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漫儒，男，1951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号***号楼***层。
法定代表人葛余敏，社长。
委托代理人刘万奇，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孟雪婵，女，1981年1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张漫儒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公安大学出版社）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西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漫儒，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刘万奇、孟雪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漫儒原审起诉称：2009年10月26日，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合同约定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漫儒撰写的《识破商品和服务的陷阱》（以下简称《识破》），张漫儒给予公安大学出版社预付款35000元，同时约定，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识破》，两年内销售3000册以下，不退还张漫儒预付款；超过3000册不足5000册的，张漫儒以预付款买走余书；超过5000册以上的部分，公安大学出版社按照销售码洋8%的标准向张漫儒支付稿酬，并退还预付款；超过10000册以上的部分，公安大学出版社按照销售码洋10%的标准向张漫儒支付稿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满日为2011年12月25日。但公安大学出版社隐瞒实际印数和销售册数，不向张漫儒退还预付款和支付稿酬。故为了维护张漫儒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公安大学出版社退还张漫儒预付款3.5万元，执行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最新1-3年期利率为年息6.15%（自2011年12月25日到2013年12月24日共两年），计4305元，合计39305元；2、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张漫儒稿酬208240元；3、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张漫儒律师费15377.25元；4、解除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5、公安大学出版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原审答辩称：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与张漫儒签订合同后，委托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涉案图书《识破》共计10000册。在出版发行后，两年内只销售了932册。按照合同的约定，没有达到退回预付款和支付稿酬的标准。张漫儒诉称《识破》销售达到100000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漫儒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26日，张漫儒（笔名：海尚）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双方就涉案作品《识破》的出版事宜达成合意。
同日，张漫儒（甲方）与公安大学出版社（乙方）双方就涉案作品《识破》的出版问题签订《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
第一条本书出版前，甲方预付乙方书款3.5万元。
第二条本书乙方首次印制5000册，两年内（2011年12月25日之前）：乙方销售本书数量未达到3000册，不再退还甲方所交3.5万元预付书款；乙方销售本书数量超过3000册但未达5000册，甲方用预付书款以6.8折的标准将乙方未销售出的图书全部买走。同时，以销售码洋8%的标准向甲方支付稿酬。
第三条两年内乙方销售本书：数量达5000册（含5000册），以销售码洋8%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稿酬。同时，退还甲方所交3.5万元预付书款。数量达1万册（含1万册），以销售码洋10%的标准（含两年后销售的图书）向甲方支付稿酬。
2009年11月2日，张漫儒向案外人甄岳钢汇款65000元。2009年11月10日，张漫儒向案外人甄岳钢汇款5000元。
以上款项合计70000元。公安大学出版社认可此款项为张漫儒为出版包含涉案作品《识破》在内的两本书而支付的预付书款（35000元×2部作品）。
2009年12月7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接受公安大学出版社委托，印刷涉案作品《识破》一书，印刷册数共计10000册。
涉案图书《识破》版权页显示，《识破》／海尚编著。-北京：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ISBN978-7-81139-808-3.印刷：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16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涉案图书《识破》1760册。
2010年2月4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涉案图书《识破》1680册。
2010年3月16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涉案图书《识破》1696册。
2010年5月12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涉案图书《识破》4864册。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涉案图书《识破》以上共计10000册。
2010年11月2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从公安大学出版社购进涉案图书《识破》40册。
2011年9月1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复核，涉案图书《识破》入库册数10000册，库存册数8286册，出库册数1714册。
2012年4月2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入库册数10000册，库存册数8357册，出库册数1454册，报废册数189册。
2012年6月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入库册数10000册，库存册数8359册，出库册数1452册，报废册数189册。
