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4846号
原告陶伟东，男，1948年10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丽，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柳，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玉华，女，1960年10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京梅，北京市京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伟东与被告李玉华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案于2015年4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轶楠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袁晖，人民陪审员卢仪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伟东及委托代理人于丽、杨柳，被告李玉华及委托代理人王京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伟东诉称，原、被告于2009年相识，原告一直以结婚为目的与被告真心交往。为表示结婚的诚意，原告于2010年将自己仅有的退休金存折及20000元现金作为彩礼交付给被告，被告先后从该存折中取走了共计141800元。此后，原告多次提出结婚请求，但被告一直拒绝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发现被告根本没有诚意结婚，只是想骗取原告的彩礼，原告就彩礼返还事宜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现原告生活拮据，仅靠每月3000元退休金维持晚年生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618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玉华辩称，原、被告之间并非婚约财产关系，而系同居关系。被告从未给付原告20000元现金作为彩礼，原告亦未就此提供证据。原、被告于2011年年初开始正式交往，2011年春节后原告开始在被告家中居住，直至2015年2月25日被告搬出。在此四年间，原告一直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为原告提供住房，房屋租金及煤气、水电费以及生活费等双方日常开销均由被告支付。虽然2011年3月至2013年2月间，原告被派到辽宁阜新工作，但由于公司总部在北京，原告经常回北京与被告一起生活，双方还时常与交友乐园的朋友一起结伴旅游。原告的所有生活开销包括医药费用均从其每月3000元退休工资里支出，加之与原告亲属间礼尚往来所需钱款也都由被告支付，因此，原告的工资在双方同居期间已消费完毕，被告为此还支付了不少费用。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5年12月15日离异后未再婚。被告于1994年3月16日离异后未再婚。原、被告通过相亲活动认识后，确立恋爱关系，后于2015年2月分手。原告曾将自己的养老金存折（账号×××）及储蓄卡（卡号×××）交予被告，并告知密码，同意被告从该存折上支取养老金。2014年3月，原告将存折及储蓄卡自被告处收回。
庭审中，原告称原、被告于2009年相识，于2010年开始同居，此时原告将存折交予被告，被告自2010年1月开始从该存折上取款。被告则主张双方于2010年11月28日在单身乐园相亲活动上第一次见面，当天晚上原告给被告发送短信息表达爱意。2011年1月10日，因被告入院做手术，原告对其悉心照顾，二人于被告出院后开始正式交往。2011年3月原告搬至被告家中居住，同时将上述存折、储蓄卡交予被告，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支出。为此，被告提交短信、病历及证人证言为证。证人刘×到庭陈述，其与原、被告均系在单身乐园认识的朋友。2010年11月，原、被告在单身乐园认识，2011年初，二人开始正式交往。2014年3月，刘×与被告一起到银行取钱，被告发现原告银行卡无法正常操作取款，经与银行工作人员核实，系因银行卡被冻结。后，刘×询问被告是何原因，被告表示系原告将密码修改所致。被告做眼部手术时，刘×前去探望，被告向其陈述原告已将银行卡及存折拿走。证人马×到庭陈述，其与被告系几十年同事关系。2011年春节，马×到被告家中时，原告住在被告家。之后，原告到辽宁工作，有时也会住被告家。二人关系好的时候也提过结婚的事情。因马×此后不经常到被告家中，故对之后发生的情况不了解。证人于×到庭陈述，其与被告系在单身乐园结识的朋友，经常与原、被告在一起聚会，知晓原、被告于2011年1月初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原告搬至被告家中居住，原告透漏已将银行存折交给被告，供生活所用，聚会时结账付款都由被告负责，原告家人所需开销亦由被告负责。2011年3月，被告跟随原告到辽宁阜新，5月份被告回到北京，原告亦经常回到北京，与被告一起参加乐园活动。于×曾去过被告家，发现摆放着原告生活用品。2013年开始，原、被告虽共同居住但关系转恶，朋友聚会时仅被告参加，2015年春节二人正式分手。