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顺民初字第01284号
原告伊×1，女，1954年9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江洪林，北京市顺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立萍，女，1977年10月11日出生。
被告张×1，女，1983年10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志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伊×2，女，1950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1（伊×2之女），1970年8月24日出生。
原告伊×1与被告张×1以及第三人伊×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杨秀芝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伊×1及其委托代理人江洪林、马立萍，被告张×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东，第三人伊×2委托代理人张×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伊×1诉称：
原告系被告之姨。原告之父伊×3与被继承人车×1共生育四个女儿，长女伊×4（2010年去世）、次女伊×2、原告为三女、四女为被告之母伊×5。车×1于2002年2月去世，伊×3于2012年10月28日因交通事故去世。
伊×3与车×1生前于北京市顺义区×14号原有宅院一所（宅基地登记于伊×3名下），内有正房9间。2009年11月，上述房屋所在宅院被拆迁，共计获得拆迁补偿款1285688元并存入伊×3拆迁补偿款账户，2009年12月4日伊×3与被告签订赠与合同将自己名下存款129万元（含涉诉拆迁补偿款1285688元）赠与被告，是日，伊×3将自己拆迁补偿款账户全部存款以现金形式取出。现被告认可该款完全由其一人占有。
原告认为，涉诉9间正房为伊×3、车×1夫妻共同财产，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亦为伊×3、车×1二人享有。2002年2月车×1去世时因其继承人未对其遗产进行分割，故涉诉房屋属车×1遗产部分应为全体法定继承人（包括原告）共有。2009年11月因涉诉房屋拆迁存入伊×3名下之拆迁补偿款并非伊×3个人财产而系包括原告在内的多人共有财产，2009年12月4日伊×3将涉诉拆迁款赠与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该赠与行为侵犯原告财产所有权部分依法无效，被告占有拆迁补偿款中被继承人车×1遗产部分无任何法律依据。但鉴于被告把持涉诉拆迁款始终无理拒绝将原告依法所应当分割部分给付原告，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被继承人车×1遗产分割款（顺义区×14号宅基地及其上房屋和附属物拆迁补偿款中车×1所有部分的五分之一）109420.5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1辩称：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车×1与伊×3于1983年1月25日立下遗嘱，将其二人的财产归伊×5和张全继承或归伊×5继承。原告主张自拆迁补偿款中分割109420.59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所称的车×1的遗产应该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合法财产，但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房屋及其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为193892元，被拆迁房屋中五间砖瓦房已由1983年1月25日车×1与伊×3遗嘱确认属张全与伊×5所有；2002年夏天所盖的四间房屋，此时车×1已去世；另五间彩钢房与车×1无关，因此原告无权主张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村集体组织，农村村民是宅基地使用人，车×1去世以后其就不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被拆迁土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归伊×3、伊×5、张全所享有。因此，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就不属于车×1的遗产。通过被继承人的遗嘱和赠与合同，伊×3名下的129万元存款归张×1所有。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伊×2述称：伊×3与车×1是伊×2的父母，伊×2与伊×4、原告伊×1以及被告张×1的母亲伊×5是姐妹关系，现伊×1起诉张×1，要求继承车×1的遗产，伊×2认为，其作为车×1之女亦有权继承车×1的遗产，故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如果法院认定拆迁补偿款中有车×1的遗产，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应由伊×2继承的份额，如果法院认定拆迁款没有车×1的遗产，就不主张权利了。
经审理查明：
