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3）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20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宏生，男，汉族，1966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冯新，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泉，女，汉族，1986年3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南宁市兴宁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天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何艺。再审申请人刘宏生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天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宏生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进而导致错误判决。本案的事实真相是，刘宏生根据天恩公司的要求，于2012年3月28日支付天恩公司货款两笔，分别为33495元和31300元，于2012年3月29日又支付货款两笔，分别为31820元和60714元。刘宏生支付的每笔货款都有付款凭证，天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确认。在一审法院庭审时，因恩公司也当庭承认收取了刘宏生上述四笔货款共计人民币157329元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恩公司一面当庭承认收取了刘宏生的该四笔货款，一面又用所谓的送货单来证明其己向刘宏生送了货，诡辩这157329元的货款就是用来支付货款的。天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所谓送货单，均没有刘宏生的签名或盖章，不能视为天恩公司有向刘宏生送货这一最基本事实的存在。二审法院本应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真相，支持刘宏生的正当、合法诉求。但却错上加错，完全凭想当然、凭推理来断案，对于收条上的“予付”系刘宏生的笔误，实际应为“预付”，即该157329元货款系刘宏生提前支付给天恩公司，刘宏生会享有“返利”的权利，返利点数为支付货款的10%的事实没有认定，却玩文字游戏，错误认为刘宏生与天恩公司原来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付款。（二）关于反诉部分的错误。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和基础上，武断地、错误地认定刘宏生开具的129570元及17931元的支票也是预付款，既然二审法院认定129570元及1793l元的支票也是预付款，那么，天恩公司就理应有证据予以支持，即有送货单，可天恩公司送货单留存联并没有刘宏生的签名或盖章，并且货款总金额也与这二张支票上的金额不一致。退一步讲，若这147510元支票存在纷争，那么在法律上也属票据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应作为货款纠纷一并处理。二审法院不分案由，不分是非，毫无法理，毫无根据。综上，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依法改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原审时的诉辩意见，刘宏生与天恩公司系商业合作关系，双方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刘宏生认可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是先交货后付款，但认为本案的本诉与反诉是预付款，没有遵循之前的交易惯例，是因为天恩公司业务员称提前付款有10%的返利。天恩公司对刘宏生关于预付款有返利的说法不予认可，刘宏生对此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刘宏生要求天恩公司返还货款的问题。刘宏生于2012年3月9日向天恩公司开具了一张金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1820元的支票，并于2011年3月28日向天恩公司账号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31300元、33495元，次日又向天恩公司转账60714元，上述金额合计157329元。刘宏生向法院提交了三张收条，其中2012年2月21日的一张载有“石岩鸿兴予付天恩公司货款陆万零柒佰壹拾肆元正（60714元）。付款人：刘宏生，收款人：彭晨旭”；其余两张收条内容相同，仅出具时间与收款金额不同：分别于2012年3月7日、2012年3月8日出具，金额分别为64795元、51820元，刘宏生据此主张其在2012年3月9日到2012年3月29日期间向天恩公司支付了157329元的预付款，天恩公司在收到该货款后未依约发货，故主张天恩公司返还上述货款。天恩公司承认上述借条中的“彭晨旭”系其公司员工，亦实际收到刘宏生支付的上述款项，但辩称该款项并非预付款，而是在双方结算后刘宏生支付的货款。原审庭审过程中，刘宏生确认上述三张收条中除“彭晨旭”的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刘宏生本人手写，收条上的“予付”系刘宏生笔误，实际应为“预付”。根据上述事实，首先，从字面上看，“予”付虽不排除现实中为“预”字的“简写”可能，但并不常见，更不能必然理解为“预”字的“简写”，相反，通常理解为给予之意。不仅如此，刘宏生承认收条内容为其本人书写，该收条中备注有返利的字样，天恩公司否认存在预付货款即可返利的事实，故刘宏生应负举证责任，其主张本案2012年3月28日、29日支票支付款项为预付款，尚应提交其它证据佐证；其次，从交易习惯看，双方以往采取月结方式结算，后实行一单一结、现金支付的交易方式，均为先送货后付款。刘宏生主张案涉货款157329元为先付款后交货，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之前的交货及结算方式并不一致，亦不同于常态下普通商品买卖先送货后付款或货到付款的交易惯例，况且，如确需预付款项，在不确定后期送货的数量及单价的情形下，预付款一般会为整数款项，在送货后再予多退少补结算，但刘宏生书写的由天恩公司业务员签名的三张收条中的“预付货款”的数额均精确到个位数，按预付款理解不符合常理，刘宏生未提交“预付”对应之订单金额、时间，亦不能给予合理解释。再次，从本案合同履行看，刘宏生主张3月28、29日支付了预付款157329元且未收到货物，但按刘宏生提交的收条的日期，该部分款项系分别在2012年2月21日、3月7日、3月8日交付彭晨旭四张支票，刘宏生在数次开具支票而又未收到货物的情形下，仍再开具了出票日期为3月30日及4月3日的2张支票，在其主张已有预付货款且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刘宏生对其反复开票的行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最后，天恩公司提交的收款收据等证据，显示对上述货款对应的货号、收货人、品名、金额乃至收款支票附加现金的情况均有详细记载，相应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二审法院据此采信天恩公司的主张，确定刘宏生支付前述157329元给天恩公司系收货后履行付款义务，对刘宏生主张天恩公司返还157329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理据充分，处理恰当。关于天恩公司要求刘宏生支付147501元货款的问题。天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十张送货单，主张天恩公司在2012年1月15日至2012年3月22日期间分批向刘宏生提供了总价值147501元的货物，刘宏生收到货后，分别在2012年3月30日和2012年4月3日向天恩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29570元、17931元的支票，但上述两张支票均因刘宏生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银行拒绝承兑，故天恩公司主张刘宏生在收到天恩公司货物后未实际支付货款，要求刘宏生支付两张支票对应的货款147501元。刘宏生承认上述支票确系其开具，但否认天恩公司曾在2012年1月15日至2012年3月22日期间两次送货。刘宏生于2012年3月31日以丢失为由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申请两张支票的挂失止付，该两张支票出票日期分别填写为2012年3月30日、2012年4月3日，金额分别为129570元、17931元，收款人均为天恩公司，均加盖有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鸿兴电器店财务专用章及刘宏生印章。天恩公司提交的上述送货单有一张的收货单位注明为“永泰”，其余收货单位注明为“鸿兴”，但均没有收货单位盖章；上述十张送货单的金额合计为144000元。根据上述事实，首先，刘宏生主张其开具给天恩公司的金额分别为129570元及17931元的支票也是预付款，只有其单方陈述，如前所述的理由，对刘宏生的主张应不予采纳。其次，天恩公司还提交了该支票日期之前的相应送货单与收款收据辅证，虽然送货单系天恩公司留存联，未有刘宏生的签名且总金额与2张支票的总额稍有出入，证明力较弱，但是，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刘宏生自认双方送货时两联签名的送货单双方各留存一联，待结帐刘宏生支付支票时，刘宏生会收回第二联回单，这与天恩公司关于结算时刘宏生为防止天恩公司重复索要货款会收回其签收的送货单的陈述一致。二审法院综合比较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天恩公司的证据占优势，即刘宏生向天恩公司开具两张总额为147510元的支票亦系收货后的付款行为。由于刘宏生在开具支票后又挂失，通知银行止付，致天恩公司未能收取支票款项，故天恩公司有权向其主张票面金额147510元以履行付款义务，进而对天恩公司主张刘宏生支付147501元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刘宏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宏生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林修凯审 判 员  陈少林代理审判员  潘晓璇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