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1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冯学仕，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涛，天津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国旺，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牛原凯，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毅，天津少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
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冯世凯，该事务所职员。
委托代理人马小丽，该事务所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铭信嘉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
法定代表人王崇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宁，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良运公司）、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亚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铭信嘉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信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二初字第0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良运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涛、谢国旺，泰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毅，吉亚公司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中天有限责任清算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冯世凯，铭信公司委托代理人许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5日，良运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良运公司向农联粮油公司购买玉米5030.8吨，每吨2240元，合同总价款11268992元。第三条结算方式约定：“3.1付款方式，卖方（农联粮油公司）仓库内验收质量合格后付款。”第五条交货及验收方式约定：“5.2交货方式和地点，本合同货物以仓内方式交货，卖方交货地点为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2号仓。”2013年5月7日，良运公司向农联粮油公司付款11268992元。从吉亚公司出具的称重计量单及入库单显示，自2013年3月13日至2013年4月21日共计入库玉米数量为5030.8吨。
2013年5月23日，良运公司与吉亚公司签订《玉米暂存协议》。约定：“1、甲方（良运公司）将5030.8吨商品玉米储存在乙方（吉亚公司）仓库2号库，时限为六个月。乙方无偿负责对粮食数量、质量负责，并保证出库时按账面数量提供货物。2、乙方收到甲方开具的出库通知单后方可出库。”2014年2月19日，吉亚公司为良运公司出具《库存确认单》，该确认单载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玉米存放在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2号仓玉米5030.8吨，7号仓玉米5989.1吨，特此证明。天津吉亚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并加盖公章。吉亚公司并于当日向良运公司出具《商品粮油盘点表》，该盘点表列明数量与《库存确认单》数量一致。
2014年4月3日，良运公司与吉亚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良运公司将其储存在吉亚公司2号库内5030.8吨玉米，以每吨2330元的价格出售给吉亚公司，总价款为11721764元。在付款方式中约定：先款后货分期分批的付款提货方式执行此合同及付款期限。但吉亚公司未付款。2014年5月12日，良运公司向吉亚公司发出关于解除《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的函，载明：2014年4月3日，良运公司与吉亚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玉米数量为5030.8吨，每吨2330元，合同总价款11721764元，按合同约定吉亚公司应先款后货分期分批付款提货，但吉亚公司多次逾期未付款，良运公司视为吉亚公司不再购买此批玉米，根据双方约定良运公司通知吉亚公司解除上述《中储粮粮食销售合同》，并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
2014年4月7日，泰达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B［GY-
SXLY-001］《采购合同》，约定泰达公司向农联粮油公司采购玉米10000吨，每吨2000元，货款共计2000万元，交货期限为2014年4月7日前交付全部货物，货物数量以卖方过磅数量为准，交货地点为卖方仓库。同日，泰达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协议》。约定：农联粮油公司将其位于武清区河北屯镇崔霍公路北侧的仓库出租给泰达公司使用。租赁仓库的用途是用于存放泰达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采购合同》项下的玉米，租赁期限为一年，租赁期间租金共计1元／年。2014年4月27日，吉亚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共同向泰达公司出具了承诺证明称：“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司承诺在我司厂院内＃2、＃6仓库的10000吨玉米，为贵司与天津农联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B［GY-
SXLY-001］项下的货物。特此证明。”吉亚公司及农联粮油公司盖章及肖春签字。泰达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向农联粮油公司交付了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四张，每张500万元，合计2000万元，农联粮油公司向泰达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泰达公司获知良运公司起诉吉亚公司，请求吉亚公司交付2号库玉米，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2013年5月7日，铭信公司与汉雅公司、康是源合作社、聚达合作社、牧桐合作社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四借款人从铭信公司处各借款500万元。2013年5月7日吉亚公司与铭信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吉亚公司以其2、3号库内各8000吨的玉米，共计16000吨为上述共计200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且于2013年5月8日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证》。2013年5月13日，铭信公司与吉亚公司及监管人厦门国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铭信公司将质押玉米交由监管人监管，玉米存放在吉亚公司2、3号仓库内。铭信公司认为，其对存放在2号库内8000吨玉米享有合法抵押权。铭信公司获知良运公司起诉吉亚公司，请求吉亚公司交付2号库玉米，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另查明，吉亚公司提交的农联粮油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其法定代表人与吉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文会。
2014年5月15日，吉亚公司以及农联粮油公司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院已受理，破产案正在审理中。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良运公司、吉亚公司及各第三人主张的涉案标的物5030.8吨玉米的所有权归属问题；第二、涉案标的物是否交付问题；第三、涉案标的物上设定的担保物权能否对抗所有权问题。
