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322民初892号
原告刘彦刚，男，197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富顺县，现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代理人张鹏，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行，住所地富顺县。
负责人廖永忠，行长。
委托代理人夏英，四川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负责人林东育，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君奕，男，该行工作人员，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原告刘彦刚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富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自贡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彦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鹏，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委托代理人夏英，被告中行自贡分行委托代理人杨君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彦刚诉称：原告原为被告单位中行富顺支行副行长。2014年4月1日，原告为其侄儿赵勇刚向出借人代表张仁泰的借款提供担保。2014年7月15日至2014年8月21日期间赵勇刚将该笔借款陆续归还给出借人代表张仁泰。2015年4月，该笔借款中的出借人郑永华、范敏、王小燕以赵勇刚未归还借款为由，将借款人赵勇刚和担保人即本案原告刘彦刚诉至自贡市自流井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借款人和担保人偿还借款等相关债务。后经该院及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均以所诉借款涉及自贡市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而分别被驳回起诉、上诉。在上述案件发生后，原告即向两被告单位说明了情况，同时积极配合处理此事。但2015年10月，被告中行自贡分行和中行富顺支行以原告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分别对原告作出了对其职务处理和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原告认为上述处理决定不当，理由为：1.处理的依据不应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版）》【以下简称《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因原告的担保行为发生于该办法生效前且借款已偿还，原告的担保责任已完结。同时依照该办法的规定，在该办法颁布前如相关规定不认为违规或处理较轻的，依照较轻的规定办法处理。因此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以下简称《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已有对此行为较轻的处理规定，所以被告适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第三百一十四条等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理是错误的；2.同时，原告是以个人名义为其亲属的民间借贷提供担保，未以中行员工身份对外提供担保，亦不是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未给被告单位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和声誉风险。故被告对原告的担保行为的定性是错误的，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过重。原告不服被告单位作出的处理决定，向富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撤销自中银发[2015]37号《关于给予刘彦刚职位处理的决定》和富中银发[2015]13号《关于与刘彦刚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恢复原告副行长职务和劳动关系；被告补偿停发原告2015年11月-2016年3月期间的工资42000元及停缴的五险二金。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信息材料、被告中行富顺支行登记信息材料，拟证明原、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
2.《富中银发[2015]13号文件》、《自中银发[2015]37号文件》，拟证明被告中行自贡分行解除了原告所担任的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副行长的职务，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亦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3.富顺县公安局赵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与其担保对象赵勇刚系亲戚关系。
4.《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等材料，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5.《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居间服务合同》、归还借款事项的《说明》、《收据》、《收条》、《明细对账单》以及（2015）自流民初字第825号民事裁定书、（2015）自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借款人赵勇刚向张仁泰借款之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民间融资关系，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的行为才属民间融资的行为。该借贷关系发生后，赵勇刚已将该借款归还的情况。
6.《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拟证明原告的担保行为发生时，未对该行为的性质作出规定以及对该行为发生后怎样处理作出规定，被告单位对原告的处理适用条款不当，定性错误、处理过重。
7.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共6份，拟证明出借人范敏等人曾起诉要求赵永刚及原告等归还借款，法院驳回其起诉的情况。
经质证，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对第1-2组证据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赵化派出所无权出具该项《证明》；对第4组证据中《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无异议。对《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等材料有异议，认为其内容不真实；对第5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居间服务合同》因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亦对证明借款已还清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对（2015）自流民初字第825号《民事裁定书》、（2015）自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民事裁定书恰能证明赵勇刚的还款责任及原告的担保责任尚未履行完结；对第6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单位对其处理错误；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无关。
