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桂霞，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邬某锋，男，汉族。
法定代理人邱桂霞，女，汉族，系上诉人邬某锋的母亲。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傅江斓、付春，均为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
委托代理人刘艳艳、张斌，均为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海上田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志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毕愉茜，广东中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邬水清，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傅江斓、付春，均为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深圳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海上田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园公司）、原审第三人邬水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邬某忠于1968年10月24日出生，与原告邱桂霞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0年4月19日生育一子即原告邬某锋，邬某忠及两原告均为深圳居民。第三人邬水清系邬某忠的父亲，第三人向法院明确表示，其放弃对涉案赔偿的全部权利和利益。2012年12月8日，邬某忠参加由被告航运公司组织的企业文化团队建设活动，活动地点在被告经营的海上田园，当日下午16时左右，邬某忠在海上田园草坪上参加“六人七足”游戏活动中，突然倒地身亡。依据深圳市沙井人民医院于2012年12月10日出具的出车单显示，呼救受理时间为2012年12月8日16：06：57；派车时间为16：07：49，出车时间为16：08：16；到达时间为16：15：54，完成时间为17：08：38，出车用时60；空诊原因：死亡不送。2012年12月13日，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邬某忠死亡原因为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据尸表检验，现场勘查及派出所调查，作出猝死初步结论）。2012年12月18日，深圳市公安局沙井派出所出具《说明》，内容为：2012年12月8日16时22分我所接到报案，经到事发现场检查，深圳市××××有限公司员工邬某忠在参加集体活动时突然倒地，后经120证实现场死亡。经宝安分局法医现场勘验，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认定为猝死。2012年12月12日，被告海上田园公司向被告航运公司出具一份《关于海上田园游客意外保险赔付说明的函》，认为理赔条件为：我公司（海上田园公司）存在直接过错导致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由承保单位予以理赔。本次事故不满足投保险种理赔条件。2012年12月8日18时01分，李某军接受深圳市公安局沙井派出所的询问调查，陈述其系新洲××公司的总经理，邬某忠是该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航运公司系新洲××公司的母公司，12月8日，航运公司在深圳市海上田园景区开展活动，下午16时在活动过程中，其看到不少人围在一起，其看见邬某忠躺在地上不动，没多久就有120车过来，医生过来后就按压邬某忠的胸口，按了一会，医生要求报110，旁边就有人报警了，过了一会民警就到场了；当时不少员工在跑六人七足，其在旁边草地上坐着，直到不少人围在一起其才过去看的，所以就没有看到邬某忠是怎么躺在地上的。原告主张被告航运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方，没有聘请专业的户外拓展教练，“六人七足”活动缺乏安全性，存在安全隐患，被告航运公司未提供随队医生，未能及时抢救；被告海上田园公司在活动中没有尽到善意的组织义务，没有合理设置游戏，存在重大的疏忽和过错，其派遣的医护人员缺乏相关资质，邬某忠倒地后也没有及时派遣医务人员到场，两被告对邬某忠的死亡存在过错。两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航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深圳市急救中心沙井医院分站出车单、报警回执、说明、事故发生时视频资料等证据主张被告在活动开始前已经起到了合理提示、说明的义务，履行了相应保障义务，并要求被告海上田园公司配备相应的随队医生，完成医务保障义务，邬某忠晕倒后履行了积极救助的义务。被告航运公司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海上田园公司主张其仅提供场地，并不参与组织活动事宜，被告的医务人员具备相关资质，事故发生后，及时赶到了现场。
另查，被告航运公司是深圳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港公司）股东，邬某忠原系新洲港公司的员工，邬某忠受新洲港公司的指派参加被告航运公司组织的企业文化团队建设活动。2012年12月19日，新洲港公司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3年1月15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深人社认字（2013）第430212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邬某忠视同工伤。2013年4月17日，新洲港公司以及原告邱桂霞、第三人邬水清向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提出工伤保险待遇补偿申请。2013年6月4日，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作出深工保决字（2013）第4331786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待遇如下：1、丧葬补助金￥27570元；2、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元。合计463770元。原告确认已收取上述工伤待遇款项。2013年5月31日，新洲港公司与原告邱桂霞、邬瀚峰、第三人邬水清签订一份《捐助协议书》，约定甲方（新洲港公司）员工邬某忠于2012年12月8日发生死亡事故，为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三、本协议签订前，为处理邬某忠死亡事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甲方已垫付了包括交通、食、住等有关费用，上述甲方已支付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本协议签定后，甲方自愿一次捐助给乙方（邱桂霞、邬某锋、邬水清）共计13000元，协助邬某忠抚养的亲身处理邬某忠死亡事件后期发生的，与丧葬、食住、停尸等费用。四、因邬某忠已被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管理局认定为工伤，乙方可获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支付的本协议第二条所列的补偿（具体金额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甲方另给予乙方人道主义捐助合计30000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六、签订本协议后，甲乙双方再无其他争议，乙方保证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及甲方上级单位主张赔偿或补偿，并不再拥有费用报销等任何权利，不得向政府部门、法院、仲裁机构投诉或提出任何异议，同时甲方及甲方上级单位不再负有任何民事责任或劳动保险责任。原告邱桂霞于2013年6月4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新洲港公司爱心捐助款313000元。
