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9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玉池，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罗晓亭，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君，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景辉，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朱武洪，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晓琳，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潘玉池因与被上诉人李景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一初字第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6年5月10日，原告向被告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为95×××55，原、被告确认为双方本案款项往来的卡号）转账7500元，2006年5月10日转账15000元，2010年3月20日转账20万元，2011年7月8日转账45000元。
原告称其于2008年2月5日向被告转账3万元，但银行回单显示收款人李景辉卡号为95×××55，与双方确认的账号不符，被告称其未收到该款，且提交了其银行流水，显示2008年2月5日至2月7日之间，被告95×××55的银行卡未进账3万元。
原告称其于2011年1月20日向被告转账35万元，但银行回单显示收款人李景辉卡号为95×××55，与双方确认的卡号不符，被告称其未收到原告转账的该款，但确认当日有一笔35万元的进账。
庭审中，原告称双方当时存在借贷关系，也存在业务合作，业务合作也与借贷混在一起。双方在合作期间关系不错，各自需要用钱时开口借款就可以，从抵扣之后的结论来看，被告欠原告的款项多些。双方并没有就65万元的形成做具体性质的界定，但双方长期以来都是承认各自的债权债务的。原告认为被告取得上述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称其曾向被告主张过要求返还上述六笔款项，但未提供主张权利的相应证据。原告曾于2014年4月21日在（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916号案中提供过上述款项的有关证据，用于抵扣其欠被告的借款。该判决终审认定，原告欠被告借款163万元，该款是由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结算确认而来。
被告称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上述款项，在双方从2007年12月23日到2013年6月22日之间的六次对账和结算中，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过。原告称上述对账只是就原告欠被告的款进行对账，但未就被告欠原告的款项进行对账。庭审中，原告称其无法分清六笔欠款哪些是借款，哪些是合作款。
潘玉池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被告返还原告647500元；二、被告返还给原告64750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按年利率6.5%计算，从汇款之日起至2014年7月30日止，共148525元。之后按年利率6.5%计至被告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三、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称其于2006年5月10日至2011年7月8日共六次向被告转账647500元，原告主张该款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但由于双方多年来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亦无法陈述清楚六笔款项何为业务合作款、何为民间借贷款，而双方的民间借贷纠纷系由双方的业务合作结算而来，已经人民法院终审裁决完毕。从常理分析，如被告在几年间先后六次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而原告却一再向被告付款有悖常理。同时，根据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应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主张。本案原告六笔转款最后一次发生时间为2011年7月8日，如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则原告应于2013年7月7日前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于上述期限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被告亦予以否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亦超过了时效，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潘玉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80元，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潘玉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158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4年7月作出（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向福田法院申请执行，上诉人于2014年10月30日履行完毕（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15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因在该案开庭后，发现有遗漏的文件证据，在一审时没有计入，就在二审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该证据经二审法院审理情况如下：（一）二审判决书第18页第二行：经核对，2011年7月1日之后的还款一审认可为859997元。（二）二审判决书第19页第一至二行：“经核对，2011年7月1日之后的还款一审已认定，其余转款或收据均发生于2011年7月1日之前”。（三）二审判决书第18页倒数第二行至第19页第一行：二审中，潘玉池新提交了多份银行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主张其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景辉还款1492497元，且已清偿相应合同、收据项下款项。（四）二审判决书第19页第八行第3个字至第十行：“因此，双方2011年7月1日之前的款项往来不应当影响对该数额的认定，故潘玉池二审提交的2011年7月1日之前的转款或收据，本院不予审查”。（五）上诉人潘玉池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李景辉还款1492497元，减去一审认定的859997元，潘玉池仍有支付给李景辉人民币632500元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一）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二行至第一行“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并经质证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及第4页第二行至第六行所述认定事实有误。其认定事实与（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9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完全相反。一审偏听偏信被上诉人的狡辩，全部采信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请二审纠正错误，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错误计算诉讼时效，机械武断地理解运用法律（详见判决书第7页第9行）：“本案原告六笔转款最后一次发生时间为2011年7月8日，如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则原告应于2013年7月7日前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于上述期限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被告亦予以否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亦超过了诉讼时效。”