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07民初5784号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
负责人李跃。
委托代理人周子涵。
被告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巍。
委托代理人何华明。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成都分公司）与被告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威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5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7日作出（2014）武侯民初字第520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冠威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7160号民事裁定书，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6日、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子涵，被告冠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华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诉称，2012年6月19日其与被告冠威公司签订了《集团客户3G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单位担保/单位入网合同》（以下简称入网合同），被告入网6户。后双方于2013年3月13日又签订了《集团客户3G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单位担保/单位入网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签约后，入网用户在合同期内发生机卡分离等欠费不缴情况。截止2014年2月末，欠费达23户，欠费金额计13044.77元。欠费发生后，原告通过系统通知用户缴纳欠费未果后，系统对欠费用户按约定作了停机处理。在机卡分离停机3个月内，欠费用户也未申请恢复开机，原告遂按合同相关规定对欠费用户号码进行了销户处理，同时对这23户欠费用户均已发函，通知解除3G业务优惠活动业务协议及相关合同。因双方在前述合同中约定由被告承担用户的通信欠费及终端补贴款赔偿金，原告多次电函被告支付该部分通信欠费13044.77元及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共计106423.33元）未果，遂诉至本院。
被告冠威公司辩称，原、被告的法律关系是担保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入网合同》是一份合同两种交易模式，即单位自行入网和单位为第三人的入网行为进行担保的模板合同，原被告在签订《入网合同》时选择了单位入网这种交易模式，且原、被告均已按约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双方在签订《补充合同》时选择了单位为第三人的入网行为进行担保的交易模式，此合同系保证合同、从合同，而原告未与其诉称的23位欠费用户签订过电信服务合同，且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付合约手机的主合同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补充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起诉的欠费23名用户并非被告公司员工，为了查明案情，应追加23名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次，原告诉请要求赔偿的欠费金额无证据证明实际发生，其诉请的终端补贴金计算基础不存在，且计算依据也明显错误。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19日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乙方）与被告冠威公司（甲方）签订了《入网合同》（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合同载明三种合作方式“1、为甲方所指定的员工（以下称‘被担保人’）以……购买乙方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单位担保合同条款见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见附件七。2、以甲方身份单位入网，购买陆个无预约3G合约计划。单位入网合同条款见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见附件八。3、第1+2种方式。”被告冠威公司选择以第2种方式，即以单位身份入网。在合同主条款落款处和附件八落款处签章。在附件二第四条约定“甲方应……、足额地向乙方缴纳上一月通信费，如逾期未缴纳，乙方有权要求补缴通信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自本协议生效后次月开始，……，如发生甲方提前离网及／或机卡分离的情况，则甲方构成违约，……。违约行为发生当月所产生的通信费用与靓号预存款分月返还金额的差额部分甲方仍须正常缴纳。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本协议项下终端补贴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终端补贴款÷在网协议期×（在网协议期-
已在网月份数）（在机卡分离的情况下，‘已在网月份数’是指甲方出现机卡分离违约行为前的在网月份数）”。
再查明，被告于2013年1月25日向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出具《单位介绍信》，载明“特此委托我单位副总经理杨嘉陵同志……前往贵司办理集团客户后付费用户无预存3G合约计划”，又于2013年3月8日向原告出具《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人：杨嘉陵；单位：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务：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1、代表冠威公司与联通成都分公司签订冠威公司集团客户3G后付费用户无预存优惠购机担保。2、代理冠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授权期限：自2013年3月8日起生效，至2013年3月17日（或至该事项办理结束）”。
