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9民终3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昕阳，男，197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辉林，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江，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缪从军，女，197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原审被告：王梅春，女，1963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力杰，江西天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祝昕阳因与被上诉人缪从军、原审被告王梅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0902民初3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祝昕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祝昕阳不承担偿还缪从军垫付款1776600元及利息150000元，共计1926600元的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缪从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理，系适用法律错误。缪从军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祝昕阳，凭借的是其举示的两张借条。借贷关系的成立，不但要求借贷双方达成借贷的合意，还应有借款现实的交付。因祝昕阳并未向缪从军借款，未曾出示过借条给缪从军，缪从军也未提供借款已现实交付的证据，祝昕阳有理由认为借条是虚假的，故抗辩双方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并不是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抗辩，而是对缪从军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一审法院应当审查的是借贷是否真实发生，借贷关系是否现实成立，而不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理。二、一审判决在祝昕阳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缪从军的诉求确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下仍支持缪从军的诉求，系程序错误。即使缪从军举示的借条是真实的，但借条出具时间分别为2013年和2014年，缪从军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认定祝昕阳与缪从军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要求有具体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有明确的委托合意及委托事项。本案中，双方系朋友关系，祝昕阳帮助缪从军办理银行卡的行为仅是一种�事好意施惠行为，目的在于巩固朋友关系，双方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更没有约定明确的委托事项。银行卡真正的办理人也是王梅春，祝昕阳在此过程中只是作为缪从军的朋友提供帮助。仅凭祝昕阳帮助缪从军办理了银行卡这一事实，不能推断出双方存在无偿委托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缪从军辩称，因为银行卡盗刷造成了缪从军的损失。祝昕阳居无定所，缪从军一直在催促，祝昕阳也卖掉了他的车库来还款，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祝昕阳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出具了借条，也可以认为双方是借贷关系。
原审被告王梅春述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缪从军与祝昕阳之间的关系，王梅春没有参与，只是帮办了一张银行卡，王梅春与本案没有关联。
被上诉人缪从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祝昕阳、王梅春向缪从军支付借款本金1806600元及缪从军代为支付的银行同期利息150000元，合计1956600元；2.判令祝昕阳、王梅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缪从军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缪从军与祝昕阳系朋友关系。2010年年底，缪从军委托祝昕阳办理银行卡，祝昕阳通过王梅春介绍办理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16位一卡通（无密码信封）（姓名：缪从军，户口号码：XXXX，账户类型：人民币），办理后，该卡由祝昕阳保管。在祝昕阳保管缪从军上述银行卡期间，由于办卡时缪从军将密码和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均告知祝昕阳，所以该卡于2011年6月8日、2011年6月19日、2011年6月20日、2011年6月30日、2011年7月14日分别被刷卡消费了500000元、267700元、232300元、500000元、420000元，产生消费贷款的金额共计1920000元。直到2012年1月底，祝昕阳才把该卡邮寄到缪从军手中。从该卡银行流水查询到还款情况为：2011年6月28日至2015年12月18日，王XX、祝昕阳、缪从军、殷XX、齐X均有归还银行消费贷款记录，另有7笔为无卡还款，其中王XX还款4笔累计70300元、祝昕阳还款27笔累计485360元（7笔无卡还款，缪从军认可系祝昕阳还款）、缪从军还款25笔累计1855100元、殷XX还款1笔计10000元、齐X还款1笔计20000元，至2015年12月18日即最后一笔还款日止共计偿还本金及其利息2440760元，该卡才全部还清前述刷卡消费所产生的银行贷款本息。在还款期间，缪从军多次向祝昕阳催要归还垫付款，祝昕阳先后于2012年3月25日、2014年3月18日以出具借条的形式承诺还款，缪从军自认2014年收到祝昕阳卖高仕名居车库款78500元，为此，缪从军垫付的直接损失计1776600元。此后，祝昕阳未再按借条上的承诺还款。
对于缪从军主张在银行流水中显示的殷XX、齐X的还款30000元应计入其垫付款损失的事实，因�两笔还款银行流水显示他人姓名，缪从军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还款系他人替其归还贷款，故对缪从军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确认。
对于缪从军主张王梅春保管过上述银行卡、王梅春曾刷卡消费以及王梅春答应过会承担还款等事实，从缪从军提供的祝昕阳录音资料来看，该证据因祝昕阳、王梅春均未对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该院对其真实性即祝昕阳是和缪从军通过话的事实予以确认，但祝昕阳通话中所述有关王梅春的内容被王梅春否认，该电话记录不能直接证明缪从军主张的上述事实，且缪从军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王梅春保管过上述银行卡以及直接消费过该卡的事实，故对缪从军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确认。
对于被告祝昕阳主张192万银行消费贷款是由双方共同消费产生，并不是祝昕阳单方产生的事实，因祝昕阳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祝昕阳主�的上述事实不予确认。
