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23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卫。
委托代理人陆永辉，江苏江海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健。
委托代理人李晴飞，江苏扬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卫因与被上诉人陈健返还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3）启和民初字第0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卫、被上诉人陈健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晴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董卫与陈健均系上海威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顿公司）员工。2007年5月至2008年10月期间，董卫与陈健共同在威顿公司承建的新加坡项目工地做工。在做工期间，工资定期结算。2007年底，董卫前往威顿公司代为领取了陈健2007年5月至10月间的工资36600元。2008年2月2日，董卫将其中的18000元给付陈健。2008年底，董卫再次前往威顿公司代为领取陈健2007年11月至2008年10月期间工资65600元。2009年2月，双方进行了工资结算，形成书面材料两页。陈健与另一名员工戴建东在其中一页上签字，另一页未签字。所签字一页的内容为：陈健工作期间工资102000元，预支费用81000元，明细为：新加坡期间预支53000元，2008年春节2000元，机票垫付款8000元，2008年另支付陈健工资18000元。另一页的内容主要为：1、2007年5月份领500新币，6月份领500新币，其余各月领600元新币，合计人民币53000元。2、2008年2月份回家10天扣款2000元。3、2008年、2009年春节回家机票款8000元。4、2008年领取工资18000元。双方结算后，董卫又给付陈健余款21000元。2009年4月，董卫离开新加坡，不再为案涉工程工作，陈健等员工则留在新加坡继续工作。后陈健等员工从威顿公司获知工资情况，遂要求董卫给付给付尚在其处的工资余额63200元。因双方协商未成，故陈健与2011年3月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号为（2011）启民初字第0906号的诉讼，请求董卫归还代领工资63200元，并给付相应银行利息。2011年7月21日，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董卫及其妻徐红梅共同返还陈健63200元，并按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同时，该判决对2009年2月形成的书面材料作出如下认定：该书证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所规定的证据要件，不具有证明力。
董卫、徐红梅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二审中另查明，董卫第二次代领工资时，虽然签字认可代领2007年12月至2008年10月间工资65600元，但公司实际支付时另扣除陈健借款15000元，故董卫实际代领工资50600元。据此，本院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2011）通中民终字第1204号民事判决，判令董卫、徐红梅共同返还陈健48200元并支付利息。同时，该判决对2009年2月形成的书面材料作出如下认定：董卫所称的“结算单”没有类似“结算单”的抬头，也没有双方关系的记载，从内容上无法判定其性质，仅凭该材料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二审判决后，董卫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苏审二民申字第07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董卫、徐红梅的再审申请。其后陈健申请执行，原审法院冻结董卫银行存款，董卫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陈健返还不当得利63000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调取了陈健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间员工生活费银行卡流水记录，明细为：7月份600新币，8月份600新币，9月份1200新币，11月份600新币，12月份600新币，2008年1至4月份各600新币，陈健在庭审中称威顿公司每月通过银行支付生活费600新币。在原审法院（2011）启民初字第0906号案件审理中，董卫为证明其主张提供2009年2月双方形成的书面材料2页，在本案审理中董卫将其中陈健未签字的一页作为证据提供。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2009年2月形成的书面材料所列举的63000元预支费用是否为董卫支付或垫付，陈健是否存在构成不当得利情形。（一）从董卫提交的“结算单”看，仅从“结算单”内容不能反映63000元系董卫交付陈健，同时生效判决认定董卫所称的“结算单”没有类似“结算单”的抬头，也没有双方关系的记载，从内容上无法判定其性质，仅凭该材料不足以证明63000元系董卫支付。现董卫除“结算单”外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即使该“结算单”如董卫所述体现了董卫向陈健交付63000元的事实，但董卫在前案中称因其与陈健存在雇佣关系而支付该款，这也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支付缺乏法律上的原因不符。董卫作为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人，其称主动给付案涉款项，是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但董卫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综上，董卫主张“结算单”所列举的63000元构成不当得利要求陈健返还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诉请法院碍难支持。据此，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卫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董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以前案件判决不予认定的证据作为证据使用，违反了法律规定。以前案件的判决并未否定董卫与陈健之间“结算单”上钱款往来的事实，仅认定不能根据“结算单”证明董卫与陈健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代领工资关系。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卡记录系威顿公司提供，威顿公司在本案及相关案件中多次提供假证，据此认定陈健的“生活费”记录存在错误。“结算单”系董卫与陈健对于工作期间发生的款项往来情况所作的确认，陈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的法律后果具有分辨能力，同时该“结算单”系书证，在本案中具有证据效力，陈健的签字证明董卫将63000元交付了陈健。董卫给付陈健63000元是基于雇佣关系而给付，此前的判决否认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则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董卫无需支付陈健相应工资，陈健应当返还63000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健答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2012）苏审二民申字第07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董卫、徐红梅提供的与威顿公司的“结算单”，无抬头、无双方关系的表述，不能反映董卫与威顿公司之间存在承发包关系。相反，该“结算单”上，董卫的姓名与陈健、戴建东等人的姓名并列，恰表明董卫与陈健、戴建东等人的地位平等。仅凭一份董卫与陈键之间2009年1月25日（春节）前后的“结算单”，不足以认定董卫与陈键之间系雇佣关系。董卫无正当理由占有了应属于陈健的部分工资，属于不当得利。
二审中，董卫陈述2009年2月份的两张“结账单”中没有签字的一张不作为证据使用，是其在家里所书写的草稿纸，是乱写的，与确认的内容不是一回事，第二页和第一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董卫诉请陈健返还不当得利，并以2009年2月的两张“结算单”为依据。对于其中没有签字的一页单据，董卫陈述是其在家中乱写的草稿纸，与第一页单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作为证据使用，而第一页单据中的相关内容已经在本院的（2011）通中民终字第1204号民事判决中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及机票的经办人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质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审二民申字第073号民事裁定也已就相关内容作出认定，认为仅凭一份董卫与陈健之间2009年1月25日（春节）前后的“结算单”，不足以认定董卫与陈健之间系雇佣关系。董卫无正当理由占有了应属于陈健的部分工资，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董卫、徐红梅提供的与威顿公司的“结算单”，无抬头、无双方关系的表述，不能反映董卫与威顿公司之间存在承发包关系。董卫在本案中主张曾经直接给付陈健53000元，但是未能提供收条等证据证实，因在前述案件中陈健收取董卫款项均出具收条，故董卫的主张既无证据佐证也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符，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董卫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因生效民事判决业已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作出界定，并判令董卫、徐红梅返还陈健48200元及利息，该笔款项系陈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结果，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董卫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5元，由上诉人董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