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102民初3921号
原告：李亚吉，女，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原告：李养英，女，196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钟山县。
原告：李水花，女，197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焜，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年，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被告：陶卯秀，女，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华刚，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贝学志，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与被告陶卯秀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缓一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许国悠担任法庭记录。原告李亚吉及三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罗以焜、李世年，被告陶卯秀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覃华刚、贝学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共同诉称：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母亲钟亚妹生前系黄田镇公和村二十组村民。1981年，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三原告与父亲李木高、母亲钟亚妹共5人在公和村共同承包了5亩水田、4亩旱地。多年来，三原告以耕种这些土地来维持生活。三姐妹分别于1984年、1986年、1988年结婚出嫁，但仍经常回家耕种土地。三原告在夫家均未分有承包地。三原告的母亲钟亚妹于1986年因病去世。1992年5月，被告的丈夫李以年（该名字系到公和村后才改的名字）带着被告及其三个子女共5人到公和村投靠原告的父亲李木高，组成家庭，但未迁户口。李以年于2001年病世。2003年12月2日，被告陶卯秀才以投靠亲戚的方式将户口迁到公和村二十组。三原告的父亲生前以自己独自生活为主，三个女儿也经常回家照顾，直到2012年父亲病世。老人去世时，三原告也均出了钱安葬老人。近年来，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三原告及父母原承包的土地被征收，部分土地征收补偿款已被被告领取。原告得知情况后，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原、被告因此发生争议。原告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三原告在夫家均未取得承包地，因此对原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承包地的征收补偿款，三原告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为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将政府补偿给原、被告的土地征收补偿款301052.47元及产业发展用地折算的补偿款173800元进行合理分割，原告应占3/4，被告占1/4。
三原告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黄田镇公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三原告父亲的墓碑碑文照片1张，证明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原告的父亲曾经收养一子取名李以年的事实。
2、被告陶卯秀家庭的户籍登记证明1份，证明被告系因投靠亲戚于2003年12月从广西平乐县阳安乡迁到黄田镇公和村平地二十组。
3、加盖有黄田镇公和村民委员会印章的《1981年分田到户》证明1份，公和村分田记录本复印的账页及缴纳公购粮的账页各1页，证明1981年分田到户时，三原告及父母共五人承包水田、旱地的面积。
4、公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原告三姐妹结婚出嫁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于1992年5月收养李以年为“准养子”，李以年及其妻子即被告陶卯秀和三个子女一起与原告的父亲李木高组成新家庭共同生活，李以年于2001年病逝。
5、证明3份，证明三原告在夫家农村均未承包土地的事实。
6、征收土地图表3份、土地补偿款签领表6份、公和村委会确认被告已领取白石冲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的证明1份、原告自行测算应取得产业发展用地折价款的《说明》一份，证明被告已领取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地补偿款30669.6元、领取白石冲集体土地补偿款21399.67元、领取站前路二期项目土地补偿款31385.6元，未领取的公和村集体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款217597.6元，以及按征地面积计算应分得产业发展用地折价款173800元的事实。
被告辩称：三原告出嫁后并没有以原有的承包地作为其生活来源，而是在其夫家从事生产劳动，其出嫁后也从未回过家耕种土地。李木高老人在其妻子去世、三个女儿出嫁后，于1992年与被告一家组成一个新家庭共同生活，相互依靠。李木高原来的房屋在1994年被洪水冲毁后，三原告也没有回来照顾过老人，每年最多也只回来1-2次探望老人，但也没有什么钱物给老人。2002年，被告的丈夫李以年因病去世后，被告继续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抚养三个子女的责任，而三原告均未予以帮助。李木高老人去世时，也是由被告负责埋葬，三原告各自只出了500元礼金，没有尽到子女应尽的责任。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李木高老人属于村里的“五保户”，村委会见被告一家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安置好老人的生活，因此就调整安排被告一家五口人承包了土地。因此，被告一家属于土地承包人。原告主张要求分割土地征收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为其辩解，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被告家庭成员的户籍证明1份，证明被告及三个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
2、平乐县安阳乡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被告一家于1986年离家外出到黄田公和村居住后，其承包的责任地已全部被村委会收回并分配给其他村民承包。
3、《黄田镇农业承包合同任务表》，证明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的丈夫李以年作为户主承包土地，包括被告及三个子女在内共5人承包水田4.5亩、旱地1.5亩。
