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2301民初662号
原告：马丽君，女，东乡族，1971年1月22日出生，无固定职业，现住新疆霍城县。
原告：王金成，男，回族，1971年7月28日出生，无固定职业，现住新疆霍城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振东，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存贵，男，回族，1984年5月9日出生，现住新疆昌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林，新疆巨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静，女，汉族，1992年9月6日出生，现住新疆五家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建华（陶静的父亲），男，汉族，1966年3月18日出生，个体户。
原告马丽君、王金成诉吴存贵、陶静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丽君及其与王金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振东，被告吴存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林、被告陶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丽君、王金成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227707.04元，丧葬费12926元、误工费1487.30元；交通费2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2、本案诉讼费、邮寄送达费及其他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15日晚约23点多，原告的女儿王某和陶静吃完饭，在昌吉市长宁路富友国际奥林小区门口打了出租车（车牌号为×××）,王某自己因心情不好，让出租车把自己拉到一个有树有水的地方，一同打车的陶静在车辆行驶至的地方时因下车解手，王某一人和出租车司机开车走了，走了一段路后，发现陶静的手机和衣服遗留在后排座位上，之后车又掉头给陶静送手机，之后被告即把王某随即拉到了昌吉市六工镇西五工三队水库坝上，在这期间陶静给王某打了几十个电话，问她在那，之后让被告接电话，让被告把王某送回来，又问车号，被告说自己驾驶的车号为新BX**号，之后陶静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查询没有查到该车，出租车停在水库上，王某和被告聊天，说有人花一百万要她的胳膊和腿，情绪不稳定，王某和被告一起下车聊了一会儿，然后又上车，过了一会儿，王某又说要下车，被告过了一会觉得不对劲，随即跟过去，看到王某下车后随即到水库坝的下坡处。上去抓她时，两人一起掉进水里，王某沉到水里，被告从水里爬上来了，之后被告报案，王某溺水身亡，当时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6日凌晨4点多。原告失去自己年仅22岁的女儿，原告认为，所有的发生事实仅仅是被告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和证人，就被告以上所述事实来看，被告对王某的死亡存在不可推卸的安全责任。王某和陶静之间存在共同喝酒的事实，王某喝了很多酒，陶静把王某送回家才视为其尽到义务，但王某跑到有林荫大道的地方，两人搭乘了吴存贵的出租车，作为出租车驾驶人吴存贵有义务把王某安全送回家，但吴存贵把王某（喝酒的人）送到不安全的地方，属于职务或业务不作为，陶静和吴存贵双方都没有尽到义务，要求二被告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王某应对自己承担60%的责任，希望贵院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吴存贵辩称，本案案由属于生命权纠纷，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确定吴存贵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关键是要分析吴存贵作为出租车驾驶员的承运行为与王某的自杀死亡事实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吴存贵是否存在过错。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主观角度分析，吴存贵对王某的自杀意图不知情也无过错。第二，从客观行为分析，吴存贵只是在履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运输目的地的选择与确定系乘客做出，运输途中吴存贵按乘客的要求驾驶，并将乘客正确、安全送到了指定的目的地点，吴存贵的承运行为无过错。第三，从王某跳水溺亡结果来看，吴存贵的承运行为本身并未造成王某死亡的结果，二者无因果关系。王某是在自身吸毒、感情受挫且受到他人威胁后精神压力过大，未能控制自身情绪的情况下欺骗吴存贵说要下车小便后自己跳水不幸身亡，这是王某自杀身亡的唯一原因。虽然吴存贵将王某拉运至事发地点，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四，吴存贵在发现王某有悲伤情绪以及二次下车跳入水库行为时，已经立即对其进行询问、劝慰、并尽力所能及的施救，虽最终未能挽回王某的生命，但吴存贵已经尽其所能，不存在任何过错或不当。