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2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程明，男，198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浙江哲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亚红，女，196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文海，诸暨市应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何家山村。
执行事务合伙人：何世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寿文海，诸暨市应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金程明、俞亚红、原审被告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16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程明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由被上诉人俞亚红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判决第7页最后一段，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开庭审理两次，首次开庭时俞亚红并非对第一、二份的欠条金额有异议，而谎称已支付第一份欠条的款项，欠29100元未支付，并于2016年2月2日出具了29100元的欠条。金程明的两份欠条分别针对不同年度的欠付货款，故第二次开庭系对2015年送货账单进行质证，但俞亚红并未实事求是，如实陈述。2、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金程明只需举证证明俞亚红出具的欠条，对其欠付的金额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俞亚红应对其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进行举证。一审首次开庭时，俞亚红称已付92100元却说不出理由，只是按两张欠条及2015年的六份汇款凭证强行拼凑，其故意隐瞒事实对首张欠条出具后又发生的多笔交易只字不提。俞亚红认为其已对70900元及2015年后多笔货款进行了结算，只欠付29100元，就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两次开庭都没有查明29100元的组成，也没有要求俞亚红提供任何证据。3、一审完全无视交易习惯及常理。金程明在一审首次开庭中已讲明了仅保留欠付凭证的结算及交易习惯，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对已支付结算的往来凭证进行对账，但一审判决无视了上述规则，对2014年度帐目的清抵，显然有违常理。现实交易中，只有结算或交付完毕后送货方才会将送货凭证原件即送货单第一联交给收货方作为货款结算的方式，而没有结算的凭证原件由送货人保留便于日后结算，这是日常生活习惯的经验法则。根据证据规定，对交易习惯及日常经验可以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提供证据。俞亚红当庭提供了2015年度由其收货人员签收的送货单原件第一联，故2016年1月31日前清算的货款必然是俞亚红持有的送货单记载的货物，而不是本案所涉的欠款。4、一审认定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一审判决第9页第一段，事实认定不清。根据第一张欠条的约定“以转账汇款的方式将货款存入金程明农行……以银行回单为收款凭证”，双方对2015年度前的货款支付方式及账号的约定明确，不可随意变更。双方为将2015年度发生的货款与本案所涉2014年度的欠款进行区别，约定欠条的货款必须汇至指定账号，俞亚红提供的六笔汇款并非汇到指定账号，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金程明在一审中提供了欠条及2015年度的对账清单，可以证明29100元的产生过程，但俞亚红却无须提供证据，只是慌称各种理由就被一审认可为“常理”。一审法院没有审核俞亚红主张的合理性，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约定70900元的欠款可以汇入其他账号，就因为欠条上存在违约金的约定就免去了俞亚红举证已支付货款的责任，存在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俞亚红答辩称：一、金程明主张的案件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合理，也无证据证明，不应采信。金程明主张二份欠条形成后，俞亚红均未支付。经庭审查明，第一份欠条结算后，俞亚红已向金程明陆续支付了78600元，金程明抗辩称第一份欠条形成后，又发生了8笔交易金额共计90210元。2015年3月13日后，俞亚红支付的78600元系支付这8笔交易的货款。俞亚红提供了双方存在退货纠纷的短信，金程明对退货纠纷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辩称只存在10400元的退货。若按金程明的主张计算，那么8笔交易总金额为90210元，在减除已支付的78600元，再减除退货10400元，尚剩余1210元，绝不可能得出结算欠条中的29100元的金额。金程明为自圆其说，又称第一份欠条中27890元的货款未结算进去，属于遗漏欠款，但不能举证证明。金程明的陈述不具有合理性，俞亚红的陈述更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具有合理性。第一份结算欠条形成后，俞亚红即在约定的支付期内陆续向金程明支付了款项。后双方确实存在8笔交易，经结算该8笔交易减除已支付的7700元及退货，俞亚红同意支付已销售且不存在质量问题的货款为29100元，双方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第二份欠条。按照退货的交易习惯及陆续存在退货的现状，俞亚红不愿意将退货部分款项结算在欠条中，符合人之常情。双方之所以要约定较重的违约金，无非担心俞亚红的付款能力及信誉。故在俞亚红按约定陆续支付第一份欠条金额的基础上，金程明按双方均确认的交易习惯继续供应2016年度的货品，且金程明也承认2015年度的8笔交易存在退货。在此情况下，俞亚红没有理由去先行支付有退货争议的货款。二、本案的讼争焦点及处理。1、俞亚红于2015年3月13日之后共支付金程明货款78600元，该款项是支付2015年3月13日结算的欠款，还是支付2015年3月13日后新产生的8笔交易的货款，及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问题。俞亚红认为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每年到年底才进行结算。俞亚红只要结算后履行支付的义务，那么金程明没有理由拒绝供应下一年度的货款，更何况结算欠条中有较重的违约金责任，俞亚红不可能自愿逾期，承担违约责任。金程明既然否认俞亚红支付对象为欠条，其应对支付对象承担证明责任，其无证据证明对支付对象有约定，应按《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债务抵充规则处理。2、2016年2月2日结算的29100元欠条的形成原因及计算方法。双方的交易习惯即当年度交易到年底结算，已经结算的欠款，必须按时支付。对零散交易的交易方式根据交易过程中是否有特别约定，若无证据证明有特别约定，则按照交易习惯处理，即当年的所有交易在年底总结算，结算后必须履行支付义务。3、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的8份送货单，双方对有退货的事实无异议，该退货金额如何确定。原审认定举证责任由俞亚红承担，系举证责任不当。俞亚红不可能先支付有退货纠纷的货款，而不支付已结算的货款。俞亚红已提供新证据证明退货客观存在，原审认为双方对退货尚在协商错误，若双方未确定退货，无法得出29100元欠款的结算结论。综上，金程明的主张及辩称无事实、法律依据，请二审驳回其不适当的诉请，判决俞亚红支付金程明欠款29100元，并判令金程明返还退货。
