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民终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79号天徽大厦A座。
法定代表人：李宏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碧，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安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二期B幢1703室。
法定代表人：张国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佩庆，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寅初，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安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振公司）、原审第三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初字第00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徽商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宏，被上诉人安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杰、连佩庆，原审第三人华安证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寅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徽商银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安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安振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安振公司不存在出资瑕疵，系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是股东权益纠纷，原审法院应当对安振公司是否存在出资瑕疵作出认定，而不能简单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二终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认定不存在出资瑕疵为由，对徽商银行的抗辩不予审查。2、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皖经终字第185号、186号民事判决认定，安徽省证券公司债券转让代理处（以下简称债代处）与安徽振昌信用社（以下简称振昌信用社）是混同主体，但在出资设立合肥市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合作银行）时，振昌信用社的资产中遗漏了债代处的资产。因债代处违规超发、空发债券，引发兑付风险，其净资产约负6400万元全部进入了城市合作银行。依据振昌信用社《清产核资及股权评估结果认定书》第五条关于清产核资中未发现的资产从以后股权收益中弥补的约定，安振公司作为继受取得徽商银行股东资格的一方，应对合并后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故在安振公司没有补足该部分出资前，徽商银行不应向其支付包括红利在内的任何股权收益。二、原审判决对诉讼时效认定错误。安振公司继受取得股东资格，无论是原安徽省证券公司还是华安证券，对于其应享有的股东权利是知晓的，但都没有提交任何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应视为放弃行使权利，该行为后果由安振公司承担。三、原审判决徽商银行向安振公司支付1997年以后全部红利，没有事实依据。安振公司从本案第三人处受让取得股权，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受让的股权包含未支付的股东权益，原审判决支持安振公司该部分请求，属事实不清。四、原审判决徽商银行向安振公司支付红利，支付主体错误。徽商银行已按照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分红方案，将全部红利支付给其他股东，如再向安振公司支付红利，系重复支付。
安振公司辩称：安振公司系徽商银行合法股东，不存在出资不足或瑕疵的情形。安振公司持股数额及历史沿革等事实均得到生效判决的确认，且徽商银行已经将安振公司持股194.35万股的事实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登记，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二、安振公司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安振公司就其是否为徽商银行股东、持股数额等与徽商银行一直在交涉，直至2013年11月13日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在此之前安振公司无法确认其分红权是否受到侵害，也无法主张分红，故安振公司在判决确认后主张分红未超过诉讼时效。三、分红权是股权的子权利，2001年安振公司从第三人华安证券处受让股权时并无特别约定，其一切权利包括分红权当然让渡至安振公司，且根据查明的事实，该股权转让前，徽商银行从未向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或华安证券支付过红利，安振公司主张全部红利于法有据。四、红利是否被分配完毕，系徽商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以此不能抗辩安振公司要求分配红利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安证券未发表意见。
安振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徽商银行立即向安振公司支付股东红利5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303万元（根据徽商银行应支付红利的时间、金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支付之日止）；二、徽商银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徽商银行前身为城市合作银行，于1997年4月4日成立，后于1998年5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批准更名为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商业银行）。2005年，更名为现名称，并进行重组。
