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0民终3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景顺，男，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宝贵，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谭德库，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
法定代表人吉新文，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由程遥，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员工，住所地黑龙江省富锦市。
委托代理人陈明军，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员工，住所地黑龙江省富锦市。
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因与被上诉人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亚种业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林口县人民法院（2015）林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的委托代理人谭德库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景顺、孙宝贵在一审时诉称：2012年4月末，原告在字砬子村一条沟内租种了22垧地，想要繁育玉米种籽。当原告听说梅亚种业公司有制种面积时，二原告就去找梅亚种业公司的代理人陈显民，向陈显民说明了原告租地的情况，陈显民当即拍板，说梅亚种业公司有20垧地的“101玉米品种”制种面积；经双方协商后，陈显民同意让原告按合同标准繁育“101玉米种籽”。陈显民当时说不用签订书面合同，由于每年的格式合同都是千篇一律的约定及质量标准，原告也都非常熟知，所以原告没有强求签订合同。2012年5月8日，原告到陈显民家中拉回亲本种子母本500公斤、父本100公斤，当时因原告太忙而没有交款，2012年8月16日原告交了10000元的亲本种子款。在田间管理的抽雄阶段，为了保证种子纯度，原告格外小心，原告两家有5个人在山上居住了20多天，另外还雇工支付了16000多元。在抽蓼阶段，陈显民还亲自到现场去了一趟，对原告的表现还算满意。在站杆晾晒阶段，除了原告两家5人跟班作业以外，还在外地雇工，花了20000多元，下棒花销费用10000元，加上租地费用50000多元。上述几项费用原告共支出了100000多万元。在公司统一组织脱粒后，陈显民给测量的水份是17-19之间，陈显民告诉原告马上烘干降水。原告到四道河子村进行烘干，支付烘干费用27400元，烘干后的种子重量为98800市斤（49400公斤），含水量为14%以上，之后原告就等待被告来拉种子。可被告说今天拉，明天拉，但一直没有来拉。整个一冬天，种子就放在原告两家的院子里，用苫布蒙着。众所周知，种子是最怕冻的，虽然原告的种子进行了烘干，但并非达到13%以下的越冬安全水。加上冬天雪花的覆盖、春季雨水的浸吸、地面潮气的上反，种子必然要吸湿和回潮，必然发芽率要下降。根据《玉米种子冬储注意事项》第四条记载：如果玉米种子含水量在14%以上，就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要保存在温度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里，一直到来年播种，温度都不能低于0摄氏度。如果低于0摄氏度，种子就可能受到冻害、丧失发芽能力或发芽能力降低。原告的种子在露天条件下度过了4个多月的时间，直到2013年4月16日，被告才来打样检验。被告迟迟不拉走，招至冻害，造成发芽率下降的后果，原告认为这是被告故意而为之，是人为的为拒收种子寻找借口。2013年6月13日，陈显民去被告公司时，被告的法人吉新文才给拿来一张小纸条，纸条上既没有公章也没有个人签名，还没有日期。纸条上写明：原告的种子纯度为93.468，芽率为80。就这样的检测结果宣布了原告的种子是不合格种子。而且这个结果是在4个月以后才宣布的，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即便被告的检验结果是真实的，也是越冬种子遭到冻害以后的结果，发芽率的下降是很正常的，但责任只能由被告负责。至于原告的种子纯度93.468问题，在脱粒时，原告同意用精选机精选，但被告说每百斤扣3斤杂粒就可以了，不用精选。没有精选，必然要造成纯度下降。还有被告这张检验结果报告单，是没有任何证据效力的。原告认为，原告为被告繁育玉米种子，是被告特意让其代理人安排的，又是被告全部供应的亲本种子，还是被告统一脱粒和取样检验的，从这些事实看，双方已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被告是因为种子市场销路不好而无理拒收原告的种子，是故意的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一、直接经济损失212420元（49400公斤×（3元-0.85元）×2］；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63726元（212420元×30%）；三、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5746元，上述损失合计人民币281892元。本次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一、烘干费27400元；二、两年半的利息损失68297.85元（两年半利息为45531.90元＋两年半的罚息2276595元＝6829785元），诉讼请求金额合计37184385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亚种业公司在一审时辩称：一、关于种子繁育的约定，2012年春，二原告多次向四道村经纪人陈显民申请要求繁育玉米种子，陈显民向被告争取了繁育面积20公顷的“垦玉6”，繁种代号为“101”的玉米种子。该品种是黑龙江省常规品种，也是老品种（市场通用，没有保护），多年在林口县境内繁育，有成熟的经验。因为“垦玉6”是老品种，又多年在三道通村、良种场村、曙光村等村繁育过，加之繁种面积少，被告方口头向陈显民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陈显民自己安排管理，公司不参与；二是只要种子质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公司就回收，不合格就不回收，这是没有签订合同文书的原因。陈显民与原告达成繁育种子口头协议后，向原告提出了质量要求：种子纯度不能少于96%、芽率不能少于85%。这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原告在领取亲本种子时，陈显民再次向原告强调种子质量问题，原告承诺一定好好管理，保证种子合格。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也是有口头约定的；二、关于被告对原告繁育的种子室内检验情况：闫景顺的种子纯度为93.468%（自交苗10%，杂株2%，），比国家规定的标准减少2.532%；芽率是80.1%，比国家规定标准减少4.9%，两项指标都不合格。孙宝贵的种子纯度93.468%（自交苗9.0%，杂株3%），比国家规定标准减少2.532%；芽率73.0%，比国家规定标准减少12%，两项指标都不合格。种子纯度鉴定方法：采用国家规定GB／T3543.5-1995“玉米种子纯度盐溶蛋白电泳鉴定方法”。样品纯度值计算：回归方程式Y=52.9＋0.461X。其中：Y为样品纯度值，X为电泳测定值；三、原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与实际不符。陈显民在播种前也向原告强调了被告的意见。原告诉称，在去雄期间，其在山上居住20多天，惟恐跑粉。