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7民终4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晓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强，山东龙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山东龙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洪涛。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东，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伟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璇，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世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璇，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晓峰因与被上诉人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5）昌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晓峰上诉请求：1、撤销(2015)昌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上诉人为东阳满天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简�“满天星公司”）实际股东，享有该公司87%股权；3、判决三名被上诉人停止侵权，向上诉人赔偿人民币255479元；4、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的股份代持协议；5、判决被上诉人宋世伟向上诉人返还满天星公司87%股权并变更登记至上诉人；6、判决三名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出资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宋世伟出具2012年缴纳满天星公司投资款的业务回单，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宋世伟、被上诉人于伟军完成了对满天星公司的出资义务，具有满天星公司的股东资格。事实上，上诉人陶晓峰与被上诉人宋世伟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了关于满天星公司的《股份代持协议》，其中的“鉴于条款”明确载明：陶晓峰系满天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且自满天星公司设立之日起，陶晓峰即为实际股东，宋世伟仅为名义持有人。被上诉人宋世伟持有的业务回单日期为2012年，被上诉人宋世伟与上诉人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为2013年10月。《股份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且时间在后，该书面协议是双方对上诉人陶晓峰实际股东身份以及双方法律关系的确认和追认，应该按照从新的原则确定上诉人陶晓峰作为满天星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被上诉人宋世伟的银行业务回单，恰恰能够证明上诉人作为实际股东，通过被上诉人宋世伟显名的方式，全面履行了自己对满天星公司的出资义务。2、遗漏侵权事实。一审法院(2015）昌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书完全遗漏了三名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签字、私刻满天星公司公章、财务章、财务人员印鉴的侵权事实。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的申请，于2015年前去东阳市，分别从工商局和银行调取了满天星公司2014年8月24日更换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文件(包括:《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满天星公司2014年8月24日股东会决议》、《聘任书》共6份文件)；满天星公司2014年9月14日在东阳日报发布的《关于营业执照丢失声明》；以及满天星公司在建设银行的印鉴档案照片。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文件中，己经充分证明了三名被上诉人通过伪造上诉人签字，私刻满天星公司公章、财务章，更换满天星公司证照，违法变更法定代表人，违法控制满天星公司银行帐户的非法手段侵犯上诉人作为满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股东的经营权、管理权、知情权和表决权。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未予认定相应民事法律关系。本案的焦点问题应该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满天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上诉人宋世伟之间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份代持协议》，该书面协议的本质应为委托合同；即上诉人陶晓峰作为实际股东（隐名股东），委托被上诉人宋世伟(显名股东）持有满天星公司的部分股权，被上诉人宋世伟应当在上诉人的授权下并取得书面授权后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上诉人另作为满天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管理，系满天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利。2、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的以“原告及被告徐洪涛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如何履行代持股份协议”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在《股份代持协议》中，上诉人系权利人，被上诉人宋世伟作为义务人，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履行代持义务。基于《股份代持协议》，上诉人已经充分证明自己作为满天星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出资人，被上诉人宋世伟仅为名义股东，不具有股东权利。基于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文件，上诉人已经充分证明了三名被上诉人通过非法手段，侵犯了自己的股东权利。徐洪涛辩称：1、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为满天星公司实际股东并将宋世伟的87%股权变更为上诉人，解除与宋世伟的股份代持协议，该上诉请求与徐洪涛无关联性；2、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8月24日补领营业执照的相关文件，徐洪涛并不知情，也未签署任何文件，更没有伪造签字，私刻满天星公司公章；3、徐洪涛未授权于伟军进行补领营业执照等相关行为，如于伟军及其他人存在侵权行为，徐洪涛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徐洪涛不承担赔偿责任。于伟军、宋世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晓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陶晓峰为满天星公司实际股东，享有该公司87%股权；2、判决解除陶晓峰与宋世伟的股东代持协议；3、判决宋世伟向陶晓峰返还满天星公司87%股权并变更登记至陶晓峰名下，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承担连带责任，向陶晓峰赔偿人民币255479元；4、判决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29日，于伟军投资40万元、宋世伟投资60万元，成立满天星公司，宋世伟为执行董事。2012年1月9日，满天星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申请变更登记，宋世伟于2012年1月10日增加投资200万元。2013年10月12日，解聘宋世伟原满天星公司经理职务，聘任陶晓峰为满天星公司经理。2014年8月24日，满天星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于伟军选举为执行董事，同日，解聘陶晓峰满天星公司经理职务，聘任于伟军为满天星公司经理，2014年9月19日，新领取了企业登记执照。另查：2013年10月30日，徐洪涛与于伟军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满天星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13%的股权自公司设立之日起即为徐洪涛所有，即徐洪涛为公司13%股份的实际股东，于伟军为名义股东；注册资本300万元，现徐洪涛实际出资人民币40万元，占注册资本13%，此协议项下的股份即为徐洪涛实际所有，于伟军仅为名义持有人，确定由徐洪涛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于伟军应在徐洪涛的授权下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并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于伟军保证因代持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均全部归徐洪涛，并保证未经徐洪涛事先同意，不得擅自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等，保证在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时至少3日前通知徐洪涛并取得徐洪涛书面授权。