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79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延胜，男，1966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委托代理人王桂芳(系王延胜之姐)，女，1964年9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王历程，上海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2758号112室。法定代表人程绍余，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述磊，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任辛耘，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工庙滨河大道深业泰然水松大厦17层17A号。法定代表人王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丁翔虎，男，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工作。原审第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5楼B座，实际经营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000号。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龚源溯，男，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上诉人王延胜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钧劳务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钢构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五建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2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王延胜曾在位于本市XX路XX号由上海五建公司总承包的上海XX商贸区XX地块（暂定名）从事测量工作。上海五建公司将该项目的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给中建钢构公司，中建钢构公司将钢结构工程劳务分包给大钧劳务公司。2015年10月23日，王延胜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1、确认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至10月14日存在劳动关系；2、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3月15日至10月14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2,000元；3、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7月28日至10月14日病假工资11,000元；4、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7月20日至10月14日医药费42,000元；5、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3月15日至7月27日双休日加班工资18,206元；6、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3月15日至7月27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448元；7、支付2015年3月15日至7月27日延时加班工资12,015元。经仲裁裁决，对王延胜请求不予支持。王延胜不服该裁决，遂起诉来院。请求：1、判令确认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2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4,000元；3、判令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1月12日病假工资13,800元；4、判令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1月12日医药费74,700元；5、判令大钧劳务公司支付王延胜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7月27日双休日加班工资21,51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82.74元、平时延时加班工资7,293元。原审法院另认定，1、王延胜曾因病于2015年7月28日至8月4日在上海长海医院住院治疗。2、王延胜的工资由吴某发放。3、吴某曾作为大钧劳务公司的委托代表人与中建钢构公司签订劳动分包合同。4、大钧劳务公司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日的承诺书载明：“本人王延胜，今收到项目部慰问金：肆万元整，即日起与上海大钧劳务有限公司无任何劳动雇佣关系，无经济纠纷，立此字据为证。”王延胜在该承诺书上签名并摁手印。5、第三人上海五建公司曾于2015年9月21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上海五建关于XX商贸区2-16项目劳动保障纠纷事务处理情况说明》，其中载明“……王延胜本人与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具有直接用工关系……”。6、王延胜仲裁时曾陈述“老板吴某系挂靠在大钧劳务公司处”。原审审理中，1、王延胜表示其经朋友（该朋友与吴某认识）介绍，大钧劳务公司知上海XX商贸区XX地块需招人从事测量工作，当时也未说明招聘单位名称，故王延胜于2015年3月15日至该处上班，由吴某下属安排王延胜工作以及实行考勤，工资标准与吴某约定为6,000元/月；吴某作为个人不具有劳务分包资质，其系大钧劳务公司处员工，系代表大钧劳务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故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大钧劳务公司表示吴某并非大钧劳务公司处员工，大钧劳务公司将该地块钢结构工程部分劳务转包给吴某，王延胜系由吴某个人雇佣，与大钧劳务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大钧劳务公司申请了吴某到庭作证；吴某向原审法院陈述：王延胜系由证人个人雇佣，当时雇佣时也告诉了王延胜，工资由证人支付；因证人当时参与了钢结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报价工作，且该合同签好后，大钧劳务公司会转包给证人，故大钧劳务公司委托证人代表大钧劳务公司与第三人中建钢构公司签署了劳务分包合同；证人并非大钧劳务公司处员工，仅系大钧劳务公司将钢结构工程部分劳务转包给证人（证人当庭提交了一份其与大钧劳务公司签署的工程劳务协议）。经质证，王延胜对证人所述其系由证人个人雇佣不予认可，对证人提交的工程劳务协议也不予认可；大钧劳务公司以及第三人对证人证言以及证人提交的工程劳务协议均无异议。3、第三人上海五建公司表示2015年9月21日出具的说明中有关“王延胜本人与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具有直接用工关系”的陈述系根据常理推论，不能直接证明王延胜、大钧劳务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双方实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根据事实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争议焦点在于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建立劳动关系需要合意。