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鲁行申字第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西彬，男，1958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新泰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加奎，男，1982年8月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徐西彬之子。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超，男，1984年5月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徐西彬之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泰市公安局，住所地新泰市青龙路44号。
法定代表人吴振吉，局长。
委托代理人袭祥国，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振宇，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再审申请人徐西彬、徐加奎、徐超因诉新泰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行终字第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西彬、徐加奎、徐超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两审判决书都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故意帮助被申请人回避了重要证据——“执法记录仪的录像”,且错误的采纳一方有重大异议的复制件（截图照片）作为证据。最能完整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是现场执法记录仪中的录像,有证据证明且在庭审中被申请人代理人也承认现场有执法记录仪录像,提供的现场照片也是从执法记录仪录像中截图后沖洗。被申请人在一审说录像被公安局领导封存，二审说录像丢失。庭审中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人出示执法记录仪，以还原执法现场的情形，但法庭置之不理。2、错误的釆纳被申请人在执法完成后单方调查的询问笔录，且被询问人也没有出庭质证。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3和15，是对王炳花和张传绪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是被申请人在知道申请人起诉后单方调查的。不能仅凭被申请人一方的询问笔录，就认定现场执法警察有两人以上。3、被申请人的19号证据“现场笔录”不是现场制作且无被传唤人或家属的签字。孙玉英逃跑中跌倒后，被王建奎等人强行架进警车的时间段，安向阳和张丰正不可能在执法现场。4、两审判决认为“轻微身体接触……该行为不足以使孙玉英人身自由受到暂时性限制，是普通的传唤行为”，这是明确的偏袒公安局一方。传唤证要求孙玉英9月1日11时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孙玉英只要在11时前到达派出所即可，至于如何去派出所，孙玉英有选择的权利。但是，王建奎和协警张涛、牛萌三人，在王建奎亮出工作证后即推拉孙玉英上警车，这实质上就是实施了强制措施。孙玉英逃跑过程中，王建奎和协警张涛、牛萌三人（一人开警车尾随）的追赶，也是强制措施的继续。（5）所谓“现场秩序混乱”和“情况紧急”更是无事实依据。从被申请人提供的截图复制件上看不出现场混乱的样子。如果是现场真的混乱，也是被申请人粗暴的违犯程序执法导致的。(6)一审法院和被申请人（公安局）串通弄虚作假。判决书第10页第4行：“经法院调查……审批时间应以系统自动生成的格式文书落款时间为准。”虽然二审判决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却对此不作评价，认为强制传唤后的补办手续问题不涉及受害人的权益。9月29日派出所还申请延长办案期限(见被申请人的证据3)，证据3证明了被申请人在诉讼中作假的事实，申请人有理由怀疑其提供的照片和现场笔录等都是在作假。只将录像中截图复制，只有复制品，无原件比照，复制品不能作为证据釆纳。被申请人拒不提供录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两审判决都适用法律错误。办理侮辱他人的行政违法案件，应当适用《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中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审查过程中，不得对有关人员和财产釆取强制性措施。对于不构成犯罪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要通过治安调解，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和纠纷；对于调解不成的，应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三条规定，切实加强对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执法监督。对于侮辱、诽谤案件，公安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同意后立案侦查；立案后需要釆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采取强制措施前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同意。根据这一条款的精神，作为刑事案件的侮辱罪嫌疑人，在釆取强制措施前也要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同意，何况是对违法行为轻微的治安案件的当事人。请省高级法院依法决定再审，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被申请人新泰市公安局提交意见称：一、关于“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据质证意见。书面传唤、强制传唤时我局有现场执法录像，且在办理刑事案件取证时对传唤过程进行了截图，该截图真实完整的反映了整个传唤过程，随着执法记录仪的使用，该录像被后期录像覆盖，我局在一审、二审应诉时均已说明该录像已被覆盖。二、关于“单方调查询问笔录、被询问人未出庭质证”证据质证意见。13、15号证据关于王炳花、张传绪的询问笔录形成时间均为2014年12月2日，是在办理徐加奎、徐超妨害公务案件时调查取证的证据，按照刑事诉讼法取证规则，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证人出庭的问题，为查明案情，原、被告双方均有权要求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时，原告方曾申请证人出庭，其中就包括张传绪，后开庭时，原告方自己称不需要证人出庭，我局认为两人陈述事实清楚，无必要申请证人出庭，故我局未申请。三、关于19号证据“现场笔录”质证意见。申请人在现场阻碍执法，民警全力控制局面，无法制作现场笔录，局面控制后，民警在翟镇前羊村金岭湖社区制作笔录，并由见证人签字。四、关于第一次传唤是否系强制传唤的质证意见。民警找到孙玉英后，向其出示了工作证、传唤证，并告知其因侮辱他人应到所接受询问，孙玉英拒不接受传唤，在现场边跑边喊“警察打人了”，民警怕引起误会，遂追赶并欲向其解释。该过程为正常的传唤证传唤程序。五、关于“现场秩序混乱”与“情况紧急”质证意见。由于孙玉英拒不接受正常传唤，申请人徐加奎、徐超在现场阻挠执法并煽动不明真相群众指责、围攻民警，致使现场秩序十分混乱，我局认为该现场情况即为“情况紧急”。六、关于“适用法律错误”质证意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结案方式无论调解还是处罚，都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我局对孙玉英书面传唤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程序，与《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规定不矛盾。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认为，人民警察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的法定职责。作为公民来讲，公民亦负有支持和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本案中，新泰市公安局翟镇派出所受理李德国报案后，2014年9月1日经该所所长赵文宪审批同意，制作了新公（翟）行传字[2014]00055号传唤证，以涉嫌公然侮辱他人为由，依法对孙玉英进行传唤，传唤其于2014年9月1日11时0分前到新泰市公安局翟镇派出所接受询问。2014年9月1日9时左右，民警王建奎与协警张涛、牛萌三人，传唤孙玉英到翟镇派出所接受询问，孙玉英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申请人徐超、徐加奎等人亦在现场阻挠被申请人执法，错误引导围观群众，导致现场秩序十分混乱。因此王建奎向所长赵文宪电话汇报现场情况，申请对孙玉英强制传唤。赵文宪批准后，被申请人对孙玉英实施强制传唤，因徐超、徐加奎等人堵住警车车门并推搡处警人员，阻挠强制传唤，被申请人对孙玉英的强制传唤未实施完成。被申请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上述事实。关于“执法记录仪录像”，被申请人答辩称由于执法记录仪的使用，该录像被后期录像覆盖。因被申请人一、二审及再审过程中未将上述证据提交法院，一、二审法院也未将其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本院对此不作评判。被申请人一审提交的6号证据，其上面的PCS编码显示的呈报时间为2014年12月19日，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在其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批准手续的规定，二审法院已经对此作出认定。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申请人主张适用的《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其规范情形亦不适用于本案。经审查，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认为两审判决都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西彬、徐加奎、徐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西彬、徐加奎、徐超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海燕
代理审判员 姜筱倩
代理审判员 付吉昌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