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民终1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法定代表人赵赛宇，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吴启，广西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筱鑫，广西君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斯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法定代表人李立飞，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立飞，桂林市斯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蓝海青，教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雪霜，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以下简培正学校）与被上诉人桂林市斯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坦公司）、李立飞、蓝海青因侵害经营秘密纠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叠彩区人民法院（2015）叠民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媛媛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国裕和代理审判员黄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盘林云担任记录。上诉人培正学校的委托代理人吴启、王筱鑫，被上诉人斯坦公司、李立飞、蓝海青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雪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属民办培训学校，成立于2004年6月18日，其承办者为赵赛宇。原告从成立至今，在桂林地区共创办了10个校区。2011年9月1日、2013年3月14日，原告作为甲方分别与作为乙方的被告蓝海青、李立飞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其中在第八条“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竞业禁止条款”，以及在原告的《员工手册》第五章第五条“保密及竞业禁止条例”中均约定，“乙方（员工）在履行工作职责时必然会接触到甲方（学校）的商业秘密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前述事项均属于甲方（学校）的财产和权利，乙方（员工）负有当然的保密义务。保密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甲方（学校）的教学信息、经营信息、客户名单、培训资料、工作计划、财务资料、招生计划、课程计划、学生名单、规章制度、合同协议、采购资料、相关函电、家长电话、财务资料、人事资料、工资薪酬资料等。乙方（员工）必须遵守甲方（学校）的任何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乙方（员工）在职期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办学或培训机构开展或参与培训教育活动，亦不得自行或与他人开展或参与家教培训活动；乙方（员工）离职2年内，不得在甲方（学校）教学点或培训点的同一城区内开展或参与与甲方（学校）具有竞争性的业务或活动。乙方（员工）如有本款约定的行为，应向甲方（学校）支付违约金1万元，由此产生的调查取证费用、聘请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相关费用亦由乙方（员工）承担”。其中原告在其《员工手册》中对员工需遵守的保密义务还作了进一步规定，如“未经允许，不得查阅、复印涉及中心财务信息、客户信息、合同协议、工资、劳务费用等保密内容的保密材料；不得将学校重要文件、资料等带出学校办公场所或提供给竞争者或有竞争可能的单位和个人；保证下班后电脑上、桌面上没有记载甲方保密信息的文件资料及纸张；工作变动离开甲方时，不带走甲方任何文件、资料、图表等涉及到学生家长信息、属学校保密的资料原件及复印件”。
原告对其招收的学生根据年级、年龄、学习成绩等内容进行分班筛选，形成文本信息，由原告各学区的前台主管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并存储于设有密码的电子软件系统中。原告提供的部分2010-2013年春、秋期学生上课点名表上记载的学生信息内容为姓名、性别、联系电话。原告提供的电子版学生名册上记载的信息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就读学校、曾任班干部、家庭住址、班主任姓名、班主任联系电话、父母亲姓名、学历、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获取消息渠道、辅导学习人、推荐好友及电话。
2011年3月8日，被告李立飞在原告的桂林市九岗岭校区担任数学老师，一年后升为数学组长，于2012年年底被委派到原告的兴安县校区作该校区的学区负责人，于2013年7月15日从原告处离职。2011年9月1日，被告蓝海青在原告的桂林市九岗岭校区担任英语教师，从2012年9月起，任九岗岭校区的副校长，于2013年8月从原告处离职。2013年8月6日，被告李立飞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成立了被告斯坦公司，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被告蓝海青为该公司股东之一。
原告主张，从2014年4月起，原告发现原在原告桂林市九岗岭校区培训的许多学生家长接到被告斯坦公司的电话，被邀请至被告斯坦公司处参加培训。原告认为，被告斯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立飞、股东被告蓝海青原系原告的员工，其二人利用在原告处就职的便利，窃取了45位在原告桂林市九岗岭校区培训的学生信息，为其成立的被告斯坦公司抢占生源。三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共同侵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三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在《桂林晚报》非中缝版面连续一周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书面声明；2.被告李立飞、蓝海青与被告斯坦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万元；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学生名册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1.原告主张的该案的涉案商业秘密的标的内容为在原告处培训的学生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根据该条款的规定，作为商业秘密，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具有秘密性，即有关信息不为公众普遍知悉和轻易获得；2.具有实用性和价值性，即有关信息能够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应用且能为信息持有人带来经济利益；3.具有保密性，即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对等的合理的物理保护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该案中，从原告提供的电子版学生名册看，其中包含的学生个人信息资料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就读学校、曾任班干部、家庭住址、班主任姓名、班主任联系电话、父母亲姓名、学历、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获取消息渠道、辅导学习人、推荐好友及电话。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学生名册的具体内容从形式上看，属于经营信息中的客户信息。
