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10266号
原告胡贵英，女，1960年6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范其勋，男，1956年9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磊，男，1974年10月20日出生。
被告张瑞荣，女，1961年9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笑竹，女，1985年12月19日出生。
原告胡贵英与被告张瑞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时亚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贵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范其勋、曹磊、被告张瑞荣的委托代理人李笑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贵英诉称：2005年，被告约请原告投资建厂，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将个人存款37万余元的存折交付被告，被告支取原告存款共计370404元，被告用原告款项建厂房后一直未实际投入使用，后政府对原告、被告投资的厂房予以拆迁，被告隐瞒拆迁所得，且拒绝返还原告投资款和相应收益款项，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370404元及利息（按生产性借贷利率计算，从2005年4月20日起到判决生效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胡贵英提交以下证据：1、建设银行储户开户存款凭条及张瑞荣取款交易凭条。证明目的：原告胡贵英在自己名下存折里存款370000元；张瑞荣收到存折后自2005年5月22日至12月26日期间14次支取投资建房款及其利息合计370404元。2、大兴区人民法院黄村法庭、北京市二中院开庭笔录。证明目的：被告收取存折并签胡贵英名字支取370404元。3、建设银行查询单两份。证明目的：原告在建设银行的开卡情况和开存折的情况。4、建设银行的打印明细。证明目的：证明其他存折没有30万数额，原被告之间不存在30万元借款，而给的是37万的投资款。
被告张瑞荣辩称：被告从未约请原告投资建厂，只向原告借过30万元人民币，并于2010年10月28日还给原告60万元，除此之外，原、被告双方再无任何金钱往来关系。被告曾于2005年4、5月份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三位好友借钱建房，原告借给被告30万元，而不是37万元，被告分别与包括原告在内的三人签订条款相同的借款合同，合同内容为借款数额、利率标准、还款时间以及若出借人在还款期限前要求偿还借款，则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条款。2010年10月28日，被告应原告要求将60万元还款存入原告丈夫安松柏工商银行帐户内，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并由被告收回，因此两不相欠。原告确实给过被告一个存折，让被告从中取30万元现金，中间原告曾将存折从被告处取回并取款，后又将不足30万元借款部分以现金形式补足。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曾取出过404元，而无法证明银行帐户中37万元存款都是由被告取走的。若原告坚持37万元均由被告取走，请原告提供由权威机构出具的取款人签名的笔迹鉴定。非被告本人签名部分，被告概无责任。自2011年底至今，原告已第四次因为此事件起诉被告，其荒唐的案由均被人民法院判令败诉，或由其自己撤诉，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张瑞荣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5月28日黄村法庭开庭笔录。证明目的：被告是按原告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原告丈夫名下的银行帐户。2、原告作为证据屡次提交的伪造的《协议书》，第2页第十项“本协议自乙方将叁拾万元…交于甲方”。证明目的：原告承认与被告之间的金钱往来金额为30万元。3、被告给原告丈夫安松柏的汇款凭证。证明目的：被告将60万元转入原告丈夫安松柏名下的工商银行帐户内。4、安松柏账户流水单。证明目的：被告确按原告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其丈夫名下。5、胡贵英2011年12月5日第一次的起诉书，第2页第二自然段最后一行：“仅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帐支付60万元”给原告。及第2页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三行：“仅给付原告60万元”。证明目的：胡贵英收到60万元。6、2012年大民初字第1542号判决书、胡贵英2012年7月14日上诉书、2012年一中民终字第10197号判决书。证明目的：判决书驳回了胡贵英以“合伙合同纠纷”为案由的诉讼请求，并否认了原被告之间的合伙投资关系。7、2013年4月1日胡贵英第二次起诉书、2014年3月17日胡贵英申请撤诉书及法院口头裁定书。证明目的：原告胡贵英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其提交的证据与“合伙合同纠纷”乃至本次起诉所提交的证据均一样。8、2014年3月25日胡贵英第三次起诉书、2014年大民初字第3912号判决书、2014年11月11日胡贵英第二次上诉书、2015年1月19日二中民终字第0084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原告胡贵英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再次起诉被告，法院判决其败诉。
经审理查明：
（一）与本案相关联案件的情况
原告胡贵英与被告张瑞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6月27日作出（2012）大民初字第1542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中，原告胡贵英诉称：2005年4月18日，胡贵英与张瑞荣订立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兴建设立瑞荣养殖场（登记地点为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砖楼村），并在张瑞荣名义租赁的场地里建厂房120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250元，共计370000元由胡贵英出资，建好后该1200平方米厂房产权归胡贵英所有，交由张瑞荣负责出租或者经营，厂房产生的收益盈利归胡贵英、张瑞荣双方各得50％。另外在协议书第5条中特别约定；如遇到国家征地拆迁，张瑞荣投资的地上物补偿款归其所有，胡贵英投资的1200平方米厂房，所获得的所有补偿在不扣减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双方各得50%。2010年10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养殖场也在拆迁范围，张瑞荣作为合伙养殖场的代表出面负责洽谈赔偿事宜。后胡贵英得知张瑞荣已经暗中领取该土地上房屋拆迁赔偿款、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和停产停业搬家补助费等相应补偿，其中涉及1200平方米厂房的补偿款，依据合伙协议书约定，胡贵英应当得到全款的一半。于是胡贵英多次要求张瑞荣出示其持有的、有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有关腾退补偿的协议书等文件材料，以作为胡贵英、张瑞荣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分配补偿款的依据，但是遭到张瑞荣的拒绝。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张瑞荣给付胡贵英厂房拆迁赔偿款1186977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513484.2元、停产停业搬家补助费等补偿款32499元，合计1732960.2元，给付拆迁补偿款被其占用期间的银行利息损失7784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张瑞荣辩称：胡贵英说的事实不属实，胡贵英、张瑞荣不存在合伙关系，而是借贷关系。因为张瑞荣是个体经营养殖场，由于资金紧张，当时向胡贵英和两个朋友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期为5年，年利率为10%，如果5年不还，每年的年利率增加，借款不能提前收回，如果提前收回，就按照银行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借款合同于2010年10月28日履行完毕了，张瑞荣连本带利给了胡贵英60万，多还了胡贵英钱，只想报答其在张瑞荣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故不同意胡贵英的诉讼请求。
