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7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男，1973年10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中平，北京市现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1，女，1971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1（曹×2之弟），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3，女，2002年2月17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梁×1（曹×3之母），女，1971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1（曹×2之弟），男，1972年3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杨×1，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万有志，北京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皮×，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刘×因与被上诉人梁×1、曹×3，原审被告杨×1、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初字第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的委托代理人李中平，曹×3的法定代理人梁×1、曹×1，杨×1的委托代理人万有志到庭参加了诉讼。皮×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梁×1、曹×3诉至原审法院称：梁×1系曹×2之妻，曹×3系曹×2之女。
2014年10月17日，杨×1雇佣曹×2去顺义区×村南给皮×拆违建，约定报酬为每天200元。事发时曹×2负责在架子上切割铁架子，从4米多高的架子上摔下，当日即被送至顺义区医院抢救治疗，住院12天，后于2014年10月29日抢救无效死亡。杨×1、皮×作为曹×2的雇主，应对曹×2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事故给梁×1、曹×3造成如下损失：医疗费58752.99元，存放尸体费2700元，火化整容费1610元，墓地费5000元，交通费800元，丧葬费34758元，死亡赔偿金40739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06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护理费2000元，误工费6000元，复印费420元，共计620039.99元。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杨×1、皮×、刘×负连带责任赔偿上述所有损失并负担案件受理费。
杨×1在原审法院辩称：杨×1不是曹×2的雇主，双方未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杨×1仅是为曹×2向皮×介绍干活，皮×是杨×1和曹×2共同的雇主，曹×2和杨×1之间为工友关系。曹×2在切割彩钢时坠亡，工作内容不是杨×1指派，杨×1对于曹×2的死亡无过错，综上，杨×1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杨×1支付过梁×1、曹×3，1.5万元，如认定杨×1有责任，要求扣除，如认定杨×1无责任，另行解决。
皮×在原审法院辩称：皮×与曹×2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曹×2受雇于杨×1，杨×1是当地建筑队的包工头，皮×将拆违建的工作包给杨×1，约定每个工人一天300元，干完活结账。曹×2死亡应由雇主杨×1承担责任。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杨×1从皮×处支取了工程款1万元，但没有给工人发工资，故皮×又让杨×1组织工人发工资。皮×给杨×1的1万元，如认定皮×有责任，要求扣除，如认定皮×无责任，另行解决。
刘×在原审法院辩称：涉诉违建的所有人是我，该建筑只是超高，并不是都是违建。我因在外地无时间处理此事，故委托皮×找人将部分违建拆除。本案皮×已经找了包工头杨×1负责拆除，出了事应该由杨×1负责。如果认定皮×承担责任，应由我来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曹×2之父曹×4、之母谢×均已去世。梁×1系曹×2之妻，曹×3系曹×2之女。
2014年10月17日上午，曹×2到刘×家进行房屋拆除工作。当日下午，曹×2未系安全带、未戴安全帽站在脚手架上切割彩钢时，脚手架倒塌，曹×2摔伤，后曹×2被送至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0月29日死亡，被诊断为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双侧额颞顶硬膜外血肿等。经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曹×2符合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
证人代×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2014年10月16日我和几个人在×村的皮×家拆厂房。10月17日16时50分许，我和律×正在下边接板子，曹×2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气割，皮×找的一个人负责推脚手架，不知怎么一推脚手架就倒了，曹×2就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昏过去了。曹×2当时站在6.8米高的脚手架顶上，没有戴安全帽，也没有系安全带。杨×1是工头。我是小工，干一天皮×给160元，活干完了给了8天工钱。
