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牡民终字第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燕，女，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赵义山，男，195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书，男，1931年2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侠，女，1959年2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安县，男，195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牡丹江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宋君铭，黑龙江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喜龙，男，197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65122部队，住所地牡丹江市铁岭河镇镇南大街84号。
法定代表人李标，男，该部队主任。
委托代理人郝坤，男，1982年5月出生，汉族，该部后勤处长。
上诉人刘燕、刘玉书因与被上诉人贺安县、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65122部队（下称65122部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2014）爱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刘玉书与刘燕及刘侠系父女关系。1999年4月15日，81905部队（甲方）与刘玉书、刘燕、刘侠（乙方）签订土地合营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与甲方合营甲方所拥有的土地，协商情况如下：1.甲方由于人力不足，与乙方合营栽培树苗，甲方提供土地32.50亩，其中熟地12.50亩，开荒地20亩，乙方提供苗木，人力以及生产工具。2.合营土地由乙方种植，甲方每亩熟地提成按当年土地提成价格计算。树苗归乙方所有。乙方在甲方库区内开荒20亩种植树苗，在开荒第一年栽种行距3×4米、不低于1.5米高的落叶松大苗留给甲方作为绿化树苗，并保留成林、成材。其余树苗乙方自行销售。3.乙方原来与甲方合营种植树苗的10亩土地提成由每年500元增加到800元，并一次性交完1999年至2002年三年的费用。4.此协议有效期为1999年4月至2009年4月，如在10年内树苗不能全部移走，到期另行协商……”落款处由甲方代表张计勇、乙方代表刘玉书签名。2006年1月5日，65122部队（原为81905部队）出具证明，内容为：“张计勇是我部队副营级干部，营房助理，主管我部队全部土地，张计勇受我部队委托于1999年4月15日与刘玉书、刘侠、刘燕签订是有效的，多年来始终执行此协议，现在仍然有效。”另，刘玉书还承租了东新村地块、桦林林业站地块、青梅林业苗圃地块，并签订了承租协议，但刘玉书称原始承租协议找不到。
2001年4月20日，刘玉书召开家庭会议，会议由刘玉书、刘侠、刘燕参加，会议主要内容为：刘玉书所经营的苗圃中刘玉书与刘燕各占50%的股份。2011年刘玉书经崔洪植介绍与贺安县商谈树苗买卖事宜。2001年6月22日、6月23日，刘玉书与刘燕、刘侠等人与贺安县及其派的人共同到水泵房地块清点云杉树苗，总计44274棵。2001年9月30日，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约定：“刘玉书、刘燕（甲方）自己栽植的绿化树苗卖给贺安县（乙方）经营，甲方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同时转租给乙方。一、甲方卖给乙方树苗所在的土地位置、树苗品种、数量。1.81905部队水泵房道上三块育苗地面积19亩，和下河沟与电网之间5.5亩的地中现有全部云杉×棵，花揪×棵。2.81905部队电网内两块育苗地15.5亩地中现有全部云杉×棵、沙松×棵、丁香×棵。3.新修环成公路铁岭河北边东新村土地18.1亩的全部，其中云杉×棵、沙松×棵，原来由甲方租用东新村公路两侧土地22亩，甲方留用土地面积3.9亩，由甲方承担3.9亩土地租金。土地使用协议中去除3.9亩。4.桦林镇付家沟小桥侧桦林林业站苗圃地3.5亩全部云杉×棵。5.青梅林业苗圃地内有甲方承包苗圃地、内有残存全部云杉苗×棵，因土地在2002年4月15日到期，所以在2001年-2002年4月15日之前，必须将全部树苗起出。二、土地转租。甲方承包的土地转租给乙方后，以甲方实际付款的面积收据为准。土地权属单位要求继续承担甲方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乙方按协议年初交土地租金，按协议年限到期将树苗全部挖出。树苗挖出后按协议要求把土地整平，如到期不能全部挖出时，由乙方直接与土地权属单位协商续签协议。三、树苗价格及付款时间。甲方在以上第一条1、2、3、4、5块地上的（甲方留下3.9亩除外）现有全部树苗卖给乙方，总金额60万元。签订协议的同时，乙方支付给甲方总金额的50%，计30万元，其余部分到2001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给甲方……”落款处甲方由刘玉书签名，刘玉书代刘燕签名，乙方由贺安县签名。协议签订后，刘玉书将其与81905部队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书，以及刘玉书与桦林林业站签订的协议书交给贺安县。当日，贺安县付给刘玉书树苗款30万元。
