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献，男。
委托代理人：柴昕，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治学，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杉木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福寿路*号*楼。组织机构代码：67309459-0。
法定代表人：林烨。
委托代理人：李杰，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淑媛，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钱献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杉木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东二法民二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杉木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6月23日，杉木公司与钱献签订《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由钱献代理经销杉木公司的测线器、网络测试仪等电子产品，期限为一年。合同签订后，杉木公司多次向钱献供应货物。合同到期后，杉木公司仍继续向钱献供应货物，但钱献拖欠货款未付。钱献代理经销期间，杉木公司还将该区域的发放货物凭条交给钱献，委托钱献收取货款。钱献收款后未全部支付给杉木公司。2012年12月11日，经双方对账，钱献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日，尚欠杉木公司货款215841元、已收现金凭条22900元（已扣除收货款时的差旅费及返修维护费1017元）、未收凭条38447元，以上共计276261元，并承诺在2013年1月25日前将未付货款、放货铺货凭条和所有现金与公司对清。钱献于付款期限届满后未按约定支付款项。杉木公司多次追讨未果，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钱献向杉木公司支付货款共计27626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10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钱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庭审中，杉木公司确认，双方对账后钱献曾支付6350元，该款项应在第一项诉请货款中的215841元予以抵扣。
杉木公司提供的证据为：1.《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2.《对账单》；3.电话录音及文字说明；4.证人朱义华书面证人证言、作证视频及离职证明；5.QQ聊天文字记录；6.快递发货清单、送货单、快递单；6.《产品代理协议书》。
钱献向原审法院辩称：一、本案应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委托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委托人即杉木公司。（一）《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名为“代理经销”，正文多次提及“代理经销商”、“代理商”。《代理合作协议》名为“代理合作”，第二条“乙方作为代理商，取得上海、浙江……区域代理权”明确钱献的身份为代理商。前述两份合同约定钱献享有奖励、返点、让利、补贴、额外提成等代理销售政策，实为代理的佣金收入。（二）《采购合同》、《送货单》等证据证明钱献以杉木公司的名义销售产品，且钱献在价格体系、代理区域、市场拓展和推广、保密等方面均受到杉木公司制度的约束，仅有一定的代理权限，故双方是“款到发货”的委托代理关系。二、钱献未拖欠杉木公司货款。钱献代理商身份被取消后双方关系恶化，且杉木公司在钱献代理区域通过互联网委托代理商和直接向客户销售的方式窜货，客户拖欠货款，杉木公司将债务转嫁给钱献。（一）《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第二条明确约定“款到发货”。本案证据也证实双方实际履行的付款方式也是款到发货。杉木公司主张“货到付款”，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双方自《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签订后仅进行过一次对账，不符合“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二）钱献于《对账单》上书写的内容恰好说明双方并没有对清款项，钱献并未如杉木公司所理解的确认欠款。电话录音中，钱献在杉木公司语义含糊直接询问数字的情况下以质问、怀疑、随意的语气进行回答，不能视为钱献确认欠款。退一步说，即使将钱献银行付款记录与钱献认可的送货情况相抵，也不能证明钱献尚欠货款未付。三、杉木公司要求钱献代收货款，但钱献没有收到款项。杉木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钱献已经收款。
