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5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381号。
法定代表人罗为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孚兵，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元兴，男，1960年6月2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邓大新，江苏江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富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元兴（南京华友钢管扣件租赁站业主）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5）六商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州富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孚兵、被上诉人何元兴的委托代理人邓大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元兴一审诉称：广州富利公司因承建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平山北路的保利海上五月花项目一期工程的需要，于2011年5月1日与何元兴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约定由何元兴向广州富利公司出租钢管和扣件等设备，租期自2011年4月26日至2012年5月26日。何元兴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租赁物，但广州富利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经何元兴多次催要，仍欠付部分租金且有部分租赁物未还。何元兴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广州富利公司给付租金、逾期利息、装卸费、扣件清理费及返还租赁物或折价赔偿。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2）六商初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初540号案），广州富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17日作出（2013）宁商终字第111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终1117号案），裁定撤销初540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在终1117号案审理期间，广州富利公司归还何元兴部分钢管、扣件。故何元兴请求判令广州富利公司：1、给付租金2565255.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返还钢管53139.3米、扣件55730只、套管1931只、顶丝680只，或赔偿损失1004751.98元；3、给付装卸费、扣件清理费78746.8元；4、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中，何元兴在初540号案已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补充提交部分租赁物出库单，并述称其租给广州富利公司的租赁物，系由三家单位分别以各自名义共同提供，但租赁合同系仅以何元兴一家的名义签订。三家单位分别是何元兴开设的南京华友钢管扣件租赁站（以下简称南京华友租赁站）、上海保合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保合公司）和连云港市国际商城中发钢管租赁部（以下简称连云港中发租赁部）。后为了便于结算，何元兴拟将全部出库单统一修改到南京华友租赁站名下，并实际进行了部分修改。目前出库单的情况为：1、原南京华友租赁站的出库单未修改，单据原件现在540号案卷宗（二）第62-79页、卷宗（三）第1-17页。2、原上海保合公司出库单全部修改至南京华友租赁站名下，修改后的单据在540号案卷宗（二）第31-61页，原始单据提交至原审法院。该部分单据的修改前后记载事项一致，仅将抬头单位由上海保合公司改成南京华友租赁站。3、原连云港中发租赁部出库单中，部分改至南京华友租赁站名下，部分未予修改。在540号案卷宗（二）第11-25页中，编号为4918、4920、4919、557、556、558、564、559、560、561、567、562、2599、2597、2600、2598、2595的出库单为修改后的单据，该部分单据的形成时间也做了修改，与原始单据时间不一致，但数额能与对账联内容印证，原始单据已交广州富利公司。编号为580、572、570、571、563、568、569、565、566、573、574、581、2567的出库单未修改，是原始单据，但其中有3张单据上徐友爱的签名系事后补签。
广州富利公司一审辩称：1、何元兴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广州富利公司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广州富利公司是经何元兴介绍才认识徐友爱并将工地上的脚手架工程承包给徐友爱的，因此何元兴对徐友爱系案涉租赁物实际承租人的情况是知晓的。2、编号为563（2011年5月26日）、564（2011年5月20日）、567（2011年5月22日）的出库单的编号排序与形成时间矛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3、初540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广州富利公司又归还部分钢管、扣件，计算损失时，应予扣减。4、初540号案被发回重审非系广州富利公司的原因所致，因此何元兴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从重审立案之日即2014年1月23日开始起算。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日，广州富利公司在承建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平山北路的保利海上五月花一期工程时，与何元兴签订了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约定由何元兴向广州富利公司出租钢管和扣件等设备。租期为自2011年4月26日起至2012年5月26日止。租金收取方式为钢管每米0.012元／天，扣件每只0.007元／天，顶丝每根0.04元／天，山型卡每只0.003元／天。租金每两个月结算一次，如延长支付，承租方按以上所订租金递增30%等。合同约定了按钢管每吨计量260米（按市价计价）、扣件每只市场价6.5元、套管每只10元、顶丝每只15元、山型卡每只1.5元的标准，由承租方向出租方提供押金等内容。合同还约定了“提货时承租方委托徐友爱或段云魁或徐团结，办理租用手续……”，“出租方提供工人装、卸车，承租方应付出租方装、卸费用，装、卸费用每吨各为10元计算”和“租赁物归还后，承租方在十日内到出租方核对账目，结清余款，否则，以出租方结账为准，欠款部分的租金按日千分之三偿付违约金”、“租赁期间，承租方对租赁物要妥善保管…扣件清理上油费0.2元／只”、以及“扣件包装口袋每只0.5元”等条款。此外，在该合同的尾部，南京华友租赁站、广州富利公司均加盖了本单位的印章，承租方经办人处有黄平、黎福、徐友爱均签名。
何元兴于2011年4月26日向广州富利公司提供了钢管、扣件、套、顶丝等租赁物，并先后收305180元、350000元两笔租金等费用。截至2012年12月31日，广州富利公司尚欠租金2565255.07元，装车费、卸车费、扣件清理费等合计78746.8元，另有钢管57708.2米、扣件57759只、套管1931只、顶丝680只未归还。
原审法院另查明，钢管赔偿标准为14.6元／米。初540号案判决作出后至该案二审期间，何元兴收到广州富利公司归还的钢管4568.9米、扣件2029只。