2.涉案的学生信息属于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客户资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现成的客户信息是不存在的，客户资源的取得要靠经营者不断的挖掘和培养。涉案学生名册中所记载的学生个人信息并非公开领域中的一般客户资料，都是经过原告通过广告宣传、招收生源、对个体进行具体培训教学后，根据个体具体情况整理、汇集而成的，系原告对其长期经营活动总结积累的劳动成果，这些信息内容不为公众或相同行业领域普遍知悉和轻易获得。
在付出了时间、资金和劳动的基础上而获取的客户名单，能大大增加交易的机会，减少交易的费用，故客户名单的经济利益具体体现在，其能够为名单持有人带来竞争优势，从而增加经济收益。客户名单的价值可以是已经体现或正体现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将会体现的价值。本案原告系一民办培训学校，其在市场活动中主要依靠招收学生进行培训来获得经济收益，故学生名册作为其客户名单，能够给原告招收学生、增加收入带来现实的或将来的市场利益，具有实用性和价值性。
商业秘密能够为持有人带来经济效益，故商业秘密需持有人对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保护措施。合理的保密措施有以下构成要件：1.商业秘密持有人具有保密的主观意愿，即持有人明确知道商业秘密的存在，并且不愿同行业竞争者知悉；2.需保密的内容要具体明确，即保密措施中明确保密信息的内容，允许传播的范围，信息的知情者义务；3.要有具体的保密行为，即必须采取物理性的防范措施。原告与被告李立飞、蓝海青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原告的《员工手册》中对涉及原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竞业禁止均作了明确约定，即“员工对学校的商业秘密负有当然的保密义务；原告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原告的经营信息、客户名单、家长电话、培训资料等”。原告在教学工作中也规定了相关学生信息的收集、筛选、整理工作的具体分工负责人员，对涉及详细具体的信息存储设备设置了密码及加锁保障。由此可见，原告在主观上明确了其收集获得的学生信息（即客户名单）属于其学校的商业秘密，其不愿被同行业竞争者轻易知晓；在对员工的培训要求中也反映出原告对其工作业务中所可能涉及的商业秘密，已以书面形式尽可能地进行了列举；并且在客观上，被告也采取了如签订书面协议、培训员工、设置加密密码等对涉及原告的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具体的合理的措施。
故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涉案的45位在其九岗岭校区参加培训的学生信息系包含在其整理汇集的众多学生名册当中的一部分经营信息，这些信息系原告经过自身努力获得，能够为其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不具有公开性，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规定，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
三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被告侵权使用的学生名单系记载于原告的上课点名册上的学生信息，该点名册系原告的任教老师在上课前都会经常使用的，属于公开的内容，故不属于原告与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合同中约定的商业秘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侵权使用的具体载体为原告的学生点名册，而其中的主要秘密点为学生的联系电话。点名册上所记载的具体内容仅为学生姓名、性别、联系电话，主要供原告的教学老师上课前给学生点名使用。虽然该点名册上记载的信息相较于原告提供的电子表格文档上记载的学生名册信息，并不十分详细、深入，但点名册上所载的学生信息系来源于原告制作的学生名册（电子表格版本），系原告经过自身经营、收集、整理获得，不因载体不同而改变其本质内容。另外，使用点名册的任教老师为原告的员工，原告在对员工培训的《员工手册》中也明确了员工应负有的保密义务，故能够获得这些学生信息并非经由公共渠道。故对三被告关于涉案学生点名册不属于商业秘密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三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原告经营秘密的行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1.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被侵害的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为其主张的45位学生信息。
原告主张，本案三被告侵害的原告享有权利的商业秘密的标的内容为45位原在原告处培训的学生的个人信息，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为联系电话，这45位学生的个人信息，系通过被告李立飞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向原告提供的被告斯坦公司点名表复印件上统计所得。经一审法院询问调查，被告李立飞对其向原告提供被告斯坦公司点名表复印件的事实予以否认，且庭审中，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斯坦公司点名表的原件，亦不能明确该点名表具体的来源渠道。因该点名表系复印件，且来源不明，故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原告意欲证明其被侵害的商业秘密标的系45位在原告处培训的学生信息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2.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李立飞、蓝海青违反保密约定，实施了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
