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8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金元，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5486。
委托代理人：赖兆仁，广东泰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庭年，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5494，系方金元的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晋富，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5112。
委托代理人：郑洪权，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春红，女，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162X。
原审第三人：李庭年，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94。
上诉人方金元因与被上诉人梁晋富、吴春红、原审第三人李庭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方金元与李庭年为夫妻关系。梁晋富与吴春红曾为夫妻关系，两人于1994年1月12日登记结婚，于2009年4月3日登记离婚。方金元、李庭年与吴春红、梁晋富为朋友关系，方金元曾多次亲自或经李庭年向吴春红、梁晋富出借借款。吴春红、梁晋富分别于2010年8月10日、2010年8月13日、2010年12月27日、2011年2月21日、2011年4月11日、2011年6月10日、2011年7月8日和2011年7月30日签订借据或欠据确认欠方金元利息13000元、15000元、24000元、14380元、51000元、300元、400元和800元，共计118800元。梁晋富签订了落款日期分别于2008年5月10日、2008年6月10日、2008年8月28日、2008年11月10日、2008年12月10日、2009年1月20日、2009年2月12日、2009年3月16日和2011年4月20日的借据确认向方金元借款32000元、40000元、24000元、30000元、30000元、30000元、190000元、200000元和5000元，共计581000元，载明借款用途为建出租楼宇、清理债务、看病等。
2011年8月10日，梁晋富作为甲方与方金元作为乙方签订确认书一份，载明：“双方对乙方供给甲方夫妻借款事宜确认如下：一、截至2011年7月30日甲方夫妻共向乙方借款人民币陆拾玖万玖仟捌佰捌拾元正。梁晋富（签名并按指印）。二、借款都是按甲方夫妻要求现金交付的（包括前借一向现金交易）。三、借款甲乙双方当时口头2008年按月息1分，2009年后月息2分计算利息，决不反悔。”
2013年1月2日，方金元向吴春红投递一份追款信，要求吴春红、梁晋富还款，否则将诉诸法院处理等。
2014年3月21日，方金元持上述借据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梁晋富、吴春红共同偿还方金元借款本金581000元并支付利息（各笔借款自借款之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按月息一分计算，2009年1月1日后按月息二分计算）；2.梁晋富、吴春红共同支付其他借款的利息118880元；3.本案诉讼费由梁晋富、吴春红承担。
原审庭审过程中，梁晋富提交了录音资料及书面整理材料，主张方金元提交581000元借据为其与李庭年串通作假的，该借款并未真实发生的。方金元对此予以否认，并就借款过程解释如下：“对该9张借据都是现金交付的，当时是梁晋富要求要现金，不要转账，其称因其欠很多款，若转账有可能被法院查封，所以要求以现金支付，借据也有载明。方金元本人在中山医药工作，收入较高，方金元的丈夫系做生意的，开办过食品厂，与他人合伙开办电子制造公司，也经营过旅游运输，也从事过土地买卖生意等。对于现金来源，因方金元是做生意的，家里经常存放现金，另有一部分系从银行取款的。借款有时是梁晋富提前说好需要多少款，方金元从银行取出后再支付给梁晋富的。其中金额较大的两笔借款190000元和200000元的构成是这样的，190000元的借款系用于建出租房及清偿之前的债务，是梁晋富此前多张借据及现金借款汇总后出具的一张总借据，至于现金的金额由于时间过长已经忘记了，之前的借据都还给梁晋富并当场撕毁了；200000元的借据，是除了190000元的借据汇总外的其他借款，因此双方经计算双方之前的利息、借据及部分借款现金，汇总后就立写了200000元的借据。梁晋富每次借款几万元，方金元有时是以自有现金支付，有时从银行存款支付，有时是向他人借款后再出借给梁晋富的。581000元借款系方金元亲手给梁晋富的，350000元系方金元丈夫李庭年给吴春红的，借款系方金元凑回来的。”梁晋富与吴春红对方金元上述解释予以否认。经审核，梁晋富提交的录音资料分别于2014年5月6日、5月7日、5月10日和5月12日所录，主要为梁晋富与李庭年的对话。梁晋富提交的书面整理材料基本反映录音的内容，梁晋富在录音中多次强调涉案581000元借款并非真实借款，借据是倒签等内容，但李庭年均无承认，并提及为梁晋富办理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等。李庭年与方金元虽对录音提出异议，但均表示不申请鉴定。吴春红、梁晋富虽对方金元提交的借款总额为581000元的9份借据及确认书予以否认，认为该9份借据和确认书是倒签的，但均不申请鉴定。