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陈述称，金程明系与俞亚红长期业务往来，付款人一直是俞亚红，金程明也一直将货物交给俞亚红，双方均为明知，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并非本案当事人。一审认定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并非合同当事人，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对该部分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俞亚红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金程明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中“证据认证”及“本院认为”中对“自认”的认定错误。俞亚红在一审中主张2016年2月2日的29100元的欠条，系双方对2015年度的交易货款结算，并扣除已支付及退货部分款项计算得出。金程明承认2015年3月13日之后的交易有退货，并称退货只有10400元，但其并无证据证明，这属于典型的抗辩并不是自认。若金程明称退货只有10400元构成自认，那么俞亚红称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的交易扣除已支付的7700元、结算的29100元，剩余部分为退款数额，也构成自认。一审上述事实认定，对俞亚红而言有失公允。二、金程明主张的案件事实及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相吻合，且金程明不变更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法庭又不释明“以依职权查明的讼争案件事实作为裁判依据”，直接作出裁判，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与辩论权。双方当事人一审期间的争议焦点系围绕俞亚红已支付款项是支付2015年3月13日的欠条，还是支付2015年3月13日之后的货款，一审根据证据及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俞亚红已支付款项是支付2015年3月13日的欠条，那么一审法庭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应要求金程明变更诉请，应释明裁判系依据法庭查明的讼争焦点事实作出裁判，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对新查明的讼争事实部分在金程明同意变更诉请的前提下，继续提供证据。否则，俞亚红仅需对金程明的诉请及其主张的客观事实提供证据，而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的交易结算，并非金程明的诉请的事实依据，与本案诉请及事实无关联，且俞亚红已明确双方结算仅剩的29100元承认欠款即可，即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超出了双方的讼争范围，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与辩论权。三、本案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认定举证责任存在偏颇。一审认为俞亚红没有举证证明退货数额系认定错误。俞亚红提供的7700元的付款凭证，结合29100元欠条及8份送货单，可以计算出退货金额，无须证明。金程明称退货10400元，属于典型抗辩，不构成自认，其应当对其抗辩主张提供举证责任。
金程明答辩称：1、自认的退货问题，俞亚红出具的欠条是经过双方进行结算的，欠条出具前对退货的款项已经结算过。本案中，还欠付的金额不涉及到退货问题。金程明也将退货的金额在予以列明，如果俞亚红认为欠条之外还存在退货问题，对欠付的款项不予支付，应由俞亚红进行举证。一审对退货金额的认定正确。2、一审对金程明主张的事实认定不当。2015年3月3日-2016年2月2日期间，双方往来交易及已支付款项不属于金程明的诉请范围，但一审却超出金程明的诉请范围对已结算过的货款重新进行认定，超出了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内容。一审应当查明俞亚红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已支付2015年3月13日的欠条，及2016年2月2日的29100元，而不是重新替双方对2015年度的往来进行简单的推算。3、如果根据俞亚红的陈述，发生于2015年3月3日-2016年2月2日期间的货物往来，在2016年2月2日已经结算，则不存在退货的情况。
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陈述称，其对俞亚红与金程明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清楚，也与其无关。
金程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俞亚红、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支付货款人民币100000元；承担违约责任自2016年2月1日起按70900元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承担逾期利息损失自起诉日起按29100元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到判决日生效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俞亚红向金程明购买胶水。2015年3月13日，俞亚红向金程明出具货款欠条一份，确认尚欠金程明货款70900元，承诺于2016年1月31日之前付清，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俞亚红在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陆续向金程明支付货款78600元，在清偿2015年3月13日欠条中的货款后，尚有余款7700元。2015年3月14日至2015年9月24日，金程明又陆续向俞亚红供货，价值合计90210元。该货款扣除上述余款7700元及金程明自认的退货部分10400元，俞亚红尚有72110元未有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俞亚红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欠条中70900元的货款，按照债务清偿规则，俞亚红已在先履行完毕。俞亚红尚应向金程明支付的货款为72110元。俞亚红告应及时支付该笔货款，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未约定此笔货款的违约责任，金程明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有需要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情形，对金程明该部分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金程明诉请中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俞亚红、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辩解中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一、俞亚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程明货款人民币7211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6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金程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7元，由金程明负担867元，俞亚红负担800元。
二审期间，金程明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记账单及送货单一组，2014年度与俞亚红往来的记录（但8月24日送货单遗失），用以证明结算按农历年结算，而不是按阳历年结算，2015年度的货款记录到2014年欠条内，70900元欠条由15笔交易组成等事实。
