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运中行终字第6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玉，女，汉族，1979年4月11日，住绛县。
委托代理人：常宝平，山西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郎长喜，又名，郎成喜，男，汉族，1945年8月23日出生，住绛县。
委托代理人：郎海利，女，汉族1971年3月11日出生，系郎长喜之女，住山西省绛县。
委托代理人：李卫民，绛县卫庄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绛县房地产管理所。
法定代表人：侯虎，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冬爱，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副所长。
原审第三人：郎海涛，男，1979年3月28日出生，绛县人。
上诉人王玉因房产登记管理一案，不服绛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绛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上诉人王玉的委托代理人常宝平，被上诉人郎长喜的委托代理人郎海利、李卫民，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理所的委托代理人王冬爱，原审第三人郎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2007年5月29日，被告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在原告郎长喜和第三人郎海涛均未到场、第三人王玉未向登记机关出具郎长喜和郎海涛的书面委托书的情形下，由第三人王玉单方在变更房屋登记的相关手续上的签名后，为王玉办理了绛房权证（2007）字第05-66**号房屋权属证。
原判认为，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绛县房地产管理所负有房屋权属登记、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及对本辖区范围内房产进行他项权登记的法定职责。原告2014年2月知道被告作出《房屋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于2014年3月24日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三款“权利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使用其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第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申请登记时，除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机关权利人（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以及第十七条第二款“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的规定，被告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在原告及第三人郎海涛均未到场，没有原告及郎海涛委托授权，第三人王玉出具的登记房屋权证的所有手续均由自己签字的情形下将房屋权属变更至郎海涛及王玉名下，未尽严格审查义务，颁证的主要证据不足，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房屋权证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撤销绛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07年5月29日为第三人王玉颁发的绛房权证（2007）字第05-66**号房屋权证。
判后，原审第三人王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玉诉称：一、原审判决撤销绛县房地产管理所作出的（2007）5－6637号房权证错误。该房屋原为公房，分配给被上诉人郎长喜全家居住，在住房改革时，该房屋产权的20％为国营五四一九厂所有，被上诉人郎长喜全家只占该房屋产权的80﹪；郎长喜不是有国营五四一九厂610幢87号住房的产权人。2006年9月12日，国营五四一九厂转让其占有的20％的产权，并要求被上诉人郎长喜补交20％的房款后，才予以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当时是上诉人向厂里又缴纳的1307元的产权款，并支付了214元售房工本费、测绘费；上诉人在办理房屋权属证时，该房屋经家庭协议分配给了海涛，上诉人是依上述家庭协议，申请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将该房屋办理到郎海涛和上诉人的名下的。2010年上诉人与郎海涛协议离婚时，双方已商定将房屋赠送给双方所生之子。上诉人办理权属证时，被上诉人没有亲自到房屋管理部门办里，房屋管理部门在办理权属证存在瑕疵，但该房屋权属证过户到郎海涛名下，被上诉人是认可的。基于上述基本事实及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房屋管理部门在办理房屋权属证时有违法行为，但该违法行为不足以撤销上诉人的房屋权属证书。另，本案所涉房屋权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共有、继承、婚姻、赠与等纠纷，本案依法应当中止的审理。综上，原审判决撤销房权证明显不当。二、本案被上诉人郎长喜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从房屋产权过户申请时，即2006年3月28日起，被上诉人就应当道本案房屋产权要过户到郎海涛及下诉人王玉名下。被上诉人直到2014年3月份才起诉，超过法定2年的诉讼时效。总之，本案所诉的房屋不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被告作出的（2007）5－6637号房权证或中止本案的审理。
