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9民终4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金雨，男,197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勇，巴中市通江县宕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波，男,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四川省通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利华，女,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志，男,197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系被上诉人屈利华的胞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通江县涪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渊，男,198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斌，通江县涪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泰，男,1975年1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四川省通江县。
上诉人闫金雨、邓波因与被上诉人屈利华、张渊、秦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闫金雨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屈利华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1.一审判决混淆“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的法律关系。2016年11月17日，四被上诉人就屈利华受伤的赔偿事宜签订了赔偿《协议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该《协议书》未作任何处理前，受理侵权诉讼并将《协议书》一并审理，不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将建设施工承包合同与定作承揽合同关系等同认定，违背法律规定。建设施工合同系特殊的承揽合同，不是普通的承揽合同。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劳务分包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履行2016年11月17日达成的赔偿协议书发生纠纷后，故意将上诉人拉入赔偿责任人，从而增大和减轻其赔偿额，其行为不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4.上诉人提供了能相互印证、相互关联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系劳务联系和联系事项的代表人。综上，四被上诉人企图将其合同责任一部分转嫁给上诉人。
上诉人邓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驳回屈利华对邓波的请求；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张渊与秦泰签订房屋建修工程合同，邓波作为引见人，达成了工程的承包。在工程施工中，都是秦泰在操作，而工程款由邓波受张渊的委托向其秦泰支付。2.秦泰接此工程后，又将此工程转包给闫金雨，也未告知张渊是否同意。在施工中，所有的建筑设施都由闫金雨提供，劳务人员由闫金雨雇请。3.工程完成后，秦泰与闫金雨一起进行了工程结算。邓波受张渊委托支付。因邓波与屈利华不存在劳务关系，并且与其余被上诉人也不存在工程上的承揽关系，一审判决邓波承担责任错误。
被上诉人屈利华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要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渊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闫金雨提供的协议违背了公平自愿原则，张渊未在场，由邓波代为签名。邓波在本案中有利害关系，其签字不具备效力。张渊在验收房屋时，将所有工程包给了秦泰，秦泰将部分主体工程转包给闫金雨，承揽关系实际形成。秦泰转包后劳务的接收与提供是闫金雨在操作，所以闫金雨应承担责任。张渊委托邓波代理内容是监管、付费，但邓波超越权限购买材料、未按时支付工人工资。
被上诉人秦泰辩称，1.秦泰与张渊签订了合同，张渊就应当将所有款项和工程交给秦泰管理，但张渊却委托邓波处理。2.开工第五天，按约定应支付工程启动资金，五天后钱未到账，而是到了邓波账上，证明张渊违背了合同，导致在工程的安全设施上未达标。邓波并没有支付钱款给秦泰，第七天秦泰退出了张渊的施工现场。退出后，屈利华受伤与秦泰无关。
原审原告屈利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受伤所花医疗费560元、误工费50520元、护理费2532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1830元、续治费9000元、车费464元、打印费61元、鉴定费2500元、残疾赔偿金209640元；2.由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渊与被告邓波系朋友关系。2016年张渊在通江县酒厂沟(小地名)修建住房，通过邓波认识了被告秦泰，并于2016年4月21日与秦泰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由秦泰承建酒厂沟建房工程，工程总造价240000元。秦泰按图施工、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双方约定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事故，秦泰自行承担责任，与张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邓波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签订后，被告秦泰与被告闫金雨口头约定由闫金雨带人施工，被告秦泰按第一层240元每平米(地平方)、第二层220元每平米(地平方)向闫金雨结算工程价款，施工所需机械设备及架板等工具由被告闫金雨自带。原告屈利华及案外人王正明、朱和平、李水春、李勇等工人受被告闫金雨联系到工地干活，被告闫金雨本人也亲自参与劳动。原告及其他工人长期随被告闫金雨干活，被告闫金雨按惯例大工200元/天，小工120-150元/天向工人支付工钱。2016年4月25日左右，工人正式进入工地施工，原告屈利华做的是小工，被告闫金雨与之约定按150元/天向其支付工钱。2016年6月19日，在一楼完工拆木的过程中，原告屈利华的右手被绞进了起吊材料的机器(俗称“鸡公吊”)，经在场的闫金雨、王正明、朱和平等人打开机器后方取出。