伊×3与车×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女儿，分别是长女伊×4、次女伊×2、三女伊×1、四女伊×5。车×1于2002年2月4日去世，伊×3于2012年10月去世。伊×5与张全系夫妻关系，被告张×1系二人之女。
北京市顺义区×14号宅基地登记在伊×3名下。2009年11月30日，伊×3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东房华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上述宅院拆迁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被拆迁人家庭人口共叁人，分别是伊×3、伊×5及张全，拆迁补偿补助款合计1285688元，包括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865161元，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193892元，各项补助与奖励费合计226635元，其中工程配合奖104400元。2009年12月4日，伊×3与被告张×1签订《赠与合同》，伊×3将其名下包括上述拆迁补偿补助款在内的129万元存款赠与张×1，上述拆迁补偿补助款目前均在被告张×1处。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所主张的款项包括：1.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系伊×3及车×1共同所有，其中一半系车×1遗产，原告主张车×1遗产部分的五分之一为86516.1元；2.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款193892元，一共是十四间房屋的补偿款，其中有9间北房属于伊×3及车×1共同所有，其中的一半为车×1遗产，原告主张其中的五分之一为12464.49元；3.工程配合奖中有一半系车×1遗产，原告主张其中五分之一为10440元。上述三项合计109420.59元。
九间北房中，原告伊×1及被告张×1一致认可其中东侧五间修建于1981年；第三人伊×2则主张该五间房修建于1977、1978年左右，那时候伊×5刚进毛织厂上班。对于该五间房屋的出资修建情况，原、被告及第三人说法不一。
原告称：此五间房是其与丈夫马宝明、伊×2与张×3夫妇以及车×1出资修建的，其给车×1送去800元用于建房，伊×3当时也从外地寄来600元；盖房的时候原告已经结婚，但仍住在该院，户口也在该院里；其丈夫马宝明出力参与了建房，并申请马宝明出庭作证。马宝明作证称：其参与修建五间北正房，帮着和泥、推砖、做小工、打下手；其当时给了车×11000元，是车×1跟其说要盖房钱不够，跟其要的；其与原告在1977年结婚后二人住在×村，不与车×1、伊×3共同居住。
被告张×1称：伊×5于1980年开始在毛织厂上班，挣的工资攒的钱加上借的钱一共三千多元，盖了这五间北房，此次建房车×1和伊×3没有出资，因此这五间北房应归伊×5所有；原告伊×1于1977年结婚后就搬出了该宅院。
第三人伊×2称：盖五间北房的时候伊×3寄了600元钱，伊×2与丈夫张×3出资买砖、买木头、出木工的工钱一共是891元，这是资助给车×1盖房的钱，因此北正房五间应该是车×1和伊×3的财产。伊×2和张×3是1969年结婚，结婚后就搬出去住了。
原告伊×1主张上述五间北房是伊×3与车×1的夫妻共同财产，车×1去世后，其中一半是其遗产，该部分房屋因拆迁转化来的拆迁款，原告有权主张继承五分之一。
庭审中，被告张×1提交一份1983年1月25日协议，并欲以此证明五间北房中属于车×1和伊×3的财产应由伊×5、张全继承或由伊×5继承。该协议的内容为：兹伊×3、车×1有四个女儿，现将四女伊×5经张×4介绍并经过双方家长和本人同意，与张×5三子张全来到伊家与伊×5成亲（男到女家）。婚后，男女双方对伊×3、车×1夫妇负有养老送终之责，如婚后男女双方团结和睦、偕老白头，而女方现有砖瓦房五间及其原房地（地基凭老字据为准）永远归张全、伊×5所有，其他人无权干涉。否则，由伊×5一人继承。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代字人高×1，大队（证）明人宋×1、王×1、屈德江，三人名下盖有顺义县×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另伊×5、张全、伊×3、张×5、张×4五人名字处各捺有指纹。
被告称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均由高×1代写，但各人名上的指纹均为本人所捺，在这份协议的签订现场，除了在该协议上捺指纹的人之外，车×1及其四个女儿均在现场，车×1对该协议的内容知情且同意，该协议是伊×3及车×1真实意思的表示，为合法有效。为证明其主张，被告申请证人屈德江及司宏鹏出庭作证。屈德江称：1983年时其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伊×3签订招养老女婿的协议时其在现场，并且在协议上捺印，当时伊×3、车×1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都在现场，其看见伊×3在协议上摁的手印，伊×3还找其在协议上盖大队的章。司宏鹏系伊×4之子，其作证称：签1983年协议的时候，伊×3、车×1、其母亲伊×4以及三个姨妈都在场，这个协议是高×1写的，当时还有大队的人在，协议上的每个人都按了手印。
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该协议上没有车×1的签字或指纹，与本案无关；并称签这份协议时，原告不在现场也不知道谁在现场。庭审中，原告认为协议上伊×3处的指纹不能确定是否是其本人所捺，并申请对1983年协议上伊×3的指纹是否是其本人所捺进行鉴定，三方一致同意以涉诉宅院拆迁档案中伊×3的指纹作为鉴定样本，后本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1983年“男到女家协议”原件“伊×3”字迹部位的红色押名指印与现有的六枚样本指印不是同一个手指捺印形成。原告预交鉴定费3400元。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原告称根据该鉴定意见，可以看出不能确定是否是伊×3在1983年协议上摁的手印，进一步说明1983年协议存在瑕疵，故1983年协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指纹是伊×3本人所捺的证明责任。
