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港行初字第00114号
原告周立勇。
法定代表人邹锋，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住所地海门市海门镇政法南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张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沈为人，海门市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宗丽丽，海门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朱泓睿，女，汉族1990年2月21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6841990********，住海门市海门街道五港小区***幢***室。
第三人朱超。系第三人朱泓睿的父亲。
第三人陆素萍。系第三人朱泓睿的母亲。
原告周立勇不服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于2014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于5月28日向被告海门市公安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朱泓睿、朱超、陆某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立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邹锋，被告海门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沈为人、宗丽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泓睿、朱超、陆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25日，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作出海公（南）行罚决字（2014）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3年12月15日凌晨，周立勇在海门市海门街道张南村、五港新村等地方粘贴标题为“罄竹难书”的大字报，公然侮辱朱某某及其家人，后于当日被公安机关查获。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周立勇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告周立勇诉称，原告周立勇没有实施涉案违法行为，被诉行政处罚对象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办案程序违法。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作出的海公（南）行罚决字（2014）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周立勇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海公（南）行罚决字（2014）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2．广告公司及张贴大字报的相关区域的监控照片，证明涉案地点有监控设备，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未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周立勇实施了本案违法行为。
3.录音资料及根据录音整理的书面材料，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2014年1月28日对原告周立勇传唤超过24小时。
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辩称，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请求判决驳回原告周立勇的诉讼请求。
2014年6月9日，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明违法事实方面的证据
1.原告周立勇的询问笔录12份，证明原告周立勇在公安机关前三次询问中供述了实施涉案违法行为的事实经过，后又予以否认。
2.原告周立勇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2013年12月27日原告周立勇带公安民警指认张贴案涉大字报的地点。
3.第三人陆某的询问笔录、接受证据清单及证据照片，证明第三人陆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案涉大字报53张。
4.证人陈某甲、朱某、陈某乙、吴某、董某的证言，证明海门镇五港小区、德胜街道等地张贴有案涉大字报的事实。
5.证人郁某的证言，证明张贴案涉大字报的行为对第三人一家的生活造成恶劣影响。
6.证人王某的证言及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清单、发还物品清单，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到原告周立勇所在学校调取电脑的事实。
7.证人宋某甲、潘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存放于两证人所在公司电脑内的模板照片及打印件，证明原告周立勇在金盛广告公司印刷案涉大字报的事实。
8.现场笔录及照片，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五港小区、张南村等地发现张贴有案涉大字报的事实。
9.检查证、呈请检查报告、检查笔录，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对原告周立勇居住地进行检查。
10.相关人员户籍信息，证明案件当事人及证人的身份信息。
11.苏B×××××车辆的道路监控视频资料、车辆行驶轨迹图等，证明原告周立勇事发当天驾驶车辆的行迹与实施违法行为相吻合。
12.（2013）通中民终字第15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周立勇与第三人朱泓睿、陆某有婚约财产纠纷。
二、证明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材料
受案登记表、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综合调查报告、抓获经过、呈请延长审理期限报告书、传唤证、呈请传唤报告书、呈请延长传唤报告书、送达行政处罚决定、集体通案记录、第三人朱超与民警联系的短信内容、办案民警照片、关于2013年12月15日办案经过的情况说明、案件办理日志，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执法程序合法。
三、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
经庭审质证，原告周立勇对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所举事实方面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1.对原告周立勇在被告海门市公安局的前三次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及照片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系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诱供所得。对第三人陆某的询问笔录以及证人陈某甲、朱某、陈某乙、吴某、董某、郁某证言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本案违法行为系原告周立勇所为，仅有第三人陆某的怀疑和猜测，证人郁某的证言可以证明12月15日东辰公司门口未张贴大字报，而不能证明张贴大字报影响朱泓睿的生活。对证人宋某甲、潘某的证言、辨认笔录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两证人不可能对印刷大字报的人作出准确辨认，且提供给两证人的辨认照片排版相同。对存放于广告公司电脑内的模板照片及打印件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显示的时间与原告周立勇笔录中的时间表述不一致。对现场笔录及照片、检查证、呈请检查报告、检查笔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该张贴行为系原告周立勇所为。苏B×××××车辆的道路监控视频资料、车辆行驶轨迹图等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周立勇实施了本案违法行为。
原告周立勇对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所举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异议，1.对呈请延长审理期限报告书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违法；2.对2014年1月23日、1月27日、2月18日的传唤证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没有任何理由延长传唤，属变相羁押。3.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依法对原告周立勇进行了告知。
