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9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育英实验学校。
法定代表人：赵仁杰。
委托代理人：钱建光，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娟。
上诉人临安市育英实验学校（以下简称育英学校）因与被上诉人陈丽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陈丽娟曾系育英学校的聘用制教师，于2012年9月1日开始在育英学校处工作。双方曾在2013年6月30日签订聘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3年6月30日至2014年7月1日。合同第七条第三项内容约定：“甲方（育英学校）设教师服务年限奖励基金，乙方（陈丽娟）在甲方聘任的岗位上连续工作年限满两年，由甲方按规定比例发放年限补贴。乙方提前自动离职、辞职或因工作严重失职、严重违纪行为解除合同的，不享受教师服务年限奖励。”在合同落款处，育英学校代表是孙志勤。双方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劳动合同，育英学校在2014年7月2日提出与陈丽娟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出具一份由孙志勤签字的辞退书，在备注一栏载明享受年限奖励及结清工资和绩效工资。之后双方曾进行协商，因未能协商一致，陈丽娟向临安市劳动人事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陈丽娟认为在仲裁委正式立案前，育英学校共向陈丽娟支付了13000余元，其中一笔9200元（应发）反映在育英学校制作的工资名册上，但陈丽娟认为该笔款项是年限补贴，故要求育英学校在此之外另支付其经济补偿金7162元。因仲裁委未支持陈丽娟的请求，故于2014年12月5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育英学校立即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7162元。另双方认可陈丽娟在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581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丽娟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育英学校是否已经支付。双方劳动合同到期之后，育英学校提出不再与陈丽娟续签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育英学校应当向陈丽娟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2个月，则经济补偿金为2个月工资7162元。双方争议问题在于育英学校在劳动关系�除之后支付的款项是否表明无需再支付陈丽娟经济补偿金，即已支付的款项是否表明双方就劳动争议纠纷达成一致意见。该院认为，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陈丽娟连续工作满两年，可享受年限补贴。但对陈丽娟实际工作未满两年又非因其本人原因而终止劳动关系的是否发放年限补贴，合同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实际情况是，在育英学校与陈丽娟解除劳动合同时，陈丽娟在育英学校处工作未满两年，但育英学校在2014年7月2日向陈丽娟出具的辞退书中表明，其愿意支付陈丽娟年限奖励及结清工资和绩效工资，而且在育英学校提供的工资报销名册抬头处显示的也是“年限补贴”，表格最后载明“2014、7、2号制”，与辞退书的时间一致，故该院认为育英学校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之后自愿支付给陈丽娟年限补贴，并且也通过制作表格计算出金额，并对陈丽娟进行发放。尽�育英学校认为支付陈丽娟9200元是因为陈丽娟向劳动监察大队等部门反映情况后，双方经协商一致后育英学校才支付的，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或者陈丽娟以其行为表明在育英学校支付9200元之后双方无其他争议。虽然在陈丽娟及另案当事人诸葛靓芳工资栏上写有“离职补贴”，但却与抬头处“年限补贴”相矛盾，而且离职补贴的意思并不明确，无法确认双方是否就离职的所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育英学校支付陈丽娟9200元之后，孙志勤仍代表育英学校与陈丽娟在仲裁期间进行协商，育英学校表示另外再支付陈丽娟款项，表明育英学校愿意在年限补贴之外再对陈丽娟进行补偿或者补助，可见，育英学校支付的款项并非等同于经济补偿金。综上，该院认为，育英学校应按照法律规定支付陈丽娟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8月28日判决：临安市育英实验学校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丽娟经济补偿金716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育英学校负担。
