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1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曲阜市。
法定代表人阮祥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秀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忠杰，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杨连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修军，山东中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红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秀娟、蔡忠杰，被上诉人港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修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被告红海公司获得曲阜市京沪高铁曲阜东站站前三宗商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拟开发建设“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2013年8月1日，被告红海公司签发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授权委托书，兹经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特授权王润南（时间从2013年8月1日起至整个红海高铁项目竣工和决算结束为止。特此授权。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加盖印章）、法人代表盖章（阮祥华印），2013年8月1日”。2013年12月9日，被告红海公司为发包人、甲方，原告港基公司为承包人、乙方，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原告港基公司总承包被告红海公司开发的“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合同对工程概况、承包范围及承包方式、合同工期及工期奖罚标准、质量标准及质量奖罚标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合同优惠费率及合同暂定价格、材料供应、结算依据、工程款支付、分包、合同履约保证金、违约责任、工期延期、合同生效和合同作废等事项分别作出约定，其中第十一条合同履约保证金项约定“1、合同履约保证金支付时间：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在三天内先支付1000万元合同履约保证金到红海公司银行账号＊＊＊＊＊＊＊＊＊＊＊3886。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已交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在乙方进场后，转为施工履约保证金。2、施工履约保证金退还时间：当工程完成基础正负零后10天内，先退还50%，项目主体完成后15天内退还100%；如果甲方不能在2014年3月18日前确保乙方进场施工，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2014年3月28日前全额退还1000万元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计算利息。”第十六条约定“本协议作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协议的各项条款均作为双方签订正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条款和依据，本协议各项条款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有矛盾之处，均以本协议为准。”合同尾部加盖“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印章、法人代表“阮祥华印”及委托代理人王润南签名。2013年12月12日、12月20日，原告港基公司向被告红海公司＊＊＊＊＊＊＊＊＊＊＊3886账号转款800万元、200万元。
后因工程迟迟不能开工，2014年4月8日，原告港基公司与被告红海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约定的在2014年3月18日前，甲方（红海公司）通知乙方（港基公司）进场施工。因甲方或政府原因导致乙方未能在约定的时间进场施工，为此，乙方同意甲方截止到签订此补充协议时，赔偿乙方各项损失共计60万元，且签订此补充协议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将此款支付乙方。二、签订此补充协议时，按照《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约定，甲方应当于2014年3月28日前将全部履约保证金全部退还乙方，但甲方于2014年4月4日只退还了200万元，还有800万元没有退还乙方。双方约定，此800万元本息，甲方同意于2014年4月22日前全部付给乙方，如逾期不能付清，甲方同意以此8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乙方支付利息，直到将本息全部支付完毕为止。同时，除承担以上利息外，每日另支付乙方损失1万元。三、此补充协议作为《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的补充，与《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发生争议，双方同意由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协议尾部加盖“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印章、法人代表“阮祥华印”及委托代理人王润南签名。但被告红海公司未按约定履行。
2014年4月23日，原告港基公司与王润南签订《补充协议书二》一份，有关内容为：“一、2014年4月8日补充协议约定的‘甲方在2014年4月11日前赔偿乙方各项损失共计60万元并在2014年4月22日前将8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全部退还乙方’，经协商，乙方同意甲方在2014年5月1日前，将赔偿金60万元及履约保证金400万元支付乙方，剩余的400万元履约保证金，甲方在2014年5月20日全部退还乙方。二、因甲方没有按2014年4月8日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向乙方赔偿损失和退还履约保证金义务，甲方同意继续按照2014年4月8日补充协议的约定，自2014年4月22日起，以8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乙方支付利息，直到将本息全部支付完毕为止。同时，除承担以上利息外，自2014年4月22日起每日另支付乙方损失1万元。三、此补充协议作为《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2014年4月8日补充协议的补充，与《四星级红海国际大酒店、红海商业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合同、2014年4月8日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发生争议，双方同意由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协议尾部只有委托代理人王润南签名，未加盖被告红海公司及法人印章。被告红海公司于2014年5月1日前未能支付首期履约保证金及赔偿金，原告港基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被告红海公司支付首期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及赔偿金60万元，原审法院以（2014）长民初字第1156号立案受理。2014年6月4日，原告港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红海公司支付第二期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及利息、损失。
