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7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74136657-9。
法定代表人：章一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洲支行（原名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洲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中城天邑花园商铺*层**号。组织机构代码：72856258-3。
负责人：傅南南，行长。
委托代理人：郑宁，系该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周艮，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保时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第三工业区。组织机构代码：76757230-3。
法定代表人：谢纯玖。
委托代理人：何小江，系该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民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桔糖社区新塘新景工业区第*栋。组织机构代码：69712132-X。
法定代表人：蔡如造。
委托代理人：陈翠丽，系该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纯玖。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立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文婉。
上诉人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洲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深圳市保时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时通公司）、深圳市民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林丽琴、谢文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谢纯玖、徐立成、林丽琴、谢文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为保时通公司向巴莫公司订货付款提供融资支持，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于2011年3月15日与保时通公司、巴莫公司签订了深发深新洲合担字第20110317001号《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负责将银行承兑汇票直接送达给巴莫公司，巴莫公司凭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给保时通公司提货，并承担按约定供货和未供货差额退款责任；巴莫公司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退款责任，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支付违约金。同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签订了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110317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给予保时通公司金额为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方式包括贷款、票据承兑等，具体以双方签订的业务合同为准；如额度使用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保时通公司必须至少提前1个月补足全额保证金，否则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有权视为授信提前到期。为担保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履行，2011年3月17日，民众公司与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订了深发深新洲额保字第20110317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谢纯玖与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订了深发深新洲额保字第20l10317001-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徐立成与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订了深发深新洲额保字第20110317001-3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民众公司、谢纯玖和徐立成作为主合同债务人（即保时通公司）的保证人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范围为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l10317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述合同签订后，在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110317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额度内，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分别签订了六份《汇票承兑合同》，并依约为保时通公司开立的、以巴莫公司为收款人的六张（编号分别为2042552＊、2042554＊、2042503＊、2042504＊、2042510＊、2042513＊）金额合计为566万元的汇票给予了承兑，并将该6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由巴莫公司签收。但此后保时通公司并没有按《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申请提货，巴莫公司也未履行按约定供货和未供货差额退款的义务。鉴于保时通公司未能在汇票到期前补足保证金导致平安银行新洲支行被迫为保时通公司垫款，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遂于2012年4月19日向保时通公司宣布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11031700l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授信提前到期，并要求保时通公司立即偿还债务。同年5月30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向巴莫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书》，要求巴莫公司履行未供货差额退款责任，但遭到巴莫公司拒绝；民众公司、谢纯玖及徐立成也未履行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上述汇票到期后，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陆续为保时通公司垫款。除编号为2042552＊、2042554＊的两张汇票垫款本息已结清外，截至2012年7月19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为保时通公司开立的、以巴莫公司为收款人的编号分别为2042503＊、2042504＊、2042510＊、20425139＊四张汇票垫付的256万元票款本息，未能获得清偿。
2011年3月15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甲方）与保时通公司（乙方、买方）及巴莫公司（丙方、卖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载明甲方愿意为乙方与丙方之间的付款订货和货款结算提供授信融资支持，并约定了以下主要内容：一、贸易合同（协议第一条）。乙丙双方的贸易合同采用的付款方式有：1、乙丙双方同意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并由甲方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2、甲方同意贷款给乙方，用以支付乙方在上述贸易合同项下的应付货款；3、乙丙双方同意以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双方贸易合同的付款方式，甲方承诺对该汇票按甲方规定审查后保证予以贴现。丙方在收到相关款项或商业汇票后应当出具《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给甲方，但是无论丙方是否出具《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均不影响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和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行使权利。第一款的约定并不构成甲方的授信承诺，甲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给予乙方授信，以及授信的有效期限、数额和条件，并与乙方签订相应的授信合同。二、保证金（协议第二条）。乙方申请甲方承兑汇票或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时应当向甲方交存初始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最低不少于票面金额30%。三、担保提货（协议第三条）。贸易合同项下货物由乙方自行提取，乙方提货按下列方式进行：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乙方每次向丙方提货均应凭甲方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办理；乙方提取货物的，应先向甲方提交《提货申请书》，并按照《提货申请书》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提前还款手续，甲方审核同意后，签发《提货通知书》，丙方收到《提货通知书》后应核对《提货通知书》的有效签章，核对无误后应立即签发《提货通知书回执》给予甲方。丙方违反上述约定给乙方提货的，应当在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乙方一起向甲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丙方的退款责任（协议第四条）。若乙丙双方全部或部分终止贸易合同，或丙方实际未发货，或丙方实际发货的价值少于贸易合同的约定，或乙方出现本协议第五条所述的逾期未提完货物的，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款通知后5日内将未发货等额的款项直接退至甲方账户或甲方指定的乙方账户，或者将原银行承兑汇票、原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直接退还甲方，乙方对此没有异议，丙方将原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函退回的，丙方已发货部分的款项由乙丙双方另行结算。五、提货期限（协议第五条）。