原告认为，被告李立飞、蓝海青曾系原告的员工，在原告的九岗岭校区任教，知晓原告存有商业秘密的电脑软件密码，能够掌握相关的档案柜钥匙，其二人利用在原告处工作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了在原告处培训的学生信息，即原告的客户名单。其二人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害。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虽然被告李立飞在原告的九岗岭校区曾担任过数学组长，被告蓝海青在原告的九岗岭校区曾担任过副校长，根据其二人在九岗岭校区的任教职务，其二人通过日常的教学工作便利，是有可能通过掌握相关电脑软件的密码，以及存有相关资料档案柜的钥匙而接触、获取、使用原告主张的学生信息等商业秘密。但原告在庭审中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具体实施了擅自复制相关电脑软件文档，窃取原告享有权利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故对原告以被告李立飞、蓝海青曾系原告的任教员工，其二人能够知晓、掌握原告的商业秘密为由，认为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实施了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原告另主张，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被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已经承认了其二人的侵权行为，其中被告李立飞还代表被告斯坦公司对其今后不再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作出了书面保证承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公安机关虽就原告与三被告的纠纷曾向被告李立飞、蓝海青作过相关的调查询问，但并未对该事件作出任何定案结论，且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庭审中表示，其二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及书面承诺，并非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因此，仅以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本案三被告侵权事实的确实发生。故对原告以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笔录证实被告李立飞、蓝海青承认侵权行为，三被告在构成侵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定。
3.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斯坦公司作为第三人违法使用了原告主张的涉案商业秘密。
三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原在原告处培训的45位学生中有29位学生确实曾在被告斯坦公司进行过培训，但三被告主张，该29位学生系通过被告斯坦公司的广告宣传、学生之间互相介绍、私下拨打原在原告处任教的被告李立飞、蓝海青的联系电话找到被告斯坦公司进行学习培训，并非系被告斯坦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该29位生源信息。
经过庭审调查，被告主张的29位学生中，王智林、廖家慧、侯莉媛三位学生的家长出庭作证，证实该三位学生系在结束了在原告处的培训后，通过查看被告斯坦公司的广告宣传招牌、亲戚朋友介绍、拨打原在原告处教书的被告蓝海青的电话的方式得知被告斯坦公司的培训情况，进而到被告斯坦公司处进行培训学习。一审法院认为，学生在结束了在原告处的培训后，有权通过多种方式另行选择其他培训学校学习，上述三位学生家长所陈述的情况符合日常生活逻辑。被告斯坦公司通过广告招牌、学生之间互相介绍宣传的方式招揽生源，其行为属正常的市场营销手段，并无不当之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原在原告处就职，但其二人从原告处离职后，原教授过的学生基于对其二人教学水平的信任而自行拨打电话联系二人后才到被告斯坦公司培训，这种情形不能认定为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实施了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对于三被告主张的其他26位学生的书面证明，因该26位学生未出庭接受调查询问，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但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26位学生系三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生源。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即使三被告对该29位学生原系原告生源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系通过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的这29位生源的事实。
4.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李立飞、蓝海青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害。
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离职2年内，不得在原告教学点或培训点的同一城区内开展或参与与原告具有竞争性的业务或活动。故原告认为，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从原告处离职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利用从原告处窃取的信息和资源优势，在同城区内成立了与原告具有竞争性业务的被告斯坦公司，其二人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害。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原告系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三被告，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三被告实施了侵害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虽然根据原告与被告李立飞、蓝海青签订的竞业禁止条款的约定，被告李立飞、蓝海青从原告处离职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与原告具有相同业务的培训机构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但即使被告李立飞、蓝海青有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行为，也不能就此推定被告李立飞、蓝海青的该行为一定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害。故对原告以被告李立飞、蓝海青在从原告处离职后，利用从原告处获取的商业秘密，成立与原告相同业务的被告斯坦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侵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原告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被告实施了侵害涉案商业秘密的行为，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原告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已预交），由原告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负担。