诉讼中，被告红海公司提供江西省广丰县公安局出具的广公（经）诉字（2014）0018号《起诉意见书》一份，载明：“犯罪嫌疑人王润南，男性，浙江省杭州市人，江西红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集团）副总经理、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犯罪嫌疑人王润南因涉嫌职务侵占罪于2014年6月25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14年7月30日，经广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诈骗罪，王润南被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广丰县看守所。经依法侦查查明：王润南于2013年初由红海集团聘请，在红海集团任职副总经理，负责山东省曲阜市高铁站附近三块土地项目的相关工作。2013年1月下旬，红海集团出资以红海集团总经理阮祥华（红海集团董事长阮火海之子）名义竞拍中标山东曲阜市高铁站附近三块土地，并在山东省曲阜市注册设立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由阮祥华担任法人代表、董事长；同时红海集团考虑到阮祥华长期在江西新余负责房产开发，即委派王润南具体负责曲阜红海三块土地的报批报建工作，即为该三块土地办理土地证、规划许可证等。经红海集团与王润南协商，红海集团答应支付王润南年薪120万元，由王润南负责曲阜红海日常工作，主要为曲阜红海名下的三块土地（原阮祥华名义所拍）办理土地证、规划许可证等证件，同时出于对王润南的高度信任及工作方便，红海集团派王润南向曲阜市公安局申请雕刻曲阜红海公司印章、财务印章，并负责雕刻阮祥华的法人印鉴，由于王润南强调在报批报建过程中随时会使用相关印章印鉴，红海集团考虑到工作的方便，便同意在印章、印鉴制好后均由王润南保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8日，王润南共向红海集团申请拨付并实际收到红海集团所拨付的资金293万元，曲阜红海自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日的实际开支仅为2390728.90元，其余539271.10元全部被王润南利用职务便利挪作他用。……2013年7月份至2014年4月份期间，王润南在红海集团董事长阮火海已明确表示相关项目准备由红海集团自行承建的情况下，虚构曲阜红海中标地块工程项目即将开工、需要寻找施工单位承建的事实，利用自己红海集团副总经理和曲阜红海负责人的身份，伪造曲阜红海董事会授权其全权负责项目签订的授权书，在签订施工协议之前及签订过程采取拨打假电话等手段，多次谎称已取得红海集团董事长阮火海的授权、施工协议已被阮火海董事长认可，先后骗取孔某某、施某某、赵某某、王某某及朱某某的信任，并先后与裕达建设集团公司、施某某个人、浙江八达建筑公司、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建筑技术集团公司商谈并签订相同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施工协议书，从而骗取上述各单位及个人的工程履约保证金（3200万元）；王润南在收取工程履约保证金的同时，还以其个人、杭州润华公司、张某某、曲阜红海名义，在故意隐瞒曲阜红海法人代表的情况下用曲阜红海作为担保方，先后向上述五家公司或个人以借款的名义骗取大额资金（借款条为1200万元，实际收取1180万元）。王润南在骗取上述各公司及个人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及借款时，并未使用红海集团已掌握的曲阜红海的基本银行账号，而是要求对方将所有工程履约保证金全部汇入王润南个人在济宁银行以曲阜红海名义开设的一个一般账号。王润南所收取的所有工程履约保证金、借款，全部被王润南个人控制被占有……”。被告红海公司另提供曲阜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15年2月6日向被告红海公司下发的《关于红海大酒店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关于红海商业广场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各一份。诉讼中被告红海公司主张如下：认为此案涉及王润南的刑事犯罪问题；涉案工程没有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合法手续、没有进行招投标，原告港基公司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没有进行审查即签订施工合同、支付履约保证金，存在明显的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本案应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就民事责任的承担作出处理，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红海公司原项目负责人王润南以被告红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港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协议书》，收取原告港基公司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后退回200万元，就剩余800万元的返还，后续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二》，但未能履行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应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二、被告红海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责任；三、原告港基公司分两案起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焦点一：本案应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中红海公司项目负责人王润南以红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港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收取履约保证金，王润南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查处，并不影响被告红海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因此，本案并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关于焦点二：被告红海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责任。涉案工程的报批报建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工程项目红海集团拟自行建设，并未授权王润南对外签订施工合同及收取履约保证金，王润南的行为明显属无权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红海集团派王润南向曲阜市公安局申请雕刻曲阜红海公司印章、财务印章，并负责雕刻阮祥华的法人印鉴，……红海集团考虑到工作的方便，便同意在印章、印鉴制好后均由王润南保管”，王润南持有被告红海公司印章、法人印鉴、授权委托书，原告港基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润南有代理权，因此，王润南与原告港基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对被告红海公司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其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关于焦点三：原告港基公司分两案起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王润南以被告红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港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下欠800万元履约保证金本金及利息于2014年4月22日前全部付清，但被告红海公司未能履行；后双方再行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将800万元履约保证金本息及损失分两次支付，这实际减轻了被告红海公司一次性支付的压力，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港基公司根据《补充协议书二》的约定分两案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王润南以被告红海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港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书二》，对被告红海公司具有约束力，原告港基公司要求被告红海公司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返还履约保证金及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补充协议书二》即约定了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同时又约定每日另支付乙方损失1万元，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24%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400万元；二、由被告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自2014年4月2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4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原告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山东港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2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红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具体如下：一、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协议是红海公司的原员工王润南以诈骗被上诉人港基公司钱财为目的签订的，公安机关已对王润南涉嫌诈骗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润南已经被逮捕，其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且本案的事实与王润南涉嫌诈骗犯罪中的部分事实是同一事实。