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03民初1044号
原告周芙容，女，汉族，1962年1月1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
原告汪礼俊，男，汉族，1992年7月7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
原告汪春琳，女，汉族，1989年3月4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佩，广东君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龙权塑胶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红卫村榄树坑。
经营者张权龙，男，汉族，1985年11月1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
被告张汉才，男，汉族，1966年10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冯计明，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袁金珍，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诉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龙权塑胶加工厂（以下简称龙权加工厂）、被告张汉才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8日和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依法予以延长审限。原告周芙容、汪春琳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佩、被告龙权加工厂的经营者张权龙、被告张汉才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冯计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龙权加工厂、张汉才连带赔偿原告工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款项共计812773.50元［赔偿清单：1.工资1152元（2016年11月16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的工资，按惠州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30057元/年÷12月÷21.75天×10）、医疗费86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适宜支出的交通费5214.5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适宜支出的住宿费7014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适宜支出的误工损失5000元、丧葬费33150元（66300元÷2）、死亡赔偿金：660383元（34757元/年×19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判令被告龙权加工厂、张汉才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6日起，原告的近亲属即受害人汪诗友开始在被告龙权加工厂、被告张汉才处工作，汪诗友为一普通员工。2016年11月25日，受害人汪诗友在被告龙权加工厂、张汉才处工作过程中因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后，惠阳区新圩镇政府相关部门多次组织被告龙权加工厂、张汉才及原告等受害人家属协调受害人汪诗友死亡与赔偿事宜，被告龙权加工厂、张汉才在协商过程中都明确拒绝承担其相应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及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龙权加工厂辩称，一、本案龙权加工厂不是适格的被告。龙权加工厂与汪诗友之间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龙权加工厂与吴二兴也不存在承揽关系,汪诗友受伤与龙权加工厂无关。2016年11月25日，汪诗友在一废品店因爬门摔落受伤，但其受伤与龙权加工厂不存在任何关系。从汪诗友受伤的地点看，汪诗友并非在龙权加工厂处受伤。汪诗友是在废品店因爬门受伤的，而龙权加工厂的住所地在惠阳区××村榄树坑，距离废品店约有5公里。从事故发生的时间及原因上看，事故发生时，龙权加工厂根本就不知道汪诗友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品店，又是因何急事竟需要爬墙？龙权加工厂并没有聘请、指派过汪诗友前去废品店，更没有要求过吴二兴雇请汪诗友，汪诗友系应吴二兴之邀共同前去废品店处理塑料废品的，而汪诗友不顾他人劝阻擅自爬墙进入废品店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汪诗友因年龄已经超过60周岁，龙权加工厂不能也没有与汪诗友建立劳动关系。汪诗友工作几天，双方是建立的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受民法的调整而不受劳动相关法律的调整。且龙权加工厂在汪诗友从事劳务的劳务报酬早已结清。龙权加工厂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与汪诗友、吴二兴也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龙权加工厂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周芙蓉、汪礼俊、汪春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龙权加工厂亦非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汪诗友承担赔偿责任。汪诗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自身具备识别安全的能力，其受伤完全是自身过错导致的，其所受伤害应由其自行承担。2016年11月25日事故发生在张汉才所经营的废品店时，当时废品店无人在现场，而且大门紧闭，然而，汪诗友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听他人劝阻、一意孤行制造危险，爬墙进入废品店处，导致事故的发生。亦即汪诗友自身具备安全识别的能力，其应当知道爬墙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但其不但无视危险，甚至不顾他人劝阻制造危险自行爬墙，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此事故完全系由汪诗友其个人行为引起的，其所受伤害是其自身过错所致，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三、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金额不合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详述如下：1、工资：工资是基于劳动报酬，汪诗友年龄已经超过60周岁，不能建立劳动关系，龙权加工厂没有也不能与汪诗友建立劳动关系，何来工资一说？