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9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燕，女，汉族，1973年10月5日出生，户籍住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纪军，男，汉族，1977年1月1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利，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女，汉族，1978年2月2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利，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欧阳勇平，男，汉族，1985年5月19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茶陵县。上诉人何晓燕与上诉人张纪军、杨红、原审第三人欧阳勇平因合同纠纷一案，双方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沙民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晓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付何晓燕27万欠款及违约金4.8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查清事实。1、我方质疑张纪军所称欧阳勇平在承诺书中陈述的情况。我方工作室是2012年5月才在张纪军的平台做业务，到8月平台即出现问题，10月平台销声匿迹，区区3万元的本金不可能在三四个月达到47万的利润。纵观国内外所有炒股的奇迹，也没有在三四个月内达到1567%之高的利润率，业界一般半年达到100%到200%的利润率已经堪称奇迹。所以张纪军所述严重违反业务常识，其称欧阳勇平占有50万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2、张纪军称返还14.1万元利润的30%，法院应该查实14.1万元这些账的时间。我方原来强调过，这14.1万元的时间在签订欠条的2013年2月19日之前，这些钱在签订欠条之前过账，充分可以证明这些钱是往来账项而不是退款。3、我方严重不认同张纪军所假称的已还款，并且和欧阳勇平达成和解协议，即可抵扣欠条的相应部分的观点。我方在一审法庭上不仅表示张纪军的是假证据，同时张纪军也没有让欧阳勇平也出庭作证，由欧阳勇平亲自承认放弃欠款。在上一次二审时我方当庭指出协议的签字不对，不是欧阳勇平的字。欧阳勇平作为何晓燕的员工，何晓燕要来账他们才可能有工资发，怎么可能会傻到自己放弃索要欠款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权利是归属在何晓燕的欠条内的。张纪军所述欧阳勇平主张放弃权利的意见严重违反了生活常识。二、一审判决避实就虚，主次矛盾不分。1、何晓燕提供的证据中最直接的就是欠条，同时一审也认可了欠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欠条和调解协议中，调解协议是补充说明，也就是欠条产生的原因。何晓燕要求张纪军支付欠款的依据是欠条，而不是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上出现欧阳勇平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部工资由于张纪军的诈骗行为导致我方工作瘫痪、薪金被拖延，让他们跟着何晓燕一起要账，是让他们好放心，表示何晓燕不会赖他们的工资。欧阳勇平是他们几个人的代表，是当时随机让欧阳勇平到深圳的（并不是非他不可）。第一次一审里案卷有记录，欠条签订时欧阳勇平不在场，只是因为他是助理，就用了他的名字。欧阳勇平本人并不占有50%份额里的一分钱。何晓燕是表述过欧阳勇平他们占大约50%的份额，但那是他们技术部几个人的工资之和，并不是归欧阳勇平一人。法院如果这样判决，很可能导致其他人利益受损，那就更加不公平，会让拖欠的工资真正变成永无工资，这正好与签订协议的最初意愿相违背。2、从案发到要账到打欠条，以及最后起诉、出庭的一系列的工作均由何晓燕一人所为，欧阳勇平自始至终都没管过这件事，他甚至连一张火车票的钱都不愿负担。由此即可以证明我方何晓燕是领导，我方与张纪军的交涉，均由何晓燕在做主。单凭张纪军给欧阳勇平划账了3万元，就想抵扣掉欠条的相应部分15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3、通过法院的查实我们在郑州市公安局报的案即可知道，我方给张纪军划账金额高达90万。即使张纪军按65万的协议金额退回我们本金，我方已经亏了25万。张纪军诈骗事实非常清楚，如果法院再按50%的比例判决，我方就亏损达到40万之巨。张纪军通过不正当手段绕过何晓燕撤了案，逃脱了刑事责任，已经匪夷所思，法律不能成为犯罪分子逃避犯罪责任的温床，成了游戏法律的乐园，让受害者蒙冤，让骗子逍遥，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4、关于重复给付的问题。即使张纪军给了欧阳勇平3万元，那么30万的欠款也还有27万可以履行。一审判决给付15万是不合适的，我方要求按照30万减去3万元的结果给付。张纪军、杨红针对何晓燕的上诉答辩称，坚持我方上诉意见。上诉人张纪军、杨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重新作出判决。2、本案一审及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双方业务往来的款项是否结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张纪军与何晓燕于2013年1月1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效。