乙方应在甲方授信发放后六个月内将授信项下货物提取完毕，逾期乙方仍未提完货物的，甲方有权主张授信提前到期，同时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履行退款责任。六、违约责任（协议第八条）。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甲方有权宣布授信提前到期，立即要求乙方清偿全部已发放的授信并有权停止发放未发放的授信，同时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退款程序进行退款。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发货义务的，应在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乙方一起向甲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退款责任的，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同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甲方）与保时通公司（乙方）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另约定：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2月14日；额度项下具体业务期限的起始日期必须在额度期限内，终止日期是否在额度期限内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乙方违反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单笔业务合同约定的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其在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单笔业务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则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甲方有权宣布乙方在本额度项下的债务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要求乙方立即偿还全部或部分已使用的授信，并有权直接从乙方账户上扣款，以清偿乙方在本合同及各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甲方要求提前清偿的债务），而无须事先征得乙方的同意。
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甲方）分别与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均为乙方、保证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约定：本合同担保范围为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l10317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300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乙方对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011年4月11日至2012年1月16日期间，根据保时通公司的额度使用申请，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共签订了11份《汇票承兑合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据此共开出14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366万元。作为汇票收款人的巴莫公司确认已收到该14张汇票全部票款1366万元。其中，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2011年12月1日、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汇票承兑合同》项下开出的4张承兑汇票（汇票号码分别为2042503＊、2042504＊、2042510＊、2042513＊，金额分别为100万元、100万元、66万元、100万元），因保时通公司未能在汇票到期前足额缴付相应票款，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分别在上述4张汇票的到期日即2012年5月7日、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6日、2012年7月16日垫付票款，金额共计366万元。扣除保时通公司在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处的保证金110万元（每张汇票的保证金为汇票金额的30%），保时通公司还剩余256万元垫付票款未偿还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确认其余10张汇票票款已经结清。
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甲方、承兑人）与保时通公司（乙方、出票人）签订的上述《汇票承兑合同》均约定：本合同为额度内的合同，额度合同为深发深新洲综字第20l10317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在甲方承兑乙方汇票前，乙方须交付票面金额30%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保证金应存入乙方开立于甲方的保证金账户；如本合同项下授信属于额度项下的，则额度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同样适用；乙方应于汇票到期前，将应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款，足额缴存于甲方所指定的账户；经甲方承兑的本合同项下的汇票到期时，若乙方不能足额缴付全部票款，甲方有权就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即甲方的垫款），根据实际垫款时间向乙方追偿并按照每天万分之五或按照六个月期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号码为20425139的100万元汇票所依据的2012年1月16日《汇票承兑合同》作此约定）计收罚息，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在深圳发展银行开立的账户上扣收上述款项。
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垫付票款后，曾于2012年5月10日、2012年5月22日向巴莫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书并在之后又发出律师函，要求巴莫公司依约承担退款责任。
保时通公司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申请开出以巴莫公司为收款人的承兑汇票时会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提交其与巴莫公司之间签订的《订货合同》。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于2011年2月至2012年4月期间签订的《订货合同》均约定结算方式为保时通公司收到货后即给巴莫公司开具30天以内的支票或银行承兑汇票。
对于巴莫公司收到的14张汇票票款1366万元所对应的货物是否已经向保时通公司供货完毕的问题，保时通公司陈述只收到900余万元的货物，巴莫公司则主张《订货合同》约定先供货后付款的方式，这些款项系针对已供货物支付的货款，故已全部供货。
谢纯玖与林丽琴系夫妻关系、徐立成与谢文婉系夫妻关系。
平安银行新洲支行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保时通公司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256万元及相应的罚息（该罚息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收，从垫款发生之日起计算至垫款偿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2年7月19日为48690元）；2、巴莫公司对保时通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对保时通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林丽琴对谢纯玖应承担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谢文婉对徐立成应承担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保时通公司等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及巴莫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和《汇票承兑合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分别与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为保时通公司垫付票款后，保时通公司未予偿还，应依约承担还款责任，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偿还垫付票款256万元并按实际垫款时间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支付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的罚息，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保时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自愿为保时通公司在涉案《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所应承担的包括本金、罚息、实现债权费用在内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有权据此要求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就保时通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三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向保时通公司追偿。