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七民一初字第02512号
原告云阳县鸿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滨江大道2594号。
法定代表人张德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苏昌丰、王占锋，河南国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佳佳红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刘砦工业区中街126号。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鲍宛生，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有限公司，住所地禹州市朱阁镇祁庄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时金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鲍宛生，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云阳县鸿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商贸”）诉被告河南佳佳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佳佳红”）、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州佳佳红”）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鸿达商贸”的委托代理人苏昌丰，被告“河南佳佳红”的法定代理人王春生、被告“河南佳佳红”及“禹州佳佳红”的委托代理人鲍宛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鸿达商贸”诉称，2013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河南佳佳红”的推销员张某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向被告“河南佳佳红”购买104100元的由被告“禹州佳佳”生产的“海参鱼”桶装食用油。其中，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食用菜籽油200件（每件4桶，下同），赠品20件，计880桶；规格为4.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食用菜籽油150件，赠品15件，计660桶；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调和油100件，赠品2件，计408桶；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大豆油50件，赠品1件，计24桶。协议达成后，原告于当日向被告“河南佳佳红”的法定代表人王春生的账户上预付104100元的油款。2013年1月16日，原告收到被告“河南佳佳红”按照约定的数量发送的食用桶装油。2013年1月31日，重庆市云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云阳县工商局”）在流通领域食品检测工作中对原告销售的上述“海参鱼”桶装食用菜籽油进行抽样，并委托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2013年3月8日，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作出的检验结论为：本批产品所检项目“脂肪酸组成”不符合《GB1536—2004菜籽油》的要求，产品不合格。2013年3月12日，“云阳县工商局”对原告尚未销售的规格为5升／桶的764桶和规格为4.5升／桶的654桶上述菜籽油实施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决定立案调查。2013年3月20日，“云阳县工商局”委托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已扣押的上述菜籽油再次进行食品抽样检验。2013年4月2日，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作出的检验结论为：本批产品所检项目“脂肪酸组成”不符合《GB1536—2004菜籽油》的要求，产品不合格。为此，“云阳县工商局”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并于2013年4月27日对原告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不合格的“海参鱼”菜籽油1418桶（其中规格为5升／桶的764桶，规格为4.5升／桶的654桶）；2、罚款100000元。原告认为，原告受到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受到的损失，是因二被告生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导致的，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二被告应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罚款损失100000元、油款84425元、误工费和差旅费100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委托代理人称，1、涉案的海参鱼菜籽油系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2、“云阳县工商局”依法没收并罚款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3、针对被告否认该食用油是其生产的部分，应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4、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过错之间有因果关系。5、被告应当依法赔偿原告的损失。
原告“鸿达商贸”提交的证据如下：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一份；3、张德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两份；5、客户交易回单一份；6、发货单原件一份；7、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一份；8、检验报告复印件三份；9、检验、鉴定报告原件两份；10、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份；11、检测、检验、检疫、技术鉴定期间告知书一份；12、场所、设施、财务清单一份；13、委托检验书复印件一份；14、实验室认可证书、认可证书附件复印件各一份；15、抽样取证记录复印件两份；16、检验、鉴定报告两份；17、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信封复印件一份；18、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原件一份；19、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20、重庆市罚款定额收据一份；21、重庆市没收财物专用收据一份；22、交通费1147元、住宿费票据585元；23、“云阳县工商局”查封照片复印件两张，证明“云阳县工商局”从原告的仓库查封了被告生产的海参鱼菜籽食用油1418件的事实。24、“云阳县工商局”邮寄给被告“河南佳佳红”法人代表王春生的信件及2013年4月9日拒收退回的批单照片2张，证明“云阳县工商局”于2013年4月3日将检测报告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给被告的法人代表王春生，遭到其拒收退回重庆的事实。25、2015年4月27日“云阳县工商局”出具的2013年4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档案资料），证明原告在2013年4月23日以《现金存款凭证》的形式向“云阳县工商局”交纳了10万元的罚款的事实，证明原告的损失。26、2013年8月16日云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对“云阳县工商局”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但中途又矢口否认的事实。矢口否认就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举证证明。
