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67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华，住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
委托代理人：冯海龙，广东东方星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薇，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石治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巫泽晴，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昌仁，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友银，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燕娴，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扶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华、戴薇因与被上诉人黎昌仁、邹友银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6日，A方新疆迈*矿业有限公司、B方某甲、C方张华、D方包某及E方某丙、张某、黎昌仁、邹友银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神华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就铁厂沟煤矿东部部分矿区的煤炭开采项目与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矿采剥工程承包协议》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持有该项目50%的权益，A方作为有关项目的合作方持有该项目另外50%的权益。A方持有的前述50%的合作权益实为原代B方、C方、D方持有，现由于E方的投资和加入，有关项目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为此各方特签订本协议确认及约定如下内容：一、A方在有关项目持有的50%权益为B、C、D三方委托持有，A方在有关项目自身不能持有任何权益。二、鉴于E方已对有关项目投入人民币700万元，B、C、D三方同意从实际持有的有关项目50%权益中转让10%给E方，E方已投入的700万元即转为本次转让的对价。本次转让后，有关各方对有关项目的权益比例为：B方持有13.4%，C方持有13.3%，D方持有13.3%，E方持有10%。A方根据与河北世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所取得的分配收益和分得的财产，A方应在天内负责按本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到B、C、D、E各方的名下，其中E方的权益收入由E方：邓某甲、张某、黎昌仁、邹友银四人平分，有关收入直接转至邓某甲、张某、黎昌仁、邹友银名下。
同日，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甲方，下同）与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乙方，下同）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载明：甲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将下属铁厂沟煤矿东部部分矿区与乙方共同开采，期间甲、乙双方的收益与风险共担，各自占50%的比例。开采范围：铁厂沟露天采矿区东帮至铁厂沟河沿走向长度421米。开采期限：自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2月28号，计6个月。开采水平：铁厂沟露天矿采区东帮北部43#、45#煤层，煤层走向长度421米。自煤层露头降深至+735水平（约45米）。采矿方式：露天开采。
2009年3月4日，邹友银从其银行账户向张华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500000元，从其妻子孙群银行账户向张华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元；2009年7月6日，黎昌仁从其银行账户向被告张华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1000000元。
2011年11月12日，黎昌仁、邹友银以张华存在合同诈骗为由向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
2012年1月9日，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刘某进行询问，相应笔录载明：刘某表示“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孟某，具体负责人是她的丈夫陈某刚……陈某刚出资500万元，占有铁厂沟股份的50%，张华、包某和我三个人占铁厂沟股的50%。铁厂沟煤矿项目中，我方负责协调当地关系，还要给农民补偿，需要资金，由于我们资金紧张，就在2009年6月份给张华介绍投资人邹友银、张某、邓某甲、黎昌仁四人投资700万元，按70万元一股，700万元占10%的股份……张华在铁厂沟煤矿项目上总的算起来就没有出资多少钱，根据财务反映张华欠我公司（新疆天汇通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80万元……E方（邹友银、邓某甲、张某、黎昌仁）没有出资在我公司，至于E方是否给了张华我就不清楚了……”等内容。
2012年1月10日，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包某进行询问，相应笔录载明：包某表示“在2009年6月底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代表刘某、张华和我与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作为加入铁厂沟煤矿项目的费用，加入后占50%的股份，刘某、张华和我三人占50%，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是陈某刚……我、刘某、张华负责铁厂沟煤矿的项目协调资金，由于资金不足，经张华介绍将我们三人（刘某、张华、我）的50%中的10%股份由邹友银、张某、邓某甲、黎昌仁出资700万元加入……铁厂沟煤矿不能正常生产经营有河北世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工程款没有到位的问题，也有我方（代表A、B、C、D、E）资金不到位的问题……张华陆续汇了480万元，后来退股160万元，加上买车40万元，合计张华实际上交280万元到铁厂沟项目……虽然经我的核对张华上交了280万元到铁厂沟项目，但我公司向后两开具700万元，共计1400万元的收据，但这1400万元的收据是没有现金进账的……”等内容。