针对涉案的118880元利息，方金元和梁晋富、吴春红均确认该利息对应的350000元借款已经清还。吴春红为此提供了5份借据复印件为证，一方面拟证明该利息的构成，另一方面拟证明其与方金元、李庭年之间的签订借据的模式与梁晋富所签订借据不同，梁晋富单方签订的借据为虚假的事实。方金元、李庭年对此借据复印件均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交该借款相对应的借据予以佐证。方金元与吴春红均表示该利息对应的借据已经在还款后撕毁。
此外，吴春红于2014年9月9日就本案问题向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菊城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至今尚未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对方金元主张梁晋富、吴春红尚欠其已还借款350000元的利息118880元的待证事实，吴春红不持异议，且有相关的欠据、借据佐证，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梁晋富、吴春红虽已离婚，且该118880元利息的欠据部分在两人离婚后签订，但根据上述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可推知该利息所对应的借款是梁晋富、吴春红婚姻存续期间所形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有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认定上述借款利息亦属梁晋富、吴春红夫妻共同债务，故无论有关利息的借据、欠据上是否为梁晋富本人签名，其亦应与吴春红共同承担该利息的偿还义务。
有关第三人李庭年应以何身份参加本案诉讼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之规定，李庭年作为方金元的丈夫，本身对涉案债权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次，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可见，李庭年实际是涉案借款关系的关键人物，大部分借款事宜由其经手，故为查清事实，其亦有参与诉讼的必要。因此，原审法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根据方金元和梁晋富、吴春红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本案争议之焦点为梁晋富一人签订的9份借据和1份确认书上所载的581000元借款是否真实的问题？方金元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已向梁晋富出借了该581000元借款。梁晋富予以否认。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方金元应首先对其诉讼主张的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证明之责任。现方金元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借据、确认书等为证，但经审查发现，方金元与梁晋富、吴春红仅为朋友关系，方金元共提交了17份借据（欠据）及1份确认书，其中8份为上述双方确认的350000元借款对应的利息118880元，另9份借据及确认书涉及的就是双方争议的借款581000元。此9份借据显示借款金额从5000元到200000元不等，其中8笔的借款时间自2008年5月10日至2009年3月16日，各笔借款时间相距一至两个月，且均未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另一笔为2011年4月20日，为梁晋富、吴春红离婚后签订的。然则，梁晋富在2008年5月10日至2009年3月16日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签订8份借据确认欠方金元借款共计576000元，连同双方确认已经归还了的同期五笔借款共350000元，梁晋富以借据的方式确认的13笔借款总额为926000元，其签订的借据间隔的时短，涉及金额大。原审法院认为，正常情况下，一般的民间借贷不可能出现在如此密度频繁的小额或大额借款，而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梁晋富、吴春红存在特殊需要在短期内如此频繁地向方金元借金额大小不等的借款，梁晋富、吴春红短期内签订如此多借据的行为确与生活常理和一般交易习惯有不相符之处。对此，在梁晋富对其签订借据确认的581000元借款予以否认情况下，原审法院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根据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逐一分析如下：
第一，从借款的原因角度分析。自然人借贷关系之成立，多以出借人与借款人之特定关系或以获取高额利息回报为原因，但根据方金元所称，方金元的丈夫李庭年与吴春红、梁晋富之间系朋友关系，方金元甚至没有与吴春红见过面，双方为普通朋友关系，并无特定关系，且根据借据双方争议的借款并无利息回报的情况下多次借款给梁晋富，数额巨大，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和双方之间此前借款需要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对此，方金元及李庭年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第二，从出借人的心理角度分析。即使不论原因如何，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应为出借人最关心的事项，故在前债未还而借款人又再次提出借款时，鲜见出借人愿意再次甚至多次借款的事例。因根据生活经验，借款人借款后仍需要多次借款，表明其经济能力可能存在问题，而出借人此时在借款人没有提供任何抵押担保且拖欠了多笔借款的情况下再多次提供如此巨额的借款，明显不符合出借人的主观心理；