原审法院认为，何元兴与广州富利公司所签订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故认定为有效合同。关于广州富利公司主张实际承租人为徐友爱个人，广州富利公司不是合同一方主体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加盖有广州富利公司印章，徐友爱在合同上的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广州富利公司的该项抗辩不成立。租赁合同对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及计算方式及进行了约定，广州富利公司以初540号案被发回重审非其所致为由要求损失应从案件重审立案之日的2014年1月23日开始起算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期间，何元兴主动对违约金进行调减，即将违约金计算方法调整为自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对于编号为563、564、567的出库单，何元兴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广州富利公司的合理质疑，并表示放弃对应的主张，原审法院在事实查明中予以扣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广州富利公司尚欠何元兴租金2565255.07元，装车费、卸车费扣件清理费78746.8元，尚有钢管53139.3米、扣件55730只、套管1931只、顶丝680只未归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认定未还租赁物如不归还，应按合同等约定赔偿损失1004751.98元（赔偿标准为钢管14.6元／米、扣件6.5元／只、顶丝15元／只、套管10元／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二十二条、二百二十六条、二百三十五条、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广州富利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何元兴租金2565255.07元，并偿付利息损失（自2013年1月1日起，以2565255.0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广州富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何元兴装车费、卸车费、扣件清理上油费用78746.8元。三、广州富利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何元兴钢管53139.3米、扣件55730只、套管1931只、顶丝680只，或赔偿因不能返还造成的损失共计1004751.98元。案件受理费36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000元，由广州富利公司负担。
宣判后，广州富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元兴原审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为：1、广州富利公司非系案涉租赁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租赁合同签订前，何元兴与徐友爱已存在租赁关系，何元兴对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人是徐友爱而非广州富利公司的事实是知晓的。并且合同的签订及租赁物的接收、归还、租金支付等合同履行事务，均系徐友爱本人或其委托他人办理，广州富利公司均未参与，故广州富利公司不应承担合同责任。2、何元兴与徐友爱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何元兴出于诉讼的需要，对出库单进行修改，徐友爱则配合在修改后的单据上签名，属于恶意串通。广州富利公司确认相关出库单修改前后在时间、数量上与结算清单能够印证，并不代表已认可出库单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据此裁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初540号案被发回重审非因广州富利公司的责任，由此所致损失不应由广州富利公司承担，故即便广州富利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违约金损失亦应从重审立案之日起算，而非2013年1月1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判，支持广州富利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广州富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工作人员蒋海峰分别与徐友爱之弟徐兵2015年5月18日通话、与徐友爱2015年5月21日通话的两份电话录音，拟证明徐友爱于2011年四至五月份期间向何元兴交付押金90万元，在本案计算租金时应予抵扣。
被上诉人何元兴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友爱能够代表广州富利公司，其所签结算单据合法有效。本案诉讼历时数年，给何元兴造成了严重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何元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于广州富利公司提供的两份电话录音，何元兴认为，该两份电话录音系偷录，不认可其合法性。因无法确认通话双方的身份，且通话质量较差，内容不清，对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案历时经年，广州富利公司现在提出证据，不合常理，而其陈述的通话双方不是广州富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是案外人，与何元兴无关，对该两份通话录音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该两份通话录音为广州富利公司在庭审期间提供，庭审中通过录制录音的手机进行了现场播放，录音音量较小，通话质量较差，通话内容不清晰。根据广州富利公司庭后整理的书面录音记录，2015年5月18日通话的双方为蒋海峰和徐兵，同年5月21日通话的双方为蒋海峰和徐友爱，广州富利公司陈述，蒋海峰为其工作人员，徐兵为徐友爱之弟。两次通话中，均无何元兴或案涉租赁关系中出租方的人员参与，且通话内容指代不明、含混不清，不能确定通话内容与本案讼争事实之间有所关联，故对此两份电话录音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
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元兴与广州富利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广州富利公司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印章并指定徐友爱等三人作为履行合同的具体经办人员，徐友爱履约的行为对广州富利公司有约束力。广州富利公主张徐友爱是案涉租赁关系的实际承租人，广州富利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责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何元兴修改部分出库单的事实，何元兴并不否认，在一审中对修改出库单的详细情况和理由已进行了说明，并述称修改的出库单前后内容一致并且与能够代表广州富利公司的徐友爱签字确认的结算清单形成印证，对此广州富利公司也表示认可。原审法院结合修改前后的出库单、结算清单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对与出库单相对应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案涉租赁合同对违约情形下违约金的起算时间、计算标准均有明确约定，一审中，何元兴自行调减违约金，将违约金起算日期推后至2013年1月1日，属于私法中的权利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于广州富利公司并无不利，应予认可。广州富利公司以初540号案被本院发回重审非其所致为由，主张违约金起算时间应为重审立案之日的2014年1月23日，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以上，广州富利公司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0元，由广州富利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毕宣红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
附本文书所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
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