2001年10月27日贺安县与刘玉书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刘玉书、刘燕（甲方）卖给贺安县（乙方）树苗，在2001年9月30日签订了协议书，现在根据双方需要，为了经营方便，双方进行了一块地块串换，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串换内容、地块位置、树苗品种、数量。在2001年9月30日甲、乙双方协议中第一条第3项，新修环城公路铁岭河北东新村土地18.10亩，于2001年10月29日地上云杉，沙松全部交给甲方，串换该土地东侧甲方租用的两块地中靠近原来地南头70垅和最东边一块全部地16.50亩，由甲方负责供给100-150公分高桦树苗按栽植株行距栽满并在2004年供给乙方白杄树伍千株（四年生），2005年白杄树伍千株（四年生），以上串换内容双方均无异议，达成协议后双方无其他条件……”落款处由甲方代表刘玉书、乙方代表贺安县签字。
2002年1月20日，贺安县、刘玉书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刘玉书（甲方）与贺安县（乙方）于2001年9月30日和2001年10月27日签订的两份买卖树苗协议书因特殊原因，现根据实际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81905部队电网内两块育苗地15.5亩，其中路北云杉大苗地8亩归乙方所有，今后经营管理由甲方代管。路北7.5亩沙松小苗归甲方所有。2.81905部队电网外2500株小花楸归甲方所有。81905部队水泵房西面大青白杄给甲方200株大苗，铁岭河北甲方新租土地西头地角70垄桦树归甲方所有。3.甲方给乙方2001年播种云杉小苗20000株，加上原来10000株，共计30000株，在2002年一次付清，由乙方培育。以上补充协议与2001年9月30日和2002年10月27日两份协议没有抵触的，则仍执行两份协议。”落款处甲方由刘玉书签名，乙方由贺安县签名。2002年1月20日贺安县又付给刘玉书30万元。
刘玉书称买卖树苗协议签订后，因贺安县只交了30万元定金，所以刘玉书没有将地块及树苗交给贺安县，仍由刘玉书经营管理，贺安县在水泵房、电网外地块共挖走树苗60274棵。贺安县称其向刘玉书交付30万元树苗款后，诉争地块就由贺安县经营管理了，贺安县于2001年、2002年挖的树苗，但具体挖树苗的数量记不清了。但原、被告对贺安县挖走树苗的数量均未举示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到争议地块现场实地勘查发现，水泵房、电网外地块树林茂密，枝杈交错，难以查清树苗数量。因事隔多年，而且刘玉书称其在水泵房地块又重新栽了树苗，即便查清现有树苗数量也无法确定贺安县当年挖走树苗的具体数量。2003年4月16日，65122部队向贺安县发出通知，内容为：“刘玉书、刘燕与我部合营育树苗，没经我部同意，不能挖走我部水泵房苗圃树苗。过去贺安县挖走树苗应返还我部。过去刘玉书，刘燕单方卖的树苗未经我部同意是无效的。今后未经我部和刘玉书、刘燕双方同意不得再挖树苗。”当日，贺安县收到通知。2003年12月30日，65122部队（甲方）与刘玉书、刘燕等人（乙方）签订联营造林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双方共同任务。1.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库区全部绿化起来。2.对现有人工林，采取抚育措施，促进速生丰产，发挥更大的森林环境效益。3.对现有天然林实行抚育、改造和利用相结合的经营措施，对生长良好的优质树木进行抚育，定向培育，促进健ＸＸ长。4.对现有荒地、林中空地和退耕还林地由乙方全部造林，造林树种根据适地适用原则，采用落叶松、云杉、樟子松和水曲柳树种。5.在不影响主林木生长的情况下，尽力保留、保护天然花灌木，以便使库区林茂水清，鸟语花香。6.乙方进行科学实验，引进外地优良品种试栽……”2005年6月29日，65122部队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刘玉书承包65122部队土地，从2001年至2005年每年向我部财务交土地租金，共计10425元，由于我部收土地租金没有分户开收据，特此证明。2008年11月13日，本院对刘燕与刘玉书、贺安县侵权纠纷案作出（2008）爱民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刘燕对判决不服向上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9月12日，65122部队向牡市中院、省高院分别出具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1999年我65122部队为战备需要和有造林技术资质、政治条件的刘玉书、刘燕在军事区域内与其签订土地合营协议书用于军备营林。2001年9月30日，刘玉书未经我部同意将上述协议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他人是无效行为。2003年4月13日我部已书面通知相对人。2003年12月30日，根据我部备战任务特点，重新与刘玉书、刘燕签订联营造林协议书，并履行至今。为保护我部权利、军事机密，军事禁区除刘玉书、刘燕进入履行协议外，不准他人进入。我部请求再审刘燕诉刘玉书、贺安县纠纷案。另查，本案诉讼中65122部队经本院多次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到65122部队进行调查，称其对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树苗买卖协议不知情，也不参与刘玉书与贺安县之间的树苗买卖纠纷。经本院依法释明，第三人既未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亦未对其权益是否受损举证证实。