首先，关于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根据良运公司提供证据显示，2013年4月25日，良运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良运公司向农联粮油公司采购玉米5030.8吨，交货地点为吉亚公司2号库，并由吉亚公司无偿储存。根据铭信公司证据显示，2013年5月7日，铭信公司与吉亚公司相关联的四家公司因发生借贷关系，吉亚公司与铭信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吉亚公司将2号、3号库16000吨玉米质押给铭信公司，之后双方又与厦门国贸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且双方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吉亚公司证据显示，其电脑台账显示该玉米所有权均统计在农联粮油公司名下。庭审中，吉亚公司陈述该玉米所有权登记在农联粮油公司账内。上述相关证据及陈述表明：该2号库内玉米所有权属于良运公司所有证据不足。
其次，关于涉案标的物是否交付问题。良运公司证据显示，其所购买的农联粮油公司5030.8吨玉米存放在了吉亚公司2号库内，但该涉诉玉米亦同为各第三人抗辩主张的已经在吉亚公司2号库内存放的玉米。良运公司虽与农联粮油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并取得了相应的单证，但该单证与各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由于良运公司的证据与各第三人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认定涉案玉米买卖已经实际交付，故良运公司请求吉亚公司向其交付2号库玉米的证据亦不足。
再次，涉案标的物所设定的相关权利问题。良运公司、吉亚公司及各第三人所举证据显示，涉案标的物不论是良运公司、第三人泰达公司主张的与农联粮油公司的买卖关系，还是第三人铭信公司主张的与吉亚公司的担保物权关系，因本案指向的标的物为动产，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对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前提规定了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其一，所有权必须明确；其二，动产应当交付。本案良运公司、吉亚公司及各第三人向法庭所举证据显示，涉案标的物权属不明，且不能证明买卖行为的标的物已经实际交付。
最后，吉亚公司证据显示其2号库玉米2014年8月6日实际出库数量为4775.88吨，亦并非良运公司主张的涉诉玉米数量。
综上，良运公司向吉亚公司主张取回其存放在吉亚公司2号库内5030.8吨玉米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291元，由原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负担92131元，第三人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0元，第三人天津铭信嘉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8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负担。
良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在认定主要事实方面逻辑混乱。良运公司对涉案玉米享有所有权，且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动，原审对该事实没有依法进行认定是错误的。各原审第三人对诉争玉米主张的所有权或担保物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吉亚公司返还良运公司价值11721764元的5030.8吨玉米，并赔偿良运公司以1172176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一审起诉时起至吉亚公司实际返还日止的利息损失。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吉亚公司承担。
泰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泰达公司取得2号库涉诉玉米的货权有证据依托，也是于法有据的结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2号库玉米确认为泰达公司合法取得。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他当事人承担。
吉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有瑕疵，不能证明各自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铭信公司答辩称：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2013年5月7日吉亚公司以2号库玉米设定质押担保，2013年5月8日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并于2013年5月13日通过委托监管将上述玉米交铭信公司占有。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均晚于我公司抵押登记时间，不能对抗抵押登记的公示效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涉诉玉米所有权的归属；2、涉诉玉米所设定的担保物权是否依法成立。
良运公司主张其向农联粮油公司购买了5030.8吨涉诉玉米，玉米原为农联粮油公司所有，但良运公司不能提供农联粮油公司对涉诉玉米的货权凭证。同时，良运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的粮食采购合同中约定在吉亚公司2号仓内交货，良运公司亦与吉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将玉米存储于吉亚公司仓库，但良运公司没有提交吉亚公司出具的仓单。良运公司所提交的磅单和入库单仅能证明吉亚公司入库玉米的数量，不能证明入库玉米系农联粮油公司所有，亦不能证明农联粮油公司已将玉米交付良运公司。吉亚公司为良运公司出具的库存确认单不具有仓单性质，而且与吉亚公司在其后为泰达公司出具的承诺证明相矛盾。
泰达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4月7日向农联粮油公司购买10000吨玉米，同时称该玉米系良运公司卖给吉亚公司的涉诉玉米，上述主张自相矛盾。另外，根据泰达公司与农联粮油公司的仓库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的仓库并非吉亚公司2号库和6号库。虽然泰达公司持吉亚公司和农联公司出具的承诺证明主张2号库和6号库玉米为其合同项下的玉米，但该证明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地点相矛盾，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本案中，吉亚公司主张涉诉玉米均统计在农联粮油公司名下，吉亚公司破产管理人于2014年8月6日处置2号库玉米时，出库数量为4775.88吨。
上诉人良运公司、泰达公司均主张对涉诉玉米通过自行或者签订协议书委托其他公司的方式进行监管，但各方主张的监管时间又都互相重叠，并且对具体监管行为也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均无法证明已对涉诉玉米实施了有效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在涉诉玉米的初始所有权归属、所签合同中标的物玉米的具体指向、涉诉玉米的实际交付和占有等案件事实的证明上均存在欠缺，且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互相矛盾，均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关于“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要求。因此，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认定其所主张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本案中，从原审的开庭笔录中可以看出，虽然对泰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也进行了质证和认证，并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了确认，但是原审期间，泰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要是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关于上诉人泰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吉亚公司及案外人农联粮油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另行解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2131元，由上诉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良运实业发展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志兰
代理审判员 赵 蕾
代理审判员 刘智晶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