钱献提供的证据为：1.戴爱珍名片、快递单、送货单；2.《采购合同》（编号为20121017-1、20121121-1）；3.快递单、《送货单》（编号为0000835）；4.付款记录、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查询结果、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5.《收据》（编号为0000303）、《送货单》（编号为0000195、0002394）；6.《代理合作协议》、钱献销售协议附件、通知；7.《采购合同》（编号为20130123-1、20121213-1）；8.杉木林杭州办事处广告打印件、授权证书打印件、QQ聊天记录、“万双数码专营店”天猫电器城网页截图；9.《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3日，杉木公司与钱献签订《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钱献为杉木公司产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江苏地区的独家代理经销商，期限为一年，届满后视双方意愿续签；钱献提货前先行付款至杉木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款到发货。该合同另对销售目标、奖励、价格体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杉木公司认为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钱献则主张以杉木公司的名义、严格按照杉木公司规定的价格体系、经销区域进行销售，双方实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钱献为此提交了若干份《采购合同》电子邮件打印件、传真件及两份《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抬头均为杉木公司。杉木公司认为该些合同非原件，《送货单》没有其签章，故不确认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因该些《采购合同》没有原件，《送货单》没有杉木公司签章确认，原审法院对钱献提供的该些证据不予采信。
《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签订后，双方进行合作。杉木公司主张，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变更付款方式为先发货、后付款。为证明钱献拖欠货款未付的事实，杉木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对账单》。2012年12月11日，杉木公司与钱献进行对账。《对账单》内容显示，“止于2012年10月19日共计发货总金额1110170元”、“共计收款金额864379元”、“打款公账及返利134809元”、“共计欠款金额245791元”；“2012年10月23日钱献付款50000元，当日发货20050元，抵以上欠款29950元”；“止于2012年12月3日共计未付货款总金额为215841元，已收现金凭条22990元、扣除收货款及返修维护费1017元后合计为21973元，未收现金凭条38447元”。钱献于该《对账单》尾部签名并加注“在2013年元月25日将未付货款和放货铺货凭条和所有现金和公司对清”的内容。钱献解释，该次对账是基于返利、统计现金凭条及合同延续的问题而非基于拖欠货款的问题，但没有完成，钱献仅确认已付款864379元及应返利134809元，对其余项目和金额均不确认，其加注的内容仅是应杉木公司的要求及《对账单》上的项目书写，并非确认欠款。（二）证人朱义华的书面证言及作证视频。杉木公司主张朱义华曾为其员工，该证据拟证明其法定代表人林烨与钱献对账及协商续签合同的经过。钱献主张朱义华为杉木公司的员工，与杉木公司有利害关系，且朱义华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项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采纳钱献的质证意见，对朱义华的证言不予采信。（三）电话录音及文字说明。2013年2月7日，杉木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烨的妻子梁淑媛与钱献就案涉货款问题进行电话沟通。杉木公司主张，钱献于录音中确认截至2013年10月23日尚欠杉木公司货款215841元，不包含代收的凭条货款，并承认代杉木公司收取货款22990元。录音证据部分内容如下：梁淑媛说：“我就看到了你说元月25号清的那张，那张纸有没有给你？……清的那张纸，还有多少数啊？”钱献说：“大概18万多吧，接近19万。”梁淑媛说：“我看到的就215841元……我跟你对过以后我没有收过啊！”钱献说：“没对过那就是以前那些啰。”梁淑媛说：“那就是215841那个数不变了？”钱献说：”“没变，后来公司还收了一部分钱。”……梁淑媛说“那我就把那个215841减去你最后打公账的几个和那个赖鲁琴的那个1万几的。”钱献说：“对，对，对。”梁淑媛说：“然后就是你凭条的那个2万9千多的那个东西还没有算在里面的，是吧？”钱献说：“2万9的在我这里，我收了。这个钱我收了我肯定会认账的，是我收的。”梁淑媛说：“你算出来是多少？”钱献说：“我算出来大概是18万多嘛，接近19万。”梁淑媛说：“……你那里就19万多，凭条的有没有加进来？那个2万1。”钱献说：“总共2万9嘛，再加上那个数对不对？”梁淑媛说：“总共加起来多少？”钱献说：“2万9加上原来那些，总共21万多。对吧？”梁淑媛说：“……你看你付得到多少，就尽量付一些过来，好不好？”钱献说：“……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是感觉上，我如果把这些钱都交出来或者怎么的，假如林烨说你们也把我的华东区拿掉，那我就一点收入，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钱献说：“……今年是这样的，如果说这样的，那我就觉得，18万，既然他答应我了，我也不是说钱不给或者怎么样，那我就按合同的要求，我就说我好好做一年，如果说这一年我没做好或者怎么样，明年底我把所有的钱都付清好吧？”钱献认可录音证据中双方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但认为录音不连续，且不能证明钱献确认拖欠货款的事实，理由为：钱献是在梁淑媛诱导下回答；钱献确认的215841元包括杉木公司要求其代收货款的凭条金额75384元、从杉木公司付款购买再以杉木公司的名义转售给其他客户的货物金额145407元，其中75384元若能收回应向杉木公司返还；钱献确认的“19万”是145407元加上钱献自己从客户收回来的、包括“2万9”以内的“4万多”，该“19万”属于钱献所有，“2万9”是钱渊所收货款，并非《对账单》提及的22990元；钱献说的“对，对，对。”仅是确认赖鲁琴那1万多的款项，并非确认欠款215841元。（四）QQ聊天记录。