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921号
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苏舒，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岗。
委托代理人张明会，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包晨，男，1984年11月1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华梦秋，女，1987年8月2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
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进公司）与被告包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施俊杰独任审判。同年3月31日，本院根据原告祺进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华梦秋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审理中，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期间，本院于同年5月4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后又于同年6月8日、7月21日和9月8日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祺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岗和张明会、被告包晨、被告华梦秋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祺进公司起诉称：2013年上半年起，祺进公司与包晨开始开展二手机动车车牌额度的买卖业务，由包晨向祺进公司采购二手车牌额度。起先，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的业务往来模式是：祺进公司将额度交付给包晨，并由包晨向祺进公司支付额度款。双方口头约定，在祺进公司交付额度的同时，由包晨付款。此后，由于双方互相之间相处比较熟悉，也有祺进公司先向包晨交付额度，再由包晨付款的情况。2014年10月15日，祺进公司与包晨签订了书面的《机动车牌照额度采购协议书（活牌）》（以下简称《采购协议书》），由包晨向祺进公司采购45张二手车牌额度。截至2014年10月31日，包晨尚欠祺进公司6张二手车牌的额度款未付清，总金额为672，000元。在本案所涉业务发生期间，包晨与华梦秋系夫妻关系，故华梦秋应当就包晨所负债务与包晨承担共同的付款责任。现祺进公司经多次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包晨与华梦秋共同支付祺进公司二手机动车车牌额度款672，000元；2、包晨与华梦秋共同赔偿祺进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672，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包晨答辩称：不同意祺进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于祺进公司所述业务往来过程基本无异议，但补充一点：有时候是祺进公司先交付额度，包晨再付款；有时候则是包晨先付款，祺进公司再交付额度。2014年10月15日，双方确实签订了《采购协议书》。在《采购协议书》项下，截至2014年10月31日，包晨确实有6张车牌额度未付款，总金额为672，000元。据此，包晨于当天向祺进公司出具了一张《欠条》。但在出具《欠条》的当天，包晨就支付了祺进公司268，000元。2014年11月4日，包晨再次支付了祺进公司150，000元。扣除上述两次付款共计418，000元，包晨实际只欠祺进公司额度款共计254，000元。此外，包晨于2014年10月23日至10月28日期间分4笔向祺进公司支付了额度款共计706，020元，用于购买本案所涉《采购协议书》以外的另外6张车牌额度，但祺进公司至今未将该6张额度交付给包晨，故包晨暂时拒绝支付本案所涉《采购协议书》项下的6张车牌额度余款254，000元。
被告华梦秋答辩称：华梦秋对包晨与祺进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均不清楚。无论包晨从事的二手车牌额度业务是盈利还是亏损，包晨所得钱款均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同意就本案所涉额度款与包晨向祺进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原告祺进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采购协议书》，证明包晨向祺进公司采购45张二手车牌额度，双方就有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欠条》，证明包晨确认，截至2014年10月31日，包晨尚欠祺进公司6张车牌额度款共计672，000元未支付。
3、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包晨与华梦秋于2012年2月28日登记结婚。
经质证，被告包晨对原告祺进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3均无异议。
被告包晨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一）》，证明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4日两天，分5笔向祺进公司共计支付了418，000元，用于清偿《欠条》项下的额度款。
2、《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二）》，证明包晨于2014年10月23日至28日，分4笔向祺进公司共计支付了706，020元，用于购买本案所涉6张车牌以外的另外6张车牌额度款（对应的客户分别为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但祺进公司至今未将该6张额度交付给包晨。
3、《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6张，证明包晨曾经在祺进公司处购买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6人的额度，但祺进公司至今未将额度交付给包晨。
经质证，原告祺进公司对被告包晨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祺进公司确实收到了上述证据中的9笔款项，共计1，124，020元，但该款项是用于支付与本案所涉车牌无关的另外10张车牌额度款（对应的客户分别为王某丁、陈某甲、陈乙、章某乙、张某某、蒋某某、洪某、顾某某、罗某、章某甲）。
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该6张发票并非祺进公司与包晨之间的业务，而是案外人上海祺锦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锦公司）与包晨之间的业务。
