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民终14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发才（曾用名徐发祥）。
委托代理人徐健斌。
委托代理人徐国祥，北京市问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发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发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发明。
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淼，江苏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发才因与被上诉人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滨海县人民法院（2015）滨民初字第0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在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依法向李邦武、郭有义、孙夕连、孙某、咸其明、王延英进行调查：
1、李邦武证明其父母于60年代，以人民币98元的价格从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父母处买了位于滨海县东坎镇东坎中路217号房屋中的两间，该两间房屋未参与1978年拆迁项目。该地址的地皮是徐发才祖上留下来的。1986年，其在对房屋进行扩建时，到老红星居委会打过报告。1994年上半年，他准备卖房子，徐发才听说后非要买，其便卖给徐发才了。其父母在购买房屋时没有办理过产权过户等手续，其也不知道徐发才在1994年买房子之前就将房子登记在徐发才名下的情况。徐发才父母去世后，徐发才对其所购买的2间房屋进行了改建和维修。1978年拆迁前，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共有门面房2间、堂屋4-5间，拆迁时拆掉了门面和前面的1-2间堂屋。双方对该份调查笔录均无异议；
2、郭有义证明其和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是老邻居，了解涉案房屋的情况。涉案房屋的地皮和房子都是双方父亲的。当时涉案房屋的地皮很大，后来卖了两间给李邦武家。1978年拆迁时，徐三爹（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父亲）夫妇都在世，徐三爹家也拆了一部分。拆迁后，徐三爹又往南砌了一点。1984年后，其就搬走了。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该份调查笔录无异议，徐发才对该份调查笔录不予认可，郭有义确实是邻居，其陈述只能证明房子下面的土地是老祖宗的，不能证明房子是谁建的。房子在1978年被拆掉了，之后就是徐发才建造的；
3、孙夕连证明其和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是多年的老邻居，其房子在涉案房屋的西边。其听长辈说，其家到城里做生意时租住过双方家的房子。租房事宜都是和双方父母联系的。1978年拆迁时，双方父母都在世，拆迁时，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大概有2间左右的门面，好几间的堂屋，门面门朝北，向南就是堂屋。当时因为老城街整理，各家都要拆。其记得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的房子当时只拆了一部分，拆的是门面还有一部分堂屋。各家的堂屋进行改建和之前剩下房屋连成一体，变成了新的门面，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是在原地皮上建的。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该份调查笔录无异议，徐发才对该份调查笔录的意见是：1978年拆迁是事实，说堂屋有好几间不是事实；
4、孙某证明其和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是多年的老邻居。1949年，其家搬到城里就租住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租房事宜都是和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的父母联系的。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家的房子就是徐三爹（双方父亲）夫妇的。他们主要靠出租房子来维持生活。其记得徐三爹家有门面2间左右，堂屋三、四间。可以去现场看一下，现在有几间门面，原来就是几间。1978年拆迁时，其家的门面房都拆掉了，他们家还拆了紧挨着门面的一间堂屋。他们在后面堂屋的空地上建了几间房屋，具体几间不清楚，空地上建的房屋是用拆迁下来的木料建的。当时都是一拆就建的，都在抢时间，当时徐三爹父母都在世。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该份调查笔录无异议，徐发才对该份调查笔录的意见是：其所述的租房子及门面房数量是事实，不正确的地方在其家门前还有人家，其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
5、咸其明证明涉案房屋申办产权证期间，相关了解人员的情况。其中邵炳荣、孙德淦、韩长友早已去世，时任红星居委会行政主任的蒋建芳现患有老年痴呆，王延英是当时居委会的副主任，已退休，当时的书记一把手是施广游。她当时只是一个会计，对有关情况并不了解。徐发才对该份调查笔录无异议，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该份调查笔录的意见是：对其反映的相关情况并不清楚，由法庭对真实性予以审查；
6、王延英证明其对案涉房屋的情况了解。徐发才申办房屋产权证期间，其是当时红星居委会的副主任。滨海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及滨海县城镇房屋所有权调查勘丈申请表上面我的签名是我本人所写的。当时的情况是，县里房产部门统一办理，居委会就将每一家的房屋情况依照如同徐发才家申办表格的样式进行填写，之后报上去，其本人家也一起报上去。并没有征询各家具体意见，谁在家就谁签字。但是，最终只有徐发才等少数几家办理到房产证，其本人家并未成功办到产权证书。涉案房屋是徐发才祖上留下来的，不是徐发才所建。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该份调查笔录无异议，徐发才对该份调查笔录的意见是：其所陈述的房屋报批经过是事实，但房屋是徐发才所建。其对1978年拆迁房屋的情况并不了解，房产报批都是谁建谁报批。
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的祖父母共育有徐子珍与徐子成兄弟二人。徐子珍与妻子孟保珍共育有四名子女，即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和徐发才（曾用名徐发祥），其中徐发明为残疾人（肢体残疾）。徐子成夫妇及女儿（该女儿未生育子女）均已离世。徐子珍夫妇先后于1989年、1999年离世。徐子珍夫妇和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早年居住在现位于滨海县东坎镇东坎中路的205-1号（曾为217号等号，以下简称205-1号）。1978年之前，该房屋有门面房2间，堂屋约3、4间。20世纪60年代初，徐子珍夫妇将堂屋中的自南向北两间卖给了李邦武家，未办理相关手续。1978年，政府需要在该地块所在区域实施老城街整治项目，对相应房屋进行了处理。在该项目中，徐子珍家的房屋包括门面房在内共拆掉3间左右房屋，还有部分未拆。当年，徐子珍家在涉案地块上又新建房屋，与之前未拆剩余房屋一并建成2间新门面房和3间新堂屋，也即现案涉房屋。1994年，李邦武将从徐子珍夫妇处购买的2间堂屋出售给徐发才。