被告中行自贡分行与被告中行富顺支行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中行自贡分行共同辩称：被告中行富顺支行有权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原告作为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副行长，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且担保的金额较大。原告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亦严重违反了单位规定的“不得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规定。被告单位依据相关法律及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作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符合规定的。原告诉称对其行为的处理不应适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的规定，应适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的规定，被告单位认为原告的诉称意见不符合对规定意见内容的理解，另，因原告与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于2015年10月29日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自此原告也未到单位上班，故原告主张要求支付其后的工资报酬的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为证明其主张，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告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中行富顺支行的诉讼主体资格。
2.《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自中银任[2013]18号文件》，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单位员工，自2013年任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副行长。
3.《保证合同》、《借款合同》、《居间服务合同》、原告书写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为他人提供与其自身经济能力不符的担保。
4.《承诺书》、《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自贡分行）员工自觉遵守“八个不准”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业务培训签到表》、《中国银行自贡分行“八个不准”》等测试试题、川中银察[2013]14号文件、中银察[2013]11号文件、《员工廉洁风险防控承诺书》、中行自贡分行监察工作检查底稿、对工会的情况说明材料、富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自中银发[2015]37号文件、富中银发[2015]13号文件，拟证明“远离民间借贷”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了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原告明知该规章制度仍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被告单位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规定。
5、自中银发[2015]8号文件、《工作移交表》、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等材料的过程情况材料、原告的《工资表》，拟证明被告单位已向原告书面通知已被辞退的过程及原告主张的补偿工资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6、富劳人仲案字[2016]17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原告不服被告单位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仲裁的情况。
7、每日必查登记表负责人、工作日志登记表。
经质证，原告对第1-2组证据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中的3份《合同》与原告方提供的一致，故3份合同的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材料能够证明事发后原告对处理该事情的积极态度；对第4组证据中被告单位拟要证明原告多次对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学习考试的材料，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对《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工会的情况说明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工会的情况说明材料能够证明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决定程序上有瑕疵。对自中银发[2015]37号文件、富中银发[2015]13号文件有异议，是违反程序作出的；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恰能证明是原告对被告单位处理决定不服的抗争；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
被告中行自贡分行对被告中行富顺支行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中行自贡分行为证明其主张，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在2014年11月-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表》以及关于原告工资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情况。
2.被告中行自贡分行于2015年8月24日工会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拟证明被告单位辞退原告经过了工会处理程序。
3.《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一本，拟证明中国银行总行曾对员工的违规行为制定了相关的处罚办法。
经质证，原告对第1组证据中的2014年11月-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表无异议，对关于原告工资的《情况说明》材料，认为以前述的工资表为准；对第2组证据，认为其未参加该次会议，情况不清楚，但职代会是违反规定通过对其辞退的决定的；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对被告中行自贡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综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两被告对第1-2组证据、第4组证据中的《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第5组证据中的（2015）自流民初字第825号《民事裁定书》、（2015）自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裁定书》、第6-7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对第3组证据，被告方对公安机关有无权出具该份证明有异议，但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4组证据中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等材料，本院认为材料上无被告单位的盖章，故无法确认该材料的真实性；对第5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有（2015）自流民初字第825号《民事裁定书》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借款已还清材料因其提供的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对被告中行富顺支行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被告中行自贡分行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1、3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2组证据，虽原告认为其未参加该会议情况不清楚，但结合被告单位提交的有关工会的其他材料，能够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彦刚曾系被告中行富顺支行职工，曾担任该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1日，案外人赵勇刚与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签订了《借款人居间服务合同》，合同中约定：甲方（赵勇刚）委托乙方（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居间联系借入民间资金人民币200万元整，期限陆个月，月利率2%。