对此，被告称，鉴定意见并没有说1983年协议上的指纹不是伊×3所捺，不能推翻该协议的真实性。原告提供的样本最多是伊×3的两个指纹，但是1983年协议上指纹到底是哪个手指形成不能确定，选取的两个样本指纹与其他手指指纹不具有对比性。此外，这份协议上还有×大队的公章，更能保证协议真实可靠。这份协议的性质是遗嘱，虽然在形式上稍有欠缺，但是能够证明系遗嘱人伊×3和车×1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第三人伊×2亦不认可1983年协议的真实性，称协议上的“张×4”非伊×2的丈夫张×3，上面的签字和指纹也不是张×3的，当时张×3没在现场。
经本院向伊×5询问，伊×5认可1983年协议的真实性，其认为五间北正房应归其所有，但伊×3在协议中处分这五间房屋其也没有意见。
关于被拆迁房屋中五间北正房西侧的四间北房，原告于第一次庭审时称：后来加建的四间北房是车×1在世的时候由伊×3和车×1建的，后来被伊×5和伊×3给拆了，拆的时间记不清了，伊×5和伊×3拆了之后又建了四间。原告申请其丈夫马宝明及证人马成银出庭作证欲证明被拆迁的北房四间系伊×3与车×1出资所建。马宝明出庭作证称，2000年左右建了另外四间北房，其负责拉砖、送沙子、送白灰等，帮着车×1建房，没有给钱就是出力帮忙；该四间北房的位置原来有三间小棚子，拆棚子的时候其没在现场，拆小棚子的木料能用的用了。证人马成银出庭作证称，2000年左右其帮助马宝明往伊×1的母亲家拉砖和水泥，别的没拉过，但不知道买砖和水泥的钱是谁出的，也不知道拉砖和水泥是建哪里的房子。被告认为证人马宝明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且证人所述与原告在庭审中所述有些内容互相矛盾；而证人马成银所述与马宝明所述矛盾，且其证言内容与本案无关，故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被告称后四间北房系张全与伊×5在车×1去世后于2002年夏天出资所建，当时二人以及伊×3共同住在该院内。其申请证人司宏鹏出庭作证，证人称大概2000年左右，在五间北正房四边又盖了四间北房，因为当时车×1已经瘫痪在床，证人认为这四间房就是张全和伊×5盖的。证人崔洪峰出庭作证称，车×1是证人的姨，是在2002年正月初三去世的，2002年夏天，伊×5和张全在车×1的宅院里建了四间北房，是伊×5请亲戚朋友帮忙盖的，当时其也去帮过忙。证人张全出庭作证称，2002年7月或8月，张全找其说能不能给买点沙子盖宅基地四边的北房，于是证人帮×。证人周广利出庭作证称，其曾做过木工，2002年七八月份时，张全和伊×5盖北房，其给打的门框。原告对证人司宏鹏、崔洪峰的证言均不认可，认可在建四间北房时张全找张全拉沙子，但认为张全的证言不能证明房子是张全盖的；原告不清楚周广利在建北房四间的时候是否是木工。第三人伊×2不认可沙子是找张全拉的，而是马宝明找人拉的，并且盖房的时间是在2000年5月，不是张全所说的7月或8月，但第三人在之后的庭审中又称：记不清北房四间是在什么时候修建的了，建房的时候车×1是否还在世也不确定。第三人认可周广利在盖北房四间的时候做木工。
2014年4月1日，张×3在本院询问时称，北正房四间的位置原来有老房三间，三间老房的柁、砖、檩条是从其家拉的，翻盖成北正房四间时用了老三间房的柁、砖和檩条，建这四间房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这四间北正房是伊×5建的，里面有张×3拉的砖、檩条和柁，不够的材料伊×5又买的，其中伊×3出了大部分钱，伊×5和张全也出钱了。但第三人在第三次庭审中称，新建四间北房用了盖五间老房剩下的砖，该位置原来有四间老房，三间有窗户、一间没窗户，大概是在一九八几年，盖北正房五间之后张×3与伊×3盖的。
原告主张北正房四间系翻建，用了原来四间房屋的旧砖，原来四间房屋系伊×3与车×1修建，故即使该四间房系在车×1去世后所建，其中亦应有车×1的遗产份额。被告称北房四间处原来是土坯的棚子，是伊×5盖的，盖四间北房时没有用到土坯房的旧料。
伊×4于2010年去世，其丈夫司×1、女儿司×2委托其儿子司宏鹏向本院陈述称，三人作为伊×4的继承人不对被拆迁的五间正房主张继承权，而北房四间是伊×5和张全的财产，三人对此亦不主张权利。司宏鹏同时称，车×1去世时间不是2000年就是2002年，是在正月初一或初三去世的，盖北房四间的时候车×1已经不在世了，开庭作证时所说的车×1去世的时间当时没有记清楚。
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高丽营派出所证明信、《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赠与合同、1983年协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原告伊×1作为被继承人车×1的继承人之一，其要求继承的遗产分三部分。
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拆迁宅院的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本院认为，由于该款项系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补偿，宅基地使用权与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被继承人车×1去世之后，便不再享有涉诉宅基地的使用权，该处宅基地应由与伊×3同住的其他家庭成员使用。涉诉宅院被拆迁时，车×1已经去世，不能再享有涉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款的权益，故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不应属于车×1的遗产，原告伊×1无权要求继承。