证人尚×到庭陈述，其系被告表妹，家庭住址距离很近，亦一起投资股票，知晓原、被告于2011年确立恋爱关系，原告在被告家居住。被告曾跟随原告到辽宁阜新，原告曾于2011年因病回京住院治疗，被告对其进行照顾，原告及家人所需开销亦由被告负责。证人裘×到庭陈述，其系被告邻居，与原告亦认识。2011年年初原告开始在被告家居住，共同生活，在公共厨房经常看到原告做饭。2013年年初曾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原告，被告称其在外地工作。此后直至2015年春节，裘×又经常看到原告进出厨房做饭。证人高×到庭陈述，其与被告系朋友关系，于2014年8、9月份相识。2015年春节初七那天，原告从被告家中搬物品，双方发生纠纷并报警，高×赴被告家中。民警到现场后了解情况，双方陈述因相识了四年，原告给付被告三年生活费共计十几万元，要求被告返还。后民警将原、被告带至派出所进行调解，被告曾给高×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借10000元钱，因调解方案是返还20000元，但原告后又表示需要再考虑。原告第二次从被告家中搬东西时，为防止丢失物品的情况再次发生，双方再次报警。
后，原告表示认可其与被告自2011年至2015年2月间交往，2014年3月其将存折及储蓄卡从被告处收回，被告于2011年至2014年3月间自存折上支取养老金共计124100元，并提交账户×××的银行对账单为证。被告称其共支取108000元，第一笔于2011年3月支取，第二笔于2011年8月支取，此后一直按月支取，最后一笔于2013年10月支取，直至2014年3月份再支取时发现密码已修改。但依据银行对账单记载，2011年共发生10笔取款，总计为42550元，其中第一笔13900元发生于2月21日，第二笔5700元发生于5月5日，第三笔5600元发生于6月21日，第四笔3100元发生于7月23日，第五笔2900元发生于9月3日，第六笔1850元及第七笔1000元均发生在9月26日，第八笔2800元发生在10月20日，第九笔2800元发生在11月15日，第十笔2900元发生在12月19日；2012年共发生14笔取款，总计为36350元，除最后三笔取款均发生在12月17日外，其余11笔取款均系按月支取；2013年共发生23笔取款，总计为38800元，系按月支取，其中1月16日、8月28日、9月16日、10月16日、12月16日均取款两次，3月20日、5月16日、6月17日均取款三次；2014年1月18日发生两笔取款，共计3300元，4月30日取款3000元。本院曾要求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取款进行逐一确认。原告表示自2011年2月21日至2014年4月30日发生的所有取款均系被告所为，共计124100元。被告未对前述每笔取款进行逐一确认，仅强调第一笔取款发生于2011年3月，系为二人春节后外出旅游所需，且被告先行支付20000多元后，才从原告存折上又支取该费用，所取款项不足20000元。被告依据原告每月养老金数额推算共支取97000元，被告此举视为其自愿放弃质证权利。
被告主张其自原告存折支取的款项全部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日常花销。对此，原告称其于2010年3月至2014年2月被外派至辽宁工作，不可能与被告共同生活。为此，原告提交一份北京×建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原告于2009年被该公司聘任为管理人员，2010年3月至2014年2月被派驻辽宁阜新×建筑有限公司工作。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2011年3月原告曾带被告到辽宁一起生活过，但原告于2012年就回到北京，一直居住在被告家中。后原告认可其谎称为应聘所需，向北京×建筑有限公司申请出具了上述证明，证明内容亦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系2010年11月入职该公司，2013年10月自该公司离职。另，被告还提交个人书写的支出明细、信用卡电子账单、信封、就诊记录及照片，证明自2011年开始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消费，即使在原告赴辽宁工作期间，其亦经常回京住在被告家中，并一起结伴出游。原告在银行处存留的发送账单地址为被告房屋所在地，直至原告搬出后，银行仍向被告家中发送原告的账单，表明原、被告曾共同在被告家居住生活。对此，原告不予认可，称无法证明原、被告曾共同居住生活。
原告主张其将养老金存折交予被告，系以结婚为目的向被告给付彩礼钱。为此，原告提交照片及证人证言为证，证明原、被告曾拍摄过订婚照，自2010年至2014年的春节被告都与原告家人一起度过并拍摄照片；证人于×2到庭陈述，其系原告外甥，自原、被告确定恋爱关系后，便称呼被告为舅妈。原、被告曾共同居住在一起，在辽宁亦共同居住过，被告生病住院时，原告的亲戚曾去探望，并每人给500元。被告见过原告所有家人，在被询问何时登记结婚时，答复因需要购买房屋未确定具体日期。自2011年春节开始，原、被告与于×2家人一起度过了四个春节，2015年春节没有再一起，初七当天原告从被告家中搬东西，双方发生纠纷并报警，于×2曾到过现场。2015年3月28日，原告再次从被告家中搬东西，于×2亦到现场。同时，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婚约关系，被告曾向原告承诺购房之后即结婚，向本院提交了2010年12月10日的本市海淀区限价商品住房购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同时强调原告需用养老金购买该房屋，但养老金已被被告取走。该通知单载明申请人口为原告一人，符合条件，配售一居室限价商品住房，准予备案，备案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对此，被告表示二人确曾拍摄过两寸照片，但并非为订婚所需，当时二人认识仅二个月，被告陪同原告拍摄证件照，原告要求与被告合影，被告同意后拍摄；被告认可自2011年至2014年的春节与原告家人度过；原告在认识被告之前即申请了限价商品房，在二人认识几天后，原告带被告一起领取了上述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以表明其有能力购房。