随即，原告屈利华被送到通江县新区医院急救并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右前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右食指部分离断，毁损伤；右食指、中指、小指根部皮肤、软组织挫裂伤。经治疗，原告屈利华于2016年8月19日基本好转，于当日出院，共计住院61天。出院医嘱:1.患肢制动1月后开始功能锻炼；2.1、3、6、9、12月复查患肢DR片，骨折愈合后来院取出内固定；3.3月内避免患肢负重，避免再次跌倒；4.如有不适，门诊随访。原告屈利华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46182.25元（由被告邓波垫付）；此外，邓波还垫付了3500元生活费。出院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9月28日、同年12月20日、2017年2月4日到通江县新区医院复查，共计开支检查费298.20元。2017年2月8日，原告屈利华到巴中市中心医院做肌电图检查，开支检查费260元。2017年2月9日原告屈利华委托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后期医疗费、误工时限、护理时限进行评定。该所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屈利华本次损伤构成捌级、拾级伤残；酌定后期医疗费9000元人民币；酌定误工时限为360日；酌定护理时限为150日。原告开支鉴定费2500元。同日，原告复印病历开支复印费61元。2016年8月15日，被告秦泰与被告闫金雨对工程进行了结算，工程结算单内容为：“板：一层240元×250㎡=60000元，二层220元×248.5㎡=54670元；砌体:0.26元×(187.5+126+2×15.5×70)=6706.7元；腰梁、构造柱:200元×18个工=3600元；基础砼:220元×27.0m3=5940元；切护搓点工:100元×2个工=200元，合计131000元。”秦泰、闫金雨均在结算单上签字。同日，被告邓波向被告闫金雨书立《欠条》，其内容为：“欠到闫金雨建修民工款伍万伍仟元正(55000)。此工程总民工款与秦泰已结算，金额为131000元，邓波已代支付柒万陆仟元正，下欠伍万伍仟元正；其次，秦泰与民工结算时，单价(第一层)比合同价多20元，基础27m3(折合人民币5940.00元)，由邓波负责协调，全部支付给民工。此欠款定于2016年10月30日前全部支付清，由邓波负责代支。注：结算工程量如有疑问，双方核实为准，实行多加少减。”2016年11月17日，原告屈利华与被告张渊、秦泰及邓波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签订《协议书》，约定：张渊、秦泰、邓波三方自愿一次性赔偿屈利华误工费、护理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续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90000元，其余损失由屈利华自行承担。赔偿款190000元先由邓波一人垫付，待张渊年底回家后与秦泰、邓波自行协商各自应承担的费用；邓波在2016年12月10日前支付100000元，在2016年农历12月30日前支付余款90000元。若余款未按时付清，加付一万元迟延履行金；各方在协议上签字后，屈利华必须协助邓波到医院办理农村医疗保险的赔付；张渊、秦泰、邓波三方按协议履行义务后，屈利华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向三方要求给付任何费用，更无权因此事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屈利华今后继续治疗所需的费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其自行承担，原告屈利华、秦泰在协议上签字，被告邓波以第三人身份在协议上签字，并代被告张渊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被告邓波并未向原告履行支付赔偿款190000元的义务。
一审庭审中，被告张渊、秦泰、闫金雨、邓波对原告屈利华于2016年6月19日在张渊的建房工地右手被“鸡公吊”绞伤之事实无异议。原告陈述其在转运材料时右手不知怎么就扶到了钢索上，接着被带进了机器里面。被告秦泰辩称其在原告出事前已与张渊、闫金雨解除了合同，退出了工程承包。但被告闫金雨对此子以否认，并陈述秦泰一直在负责工程施工，邓波在支付工程款。被告邓波也否认秦泰退出了承包，并称所有放线、施工都是秦泰在安排，直到原告出事，退场也是秦泰过来协商的。被告张渊与秦泰签订合同后，张渊未向秦泰支付工程款，而是将工程所需预付款按进度支付给了邓波。张渊陈述房屋验收后其已将工程款240000元全部支付给了邓波。对于为何将工程款支付给邓波，张渊表示与邓波是好友，对邓波很信任，故委托邓波负责支款、办理材料采购及监督开工、施工等一切事宜。被告邓波认可工地的建筑材料由其采购，同时表示其没向秦泰支付过工程款，而是将工程款支付给了闫金雨，但向闫金雨支款要经秦泰核实，依据秦泰与闫金雨之间的结算予以支付，并称工程结束后其已向闫金雨支付工程款126000元。被告闫金雨认可邓波已向其支付126000元，并称下欠5000元未支付。被告秦泰对其2016年8月15日在工程结算单上签字无异议，但陈述其签字是为了给闫金雨量方作为见证。被告闫金雨称其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工资，是按每日150元计算的，原告对此表示认可。此外，对于其他工人的工资，闫金雨称每次从邓波处领取工程款后，在除去租赁费后当场支付给了所有的工人。并提供了四张记账清单证明支付工资及设备租赁费总额为126000元，但该记账清单上无任何领款人签字认可。被告闫金雨认可工地上的“鸡公吊”系其租赁，并负责安装，但辩称其仅为工人推举的代表，并非“包工头”。原告否认工人推举闫金雨为代表。被告张渊陈述其建房工程具备合法手续，只是还没办下来。被告秦泰称其具备建筑工程承包资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闫金雨认可其无建筑工程承包资质。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原告屈利华与其丈夫李勇于2009年9月5日购买“蚕桑小区”屈理江住房一套，此后在居住生活。2016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33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原告屈利华在案涉工地吊装材料时其右手被吊机压伤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四被告均辩称自己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各被告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由其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的产生有无过错决定的。