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认为原告周立勇所举证据2不能达到原告周立勇的证明目的，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已对相关区域监控录像进行了调查，未收集到有效证据。对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周立勇未经法定程序以偷录的手段收集的录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项，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原告周立勇已在传唤证上明确签署了到达及离开时间，民警告知原告周立勇可以离开公安机关，但原告周立勇执意不愿离开，称害怕第三人朱超找上门，办案民警劝说未果，即让其自由待在派出所内，也未对其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原告周立勇出于其他目的，跟派出所的辅警讲是派出所蔡俊副所长让他留下来，故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采信规则，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周立勇提出的前三次询问笔录系在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诱供之下形成，对此原告周立勇未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甚至未说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实施了哪些足以诱导原告周立勇作出违背事实和真实意思供述的行为，也未对其在前三次询问笔录中为何能对实施违法行为的动机、印刷、张贴等细节作出详尽供述且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相印证作出合理解释，况且，原告周立勇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说明自己作为成年人和一名人民教师，对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加以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这一常识不明知，故本院认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对原告周立勇所作的询问笔录均系真实、合法的有效证据，具有证明效力。事实方面的证据3-12均系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依法调查取证所得，能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未发现有违法之处，对以上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所举程序方面的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予以认定，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虽没有原告周立勇的签字，但该笔录中公安机关两名办案人员予以签名，并注明原告周立勇拒绝签字，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定。传唤证系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办案过程中形成，有原告周立勇的签字，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本院对原告周立勇所举证据1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区域的监控录像虽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事实的途径，但本案所审查的是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之前收集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被诉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故原告周立勇提出的涉案区域存在监控设备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周立勇自称在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录音并作为证据向本院提供，该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也与原告周立勇在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所举传唤证上对到达和离开时间予以签字认可的事实相矛盾，且原告周立勇未经公安机关允许私自录音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且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上述证据效力的认定，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周立勇与第三人朱泓睿、陆某因婚约财产纠纷，经海门市人民法院判决，由朱泓睿、陆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周立勇人民币123340元。周立勇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0月30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13年12月15日凌晨，原告周立勇在海门市海门街道张南村、五港新村等地方张贴标题为“罄竹难书”的大字报，以写有“朱泓睿曾患有宫颈重度糜烂……对高档服装、手表都有较强的虚荣心。其父朱超坐过牢，其母陆某住……其家人为骗取金钱、彩礼，与男方订婚……道德沦丧、心怀叵测，蛇蝎心肠、丧尽天良，刁滑无信、奸诈贪婪，完全一副道貌岸然之徒，利用订婚骗取彩礼的手段毒辣精明、卑鄙龌龊且穷形极相。可谓拒绝良知，被世俗、金钱惑了眼”等内容，并附有两张第三人朱泓睿的照片。
2013年12月15日，第三人陆某发现大字报后向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案，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予以受案登记。当天下午5时许，原告周立勇在被告海门市公安局陈述了张贴大字报的起因及实施经过。2014年1月14日，海门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提出延长办理期限报告，同日海门市公安局批准同意延长办理期限。2014年4月16日，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向原告周立勇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陈述申辩权，原告周立勇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签字。2014年4月25日，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作出海公（南）行罚决字（2014）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月26日向原告周立勇邮寄送达。原告周立勇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依法具有辖区内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被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三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认定2013年12月15日在海门市海门街道张南村、五港新村等地方张贴有标题为“罄竹难书”的大字报，公然侮辱朱泓睿及其家人，有朱泓睿的母亲陆某的报案，公安机关现场记录，多名目击证人的证言等证据证实，违法事实客观存在，证据充分。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认定上述违法行为系原告周立勇所为，提供的证据有原告周立勇事发当天及其后两次在公安机关的稳定供述，有承接涉案大字报印刷业务的广告公司两名工作人员的证言及辨认笔录，有原告周立勇对张贴地点的辨认笔录，有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调取的原告周立勇所驾车辆事发当天夜间的行踪路线及照片等。原告周立勇从公安机关对其第四次询问起直至庭审中均否认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是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公权力任意侵害的基本要求。原告周立勇在公安机关作出截然相反的供述，认为前三次供述是因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诱供所作，但原告周立勇未提供任何证据或合理说明。且本案张贴大字报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夜间，具有隐蔽性，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非经调查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全部违法事实的发生经过。而事发当天17时，原告周立勇即向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供述了实施张贴罄竹难书大字报的起因及经过。