审理中，原告祺进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
4、《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10张，证明包晨提交的证据1、2涉及的9笔付款所对应的10名购买二手车牌额度的客户，这9笔付款及所对应的10名客户与本案所涉《欠条》项下的车牌额度款无关。
5、《协议书》、付款凭证、《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各4组，对应的客户分别为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林某甲代办），证明祺锦公司已经替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四人办理了二手车牌额度买卖的手续，并由该4名客户直接将额度款支付给了祺锦公司。
6、王某乙、冯某的身份证和行驶证，证明该2人尚未与祺锦公司协商一致，也尚未支付额度款，故该2人的车牌尚在祺锦公司处。
经质证，被告包晨对原告祺进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包晨所支付的款项是用于购买这10个车牌额度的。
对证据5、6的真实性不清楚。即便这些证据是真实的，包晨事先已将6张二手车牌的额度款支付给祺进公司了，但祺锦公司又收取了其中4名客户的额度款，那么，祺进公司就应当将包晨支付的额度款退还给包晨。此外，从付款凭证看，4名已付款客户的额度款均是付给祺进公司的，因此，祺进公司对此应是明知的，但祺进公司在之前的庭审中表示其对此不知情，故祺进公司存在一牌二卖的情况。
审理中，被告包晨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
4、电子回单、《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三）》，证明包晨已于2014年10月29日将章某甲的额度款113，000元中的80，000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祺进公司，剩余33，000元是直接在祺进公司的POS机上刷卡支付的。
经质证，原告祺进公司对被告包晨补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80，000元支付的并不是章某甲的额度款，而是另一名客户蔡某某的额度款。
审理中，原告祺进公司向本院又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
7、《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蔡某某），金额为113，000元，证明包晨提交的证据3中涉及到的80，000元支付的是蔡某某的额度款。剩余33，000元，蔡某某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
经质证，被告包晨对原告祺进公司再次补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清楚。该《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本身并不能证明80，000元支付的是蔡某某的额度款。
审理中，原告祺进公司申请案外人胡某甲、章某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胡某甲述称：2013年左右，胡某甲经人介绍结识包晨，并由胡某甲代表祺进公司与包晨开展二手车牌额度的买卖业务。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是：包晨将客户的身份证交给胡某甲，由祺进公司去找黄牛要二手车牌额度。等额度单出来后，胡某甲再通知包晨到祺进公司处拿额度，包晨在拿额度的同时付款给祺进公司。后来，双方熟悉之后，也有包晨先到祺进公司处拿额度，隔几天后再付款给祺进公司的情况。凡是包晨先拿额度再付款的情况，包晨都会就未付款的额度向祺进公司出具欠条，并在此后付清额度款后，将欠条撕掉。2014年10月31日，包晨在当天中午到祺进公司处把之前欠祺进公司的额度款268，000元结清了，并提出还要再拿几张额度。胡某甲就给了包晨6张额度，包晨答应在2014年11月3日中午付清这6张车牌的额度款（即672，000元）。但后来，包晨并未按约支付这笔额度款。2014年11月4日，胡某甲和王岗一起去包晨工作的公司向包晨索要额度款，在那里恰好遇见了章某甲。章某甲称他已经向包晨支付了额度款，但没有拿到车牌。于是，胡某甲、王岗就和章某甲、包晨一起到了包晨在顾北东路的家里取钱，当天一共取了150，000元。之后，祺进公司就将章某甲的额度直接交付给章某甲了。
证人章某甲述称：2014年8月中旬，章某甲经朋友介绍结识包晨。当时，朋友告诉章某甲，通过包晨可以买到上海的二手车牌额度。2014年8月22日至8月25日左右，章某甲支付给包晨113，000元用于购买车牌额度。当时，包晨说好两周左右就能拿到车牌。期间，章某甲让朋友向包晨催讨过几次，但包晨都以各种理由推托。2014年10月31日，章某甲到包晨工作的公司找到包晨，包晨承诺到2014年11月3日一定可以拿到额度。但到了2014年11月3日上午，包晨一直没有联系章某甲。于是，章某甲在中午的时候再次到包晨工作的公司找包晨。大约下午13时的时候，才等到包晨。当时，恰好也遇到了祺进公司的王岗。王岗说，章某甲的额度已经出来了，但包晨还没有把额度款支付给祺进公司。于是，章某甲和包晨、王岗以及胡某甲一起去了包晨的家里取钱。包晨用银行卡在王岗携带的POS机上刷了两笔50，000元，另外10，000多元的零头是银行取现，这些钱当时说好支付的就是章某甲的额度款。第二天晚上，车牌额度就办出来了。
被告包晨对证人胡某甲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胡某甲的证言不予认可。
被告包晨对证人章某甲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对章某甲所述2014年11月4日（章某甲称是11月3日）当天的情况无异议，但对章某甲所述当天包晨付款的指向有异议。包晨已在2014年11月4日之前，将章某甲的额度款支付给了祺进公司。包晨于2014年11月4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150，000元中并不包含章某甲的额度款。
被告华梦秋辩称，其对原告祺进公司、被告包晨提交的所有证据（含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清楚，无法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华梦秋未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关于祺进公司与包晨签订《采购协议书》的事实
2014年10月15日，祺进公司（甲方）与包晨（乙方）签订《采购协议书》（含附件），由包晨向祺进公司采购二手车牌额度。双方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协商议定，由甲方为乙方采购上海汽车牌照额度若干张，具体牌照数量和价格见附件；二、乙方提供所需牌照额度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外地人需居住证或暂住证），甲方提供牌照额度和报废的车辆，过户和报废手续由甲方办理，其中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支付，报废后的车辆残值和报废补贴归甲方所有；三、甲方为乙方办理手续，一旦过户至所需牌照额度人员名下完毕，乙方不得中途退办，否则因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保证提供的沪牌额度单真实有效；四、甲方办理完毕手续后，通知乙方付款，乙方在5日内前来取回额度单并付清全款。《采购协议书》的附件为45名客户名单，其中包括章某甲（附件中为“章某丙”，额度款为115，000元）、林某乙（额度款为115，000元）、周某（额度款为115，000元）、赵某（额度款为110，000元）、陈某丙（额度款为113，000元）、胡某乙（额度款为113，000元）、王A（额度款为106，000元）等7名客户。