上诉人培正学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有侵害经营秘密行为，属事实认定不清。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承诺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并以此进行不正当竞争获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已自认非法获取上诉人商业秘密并将其用于斯坦公司，对其今后不再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作出了书面承诺。该证据清楚地反映了被上诉人有明显的侵权行为，而一审法院却以公安机关未作出定案结论、两被上诉人辩称所述非真实意愿表达不予认定询问笔录及承诺书。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首先，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依职权所作，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过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其证据效力明显高于其他证据。而承诺书也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所作由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真实意思表示。如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或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陈述是在欺诈、胁迫的非真实意愿表达，法院应采信该证据。其次，公安机关未对窃取商业秘密案作出结论并不影响询问笔录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推翻一份有当事人签字的普通民事书面文件尚需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更遑论本案中由公安机关依职权所作、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具有公信力的询问笔录及承诺书。再则，上诉人提供的证明被上诉人侵权的照片、点名表虽存在证据瑕疵，但其与询问笔录、承诺书等可以互相应证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应该忽视该些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将上诉证据与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相继离职后立即成立了被上诉人斯坦公司且招收的学生中大部分学生曾在上诉人处培训过的反常现象结合来看，已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以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利。
二、三被上诉人存在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并以不正当手段获利现象。被上诉人李云飞、蓝海青相继从上诉人处辞职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作为股东成立了被上诉人桂林市斯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而斯坦公司招收的学生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曾在上诉人处培训学习过的记载在上诉人学生信息名单中的学生，其明显存在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之嫌。被上诉人斯坦公司仅仅是一个刚刚成立的甚至未具备办学资质的违法培训机构，其完全不具有市场认知度，更谈不上在学生、家长中形成良好的口碑。一个、两个甚至几个在上诉人处培训过或者接受过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培训的学生基于对其二人教学水平的信任而自发联系到斯坦公司继续学习尚在情理之中，但几十个记载在上诉人学生信息名单中的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均去到其二人成立的斯坦公司学习培训就绝不可能是正常现象了。根据上述反常现象及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可轻易获取上诉人学生信息名单的情况，完全可以推断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将其用于为斯坦公司招揽生源获取利益。
综上，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并利用该商业秘密谋取利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请贵院依法判令三被上诉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斯坦公司、李立飞、蓝海青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后，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上诉人主张的学生名册信息及上课点名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二、本案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害经营秘密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一、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学生名册信息及上课点名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1、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学生名册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商业秘密应同时具备新颖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秘密性四个构成要件，即商业秘密应当不属于共有领域的公共信息和公知技术，不为公众所知悉和轻易获得，同时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该信息可以转化为能够据以实施的方案和形式，并且权利人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防止该信息的泄露。
从本案来看，上诉人提供的电子版学生名册信息，其中包含学生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就读学校、曾任班干部、家庭住址、班主任姓名、班主任联系电话、父母亲姓名、学历、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获取消息渠道、辅导学习人、推荐好友及电话。上述信息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整理汇集而成，体现了上诉人为开发客户信息付出了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代价，这些信息内容非一般公知领域能够轻易获得。其次，学生名册中的这些深度信息能够节约名册所有人的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机会，能够为上诉人招收学生、增加收入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同时，上诉人为防止该信息的泄露，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包括在《劳动合同书》及《员工手册》中对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和竞业禁止作出了明确约定，表明上诉人不仅具有保密的意愿，也为保护该信息采取了合理的措施。
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电子版的学生名册信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关于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