第三，从借款人的行为特点分析。若如方金元陈述，梁晋富、吴春红的借款主要系用于建出租楼房，梁晋富、吴春红一般会考虑到建房的进程及自身条件，以单笔较高金额的形式向方金元借款，而非在短期内前后多达十多次向方金元借大小金额不等的借款。梁晋富多次签订借据确认借款的行为方式与正常借款行为习惯不相符；
第四，从资金来源分析。本案中，涉案借款总额931000元（含已归还的350000元），方金元述称借款为其工资收入及其丈夫即第三人李庭年经营公司、运输车队、买卖土地等收入，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经济收入、出借借款的能力；
第五，从出借人的行为特点分析。首先，如方金元所称，争议的581000元借款为其亲手交付给梁晋富的，然则，争议的9笔借款（按方金元所称其中两笔是由其他更多笔借款汇总而成），按其所言，无论金额小如5000元还是金额大如200000元，为部分自有资金和部分银行取现后筹集交付给梁晋富、吴春红，而不是直接在银行通过转账等便利方式交付，不符合日常生活和交易习惯；其次，即使如方金元所称，其确为医药厂员工，有工资收入，第三人确有经营所得，但若梁晋富欠其581000元如此高额的借款而拒不归还，且其已经因此诉至法院的情况下，双方却可如此和谐地一起喝茶、聊天，方金元的丈夫李庭年甚至还关心梁晋富的日常生活、夫妻财产等问题，这显然亦与常理不符。
此外，有关梁晋富提交的录音资料能否证明争议的借款581000元为虚假借款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未经当事人同意私下形成的录音录像材料，录音录像人肯定是抱有某种目的而为之，由于被录音人对录音的事实不清楚，容易被有目的的、诱导性的询问而作出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回答；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往往受情感影响，谈话的内容就更加容易违背客观事实。因此，除非被录音的对象对争议的问题已作出确定性的陈述及回答，否则，不应采信录音资料的证明效力。本案中，虽梁晋富一再询问李庭年争议借据是否为倒签或虚假等，但李庭年均无承认或直接否认，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对上述录音录像资料不足以证明争议的借据为虚假证据。虽然梁晋富确实签订了争议借款的借据，且其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涉案争议借款为虚假的，但争议的借款不能仅凭唯一且存在多处不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的借据而认定借款的事实，方金元应继续举证证明，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借款事实成立，应视为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关于梁晋富、吴春红向其借款581000元未还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对方金元与之有关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梁晋富、吴春红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天内向方金元偿付借款利息118880元；二、驳回方金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72元，保全费3920元，共计21392元，由方金元负担19587元，梁晋富、吴春红负担1805元。梁晋富、吴春红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其应负担的部分。
宣判后，上诉人方金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方金元提供的《借据》和《确认书》等足以证明涉案的581000元借款真实。原审认定方金元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审核判断认定证据错误。梁晋富自2008年5月10日至2009年3月16日期间向方金元借款8笔计576000元，用于“建设出租楼宇、清理债务、看病”；其又于2011年4月20日向梁晋富借款5000元，用于支付医疗费，均出具了亲笔书写并签名确认的《借据》。双方口头约定上述借款在2008年前按月息1分计算，自2009年后按月息2分计算。就此，梁晋富与方金元于2011年8月11日签订《确认书》确认：截止2011年7月30日，梁晋富、吴春红共向方金元借款人民币699880元（注包括尚欠李庭年借款本金和其它借款的利息共118880元），确认该借款已经以现金形式交付，确认上述借款利息2008年前为月息1分、2009年后为月息为2分。2013年3月21日方金元向吴春红通过EMS投递一封《追款信》，要求梁晋富、吴春红还款。首先，方金元提供的《借据》和《确认书》是书证，属于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该581000元借款是真实的。该《借据》是梁晋富亲笔书写并签名确认，该《借据》上有明确的借款金额、用途、借款日期，且事后又经其亲笔签名的《确认书》再次确认，且确认借款都已现金交付。吴春红在收到方金元的《追款信》后亦没有否定该借款事实。该《借据》、《确认书》、《追款信》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借款事实，方金元的举证责任已经充分完成。