2、交通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通费应以实际发生为准，且需要提供相关单据及相应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3、住宿费：应该以正式发票为准。4、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等人并没有提供其工作证明证明其收入、也没有提供减少收入的证明，不能认定有误工损失。5、死亡赔偿金：汪诗友为农村户口，且发生本次事故也是在农村，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发生事故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有稳定的收入，故，对其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计算。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场合行为因及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等因素确定。本案事故的发生系汪诗友本人不顾劝阻、自行爬墙原因导致的，其本人付主要以上责任，龙权加工厂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更没有任何获利，因此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综上所述，发生本次不幸的事故，是汪诗友自己违规操作所致，与龙权加工厂没有关联，龙权加工厂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周芙蓉、汪礼俊、汪春琳对龙权加工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张汉才辩称，一、本案张汉才不是适格的被告，张汉才与汪诗友之间没有建立任何关系，张汉才与吴二兴是承揽关系,而汪诗友与吴二兴之间是雇佣还是帮工关系张汉才并不清楚，汪诗友受伤与张汉才无关。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51条、253条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属于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本案中，张汉才系废品店，由于经营规模小，张汉才并无聘请员工，如废品积多或一个人无法处理，便会给散工处理。在2016年11月25日前两天，张汉才废品有一些积累，偶遇老乡吴二兴，便叫吴二兴带多几个人来完成废品包装清理工作，完成包装清理工作后并交付给张汉才，张汉才向其支付承揽费用。可见，吴二兴承揽张汉才废品塑料包装工作，重在有形工作成果的完成，其提供劳务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张汉才关注的也是吴二兴交付的成果，至于吴二兴是以自己的劳动完成劳动成果还是雇请他人或聘请谁共同完成劳动成果与张汉才无关，吴二兴工作时间、工作任务也由其自行支配，张汉才并不干涉。显然，张汉才与吴二兴双方地位平等，双方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完全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形成的应是承揽关系。而张汉才与汪诗友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张汉才也不认识汪诗友，汪诗友是吴二兴雇请的人员，与张汉才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张汉才作为承揽关系中的定做人不应对受吴二兴雇请提供劳务的汪诗友承担责任，因此张汉才非适格被告。二、本案张汉才亦非直接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汪诗友承担赔偿责任。汪诗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自身具备识别安全的能力，其受伤完全是自身过错导致的，其所受伤害应由其自行承担。2016年11月25日事故发生在张汉才的废品店时，张汉才在外收购废品，而且大门紧闭，汪诗友欲爬门进入，遭到吴二兴的阻止，汪诗友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能够识别爬墙的危险性，其不仅不采取正确方式等待，而且还制造危险、不听他人劝阻、一意孤行爬墙进入张汉才处，导致事故的发生。亦即汪诗友自身具备安全识别的能力，其应当知道爬墙存在危险发生的可能，但其不但无视危险，甚至不顾他人劝阻制造危险自行爬墙，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此事故完全系由汪诗友其个人行为引起的，其所受伤害是其自身过错所致，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因此，此事故并非因张汉才的原因导致，而是由汪诗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张汉才对汪诗友的受伤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三、张汉才在汪诗友发生伤害事故后，积极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张汉才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医疗费28891.17元，住宿费、伙食费2800元。四、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金额不合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详述如下：1、工资：2016年11月16日至2016年11月25日，张汉才与汪诗友没有关系，没有聘请汪诗友而汪诗友也没有为张汉才提供过任何劳务，何来工资一说？2、交通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通费应以实际发生为准，且需要提供相关单据及相应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联。3、住宿费：应该以正式发票为准，张汉才基于人道主义垫付了2800元。4、处理后事人员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等人并没有提供其工作证明证明其收入、也没有提供减少收入的证明，不能认定有误工损失。5、死亡赔偿金：汪诗友为农村户口，且发生本次事故也是在农村，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发生事故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有稳定的收入，故，对其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计算。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场合行为因及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等因素确定。