原判认为：关于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三份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刘玉书将争议地块的土地经营权转租给贺安县，二是刘玉书将树苗卖给贺安县，以下分别进行阐述：关于上述协议中刘玉书转租土地经营权的效力问题。上述协议涉及的地块包括：水泵房地块、电网内地块、电网外地块、铁岭河镇东新村地块、桦林林业站地块及青梅技校地块。其中涉及65122部队（原81905部队）的地块为水泵房地块、电网内地块和电网外地块。首先，关于刘玉书转租65122部队土地经营权的效力问题。65122部队与刘玉书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但该协议对转租土地经营权问题未作明确约定。因65122部队经本院多次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称其对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上述协议不知情，但部队的土地不允许转租转包，依据是总后勤部关于启用新版《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和《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范本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评判本案协议效力的依据。65122部队既未提出诉讼请求，也未否认二被告之间协议的效力，且第三人称其不参与刘玉书与贺安县间的树苗纠纷。刘燕虽主张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但未举示证据证实上述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协议中转租部队土地经营权的内容有效。其次，关于刘玉书转租其他地块土地经营权的效力问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刘玉书承包了东新村地块、桦林林业站地块、青梅林业苗圃地块，根据上述规定，刘玉书作为承包方有权将其承包的土地对外转租或转包。刘玉书辩称东新村委会与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不通过东新村委会刘玉书不得转包土地。而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在二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后，即2007年1月1日签订的，故不能证明刘玉书证明的问题。况且即便发包方东新村委会与刘玉书作出上述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也不影响刘玉书转租土地经营权的效力。因此，上述协议中转租其他地块土地经营权的内容有效。
关于买卖树苗的效力问题。协议书约定：甲方（刘玉书、刘燕）将水泵房等5块地块上的现有全部树苗卖给乙方（贺安县），总金额60万元。刘燕称其是争议树苗的共有权人，刘玉书买卖树苗未经原告同意，侵犯了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刘玉书与刘燕系父女关系，二人共同经营管理涉案树苗，刘玉书代刘燕出售涉案树苗符合一般的生活常理和情理。刘玉书与贺安县在协商树苗买卖事宜的过程中，刘玉书、刘燕等人与贺安县及其派的人共同到水泵房地块清点树苗。2001年9月30日，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买卖树苗协议时，刘玉书代刘燕在该协议书中签名。而且刘玉书、刘燕与81905部队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也是由刘玉书代表刘燕签名，基于以上事实能够使买售人贺安县相信刘玉书具有出售树苗的代理权。2001年10月27日、2002年1月20日，刘玉书代表刘燕又与贺安县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贺安县向刘玉书支付了相应树苗款，双方已实际履行上述协议，在此期间刘燕均未提出异议。因此，贺安县有理由相信刘玉书有权代理刘燕出售诉争树苗，刘玉书买卖树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刘燕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权益，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中买卖树苗的内容合法、有效。因贺安县未侵犯原告的权益，故对原告要求贺安县停止侵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刘玉书辩称贺安县在2001年12月31日前没有交付全部价款，违反了协议约定。从本案的事实来看，贺安县于2001年9月30日给付刘玉书30万元，于2002年1月20日给付刘玉书30万元。虽然贺安县没有在2001年12月31日前交付全部款项，但刘玉书于2002年1月20日收取贺安县30万元，并与贺安县签订补充协议书，表明刘玉书对贺安县延期付款行为的认可。综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及一份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刘燕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买卖树苗是否侵犯65122部队合法权益的问题。65122部队与刘玉书签订的协议约定：乙方栽植行距3×4米不低于1.5米高的落叶大松留给甲方作为绿化树苗。但双方对留给部队树苗的具体数量未作约定。实际上刘玉书并没有栽植落叶大松而是栽植的云杉树苗，对于云杉树苗是否留给部队以及留给部队的具体数量，双方亦没有书面约定，因此不能确定争议地块是否有第三人65122部队的树苗。2003年4月16日，刘玉书、刘燕等人又与65122部队签订联营造林协议书，但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是在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之后，无法确定二被告签订协议书之前争议树苗的情况。而且该份联营造林协议书约定：乙方（刘玉书等人）从2003年开始先在造林地建立苗圃，自己生产树苗，苗圃地用完后保留足够的树苗，使之稳定成林。从造林时间来看与本案争议树苗亦没有关联性。65122部队明确表示不参与树苗买卖纠纷。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65122部队对其权益是否受损负有举证责任。其既未提出诉讼请求，亦未举示证据证实，对此不予审理。