2012年底，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安振公司曾以徽商银行为被告、华安证券为第三人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一、依法确认安振公司为徽商银行的合法股东，持股数额为2244742.5股（暂计算至2011年12月，直至徽商银行履行登记之日）；二、徽商银行向安振公司交付上述2244742.5股股权凭证；徽商银行将安振公司的股东信息和持股数量、股票编号、取得股份的日期登记于股东名册并依法为安振公司办理工商登记。该院作出（2013）合民二初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安振公司为徽商银行的合法股东，持股数额为169万股；二、徽商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振公司交付上述169万股股权凭证并将安振公司的股东信息和持股份数、股票编号、取得股份的日期登记于股东名册；三、驳回安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安振公司、徽商银行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3）皖民二终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021号判决主文第三项，即“驳回安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021号判决主文第一项为：确认安振公司为徽商银行的合法股东，截止2002年12月6日，安振公司持股份数为194.35万股；三、变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民二初字第00021号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徽商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振公司交付上述194.35万股股权凭证并将安振公司的股东信息和持股份数、股票编号、取得股份的日期登记于股东名册。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二终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认定：1994年振昌信用社在发起设立时，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是发起股东，并通过现金出资方式持有振昌信用社150万元股份，原安徽省证券公司对振昌信用社投资不存在出资不足或瑕疵的情形。1997年，包括振昌信用社在内的31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单位合并设立城市合作银行，原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东成为城市合作银行的发起人或法人股东，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成为城市合作银行的股东，并登记在法人股东名册中。1998年2月16日，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支付19万元，认购了公司职工持有的振昌信用社股份，持有城市合作银行股份由150万股增至169万股。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合肥商业银行后，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成为合肥商业银行股东。2000年9月30日，华安证券设立时，原安徽省证券公司出资入股华安证券，该入股资产包括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持有的合肥商业银行169万元股权，华安证券成为该部分股份的所有人。虽该部分股份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并不影响华安证券是该部分股份的实际持有人。2001年12月25日，华安证券向安振公司发出《关于清理长期投资的函》，要求以现金置换包括涉案169万股在内的华安证券对外投资，2001年12月28日，安振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取得案涉股权。由此，华安证券在接受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案涉股权投资成为合肥商业银行股东后，通过转让方式将该部分股份转让于安振公司。2002年12月6日，安徽中安会计师事务所对合肥商业银行出具的《验资报告》表明，经送股，原安徽省证券公司持有的合肥商业银行股份由169万股增至194.35万股，安振公司持有的股份增至194.35万股。由于原安徽省证券公司在振昌信用社设立时是以现金出资的，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原信用社的股东转变为城市合作银行股东后，已登记在城市合作银行股东名册中，故原安徽省证券公司已足额出资，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徽商银行主张债代处在经营过程中给其造成损失，该主张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原安徽省证券公司对债代处在经营过程中给徽商银行造成损失应否承担问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皖经终字第185号、186号，（2008）皖民二终字第0032号案件已经作出处理，徽商银行以此主张原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拒绝确认安振公司股东身份，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安振公司已合法继受取得案涉股权，且不存在出资瑕疵，徽商银行应当向安振公司交付股权凭证。该00385号判决于2013年底送达各方当事人并已生效。2014年3月27日，徽商银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194.35万股登记在安振公司名下。
另查明：徽商银行未向安振公司支付1997年至2014年红利。经徽商银行股东大会决议，股东红利按照持股数乘以分红率计算，1997年分红率为9%；1998年分红率为6%；1999年分红率为6%；2000年分红率为8%；2001年送红股，每10股送1.5股；2002年分红率为8%；2003年每10股分红0.6元；2004年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2006年送红股，每10股送0.5股；2007年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8元；2008年每10股派发红利1.818元（仅向老股东分红）；2009年每10股派发红利1元；2010年每10股派发红利1元；2011年每10股派发红利1元；2012年每10股派发红利1元；2013年每股派发红利0.156元；2014年每股派发红利0.159元。庭审中，徽商银行陈述，2005年因公司重组未分红，但安振公司陈述，徽商银行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中有应付股利项目，其应按持股比例分配红利。
原审法院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股东将其财产投入公司后，即以对公司的投资享有对公司的股权。股东享有股权，主要体现为资产收益权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对公司的投资份额通过公司盈余分配从公司获得红利的权利，即在确认股东身份的前提下，股东有权向公司主张获得红利。本案中，安振公司为徽商银行股东，已被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安振公司依据股东身份有权向徽商银行主张股权收益。徽商银行虽抗辩安振公司存在出资瑕疵，但另案的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安振公司合法继受取得案涉股权，不存在出资瑕疵，徽商银行应当向安振公司交付股权凭证。由于对是否存在出资瑕疵，另案已经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本案徽商银行再次以该理由来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关于安振公司主张红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系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该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安振公司因股东身份与徽商银行发生纠纷，2013年底生效判决确认了安振公司的股东身份，其主张股东权利的期间应当从其股东身份得到确认之日起算，到本次诉讼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徽商银行抗辩安振公司主张1997年至2013年的红利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安振公司主张红利数额的问题。