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15民终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光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黎少松，安徽自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军。委托代理人：姜新华，安徽盛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域置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前由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2015）霍民二初字第0054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黎少松、被上诉人徐军的委托代理人姜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徐军诉称：胡全柱系被告华域置业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0年期间，因开发房地产先后向原告借款4790015元，上述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胡全柱指定的华域置业公司财务人员戴琴的个人账户。截止到2011年5月3日，已归还290015元，欠款450万元，为此立欠条一份。2012年7月15日，被告因无力偿还，经协商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同意用在建的名邦·中央公馆商品房按市场价抵房款，并且约定自即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2013年7月胡全柱因意外死亡，此欠款一直没有归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50万元；二、判令被告自2012年7月15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利随本清；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被告华域置业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承担4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从证据的形式上来看，本案是原告与胡全柱之间的私人借贷关系。从证据的内容来看，其借贷内容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因为借据的欠款数额与银行的交易数额不符，而且借条与交易记录的关联性无法确认。另外还款协议也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协议提到的名邦中央公馆当时还没有更名。从日常的经验法则来看，此笔借款违背常理。二、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本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华域置业公司开发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房地产。因周转资金需要，就由当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全柱出面，向原告徐军借款。徐军于2010年11月18日，分别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六安分行，向华域置业公司当时的财务人员戴琴的账户汇入106万元和520015元，于2010年11月2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支行向戴琴的账户汇入10万元，于2011年1月19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支行向戴琴的账户汇入45万元，于2011年5月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支行向戴琴的账户汇入266万元。上述五次汇款共借给华域置业公司4790015元。2011年5月3日，胡全柱与徐军对借款总额进行了结算，扣除华域置业公司已经给付的部分款项，认定被告尚欠徐军450万元。由胡全柱代表华域置业公司出具了一份借条，该借条注明：“今借到徐军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正，华域置业借款人：胡全柱，2011.5.3”。因该笔欠款未能及时归还，胡全柱与徐军在就还款事宜进一步协商后，于2012年7月15日，由胡全柱代表甲方华域置业公司与乙方的徐军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注明：“甲方因开发位于霍山县经济开发区地块编号：KC-10-7号房地产业，于2010年至2011年年底止，先后向乙方借款累计肆佰伍拾万元，现在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在建的名邦·中央公馆商品房按市场价抵款给乙方，并自即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利息。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2013年7月，胡全柱因意外死亡，此欠款华域置业公司并未按协议清偿。徐军诉至该院，要求被告华域置业公司给付所欠的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其利息。该院另查明：华域置业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6日，法定代表人为胡全柱。2012年8月28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光渺。戴琴在公司成立后，直至2012年8月前既是该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该院还查明：2011年1月，徐军向原霍山县农村合作银行贷款200万元，原霍山嘉利达担保有限公司对此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同月14日，华域置业公司则对此笔借款与原霍山嘉利达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自愿为徐军的此笔借款提供不可撤销个人连带责任信用反担保，华域置业公司在该反担保合同上盖章，经办人为戴琴。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原、被告尽管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但在借款以及协商还款过程中，胡全柱均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全柱在借条落款人前专门注明“华域置业”，就有表达此款为华域置业公司所借的意思表示。特别是胡全柱在还款协议中明确说明此借款是该公司所借，并用作该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作为相对方的徐军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胡全柱代表公司的借款行为。