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出具证明，证明截止到2012年1月31日，涉案图书《识破》入库册数10000册，发书册数1790册，退书册数342册，结算册数1092册；截止到2014年3月19日，涉案图书《识破》入库册数10000册，发书册数1890册，退书册数597册，结算册数1251册。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涉案图书《识破》在百度搜索中的部分显示内容和在淘宝网部分店面中的销售情况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百川恒益商务印刷公司网页对话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其在天猫上购买4本涉案图书《识破》的交易网页截图打印件、其与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客服的网上聊天记录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2011年5月9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人事处出具的关于张漫儒有关情况的说明。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其写给公安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挂号信一封。公安大学出版社否认收到该信，不认可真实性。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其与公安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四份录音证据和文字整理稿，分别是：2011年9月26日，张漫儒和杜向军的电话聊天记录；2011年10月18日，张漫儒和杜向军的电话聊天记录；2012年6月5日，张漫儒和陈学礼、刘万奇的谈话录音；2012年10月10日，张漫儒和陈学礼和杜向军的谈话录音。张漫儒以此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存在编造印刷和销售涉案作品《识破》册数的行为。公安大学出版社认可上述人员为其工作人员，以及录音证据的真实性。
以上事实，有《图书出版合同》、《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入库单、送书通知单、《识破》的相关数据统计表、图书入、库存、出库统计表、图书进、销、存统计表、公安大学出版社批发销售单、《识破》版权页、网页截图打印件、挂号信、录音光盘、录音文字整理稿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漫儒诉请公安大学出版社退还预付款、支付稿酬、解除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之间签订的出版合同，其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事实基础在于公安大学出版社是否实施了编造印刷和销售涉案作品《识破》册数的行为。
涉案图书《识破》版权页上显示的印刷是由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完成。其出具书面证明，证明2009年12月7日，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接受公安大学出版社委托，印刷涉案作品《识破》一书，印刷册数共计10000册。这一证明与其四次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的涉案图书《识破》的总册数相同，也和公安大学出版社出具的数次统计入库册数相同，以上证据已经对公安大学出版社委托印刷涉案图书《识破》的册数形成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依照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合同签订后的两年内，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未达到3000册，公安大学出版社将不再退还张漫儒预付书款和向其支付稿酬。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约定的销售数量统计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以前，而在2011年9月1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出库册数为1714册，直至2012年1月31日，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发书册数为1790册，结算册数1092册，并未达到合同约定的3000册，依照约定，张漫儒无权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返还预付书款和支付稿酬。
原审庭审中，张漫儒提交涉案图书《识破》在百度搜索中的部分显示内容和在淘宝网部分店面中的销售情况的网页截图打印件，以证明涉案图书《识破》销售良好。因双方约定的销售底线是具体数字，即3000册，故此项证据并不能作为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进行结算的依据。张漫儒主张应当按照其所了解的报废率2‰-3‰，结合公安大学出版社统计的涉案图书《识破》的报废册数，对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和销售册数进行推算。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张漫儒无法证明其所依据的报废率是印刷行业册数的统一计算依据和标准；其次，退一步讲，即便2‰-3‰的报废率属于印刷行业册数的统一计算依据和标准，其亦只能在公安大学出版社无法提供涉案图书《识破》印刷、销售的具体册数或其提供的具体册数为虚假的情况下方能适用。本案中，公安大学出版社已经依约提供了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册数，只能以此作为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双方结算的依据。
原审庭审中，张漫儒提交了四份录音证据，以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在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中存在数量作假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纵观四份录音证据的内容，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只是对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进行确认协商和出版合同条款变更的磋商，并未体现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册数有所欺瞒和作假，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亦未对出版合同的条款变更达成合意。故合同签订后的两年内，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未达到3000册，公安大学出版社将不再退还张漫儒预付书款和向其支付稿酬。此条款并未变更，依然有效。
原审庭审时，张漫儒提交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具的关于对其有关情况的说明，原审法院认为此说明与本案无涉，不予置评。另张漫儒提交了其写给公安大学出版社领导的信件及内容，原审法院认为此为张漫儒单方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存在编造印刷、销售涉案作品《识破》的册数的行为。
张漫儒诉请解除其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其理由是公安大学出版社编造印刷、销售涉案作品《识破》的册数，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存在编造印刷、销售涉案作品《识破》的册数，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的行为，张漫儒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并未满足，故原审法院对张漫儒的此项诉请不予支持。
