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南民初字第3908号
原告胡某乙，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
原告凤某，女，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
原告余某，女，198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
原告胡某丙，男，200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
法定代理人余某，身份情况同上，系原告胡某丙的母亲。
以上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灿良，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才勇，男，198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
被告林雨勇，男，196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洪碧文、洪勇拓，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某乙、凤某、余某、胡某丙因与被告赵才勇、林雨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7日、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灿良以及被告林雨勇的委托代理人洪碧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才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某乙、凤某、余某、胡某丙诉称，2013年11月20日17时48分，被告赵才勇驾驶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安市官桥镇往水头镇方向行驶，至国道324线214公里＋100米处，与前方同向由胡某甲驾驶的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熊某）发生碰撞，造成胡某甲死亡、熊某受伤以及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3年12月26日和2014年3月5日，南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分别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在本次事故中赵才勇承担全部责任，胡某甲和熊某不承担责任。2013年12月4日，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召集原告胡某乙、余某与被告林雨勇、赵才勇进行调解。由于原告胡某乙、余某误信办案交警和调解人员说死者胡某甲应与驾驶员赵才勇承担同等责任，更不懂赔偿有分农村、城镇赔偿标准规定，在交通事故责任未认定情况下，最终以同等责任、农村赔偿标准与实际车主林雨勇达成调解协议，由实际车主林雨勇一次性赔偿四原告215000元。四原告认为，四原告在签订协议时，由于各方的误导和个人认识水平缺陷从而造成重大误解，以农村标准并按照同等责任与被告林雨勇签订调解协议，该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215000元，与按实际事故责任承担，并按照城镇标准赔偿相比较相差近90万余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故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南交调字（2013）151号）。
被告林雨勇辩称，四原告的诉请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所谓的“重大误解”是对事物的性质、特征、属性等产生根本性的认识错误，但本案并不存在此情形。2013年12月4日，四原告与二被告在调委会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首先，当时交通事故责任还没有认定，谁的责任大小还没有定下来，双方当时并不清楚。再者，四原告也并没有提供死者胡某甲有关居住在城镇的证明材料，且在调解前调解人员也有要求四原告提供关于胡某甲居住和工作情况的证明，但均无法提供。所以当时的调解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四原告对责任认定以及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认识错误，所以在调解书就没有注明责任大小以及城�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大小和农村、城镇户口问题。首先，责任认定书是一份书面材料，并不一定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以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定为准，在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责任认定后，赵才勇等就向泉州交警支队申请重新认定，但泉州交警支队以四原告向法院起诉为由不予重新认定，所以四原告确定胡某甲无责任言之过早。其次，关于胡某甲居住在泉州市区应参照城镇户口的标准更是证据不足，因为这些证据均是事故发生后伪造的，被告林雨勇不予认可。综上，四原告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并没有出现其所谓责任认定问题和城镇户口的证据，两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就不存在认识错误。而且四原告提供的责任认定和城镇户口的证据都还没有经过生效的判决认定，不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即使胡某甲居住在城镇，但也由于四原告同意按双方约定的赔偿数额赔偿，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被告赵才勇未作答辩。
本案的争议焦点：四原告与二被告签订调解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即是否对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赔偿标准存在重大误解，是否对交通事故责任大小存在重大误解？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四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身份证》三份、《户口本》一份，证明四原告的身份情况。
2、《独生子女证》、《结婚证》、《户口本》各一份，证明：（1）原告胡某丙系死者胡某甲之子；（2）原告胡某乙、凤某系死者胡某甲父母；（3）原告余某系死者胡某甲妻子。
3、被告赵才勇《身份证》及《B2驾驶证》各一份，证明被告赵才勇基本情况。
4、被告林雨勇《身份证》一份，证明被告林雨勇基本情况。
5、交强险、商业险《机动�保险单》各一份，证明闽D835**号机动车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保险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0时-2014年6月29日24时，第三者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挂靠车主是厦门公司；在有足够投保保额的情况下，四原告没有必要放弃赔偿要求。
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重新认定书》各一份，证明如下事实：（1）2013年11月20日17时48分，被告赵才勇驾驶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国道324线214公里＋100米处，与胡某甲驾驶的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熊某）发生碰撞，造成胡某甲死亡，熊某受伤以及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2013年12月26日和2014年3月5日，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分别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在本次事故中赵才勇承担全部责任，胡某甲和熊某不承担责任；死者胡某甲居住在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
7、《�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户籍注销证明》、《死亡证明》各一份，证明胡某甲的死亡是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
8、《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1）2013年12月4日，死者胡某甲的父亲胡某乙及胡某甲的妻子余某与车主被告林雨勇及被告赵才勇经调委会主持调解，按同等责任、农村赔偿标准达成调解协议，由实际车主林雨勇一次性赔偿原告215000元的事实，调委会不是按赵才勇全责进行调解的，该调解书没有载明调委会是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调解的，原告放弃权利的说明；（2）该协议没有凤某和胡某丙的签名，应认定为无效协议书；当事人胡某乙、余某在签订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该协议的赔偿数额存在显失公平情况，属于可撤销合同。
9、《证明书》、蔡丽珠《身份证》、《房屋租赁协议》、《泉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书》各一份，证明胡某甲及其妻子余某从2012年2月至2013年11月20日事故发生一直居住在泉州市丰泽区城东街道霞美社区蔡丽珠家。