被告张渊与被告秦泰签订的合同，约定秦泰承包其房屋建修工程，秦泰包工包料，按图施工，并向张渊交付房屋，张渊向秦泰支付工程价款240000元。根据双方合同的特征，被告张渊与被告秦泰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张渊修建的房屋为两层，建房目的是满足自我使用，工程本身对技术要求也不高。依靠有经验的工人提供劳务及简单的作业工具即可完成工作成果。因此，并不需要承包人必须具有特定的建设资质。故双方之间的合同属于一般承揽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张渊为定作人，被告秦泰为承揽人。被告秦泰虽辩称与张渊签订合同后，因张渊未在口头约定的三天内预付50000元工程款，故其仅施工了三天就放弃了此项工程，与张渊的合同已解除，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经协商一致已解除合同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情形，或已行使了单方解除权。且2016年8月15日，秦泰与闫金雨还对工程量进行了结算，被告闫金雨、邓波也对秦泰辩称其已退出工程承包的事实予以否认。故被告秦泰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秦泰在承揽工程后，又找到闫金雨，双方口头约定工程由闫金雨施工，秦泰按第一层240元一个地平方、第二层220元一个地平方向闫金雨支付价款，少量砌体与基础另算，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人工由闫金雨自行解决，即被告秦泰承揽工程后，将工程交被告闫金雨具体施工，并向闫金雨支付价款。虽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这种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只不过与秦泰与张渊之间的关系不同，秦泰属于包工包料，而闫金雨只包人工及工具，承揽人闫金雨按照定作人秦泰的要求完成工作，并向秦泰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秦泰向闫金雨支付价款。同样，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不因被告闫金雨无特定建设资质而无效。被告秦泰辩称其已与闫金雨解除了合同，退出了工程承包，但闫金雨对此予以否认，而秦泰并未举出其与闫金雨解除合同的书面证据，也未举出证据证明闫金雨已与邓波或张渊另行签订了合同；同时，在2016年8月15日，秦泰还与闫金雨对工程进行了结算，并且工程款计算方式与之前双方约定的方式相同；此外，被告邓波也否认秦泰退出了工程承包。故秦泰辩称已退出工程承包的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秦泰陈述其在结算单上签字仅是在量方时作为见证人与事实不符，其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闫金雨从秦泰处承揽工程后，联系了包括原告屈利华在内的数名工人进场施工，并与原告等人口头约定按小工150元/天、大工200元/天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屈利华进场劳动，并从闫金雨处领取了工资，双方形成了雇佣合同关系。闫金雨辩称自己是工人推举的代表，代表工人租赁机械设备及结算工资，并非工程承包人。但从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证据看，原告的报酬系闫金雨与之直接约定，闫金雨与秦泰约定的工程价款计算标准、方式与屈利华的工资计算标准、方式并不相同，闫金雨提供的工资支付清单也没有任何工人签字认可，故对闫金雨辩称自己是工人推举的代表，并非工程承包人等理由不予采信。
邓波在张渊与秦泰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上虽以见证人身份签字，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渊陈述其将工程款打给了邓波，由邓波负责购买工程所需材料、支付工程款甚至一切事宜。邓波也认可材料由其购买、工程款由其支付。因此，邓波事实上已参与到了工程建设中来，其已不再是见证人，而是与被告秦泰共同担负起了工程承揽人的责任，邓波辩称其仅为见证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意见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闫金雨作为劳务接受方，其对原告负有安全防护与保障作业环境、生产工具安全的义务，尤其是“鸡公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更应在安装及使用上加强防范措施，但原告屈利华的手却能无意中扶到运动的钢索上去，可见吊机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未做到位。因此，被告闫金雨主观存在过错。而在客观上，屈利华的手被吊机绞伤，损害后果与原告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闫金雨应对原告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原告屈利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作为长期从事建筑业的劳动者，理应具备安全防备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但其在工作中疏忽大意，具有一定过错。故原告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农村或乡镇自建住房，法律对承揽人的资质并无强制性规定，承揽人资质问题不影响一般承揽合同的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任无需尽到最大注意义务及最大限度的满足法定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定作人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相对于选任没有任何资质的承揽人来说，选任有资质的无疑风险更低；相对于选任具备一定资质的承揽人来说，选任更符合法律规定标准的承揽人风险无疑又要低一些。本案中，闫金雨并不具备工程施工或承包资质，秦泰在选任闫金雨作为承揽人时，其应对此中包含的风险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法律虽对一般承揽合同的承揽人资质无硬性要求，但定作人一旦选择了不具备国家认可的建设施工资质的人为承揽人，其应对可能带来的安全事故风险承担责任。故被告秦泰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被告邓波一开始虽不是工程承包人，但由于后来实际参与到了工程承包中来，而且张渊、闫金雨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邓波实际转化为了承揽人。只不过邓波侧重于负责工程材料及工程款部分，秦泰侧重于负责工程人工部分，因此，张渊的建房工程实际上属于邓波与秦泰共同承揽。二人在工地的角色与地位是施工负责人。闫金雨及其工人如何作业、何时作业均要受二人安排与指示。工地是否具备安全作业条件也要受二人的管控与指示。