对此，已有广丰县公安局出具的广公（经）诉字（2014）0018号《起诉意见书》进行了认定。另一方面，王润南是否合法取得与港基公司签订涉案协议的授权，其使用公司公章与港基公司签订涉案协议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公司利益等是判断红海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且王润南涉嫌合同诈骗，已被江西省公安局侦查，同时红海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王润南和港基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有行贿与受贿行为，在2016年1月22日，被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涉嫌行贿受贿行为，也涉嫌王润南和港基公司恶意串通骗取红海公司的钱财。故本案的基本事实须以王润南涉嫌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中止本案的审理。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王润南涉嫌的刑事案件不影响红海公司的责任承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应先刑后民，红海公司不承担责任。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根据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受理500万以下的案件。港基公司为了在原审法院起诉，将同一事实和理由的履约保证金800万元拆分为两个400万元起诉，原审法院受理的唯一依据为涉案《补充协议书二》，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本补充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但该协议签订时，红海公司已将公章全部收回，该协议上并未加盖红海公司的公章，应为无效协议。本案港基公司规避管辖权的目的就是通过地方保护以达到其谋取非正当利益的可能性，而原审法院以“约定将800万元履约保证金本息及损失分两次支付”为由予以支持，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裁定中止本案审理或驳回起诉；3、本案诉讼费由港基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港基公司答辩称：一、港基公司与红海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协议书后，是按合同要求将合同履约保证金支付到红海公司的账户内，并非支付给王润南个人。假如事后王润南从红海公司的账户内取款用款而涉嫌犯罪，侵犯的不再是港基公司的权益了。即便王润南涉嫌刑事犯罪，也与港基公司无关，本案的诉讼主体并不是港基公司和王润南，而是港基公司与红海公司，此案根本不存在先刑后民的程序问题。二、红海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缺乏事实依据。红海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江西省广丰县公安局出具广公（经）诉字（2014）0018号《起诉意见书》已经说明了：红海公司出于对王润南的高度信任及工作方便，红海集团派王润南向曲阜市公安局申请雕刻曲阜红海公司公章、财务印章、并负责雕刻阮祥华的法人印鉴，……印章、印鉴制好后均由王润南保管。且红海公司在上诉中也称“使用公司印章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故，红海公司主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的，也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审理此案程序合法。港基公司起诉后，红海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对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提出了撤销之诉，一审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342号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红海公司对此判决又提出上诉，本院（2015）济民五终字第395号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故，一审法院对此案的审理，是在实体证据有了生效的判决后，才进行的，一审程序合法。四、红海公司称一审判决的4倍利息没有依据，与事实不符，因为双方争议的是合同履约保证金，双方约定了如果合同不履行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时间，如超出时间双方同意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支付利息和赔偿相应的损失，此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未超出法律的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红海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港基公司为达到非法承揽工程的目的，贿赂王润南100万元，港基公司有明显过错，其损失应自行承担。证据2、立案决定书及立案告知书原件各一份，均证明公安机关在侦办王润南诈骗案过程中又发现港基公司曾贿赂王润南，拟非法承揽工程一事，针对该商业贿赂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证实港基公司与王润南之间可能存在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非法交易，在王润南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之前，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被上诉人港基公司针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不是新证据。因为广丰公安局在此案一审时，已经提供了（2014）0018号《起诉意见书》该意见书中注明的内容与此“情况说明”不一致。“情况说明”所称的好处费与本案的争议款项不是同一笔款项，此案争议的是履约保证金总计800万元，而情况说明的好处费是100万元。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款项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非同一笔款项，对我公司汇入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款项，已经在长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100万元是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港基公司的借款，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