4、《农业税负担监督手册》，证明被告一家承包土地需要缴纳的农业税及附加费。李以年去世后，由被告的儿子李水剑作为该户的户主。
5、粮油补贴的存折1本，证明实行农业税改革后，被告家庭每年获得政府发放的种子补贴的情况。
6、黄田镇公和村委会主任李某出具并加盖有村委会印章的《情况证明》1份，证实原告与李木高的情况、被告一家与李木高老人组成家庭后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李以年承包土地和赡养李木高老人的情况。
7、《供血浆证》1本，证明被告在丈夫李以年去世后，因生活困难，为抚养子女及赡养李木高老人，曾经靠卖血维持生活。
8、丧葬礼金账页1张，证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去世时，其三个女儿（包括女婿）分别只出了800元、200元和500元礼金及香纸蜡烛，其余的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9、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其代表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证明》内容属实，并且证明三原告出嫁后，李以年一家与李木高老人组成新家庭共同生活，李以年承担了赡养李木高老人的主要义务，并无虐待老人的情况。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无异议。对证据3，被告有异议，认为村委会出具的土地承包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承包土地登记簿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具备合法形式。对证据4，被告有异议，认为李以年与李木高组成家庭并非偶然的事情，而是经过双方慎重考虑后才作出的决定。对证据5，被告有异议，认为三原告在夫家是否承包土地应当由土地部门出具证明，而不是村委会证明。对证据6，被告对其中的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地补偿款30669.6元（二块地）、白石冲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21399.67元、站前路二期项目征地补偿款31385.6元已由被告领取无异议，对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款217597.6元尚未领取无异议，对原告自行计算的产业发展用地折价款173800元有异议，认为产业发展用地即可以折价补偿，也可以安置预留给个人，不同意按原告的计算方法要求被告补偿。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无异议。对证据2，原告有异议，认为有无承包土地应当由村民小组证明，不能由村委会证明。对证据3、4、5，原告无异议。对证据6村委会的《情况证明》，原告有异议，认为李以年和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其子女不能享有土地承包权。对证据7、8，原告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证据的分析和认证：
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登记簿复印的原始资料，具有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4证明李木高生育三个女儿的情况，以及与李以年一家组成新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内容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5证明三原告在夫家农村未参与土地承包，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6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予以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2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予以认定。证据6，内容与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作认定。证据8，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予以认定。证据9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与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基本一致，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系同胞三姐妹，与其父母李木高、钟亚妹参加了1981年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原告的母亲钟亚妹于1986年病逝。三原告分别于1984年、1986年、1988年结婚，婚后便将户口迁到夫家。三原告结婚出嫁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便独自一人生活，独自耕种家里承包的几亩土地，三个女儿只能是偶尔回家探望一下孤独的父亲。
被告陶卯秀的丈夫原名陶绍有，两人的原籍在广西平乐县。因两人系同姓结婚，被村里族人看不起并受到排斥，加上陶绍有的父母早已离世，夫妻俩便于1986年4月离开原籍，到黄田镇公和村附近的砖厂打工，长期在砖厂居住，并先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因被告夫妇及三个子女居无定所，并且有在公和村安家落户的意愿，经人介绍与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相识后，李木高决定认陶绍有做“儿子”，双方组成一个新家庭共同生活，相互照应。1992年5月，陶绍有带着妻子即被告陶卯秀及三个子女正式落户到李木高家，与李木高老人共同生活，村里的族人亦认同李木高收养陶绍有为“儿子”，并由族里的长辈为陶绍有改名为“李以年”，与李木高以父子相称，被告的三个子女也称呼李木高为爷爷。此后，被告陶卯秀夫妇便以李木高的家作为自己的家，继续在当地务工，同时承担了耕种李木高家庭承包的土地的责任，包括缴纳公粮和各种农业税费。而三原告结婚出嫁后，未回过公和村耕种家里承包的土地。
1994年，李木高家原有的泥砖瓦房被洪水冲毁后，李以年夫妇与李木高一起重建了三间泥砖瓦房，一家人在新房屋居住。
1995年，我国进行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黄田镇公和村委会认为李以年夫妇与李木高老人组成新家庭后，一家人生活和睦，李以年也履行了赡养李木高老人的责任和义务，承担缴纳公粮及各种农业税费的义务，而李木高老人也享受了村里“五保户”的待遇，因此在进行土地延包登记时，将原李木高家庭承包土地的户主名字变更为李以年，家庭承包土地的人口仍注明5人，李以年以自己的名义承包土地并依法缴纳公粮及各种农业税费。
自从被告一家到公和村落户后，其原籍的村委会便将其原来承包的土地收归集体，重新分配给其他村民耕种。
2002年农历4月，李以年因病去世。被告陶卯秀于2003年12月将自己的户口从平乐县阳安乡陶村迁到公和村二十组落户，同时也把其三个子女的户口也落户在公和村二十组，并继续在公和村承包土地，继续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义务。2012年6月，李木高老人因病去世，办理丧事的费用主要由被告承担。
