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玉中民一终字第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雨晨，女，2005年5月31日生，汉族，学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恒瑞，男，2009年9月18日生，汉族。
二上诉人法定代理人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之母），1983年4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明孟，自然情况同上。
委托代理人路霄，贵州省威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才万，男，1960年6月28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盆花，女，1963年8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伟，男，1991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吴燕华、谷加明，云南新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强，男，1992年1月30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粉菊，女，1969年3月23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粉焕，女，1972年7月5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强，男，1972年10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公司。
住所地：通海县秀山镇秀山西路***号。
负责人龚明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庆、张凯，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陶雨晨、陶恒瑞、闫明孟、陶才万、赵盆花与被上诉人华伟、杨强、李粉菊、李粉焕、曾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海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通民一初字第370号民事判决，陶雨晨、陶恒瑞、闫明孟、陶才万、赵盆花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雨晨、陶恒瑞的法定代理人闫明孟及其委托代理人路霄、上诉人陶才万，被上诉人华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燕华、谷加明，被上诉人杨强、李粉菊、李粉焕、曾强、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凯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赵盆花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通海县河西智强租车行系2012年6月19日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的业主为曾强，经营范围为：车辆租赁服务。曾强与李粉焕系夫妻，杨强、华伟系朋友关系。2013年3月26日，杨强用假的机动车驾驶证与通海县河西智强租车行签订租车协议，租赁云FF54**号小型客车，该车的登记车主是李粉菊，但实际是由曾强、李粉焕出资购买并管理使用（车辆在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同月27日20时许，华伟无证，且酒后驾驶该车沿玉华支线由北向南行驶，当车行驶至玉华支线K31＋750M处时，车右侧与同向行驶，由陶大伟骑行的自行车尾部相撞，造成陶大伟当场死亡、车辆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鉴定，华伟血液中乙醇含量为65㎎／100ml，云FF54**号小型客车的各项技术指标正常有效，未发现存在导致事故的突发性机械故障，陶大伟系头部受机械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2013年5月8日，通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玉公交认字（2013）第000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华伟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陶大伟无责任”。2013年5月28日，陶雨晨、陶恒瑞、闫明孟、陶才万、赵盆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其损失，剩余部分由华伟、李粉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财产损失费、精神抚慰金、尸体停放费及陶玉保、张小玲的生活奉养费共计759308元。诉讼中，又降低了误工费且放弃了对陶玉保、张小玲奉养费的主张，赔偿金额变更为730126元，另，原审法院依法追加了杨强、李粉焕、曾强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另查明，闫明孟与陶大伟系夫妻，陶雨晨、陶恒瑞系二人子女，陶才万、赵盆花系陶大伟的父母。本案事故发生后，通海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2013）通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肇事者华伟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该判决已生效。
原判认为，关于闫明孟一方主张的赔偿费用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护理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受害人陶大伟当场死亡，闫明孟一方作为亲属，可以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因闫明孟一方及受害人陶大伟属农村居民，主张相关标准按城镇居民计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的要求，需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而经常居住地是指当事人离开住所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本案受害人陶大伟到河西居住未满一年，其工作地是在解家营村压霸瓦厂，也不属城市，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陶大伟到城镇工作、生活居住一年以上，相关赔偿费用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陶才万、赵盆花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二人的条件不符合受害人生前实际扶养且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条件，不予支持；闫明孟一方主张的尸体停放费，相关赔偿规定没有此项赔偿项目，该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闫明孟一方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因华伟已经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对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认定的有效证据和2013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认定闫明孟一方的赔偿费用如下：1、丧葬费22541元；2、死亡赔偿金5417元／年×20年＝108340元；3、处理丧事误工费14.84元×4人×7天＝415.5元；4、处理丧事交通费2次×3人（威宁至六盘水35元／人＋六盘水至昆明54.5元／人＋昆明至通海42元／人）＝789元；5、处理丧事住宿费6天×2标间×50元／间＝60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陶雨晨4561元／年×10年÷2人＝22805元、陶恒瑞4561元／年×14年÷2人＝31927元；7、财产损失（自行车）100元；以上费用共计187517.5元。