另外，依照合同法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而本案中即使胡全柱超越权限订立了合同，因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作为相对方的徐军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就应当认定胡全柱代表公司的借款行为以及还款协议有效。而华域置业公司作为反担保人，为徐军的银行贷款提供了反担保，也进一步可以印证华域置业公司是本案借款的相对方。综上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徐军按协议履行了钱款的出借义务，华域置业公司就应当按还款协议履行清偿欠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欠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徐军将借款汇入了被告的财务人员戴琴的账户，戴琴已经证实借款被胡全柱转用，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胡全柱对此不仅予以了认可，而且明确说明是华域置业公司所借，并用作该公司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因此华域公司提出这是原告与胡全柱之间的私人借贷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徐军五次的借款过程中，偿还了部分借款，出现了本案中银行的交易数额大于借据的欠款数额的情况，属正常现象，被告据此就认为借款不具有真实性的主张不能成立。胡全柱作为当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项目名称正式变更之前应当知道情况，而且该还款协议签订的时间与正式批复变更名称的时间相隔并不长，因此在该协议中引用了新名称，也属正常情况，因而被告认为还款协议提到了名邦中央公馆的名称，该协议就不具有真实性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华域置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所欠原告徐军的借款本金450万元以及利息（该利息自2012年7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4300元，由被告华域置业公司负担。华域置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债权债务关系主体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尽管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在借款以及协商还款过程中，胡全柱均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全柱在借条款人前专门注明“华域置业”就有表达此款为华域公司所借的意思表示，特别是胡全柱在还款协议中明确说明此借款是该公司所借，并用作该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作为相对方的徐军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胡全柱代表公司的借款行为；华域公司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徐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胡全柱是否超越权限借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胡全柱是代表公司向原告的借款行为；而华域公司作为反担保人，为徐军的银行贷款提供了反担保，也进一步可以印证华域公司是本案借款的相对方。对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华域置业公司认为：1、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身份是特定的。徐军所提供的借条及还款协议书借款人均系胡全柱个人签字。该事实从证据的形式要件来看，法律确认的法律关系主体借款人（债务人）应是胡全柱，出借人（债权人）是徐军。原审法院认为借款人签名前专门注明“华域置业”因而就认定借款人是上诉人，那么就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倘若真是华域公司借款，胡全柱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完全有条件加盖公司印章而没有加盖。徐军既然认为是公司借款同样没有要求加盖公司印章。第二、不能以借款人前专门注明的名称就据此认定为借款人。华域置业公司认为胡全柱写上“华域置业”只不过是其为了获得更多的民事借款的幌子而已。事实上胡全柱之所以溺水身亡就是因为个人深陷巨额高利贷（据说有近2亿），不堪重负而自寻短见。第三、如果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方法，将无法界定和区分自然人和法人分别实施的民事行为。2、原审法院以华域置业公司未举证说明徐军知道或应该知道胡全柱是否超越权限借款，因而认定公司是借款人。华域置业公司认为：第一、原审法院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作为出借人的徐军应当知道，如果该款是出借给华域置业公司则应当与华域置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即使没有合同也应加盖印章。同时应当将出借款打入公司帐户或公司授权帐户，或通过第三人转入公司帐户。第二、原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认定不清，也没有经过核实。第三、华域置业公司猜测原审法院作此认定意在说明胡全柱的本人借款行为属于经营活动范围，原审法院实则无限扩大了经营活动的范围和理解。因为胡全柱的个人借款行为未经公司授权，其借款也未作为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所用。3、原审法院以华域置业公司为徐军提供反担保来印证华域置业公司是借款人是错误的。第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担保的贷款是否实际发生、是否已经清偿等事实。第二、反担保这一事实与华域置业公司是借款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逻辑关系。第三、在原审中徐军关于担保贷款就是借款资金来源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因为徐军到银行贷款需支付利息，而在庭审中其诉讼代理人明确陈述双方没有支付利息的约定。那么徐军出借上述借款的目的也只能理解为善举，这里面隐藏的东西需要我们法律人认真地进行思考和谨慎对待。（二）原审判决对证据效力的认定及所证明事实的认定存在诸多错误。1、将徐军向法庭提交的还款协议书认定为有效证据错误。在原审中华域置业公司对该份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理由是：（1）与借条上签名明显不是一人所签；（2）有重大逻辑错误，在该协议中有将在建的名邦·中央公馆商品房按市场价抵款给乙方的约定。在这里需要注意三点：其一，名邦·中央公馆的更名是2012年9月25日才由霍山县发革委批准，将华域·中央公馆更为名邦·中央公馆。胡全柱对此并不知晓，名称变更作为局外人也无从知晓。在庭审过程中徐军也未提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却得出酝酿改名一定在前，胡全柱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即将更改的项目名称以及开工楼房状况，在协议中予以引用并不矛盾的结论。