方金元提供的上述证据其证明力远大于梁晋富、吴春红提供的与本案无关的间接证据。梁晋富虽称“该9份借据是2011年8月10日同一天形成的，是虚假的”，或称“该9份借据和确认书是倒签的”，但均不对字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其虽然否认该借款的真实性，但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还有，梁晋富作为正常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不存在案涉借款事实，其是不可能亲笔手写《借据》和《确认书》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的，其称《借据》、《确认书》是虚假的，不合常理。原审判决置方金元充分、证明力强的直接证据于不顾，对梁晋富、吴春红举证不能置若罔闻，反而认定方金元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属于认定证据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欠缺事实依据及违反证据规则。二、原审判决对涉案借款的分析认定与借款事实没有必然联系，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属主观想像和推测，且不符合双方以往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1.原审判决从“借款原因角度分析”，认为借贷双方仅为普通朋友，并无特定关系，方金元不可能无利息回报而多次出借款项，这一分析认定与事实不符，涉案的581000元借款双方已经口头约定了利息，《确认书》第三条对此已有确认。然而约定利息没写在借据上不等于无利息回报，原审判决仅以借据上“未约定利息”而认定无息回报，欠缺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从“出借人心理角度分析”，认为方金元不可能在梁晋富、吴春红多次前债未还再向其出借多笔借款，这一分析认定，不具有排他性，显属主观武断。本案中，双方确认已经归还的另外前后发生的五笔共350000元借款本金，也是在梁晋富、吴春红前债未还清情形下，方金元一再向其多次出借借款，是明证。3.原审判决“从借款人的行特点分析”认为梁晋富应以单笔较高的金额形式一次性借款，不应短期内分前后多次借大小金额不等的借款。然而，梁晋富在借款出具借据时已明确写明用途为“建设出租楼宇、清理债务、看病等”，而非不存在特殊需要。期间梁晋富、吴春红建造了5幢规模巨大、经营设备设施完备的出租楼宇，难道不需要资金，其资金需求是随着工程建设进度、债务到期、疾病发生等所需资金数额不断产生的，其多次进行数额不等的借款符合上述需求的客观规律。原审判决上述关于应当集中一次性借款的分析认定，是理想主义、幼稚的论断，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上述双方确认已归还的另五笔共350000元的借款本金，也正是梁晋富、吴春红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密度频繁、分大小金额不等的五笔向方金元所借，也是短期内签订多份借据，涉案的581000元借款的借、贷行为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4.原审判决“从资金来源分析”，认为方金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有出借能力，是其否定涉案借款真实性的另一论点。这一分析认定，与借款事实没有必然联系。方金元原在医药企业工作，收入较高，从该企业转制退休后，有退休工资收入，还是中山市健亚药业股东，有分红收入，还高薪受聘于医药永新参茸药行。方金元的丈夫李庭年是做生意的，其开办经营的小榄嘉美食品厂并高价转让技术，与弟弟合伙开办和经营过中山市雅特电子有限公司，还挂靠和经营过小榄汽车运输公司，从事过土地买卖，有资金来源和出借能力。一个家庭的资金、财产是长时间、多年来积累而形成的，而非一笔收入对应一笔借款。一个家庭一般也没有财务账薄，因事隔多年和事过境迁对资金收入来源无法提供具体证据，符合常态，不能因此否认借款的客观事实。况且，其它客观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借款事实，且上述双方确认已归还的另五笔共350000元借款本金，也能印证方金元具有出借能力。5.原审判决“从出借人行为特点分析”，认为方金元交付借款过程未直接在银行通过转账等便利条件交付以及认为本案已诉至法院双方还一起喝茶、聊天及方金元的丈夫还关心梁晋富的生活，从而否定涉案借款事实性。这一分析与双方以往交易习惯、现有证据及社会常情有悖。通过银行转账不是向他交付款项的唯一方式，方金元可以通过转账交付，也可以现金交付，且涉案借款是应梁晋富因防止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而要求通过现金交付的。从双方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均确认已归还350000元借款本金，也是通过现金形式交付。该581000元借款通过现金形式交付的，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况且梁晋富在《确认书》中已明确确认“借款都已现金交付”，确认书和交易习惯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当事人双方本是朋友，方金元虽因借贷纠纷将梁晋富诉至法院，但双方也不是敌对关系，一起喝茶、聊天，关心其生活，是正常活动，符合常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梁晋富、吴春红共同偿还方金元借款本金人民币581000元及利息；2.