关于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闫明孟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杨强、李粉菊、李粉焕、曾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一般侵权法律关系，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主体的前提是对事故发生有过错或法律的规定。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作为保险人，按以上规定应当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范围内赔偿闫明孟一方的损失。因华伟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损害，保险人自承担赔偿责任之日起有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曾强经营的租车行有出租车辆的相关资质，出租的机动车性能也符合安全的要求，但未能审查出杨强持有的驾驶证系假证，有一定过失。由于本次事故是杨强作为车辆管理使用人期间管理不善，导致无资质人员华伟有机会驾车上路行驶发生本次事故，具有明显过错。在此期间，杨强对车辆应承担车辆所有人的管理责任，至此，曾强、李粉焕的过失被杨强的过错阻断，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杨强作为车辆承租人管理人，华伟作为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者，应当对闫明孟一方的全部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华伟、杨强的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关系，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77517.5元，确定由华伟承担77%，杨强承担23%。综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海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因陶大伟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110000元；二、华伟赔偿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因陶大伟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59688.5元；三、杨强赔偿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因陶大伟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17829元；四、驳回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对李粉菊、李粉焕、曾强的诉讼请求；五、驳回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于2013年10月18日找到陶大伟死前在福建居住一年以上的新证据，证明其在福建居住一年多，陶大伟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判决罗列相关赔偿费用时太过笼统，没有把相关费用计算清楚，且没有提到被抚养人陶雨晨等人的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陶大伟的生命权已经被侵害，给被害人家属精神上带来痛苦，故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抚慰金应当得到支持。原判已认定智强租车行没有仔细验证杨强的驾驶证就把该车租给杨强，在租车程序上有错误，因此智强租车行应对本案承担相应的责任。陶才万、赵盆花是陶大伟的亲生父母，无论二人是否失去劳动力，最终抚养二人的是法律推定由子女承担，故二人的抚养费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对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计算过低，没有按实际费用计算。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提出的陶才万、赵盆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60813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按农村标准计算60天、交通费应按5000元计算、住宿费应按3000元计算；陶大伟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依法追究通海县河西智强租车行的责任。
被上诉人华伟、杨强、李粉菊、李粉焕、曾强、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答辩同意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并申请证人胡××、李××、陶××出庭作证。第一组证据，医学证明一份（复印件）陶大伟有个孩子在福建生的，证明受害人陶大伟在被害之前在福建生活；第二组证据，四份证明（复印件），证明陶大伟生前在福建晋江市恒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一年以上；第三组证据，证明三份（原件），证明陶大伟生前在福建万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活和居住一年以上；第四组证据，收据五份（复印件），证明陶大伟在城镇消费的情况，同时也证明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胡××陈述，其和陶大伟在2012年2、3月份就一起在通海县河西镇、九街九龙村打工，主要是做零工，种菜、浇混凝土等。其平时是用电话和陶大伟联系，一起做活，但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其不清楚陶大伟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是住在河西。李××陈述，其和陶大伟在老家是一个村子的，其在通海是住在陶大伟家附近，那里有个中学，2013年2、3月份才认识陶大伟，其不知道陶大伟在哪里上班，才认识他几天人就不在了。只知道陶大伟和他妻子住在河西镇上，那个地方一个有小花园，不知道地点和名字，只知道是镇上。陶××陈述，2012年3月份其和陶大伟认识，陶大伟喊其帮他联系工作，当时其在通海压霸瓦厂工作，地点在通海县河西镇解家营村小团山。是其帮他联系到厂里工作的，时间大概是2012年10月份。其和陶大伟的工作是一样的。陶大伟跟其说过他住在通海二中附近，具体是哪里其不清楚，其也没有去过陶大伟家，他好像是从2012年3月份就开始住在那里了，当时陶大伟到压霸瓦厂里找活计其就认识他了，到2012年10月份他才来厂里上班。他来上班期间在车间里的时候没有和其在一起上班，后来他被调来上瓦这边以后其就和陶大伟在一起上班。陶大伟在厂里是固定工人，除了在压霸瓦厂里上班，他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了。上班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经质证，被上诉人华伟认为，对出生证明，只能证明陶大伟子女出生时是在晋江市医院出生，接种疫苗也是在该医院接种，不能证实其居住在城镇，只能证明在该医院接种过疫苗，不能证实上诉方的证明目的；对四份证人证言，四份证明全部都是由公民个人身份出具，民事诉讼举证规则规定，证人要出庭接受双方询问和质证，但是证人未出庭，故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光从四份证明，不能证明四个人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就是在厂里工作的人，无从查实自然人的情况。在证明内容中有所不同，张×陈述其本人从事数控，但是陶大伟做模床工作，这也不足以证明陶大伟的居住情况。晋江市罗山街道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晋江市罗山街道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办理暂住证的时间是2009年9月到12月，仅三个月时间，即便其在晋江市打工或居住，从该证明上载明的内容看，他也只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三个月，三个月内居住的场所是否是在城镇不能明确。对后面两份证明，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械公司出具，两份证明中虽然加盖了公司公章，但是既然以公司名义出具证明，必须确定是否真的存在两个公司，是否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正规营业，任何公章中都有防伪编码，但是两个公章中没有防伪编码，因此，两个公司是否合法经营，是否有用工主体资质，是否合法雇佣工人，从两份证明上根本看不出来。从证明内容上看，如果要证明雇佣关系，需出具劳动合同，但从证明内容上看不能证实。