另于审理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返还彩礼151115元，包括自银行存折支取的124100元，以及2011年2月在给付银行存折的同时，一并给付的27000元现金。但原告未就给付27000元现金彩礼举证证明，被告亦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其并非自愿将银行存折交给被告，系被告索要，但未举证证明，被告不予认可，称原告系自愿将存折及储蓄卡交给被告。
诉讼中，本院曾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安贞里派出所进行调查，调查结论为2015年2月25日原告曾以男女朋友发生感情纠纷为由拨打110报警，派驻该派出所的司法所调解员对原、被告进行了调解。调解过程中，原、被告陈述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在被告家共同居住，发生矛盾后，被告要求原告搬出，原告不同意，索要100000元分手费并报警。原告自述其在同居期间，将工资卡交给了被告，每月工资大概为3000元，三、四年间均由被告支取工资。原告此前在外地工作，最后一年才回到北京在被告家居住。被告陈述其虽然支取了原告工资，但其为原告亦花费不少钱款，双方共同生活亦需支出。原告提出有过结婚的想法，但被告不同意。调解员询问原告是否还额外给过被告钱款，原告答复没有。经过调解，被告表示同意给原告20000元，但原告不同意。春节后，原告又打电话联系调解员，表示同意被告给付20000元解决纠纷。
上述事实，有银行取款记录，证明，照片，通知单，短信，支出明细，病历，账单，信封，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于2011年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后，原告将其养老金存折及储蓄卡交予被告，直至2014年3月原告将存折及储蓄卡收回。原告主张被告向其索要养老金存折及储蓄卡，但未举证证明，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自其养老金存折及储蓄卡上共支取124100元，被告抗辩称共支取10800元，但被告未举证证明，且放弃了对取款记录进行逐一质证的权利，依据原告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结合原、被告均认可自2011年3月至2014年3月间被告负责从原告存折及储蓄卡上支取养老金，应认定上述期间内所取养老金均为被告所取。关于发生于2011年2月21日的取款13900元，虽然被告不认可该笔款项系其所取，并称其第一次取款发生于2011年3月，但因银行对账单记载2011年3月、4月均未发生取款，而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表明原告于2011年春节时即居住在被告家中，被告自述原告在与之开始共同生活时，将存折、储蓄卡交予被告，2011年春节后原、被告一起外出旅游，花销为20000元左右，被告先行支付后又从存折上支取该笔费用，所取款项不足20000元，与该笔取款的时间、数额吻合，应认定该笔取款系被告所为。关于发生于2014年4月30日的取款3000元，因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已于2014年3月将存折、储蓄卡收回，故应认定该笔取款并非被告所为。原告主张其以结婚为目的，为支付彩礼，将存折及储蓄卡交予被告，并同意被告支取其养老金，被告抗辩称原告此举为双方共同生活开销所需，虽然原、被告系恋人关系，原告向被告提出结婚的想法亦符合常理，但因被告举证证明二人恋爱期间，原告曾居住在被告家中共同生活，共同支出，故难以认定原告同意被告支取其养老金系向被告给付彩礼，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其另以现金形式向被告给付27000元彩礼，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不予认可，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151115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伟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23元，由原告陶伟东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轶楠
代理审判员 袁 晖
人民陪审员 卢 仪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谢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