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作栋，男。
委托代理人：李祥，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知禄，男。
委托代理人：罗荣，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作栋与被上诉人黄知禄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永法民初字第01067号民事判决，吴作栋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作栋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祥、被上诉人黄知禄及其委托代理人罗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黄知禄原系重庆市永川区鑫伟机械加工厂（以下简称：鑫伟厂）私营企业业主。2010年6月3日，吴作栋与黄知禄签订《股权与资产转让协议》约定：1、黄知禄将其所有的鑫伟厂100%的股权与资产转让给吴作栋；2、股权与资产（含注册商标、用电保证金）转让总价为1600000元；3、双方同意以2010年6月1日为转让基准日。在该基准日之前的股东权利义务由黄知禄享有和承担，在该基准日后的股东权利义务由吴作栋享有和承担；4、在该协议签订生效之前，未结清的所有债务与收入、人员工资、费用、厂房租金、材料费、电费、税费、管理费等均由黄知禄承担并支付，自2010年6月1日起新发生的收入与费用由吴作栋承担。2010年6月19日，吴作栋与黄知禄分别在《黄知禄吴作栋应收账款交接清单》上签字。依该清单所载，鑫伟厂“5月底”在重庆都成荣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成公司）应收的款项为84824.90元、“6月”还应在都成公司增收款项27452.99元（合计112277.89元）。庭审中，原鑫伟厂的经办会计唐泽义向法庭提交《关于本人任鑫伟厂会计期间债权债务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一份，说明黄知禄于2010年6月将鑫伟厂转让给吴作栋，其财务数据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分离，其财务并未完全结束，分别设黄知禄、吴作栋两现金科目。2011年1月31日，黄知禄向吴作栋移交了会计报表及原始凭证。
2011年1月16日，都成公司质量部向鑫伟厂发出《工作联系通知单》称其公司遭遇较严重质量问题，质量问题产品主要集中在2010年1-3月，请鑫伟厂前往确认产品状态和数量，并商定处理方案。2011年4月13日，黄知禄作为鑫伟厂代表与都成公司达成《质量处理协议》约定鑫伟厂总计缺陷问题产品货款153936元，都成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剩余货款作为问题产品的损失赔偿。
另查明，2010年6月29日，鑫伟厂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科润公司汇款30000元，黄知禄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上签字确认“同意支付”。2010年8月4日，鑫伟厂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黄霞84000元，并注明用途系黄知禄还款黄霞。2010年10月18日，黄知禄向吴作栋出具便条一张，载明“吴总：鑫伟厂所欠我的余款10519.43元请转付给黄知明为感黄知禄2010.10.18”。2011年1月31日，吴作栋向黄知明支付10515元，黄知明向吴作栋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吴作栋现金壹万零伍佰壹拾伍元正（10515元）此条收款人：黄知明20011、1.31”。
同时查明，黄知禄曾于2011年12月27日起诉吴作栋、鑫伟厂等至永川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加工费，该院于2012年5月22日作出（2012）永法民初字第00545号民事判决书，后吴作栋、鑫伟厂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2）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28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2012）永法民初字第005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以下事实：1、《股权与资产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明确将2010年6月1日作为转让的基准日，基准日前的债权债务由黄知禄享有和承担，基准日后的债权债务由吴作栋享有和承担。2、《黄知禄吴作栋应收账款交接清单》应认为是双方为明确2010年5月、6月鑫伟加工厂的应收款情况，该部分债权应由黄知禄享有。
吴作栋一审诉称，其（乙方）与黄知禄（甲方）于2010年6月3日签订《股权与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重庆市永川区鑫伟金属机械加工厂（以下简称鑫伟厂）100%的股权及资产转让给乙方；双方均同意以2010年6月1日为本次股权与资产转让的基准日，在该基准日之前的股东权利义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转让价款为1600000元，若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在协议生效前未结清的所有债务与收入、人员工资、费用、厂房租金、材料费、电费、税费、管理费等均由甲方承担并支付，2010年6月1日起新发生的收入与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双方进行了财务及文件资料交接。2011年1月6日，都成公司质量部向鑫伟厂发出《工作联系通知单》称其公司遭遇严重质量问题，质量问题产品主要集中在2010年1-3月，请鑫伟厂前来确认产品状态和数量，并商定处理方案。2011年4月13日，黄知禄作为鑫伟厂代表与都成公司达成《质量处理协议》约定：鑫伟厂总计缺陷问题产品货款153936元，都成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剩余货款作为问题产品153936元的损失予以赔偿。吴作栋受让鑫伟厂后于2010年6月29日为黄知禄支付南京科润工业介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公司）货款30000元。2010年8月4日，吴作栋为黄知禄偿还黄霞现金84000元。2011年1月31日，吴作栋又为黄知禄支付黄知明工资10519.43元。此后，吴作栋多次找黄知禄催收垫付的款项未果，故起诉要求：1、黄知禄赔偿损失166177.54元（153936元-112277.89元＋30000元＋84000元＋10519.43元）；2、黄知禄支付违约金200000元，合计366177.54元。