故上诉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陶大伟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年居住在城镇的事实。对几份收据，认为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具有证据形式，作为证据必须是正规发票且载明是谁购买，有销售记录和居住毫无关联，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证明上诉方所要证明的目的。对2012年1月7日的发票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发票只载明陶先生，陶先生未必就是陶大伟，上面载明的销售记录只能证明消费过程，不能证明居住问题，所以不能证明上诉方的证明目的。对手机销售收据，该收据不是一张正规发票，在客户一栏载明“陶大伟”三个字，但不是正式发票，也没有显示由哪家店提供，故不能证明上诉方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胡××证言认为，该证言客观证实陶大伟生前是做农业生产工作，没有固定工作场所。对证人李××证言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一方证明目的。对证人陶××证言认为，该证言和第一名证人的陈述互相矛盾，不能证实陶大伟2012年3月份就住在河西的事实。被上诉人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对四组证据，同意华伟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且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明不属新证据，请求法庭不予认可。对三位证人证言，对胡××的证言无异议，对李××的证言，不认可对陶大伟住的地方的陈述，对陶××证言，陶××的陈述与胡××陈述相矛盾，与闫明孟的陈述也相矛盾，闫明孟陈述是2012年3月份到云南，2012年10月份才到通海。被上诉人曾强、李粉菊、李粉焕、杨强对四组证据，同意华伟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对三位证人证言，对胡××的证言无异议，对李××、陶××的证言，同意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
上诉人一方对胡××、李××、陶××的证言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华伟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尸体处理通知书和该通知书的送达回执，证明交警队发出通知后是上诉方未及时处理丧葬事宜造成的停放尸体费用的损失。
经质证，上诉人一方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他不认可。被上诉人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曾强、李粉菊、李粉焕、杨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原判确定本案中的丧葬费、财产损失的赔偿金额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原判对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责任主体的确定和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正确，上诉方要求车行的经营者曾强、李粉焕承担责任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二、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三、上诉人陶才万、赵盆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支持及原判认定本案中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计算是否正确；四、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华伟无证、且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已对本案事故责任作出了认定，由华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因该车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承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原判判令中国人寿通海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110000元正确。关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外的损失如何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的问题，经审查，本案肇事的机动车在2010年9月21日登记的所有人虽为李粉菊，但该车是由李粉焕、曾强夫妻二人出资购买并一直由二人管理使用，故李粉菊并非肇事车辆的真正所有权人，其不应承担责任。通海县河西智强租车行是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具有从事汽车租赁服务的经营资质，曾强夫妇租赁的车辆事故发生后经检验各项相关技术条件合格，未发现存在导致事故发生的突发性机械故障存在，故该车行的经营者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二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方要求通海县河西智强租车行经营者曾强、李粉焕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认对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赔偿费用由华伟承担77%的赔偿责任，由杨强承担23%赔偿责任的责任比例的划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焦点二，上诉方主张，陶大伟虽为农村居民，但其长期在福建打工，发生交通事故之前的一段时间才来到通海打工，故其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审查，陶大伟系农村居民，上诉方主张陶大伟从1998年起一直在外务工，但未提交在城镇居住的合法暂住证明及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且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证据，故对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上诉人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上诉要求对陶大伟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上诉人陶才万、赵盆花现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二人已丧失劳动能力及无收入来源，故原判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不予支持陶才万、赵盆花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判对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计算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方上诉认为该三项费用计算过低的依据并不充分，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００2）17号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通海县人民法院已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肇事者华伟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判处了刑期，现上诉方在本案中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原判对陶大伟死亡产生的损失的认定及赔偿范围的确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闫明孟、陶雨晨、陶恒瑞、陶才万、赵盆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燕
审 判 员 荆 燕
代理审判员 温衍飞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