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16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智，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红，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俊，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华，男，195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智因与被上诉人杨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8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红、卢佳俊，被上诉人杨立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洪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洪智在庭审中自认曾“让利”90万元错误。（一）洪智与杨立华之间曾发生多笔债权债务关系，杨立华自认洪智累积借给杨立华伍佰万元余，截止到2015年8月30日止，杨立华尚欠洪智430万元；由于杨立华与案外多人均存在巨额债权债务关系，而杨立华无法清偿，故其选择“以房抵债”；然涉案房屋的价值亦无法偿还所有债务，故所有债权人均只能主张部分债权；杨立华因洪智之妻项婷婷曾给予其帮助，故允诺向洪智另行出具借条确认剩余债权，且实际于2015年9月28日向洪智实际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剩余债权及其利息共100万元；杨立华后又于2015年9月30日再次向洪智出具《承诺函》，承诺以案外人方文森及其担保人安徽省春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还款优先偿还洪智100万元。（二）一审法院认定洪智在庭审中曾自认：涉案100万元的借条实际是2015年9月3日达成的付款协议中洪智“让利”给杨立华的90万元加上利息共计100万元。此认定及其错误，洪智在庭审中反复强调其并未对杨立华所负债务进行减免，不存在所谓“让利”，谈何自认让利100万元巨款？如果洪智当庭自认对该部分债务进行减免，那么何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的认定显然与常理不符，与事实严重不符！二、一审法院错误割裂证据之间的联系，错误认定《承诺函》及借条与洪智、杨立华之前的债权债务无关。（一）仅凭原始借条及其转款凭证及《付款协议》，《付款协议》真实含义确实可作两可解释，洪智与杨立华签订的《付款协议》中约定如下：“截止到2015年8月30日止，丙方（杨立华）共欠乙方（洪智）本金430万元，现乙方自愿只要求丙方还340万元，430万元借条作废。”此条文约定不明，可做两可解释：1、洪智的解释：洪智并非减免杨立华的债务，只是因杨立华的还款能力有限暂不主张所有债权即430万元，“现”仅向杨立华主张340万元，原借条430万元因债权债务部分结算而作废，剩余债务由杨立华向洪智重新出具100万借条确认，今后另行主张；2、杨立华的解释：洪智对杨立华的债权进行部分减免，直接从430万元降低到340万元，90万元不再主张。上述两种解释诚然均有其理。（二）结合后续证据及杨立华的辩解，一审法院应当认定洪智的解释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从而支持洪智的诉讼请求。1、洪智提交的证据充分，解释合乎逻辑。洪智在庭审中提交了两份证据：其一为杨立华于2015年9月28日（上述《还款协议》签订后）向洪智出具《借条》一份，确认该100万元借款事实的真实存在；其二为杨立华于2015年9月30日向洪智出具的《承诺函》，承诺以案外人方文森及其担保人安徽省春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还款优先偿还洪智100万元。上述证据结合杨立华出具的《付款协议》以及其自认，完全、充分的证明了本案事实：该90万元债权并非减免，而是暂不主张，双方结算部分债权后，双方协商重新确定债权数额，杨立华向洪智出具新的借条以确认剩余欠款及其利息；否则，杨立华不会在出具《借条》后，再次出具《承诺函》以确认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上述证据充分、完整且连续，断然不可拆分而独立理解！2．杨立华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对洪智提交的《借条》及《承诺函》，杨立华辩解如下：该100万元为洪智之妻项婷婷帮助其追讨其他债权的“佣金／提成”，因项婷婷并未帮助其他债权的实现，故杨立华不再向洪智支付该100万元。杨立华辩解主张该《借条》及《承诺函》中100万元背后的法律关系并非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杨立华仅提交了两份录音作为证据。然而，该录音曾被人为编辑，真实性无法认可；录音中也从未提及“佣金／提成”，也未有相关意思表示，关联性也无法认可。杨立华提交的证据显然不能被认可，辩解没有证据支持。杨立华长期从事“高利贷”，对借条的法律意义明确清楚，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较强，向他人出具借条的巨大法律风险。若该100万元确为所谓的“佣金／提成”，杨立华不可能向洪智出具《借条》，更不会在两天后再次出具《承诺函》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其应当与洪智签订委托合同明确“提成／佣金”的意思表示，此为正常的逻辑，符合日常生活常理。一审法院忽略杨立华明显不符合逻辑的辩解没有作出认定。另外，杨立华主张“佣金／提成”为事先向洪智之妻项婷婷的允诺，那么应当向项婷婷而不是洪智出具合同。杨立华两次向洪智出具《借条》、《承诺函》与常理不符。3、即使认定洪智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也应当依据盖然性规则支持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充分表明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规则。在现实庭审中，一些证据不尽理想，对所需证明的事实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程度，但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后，由审判人员判断哪一方的证据更有优势，即认定该证据材料符合法律真实的要求，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洪智提交了多个直接证据，且相互间能够印证，形成锁链，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达到了高度盖然的标准，足以认定本案中不存在“减免”的意思表示，杨立华与洪智通过《借条》及《承诺函》确认了剩余债权；反观杨立华提交的证据，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能认可，不能证明后续《借条》、《承诺函》与之前债权债务无关联。