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16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乐迪熊音乐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虓，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室。
法定代表人：邹建华，总干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泊静，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乐迪熊音乐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迪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中国音像协）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乐迪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虓、被上诉人中国音像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泊静，认为本案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迪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起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获得涉案歌曲著作权的事实不清。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台湾索尼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尼公司）通过专有的方式将复制权、放映权独家授权给了北京乐之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之声公司），根据该协议，乐之声公司是在中国境内唯一行使权利的主体，授权文件中也没有给予乐之声公司转授权的权利，之后索尼公司出具了两份证明书都没有提到对乐之声公司授权被上诉人信托管理相关歌曲进行过追认，乐之声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信托管理违反了其与索尼公司的约定，是无效的。其次，由于被上诉人和乐之声公司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是以信托的方式进行的授权，但具体的信托财产，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且信托必须有实体权利的授权，而现在索尼公司并未同意对放映权的转授权，使得双方变成了纯粹的诉讼授权的信托关系，违反了信托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信托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同时，由于没有列明具体歌曲，双方的授权也是不明确的。另外，索尼公司与乐之声公司的授权证明书约定了诉讼维权的第三方需要经索尼公司事先同意，该条款的意图是索尼公司希望对于乐之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选资格进行事先的审核，这就使得乐之声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授权仅仅只有诉讼权利的授权是成立的，而根据民事诉讼法，被上诉人并不具有成为乐之声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2、本案诉讼时被上诉人已不具有诉讼授权。根据被上诉人自行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的诉讼授权期限到2016年6月30日止，但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该期限，无权再提起相关诉讼。一审法院既然确认了被上诉人的诉讼授权期限到2016年6月30日止，就不应确认其还具有诉权，也不应判决停止侵权。3、被上诉人提供的出版物《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系非法出版物。根据《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国家实施办法的规定，我国音像出版物中的音像节目都需要取得一个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称为ISRC编码，而被上诉人的出版物中歌曲虽然有ISRC编码，根据编码的前两位TW，可以确认其是在台湾登记取得的，但是这些歌曲在台湾的官方ISRC管理网站上查询得到的编码是不同的，或者是根本查不到的，该出版物无合法的ISRC编码，系非法出版物，而且上诉人对于上述查询结果都已进行了公证，被上诉人并不能对ISRC编码无法查询的事实作出解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著作权法中对于确定侵权的经济损失赔偿规定应先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才适用法定赔偿。且这种适用也应当在权利人穷尽举证能力之后才能适用下一种计算方式，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根本未提供任何的举证，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这里提到的合理使用费显然就是被上诉人向使用人收取的版权使用费，其收费标准及付费后能够使用的歌曲数量都进行公告，根据其标准可以计算出每首歌曲一年的使用费约为2元，即使法院采用法定赔偿也应当和被上诉人提出的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相近，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与被上诉人的合理使用费标准有数百倍差距，来法院诉讼变成了被上诉人最主要的获利来源了，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中国音像协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应予维持。1、被上诉人经索尼公司确认，有权对侵犯放映权的行为进行维权，享有诉权；2、上诉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被上诉人是有授权的，只是判决时权利到期，并不影响起诉时的权利；3、被上诉人提交的光盘并非非法出版物，ISRC编码也非判定出版物是否合法的唯一标识，提交光盘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权利来源没有问题；4、关于经济损失，被上诉人无法计算自身的损失或上诉人获利，因此请求法院酌定，一审法院依据武汉市行业普通经营情况进行判决，是合理的，且上诉人是多次侵权，存在故意，按理应该从重判决，一审法院判赔数额已经比较轻了。
中国音像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乐迪熊公司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音像协享有的放映权；2、判令乐迪熊公司赔偿中国音像协经济损失6000元；3、判令乐迪熊公司承担中国音像协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1014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乐迪熊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索尼公司是歌曲《我们的歌》的著作权人。2015年9月15日，索尼公司将其享有著作权的音像节目放映权以专有方式授权给乐之声公司在卡拉OK领域独家行使，并授权乐之声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经索尼公司事前同意的第三方对涉嫌侵权的主体进行维权，授权合同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止。
