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17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西省永福县苏桥镇石门村蚂蝗冲。
法定代表人：刘玉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国忠，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庆润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新华路148号-177。
法定代表人：董明，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明，女，196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兹翠，江苏金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庆润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润公司）、董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6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国忠、吕小竹，被上诉人庆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上诉人董明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兹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福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与事实严重不符。福成公司与庆润公司并未约定货款交付时间。庆润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0年10月9日；2011年4月22日，桂林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庆润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明进行询问，至今未向福成公司出具书面材料；2011年5月18日至2011年6月28日，福成公司委托王继忠向庆润公司追要货款；2011年10月11日，庆润公司起诉福成公司；2013年6月至7月，福成公司向永福县公安局报案，报案当日该局并未口头告知不构成犯罪，至2016年11月福成公司才收到不予立案的书面材料。期间，福成公司向南京市人民政府举报中心、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等部门邮寄了举报信；福成公司还通过网络分别向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信箱反映情况，于2015年6月25日左右收到回复。在筹集到诉讼费用后，福成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福成公司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向庆润公司主张债权，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邮寄举报信、网上控告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等，诉讼时效多次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福成公司通过桂林顺达货运部将货物运输至庆润公司指定仓库，并向庆润公司开具了57571665.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庆润公司的代理人认可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其后的诉讼过程中，又辩称为合作关系，其应就此承担证明责任。双方之间确系买卖合同纠纷，理由是：（1）庆润公司起诉福成公司一案案号为（2010）六商初字第672号，因未收到该案传票，福成公司未能参加庭审。该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法院查明事实中记载福成公司向庆润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公司）退货给庆润公司的事实，法院据此认定庆润公司与南钢公司具有买卖关系的权利义务。（2）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庆润公司与南钢公司多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合同单价，可知庆润公司与南钢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即庆润公司系以自己名义将多功能合金销售给南钢公司，而非以福成公司名义或两公司共同名义出售。3.一审法院扣除每吨200元的协调费用错误。双方2008年签订《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时，因庆润公司初次向南钢公司供货，故福成公司许诺给予每吨200元协调费用，之后供货并不存在该费用。且按庆润公司的陈述，该笔费用用于打理南钢公司相关领导，故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条款应属无效。4.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一审法院用南钢公司结算给庆润公司的款项减去庆润公司已支付给福成公司的款项，扣除贴现利息和协调费用后，剩余部分作为利润，但未给出合理理由。福成公司销售的多功能合金的成本价每吨13000元左右，因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销售给庆润公司的价格远低于该成本价，2010年仅能维持成本价销售。因庆润公司不及时向福成公司结算货款，造成福成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欠下大量借款和利息无法按时归还，负债累累。5.即使应按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但南钢公司支付给庆润公司的款项中不包含2007年供货60吨的货款，而福成公司已收庆润公司的货款中包含该60吨货款75万元，故庆润公司已付给福成公司的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货款应为46349307.4元（47099307.4元-75万元），尚有10129632.9元货款未付。一审法院认定南钢公司向庆润公司退货80吨价值1192581.77元，故庆润公司通过福成公司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向南钢公司合计供货4911.537吨，南钢公司支付货款56478940.3元。因该期间福成公司收到庆润公司支付的货款46349307.4元，尚有10129632.9元货款未支付，减去福成公司应承担的每吨250元的承兑贴息费用1227884.25元和每吨200元的协调费用982307.4元，双方应结算金额为7919441.25元，庆润公司还应向福成公司支付利润3959720.62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3584720.625元。6.一审期间，福成公司依法申请一审法院调取320564011010100001799账号信息，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该账号与两被上诉人资金联系紧密，是董明和庆润公司资金混同的重要证据。二审审理中，福成公司补充以下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根据庆润公司的陈述认定退货80吨，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对利息和连带责任未进行审查。
