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津高民一终字第00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立达建筑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调纬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子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颖，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婷，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西侧区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杨茂顺，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韩惠杰，天津汇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雅丽，该委员会政策法制科科员。
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本溪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福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立军，该公司企划科科长。
上诉人天津市立达建筑公司（以下简称立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市红桥区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原审第三人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以下简称红桥房产总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2）一中民四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立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立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王颖、刘婷，被上诉人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委托代理人韩惠杰、何雅丽，原审第三人红桥房产总公司委托代理人张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为落实天津市政府危陋平房改造任务，天津市红桥区绿化管理所（以下简称红桥区绿管所）与立达公司于1994年11月4日签署了《协议书细则》，约定甲方（即红桥区绿管所）与乙方（即立达公司联建办公室）在原属红桥区绿管所办公用地的桥北大街3号地上合作集资建房，由甲方提供合作建房所需的10482.26平方米土地（约等于15.7亩），乙方投资兴建并确保施工质量。《协议书细则》第三条约定，双方协商建公建商业用房1510平方米，由甲方与乙方按照65%﹕35%的比例对上述公建商业用房进行分配，并按相同比例支付建筑费用，工程造价应控制在每平方米650元左右（不含配套费）。如遇图纸变更或者扩大，由乙方出资并取得扩大部分的商业用房；《协议书细则》第五条约定，所建居民住宅全部由乙方支付建设费用，并取得全部建成房屋，乙方同时应付给甲方800万元作为建房用地补偿费；《协议书细则》第六条约定，乙方应为甲方建办公楼约1100平方米。此外，《协议书细则》第七条还约定，红桥区绿管所院内靠西沽公园一门处预留地由乙方使用，甲方不予干预。因当时危陋平房改造政策等原因，危房改造须由各区房产总公司下设的危房改造办公室牵头进行，故立达公司以联建办公室名义于1995年6月8日与第三人红桥房产总公司签署了协议，约定以红桥房产总公司的名义办理本案讼争土地即桥北大街3号地危陋平房改造项目的计划、立项手续。按该地块规划要求，可新建住宅25000平方米，立达公司联建办公室负责投入全部工程资金并组织施工。新楼建成后，红桥房产总公司取得首层公建及公建楼上住宅各400平方米，同时负责房屋出售工作，并按售房款的4%—5%收取管理费用。该协议签订后，由红桥房产总公司下属的危房改造办公室（即红桥危改办）负责项目的立项、规划审批等事宜。
另查明，《协议书细则》签订后，红桥区绿管所腾迁了桥北大街3号地的办公地点。1995年5月16日，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向红桥危改办、红桥区绿管所及相关土地管理部门下发了（95）规地证字第105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该通知注明核定用地的地点为红桥区桥北大街东（即桥北大街3号地），用途为公建、住宅，使用面积约18亩。同时在“规划要求”一栏中注明：“随文注销红桥区绿管所的办公用地，不另行文。”次日，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向用地单位红桥危改办下发了津地证95-10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证上所载内容与上述通知内容一致，同时附红桥区规划处出具的红桥区绿管所改建项目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图中在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地块上，标明1号位置为综合公建，2号位置为办公楼，3号位置为底层公建住宅，4号位置为小区配套公建（首层）。项目于1996年底竣工，实际建设居民住宅30000余平方米。规划总平面图中标注的综合公建及办公楼均未建设。
再查，立达公司联建办公室系立达公司的内设部门，负责合作建房一事的具体操作，对外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立达公司和天津开发区立达工贸建筑开发公司两个单位资金不独立，人格混同。红桥区绿管所原系红桥区园林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其编制于1997年2月被撤销。2010年6月，红桥区园林管理局并入红桥区市容园林委。
原审审理期间，经询问立达公司，其表示本案讼争土地在当时的开发流程为：由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对土地总体规划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由红桥区绿管所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报批土地申请，经土地管理部门选址后，依法将原属于红桥区绿管所的土地划拨给项目开发单位红桥房产总公司，红桥区绿管所的原始土地权证随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文件的核发同时注销。此外，立达公司还表示，红桥区绿管所改建项目详细规划总平面图中标明的1号位置“综合公建”即是其主张的公建商业用房。
上述事实有立达公司及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提交法庭的相关证据及各方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细则》系立达公司与红桥区绿管所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立达公司以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未履行《协议书细则》中的供地义务为由诉至法院。原审法院根据立达公司的诉讼主张，红桥区市容园林委的答辩意见及红桥房产总公司的陈述，总结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红桥区绿管所是否依照《协议书细则》之约定向立达公司履行了提供建房用地的义务；二、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是否应向立达公司承担840万元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对上述争议事项综合评析如下：
对争议焦点一的评析：
关于红桥区绿管所是否履行供地义务一节，应首先明确其应提供土地的具体面积。对此，《协议书细则》第一条已作出明确约定，即由红桥区绿管所在其院内提供用于合作集资建房的10482.26平方米折合15.7亩的土地，并负责地上物的处理。虽然《协议书细则》第七条对预留地的使用也作出了约定，但从协议的整体文义表述来看，不论预留地是否可以用于建房，《协议书细则》中约定红桥区绿管所提供用于合作建房的土地面积应为10482.26平方米。
