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闸民三（民）初字第2914号
原告蒯美凤。
原告黄骏。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余庭，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丁佳，上海观庭观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绿建置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晓静。
被告上海华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晓静。
委托代理人陈谷生。
委托代理人陈诗彝。
原告蒯美凤、黄骏与被告上海绿建置地有限公司、上海华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蒯美凤及委托代理人余庭、被告上海华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晓物业）委托代理人陈谷生、陈诗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绿建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建置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蒯美凤、黄骏共同诉称，1997年因原告黄骏住房困难，其单位将上海市闸北区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公房套配给原告。1998年5月26日，原告黄骏与被告绿建置地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将原告承租的系争房屋由原告买下房屋产权，购房费用为人民币37，61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后续购买系争房屋产权事宜均由被告绿建置地及华晓物业办理。2000年2月23日，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了房地产权证。2011年4月，原告发现系争房屋的房产来源性质在公房转产权房时被登记为全价商品房，而非房改售房，该登记错误直接导致了原告无法享受交易退税政策、只能享受较低的维修基金及须支付较高的物业管理费等后果。后来原告查阅了系争房屋的交易档案，在档案中发现了伪造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该合同双方系原告、被告绿建置地，房屋价款为220，950元，而该合同上原告的签名系伪造。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请求判令：1、要求两被告履行《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约定，协助原告办理系争房屋房改售房产证，办理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履行方式为：首先由被告绿建置地履行，被告华晓物业承担连带责任）；2、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办理产权证更换的费用以及维修基金的差额，按照售后公房的标准补足，首先由被告绿建置地承担支付责任，被告华晓物业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绿建置地未应诉答辩。
被告华晓物业辩称，公房出售合同的双方是被告绿建置地和原告，并非被告华晓物业，被告华晓物业不享有权利，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于2000年2月就取得了系争房屋的产权证，其应当知道系争房屋的权属登记情况，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7年11月24日，上海市电话局经营服务部（甲方）与原告黄骏（乙方）签订的《分房协议书》载明，甲方于1997年11月24日分配给乙方闸北区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1.65平方米。
1997年11月25日的《住房配售单》载明，调配单位市话局，受房人黄骏；原住房情况新村路XXX弄XXX号XXX室；原住房人员情况：所有权人黄骏，家庭主要成员蒯美凤、黄伯建；新配房屋情况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新配房人员情况：购房人黄骏，家庭主要成员蒯美凤、黄伯建；配售房原因：该职工居住不便，高级工职称，经研究同意套配，按协议补差。
1998年5月26日，绿建置地物业管理部（甲方）与黄骏（乙方）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载明，乙方应将原购房人黄骏于1994年12月购买的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街道新村路XXX弄XXX号XXX室，计建筑面积39.59平方米的房屋产权交由住房调配单位上海市电话局保留，作为履行本合同的前提条件；甲方同意将坐落于上海市闸北区彭浦镇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公房出售给乙方；乙方选择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房价款，套配房屋实际付款金额为37，610元。
2000年1月26日，绿建置地（甲方）与“黄骏”、“蒯美风”（乙方）签订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以下简称《商品房出售合同》）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为220，950元；合同封面上写有“未付”字样，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绿建置地销售部印章、戴晓静印，乙方处盖有蒯美凤、黄骏的印章及“黄骏”、“蒯美风”的签名。
2000年1月26日的《收据联》载明，交款单位黄骏，收款内容房款，总计金额35，474元。开票单位处盖有华晓物业发票专用章。
2000年1月27日的《契税完税证》载明，纳税人名称黄骏、蒯美凤，纳税人地址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税目：房屋买卖；计税金额：220，950元；……实缴金额1，657.13元。
《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显示，房屋座落：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申请人“黄骏”、共有人“蒯美风”；原权利人绿建置地；尾部盖有蒯美凤、黄骏的印章、“黄骏”、“蒯美风”的签名及华晓物业印章。
2000年2月23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向原告黄骏、蒯美凤颁发了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产权证上写有“限内销房”字样。
另查明，1996年2月15日，上海市建设房产公司第一分公司、上海灵广城市建设总公司、上海化工原料公司签署《关于成立上海绿建置地有限公司的协议》。1996年4月1日，绿建置地成立。
1999年3月30日，上海市建设房产公司第一分公司向绿建置地发送的《关于免去戴晓静同志现任职务的通知》载明，因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并征得上级公司同意，自文到之日起，免去戴晓静同志绿建置地有限公司法人经理职务，由上海市建设房产公司第一分公司经理王建梁兼任绿建置地有限公司法人经理职务。戴晓静在通知的尾部注明“同意离职。离职后接管绿建置地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屋物业管理工作”。