庆润公司、董明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福成公司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约定了付款时间，且庆润公司2010年10月9日后未再向福成公司支付款项。2010年10月9日至2011年3月，庆润公司多次表示不欠款亦不付款，为此，福成公司于2011年4月向桂林警方报案，桂林经侦支队初查董明没有犯罪事实，故未立案。2011年6月22日，王继忠自称代表福成公司找到庆润公司“清债”，庆润公司要求其提供身份、权限证明文件，福成公司2011年6月22日传真授权书，双方当日进行了交流、谈判、对账，王继忠表示赞同庆润公司不再付款，称其不会再代表福成公司。此后，庆润公司除于2015年10月17日收到永福县人民法院传票外，再未收到福成公司任何权利主张，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6月23日至2013年6月22日。福成公司怠于行使权利，直至2015年8月才向永福县人民法院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作关系符合客观事实。人民法院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不以当事人意志为准，且庆润公司一审强调的是2007年双方系买卖关系，2008年5月26日以后是合作向南钢公司供货，故一审法院通过双方权利义务认定双方是合作关系，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充分确实。开具发票亦不代表一定是买卖合同关系。3.协调费用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
福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庆润公司立即给付货款10472358.16元和利息3279910.58元（自2010年10月9日至2015年7月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董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庆润公司、董明负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26日，福成公司（乙方）与庆润公司（甲方）签订《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约定：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对南钢公司招标采购多功能合金事宜达成一致条款：一、甲方负责办理投标手续及有关事宜，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文件证照等；二、按甲方向使用单位投标所中标的数量（按供1000吨投标），数量一经确定，乙方必须严格执行；三、交货期约在2008年5月下旬至2008年6月按使用单位要求发货……五、交货地点为使用单位指定的仓库；六、以使用单位过磅，化验为准，甲方不承担途耗及磅差；七、由甲方凭过磅单、质保书、增值税发票向使用单位结算，收取承兑汇票，由甲方根据使用单位所计量的数量和甲乙双方商定的付乙方单价计算并扣除使用单位所留费用后，付乙方承兑汇票……十一、甲方负责协调投标及协助办理产品交验及有关部门的工作，费用按200元每吨收取，甲方所交增值税按实向乙方计取；十二、扣除十一条所收费用后，所产的利润（含生产时的利润）甲乙双方按50%计取。
2011年4月，福成公司向桂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称董明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销售给南钢公司的货款10472358元占为己有，涉嫌职务侵占。桂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认为董明没有犯罪事实，对该报案作不予立案处理。
一审庭审中，福成公司提供了永福县公安局2013年7月23日作出的永公不立字【2013】0000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你单位于2013年6月1日提出控告合同诈骗，我局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董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永福县公安局申请复议，签收人危松林，签收日期2016年11月4日。”庆润公司、董明对不予立案通知书真实性提出质疑，一审法院发函向永福县公安局核实相关情况。2017年11月23日，永福县公安局回复函：“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你院（2016）苏0116民初3989号函向我局了解有关情况，现回复如下：2013年7月初，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人危松林携有关材料到我局报案称，南京庆润工贸实业有限公司董明涉嫌合同诈骗，我局经审查后告知该公司不构成经济犯罪案件，属民事合同纠纷，当日即口头告知他们到法院起诉，后该公司一直未与我局联系咨询。到2016年5、6月份后，该公司法人危松林多次到我局要求对此案是否立案给予他们书面答复，2016年11月，我局给该公司下达了永公不立字【2013】0000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
2015年8月24日，永福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本案，福成公司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交的诉状签署日期为2015年7月22日。后庆润公司提出管辖异议，2016年4月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维持了永福县人民法院管辖异议移送裁定，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福成公司一审提供的九份EMS快递单寄件人联显示（单号为：1082423513513、1082423514913、1082423512113、1082423515213、1082423411213、1082423410913、1082423409013、1082423408613、1082423412613）2015年寄出，但未显示具体月日，内件品名均为举报信。收件人分别为南京市人民政府举报中心黄莉新、缪常林，江苏省人民政府举报中心罗志军、李学勇，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中央纪委信访室。
根据福成公司调查取证申请，南钢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南钢公司与庆润公司关于多功能合金购销合同、应付账款明细账、材料采购明细账，具体情况如下：2008年8月9日至2010年8月24日，南钢公司共向庆润公司采购多功能合金4991.537吨，结算金额57671522.07元。福成公司认可庆润公司已经向福成公司支付货款47099307.40元，尚有10472358.16元未支付。庆润公司认可南钢公司提供的多功能合金购销合同、应付账款明细账、材料采购明细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其向南钢公司供应的多功能合金来源均是福成公司，但数量应当扣除80吨退货，价款应当扣减80吨退货对应的1192581.77元，故庆润公司实际向南钢公司供应多功能合金的数量为4911.537吨，金额为56478940.3元，该款项南钢公司已经全部支付给庆润公司。庆润公司认可已经收到福成公司开具的57571665.56元发票。福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危松林提供给庆润公司的多功能成本核算载明，福成公司需要向庆润公司承担每吨贴息250元。