2013年10月31日，陶晓峰与宋世伟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满天星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87%的股权自公司设立之日起即为陶晓峰所有，即陶晓峰为公司87%股份的实际股东，宋世伟为名义股东；注册资本300万元，现陶晓峰实际出资人民币260万元，占注册资本87%，此协议项下的股份即为陶晓峰实际所有，宋世伟仅为名义持有人，确定由陶晓峰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宋世伟应在陶晓峰的授权下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并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宋世伟保证因代持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投资收益均全部归陶晓峰，并保证未经陶晓峰事先同意，不得擅自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等，保证在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时至少3日前通知陶晓峰并取得陶晓峰书面授权。陶晓峰及徐洪涛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如何履行代持股份协议的。陶晓峰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给陶晓峰造成损失255479元。一审法院认为，陶晓峰与宋世伟、徐洪涛与于伟军分别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于伟军、宋世伟提供的证据证明系各自缴纳了满天星公司注册资本，满天星公司股东名册中记载股东也是于伟军、宋世伟，故应认定于伟军、宋世伟具有满天星公司股东资格，于伟军、宋世伟在满天星公司经营过程中，有权行使股东权利。现陶晓峰及徐洪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履行了股份代持协议中出资义务，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满天星公司的实际股东，也就不具有满天星公司股东资格，故陶晓峰以实际股东的身份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陶晓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给其造成损失255479元，故对陶晓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晓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32元，由陶晓峰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故对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根据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的申请分别从工商局和银行调取的满天星公司2014年8月24日更换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文件、满天星公司2014年9月14日在东阳日报发布的《关于营业执照丢失声明》以及满天星公司在建设银行的印鉴档案照片，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满天星公司更换了法定代表人、补领了营业执照、满天星公司在建设银行的印鉴等事实。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一审�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请求确认其为满天星公司实际股东、享有该公司87%股权的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具有人合性，股东资格涉及股东之间、公司和股东之间以及公司、股东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除受到有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约束外，还受到公司法对团体法律关系的调整和制约。在存在隐名股东的情况下，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对于显名股东背后的实际出资人并不知情，如果显名股东背后确有实际出资人则该出资人取代显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在实质上会引起股东之间人合性的改变，在法律上必须受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规制。从本案现有证据看，其他股东对于上诉人成为股东没有受到任何通知并作出是否同意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没有出资证明，其股东资格未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也未记载在公�章程，工商登记也没有相关记载；虽然上诉人曾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但是系以满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履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在股东会不享有表决权，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系由股东会聘任产生，与股东资格无关。总之，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在《股份代持协议》中承认上诉人是满天星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是该协议只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股东资格未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上诉人从未以股东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公司管理，从而不享有股东资格。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仅以其与被上诉人宋世伟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协议》为由主张股东权利，除缺乏取得股东资格的法律事实外，在程序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徐洪涛、于伟军、宋世伟立即停止侵权，共同向陶晓峰赔偿255479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有权对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或者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提出损害股东利益之诉的主体是公司股东，因此认定被上诉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的股东权利的前提是上诉人具有股东资格。如前所述，上诉人并不享有股东资格，无权以股东身份对其他权东提出有关侵权之诉。另外，上诉人主张损失255479元无证据证明，其要求其他股东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根据。三、关于�诉人请求解除其与宋世伟的股份代持协议的问题。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之间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被上诉人宋世伟应当在上诉人的授权下并取得书面授权后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被上诉人宋世伟违反该约定则构成违约，对此上诉人有权采取违约救济方式追究宋世伟的违约责任。但是，解除合同的权利仅是守约人行使违约救济权利的方式之一，违约人是否应当以该方式承担违约责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为根据，上诉人未实现从隐名股东到显名股东的转变，根本原因不在于被上诉人宋世伟的违约，在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宋世伟违反协议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情况下，上诉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四、关于上诉人要求宋世伟向其返还满天星公司87%股权并变更登记的问题。虽然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世伟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的事实，上诉人有权向宋世伟请求对所投资的股份实现受益的权利以及对宋世伟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的行为通过授权方式进行控制，但是对股份的受益权并不包括对股份享有股权，宋世伟无义务向上诉人返还股权，上诉人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也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因此上诉人请求实现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上诉人请求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对人应当是公司和其他股东，上诉人以宋世伟为相对人请求变更登记存在主体错误。综上所述，陶晓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2元，由上诉人陶晓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波代理审判员 孙 涛代理审判员 贾丽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刘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