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20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晓杭，男，汉族，1960年10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秀菊，女，土家族，1971年2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建始县，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时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汤伟，男，汉族，1983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龙石苟，广东科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勇，广东科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杭联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大坦沙岛珠江大桥北珠岛花园16幢3梯806房，注册号440103000072912。
负责人：徐晓杭。
上诉人徐晓杭、曾秀菊因与被上诉人汤伟，原审被告广州杭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4746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汤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晓杭、曾秀菊、杭联公司归还借款23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晓杭、曾秀菊、杭联公司承担。
曾秀菊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汤伟向曾秀菊返还180000元；2.汤伟自2014年9月1日起承担利息至还清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汤伟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2011年至2014年期间，汤伟与曾秀菊之间存在持续多笔的款项往来。上述事实，有汤伟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为证。
诉讼中，汤伟本人陈述：汤伟与徐晓杭、曾秀菊是邻居，徐晓杭是汤伟老乡，双方认识很久、合作多年。通常徐晓杭、曾秀菊需要借款，便通知汤伟，汤伟会帮其筹钱或由汤伟自己提供，一般都是半年以内的短期借款，款项到齐后会当场撕毁借条。案涉410000元借款，是多年以来累积的。借条是徐晓杭在2014年3月20日亲笔书写的，在410000元中的1万元是徐晓杭称过年需要资金，在当年农历新年期间所借，承诺在7天内还款，后一直没有还款。另外40万元是曾秀菊向汤伟所借，当时汤伟曾要求徐晓杭、曾秀菊共同书写借条，但徐晓杭称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公章，没有问题。还款计划书是因为被告在出具借条后，一直没有还款，且被告亲戚也在催被告还款，于是汤伟同意被告分几期还款，大概在2014年5月10日左右，在广州平沙富力城（杭联公司办公地址）由徐晓杭本人书写的。还款计划书所写“原曾秀菊向汤伟所写的借据同时作废”是因为，之前都是汤伟和曾秀菊直接写借据，从未和徐晓杭写过借据，在还款计划书上写“原曾秀菊向汤伟所写的借据同时作废”的原因是避免重复，徐晓杭要把所有债务揽到自己身上，该部分是徐晓杭自己书写的。后在2014年10月20日，徐晓杭又称该债务是汤伟借给曾秀菊，让汤伟找曾秀菊。
诉讼中，徐晓杭、曾秀菊代理人陈述：因借据在汤伟手中，写还款计划书时徐晓杭、曾秀菊未拿到之前的借据，无法核实之前的欠款时间、金额，因此在还款计划书写上“原曾秀菊向汤伟所写的借据同时作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此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银行流水记录，汤伟与曾秀菊之间有真实的款项往来。其次，徐晓杭于2014年3月20日向汤伟出具借条，虽然汤伟在当日没有向徐晓杭付款，但汤伟主张该款项为此前款项的汇总，结合双方的款项往来情况，存在客观可能性。此后，徐晓杭于2014年5月1日再次出具《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确认欠款410000元的事实，并且在协议中明确书写“原曾秀菊向汤伟写的借据同时作废”，该内容与汤伟此前多次向曾秀菊转账的事实相互吻合，也印证了汤伟主张的借据为此前借款的汇总而非新增的借款的事实。最后，徐晓杭、曾秀菊辩称其先后出具借据、还款计划书并且实际偿还部分款项后，才发现汤伟没有借款，有违一般的生活经验，且与汤伟举证所能证明的事实不符。综上，汤伟主张的事实有理有据，法院予以采信；徐晓杭的主张没有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徐晓杭在借据确认尚欠汤伟410000元，双方确认已还款项为180000元，故徐晓杭还应向汤伟归还借款本金23万元。徐晓杭逾期还款，应向汤伟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汤伟主张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但汤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徐晓杭应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3月16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汤伟超出部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曾秀菊是徐晓杭的配偶，本案债务发生在徐晓杭、曾秀菊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徐晓杭、曾秀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除外情形，故汤伟主张曾秀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杭联公司自愿作为“连带保证方”在《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盖章，为案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曾秀菊主张汤伟返还款项180000元，但该款项为其向汤伟的还款，其主张返还缺乏依据，法院对其反诉不予支持。杭联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晓杭、曾秀菊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30000元及利息（以23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1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予汤伟；二、杭联公司应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汤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曾秀菊的全部反诉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本诉受理费2375元（汤伟已预交），由徐晓杭、曾秀菊、杭联公司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汤伟，法院不另收退；本案反诉受理费2162元（曾秀菊已预交），由曾秀菊负担。徐晓杭、曾秀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本案管辖权异议费100元应由徐晓杭、曾秀菊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