那么自交苗多是怎么回事？自交苗多的原因就是原告在去雄期间出工少、怕费事，去雄不及时、不彻底，才出现了“跑粉”问题，导致种子纯度不能达标。种子纯度和芽率是衡量种子质量的主要指标。合格种子（定购价）每公斤6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农户繁育的种子质量指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四、被告不回收种子的理由，是原告所繁育的种子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无理的要求，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对其所繁育的种子检验结果持有怀疑态度，如果原告认为其所繁育的种子能够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原告可到有资质的部门进行种子质量鉴定，如果种子质量合格，被告仍然回收。在坚持原审答辩意见基础上，补充两点，重审中，一、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及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是否可以审理，请合议庭合议；二、原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须证据支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2012年2月15日，被告梅亚种业公司的经纪人陈显民到梅亚种业公司去办事，梅亚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吉新文告诉陈显民，找一个隔离条件好的地方，繁育20垧地的“101”品种玉米种子。同年4月末，闫景顺找到陈显民说，他和孙宝贵二人合伙在莲花镇字砬子村租了22垧地，想要为梅亚种业公司繁育种子。陈显民询问了隔离条件，认为闫景顺说的情况很好，就答应了闫景顺的要求，决定把吉新文安排的20垧地的“101”玉米繁育面积落实给闫景顺和孙宝贵。同年5月8日，闫景顺驾车到陈显民家取走了亲本种子600公斤（母本种子500公斤、父本种子100公斤），每公斤单价11.50元。同年8月16日，原告将亲本种子款10000元经孟庆富转交给陈显民。原告在田间管理期间，陈显民单独去了繁育现场两次，还与公司的管理人员刘继东一起去过一次。同年秋天收获后，陈显民统一组织种子脱粒，原告的玉米种子脱粒后，发现种子含水量在17%-19%之间，陈显民要求原告将种子作烘干加工，降低水份。原告就将其种子运到三道通镇四道村的齐文臣家通过烘干塔烘干处理。花费烘干费27400元。烘干后的种子重量为49400公斤。在原告的种子脱粒时，被告抽取了原告的种子样本，其抽检结果为：发芽率为80%、种子纯度为92%，抽检的结果为不合格。2013年春节过后，陈显民将抽检的结果口头通知了原告。2013年4月19日，被告梅亚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朴成国与证人孟庆富一起去原告家抽取了种子样本，回去检验后，以便条的形式出示了检验结果，通过陈显民转交给原告。检验结果中显示：孙宝贵的种子纯度93.468%、发芽率80%。另查，经本院释明，原告认为经过一年四季的温度变化，种子已经是不合格的了，并明确表示对种子质量标准不申请司法鉴定；2013年11月，原告将本案争议的玉米种子作为普通商品玉米出售给孙波，销售单价为1.70元／公斤，共计获得价款81600元（48000公斤×1.7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一、直接经济损失212420元（49400公斤×（3元-0.85元）×2］；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63726元（212420元×30%）；三、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5746元，上述损失合计人民币281892元。本次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一、烘干费27400元；二、两年半的利息损失68297.85元（两年半利息为45531.90元＋两年半的罚息2276595元＝6829785元），诉讼请求金额合计37184385元。
原审法院认为，梅亚种业公司的经纪人陈显民依据梅亚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新文的委托，与原告闫景顺、孙宝贵达成口头种植回收协议，为被告繁育20公顷“101”品种玉米种子，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口头约定种子质量回收标准：种子纯度为96%、种子发芽率为85%等事项。由于陈显民是梅亚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显民与原告达成的种植回收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被告梅亚种业公司承担。因此认定原、被告双方达成的玉米种子种植回收协议合法有效。2012年11月份，被告的代理人陈显民组织了原告对种植的玉米种子进行了脱粒并告知原告进行烘干降水份。被告方的工作人员还对原告的玉米种子采样后进行了检验，但是被告没有将检验结果及时向原告出示，只是让其代理人口头通知原告所种植的玉米种子不合格，被告于2013年4月26日又对原告的玉米种子进行了第二次检验，所检验的结果仍然没有及时交付给原告，并且也没有告知原告，如果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可向有关部门申请复查或重新鉴定，由于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原告的玉米种子在家里存放一年之久。庭审中，被告虽然出具了单方进行的检验结果，该检验结果没有通过有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确认，因此，被告出具的检验结果并不能充分证明原告的玉米种子不合格。同时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繁育的玉米种子符合质量要求，另外玉米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是种子质量的两项重要指标，而影响种子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种子的质量和种子的田间管理都会直接影响到种子的纯度。而原、被告达成口头种植回收协议后，被告只提供了母本种子，其亲本种子是由被告的代理人陈显民自行筹集的，被告并没有举证证明，其代理人提供的亲本种子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而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种植和田间管理方面没有瑕疵。综合以上因素致使原告种植的玉米种子未能及时检验、回收的后果，是由于原、被告均存在过错所致，对其损失应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50%。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违约损失63726元（212420×30%）、烘干费用27400元及两年半的利息损失68297.85元如何保护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由于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争议问题中均存在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原告这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烘干费用的问题，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口头种植回收协议中，未明确约定烘干的费用如何承担，原告未能提供其他相关联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所产生的烘干费用，应由原告自行负担。