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0416号
原告翁某某，女，汉族，住本市杨浦区。
被告陈某某，男，汉族，住本市闵行区。
委托代理人吴宇，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某某与被告陈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朱伟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翁某某，被告陈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翁某某诉称，2012年8月23日，原、被告经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被告于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34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然届期后，被告未践约付款。因向被告催讨无果，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欠款34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时止按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离婚证、自愿离婚协议书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
被告陈某某辩称，离婚协议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70万元。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前，被告已在民政局当场交付了原告36万元，该36万元来源是被告向妻弟所借的现金。根据协议，被告应于2014年12月底支付原告余款34万元。因原告称要去台湾需有存款，被告于2012年9月12日根据原告要求向原告转款153，000元。后原告又称钱不够，被告于同年10月26日又向原告转款19万元，总计向原告转款343，000元，多出来的3，000元是给孩子的生活费。被告已支付了原告诉请主张的34万元。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2张。
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23日，原、被告经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离婚后，男方陈某某支付女方翁某某人民币柒拾万元整。支付方式：现已支付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余款人民币叁拾肆万元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2012年9月12日当天，被告由其尾号为3954的银行账户先后转账至原告账户17，850元和153，000元，同年10月26日，被告又由其上述账户转账至原告账户19万元，三笔共计转账360，850元。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讼来院。
庭审中，原告否认被告于离婚当天交付过其现金36万元，称，离婚当天，被告给了我他36万元的建行存折，（因为）不给我这个作为抵押我是不会去签字离婚的。然后我们去签字离婚，后又把存折给了被告，（他）又开了一个建行账户，将钱转给我。我根本不知道是分两笔转给我的。至于被告说原告要去旅游才向被告提前要余款，根本不属实。对此，被告称，去民政局当天，我给了原告1张建行的存折，就是后来转款的那个存折。我给她这个存折是为了证明我有还款能力，然后原告才去签了字。这张存折给了原告之后，原告又邮寄给我了，是为了转账给她。此外，被告称，2012年9月12日向原告转款时，其账户（尾号3954）内有存款35万多元。对第一笔向原告转款17，850元，被告称“当天存折上就这么点钱，能多给就多给一点，这是孩子的教育费生活费等，是额外给的”。对当天后一笔153，000元，被告称其要求银行一笔转，是因为银行操作失误才分了两笔转过去，“只要总数不差就可以”。被告并称，离婚协议约定的后一笔款项34万元原本约定是至2014年12月底支付，是因为我预估了一下要到该时才能凑足这笔钱。离婚的时候，我是有能力全部支付的，但是我先给了36万元，后面的34万元是在我存折里，没有这个能力原告是不愿意签离婚协议的。
本案于审理中向刘某某作了调查，其称，2012年8月15日，陈某某因离婚向我提出借款36万元，我遂在当天晚上将36万元现金送到陈某某家里，当时家中没有其他人，陈在收钱后当场立具了借条，借条约定在2015年8月14日归还，并应支付利息54，000元。当时因由我亲姐姐刘琳跟我提出，所以我才借的。对此证词，原告认为刘某某的陈述与陈某某的陈述在细节上存在不一致，不予认可。被告则无异议。
本院另查明，刘某某系被告之妻刘琳之弟，被告与刘琳于2012年9月5日登记结婚。原、被告离婚后，双方之女陈诺随原告生活。根据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被告每月应支付生活费2，000元，教育费、医药费由被告承担70%。2014年10月和2015年1月，为主张教育费和生活费，陈诺两次诉讼于本院。后为抚养费的给付，陈诺又先后于2015年6月、7月和8月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案的争议在于，被告是否按与原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向原告全额支付了70万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2年8月23日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虽载明（被告）“现已支付人民币叁拾万陆万元整”，但对该款是否确在当天支付，原、被告意见存在明显不一致，这也是本案的主要争议。对此，首先，在形式上，在原告否认被告于当天支付该款的情况下，被告未能提供收条等相关的收款凭证予以证实；其次，从被告所称款项的来源看，被告称系向刘某某所借，虽刘某某也到庭作了陈述，但从证据的效力看，此节事实只有刘某某一个人证明，属于“孤证”，并无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同时，鉴于刘某某系被告之妻的弟弟，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其所作的证词的证明力并不充分，亦不具有证明效力。第三，原、被告均称，离婚当天，被告交给了原告1张36万元的存折，后又把该存折交还了被告。对此，被告一方面称离婚当天支付的36万元系向刘某某所借，另一方面又称“离婚协议约定的后一笔款项34万元原本约定是至2014年12月底支付，是因为我预估了一下要到该时才能凑足这笔钱。离婚的时候，我是有能力全部支付的”，被告此说法在是否有能力自己支付首款36万元上存在明显矛盾。同时，按被告的说法，在自己有存折36万元及后期付款的时间要在2014年底的情况下，又先行向他人借款支付该首款，明显有违通常作法，不符常理；第四，被告于2012年9月12日两笔及同年10月26日一笔共计向原告转款360，850元，被告对其中9月12日第一笔17，850元的解释为“当天存折上就这么点钱，能多给就多给一点，这是孩子的教育费生活费等，是额外给的”，此显然与双方于上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子女生活（教育、医药）费的数额有较大出入。而对同天第二笔转账的153，000元被告的解释为“银行操作失误”，此说法也难以证明。本院注意到，被告上述三笔转款总额恰与双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被告应支付的首期36万元相近。如果说被告于离婚当天即已支付原告36万元，则于离婚后不久又向原告转账36万余元，显与被告所说“预估了一下要到该时才能凑足这笔钱”相矛盾，也与双方约定的被告应于2014年12月底支付的34万元不相符。况且，被告对多出的2万余元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至于被告称是应原告要求提前支付34万元，并无依据证实。此外，从双方之女为抚育费用多次诉讼和申请执行的实际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被告在经济上的态度。综合上述分析，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于2012年9月和10月支付的款项即为双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首付款，被告就本案事实所作陈述具有不诚信行为。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余款34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未按约支付该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付相应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翁某某人民币34万元；
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以34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伟明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李 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八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