2011年10月11日，庆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福成公司，一审法院2012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08年5月26日双方签订《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福成公司于2010年6月18日至8月24日期间实际供应多功能合金1135.886吨，并向庆润公司出具了货款金额为1952万余元的增值税发票175份。以上货物由南钢公司使用，由庆润公司与南钢公司结算。因供货质量问题，南钢公司向庆润公司退货约80吨。该案因庆润公司主张福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庆润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5月26日福成公司与庆润公司签订的《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福成公司主张双方系买卖关系，但仅提供了一份买卖合同的传真件，庆润公司、董明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双方《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约定内容来看，双方属于共同向南钢公司供应多功能合金合作关系。关于供货数量，一审法院结合南钢公司证明材料及（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福成公司向庆润公司供货数量为4911.537吨，总金额为56478940.3元。庆润公司已经从南钢公司领取全部款项，福成公司认可庆润公司已经支付47099307.40元，差额9379632.9元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应当包括应有福成公司承担协调费用982307.4元（200元/吨）、应由福成公司承担承兑贴息和利润三部分。关于承兑贴息，根据多功能成本核算每吨为250元，总贴息为1227884.25元。扣除协调费用和贴息后，剩余的7169441.25元应为利润，根据双方合同第十二条利润各50%约定，庆润公司还应给付福成公司利润3584720.625元。
但是，本案福成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双方之间于2008年5月签订合同，福成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点为2010年10月9日，2011年4月福成公司向桂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称董明涉嫌职务侵占，后不予立案。2011年10月11日庆润公司起诉福成公司。福成公司于2013年7月初向公安机关报案，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诉讼时效自2013年7月初中断。永福县公安局已于报案当日告知福成公司不构成经济犯罪，应到法院起诉，福成公司于报案当日知道不立案决定，故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7月初重新计算，至2015年7月10日前届满。九份EMS快递单寄件人联均未显示具体寄出日期，也未提供举报信具体内容，福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2013年7月初至2015年7月22日期间，另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况，即使福成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当日即向永福县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也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于福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314元，由福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福成公司提交其2015年6月24日向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信箱投诉的材料，拟证明福成公司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本案情况，并未放弃诉讼权利。庆润公司、董明未提交证据，并认为福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亦无关联，福成公司投诉的是田忠和董明之间的关系，主要就田忠利用职权向纪律检查部门和省长信箱投诉，且本案诉讼时效截至2013年6月22日，故投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本院认证意见：对福成公司提交的投诉材料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庆润公司、董明无异议，福成公司提出以下异议：福成公司认可庆润公司已支付货款的金额中包括2007年7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存在80吨退货没有根据，且南钢公司提供的总供货中并不包含该80吨，不应在总供货中扣除；（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民事判决认定福成公司实际供应多功能合金1135.886吨错误，实际应为1537.946吨。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5年6月24日，福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危松林向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络举报，内容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经济保障部部长田忠，系南京庆润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明的丈夫，其为了方便利用职务便利让其妻为南钢供应原材料，与其妻子董明假离婚，其妻随后开设南京庆润公司。自2007年6月至2010年8月董明从我公司（广西永福县福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购入5000余吨多功能合金，然后高价转卖给南钢，从中获得暴利……董明所得金钱也主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子女国外留学费用……随后通过先履行数额较小合同来骗取我公司履行数额较大合同的手法，在我公司交付了大量产品之后不再支付货款，随后失去联系。造成我公司一千余万元的损失，濒临倒闭……田忠和董明夫妻二人利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骗取他人财产，可谓不择手段，狼狈为奸，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望贵委依法依纪查处。”该委回复“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议您直接向市级或县（市、区）纪检监察机关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信箱于2015年6月25日回复危松林“请提供相关材料直接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以上事实有投诉材料为证。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法律关系性质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作合同关系；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庆润公司应否向福成公司支付多功能合金欠款及金额如何认定；4.董明是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如何认定问题，当事人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产生争议，福成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庆润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本案中，福成公司张的款项包括2007年供货未付款及2008年至2010年供货未付款。