2012年1月11日，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张华进行询问，相应笔录载明：张华表示“搞铁厂沟煤矿项目我与刘某、包某共花了500万元（我们三个人各出了166万元），在2009年6月我们（刘某、包某、我）与河北世通物资有限公司签了一份《合作协议》，还约定由陈某刚出资500万元作为买铁厂沟煤矿50%的股权……”；在问到E方（邓某甲、张某、黎昌仁、邹友银）打入你账户上的630万元是否用在铁厂沟煤矿这个项目上时，张华表示“我以E方（邓某甲、张某、黎昌仁、邹友银）的名义汇了400万元（含买车120万元）在刘某公司账户上，用于铁厂沟煤矿这个项目上，还有的230万元我个人留下来用掉了。”在问到你为什么要将E方投资入股铁厂沟煤矿的款项截留230万元自己个人用掉时，张华表示“因为刘某、包某和我协商过，且同意了我可以分得陈某刚出资500万元中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就把前面讲的230万元留给自己用了。”在问到那你也分不到230万元时，张华表示“我们还把E方投资的700万元（实际上是630万元，另70万元是算在我名下）分掉了，按500万元加上700万元共1200万元来算我可以分得400万元。”在问到你与刘某、包某怎么认可E方投资的630万元时，张华表示“刘某、包某和我认可E方投资的630万元，加上我补充的70万元，在2009年9月7日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给我开了700万元的收据。”
张华以上述三份询问笔录不是原件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表示黎昌仁、邹友银确有向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报案，自己接受过询问。
戴薇对上述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庭审中，张华表示截止2012年1月11日，涉案项目的其他投资人刘某、包某仍然确认包括黎昌仁、邹友银在内的E方在项目中持有10%的股份不变，黎昌仁在2012年11月出具证言表示对自身参与涉案项目，与邓某甲、张某四人投资700万元到涉案项目中，共同合作开发铁厂沟煤矿的事实完全认可。对此，张华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证明》一份，载明：“鉴于刘某、包某、张华三位股东因项目开始时共同商讨同意……B、C、D三方确认E方在《协议书》中占的10%股份不变”等内容，并由B方某甲、C方包某、D方某乙签名，E方签名处空白。
2、由黎昌仁于2012年11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09年6月26日本人与迈腾公司、刘某、包某、张华、邓某甲、张某、邹友银签订一份《协议书》，由本人和邓某甲、张某、邹友银投资700万元到项目中，共同合作开发铁厂沟煤矿。后据悉，在2010年2月，邓某甲、张某等人与张华协商，已将全部投资款转给张华做借款”等内容。
庭审中，戴薇表示黎昌仁、邹友银所称张华获得的款项用于购买珠江新城的房屋，但该房屋于2008年10月16日购买，早于黎昌仁、邹友银投资项目的时间，同时戴薇自2003年至今均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对此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08年10月16日，张华、戴薇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载明所购商品房为领峰园第A1栋7层701方，测绘地址为金穗路68号之一701房；建筑面积共234.05平方米；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19898元、总金额3782010元；首期楼款于2008年10月16日之前支付房款1892010元，剩余楼款189万元办理按揭方式付款。
2、2008年11月1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广州市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书》一份，载明房地座落领峰园7层701房，建筑面积234.05平方米，房款总额3782010元，预购人张华、戴薇，共同共有。
3、2014年9月1日，广州市白云区房屋管理所出具《在职证明》一份，载明戴薇自2003年10月至今在该单位工作，为该单位职员。
另，（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案中，经审理查明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熊某、喻某甲、喻某乙等人于2009年7月至9月期间共转付3800000元给张华、戴薇，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转款是为了投资铁厂沟东部部分矿区的煤炭开采项目。其中喻某乙支付的550000元通过银行汇至戴薇个人账户，熊某支付的1750000元分两次通过银行汇至张华个人账户，喻某甲支付的1495000元通过银行汇至戴薇个人账户、另有5000元则直接以现金方式交给戴薇。2009年6月26日《协议书》约定，E方（邓某甲、张某、黎昌仁、邹友银）通过出资700万元受让铁厂沟东部部分矿区的煤炭开采项目的10%权益。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熊某等人转付的3800000元即为该《协议书》中邓某甲、张某名下的投资款部分。其次，不管是前期合作投资的刘某、张华、包某三方，还是后期通过张华介绍加入的E方等人，均没有通过工商登记持有该项目权益股份，而是通过实际运作该项目合伙按比例分配权利。2009年6月26日《协议书》在前，熊某等人转账在后，张华收到投资款后没有全部投资到合伙项目。虽然熊传菊等人提供的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2年1月对刘某、包某、张华三人的询问笔录是复印件，但张华提供的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2年3月23日《证明》反映邓某甲等人曾报案称张华以投资新疆采矿为由诈骗钱款630万元，结合其他案件事实，采信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并无不当。