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沙民二初字第228号
原告：李万红，女，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周世杰，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单卫东，系沙湾县三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沙湾县三道河子镇农场。
法定代表人：郭卫东，系该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任元国（一般代理），新疆明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万红诉被告沙湾县三道河子镇农场（以下简称三道河子镇农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冯进红、张琼、人民陪审员王静月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万红及委托代理人周世杰、单卫东，被告三道河子镇农场法定代表人郭卫东及委托代理人任元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万红诉称：2012年3月15日被告三道河子镇农场将15亩土地（口粮地）承包给原告30年（2012年3月5日至2042年3月15日）。后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果业；根据上级相关文件，又与原告签订了农村尸林地流转合同书（商品林）。约定：甲方（被告）同意将林地承包使用期限为30年（2012年3月5日2042年3月15日止）承包期内，如该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原告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如遇国家征用、占用林地，其林木补偿费和林地补偿费全部支付原告。2014年3月至4月间，该地被县政府征用，并将林木（苹果树）棵数、大小和林地已进行了实名登记；可被告否认原告应享有15亩林地的补偿，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农户林地流转合同》有效。
原告李万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当庭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书证1，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双方签订15亩土地的承包合同，期限是30年。书证2，林地流转合同两份、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原告享有林地经营权，而且已经进行了林权实名登记。书证3，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在包家庄时取得了土地，后来迁出时将地取消了，迁进农场时一直未取得土地。
被告三道河子镇农场辩称：原告所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林地流转合同是虚假的合同，无效的合同；从合同的形式来看，该合同缺少必要的成立要件，合同的签名不是李万红，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缺少价格条款，合同承包期限有改动。从合同的签订过程看，违反了土地承包原则，违反了土地承包程序，是农场厂长个人的意思，不是农场两委班子的意思，也不是农场农户的意思。从合同的时间看，2012年3月1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012年6月15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从常理讲，刚承包土地3个月，紧接着转让林地，申请林权证，不和常理，明显造假；农场也没有林地流转的权利，只有发包的权利。从合同内容看，双方约定将农场农户阿汉的15亩土地承包给原告，是违法的；阿汉从未将土地流转给原告，也未将林地流转给原告；且阿汉的8.8亩林地在2009年已经申请了林权证；目前该8.8亩地及另外5亩多开荒地都在2012年底流转给了阿斯丽·达列里汗；8.8亩的林权已过户到阿斯丽·达列里汗名下；被告无权将该10余亩土地及林地发包给原告，被告也无权将农户的开荒地任意发包给他人。从合同目的看，原告是希望通过申请办理林权证而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然后通过3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在未来的征地过程中以有承包地、口粮地、林权证，要求政府补偿，该合同的签订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而且合同当事人双方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损害集体利益，满足一方私利，因此我方认为该合同是虚假、无效合同。
本案所涉及的阿汉的地是八十亩地的其中一部分，其中5亩多土地是阿汉本人的地，8亩多已经办理的林权证；合同是在被告法定代表人家里签订，并不是在办公室签订，合同并非原告本人签订。
被告三道河子镇农场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当庭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书证1，书证一组，政府的相关文件三份，证明三道河子镇农场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已纳入城市规划范围，未进行二轮土地承包，6号文件证明镇农场大规模的征地建设从2010年开始的，对农场的农户来说都是清楚的，所以有盖房子的，有种树的，目的就是将来在征地补偿中获得更大的利益。1991年原告到农场，农场1984年进行一轮土地承包，农场没有进行二轮土地承包，所以原告没有口粮田。书证2，两份土地补偿协议，证明有林权证的补偿标准远远高于一般的耕地，周世杰在2010年的补偿中得到60多万的补偿款，他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地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书证3，证明一份，证明农场厂长郭卫东未经两委班子研究同意擅自与原告签订三十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林地流转合同，原告签订本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未来的征地补偿中获得利益。证人阿汉·牙格麻尔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所诉的15亩土地，其实是阿汉·牙格麻尔的土地，其中8.8亩早在2009年既申请了林权证，2012年底阿汉·牙格麻尔已将该8.8亩有林权证的林地及另6亩多耕地全部流转给了阿斯丽·达里列汉，阿汉·牙格麻尔从未将土地及林地流转给原告。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15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15亩地承包给原告耕种，期限为30年（承包期限有改动），承包期自2012年4月5日至2042年4月5日。该份合同未约定土地承包费用。
2012年6月15日，原、被告又签订两份农村农户林流转合同，约定前述土地8.8亩、6.2亩为林地，将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转让给原告，转让林地使用权30年，期限自2012年6月15日至2042年6月15日。该份农村农户林流转合同亦未对林地使用费用及给付方式进行约定。
2012年6月16日，原告向林业部门申请林权登记，申请登记内容为8.8亩、6.2亩经济林，种植546株苹果树，申请使用期限30年，三道河子镇农场在审批表签署意见，并盖章。但最终未获得发证机关批准。
另查明，被告三道河子镇农场法定代表人郭卫东未经农场两委会研究同意，与李万红签订30年期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农户林流转合同。
另查明，本案合同涉及的8.8亩、6.2亩土地实际原由案外人阿汉·牙格麻尔种植；阿汉·牙格麻尔于2011年3月3日就8.8亩土地取得林权证；6.2亩为开荒地种植果树为办理任何手续，阿汉·牙格麻尔于2013年5月27日就该两块土地上种植的杨树及果树转让给案外人阿斯丽·达列里汗，转让期限至2028年12月；现案外人阿斯丽·达列里汗已取得该8.8亩林地的林权证。
另查明，原、被告签订合同约定的土地，系国有土地，并且已经在2010年确定开发。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举证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案争议焦点：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农户林地流转合同》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在订立过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表示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2）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即相对人了解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并配合实施虚假表示；（3）有主观上的恶意，即明知或应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本案中，首先，被告法定的代表人郭卫东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并未见过原告本人，是由原告的哥哥周世杰（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代理，而原告与郭卫东系亲属关系，签订合同亦未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其行为是郭卫东的个人行为。郭卫东及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均明知该合同未办理相关法定程序，其行为明显构成恶意。其次，原告所述的土地中由15亩土地经查明并非由原告经营种植，而是由案外人阿汉·牙格麻尔一直在种植，其中8.8亩栽种杨树并办理林权证，6.2亩土地无相关手续，种植的是果树。案外人阿汉·牙格麻尔2013年5月27日就该两块土地上种植的杨树及果树转让给案外人阿斯丽·达列里汗，案外人阿斯丽·达列里汗已经取得8.8亩林地的林权证。因此原告称述的其在该土地上已种植4年树木及2年苹果树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结合该宗土地2013年被已经征用的事实，原告请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其目的并非是种植经营，根据被告方提供的土地补偿的相关证据，可看出土地征收过程中，林地的补偿远远大于耕地的补偿，原告委托代理人周世杰对此是明知的；原告委托代理人周世杰代表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卫东签订的合同，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故原、被告签订前述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虚构事实将他人拥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假借自己名下签订合同，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李万红与被告沙湾县三道河子镇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农户林地流转合同》为无效合同。
本案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李万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进红
审 判 员 张 琼
人民陪审员 王静月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任羽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