黄知禄一审辩称，请求驳回吴作栋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有：1、吴作栋接手后一直与都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且黄知禄在转让鑫伟厂时向吴作栋支付的款项中已包含了该笔费用；2、科润公司和黄霞的款项系用黄知禄应收的加工费支付的，且吴作栋起诉已经过诉讼时效；3、其对吴作栋支付黄知明工资一事不清楚；4、其不存在违约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166177.54元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代黄知禄履行了本应由黄知禄履行的义务。对吴作栋主张的四笔款项该院分别评判如下：1、关于都成公司的货款41658.11元。吴作栋要求黄知禄支付41658.11元是基于《黄知禄吴作栋应收账款交接清单》上都成公司应向鑫伟厂支付货款112277.89元，而根据《质量处理协议》的约定，鑫伟厂总计缺陷问题产品货款153936元，都成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剩余货款作为问题产品153936元的损失予以赔偿，鑫伟厂实际损失为41658.11元（153936元-112277.89元），但根据《股权与资产转让协议》及《黄知禄吴作栋应收账款交接清单》可以确认，都成公司应向鑫伟厂支付的货款112277.89元应由黄知禄享有，且鑫伟厂的问题产品货款153936元已与都成公司应支付的货款进行了品跌，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41658.11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该院不予支持。2、关于科润公司的货款30000元。吴作栋举示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以证明其代黄知禄向科润公司支付了货款30000元，但该凭证上却注明“同意支付黄知禄”，结合唐泽义的《说明》，吴作栋和黄知禄的财务数据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分离，根据一般商业习惯和常理，若此款由吴作栋通过鑫伟厂支付，理应由吴作栋签字确认，但该笔款项却由黄知禄签字确认支付，显然不符合常理，加之根据吴作栋举示的鑫伟厂2010年明细分类账中吴作栋的现金日记账上并无此款的记录，故仅凭吴作栋举示的电汇凭证不足以认定吴作栋代黄知禄向科润公司支付了该款，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30000元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基础，该院不予支持。3、关于支付黄霞的84000元。从吴作栋举示的鑫伟厂2010年明细分类账可以看出，2010年8月黄知禄的现金日记账上有取款84000元的记录，而吴作栋的现金日记账并无此款的记录，且该现金日记账与鑫伟厂的记账凭证一致，结合唐泽义的《说明》可以推定此款系黄知禄通过鑫伟厂向黄霞支付，吴作栋仅举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不足以证明吴作栋代黄知禄支付了此款，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84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亦不予支持。4、关于支付黄知明的10519.43元。从吴作栋举示的便条中可以看出，黄知禄要求吴作栋向黄知明转为支付的款项系从鑫伟厂所欠黄知禄的余款中支付，吴作栋对此未提出异议，并向黄知明支付了10515元，由此可以推定吴作栋认可鑫伟厂尚欠黄知禄余款，并从余款中支付了黄知明10515元，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其损失10519元亦缺乏事实基础，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166177.54元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同时，由于吴作栋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黄知禄存在违约行为，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支付违约金2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作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90元，由吴作栋负担。
吴作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3）永法民初字第0106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吴作栋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吴作栋一审只提交了一份鑫伟厂的明细分类账中的第43页作为证据，未全部提交，一审法官在核对证据后强行扣留，也未在庭审中核对，在一审判决却以吴作栋的整个现金日记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将整个账目复印并装订在卷宗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这部分证据未经庭审质证辩认核对，不应采信。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无因果关系。关于都成公司的货款41658.11元的问题，黄知禄的产品货款153936元与都成公司应支付货款112277.89元之间存在差价41658.11元，这是由于黄知禄转让鑫伟厂前出现的质量问题产品，导致吴作栋应向都成公司应收的款项41658.11元而未收到，给吴作栋造成损失，应由黄知禄赔偿。关于科润公司的货款30000元的问题，双方的财务于2010年6月1日分离，那么2010年6月29日支付的3万元应认定属鑫伟厂代黄知禄支付，黄知禄签字只是支付的程序。关于黄霞的84000元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了该款是通过鑫伟厂支付，但在该款认定上仅凭推断来认定黄知禄通过鑫伟厂支付，没有证据证明是黄知禄的钱通过鑫伟厂支付。关于黄知明的10519.43元，一审判决以推断认定，而不是以证据为凭。