民众公司辩称涉案垫付票款未做到专款专用以及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之间付款交货模式的变更导致民众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巴莫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了保时通公司向巴莫公司提取货物必须凭据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但就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主张的垫付票款所对应的货物，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巴莫公司已按照《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方式向保时通公司履行了发货义务，无论是实际未发货还是未按照约定方式进行了发货，均系违约行为，巴莫公司应依约在给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与保时通公司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于损失范围，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在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未举证证明存在具体损失的情况下，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的损失应包括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垫款未收回的资金损失以及相应的垫款利息损失，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主张巴莫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罚息，系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之间的约定，属于巴莫公司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应由巴莫公司承担，巴莫公司仅承担其中的贷款利息损失部分，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主张巴莫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巴莫公司辩称其与保时通公司之间的《订货合同》约定先交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已变更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关于担保提货的上述约定并已得到了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的默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订货合同》系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之间签订，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并非合同当事方，《订货合同》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不产生约束力；其次，考察《订货合同》的约定，巴莫公司交货后再由保时通公司交付支票或汇票的约定并不必然与《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关于凭据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提货的约定相矛盾，保时通公司交付票据的时间并不影响《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所确定的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提货过程的审核监管权利；再次，没有证据充分表明平安银行新洲支行认可了巴莫公司可不通过平安银行新洲支行而直接向保时通公司放货。因此，巴莫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此外，关于巴莫公司抗辩中提及的《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与《订货合同》以及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和保时通公司之间合同的关系问题，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之间因授信合同、汇票承兑合同等相关合同形成因代垫票款产生的借款合同关系，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之间因《订货合同》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则形成了在一定情况下巴莫公司就保时通公司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的上述借款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而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连带责任的具有担保性质的合同关系，三种合同关系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有权在本案诉讼中以借款合同关系为基础关系而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要求巴莫公司依约承担连带责任，巴莫公司在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责任后亦有权依据其与保时通公司之间的上述相关合同关系向保时通公司主张相关权利。
对于林丽琴、谢文婉分别作为谢纯玖、徐立成的配偶应否对谢纯玖、徐立成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谢纯玖、徐立成就保时通公司的涉案债务而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连带责任，该两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所负债务系该两个人基于连带保证责任而产生，个人保证属信用担保，亦即与个人信用相关，且一般情况下，担保行为的受益人并非担保人，更非担保人的家庭，该案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担保行为系为担保人家庭共同利益或者客观上使得担保人家庭或夫妻受益；而且，涉案债务显然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故谢纯玖、徐立成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所负债务本身性质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林丽琴、谢文婉分别作为谢纯玖、徐立成的配偶而对谢纯玖、徐立成所负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保时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偿还汇票垫款本金256万元及罚息（其中本金70万元的罚息自2012年5月7日起、本金70万元的罚息自2012年6月1日起、本金46万元的罚息自2012年6月26日起均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本金70万元的罚息自2012年7月16日起按照六个月期中国人民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巴莫公司就上述判项一确定的保时通公司所负债务中汇票垫款本金256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7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5月7日起、本金7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6月1日起、本金46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6月26日起、本金7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7月16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这一部分债务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就上述判项一确定的保时通公司债务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保时通公司追偿；四、驳回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巴莫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林丽琴、谢文婉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巴莫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关键事实。首先，原审判决未认定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金额的依据。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每一次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时，均要求保时通公司提供其与巴莫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双方依据《订货合同》所约定货款金额签订《汇票承兑合同》，并开出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虽然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非《订货合同》签约主体，但其是在积极地按照《订货合同》“先发货后付款”之约定为保时通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开出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既对“先发货后付款”明知，又用足额付款的行为予以支持，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是在履行《订货合同》而非《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即使保时通公司与巴莫公司关于“先发货后付款”违约，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也应当自行承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而造成的损失，无权向巴莫公司主张权利。其次，原审判决遗漏评判《订货合同》的效力。《订货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巴莫公司须按照“先发货”的约定履行发货义务。原审判决未认定《订货合同》的效力，支持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巴莫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再次，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及保时通公司从未口头或书面通知巴莫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是在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事实是巴莫公司始终在履行《订货合同》，根本不存在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事实，更不存在违约发货行为。二、巴莫公司非本案当事人，不具有被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审理的是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与保时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巴莫公司既不是借款人，也非担保人，仅仅是收款人。依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将巴莫公司列为被告，并判决承担连带清偿借款，没有法定和约定依据。三、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巴莫公司对保时通公司借款具有担保性质没有依据。