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10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高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高生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陕西分公司）、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西安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3民初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高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被上诉人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刘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高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1.电信陕西分公司提交的档案中显示其本人工作年限被篡改；2.电信陕西分公司与电信西安分公司在明知法律禁止特定对象内退的情况下，故意违反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无效行为，而无效行为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一审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支持其诉讼请求，系纵容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从自己违法行为中受益；3.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年金系福利待遇，且被上诉人已经向其承诺发放企业年金，无论是依据《劳动法》还是诚信原则，均必须向劳动者支付，法院不得拒绝裁判。
电信陕西分公司答辩称，其分公司与刘高生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刘高生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刘高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电信西安分公司答辩称，1.其分公司与刘高生之间基于《劳动法》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就内部退养达成了合意，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且双方就真实意思下达成的内部退养已经履行多年，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刘高生的诉讼请求均超过仲裁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3.企业年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刘高生目前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符合领取企业年金的标准，其要求领取企业年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高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电信陕西分公司对其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电信陕西分公司补偿其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928244元；3.裁决其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领取相应的企业年金。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高生1995年12月6日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从1995年12月6日至法定退休年龄止，故刘高生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00年10月27日刘高生在西安市长途电信线务局《职工自愿申请内部退养审批表》中填写了其工作简历及内部退养申请，该表载明刘高生退养前工资为1151.10元，退养待遇（包括退养生活费、风险金、服务年限奖）为1151.10元，一次性生活补助金12000元。西安市长途电信线务局、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分别在分公司意见、省公司主管部门意见两栏盖章。2005年10月19日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印发陕电信[2005]375号文件，附件一《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网络运行维护体制调整决定》三（三）人员及资产划分的原则规定：以2005年9月30日各单位的人数和岗位为准进行划分，原各市线务局、无线局及其下设机构，按照属地化原则，人员（包括离退休、内退人员）整建制划入所在本地网；原省线务局、省无线局机关离退休、内退人员，整建制划入西安市分公司。根据刘高生提交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单位名称为电信陕西分公司，该表上方注明：西安分公司。根据电信西安分公司提交的2007年至2016年度内退人员生活补贴调整审批表，刘高生在2016年1月1日后内退生活费调整为2700.17元。经一审法院征询刘高生的意见，刘高生表示愿意增加电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刘高生内退时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存在劳动关系。刘高生基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认为其与电信陕西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电信陕西分公司辩称其分公司与刘高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中央在陕企业只能以省为单位缴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陕职工均是以电信陕西分公司的名义缴纳养老保险。电信陕西分公司在庭审中提供陕电信（2005）375号文件，证明刘高生的原用人单位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在2005年经改制后，其内退人员属于电信西安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亦提供内退人员生活补贴调整审批表，证明改制后刘高生的内退待遇以及应调整的生活费均是由电信西安分公司调整后按月发放。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刘高生与电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刘高生认为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刘高生明确其所称的“法律法规”是指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劳动部（1994）第259号文件以及陕西电信总公司（2000）第41号文件。刘高生所称的上述三文件中，仅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是行政法规。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目的在于既要通过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又要妥善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保障富余职工的基本生活。《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对于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条件、程序、生活费等内容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刘高生在2000年申请内退时，其就应当知道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文件规定，但其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内提起劳动仲裁，刘高生自2000年办理内退后，其对内退后不参加工作、减少待遇的事实亦是明知的；刘高生内退后已经按月领取了内退生活费长达十余年，期间其并未对领取的内退补贴数额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欺诈、胁迫情形下才同意企业为其办理内退手续。同时，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放生活费。生活费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生活费标准由企业自主确定，但是不得低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电信西安分公司据此自主确定刘高生的内退职工生活费结构和标准，亦不违反上述规定。刘高生要求按照国家普调工资标准补偿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高生的上述两项诉请，因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而丧失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胜诉权，对电信西安分公司在诉讼中提出本案已超仲裁时效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刘高生要求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领取企业年金的诉请，因企业年金不属于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项目，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员工工龄等自主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范围，人民法院无权强制发放，故对刘高生的该项诉请，法院亦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高生要求确认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刘高生要求补偿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高生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刘高生称在2017年8月22日本院审理上诉人张效清、谭晓平、孙利民、王正凯与被上诉人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四案的庭审中，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明确承认，张效清等四人及本案六名上诉人在内的这10名内退职工的内部退养不符合国家内部退养文件规定，并承认对该10人的档案进行了篡改。刘高生认为据此能证明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在明知不符合国家内退文件规定的情况下采取欺诈手段违法办理内退这一事实。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对上述情况予以否认。本院经审查，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在该份庭审笔录中，称当时办理内退是企业根据个人的申请同意办理的内部退养。另，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二审未提供新证据。
结合举证质证情况及法庭调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2017年8月22日张效清、谭晓平、孙利民、王正凯与被上诉人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四案的庭审笔录，并不能证明刘高生是在受欺诈、胁迫情形下企业为其办理内退手续这一事实。
本院认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刘高生与电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刘高生的上诉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刘高生第一项诉请是否属于确认之诉一节。依据诉的理论，确认之诉作为诉的一种，是要求法院确认权利关系或法律关系之诉，不涉及具体给付内容。本案中，上诉人刘高生提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为其办理内退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属于确认权利关系或法律关系，故该项诉请不属于确认之诉的范围，且应受到仲裁时效的限制。上诉人刘高生主张本案为确认之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对刘高生要求确认对其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要求补偿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之诉请，刘高生在一、二审中均明确称其诉请第一项中的“法律法规”是指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劳动部（1994）第259号文件以及陕西电信总公司（2000）第41号文件。刘高生所称的上述三文件中，仅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是行政法规。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目的在于既要通过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又要妥善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保障富余职工的基本生活。《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对于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条件、程序、生活费等内容做出了原则规定。刘高生在2000年申请内退时，其就应当知道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文件规定，但其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内提起劳动仲裁，刘高生自2000年办理内退后，其对内退后不参加工作、减少待遇的事实亦是明知的；刘高生内退后已按月领取了内退生活费长达十余年，期间其并未对领取的内退补贴数额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欺诈、胁迫情形下才同意企业为其办理内退手续。同时，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生活费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生活费标准由企业自主确定，但是不得低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电信西安分公司据此自主确定刘高生的内退职工生活费结构和标准，亦不违反上述规定。刘高生要求按照国家普调工资标准补偿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高生的上述两项诉请，电信西安分公司提出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对该两项诉请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予以驳回，并无不妥。
关于企业年金一节，企业年金属于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自身筹集、自主决定为职工实施的一项福利待遇，不是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项目，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该诉请不予处理，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刘高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高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雪晴
审 判 员 何 强
代理审判员 姬 钊
二0一七年二0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