张漫儒诉请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其律师费15377.25元，张漫儒虽为律师身份，但其并未提供委托手续，其所主张律师费用未实际发生，且张漫儒其他诉请未获法院支持，故对于张漫儒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律师费的诉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漫儒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漫儒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公安大学出版社退还张漫儒预付款3.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执行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按照年息6.15%的标准计算至本案二审判决生效之日；2、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张漫儒稿酬208240元；3、解除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4、公安大学出版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张漫儒所提交的证据有些是从公安大学出版社获取的，有些是从合法网站下载的，均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并不存在伪造的可能，原审法院对相关证据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致使作出了错误判决；2、公安大学出版社多次提供的有关涉案图书《识破》销售数量的证据相互矛盾，且其中显示的图书报废率过高等情况亦与常识不符；相关百度搜索结果显示涉案图书《识破》在不少于80个网站有售，其中仅淘宝一个网站就有40家网上小书店有售，且上述各个网上小书店显示的该书的库存量分别为一本至几百本不等。考虑到该书系在全国发行，公安大学出版社明显存在隐瞒实际印数和销售册数的行为，意图规避其支付张漫儒稿酬及退还购书款等义务，已构成欺诈，致使双方签订出版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3、张漫儒本案曾打算按照侵权纠纷案由起诉，原审法院要求张漫儒从其主张的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稿酬及支付侵害著作权的赔偿金两项请求之间选择一项，张漫儒才最终选择了合同之诉，致使侵害著作权的赔偿金无法再向公安大学出版社主张；4、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存在其它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张漫儒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张漫儒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售卖涉案图书《识破》的淘宝网小书店情况及该书的百度搜索结果网页截图打印件11页，张漫儒主张上述内容系其于2014年6月7日下载、打印，用于证明涉案图书《识破》发行四年半以后的销售仍历久不衰，并据此推断公安大学出版社存在编造或伪造销售册数行为；证据材料二、两封致书店经理的信函（附：向全国大小书店、超市商店、全国报刊杂志等发函的电子信箱），用于证明张漫儒为发行涉案图书《识破》做了大量的工作，致书店经理的信函几经修改，并向全国大小书店、超市商店、全国报刊杂志等发函，以期增加销量；证据材料三及证据材料四、张漫儒致中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等单位的信函及向上述单位及若干新闻媒体投诉的电子信箱，用于证明张漫儒为制止公安大学出版社的侵权行为付出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期让其纠正错误；证据材料五、购车贷款合同和退休金证明，用于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给张漫儒造成了损害，致使其每月要偿还车贷及借款度日。
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对证据材料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淘宝网和百度搜索结果中的小书店显示售卖的图书《识破》并不能证明系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且前述小书店显示售卖图书《识破》的情况均为“0人付款”，不能支持张漫儒的主张；对证据材料二、三、四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张相关材料均为张漫儒单方书写，且与张漫儒的诉讼请求无关；认可证据材料五的真实性，但主张张漫儒贷款购车及领取退休金的情况与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给张漫儒造成了损害。
在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及证据材料二、图书定价印数审批单和软片交接卡（代委印单），用于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证据材料三、销售单据汇总表，用于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结算情况。
上诉人张漫儒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主张上述证据材料均为公安大学出版社单方出具，不足以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真实印刷册数和销售情况。
本院对上诉人张漫儒于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如下：
鉴于证据材料一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内容完整且无修改痕迹，在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该证据材料显示的内容均与涉案图书《识破》有关，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材料显示的内容均无法直接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及销售册数，故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事项不予确认。证据材料二、三、四均为上诉人张漫儒单方书写的个人情况反映或意见表达，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鉴于相关证据材料的具体内容与张漫儒主张的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及销售册数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鉴于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对证据材料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因该证据材料显示的内容与涉案图书《识破》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
本院对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于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材料一、二均系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关于涉案图书《识破》定价、印刷数量、印刷规格等的内部审批记录，相关表格形式完整且内容无修改痕迹，且上述证据材料中记载的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数量与公安大学出版社之前提交的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涉案图书《识破》数次统计的入库册数等证据中显示的印刷数量相符；张漫儒虽不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本院对证据材料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材料三系对涉案图书《识破》销售、结算情况的列举，但该列举情况是否完整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上诉人张漫儒曾于原审庭审中要求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其因侵害著作权的赔偿金60000元，后经原审法院释明后自行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审法院按照合同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
