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春松，男，1965年3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启琼，女，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隆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家明，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浦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庆华，男，1989年2月28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锡勇，男，196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兴业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长偏，男，1980年4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灵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中信，男，196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上述7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77号5层503、504房。
法定代表人：倪光乐。
委托代理人：黄妙春，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76号2501、2502室。
法定代表人：李中庆。
原审原告：杨章明，男，1983年1月8日出生，苗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绥宁县。
原审原告：周玉军，男，197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张立坪，男，199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肖卫军，男，197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罗跃军，男，1991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罗泉，男，1987年6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唐小飞，男，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东县牛马司煤矿二工区。
原审原告:刘泽宾，男，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平乐县。
原审原告：胡波，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陈卯生，男，197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赵小龙，男，196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东县牛马司煤矿四工区。
原审原告：肖海红，男，197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肖文达，男，197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陈友吉，男，197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凌长练，男，197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灵山县。
原审原告：刘兴华，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刘建中，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陈自兵，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
原审原告：李拥军，男，196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陈自理，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
原审原告：史文兴，男，1975年5月2日出生，仡佬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石阡县。
原审原告：周科彪，男，199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刘四平，男，1970年4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县。
原审原告：周国洪，男，195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周科平，男，198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黄胜富，男，1984年8月21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原告：钟玉强，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原告：赵书友，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原告：李孝发，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原告：杨晟锡，男，1978年5月6日出生，侗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绥宁县。
原审原告：唐得正，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瑶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原告：刘立华，男，195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原审原告：彭昌保，男，1983年3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开县。
上述33名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大件，男，196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重庆市开县。
上诉人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及上诉人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原审原告杨章明等33人及原审第三人吴大件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春松等40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被告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向原告周春松、宋家明支付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8月30日期间工资408000元（其中周春松204000元、宋家明204000元）；2、被告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向其余38原告支付2014年4月至6月期间工资（罗泉10200元、张立坪10400元、罗跃军10900元、黄胜富20880元、李孝发21360元、唐庆华10700元、钟玉强21120元、赵书友21120元、胡启琼216**元、杨晟锡21360元、周中信21960元、杨章明21600元、凌长练14160元、凌长偏20760元、肖卫军10400元、唐得正21480元、周国洪20880元、史文兴8961元、周科平21480元、周科彪21888元、唐小飞22200元、陈卯生22250元、刘四平14500元、陈自兵20750元、刘立华22000元、刘兴华21500元、胡波21500元、陈自理21875元、刘建中22000元、陈友吉215**元、赵小龙21375元、刘泽宾22250元、肖文达21250元、肖海红22000元、梁锡勇22000元、李拥军21360元、彭昌保13500元、周玉军21120元）；3、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