在询问笔录中，张华、包某均陈述张华收到E方得投资款后，截留部分款项个人使用。由于邓某甲、张某代表的投资方要求退出上述项目，张华同意将熊某、喻某甲、喻某乙支付的3800000元自2010年2月1日起转为张华的借款，实质上是将邓某甲、张某名下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张华。因此认定该案讼争的3800000元已由投资款转变为借款，应由张华向熊某、喻某甲、喻某乙全部清偿，戴薇对张华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此外，张华、戴薇于2006年1月16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11年4月1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被上诉人黎昌仁、邹友银原审诉讼请求：1、张华向黎昌仁返还代收的投资款人民币1000000元及人民币1000000元自2009年7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4年10月30日止的利息为人民币350316元；2、张华向邹友银返还代收的投资款人民币1500000元及人民币1500000元自2009年3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4年10月30日止的利息为人民币556164元；3、戴薇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张华、戴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2009年6月26日，A方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B方某甲、C方张华、D方包某及E方某丙、张某、黎昌仁、邹友银四方签订《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E方某丙、张某、黎昌仁、邹友银投入案涉项目700万元的合同目的是为了获取该项目10%的权益。《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鉴于E方已对有关项目投入人民币700万元，B、C、D三方同意从实际持有的有关项目50%权益中转让10%给E方。”即表明E方支付的款项应投入到项目中去。同时，依据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刘某、包某的询问笔录，载明刘某称“铁厂沟煤矿项目中，我方负责协调当地关系，还要给农民补偿，需要资金，由于我们资金紧张，就在2009年6月份张华介绍投资人邹友银、张某、邓某甲、黎昌仁四人投资700万元，按70万元一股，700万元占10%的股份……”；包某称“我、刘某、张华负责铁厂沟煤矿的项目协调资金，由于资金不足，经张华介绍将我们三人（刘某、张华、我）的50%中的10%股份由邹友银、张某、邓某甲、黎昌仁出资700万元加入……”可见，刘某、张华、包某等人引入E方投资者的原因亦是由于资金不足，需要资金投入到项目开发中。此外，黎昌仁于2012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表明其和邓某甲、张某、邹友银投资的700万元应当到拖入项目中，共同合作开发铁厂沟煤矿。
本案中，不管是前期合作投资的刘某、张华、包某三方，还是后期通过张华介绍加入的E方等人，均没有通过工商登记持有该项目权益股份，而是通过实际运作该项目合伙按比例分配权利。然从江西省奉新县公安局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刘某、包某、张华的询问笔录可知，刘某称E方没有出资在我公司，至于E方是否给了张华其就不清楚了；包某称铁厂沟煤矿不能正常生产经营有河北世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工程款没有到位的问题，也有A、B、C、D、E方资金不到位的问题，在铁厂沟煤矿项目中张华实际仅投入了280万元；张华则称E方投资入股铁厂沟煤矿的款项630万中有230万元被自己截留个人用掉。众所周知，没有投资，何某乙收益？张华没有将E方得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存在过错，导致项目因缺乏资金不能正常运作，E方的合同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真正享有权益。因此，黎昌仁诉请要求张华向返还代收的投资款1000000元、邹友银诉请要求张华返还代收的投资款1500000元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张华未向黎昌仁、邹友银返还上述款项客观上给黎昌仁、邹友银损失，黎昌仁、邹友银分别主张自2009年7月6日、2009年3月4日起计算利息，缺乏理据，原审法院酌定自本案起诉之日（2014年10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分别以1000000元、1500000元为本金计付黎昌仁、邹友银相应的利息。
关于黎昌仁、邹友银诉请要求戴薇对上述张华的债务承责的问题。尽管张华、戴薇于2011年4月1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但本案中张华于2009年3月4日、7月6日收取黎昌仁、邹友银的银行汇款，发生在张华与戴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相关规定，由于案涉款项未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张华、戴薇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付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情形；同时，在与本案相关联的（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案中，喻某乙支付的550000元通过银行汇至戴薇个人账户，喻某甲支付的1495000元通过银行汇至戴薇个人账户、另有5000元则直接以现金方式交给戴薇。可见，戴薇当时应当知晓其丈夫张华在运作铁厂沟煤矿项目，参与到了该项目相关投资款的收取；此外，2008年10月16日张华、戴薇购买金穗路68号之一701房，总金额高达3782010元，首期支付房款1892010元后，剩余楼款189万元办理按揭方式付款。而戴薇从2003年10月至今在广州市白云区房屋管理所工作，为该单位职员，显然高额的购房款不可能由戴薇独自全部承担。张华表示其截留了230万元投资款供个人使用，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具体使用的情况下，黎昌仁、邹友银有理由相信张华将该款项用于支付剩余的按揭购房款以及其夫妻的共同生活。