证人律×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杨×2找我过去干活，姓曹的是杨×2，17号那天现找去干活的。10月17号下午16时30分许，当时我正在卸板子，姓曹的用气割弄C型钢，后来其听见嘭的一声，过去一看发现姓曹的摔下来了。听说是有人给推架子，架子倒了，姓曹的没系安全带。我给×村的皮×干活。
证人王×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2014年10月中旬，我朋友皮×在×村南养殖地盖的房让政府定为违建需要拆除，皮×把拆房事交给×1村的杨×1，让他找点人给拆了。拆房的工人去一天给300元，皮×让我帮忙在拆房现场看着点别出什么事。2014年10月17日16时50分左右，我正在门口看着其他工人干活，听到杨×1找来的工人喊架子要倒，我回头看脚手架正斜着往东倒下去，有一个工人也随着架子摔倒地上。摔下来的工人腰上系着安全带，但没有将安全带系到房顶梁上。
证人张×出庭作证，其证言为：我经杨×1介绍在2014年10月15日和律×、杨×1一起去×村南给皮×干活，拆除违建房屋，工钱是每天200元，皮×大舅子负责记工，工钱是由皮×直接发给我们的。
证人律×出庭作证，其证言为：经杨×1介绍2014年10月15日中午我和张×、代×一起去×村南给皮×干活，主要是拆违建房。工钱是每天200元，皮×大舅子负责记工，工钱由皮×直接发给我。2014年10月23日，皮×通知发工资，皮×的会计给发，发完工资每个人签字，杨×1当时不在现场，后来杨×1回来了，就让杨×1签字，杨×1签字时纸下边没有“承包人总签”的字样。
皮×称杨×1在2014年10月18日以支取工钱为由从其处支走10000元，但杨×1没有给工人发工资，故其在2014年10月23日又组织工人领取工资，共计发放5780元。杨×1称其从皮×处借支的10000元全部交给了曹×2家属。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谁是适格的赔偿主体。杨×1称皮×让其找工人到皮×家拆除房屋，杨×1和其他工人工资均为每天200元，其与曹×2是工友关系。而皮×却称其将整个拆除房屋工作包给了杨×1，每个工人每天300元。但杨×1与皮×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承揽合同，在杨×1否认的情况下，皮×并未就其与杨×1之间已经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曹×2系由杨×1介绍到皮×指定的拆房处工作。皮×安排人员在现场负责安全，并提供安全带、钩机等劳动工具和设备，工人工资亦由皮×安排人员进行发放，综合上述证据可以得出，皮×与曹×2之间已经形成了雇佣关系。曹×2在从事劳务活动过程中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皮×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对曹×2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曹×2与杨×1之间不存在控制、从属关系，曹×2的劳务费亦不是杨×1发放，故杨×1与曹×2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梁×1、曹×3要求杨×1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刘×系涉诉建筑物所有权人，其委托皮×组织工人为其进行部分房屋拆除工作，刘×与皮×之间已经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刘×应对皮×在完成委托活动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刘×为本案中适格的赔偿义务人。鉴于曹×2在劳务过程中存在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故对其自身损害后果应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尸检鉴定费属原告梁×1、曹×3因此事故造成合理损失的范围。对于梁×1、曹×3上述各项合理损失的具体数额，法院根据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梁×1、曹×3提交的证据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统计数据予以确认。梁×1、曹×3主张的墓地费、火化整容费属于丧葬费范畴，法院不予支持。因检验尸体产生的鉴定费2400元，赔偿义务人应予赔偿。梁×1、曹×3主张的复印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法院不予支持。梁×1、曹×3其他诉讼请求过高的部分，法院均不予支持。经过庭审质证，法院审核确认梁×1、曹×3因此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58752.99元，护理费2000元，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34758元，死亡赔偿金40739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06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尸检鉴定费2400元。梁×1、曹×3上述除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外的合理损失，由刘×按照7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杨×1已经支付给梁×1、曹×3的1.5万元，本案中不予处理，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赔偿梁×1、曹×3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尸检鉴定费共计三十九万六千五百八十六元九角九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驳回梁×1、曹×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从起诉状的内容来看，梁×1一方最初确定曹×2由杨×1雇佣，这一诉称就是直接有力的证据，毕竟曹×2与杨×1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其他关系，曹×2及其家人是清楚的。