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惠民初字第736号原告黄汉秋，男，195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委托代理人郑国辉、汪阳，惠安县惠中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安县。法定代表人胡汉达，经理。委托代理人柳复荣，福建伟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汉秋与被告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汉秋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国辉、被告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柳复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71年3月份，原告入职于第惠四建工作，1972年被借调到某部队的山西洪洞营房科工作，1973年服从组织调动到被告公司（原惠建三段）工作。1995年9月份，原告因家庭原因向公司请假一年，假期届满后原告返回公司要求参加正常工作，被告不予安排工作岗位和工种。2001年5月，原告当选为被告公司的监事会成员。2005年期间，原告因身患食道癌和结肠癌，一直住院治疗、化疗及两次实施手术，至今尚未治愈，无法上班工作。2013年7月8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告不予办理退休手续。原告从1971年3月至2013年7月在被告公司工作42年又4个月，被告应支付42.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58716.25元（3734.50元／月×42.5个月）。2001年5月，原告当选为被告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原告正常上班，参加被告公司的工作，被告停发原告工资，从2001年6月至2013年7月共计545237元（3734.50元／月×146个月）。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导致原告在患病时未能获得医疗救济，因此被告应给予报销原告医疗费72871.62元。请求判决：一、终止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58716.25元（3734.50元／月×42.5月）；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报酬545237元（3734.50元／月×146月）；四、被告给予原告报销医疗费72871.62元。被告辩称，一、原告系被告的前身福建省惠安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简称原惠三建公司）的员工，双方曾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依法解除，目前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请求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2000年后，原惠三建公司由于经营不景气，包括原告在内的大部分员工离开公司自谋职业，公司于2001年5月向该部分员工发放最后一次工资。2002年至2003年间，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企业改制，并于2002年12月30日向该部分员工送达通知材料，要求该部分员工限期30日内回公司理顺劳动关系，但原告未前来办理，被告公司遂根据当时政府有关在册不在岗人员（即“两不找”人员）限期不回按自动离职处理的文件规定，依法解除与原告等离职员工的劳动关系，且无须支付任何补偿，故原告请求经济补偿金无依据。鉴于原告已于2001年间离开公司自谋职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间解除，被告没有义务向原告再支付任何工资报酬。此外，原告称自2005年起身患食道癌和结肠癌并住院治疗，当时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证据证明该疾病系在被告公司工作引起的工伤，故被告无须为原告报销由此产生的医疗费。三、被告改制时，已向原告送达了相关通知，但原告未及时到公司理顺劳动关系，致使双方劳动关系依法解除，原告明知该事实，在企业已改制且长期未发放工资的情况下自主择业，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直至近期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前后已相隔十多年，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综上，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早已解除，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73年间调入原惠三建公司工作。2002年至2003年间，原惠三建公司改制为被告福建省惠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告自认自1996年9月起没有为原惠三建公司实际工作，有参加原惠三建公司2002年至2003年间召开的企业改制会议。2014年11月2日，原告向惠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一、被告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确保原告享受与其他员工同等退休待遇；二、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并按规定报销原告医疗费用；三、被告支付原告2001年6月至2013年7月的基本工资。该仲裁委经审理后于同日作出泉惠劳仲案不字（2014）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已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于2014年11月21日向本院起诉，后经本院准许撤回起诉。2014年12月31日，原告再次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被告的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泉惠劳仲案不字（2014）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4）惠民初字第6704号民事裁定书及法律文书生效通知书，本院向惠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原告提交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以及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报酬、报销医疗费的问题。原告主张，1995年9月，原告因家中有事无法上班，向原惠三建公司请假。假期届满后，原告自1996年9月起不断向被告公司的领导要求安排工作、报销医保费用。原告的法定退休时间为2013年7月8日，原告最后一次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4年1月，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被告称双方2003年前已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患病，依据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在患病期间，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相应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即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8月31日的申请安排工作的《报告》、落款时间为2001年8月22日的《要求上班报告》、落款时间为2003年10月28日的《要求享受职工待遇和上班报告》、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日的《要求享受退休待遇、报销医药费及补发基本工资报告》及相应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原惠三建公司《董事会成员选举票》各1份以及原惠三建公司的《补贴报销表》2份，以上证据综合证明原告陆续向被告主张权利，要求安排工作、支付工资、报销医疗费，被告于2007年春节和2008年春节向原告发放慰问费，证明原告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被告没有履行用工主体义务，仲裁时效中断，原告起诉没有超过时效。证据2即原告的出院小结等病历材料及医疗费票据、惠安县螺城镇北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惠安县新农合参合人县外住院或生育核对表》1份，以此证明原告从2005年起至今一直在医治身体疾病，花费医疗费72871.62元，治疗尚未终结，从而佐证原告提出仲裁申请及起诉均没有超过时效。被告质证称，证据1中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不能证明原告邮寄的材料内容，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邮寄的任何材料。