综上，原审法院对黎昌仁、邹友银要求戴薇对上述张华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述所，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张华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黎昌仁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张华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邹友银投资款15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戴薇对张华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黎昌仁、邹友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华、戴薇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计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原审受理费34050元，由张华、戴薇负担。
判后，上诉人张华、戴薇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张华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和违规。原审法院在开庭前通知张华的合议庭中的审判员是李某甲，但在首次开庭时出现的却是审判员李某乙，第二次开庭时，主持审理程序的又是审判员李某甲，而本案作出判决的审判员也是李某甲法官。也就是说，作出本案判决的审判员李某甲根本没有参与第一次开庭的审理，而第一次开庭进行了本案最为重要的法庭调查、证人证言出庭、法官的情况核实和对黎昌仁、邹友银提出的要求等内容。而事前确定的李某甲法官却无故缺席该庭审过程，然后再未对上述已经进行的庭审程序进行重新审理的情况下，所做的判决必然是挂一漏万和极端片面的。原审法院也从未通知张华本案中存在有审判员或合议庭成员的变动或更换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审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上述情况属于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更换合议庭成员未告知诉讼当事人的应当发回重审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原审判决应当被撤销并被发回重新审理。（二）原审判决认定张华应返还款项的唯一的理由是：“没有投资何来收益？张华没有将E方的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存在过错，导致项目因缺乏资金不能正常运作，E方的合同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实现收益”。原审判决据以判决张华返还款项的上述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存在严重事实不清和认定错误的情况。具体如下：1、张华已经将E方的项目权益转让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原审法院认定“没有投资，何来收益”、“张华没有将E方的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存在过错”，这一认定显然是错误的。（1）本项目的运作模式是依据各方签订的《协议书》和《合作协议》，迈腾公司将项目50%的权益转让给河北世通公司后，由河北世通公司承担项目的具体资金投入成本，然后张华和刘某、包某各自承担各自派出到项目现场人员的工资等成本，共同合作推动项目的具体运营。E方进入后由E方负责具体如财务、监督、管理、运营等，E方均各自派人到项目场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长达一年半左右，人员的工资也由河北世通公司在现场发放。（2）张华也已经将刘某、包某应得的投资权益份额转让款支付给了刘某和包某。张华、刘某、包某拿到煤矿项目后，以迈腾公司的名义与世通公司（陈某刚）于2009年6月签订了《合作协议》，将煤矿项目50%的权益通过协议的方式，以50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世通公司，迈腾公司（即张华、刘某和包某三人）享有50%的项目权益。同日迈腾公司（即张华、刘某和包某三人）又将享有50%的项目权益中的10%转让给了E方邓居怡、张某和黎昌仁、邹友银，该四人共投入700万元（实投630万元），占有煤矿项目10%的权益比例。上述过程中，实际上是煤矿项目的第一批投资者即张华和刘某、包某三人将煤矿项目中60%的投资权益比例，分别转让给世通公司（以500万元受让50%）和E方即黎昌仁、邹友银和邓某甲、张某四人（以700万元受让10%），共取得了500+700=1200万元的煤矿项目投资权益转让款。这1200万元属于张华和刘某、包某三人因转让自己的投资权益份额而应获得的收益款项，依照煤矿项目的运作，按照最初的平均出资的比例，三个最初的投资人进行平均分配，各得400万元的投资权益份额转让款，对于这部分款项，张华和刘某、包某三人有权进行占有、使用，均是合理合法的。基于张华在上述转让煤矿项目投资权益份额的过程中取得400万元的投资权收益份额转让款的前提下，张华因收到E方即黎昌仁、邹友银和邓某甲、张某四人700万元（实收630万元），只需要向刘某、包某再汇出300万元的投资权益份额转让款。实际上，张华总共向迈腾公司（即刘某和包某）支付了480万元，黎昌仁、邹友银也得到了涉案煤矿项目10%的权益，这一点，最初的投资者刘某和包某均是承认和认可的（见2012年1月11日刘某、包某和张华签署的《证明》，证据3）。总之，张华也已经将刘某、包某应得的投资权益转让款支付给了刘某和包某。刘某、包某在收到权益转让款后，与张华共同负责项目相关方面的资金安排和支付，共同推动项目的运营。2、项目没有能够继续运作下去的原因，并非张华的原因，而是合作开始后的，于2009年7月5日发生了新疆“七•五”事件，该事件后，由于政府全面禁止使用炸药等方式采煤，导致项目成本空前增大，盈利周期延长，再加上由此引起相应的市场风险，各合作方对于项目继续运营下去没有信心，遂导致项目无法继续运作，而并非是张华的原因导致的。原审判决认定是由“张华没有将E方的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存在过错，导致项目因缺乏资金不能正常运作”，显然，原审判决是将项目不能正常运作的原因归结为张华没有将E方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项目缺乏资金这两个固定的原因。