原告诉讼请求：一、两被告连带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72240.09元、死亡赔偿金730108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9120元；二、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任何体育运动及游戏均存在人身损害的风险，每个人因为个体存在差异、对体育运动强度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也有差异；事故发生时死者邬某忠在参加“六人七足”游戏活动，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该游戏并不属于危险性大的体育活动，不需要专业培训和指导，并无证据显示邬某忠因为该项游戏活动本身而摔倒或者受到人身伤害。死者在参加“六人七足”活动时死亡，经法医鉴定死亡原因排除机械性暴力致死，认定为猝死，根据目前医学角度上的观点，猝死是指一个貌似健康的人，由于患有潜在的疾病或机能障碍，发生突然的、出入意外的非暴力死亡；但受现代医学等科学发展的限制，死者邬某忠死于何种疾病或者机能障碍，医疗机构和公安机关在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并未明确，可见在此种情况下，两被告对邬某忠倒地后的救助义务也是有限的，且事故发生后，两被告及时拨打120救助电话并向公安部门报警，两被告已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救助义务。造成死者邬某忠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是猝死，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两被告在组织活动时存在过错，故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并不具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如让原告自担全部风险、或者由被告单独承担损害后果，既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法律精神，也不利于群众活动的开展。本着既有利于受害者的权利救济，又有利于企业正常活动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由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共同分担损失，更为必要、合理，故法院依法酌定，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分担15%的责任。有关原告的损失认定，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1、关于原告请求的被告抚养人生活费72240.09元，死者的儿子即原告邬某锋为深圳居民，事故发生时满12周岁，原告请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24080.03元／年计算6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72240.09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30108元，死者邬某忠为城镇居民，原告的该项请求未超过法律保护范围，法院予以确认。3、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两被告对邬某忠死亡不存在过错，原告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9120元，原告主张事故发生后2人处理相关事故以及丧葬事宜，误工时间为15天，但原告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误工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因误工造成实际收入减少情况，法院参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计算误工费，故误工费损失为1600元（1600÷30×15×2）。5、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损失3000元，原告未提交相应的交通费票据，但考虑进行相应事故处理和丧葬事宜确有发生交通费的实际需要，对该请求法院酌定为2000元，对原告过高部分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合计805948.09元（72240.09＋730108＋1600＋2000），被告航运公司应补偿原告的损失为120892.21元（805948.09×15%），被告海上田园公司应补偿原告的损失为120892.21元（805948.09×15%），第三人自愿放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越十日内向原告邱桂霞、邬某锋补偿损失120892.21元；二、被告深圳市海上田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邱桂霞、邬某锋补偿损失120892.21元；三、驳回原告邱桂霞、邬某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70元（已由原告预交），减半收取2635元，由原告负担1844元，被告航运公司负担395.5元，被告海上田园公司负担395.5元。
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不服原审判决，向本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二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等费用由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对邬某忠的死亡并不具有过错有违客观事实。（一）上诉人航运公司作为大型户外活动组织方，未聘请专业、有资质的户外拓展教练，未合理设置游戏项目，未派遣医务人员随队，未及时对邬某忠进行抢救，故其对邬某忠的死亡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航运公司未聘请专业的、有资质的户外拓展教练。据了解，此次户外拓展活动中，航运公司所聘请的数名户外拓展教练并未取得专业教练资格。而缺乏教练资格也就意味着缺乏专业素养，缺乏安全保障，这也是此次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六人七足”游戏项目本身缺乏安全性，为邬某忠死亡埋下伏笔。该游戏为分组比赛，每组六个人并排，将脚两两捆起来，哪组最先到达终点哪组就获胜。该项游戏由于将不同的人的脚捆在一起，行走不便，故参赛者在前行过程中极易跌倒。