梁晋富、吴春红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梁晋富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与事实符合，只是在认定118880元利息是吴春红与梁晋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利息不予认可。因为有部分债务是发生在梁晋富、吴春红离婚后的，故利息亦非全部都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对原审判决对利息处理结果没有异议。对于581000元债务，梁晋富同意原审判决的认定。方金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春红答辩称：对尚欠利息118880元无异议。但认为另外的581000元债务是李庭年、方金元、梁晋福伪造的借据，是方金元、李庭年利用梁晋富的愚蠢和文盲，串通梁晋富合谋分割其财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方金元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庭年答辩称：同意方金元的上诉意见。
二审期间，方金元提供证据材料如下：一、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单，二、银行存折，三、健亚医药公司章程及股权证、股金款收据，四、出售土地协议书、土地竞买协议书，五、执行完毕告知书，六、聘用总经理合同，七、合作协议，八、厂房设施转让协议书，九、购买、转让、营运汽车的协议书。上述证据用于证明方金元、李庭年有支付涉案借款的经济能力和资金来源，本案的借款关系真实。
被上诉人梁晋富的质证意见为：确认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不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认为证据五不能证明方金元的资金能力，故认为方金元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
被上诉人吴春红质证称：银行流水清单中的时间和梁晋富的借款时间不一致，方金元存折上的数额只有十几万元，不足以证明其具备出借涉案借款的能力；其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第三人李庭年确认方金元提交的证据材料。
被上诉人吴春红也在二审期间提供了证据材料：一、方金元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清单，二、建设工程报建申请表，三、中山市东升镇为民路的房地产权证，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五、建设工程报建批复通知书，六、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七、土地竞买协议书，八、中山市小榄镇聚缘坊房地产中介服务中心代放盘出售协议，九、离婚协议，十、梁晋富情人给梁晋富的留言、梁晋富情人的分手协议，十一、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的执行通知书，十二、民事裁定书，十三、开庭笔录，十四、授权委托书，十五、李庭年为梁晋富所写的答辩状、李庭年为梁晋富所写的控告书，十六、李庭年为梁晋富所写的答辩状两份，十七、银行住房借款资料证明四份。证据一证明方金元的流水金额一共只取了311000元，与350000元的借款基本吻合，证明其没有能力再发放581000元借款；证据二至证据五证明这几个房子的建设与方金元无关；证据六证明为修建该栋建筑向李庭年借款350000元；证据七证明李庭年只有一幅土地，觊觎吴春红的房产；证据八证明李庭年在2009年3月19日出现资金周围困难，被迫卖地，不可能在当年2月、3月借款给梁晋富；证据九证明借款350000元的事实；证据十证明梁晋富是离婚的过错方，证据十一证明梁晋富当时经济状况良好，不可能向李庭年借钱；证据十二证明李庭年在该案中作为别人代理人的做法不合常理；证据十三证明李庭年最迟在开庭当天，2010年5月27日，已经知道梁晋富与吴春红离婚了，却在2011年8月10日形成的借据确认书中陈述梁晋富与吴春红是夫妻，可见李庭年知假造假，企图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证据十四证明梁晋富存在没有借到钱却先写借据的先例，该案件的最后结果是驳回起诉；证据十五证明李庭年明确知道吴春红与梁晋富离婚的具体时间；证据十六证明梁晋富又一次存在没有借到钱却先写借据，李庭年非常了解梁晋富、吴春红的家庭情况；证据十七证明吴春红共向银行贷款2180000元，尚欠100多万元未还，其只向方金元借款350000元。
上诉人方金元的质证意见如下：一、确认证据一的真实性，但方金元不止一个银行账户，该证据不能否认方金元出借款项的能力；确认证据二至证据六，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吴春红修建房子需要资金；证据七与自己提交的证据相同，确认证据八，证据七、八均证明其有出借款项的能力；确认证据九，但对于方金元没有约束力；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梁晋富对吴春红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予以确认。