杉木公司主张其员工梁淑媛（QQ名称东莞杉木-1）、张安妮（QQ名称小宝）通过互联网QQ聊天方式与钱献（QQ名称杉木林电子）协商送货及对账问题。钱献承认通过QQ方式向杉木公司下订单、核实送货及付款情况，但其用于订货的QQ名称为三山及杉木林电子，且前述QQ号均为公用号码，故不确认该些QQ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因杉木公司提交的QQ聊天记录并未办理现场信息保全手续，杉木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聊天记录各用户的真实身份，故原审法院对QQ聊天记录不予采信。（五）物流发货清单、送货单及快递详情单。杉木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9月21日首次向钱献发货，钱献于2011年11月3日向其支付第一笔款项，故双方实际履约过程中变更付款方式为先发货，后付款。钱献认为该些送货单为杉木公司单方面制作，物流单据不能印证送货数量，不能证明杉木公司的发货情况。原审法院要求钱献提供其持有的送货单，钱献主张时间相距较远没有留存，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而针对首次发货与付款时间不符的问题，钱献于2013年1月9日庭审中称，杉木公司截至2011年11月2日前的发货为免费供应给钱献作市场前期推广。后钱献变更该陈述，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张《收据》及《送货单》（编号为0002394）。《收据》日期为2012年9月1日的、收款人为钱渊、金额为14000元、备注有“工资报销费用抵货款”的手写内容；《送货单》日期为2011年9月8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为“钱渊”，金额为7015元。钱献称钱渊是其弟弟，在2013年1月前在杉木公司处工作，钱献与杉木公司约定2011年1月3日前产生的货款部分从钱渊工资抵扣，部分为款到发货。杉木公司否认钱渊为其员工，主张钱渊仅是在《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签订前的时间帮忙处理事务，《收据》所载款项本应支付给钱渊，后用于抵扣钱献的货款，杉木公司确认前述《送货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钱献对欠款事实不予确认，主张双方先通过QQ方式确认订货，杉木公司待钱献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全部货款后方才发货。钱献就该主张提交了付款记录、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查询结果、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付款记录由钱献单方面制作，显示钱献于2011年11月3日首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付款20000元，合共付款919660元。杉木公司认为付款记录为钱献单方面制作、银行付款记录无法显示收款人，均不予确认。钱献为此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向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调取银行付款记录的收款人情况。经调查取证，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提供了2012年3月至2013年1月的查询结果，显示钱献分别于2012年4月15日、2012年6月18日、2012年8月2日、2012年8月29日、2012年9月22日向杉木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烨付款50000元，合共付款250000元；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分行出具回复称因钱献的账户在上海开立，无法提供收款方账户信息。
另查明，杉木公司诉请主张委托钱献代收货款，《对账单》显示钱献已收款22990元、未收款38447元，扣除费用1017元后钱献应将相应款项支付给杉木公司。钱献确认杉木公司曾要求其代收货款，收到杉木公司邮寄的总金额为75384元的现金凭条，但称没有收到任何货款。
以上事实，有杉木公司、钱献提供的前述证据、原审法院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及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分行账户流水查询结果及当事人相关陈述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性质问题。该合同约定钱献为杉木公司产品的代理经销商，在履约过程中，双方确认钱献通过QQ方式向杉木公司提货，杉木公司以邮寄快递方式交货给钱献，钱献再转售给其他客户，转售所得货款归钱献所有。杉木公司主张先发货，钱献再陆续支付货款。而钱献主张是先付款购买产品后以杉木公司的名义再进行转售，但钱献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以杉木公司的名义销售产品。原审法院认为，不论双方实际履行的付款方式有无变更，双方已确认转售所得利益归钱献所有。从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情况来看，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及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构成要件，因此双方并非委托合同关系。钱献主张前述合同为委托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实质为买卖合同，该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情形，为有效合同，杉木公司与钱献均应恪守合同权利义务。