罗泉等34人垫付工资，具体数额如下：罗泉10200元、张立坪10400元、罗跃军10900元、黄胜富18561元、李孝发18561元、钟玉强18561元、赵书友18561元、杨晟锡18561元、杨章明18561元、凌长练12374元、凌长偏18561元、肖卫军10400元、唐得正18561元、周国洪18561元、史文兴6187元、周科平18561元、周科彪18561元、唐小飞18561元、陈卯生18561元、陈自兵18561元、刘立华18561元、刘兴华18561元、胡波18561元、陈自理18561元、刘建中18561元、陈友吉185**元、赵小龙18561元、刘泽宾18561元、肖文达18561元、肖海红18561元、梁锡勇18561元、李拥军18561元、彭昌保12374元、周玉军18561元;二、被告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宋家明垫付工资92805元；三、驳回上述35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周春松、刘四平、唐庆华、胡启琼、周中信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及泰基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共同上诉请求：1、改判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连带向杨章明等17人支付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工资共计97020元(工资明细如下：胡启琼216**元、周中信21960元、凌长偏20760元、梁锡勇22000元、唐庆华10700元)；2、改判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连带向周春松、宋家明支付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8月30日期间的工资408000元(其中周春松204000元，宋家明204000元)；3、判令由泰基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诉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误将周春松和吴大件在派出所签订的协议中“欠工人工资一事”解释为“2014年4、5、6月的工人工资明细表”，从而否认该工资表的证明力，对周春松等人提供的工资表不予采纳，而直接以广州市2014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187元为限。首先，吴大件签署的2014年4—6月工资表并不是吴大件在2015年1月13日在派出所的协议中所述的“十二日晚上签的欠工人工资一事”，因此上述工资表并非周春松等人强迫吴大件所签，是有效的。上述工资表签署的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而吴大件所指的“欠工人工资一事”签署的时间为12日晚上，因此时间不同。签署该工资表的背景是周春松等人与吴大件一同到泰基公司(工地办公室)向泰基公司要求领取工资。当时，在万博警务室的电话通知下，番禺区劳动监察大队来了两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姓崔)，劳动监察大队向吴大件了解情况，吴大件承认还欠工人工资，并表示愿意付，但是没有钱付，剩余的工程款135万(本金93万，利息每月2.5％)还了泰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哥哥倪家富的欠款。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吴大件应当支付工人工资，而不应当支付高利贷。随后，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便让吴大件签署了2014年4—6月份的工资表，并拿走了原件。随后，拿着工资表与泰基公司沟通支付工人工资事宜，泰基公司表示该项目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给吴大件，无任何拖欠行为。无奈之下，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建议周春松等人拿着工资表(从劳动监察大队处复印)等相关资料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上述工资表是在劳监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原件也在劳监大队，并没有受胁迫。根据周春松等人及泰基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可以看出，每个工人的工资数额都远远高于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周春松等人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却没有获得同等的报酬，同时原审判决工资数额也与同岗位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工资指导线相差甚远。尤其是宋家明作为工人的管理人员却与普通工人工资一致不符合实际情况。其次，原审法院认定唐庆华、胡启琼、周中信工资已付清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周春松等人提供的工资表为吴大件认可并签署的，应当有效；第二，之所以周春松会签署工资付清确认书，是为了退还押金，实际工资并未付清。二、原审法院认定周春松与吴大件为合伙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吴大件与周春松于2014年3月12日签署的《协议》中存在两层法律关系，一为周春松、宋家明为工人的现场管理人员，吴大件以84元／平方米的价格支付其人工费；二为吴大件向周春松借款78万购买材料，现约定还款事宜，即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吴大件分包部分工程给案外人周春松共同作为发包人在合同上签字，在该合同的首部(双方主体身份记载处)并未记载周春松的名字，只是在合同末尾落款处有周春松签名，该处签名是周春松受吴大件的委托进行现场管理，为后续取得王传深班组认可而作为管理代表(签约代表)而签名。故认定周春松与吴大件为合伙关系证据不足。退一步讲，假设周春松和吴大件确实属于合伙关系，那么2014年3月12日后其与吴大件签订协议后他们之间就解除合伙关系了，故其2014年3月12日以后的工资主张应得到支持。进而言之，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在周春松和吴大件之间的协议中实际上周春松放弃了合伙人的利润分配权，协议也是对其劳动者身份进行了确认，而且这是一种具有追溯性的确认，即确认其自始就是工人的身份。再退一步讲，工程承包合伙人未必就不能主张工资。假设本案40名工人众筹共同投资，然后各自确定了工资标准(本案中《工资表》即是其内部工资标准)，如果有利润，则在工资之余进行分配，法院是不应该因为他们都是合伙人身份而否认他们同时是工人身份的。何况，本案属于违法分包，无论自然人周春松和吴大件之间是不是合伙关系，只要其在工地从事了劳动就应该支付工资。因为所谓的合伙关系是工人内部之间的事(严格说，自然人吴大件也属于劳动者)，属于其内部法律关系，而他们作为劳动者跟泰基公司则形成劳动关系，属于外部关系，因而仍然有主张劳动报酬的权利。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工资数额法院应当按照周春松等人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同时在未结清的工程款额度内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本案中泰基公司一直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而周春松等人提供的工资数额经过周春松、吴大件等人确认签字，与之前的操作流程一致，且该工资表并非吴大件在派出所签署的协议中所述“欠工人工资一事”，应当有效。因此，法院应当认定周春松等人提供的工资数额。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分包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在未结清的工程款额度内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垫付部分抵扣工程款。因此，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在未结清的工程款额度内应当与泰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在未查清是否存在未结清工程款的情况下，直接排除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的连带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维护弱势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针对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的上诉，泰基公司答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我方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针对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的上诉，杨章明等33名原审原告共同答辩称：同意周春松等7人的上诉意见。