另外，该院依照缪从军申请依法对祝昕阳、王梅春的有关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缪从军提供的证据有祝昕阳出具的两张借条，但祝昕阳对此提出抗辩，且祝昕阳无偿接受缪从军的委托办理银行卡，办理下来的银行卡户名系缪从军，符合受托人不以自己名义，而是以委托人名义处理问题的委托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在缪从军与祝昕阳之间已然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缪从军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立案时确定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不符合本案事实，应依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更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祝昕阳无偿接受缪从军委托后，本应按照委托约定将办理好的银行卡及时交付给缪从军，但在祝昕阳保管银行卡期间出现了银行卡被刷卡消费的行为，并造成缪从军代偿消费贷款的直接损失1776600元，祝昕阳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得到缪从军授权的情况下，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祝昕阳以出具借条形式自认承担还款责任并承诺了还款期限，缪从军关于支付利息损失150000元�诉讼请求未超出有关利息损失计算的法律规定，故缪从军关于祝昕阳支付垫付款1776600元及其利息损失1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缪从军关于殷XX、齐X垫付的30000元要求祝昕阳支付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缪从军要求王梅春支付本金1806600元及其利息15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缪从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王梅春保管过和消费过缪从军上述银行卡，故缪从军的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祝昕阳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因为缪从军代为归还银行欠款的最后时间是2015年12月18日，祝昕阳以出具借条时间计算本案诉讼时效与本案事实不符，对祝昕阳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祝昕阳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缪从军垫付款1776600元及其利息150000元，共计1926600元；二、驳回缪从军在本案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08元，减半收取计1120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204元，由祝昕阳负担15956元，缪从军负担24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祝昕阳于2012年3月25日向缪从军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祝昕阳今借到缪从军人民币壹佰玖拾贰万元正，2012年还清，本人祝昕阳用宜春市高士名居3幢302房产抵押给缪从军，任由缪从军处理。”祝昕阳于2014年3月18日向缪从军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祝昕阳今天借到缪从军人民币贰佰万元正，在2014年前还清，本人祝昕阳用宜春市高士名居3幢302房及车库和温汤玉泉�房产抵押给缪从军，任缪从军处理。”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缪从军与祝昕阳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缪从军以祝昕阳出具的借条为依据，起诉要求祝昕阳、王梅春偿还借款，祝昕阳提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的抗辩，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祝昕阳出具借条时，缪从军并未直接向祝昕阳支付借款，双方之间确未发生借贷行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中缪从军与祝昕阳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祝昕阳自认帮助缪从军办理银行卡及催促银行审批贷款，显然属于代为处理缪从军的银行卡有关事务。祝昕阳辩称其系介绍缪从军到王梅春处办理银行卡，根据当事人陈述的缪从军办卡过程及身份关系，王梅春不是银行工作人员，缪从军与祝昕阳是朋友关系，缪从军经祝昕阳介绍才与王梅春相识，按照常理，缪从军应当系出于对祝昕阳的信任而委托其处理银行卡有关事务，而并非委托王梅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祝昕阳与缪从军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适用法律正确。对祝昕阳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与缪从军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祝昕阳接受缪从军的委托，应当诚信地妥善处理缪从军的事务，在将银行卡邮寄给缪从军之前，祝昕阳持有该银行卡，也应当妥善保管，未经缪从军授权，不得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该银行卡。在祝昕阳保管银行卡期间，缪从军因银行卡被刷卡消费受到损失，祝昕阳应承担赔偿责任。祝昕阳在一审中辩称该银行卡消费的192万元系其与缪从军共同使用，在二审中又否认自己使用了该银行卡，其陈述自相矛盾。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祝昕阳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一直偿还该银行卡欠款，且于2012年3月25日向缪从军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192万元的借条，祝昕阳在与缪从军电话通话时也作出了归还银行卡欠款的承诺，据此，可以认定祝昕阳已向缪从军作出承诺，归还缪从军的银行卡所欠款项，祝昕阳即应按双方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关于缪从军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祝昕阳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在2014年前还清”，按照常理及当事人的自认，该期限所指应为2014年年底，缪从军�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借条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之次日即2015年1月1日起计算两年，故缪从军于2016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祝昕阳关于缪从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祝昕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409元，由上诉人祝昕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岗
审 判 员 巢澍望
代理审判员 徐 斌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袁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