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825民初63号
原告：尹仁东，男，195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广东连山人，住本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书美，广东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小琰，女，196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广东连山人，是原告尹仁东的妻子，住本县。
被告：何宏明，男，194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广东连山人，住本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先叶，男，197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广东连山人，是被告何宏明的儿子，住本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北荣，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尹仁东与被告何宏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仁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书美、钟小琰，被告何宏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先叶、黄北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仁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和被告于2016年3月1日和2016年11月18日签订的两份《调解协议书》，确认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归原告户所有；2、判令被告2016年度原告承包的其中8.07亩种粮农民直接补贴退还给原告；3、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位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向阳村委会中阳三村的崩岗岛（地名）的一片农田，面积13.79亩。1999年12月原告所在的村集体永和镇向阳村委会中阳三村（原永和镇中阳管理区第三经济社，后中阳管理区改为中阳村委会）发包给原告承包使用。当时本村与原告本人签订有《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村小组为发包方，承包土地面积13.79亩，承包期为：30年，从1999年12月起至2029年12月止，其他条款见合同书。该合同也得到村委会的确认和永和镇政府的鉴证。原告户当时也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证并且村委会盖章确认。自从原告户对上述土地（13.79亩）承包后，到国家给予的补贴政策出台，该补贴一直是原告户享有。早在1999年12月前原告承包的13.79亩农田，其中的8.07亩农田在落实农村承包责任制时是被告承包经营的；在1999年12月被告退出承包，转给原告承包，并且是经村集体同意的，当时原告也给了被告3,000元的转包费。被告于2006年3月29日在原告的要求下才写了一张收据给原告。注明有（由）何宏明户田亩共9.5亩（实际8.07亩）准3,000元一起交清，永远有（由）苟东（原告本人）承包，收款人何宏明。2016年3月1日，被告向永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解决承包租赁利益问题。案经永和镇调委会调解，双方于当天达成《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3.1调解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告承包的8.7亩水田由原告租赁14年，期间国家的一切补贴归被告，原告方不用交租金，如国家征用村集体按规定对被告进行补偿等等，详细内容见合同书。2016年11月18日被告又向调委会提出申请要求解决租赁利益问题。此次调解在没有终止或解除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情况下，双方在调委会的主持下又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2016.11.21调解协议书》），此次签订的《2016.11.21调解协议书》与上一份《2016.3.1调解协议书》在内容上大体不变，只不过是将土地面积由原来的8.7亩改过8.07亩。《2016.3.1调解协议书》、《2016.11.21调解协议书》签订后，2016年度原告户承包的其中8.07亩种粮直补给被告领取。在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2016.11.21调解协议书》时，由于原告户与村集体签订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相隔17年，记忆有偏差，出现重大误解，误认为其中8.07亩还是原告与被告租赁，调委会在不明事实的前提下促成调解协议。事后，原告回家寻找有关承包土地合同和承包证，发现被告所提出8.07亩农田是在原告承包合同的范围内。随后，村镇干部也说种粮直补应当归原告户所有而不是归被告户所有。当原告明白事理后遂于今年2月份向永和镇调委会提出重新调解处理。由于被告拒不到场，调解未果。永和司法所干部遂提议原告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提起民事诉讼。根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全面推行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其中，二、实施内容，（一）支持耕地地力保护（1）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原告是该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被告不拥有涉案土地的承包权。而种粮直补给了被告实属显失公平。
综上所述，原告和被告签订的《2016.3.1调解协议书》、《2016.11.21调解协议书》纯属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了保护原告户合法的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有关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认准，判如所请。
被告何宏明辩称，一、被告户的8.7亩承包田历次转租事实，说明8.7亩田的承包经营权至今不变。
1981年被告所在的经济合作社开始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时，被告户七人的承包田是8.7亩，被告户自行耕种至1994年冬。1995—2000年，被告户8.7亩承包田全部转租给尹仁辉户耕种，每年由尹仁辉户完成向国家上缴农业税等粮食任务2,677斤稻谷，并向被告户交田租10担稻谷。2001—2003年，被告户8.7亩承包田全部转租给原告户耕种，每年由原告户完成向国家上缴农业税等粮食任务2,677斤稻谷，向被告户交田租10担稻谷。以同样条件，2004—2005年，被告户8.7亩承包田继续由原告户承租。由于被告全家常住县城，2006年3月29日，原告利用被告搬住城镇，不知道国家农业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不但免征农业税还向种粮农民发放种粮直接补贴的情况下，与被告达成长期转租口头协议：被告户8.7亩承包田继续由原告户承租至国家农业政策改变为止，向国家上缴农业税等粮食任务照旧由原告承担，原告向被告交纳租金3,000元。2010年之后，被告知道了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大改变，为维护合法权益，被告于2016年2月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维权，经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基于本案事实依法进行调解，被告和原告于2016年3月1日签订了《2016.3.1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名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不影响原承包关系，被告户8.7亩水田承包经营权至今不变。
