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民终字第16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
委托代理人：周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甲。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炘。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白福阳。
上诉人张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温龙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张某与王某于2013年底经人介绍认识，2014年1月11日订婚。订婚当天，张某给付王某菲恩海特牌西装、衬衫、大衣各一件，菲恩海特牌裤子、领带、皮带各一条，ck牌棉毛衫一套、袜子三双，耐克牌运动鞋一双，阿迪达斯牌运动鞋一双，左天奴牌皮鞋一双，男款黑色lv牌包一只（购置价18900元）。××××年××月××日，张某的母亲陈某乙向王某的母亲陈某甲汇款400000元。张某与王某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张某与王某订婚后双方偶尔共同生活，但期间双方发生过多次纠纷，一度谈及解除婚约。××××年××月1日双方一起外出游玩。5月2日晚双方再次发生纠纷，王某将张某手机拿走，至5月7日才返还。原先双方约定于××××年××月9日举行婚礼，但在××××年××月××日上述400000元支付时，双方尚未拍婚纱照、发请帖及预备婚宴，之后婚礼未如期举行。在一审庭审后，王某确认张某送的lv牌包是好的，但角上有些小刮擦。
张某于2014年6月30日诉至原审法院，称：张某与王某于2013年底经人介绍认识，于2014年1月11日订婚。期间，双方家庭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但王某却总因各种生活琐事与张某争吵，为了能促成该段婚约，张某一直予以忍让。××××年××月××日，张某的母亲陈某乙向王某给付了嫁妆款400000元，该款汇入王某母亲陈某甲的账户，但之后，王某却没有与张某缔结婚姻，反而解除了婚约。为此，张某多次找王某协商要求其返还嫁妆款，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故请求判令：一、王某返还嫁妆款400000元。二、陈某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张某以婚约期间按习俗为王某购置财物，但之后双方并未缔结婚姻为由，增加第三项诉讼请求：王某向张某折现返还价值43760元的财物（菲恩海特牌西装一套5980元、衬衫一件260元、大衣一件7880元、裤子一条3860元，菲恩海特牌领带、皮带各一条共价值600元，ck牌棉毛衫一套900元、袜子三双120元，耐克牌运动鞋一双780元，阿迪达斯牌运动鞋一双880元，左天奴牌皮鞋一双3600元，lv牌包一只18900元，总计43760元）。
王某、陈某甲在原审共同辩称：张某的母亲陈某乙于××××年××月××日汇给陈某甲的400000元系张某解除婚约的经济补偿金，而不是嫁妆款。张某与王某经媒人介绍认识，于2014年1月11日订婚，但订婚前后张某多次对王某进行欺骗及言语嘲讽。在王某发现张某上下班都有一男子接送后，张某一直以各种谎言搪塞，并多次羞辱王某及其家人，提出退还首饰财物、解除婚约等，王某一直忍让并多次尝试挽回双方关系。××××年××月2日晚，王某在张某家中要求其解释其与该男子的关系时，张某打电话给其母亲提出解除婚约，并让王某离开其住处。后张某将手机交至王某手中，由王某与其母亲进行通话。在张某母亲的规劝下，王某表示暂时离去，但在挂断电话时，看到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知道其出轨的事实，就拿走手机查阅，发现张某与名叫章某某的男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第二天，张某母亲由广州急忙赶回家中，自知理亏，怕女儿出轨的事传扬出去，就在当天中午11时左右，约陈某甲在永中街道中大锦园“大人家”见面，协商解除子女婚约事宜。陈某甲提出女方应返还男方订婚时的费用合计408089.80元。陈某乙核对好陈某甲给出的订婚费用清单后，于当日中午12时左右将400000元汇至陈某甲账户。××××年××月7日王某也将张某手机交给张某弟弟归还，双方的婚约自行解除。因此，该400000元系张某解除婚约的补偿金，而不是嫁妆款。张某增加的诉讼请求所涉的衣、裤、皮带、鞋、包（其中的lv包是男款黑色的）等物品系订婚当天按风俗习惯女方赠送给男方的礼品，但现因张某出轨并要求解除婚约，故其无权要求王某归还上述物品。
原判认为，本案属于婚约财产纠纷。××××年××月××日张某的母亲陈某乙向陈某甲汇款400000元的事实清楚。张某主张上述400000元系其嫁妆。王某主张上述400000元系张某支付的婚约解除的补（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张某主张上述400000元系其嫁妆，其有责任对其主张的款项性质提供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400000元款项的嫁妆性质。虽张某与王某之间曾存在婚约，但订婚后双方多次发生纠纷，最终未能按约定的日期举行结婚仪式，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无法排除双方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或王某主张的解除婚姻补（赔）偿款的可能，无法当然认定该款就是嫁妆，故对张某该主张不予确认，相应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张某在订婚期间给付王某菲恩海特牌西装、衬衫、大衣各一件，菲恩海特牌裤子、领带、皮带各一条，ck牌棉毛衫一套、袜子三双，耐克牌运动鞋一双，阿迪达斯牌运动鞋一双，左天奴牌皮鞋一双，男款黑色lv牌包一只的事实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确定婚约关系过程中，一方以结婚目的，按当地习俗给付对方的财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担保给付方履行婚约的作用。上述张某给付王某的男款黑色lv牌包是张某以结婚为目的，在双方订婚期间给付的奢侈品，具备上述彩礼的特征，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彩礼。现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该男款黑色lv牌包王某应予返还。因张某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包的状况，故确认王某所陈述的现状。至于张某要求王某折成现金归还，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余的衣物、鞋、皮带等，属于双方交往过程中礼尚往来的一般性财物，不具备担保婚约履行的性质，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彩礼，故张某诉请返还，不予支持。王某辩称双方婚约于××××年××月××日解除且张某的母亲已为此支付400000元的解约补（赔）偿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相应事实不予确认。综上，张某相应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某男款黑色lv包一只（除边角上有小刮擦，物品完好）。二、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956元，减半收取3978元，由张某负担3809元，由王某负担169元。