其二，华域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名邦·中央公馆开建时间被批准是2012年9月26日，那么协议中约定的“在建”不知是指什么在建。其三，协议中写明的事实应该是已经发生或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在该份协议中却写出尚不知晓或尚未发生的事实，只能说明其不具有客观性。针对上述意见，华域置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对客观事实作公正地评价，其判决书体现出如此说理，委实不能让人信服。同时，通过该份证据的客观合法性的认定作为徐军主张支付利息的理由和规避诉讼时效期间的做法更加让华域置业公司不能接受。2、原审法院认定证据五和原审法院调查笔录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华域置业公司对上述认定不予认可。第一，证据五的证据形式不合法。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授受当事人的质问。而本案中，戴琴作为证人，徐军在庭审中未申请其出庭作证，法庭也未说明证人未出庭作证的原因，那么证据五的客观性、合法性就不能得到保证。第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自行为一方当事人收集证据。首先，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是在程序违法的基础上作出的，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是未经当事人书面申请的前提下作出的，因而是违法的。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和最高院证据规则的规定，均要求当事人需提交书面申请，否则违法。如果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进行调查，则不具有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法定情形，因而也是违法的。其次，即使是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也应独立进行。从原审法院所作的笔录内容上不难看出，人民法院调查场所是在徐军代理人的办公场所进行。该证人也不是由法院通知的，那么这就说明该份调查笔录是在一方当事人的帮助下或一方当事人代理人的帮助下共同作出的，因而是错误的。再次，上述两份证据如何相互印证以及相互印证内容所能证明的对象，原审判决未给出明确说理。而华域置业公司却从该二份证据的内容得出了该借款属胡全柱私人借款，公司并未使用该款的结论。（三）原审法院未对民间借贷案件尽谨慎审查义务，表现在：1、对争议如此之大的案件，原审法院未通知原告出庭对事实和疑问作出解释。2、在法庭审理期间，徐军代理人明确陈述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没有其他结算关系，同时，如此巨款却出现15元的零头等诸多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情形，原审法院不仅不予质疑反而尽量规避。3、胡全柱所借巨款去向，证人作为经办人都不知道，原审法院无法认定该款是华域置业公司经营所用。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原审判决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却故意规避或不知道该法条的适用条件和前提。在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漏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理解第94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第18条的规定。华域置业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适用该法律规定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不能适用还是有选择地加以适用。（二）原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错误。因为胡全柱的私人借款行为与法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提醒二审法院注意：1、徐军在法庭上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向华域置业公司主张权利的，华域置业公司也认为适用该条款与本案的事实最为接近，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原审判决并未适用和列明该条款。2、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债的主体问题，原审法院却未适用和列明《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认定事实，显然是在规避私人签名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三）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针对华域置业公司明显错误。第一，华域置业公司不是借款合同的主体，合同的主体身份以实际签名人或签章单位为认定依据。第二，本案所涉债的性质如果是合同之债，那么与《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是否相互冲突。其三，如果说认定胡全柱所写借条和所签还款协议就认定为是华域置业公司与徐军之间所签订的协议，那么胡全柱的行为就是一种委托代理行为，则应该适用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华域置业公司未向徐军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同时代理人应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但事实却是相反。综上所述，华域置业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驳回徐军的诉讼请求徐军辩称：答辩人认为华域置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关于债的主体。华域置业公司认为借条及还款协议借款人均系胡全柱个人签字，没有加盖华域置业公司印章，故应推定系胡全柱个人行为，与华域置业公司无关。答辩人认为，华域置业公司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从证据的形式要件看，借条中署名的借款人为华域公司胡全柱；还款协议则进一步表明甲方即借款人为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虽然没有加盖华域置业公司印章，但胡全柱作为华域置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依据《民法通则》第49条、《合同法》第50条及《公司法》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公司的关系是代表关系而不是代理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因而，在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签字与加盖公司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企业法人承担。