第五、从合同法关于客运合同的规定来看，吴存贵作为承运人将乘客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这是其合同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在到达目的地，王某下车后吴存贵发现其情绪异常之后立即挡在前面进行了劝说疏导，在王某二次下车跳入水库后吴存贵也实施了积极的救助，吴存贵已经尽到了合同法规定的尽力救助义务，本案后果的发生是乘客的故意跳水导致不幸身亡的后果，吴存贵作为承运人虽有保护乘客安全的义务但不应对乘客故意自杀身亡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依据《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司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综上，吴存贵的承运行为与王某的自杀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吴存贵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陶静辩称：首先原告的女儿不在了，我很同情，王某是因感情问题，且吃饭时喝酒所致，和本案无关联性；陶静在拉车门时，应王某的要求，不让拉陶静的，车开走后，陶静通过打电话方式也积极找王某。王某称”好的呢，你回家睡觉”，陶静不在场，而且一直在积极给王某打电话，我认为我们对原告来说无责任。
原告举证、二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王某的户籍信息，居民委员会介绍信，证实王某是新疆伊宁市萨办清泉里社区居委会居住的居民。经质证，二被告对王某户籍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显示王某的农业户口，对居委会的介绍信真实性认可，显示马丽君有两个女儿，属流动人口。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二、马丽君的房产证，物业费收据4张、天然气缴费凭证一份。证实原告在城镇居住。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效力不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
证据三、（2011）伊民初字第2623号民事调解书1份、（2016）新源监释字第495号释放证明书1份，证实王金成被判有期徒刑五年，2016年8月8日释放出狱，二人离婚时，受害人王某并未成年，王某和马丽君共同在城镇生活居住，计算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原告证实的问题不认可。本院对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四、死亡证明1份，证实原告的女儿于2016年11月6日死亡。经质证，二被告对此证据认可。本院对此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五、交通费票据一组，证实原告此次事故支付交通费7000元，本案中只主张其中的40%即2800元。经质证，二被告对此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吴存贵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被告陶静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从昌吉市公安局六工派出所调取的以下证据，原、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马丽君、王金成询问笔录各1份，经质证，原告及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二、陶静的询问笔录4份及事情经过1份，经质证，原告对笔录中陶静在事发前与王某一起喝酒的事实认可，对笔录中其他陈述内容均不认可；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三、吴存贵的询问笔录3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形式认可，对笔录中陈述的问题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四、杨建国、曾凡群的询问笔录各1份，马文清的询问笔录2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被告陶静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其内容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五、吴军和常海的询问笔录各1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认可，对其内容无法确认。被告吴存贵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被告陶静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六、刘建军的询问笔录2份、事情经过1份，王晓菲的询问笔录1份，克里木热依木江的询问笔录2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吴存贵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被告陶静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七、×××号车辆行程表、行驶轨迹图各1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被告吴存贵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被告陶静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八、手机的通话记录1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九、证据保全清单1份，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十、非正常死亡尸体信息登记表、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王金成、马丽君、王某、刘建军、克里木热依木江、马文清、常海、杨建国的常住人口信息卡各1份，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十一、光盘14张，经质证，原、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1、2016年11月15日晚约23时左右，王某来到昌吉市长宁南路富友国际奥林小区门口南侧一家烤翅店点了啤酒、矿泉水、一包纸巾、一盘大瓜子，王某打电话给陶静，约一小时后陶静来到该烤翅店，两人边喝啤酒边聊天，聊天中王某向陶静说她累得很，心情不好，想去林荫小道去转转，陶静不想去，王某非要去，约2016年11月16日凌晨3点多二人离开该烤翅店。