其他证据没有原件，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即使这部分证据属实，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对证据2即病历材料等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不清楚原告花费多少医疗费。被告认为，原告由于自身原因，早期就离开原惠三建公司，1996年后，原告就没有为被告公司工作。被告公司改制前，原告曾向被告公司的负责人要求安排工作，但后来由于公司经营不景气，原告自谋职业，受聘于其他单位，与被告脱离关系。2002年、2003年公司改制，原告自认被告有通知其参加改制会议，其后也参与改制过程。改制前，原惠三建公司是集体企业，改制后，对原惠三建公司的债权、债务、员工等均做了相应的处理。按照改制的相关政策，属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公司改制至今，原告与被告没有任何往来。2003年原告离开被告公司，至原告2014年间申请劳动仲裁，已经经过了10年，远远超过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1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外，原告向仲裁机关提出的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不一致，对原告未提出仲裁请求的事项，不应予以审查。被告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3即惠安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建筑企业改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惠政（2001）综43号）、企业改制报告等各1份，以此证明原惠三建公司改制方案及主管部门同意改制方案，原告属于“两不找人员”。证据4即交寄大宗挂号函件存根，以此证明被告已经按照规定向原告等员工寄送相关企业改制通知，双方劳动关系在2002年12月30日，最迟在2003年已经解除。证据5即《企业改制退休人员补偿处理协议书》3份，以此证明原惠三建公司部分员工与被告公司当面协商，被告保留相应的处理协议书，被告将原告的退休人员补偿协议书邮寄给了原告。原告质证称，对证据3即通知、改制报告及证据4即交寄大宗挂号函件存根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过有关改制的书面通知，之前建设局通知原惠三建公司的员工公司要进行改制，改制前原告等员工有到原惠三建公司开会，传达县里的文件，讨论改制方案，称要改成股份制，原告等员工要求如果要改成股份制，要求分割股份，每个员工都要持有公司股份。被告提供的文件不具有完整真实性，被告口头要求原告等员工无条件接受企业改制，但原告不知情具体的改制内容。改制报告是企业内部报告，原告不清楚，与原告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即《协议书》没有原告签名，“一次性买断”是企业内部操作，与原告无关，原告没有领到补偿款。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一，原告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事项为：被告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确保原告享受与其他员工同等退休待遇；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并按规定报销原告医疗费用；被告支付原告2001年6月至2013年7月的基本工资。可见，原告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请求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审查。其二，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能够认定原告自1995年9月向被告公司请假一年，假期届满后，原告曾向被告公司要求安排工作，但原告并没有实际为公司工作。2002年至2003年原惠三建公司改制期间，原告参加公司的改制会议。虽原告1996年9月起没有为被告工作，但被告并未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故至原惠三建公司改制期间，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其三，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未载明邮寄何种材料，且无被告单位人员的签收回执，《报告》等均系原告单方出具，被告予以否认，不能证明原告陆续向被告主张权利。《董事会成员选举票》、《补贴报销表》未加盖被告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原告于2001年5月当选为原惠三建公司的监事，以及被告于2007年、2008年春节向其发放慰问金的事实，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02年至2003年参加原惠三建公司的改制会议后，曾向被告要求按排工作并补办社保。证据2，出院小结等病历材料能够证明原告于2005年10月患食道癌，2010年患结肠癌，但无任何证据证明该两种疾病属于工伤的范围，原告以此主张时效中断，依据不足。《惠安县新农合参合人县外住院或生育核对表》结合原告自认，能够认定原告自2009年起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0年，原告患结肠癌后的医疗费由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其四，被告提供的证据3即惠政（2001）综43号通知属相关行政机关文件，系对理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以及企业改制等问题作出规定，对案件事实并无证明作用。企业改制报告能够证明原惠三建公司改制方案及主管部门同意其改制方案。证据4盖有相关邮政部门的印章，其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证明惠三建筑公司于2002年12月30日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通过挂号邮寄的方式寄送改制通知。证据5即《协议书》是被告与被告公司的相关退休人员处理补偿事宜签订，与原告无关。根据上述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能够认定以下事实：原惠三建公司在2002年至2003年间进行改制，对原企业职工采取一次性买断身份等方式进行安置。2002年12月30日，被告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通过挂号邮寄的方式寄送相关通知。公司改制后，原告十几年来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没有接受被告公司的管理，被告也从没有再为其发放工资，系“两不找人员”限期不回的情形，按自动离职处理，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间解除。原告自1996年9月起即没有为被告工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1年6月至2013年7月的工资，不予支持。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但一方面，原告自认自2009年开始缴纳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0年患结肠癌后的医疗费由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报销，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能重复享受；另一方面，至原告申请仲裁时，之前的医疗费损失已超过时效且被告提出时效抗辩，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报销医疗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自1996年9月起即未到被告公司实际上班，且原告2002年至2003年参加原惠三建公司的改制会议，被告亦未为原告安排工作，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于2003年间解除。原告提出其2005年间患病，被告不能解除合同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告自1996年9月起即没有为被告实际工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1年6月至2013年7月的工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已自2009年开始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之后的医疗费可由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报销，之前的医疗费已超过时效，且被告提出时效抗辩，故原告要求被告报销医疗费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予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汉秋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黄汉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秀军代理审判员  许一鸣人民陪审员  庄炳忠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蔡少萍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