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防市行终字第32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三组。
诉讼代表人邹才贵，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七华。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一组。
诉讼代表人张超甫，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仕培。
委托代理人张年胜。
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德林，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鹏，防城港市防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三组因与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一组不服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林地使用权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14）防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三组（以下简称圩三组）的诉讼代表人邹才贵及委托代理人张七华，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一组（以下简称圩一组）的诉讼代表人张超甫及委托代理人张仕培、张年胜，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海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圩一组与圩三组争议的林地为茶辣山，四至范围为：东至公路；南至燕子岭岐分水；西至白闲岭岐分水；北至江边。面积共计893亩，争议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圩一组于2013年9月30日向防城区人民政府提起调处申请，防城区人民政府受理后向圩三组送达了答辩通知书，并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验、调查相关知情人、调解。在调处期间，圩三组提供有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复印件一份，证号为3528号。该证记载茶辣山，四至界至：东公路；南燕子岭顶；西白啃横马兼界岐；北三桃沟直路入。在调解未果的前提下，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了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确权给圩三组集体所有。圩一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后，于2014年9月23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扶隆司法所档案局存有1962年圩三组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没有存放1979年-1981年4月1日期间有关圩三组的书面材料；扶隆村委会所针对圩一组和圩三组出具了“分合情况”说明，经查，该情况为扶隆村委会工作人员听村里群众所说，没有经过查实证明，也没有提交其他书面证据予以证明。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圩一组与圩三组因茶辣山而发生争议，防城区人民政府对该争议进行调处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在调处期间，圩三组提交了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但防城区人民政府和圩三组均无法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山界林权证》已经依法核发给圩三组，没有依法核定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不能发生法律效力。防城区人民政府以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作为定案依据，作出将争议的茶辣山林地权属确权给圩三组所有的处理决定，不符合《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另圩三组认定“扶隆村圩一组、圩三组于1979年前同属扶隆街一生产队，于1979年分为圩一组、圩三组”，但经一审法官前往扶隆司法所和扶隆村委会查实，并无书面证据证明防城区人民政府查明的事实，扶隆村委会出具的“分合情况”亦无事实依据，从一审调查的情况来看，无法证明1981年4月1日有圩三组的存在。综上所述，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圩一组申请撤销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关于扶隆乡圩一组与扶隆村圩三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4日对圩一组、圩三组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关于扶隆乡圩一组与扶隆村圩三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责令防城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防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圩三组上诉称，一、讼争的茶辣山林地属上诉人集体所有。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于1981年4月1日核发了《山界林权证》，证号为3528号，四至范围为：东至公路，南至燕子岭顶，西至白垦横马兼界岐，北至三抛沟直路入。1981年以来，茶辣山一直由上诉人管理、使用、收益、处分，1994年11月23日上诉人将茶辣山部份林地租给扶隆乡人民政府，期限为50年，双方约定期满后无条件归还给上诉人使用，余下的部份林地一直由圩三组村民经营管理，3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争议。而圩一组在防城区政府调处期间和一审诉讼期间，均没有举出从1979年分队以后任何能够证实争议的茶辣山属其生产组所有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圩一组没有足以推翻上诉人合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撤销防城区政府的（2014）6号处理决定错误。二、程序违法。圩一组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同时于2014年9月30日以林业行政许可为由起诉，请求撤销原防城各族自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4月1日核发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由于该证是确认山界林权的重要证据，法院中止了审理，致使上诉人得不到法律规定的10日的举证期限。2015年1月16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但上诉人没有收到一审法院恢复审理的有关裁定或通知，提交的足以证实本案事实的证据材料被视为没有举证，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一审法院审理该案程序违法。三、本案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持有人民政府核发的证号为3528号《山界林权证》，该证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均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该《山界林权证》是本案的关健证据，被上诉人圩一组也知道，因此，于2014年9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给上诉人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即{（2014）防行初字第30号案}，后由于没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推翻该证，便于2014年12月18日撤回起诉，放弃了质疑该证的权利，因此，茶辣山属上诉人所有。由于一审法院偏听偏信，采纳了圩一组的证据，而圩一组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多少关联。现在，经过上诉人的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失落多年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原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争议的茶辣山林地属上诉人集体所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程序和适应法律上有欠妥，但经过二审审理查清事实后，建议不发回重审，直接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圩一组的诉讼请求，维持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圩一组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争议的茶辣山属上诉人集体所有，原防城县人民政府己于1981年4月1日核发了证号为3528号的《山界林权证》，四至范围包含现争议林地。但这是一张非法之证的存根，并没有经政府核发，1981年也没有上诉人所称的圩三组（队）这一主体。1、茶辣山自古以来都没有任何争议，属于圩一队集体所有，一直是圩一队集体管理经营。茶辣山从1962年圩一队集体开始续年对该山进行种植八角、肉桂、油茶，70年代全队集体社员进行经营管理并续年种植八角、肉桂，面积6、7百亩。