其次，从还款协议的内容看，借款用途是甲方因开发位于霍山县经济开发区地块编号：KC—10—7号房地产业，于2010年至2011年年底先后向乙方借款累计450万，戴琴的证言也证实此款项均偿还了公司债务。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胡全柱的借款行为系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答辩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胡全柱的行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其三，从付款方式看，如果借款系胡全柱个人行为，上述款项应直接汇入胡全柱个人账户，无需汇入第三方账户。事实上，所有借款均是汇入戴琴个人账户，戴琴不仅是华域置业公司股东，同时也是该公司出纳，这一事实也基本符合公对公式的资金运作现状。至于汇入的款项是否进入公司账户还是在体外循环，那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答辩人无关，绝不会因此而影响答辩人按借款合同约定向华域置业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成立。其四，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胡全柱并没有重大个人消费。如果说470余万元系胡全柱个人借款行为，如此巨额资金却不能说明合理用途，有悖常理，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合以上证据、法理及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借款行为系公司行为而非胡全柱个人行为，合理有据，依法成立。二、关于证据效力。（一）华域置业公司对还款协议书的效力提出了质疑，答辩人认为：在原审中，尽管华域置业公司对签名真假提出了异议，根据证据规则，华域置业公司有权申请司法鉴定，但其并没有行使此项权利，依法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初在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将华域·中央公馆写成名邦·中央公馆，看似矛盾，其实顺理成章。华域·中央公馆项目早在2010年就已经启动，由于后续资金所困，2012年初，华域置业公司有意向与合肥市天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是华域公司最大债权人）合伙开发。此后双方就合伙投资比例、项目名称等重大事项多次进行磋商，2012年8月，双方正式合作。基于以上情况，原审法院认为酝酿改名一定在前，胡全柱作为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即将更改的项目名称以及开工楼房状况，在协议中予以引用并不矛盾。证人吴克成证言印证了原审法院的认定，当初起草协议时写的就是用华域·中央公馆商品房抵付借款，后考虑到项目名称要变更，又改写成名邦·中央公馆。由于本案的特殊性，在合同中提前使用名邦·中央公馆名称，应在情理之中，并非逻辑错误。即便名称的使用存在瑕疵，也不影响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二）关于戴琴的证言，华域置业公司关于戴琴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的客观性、合法性无法得到保证的观点有失偏颇。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这是法律对证人的一种基本要求。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合法性以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不取决于证人是否出庭，而取决于：第一，根据证据若干规定第47条规定，该份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二、证言的客观性、合法性由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因此，证人证言不因证人未出庭而否定它的客观性及合法性。事实上戴琴的证言与法院的调查笔录及本案的其他事实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关于法院对戴琴的调查笔录的合法性问题。1、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根据证据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这类证据包括：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可见，法院对戴琴进行调查有法可依。2、关于调查地点，法律无禁止性规定，只要方便调查，均不构成违法。华域置业公司关于“该证人不是由法院通知的，是在一方当事人代理人帮助下共同作出的”的观点属主观臆断。（四）关于在汇款中出现15元零钱以及在大额借款中无利息约定问题。2010年11月18日，答辩人汇入戴琴个人账户实际借款本金是52万，但在交易过程借方发生额为520015元，多出了15元。经查是银行收取的15元手续费，该手续费预先从出借方扣除。关于有无利息约定，取决于借贷双方信任及情感。答辩人与胡全柱私交甚好，胡全柱在投资名邦·中央公馆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答辩人利用自己人力资源优势帮忙拆借资金应在情理之中。2011年1月，答辩人在向霍山农村合作银行贷款200万时，也是华域置业公司无偿为答辩人提供反担保。现实生活中，此类相互帮衬的情况也并非个例，称为善举也不为过。事实上，在本案中无论有无利息约定，均不影响2011年5月3日借条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三、关于法律适用。胡全柱身为华域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其出具的借条、还款协议书以及证人证言、法院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均已证明其行为是代表华域置业公司，资金也实际上用于开发名邦·中央公馆。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由企业法人对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法有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答辩人作为出借人有权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因胡全柱意外死亡且无财产可供继承，故未将其列为被告。华域置业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及资金使用人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华域置业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域置业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一份名称变更申请，证明案涉还款协议不真实。本院依华域置业公司申请，调取了一份付款方为霍山县交通局，收款方为安徽霍山县华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发票，证明胡全柱向徐军还款200万元。