即便参照原告立案时提供被告与其他种植户签订的合同中第一条第三项约定，其降水费用由乙方（即种植户）担负，也不能得到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问题，同上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何负担，虽然原告于2013年8月14日向本院主张了权利，本案中造成原告种植玉米种子不能及时回收的原因，是原、被告均存在过错所致，对付款时间无法确定，双方又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所以原告的该项主张即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212420元（49400公斤×（6元／公斤－1.7元／公斤）］的诉讼请求，是原、被告诉争的玉米种子的回收价格变成普通商品粮价格后损失，该价格差为212420元属于直接经济损失，应按照原、被告的共同过错责任平均承担，即直接经济损失106210元，本院予以保护。被告以原告种植的玉米种子经过检验系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种子，原告属无理请求，而拒绝回收，但是被告未能提供有质资的检验报告，被告这一辩解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梅亚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闫景顺、孙宝贵经济损失10621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二、驳回原告闫景顺、孙宝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77.70元，由被告承担2873元，由原告承担4004.70元。宣判后，闫景顺、孙宝贵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两份伪证检验报告错误；2.原审认定2013年4月16日进行扦样检验错误，因样品根据没有拿回公司检验。
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未到庭答辩。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证据一，陈显民证言一份，证人一审已经出庭作证，他们把自己当时出庭遗漏的问题归纳了一下。意在证明：1.被上诉人单位委托他繁育的绥玉7，绥玉7是垦丰公司的不是绥玉6；2.2012年11月份陈显民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组织农户进行脱粒时并没有对二上诉人的种子进行脱样；3.证人证实2013年4月27日证人发现4月19日抽取的样品还放在陈宇家的二楼床板上；4.证实第二次开庭被上诉人让证人孟庆福说抽两次样，其实只抽一次样；5.证人证实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指使代理人向一审法官行贿。
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辨别真伪，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二，证人孟庆富的证言一份。意在证明：1.被上诉人公司负责人ＸＸ武指使证人说抽的是两次样；2.2013年4月末证人看见在4月19日他去抽的样品还放在陈宇家的二楼床板上。
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质证。
本院认为，质证意见同上。
证据三，闫景顺、张兴江、程振发、关树生4份证言（提交原件）。意在证明：每亩地繁育玉米种子的收支情况、支出情况，每垧支出15000元左右。
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质证。
本院认为，闫景顺是本案当事人，不是证人，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其他三位证人，因其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辨别真伪，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四，在百度种子信息网上摘录的文章一份。意在证明：2014、2015年市场行情，严重滞销。本案争议的种子是2012年繁育的，销售时间是2013、2014年，证明市场供大于求。
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未到庭参加质证。
本院认为，该证据只是证实市场行情，与本案回收种子没有关联性，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一审质证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与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经纪人陈显民签订的口头种植回收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在原审法院举示的第十二份证据证人陈显民出庭作证时明确说明：“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种植的种子进行了两次检验，一次检验在种子脱粒时进行了抽检，抽检结果为不合格，在2013年春节后将抽检的结果口头告诉了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另一次检验为2013年4月”，已证实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种植的种子被抽验了两次，其结果为不合格，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如认为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检验不准确，应向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原审法院已向其释明，其拒不鉴定并自认其种植的种子经存放一年之久已不达标，又没有证据说明其种植的种子已经合格的依据；被上诉人梅亚种业公司虽然对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种植的种子进行了检验，但没有及时告知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致使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种植的种子存放一年之久，双方均存在过错，原审法院考虑该案的实际情况，对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种植的种子损失各承担50%民事责任并予以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两份伪证检验报告错误及原审认定2013年4月16日进行扦样检验错误，因样品根据没有拿回公司检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85元，由上诉人闫景顺、孙宝贵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尧
审判员 周晓光
审判员 张继凯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李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