该调解协议签订地点为宝安沙井派出所，签订协议时欧阳勇平指控张纪军涉嫌刑事诈骗罪，而张纪军因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调查，人身自由受限，故迫于无奈签订调解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的达成，无论是签订时间、地点及签订背景均不利于张纪军，张纪军系迫于刑事犯罪的控告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之表示，该调解协议达成对张纪军均不公平，应认定为无效。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也不符合事实，双方仅仅确认应付款金额，而该金额的计算依据以及相应的交易凭证均无从佐证，无法确认双方实际往来的交易总数额以及尚未结算的数额。二、本案中双方业务往来的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张纪军就交易往来所有应付款项已经全部足额支付，依约支付了相应的交易款项给欧阳勇平，无需再支付任何款项。三、杨红对本案所涉交易往来事项并不知情，与其无关，且涉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不应将其列入诉讼主体，杨红不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何晓燕针对张纪军、杨红的上诉答辩称，张纪军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胁迫他签订调解协议，且张纪军签订调解协议当日就支付何晓燕现金10万元和6张支票，还提供其房本和车子，来表示履行调解协议的诚意。这些都是张纪军当时主动给我们的，这些都表明如果到时不将30万元结清，我们有权拍卖他的房子和车主，其当时态度非常好，完全认可调解协议。本案诉讼之前，我们多次到张纪军家和办公室要债，杨红完全知道本案债务情况，一审判决杨红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是正确的。原审第三人欧阳勇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审理，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何晓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张纪军支付原告欠款30万元；2、被告张纪军支付原告按日息1%自2013年4月1日计至2013年4月16日期间的违约金，共计4.8万元；3、被告杨红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张纪军签订了调解协议，约定因誉通达公司的业务经济纠纷引起的矛盾，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张纪军还何晓燕、欧阳勇平共计65万元，此经济纠纷终止；2、上述款项于2013年1月19日还款10万元，1月25日前再还25万元，逾期加收1%的日利息，剩余30万元于2013年3月31日前还清；3、何晓燕、欧阳勇平承诺张纪军在3月底65万元全部还清时，向郑州警方销案；4、以上事实经双方确认属实，双方共按指印；5、张纪军承诺，若逾期（2013.3.31号）65万元不能全部结清，何晓燕方有权拍卖张纪军房子与车子。同日，被告张纪军向原告支付了现金10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欠条，确认欠原告现金30万元，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前付清。1月23日，被告张纪军又支付了现金10万元以及支票六张（金额共计15万元），合计付款35万元。庭审中，原告确认调解协议中涉及的65万元系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同出资，其中50%属第三人所有。另查，被告张纪军提供了2013年2月20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该局办理的犯罪嫌疑人张纪军的欧阳勇平被诈骗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决定撤销此案。同年4月15日第三人向其出具的承诺书，第三人承诺在深圳沙井派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有50万元为其黄金货款及利润所得部分，其中3万元为本金，47万元为利润所得；只要张纪军退还3万元本金，并在一年内支付利润的30%部分（14.1万元），其撤销郑州案件、不参加与何晓燕对张纪军的任何纠纷、收到3万元本金与张纪军签订和解协议。同年4月19日，张纪军向第三人付款3万元的银行回单。同日，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因第三人终止委托张纪军购买黄金产品，张纪军返还第三人代购款3万元；张纪军与何晓燕于2013年1月1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与该协议书无关，第三人不参与张纪军与何晓燕之间的任何纠纷。以上证据，以证明被告张纪军履行了调解协议约定的全部债务。又查，被告张纪军、杨红于2001年5月15日登记结婚。原审法院认为，因业务纠纷，被告张纪军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确认应返还原告何晓燕、第三人欧阳勇平共计65万元，法院对此债权债务关系予以采信。