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宗英，住重庆市荣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蔡巍，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培新，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曾露，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高宗英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7日14时许，原告高宗英在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人行道上，因不服法院判决，在地上摆信访材料和写标语，引路人围观，拒绝法院工作人员和民警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民警依法传唤其到派出所。被告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故向原告告知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4年12月18日，被告作出穗公越行罚决字（2014）05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上述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原告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该府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越秀府行复（2015）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上述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原告在在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人行道上，因不服法院判决，在地上摆信访材料和写标语，引路人围观，拒绝法院工作人员和民警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因此被告认定原告上述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上述有关规定，原告要求撤销处罚决定并赔偿的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高宗英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高宗英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高宗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本案处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案发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16时许，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的案发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14时许，抓获经过记载的报警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14时40分，而受案登记表记载的接报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14时11分。从上述材料看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出现了不同的案发时间、不同的报警时间，且如果事发时间在16时许，不可能报警时间发生在14时40分或11分。另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看，被上诉人相关人员到达现场时，一拥而上，把上诉人抓上囚车，根本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劝说的过程。故本案行政处罚事实不清。二、本案处罚程序违法。1、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而被上诉人的处罚行为以下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第一、根据被上诉人证据“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记载，在本案复议阶段，被上诉人提交的通知书上仅有办案民警潘某一人签名。第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显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抓获前，未向上诉人出示工作证件，也没有口头传唤。2、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被上诉人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记载：“民警已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读了一次给高宗英听，高宗英也看了一遍，但高宗英拒绝签名。庭审时，上诉人陈述没有民警向其宣读该告知笔录，也从来没有见到此笔录。因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义务，故本案行政处罚不能成立。以下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的陈述是真实的：第一，被上诉人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传唤家属通知书”、“高宗英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图片签认”，上诉人均有签字，只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诉人书写“高宗英不服、高宗英申诉”字样。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均有签字，不存在拒绝签字的情形。另既然上诉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则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或逻辑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第二，从被上诉人证据“图片签认”，该两页证据最下端均记载“高宗英拒绝捺印，民警：邹某、潘某2014年12月17日”，但“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北京派出所”公章处记载为：“制作单位：北京派出所，制作人：潘某、庄某，制作日期：2014年12月17日，”从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对图片签认作出说明的民警是邹某、潘某，而图片的制作人是潘某庄某，民警邹某无权对民警庄某制作的证据进行说明。除此之外，被上诉人的证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现场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收缴物品清单”，均是民警邹某、潘某对高宗英拒绝签字或捺印的情况进行说明。上述材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在案件行政复议阶段补充制作，而非案发当天制作并交付上诉人。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本案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公越行罚决字（2014）05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误工费2400元、交通费200元、复印费100元、证人出庭误工费600元、证人出庭生活费150元。3、一、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上诉人因不满案件判决结果，在人行道上长时间摆放信访材料等物品和在地上写标语，引起路人驻足围观，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且经多次劝解无效。上述违法事实有证人证言、录像资料、证据保全清单、辨认笔录以及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上诉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因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且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被撤销或确认违法，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因被上诉人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行为造成其损失，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查明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的主张，理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宗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唐 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