首先，原审判决将巴莫公司推定为担保人不符合担保法的规定；其次，《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无巴莫公司担保的约定；再次，《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中两处关于巴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以巴莫公司违约发货为前提，以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所受损失为范围。即使巴莫公司违约发货，也没有给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造成损失，保时通公司不归还借款与巴莫公司违约发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原审判决未正确认定涉案各法律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原审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关系中超越权限否定《订货合同》买卖合同关系的有效性，导致判决巴莫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综上所述，巴莫公司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于巴莫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答辩称：一、巴莫公司以《订货合同》约定为由主张不再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没有根据。巴莫公司未按《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流程给保时通公司供货，也未及时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退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保时通公司答辩称：保时通公司已经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申请了银行承兑汇票，巴莫公司按《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收到汇票后，没有将涉案4张银行承兑汇票对应项下的货物交给保时通公司。
被上诉人民众公司答辩称：民众公司作为担保公司仅承诺在担保期间，也就是2011年2月到2012年4月的往来帐目承担责任，超出期限的不在其的担保期限内。
被上诉人谢纯玖、徐立成、林丽琴、谢文婉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三条约定了三方担保提货的流程，同时还约定了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为本协议项下相关事务的联系人为马雪＊、钟广＊和裴＊，并特别说明由马雪＊或钟广＊与裴＊同时签字有效。第九条第一款约定：“在本协议存续期间，甲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乙方（保时通公司）或丙方（巴莫公司）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施以任何的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本协议项下甲方应享有的权利，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甲方依本协议和有关法律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能视为甲方对任何破坏本协议行为的许可或认可，也不能视为甲方放弃对乙方或丙方现有或将来违约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三款约定：“经各方协议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2012年5月10日，巴莫公司签署了《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确认收到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汇票6张，系依《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取得。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二审庭审及调查笔录中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和由此引发的担保合同纠纷。原审原告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原审被告保时通公司、民众公司、谢纯玖、徐立成、林丽琴、谢文婉等均未提出上诉，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巴莫公司是否应当就保时通公司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所负债务中汇票垫款本金256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巴莫公司在上诉中称，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保时通公司、巴莫公司三方虽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但从未履行，其履行的是与保时通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从未依《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向其付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三方签订合同的目的看，在本案交易中，保时通公司为能够顺利从巴莫公司处取得货物、巴莫公司为获得货款保证、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为了能够提供融资支持以获取相应费用，同时，三方又为保障交易过程中自身的安全，达成了“银行通过向买方融资、为卖方提供信用担保、同时对卖方发货过程进行审核监管”的“担保贸易”模式进行交易的合意，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在没有其他意外情况发生的情况下，上述以保障交易各方安全的合同在签订后长期不予履行，巴莫公司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其次，从巴莫公司提交的保时通公司付款情况看，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前，保时通公司从未使用平安银行的汇票向巴莫公司付款。在三方签订上述合同后截至2012年1月27日期间，巴莫公司共收到保时通公司付款16笔，其中有14笔1366万元系平安银行汇票。再次，从付款方式看，上述汇票均是由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直接向巴莫公司交付，而不是像一般买卖合同一样由买方直接向卖方支付。最后，巴莫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签署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明确确认依《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收到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汇票6张。巴莫公司在一审中称三方在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时对合同进行了变更，在二审中又称巴莫公司从未履行过《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前后陈述矛盾，不符合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要求，也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综上，本院对巴莫公司三方从未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巴莫公司在一审中所称的三方在实际履行合同时，系按《订货合同》约定的“先提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履行，变更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担保提货条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担保提货条款，系该合同的核心条款之一，而《订货合同》中约定的提货付款方式，与担保提货条款完全背道而驰，按此方式，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将无法再对巴莫公司和保时通公司的发提货过程进行审核监管，其对保时通公司的借款安全也就无从保障。《订货合同》中约定的“先提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从根本上剥夺了平安银行新洲支行对巴莫公司和保时通公司交易过程的监管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还约定，“经各方协议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始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生效。保时通公司和巴莫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仅是保时通公司向平安银行新洲支行申请汇票所附的多份材料之一，该合同中关于《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担保提货条款的变更，未通过《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方式进行，在申请汇票时对提货条款的变更也没有作出特殊说明或作出足以提醒被限制权利人注意的标记，因此，不能认定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以发出汇票的行为认可了该条款的变更。况且，巴莫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签署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也确认了系依《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取得平安银行新洲支行汇票6张。原审法院认定《订货合同》仅在保时通公司和巴莫公司之间有效，对平安银行新洲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予以认同。巴莫公司违约发货，给平安银行新洲支行造成汇票垫付款及利息损失，应当按《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对损失金额问题已经作了详细的说理，本院予以认同，此处不再重复。
综上，本院认为，巴莫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70元，由巴莫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拓
审 判 员 陈 国 华
代理审判员 张 盈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罗娜（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