南山法院完全否定了（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42号、第4158号及（2014）深中法民经字第916号三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通过法律诉讼程序，主张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事实。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上述期限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是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错误，请二审法院纠正改判。（三）本案与（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42号、第4158号案件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没有上述案件就没有本案，本案是福田法院案件的连续。（四）本案的诉由为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若认为错误可以依据查明事实向上诉人建议改为民间借贷纠纷。
被上诉人李景辉答辩称：上诉人就本案所涉的6笔款项第一次向被上诉人主张所谓权利的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该事实清楚确凿。上诉人在长达8年的期间内从未向被上诉人就本案所涉6笔款项主张过任何权利，至今早已丧失诉讼时效。在本案一审之前，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之间确实发生过（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42号、第4158号案件，但对于上诉人而言并未因此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所涉6笔款项其中第3笔和第5笔从未发生过，其余4笔款项的性质为河沙货款及餐旅招待费，上诉人对本案所涉6笔款项是货款而非还款的性质和用途自始至终是相当清楚的，并非其所称的不当得利。基于前述1、2、3点，上诉人已丧失诉讼时效，基于第4点，缺乏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据和证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完全正确。综上，本案所涉款项为上诉人应付并已经支付的货款及餐旅招待费，上诉人不会因此有任何损失，被上诉人收取相关款项有事实根据和合法依据，被上诉人不会因此而取得不当的利益，故被上诉人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潘玉池在本案中主张被上诉人李景辉构成不当得利的款项有以下六笔：一、2006年5月1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7500元；二、2006年5月10日，被上诉人出具收据收到上诉人交来15000元；三、2008年2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3万元；四、2010年4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20万元；五、2011年1月2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30万元；六、2011年7月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45000元，以上款项合计647500元。在本案一、二审期间，上诉人均以年代久远为由未能明确其向被上诉人支付前述六笔款项的性质。在上述款项中，被上诉人确认收到第一、二、四、六笔款项，被上诉人的其他账户收到过与第五笔相等的金额35万元，对于第二笔款项，因转款账户与其账号不符，被上诉人主张其从未收到。对于款项的性质，被上诉人的陈述意见如下：第一、二笔款项系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餐旅招待费，双方之间有河沙货物代购销的关系，该款项是被上诉人联系河沙业务在外请客、吃饭找上诉人报销的款项；第四、五笔款项为“河沙”货款，有上诉人提交的《境内汇款申请书》注明“汇款用途”系“货款”为证；第六笔款项为“河沙”货款的尾款，由于2011年7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书》中约定首期款的付款时间为2011年8月31日，而第六笔款于7月8日支付，能够证明该款项不是偿还欠款的款项，而应是前笔河沙货款的尾款。
再查，上诉人述称其在（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158号案件中自认欠被上诉人160万元系因抵扣了还款86万元，而其中已经包含了本案的款项，此即能够说明其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其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158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案查明事实部分的记载，根据上诉人在该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其所主张的自《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后向被上诉人的还款均发生于2011年9月28日以后，根据转款记录计算，上诉人主张其归还了被上诉人本金859997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潘玉池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被上诉人李景辉构成不当得利，应首先就其支付涉案款项的原因及对方收取款项不存在合法理由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仅负有对于款项性质及收取原因的说明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以年代久远为由不予明确款项性质及支付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涉案六笔款项共计64万余元，更有两笔分别为20万元及35万元，作为对普通公民来说利益甚巨的财产权益，上诉人述称其对此已不记得是借款还是其他性质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相对而言，被上诉人已对所收取涉案款项的理由完成了相应的说明义务。首先，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提供的银行票据明确注明“货款”为证，主张其中20万元及35万元两笔款项并非其不当得利依据充分。鉴于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就前两笔款项之前上诉人给付的22500元（15000元＋7500元），被上诉人解释为为联系双方的货物代销业务而支出的应酬款项亦符合双方业务往来的客观需要。至于第六笔款项4.5万元，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与其曾于2011年7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约定首期欠款的还款时间为2011年8月31日，而第六笔款于2011年7月8日支付，能够佐证该款项不是偿还欠款的款项，而应是前笔河沙货款的尾款，在上诉人对此未提供任何反证的情形下，被上诉人的主张可信度较高。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未完成被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对其收取相关款项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上诉人本案主张权利的相关单据系其于2014年4月21日即（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916号案件二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在此之前其已就此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由于涉案款项最后一笔款项发生于2011年7月8日，上诉人有关将涉案款项计入已抵扣被上诉人的欠款之中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与（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158号案件查明事实不符，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上诉人本案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0元，由上诉人潘玉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