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原审判决认定的这两个原因与项目实际运营模式不符。项目运营的运作模式是当事人意思自治来确定的，涉案项目中的各方均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来确定项目和各方的合作模式是合法有效的。E方包括黎昌仁、邹友银出资购买其他方的投资权益份额、其他方同意E方作为项目参与方、和收取E方的权益转让款也是合法的。因此，在判断项目不能正常运作的原因时，就要考虑整个项目投资的运作模式，要考虑项目运作合作方是否违反了约定的运作模式。涉案项目的运作模式首先是当事人一致同意的，特别是E方在签署了《协议书》后，在取得了全部合作方的同意的投资份额权益后，均派人参与了项目的具体运营和管理，也即E方是同意涉案项目的运作模式的。其次，项目的资金的筹集和支付根据迈腾公司和世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完全是由河北世通公司来承担的。如果说项目因资金短缺原因不能运作下去，那么也应该是河北世通公司的责任。而不应认定由张华来承担资金不足的原因。显然，原审判决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只看到合作方的片面之辞，就将项目无法运作的原因简单归结到张华没有将资金支付到项目中这一个原因上来。显然是事实不清，片面判断。最后，项目无法持续运营还有当时的投资环境，在各方签订协议后，谁都无法预料到后面会发生新疆七.五事件导致生产成本大增，盈利周期增加，再加上当地客观投资条件复杂，各方投资人均没有再运营下去的信心等原因，才是导致项目无法继续运营下去，而原审判决也没有查明这些相关事实。3、E方包括黎昌仁、邹友银均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实际取得了涉案项目10%的投资权益份额。原审法院认定“E方的合同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实现收益”显然是错误的。2009年6月26日，张华、黎昌仁、邹友银和迈腾公司、刘某、包某和邓某甲、张某共同签订了《协议书》后，在支付了权益转让款，其他合作方同意其派人到项目现场参与实际管理的工作，黎昌仁、邹友银和邓某甲、张某遂均派人到项目处进行工作，参与涉案项目的财务、运营、监督、管理的时间长达一年半左右，如果没有取得相应的投资权益，河北世通公司不可能允许这些人在现场进行管理工作，也不可能给其放发工资。E方具体派的人员是：邹友银派的是其妹夫王京，黎昌仁派的他本家黎检发，邓某乙派自已儿子邓某丙和赖某，张某派自已小姨子喻某乙。黎昌仁、邹友银和邓某乙、张某派出的这些人员在涉案项目中担任一定职位，并领取工资。如果张华和黎昌仁、邹友银之间没有取得实际投资权益份额，黎昌仁、邹友银又怎么能派人来管理项目？显然，黎昌仁、邹友银取得了项目的投资权益，又参与和掌握着涉案项目的实质运营管理，事实上享有涉案项目的投资权益。完全实现了合同的目的，也享有真正的收益。另外，除了协议书外，其他合作方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实，其他合作方是同意黎昌仁、邹友银得到了涉案煤矿项目10%的权益（见2012年1月11日刘某、包某和张华签署的《证明》，证据3）。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黎昌仁、邹友银没有实现合同目的，更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权益是完全错误的，与案件事实和证据均不符。4、张华和黎昌仁、邹友银只存在投资关系，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在已经形成投资关系的情形下，收回原先的投资款需要合作各方进行结算后才能实现。原审判决并没有同意张华提出的追加涉案项目的其他合作方作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导致无法具体对涉案项目进行结算和清算，也就导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项目投资款可不可以收回以及如何收回的问题。（1）双方均未签订任何委托代理协议，黎昌仁、邹友银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说明其与张华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从上述整个投资形成和履行的过程可以看出，黎昌仁、邹友银支付了630万元投资权益份额转让款，并得到了涉案项目10%的权益。张华和黎昌仁、邹友银已经形成了共同合作投资关系。（3）尽管张华有收到黎昌仁、邹友银的资金的事实，虽然案外合作各方对收到的款项数额有争议，但也承认张华支付了480万或280万元的资金已经投入到了项目中，故各合作方也事实上均已经形成了合作投资关系。（4）在已经形成投资关系的情形下，收回原先的投资款需要合作各方进行结算后才能实现。原审判决并没有同意张华提出的追加涉案项目的其他合作方作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导致无法具体对涉案项目进行结算和清算，也就导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项目投资款可不可以收回以及如何收回的问题。综上，原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的严重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应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戴薇上诉称：（一）原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错误。所谓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黎昌仁、邹友银与张华没有形成委托代理的合意，委托合同关系是黎昌仁、邹友银为达诉讼目的杜撰的法律关系。黎昌仁、邹友银支付给张华的款项属于项目权益份额转让款，该支付行为仅是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一个环节。案由是案件正确审理的前提与基础，因为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应的举证责任、法律基础规范、审理方向截然不同。原审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不当，严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损害了戴薇的诉讼权利。