故应当支持洪智的诉讼请求。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虽未直接引用该司法解释，但在其行文中明确表达：“结算后，原告未实际向被告提供10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洪智仅凭《借条》、《承诺函》这二债权凭证，未实际发生资金往来，故不支持洪智的诉请。然而，一审法院忽略了双方自认之前存在金额高达500万多笔债权债权关系的基本事实，双方进行部分结算后，杨立华重新出具了《借条》对剩余债权作出确认，此时，诉争钱款已在杨立华处，洪智当然无需再次实际提供借款，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双方已了结全部债权，但杨立华之后与洪智重新达成合意愿意归还剩余欠款及其利息，并出具《借条》及《承诺函》，则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综上，本案存在基本事实认定的重大问题，造成洪智巨额财产面临灭失风险。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审查，不应机械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定，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适当扩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对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审核，还应着重审核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情况，从而对案件的全部证据作出综合判断，避免因片面认定证据或根据主观臆断随意取舍证据，造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事实依法重新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令杨立华立即偿还所欠洪智100万元及利息24万元（第一笔9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1月10日起算至2016年1月9日，第二笔现金5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5月1日起算至2016年4月30日，第三笔5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9日起算至2016年6月8日，以上均以实际支付日为准）。
杨立华二审辩称：洪智在原审时起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就是主张杨立华在2015年1-6月分三次向其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及承诺书，以此诉请杨立华偿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24万元。庭审中，在杨立华举证的证据面前（特别是洪智的妻子项婷婷对原债权结算时计算的清单，已经将洪智举证的借条及转款凭证计算在内），洪智不得不改口说，没有实际提供本案的借款100万元。杨立华出具的借条及承诺书，系因洪智及其妻子项婷婷答应帮助催要他人拖欠杨立华的欠款，杨立华才承诺要回欠款时给予的佣金。因未帮助要回欠款，杨立华不应当支付承诺的款项。杨立华给洪智出具的承诺书清楚地写明了原因：“我借洪智人民币壹佰万元的原因是由于安徽省春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保的方文森借我900多万元未按时归还…”等，证明因别人欠款未归还，才导致杨立华给洪智出具借条及承诺书。借条及承诺书形成的原因，没有写是对过去剩余债权的确认。录音及录音笔录可以证明，洪智的妻子项婷婷因帮助杨立华讨要他人拖欠杨立华的借款，向杨立华索要佣金，且为了100余万元讨价还价。证明正因杨立华希望洪智及其妻子项婷婷帮助讨要他人欠款，才出具的借条及承诺书。过去的债权，一直由洪智的妻子项婷婷向杨立华提供借款，借据上的出借人却是洪智。杨立华举证的证据三证明，由项婷婷出面对过去债权进行结算，《付款协议》却是由洪智出面签订。项婷婷因是某单位领导，不方便接收借条，才要求杨立华给洪智出具本案的借条及承诺书。项婷婷在本案中以及在对过去债权的结算中均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洪智在一审起诉时就隐瞒事实真相，将已经结算、归还过的借条及转款凭证作为证据，企图欺骗法院，骗取胜诉。对于这种基于欺骗、基于虚假证据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识破后，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0日，洪智通过名下中国农业银行62×××78账号向杨立华名下6228460660001813216账号转账90万元。同日，杨立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收到洪智借款90万元，月息三分，按月付息。
2015年5月1日，杨立华又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洪智现金5万元，月息三份，按月付息。
2015年6月9日，洪智通过其配偶项婷婷名下中国工商银行62×××56账号向杨立华转账5万元。同日，杨立华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收到其工行卡收到洪智5万元，月息三分，按月付息。
2015年9月3日，洪智与杨立华及案外人李德付签订一份付款协议，主要内容是确认截止2015年8月30日，杨立华共欠洪智本金430万元，现洪智自愿要求杨立华还340万元，430万元借条作废，杨立华将其名下时尚家园2幢104-204房屋作价2800万元抵偿给杨立华的债权人，在上述房屋他项权证书办理在李德付名下后，杨立华的债务以打包形式由李德付从抵偿的房屋价款中按比例负责偿还，因债权人人数较多，为便于上述房屋进行买卖等操作，故房屋过户后的房产证只写李德付一人名字，但在2800万元的抵债中有属于洪智的340万元，李德付出售上述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偿付侯兰军200万元，剩余部分按债权比例分配，如售价超出或低于2800万，洪智享有的债权按照债权比例相应增加或减少。该付款协议签订后，上述三张借条原件已作废。
2015年9月28日，杨立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洪智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2015年9月30日，杨立华还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我借洪智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原因是由于安徽省春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保的方文森借我900多万未按时归还。现承诺方文森或春城公司所还款项中的壹佰万元（100万元）由洪智优先收取，所还金额可直接汇入洪智银行卡中”。