其次，根据《协议书细则》的约定，结合立达公司就土地开发流程所作的陈述，红桥区绿管所是否履行供地义务应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考察：一是其是否从用于合作建房的相应土地之上搬离；二是其是否配合立达公司对土地权属进行了变更。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红桥区绿管所已向法庭提供了该单位于1995年3月搬离原办公地点后在他处租房办公的相关凭证，应予采信。而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于1995年5月16日就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下发的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中，已明确“随文注销红桥区绿管所的办公用地”。津地证95-10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亦明确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的用地单位为红桥危改办。上述两项证据均注明用地面积为“约18亩”。且红桥区规划处就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所出具的规划总平面图中，已按《协议书细则》对该地块作出了详细规划。由此可见，原属红桥区绿管所的办公用地随着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的启动，已纳入项目规划之中，原有土地权证已注销，土地权属则转移至项目牵头单位红桥危改办，且纳入规划的土地面积也超过了《协议书细则》约定的供地面积。综上可以认定，红桥区绿管所确已按照《协议书细则》的约定履行了提供建房用地的相关义务。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立达公司在主张红桥区绿管所未履行供地义务的同时，还认为讼争土地后被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占用建设绿地、停车场。但综合分析立达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故应由立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对争议焦点二的评析：
鉴于前文已就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如约提供合作建房用地一节进行了充分论述，故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就提供合作建房用地一节并无违约，立达公司要求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承担840万元违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立达公司与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在诉讼中始终对金钟公寓1-5门底商的归属存在争议，因该争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涉及。双方当事人可通过法律途径对该争议另行解决。综上，立达公司所提相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立达建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原告天津市立达建筑公司负担。”
立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2）一中民四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立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承担。立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据的主要理由为：1、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就桥北大街3号地项目下发的《成果批复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及津地证95-10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均记载讼争地块的规划建设使用面积为18亩，该事实足以证明《协议书细则》中对于红桥区绿管所供地面积的约定为18亩，即其办公用地10482.26平方米加上其院内靠西沽公园一门处预留地约3亩。原审法院认定红桥区绿管所依约应提供10482.26平方米（约15.7亩）建房用地，与事实不符；2、红桥区市容园林委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依约向立达公司交付了符合协议约定的可施工的土地，原审法院却错误认定红桥区市容园林委已依约履行了土地交付义务；3、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未按《协议书细则》的约定履行供地义务，应当向立达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4、立达公司申请对其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进行测绘鉴定，原审法院未予准许，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红桥区市容园林委答辩称，《协议书细则》中明确约定红桥区绿管所提供合作集资建房的土地面积为10482.26平方米（约15.7亩），立达公司主张土地面积应为18亩，与事实不符。红桥区绿管所已经按照《协议书细则》的约定履行了交付土地的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立达公司关于因红桥区绿管所未依约履行交付土地的义务，应判令其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红桥房产总公司发表意见称，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相同。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到天津市城建档案馆调取了津地证95-10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所附的《天津市核定用地图》。该图上显示涉讼地块的规划使用面积为9735平方米。
经法庭组织质证，各方当事人表示对法院调取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红桥区绿管所与立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细则》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书细则》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协议书细则》签订后，红桥区绿管所就其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10482.26平方米办公用地申请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在通知核发该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同时，将红桥区绿管所原国有土地使用证予以注销。与此同时，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提交的财务票据可以证实红桥区绿管所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颁发之前即搬离原办公地点，另行租用场地办公。至此，红桥区绿管所已依约将其办公用地投入合作建房项目，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立达公司虽主张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未按《协议书细则》约定腾空其办公用地交付使用，但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此外，立达公司主张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下发的《成果批复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及津地证95-10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以证明，依据《协议书细则》约定，红桥区绿管所应提供包含其办公用地（约15.7亩）及3亩预留地在内的18亩土地用于合作建房。经核实，上述文件对于涉讼地块使用面积的记载均为“约18亩”，而作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的《天津市核定用地图》明确记载涉讼地块使用面积为9735平方米。在上述三个文件对涉讼地块使用面积记载不明确且与核定用地图记载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立达公司以涉讼地块实际规划面积为18亩为由，主张红桥区绿管所的供地面积应包含3亩预留地，依据不足。综上，立达公司以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未依约履行供地义务为由，要求其继续履行《协议书细则》约定的供地义务并赔偿因违约给立达公司造成的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原审法院未准许立达公司申请对其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进行测绘鉴定的问题，因立达公司实际使用土地的面积与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是否依约履行了供地义务没有必然联系，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立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立达建筑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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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杨 宇
代理审判员 郭静波
代理审判员 郝 艳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