该案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20日，胡贵英存入银行37万元，并将密码告知张瑞荣。自同年5月22日起至12月26日，上述款项分14次被人从银行提取。2010年10月28日，张瑞荣支付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胡贵英认为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并将起诉中所述“仅于2010年10日2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60万元”在庭审中删除。
另查明，张瑞荣于2003年7月申请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名称为北京北臧村瑞荣养殖场，负责人为张瑞荣，有效期至2007年6月30日。后经张瑞荣申请，工商局核准又颁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其中个体工商户名称、经营场所和经营者未变化，执照有效期自该年7月8日至2011年7月7日。2010年10月22日拆迁时，张瑞荣在拆迁范围内有9941.39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及地上物，因此得到停产停业补助费3926850元，搬迁补助费248535元。
诉讼中，根据胡贵英申请，法院调取了张瑞荣在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砖楼村注册的瑞荣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的拆迁补偿情况。其中胡贵英认为2、3、4号厂房（房号为第19、20、21号，房屋面积共计2599.92平方米）系其与张瑞荣合伙所建，房屋重置成新价2373954元和按照面积核算的应为合伙所得。
此外，胡贵英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该协议约定：胡贵英（乙方）于2005年4月21日在张瑞荣（甲方）出资圈建的大院内投资30万元拟建厂房1200平方米，厂房由甲方负责施工，如土建预算费用不足由甲方无偿补充，如增加施工项目则另外增加造价，该1200平方米厂房产权归乙方所有，与甲方出资兴建的厂房一并用于经营；乙方投资兴建的1200平方米厂房全部交由甲方负责对外出租或用于经营，因厂房的使用而产生的盈利总额按院内厂房总面积数均摊后，乙方得其1200平方米厂房均摊数的50％，另50％归甲方所有；如遇到国家征地拆迁，甲方投资的地上物补偿款归其所有，乙方投资的1200平方米厂房所获得的所有补偿在不扣减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双方各得50％。对此份《协议书》的复印件，张瑞荣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同时胡贵英还提交了与张瑞荣的通话记录。在该录音记录中张瑞荣说：“什么合同啊？那就是一个借条啊！后来就撕掉了，谁还有那个东西啊。”胡贵英说：“那你撕掉了就撕掉了吧！那怎么办？我那一份合同不是也在你那吗？你不是也都撕掉了吗？”张瑞荣说：“是，我承认收回了，到哪里我也承认收回了，执行完毕，钱给你，你认可，把条给我，这个东西我自己愿意咋处理咋处理，对不对啊？”胡贵英说：“那为什么要各占50％？那50％是不是都给你了？”张瑞荣说：“现在还提那各占50％？我对你，给你钱都不让你打收条”。胡贵英说：“谁说你不让我打收条？没在合同上给你签字吗？”对此，张瑞荣认为录音不能作为确定胡贵英合伙人身份的依据，双方为借款关系。
诉讼中，证人王×出庭作证陈述：“我与被告张瑞荣是同学，并通过被告与原告熟悉，听原、被告讲过二人有官司存在。2005年4、5月份，被告张瑞荣找到我说租了一块地，想建厂房，向我借钱，当时条件是5年以内给付不低于10％的利息，五年之外，不低于15％的利息，如果我提前把钱收回，就按照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同时被告说除向我借35万元外，还从原告胡贵英和案外人刘书（淑）义处借了钱；2008年12月，我向原告提及说借给被告张瑞荣35万，原告胡贵英说借给被告张瑞荣30万，还钱的时候被告张瑞荣按照20％还的我们，据说还给原告60万”。
该案本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胡贵英主张胡贵英、张瑞荣间存在合伙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胡贵英未提供合伙协议原件证明胡贵英、张瑞荣间存在合伙关系，张瑞荣对复印件又不予认可，而胡贵英提交的录音证据对于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入伙退伙、清算解散以及违约责任等，均不能有效加以证明；此外也未提交用于共同经营管理，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的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张瑞荣于2010年10月28日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的事实，胡贵英在起诉书中有所表述，但在开庭后又予以否认。故基于上述原因，本案不能确定胡贵英、张瑞荣存在合伙关系，对于胡贵英基于合伙关系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贵英的诉讼请求。
胡贵英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胡贵英与张瑞荣签订了共同建房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拆迁后按比例分配，但是该《协议书》原件被张瑞荣拿走了。虽然张瑞荣的代理人否认双方的合伙合同关系，但是胡贵英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共同投资关系。胡贵英提交的录音证据、手机短信证据、建设银行大兴区支行交易查询单和存折等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胡贵英履行了《协议书》的义务。2、张瑞荣反驳胡贵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张瑞荣主张其与胡贵英之间签订有书面借款合同，但并没有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张瑞荣称其与胡贵英不是合伙合同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其主张并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向胡贵英借款30万元，但是与胡贵英提交的建设银行37万元交易明细相矛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胡贵英的诉讼请求；由张瑞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瑞荣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协议，唯一存在的就是借款合同。胡贵英和张瑞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排除胡贵英会轻易得到张瑞荣的签字，胡贵英一直称《协议书》是真的，但却没有提交原件。此外，《协议书》的条款不合常理，是根本不存在的。2、养殖场曾经进行了三年的养殖工作，根本不存在合伙。3、张瑞荣几乎不可以说话，录音证据完全是由胡贵英在主导。4、养殖场完全是由张瑞荣个人经营，不存在其他合伙人。5、张瑞荣和胡贵英的确存在30万的借款，不是37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