宣判后，张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张某与王某于2013年底通过媒人介绍认识，在此之前，张某并不认识王某，双方家庭也是因子女谈婚论嫁才开始有所接触。张某与王某、陈某甲之间不可能存在其他任何经济往来。王某在一审也明确承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按照温州地区的风俗习惯，男方要给付彩礼，女方要陪嫁妆。彩礼和嫁妆的给付都是两个家庭出于结成亲缘的美好愿望，因此在给付时一般不会有外人参与其中，媒人不一定会介入，更不会出现打收条、留录音等行为。因此，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对方不能证明其是合法占有涉案财物的，就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本案中，张某在婚约期间依照习俗向王某支付了400000元款项，并为其购置了结婚之用的相关衣物等财物，均属于按照风俗习惯给付的嫁妆，即法律意义上的彩礼。王某称该笔款项是解除婚姻的赔偿款，但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解约赔偿款的陈述与本案事实及温州风俗习惯均不符，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张某与王某已解除婚约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及公平原则，王某应当返还张某在婚约期间给付的嫁妆款。原审法院对该款项的性质不作仔细审查，无视本案系因婚约引发的财产纠纷，以一般财产案件对待，变相加重张某的举证责任，判决错误。二、王某称该400000元款项系张某因有第三者，为弥补王某的损失而给付的解除婚约赔偿款，与事实不符。张某一方一直积极履行婚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仅为王某置办的衣饰就价值43760元，张某母亲于××××年××月××日支付的400000元，也是基于双方结婚的目的而准备的嫁妆款。张某根本没有第三者，从始至终都是王某的无端猜测。因此，该400000元根本不是所谓的赔偿款。而事实上，本案双方婚姻无法缔结的过错在于王某，王某不愿意娶张某，无端猜测张某有所谓的第三者，侵犯张某名誉，无故解除婚约，给张某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真正的过错方、毁约方系王某，如果确需赔偿，也应由王某赔偿张某。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某、陈某甲共同答辩称：一、张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母亲向陈某甲给付的400000元款项系嫁妆款，若是嫁妆款，双方两位媒人应当清楚，但相反两位媒人在一审出庭时均表示不清楚，反而证实双方订婚后关系不合，甚至曾经协商解除婚姻。××××年××月2日晚上，张某与王某曾经发生激烈争吵，当时张某的母亲也十分清楚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其于次日一大早从广州回温支付了400000元，支付款项后赶回广州，之后两家再无任何往来。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该款项不可能是嫁妆款，而是张某基于过错补偿给王某的费用。一审举证分配正确。二、王某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张某具有过错。张某与章某某的通信记录可以反映出其在订婚后仍与该男子保持不正当往来。从张某与王某的通信记录中可以反映出是张某不愿意嫁给王某。××××年××月2日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时，王某发现了张某手机里的聊天内容并拿走了手机，张某母亲为不让手机内容泄露而与男方家长商量退婚，并按照龙湾永强一带风俗习惯补偿男方因订婚支出的费用开销，因此本案事实可以证明婚约解除的过错完全在张某。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
二审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某诉称其母亲于××××年××月××日向陈某甲支付的400000元系嫁妆款，为证明该主张其在一审期间提供了银行凭证及证人陈某乙、郑某的证言。银行凭证系案外人陈星慧2014年1月6日现金取款的记录，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张某于订婚时准备了400000元的嫁妆款；证人陈某乙系张某的母亲，亦系该400000元的汇款人，其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人郑某系张某母亲的朋友，是代表女方的介绍人，根据其在庭审过程中有关“我知道有车，钱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张某母亲打款给王某母亲400000元，没有和我说”等陈述内容，可证明郑某对该400000元款项的情况并不知晓。而其有关“后来有一天跟我说了，我问了一下，男方母亲说是退婚钱”、“5月3日当天陈某乙没有和我说，在上次开庭前的十来天，她说给他打了四十来万，说是嫁妆”等陈述，系双方母亲各自对郑某的陈述，并不能证明该400000元款项的性质。综上，张某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母亲支付陈某甲的400000元款项属于其支付的嫁妆款。另外，郑某证明双方曾于2014年4月份左右到其家中协商退婚事宜，男方要求退婚并要求退钱。该事实证明双方在2014年4月份即已经有解约的意向。现张某无法对双方于××××年××月2日晚上发生激烈争吵后，5月3日为何给付400000元款项以及双方原定于××××年××月结婚，在其他结婚筹备事宜均未准备的情况下为何仅单独支付嫁妆款等问题未作出合理解释。在此种情况下，原审对于其以嫁妆款为由要求返还该400000元款项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张某主张的其不具有过错的问题，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系一方因婚约解除而向另一方索还彩礼而产生的财产纠纷，至于婚约为何解除以及是否因一方有过错而导致婚约解除等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张某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7956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萌
审 判 员 王 蕾
代理审判员 黄百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戚彬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