针对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的上诉，吴大件答辩称：我不同意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的上诉意见，劳动者的主张不属实。1、涉案工程的工资已经全部付清，且按时付清，没有拖欠工人工资，我与周春松、宋家明是合伙关系，宋家明在工地也没有从事工作，我方的工资表中也没有宋家明的工资。2、2014年工程基本完工，大部分工人已经撤场，只有几个人在场，不可能存在那么多人被拖欠工资。3、周春松、宋家明曾对我进行非法拘禁了4天，我也曾用以前的电话号码（138××××9356）于2015年1月13号上午8点至9点之间报警，他们胁迫我签订了协议，要求我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从报警情况证明我没有拖欠工人工资。
上诉人泰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13民初8502号判决，驳回周春松等40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周春松等40人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关于劳动关系、工资和拖欠工资问题。1、本案应首先确认周春松等40人存在劳动关系和参与劳动的事实。因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应首先确认周春松等40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参加劳动。而劳动关系及参加劳动的事实是否成立，依法应由提出主张的周春松等40人进行举证证明，即由周春松等40人承担举证责任。2、证明劳动关系、参加劳动的证据一般来说有劳动合同、应聘入职表、工作证、工卡、领取工资的凭证、考勤记录等。本案中，只持有工卡的是：周春松、宋家明、唐庆华、周中信、梁锡勇、胡启琼、杨章明、刘兴华、杨晟锡等九人。持有工卡且在过往的工资表或结算表中出现过的：唐庆华、周中信、梁锡勇、胡启琼、杨章明、刘兴华等六人。只在过往的工资表或结算表中出现过的：陈自理、刘建中、李拥军、肖卫军、刘立华、周国洪、李孝发。除上面持有工卡或在过往的工资表或结算表中出现过，具有工卡或过往工资表初步证据的工人外，其他23位劳动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项目工地成立劳动关系并参加劳动。该23位劳动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曾参与劳动领取过工资，也不能推定后期参加劳动并被拖欠工资事实成立。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来来往往非常不固定，只能按实际在岗劳动实发工资。因此，往往在工人结束劳动结算工资时，交回工卡，证明劳动关系终结。唐庆华、胡启琼、周中信等，曾在项目工地劳动，领取过工资，但他们已经结清工资，交还工卡，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不能仅凭曾参与劳动领取过工资，推定后期必定参加劳动并被拖欠工资。二、工人是由吴大件与周春松、宋家明三人共同招聘，原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查明。原审法院查明，吴大件与泰基公司直接联系，由周春松、宋家明招揽工人。工人虽可能由周春松、宋家明联系招揽，但工人招聘都必须告知吴大件，由三人共同制作工人名册和工资表，作为发放工资的依据。在发放工资时，三人进行核对后才发工资。原审法院未查明由吴大件、周春松、宋家明三人共同招聘工人，核发工资的事实情况。三、原审法院查明吴大件下落不明，周春松等人与泰基公司就拖欠工资问题发生争议是错误的。吴大件作为工程承揽人之一，一直没有离开工地，并与周春松、宋家明保持联系，多次接触。2015年1月8日，吴大件与周春松等人曾进行过协商，泰基公司从未与周春松等人就拖欠工资发生争议进行协商。原审法院查明吴大件下落不明，周春松等人与泰基公司就拖欠工资问题发生争议是错误的。四、原审判决支持宋家明的欠薪主张不仅没有证据事实，而且与证据相矛盾。首先，泰基公司所提交的证据2《协议》，有吴大件、周春松和宋家明三人的签名。该协议是三人合伙承担工程的基本法律文件。《协议》约定由吴大件与泰基公司直接联系，木工人工由宋家明、周春松负责所有木板安装制作、铁钉、铁线、人工、场地清理、凿爆模、搭设门架等。三人分工负责，共同管理，利润分成。这些都符合合伙承揽工程的事实特征。其次，泰基公司提供的证据3《情况》、证据4《说明》和证据10《签领工资表》，综合证明周春松和宋家明与吴大件是工程的共同承揽人，吴大件是显名承揽人，周春松和宋家明是隐名承揽人。再次，为完成承揽工程，宋家明曾与周春松向外借款投入到工程中，用于支付工程材料款。另外，假设宋家明不是工程共同承揽人，在本案证据中，宋家明仅提供一张工卡，法院判决其自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被欠薪证据不足。五、关于2015年1月4日录音资料问题。第一，卢再芳只是泰基公司派驻工地的管理人员之一，他无权确认吴大件、周春松和宋家明的工资状况。卢再芳在录音中的意思，只是表明吴大件曾有过80万元有关款项的申请。第二，卢再芳在录音中还表示，是否仍有工人工资未发，还需要吴大件提供相关资料，出面确认。第三，后来在吴大件确认他们合伙承揽的工程没有欠薪的情况下，同意结算，并结清工程款。上述行为合理合法，不存在原审法院所称的陈述与行为相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对卢再芳的录音，应对全面完整的录音记录内容进行评判，不应断章取义。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判决撤销(2016)粤0113民初8502号判决，驳回周春松等40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泰基公司的上诉，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共同答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我方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针对泰基公司的上诉，杨章明等33名原审原告共同答辩称：我方不同意泰基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泰基公司的上诉，吴大件答辩称：我方同意泰基公司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庭审时，泰基公司当庭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工程班组合同印章使用审批表》。泰基公司对该证据作如下解释：1、该证据一审没有提交，我方二审期间整理材料时才发现。2、该证据的原件没有带来法庭，因为此证据在公司财务处保管，财务出差了。3、该证据是一份会议纪要，可以证明涉案工程承包方为周春松、吴大件、宋家明，其三人是合伙关系。周春松、胡启琼、宋家明、唐庆华、梁锡勇、凌长偏、周中信对该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确认该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周春松、宋家明是作为现场管理人员签名的，不代表其是合伙人。2、该证据并不能反映周春松、吴大件、宋家明是合伙关系，该证据中的承包单位仅写了吴大件，说明承包人只有吴大件，同时证明吴大件的陈述不属实。杨章明等33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同意周春松等7名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吴大件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证据是真实的，该次会议比较重要，开始写的承包单位是我一个人名字，因为与泰基公司签合同是我代表去签的，基于我与周春松、宋家明是合伙关系，我也只是代表三人去签合同，故本次会议我要求周春松、宋家明到场，该证据证明我们三人是合伙关系。泰基公司对此回应称：关于承包单位为何只写吴大件一人的问题，因为泰基公司是与吴大件一人签订的合同，但合伙协议已说明三人是合伙关系，吴大件只是作为代表签约。