2013年3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入网补充合同》（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1）,明确约定该补充合同系双方签订的《入网合同》即主合同（合同编号CU12-5102-2012-006037）的补充。合作方式与《入网合同》中的三种方式相同，被告选择了第1种方式，并于同日签订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载明数量为36个。其后，原、被告双方签订：1.《中国联通客户3G业务优惠活动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杨嘉陵在甲方（客户）/甲方代理人或监护人一栏的空白处签字；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分公司客户入网登记单》（以下简称入网登记单），杨嘉陵在左下方客户/代理人/担保人签字（盖章）一栏的空白处签名，登记单上载明了申请的电话号码、套餐类型和信息、终端信息等，在终端信息一栏写有该终端的型号和MEI号。截止2014年2月末，被告在《补充合同》项下购买的36个合约计划中有23个在合同期内发生机卡分离、欠费不缴等情况，根据原告出示的联通BSS系统电脑截屏和《入网合同》附件二中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的终端补贴款赔偿金计算方式，上述23个合约用户共欠付通信费13044.77元、终端补偿款赔偿金93378.56元。原告遂对欠费用户按约定作了停机处理，并于2014年3月7日向被告发函要求其结清上述欠费。机卡分离停机后的3个月内，合约用户未申请恢复开机，被告也未结清所欠费用，原告对欠费用户号码进行了销户处理，并于2014年7月23日分别向23个合约计划用户发函告知解除《业务协议》及相关合同。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工商登记、税务登记信息及相关客户身份信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入网合同》、《补充合同》、《业务协议》、《入网登记单》、被告开具的办理业务介绍信及授权委托书、合约用户机卡分离及联通BSS系统欠费数据清单、《担保合同催缴函》、《解除合同通知函》等原件及当事人陈述记录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入网合同》、《补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对《补充合同》的性质争议较大，原告认为在《补充合同》中双方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而被告认为双方形成的是保证合同关系。从《入网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联来看，原、被告双方在《补充合同》抬头部分明确约定此合同系《入网合同》的补充，合同编号也体现了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从属关系。从《补充合同》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可选择的合作方式仍然为三种，第1种是被告为其购买3G合约计划的行为提供担保，签订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第2种是被告以单位身份入网，再购买3G合约计划，签订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第3种是选择第1+2种方式。虽然被告选择了第1种合作方式，但第1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显示“/”，第2种方式的数量填写处明确填写“叁拾陆”，与被告计划购买的合约数量相吻合，且双方签订第2种方式要求的附件二单位入网名单，而非第1种方式要求的附件一被担保人名单。从手机和USIM卡/SIM卡领取的方式来看，手机和USIM卡/SIM卡由被告委托的员工杨嘉陵领取。就被告辩称杨嘉陵无权代表其领取手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按照电信产品一般的交易习惯，在与客户签订《业务协议》、《入网登记单》的同时，会按照载明的电话号码和终端信息（MEI号码）向客户交付对应的手机和USIM卡/SIM卡。原告出具的《单位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中载明，杨嘉陵是冠威公司副总经理，委托授权期限为“……（或至该事项办理结束）”，领取手机是被告办理3G合约事宜的重要事项，属于杨嘉陵作为受托人办理被告委托事宜的内容之一。根据原告出示的证据，《业务协议》和《入网登记单》由杨嘉陵签字确认，按照交易习惯，加之其后手机被使用并产生了话费，可认定杨嘉陵已代表被告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是履行合同的重要事宜，若被告只是为3G合约计划提供担保，应由具体的用户而非杨嘉陵领取手机和USIM卡/SIM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实际形成的是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在签订《补充合同》后实际履行的合作方式与《入网合同》中履行的合作方式相同，即被告以单位身份入网，再购买36个无预存3G合约计划。因此，对于被告主张其与原告在《补充合同》中是保证合同关系的辩称不予采纳。
对被告冠威公司辩称以自己并非手机的实际使用人，要求追加23个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请求。本院认为，签订《补充协议》的当事双方分别为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被告冠威公司，对于被告将所购手机及号码究竟交付予何人使用，系被告的自主权利，与原告无关。因此，对于被告追加第三人的请求，对此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原告诉请的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金额，被告辩称赔偿金的金额过高，不认可原告提出的计算方式。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入网合同》附件二的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在《补充协议》中，原、被告双方同意未约定事项以主合同为准，因此，应按照《入网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终端补贴款赔偿金的金额。
综上，根据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被告冠威公司出具的证据，原告选择被告作为电信服务合同的债务承担主体于法有据，按本院已查明事实，对原告联通成都分公司要求被告冠威公司赔付其购买23个合约计划欠付通信费13044.77元及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支付通信费13044.77元和终端补贴款赔偿金93378.5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用2430元，由被告四川冠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 文
人民陪审员 薛 峰
人民陪审员 汪小丽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