从田园公司提供的活动录像可以看出，很多参赛者在前行过程中纷纷跌倒，足以说明“六人七足”游戏本身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也是导致邬某忠猝死的重要因素。再次，上诉人航运公司未派遣随队医生，在邬某忠晕倒时未能及时抢救和医治。上诉人航运公司是一家成立时间较长的大型国有企业，已成立工会，理应对组织大型户外活动具有丰富经验以及具备大型户外活动的应急方案。对在此次人数超过百人的大型户外拓展活动中，上诉人航运公司却未派遣随队医生，未设置合理的应急方案，导致邬某忠晕倒后没有人及时抢救，上百员工及高层管理人员袖手旁观。试想一下，如果邬某忠晕倒之时航运公司有合理的活动应急方案，立即组织专业人士进行抢救，而不是苦苦等待外部医务人员的到来，或许结果会完全不一样。最后，航运公司在邬某忠晕倒后未及时打120电话求救。由于航运公司一直拒绝提供原始资料，故两上诉人无法了解到邬某忠晕倒的具体时间。按照航运公司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深圳市急救中心沙井医院分站出车单》，我们可以发现邬某忠晕倒的时间是不到下午16点，而相关人员打120电话求救却是在月16点零7分，中间整整间隔了10几分钟。任何人都清楚，邬某忠晕倒后理应在第一时间报120抢救，然而航运公司却隔了10几分钟。可以推测，如果不是航运公司相关组织人员缺乏应对意外事件的经验，就是航运公司内部人员相互推诿，害怕承担责任，才导致10几分钟的推延。正是由于航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末及时报120求救，所以才导致邬某忠未能获得及时抢救。因此，航运公司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依法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二）被上诉人田园公司作为场地经营者，未能对邬某忠进行及时医治，也存在一定责任。田园公司是旅游景点的经营者，在游客突发疾病时理应及时抢救。然而，邬某忠不到16点昏倒在地，田园公司医务人员却迟至16点15分赶到现场，海上田园旅游景点总占地仅1.73平方公里，医务人员赶到事发现场却花费了约20分钟。因此，由于田园公司未能及时派出医务人员对邬某忠进行抢救和医治，故其对邬某忠死亡亦存在一定过错，理应依法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无证据显示邬某忠因为该项游戏活动本身而摔倒或者受到人身伤害”有违事实。事发当晚，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曾强烈要求田园公司提供全部录像，但田园公司拒绝提供。后经多次要求，田园公司才向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提供了邬某忠并未倒地时段录像的光盘。而田园公司提供的证据的倒地相片，才是能显示邬某忠倒地原因以及正确时间的证据。邱桂霞、邬某锋得知有此照片证据之后，三番四次要求航运公司把照片给予家属，但是田园公司拒绝给家属提供该相片。家属也是在一审时才得以看到此倒地刹那的相片。可见，田园公司一直在故意隐瞒邬某忠倒地的原因。由此可以推论，邬某忠倒地一定有着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一审法院描述的自身疾病或机能原因。因此，按照证据规则，田园公司保存的相关照片而拒不提交，故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邬某忠在航运公司组织的户外活动中猝死，航运公司、田园公司应依法承担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判令航运公司、田园公司损害没有过错，仅仅各承担民事责任15%，承担民事责任明显过低。因此，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航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请求撤销原审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邱桂霞、邬某锋对航运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上诉人航运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存在自相矛盾且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依法应予改判。一、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以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若无侵权行为的存在即并无加害人时，则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亦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存在加害人和受害人；第二，加害人、受害人双方均无过错；第三，此种损害行为法律未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第四，如不由加害人、受害人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会有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42、155-157条的规定，以下五种情形适用公平责任原则：（1）《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已尽监护责任的；（2）司法解释第156条规定的，紧急避险造成损害，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且避险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的；（3）司法解释第142条规定的，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的；（4）司法解释第155条规定的，堆放物品倒塌致人损害，当事人均无过错的；（5）司法解释第157条规定的，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根据以上规定，只有符合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在加害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且不对受害方进行补偿或者救助将显失公平，有违民法的公平精神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进行裁判；若无加害人即无侵权行为时，则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亦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要求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邬某忠死亡系因其自身原因所致，上诉人航运公司没有过错也不是侵权行为加害人，却适用《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要求上诉人航运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自相矛盾，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航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系《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关于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但在涉案活动中，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经尽到了以上义务，具体体现在：本案中，在组织活动前，上诉人航运公司已发文并多次口头告知与提醒全体参与活动的人员，如有身体不适的应不参与游戏项目；参与活动的人员要做好安全保护措施；要求被上诉人田园公司配备具有可实施急救行为的相关医务人员等。