1979年才开始备筑华扶边境国防公路，1981年正在动修之中，还没得正常通往车辆，华扶公路修经茶辣山边过，征用该山边修公路时，砍掉大量八角、油茶，圩一队已得到国家赔偿款。80年代体制下放至今，都没有将该山承包到户，由圩一队集体管理。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社队管理，至今扶隆大队没有所谓称“圩三队”，只有唯一的圩一队存在。无印章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涉及的茶辣山，填写参加划山界人：黄钦藩、黄宗贤、张仕源、曾某、张齐德、黄某。其一，参加划山界都没有一个人是圩一队的社员，以及没有谓称“圩三队”的社员参与。其二，没有工作组以及乡、村领导参与，当时无法划定山界。该证存根上的“黄钦藩”名字明显就是假的，将时任圩一队队长（兼大队民兵营营长）黄钦凡（曾用名黄钦繁）的名字填写成“黄钦藩”，且除了黄钦凡刚病故之外，其余人员如黄宗贤、黄某、张齐德均健在，在无印章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的背面上确认并亲笔签下自己名字，不得参与该《山界林权证》存根的分山，且证实是伪造的假证。2、上诉人称，1994年11月23日上诉人将茶辣山部分林地租给扶隆乡人民政府，期限为50年。这是上诉人私下将该山部分出租给扶隆乡人民政府，是违法行为，该合同主体是时任乡长唐光琴为了虚骗国家项目侵吞国有财产，与所谓上诉人所签，唐光琴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扶隆乡人民政府所签名盖章。因为此事，被上诉人已向相关部门报案，要求追究责任并赔偿损失。二、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本案是因国家征用圩一生产组的茶辣山建造水库时，上诉人才提供其违法所取得无印章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引发了此起行政诉讼。圩一组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才能取得公平和正义，故请求人民法院维护合法权益。法院依据法律程序进行审理，作出公正判决，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程序违法的事实。三、上诉人自述“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应所指的是防城区人民政府认定事实不清，不等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及的县级人民政府核发的无印章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就是事实不清的具体表现，从历史上演变和社队来源至今都是不清的。1981年底，自卫还击战结束，边境部分社员群众疏散期间才能归家。而此前的自卫还击战争期间，没有任何生产队敢讲分队。1982年后边境一线的农村社员才能恢复正常生产。从1983年11月起，扶隆人民公社改为扶隆乡人民政府，扶隆大队改为扶隆村民委员会，圩一生产队改为圩一生产组。一审被告违背了历史事实和现实，规避了法律、法规，以及中央的政策界定。防城区人民政府在调处时，没有调查证人曾某、黄某，而造假该两证人的笔录，有证人录音佐证该事实。一审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中认定茶辣山四至界至：“东公路；南燕子岭项；西白啃横马兼界岐；北三桃沟直路入”。而该处理决定所查明的事实与上诉人提供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上标明“西白垦”、“北三抛沟”名称不符，显然所认定的事实不清。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正确，请求依法维持。
一审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述称，一、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是在当事人依法申请后，区人民政府组织当事双方召开调解会调解，经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后作出的，其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程序合法。二、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圩一组与圩三组争议的茶辣山，四至范围：东至公路；南至燕子岭岐分水；西至白闹岭岐分水；北至江边。面积893亩。争议的标的物为林地权属。在区人民政府调处工作组调处期间，圩三组提供有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复印件一份，证号3528号，该证记载的茶辣山，四至界至：东公路南燕子岭顶；西白啃横马兼界岐；北三桃沟直路入。该证原件保存于防城区林业局。经工作组实地勘察，该证包含现争议的茶辣山：圩三组另提供1994年11月23日与防城区扶隆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该复印件原件保存于扶隆乡人民政府。圩一组、圩三组1979年前同属街一生产队，1979年后分为圩一组、圩三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中当事双方均主张争议林地的全部权属，上诉人圩三组持有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证号3528号，经工作组实地勘察，该证包含现争议林地的全部，上诉人圩三组的权属主张应予支持。一审原告圩一组既无任何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亦从无在现争议山上进行经营管理，其权属主张不予支持。三、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是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六）的规定作出的。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持有3528号《山界林权证》，该证已依法核发给上诉人圩三组所有，并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没有证据证明3528号《山界林权证》已经核发给上诉人所有，属认定事实不清。综上所述，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并撤销一审原判。
本案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圩三组向法庭提交了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原件，经质证，被上诉人圩一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因被上诉人圩一组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是否合法有效，需待结合其他证据以及法规、法规、政策的规定综合判断才能确认。
经审查，一审判决对各方提供的证据是否采纳及其相关理由均已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阐明，本院认可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据此，除一审未对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原件进行审查以外，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修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以及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均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中，圩一组与圩三组因茶辣山的权属发生争议，在防城区人民政府调处和一审审理期间，圩三组提交了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存根，但未能提供原件予以审查，虽然圩三组在二审审理中提供了1981年4月1日原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3528号《山界林权证》原件，但根据防城港市林业“三定”时期核发《山界林权证》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山界林权证》要成为定案依据，应有其他时期权属来源佐证，或有证据证实当时已经合法程序审批核发，发证时林地相邻人或权利人予以确认无异议。而经审查，现有证据中没有其他时期权属来源佐证该《山界林权证》，亦没有有效的证据证实该《山界林权证》当时已经合法程序审批核发，发证时林地相邻人或权利人圩一组（生产队）予以确认无异议，故仍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相关的证据综合判断。同时，圩一组、圩三组原来同属一个生产队，何时分成圩一组（生产队）、圩三组（生产队），分组（队）时原来生产队的山林、土地如何划分，亦应查明，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扶隆村圩一组、圩三组于1979年前同属扶隆街一生产队，于1979年分为圩一组、圩三组”这一事实，在防城区人民政府调处和一审审理期间扶隆村委会出具的说明上述事实的“分合情况”，该材料既不属于行政诉讼的“书证”，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证人证言”，并缺乏有效的证据佐证，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亦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综上，一审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4）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圩三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扶隆乡扶隆村圩三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凌旭芳
代理审判员 李启宁
代理审判员 刘 丹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