关于刘燕要求二被告返还树苗款1781700元的问题。首先，原告主张贺安县挖走树苗60274株，树苗总金额1781700元，但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无事实依据。而且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要求刘玉书、贺安县返还树苗款，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刘燕与刘玉书对涉案树苗各享有50%的份额，刘玉书擅自处分共有人刘燕的财产，应对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贺安县向刘玉书支付树苗款60万元，其中有刘燕50%的份额。故刘玉书应赔偿刘燕树苗款30万元（60万元×50%），对于原告超出部分的请求，因刘燕没有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刘玉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燕树苗款30万元；二、驳回刘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燕对贺安县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燕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确认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三份协议无效，判决贺安县返还60274棵树苗。理由是：1.一审认定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转让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是因为贺安县自认其经崔洪植介绍才认识刘玉书，与刘燕没打过交道，其不清楚刘燕同意不同意；均证明贺安县没有相信行为人刘玉书有代理权表象的客观基础，未有代理手续，主观上存有重大过失。二是由于刘燕不同意转让、阻止并停止查苗行为，当时刘玉书与贺安县未能签订转让合同是不争的事实，事后3个多月在明知刘燕不同意、不在场、未有授权委托手续的情况下，继续签订转让合同，处分共有人的权利，证明刘玉书与贺安县没有善意，贺安县从交30万元起不顾刘燕、部队、公安机关的阻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他项义务，不保持现状，不予任何人打招呼连续盗挖、强挖树苗，证明存有明显恶意。三是刘燕与刘玉书是两个独立经济主体，同时也是合伙的平等主体，不是相对人相信表见代理的法定理由。四是以刘燕不知情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认定表见代理不合法。五是一审认定刘玉书、刘燕与65122部队签订协议时刘玉书代表刘燕签名，能够使相对人相信刘玉书有代理权，违反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立法本意。2.一审认定刘燕与刘玉书签订合同有效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是刘玉书没有处分权，没有委托代理手续是不争的事实，贺安县应催告刘燕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贺安县不依法行使催告权、撤销权，对合同效力进行补正，是放弃合同生效的行为。二是贺安县明知刘玉书擅自处分刘燕权利。三是刘玉书与贺安县转让部队军事禁区战备隐蔽林树苗及部队土地使用权，违反法律规定。四是转让合同是无效合同。部队基于刘燕及刘玉书的政治条件、技术资质信任关系而选定合伙人，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3.刘玉书与贺安县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4.一审认定第三人既未提出诉讼请求，亦未举证证实其权益受损，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刘玉书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刘玉书赔偿刘燕树苗款30万元。理由是：1.一审违反回避制度，由法官孙淑红领导下的法官审判，无视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旨令，两次判决雷同。2.一审认定为表见代理错误，实际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刘玉书与贺安县所签协议有效，实际无效。一审对刘玉书与贺安县的协议无效的理由和根据没有审理。一审剥夺部队发言权，将部队国防林判给贺安县。2.本案不存在适用表见代理的事实基础和法律条件。刘玉书和刘燕与部队所签的均为协议中乙方主体成员。刘玉书和刘燕不是老板和雇员关系，是个人合伙。部队和刘燕始终不同意。3.一审认定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有效错误。签协议时，刘玉书说明必须经协议中合伙人和合作方同意，协议才能生效。签协议严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违反了与部队合营造林的合同义务。65122部队于2003年4月16日已书面通知相对人贺安县，贺安县收到了部队通知。4.合作造林成果判给贺安县违法无效。刘玉书、刘燕与65122部队合营造林40亩，成为部队所有防护林，任何人不准动用，一审将森林判给贺安县，违反国防法第三十七条和森林法第三条。5.协议书不仅无效，根本没生效。贺安县没有按协议约定支付60万元。贺安县也没有按约定付款期限将苗木款全部交付给刘玉书。6.补充协议无效。该协议是贺安县伙同园林处肖处长、园林处崔洪植队长合谋，以购买二万株树苗，支付100万元树苗款或给予2至3万元作补偿的情况下签订的，该承诺条款没有写入补充协议，自然也根本没有履行。补充协议签订后，没给刘玉书任何补偿，没有变更原协议中的结算条款，也没有修改所签协议的生效时间。
