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3民初7541号
原告：郭英俊，女，1990年8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女，新泰新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新泰市。
被告：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马金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雪梅，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英俊与被告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郭英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被告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金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雪梅、张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英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为原告完成“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原告和丈夫公晔因不孕到被告处诊疗，原告夫妇分别在被告医院行取卵术、取精术，被告告知原告将用低温保存技术保存胚胎6管共9个。2014年8月进行了“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后来顺利生产了第一胎。2017年3月20日，原告夫妇为生育二胎再次实施“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15天后经过检查移植手术没有成功。2017年5月4日凌晨，原告的丈夫公晔服毒住院，住院期间公晔多次嘱咐原告继续移植手术。虽然经过多家医院治疗，但是2017年5月31日原告丈夫不幸去世。2017年7月12日原告要求继续完成“体外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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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移植”手术，但被告以原告的丈夫不能到场签字为由，予以拒绝实施手术。原告认为，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应给予剥夺。原告是为了合法的二胎生育进行胚胎移植手术。被告也已经实施了手术，原告丈夫去世之前就与原告一同实施了二胎试管婴儿手术。只不过此次手术没有成功受孕，被告拒绝为原告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缺乏理由。原告丧偶，继续完成胚胎移植手术，不仅是传承丈夫的血脉，是原告丈夫公晔的遗愿，寄托了原告的全部希望，更是实现原告生育权的合法途径。基于以上事实原被告之间业已形成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告应当履行服务承诺，为原告完成“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辩称，一、对原、被告双方存在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请求被告为原告完成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被告不予认可。我国已于2001年2月20日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该办法明确了人工生育技术的实施范围，禁止任何形式的代理母亲。此外，夫妻双方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并须签署同意书。从该办法中可以看出，本案中的原告已达不到适合做体外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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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移植手术的条件。1、被告若继续为原告做此手术就违背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有权利生育二胎。此案中的原告是不符合夫妻双方的条件的（因一方去世）。2、根据伦理原则：被告也不能为原告实施此项手术，因为孩子一出生就在缺失父爱的家庭中，对未出生的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3、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做体外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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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移植手术必须夫妻双方签署知情同意书，现原告方达不到此条件，被告方无权利违规做此手术。二、因现行婚姻法对于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无明确的规定，最高院为此做出司法解释，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的，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从此解释中可以看出：做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即人工受精）必须是在：l、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不符合条件；2、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的，原告也无法做到；所以被告不能为原告做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三、原告诉称：原被告之间已形成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告应当为原告完成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手术。被告是一家正规的医疗机构，所有的手术都是以医疗为目的，各项操作也都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综上，原告家庭出现此重大变故，被告深表同情，于情被告也是同原告一样的心情
--对逝者表示哀痛，于法被告确实是不能为原告做此手术，请原告谅解。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郭英俊与公晔系夫妻关系。两人因婚后不孕到被告处就诊。2014年4月8日，郭英俊、公晔与被告签订一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同意由被告为其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2014年5月22日，被告为郭英俊实施取卵术，共取卵24枚，分六管冷冻保存。2014年5月27日，郭英俊、公晔与被告签订一份《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对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事项进行了约定，该知情同意书第4条约定：每次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前夫妇均需同时签字，或者夫妇签字的同时再审核复印全套原始有效证件。第8条约定：冷冻胚胎为夫妇共有，若夫妇关系变更（如离婚、一方死亡等情况）；我们有义务及时来医院办理胚胎销毁手续。2014年8月5日，郭英俊、公晔在该《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末尾的第1次冷冻胚胎复苏一栏签字确认。2014年7月21日，被告将体外受精胚胎植入郭英俊子宫，郭英俊于2015年5月9日成功生育一女公晓雨。2016年9月6日，公晔与被告签订一份《冷冻保存期满后胚胎/合子/卵子处理知情同意书》，公晔确认继续冷冻其在被告处冷冻保存的胚胎9个月（自2016年5月22日至2017年2月21日）。2017年3月29日，郭英俊、公晔与被告签订一份《第2次冷冻胚胎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其中第4条、第8条的内容与上述《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第4条、第8条的内容相同。2017年3月31日，郭英俊与被告签订一份《冷冻保存期满后胚胎/合子/卵子处理知情同意书》，郭英俊确认继续冷冻其在被告处冷冻保存的胚胎3个月（自2017年2月22日至2017年5月21日）。2017年3月20日，被告再次为郭英俊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但未成功。2017年5月31日，公晔服毒自杀后抢救无效死亡。被告认可其现保存有四管郭英俊和公晔的冷冻胚胎。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与其丈夫公晔因不孕到被告处就诊，被告同意为其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严格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公晔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该问题，本院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合同本身内容来看，郭英俊、公晔与被告于2014年5月27日、2017年3月29日所签订的两份《冷冻胚胎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中均载明每次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前需要夫妇同时签字确认。现公晔已经死亡，无法作出该项意思表示，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公晔在2017年3月20日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失败后曾表示过想再次进行冷冻胚胎复苏移植的意愿，故合同所约定的进行冷冻胚胎复苏移植的条件无法实现。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缺乏合同上的依据。
其次，从相关部门规章来看，原卫生部于2001年2月20日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符合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三条第（十三）项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本案中，原告郭英俊在公晔死亡后即为单身妇女，被告为其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违反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
再次，从是否有利于社会关系稳定及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如果原告利用之前冷冻的胚胎复苏移植生育出子女，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尚未对该类子女的身份地位作出明确规定，该子女从一出生就将面临身份地位不明确的尴尬状态，无疑会给相关社会关系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对该子女来说也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英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英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姜光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