原审第三人李庭年认为吴春红的举证大部分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另查明：2009年4月3日，吴春红与梁晋富签订离婚协议，载明：吴春红与梁晋富于2007年2月5日将夫妻共同财产位于中山市东升镇的三处不动产抵押建设银行东升支行，贷款人民币1420000元，贷款期限为20年；2008年3月10日，梁晋富、吴春红将位于中山市石岐区的土地一块抵押建设银行东升支行，贷款人民币180000元，贷款期限为10年；2006年，梁晋富、吴春红又将西区沙朗五队的土地一块抵押给建设银行东升支行，贷款人民币80000元，贷款期限为10年。因建造石岐区和平大街XX巷XX号房屋所欠下的欠款共470000元（其中欠方金银350000元，欠吴春燕80000元、欠吴万洪40000元），离婚后，该欠款由吴春红负责偿还。还有因建造东升镇坦背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的房屋、沙朗五队新村房子又向多名案外人借款343400元和21300元。
根据吴春红提供的其名下的五栋房产的报建及获取房产证的时间分别是：1.高沙住宅新村报建时间是1997年；2.东升镇坦背村为民路的房产证取得时间为2002年；3.东升镇坦背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的房产报建时间为2004年；4.西区沙朗五队新村的报建时间为2006年；5.石岐区员峰和平大街11巷30号，报建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
李庭年在2010年12月为梁晋富书写的控告书中，其已得知梁晋富与吴春红已于2009年4月3日离婚，但在2011年8月10日由梁晋富单独签订的确认书中，仍然记载吴春红与梁晋富为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涉案的581000元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为此，方金元为证明该借款关系属实，提供了9份借据、1份确认书以及资金实力的相关证明材料等为证。对此，梁晋富、吴春红予以否认，吴春红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录音资料、银行贷款证明资料、房产报建资料、离婚协议等证据用以否定借款关系的成立。经综合分析上述书面材料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一、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方金元提供了其银行流水清单及其他财产证明，拟证明其有出借的经济能力，但上述证据均系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借款金额已实际交付梁晋富和吴春红，梁晋富对此予以否认，因此方金元仍负有继续举证证明其已交付借款的事实的义务；二、涉案的9张借据中，有6张借据载明借款用途为“建出租楼用”，借款时间为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3月16日，但在此期间吴春红、梁晋富仅有一处房产尚在兴建，即石岐区员峰和平大街XX巷XX号房产，根据离婚协议显示，吴春红为兴建该房产，共向方金元借款350000元，并未提及双方争议的581000元借款的存在，且根据离婚协议，吴春红、梁晋富为兴建出租楼，共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案外人借款合共2514700元，有吴春红提供的银行贷款证明资料、离婚协议予以佐证，因此吴春红、梁晋富是否还有再向方金元举债的必要，本院存疑；三、根据吴春红在原审提供的5张借据复印件显示，吴春红、梁晋富在2008年和2009年亦曾向方金元借款，但借据上均有注明利息、借款期限，且借款人为梁晋富、吴春红共同签名。但涉案的581000元的全部借据中，借款时间亦为2008年、2009年，却未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借款人仅为梁晋富一人签名，借据在形式上存在如此差异，方金元二审解释为“其不懂”；四、在2009年2月12日和2009年3月16日出具的2张借据，金额分别为190000元和200000元，均载明系“建出租楼用和清理以前债务用”，对此，方金元辩称190000元汇总2005年至2006年期间产生的债务、200000元汇总2007年至2008年期间产生的债务，但涉案的581000元的借据仍有2008年的借据存在，不符合常理；五、经查明李庭年在2010年已得知梁晋富与吴春红已于2009年4月3日离婚，但在2011年8月10日的确认书中，仍然记载吴春红与梁晋富为夫妻关系，为此方金元二审陈述，其书写确认书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婚，显然自相矛盾。综上，方金元诉称借款关系真实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其对此均不能进行合理解释说明，故原审据此认定方金元作为债权人，其依法负担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其他当事人不上诉部分，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上诉人方金元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10元（方金元已预交），由上诉人方金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玲
代理审判员 吴合波
代理审判员 吴碧英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龙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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