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8民终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负责人：刘红华，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鲁长松，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敏，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
法定代表人：操文章，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欧耐橡塑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
法定代表人：操江，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俊新，安徽欧耐橡塑工业有限公司员工。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冰，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
法定代表人：赵明，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登公司)、安徽欧耐橡塑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大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5）桐民二初字第00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鲁长松，被上诉人攀登公司、被上诉人欧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俊新、赵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普大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4年7月14日，原告与普大公司签订（2014）并银承字第049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一份。在该份协议中，关于承兑汇票约定：普大公司向原告申请承兑的汇票共计5张，票面总价值10000万元；关于担保约定：担保方式共计七种，分别为交存保证金、保证、质押、抵押、最高额保证、最高额抵押、其它。在本案中，原告为保证债权的实现，选择了“交存保证金、最高额保证”两种方式为汇票承兑提供担保。在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的前一个银行工作日，即2014年7月11日（注：2014年7月12日、13日为双休日），普大公司向原告指定的保证金账户存入保证金5000万元，以该保证金担保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票款未付清前不得动用。在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之前，原告还与案外三保证人分别签订编号为（2014）并银最保字第0369、0370、038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汇票承兑提供担保。上述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普大公司开具5张票面金额均为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总计100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15年1月11日。
原审另查明：力拓公司、普大公司与攀登公司、欧耐公司曾长期发生业务往来，其因拖欠攀登公司、欧耐公司设备款被诉至桐城市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8日，桐城市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普大公司在原告处存有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5000万元，遂依法冻结了其中1335万元。2015年4月20日，桐城市人民法院对该款继续进行了冻结。2015年3月16日，桐城市人民法院判决力拓公司向攀登公司、欧耐公司支付设备价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共计13175514.92元，普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8月1日，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普大公司、力拓公司未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攀登公司、欧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9月6日，桐城市人民法院在确认被冻结的款项保证金功能已经丧失后，将该1335万元扣划至法院账户。2015年10月29日，原告以其对涉案保证金享有质权，在普大公司未支付票款的情况下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扣划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错误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对涉案保证金是否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及法院扣划时该涉案保证金功能是否已丧失？
一、原告对涉案保证金是否享有质权、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具备一定形式要件后，可以用于质押。在本案中，原告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质权，应当从其与普大公司之间是否设立质权方面进行审查。通过原告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可以看出，原告为保证债权的实现有七种担保方式可以选择，其中就包括质押担保，但原告选择了“交存保证金、最高额保证”两种担保方式，明确排除了质押担保。虽然原告对普大公司缴存的5000万元保证金进行了冻结，但只能表明原告可以对该款项进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原告与普大公司的约定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关于金钱质押时必须特定化的规定，因此原告对案涉1335万元款项依法不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涉案保证金功能在扣划时是否已经丧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规定：“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即涉案保证金能否扣划，取决于该保证金功能是否已经丧失。本案中，原、被告就保证金功能是否丧失分别提供了相关证据，其中，原告提供的2015年4月9日、6月25日两份银承垫款催收通知书记载截止该日期普大公司尚有66919025.19元未还；（2015）并北证字第13702号《公证书》公证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版）》第十七页已结清一栏记载2015年6月29日涉案汇票垫款已结清，汇票垫款余额为零，第三十页又记载截止2015年10月20日，汇票垫款余额10000万元。原告提交证据中表述的汇票垫款余额分别为66919025.19元、0、10000万元，数据前后矛盾，与被告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版）》关于已结清业务一栏中记载为垫款10000万元，垫款日期为2015年1月12日，结清日期为2015年6月29日亦相互冲突。根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否定2015年9月6日，法院在扣划保证金时所查证的“垫款余额为0，余额发生日期为2015年6月29日，还款方式为正常收回”这一事实，故法院扣划时涉案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法院扣划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原告就本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622元，由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负担。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唯一的争议焦点为普大公司在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票款是否清偿。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了多份向普大公司的催收通知及普大公司确认欠款的回执，以及普大公司出具的涉案款项尚未清偿的说明。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与普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消灭，其唯一证据即为双方的陈述及直接的证据证明，任何第三方的传来、间接证据均不能推翻。一、一审法院认定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对案涉保证金不享有质权及优先受偿权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与普大公司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己清楚约定普大公司开具1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缴存保证金5000万元，该保证金担保承兑汇票到期付款，在普大公司付清票款前不得动用，若普大公司逾期付款，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有权从该保证金账户中扣除票款及利息，并对该保证金账户采取冻结措施。