因此，二人对工地的安全负有注意与保障义务。虽然，秦泰与闫金雨约定施工所需机械设备等由闫金雨自行提供，而导致原告受伤的吊机也确系闫金雨负责安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秦泰、邓波的责任就此完全免除。其仍然要对机械的安装使用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在使用前例行或定期检查、维修负担义务。并且，将施工安全风险完全交由闫金雨一人承担也显失公平。而被告秦泰、邓波并无证据证明其对吊机的安装、运行、管理尽到了检查与监督职责。因此，二人存在指示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渊作为建房业主，将工程发包给秦泰，又在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让邓波参与到工程承揽中来，而秦泰及邓波均不具备建设资质，且张渊未按约定向秦泰支付工程款，导致秦泰没有取得工程款支配权，对工地管理产生消极心理，从而疏于进行安全防范。因此，张渊也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被告五人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原被告五人平均承担责任，即各负20%的责任。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规定，确定为：住院医疗费46182.25元、复查医疗费558.2元、误工费32400元(误工时限360日×90元/天)，护理费12330元(住院期同按每日100元计算，院外护理时间按每日70元计算，即61天×100元/天+89天×70元/天=1233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1830元(住院天数61天×30元/天)、续治费9000元(依鉴定意见)、交通费464元(依交通费发票)、文印费61元(依收据)、鉴定费2500元(依鉴定费发票)、营养费1220元(住院天数61天×20元/天)、残疾赔偿金28335元/年×20年×(0.3+0.01)=175677元，共计282222.45元。根据前述责任划分比例，原告自负20%即承担56444.49元，被告张渊、秦泰，闰金雨及邓波分别承担56444.49元。因被告邓波已垫付医疗费及生活费49682.25元，故还应支付6762.24元。原告屈利华此次伤害构成捌级、拾级伤残，属于十分严重的情形，其身心遭受精神痛苦与折磨的事实客观存在。为此，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酌定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告张渊、秦泰、闫金雨及被告邓波各负担2500元。2016年11月17日，原告屈利华与被告张渊、秦秦及邓波签订《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因邓波未履行义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闫金雨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屈利华损失56444.49元;二、被告秦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屈利华损失56444.49元；三、被告闫金雨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屈利华损失56444.49元；四、被告邓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屈利华损失6762.24元;五、被告张渊、秦泰、闫金雨及邓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屈利华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张渊、秦泰、闫金雨、邓波及原告屈利华分别承担580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屈利华提供了屈奎的调查笔录，证明其受伤的情况及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发包人对工地上的安全未尽到义务。上诉人闫金雨质证认为，该笔录不属于新证据，对屈利华受伤的事实予以认可。上诉人邓波未对证据发表实质性意见。被上诉人张渊质证认为，造成此次事故是由于秦泰忽视安全保障。被上诉人秦泰对证据没有发表意见。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自建房屋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但从广义上，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是特殊的承揽合同。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一审认定张渊与秦泰签订的《建房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仅是一般承揽合同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屈利华的赔偿金额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赔偿金额282222.45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予以确认。
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屈利华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其合法民事权利应当受到保护。闫金雨承揽房屋建设工程的劳务后找到屈利华等人提供劳务，因闫金雨作为雇主，在承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致使屈利华在从事劳务过程中受伤，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闫金雨与秦泰对案涉工程的劳务的分包虽无书面协议，但口头约定了工程劳务费的计算为第一层240元/㎡，第二层220元/㎡，少量砌体与基础另算，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人工由闫金雨自行解决。而闫金雨根据工程所需，又雇佣了屈利华等人从事不同的工种，约定大小工分别按200元/天、150元/天给付工钱，并未按照他与秦泰约定的计算方式给屈利华等人计算劳动报酬，且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实闫金雨与其他工人是同工同酬，平均分配他与秦泰结算的工程劳务费。闫金雨上诉称自己系劳务联系人和联系事项的代表人，不是屈利华雇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秦泰与闫金雨之间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闫金雨与屈利华形成了雇佣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但判决闫金雨作为雇主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不当，应予调整。