本案事故的发生系汪诗友本人不顾劝阻、自行爬墙原因导致的，其本人付主要以上责任，张汉才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更没有任何获利，因此周芙蓉、汪礼俊、汪春琳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综上所述，张汉才以收购废品为职业，经济状态较差，发生本次不幸的事故，基于人道主义尽了垫付了28891.17元，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发生本案事故是汪诗友自身造成的，张汉才没有与汪诗友建立任何关系，也没有从汪诗友的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张汉才依法不应当对汪诗友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对张汉才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事发时，除了死者汪诗友外，还有在场人吴二兴和蓝柳新，故吴二兴和蓝柳新作为现场目击证人，其在公安机关对事发经过所作的陈述属于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材料。蓝柳新于2016年11月28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吴二兴先后于2016年11月26日和11月30日两次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由于吴二兴上述两次询问笔录中对有关汪诗友前往事发地点的原因及交通方式的陈述前后矛盾，本院结合蓝柳新在上述询问笔录中有关事发经过的陈述以及吴二兴在本院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吴二兴2016年11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有关事发经过（包括前往事发地时的交通工具）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蓝柳新的上述询问笔录及吴二兴2016年11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有关事发经过的陈述予以采信。根据庭审笔录及上述笔录显示，受害人汪诗友于2016年11月17日入职被告龙权加工厂，并居住至事发前。汪诗友与被告龙权加工厂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11月25日，被告龙权加工厂的经营者张权龙让吴二兴（自述系被告龙权加工厂司机，两被告庭审时亦自述吴二兴曾替被告龙权加工厂开车）、汪诗友及蓝柳新（三人均居住在被告龙权加工厂）一起前往龙权加工厂仓库做事。吴二兴遂驾驶张权龙的小轿车载着汪诗友及蓝柳新前往到该处即事发地点废品站。由于废品站的铁门（高约2米）紧锁，吴二兴遂打电话让人送钥匙过来开门。在此期间，汪诗友攀爬上该铁门准备进入里面。吴二兴和蓝柳新对汪诗友的攀爬行为进行口头劝阻，汪诗友未予理会。在翻越过程中，汪诗友从铁门上摔落在地上，头部流血。而后，吴二兴得知该废品站的后面可以进入，遂与蓝柳新进入废品站里面把汪诗友背出来放在车上，并将汪诗友送至惠阳区新圩镇约场卫生站进行救治。随后，张权龙随同120救护车将汪诗友送至惠阳三和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一、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双侧额叶多发脑挫裂伤；2.右侧枕叶多发脑挫裂伤；3.双侧枕部硬膜下血肿；4.双侧枕部硬膜外血肿；5.气颅；6.枕骨骨折；7.中颅窝骨折。二、双肺挫伤。2016年12月1日，汪诗友被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急性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诊断：一、急性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双侧额叶多发脑挫裂伤并出血；2.右侧枕颞顶叶多发脑挫裂伤并出血；3.双侧枕部硬膜下血肿；4.双侧枕部硬膜外血肿；5.气颅；6.枕骨骨折；7.中颅窝骨折；8.脑疝。二、双肺挫伤。三、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汪诗友住院期间的医疗费28891.17元由被告张汉才支付（不包括汪诗友在住院期间向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和康大药房购买人血白蛋白50ml:10g的费用860元，两被告对该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汪诗友此次受到的伤害未被认定为工伤。事发后，原被告就赔偿事宜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下多次进行协商，但未果。
2017年1月9日，原告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同年2月13日以汪诗友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惠阳劳人仲案字〔2017〕041号）。
另查明，受害人（死亡）汪诗友于1955年3月6日出生，属于农业家庭户口。汪诗友的父母亲已去世。汪诗友与原告周芙容育有一子一女即汪礼俊、汪春琳。
再查明，被告龙权加工厂位于惠州市××××村榄树坑，属于个体户，经营者是张权龙。张权龙与被告张汉才是父子关系。事发地的废品站由张汉才经营。
2017年4月11日，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时，原告称其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是被告张汉才的废品站经营场所是被告龙权加工厂的原料存放地点，实际上是同一个主体。两被告自述汪诗友于2016年11月19日至23日期间在被告龙权加工厂做临工，做一天工就发一天劳务报酬。被告龙权加工厂为此提供住宿给汪诗友。此外，本院依法告知双方就原告提出的工资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权利。原被告对此均表示无异议。
原告主张汪诗友事发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并有稳定工作，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项目，并为此提交了惠州市惠阳区南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张付聚出具的《证明》及身份证。村委会的《证明》载明：“兹有汪诗友，男，安徽省桐城市双港镇青城村乐耕组15号人，身份证号，于2014年3月起在我惠阳区新圩镇南坑村学塘布村民小组居住，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张付聚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汪诗友是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1月8日为惠州市新圩镇约场红卫村红卫小学路口的废品收购站的员工，在废品站担任废品分类打包的职务，其入职期间的每月工资收入约为3200元，长白班，每天8-10小时，特此证明”。