徐发才自1990、1991年起开始申办205-1号共7间房屋（包括从李邦武处购得的2间房屋）的所有权，并于1993年左右取得所有权。2013年，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发现徐发才已将205-1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故提起诉讼。另查明，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父母在去世前均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在世期间，也未为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进行分家。徐发元、徐发芹先后约于1980年、1985年后即不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徐发明和徐发才一直生活居住在涉案房屋中。徐发明因肢体残疾一直未婚，其父母去世至今，其饮食、起居主要由徐发芹照料。徐发才多年的生活来源主要在于涉案房屋的门面房出租收入，徐发才现除涉案房屋外，无其他住房。涉案房屋的水费户名为徐发明，电费户名为徐发元，水电费在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父母离世后由徐发才缴纳。再查明，2013年9月30日，滨海县人民政府作出滨房征字[2013]1号《关于对滨海县旧城改造滨海源（西区）建设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涉案房屋在该征收红线范围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具有证据资格。但并不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功能，其作用仅是证明证书所载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曾经发生，至于证书存在与否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此，在有其他证据证明不动产实际权利状态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依法确认实际权利状态。
根据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的现有证据及陈述，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本案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涉案房屋应为的权属状态？涉案房屋应当如何进行产权分割？对此，评判如下：一、关于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对本案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利而在期间届满时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存在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其权利，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从而维护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我国目前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并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本案是在当事人之间对所有物权属发生争议时形成的共有物确认分割请求权，该权利是共有人对其享有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是物权请求权，自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因此,关于徐发才提出的本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信。
二、关于涉案房屋应为的权属状态。
如前述，现登记在徐发才名下的房屋共有七间，涉案房屋为其中自北向南的五间（即徐发才从李邦武处购买的两间房屋除外）。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主张涉案五间房屋是其祖父的遗产，徐发才提出涉案房屋是其个人所有的财产。
在审理中，徐发才提出涉案房屋早在1990年之前就已明确归其所有，但未能提交实质性证据予以证实。徐发才提出案涉房屋全部是由其独立建造而成，并提交了当年申办产权证书时一系列的材料作为证据。但对其主张房屋由其所建的具体事宜亦未能举证证实。徐发才所提交的滨海县东坎镇红星居委会1993年10月20日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了徐发才家房屋搭建的经过，该证明反映了涉案房屋曾在1978年被拆迁，后又在原址上建成的事实，未能清晰反映涉案房屋的旧貌与新况以及整个变化的过程。故对徐发才提出的涉案房屋为其个人所有的辩解，不予采信。经查，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与父母一直居住生活在一起，1978年房屋拆迁时，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及其父母均还在涉案房屋居住。作为整体的“户”而言，应视为当时的拆迁或新建房屋均是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在其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的。此外，在父母在世期间，未曾在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之间进行分家。同时，从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提交的证人证言及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涉案房屋确为祖父辈留下的遗产。结合祖父母及父母辈继承人均已不在世的事实。涉案房屋现应当认定为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共同共有。徐发才以个人名义领取的产权证，可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
三、关于涉案房屋应当如何分割的问题。
继承开始后，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如上所述，涉案房屋为徐发才、徐发元、徐发芹以及徐发明共同所有。因徐发明是残疾人，无配偶子女，对其应当予以照顾和考量。此外，徐发才作为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人，对房屋的维护多由其进行，结合其多年以来一直以该房的租金收益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对其亦应当予以酌情照顾。由徐发元、徐发芹各享有涉案房屋1/5的所有权，徐发明、徐发才各享有涉案房屋3/10的所有权为宜。
本案的争议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亲属之间，双方当事人应秉持相互尊重、互相体谅、维护家庭和睦的观念，调整好家族内部矛盾，进一步维系好家族成员关系的融洽和有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滨海县东坎镇东坎中路205-1号的房屋中自北向南前五间房屋为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与徐发才共同共有的遗产。徐发元、徐发芹分别享有该五间房屋1/5的产权份额，徐发明、徐发才分别享有该五间房屋3/10的产权份额。案件受理费5800元、保全费3520元，共9320元，由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承担3320元，徐发才承担6000元。
