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昆民三终字第8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开寿，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琳，女，1985年12月27日出生，彝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留，男，1983年2月18日出生，彝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远昆，男，196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刘开寿因与被上诉人杨春琳、杨春留、吴远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2015）宜古民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确认：2012年7月以来，原告刘开寿与被告杨春琳相互交往，后在谈及结婚事宜时，因杨春琳不同意而产生矛盾，其间原告刘开寿认为被告杨春琳以各种借口先后向自己索要现金共计人民币64500元。后因原告刘开寿谎称杨春琳是其妻子并称与其结婚已有一年，被告杨春琳认为刘开寿已经侵犯其名誉，对其本人形象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双方即为此发生纠纷。2013年9月27日20时许，原告刘开寿在昆明市官渡区官渡镇六谷村被两名男子持铁棍实施殴打。2013年9月29日17时许，被告杨春琳的哥哥杨春留驾车将前来讨要说法的原告刘开寿送出耿家营，被被告杨春留及另外两名男子打伤。2014年7月18日经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达成协议：由杨春琳赔偿刘开寿的所有损失60000元以解决此事，双方以此保证之后不再发生任何纠纷，绝不再相互纠缠，同时刘开寿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杨春琳索赔。协议甲方为杨春琳、担保人为吴远昆、乙方为刘�寿，三人均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按印确认。协议签订后，被告杨春琳方支付过现金8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2014年8月6日，原告刘开寿向官渡派出所反映未收到应付款项，经官渡派出所通知，被告吴远昆到场承诺，若在2014年8月20日前不将剩余52000元款项一次性支付，则向刘开寿翻倍支付，但到期后仍未支付赔偿款项。为此，原告刘开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按承诺书上所写款项翻倍给付，即52000元翻倍为104000元，104000元翻倍为208000元，要求其一次性付清；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刘开寿与被告杨春琳相互交往中，因感情及经济问题发生矛盾，导致其两次被人打伤。后经公安机关�织调解，双方就经济问题及原告刘开寿的人身损害等赔偿事项达成了协议，即由杨春琳赔偿刘开寿的所有损失60000元以解决此事，并由被告吴远昆以担保人的身份担保款项的赔偿。被告杨春琳方支付了8000元款项后，在剩余款项未按期支付的情况下，被告吴远昆又再次向原告刘开寿承诺“翻倍给刘开寿两倍”。从派出所两次组织协议解决的情况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是基于经济占用及人身损害而进行的赔偿责任的分担。诉讼中，经一审法院向原告刘开寿释明合同之诉与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区别，原告坚持以人身损害赔偿之诉进行诉讼。我国民事司法救济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平补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被侵权人的相应的经济损失而设立。且本案中，原告无证据证实被告吴远昆系直接的侵权行为人，但其愿意为被告杨春琳因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担保，不违背相关法律的规定，故应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对于其所作的逾期翻倍赔偿的承诺，不符合我国民事司法救济的立法目的，故对原告刘开寿要求被告翻倍赔偿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被告杨春留承担赔偿责任，因其所举证据即《调解协议书》据以确认的赔偿款项无杨春留的签字认可，故原告刘开寿对被告杨春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春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开寿人民币52000元。由被告吴远昆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刘开寿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刘开寿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于2012年7月份认识杨春琳，在我们认识的期间杨春琳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向上诉人要了64500元。2013年8月2日，上诉人找到杨春琳家讨要说法，被杨春琳家人叫人来打了上诉人两次，经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伤情为轻伤。经官渡古镇派出所民警夏雄飞警官调解，调解赔偿上诉人60000元，在派出所民警规定的期限，被上诉人没有按期付款给上诉人。2014年8月6日，吴远昆写了一份承诺书给上诉人，承诺于2014年8月20日一次性付清欠上诉人的所有现金52000元，若不付清，翻倍给上诉人刘开寿，两倍。到了2014年8月20日，被上诉人没有按照承诺书上的兑现承诺。承诺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是被上诉人自愿承诺的，上诉人愿意接受被上诉人的自愿承诺。吴远昆称是在派出所逼迫签字，本来是8500元，不属实。上诉人起诉的赔�费用，是承诺书所承诺的费用，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话费清单、银行卡流水、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事实、是说明杨春琳以恋爱为名诈骗上诉人。官渡古镇派出所的笔录及宜良耿家营派出所的笔录，说明上诉人被杨春琳打伤，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释明合同之诉与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区别，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该案在公安机关调解，写有承诺书，是被上诉人完全自愿承诺的，上诉人愿意接受该承诺，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兑现承诺，属于诈骗行为。杨春琳与本案有直接关系，上诉人是去她家讨要说法，被杨春琳殴打，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经过公安机关处理调解两次，承诺书是在公安机关警察面前写的承诺，并没有所谓的逼迫。诉讼费由原告先付，判决出来后由败诉方承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以承诺书所承诺的费用作为赔偿为重要，并没有精神损失费或者其它一切费用，上诉人提交的车旅费、被打成轻伤的医药费等等的发票，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及承诺的费用；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杨春琳、杨春留、吴远昆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刘开寿要求被上诉人吴远昆、杨春琳、杨春留赔偿208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调解协议书》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经审查，2014年7月18日，上诉人刘开寿与被上诉人杨春琳、被上诉人吴远昆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书》，从该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系对经济问题及刘开寿的人身损害等赔偿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杨春琳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向上诉人刘开寿赔偿60000元的损失，被上诉人吴远昆自愿为该部分损失承担担保责任，系其自愿行为，并未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被上诉人吴远昆对上述款项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杨春琳赔付了8000元，尚有52000元未赔付，故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杨春琳继续承担余款的赔偿义务及由被上诉人吴远昆承担连带责任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刘开寿要求被上诉人杨春留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经审查，上述协议中虽列有被上诉人杨春留的名字，但并未有被上诉人杨春留参加并签字予以确认，因此被上诉人杨春留对此不应承担赔�责任。上诉人刘开寿要求被上诉人杨春留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对此所作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刘开寿要求按照《承诺书》的约定，由三被上诉人翻倍赔偿208000元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经审查，2014年8月6日，被上诉人吴远昆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写下《承诺书》，其主要内容为：被上诉人吴远昆承诺2014年8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剩余的52000元余款，如果在2014年8月20日以前不付清翻倍赔给上诉人刘开寿，两倍。本院认为，该承诺书仅系被上诉人吴远昆单方所写，并无刘开寿、杨春琳等人的签字认可，且其内容并未因此改变2014年7月18日《调解协议书》的根本内容，且该承诺与本案系因经济及人身损害等纠纷引起的赔偿案件不相吻合，与人身侵权案件的填平原则相悖，故上诉人刘开寿要求按照承�书的内容由被上诉人杨春琳、杨春留及吴远昆承担208000元翻倍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开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0元，由上诉人刘开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杨章亮
审 判 员 奚 琳
代理审判员 王玉方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