本案中，王延胜据以主张与大钧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主要为大钧劳务公司与第三人中建钢构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以及上海五建公司出具的说明，就上述证据而言，其中劳务分包合同中虽由吴某作为“委托代表人”与相对方签订合同，但在王延胜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并不能直接认定吴某系代表大钧劳务公司招用王延胜，进而证明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上海五建公司出具的说明，其中虽载明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系直接用工关系，然该说明仅系第三方单方结论，具体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确定；而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和双方的陈述来看，王延胜系由与吴某认识的朋友介绍进入XX商贸区XX地块工作，并非大钧劳务公司直接招聘进入，王延胜平时工作由吴某下属安排，工资系由吴某直接支付，大钧劳务公司并未对王延胜进行管理，未支付过王延胜劳动报酬，双方也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同时根据证人吴某当庭陈述：王延胜由证人个人雇佣，证人与大钧劳务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并提供了相关协议，该证言与王延胜仲裁中有关“老板吴某系挂靠在大钧劳务公司处”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综上，王延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和大钧劳务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其主张和大钧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原审法院难以采纳，故王延胜要求确认其与大钧劳务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大钧劳务公司支付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2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4,000元、大钧劳务公司支付2015年7月28日至2016年1月12日病假工资13,800元、大钧劳务公司支付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1月12日医药费74,700元、大钧劳务公司支付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7月27日双休日加班工资21,51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82.74元以及平时延时加班工资7,293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延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原审法院判决后，王延胜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上海五建公司将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给中建钢构公司，中建钢构公司将该工程劳务分包给大钧劳务公司，大钧劳务公司又将劳务转包给案外人吴某。大钧劳务公司的转包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吴某的行为代表了大钧劳务公司，且吴某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也是代表了大钧劳务公司，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大钧劳务公司与吴某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大钧劳务公司是违法转包人，吴某作为实际施工人招用王延胜。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有施工资质的公司才能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吴某作为个人，是法律禁止进入建筑市场领域的。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在原审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要求两原审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大钧劳务公司辩称：大钧劳务公司与王延胜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王延胜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准确，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法院判决。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公司述称：本案与中建钢构公司并无关系，也不存在要由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上海五建公司述称：上海五建公司系涉案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已将钢结构施工部分分包给中建钢构公司施工，故本案与上海五建公司没有关系。转包合同是否有效与本案无关，案外人吴某也不是实际施工人。王延胜与吴某构成劳务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意王延胜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王延胜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出一项异议，称其在仲裁时并未陈述“老板吴某系挂靠在大钧劳务公司处”。大钧劳务公司、中建钢构公司、上海五建公司对王延胜的该项异议均不予认可。经本院与仲裁委联系，调取了仲裁庭审笔录，经查，在2015年12月4日的仲裁庭审笔录中，王延胜在陈述申诉理由时称“老板吴某是挂靠在被申请人（大钧劳务公司）处”。王延胜对该仲裁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王延胜就该节事实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大钧劳务公司将涉案钢结构工程部分转包给案外人吴某，王延胜系由吴某招用，平时由吴某的下属安排王延胜工作及考勤，工资标准也是与吴某约定。王延胜未直接受大钧劳务公司的管理和指挥，也不存在身份上的从属和依附关系，故王延胜与大钧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吴某作为个人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当其招用的劳动者在遭到人身损害时，发包单位本身存在一定过错，应由其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对受到人身损害的劳动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系发包人，承包人对雇员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但并不能得出王延胜直接与发包人大钧劳务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的结论。故王延胜要求确认其与大钧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该前提要求大钧劳务公司支付其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病假工资、医药费、加班工资等诉请，本院难以支持。另关于王延胜要求两原审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之上诉请求，因其在仲裁及一审时并未提出该项诉请，该项诉请已超出了一审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王延胜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延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徐 焰
审判员 李 弘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宋 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