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工程配合奖，该项奖励系对被拆迁家庭人口的补偿，拆迁时，车×1已去世，其不是拆迁协议所列明的被拆迁家庭人口的成员，故车×1亦不应享有工程配合奖的权益，原告主张继承该项财产，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原告主张被拆迁九间北房的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款，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是否应予支持，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
第一，1983年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是车×1真实意思的表示，车×1是否将其对五间北房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处分。
通过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原、被告以及第三人对于被拆迁五间北房的建房时间仍有分歧，但建房时第三人伊×2已经结婚搬出涉诉宅院居住，原告伊×1虽称其在建房时仍住在涉诉宅院内，但与其丈夫马宝明所述二人结婚后就搬出居住的内容互相矛盾，且与当时农村传统习俗不符，故本院对伊×1的此项意见不予确认。伊×2夫妇与伊×1夫妇在建五间北房时均非涉诉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即使其二人在建房时有出资出力帮助建房的事实，亦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且原告与第三人均认为五间北房系伊×3与车×1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对此主张所有权，结合建房时，伊×3与车×1劳动能力情况、伊×5劳动和收入情况以及居住情况，本院认定北房五间系伊×3、车×1及伊×5的家庭共有财产。
1983年协议中，伊×3对五间北房的所有权进行了处分，为证明该协议系伊×3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申请证人屈德江出庭作证，屈德江系该协议的证明人，原系×村委会工作人员，与原、被告均无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予以确认。在被告已对该协议真实性完成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举证推翻该协议的真实性，但原告申请对伊×3处的指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协议上的指印与样本中指印不是同一个手指捺印形成，但基于样本提供的有限性，该鉴定意见不能证明协议上的指纹非伊×3本人所捺，故原告应对其所述协议上的指纹非伊×3所捺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份协议中虽无车×1的签字和捺印，但证人屈德江、司宏鹏均称车×1当时在现场，且从该协议上有×大队盖章一节来看，确认“男到女家”、招上门女婿对农村家庭来说是重要且不寻常的事情，车×1作为母亲不在现场亦不符合常理，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车×1在协议签订至其去世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该协议内容提出过异议，且车×1、伊×3晚年确系与伊×5、张全夫妇共同生活，符合协议的内容，综上，本院认为车×1认可该协议的内容，而伊×5对该协议亦无异议。伊×5与张全婚后团结和睦、偕老白头，车×1对该五间北房享有的所有权份额归张全及伊×5享有，而该部分房屋份额的拆迁补偿款已不属车×1的遗产，原告无权主张继承。
第二，涉诉宅院西侧的四间北房中是否有车×1的遗产份额。
原告应对其所主张的该四间北房中有车×1的遗产份额负有举证责任。原告称该房屋修建于2000年左右，此时车×1仍在世，并申请马宝明、马成银出庭作证，马宝明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马成银的证言，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亦不于采信。被告称四间北房在车×1去世之后修建，对原告所述建房时间不予认可，故原告不能证明四间北房系车×1在世之时所建，更不能证明该四间房系车×1去世时的个人财产。原告称即便房屋系车×1去世后所建，亦因此次建房系翻建，应有车×1的份额。但原告与第三人以及证人对翻建使用原老房旧料一节的陈述多有矛盾之处，被告亦不认可使用老房材料一说，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主张北方四间有车×1遗产份额，进而要求分割相应拆迁款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伊×1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千二百四十四元以及鉴定费三千四百元，均由原告伊×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杨秀芝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