凌晨4点10分左右，王某与陶静乘坐吴存贵驾驶的×××号出租车，王某坐在副驾驶座位、陶静坐在后排座位。经吴存贵询问，王某要求去一个叫”林荫大道”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树交叉在一起，附近有水，王某以前去过，吴存贵认为”林荫大道”就是昌吉市六工镇西五工三队，于是就开车前往，车辆行驶至昌吉市石河子路消防大队附近，坐在后排座位的陶静要下车上厕所，吴存贵就将车停在了一辆白色大巴车跟前，陶静下车后王某让吴存贵开车，不等陶静了，吴存贵驾驶车辆继续沿着昌吉市石河子路向昌吉市六工镇方向行使，刚走几百米王某发现陶静的手机落在车后排的座位上了，于是要求吴存贵掉头回去给陶静送手机，吴存贵驾驶车辆掉头回到陶静之前下车地点，碰到旁边一辆白色的轿车在打喇叭，发现陶静从这辆白色轿车上下来，王某将陶静的手机递给吴存贵，让吴存贵递给陶静，陶静接过手机准备上吴存贵的车时，王某催促吴存贵：快走、快走，吴存贵就开车继续往前走，没有拉陶静。随后，陶静不断给王某打电话。王某接通电话后，王某告诉陶静正在去林荫大道的路上，陶静让王某把电话给吴存贵，要求吴存贵将王某送回来，不然就要报警。吴存贵把车号告诉了陶静，让陶静报警。王某把电话拿过去和陶静说话，不让陶静报警，让陶静赶快回家。陶静继续给王某打电话，王某一直不接，最后接通后王某告知陶静已经到达目的地，告知陶静自己好的呢并让陶静先睡觉。陶静又让王某把电话给吴存贵接听，吴存贵通过电话告知陶静王某没事，好着呢，陶静要求吴存贵一定要把王某送回家。吴存贵驾驶车辆承载王某到达昌吉市三工镇西五工三队的水库，王某下车后蹲在水库大坝的水泥台子上，吴存贵发现王某有跳水的迹象，便站在水库大坝的水泥台子下面，防止王某落水，并上前与王某交谈，了解情况后并对王某进行劝说，之后两人上车。王某告诉吴存贵自己想到车后面方便一下，不让吴存贵看。吴存贵答应后，王某便下车。吴存贵通过倒车镜发现王某再次上到水泥台上打电话，吴存贵便下车进行搭救，因水库大坝是水泥切成，吴存贵本人不会游泳，吴存贵没能将王某搭救成功。2016年11月6日凌晨4时45分左右，吴存贵来到昌吉市六工镇水库承包人常海在水库的房子敲门向常海求助，常海也没有办法，告知吴存贵向水库东边养狗的武警求助，吴存贵朝水库东边走去，常海拔打110报了警，吴存贵到水库东边的养狗基地，没有喊开门，又回到了常海在水库的居住地。常海和吴存贵一同前往水库事发现场，常海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水面，看到一具女性尸体面朝下背朝上浮在水面上，之后警察到达事发现场。
2、事故发生后，经昌吉市公安局调查，对王某死亡原因排除他杀，属溺水身亡，王某家属对其死因无异议，要求自行处理王某的尸体。
3、王金成系王某的父亲、马丽君系王某的母亲。
本院人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王金成、马丽君系死者王某的近亲属，有权提起侵权诉讼。本案中，二被告对王某的死死亡结果均不存在过错。虽然被告陶静与王某一起喝酒，在喝酒过程中，陶静并未劝王某喝酒，原告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王某属于醉酒状态。昌吉市公安局对陶静和吴存贵所做的询问笔录当中，均记载王某从昌吉市长宁南路富友国际奥林小区门口南侧一家烤翅店出来之后至王某死亡前，王某意识清醒，陶静从吴存贵驾驶的车上下车后至王某死亡前，曾多次与王某通过电话联系，王某确认自己没事并让陶静先睡觉；同时陶静还先后与吴存贵通话，要求吴存贵将王某安全送回家，吴存贵也确认王某没事，在本案中陶静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王某的死亡结果与陶静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陶静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吴存贵作为出租车驾驶员，其义务是按照乘客的要求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双方权利义务便完成。吴存贵按照王某的描述将王某送达”林荫大道”，王某并未对此”林荫大道”提出异议，至此吴存贵作为承运人的责任已经履行完成。当发现王某有意外发生时，吴存贵积极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其履行的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故，在本案当中被告吴存贵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王某的死亡结果与吴存贵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吴存贵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金成、马丽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2086元，减半收取计1043元，由原告负担（本案受理费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赵远建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