两被告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否认，并称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居住的具体房号，即使汪诗友在该村小组居住，亦属于居住在农村，并非城市。张付聚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本院认为，根据事发在场人吴二兴及蓝柳新有关其工作、住宿情况及其与汪诗友是同事、张权龙为老板的陈述，结合两被告有关汪诗友在被告龙权加工厂工作、住宿的陈述，且受害人汪诗友入职被告龙权加工厂时已年满六十周岁，此次事故又未被认定为工伤，因此，汪诗友与被告权龙加工厂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合同关系。故被告龙权加工厂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告龙权加工厂提出的有关双方不存在雇员关系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汪诗友作为被告龙权加工厂的雇员，其在接受经营者张权龙的指示后前往目的地进行劳务活动，虽然其攀爬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由于汪诗友在攀爬铁门过程中摔倒在地后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龙权加工厂应当对汪诗友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由于汪诗友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晓和预见到攀爬行为的危险性，尤其是其年纪较大且在吴二兴及蓝柳新口头劝阻的情况下，仍然翻越高约2米的铁门并导致摔倒在地而死亡，由此可见，汪诗友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即被告龙权加工厂的赔偿责任。原告以被告张汉才的废品站经营场所是被告龙权加工厂的原料存放地点，实际上是同一个主体为由要求被告张汉才与被告龙权加工厂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张汉才与汪诗友之间存在雇佣法律关系，被告张汉才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此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诉求的赔偿项目和金额，本院依法认定和计算如下：
1.医疗费：有正式的发票予以证实，结合汪诗友的年纪和病情，现原告主张未付的医疗费860元，本院予以采信和支持。
2.交通费：考虑到受害人汪诗友的亲属包括原告等人在安徽省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距离事发地较远的实际，且处理本次事故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结合原告提交的相关交通费的票据，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00元，对原告主张超过上述计算标准，本院予以驳回。
3.住宿费：考虑到受害人汪诗友的亲属包括原告等人在安徽省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距离事发地较远的实际，且处理本次事故客观上需要支出住宿费，结合《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惠州的县（市）住宿费为400元/天的标准，酌情按3人，7天计算，即住宿费为8400元（400元/月×3人×7天），即现原告诉请住宿费7014元，符合客观实际及上述标准，故本院予以支持。
4.误工费（参加处理事故人员）：原告处理本次事故客观上需要一定人力和时间，但原告未提供参加处理事件人员的收入证明，故本院参照上一年度惠州市企业职工平均工资4884元/月计算，酌情按3人，7天计算，即误工费为3418.80元（4884元/月÷30天/月×3人×7天）。对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予以驳回。
5.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结合《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广东省上一年度即2016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82866元/年的标准，因此，丧葬费为41433元（82866元/年÷12月×6月），现原告主张33150元，未超过上述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6.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受害人汪诗友属于农业户口，虽然原告提供了上述证明拟证明受害人事发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但该证据无法体现和证实上述事实，且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故本案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结合《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广东省上一年度即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4512.20元/年的标准，故死亡赔偿金为275731.80元（14512.20元/年×19年），对原告主张超过上述计算标准，本院予以驳回。
7.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汪诗友死亡，原告为此遭受极大精神痛苦，应给予赔偿。结合损害后果、过错程度、被告的赔偿能力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本院酌情支持80000元，对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予以驳回。
以上各项费用共计405174.60元，结合上述有关责任承担的分析和认定，本院酌定由被告龙权加工厂赔偿原告121552.38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龙权塑胶加工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121552.38元；
二、驳回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564元（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申请缓交2282元，已预交2282元），由原告周芙容、汪礼俊、汪春琳负担3194.80元，由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龙权塑胶加工厂负担1369.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邹思友
人民陪审员 曾永辉
人民陪审员 朱健雄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宇文
赖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