秦泰将自己承揽的工程中劳务又分包给不具有建筑资质的闫金雨，也没有对工地上的安全生产条件尽到监管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2016年8月15日，秦泰在与闫金雨就案涉工程的结算单上签字，表明其仍是该工程的承揽人，故对秦泰辩称因张渊未按约定时间预付50000元工程款，双方合同已解除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屈利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又长期从事建筑工作，理应熟悉自己工作的特性并应懂得如何保护自身安全，对在拆木的过程中，自身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自行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
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建设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市政基础设施、生产性建筑，居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和村庄建筑规划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住宅的建设活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依据本意见“五”明确的对限额以下工程的指导原则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第（三）项规定对于建设规范范围内的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住宅的建设活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以农民提供技术和指导作为主要工作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本案中，张渊在通江县“酒厂沟”自建2层住宅，并与秦泰达成书面协议，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由秦泰按照张渊要求把房屋建成，双方的合同属于承揽合同，且不论是本案涉及的建筑发包人，还是承包人均未明确规定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但为了保障施工的安全进行，张渊应当谨慎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工匠进行施工。张渊作为在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施工人员的选任、该房屋建设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其没有选任有施工资质的施工人员，而又对房屋建设过程中的安全防护督导管理不力，应对屈利华的受伤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由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从本案庭审调查及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协议书、欠条、证人证言等证据综合分析，邓波是受张渊的委托对案涉工程付款、开工、施工监督等一切事宜负责，并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承揽人，即使在施工过程中，邓波因超越张渊的授权范围给张渊造成了损失，对外也应当由委托人张渊承担责任。一审认定其后来实际参与到工程承包中来，转化为了承揽人，应当对屈利华的受伤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屈利华、邓波、秦泰于2016年11月17日就赔偿事宜达成的《协议书》中，张渊与秦泰之间并未就其各自承担的费用达成一致意见，张渊也未委托邓波代其签订协议，邓波也未按该协议的约定垫付赔偿费用，且在签订该协议时，屈利华还未进行伤残等级、续治费、护理期限等方面的鉴定，严重缺乏签订协议的经验和技能，且本案实际赔偿主体、实际损失和预期损失存在巨大差异。屈利华要求按法律规定依法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闫金雨认为是其余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合谋故意将其拉入赔偿责任人，从而增大和减轻其赔偿额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邓波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信。上诉人闫金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在事实认定和责任比例划分上部分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192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屈利华受伤后产生的医疗费46740.45元（含复查医疗费558.20元）、误工费32400元、护理费123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30元、续治费9000元、交通费464元、营养费1220元、文印费61元、鉴定费2500元、残疾赔偿金175677元，共计282222.45元，由被上诉人闫金雨赔偿112888.98元，被上诉人张渊、秦泰各赔偿56444.49元，其余56444.49元由被上诉人屈利华自行承担；
三、被上诉人屈利华精神抚慰金10000元，由被上诉人张渊、秦泰各赔偿2500元，被上诉人闫金雨赔偿5000元；
四、驳回原审原告屈利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费用，限被上诉人闫金雨、张渊、秦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若逾期不履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审被告张渊、秦泰各负担580元，原审被告闫金雨负担1160元，原审原告屈利华负担58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闫金雨负担。上诉人邓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立
审 判 员 赖 敏
审 判 员 吴 全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苟华林
书 记 员 吴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