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21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斌。
上诉人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衡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1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承衡公司为张斌办理了2014年4月25日起至2015年3月5日止的社会保险登记手续，并为张斌缴纳了2014年3月起的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承衡公司经理A的个人账户于2014年4月8日、2014年5月4日、2014年6月4日分别向张斌中国民生银行的账户内汇入人民币13，775.55元、13，775.55元、13，775元，汇款的“摘要信息”显示为3月、4月、5月工资。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承衡公司账户按月向张斌中国民生银行的账户内汇入2014年6月起的工资。
2015年3月10日，张斌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承衡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1，531.05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10日期间的工资31，836.83元。该仲裁委员会对张斌的请求均予以支持。承衡公司对此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其无须支付张斌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1，531.05元、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10日期间的工资31，836.83元。
原审法院另认定，2013年7月1日，张斌与案外人上海B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了期限为该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书。B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为张斌出具了自2013年7月1日进单位工作、2014年2月28日合同解除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
原审庭审中，承衡公司提供了其与B公司签订的软件外包合同、工作量确认书及邮件截图，欲证明张斌系B公司的员工，并非承衡公司员工，张斌不符合转入承衡公司的条件，且张斌违反合同约定，网站工作结束后没有上交相关资料。承衡公司另陈述，张斌系2013年9月18日起由B公司派在其处从事软件外包合同约定的技术工作的人员，一直在其处工作至2014年年底。张斌的工资一开始由承衡公司将费用转账给B公司，再由B公司支付给张斌，后为了方便快捷，B公司与承衡公司口头约定由承衡公司直接代发工资给张斌。因此，张斌2014年3月至同年5月的工资从承衡公司经理A的个人账户直接支付，2014年6月起的工资则从承衡公司的账户支付，工资为税前15，000元／月。此外，由于张斌口头请求，故承衡公司按照人事代理模式为张斌办理了社保登记手续，并代为缴纳了相应的社保，个人负担部分则从张斌的代发工资中扣除。张斌对软件外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工作量确认书及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工作量确认书是针对测试人员的，而其是开发人员，且确认书的时间早于张斌入职承衡公司的时间。邮件截图显示的2013年11月19日的电子邮件的发件人并非B公司的员工，且邮件均不是以公司邮箱发送的。张斌另陈述，其入职承衡公司之前确系B公司的员工，2014年春节前，承衡公司原董事C和承衡公司的经理A邀请张斌至承衡公司组建团队，故张斌于2014年2月28日从B公司离职，并于2014年3月1日起至承衡公司上班。张斌前三个月工资由A发放，之后的工资由公司账户支付。张斌的社保和公积金承衡公司均自2014年3月起缴纳，不存在经张斌口头请求，承衡公司按照人事代理模式代为缴纳社保的情况。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张斌、承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双方陈述不一。经查，承衡公司自2014年3月起为张斌缴纳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且A作为承衡公司的经理，向张斌支付了2014年3月至同年5月期间的工资，而后承衡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张斌支付了自2014年6月起的工资。承衡公司虽称张斌系B公司的员工，其系代B公司向张斌支付工资，但承衡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2014年3月1日起张斌系B公司安排在承衡公司工作的员工，承衡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系代B公司向张斌支付工资。而就承衡公司关于其系经张斌请求按照人事代理模式为张斌缴纳社保之陈述，承衡公司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对此实难采信。此外，张斌提供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显示其与B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2月28日解除。综上，原审法院采信张斌所述，确认张斌于2014年3月1日入职承衡公司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就张斌在承衡公司的最后工作时间，承衡公司虽称张斌工作至2014年12月底，但承衡公司为张斌缴纳社会保险至2015年2月，故承衡公司之陈述，原审法院难以采信。结合张斌、承衡公司至今均未向对方作出过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这一事实，原审法院采信张斌所述，确认张斌最后工作至2015年3月9日。现有证据显示承衡公司仅支付张斌至2014年12月的工资，故承衡公司应按15，000元／月之标准支付张斌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期间的工资。现仲裁裁决承衡公司支付张斌工资31，836.83元，并未高于上述标准，而张斌要求承衡公司按仲裁裁决履行，与法不悖。承衡公司未与张斌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且无证据证明系因不可抗力或张斌的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未能订立，故承衡公司应按照张斌的月工资标准依法支付张斌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现仲裁裁决承衡公司支付张斌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1，531.05元，并未高于法定标准，而张斌要求承衡公司按仲裁裁决履行，亦与法不悖。
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1，531.05元；二、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斌2015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工资31，836.8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承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承衡公司的主要理由为：承衡公司与张斌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承衡公司向张斌支付费用，系基于其与B公司签订的软件外包合同。张斌原系B公司员工，承衡公司对其与B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并不知情。如将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完全依赖于当事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是否解除，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正因为承衡公司一直将张斌视为合同相对方的派员，认为其与B公司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才未与张斌签订劳动合同。承衡公司向张斌支付的工资恰好就是软件外包合同中约定的数额，绝非巧合。此外，承衡公司代为张斌缴纳社会保险之事实，不能成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故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张斌不同意上诉人承衡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承衡公司在原审起诉状中自述：“我们于2015年1月1日接手承衡公司”，接手后曾要求张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但张斌拒绝与其签订。承衡公司于二审审理中解释其原审起诉状上所称的“接手”是指新股东受让承衡公司股份。被上诉人张斌不认可承衡公司有关曾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的陈述，称其自2014年3月入职后就主动要求承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承衡公司一直不与其签订。
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承衡公司以其向被上诉人张斌支付费用，系基于其与B公司签订的软件外包合同为由，主张其与张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就已查明事实而言，张斌于2014年2月28日已与B公司终结劳动关系，承衡公司并自2014年3月起为张斌缴纳社会保险，张斌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的工资经由承衡公司经理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014年6月起的工资直接由承衡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可佐证张斌有关其自2014年3月1日起与承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承衡公司虽称其不知晓张斌与B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一直将张斌视为软件外包合同相对方B公司的派员，但对其在张斌与B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次月起即为张斌缴纳社会保险、通过公司经理及公司账户向张斌支付自2014年3月起工资的行为所作之解释，实过于牵强。且，该述与承衡公司在原审起诉状中有关其曾要求张斌签订劳动合同之陈述，亦有矛盾之处。故而，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承衡公司主张，认定承衡公司于2014年3月1日起与张斌存在劳动关系，须支付张斌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承衡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承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卫
审判员 金绍奇
审判员 孙少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陈 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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