从以上合同约定，可以明确双方关于保证金账户中的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意思，双方的合同约定具备金钱质押的全部要件。一审法院以双方没有选择质押项，认定双方无质押的意思表示，显然违背了以事实为准绳的法律最基本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证金已经丧失保证功能错误。本案中两份企业信用报告，均是中国人民银行出具，其效力相同。但一审法院却以所谓的信用报告中的瑕疵为由认定一份，否定一份。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两份冲突的证据除非有其他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否则两份证据均不可采信。但一审法院主观选择了一审法院扣划案涉保证金所依据的企业信用报告。而本案中除了信用报告之外，尚有多份证据材料，可以充分地证明，普大公司未清偿所欠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的款项。本案中基础的法律关系为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与普大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信用报告不能作为双方债务是否履行的证据，信用报告的证据形式属于间接证据、传来证据，本案中，作为债务人的普大公司已陈述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款项并未付清。普大公司的陈述为本案最直接的证据，任何其他证据均不能否定。但是一审法院对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普大公司的陈述等直接证据不予采信，反而采信一份与本案毫无关联、且存在瑕疵的企业信用报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攀登公司、欧耐公司在庭审中共同答辩称：一、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主张一审判决违背基本事实，不能成立。1、上诉人称：“涉案承兑汇票的债权债务双方均认可汇票款没有清偿，任何第三方证据都不能推翻”，该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案由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引起本案诉讼的被执行人是涉案承兑汇票申请人普大公司，故本案普大公司属于利害关系人。普大公司至今没有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给付攀登公司1370万元价款的义务，己违反诚信原则，故普大公司的陈述不具有可信度，仅凭其陈述不能认定涉案承兑汇票垫款没有清偿的事实存在。2、上诉人自己选择涉案承兑汇票担保方式是交存保证金、最高额保证，且上诉人没有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承兑协议所有条款又没有约定对保证金账户进行冻结，故上诉人认为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就是质押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且不能达到其对涉案账户资金享有质权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提供的其2014年4月9日向普大公司发出的《银行垫款催收通知书》表明，普大公司截止到2015年4月9日涉案承兑汇票10000万元，尚欠66919025.19元本金未还。同时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10月27日的征信报告己结清业务一栏记载：涉案承兑汇票垫款已结清，而该征信报告借款人垫款详细信息又记载：至2015年10月20日，普大公司尚欠涉案承兑汇票款10000万元，明显存在矛盾。该征信报告中上述已结清与尚欠款10000万元两笔显示，原业务号码相同，但垫款业务号码不同，分别为726××××1401和726××××0101。专业人员认为：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依据商业银行报送数据定期更新，每笔业务均有记录变动日期，银行可以通过错账冲正手段调整前期系统报送的业务数据，但同一笔垫款业务号码在第二次出现时，系统在第一次数据后自动加上“01”，所以上诉人自己为诉讼需要，在桐城市人民法院扣划涉案资金之后自行调整涉案数据。桐城市人民法院在攀登公司、欧耐公司申请执行普大公司一案中，于2015年9月9日和9月21日调取的征信报告,来源于法院执行工作过程中，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该征信报告充分证明：涉案承兑汇票垫款在2015年6月29日已经结清。三、上诉人举出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上诉人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错误的依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5年4月9日、6月25日垫款催收通知书与上诉人自己提供的2015年10月27日征信报告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普大公司是债务人，具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涉案款项未清偿的证明，不具有客观性。上诉人的系统升级，并不能证明征信报告必然产生数字错误的后果，涉案征信报告中记载的数据均由上诉人提供，上诉人应对报送征信系统的数据负责并保证其准确性。现上诉人否定自己提供的数据，又不提供普大公司与之发生的相关往来凭证，属于举证不能。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则第七十三条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中，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一份（2016）并北证民字第6552号公证书。证明：2016年3月30日征信报告中涉案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的垫款余额为66919025.19元。
攀登公司、欧耐公司共同质证意见：一、该份公证书不属于新证据。二、该公证书的内容只能证明在2016年3月30日，上诉人工作人员又登陆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信息数据库对涉案的相关信息页面进行了打印，不能证明垫款的数额。三、该份公证书是在上诉人办公室进行的，没有对相关的电脑进行清洁性检查，不能保证从数据库下载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四、该公证书数据库的31页垫款业务代码是726××××0101，原业务代码是201××××0225，垫款余额为10000万元，时间是2015年10月20日。该公证书的30页又出现一笔，垫款业务代码是726××××1401，原业务代码是201××××0225，垫款余额为66919025.19元，时间是2015年12月18日。同样的业务，在前面是10000万元，后面是66919025.19元。该份公证书上记录的数据存在人为调整的痕迹，不具有真实性，不能采信。
本院认证意见：因本案共涉及三份企业征信报告，存在矛盾之处，故对上诉人举出的该份证据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在之后进行综合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存在三份企业信用报告。一份系2015年9月21日桐城市人民法院申请，中国人民银行桐城市支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打印调取；另两份系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先后于2015年10月27日、2016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城北公证处派员监督下从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办公室电脑登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打印调取。
2015年9月21日企业信用报告，在已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有一笔：垫款金额10000万元，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结清日期2015年6月29日。
2015年10月27日企业信用报告，系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在一审审理时提交，其中在未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有一笔：垫款金额10000万元，垫款余额10000万元，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原业务承兑汇票。在已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亦有一笔：垫款金额10000万元，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结清日期2015年6月29日，原业务承兑汇票。在垫款信息列表中显示，已结清一笔垫款业务号码726××××1401，原业务号码201××××0225，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0000元，垫款余额0.00元，业务发生日期2015年6月29日。未结清一笔垫款业务号码726××××0101，原业务号码201××××0225，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0000元，垫款余额100000000元，业务发生日期2015年10月20日。