宣判后，育英学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以育英学校与陈丽娟解除劳动合同后，支付给陈丽娟的9200元系育英学校自愿支付的教师服务年限补贴，并非经济补偿金为由，判决育英学校另行支付经济补偿金，系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依合同约定，陈丽娟因任职年限未达到两年，故不能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后经协商，育英学校向陈丽娟支付9200元离职补贴，该补贴实质上就是经济补偿金。一、依双方所签《正式教师聘用合同书》第七条第3款约定，陈丽娟尚无资格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1、合同约定的教师服务年限补贴属于奖励基金，而非育英学校的工资组成部份。2、合同明确约定，发放教师服务年限补贴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在育英学校处连续工作两年以上。一审法院以合同还约定“乙方提前自动离职，辞职或因工作严重失职、严重违纪行为解除合同的，不享受教师服务年限补贴”，推断出合同对实际工作未满两年又非因其本人原因终止劳动关系是否发放年限补贴未作明确约定的结论，属逻辑错误。从合同第七条第3款的约定，可明确得出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的大前提为：连续在育英学校处工作两年以上。“乙方提前自动离职，辞职或因工作严重失职、严重违纪行为解除合同的，不�受教师服务年限补贴”的约定，是指连续在育英学校处工作两年以上，存在上述情况下不能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故，陈丽娟自2012年9月1日起至解除劳动关系时止在育英学校处服务年限不足两年，依合同约定尚无资格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二、育英学校支付给陈丽娟的9200元款项并非是育英学校自愿支付的教师服务年限补贴，该款实质上即为经济补偿金。首先，经济补偿金系法律明确规定的，在法定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款，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在本案中，教师服务年限补贴系双方依合同约定，且陈丽娟尚无?资格领取该补贴。在育英学校未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认定育英学校首先自愿支付陈丽娟本尚无资格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9200元，与常理不符。用人单位在明知劳动者还会另行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前提下，不会自愿支付不属于合同约定义务的教师服务年限补贴。其次，9200元款项系陈丽娟在离职后，多次向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劳动保障监察队、临安市劳动局投诉，后经多次协商，由育英学校支付给陈丽娟的经济补偿金，并非是育英学校自愿支付的教师服务年限补贴。该事实有陈丽娟离职时间、9200元的发放时间，陈丽娟自认的曾多次寻求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劳动保障监察队、临安市劳动局帮忙协商的陈述以及陈丽娟申请仲裁的时间等证据相印证，一审法院认定育英学校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是错误的。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明确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而一审法院却以“在仲裁期间，原告与被告协商，被告表示另行再支付原告款项”（陈丽娟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录音），推断出“被告愿意在年限补贴之外再对原告进行补偿或补助，可见，被告支付的款项并非等同于经济补偿金”。育英学校代表人在录音中的表述无非是为减少矛盾，争取达成调解，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但一审法院却以此?为证据，作出不利于育英学校的事实认定，明显于法不符。综上，育英学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驳回陈丽娟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丽娟承担。
陈丽娟答辩称：育英学校应该支付陈丽娟经济补偿金。教师服务年限补贴陈丽娟是有资格享有的，这是在育英学校协商的时候自愿给付的。9200元与年限补偿金是一致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二审�，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育英学校与陈丽娟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育英学校支付给陈丽娟的9200元是否是经济补偿金。育英学校上诉主张陈丽娟不符合双方之间聘用合同约定的领取教师服务年限补贴的条件，故其支付给陈丽娟的9200元款项系经济补偿。本院认为，育英学校2014年7月2日出具的辞退书以及同日制作的工资报销名册等证据均表明其自愿支付给陈丽娟的款项系年限补贴，且该笔款项的金额与年限补贴数额一致，却大大高于育英学校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数额。育英学校仅从陈丽娟离职时间、款项发放时间、申请仲裁时间以及寻求劳动部门帮助的过程推论育英学校支付的款项属经济补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审法院认定育英学校支付给陈丽娟的9200元性质为年限补贴，并根据陈丽娟工作的年限及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认定育英学校应当另行支付陈丽娟经济补偿金7162元，并无不当。至于陈丽娟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系双方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所形成，并非于诉讼过程中形成，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临安市育英实验学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金瑞芳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