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闸民一（民）初字第563号
原告张惠明，男，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代理人陆文，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
法定代表人苏舒，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岗。
第三人包晨，男，198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告张惠明与被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进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剑华独任审判，于2015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惠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文、被告祺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舒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岗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惠明的委托代理人陆文、被告祺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舒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岗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包晨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惠明的委托代理人陆文、被告祺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包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惠明诉称，2014年1月，原告经朋友介绍，就办理上海二手车牌一事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办牌费用为人民币98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14年10月22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被告账户98000元。2014年下半年，由于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对上海二手车牌交易的相关限制性规定，原告认为其办理上海二手车牌的委托事项已无法实现，现原、被告未能就返还款项一事达成一致。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口头的委托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购买上海二手车牌费用98000元。
被告祺进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与接触。原告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口头合同，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存在。2014年10月22日，被告已经不再办理上海二手车牌业务。当日，从原告账户转入被告账户的98000元，是第三人持原告的银行卡在被告处进行刷卡消费，并非银行转账。综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包晨述称，原告诉称属实，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2日，第三人持原告名下卡号后四位为6809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卡在被告处分两笔刷卡消费共计98000元，并在交易凭条上签署其本人姓名。
另查明，2014年10月1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机动车牌照额度采购协议书（活牌）》（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第三人由于业务需要向被告采购沪牌额度若干，被告办理完手续后通知第三人付款，第三人在5日内前来取回额度单并付清全款。该协议书附件列明的客户共计45人，并不包含原告，其中车牌单价最高为116000元，最低为106000元。
审理中，原告称，2014年其因六次拍卖车牌未果，故于2014年10月左右委托朋友叶某某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后叶某某委托云峰斯柯达的销售顾问赵某办理，赵某再委托其同事第三人办理，第三人再委托被告办理。原告并不认识第三人，整个办理过程中，原告始终与叶某某联系，并未与第三人见过面。直到2014年10月左右需要付款时，叶某某告知原告后面的委托环节，原告才知道被告在为原告办理车牌，原告将其名下卡号后四位为6809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卡通过叶某某和赵某交给第三人用于支付办理上海二手车牌的款项。对此，第三人称，对于原告陈述的委托经过无异议。赵某于2014年10月20日左右找到第三人，要求其为原告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并于2014年10月22日将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交给第三人。同日，第三人到被告公司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双方口头约定金额为98000元，但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第三人当场刷原告的银行卡付款98000元，但被告至今未能为原告办妥上海二手车牌。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所称上述事实，被告不予认可。被告称，2014年10月22日，第三人包晨到被告公司结算之前所办沈忱、冯和康、章小文、谷秋燕四位客户车牌的款项。包晨在使用原告银行卡支付98000元的同时，还使用其他两人的银行卡付款，金额分别为75000元和30000元。在刷卡时，第三人并未提及为原告办理二手车牌一事。被告又称，自2014年10月15日后，其再未承接过办理上海二手车牌的业务。
证人叶某某到庭称，其从事汽车销售工作，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原告在其所在公司购买了车辆，需要上牌。2014年10月，原告委托其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其委托赵某办理，其与赵某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委托手续，也未支付委托费用，其也不认识第三人。赵某告知其车牌价格为98000元，并要求先付款，于是原告就给付其一张银行卡及密码，其将银行卡及密码交付赵某。其原先并不知道赵某委托谁办理车牌，后因第三人逃逸才知道是委托第三人办理车牌。
证人赵某到庭称，其从事汽车销售工作，通过叶某某认识原告。2014年10月上旬，叶某某委托其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其委托第三人办理。原先叶某某并未说明是谁委托的，后来才知道是原告委托办理。其与原告、叶某某及第三人之间均未签订书面委托手续，也未支付委托费用。车牌价格为98000元，其收到叶某某给付原告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后，均交给了第三人。关于第三人如何办理车牌其并不清楚，之后通过查询原告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才知道由被告公司办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活期账户明细查询打印清单一份、被告出具的《协议书》复印件及其附件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证人叶某某、赵某的证人证言及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等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诉称，其通过案外人叶某某、赵某及第三人委托被告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并就该事项与被告达成了口头的委托协议，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对于原告诉称的委托事实予以否认，而原告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第三人虽对原告上述诉称的委托事实予以确认，但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诉称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一节，本院不予采信。合同的解除，需以该合同成立且有效为前提，现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合同，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口头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98000元，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根据被告提供的《协议书》复印件及其附件复印件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代办上海二手车牌业务，且第三人确有需给付被告代办车牌的款项。其次，根据《协议书》约定，被告办理完手续后通知第三人付款，第三人在5日内前来取回额度单并付清全款。第三人称，其于2014年10月22日当日到被告公司，委托被告办理上海二手车牌，并当场支付98000元。如该98000元系用于支付原告所需办理的车牌款项，第三人在未取得上海车牌额度的情况下，就向被告支付全部车牌款项，则该行为明显有违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和常理。最后，关于办理上海二手车牌的价格，原告及第三人均称为98000元。根据被告提供的《协议书》附件载明，2014年10月15日的最低价为106000元。如原、被告约定的车牌价款为98000元，而在上海二手车牌办理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在2014年10月22日被告办理车牌的价格反而低于2014年10月15日的最低价，亦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定，被告收到原告的98000元，并非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收取原告所支付办理车牌的费用，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车牌费用98000元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第三人在接受原告委托并获得原告银行卡及密码的情况下，未能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全面、审慎地履行受托义务，并擅自将委托人交付的款项另作他用，有违诚信，其行为造成原告损失的，原告可另行向第三人主张相关权利。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张惠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0元（原告张惠明已预缴），由原告张惠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玉英
审 判 员 王剑华
人民陪审员 吴立仁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潘 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