徐晓杭、曾秀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汤伟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第四项判决，依法改判汤伟返还180000元；3.判令汤伟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汤伟多次陈述前后矛盾，甚至把自己签字的《起诉状》陈述的基本事实随意推翻。1.起诉状第2页：“原告的借款也是在南海出借给被告的”。第1次庭审时，徐晓杭、曾秀菊提出根据《合同法》210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提供贷款时生效；签订《借条》后汤伟未提供贷款，借贷关系未生效。庭后，汤伟马上提交《借款说明》改称：“…故还欠我40万元。”把出借款改为欠款，对案件基本事实根本性颠覆，但汤伟随意为之。签字的起诉状讲的都不算数了。究竟是借款、还是欠款？都是汤伟签字的文件，究竟要相信他哪一次说的？2.一审起诉状第2页：“原告的借款也是在南海出借给被告的”，但《借款说明》中改称：“因开户银行是广州工商银行…”。银行流水显示，确实是广州的工商银行，履行地与南海没有半点关系。但汤伟为了在佛山起诉，在起诉状中捏造虚假情况。3.汤伟在《借款说明》中：“本人早前在广州的房子和他是同一栋楼”，但是问他房子是怎么买的？汤伟不敢正面回答。实际上该房子全款都是曾秀菊出资购买。4.徐晓杭、曾秀菊提出即使按欠款，仍然不成立，因为汤伟在《借款说明》中列举的转给曾秀菊本人的仅269万，而曾秀菊向汤伟转账1000多万。汤伟称有很多张卡，借款出去还有通过其它卡，又称转给曾秀菊主要通过工商银行卡。前后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5.接着汤伟又称每个月转给曾秀菊的银行流水可能上亿，反问哪个月？汤伟又称：“我随便说的。”难怪汤伟一直出现前后矛盾、甚至签过字的《起诉状》陈述的基本事实都随意颠覆。
二、归根结底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在汤伟谎话连篇的情况下，更应当根据证据查明是否有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汤伟不能证明41万构成的前提下，认定41万是此前借款的汇总，但未查明如何汇总？而且就算汇总，其性质也属于之前存在的民间借贷，也须实际提供贷款才能生效。1.汤伟在《借款说明》中称：截止2014.1.2仍欠100万。这100万是整个案件的基础，由此得出41万。汤伟为了证明100万的基础欠款是怎么来的，列举了2012.5.29-2013.8.10的8笔借款，其中转给曾秀菊的为269.5万。但是，在2012.5.29-2013.8.10期间，仅统计曾秀菊转给汤伟的77笔大额转账，合计11519800元。1152万远远大于269万，100万的基础都不成立，怎么得出41万的结论？2.再退一万步讲，假设欠100万是对的，按汤伟在《借款说明》中列举的计算方法：100万－50万（2014.1还款）－10万（2014.2还款）+1万＝41万。但是，根据汤伟提交的银行流水，2014.1共收到曾秀菊615800元，而非50万元，那么：100万－61.58万－10万+1万＝29.42万。仍然凑不成41万这个数字。3.汤伟又称，这是过去几年累积得来的41万。也就是说这是之前的民间借贷，但其性质仍属于民间借贷，应当以提供贷款为生效条件。那么，汤伟何时提供的这41万贷款？曾秀菊转给汤伟的金额高达1000多万，远远超过汤伟转给曾秀菊的269万。但是，在此前提下，一审法院既未查明100万的基础是如何得来的、也未查明41万是怎么凑成的、即使按大概金额，曾秀菊转给汤伟的1000多万也远超汤伟转回的269万，汤伟根本不能证明提供贷款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跳过转账的基础证据，直接认为41万是借款的汇总不当。
三、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债权。1.根据证据可以排除汤伟出借410000元，也可以排除徐晓杭、曾秀菊欠款410000元。剩余的证据只有《借条》、《还款计划书》，无论汤伟使用什么手段让徐晓杭签字，但是只凭一张《借条》而没有对应的转账，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生效。只有赌债、非法之债才可能出现只有借条，而无实际出借款项的情形，法律不应保护这类债权。2.根据双方签字的《借条》和起诉状内容来看，本案最有可能的事实是：汤伟在签订《借条》后并未实际提供贷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100万、41万是怎样构成的没有查明,也没有证据证明汤伟实际提供410000元贷款，所作出的判决错误。
庭审中，徐晓杭、曾秀菊补充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全部是建立在汤伟口头陈述的基础上。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查明所争议的借款，汤伟是否提供，即使410000元是之前的借款汇总，也应当查明之前哪一笔转账能体现出410000元。
汤伟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晓杭、曾秀菊的上诉请求。
杭联公司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诉辩双方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汤伟与徐晓杭、曾秀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原审法院关于徐晓杭、曾秀菊责任承担认定是否合理问题，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汤伟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徐晓杭于2014年3月20日、2014年5月1日书写并按指印确定的《借条》、《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汤伟与曾秀菊2011年至2014年期间的转账明细予以佐证。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可反映汤伟具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能力，徐晓杭向汤伟出具《借条》、《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之前，汤伟与徐晓杭的妻子曾秀菊之间存在多笔大额的款项往来。为此，汤伟主张涉案款项为此前款项的汇总，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存在客观可能性。其次，通过徐晓杭出具《借条》、《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的内容分析，《借条》出具在前，《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出具在后，《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系对原《借条》所涉410000元债务的再次确认，并且在《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中，明确“原曾秀菊向汤伟写的借据同时作废”。该内容与汤伟此前多次向曾秀菊转账的事实相吻合，也印证汤伟主张的《借条》为此前借款汇总而非新增的借款事实。对于徐晓杭、曾秀菊提出的出具《借据》、《还款计划书》并且实际偿还部分款项后，才发现汤伟没有借款，多支付180000元给汤伟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徐晓杭、曾秀菊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清楚日常生活中的交易规则及风险。再者，在当前通讯发达的时代，徐晓杭、曾秀菊两人之间不存在沟通交流方面的障碍，徐晓杭、曾秀菊亦未能举证证明徐晓杭出具《借据》、《还款计划书》系在重大误解基础上作出。再者，截止本诉发生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徐晓杭、曾秀菊也没有向汤伟主张过返还先后支付的180000元款项，或提请撤销《借条》、《借款还款计划协议书》确认的债务，徐晓杭、曾秀菊上述行为，有悖常理。综合上述论析，汤伟已就其主张承担责任相当的举证义务，而徐晓杭、曾秀菊并无确实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推翻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对汤伟的主张予以采纳，判令徐晓杭、曾秀菊共同对结欠的本金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徐晓杭、曾秀菊上诉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汤伟前期收取的180000元理应返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晓杭、曾秀菊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上诉人徐晓杭、曾秀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立伟
审判员 陈 文
审判员 翁丰好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黄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