2009年，八步区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用了被告陶卯秀、李木高家庭承包的1.1796亩土地，土地补偿款30669.6元由被告陶卯秀领取。2011年，黄田镇公和村位于白石冲（小地名）属于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按每户家庭原承包土地的旧人口人数及新增人口人数计算，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21399.67元。同年，被告被征收的土地还有站前路二期项目0.613亩，补偿款31385.6元（其中：土地补偿款30650元、青苗补偿735.6元）被告已领取。除上述之外，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征收被告的土地3.476亩，补偿款217597.6元（其中：土地补偿款210298元，青苗补偿7299.6元）因原、被告有争议，尚未领取。根据贺政发[2016]48号文件的规定，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被征土地，按被征面积10%的比例安置预留产业发展用地给被征地农民。如被征地农民要求不以预留产业发展用地的形式安置的，对该产业发展用地可按50万元/亩予以折价补偿。
另查明，被告陶卯秀现家庭户籍的人口为：陶卯秀及三个子女、一个儿媳（2014年结婚）、一个孙子（2015年8月出生）、一个外孙（2012年12月出生），共7口人。
本院认为，原告的父亲李木高因女儿嫁人、妻子去世后成了孤寡老人，在此情况下，老人为使自己的晚年能够有人在身边照顾，以整个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及其他财产为条件，认被告陶卯秀的丈夫陶绍有做“儿子”，与被告一家组成一个新家庭。陶绍有不但更改姓氏跟李木高姓“李”，双方以父子相称，而且陶绍有夫妇要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义务。虽然李木高与陶绍有之间不符合收养的法定条件，未办理收养手续，也未签订书面的遗赠扶养协议，但在双方组成的新家庭中，完全是以父子关系、祖孙关系相待。虽然被告陶卯秀是在其丈夫去世后才将户口迁到公和村，但其实际上从1992年起就跟随其丈夫一起投靠了李木高，并且在其丈夫李以年去世后，仍继续承担赡养李木高老人的责任，直至老人去世。被告夫妇二人虽然不是李木高的亲生子女，但却履行了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而不仅仅是遗赠抚养义务。1995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登记时，公和村委会将李木高家庭原承包土地的户主变更登记为李以年，证明村委会已经把李以年及其家人和李木高老人作为一个家庭对待。而三原告对村委会将承包土地家庭户的户主变更为李以年也未提出异议，证明三原告对李以年一家与李木高融为一个家庭这一事实的认可。因此，被告一家与李木高老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家庭关系的遗赠扶养关系，应按家庭关系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虽然农户系由家庭的各个成员组成，但土地承包系以家庭作为承包单位，并非个人承包，作为该农户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均有资格参与该家庭土地的承包经营。本案三原告的父亲李木高虽然已经去世，但被告一家已经成为李木高家庭的成员并且履行了赡养老人并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义务，因此有权参与属于该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在土地被征收后有权参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三原告原属于李木高家庭土地的承包者及家庭成员，结婚出嫁后在夫家均未分得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三原告对其原家庭承包的土地仍然享有经营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规定，三原告享有参与其家庭内部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但是，三原告虽然有权参与其原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但三原告因户籍已迁出公和村，已不再属于公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不属于公和村的村民，因此三原告对公和村白石冲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公和村产业发展用地的安置或者折价补偿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其仅能参与原家庭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青苗补偿费应当归实际经营者即被告获得。综上，被告已领取的黄田裕东种养场项目征地补偿款30669.6元、站前路二期项目征地补偿款30650元，合计61319.6元，应按被告及其三个子女、李木高、三原告等共8人分配，人均7664.9元，三原告应分得的补偿款应由被告予以返还。至于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尚未领取的征地补偿款210298元，应按被告现有家庭人口7人及三原告共10人分配，人均21029.8元。对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五条、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陶卯秀返还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征地补偿款每人各7664.9元，合计22994.7元；
二、被告陶卯秀家庭尚未领取的“公和村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款，其中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每人各自应分得21029.8元，其余的补偿款归被告陶卯秀及其家庭成员所有；
三、驳回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其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22元，减半收取421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亚吉、李养英、李水花共同负担3447元，被告陶卯秀负担764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未履行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预交上诉受理费，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缓一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许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