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51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1，男，1991年9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2，女，1954年2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毳岚，北京市若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3，男，1932年5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韩进超，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1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08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1及委托代理人王丽媛，被上诉人吴×2及委托代理人张毳岚，被上诉人吴×3及委托代理人韩进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吴×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吴×3与韩×系夫妻，两人生育子女五人：吴×4、吴×5、吴×6、吴×7和吴×2。吴×1系吴×6之子。韩×于2009年3月24日去世。201号房屋是吴×3夫妇于1998年自吴×3单位购买的房改房，属于夫妻共同�产。属于韩×的房产份额在其去世后，继承人没有进行分割。2009年5月24日，吴×3与吴×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把房屋过户到吴×1名下。吴×3与吴×1的房屋买卖行为侵害了我继承母亲韩×遗产的权利，现起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吴×3与吴×1于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买卖201号房屋的行为无效。
吴×3辩称：同意吴×2的诉讼请求。201号房屋确实是我和韩×的共同财产，我和小儿子吴×6居住。我的孩子中只有吴×6有儿子，韩×去世后，吴×6说由他为我养老送终，将房产登记到吴×1名下。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我轻信了吴×6，由他的妻子操作将房屋登记到吴×1名下，吴×1没有支付任何购房款。后来我心中有愧，将此事告诉了吴×2。之后吴×1名为看望我，实为骚扰，我无奈报警。吴×1趁我外出之时，将门锁更换，导致我无处居住，吴×2无奈将我接回家中。我已经�道错了，所以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吴×1辩称：吴×2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和父母一直与祖父母在201号房屋中共同生活。我奶奶韩×去世后，爷爷吴×3即与案外人刘艳英共同生活，在这种方式下生活有诸多不便，产生了矛盾。于是爷爷找到我母亲于×商量，说想搬到燕郊刘艳英那儿居住。爷爷最终决定将房屋卖给我。2009年5月20日，我母亲代我与爷爷、北京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当日母亲支付爷爷2万元定金并交纳5000元中介费。下午我拿着母亲给的钱与爷爷一起补交四万多元的房屋超标款。次日爷爷拿到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登记表，当晚母亲给了他17万元，第二天晚又给了40万元。5月24日双方网签，次日取得发票，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交纳契税、印花税、土地收益等费用。爷爷对201号�屋有十二分之七份额，父亲有十二分之一的份额，两人占三分之二的份额，按照法律规定本案中房屋买卖有效，我理应取得房屋所有权。吴×2对于房屋买卖一直都知情，而且已拿到卖房相关款项。综上，我不同意吴×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201号房屋系吴×3与韩×婚姻存续期间购得，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韩×死亡时，继承开始；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201号房屋的一半分出归吴×3所有，其余为韩×的遗产。在未对该房屋中属于韩×遗产的份额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吴×3独自与孙子吴×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无证据表明该转让行为经过全体法定继承人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认可。�外，吴×3现称吴×1并未支付房屋转让价款。吴×1虽称已支付59万元并申请证人作×，但证人系其母于×之同事，且证人称借给于×10万元，所谓用于给儿子买爷爷的房是听于×所述，即使借款事实存在亦无法证明钱款已付给吴×3。吴×1虽持有发票，但此系税务机关代开发票，现吴×3否认收到房款，吴×1却无付款的其它证据，考虑到59万元购房款数额较大，即便是亲属之间相互支付亦应留有相关证据，故在吴×1无法提供已向吴×3支付上述款项证据的前提下，法院对吴×1所述不予采信。吴×3与吴×1系祖孙关系，其二人均应知道201号房屋所有权的一半份额属于韩×遗产，却在未征得其他遗产继承人书面同意或放弃的情形下，在遗产未予分割时即私自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且无证据证明实际支付转让价款，双方有串通之恶意。鉴于双方上述行为损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所签署的�同及买卖房屋的行为应属无效。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吴×1所持诉求已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判决：吴×3与吴×1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买卖二〇一号房屋的行为无效。
判决后，吴×1不服，上诉至本院。上诉理由及请求：吴×3将房屋卖给我是生活需要，吴×2知晓且已拿到部分房款；我持有的发票充分证明我已支付58.8万元的房款，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吴×2的诉讼请求。吴×2、吴×3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吴×3、韩×夫妇生育子女五人：吴×4、吴×5、吴×6、吴×7和吴×2，吴×1系吴×6与妻子于×之子。韩×于2009年3月24日死亡。
吴×3与韩×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201号房屋（建筑面积81.1平方米）。2009年5月24日，于×代吴×1（买受人）与吴×3（出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出卖人出售201号房屋，成交价为58.8万元，付款方式为自行交割。2009年5月20日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定金2万元，出卖人应当在2009年6月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买受人。2009年5月25日，201号房屋自吴×3名下过户至吴×1名下。
此外，吴×1称实际支付房款59万元，均以现金形式在诉争房屋内交付吴×3，因为吴×3要拿钱给子女分；59万元中有9万元是家里的现金，有10万元是向于×同事毛×借来的现金，剩余40万元是向其舅妈借来的现金。为证明已支付房款，吴×1提交房款发票。该发票为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开票日期为2009年5月25日，金额为58.8万元。吴×2、吴×3认可发票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同时，吴×1申请毛×出庭作证。毛×称：2009年5月于×向其借款10万元，说是用于给孩子购买他爷爷的房屋；其在单位将10万元现金交给于×，是成捆的百元钞票，有5万元是另一同事还的，有的是家里的现金�于×年底还钱，在单位给的成捆现金，无其他人在场。吴×2称证人系×，可能被求作×，并称凑来的10万元不可能是成捆的，现金交付有悖常理，且只能证明钱借给于×而无法证明钱给了吴×3。吴×3称证人系于×同事，证言效力不认可，亦不能证明于×将钱交给其。
二审中，吴×1申请证人吴×5、吴×4出庭作证，欲证实二人已同意吴×3将房屋出售给吴×1并已分得部分房款。吴×5证言如下：房屋过户之前我不知情，过户三年后知晓此事，我同意将房屋过户给吴×1，听吴×1之母说房款已给付吴×3。2013年，我买车时父亲给了我6万元，6万元是什么钱不清楚。吴×4证言如下：房屋过户之前我不清楚，过户之后才知道，我同意房屋过户给吴×1，是否付房款不清楚。我父亲的份额给吴×1我没有意见，属于我母亲的分额我要求依法继承。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情况说明、死亡证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201号房屋系吴×3与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系夫妻共同财产，就此本案当事人均无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韩×死亡时，继承开始，201号房屋的50％属于吴×3个人所有，另50％系韩×之遗产，在其未留有合法有效遗嘱的前提下，该部分财产由其全部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韩×死亡后，其继承人未对其在201号房屋中享有的份额进行处理，遗产处于共有状态。吴×3、吴×1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事前未征得全体法定继承人同意，事后未取得全体法定继承人的追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二人恶意串通正确。
关于购房款的支付问题，1、本案中是否支付购房款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产生任何影响。2、吴×1虽持有发票，但此系税务机关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按照合同约定的交易数额开具的发票，税务机关并不对房款是否支付作出实质性审查，因此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不能证实房款已支付。3、吴×1称以现金的方式在家中支付吴×3房款，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且近60万元采取现金交付又不留凭证的方式有悖常理。4、吴×1方证人的部分证言与吴×1自述矛盾，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吴×1已付房款的主张亦正确。综上所述，吴×3与吴×1恶意串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二人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和买卖201号房屋的行为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吴×3、吴×1各负担十七元五角（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吴×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辛 荣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代理审判员 范 磊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林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