2、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上课点名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本院认为，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应当是客户的综合信息，除了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简单的客户信息之外，还应当包括交易习惯、交易需求、意向、内容等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深度客户信息。其次，仅有客户名称、电话号码、联系人等信息组成的客户名单并不足以构成商业秘密，客户信息中的所有内容也不当然的都能构成商业秘密。第三，客户名单应当具备交易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仅是一次性、偶发性交易的客户或者曾经的交易客户，不能认定为具有商业秘密的属性。
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纸质版的学生上课点名册从信息构成来看，仅记载有姓名、性别和联系电话，在当前信息资源相对丰富、来源渠道越发多样化的前提下，以上信息并不具备隐秘性和难以获得的特点，被上诉人通过其他普通渠道同样能够实现联系或获得点名册中所记载的信息。本案上诉人是一家民办培训机构，其生源具有阶段性，且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主观选择对上诉人的客户来源具有重大影响。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已经举证证明了上诉人主张为经营秘密的客户是在已结束了在上诉人处的培训后，并在自愿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到被上诉人处进行培训的。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上课点名册并未充分满足商业秘密中客户名单的属性，不能构成商业秘密。
二、本案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害经营秘密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侵害经营秘密行为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培正学校主张三被上诉人侵犯其商业秘密，应当对三被上诉人获得的学生相关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被上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上诉人处获得上述信息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斯坦公司2014年春期学生上课点名表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但该点名表为复印件，且来源不明，庭审中上诉人亦不能提交该点名表的原件并说明其具体来源，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同时，上诉人提供的该点名表上的信息与其所主张的构成商业秘密的电子版的学生名册信息不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其次，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曾系上诉人处员工，可以在正常的教学培训中，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学生点名册，不需要以不正当手段窃取。而对上诉人所称的属于商业秘密的电子版学生信息，上诉人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实施了具体的窃取上述客户资料的行为。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的二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在离职后，其原教授的学生基于对二人教学水平的信赖，并在结束了在上诉人处的培训之后，通过斯坦公司的广告宣传、亲戚朋友介绍等方式，自愿到被上诉人斯坦公司处进行培训学习，以上行为符合日常的生活逻辑，三被上诉人亦对以上事实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认为，三被上诉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获取生源。第四，尽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保密、竞业禁止的条款，被上诉人在离职后成立与上诉人相同性质的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业务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的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此不做认定，上诉人不能就此推定被上诉人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已自认非法获取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并对今后不再实施侵害上诉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作出了承诺，应当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本院认为，虽然公安机关曾就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向被上诉人李立飞、蓝海青进行过相关的调查询问，但并未予以立案侦查，该笔录内容未被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故笔录及承诺书内容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予以质证、审查判断并作出认证。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客观证据证明笔录及承诺书中所述情况，且民事诉讼以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为原则，不能以公权力的介入破坏民事诉讼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出证据反驳公权力所得到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故该笔录和承诺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上诉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实施了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2、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问题。
因上诉人所主张的以联系电话为核心秘密的上课点名册不构成商业秘密，不存在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前提；上诉人所主张的电子版学生名册信息构成商业秘密，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被上诉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实体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桂林市培正文化语言培训学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媛媛
代理审判员 王国裕
代理审判员 黄 赟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盘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