同日，案外人赵勇刚就上述提及的200万元与张仁泰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借款合同上注明张仁泰为出借人代表，原告亦为赵勇刚的借款提供了担保。2014年10月30日，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5年上半年，郑永华、范敏等人以赵勇刚未偿还上述200万元借款中的部分金额为由，将赵勇刚、富顺县富龙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及本案原告刘彦刚诉至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偿还所主张的借款。该院以借款所涉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利主张人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权利主张人不服裁定内容，上诉至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已立案的汇鑫投融资咨询服务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将权利主张人所主张的借款纳入了侦查范围，并将其作为了涉嫌犯罪的金额，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述案件发生后，2015年4月14日，被告中行自贡分行下发了自中银发[2015]8号文件，内容为：“经分行党委研究决定，暂停刘彦刚副行长职务。”2015年10月26日，被告中行自贡分行印发的自中银发[2015]37号文件内容上载明：富顺支行，省分行于2015年6月底至7月25日期间，在全辖开展了以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为重点的员工异常行为排查。经排查，发现自贡分行辖属富顺支行副行长刘彦刚存在违规行为。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处理决定如下：“刘彦刚，自贡富顺支行副行长，在岗期间违规为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314条第3款、第322条之规定，给予刘彦刚辞退处理。”同日，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印发的富中银发[2015]13号文件内容上载明：“根据自中银发[2015]37号《关于给予刘彦刚辞退处理的决定》通知，刘彦刚在岗期间违规为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违反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314条第3款、第322条之规定，同时违反了中国银行制定的其它规章制度，给予刘彦刚辞退处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自2015年10月26日起我行依法与员工刘彦刚解除原签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6年1月，原告不服被告单位作出的处理决定，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单位立即解除自中银发（2015）37号关于给予刘彦刚职位处理的决定，恢复其与中行富顺支行的劳动合同关系；恢复其职务和相关工作，补偿停发的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工资及五险二金合计25248元。仲裁委员会后作出裁决：驳回申请人刘彦刚的请求事项。
2016年2月4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工会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分行征求工会意见，工会于2015年8月24日通过职代会审议并通过了分行关于对刘彦刚的违规处理决定。2016年2月2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工会委员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内容为：中国银行自贡分行（以下简称自贡中行）只在市级机构设立工会领导组织，负责管理工会事宜，我行全部员工（含富顺中行和荣县中行所有员工）均为自贡中行工会会员，会费由自贡中行工会统一扣收。富顺中行就辞退刘彦刚征求工会意见，工会于2015年8月24日通过职代会审议并通过了辞退刘彦刚的决定。
2015年10月26日，被告单位将辞退一事告知了原告，但原告拒绝在向其送达的文书上签字。2016年10月29日，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与原告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交接原因栏上注明为“辞退”，其后原告未在单位上班。2015年12月1日，被告中行富顺支行通过邮寄送达辞退的相关手续未果，又于2016年1月15日通过公证送达的方式将富中银发（2015）13号文件及《员工违规违纪处理决定送达书》送达给了原告。
另查明，2011年12月19日，原告作为承诺人在被告单位的《承诺书》上签字，其中内容为……一、本人没有参与社会融资的行为；二、决不组织、参与民间借贷或集资活动；三、决不充当社会融资“掮客”，介绍他人参与社会融资；四、决不与金融“掮客”、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发生资金往来……。2013年6月18日，原告作为承诺人在《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自觉遵守“八个不准”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上签字，其中内容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八个不准”》：“一是不得以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费用或佣金等方式违规吸储；二是不得以各种形式参加非法集资活动……七是不得向他人提供与自己经济实力不符的个人担保，不得向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
2013年10月16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监察部颁布了川中银察[2013]14号文件，内容为：“针对近两年基层机构内控防案形势及风险变化，总行对2011年发送的《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和《中国银行营业柜员十个严禁》（简称“双十禁”）进行了修订……新版“双十禁”是适应近两年来内控案防形势变化、持续保持案件防控高压态势的重要举措，更是对近年来内外部案件风险特征的总结提炼，每一条规定的背后都有沉重的教训……各级机构要将柜员和负责人遵守“双十禁”的情况，作为日常检查监督和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违反规定的员工，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处理办法》规定从严处理，确保“双十禁”制度执行落到实处。”《中国银行营业机构员工十个严禁（2013版）》中的内容规定：“一、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或参与非法集资、民间融资、违规担保活动……。《中国银行营业机构负责人十个严禁（2013）版》的内容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或参与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活动；三、严禁为企业、个人融资提供担保……。”
2009年12月19日通过的《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中的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违反员工守则、员工管理制度、劳动纪律和工作场所管理规定的，扣减绩效收入；性质或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性质或后果特别严重的，予以辞退。”2014年12月13日通过的《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中的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三）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中银发[2009]297号）同时废止。我行其它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施行后，凡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违规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本办法。此前有关规定不认为违规或处理较轻的，依据原规定进行处理。依本办法施行之前的办法认为违规，但本办法不认为违规或违规较轻的，适用本办法。”原告知晓亦参加了上述相关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考试。