被告张纪军提出其受原告胁迫签订了涉案调解协议并出具欠条，但没有证据证明；且被告张纪军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偿还了部分款项，因此对其提出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了被告张纪军向其出具的欠条，即被告张纪军根据上述调解协议尚未给付的款项；原告确认涉案调解协议约定的债权，由其与第三人各享有50%，但原告未提供第三人的授权委托书，且第三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或提出其主张，因此，法院仅对原告要求被告张纪军清偿欠条欠款30万元中的50%即15万元，予以支持。因原告确认涉案债权与第三人有关，而第三人未在调解协议中签名，被告张纪军存在重复履行债务的可能性，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张纪军按照调解协议约定计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张纪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原告主张的涉案债权有关，法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两被告于2001年5月15日登记结婚，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杨红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纪军、杨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何晓燕150000元；二、驳回原告何晓燕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20元，由原告负担3220元，被告张纪军、杨红共同承担3300元。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2014）深宝法沙民初字第1662号案件庭审中，法庭询问何晓燕调解协议中所述65万元包括哪些人的出资，何晓燕答出资的人只有两个，就是欧阳勇平和何晓燕，各占50%。本案二审针对何晓燕答辩中多次出现“我们”一词，法庭询问何晓燕“我们”是谁，何晓燕答是其和另外一个工作室的代表，但不是欧阳勇平。法庭询问为何何晓燕前其后陈述不一样，何晓燕称其工作室和另一工作室之间关系复杂，说不清楚。法庭询问为何调解协议载明其与欧阳勇平二人名字，之前庭审亦称欧阳勇平是本案款项出资人之一，何晓燕不予回答。此外，何晓燕称涉案30万元欠条有一部分是另外工作室的，如果何晓燕胜诉他们会来要分成，如果不能胜诉，拿不到钱，他们就不管了。本院认为，何晓燕提交调解协议和欠条主张张纪军因经济纠纷欠其款项30万元，双方确认该调解协议签订于宝安区沙井派出所，张纪军主张系被胁迫出具调解协议，但张纪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在调解协议签订后张纪军依照约定当日还款10万元，1月25日还款25万元，张纪军有关在公安机关询问调查期间签署调解协议即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故张纪军上诉称调解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调解协议和欠条为张纪军亲笔签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署的书面文件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故张纪军对其自认的调解协议、欠条所涉金额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依据调解协议内容，张纪军欠款65万元的债权人为何晓燕和欧阳勇平，该内容与何晓燕在庭审中称出资人为何晓燕与欧阳勇平二人，双方各占50%可以相互印证。虽然同日签署的欠条系张纪军向何晓燕出具，但欠条所涉款项与调解协议所涉款项为同一笔，且何晓燕于庭审中亦确认欠条款项有一部分为他人所有，故依据何晓燕的陈述，其无权要求张纪军支付欠条款项30万元，对于原审法院有关张纪军应清偿欠条50%即15万元给何晓燕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何晓燕称张纪军应支付其30万元的主张，与调解协议和自述相矛盾，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未支持何晓燕有关违约金的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张纪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何晓燕结清了欠条所涉款项，故张纪军所述业务往来款项全部结清，无须支付款项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杨红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张纪军、杨红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何晓燕、欧阳勇平和债务人张纪军已约定本案债务为张纪军个人债务，张纪军、杨红也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纪军、杨红主张杨红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均于法不符，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上诉人何晓燕和上诉人张纪军、杨红的上诉意见，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60元，由上诉人何晓燕承担3660元，上诉人张纪军、杨红承担3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雪  梅审判员 陈  云  峰审判员 陈  俊  松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