关于双方履约过程中是否变更付款方式的问题。双方对杉木公司向钱献交付货物的事实不持异议。针对钱献提出先付款、后发货的主张，杉木公司认为，尽管合同约定款到发货，但双方在实际履约中变更了上述付款方式。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一）从《对账单》来看，《对账单》明确载有“欠款”的内容，钱献于《对账单》上签字并备注了手写内容“在2013年元月25日将未付货款和放货铺货凭条和所有现金和公司对清”。从该加注的内容来看，尽管钱献确实未承认《对账单》的欠款金额，但若钱献没有拖欠货款，可直接否认《对账单》而不必加注前述内容。钱献解释应杉木公司的要求及对账单上的项目而书写该内容，不符合常理。由此可推知双方对货款及代收货款确实存有纠纷。（二）从电话录音内容来看，钱献多次确认杉木公司提及的金额，钱献对此解释是在梁淑媛的诱导下进行回答。钱献在电话录音中的陈述与原审庭审的陈述亦前后矛盾。钱献在电话录音中陈述“2万9加上原来那些，总共21万多。对吧？”，但在原审庭审中解释为其确认的215841元由代收款75384元及转售货款145407元组成，该“2万9”按钱献的主张，是不包含在“145407元”当中。且钱献亦陈述“我如果把这些钱都交出来或者怎么的，假如林烨说你们也把我的华东区拿掉，那我就一点收入，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也不是说钱不给或者怎么样，那我就按合同的要求，我就说我好好做一年，如果说这一年我没做好或者怎么样，明年底我把所有的钱都付清好吧”。由此证明钱献在该次通话中确认拖欠杉木公司货款。（三）从杉木公司发货记录及钱献付款记录的对应性来看，杉木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首次向钱献发货，钱献于2011年11月3日支付第一笔货款。钱献主张2011年11月3日前的货款部分从杉木公司应付钱渊的工资中抵扣、部分由钱献付款。杉木公司否认钱渊为其员工，且《收据》的时间为2012年9月1日，与首次发货时间相距较远，不能证明该款项即支付2011年11月3日前的货款。钱献对2011年11月3日前发生的货款的付款情况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就其主张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钱献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本案现有证据显示钱献曾确认拖欠杉木公司货款，钱献提供的证据及主张无法证明其分次整批缴付的款项与杉木公司的发货能一一对应，亦无法证明其在每批货物发货前即按时缴付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合同虽约定款到发货，但双方实际交易中采用赊销方式，将付款方式变更为先发货后付款，钱献提出的不拖欠杉木公司货款、杉木公司将其应收货款转嫁至钱献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
关于钱献拖欠杉木公司货款数额的问题。杉木公司诉请的货款金额包括货款215841元、已收现金凭条22900元（已扣除收货款时的差旅费及返修维护费1017元）、未收凭条38447元三部分，以上共计276261元。其中，钱献于电话录音确认“21万多”与杉木公司主张的215841元基本对应，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货款予以确认，原审庭审中，杉木公司自认钱献已支付215841元中的635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付款时间约定不明，钱献应于收货时支付货款。至于杉木公司要求钱献代收款的部分，钱献于电话录音中承认收回来“2万9”，已计算在前述“21万多”的款项中。杉木公司主张的已收款凭条22900元、未收款凭条38447元的部分，钱献主张没有收回，杉木公司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钱献已收到该些款项，其诉请要求钱献支付该部分款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钱献未依约支付货款209491元（215841元-6350元），已构成违约，应向杉木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杉木公司诉请要求钱献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杉木公司诉请中超出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判决：一、限钱献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杉木公司支付货款20949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10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杉木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一审受理费5364元、保全费1520元，诉讼费合共6884元，由杉木公司负担1514元，由钱献负担5370元。
上诉人钱献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履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该《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实质属于买卖合同，属于认定错误，理由如下：合同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认定合同的性质，应当是按照合同双方签订时拟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认定，至于合同签订后，合同是否履行或者如何履行，并不影响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以合同的履行来认定合同的性质，属于本末倒置，其认定也是错误的。