被上诉人郎长喜辩称：一、本案涉及的房产系被上诉人在房改时从国营五四一九厂购买所得，属被上诉人与老伴的夫妻共同财产。1995年元月12日，绛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所为被上诉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2月被上诉人老伴病逝，依据继承法规定，该房屋的产权应属被上诉人与四个子女共同共有，2006年9月12日，房改政策调整，工厂向职工出售此前保留的20℅房屋产权，当时适逢被上诉人回老家探亲，四子海涛在外打工就由上诉人王玉出面办理了缴费手续，但这与所谓的“房产户主过户申请”没有任何关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上诉人在诉前从原审被告处调取了该套房屋原始登记档案，档案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房产户主过户申请”，就该份申请而言，既然写明了是“经全家协议”，那么，为什么全家共有五口人，却只有两人署名？显然该申请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对本案讼争的事实不产生证明力。二、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理所为上诉人办理产权转移登记，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理所提供的王玉办理房产转移登记的原始档案资料中记载争讼房屋的产权系上诉人“夫妇”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的，但却没有房屋买卖或赠与合同，没有上诉人郎海涛夫妻关系的证明；全部应由郎海涛本人填写的内容，甚至于郎海涛本人的签名都是由王玉一人代书，却没有郎海涛的授权委托证明。做为房地产管理机关，在上诉人不能提供房屋产权来源证明、夫妻关系证明、以及书面委托证明的情形下，将被上诉人名下的房产转移登记给上诉人及郎海涛名下的行为，缺少事实依据，违反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1条、13条及17条之规定，程序严重违法，应予撤销。三，被上诉人郎长喜的起诉适用二十年的起诉期限规定。被上诉人提起行政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四十四条之规定，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理所辩称：一、2007年5月，原审第三人郎海涛、王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向绛县房地产管理所提交了郎长喜的房产证和书面申请书，同时提供了郎海涛、王玉的身份证复印件，依据《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24条之规定，被上诉人颁发的绛证权证（2007）字第05—6637号房产证是合法的。二、本案被上诉人郎长喜在办证时虽没有亲自到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房产登记手续，但将该房产权属过户到郎海涛名下，郎长喜是认可的，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虽有错误，但不适用撤销该房屋所有权证。三、郎长喜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诉讼讼时效。2006年3月28日，郎长喜出具的“房产房主过户申请”，证明郎长喜当时是知道房产要过户到儿子郎海涛的名下的；2007年，国营五四一九厂房产科在本辖区内张贴了公告，公告了换发房屋所有权证的事项，郎长喜至迟于公告时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房产证已被换发了，而直到2014年3月，郎长喜才向法院提出诉讼，已超过了法定时效。
原审第三人述称：同意被上诉人郎长喜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
另查明，原审被告绛县房地产管理所，递交法庭的证据卷宗中，第8项“房产户主过户申请”、第9项“表6房产证存根”第10项“法律条文”是2014年3月3日以后，2014年4月2日以前，才收补入档案卷宗内的。
本院认为，依绛县人民政府“字第050007号房屋所有权证”，本案争讼的位于国营第五四一九厂生活区610栋五楼8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系被上诉人郎长喜。2006年，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将该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郎海涛、共有人王玉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该行为不属于《山西省城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当事人一方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情形，被上诉人绛县房产管理所，在原房屋所有权人郎长喜未到场，没有被上诉人郎长喜及受让人郎海涛书面委托的情形下，由上诉人王玉一人在相关材料上签名后，为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王玉上诉称的2006年3月28日，全家协议并同意将上述讼争的房屋过户到郎海涛及上诉人王玉名下，被上诉人郎成喜当时就应当知道该过户颁证的事实，因该份证据是在2014年3月3日以后才进入房屋变更登记档案的，不能认定为2007年绛县房地产管理所做出登记行为时的证据。且该内容并不是绛县房地产管理所为上诉人颁证的具体内容，上诉人以此主张被上诉人超过起诉起限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绛县房地产管辩称，国营五四一九厂房产科于2007年在其辖区内就房屋产权变更张贴过公告，被上诉人郎长喜应在2007年颁证后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其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的理由，因其没有2007年公告的证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上诉人王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力
审 判 员 胡 玮
助理审判员 谢建宏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