被告“河南佳佳红”、“禹州佳佳红”辩称，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被“云阳县工商局”处以没收及罚款的行政处罚与二被告无关，完全是其盗用“禹州佳佳红”名义，违法销售冒用被告商标生产食用油所造成的，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南佳佳红”及被告“禹州佳佳红”委托代理人称：
一、涉案食用油不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原告诉状中所称其向“河南佳佳红”支付货款，并购买食用油，“河南佳佳红”依约向其供货是事实，但原告被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和没收、罚款行政处罚的食用油，不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1、原告自认收到食用油的日期为2013年1月16日。2、这批食用油是被告“禹州佳佳红”于2013年1月12日生产的。二被告提交的2013年2月27日许昌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第201321181号检验报告和“禹州佳佳红”成品油出厂检验报告，足以证明生产日期为2013年1月12日。3、这批食用油是“河南佳佳红”于2013年1月13日经禹州市四通物流发货给原告的。原告提交的第二组第2份证据发货单原件，与二被告提交的“河南佳佳红”发货日期为2013年1月13日的发货单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事实。4、被抽样、检测及原告据以诉讼的菜籽油批号／生产日期均为2013年1月14日。5、原告从未向二被告提出过所收到食用油的生产日期晚于发货日期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禹州到云阳从发货到收货三、四天时间也较为合理。原告所提交的发货单载明，如验收产品时发现产品短缺或错误的，应现场向司机或业务经理证实，但“河南佳佳红”和“禹州佳佳红”至今未收到原告主张所收食用油生产日期有问题的通知。
二、原告自身的违法行为导致“云阳县工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完全是因原告过错造成的，与二被告无关。1、涉案食用油不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二被告不应该、也无需对原告因被行政处罚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原告被行政处罚的食用油不论是其自己生产的还是从其他途径购进的，均与二被告无关。二被告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原告冒用“禹州佳佳红”名义，生产、销售侵犯“海参鱼”商标专用权产品的权利。2、被告生产、销售的食用油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第一，“禹州佳佳红”生产的食用油原料进货来源合法，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经营合法，“禹州佳佳红”从该公司购进的原料也于2012年12月28日经过该公司的自检，检验结果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第二，“河南佳佳红”销售给原告的食用油不仅通过了出厂自检，而且经过了许昌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检验，均符合国家标准。第三，二被告在诉讼前也未收到原告主张所收到的食用油不符合约定的通知。3、原告对“云阳县工商局”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行为没有及时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1）、“云阳县工商局”的行政强制及行政处罚决定依据错误。“云阳县工商局”据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分别为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的几份检验／鉴定报告，结论为“本批产品所检项目脂肪酸组成不符合《GB1536-2004菜籽油》的要求，产品不合格”，继而相继采取了扣押措施和没收、罚款的行政处罚。在其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云阳县工商局”对处罚依据作出如下说明：“本局认为，为保证菜籽油食用安全和应有的营养成分，国家制定了《GB1536-2004菜籽油》标准，该标准为强制标准，标准中的脂肪酸组成是反映菜籽油纯度的重要理化指标，脂肪酸组成比例偏离标准范围，表明该菜籽油纯度未达到国家标准。当事人销售的‘海参鱼?’三级菜籽油，经检测其脂肪酸组成中有五种脂肪酸的测定值超过或低于限量值，说明该菜籽油未达到国家标准，属质量不合格的菜籽油，长期食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当事人销售不合格的‘海参鱼?’菜籽油，构成了《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所指‘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行为。”事实上，“云阳县工商局”错误理解和适用了《GB1536-2004菜籽油》标准，该标准的内容有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分，而“云阳县工商局”将该标准全部理解为强制性标准，其作出的行政强制及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是错误的。理由如下：第一，《GB1536-2004菜籽油》为国家标准。第二，脂肪酸组成检测属于《GB1536-2004菜籽油》中的推荐性标准，脂肪酸检测不达标也不意味着产品不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而《GB1536-2004菜籽油》自身也已明确其效力和适用问题：“本标准5.2中的表1和表2的部分指标、5.4及第7章、第8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在制定《GB1536-2004菜籽油》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充分考虑到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的区分问题，将脂肪酸组成定为推荐性标准。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和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所作出的检验／鉴定报告，所检测的脂肪酸组成在《GB1536-2004菜籽油》中属于5.1部分，该部分属于推荐性标准，不属于强制性标准，即使脂肪酸组成达不到推荐性标准，如果能符合强制性标准也是合格的，是不存在缺陷的。因此，原告受到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不是其诉状中所称因二被告生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导致的。（2）、原告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积极寻求救济是其被行政处罚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二被告认为“云阳县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而原告却怠于行使其权利，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任有关部门的错误：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对抽查检验的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实施监督抽查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上一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复检申请。原告在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和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所作出检验／鉴定报告后，没有在其明确提示的注意事项“对检验报告有异议，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相关机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的合理期限内要求重新检验。同时认为，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和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不属于法定检验机构，其出具的检验报告也不能作为“云阳县工商局”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第二，原告在“云阳县工商局”向其发出了云阳工商行处告字（2013）6-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既未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未行使提出听证要求的权利。第三，原告在“云阳县工商局”作出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既未向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云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二被告认为，原告应当自行承担其因自身主观上的过错、怠于行使权利遭受的损失。