在审理过程中，洪智陈述涉案100万元借条实际是2015年9月3日达成的付款协议中洪智让利给杨立华的90万元加上利息共计100万元，洪智并未向杨立华额外再提供100万元借款。
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洪智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洪智自认借条出具当日并未向杨立华提供借款100万元，该款项实际是2015年9月3日协议让利的90万元及利息，一审认为，洪智、杨立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在2015年9月3日已经进行了结算，债权总额由430万元减至340万元，系洪智、杨立华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结算之后，洪智既未实际向杨立华提供100万元借款，也没有与杨立华协商重新确定债权数额，且结合杨立华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可见借条与洪智、杨立华之前的债权债务并无关联，故洪智诉请要求杨立华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洪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60元，减半收取7980元，由洪智负担。
二审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案涉《付款协议》及2015年9月28日杨立华向洪智出具的100万元借条的效力如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庭审查明，洪智分别于2015年1月10日、5月1日、6月9日向杨立华银行转账90万元、现金5万元、通过洪智配偶项婷婷银行转账5万元，均约定月息三分，按月付息。双方对本案借款的事实不持异议。2015年9月3日，洪智、杨立华及案外人李德付签订一份《付款协议》，商定截止2015年8月30日，杨立华共欠洪智本金430万元，现洪智自愿要求杨立华还340万元，430万元借条作废，杨立华将其名下时尚家园2幢104-204房屋作价2800万元抵偿给杨立华的债权人，在上述房屋他项权证书办理在案外人李德付名下后，杨立华的债务以打包形式由案外人李德付从抵偿的房屋价款中按比例负责偿还，因债权人人数较多，为便于上述房屋进行买卖等操作，故房屋过户后的房产证只写案外人李德付一人名字，但在2800万元的抵债中有属于洪智的340万元，李德付出售上述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偿付侯兰军200万元，剩余部分按债权比例分配，如售价超出或低于2800万，洪智享有的债权按照债权比例相应增加或减少。该《付款协议》签订后，上述三张借条原件已作废。现洪智以借条复印件及银行转款凭证为依据主张权利，而涉案借款100万元系杨立华欠洪智借款430万元的组成部分。对于430万元的债务，在《付款协议》中洪智自愿要求杨立华偿还340万元，对430万元的借条作废。杨立华按照三方之间的约定，已将房屋作价2800万元过户到案外人李德付名下，以抵偿给包括洪智在内的各债权人，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该《付款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对于剩余债权洪智可以另行主张。洪智解释：其并非减免杨立华的债务，只是因杨立华的还款能力有限暂不主张所有债权即430万元，“现”仅向杨立华主张340万元，原借条430万元因债权债务部分结算而作废，剩余债务由杨立华向洪智重新出具100万借条确认，今后另行主张；而杨立华解释：洪智对杨立华的债权进行部分减免，直接从430万元降低到340万元，90万元不再主张。对洪智的解释与《付款协议》所商定的内容相悖，并没有“债权债务部分结算而作废”的商定，该事实仅系洪智的单方陈述，杨立华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洪智的解释不予采信。对杨立华的解释，符合《付款协议》内容所商定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2015年9月28日，杨立华向洪智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洪智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9月30日，杨立华向洪智出具一份承诺书“我借洪智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原因是由于安徽省春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保的方文森借我900多万未按时归还。现承诺方文森或春城公司所还款项中的壹佰万元（100万元）由洪智优先收取，所还金额可直接汇入洪智银行卡中”。在庭审中洪智认可该款项并未履行出借义务，而主张该90万元债权并非减免，是暂不主张，双方结算部分债权后，双方协商重新确定债权数额，杨立华向洪智出具新的借条100万元以确认剩余欠款及其利息；而杨立华陈述，其向洪智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系因洪智及其妻子项婷婷答应帮助催要他人拖欠杨立华的欠款，杨立华才承诺要回欠款时给予的佣金，后因未要回欠款，其不应支付承诺的款项。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三张借条原件在《付款协议》中已经作废，洪智以案涉三张借条复印件主张权利，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而2015年9月3日，洪智、杨立华之间的债权债务经《付款协议》商定已经进行了结算，洪智的债权总额已由430万元减至340万元，洪智认可2015年9月28日，杨立华向洪智出具借条100万元并未实际履行。杨立华之所以向洪智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系因洪智及其妻子项婷婷答应帮助催要他人拖欠杨立华的欠款，杨立华才承诺在要回欠款时所给予的佣金，该事实也符合承诺书中所承诺的事项。洪智在庭审中也无证据证明其与杨立华之间曾协商重新确定债权数额的事实。故本院根据双方在庭审中所提供的证据及所涉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对洪智上诉主张杨立华立即偿还所欠100万元及利息24万元的事实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60元，由洪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 雷
审判员 王政文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胡宇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