原审法院在张华提供充分证据及提出有力抗辩的情况下，仍以委托合同纠纷案由进行审理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根据各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确定法律关系，显而易见的是，该合同是有关项目投资权益份额转让及确认的合同，案由应确定为投资合作合同纠纷。（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鉴于E方已对有关项目投入人民币700万元，B、C、D三方同意从实际持有的有关项目50%权益中转让10%给E方。即表明E方支付的款项应投入到项目中。”“权益转让”的表述没有任何歧义，原审判决对“项目投入”的解读毫无根据。2、原审判决书认定“此外，黎昌仁于2012年1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表明其和邓某甲、张某、邹友银投资的700万元应当投入项目中，共同合作开发铁厂沟煤矿。”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份材料在证据类型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对黎昌仁、邹友银的主张毫无证明力。3、原审判决错误地采信刘某的询问笔录。如认定“刘某称E方没有出资在我公司，至于E方是否给了张华其就不清楚了”，但刘某的询问笔录是“我公司（新疆天汇通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刘某所称的我公司是指新疆天汇通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汇公司”）。E方当然没有在天汇公司出资，天汇公司也不是《协议书》约定的当事人，E方没有在天汇公司出资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显然没有认真审阅笔录。4、原审判决仅采信包某的询问笔录中对张华不利的内容。如认定“包某称铁厂沟煤矿不能正常生产经营有河北世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不到位的问题，也有A、B、C、D、E方资金不到位的问题，在铁厂沟煤矿项目中张华仅投入280万元”，但包某的询问笔录是“问：现在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的原因？答：铁厂沟煤矿不能正常生产经营有河北世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不到位的问题，也有A、B、C、D、E方资金不到位的问题。”显然，“现在”是指制作询问笔录的时间即2012年1月10日，与张华是否在2009年将款项投入项目无关，原审判决依据不完整的笔录得出对张华不利的结论。5、原审判决认定“张华没有将E方的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存在过错，导致项目因缺乏资金不能正常运作”，但仔细审阅刘某、包某的询问笔录，并无关于项目不能正常运作是因张华未将E方投资款投入到项目中的内容。煤炭项目不能正常运作，可能受市场、政策、资金等多种原因影响，原审判决将可能的单一原因当做唯一原因，既不严谨也不合理。6、原审判决认定“张华没有将E方的投资款实际投入到项目中”，但包某的询问笔录是“问：张华实际上交铁厂沟项目多少钱？答：张华陆续汇了48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张华没有将款项投入项目是毫无依据的。（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对E方支付款项的属性的认定不清。1、关于E方支付款项的属性。《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E方已经支付的700万元是项目权益转让的对价，但原审判决却认为，E方支付款项的用途应当是投入到项目中，张华等人无权取得。对于E方支付款项的属性，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的张华、包某、刘某，在询问笔录中关于项目权益转让款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原审判决因此作出对张华不利的认定。参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转让股权，则转让款受益人是股东而非公司，这是基本法律常识。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张华等人转让10%的项目权益份额却不能获得转让款，这违背基本逻辑和常理。本案E方支付款项的受益人就是张华等权益转让人，原审判决为何要回避这个问题？原审判决认为E方支付的转让款应直接投入到项目中，张华仅仅是受托转款的角色，这样的解读是非常荒谬的，这就相当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获得的对价款要由公司受益一样荒谬。原审判决没有明确“E方支付款项投入到项目中”具体指什么？怎么投入？谁有权收取？正如询问笔录所述，张华、包某、刘某因项目资金不足，将自己持有50%的项目权益份额转让其中10%给E方，张华等转让人获得转让款资金，再根据需要投入到项目中，这才是符合事实的解读。2、黎昌仁、邹友银依据《协议书》约定受让获得项目权益份额，无权要求退还转让款。（1）2009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鉴于E方已对有关项目投入人民币700万元，B、C、D三方同意从实际持有的有关项目50%权益中转让10%给E方，E方已投入的700万元即为本次转让的对价。本次转让后，有关各方对有关项目的权益比例为：B方持有13.4%，C方持有13.3%，D方持有13.3%，E方持有10%。”该条款表明，黎昌仁、邹友银等人从B方某甲、C方张华、D方包某受让获得的10%的项目权益份额。（2）其中邹友银于2009年3月4日支付150万元给张华，早于《协议书》签订的时间，而《协议书》的签订正是对邹友银实际取得项目权益份额的确认。3、黎昌仁、邹友银已实际取得投资项目权益份额，具体有以下证据：（1）2012年1月9日刘某的询问笔录（第5页）“问：张华、邹某、张某、邓某甲、黎昌仁在铁厂沟煤矿项目上是否还有股份？答：有，我们A、B、C、D、E有协议书。”（2）2012年1月10日包某的询问笔录（第3页）“问：铁厂沟煤矿的生产经营情况？答：在2011年3月之前合作的三方都派了管理人员参与管理和监督，账目也比较清晰。”询问笔录（第4页）“问：代表C方的张华和代表E方的邓某甲、邹某、张某、黎昌仁是否还有铁厂沟的股份？答：有，我们A、B、C、D、E有协议书。”（3）2012年1月11日刘某、包某、张华签署的《证明》确认“E方在项目中持有10%的股份不变。”如2012年1月9日、1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与《证明》不一致，应以产生时间在后的《证明》为准。