三、二被告生产、销售的食用油产品质量合格。
四、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遭受了行政处罚的损失。第一，原告有关没收的证据不充分、不真实。首先，原告所提交的没收财物专用收据所列明的并非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食用油；其次，本次庭审时原告提交的几张照片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同样也不能证明就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食用油。第二，原告有关罚款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且相互矛盾。原一审程序中，原告提交了十张手写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3日，面额为一万元的定额收据，既不是云阳县财政局专用票据，也未加盖“云阳县工商局”或财政局的罚款专用章，不具有真实性。本次庭审中，原告又提交了2013年4月23日的银行对账单，用以证明其已经实际缴纳过罚款，但是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云阳工商行处告字（2013）6-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是2013年4月22日作出的，给原告自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时间，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2013年4月27日作出的，在此之前行政处罚决定尚未作出，原告凭什么交罚款？原告于2013年4月23日就“缴纳”了十万元的罚款明显不符合常理，难道是原告主动要求被罚款吗？难道是原告未卜先知，知道自己一定会被罚款十万元吗？
五、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庭审中，原告提出本案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二被告认为本案并不属于产品使用人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原告作为二级销售商从作为生产商的“禹州佳佳”、作为一级销售商“河南佳佳红”购进货物用以销售的货物买卖合同，应采用普通的举证责任原则，理由如下：对于产品缺陷问题，《民法通则》第122条称为“不合格”，《产品质量法》第43条称为“缺陷”，对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属于侵权行为法的范畴，案由应属于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此类侵权纠纷属于特殊侵权纠纷项下的产品责任纠纷，并且是特殊的侵权行为。立法上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则设定为举证责任倒置，目的是对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特殊保护，而在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所产生的是销售者从生产者（或前手销售者）购进产品，目的不是使用该产品而是用于销售，其之间的关系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这一类法律关系，纵观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无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
综上，二被告认为，原告承认已收到二被告生产、销售给原告的食用油，但原告被没收、罚款的并不是同一批食用油，与二被告无关，原告怠于行使权利而被行政处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全部责任，建议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南佳佳红”、“禹州佳佳红”提交的证据如下：1、许昌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一份。2、“禹州佳佳红”出具的成品油出厂检验报告及检测人员王松敏的职业资格证书各一份，上述两份证据证明二被告生产、销售的食用油完全是合格的，不存在质量问题，二被告该批次生产的食用油批号为2013年1月12日。3、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油脂检验报告单复印件一份。4、2012年12月28日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过磅记码单一份。5、上海益海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复印件。3、4、5证据证明被告“禹州佳佳红”所采购的用于分装食用油的原料，质量合格，不存在质量问题。6、禹州市四通货运信息服务部出具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一份。7、“河南佳佳红”出具的发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据6、7证明被告“河南佳佳红”于2013年1月13日向原告履行发货义务，二被告生产、销售的正是生产批号为2013年1月12日的食用油。
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认证：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对方均提出了异议，但没有提出有效的反证，故本院对双方证据均的客观真实性，均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1日，原告从被告“河南佳佳红”购买价值104100元的由被告“禹州佳佳红”生产的“海参鱼”桶装食用油。其中，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食用菜籽油200件（每件4桶，下同），赠品20件，计880桶，规格为4.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食用菜籽油150件，赠品15件，计660桶，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调和油100件，赠品2件，计408桶，规格为5升／桶的“海参鱼”桶装大豆油50件，赠品1件，计24桶。原告于当日向被告“河南佳佳红”的法定代表人王春生的账户上预付104100元的货款。被告“河南佳佳红”于2015年1月13日发货，2013年1月16日，原告收到该批食用桶装油。后原告进行销售。“云阳县工商局”在流通领域食品检测工作中，对原告销售的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的5L和4.5L桶（瓶）装“海参鱼牌菜籽油”进行抽样检查，并委托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2013年3月8日，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作出的检验／鉴定报告结论为：本批产品所检项目“脂肪酸组成”不符合《GB1536—2004菜籽油》标准的要求，产品不合格。