从《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其本质上属于委托代理合同。二、关于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首先，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多处证据表明钱献系杉木公司的区域代理商，杉木公司直接或间接委托钱献代收在区域内销售的货款且向钱献支付相应的差旅费和利润返点，该些事实结合《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约定足以证实，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代销）关系。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属于买卖合同，进而认定钱献与杉木公司在《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的代理期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买卖关系，是片面、孤立和形而向上的。即便是一审法院认定钱献与杉木公司的某一笔交易属于买卖关系，那也仅仅能排除该笔交易属于代销的情形，而不能认定钱献与杉木公司在整个《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的代理期间的所有行为均属于购销行为，钱献与杉木公司在一定期间内同时存在买卖和代理两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完全合乎法理的。综上，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有且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一种是委托代理关系与买卖关系并存。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仅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形。最后，关于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最终认定。（一）杉木公司向原审法庭提交了《对账单》拟证明钱献欠其货款215841元，钱献有证据证明该215841元货款中的两笔款（上海通测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10500元，宋红雷18000元）在对账之前杉木公司已向客户直接收取了货款的事实，可见杉木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的欠款的实际承担方和支付方均非钱献本人。关于这事实从杉木公司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亦能够得以印证。综上，钱献与杉木公司在《对账单》和录音证据里所谈到货款均是指“代收货款”，不能作为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假使钱献与杉木公司系独立买卖合同关系，钱献不会把自己客户详情告诉杉木公司，也不会让杉木公司直接向自己的客户收款。（二）一审法院认定钱献与杉木公司确实存在对账行为，进而认定双方对货款以及代收货款存在纠纷，属于认定错误。钱献与杉木公司的对帐行为，与双方之间存在货款及代收货款纠纷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实中，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企业的销售人员跟单并催收货款，企业以销售人员作为内部结算对象，确定应收款项并计算业务报酬是常态，本案中，杉木公司采取区域代理的经销方式，由区域代理商代为销售和代收货款，管理模式较企业管理业务员更为松散，那么以代理商为货款的名义上的结算对象也属于常态。综上，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杉木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和录音证据中所称的“欠款”、“货款”均是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前提的，应理解为在钱献所代理区域内所销售的总货款，而非销售给钱献货物的货款，不存在钱献购买杉木公司货物的说法。三、关于杉木公司一审诉求及法院认定的货款金额问题。且不谈法律关系，仅就杉木公司一审中依据《对账单》以及录音证据诉请的金额215841元来看，一审法院的认定也是没有依据的。（一）从《对账单》的内容来看，钱献并不确认“欠”杉木公司215841元，否则，其直接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即可，无需备注“2013年元月25日，双方对清账目”。（二）该金额与事实不符，该金额是杉木公司隐瞒了其已收取了上海通测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通测公司）10500元及宋红雷18000元货款事实的前提下得出的，该些情况是钱献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可知该215841元与事实不符。基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以录音证据里所谓的钱献承认了该215841元来认定欠款金额，属于证据采信不当，事实上，钱献在录音通话过程中，从没有确认“欠”杉木公司215841元。综上，一审法院关于钱献“拖欠”杉木公司货款数额的认定错误，杉木公司一审诉求证据不充分。四、关于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本案中，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在杉木公司单方面解除代理关系后，钱献对杉木公司未收货款并不承担偿还义务，杉木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证据不足，应予以驳回。