二审庭审时，周春松表示：涉案工地由我和宋家明招聘工人并对工人进行管理，安排工人工作，直到工程完工。宋家明则表示：我从来没有领取过工资，我跟周春松一样是在工地上进行管理工作的，我的工资也与周春松一样，最后才结算。泰基公司对此回应称：关于工资问题，我方已经说明周春松、宋家明、吴大件是合伙关系，所以没有按照劳动者的规定发放工资，没有领工资的原因是他们是合伙关系。对于工作内容，听说宋家明在其他地方还有工地，并没有经常在涉案工地。周春松在工地上的时间多一些。吴大件则称：周春松、宋家明不发放工资是因为三人是合伙关系，有利润才分配。我不在工地的原因是材料都是我在安排，工人管理是周春松、宋家明负责。其中宋家明很少在工地，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春松在工地。宋家明对此回应称：吴大件说我不在工地不属实，我每天都有开车去工地。周春松对此回应称：工地很多工人，我一直都有在工地管理工人。
二审期间，周春松等7上诉人、杨章明等33原审原告、吴大件及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泰基公司二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涉案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该证据属于泰基公司主张吴大件、周春松、宋家明属合伙关系的证据补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周春松等7人及泰基公司均提起了上诉，根据各方的上诉、杨章明等33人及吴大件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泰基公司应否向周春松等40人垫付工资及应按何标准支付该工资。对于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泰基公司虽上诉称无需向罗泉等34人（除宋家明外）垫付工资，但本院审理期间，泰基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泰基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梁锡勇、凌长偏等人上诉主张应按其提交的《工资表》载明的工资数额支付其工资的问题，如原审所分析，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存疑，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梁锡勇、凌长偏等人工资标准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以广州市2014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187元/月为限进行核算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锡勇、凌长偏等人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应否支付胡启琼、唐庆华、周中信工资问题，如原审所分析，从泰基公司提供的工资签收表、确认表反映，周春松曾于2014年7月31日（案涉欠薪时段后）确认唐庆华、胡启琼、周中信等人“工资已付清，工卡已退还”，现又主张泰基公司欠付上述三人在同年4-6月工资，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泰基公司无需垫付唐庆华、胡启琼、周中信的工资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对于泰基公司应否垫付周春松工资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周春松与吴大件之间为合伙关系，周春松通过涉案工程应否获取利润及该利润数额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周春松对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对于泰基公司应否垫付宋家明工资的问题，劳动部1994年12月6日颁发的劳部发[1994]489号《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本案中，宋家明主张其自2013年4月进入涉案工地工作但却从未领取过劳动报酬不符合一般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也与一般劳动者依靠工资生活的常理相悖，结合泰基公司二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泰基公司主张宋家明与吴大件、周春松之间是合伙关系的依据比较充分，应予采信，宋家明通过涉案工程应否获取利润及该利润数额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宋家明对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认定宋家明可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取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的劳动报酬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泰基公司上诉主张无需垫付宋家明工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分包工程给泰基公司，不属于违法分包，劳动者亦无提交证据证明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对欠付工资存在过错，原审据此认定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锡勇等劳动者上诉要求广州工程总承包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违法分包、转包或者违法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发生拖欠工资的，由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垫付劳动者工资。泰基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将该工程部分劳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对该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就应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泰基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劳动者可以要求分包人吴大件、周春松、宋家明与泰基公司承担拖欠劳动报酬的连带支付责任，劳动者单独起诉泰基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由泰基公司承担向劳动者垫付工资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泰基公司应否垫付宋家明工资的问题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作相应改判。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50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50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三、驳回宋家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市泰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芬
审判员 许 群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廖 晞
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