被上诉人港基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4）长民商初字第842号案件的起诉状。证据2、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港基公司的借款500万元，红海公司担保，三方签订的担保协议书。证据3、港基公司向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100万元借款的银行转款凭证。上述证据均证明港基公司将100万元的款项借给了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保方是红海公司，并非红海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100万元好处费，而是借款。上诉人红海公司质证称：证据1证明的事实与刚才红海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的事实不一致。对证据2中红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上诉人红海公司、被上诉人港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2013年8月1日，上诉人红海公司授权王润南负责涉案工程的招投标及各项合同签订等管理工作，直至涉案工程竣工并结算完毕。2013年12月9日，红海公司与被上诉人港基公司签订涉案《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并约定港基公司向红海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港基公司向红海公司＊＊＊＊＊＊＊＊＊＊＊3886账户支付了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因合同未按约定开工，2014年4月4日，红海公司通过其＊＊＊＊＊＊＊＊＊＊＊3886账户向港基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200万元。上述事实有2013年8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书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是否因王润南涉嫌刑事犯罪而中止审理或裁定驳回起诉的问题。首先，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港基公司与红海公司签订涉案《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协议书》后，是将合同履约保证金转到了红海公司的账户，并非支付给王润南个人，王润南并非涉案协议的主体。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中王润南作为红海公司合法的涉案项目授权人，以红海公司的名义与港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其涉嫌的犯罪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王润南犯罪事实的确定与否，并不必然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也不影响红海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并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并无不当，本案无须因王润南涉嫌刑事犯罪而中止审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关于上诉人红海公司是否应退还被上诉人港基公司涉案履约保证金及相应的损失问题。首先，王润南系红海公司的总经理，也是红海公司在涉案工程项目上的合法授权人，红海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虽然红海公司主张王润南的代理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限及存在私刻公章的问题，但王润南持有红海公司印章、法人印鉴、授权委托书，港基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润南与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二》系履行职务行为，至于王润南是否违反公司内部关于公章的使用规定，是否存在超越权限对外签订合同的情形，作为合同相对人港基公司无从知晓，法律也未规定其应当知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王润南与港基公司签订的涉案建设工程总承包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书应为有效协议。其次，红海公司提交的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该局在侦办王润南涉嫌挪用资金、合同诈骗一案中，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郑振军曾在证人笔录中反映，郑振军将港基公司介绍给王润南，港基公司为争取到涉案工程，答应给王润南个人500万元的好处费，并实际支付100万元转入王润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杭州润华实业有限公司账户。港基公司提交了其与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红海公司于2013年12月9日的担保协议书一份，该担保协议书载明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港基公司借款500万元，借期自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3月18日，借期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红海公司作为担保人加盖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阮祥华名章。港基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给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港基公司基于其与红海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所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应否返还的问题，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港基公司给杭州润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并不必然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使王润南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红海公司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红海公司返还港基公司履约保证金并支付相应的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港基公司分两案起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涉案《补充协议书二》已经本院生效的（2015）济民五终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该《补充协议书二》合法有效。《补充协议书二》中明确约定红海公司在2014年5月1日前，将赔偿金60万元及履约保证金400万元支付港基公司，剩余的400万元履约保证金，红海公司在2014年5月20日全部退还港基公司。港基公司在约定的第一次返还款项期满后，第二次返还款项尚未到期前，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红海公司返还4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60万元赔偿金，符合协议约定。红海公司主张港基公司分两次起诉存在规避管辖权的嫌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红海公司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综上，原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红海公司二审提交了一份《鉴定申请书》，申请法院对《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协议书》上红海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上述协议书中的公章及阮祥华的人名章均系王润南加盖，并且也有王润南的签名确认，亦无鉴定之必要，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红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920元，由上诉人曲阜市红海置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飞
代理审判员 闫振华
代理审判员 黄宏伟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姚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