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邬某忠在“六人七足”游戏中突然倒地后，上诉人航运公司即刻迅速呼叫被上诉人田园公司的医务人员进行施救，以及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等的救助措施。对于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和相应保证义务，不具有过错也不是侵权行为加害人的事实，一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书中作出了认定，同时认定邬某忠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是猝死，即系由邬某忠自身原因所致。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却要求上诉人航运公司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承担未尽安全保证义务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承担因邬某忠自身原因产生的责任，自相矛盾，且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三、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已收到了工伤待遇补助金及捐助金共计￥776770元，此金额约为一审法院认定损失的金额的96%，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损失已得到了合理补偿，不需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另予救助或救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在于发生侵权行为后，因加害人对于其侵仅行为不存在过错，但确有较严重的损害结果发生，但若由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的损害后果，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助与救济，因此要求不存在过错的加害人根据公平责任原则承担一定的责任分担受害人的损失。本案中，在原审第三人放弃本案涉案赔偿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于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805948.09元。在邬某忠死亡之后，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积极协调与配合邬某忠所在的用人单位即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下属公司深圳市××××有限公司为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原审第三人申请并办理了工伤认定，且社保部门已偿付了各项工伤待遇补助金共计人民币463770元。另外，深圳市××××有限公司在邬某忠死亡事件发生后已向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及原审第三人支付了协助处理与丧葬相关的交通、食住、停尸等费用人民币13000元，及处理邬某忠死亡事件善后捐助金人民币300000元，以上事实一审法院已经在一审判决书中作出了认定，以上工伤待遇补助金及捐助金共计人民币776770元，此金额约为一审法院认定损失的金额的96%，因此，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并非单独承担损害后果，而是已经获得合理补偿。即使不考虑本案是否有侵权行为及加害人是谁这一因素，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已经获得合理补偿的事实，而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上诉人航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已构成了对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不公平，这恰恰违背了公平责任原则的立法目的，系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和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需要承担包括公平责任在内的任何侵权责任；且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及原审第三人已经得到了共计人民币776770元的工伤待遇补助金及捐助金，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及原审第三人的损失已经获得绝大部分的补偿，不存在任何不公平的情况，不需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另予救助或救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航运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航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合法权益。
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针对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及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以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为前提，并不是以上诉人航运公司所述狭义的“以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承担责任的主体并不限于“加害人”，公平责任的分担也不仅是在“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之间的分担。二、就本案来说，上诉人航运公司作为安全保障性活动的组织者因其对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且存在过错，在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应当对其承担责任。三、上诉人航运公司对邬某忠的死亡存在过错，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可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航运公司承担责任，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及原审第三人取得工伤待遇补助金及捐助金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与本案上诉人航运公司无关，上诉人航运公司不能因此免除向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支付赔偿金的法律义务。