因公司利润分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徽商银行已经确认1997年至2004年、2006年至2014年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分红方案，依据上述分红方案，经生效判决确认，安振公司1997年为150万股，1998年为169万股，其应得红利数额分别为：1997年为135000元（150万股×9%＝135000元），1998年为101400元（169万股×6%＝101400元），1999年为101400元（169万股×6%＝101400元），2000年为135200元（169万股×8%＝135200元）。2001年每10股送1.5股，安振公司持股数变更为194.35万股（169万股×1.15＝194.35万股）。2002年为155480元（194.35万股×8%＝155480元），2003年为116610元（194.35万股÷10×0.6元＝101400元）。2004年每10股转增1股，安振公司持股数应变更为2137850股（194.35万股×1.1＝2137850股）。2006年每10股转增0.5股，安振公司持股数应变更为2244742.5股（2137850股×1.05＝2244742.5股）。2007年为404053.65元（2244742.5股÷10×1.8元＝404053.65元），2008年为408094.2元（2244742.5股÷10×1.818元＝408094.2元），2009年为224474.3元（2244742.5股÷10×1元＝224474.3元），2010年为224474.3元（2244742.5股÷10×1元＝224474.3元），2011年为224474.3元（2244742.5股÷10×1元＝224474.3元），2012年为224474.3元（2244742.5股÷10×1元＝224474.3元），2013年为350179.83元（2244742.5股×0.156元＝350179.83元），2014年为356914.1元（2244742.5股×0.159元＝356914.1元）。上述红利合计为3162228.98元。对2004年、2006年两次分红转赠股后，因分红配股导致股份数额的变更，徽商银行应作相应的变更登记。至于2005年有无分红，因安振公司仅提供了有应付股利项目的财务报表，但不足以证明徽商银行的股东大会形成过分红决议，且徽商银行亦陈述因公司重组导致当年未分红，该院也未调取到2005年分红的证据，安振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徽商银行2005年存在分红的情形，故对安振公司要求徽商银行支付2005年红利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安振公司主张红利利息的问题。股东应在其股东身份确认后方能主张分红，因双方对安振公司股东身份产生争议，直至2013年底生效判决确认安振公司股东身份，此时安振公司方可主张红利。由于双方对股东身份的确认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且安振公司在股东身份确认后未能证明其向徽商银行主张过红利，双方对此均无过错，不能认定存在违约行为。鉴于安振公司此前未主张红利，不能认定徽商银行给安振公司造成损失，对安振公司要求徽商银行赔偿红利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徽商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振公司分红款3162228.98元；二、驳回安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010元，由安振公司负担42360元，徽商银行负担256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皖经终字第185号、186号民事判决认定城市合作银行安庆路支行与债代处签订资金拆借合同，但该合同签订时间不明，签订合同的双方为同一负责人，履行证据只有自制转款凭证，且转款凭证所载明的履行时间和履行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同已实际履行缺乏相对应的证据。二审中，徽商银行认可上述两案涉及的资金即为城市合作银行在债代处发生兑付风险后代为垫付的款项。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判决认定安振公司不存在出资瑕疵，是否正确；二、安振公司主张支付红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安振公司主张股权受让前的红利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徽商银行上诉认为债代处与振昌信用社是混同主体，在出资设立城市合作银行时，振昌信用社净资产中并未包含债代处的资产。在振昌信用社合并到城市合作银行前，因债代处违规超发、空发债券，引发兑付风险，后城市合作银行为债代处垫付6400万元。因此，原安徽省证券公司作为城市合作银行的股东，其出资存在瑕疵。由于投资主体后变更为安振公司，故在安振公司未补足该出资前，不享有股东权益。本院认为，徽商银行虽主张其垫付6400万元，但本院（2001）皖经终字第185号、186号判决已认定城市合作银行与债代处签订的4900万元资金拆借合同的时间不明，双方主体为同一负责人，履行证据只有自制转款凭证，且转款凭证所表明的履行时间与履行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同履行缺乏事实依据；另1500万元安振公司与徽商银行已通过诉讼或协商解决，故徽商银行垫付资金的事实缺乏依据，其以此主张安振公司出资存在瑕疵应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安振公司合法继受取得股权，不存在出资瑕疵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由于安振公司的股东资格多年来一直未被确定，直至本院（2013）皖民终字第00385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安振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于2014年3月27日在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安振公司于2015年4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基于股东资格所享有的股东权益，未超过诉讼时效。徽商银行关于安振公司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查明的事实，徽商银行一直未向华安证券或安振公司分配过红利，而安振公司在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同时，也继受取得相应的股东权益，且华安证券对安振公司主张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前的股东权益未提出异议，故徽商银行关于安振公司请求支付成为股东之前的红利系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徽商银行提出已将红利支付给其他股东的问题，因安振公司为徽商银行股东，徽商银行支付红利的对象应是安振公司，故其将安振公司名下的红利支付其他股东的理由，不能对抗安振公司支付红利的请求权，其此节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徽商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98元，由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旭红
代理审判员 卢玉和
代理审判员 陈小艳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姚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