关于2007年交易，双方均认可系属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08年至2010年交易，应根据双方此阶段所签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等情况综合分析确定法律关系性质。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但2008年5月26日签订的《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约定，双方就南钢公司招标采购多功能合金事宜达成一致，庆润公司负责办理投标手续及有关事宜，福成公司负责向庆润公司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文件、证照等，按庆润公司中标的数量执行，如质量、数量、交货期等未达到使用单位要求，造成的损失由福成公司承担，扣除相应费用后，所产生的利润（含生产时的利润）双方按50%计取。根据上述内容分析，双方合作向南钢公司投标，中标后向南钢公司供应多功能合金，所获相应利润双方各半，故双方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属于合作关系，并非由福成公司向庆润公司供货，福成公司上诉称双方此阶段系买卖合同关系，与合同约定不符，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双方除《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外，并未签订其他书面合同，且福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法律关系性质等另有其他约定，故一审法院根据《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确定双方此阶段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至于（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案件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庆润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认可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及福成公司已向庆润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首先，（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案件中庆润公司诉请的是多功能合金质量问题所致损失，与本案争议的货款分配问题无涉，当事人亦未就法律关系性质提出异议，而本案中，双方对法律关系性质产生争议，应据实作出认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故法律关系性质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不以当事人主张为准。再次，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依据，与法律关系性质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因此，福成公司以（2011）六商初字第672号案件案由、庆润公司曾经对法律关系的自认及福成公司已向庆润公司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双方2008年至2010年期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超过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避免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本案中，庆润公司于2010年10月9日最后一次付款；福成公司于2011年4月向桂林市公安局报案，于2011年6月22日委托王继忠向董明催款；永福县公安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福成公司于2013年6月1日向该局控告董明合同诈骗，署名日期为2013年7月23日，永福县公安局其后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书面复函所载相应时间节点与《不予立案通知书》不一致，且复函中所载报案时间并不明确具体，亦无相应报案原始资料佐证，故应认定《不予立案通知书》的证明力大于复函；福成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信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于2015年8月24日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从上述时间进展看，福成公司虽然于2015年8月24日才提起诉讼，但一直积极通过相关人员向相关单位主张权利，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庆润公司、董明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庆润公司应否向福成公司支付多功能合金欠款及金额如何认定问题，福成公司张的10472358.16元包括2007年供货未付款3万元及2008年至2010年供货未付款10442358.16元。本院认为，就3万元问题，福成公司主张双方2007年交易总货款78万元、庆润公司尚欠3万元未付，但双方二审均确认该笔交易系先款后货，而庆润公司已支付75万元、福成公司已供货，福成公司提交的发票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当时协商总价为78万元，故其该项诉请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就2008年至2010年欠款问题，如上所述，福成公司与庆润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根据《采购多功能合金合同书》第七条、第十一条的约定，庆润公司收到南钢公司支付的承兑汇票后，根据南钢公司所计量的数量和双方商定的付福成公司单价计算所得款项扣除南钢公司所留费用后付给福成公司，同时，扣除协调费等后产生的利润（含生产时的利润）双方按50%计取。利润的计算取决于福成公司生产多功能合金的成本的确定，双方当事人二审均确认在计算利润时应扣除福成公司的生产成本。经本院释明，福成公司明确表示其坚持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为买卖合同关系及所主张款项为货款而非生产成本加利润，且其向福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即为其生产成本，但福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生产成本即为发票金额，且其原法定代表人危松林手写成本说明仅系部分货物的说明，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庆润公司2008年至2010年期间欠付福成公司款项及欠款金额为10442358.16元（10472358.16元-3万元），故福成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本院对董明应否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已无审查之必要。
综上所述，福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误，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314元，由福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毓敏
审判员 刘阿珍
审判员 徐岩岩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