二、关于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向祺进公司出具《欠条》的事实
王岗系祺进公司工作人员。2014年10月31日，包晨向祺进公司出具《欠条》。《欠条》的内容为：本人包晨今收到王岗沪牌牌照额度单6张：1、客户名为林某乙（115，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沪AQXX**；2、客户名为周某（115，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沪AQXX**；3、客户名为赵某（110，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沪AQXX**；4、客户名为陈某丙（113，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ARJ0**；5、客户名为胡某乙（113，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AQC2**；6、客户名为王A（106，000元），额度单号码为AXXXXXXX，车牌号为沪AMXX**。以上牌照额度单本人已取，钱款未付，共欠王岗672，000元。
三、关于包晨向祺进公司支付额度款的事实
2014年10月23日，包晨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221，020元。
2014年10月24日，包晨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243，000元。
2014年10月27日，包晨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142，000元。
2014年10月28日，包晨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100，000元。
2014年10月31日，包晨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268，000元。
2014年11月4日，包晨通过华梦秋的银行账户向祺进公司支付150，000元（分4笔，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15，000元和35，000元）。
庭审中，祺进公司诉称，包晨于201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7日、10月28日支付的共计706，020元是用于支付客户王某丁、陈某甲、陈乙、章某乙、张某某、蒋某某等6人的额度款；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4日支付的共计418，000元是用于支付客户洪某、顾某某、罗某、章某甲等4人的额度款。上述共计1，124，020元均与本案所涉6张二手车牌的额度款无关。
庭审中，包晨辩称，包晨于201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7日、10月28日支付的共计706，020元是用于支付客户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等6人的额度款，但祺进公司尚未将这6张额度交付给包晨；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4日支付的共计418，000元是用于支付本案所涉的6张额度款，故本案所涉6张额度款的余额为254，000元。
四、关于祺锦公司与王甲、潘某某、王某丙、李某某4人签订《协议书》并交付二手车牌额度的事实
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祺锦公司分别与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签订《协议书》，由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由林某甲代办）分别向祺锦公司支付74，000元、74，000元、72，000元和60，000元，用于向祺锦公司购买二手车牌额度。
庭审中，包晨辩称，王甲、潘某某、王某丙、李某某4人与王某乙、冯某2人均是委托包晨代理向祺进公司购买额度，包晨在向祺进公司支付了该6人的额度款706，020元后，祺进公司并未向包晨交付该6名客户的额度。
庭审中，祺进公司诉称，王甲、潘某某、王某丙、李某某4人与王某乙、冯某2人均是由包晨代理向祺锦公司购买额度，但在祺锦公司办出相应的额度后，包晨并未向祺锦公司支付额度款，故祺锦公司嗣后单独与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签订《协议书》，并直接向该4人交付了额度。
五、关于包晨与华梦秋关系的事实
包晨与华梦秋于2012年2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12月23日协议离婚。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祺进公司的诉称意见，被告包晨的答辩意见，以及双方的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有四项，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268，000元是否系用于清偿2014年10月31日《欠条》项下额度款的问题
本案中，包晨向祺进公司支付268，000元与包晨向祺进公司出具《欠条》均发生在2014年10月31日这同一天。而在此之前，双方之间存在着长期、频繁的业务往来（当然也包括款项往来）的历史。故而，本院认为，首先，就一般社会生活常理而言，债务人在向债权人出具《欠条》确认己方所欠债务的当天就向债权人清偿《欠条》项下的债务并不合理。与此相较的，祺进公司关于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支付的268，000元系清偿之前的债务的意见则相对更为可信。其次，假定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系先向祺进公司出具《欠条》，紧接着于同一天向祺进公司支付268，000元以清偿《欠条》项下的债务，那么，包晨完全可以要求祺进公司另行向其出具一份扣除了268，000元款项后的金额为404，000元的欠款凭证，或者至少在原《欠条》中附记包晨已清偿268，000元债务的内容。最后，目前留存在祺进公司处的欠款凭证仅2014年10月31日的这一份《欠条》，而根据胡某甲的证言，当包晨每一次付清欠款凭证项下的欠款时，祺进公司都会当着包晨的面销毁相应的欠款凭证，故祺进公司关于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支付的268，000元系清偿之前的债务，并且祺进公司在包晨清偿了该债务后销毁了之前的相应的欠款凭证的诉称意见更具逻辑上的合理性。综合以上三点，本院认为，包晨于2014年10月31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268，000元并非用于清偿2014年10月31日《欠条》项下的额度款。