（4）（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张华偿还借款后，熊某等人有义务按《保证书》承诺协助张华办理涉案项目权益股份转名手续。”生效判决确认黎昌仁、邹友银等人实际取得了项目权益份额，否则不存在要协助张华办理转名手续的情况。（5）张华的补充证据2：发票和收据，证明黎昌仁、邹友银取得项目权益后实际参与项目运作。（6）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黎昌仁、邹友银取得项目权益份额并实际参与项目运作。4、（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不当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1）（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案（以下称“前案”）与本案有根本的区别：前案的项目权益份额经协商一致由张华回购，回购款转为借款；本案的项目权益份额仍由黎昌仁、邹友银持有。（2）鉴于两案的情况完全不同，前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当然适用本案，应以投资合作合同法律关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黎昌仁、邹友银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399条、406条，原审判决认定黎昌仁、邹友银诉请张华返还代收的投资款有理显然是确认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但原审判决张华承担还款责任适用的法律却是《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一百零八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一百零七条。上述法律均提到“合同”，但原审判决从未指明本案存在何种类型的合同法律关系，引用上述原则性法律条款没有针对性，令戴薇无法就法律适用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损害了戴薇的诉讼权利。既然以委托合同纠纷案由审理，根据《合同法》第97条、410条的规定，黎昌仁、邹友银应先诉请解除《协议书》或所谓的委托合同。但黎昌仁、邹友银未诉请解除合同，原审法院也没有行使释明权要求黎昌仁、邹友银增加诉讼请求，就直接判决退还投资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时效这一重要争议焦点。戴薇就黎昌仁、邹友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提出明确抗辩意见，但原审判决在“审理查明”、“本院认为”部分对此均未涉及和审查，严重损害了戴薇的诉讼权利。黎昌仁、邹友银于2009年转款给张华，直至2014年10月27日才通过起诉主张权利，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011年11月12日，黎昌仁、邹友银以张华存在合同诈骗为由向江西省奉新公安局提出刑事控告，但未立案。《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涉嫌经济犯罪线索的报案、控告后，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复杂线索，立案审查期限可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复杂线索，审查的期限可延长至六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之日起重新计算”。根据上述规定，即使黎昌仁、邹友银的刑事控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从黎昌仁、邹友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之日起重新计算，立案审查的期限最长六十日，黎昌仁、邹友银应当知道不立案的时间最迟至2012年1月12日，则仍然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六）原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本案是投资合作合同纠纷，包某、刘某、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均是合同当事人，黎昌仁、邹友银获得的项目权益份额部分受让于包某、刘某，有证据证明包某、刘某等人收到转让款，特别是包某、刘某的询问笔录作为原审判决的主要证据，前述当事人参与本案审理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必不可少，张华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追加包某、刘某为第三人，但原审法院未予以追加，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不能以（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案为由不追加当事人。前案的项目权益转让款已转为借款，则仅在邓某甲等人与张华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是基于《协议书》的合同关系，是黎昌仁、邹友银与张华、包某、刘某、迈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某、刘某等人是必须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七）原审判决说理论证严重违反公平原则，致利益严重失衡。1、原审判决没有围绕诉讼争点论证，说理没有针对性，黎昌仁、邹友银主张委托合同关系，张华、戴薇主张投资合作合同关系，原审判决对双方的诉辩主张不回应，没有分析请求权的性质、请求权基础规范的构成要件，没有对适用法律的理由进行逻辑分析。综观原审判决，没有以《协议书》反映的基础法律关系查明事实，而是以黎昌仁、邹友银杜撰的委托付款关系为出发点去解读证据和错误论证。2、黎昌仁、邹友银实际取得项目权益份额，是通过各方当事人协议约定而确定，这与公司股权经工商登记确定没有实质区别。试想，如果黎昌仁、邹友银的项目权益份额可以并经登记确定，黎昌仁、邹友银是否还可以在《协议书》未解除的情况下要求返还？当然不可以。原审判决无视商业规则，审判思路完全错误。3、既然黎昌仁、邹友银已经获得项目权益份额，在《协议书》未解除及该权益份额未处分或返还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张华返还全部转让款，这有违公平原则。