五、原审法院以钱献提交的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以及采购合同为复印件没有采纳不当。钱献提交的采购合同（编号为20130123-1）与杉木公司提交的德邦物流货运清单（编号为103199752）以及送货单（编号为0006365）的主体、内容、价格是相吻合的，钱献提交的采购合同（编号为20121213-1）与杉木公司提交的韵达快运单（编号为1900301824473）、送货单（编号为0006359）的交易主体和内容、价格是相吻合的。钱献提交的两张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有夏姓人员签字，而编号为0002278送货单有加盖杉木公司公章，该送货单下方也有夏姓人员签字，因而可确定夏姓人员是上海通测公司的人员，编号为0001556、0001553的两张送货单是由上海通测公司的人员签收，该两笔货款已经由杉木公司收取，有录音可证实，以上证据可证明钱献与杉木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综上所述，钱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钱献无需支付杉木公司20949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由杉木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杉木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本案性质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名为代理，但实际上是货物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这是典型的买卖关系。尽管履行过程中改成了货到付款的方式，但这并不影响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的性质。（二）原审庭审中，钱献承认是通过QQ方式联系业务，但又不确认杉木公司提供的QQ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本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是钱献通过QQ、电话等方式向杉木公司订货，在销售给其客户或按其要求由杉木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将货物发给钱献指定的客户。如客户需要增值税发票，则钱献委托客户将相应的货款汇入杉木公司的账户，杉木公司再根据双方约定返还一定的利润给钱献；如无需通过公司账户的，则客户直接将货款支付给钱献，该事实有QQ记录为证。原审庭审中，钱献承认通过QQ方式联系业务，但又不确认杉木公司提供的QQ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根据钱献与2012年12月11日在《对账单》上签名的事实确认以下基本事实：1.钱献签名承认的拖欠款项有其本人的“未付货款”。2.钱献本人书写的“放货、铺货凭条和所有现金”是指双方发生业务之前的杉木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货款委托钱献代收，该些货款和产品维护费用不仅金额不大，且双方在对账单上有特别注明。当时，杉木公司交给钱献代为收款的凭条是委托钱献找客户收款的债权凭证。杉木公司让钱献代收货款是因为杉木公司已把约定区域的客户转让给了钱献，便于客户接受钱献，减少铺货资金。因此，钱献才乐意为杉木公司催收货款。由于该代收货款的业务并非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的业务，且杉木公司主张的绝大部分款项是钱献拖欠杉木公司货款，只有一部分属于代收货款未退回给杉木公司款项，截止到2012年10月19日，钱献以其个人名义支付杉木公司货款总额为864379元，这也印证双方是买卖关系。（四）杉木公司员工梁淑媛与钱献于2013年2月7日的通话录音，钱献明确承认拖欠杉木公司货款21万多元，并表示愿意清账。（五）关于钱献提到本案的性质为委托代理合同，杉木公司认为显然与事实相矛盾，与法律相违背，理由如下：1.《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代理经销商应当严格按照价格体系的规定向最终客户进行销售”，这已经说明与客户发生关系的双方是经销商（包括钱献）和客户。2.《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提到的利润返点、奖励等，是针对经销商的价格优惠，而非代理费用。该合同未提及任何代理费用的约定，显然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特征。3.钱献称本案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同时又主张双方在履行合同时是“先付款后供货”，这两者之间互相矛盾。4.钱献在原审庭审中先是承认买卖关系，认为双方在2013年1月25日的《对账单》上签名只是表明对未付货款、放货铺货凭条是“对清”之意，并非“结清”货款之意，现在又称是代理产品不拖欠货款，在原审后期庭审中又改称为是委托代理关系，不存在拖欠货款，这两种说法前后矛盾。5.钱献称本案是委托代理关系，这又与钱献与梁淑媛之间的通话录音自相矛盾。在该录音中，钱献从未提及代理费，而是反复提到双方对账，愿意支付杉木公司货款，以及一部分代收的款项已经收到，不会赖账等内容。钱献在录音中还提到如果杉木公司在给其做一年的机会（指在指定区域内给其供货一年），钱献会把所有的货款付清。该事实足以说明钱献尚欠杉木公司货款未付，而未付的原因是埋怨杉木公司后来取消合同，因而对杉木公司有怨气所致。6.钱献称本案是委托代理关系，这又与另案件的性质相矛盾。钱献认为杉木公司未按时为其供货，并称杉木公司窜货（即杉木公司直接向客户供货并收取货款）给其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按钱献的说法，既然双方还是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杉木公司就有直接供货给客户的权利。