2013年3月12日，“云阳县工商局”作出云阳工商强措字（2013）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对原告尚未销售的规格为5升／桶的764桶和规格为4.5升／桶的654桶上述菜籽油实施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决定立案调查。扣押清单中显示“说明：上述产品生产厂家标注均为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公司，标注的生产日期均为2013年1月14日”，在当事人一栏处，原告“鸿达商贸”盖有公章，法定代表人张德俊签字。2013年3月20日，“云阳县工商局”《抽样取证记录》显示，标称生产者为“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有限公司”，抽样情况及样品加封栏处，均由原告“鸿达商贸”作为当事人，且其法定代表人张德俊在封条上签署姓名及认可日期。同日“云阳县工商局”委托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已扣押的上述菜籽油再次进行食品抽样检验。2013年4月2日，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作出的检验结论为：本批产品所检项目“脂肪酸组成”不符合《GB1536—2004菜籽油》标准的要求，产品不合格。为此，“云阳县工商局”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销售不合格商品货值金额较大，社会影响较大，但鉴于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履行了索证索票义务，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于2013年4月27日对原告作出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从轻处罚如下：1、没收不合格的“海参鱼”菜籽油1418桶（其中规格为5升／桶的764桶，规格为4.5升／桶的654桶）；2、罚款100000元。原告于2013年5月2日缴纳了该罚款。现原告以受到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所受的损失，是因二被告生产、销售的食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导致的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赔偿相应损失。
另查明，2013年7月23日，被告“河南佳佳红”、被告“禹州佳佳红”向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云阳县工商局”作出的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庭审中，被告“河南佳佳红”、被告“禹州佳佳红”认为“云阳县工商局”作出的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所涉及的食用菜籽油不是自己生产、销售的，与该行政处罚无利害关系，向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2013）云法行初字第00053号行政裁定，准许“河南佳佳红”、被告“禹州佳佳红”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失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或者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或者他人的财产损害。本案中，1、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云阳县工商局”扣押并处罚的、原告所销售的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的食用油，就是被告“河南佳佳红”销售给原告的产品。理由如下：第一、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失的，生产者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类案件中的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与之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举证原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而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使用缺陷产品的受害人诉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案件中，才适用这样的归责原则及举证原则。同时，以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已经确定为适用的前提。而本案中，原告不是使用缺陷产品的受害人，原告起诉所涉及的“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并不确定是被告“禹州佳佳红”，对于“原告起诉所涉及的\'缺陷产品\'系被告\'禹州佳佳红\'所生产”这一事实，原告应负举证责任。第二、“云阳县工商局”对原告的处罚所涉及的原告销售的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产品，其生产日期均为2013年1月14日，但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证实，被告“河南佳佳红”销售给原告的产品，于2015年1月13日发货，原告于2013年1月16日收到，原告认为“该相关产品可能是被告\'禹州佳佳\'标错了生产日期”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且二被告均不认可。故原告应就此主张继续举证。第三、自原告于2013年1月16日收到被告“河南佳佳红”供应的食用油，到2013年3月12日“云阳县工商局”对原告所销售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食用油的扣押，原告一直在销售该产品，但原告一直没有向二被告提出关于该产品包括生产日期在内的可能存在产品缺陷的问题；第四、“云阳县工商局”于2013年3月12日对原告所销售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食用油的扣押清单中“说明：上述产品生产厂家标注均为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公司”；在当事人一栏处，原告“鸿达商贸”盖有公章，法定代表人张德俊签名。“云阳县工商局”2013年3月20日制作的《抽样取证记录》显示：“标称生产者”为“禹州佳佳红食品油脂有限公司”，抽样情况及样品加封栏处，均由原告“鸿达商贸”作为当事人，且其法定代表人张德俊在封条上签署姓名及认可日期。这两份材料说明，“云阳县工商局”的处罚决定所涉及的产品，是原告所销售的食用油，“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而非“确定”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且当事人是原告，而并非二被告之一；第五、关于“证明\'云阳县工商局\'扣押并没收的原告所销售的标注生产厂家为被告\'禹州佳佳红\'食用油，是不是二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云阳县工商局”所作出的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相关证据的一份，并不是相关证据的全部。2、“云阳县工商局”所作出的云阳工商经处字（2013）6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原告“违法销售行为”的行政处罚，是原告“违法销售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不属于《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因产品质量而造成的损失范围。故原告将行政机关对其的行政处罚作为自己的损失，要求二被告赔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云阳县鸿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88元，由原告云阳县鸿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三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群岭
人民陪审员 王泽清
人民陪审员 李红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