本院庭审中，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以公证文书形式提交2016年3月30日企业信用报告，其中在未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显示有两笔垫款金额、垫款日期、原业务相同，均为10000万元、2015年1月12日、承兑汇票，但垫款余额不同，一笔余额为10000万元，一笔余额为6691.90万元。在垫款信息列表中显示，一笔垫款业务号码726××××1401，原业务号码201××××0225，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0000元，垫款余额66919025.19元，业务发生日期2015年12月18日。一笔为垫款业务号码726××××0101，原业务号码201××××0225，垫款日期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万元，垫款余额10000万元，业务发生日期2015年10月20日。
还查明：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保证金解冻出账通知及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3月27日剩余保证金36780974.81元已转入中信银行太原分行。
再查明：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确认企业信用报告中相关数据由中信银行系统提供。原业务号码指银行承兑业务号码，垫款业务号码是指垫款发生的业务号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对案涉保证金是否享有质权；二、涉案保证金在桐城市人民法院扣划时是否已经丧失保证金功能。
一、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是否享有质权，从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与普大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第二条“担保”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普大公司按承兑汇票金额的50%交存保证金至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指定的保证金账户，以担保承兑汇票到期付款；已经存入的保证金，在普大公司未向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付清票款前不得动用；如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在汇票到期日垫付票款后普大公司未能足额偿还垫款的，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有权从该保证金账户中扣收票款及应付利息。双方间的合意具备了质押合同的一般要件。关于案涉质权是否设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的规定，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本案中，普大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指定的保证金账户交存5000万元保证金，中信银行于2014年7月11日对该保证金账户办理了保证金存款入账、冻结手续，符合金钱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因案涉账户开立在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该分行作为质权人，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故案涉质权依法设立，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对该5000万元保证金享有质权。原审法院的该节论述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涉案保证金在桐城市人民法院扣划时是否已经丧失保证金功能。
本案共涉及三份企业信用报告。第一份系桐城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调取。该份企业信用报告明确记载2015年1月12日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承兑汇票垫款10000万元已于2015年6月29日结清，汇票垫款余额为零，垫款业务号码为726××××1401。上诉人对该份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数据系因系统误报导致，并提供了2015年10月27日及2016年3月30日两份经公证的企业信用报告及其催收通知书、普大公司回执及普大公司出具的未还款证明，证明涉案款项普大公司并未清偿。但在其一审提供的2015年10月27日企业信用报告中，在已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记载有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业务已于2015年6月29日结清。该记载与桐城市人民法院调取的企业信用报告中记载的内容相一致。而在未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却又记载2015年1月12日垫款金额10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业务未结清，2015年10月20日垫款余额为10000万元，垫款业务号码为726××××0101。上述两笔原业务均为承兑汇票，原业务号码、垫款日期、垫款金额均相同，但一笔未结清，一笔已结清，存在矛盾之处。
2016年3月30日企业信用报告，在未结清业务垫款列表中显示的两笔垫款金额、垫款日期、原业务号码均与2015年10月27日信用报告相同，但垫款业务号码及垫款余额却不同，一笔垫款业务号码为726××××0101，垫款余额为10000万元，发生日期2015年10月20日；该笔与2015年10月27日信用报告中未结清一笔相一致。另一笔垫款业务号码为726××××1401，垫款余额为6691.90万元，发生日期2015年12月18日。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称因为系统的滞后性，一审提交的2015年10月27日企业信用报告显示垫款余额为10000万元，二审提交2016年3月30日的企业信用报告，因数据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状态故显示垫款余额为6691.90万元，但是并不能抹去前面的征信数据，故出现两笔。本院认为，因企业信用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均系中信银行提供，其应对系统中的数据的准确性负责。涉案的保证金解冻出账通知及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3月27日剩余保证金36780974.81元已转入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当日垫款余额已不足10000万元。但2015年10月27日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5年10月20日垫款余额却为10000万元。而2015年9月21日、2015年10月27日的信用报告中显示2015年6月29日结清的数据已更新，但2015年3月27日的保证金入账数据却尚未更新。所谓更新应是新的替代旧的，故中信银行太原分行的关于系统的滞后性及因数据更新，不能抹去前面的征信数据的解释不能成立。因企业信用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均由中信银行报送，现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对其举出的两份信用报告中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不能给予合理合法的解释，其举出的两份公证文书不足以推翻桐城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企业信用报告。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普大公司出具的垫款催收回执及证明虽显示垫款未还，但因普大公司系涉案款项的被执行人，且一、二审均未到庭，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原审对该垫款催收回执及证明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原审认为法院扣划时涉案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法院扣划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正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拥有阻却法院对涉案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进行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622元，由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明
审 判 员 陈澜竞
代理审判员 甘 丹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丁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