徐军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名称变更申请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华域置业公司自己加盖的公章，应该提供原件。对发票的真实没有异议，其也确实收到该200万元。在2009年10月18日、11月4日其按照胡全柱指示分别转款给戴琴194万元和20万元，合计204万元。其为此曾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收取上述款项后申请撤诉。故霍山县交通局所付的200万元是偿还其与胡全柱之间的其他借款，与本案无关。徐军在二审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还款协议的形成过程。证据二、银行凭证一份，证明15元是银行收取的手续费。华域置业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证据形式不合法且内容不客观。华域置业公司变更为名邦·中央公馆时，胡全柱已经退出了公司管理层，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二不能达到证明目的，15元应该从52万元中扣除。本院对华域置业公司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名称变更申请能够证明华域置业公司向霍山县发改委申请变更项目名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发票，徐军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徐军提供了另外两笔合计204万元的汇款凭证，且能够就霍山县交通局所付的20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故该证据应系徐军与胡全柱其他经济往来而成，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徐军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人吴克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情况说明不予认定。银行凭证可以证明520015元的形成过程，本院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一致，相对方质证意见与原审相同，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11月18日，徐军汇入戴琴个人账户520015元，扣除手续费15元，戴琴实收520000元。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胡全柱的行为能否代表华域置业公司，华域置业公司应否向徐军清偿450万元借款本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进一步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的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法定代表人指依法律或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其代表公司对外借款与以个人名义借款有别，应主要从法定代表人签订借款借据是否以法人的名义、是否在借据上载明借款用途、借款是否入账、法人是否在借据上加盖印章、有无法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对外代表公司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时，即使超出了公司授权范围，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代表公司时，出于对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亦应认定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胡全柱出具的借条落款处“华域置业借款人”明显与以个人名义借款不同。从借款交付情况看，每次汇款的收款人均为戴琴，戴琴在收款时系华域置业的股东并担任公司出纳。从还款协议的形式看，“甲方：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全柱”表明还款协议书一方主体为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即该协议系胡全柱以公司名义所为，协议的内容体现的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至于胡全柱出具该协议书有无公司授权，是否超越其职权范围，均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相对方的徐军。从还款协议关于以房抵款的内容看，若本案借款系胡全柱个人行为，其无权以公司所有的在建房屋抵付借款。徐军因相信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胡全柱对名邦·中央公馆商品房有处分权才会接受协议并签字认可。从借款的用途看，还款协议明确载明借款系用于开发霍山县经济开发区地块编号：KC-10-7号房地产业。至于所借款项最终是否用于公司的实际经营，徐军无从知晓，更无法举证证明。胡全柱或戴琴是否将借款做账并非出借人徐军所能控制，此系华域置业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徐军无涉。华域置业公司称还款协议签订时华域·中央公馆尚未变更为名邦·中央公馆并据此否定该协议的真实性，因还款协议主要包含借款本金、利息的计算以及偿付方式，抵款所涉商品房的名称变更时间不能当然否定整体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依据酝酿改名在前认定胡全柱对拟更改项目名称应当知情，符合正常的生活经验法则。据此，胡全柱在出具借条、还款协议时为华域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款项均汇至时任华域置业公司会计戴琴的账户，还款协议书亦明确载明案涉借款的用途。徐军作为善意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胡全柱代表公司借款且款项已实际支付给公司，华域置业公司依法应当承担清偿借款的责任。华域置业公司虽辩称案涉借款系胡全柱与徐军之间的个人借款，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基于案件审理需要而依职权调取证据，程序并无不当，华域置业公司以原审法院违法为当事人一方收集证据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本案原审立案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日期为2015年9月1日，故本案不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华域置业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300元，由安徽华域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关德全代理审判员  高 华代理审判员  蔡金贺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袁 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