年11月6日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1019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胡贵英与张瑞荣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法律关系。胡贵英虽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但其并未提供《协议书》原件，且其提交的录音材料、手机短信、银行交易查询单和存折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因此，本院认为胡贵英主张其与张瑞荣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胡贵英与张瑞荣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胡贵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审理查明的情况
本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情况与上述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情况基本一致：2005年4月20日，胡贵英存入银行37万元，并将密码告知张瑞荣。自同年5月22日起至12月26日，上述款项分14次被人从银行提取。2010年10月28日，张瑞荣支付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胡贵英认为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
在本案审理中，张瑞荣称：我只向原告借过30万元,这30万借款已于2010年10月28日偿还，是应原告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原告丈夫安松柏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内，30万元借款本金之外的30万元是给原告的利息。对此，胡贵英称：被告向原告的丈夫安松柏账户上汇款60万，与被告欠原告37万这笔钱没有关联性。之前的两个案子中，安松柏出庭作证称他向被告出借过30万元的现金，与被告陈述的30万元现金是一致的。被告还款是安松柏的那笔30万欠款，与本案原告的款项并非一笔。
针对本案为何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原告胡贵英称：第一次起诉是要求按合伙协议主张拆迁款，第二次起诉是要求返还协议书原件，几次起诉都是为这笔钱，就是案由不同。之前的案子因按合伙事实主张一直是由于证据原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导致我方无法再主张合伙建房的收益，所以只能要求返还本金，所以本案按照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对此，被告张瑞荣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双方实际只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借了原告30万元，但已经偿还了60万元，事情已经解决了。
上述事实，有生效判决书、原告胡贵英提交的存款凭条、交易凭条、开庭笔录、银行查询单、被告张瑞荣提交的开庭笔录、汇款凭证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就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即构成不当得利：1、一方受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受到利益与他方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
本案中，原告胡贵英诉称为合伙投资建厂其将个人存款37万余元的存折交付被告张瑞荣，由被告张瑞荣支取存款370404元，而被告张瑞荣辩称只认可曾向原告借款30万元,但已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偿还本息。双方对张瑞荣向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的事实均予认可，但原告胡贵英认为该笔汇款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而是安松柏向被告出借过30万元，该笔60万元还款系偿还安松柏的那笔借款30万元的本金与利息，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双方上述陈述予以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瑞荣向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是否属于偿还胡贵英的借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HYP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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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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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胡贵英与安松柏系夫妻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张瑞荣辩称对于原告的借款30万元,已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偿还本息的主张，有汇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其已完成相应举证责任，而原告胡贵英对安松柏单独向张瑞荣出借过30万元，张瑞荣向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系偿还安松柏个人借款本息，不属于偿还胡贵英的借款，且该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这一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胡贵英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因此，原告胡贵英按不当得利案由起诉要求被告张瑞荣返还投资款370404元及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贵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四百二十八元，由原告胡贵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时亚东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京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