二、《2016.3.1调解协议书》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查明事实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没有重大误解的事实，该调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至原告2017年4月5日起诉时其撤销权已经消灭。
（一）原告诉称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记忆有偏差、出现重大误解不是事实。2016年3月1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时，开始被告找出《永和镇中阳三1998年农业税负担计算表》为依据；原告则拿出其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1999年12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9年12月）的材料进行抗辩，坚称从1999年12月起其户的承包田面积就是13.79亩；当被告找出时任队长尹仁辉于2001年7月9日书写“中阳三队何宏明转尹仁东户，二00一年至二00三止。公粮：534斤；购粮2,080斤；镇粮63斤；总合计2,677斤。中阳三队尹仁辉2001、7、9”的字据时，原告才不再坚持从1999年12月起其户的承包田面积就是13.79亩的说法，承认2001年起承租被告户8.7亩承包田的历史事实。当天在讲清事实的情况下，双方本着互让互利的态度，是自愿达成《2016.3.1调解协议书》的，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
在当天的调解过程中，被告方对原告拿出的其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材料进行拍照固定。原告诉称签订调解协议书事后回家找到其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是事实。
（二）原告重签与《2016.3.1调解协议书》内容大体不变的《2016.11.21调解协议书》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原告对《2016.3.1调解协议书》没有重大误解。
原告在相隔十多个月之后，2016年11月21日重签了除面积略有变更外，其他协议内容与《2016.3.1调解协议书》相同的《2016.11.21调解协议书》，虽然《2016.11.21调解协议书》制发程序和认定事实均有错误，也充分说明其对《2016.3.1调解协议书》没有重大误解。
（三）《2016.3.1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清晰明确，没有能产生歧义的文字表述。
三、《2016.3.1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符合我县农村转租承包田的通行习惯做法，没有显失公平。
我省不但在2004年起对农民发放种粮直补款，到2015年种粮直补每亩为82元；而且2005年起全面免征农业税，致使农民承包田转租的条件发生情势变更；不但免征农业税还有种粮直补款领。为了平衡承包田转租、承租双方的利益，在我县农民承包田转租的，有相当部分是约定国家对农民发放种粮直补款由承包户享有的，也是我县农村转租承包田通行的习惯做法。在目前我县农村转租承包田租金每年每亩升至数百元的情况下，《2016.3.1调解协议书》约定被告户8.7亩承包田的国家一切补贴归被告所有，既是我县农村通行的习惯做法，又是原告权益的自愿放弃以补偿被告户的免收租金，没有显失公平。
四、《2016.11.21调解协议书》制发程序和认定事实均有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一）《2016.11.21调解协议书》把被告列为申请人与事实不符。被告本着诚信为人、诺出必行的做人原则，对《2016.3.1调解协议书》从不反悔，没有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过重新调解的申请。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重新调解申请的是原告，其在《2016.11.21调解协议书》申请人处签名就充分证明此点。
（二）尹仁辉没有得到被告的书面特别授权，其在《2016.11.21调解协议书》被申请人处签名对被告没有约束力。
（三）《2016.11.21调解协议书》把被告户的承包田面积变更为8.07亩错误。被告承包田面积自始至今是8.7亩，有《永和镇中阳三1998年农业税负担计算表》、《永和镇中阳第三村民小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增减审批表（2003年8月）》、《（中阳第三经济合作社）证明》等充分证实，《2016.11.21调解协议书》把被告的承包田面积变更为8.07亩没有事实依据，显然是错误的。
五、原告户1999年12月根本不可能有13.79亩承包田面积，其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无真实性。
（一）原告户承包田面积自始是5.7亩。根据被告户承包田历次转租的事实，被告户8.7亩承包田1995—2000年（六年）是转租给尹仁辉耕种，从2001年起转租给原告户耕种，被告户又从未向村集体退包8.7亩承包田。据此，1999年12月原告户根本不可能从村集体承包到13.79亩水田，原告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然无真实性。
（二）2003年8月被告户承包田面积仍然是8.7亩，原告诉称1999年12月被告户退出8.7亩水田承包显然不是事实。永和镇人民政府由财政所向被告户发放2016年度的8.07亩承包田种粮直补是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具有民事诉讼的可诉性。
综上所述，被告户8.7亩水田承包经营权至今不变，《2016.3.1调解协议书》是被告和原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既没有重大误解，对原告也没有显失公平，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016.11.21调解协议书》制发程序和认定事实均有错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被告的1984年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被告认为原告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无真实性，与实际承包不符，涉案8.7亩水田是被告转租给原告的。原告对被告的1984年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的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原告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承包水田的面积13.79亩，被告的1984年的《承包土地使用证》承包水田的面积8.7亩，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相关机关制作，在相关机关没有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均有法律效力。涉案水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原告名下，又登记在被告名下，对方当事人均不能否定另一方的承包权。但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可知，从2001年起涉案水田由被告转租给原告，原告支付了3,000元租金给被告。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均确认1983年小调整之后，村集体没有对水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过调整。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明也是说涉案水田是由被告转租给原告，承包期至2029年。结合上述事实，可以确认被告提交的1984年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也就是说涉案8.7亩水田是由村集体发包给被告，被告再转租给原告。
