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红中民一终字第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敏恒，男，1955年12月29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小林，开远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远市高原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住所地：开远市小龙潭镇青龙街水库旁。
法定代表人万镔，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雷彬，云南法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詹敏恒因与被上诉人开远市高原鹅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高原合作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开远市人民法院（2014）开民一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詹敏恒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小林，被上诉人开远市高原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雷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高原合作社系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机构，该机构成员由云南信恒经贸有限公司及4名农民组成，其业务范围主要为家禽、家畜的养殖及销售。2012年10月22日，被告高原合作社理事长万镔经客户吴润峰推荐认识原告詹敏恒，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詹敏恒带助手到被告处提供养鹅专业技术服务，待遇约定为助手每月3000元，詹敏恒每月12000元。2012年10月28日，原告詹敏恒带陈运峰、李凤英夫妇进入被告的鹅场。原告詹敏恒具备养鹅的专业技术，主要针对鹅场的养殖提供技术服务并负责购买原材料进行设备的建设、改造和完善。原告詹敏恒在高原合作社工作期间不打考勤，上下班及作息时间与鹅场其他工人一样。被告每月单独制作工资表并以现金支付方式发放工资给原告詹敏恒及其助手，每月发放的工资均由原告詹敏恒统一签字领取后再由其发给陈运峰、李凤英夫妇。2013年3月，陈运峰、李凤英夫妇离开高原合作社，而原告詹敏恒继续留在高原合作社。2013年6月，原告詹敏恒等人向开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举报被告高原合作社拖欠其工资，经劳动监察大队处理，被告支付了原告12000元。2013年8月16日，原告离开被告高原合作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的开劳人仲案（2014）01号裁决因原告詹敏恒提起诉讼未生效，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詹敏恒主张其与被告合作社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要求被告合作社支付其拖欠工资、加班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原告詹敏恒对其主张与被告合作社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定，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双方对于原告詹敏恒在被告高原合作社的身份及工作性质均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第一，被告主要业务为家禽、家畜的养殖和销售，原告詹敏恒系外地人，之前在外地一家养鹅场，原告詹敏恒具备一定的养鹅技术。被告提供的证据工资表上的名单除了詹敏恒、陈运峰、李凤英三人真实存在，其他三人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工资表上的签名均为原告本人，原告每月领取的报酬为12000元，符合其作为养鹅专业技术人员的对价，故被告与原告口头约定到合作社工作的身份及工作性质有别于在合作社从事一般性养殖工作的人员。第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不打考勤，每月发放报酬的金额一致，没有因工作时间的多少出现待遇金额的增减，被告对原告的工作时间没有具体的约束，由其自行安排。不能因原告上下班时间、作息时间与其他员工一致，而认定其接受了被告的管理。第三，原告在被告处的主要工作是对鹅场的养殖提供技术服务并负责购买原材料进行相应设备的建设、改造完善，是原告詹敏恒根据其专业知识为被告提供技术服务的内容，不属于被告安排的劳动。第四，原告提供吴润峰的证人证明只能说明双方当事人协商的基本情况，不属于其他劳动者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五，原告按约定带助手陈运峰、李凤英到被告处，二人系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辅助人员，报酬由原告支付，并受原告安排和管理。第六，原告在助手陈运峰、李凤英离开合作社后，其仍留在合作社继续提供技术服务，被告在劳动监察大队的介入后支付了其12000元报酬，系对双方分歧事项的解决结果，但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延续至2013年8月。
综上所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建立了劳动合同，也不能举证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要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于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的相关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詹敏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詹敏恒负担”。
宣判后，詹敏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上诉人虽未与被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上诉人2012年10月28日已正式入职被上诉人单位，认真履行养鹅专业技术人员的分配职责，服从被上诉人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上、下班时间及考勤与被上诉人其他工作人员一致，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加班工作，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安排，工资也是被上诉人按月支付，与被上诉人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认为，上诉人不是其合作社的员工，是其聘请来对养鹅场设备进行改造的技术人员，上诉人单独是一个团队，其请的工人工资由其支付，工作上也不对上诉人进行安排管理，上诉人与其系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明，上诉人詹敏恒于2014年2月24日向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由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支付休息日、节假日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共计265654元。开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开劳人仲案（2014）0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支持？
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上诉人詹敏恒系具有一定的养鹅专业技术人员，而被上诉人主要经营家禽、家畜的养殖和销售。2012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聘请上诉人詹敏恒到其开办的养殖场工作，双方口头约定由上诉人詹敏恒带助手到被上诉人处为其提供养鹅专业技术服务，待遇约定为詹敏恒每月12000元、助手每月3000元。上诉人詹敏恒于2012年10月28日带陈运峰、李凤英夫妇进入被上诉人的养殖场，主要为被上诉人提供技术服务并负责购买原材料进行设备的建设、改造和完善。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等人单列制作了工资表，载明詹敏恒等六人的姓名、工资金额等内容，并由詹敏恒统一签名代为领取。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本案被上诉人虽为上诉人单列制作了工资表，但从工资表载明的内容分析，说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养殖场的其他员工的管理不同，因此不能仅以工资表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养殖技术服务，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报酬是事实，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工资、加班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但其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对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詹敏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丽仙
审判员 高 健
审判员 许莲芳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许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