私合营，提供的两份《证明》，其中1984年5月××日的《证明》中已经确认“土改时期发给的土地证明书在文化革命时期被没收经清理后烧毁”，而此后1989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仍表述其“持有土改时发给的土地房屋证”，与前一《证明》所确认的内容有不符之处。且该两份《证明》的出具时间和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证的核发时间均在1984年或1989年即公私合营之后，无法改变仁德堂药店及其经营用房已经公私合营的事实。
鉴于本案涉及公私合营遗留的入股房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五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至于竹料供销社二审中提供的证据4至证据11，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程序新证据”，本院均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审查五上诉人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裁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万力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邹凌青
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