2、原告提交的尹仁庆于2017年6月7日出具的证明。被告认为该证明没有真实性。村集体要收回被告户的承包经营权，要有被告户提出退包声明，村集体才可以收回，但被告户从来没有提出过退出承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被告的户籍尚在向阳村委会中阳三村，在被告持有1984年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被告将涉案水田转租给原告，并没有丧失承包经营权。从上述规定可知，实际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再者被告所在的村集体于2017年4月5日出具的证明认为被告户所承包的责任田（水田）至今没有更改过。因此，尹仁庆出具的证明，与该村集体于2017年4月5日出具的证明不一致，其认为被告户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3、原告提交的2017年6月6日13名村民的证明。被告认为没有真实性。该证明认为被告从1999年起将涉案8.7亩水田转让给原告承包三十年等。该证明证实涉案8.7亩水田由被告转租给原告，但转租时间与出庭证人的证言不一致，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未出庭的证言，因此，村民联名说明与出庭证人证言一致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不一致部分证明力低于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4、被告提交的永和镇财政所保管的《永和镇中阳三1998年农业税负担计算表》、尹仁东保管的“2001、7、9”时任队长尹仁辉书写的何宏明户上交粮食任务2,677斤转尹仁东户代交的字条照片、永和镇财政所保管的《永和镇中阳第三村民小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增减审批表（2003年8月）》、《（中阳第三经济合作社）证明》、2016年3月1日何宏明方对尹仁东拿出的其户《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等材料的拍摄照片（18张）、清远市财政局清财企[2004]7号文件和2005-02-21南方网《广东去年农民减负率93.67%今年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报道。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有异议。在本案中，原告确认涉案水田是被告转租给原告，上述证据与被告的转租行为不矛盾，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在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该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原告认为与村集体签订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相隔17年，记忆有偏差，出现重大误解，误认为其中8.07亩还是原告与被告租赁，《2016.3.1调解协议书》是调委会在不明事实的前提下促成的调解协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确实于2001年开始承租被告的8.7亩水田，并于2006年3月29日支付了3,000元租金给被告。原、被告所在的村集体于2017年4月5日出具的证明也证实被告户所承包的责任田（水田）至今没有更改过。上述事实充分证实涉案水田是被告转租给原告。再者，在原、被告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时，原告已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了其本人的《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也应当知道涉案水田其持有《农村土地有偿承包合同书》，被告对涉案水田有承包经营权。在此情况下，原告与被告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2016.3.1调解协议书》，涉案8.7亩水田继续由原告租赁14年（从2016年至2029年12月31日止），原告不用交纳任何租金给被告户，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符，并不存在重大误解。
在双方当事人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前，原告已支付3，000元租金给被告。在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时，被告没有再收取租金，只约定转租期间国家的一切补贴归被告所有。因此，《2016.3.1调解协议书》也没有显失公平。
关于被告认为原告要求撤销《2016.3.1调解协议书》的撤销权已经消灭的问题。撤销权是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断、中止的规定。自原、被告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之日起至原告起诉时已超过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从上述规定可知，从签订《2016.3.1调解协议书》之日至原告2017年4月5日起诉时，已超过一年，撤销权已消灭。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要求撤销《2016.3.1调解协议书》的撤销权已经消灭，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原告要求撤销《2016.3.1调解协议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2016.3.1调解协议书》没有被依法撤销，被告认为《2016.3.1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原告要求确认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归原告所有和要求被告退回2016年种粮补贴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也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撤销《2016.11.21调解协议书》的问题。虽然被告也要求撤销，但被告的撤销理由是其没有书面授权尹仁辉代其签订《2016.11.21调解协议书》，且该协议的当事人的位置列错。根据法律规定，撤销事由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因此，被告撤销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其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2016.11.21调解协议书》是尹仁辉代被告所签订的，且当事人的位置列错。因此，《2016.11.21调解协议书》对被告没有法律约束力，当然也无需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仁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尹仁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三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福见
审 判 员 庞海付
人民陪审员 郭青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邹晓姗
附有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