2.杨×1若不是曹×2的雇主，为何曹×2的家人不是向皮×而是向杨×1要求赔偿。曹×2出事后，是杨×1为曹×2支付医院费用。上述事实说明，是曹×2与杨×1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杨×1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皮×是代表村拆违建的，如说雇人也只能村委会雇人。皮×既非房主也非中间商，绝不会无偿的私自雇人。4.一审法院不应在已列皮×为被告的同时追加我为被告。5.一审将谁是雇主的争议确定在杨×1和皮×之间，为何一审对杨×1不适用举证责任，却只对皮×适用举证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杨×1负担。
梁×1、曹×3认为一审判决金额过低，且不应判处曹×2承担责任，但是未提起上诉。杨×1同意原判。皮×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曹×2出生于1969年11月6日，系农业家庭户，与梁×1生有一女即曹×3。曹×2的父母均早于曹×2过世。
刘×、皮×、杨×1及曹×2各方之间均无任何书面协议。
经与当事人核实，本案所有证据中“杨×3”、“杨×2”、“杨×4”均指称杨×1，签字也是杨×1本人所签；相关证据中的“梁×2”、“梁×3”均为梁×1。
根据2014年10月29日顺义公安分局×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材料，代×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2014年10月16日开始我和几个人在×村的皮×拆厂房。10月17日16时50分许，我和律×正在下边接板子，曹×2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气割，皮×那边找的一个人负责推脚手架，不知怎么一推脚手架就倒了，曹×2就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昏过去了。曹×2当时站在6.8米高的脚手架顶上，没有戴安全帽，也没有系安全带。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张×1、律×、另外两个杨×1从劳务市场找的人以及皮×找的两个人。杨×1是工头。我是小工，干一天皮×给160元，活干完了给了8天工钱。
同日，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杨×1找我过去干活，姓曹的是杨×2，17号那天现找去干活的。10月17号下午16时30分许，当时我正在卸板子，姓曹的用气割弄C型钢，后来其听见嘭的一声，过去一看发现姓曹的摔下来了。听说是有人给推架子，架子倒了，姓曹的没系安全带。我们是给×村的皮×干活，皮×是×村的治保。
同日，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2014年10月中旬，我朋友皮×在×村南养殖地盖的房让政府定为违建需要拆除，皮×把拆房事交给×1村的杨×1，让他找点人给拆了。拆房的工人去一天给300元，皮×让我帮忙在拆房现场看着点别出什么事。2014年10月17日16时50分左右，我正在门口看着其他工人干活，听到杨×1找来的工人喊架子要倒，我回头看脚手架正斜着往东倒下去，有一个工人也随着架子摔倒地上。摔下来的工人腰上系着安全带，但没有将安全带系到房顶梁上。杨×1应该没有施工的资质。当时干活的工人都是农村干活的，没有高空作业证。我在现场的工作是负责看着工人干活，负责工人的安全。
同日，曹×1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曹×2是我哥哥，在2014年10月17日给人干活从房子上摔下来经救治无效死亡了。我不知道曹×2给谁干活，就知道是×村的人。是我们村一个叫杨×1的人找的活。
此外，根据×派出所有如下记录：“皮×一方在××村有一违建，通过杨×1找了几名工人对违建进行拆除，17日曹×2摔伤时，皮×与杨×1均未在场，而且也没有报警，过了3天曹×2的弟弟曹×1才打电话咨询赔偿问题，并未说明伤情。双方一直通过中间人杨×1商谈赔偿问题，且双方一直未见面……”
经查，皮×系北京市顺义区基层安全员，其持有的“检查证”载明的检查区域为顺义区×村，管理单位为顺义区×镇人民政府。
一审中，刘×曾出具《证明》：“我叫张光宇，2014年我在×村张桂芳承包的土地上建房，被卫片确定为违建，要求10月15日前拆除完毕。×村治保主任皮×通知我限期拆除，因我在外地，为了保证不超期，皮×介绍一个叫杨×2（后来听说也叫杨×1）的包工头，说吊车我自己租，杨×2只带其他设备和工具，按工时计价，每工每天300元。完活结帐。我同意了。出事时杨×1还没在现场干别家活去了，所以剩下的活也没有再让他干了，按他的要求给他的雇员发的钱，他也签名了。他应得的部分没给。承包费和租吊车费等都是我支付的，与皮×无关，他只是个中间介绍人。”审理中，刘×表示皮×在此过程中不获益。
2014年10月15日，杨×1在一张有如下内容的字条上签字：“拆房顶3个半工工地管理人杨×3，承包人杨×3，每人200元，共700元。”从字迹来看，字条内容与签字确非同一人所写。审理中，杨×1表示其签字时，该条上并无“工地管理人杨×3，承包人杨×3”字样。
2014年12月20日，顺义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出具《证明》：“杨×1又叫杨×3，×镇×1村人，包工头，主要承包农村彩钢封顶建房工程。皮×是我村村民，他的建房也是经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包给杨×1干的，后来干活摔死了人。据了解，因为死者家属和杨×1关于赔偿问题差距太大，所以难作调解。皮×给杨×1的工程款按每个工每天300元计算。完工结、干活用的设备、工具人员由杨×1自己负责。”