10、《证明》一份、《嘉琳别墅三中队工资结算发放表》九份，证明从2012年5月17日-2013年2月6日，死者胡某甲在北方物业管理公司（洛江分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泉州市洛江区嘉琳广场，从事职业是保安。
11、《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银行对账单》各一份，证明从2013年4月4日起至2013年11月20日事故发生止，死者胡某甲在福建世邦泰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泉州市丰泽区城东海峡体育中心北区商业街商务中心C栋，从事职业为维序员。
12、泉州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洛江分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福建世邦泰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各一份，证明死者胡某甲生前的两个工作地点均在泉州市区，两家公司均是经过注册成立的合法公司，胡某甲应认定为城镇户口。
对于四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林雨勇质证如下：证据1、2由法庭核实。证据3、4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证据5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四原告所主张的在有足够投保保额的情况下，四原告没有必要放弃赔偿要求。证据6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两份责任认定还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赵才勇、林雨勇均申请复核，现泉州交警支队以四原告已向法院起诉为由不予复核。证据7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四原告认为调解协议是按同等责任、农村赔偿标准达成的是不真实的，调解书并没有写明是按照同等责任、农村标准计算，协议是双方自愿真实达成的；胡某丙是2009年出生，没有行为能力，胡某乙是死者的父亲，余某是死者的妻子，二人签名足够代表。证据9证明书、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予认可，这些都可以在事后伪造，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并没有承租人的名字，也无法证实死者在此租赁。证据10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林雨勇不清楚，且证据均可在事后伪造。证据11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都可以在事后伪造，银行转账只有卡号，付款方是何人不清楚。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死者胡某甲是城镇户口。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被告赵才勇、林雨勇均未提供任何证据。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依法向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送达回执》一份，并向调委会调取《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道路交通事故调处授权委托书》、《家属人数关系证明》、《受害人生前（伤者残前）被抚养人情况调查表》、《户口本》各一份、《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二份、《关于赵才勇与胡某甲交通事故赔偿一案的说明�一份。
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四原告质证如下：《送达回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家属人数关系证明》、《受害人生前（伤者残前）被抚养人情况调查表》、《户口本》均无异议；《道路交通事故调处授权委托书》有异议，原告胡某乙并没有提供该份授权委托书给调委会，凤某也没有签名；《关于赵才勇与胡某甲交通事故赔偿一案的说明》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部分有异议，胡某乙并没有提供授权委托书给调委会，且胡某乙、凤某没有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手印也不是胡某乙所捺的，凤某事故发生后从未来过泉州。该说明恰恰证明调解时存在重大误解，事故是按同等责任、农村户口标准赔偿的，本案存在重大误解导致显失公平。
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被告林雨勇质证如下：《送达回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书》、《道路交通事故调处授权委托书》、《家属人数关系证明》、《受害人生前（伤者残前）被抚养人情况调查表》、《户口本》无异议；《关于赵才勇与胡某甲交通事故赔偿一案的说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的真实性部分有异议，调解时并没有说到事故的责任，也没有说到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授权委托书是四原告和调委会之间的事情，被告林雨勇不清楚，即使当时调委会有说到按同等责任来调解，责任也应由四原告自己承担；四原告当时未能提供城镇户口的证明，是四原告自己放弃权利，自愿按农村标准赔偿，现在不能反悔。
根据原、被告的上述举证、质证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四原告提供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证据2《独生子女证》、《结婚证》、《户口本》，系有权机关颁发的证件及出具的证明，对其真实性，本�予以认定，该二组证据可以证明四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以及原告胡某乙、凤某系死者胡某甲父母、原告余某系死者胡某甲妻子、原告胡某丙系死者胡某甲之子。四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赵才勇《身份证》及《B2驾驶证》、证据4被告林雨勇《身份证》，均系有权机关颁发的证件，且被告林雨勇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二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赵才勇、林雨勇的基本身份情况。四原告提供的证据5交强险、商业险《机动车保险单》，被告林雨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闽D835**号机动车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登记车主为厦门兴亿隆物流有限公司，保险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0时-2014年6月29日24时，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100万元，至于该投保数额是否影响四原告当时的调解意愿，则�综合判断。四原告提供的证据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重新认定书》，均系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11月20日，被告赵才勇驾驶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安市官桥镇往水头镇方向行驶，于17时48分至国道324线214公里100米路段时，碰撞前方同向由胡某甲驾驶的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熊某），致胡某甲、熊某倒地后被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碾压，造成胡某甲当场死亡、熊某受伤以及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3年12月26日和2014年3月5日，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分别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在本次事故中赵才勇承担全部责任，胡某甲和熊某不承担责任。四原告提供的证据7《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户籍注销证明》、《死亡证明》，被告林雨勇无异议，故对其�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胡某甲的死亡是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四原告提供的证据8《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被告林雨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12月4日，死者胡某甲的父亲胡某乙及胡某甲的妻子余某与被告林雨勇、赵才勇经调委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至于该调解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则应综合判断。