上诉人航运公司针对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答辩称：一、上诉人航运公司对邬某忠的死亡没有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上诉人航运公司已经及时举证，一审判决认定“无证据显示邬某忠因为该项活动本身而摔倒或者受到人身伤害”事实正确，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航运公司组织的“六人七足”游戏并非危险性游戏，国家没有关于该游戏教练资质的规定，在活动的组织和邬某忠的死亡事故中，上诉人航运公司已履行了作为活动组织方所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积极救助义务，上诉人航运公司对邬某忠死亡该意外事件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理由均属于主观臆造，一审判决关于涉案事实的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田园公司针对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所称的事实认定错误情形。一、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称田园公司未对邬某忠进行及时医治，对其死亡具有过错与事实不符，田园公司已经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事故发生后，田园公司值班负责人在接到深圳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呼叫通知后，立刻派出具备相关资质的医务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协助深圳市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及120医务人员进行施救。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宝安分局法医现场勘验结论以及一审法院的认定，足以证明邬某忠死亡的直接、根本原因为猝死，田园公司作为活动场地的提供方已经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对邬某忠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二、本案中，邬某忠死亡的损害事实依法应由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邬某忠死亡的时间、原因等损害事实依法应由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在一审中未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按照“无证据显示邬某忠因为该项游戏活动本身而摔倒或者受到人身伤害”完全正确。综上，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田园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田园公司针对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田园公司认同上诉人航运公司所述的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已在本案中获得了776770元的工伤补助及捐助金，已对其损失得到了所有合理补偿。
原审第三人邬水清针对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意见与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关于本案事故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上诉主张，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对本案受害人邬某忠死亡存在过错行为，且导致受害人邬某忠死亡。本案受害人邬某忠所参加的游戏并不需要专业培训与指导，在受害人邬某忠倒地后，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均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救助义务，且法医认定受害人邬某忠为猝死，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对受害人邬某忠死亡存在过错行为，故本院对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诉人航运公司上诉主张，上诉人航运公司对受害人邬某忠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亦不是侵权行为的加害人，无须承担责任，且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已收到了工伤补助金及案外人新洲××有限公司的捐助金，无须另予救助。本案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对受害人邬某忠的死亡均不存在过错，且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已在案外人新洲××有限公司处获取了工伤赔偿与捐助金，且在《捐助协议书》第六项写明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在签订《捐助协议书》后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案外人新洲××有限公司及其上级单位主张赔偿或补偿，故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再因本案向上诉人航运公司主张赔偿，违反了《捐助协议书》的约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认定上诉人航运公司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各承担15%的责任，处理错误。鉴于被上诉人田园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故对被上诉人田园公司负担15%的责任，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航运公司承担15%的责任，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航运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0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三、驳回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70元，减半收取为2635元，由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63.42元，由上诉人邱桂霞、邬某锋负担（航运公司已预缴5270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李君贤
审判员 李小丽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聂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