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4行初4号
原告衡东县大浦镇岭村村第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陈苏生，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袁柏顺、杨宏亮，湖南维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衡东县城关镇兴衡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廖义智，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彬华，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段水平，系衡东县林业局林权纠纷办公室主任。
被告衡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衡阳市华新开发区华新大道16号街区。
法定代表人周海兵，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刘冬生，系衡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制科副科长。
第三人衡东县大浦镇大浦村第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陈崇新，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代文。
原告衡东县大浦镇岭村村第二村民小组（下称二组）不服被告衡东县人民政府（下称县政府）、衡阳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山林权属决定一案，本院2016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月15日向被告县政府、市政府及第三人衡东县大浦镇大浦村第四村民小组（下称四组）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二组负责人陈苏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柏顺，被告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文林彬华、段水平，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冬生，第三人四组负责人陈崇新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代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东县人民政府2015年7月15日作出东政林处（2015）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大浦镇大浦村四组与岭村村二组之间争议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大浦村四组。二组不服该《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县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市政府2015年12月22日作出衡府复决字（2015）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衡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2015）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
长塘山，县政府1981年颁发的第0000691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载明“大浦公社岭村大队第二生产队（原告）共有山林一块，坐落王家垅长塘山，东至沙岭高压线为界，南至本队山岭倒水为界，西至第一队天门塘边为界，北至大浦大队站港生产队（第三人）田边、塘边为界”。而被告却认定“经县林业局现场勘察和复议机关工作人员现场核实，0000691号林权证四至范围与争议地范围不相符，属争议地相邻的另一宗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虽然1981年林权发证时，因条件限制，不能准确用坐标标示土地范围，但当时政府发证都是采用该方法。不能因为四至标示不准确而否定1981年政府颁发的林权证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县政府颁给第三人的0072507号、0072508号、0072509号社员房前屋后林权证，不是第三人集体所有的林权证，而且该三个社员的房屋，根本不在争议地范围内，被告认定“争议地由第三人管理”与事实不符。县政府1981年为原告核发的争议林地山林权属证书，被告应当予以维护，即使该林权证书有错误，也应先由县政府予以撤销后，才能重新确认林地所有权。县政府在未撤销1981年核发给原告的山林权属证书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山林权属，违反法定程序。请求：1、撤销市政府作出的衡府复决字（2015）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县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2015）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网上下载的卫星地图，以证明争议地在原告持有的1981年林权证范围，也在2010年原告的林权林地登记表范围内；
2、1981年县政府为原告颁发的《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2010年县政府为原告颁发的《森林、林地状况登记》班块图51号村总班块图，以证明争议林地属原告所有；
3、2013年朝阳砂场与原告签订的征用协议，以证明争议林地属原告所有。
被告县政府答辩称：一、1990年4月17日和1990年4月20日，大浦村与岭村达成《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两村就土地分界线达成了一致协议，并签字盖章予以了确认。原告讼争的林地完全在大浦村权属范围；2、原告提供的0000691号林权证，四至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争议地权属的依据。第三人提供的三张八十年代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所有证（存根），四至及黄怀荣和陈家泽的指界确定范围与争议地范围基本相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争议地权属的依据；结合《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以及衡阳美仑化工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及第三人收取岭村一组村民建房所交纳的占地费等事实，可以确认争议地完全属于第三人所有。答辩人按照《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作出的东政林处（2015）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县政府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大浦村与岭村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以证明大浦村与岭村权属界线清楚，争议地属于大浦村权属界线内。
2、大浦村四组0072507、0072508、0072509号林权证，以证明三份林权证范围与争议林地有关，可以作为权属依据；