三、关于欠款的数额，实际为269911元。钱献欠杉木公司的款项由以下款项组成：钱献累计欠货款215841元＋已收现金凭条22990元-收货款时的差旅费及返修维护费1017元＋未收现金凭条38447元-已收货款6350元=269911元。杉木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杉木公司员工梁淑媛与钱献于2013年2月7日的通话录音、QQ聊天记录、《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送货单和物流公司出具的送货记录可证实杉木公司的主张。四、钱献提出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成立，实际业务是发生在钱献与上海通测公司与另外一家公司，只是上述两公司要求钱献开具发票，而钱献无法开具，所以钱献的客户将货款打到杉木公司的账户，杉木公司将返点退回给钱献，《对账单》的内容可以印证，打入公账部分就是要开发票的部分。综上，杉木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钱献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钱献一审提交了《采购合同》（编号为20130123-1、20121213-1）复印件与《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复印件。《采购合同》（编号为20130123-1）复印件能与杉木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德邦物流货运清单（103199752）以及送货单（编号为0006365）的交易主体、内容、价格相吻合，《采购合同》（编号为20121213-1）复印件能与杉木公司一审提交的韵达快递单（编号为1900301824473）以及送货单（编号为0006359）的交易主体、内容、价格相吻合。《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有上海通测公司的夏姓人员签字确认。
钱献于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材料：编号为0002278送货单、上海通测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及证明、编号为0000174送货单、名片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用于证明上述两送货单所涉货物买卖双方为杉木公司与上海通测公司、杭州华脉金威电子有限公司（宋红雷），杉木公司与钱献对账时隐瞒了其已直接向买方收取该货款的事实，上述两笔货款包含于钱献与杉木公司对账单“货款”总额中。杉木公司质证意见如下：钱献在二审提交材料均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不能成立。1.关于钱献提交的上海通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编号为0002278的送货单、结算证明。首先，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杉木公司与上海通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上海通测公司要求钱献出具增值税发票，根据《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约定，如客户需要增值税发票，则钱献要求客户将相应的货款汇入杉木公司的账户，杉木公司再根据双方约定返还一定的利润给钱献。因此与上海通测公司的该笔交易仍属于钱献的业务。该事实有双方结算前的QQ聊天记录、对账单等证据印证。其次，与上海通测公司相关的业务及所涉货款10500元，已在2012年12月11日《对账单》中扣除，该款未包含在未付货款之列。该《送货单》是在2012年8月30日制作，在《对账单》制作之前。尤其是在2013年2月7日最后一次通话录音中确认欠杉木公司货款21万多元之前，故案涉货款10500元不应重复计算。2.关于钱献提交的编号为0000174的《送货单》、《快递单》、《电汇凭证》，与上海通测公司的性质雷同。案涉货款18000元在对账时已经扣除，也不应重复计算。
钱献二审庭审中确认其二审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所体现的两笔款项是在对账前产生，并在对账单“发货货款”中体现，有无在对账单“打款公账及返利”中体现不清楚。杉木公司称，钱献二审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在对账单中“发货货款”、“打款公账及返利”中均体现了。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以上补充查明的事实，有钱献二审提交的编号为0002278送货单、上海通测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及证明、编号为0000174送货单、名片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以及二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杉木公司有关要求钱献支付已收款凭条所涉款项22900元、未收款凭条所涉款项38447元的诉请不予支持，杉木公司对此没有提起上诉，应视为杉木公司服从一审的判决，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对此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钱献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的法律性质；二、钱献是否拖欠杉木公司货款，如拖欠，具体数额是多少。