本院认为：被告中行富顺支行是否有权单方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这一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具体来讲，一方面，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一个法定标准，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中在只规定了禁止性规定但未规定后果的情况下，可以综合考虑行业特点、劳动者的岗位特点、劳动者行为对用人单位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属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而确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可否行使单方解除权，可以考察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是否作出了公平合理的规定，即是否对禁止性行为的种类、违反了禁止性行为的性质即属一般违规或是严重违规以及违反后所导致的后果这一角度判断。本案中，原告在担任被告中行富顺支行副行长期间，通过学习培训、考试等多种形式已知晓不得参与民间融资、不得为他人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不得参与非法集资等禁止性行为的规定，但仍从事为他人借款200万元提供担，该行为违反了单位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这一点，从原告身处的职位以及从事金融行业的要求来讲，是客观存在的。该行为是否属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是人民法院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的依据。本院认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特殊行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要求制定严格于其他行业的规章制度，对于保障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告单位结合形势的需要，制定并多次发文强调的“不得为他人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不得参与非法集资等禁止性规定”等规章制度，即是为达到上述目地之所在，亦是被告单位员工应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原告作为被告中行富顺支行的副行长，其岗位特殊且重要，在上述规章制度的执行上更应带头模范遵守、树立个人的良好形象、尽到对公司的谨慎、忠实义务。但原告在明知上述严格规章制度的情形下，为他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提供担保，明显有悖于其作为银行管理人员应遵守的职业操守，其行为在行业系统的其他员工中造成了严重负面“示范”影响。综上，结合原告所属行业特点、岗位特点、行为对用人单位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应当认定原告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作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同时，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已送达原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违法要求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无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适用的规章制度错误如何认识的问题。原告认为，其从事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实施之前，应依据《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中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应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予以辞退。本院认为，原告的担保行为的确发生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实施之前，被告对原告的处理行为也的确发生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实施之后。分析前述所认定的原告的担保行为，从其担保的金额以及原告履行的职务、职责来讲，符合《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0年版）》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是一种性质特别严重的行为，可以予以“辞退”处理。另一方面，《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第三百一十四条对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可见，《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和（2010年版）均是中国银行总行内部制定约束员工的规章制度，对本案所涉的违规行为作了一致的规定。同时，《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第三百二十八条对处理原则和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被告适用《中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相关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不存在适用规章制度错误的问题。原告的行为系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事实客观存在，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撤销自中银发[2015]37号文件、恢复原告的副行长职务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中银发[2015]37号文件系被告单位内部文件，对其职工职务的任免系被告单位内部的决定，均不属于人民法院撤销或处理的范围。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补偿2015年11月-2016年3月期间的停发工资42000元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2015年10月26日，原告已知晓被辞退的决定，被告中行富顺支行亦于2015年10月29日以辞退的事由与原告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其后原告未在单位上班，被告单位也将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送达给了原告。被告中行富顺支行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补偿工资的期间系被辞退、未在单位履职的期间。故原告的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单位为其补缴“五险二金”的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请求事项系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能范围，不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彦刚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刘彦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伟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