3、岭村二组0000691、0000697号林权证，以证明0000691号林权证四至模糊，不能作为权属认定依据；0000697号林权证与争议地无关；
4、证人证言，以证明二个村以小路为界。
被告市政府答辩称：1、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长塘湾山（原告称为长塘山），坐落于两村交界处，四至范围：东至交警队围墙下为界；南以小路为界；西至长塘直上至小路为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处理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为支持其答辩主张，除提供了与县政府一致的证据外，还提供了：美仑化工与四组签订的协议及一组陈文生建房向四组交纳补偿款的收条，以证明争议地由四组在行使管理权。
第三人四组述称：1、我组与原告以自然小路为界（也是大浦村与岭村的村际分界线）是历史分界；1990年，国土详查《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经双方村组指界，所有“拐点”清晰详实；我组持有的0072507、0072508、0072509三份林权证在争议地范围内。原告持有的0000691号林权证四至记载的东、南、西记载我方无异议，原告仅以“北至大浦大队站港生产队（我组）田边、塘边为界”这个笼统的表述，主张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依据；2、县、市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林权证（流水号00012），以证明争议地属大浦四组所有；
2、陈文生土地占用费和青苗补偿费收条、陈文生征地协议、陈文生青苗费和刘国生等柴款收条，以证明陈文生占用土地属大浦村四组所有；
3、黄先佐、陈家泽、黄怀荣林权证（存根），以证明三人林权范围在争议地范围。
原告对于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林地是四组与二组的争议，不是大浦村与岭村村之间的争议，岭村村无权代表二组签订协议，该协议系四组原书记为其本组谋取私利所签，协议书不合法，无效；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私人房前屋后的林权证，不属于四组集体所有的林权证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没有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市政府及第三人四组对被告县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原告对于被告市政府提供的美仑化工与四组签订的协议及一组陈文生建房向四组交纳补偿款的收条，质证意见如下：
四组将属于原告的林地卖给其他人，是侵权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四组享有林地所有权的依据；对于被告市政府提供的与县政府一致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县政府。
被告县政府及第三人四组对被告市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卫星图上的标注为原告自行标注，只能证明争议地的地理状况，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81年的林权证四至不在争议地；2010年的林权证反而能够证明四组的林权与国土部门登记的土地权属完全吻合，争议地属于四组，且该林权证原告在申请处理争议时并未提交；证据3原告在申请处理争议时并未提交，不能作为原告申请撤销行政行为的依据。原告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地享有所有权。
被告市政府及第三人四组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县政府。第三人四组另行对原告的证据3质证意见为，建材公司是被迫与原告签订协议，不签原告阻拦建材公司的车辆不准通过。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的质证意见同对县政府的质证意见；2010年的林权证没有附图，系伪造；证据2系第三人擅自将原告所有的林地卖给其他人并收费，属于侵权行为，不能证明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对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被告县政府、市政府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别认证如下：
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3均是其作出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依据，且也是原告及第三人各自主张权利的依据，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4证人证言，仅仅为县政府作出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参考，并非依据，且县政府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证人身份及证言的真实性，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提供的与县政府一致的证据，认证如前；美仑化工与四组签订的协议及一组陈文生建房向四组交纳补偿款的收条，涉及本案争议山地，虽然原告认为美仑化工与四组签订的协议是对原告林地权属的侵权，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网上下载的卫星图，为地形图，系争议地地形的客观反映，不能证明争议地的归属，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的1981年林权证，是原告主张权利的凭证，被告县政府及市政府均予以了提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010年林权证及证据3，原告在向县政府申请处理涉案争议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时均未提供，而本案系原告对县政府作出的处理涉案争议决定及市政府行政复议不服的诉讼，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
第三人四组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系其在被告县政府处理涉案争议及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提供的享有争议山地权属凭证，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及第三人争议地名长塘山，四至为：南以小路为界，北至山脚为界，东至交警队围墙下为界，西至长塘直上小路为界。面积约30亩，原告及第三人对争议地四至及面积均无异议。经现场查看，沿315线公路路基西侧有一段南北向土地属于原告二组，争议地东面与原告二组西面相邻，为东高西低地势较缓下降的山丘，部分长满灌木，部分为旱土，无林木，无种植。该争议地由南至北向中部位置有一条从315线公路分叉自东向西的水泥路。1981年12月10日，县政府为二组颁发的第0000691号《国家、集体、单位山林权所有证》载明“大浦公社岭村大队第二生产队共有山林一块，坐落王家垅长塘山，面积15亩，四至为：东至沙岭高压线为界，南至本队山岭倒水为界，西至第一队天门塘边为界，北至大浦大队站港生产队（第三人四组原名）田边、塘边为界。县政府1982年11月15日为四组陈家泽、黄怀荣、黄先佐先后颁发0072507号（犁头主，面积2亩）、0072508号（长塘湾，面积1.5亩）、0072509号（园塘湾，面积3亩）《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林权所有证》该三证载明的四至位置相互衔接。