上诉人张漫儒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四份录音证据的内容显示，张漫儒曾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相关人员对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进行过确认协商，并对双方签订的出版合同条款是否变更进行过磋商，但并不能体现出公安大学出版社曾对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册数作出过与其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的印刷、销售册数相悖的其它陈述。
上诉人张漫儒于二审庭审中主张，根据2012年4月24日及2012年6月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表显示的涉案图书《识破》报废数，及张漫儒提交的其与案外人百川恒益商务印刷公司网页对话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其与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客服的网上聊天记录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内容所显示的出版行业的图书通常报废率推算，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应远远高于公安大学出版社所述的印刷册数。
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称张漫儒主张的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主观臆测；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表显示的涉案图书《识破》报废册数是真实的，前述统计表中所显示的图书报废册数系图书印刷完成后，在发行、运输及开架售书等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册数，也与张漫儒所述的图书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图书报废册数及报废率非同一概念。
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于二审庭审中提交的图书定价印数审批单中记载，涉案图书《识破》的作者为海尚，编辑部意见为建议印制10000册，发行部意见为同意编辑意见，主管社长意见为同意，印刷厂为“昌盛”，备注部分载明涉案图书《识破》入库10100册（其中100册样书）；软片交接卡记载，涉案图书《识破》实印10100册（其中100册样书），承印厂为“昌盛”。
另查明，根据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出具的证明，截止到2014年3月19日，涉案图书《识破》发书册数应为1839册，原审法院记载为1890册应为笔误，本院予以更正。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张漫儒与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及《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和销售册数应当如何认定；公安大学出版社是否实施了编造或隐瞒涉案图书《识破》印刷及销售册数的行为及是否应当退还张漫儒预付款及相应利息、并支付张漫儒相应稿酬；公安大学出版社是否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张漫儒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关于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问题，涉案图书《识破》版权页上显示该书系由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提交了由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该书面证明显示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7日接受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委托而印刷了涉案作品《识破》一书，印刷册数共计10000册。该证明的内容不仅与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四次交付公安大学出版社的涉案图书《识破》的总册数相同，也和公安大学出版社出具的数次统计入库册数、图书定价印数审批单及软片交接卡中载明的印刷册数相同，以上证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初步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涉案作品《识破》的印刷册数为10000册。
上诉人张漫儒对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的上述陈述不认可，并主张根据2012年4月24日及2012年6月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表显示的涉案图书《识破》报废数及出版行业的通常报废率，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远远高于公安大学出版社所述的印刷册数。根据张漫儒所提交的其与案外人百川恒益商务印刷公司网页对话的网页截图打印件、其与厦门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客服的网上聊天记录的网页截图打印件等相关证据可知，张漫儒所主张的图书报废率系指图书印刷过程中产生的报废率，而公安大学出版社所主张的报废率系指图书印刷完成后，在发行、运输及开架售书等过程中产生的报废率，两者并非同一概念，故即使张漫儒所主张的图书报废率属实，其也无法据此推算涉案图书《识破》的实际印刷册数。张漫儒有关根据相关图书报废率能推断出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册数远远高于公安大学出版社所述的印刷册数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张漫儒为证明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在印刷、销售涉案图书《识破》过程中存在数量作假的情况，还提交了四份录音证据支持其主张，但该四份录音证据的内容仅显示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相关人员曾对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进行过确认协商及对双方签订的出版合同条款是否变更进行过磋商，并不能体现出公安大学出版社曾对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册数作出过与其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的印刷、销售册数相悖的其它陈述，故不能证明公安大学出版社对涉案图书《识破》的印刷、销售册数存在隐瞒或作假情况。