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从《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约定的有关钱献与杉木公司的权利义务来看，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也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案涉《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典型的有名合同，因此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将《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定性为买卖合同并将本案的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钱献主张案涉《区域零售代理经销政策》为委托代理合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钱献是否拖欠杉木公司货款。首先，从双方的主张来看。杉木公司主张，钱献从其处购买货物再转售所得利益归钱献所有。而钱献于一审庭审中主张，215841元包括杉木公司要求其代收货款的凭条金额75384元以及其从杉木公司付款购买再以杉木公司的名义转售给其他客户的货物金额145407元，其中75384元若能收回应向杉木公司返还，“19万”是145407元加上钱献自己从客户收回来的、包括“2万9”以内的“4万多”，该“19万”属于钱献所有。由此可见，钱献亦是确认其转售所得的利益归其所有。据此，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系杉木公司将案涉货物销售给钱献，而并非系杉木公司委托钱献代理销售案涉货物。其次，从《对账单》内容来看。《对账单》记载钱献“欠款”、“未付货款”的金额，而钱献虽在《对账单》中未对欠款的金额予以确认，但钱献在《对账单》上手写备注“在2013年元月25日将未付货款和放货铺货凭条和所有现金和公司对清”，可见钱献在《对账单》中是确认有拖欠杉木公司货款。再者，从电话录音内容来看。钱献对杉木公司人员梁淑媛提及的对账单所涉金额予以确认。结合钱献在录音中陈述“我如果把这些钱都交出来或者怎么的，假如林烨说你们也把我的华东区拿掉，那我就一点收入，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也不是说钱不给或者怎么样，那我就按合同的要求，我就说我好好做一年，如果说这一年我没做好或者怎么样，明年底我把所有的钱都付清好吧”。钱献在录音中是确认拖欠杉木公司货款。最后，关于钱献一审提交的《采购合同》（编号为20130123-1、20121213-1）、送货单（编号为0001556、0001553），以及二审提交的编号为0002278送货单、上海通测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以及证明、编号为0000174送货单、名片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虽然涉及部分货款由杉木公司收取，但是对账单以及电话录音中均提及“打款公账”，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本院认为杉木公司的陈述更为可信，钱献以此主张其与杉木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以及钱献不拖欠杉木公司货款的依据不足。此外，双方均确认杉木公司委托钱献代收部分货款（即发放凭条所涉款项），该些款项是杉木公司直接与客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所产生的货款，与本院前述认定钱献与杉木公司之间因履行案涉合同所产生的款项为不同款项，委托收款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合同之间关系的认定以及钱献拖欠杉木公司货款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综合双方的证据来看，根据民事案件优势证据规则和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杉木公司的现有证据可形成证据链，可认定钱献尚拖欠杉木公司货款。而对于钱献的抗辩，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杉木公司的主张，故本院对钱献的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钱献拖欠杉木公司货款的数额。双方确认钱献通过QQ方式下单，杉木公司通过快递方式交货。杉木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物流发货单、送货单以及快递详情单，用于证明送货金额。钱献认为该些送货单为杉木公司单方制作，物流单据不能印证送货数量，不能证明杉木公司的发货情况。原审法院要求钱献提交其持有的送货单，钱献主张时间较远没有留存，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电话录音中钱献确认的“21万多”与对账单中记载的钱献未付货款数额215841元基本对应的情况，扣除杉木公司自认钱献已付6350元，认定钱献尚拖欠杉木公司货款209491元并无明显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钱献上诉主张杉木公司与其对账时隐瞒了两笔货款（一笔为上海通测公司货款10500元，一笔为杭州华脉金威电子有限公司宋红雷货款18000元），该两笔货款已由杉木公司直接收取。但钱献二审庭审中亦确认前述两笔款项是在对账之前产生，因对账单记载的“打款公账”数额已超出前述两笔款项总和，且钱献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前述两笔款项是不包括在对账单记载的“打款公账”数额之内，故本院对钱献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钱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442元，由上诉人钱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谭震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