1990年4月17日，四组所在的衡东县大浦镇大浦村与二组所在的衡东县大浦镇岭村村签订一份《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将大浦村与岭村村的村界予以了划定（详见附图）。根据该《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争议地在划定的大浦村范围内。1991年4月28日，陈文生在争议地上建房，向四组交纳了土地费及青苗补助费。2008年4月19日，衡阳美仑颜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在争议地上架设供电专线，与四组签订了《协议书》并支付给四组土地及青苗补偿费5904元。2010年10月16日及同月19日，县政府分别为第三人四组颁发林证字2010第B431000755398号、原告二组颁发林证字2010第B431000734759号林权证。第三人持有的该林权证包含流水号000012-000015号4份《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第三人四组主张涉及争议地的林权证为流水号000012，面积19.8亩，载明的四至为：东与二组为界，南与岭村山腰小路下为界，西与岭村田边为界，北与山脚为界。小班为7号。该林权证未附小班图。四组将该林权证作为其权利凭证，向县政府予以了提供。原告二组持有的该林权证包含000010-000015号6份《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原告二组主张涉及争议地林权证流水号00014，面积36亩，载明的四至为：东以315线公路为界，南以陈禄生屋后小路为界，西以陈禄生屋后小路为界，北以大浦村黄代秀屋后小路为界。小班为51号。该林权证未附流水号000010-000012小班图。2013年9月12日，朝阳建材有限公司因在争议地修一条水泥路，而与原告签订一份《土地征用协议》。2014年12月28日，原告二组向县政府提交解决与四组争议长塘山权属申请，未提供2010年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县政府作出的东政林处（2015）第（01）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市政府作出的衡府复决字（2015）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林业三定”时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山林权属证书所确认的林木、林地权属，应予维护，不得擅自变更。确有错误且权属仍有争议的，由原发证的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原告向被告县政府申请解决涉案争议时提供的0000691号林权证，记载坐落的地名为王家垅长塘山，该四至的东南西三方界址较清楚，第三人无异议，四至的北面记载为第三人四组田边、塘边为界，该记载不明确，但与原告实际管理的、第三人无异议的林地方位大致一致。第三人提供的0072508号本组黄怀荣持有的《社员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地方植树造林所有权证》载明林权证坐落山地名长塘湾，虽然黄先佐持有的0072509载明坐落山地名园塘湾、陈家泽持有的002507载明坐落山地名犁头主，但上述三证记载的四至相互衔接，且经县政府实地勘查，三证坐落范围均在争议地之内，应当作为确认本案争议地权属的依据；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虽属原告所属的岭村村与第三人所属的大浦村所签，但该协议书约束的是岭村村与大浦村二村之间的土地权归属，该协议是村属各村民小组享有土地权益的基础，且该协议对二村之间界限的“拐点”记载明晰，附图所标示的“拐点”与协议书一致，明确具体，该协议并经县政府国土管理部门备案，应当作为确认本案争议地权属的依据。根据协议书标示的“拐点”，争议地在大浦村范围内。第三人提供的流水号000012《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虽然标注的面积为19.8亩，但根据载明的四至及现场勘查，坐落在争议地范围；原告持有的流水号000014号《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虽然未在申请解决争议时向县政府提供，但该证记载的四至与原告实际管理的，第三人无异议的原告林地一致；也与原告持有的0000691号林权证方位大致一致。第三人流水号000012《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虽然没有附小班图，但原告流水号000010-000012《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也未附小班图，说明林权登记机关工作存在瑕疵的情形客观存在，原告以此为由主张第三人流水号000012《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系伪造，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持有的000691号林权证系县政府于1981年“林权三定”时颁发，此后又经过1990年的土地详查，特别是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县政府又为所有村组重新颁发了林权证，《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所确定的大浦村与岭村村的村界，并未超越或变更原告000691号林权证范围，故原告主张《土地权属界线协议（认定）书》无效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人提供的陈文生交纳的建房及青苗补偿款收条，以及市政府提供的衡阳美仑化工颜料有限责任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可以作为第三人对争议地行使管理权的依据。原告提供的与朝阳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载明征用范围为“从315线公路边到本组王家垅长塘山至大浦村站头港第四组塘边、田边止”，已经修建好的水泥路，从315线公路由东往西向延伸，起点为原告二组所有的林地，朝阳建材有限公司修建该水泥路，占用原告二组的林地是客观事实；根据《协议书》所约定的支付金额6万元整，结合征地费用每亩49800元，可知朝阳建材公司修路占用二组的土地为约1.2亩，原告据此主张争议地权属，缺乏事实依据。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市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提供的0000691号林权证载明的四至范围与争议林地无关，并无不当。县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经协调不成，作出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符合法律程序。原告起诉称县政府擅自变更山林权属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县政府作出的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市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衡东县大浦镇岭村村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衡东县大浦镇岭村村第二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罗慕蓉
审判员 何利国
审判员 肖大鸣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邓 薇
打印责任人：罗慕蓉校对责任人：邓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