综上，在公安大学出版社已提供涉案图书《识破》实际印刷册数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张漫儒并未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实际印刷册数，亦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张漫儒有关涉案图书《识破》印刷册数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关于涉案图书《识破》的实际印刷册数为10000册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问题，根据《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合同签订后的两年内（2011年12月25日之前），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未达到3000册，公安大学出版社将不再退还张漫儒预付书款和向其支付稿酬。可见，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约定的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数量统计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以前。而在2011年9月14日，公安大学出版社仓储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出库册数为1714册；直至2012年1月31日，公安大学出版社发行部统计涉案图书《识破》发书册数为1790册，结算册数1092册。
上诉人张漫儒于原审庭审中提交了涉案图书《识破》在百度搜索中的部分显示内容和在淘宝网部分店面中的销售情况的网页截图打印件，于二审庭审中又补充提交了售卖涉案图书《识破》的淘宝网小书店情况及该书的百度搜索结果网页截图打印件等证据材料，欲以证明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情况良好。但因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在《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销售数量统计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以前、约定的图书销售底线是3000册，故一方面，张漫儒于二审中提交的网页截图打印件系其于2014年6月7日下载、打印，既不能证明其中显示的图书《识破》系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更不能证明涉案图书《识破》2011年11月25日以前的销售数量；另一方面，张漫儒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所主张的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数量，更不能作为张漫儒与公安大学出版社进行结算的依据。
关于上诉人张漫儒主张的公安大学出版社多次提供的有关《识破》销售数量的证据相互矛盾、且其中显示的图书报废率过高等情况亦与常识不符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图书《识破》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在发行、运输及开架销售等过程中发生的部分图书被退回或报废的情况应属正常，故其出库册数、退书册数、报废册数及结算册数等经常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亦符合常理；在公安大学出版社已提交其多次统计的有关涉案图书《识破》销售数量的证据的情况下，张漫儒虽主张公安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有关《识破》销售数量的证据互相矛盾、且其中显示的图书报废率过高，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张漫儒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在被上诉人公安大学出版社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涉案图书《识破》2012年1月31日以前的销售数量尚未达到3000册、上诉人张漫儒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图书《识破》2011年12月25日的实际销售数量未能达到3000册。
根据双方签订的《图书出版补充协议书》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的两年内，涉案图书《识破》的销售册数未达到3000册，公安大学出版社有权不退还张漫儒预付书款和向其支付稿酬。故张漫儒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退还其预付款及支付稿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相关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张漫儒还以公安大学出版社编造或隐瞒涉案图书《识破》印刷、销售册数的行为构成欺诈，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出版合同。因现已查明公安大学出版社不存在编造或隐瞒印刷、销售涉案作品《识破》册数的欺诈行为，张漫儒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因公安大学出版社存在其他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张漫儒主张合同解除的条件并未满足，原审法院对张漫儒的此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张漫儒主张的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使其选择了合同之诉，致使其无法向公安大学出版社主张侵害著作权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漫儒曾于原审庭审中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其因侵害著作权的赔偿金60000元，后经原审法院释明后自行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诉讼请求，并要求原审法院按照合同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审法院对张漫儒进行释明并要求其就违约之诉及侵权之诉的诉由进行选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张漫儒经原审法院释明后选择了违约之诉，并自行放弃要求公安大学出版社支付侵害著作权的赔偿金，现张漫儒以此为由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依据，本院对张漫儒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张漫儒有关原审法院还存在其他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的主张，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漫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244元，由张漫儒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13元，由张漫儒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 红
代理审判员 刘义军
代理审判员 马晓琴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何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