2015年12月1日，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将其享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信托中国音像协管理，中国音像协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侵权使用者提出诉讼，授权合同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止。索尼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出具《证明书》，同意乐之声公司委托中国音像协对涉嫌侵犯索尼公司音像节目放映权的主体进行维权。
2016年4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到乐迪熊公司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61号的经营场所，对使用该经营场所内播放器播放《我们的歌》等93首歌曲的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并当场取得盖有乐迪熊公司单位全称发票专用章的消费税控发票（号码：17207884）、签购单，金额为381元。该证据保全过程已刻录成光盘附于公证书后。中国音像协支付公证费900元。
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的歌》在内的436首歌曲，合辑中标注作品版权所有人为索尼公司，并声明“本专辑涉及任何词曲、录音、音乐录影、图片、肖像，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使用”，内页载有歌曲名称、演唱者、词曲作者等信息。
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内收录的歌曲《我们的歌》及公证书随附光盘内的涉嫌侵权歌曲《我们的歌》进行了勘验比对。经比对，《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内收录的歌曲《我们的歌》由有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画面上有“SONYMUSIC”署名标记；公证书随附光盘内的涉嫌侵权歌曲《我们的歌》与《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中同名作品的词曲、演唱者和播放画面等均相同。
另查明，乐迪熊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11日，经营范围为歌舞娱乐（卡拉OK）等；乐迪熊公司在其经营场所内放映涉案歌曲并未向中国音像协缴纳过使用费。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歌曲《我们的歌》由音乐、影像、字幕等文字、影像构成，这些影像信息除具有视听功能外，还兼具以卡拉OK设备进行伴唱、播放的功能，应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具有视听功能的作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作品类型，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涉案作品的播放画面及其作品载体（《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上均有“SONYMUSIC”标识及词、曲作者、表演者的署名信息，署名标记直接指向索尼公司，由此可以认定索尼公司为该作品的制片人，依法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乐迪熊公司辩称《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系非合法出版物，涉案作品的ISRC编码查询不到。一审法院认为，《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是否系合法出版物非本案审理范围，涉案作品的ISRC编码能否查询到不影响著作权人享有作品著作权的事实，索尼公司仍可行使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故对乐迪熊公司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索尼公司授权乐之声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明确约定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信托中国音像协管理，可见该授权是一揽子授权，包含了乐之声公司继受取得的对涉案作品的放映权，且该授权得到了索尼公司的同意，中国音像协有权作为涉案作品的集管机构提起诉讼。乐迪熊公司辩称中国音像协不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乐迪熊公司认为楚信公证处的取证程序和内容不合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公证截取侵权歌曲时长虽仅为1分钟，但是该片段内容所显示的播放时长位置、曲目名称、画面、旋律、演唱者等均与《索尼音乐经典金曲合辑》中同名作品一致，综合考量音像节目制作的各要素的连贯性特征，及中国音像协对大量歌曲同时取证时对每首歌曲部分录制的取证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审法院认定乐迪熊公司经营场所内播放的涉嫌侵权歌曲与中国音像协享有放映权的涉案作品一致。乐迪熊公司对两者完整的一致性有异议，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乐迪熊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乐迪熊公司未经许可在其经营场所内向公众提供的KTV伴唱服务中使用了中国音像协享有放映权的涉案作品，属侵犯中国音像协涉案作品放映权的行为，故中国音像协要求乐迪熊公司停止侵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经济损失赔偿数额，鉴于中国音像协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乐迪熊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中国音像协的实际损失或乐迪熊公司的违法所得，一审法院根据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乐迪熊公司经营场所所处地域、侵权行为的传播范围等具体案情，依法定赔偿方式确定乐迪熊公司赔偿中国音像协经济损失500元。中国音像协为93首歌曲取证支付公证费900元、消费381元，系维权合理开支，应由乐迪熊公司承担，该笔费用按93首歌曲分摊计算后，本案中支持14元；中国音像协主张为包括本案在内的93首歌曲预付律师费应予分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但鉴于本案中中国音像协有律师代理诉讼事实成立，综合考量包括本案在内的93起系列案件统一维权和律师费用的合理性，确定中国音像协在本案维权中的律师费开支为50元，故中国音像协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64元。