四原告提供的证据9《证明书》、蔡丽珠《身份证》、《房屋租赁协议》、《泉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书》、证据10《证明》、证据11《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银行对账单》、证据12泉州市北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洛江分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福建世邦泰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这些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本案事故发生�前，胡某甲已经在城镇居住并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因此，在计算胡某甲死亡的赔偿数额时，胡某甲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本院调取的证据，来源于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及调委会的档案及调解过程的说明，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胡某乙于2013年11月22日向调委会提供一份余某、胡某丙、胡某乙、凤某授权委托胡某乙参与胡某甲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赔偿一案的调处工作，并向调委会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时提交的户口本明确记载胡某甲为农业家庭户；原告胡某乙于2013年12月26日领取南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胡某乙、余某于2013年12月4日领取第一笔调解款项115000元，于2013年12月27日领取第二笔调解款项100000元。调委会在调解时并没有告知四原告赵才勇只是承担同等责任，办案民警只是称肇事司机可能要承担同等以上责任；而且调解时有要求四原告提供胡某甲城镇户口的证明，但四原告无法提供，该调解只能按农村户口的标准来调解。
根据以上举证、质证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胡某乙、凤某系死者胡某甲父母、原告余某系死者胡某甲妻子、原告胡某丙系死者胡某甲之子。2013年11月20日，被告赵才勇驾驶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安市官桥镇往水头镇方向行驶，于17时48分至国道324线214公里100米路段时，碰撞前方同向由胡某甲驾驶的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熊某），致胡某甲、熊某倒地后被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碾压，造成胡某甲当场死亡、熊某受伤以及闽CET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闽D835**号机动车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登记车主为厦门兴亿隆物流有限公司，保险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0时-2014年6月29日24时，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事故发生后，原告胡某乙于2013年11月22日向调委会申请对胡某甲交通事故死亡涉及的损害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并提供一份余某、胡某丙、胡某乙、凤某授权委托胡某乙参与胡某甲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赔偿一案的调处工作的授权委托书。调解时，交通事故责任尚未作出认定，办案民警只是称肇事司机可能要承担同等以上责任。调委会告知原告胡某乙，如提供胡某甲在城镇工作、生活的相关证明，可以申请按城镇户口标准赔偿。但因原告胡某乙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该调解只能按农村户口的标准来调解。2013年12月4日，经调委会调解，原告胡某乙、余某代表四原告与被告赵才勇、林雨勇签订一份南交调字（2013）151号《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实际车主林雨勇一次性赔偿胡某乙、凤某、余某、胡某丙因胡某甲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财产损失、处理交通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被抚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215000元。款项签订协议时付115000元，其余100000元待相关手续提供完整后付清；二、各方车辆车损、施救费等由车主自行处理；三、因各方当事人已达成赔偿协议，闽D835**号重型自卸货车的交强险、商业险由车主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四、本协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受害人亲属对肇事者表示谅解，各方不再以其他理由另行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利；五、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或家属代表签字后生效”。调解协议签订的当日，原告胡某乙、余某就领取了第一期款项115000元。2013年12月26日，南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20132107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才勇应承担本道路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胡某甲、熊某在本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于当日向原告胡某乙送达了该份认定书。2013年12月27日，原告胡某乙、余某又领取了尾款100000元。因赵才勇不服南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责任认定，申请复核，南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14年3月5日作出与第一份责任认定相同的第201321071-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4年7月10日，四原告以签订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提起本案的撤销调解协议之诉。
另查明，本案事故发生之前，胡某甲已经在城镇居住并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因此，在计算胡某甲死亡的赔偿数额时，胡某甲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胡某乙在原告凤某的授权委托下，代理原告凤某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对原告凤某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四原告在与二被告签订调解协议时，未提供胡某甲城镇户口的证据，调委会调解时，四原告只能按农村户口赔偿标准与二被告签订调解协议。而事实上，因本案事故发生之前，胡某甲已经在城镇居住并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故在计算胡某甲死亡赔偿数额时，胡某甲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而按照被告赵才勇应负全责以及胡某甲按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项就要561100元，与该调解协议中被告林雨勇仅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215000元相对比，两个数额相差甚远，由此给四原告造成了较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条的规定，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本案中四原告居于对事故责任认定及胡某甲户口城镇和农村赔偿标准的错误认识而与二被告签订该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赔偿数额与实际应赔数额相差甚远，已造成四原告较大损失。因此，本案四原告签订该调解协议的情形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故四原告请求撤销其与二被告签订的《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南交调字（2013）151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林雨勇的辩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被告赵才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胡某乙、凤某、余某、胡某丙与被告赵才勇、林雨勇于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南安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南交调字（2013）151号）。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赵才勇、林雨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君玉
代理审判员 高 燕 玲
人民陪审员 黄 淑 卿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晓 琳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