4、前案已经判决张华偿还邓某甲等人380万元，在有证据证明张华已经将400多万元（或至少280万元）付出的情况下，本案再判决张华退还250万元，这有违公平原则。（八）原审判决戴薇对张华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错误。原审判决（第22页）认定“剩余楼款189万元办理按揭方式付款。……，显然高额的购房款不可能由戴薇独自全部承担。张华表示截留了230万元投资款供个人使用，……，黎昌仁、邹友银有理由相信张华将该款项用于支付剩余按揭款”。前述论证没有事实依据。（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28号案已认定张华将380万元据为己有并判决张华、戴薇偿还380万元，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380万元足以支付189万元的按揭款，何需本案涉款项用于支付按揭款。因此，即使张华须偿还涉案债务，戴薇也无须承担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黎昌仁、邹友银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黎昌仁、邹友银承担。
被上诉人黎昌仁、邹友银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另查，包某2012年1月10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记载，“问：张华实际上交铁厂沟项目多少钱？答：张华陆续汇了480万元,后来退股160万元，加上买车40万元，合计张华实际上交280万元到铁皮沟项目”。“我公司先后两次开具700万元，共计1400万元的收据。……在2009年9月份张华来乌鲁木齐时对我讲E方10%的700万元到了张华账上，让我给开700万元的收据给E方，我让财务上给张华开了700万元的收据带给E方，收据是以新疆天汇通利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开的收据。之后张华又来乌鲁木齐提出收据与协议书上的公司名称不符需要更换，我就让财务以新疆迈腾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开了700万元的收据，但时间仍写了前一次收据的时间……”。
二审庭审中，黎昌仁、邹友银表示对于涉案项目的情况、涉案投资款的去向均不了解，不能确认收取投资款的第三方是谁。
本院认为：本案中，黎昌仁、邹友银以其与张华之间就涉案投资款250万元的收取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张华并未将收取的该投资款转付到涉案《协议书》约定的煤炭开采项目上为由，主张张华返还该投资款本息，及以该债权成立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主张戴薇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A方新疆迈腾公司、B方某甲、C方张华、D方包某、与E方黎昌仁、邹友银、邓某甲、张某于2009年6月26日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各方约定引入E方资金700万元，有关项目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E方已投入的700万元即转为本次转让的对价。本次转让后，有关各方对有关项目的权益比例为：B方持有13.4%，C方持有13.3%，D方持有13.3%，E方持有10%，等。由上述条款可见，签约各方依据该《协议书》就涉案项目确立了合作投资关系，包括黎昌仁、邹友银在内的E方以700万元的投资款为对价取得涉案项目10%的权益，且E方的出资行为已通过该《协议书》得以确认。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黎昌仁、邹友银认为其向张华的银行账户转入投资款系委托张华转付至涉案项目，张华对此不予认可，现亦无证据显示双方曾就该投资款的支付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确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如前所述，上述《协议书》在签约各方之间确立了合作投资合同关系，再结合包某在公安部门所作笔录中所涉“张华陆续汇了480万元”、“我公司先后两次开具700万元，共计1400万元的收据”等内容、以及在张华收取包括黎昌仁、邹友银在内的E方的投资款后，刘某、包某、张华共同出具《证明》确认B、C、D、E方在原《协议书》所占股份不变等情况，足以证实在履行《协议书》的过程中，刘某、包某认可张华有权收取E方投资款、且收款后E方按《协议书》的约定占有项目权益，并同意以公司名义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等事实。因此，黎昌仁、邹友银向张华转账投资款的行为，应视为其依《协议书》向涉案项目投入资金，支付转让对价并取得相应的项目权益。张华认为其与黎昌仁、邹友银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第三，退一步讲，即便张华收取黎昌仁、邹友银的投资款后未能及时支付到涉案项目，亦应循各方基于合作投资行为产生的内部关系来解决。黎昌仁、邹友银辩称其对涉案项目的情况、投资款的去向均不了解，甚至对张华转付投资款的相对方也不了解，这显然与其在《协议书》中的意思表示相冲突，明显有悖于诚信。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黎昌仁、邹友银主张其与张华之间就涉案投资款的支付确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据此要求张华返还涉案投资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因张华在本案中无需承责，故对于黎昌仁、邹友银关于戴薇承责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均有误，应予撤销。上诉人张华、戴薇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6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黎昌仁、邹友银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受理费34050元、二审受理费34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黎昌仁、邹友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何浩
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