上诉人徐发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第一，房屋是在1990年房产登记，被上诉人直到2015年才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第二，继承的诉讼时效是两年，应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算，上诉人的父母是在1989、1999年相继离世，故该案也过诉讼时效；第三，房产登记是一项行政行为，依据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该案诉讼时效也已超过；2.案涉房产并非祖辈房屋，而是由徐发才一人建造，并在1993年办理了房产证，一审中已经提交建房证明、水电费发票等予以佐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且1993年10月20日的红星居委会证明上也载明：1978年拆掉五间不能住的老房子，重新建成五间，也能说明该房屋系上诉人建造；3.即使假定案涉房屋是祖遗产，未尽赡养义务的三被上诉人也不应当分得房屋；4.智障残疾人徐发明原随父母生活，后由姐姐监护，上诉人是为了减轻姐姐负担，才同意徐发明住在案涉房屋中。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发元、徐发明、徐发芹答辩称：1.对于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2.产权登记只是一种效力推定，如果法院查明产权登记情况与实际不一致的，应当认定实际权利人为房屋所有人。本案诉争的房屋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祖父遗留的房产，在1978年扩建时，双方在父母的带领下拆掉原来临街的部分房屋，向后退缩，在后面的空地上用原来的建筑材料建成了新的房屋，和原保留的房屋一直使用至今，因此，诉争的房屋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建成或祖父遗留房产，故该房产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房产，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徐发才提交了两份书面证据，第一份证据是李仁香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李仁香于2007年5月2日在徐发才家建房。第二份证据是孟宪伟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孟宪伟三十多年前在窑厂工作，徐发才建房时请孟宪伟购买的7000砖。同时上诉人申请证人孙某到庭作证，拟证明一审承办法官给其做的谈话笔录中，孙某陈述的是“空地上建的房屋有部分材料是前面拆迁的材料建的”，而非一审谈话笔录中“空地上建的房屋是前面拆迁的木料建的”。
被上诉人对第一份证据即李仁香出具证明的质证意见是：该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从内容上看，李仁香并未讲明其所作的工作是重新建造还是修缮，且徐发才在案涉房屋地点上有三种性质的房屋，第一是本案讼争的五间房屋，第二是在案外人李邦武处购买的两间房屋，第三是拆迁后认定的违章建筑部分，李仁香并未指明其工作是在哪种房屋上。被上诉人对第二份证据即孟宪伟出具证明的质证意见是：该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上看，该份证明内容上被涂改过，且孟宪伟是否系当时的办事人员，无法审核。对证人孙某证言的质证意见是：一审谈话笔录中的证人所作的陈述经过其签字确认，故我方认为应以一审签字确认的为准。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经查，我国目前对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权利范围仅为债权请求权，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而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其实质并不是否认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本案中，虽徐发才在1993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直至2013年10月25日因案涉房屋的拆迁赔偿款公示后，方知徐发才以个人名义领取了房屋的所有权证，在交涉未果后，于2015年3月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权利人徐发元、徐发芹、徐发明并未懈怠行使权利，其起诉并不违背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本意。故对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房屋权属的问题。经查，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虽被徐发才一人领取，但不能仅以此确认房屋的权属，认定房屋权属还应根据房产的来源、建造以及使用等情况综合认定。徐发才称原祖辈房屋在1978年拆迁中已被拆除，现案涉房屋为其个人建造，但未能提供房屋由其自行建造的相应证据。一审中虽提供了红星居委会的证明以及建房证明书等证据，但该证据并不能反映出1978年前后房屋的拆建情况，且“滨海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滨海县城镇房屋所有权调查勘丈审核表”的审核人王延英在一审调查中陈述“当时我是红星居委会的副主任……当时是县里统一办的，各家各户都是这样写的，也不征询家里意见，谁在家谁填……徐发才家的房子不是他们建的，是祖上留下来的。”故不能仅以居委会证明等材料认定案涉房屋的权属。二审中上诉人亦提供了李仁香、孟宪伟的书面证明各一份，但李仁香、孟宪伟本人均未能到庭作证，且从书面证明上无法确定案涉房屋是由徐发才独立建造。上诉人亦申请了证人孙某到庭作证，孙某在二审庭审中证明“空地上建的房屋有部分材料是前面拆迁的材料建的”，故更无法证明拆迁后的房屋系徐发才独立建造。相反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在走访邻居时，均证实案涉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母留下的遗产。考虑到案涉房屋在1978年拆迁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父母均在世，且生活居住在案涉房屋中，故一审法院认为当时拆迁或新建房屋均是双方在父母带领下完成，应当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共有，并无不当。徐发才以个人名义领取房产证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亦已考虑到徐发才对案涉房屋在修理、维护中产生的特定贡献，在判决份额上有所侧重，故一审法院对判决份额的考量亦无不当，至于上诉人称因三被上诉人未尽赡养义务故不得分得遗产的问题，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支撑，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发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徐发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祥
代理审判员 朱 倩
代理审判员 裴葭嘏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倪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