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12民初2938号原告：曹宝根，男，194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朱平飞，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巧娜，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亚君，女，195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蔡士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金燕，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宝根为与被告陆亚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志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于2016年5月19日、6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曹宝根的委托代理人朱平飞、陆巧娜，被告陆亚君的委托代理人徐金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曹宝根的委托代理人朱平飞，被告陆亚君的委托代理人徐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要求庭外和解15天，本院予以准许，但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宝根起诉称：曹宝根发现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工商档案中留存的签订时间为1996年9月28日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是假冒的，曹宝根从未与陆亚君签订过该《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更未收取过陆亚君依该协议支付的股份转让款，陆亚君通过提供虚假材料获得工商股权变更核准登记，侵犯了曹宝根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曹宝根与陆亚君于1996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被告陆亚君答辩称：一、关于东方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变动等情况，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1228号生效判决已对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东方公司在1996年系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办理的重新登记，而非曹宝根所说的变更登记。二、本案中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合同无效情形。首先，曹宝根主张陆亚君系通过虚假材料获得核准登记的，并非事实。根据鄞县人民政府鄞政发【1996】92号《关于对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和重新登记的意见》的规定，由宁波东方压铸机厂于1993年下半年改组成立的“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东方公司）必须在1996年9月底前提交重新登记的全部材料。考虑到涉及人员众多且时间紧迫，前东方公司直接在公司内公众场合说明情况并公开签署《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所有事项人尽皆知，所有过程公开透明，不存在隐瞒，也无法隐瞒，更没有恶意串通之情形。时隔二十年后，曹宝根突然提出签名非实，实在强人所难，在现有情况下，陆亚君也无法确认曹宝根是否是亲笔签名。但是陆亚君认为，即使相关协议上“曹宝根”的签名系由他人所代签，也不能推定协议无效。曹宝根对相关情况是知情和同意的，陆亚君作为东方公司的显名股东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曹宝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未参加股东会会议或签署任何决议等，东方公司股东几经变更，曹宝根却从未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记载为股东。可见，曹宝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从1996年至今，曹宝根作为东方公司的隐名股东，一直享受分红，利益没有受到损害。综上，曹宝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东方公司的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1991年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厂。1993年下半年，宁波东方压铸机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即前东方公司）。改组后，前东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52万元，分成6520股，每股为1000元；公司股份由镇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两种组成，镇集体股为45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70%，职工个人股为19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0%。当时共有121名职工出资入股，其中包括曹宝根各出资2000元（即2股）。1996年下半年，前东方公司因名称中含“有限”字样而被要求在同年10月底前按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重新登记。为了符合当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至50人的法定人数要求，在重新登记时，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作为职工股东代表被工商登记为东方公司的股东，即于1996年10月14日重新登记后的东方公司股东由邱隘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及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组成，出资额分别为428.2万元、133.5万元、53万元、22.7万元、14.6万元（合计652万元）。在办理上述重新登记手续时，提交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留存的文件资料中包括了落款日期为1996年9月28日、有“曹宝根”等45名职工签名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县府(96)41号文件，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规范、完善提高的精神，以及鄞政发（96）92号批转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和重新登记意见的通知精神，原股东申请，经董事会讨论，本人同意决定转让股份给陆亚君。”以上事实，由原告曹宝根提交的工商档案资料及被告陆亚君提交的（2015）甬鄞商初字第122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合同的成立是指符合合同构成要素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合同成立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与标的（即合同内容）三项要件；而合同有效则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有效要件而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标的合法而且可能、确定。很显然，合同是否有效系于合同是否成立这一前提，合同只有成立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若合同成立后依然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才属于合同无效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上述规定都与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相关。本案中，曹宝根称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系他人假冒，而非曹宝根本人所签。若曹宝根所说属实，则涉案协议当事人“曹宝根”是虚构的，其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该协议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这两项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协议订立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过程，协议本身尚未成立。若欠缺合同成立的事实基础，本案当然无需也无法就合同是否具备有效要件进行审查。曹宝根提出“涉案合同因假冒当事人签名，违反法律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之主张，无法予以支持。退一步讲，曹宝根在庭审中主张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属于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以此为据主张合同无效，也难以成立。本院已向曹宝根释明，对于假冒他人签名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合同未成立进而未生效，而非无效，但曹宝根仍然坚持认为应属无效，拒不变更诉讼请求。另需说明的是，鉴于即使涉案《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曹宝根”的签名经司法鉴定确非曹宝根所签，曹宝根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故曹宝根在本案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没有必要组织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宝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曹宝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刘志刚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代书记员 李媛媛??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