被上诉人贺安县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第三人65122部队述称：请求保护部队利益。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刘玉书和被上诉人贺安县签订的三份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刘玉书将诉争树苗出卖给贺安县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
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并结合一审认定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玉书与被上诉人贺安县签订两份协议书及一份补充协议等三份协议约定：1.刘玉书将第三人65122部队水泵房地块、电网内地块和电网外地块等3片地块、铁岭河镇东新村地块、桦林林业站地块及青梅技校地块的土地经营权转租给贺安县；2.刘玉书将树苗出卖给贺安县。关于以上三份协议中刘玉书转租65122部队水泵房地块、电网内地块和电网外地块的效力问题。因为65122部队经一审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到该部队调查，其称部队土地不允许转租转包，依据是总后勤部相关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总后勤部相关文件规定非法律、行政法规。故应认定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关于转租诉争地块的土地经营权的三份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以上三份协议中买卖树苗的效力问题。刘玉书与贺安县在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刘玉书、刘燕）将水泵房等5块地块上的现有全部树苗卖给乙方（贺安县），总金额60万元。刘燕称其是诉争树苗的共有人，刘玉书买卖树苗未经其同意。2001年9月30日，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时，刘玉书代刘燕在该协议书中签名。且刘玉书、刘燕与65122部队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时，由刘玉书代表刘燕签名，以上事实能够使贺安县相信刘玉书具有出售树苗的代理权。2001年10月27日、2002年1月20日，刘玉书先后代表刘燕又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贺安县向刘玉书支付了相应树苗款，双方已实际履行协议。在此期间刘燕均未提出异议。刘燕在2008年7月21日的庭审中自认，其于2001年6月22日，与刘玉书与贺安县等共同到现场清点树苗。刘玉书与刘燕系父女关系，二人共同经营管理树苗，刘玉书代理刘燕出售树苗符合生活常理。故一审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认定贺安县有理由相信刘玉书有权代理刘燕出售诉争树苗，刘玉书买卖树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即况且贺安县于2001年9月30日给付刘玉书30万元，虽然贺安县没有按约定在2001年12月31日前交付全部款项，但刘玉书于2002年1月20日收取贺安县给付的30万元，并与贺安县签订补充协议书，应视为刘玉书对贺安县延期付款行为的认可。关于以上三份协议是否侵犯65122部队合法权益的问题。一审中65122部队经多次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到65122部队调查时称，其时明确表示不参与本案树苗买卖纠纷，况且其在二审中也未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故一审对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刘燕提出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损害国家利益，因未提出有效证据加以证实，不予支持。上诉人刘玉书提出一审违反回避制度，两次审理均由法官孙淑红领导下的法官审判。经查，一审法院审理（2008）爱民初字第258号民事案件，由于泉安、孙淑红、栾国栋组成作合议庭，审理（2014）爱民初字第127号民事案件，由时维、刘凤羽、邓卫平组成作合议庭。故本案一审并未违反回避制度。二上诉人上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35元，由上诉人刘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玉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春梅
代理审判员 李先平
代理审判员 李慧宇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