2011年7月26日，（2011）闸行初字第32号案件中的戴晓静询问笔录载明，戴晓静原先是绿建置地的法人，成立绿建置地就是为了开发系争房屋所在的小区，建设完毕后，该公司因为没有进行年检，于2001年自行歇业。其已于1999年离开绿建置地，系争房屋所在小区的公房出售手续都是由绿建置地办理的。华晓物业于1999年5月成立，当时除了其和一名财务，其他员工均是原来绿建置地的员工。后来该小区的销售及后续工作结束后，那套人员都离开了华晓物业。《商品房出售合同》上“戴晓静”的印章是其本人的印章，但其当时已被免去绿建置地法人职务，故早已将印章交给新任法人王建樑，以便于办理房屋买卖的手续。《商品房出售合同》上乙方的签名可能是当时绿建置地的业务人员代签的。办理产证时的契税也是由绿建置地代缴的。
再查明，2008年11月的管理费帐单（住户收存）显示，户名黄骏，地址1291-21-502，金额18×24=432元（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
上海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年度结存单显示，地址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结转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年初余额3，812.42元，利息收入13.53元，年末余额3，825.95元。
上海市售后公房维修资金业主年度结存单显示，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产业地址：老沪太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维修资金年初余额8，091.36元，本年增值收入295.33元，年末余额8，386.69元。
审理中，原告表示，公房出售合同的签约人是原告黄骏，但在办理产证的过程中，华晓物业曾告知原告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当时也未要求原告补签售房合同，后来拿到的就是产权登记在两原告名下的产证。系争房屋一直是按照公房标准缴纳的物业费。原告从1998年在系争房屋居住至今。直到2011年3月，原告收到了维修基金的单据，才发现其享受的维修基金是商品房的标准，和售后公房是不一样的。商品房的维修基金单据是银行直接寄给业主的。《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是2011年3、4月份华晓物业的法人戴晓静给原告的，合同上的签字不是原告所签，印章是之前办理售后公房产证时交给华晓物业的。原告认为，两被告在人员及经营范围均存在混同的情况，在办理购房手续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业主利益的情形，所以被告华晓物业应对原告的主张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发现登记错误后，就不再缴纳物业管理费，待事情解决后再行支付。
被告华晓物业表示，绿建置地与华晓物业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股东构成均不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被告华晓物业并非本案所涉合同的向对方，不应承担责任。而且售后公房的产证备注会写明是房改售房，而原告的产证上没有写，所以原告早就知道系争房屋是以商品房办理手续的。而且银行每年都会为业主寄送维修基金单据，所以原告房屋的性质应该是知情的，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系争房屋的管理费标准确是按照售后公房缴纳的，但物业是根据开发商提供的收费标准来收取的。华晓物业只是负责代收房款，系争房屋的售房款应该早已转交给绿建置地了。被告提供的系争房屋物业费缴纳情况显示，该户自2010年1月开始欠付物业管理费。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分房协议书、住房售配单、购房人缴付费用计算、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计算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房地产信贷部个人购房交款凭证、收据联、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过户登记申请书、售后公房的物业费缴纳标准、戴晓静的询问笔录、系争房屋2013年维修基金结存单、501室售后公房维修基金的结存单、602室商品房维修基金结存单，被告提供的免职通知及情况说明、绿建置地工商登记的内档信息以及华晓物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黄骏与被告绿建置地签订了《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被告绿建置地应按照规定为原告办理系争房屋的公有住房出售手续，但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被告绿建置地却以《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办理了系争房屋的产证。原告认为，因产证的房屋来源登记错误导致原告无法享受交易退税政策，只能享受较低的维修基金及须支付较高的物业管理费，为此要求两被告履行《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约定，协助原告办理系争房屋房改售房产证，因两被告的经营混同，故应由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绿建置地与华晓物业的股东并不相同，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之间的经营存在混同的情形，而且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华晓物业认为，原告于2000年2月就取得了系争房屋的产权证，其应当知道系争房屋的权属登记情况，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系被告华晓物业提出可以办理两个人的产证，但原告并未补签合同，于2011年看到维修基金单据时才发现产证登记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要求两被告履行《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的约定，其请求权基础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规制。原告蒯美凤并未签署《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事后也未补签合同，但系争房屋产证却登记了两原告的名字，另外系争房屋产证上写有“限内销房”字样，且未注明房改售房等与公有住房出售相关的内容，明显与公有住房出售所办理的产证不符，原告对此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同时，原告在审理中认可原告自1998年在系争房屋居住至今，但2011年3月收到维修基金的单据后才发现系争房屋登记错误。维修基金的单据系由银行每年直接向业主寄送，原告自1998年居住至今，但2011年才收到了维修基金单据明显与常理不符。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被告的抗辩意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蒯美凤、黄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蒯美凤、黄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思奇
代理审判员 董 锟
人民陪审员 陈名玲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潘 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