2、银行转账单及税务发票一组，用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购买价格是不含税价格，若需发票另行支付税点。
针对上述证据，俞亚红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并非原件，真实性不能确定，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这些单据不能得出俞亚红在2014年与金程明的所有交易中没有向金程明支付过任何货款的唯一结论，也不能排除存在金程明退货的情况，更不能排除在结算中金程明部分让利。既然双方已结算完毕，结算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结算单进行处理。证据二，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认为，本案系俞亚红与金程明之间的交易，与其无关，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对证据1，记账单系复印件不予认定，送货单系原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双方已形成70900元的欠条，应以该结算凭证为准。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购买价格不含税，需另行支付税点，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俞亚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公证受理单、公证书、光盘各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11月10日，俞亚红就价值5万余元应退胶水的数量、堆放场地、应退空桶数量及质量现状申请了证据保全的事实，该部分货物因有质量问题没有计算到结算清单当中。
2、收据一份，用以证明金程明于2016年6月28日从俞亚红处拉走160只空桶，价值1600元的事实，该款项在29100元欠款中未予以扣除的事实。
针对上述证据，金程明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关联性有异议，发生于2016年11月10日，与双方的结算是没有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不清楚，从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并不是俞亚红处拉走，发生于2016年6月28日，与金程明无关，与本案无关。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认为，因为是俞亚红与金程明之间的交易，与其无关，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对证据1，无法证明系涉案争议货物，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2，并非金程明出具，无法体现与本案争议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认定。
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俞亚红向金程明购买胶水。2015年3月13日，俞亚红向金程明出具货款欠条一份，确认尚欠金程明胶水款70900元，承诺于2016年1月31日前付清，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俞亚红在欠款人处签名捺印，并签署了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的名称，但未加盖该厂的公章。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俞亚红陆续向金程明支付货款78600元。俞亚红、金程明确认2015年3月1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金程明又向俞亚红供货90210元。2016年2月2日，俞亚红向金程明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货款29100元。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胶水买卖关系发生于俞亚红与金程明之间，诸暨市铜牛合成粘合剂制造厂无需承担涉案货款的付款责任，该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主要争议为俞亚红尚欠金程明多少货款的问题。金程明上诉主张俞亚红尚欠其货款100000元，包括2015年3月13日欠条的70900元和2016年2月2日欠条的29100元。俞亚红上诉主张，其只欠金程明货款29100元。本院认为，金程明持有俞亚红于2015年3月13日、2016年2月2日出具的两份欠条，而2016年2月2日结算的欠条中并未注明已包含2015年3月13日欠条的货款。虽然俞亚红提供了其在2015年4月3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支付金程明78600元货款的凭证，用以证明其已支付了2015年3月13日的70900元，但金程明也提供了2015年3月1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向俞亚红供货的供货单，双方确认供货金额为90210元。双方在2015年3月13日出具欠条后继续发生胶水买卖业务，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俞亚红支付的78600元系归还2015年3月13日的欠款，且2015年3月13日的欠款70900元，加上新供货的90210元，扣除已支付的78600元，尚欠82510元，并非29100元，俞亚红主张其余均为退货，依据不足。综上，根据金程明、俞亚红一、二审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陈述，本院认为，2016年2月2日的欠条系双方对2015年3月14日至2016年2月2日期间欠款的结算确认。俞亚红尚欠金程明货款金额为两份欠条之和即100000元，更符合实际。金程明关于原审对欠款金额计算错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退货部分的货款，金程明、俞亚红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根据金程明的陈述确定退货部分的货款不妥。关于违约金，2015年3月13日的欠条约定货款70900元于2016年1月31日前付清，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该约定标准过高，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6年2月2日的欠条，未约定29100元款项的支付期限及违约责任，可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16880号民事判决；
二、俞亚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程明货款1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70900元的逾期利息自2016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9100元的逾期利息自2016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金程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67元（已减半收取），由金程明负担542元，由俞亚红负担1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3元，由金程明负担303元，俞亚红负担1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林军
审 判 员 韦红平
代理审判员 王小青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代书 记员 胡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