从原告周立勇所述内容看，只有亲历者才能陈述得如此完整，故原告周立勇所称系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诱供显然也不合常理，只是原告周立勇事后对先前供述予以反悔，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而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认定原告周立勇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也并非只有原告周立勇的前三次供述，还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周立勇所述实施违法行为的起因与第三人陆某的陈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相印证；所述到广告公司印刷案涉材料的事实与证人宋某乙、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相印证；所述事发当天张贴大字报时的行经路线、张贴区域也与公安机关的现场记录、证人证言、路口监控照片等相印证。故本院认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认定的原告周立勇实施了涉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周立勇提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我国法律对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的规定，意在督促公安机关积极履行治安管理职能，提高办案效率，使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办案期限的限定并不意味着超过该期限即不得对治安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只要公安机关不明显怠于履行职责，超过期限处罚未造成对业已形成的社会安定秩序的破坏，亦未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新的法律义务的负担和权益受损，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仍应当得到支持，否则无异于要求公安机关违背行政执法职责，放弃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本案中，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受理报案后即开始调查取证，无任何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从客观方面看，原告周立勇在公安机关先交代了涉案违法行为，后又全盘否定，这一事实的出现必然导致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对本案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以及如何处理等问题重新进行必要的核实并最终作出决定，势必影响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对本案的处理进程。从后果上看，被告海门市公安局超过60日作出行政处罚实质上也未侵害原告周立勇的合法权益。相反，在发生违法嫌疑人翻供的新情况时，公安机关审慎处理也具有对案件事实负责，对涉案人员包括原告周立勇合法权益慎重保护的积极意义。原告周立勇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对公安机关执法的干扰，反以超过办案期限来否定被诉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周立勇提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延长传唤时间以及传唤超过24小时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根据案情及办案需要，对原告周立勇延长传唤时间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周立勇向本院提供录音资料证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传唤24小时后仍将原告周立勇留在办案场所。首先，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提供的海公（南）行传字（2014）13号传唤证上载明被传唤人到达时间2014年1月27日14时30分，离开时间2014年1月28日14时25分，原告周立勇分别对以上两个时间予以签字确认。其次，原告周立勇提供的录音笔录中关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蔡俊让原告周立勇留下来，不能走的说法都是原告周立勇自己和在场人员所言，录音中并没有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民警指令其留在派出所或谈及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言语。因此，即使原告周立勇在传唤24小时后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对话，该证据也缺乏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所实施的传唤行为的关联性，也无法推翻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依法制作、且有原告周立勇签字确认的书证所证明的传唤结束于2014年1月28日14时25分的事实。再次，原告周立勇未经允许擅自录音形成的录音资料，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故原告周立勇关于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传唤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周立勇主张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前未告知原告周立勇相关权利，虽然原告周立勇未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签字，但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在该笔录中对原告周立勇拒绝签字的事实予以记录，该做法并无不当，原告周立勇也无证据否定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向其告知权利的事实，故对原告周立勇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名誉是公民在社会上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和名望声誉，是影响公民日常工作、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任何人都有权获得社会的客观评价，任何人的名誉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免受他人侵害。原告周立勇所实施的涉案违法行为，从大字报的内容看，有第三人朱泓睿的生活照片及其一家三口的真名实姓，用词极尽贬损之能，对三名第三人的人格、名誉具有极大的侮辱性，影射第三人朱泓睿的个人隐私，足以对一名二十多岁女子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从大字报张贴的区域看，原告周立勇选择第三人现居住的小区、曾经的居住地以及第三人朱泓睿的外婆家附近等地，大字报中对第三人侮辱性的文字表述必然动摇和降低人们长期以来对第三人一家形成的社会评价，也有可能成为周边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而对第三人一家正常的生活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以上足以认定原告周立勇的违法行为对第三人朱泓睿一家的名誉造成严重侵害，给朱泓睿一家的工作、生产、生活带来恶劣的影响，当属情节较重。被告海门市公安局对原告周立勇所作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周立勇因恋爱产生纠纷已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无论内心是否接受，也无论对第三人是否心存不满、怨恨，均应以理性的方式对待。原告周立勇无视法律规定，不顾正常的道德约束，以恶劣的语言公然侮辱他人，遑论人民教师，也失去了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对此，原告周立勇应客观认识自己的行为及法律后果，通过本案幡然醒悟，接受教训，今后以合法理性的途径处理问题、维护权利。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应予支持。原告周立勇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立勇要求撤销被告海门市公安局作出的海公（南）行罚决字（2014）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立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
审 判 长 刘海燕
代理审判员 王小燕
人民陪审员 柯月梅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许美燕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