黄知禄答辩称，吴作栋没有将整本账目提交质证，但我方要求对方提交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我方提交了载有会计账目的光盘作为证据。黄知禄对于2010年6月1日基准日之前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了处理，没有向都成公司全额赔偿质量损失，也没有处置吴作栋的权利，吴作栋认为损害了其应收账款，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科润公司的30000元、黄霞的84000元以及黄知明的10519.43元，从帐目中可以看出是从黄知禄的应收账款中支付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吴作栋提供了都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都成公司与鑫伟厂黄知禄于2011年4月13日达成质量处理协议，该质量事故共导致损失153936元，都成公司支付鑫伟厂2万元，剩余损失133936元全部已由都成公司应支付鑫伟厂剩余款扣除。
黄知禄认为该证明系开庭后补写，对证明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
二审中，吴作栋认为都成公司抵扣的剩余货款为鑫伟厂当时的应收货款为147832.9元，其中黄知禄的应收货款为62277.89元，吴作栋的应收货款为85555.01元。
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6月19日，黄知禄与吴作栋签字确认了“黄知禄、吴作栋应收帐款交接清单”，该清单记载属于黄知禄的鑫伟厂对都成公司应收的款项为112277.89元。2010年5月23日，都成公司转帐给付鑫伟厂5万元，2010年6月30日，鑫伟厂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载黄知禄应收都成公司的应收账款为62277.89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吴作栋与黄知禄于2010年6月3日签订了《股权与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以2010年6月1日为转让基准日，在该基准日之前的股东权利义务由黄知禄享有和承担，在该基准日后的股东权利义务由吴作栋享有和承担。2010年6月19日，吴作栋与黄知禄在《黄知禄吴作栋应收账款交接清单》上签字，交接清单明确了黄知禄享有的鑫伟厂应由账款为1055238.46元。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双方约定的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
2011年4月13日，黄知禄代表鑫伟厂与都成公司达成《质量处理协议》，对于质量问题予以了确认，都成公司支付货款20000元，鑫伟厂剩余货款作为以上问题产品的损失赔偿。由于《质量处理协议》中对于剩余货款的范围与数额均未予以明确，吴作栋认为都成公司用于抵扣损失的应付货款中，包含了2010年6月1日之后鑫伟厂对都成公司产生的货款，即剩余货款超过了62277.89元，吴作栋应当对超过的这部分数额承担举证责任。二审中，本院向吴作栋释明应由其举证责任，吴作栋举示了都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未能证明用于抵扣损失的剩余货款的具体金额，其次，该证明载明质量事故共导致损失153936元，都成公司支付鑫伟厂2万元，剩余损失为133936元。因此，吴作栋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鑫伟厂于2010年6月1日之后对都成公司供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因黄知禄的行为而被都成公司抵扣，吴作栋请求黄知禄赔偿其该部分损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科润公司的货款30000元。吴作栋举示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电汇凭证以证明其代黄知禄向科润公司支付了货款30000元，但该凭证上却注明“同意支付黄知禄”，结合唐泽义的《说明》，吴作栋和黄知禄的财务数据从2010年6月1日开始分离，根据一般商业习惯和常理，若此款由吴作栋通过鑫伟厂支付，理应由吴作栋签字确认，但该笔款项却由黄知禄签字确认支付，显然不符合常理，加之根据吴作栋举示的鑫伟厂2010年明细分类账中吴作栋的现金日记账上并无此款的记录，故仅凭吴作栋举示的电汇凭证不足以认定吴作栋代黄知禄向科润公司支付了该款，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30000元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基础。
关于支付黄霞的84000元。从吴作栋举示的鑫伟厂2010年明细分类账可以看出，2010年8月黄知禄的现金日记账上有取款84000元的记录，而吴作栋的现金日记账并无此款的记录，且该现金日记账与鑫伟厂的记账凭证一致，结合唐泽义的《说明》可以推定此款系黄知禄通过鑫伟厂向黄霞支付，吴作栋仅举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不足以证明吴作栋代黄知禄支付了此款，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损失84000元的请求不能成立。
关于支付黄知明的10519.43元。从吴作栋举示的便条中可以看出，黄知禄要求吴作栋向黄知明转为支付的款项系从鑫伟厂所欠黄知禄的余款中支付，吴作栋对此未提出异议，并向黄知明支付了10515元，由此可以推定吴作栋认可鑫伟厂尚欠黄知禄余款，并从余款中向黄知明支付了10515元，故吴作栋要求黄知禄赔偿其损失10519元亦缺乏事实基础。吴作栋要求黄知禄支付违约金20万元的请求亦依据不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吴作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790元，由吴作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审 判 员 徐晓瑮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程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