后×村委会又出具《证明》：“关于皮×拆房摔人一事，补充以下意见：被拆房是镇发了违建通知、限期拆除的房，皮×是村负责安全的，对拆房的进度、安全问题，皮×需随时向村里汇报。因此，我清楚有关情况。第一，农村工程承包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多少钱，另一种按工说，每工每天多少钱，皮×拆的这房，因为涉及到租吊车问题，难以按前一种方式，最后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包给了杨×1，每工每天300元给杨×1，杨×1给干活的每天200元（具体杨×1给干活的多少钱以杨×1签名为准）。自摔人后杨×1撤场了，剩余工程又以同样方式包给了另一包工头。杨×1是农村建筑队包工头，除本次拆房以外，本村李文学、皮×、朱大林、皮显顺建房也都是包给杨×1建筑队干的。第二，关于杨×1给他干活的人发工钱的情况是：为确保杨×1将工钱如数发放，皮×要求杨×1，发放单上领钱人和包工头都要签名。”该证明上有该村村长、书记许长春的签字。
2015年1月22日，×村委会与北京市顺义区×镇规划建设与环境保护办公室共同出具《证明》：“由皮×包给杨×1拆除的违建，因为摔死人了，有关部门领导过问，村里经过反复核查，确认此处违建的主人为刘×。”
一审中，代×出庭作证，证明其每天干活是听皮×安排，17日下午曹×2干活用的安全带是皮×提供的；工人一起干活没有工头。张×出庭作证，证明杨×1不管指挥干活，现场是皮×的大舅子负责记工；这次干活，杨×1提供电钻、电线、临时线，皮×提供氧气瓶和其他切割工具。律×出庭作证，证明其现场干活听皮×的指挥；事发时杨×1和皮×都没在现场。张孝青出庭作证，作证中提及由杨×1指挥其干活。
审理中，皮×认可其大舅子负责现场记工。
二审中，刘×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8日的×村委会的《证明》：“在拆刘×家违建摔死人后，死者家人要求和房主谈谈有关经济补偿问题，杨×1没让找，说这事跟房主（指皮×）谈不着。皮×是村委会负责拆除刘×家建筑的人，不是雇主，皮×是代表村委会落实拆违的人。”
关于医疗费。在曹×2在顺义区医院住院治疗期间（2014年10月17日至2014年10月29日），梁×1、曹×3共支付医疗费58752.99元。关于交通费。梁×1、曹×3提交了李晓东出具的四份证明，证明李晓东在2014年10月17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因曹×2家属往返医院、火化等用车收取车费共计650元。关于护理费。梁×1、曹×3提交了金珈源（北京）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出具的三张收据，收据显示共收取曹×2的护理费2000元。关于误工费，梁×1一方主张误工费共计6000元，但未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证人证言、派出所笔录、证明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主要围绕着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谁是适格的赔偿义务人。
首先，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皮×主张将整个房屋拆除工作包给了杨×1，杨×1表示否认，故皮×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皮×与杨×1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现场由皮×的大舅子记工，皮×提供安全带等劳动工具，工人工资最终实际由皮×发放。此外，根据派出所记录，大多数工人也主张是给皮×干活。而×村委会出具的部分证明上仅有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或经手人签章，且多份证明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及与实际情况不符之处，故对×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而2014年10月15日的字条上“工地管理人杨×3，承包人杨×3”明显非杨×1字迹，且加入该句话后，整个字条内容前后不通顺，故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认定。综上，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系涉案拆除工作由杨×1承包，也不能证明杨×1与曹×2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其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审理中，房主刘×自认此事与皮×无关，皮×只是中间介绍人且皮×不获益，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判令刘×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现梁×1、曹×3作为曹×2的近亲属，有权要求刘×予以赔偿。一审法院结合就曹×2治疗情况、住院天数、护理支出以及举证情况，就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等所作处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0000元，由曹×3、梁×1共同负担3604元（已交纳），由刘×负担639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249元，由刘×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莉
代理审判员 陈茜
代理审判员 楚静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