二、关于包晨于2014年11月4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150，000元是否系用于清偿2014年10月31日《欠条》项下额度款的问题
本案中，包晨于2014年11月4日分4笔向祺进公司共计支付了150，000元（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15，000元和35，000元）。关于该150，000元的性质和指向，双方说法不一。本院认为，关于该150，000元中的115，000元，证人章某甲和证人胡某甲的证言内容高度吻合、相互印证，而章某甲作为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其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故本院对章某甲的证言予以采信，并认定包晨于2014年11月4日向祺进公司支付的150，000元中的115，000元系用于清偿与本案所涉额度款无关的章某甲的额度款。至于150，000元中的剩余35，000元，鉴于祺进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35，000元系用于清偿其他债务，故本院认定该笔35，000元系用于清偿2014年10月31日《欠条》项下的额度款。据此，2014年10月31日《欠条》项下的额度款应扣减至637，000元。
三、关于包晨于201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7日、10月28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共计706，020元是否系用于支付客户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等6人的额度款的问题
本案中，根据包晨提交的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6人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其中均备注“祺锦经营”。此外，根据祺进公司提交的王甲、王某丙、潘某某、李某某等4名客户与祺锦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和相应的付款凭证，上述证据与包晨提交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能够互为印证。故本院认为，祺进公司关于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等6人是祺锦公司的客户而非祺进公司的客户的诉称意见更为可信。据此，本院对包晨关于其于201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7日、10月28日支付给祺进公司的共计706，020元系用于支付客户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等6人的额度款的辩称意见难以采信。相应的，本院对祺进公司诉称的上述706，020元系用于支付2014年10月31日《欠条》形成之前的有关额度款的意见予以采信。进而，包晨亦无权以祺进公司未向其交付客户王甲、王某乙、潘某某、冯某、王某丙、李某某等6人的额度而中止向祺进公司支付本案所涉的额度款。
四、关于华梦秋是否应当与包晨向祺进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此，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负有举证责任。本案所涉业务发生于包晨与华梦秋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包晨与华梦秋须举证证明祺进公司与包晨明确约定本案所涉债务为包晨的个人债务，或者举证证明包晨与华梦秋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祺进公司知道该约定。现华梦秋虽主张其对包晨与祺进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知情，但华梦秋非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与此相反，包晨于2014年11月4日向祺进公司支付的4笔共计150，000元均是通过华梦秋的银行账户走账，故本院对华梦秋关于其对祺进公司与包晨之间业务往来不知情的辩称意见难以采信，与此同时，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亦应由华梦秋承担。据此，本院认为，华梦秋应当与包晨向祺进公司承担共同清偿债务的责任。
综合以上四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包晨与华梦秋应当共同支付祺进公司额度款637，000元。至于祺进公司还主张包晨、华梦秋共同赔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至判决生效之日。本院认为，祺进公司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悖，本院亦予以支持，但本院认为相应的起算时点应取祺进公司向包晨、华梦秋明确主张之日为宜，故本院依法确定起算时点为祺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5年3月27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包晨、华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二手机动车车牌额度款637，000元；
二、被告包晨、华梦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逾期付款损失（以637，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2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三、对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20元、保全费3，880元，共计14，400元（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包晨、华梦秋共同负担14，232元，由原告上海祺进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负担1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交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晓宁
代理审判员 施俊杰
人民陪审员 秦瑞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 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九条……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