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乐迪熊公司停止在其经营场所内放映作品《我们的歌》的侵权行为；二、乐迪熊公司赔偿中国音像协经济损失500元；三、乐迪熊公司支付中国音像协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64元；四、驳回中国音像协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义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乐迪熊公司逾期不履行本判决所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乐迪熊公司负担。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8月11日，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乐之声公司将其享有著作权的音像节目的复制权、放映权授权中国音像协集中管理，授权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针对上述合同，2016年7月1日，索尼公司出具《证明书》，证明：我公司已同意乐之声公司委托中国音像协依据《授权证明书》以中国音像协名义对涉嫌侵犯我公司之音像节目复制权、放映权的主体进行维权，可采取民事诉讼、刑事举报、行政投诉等方式维护和主张权利人合法的权利。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中国音像协是否享有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一、中国音像协是否享有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中国音像协提供的音像出版物在外包装上标注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著作权人信息、出版单位名称、发行单位名称、批准文号等信息，形式上符合正版音像出版物的特征，应当认定为合法出版物。至于乐迪熊公司仅以出版物上载明的音乐电视作品ISRC码在我国台湾地区ISRC码管理中心网站无法查询或不同为由，主张出版物为非法出版物，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因上述音像出版物外包装上均载明版权所有人为索尼公司，涉案作品播放画面显示的署名信息也表明索尼公司为权利人，在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举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出版物内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为索尼公司。一审法院以在作品上署名为依据认定索尼公司为著作权人，并无不当。乐迪熊公司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关于中国音像协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中国音像协为证明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提交了《授权证明书》、《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及《证明书》等取得权利的合同和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在乐迪熊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中国音像协享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对乐迪熊公司关于索尼公司授权歌曲范围不明确的上诉意见。经审查，索尼公司与乐之声公司签订的《授权证明书》约定，前者将其拥有或有合法授权著作权的音像节目的复制权和放映权以专有的方式授予后者在卡拉OK经营领域独家行使相关权利，并在合同第三条第5款明确上述音像节目包括合同附件《授权音像节目清单》以外的在授权期限内所获其他新增音像节目；其后，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签订两份《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信托中国音像协管理。同时，《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乐之声公司将其依法拥有的音像作品的放映权信托给音集协管理……上述权利包括乐之声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故在未特别排除的情况下，中国音像协可就侵害乐之声公司依法拥有的音乐电视作品放映权的行为进行维权。结合上述授权，涉案作品明显在授权范围内。对乐迪熊公司关于未经索尼公司同意，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的授权是无效的，中国音像协无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上诉意见。经审查，除本案乐之声公司与中国音像协的相关协议及证明文件外，索尼公司也先后出具两份《证明书》，明确同意乐之声公司委托中国音像协以自己名义维权，也即表明索尼公司认可乐之声公司所做出的相关授权。对乐迪熊公司关于诉讼时中国音像协已不具有诉讼授权的上诉意见。经审查，本案侵权公证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在授权期限内，而起诉时亦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国音像协诉讼主体适格，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乐迪熊公司的上述上诉意见本院均不予认可。
二、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中国音像协未提交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以及乐迪熊公司侵权获利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本案赔偿数额予以酌定，适用法律正确。至于乐迪熊公司主张只能在权利人穷尽举证能力之后才能酌定，并无法律依据，且“穷尽举证能力”也缺乏明确判断标准。同时，作为侵权人的乐迪熊公司，本应更容易掌握其获利证据，本案亦未举证，反而苛求中国音像协必须提交相关证明，显属不当。至于乐迪熊公司称涉案歌曲一年应2元许可费的标准，并无证据支持，与中国音像协主张的按包房收费方式也不符合，本院不予认可。在双方均未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举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乐迪熊公司经营场所所处地域、侵权行为的传播范围等具体案情，酌定乐迪熊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的数额，并无不当。
鉴于本案审理期间，中国音像协从乐之声公司获得的授权已经到期，判令乐迪熊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即停止在其经营场所内放映涉案作品已无必要，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乐迪熊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74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三、驳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武汉乐迪熊音乐娱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武汉乐迪熊音乐娱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 为
审 判 员 余 杰
审 判 员 赵千喜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周书博
书 记 员 童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