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守义，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负责人：王重阳，总经理。
以上两上诉�委托代理人：吴军、符宇，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大兴华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方，经理。
委托代理人：连昌松，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木来，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大兴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3）秀民二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0年1月12日，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协议》，协议约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大兴华公司购买3500吨钢材用于琼海天来泉官塘工�，综合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含装运费、捆扎费、过磅费，不含税费）。每次验收单据上必须加盖项目公章和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的验收员签名。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工地发货通知人为吴树东，工地材料验收人为陈祈平。黄木来作为大兴华公司、陈建仁作为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签约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协议并加盖两公司的印章。协议签订当日至同年10月15日，大兴华公司总共将价值为9958096元的钢材送至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交货地点琼海天来泉二期项目工地，并由该公司指定的人员吴树东、陈祈平验收收货。同年4月2日至5月25日，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将钢材款450万元转给由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海南新东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阳公司），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上写明付款用途为“付天来泉项目二期三标段钢材款”和“代付天来泉项目黄木来钢材�”。期间，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还以现金的形式支付部分货款。琼海天来泉项目由海南天来泉旅游不动产有限公司投资开发，该项目的二期工程由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向大兴华公司购买过钢材。海南七仙岭国际会议中心（以下简称七仙岭项目）由海南鼎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鼎洲公司）投资开发，由长沙公司承建。2011年7月7日至10月30日，大兴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方根据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陈建仁）的要求，四次将总价值1019352元的钢材送至七仙岭项目工地，长沙公司接收了货物，并在送货单上加盖了“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七仙岭项目项目部”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七仙岭项目资料专用章”印章。同年7月18日至9月15日，鼎洲公司根据长沙公司的委托（长沙公司经办人为陈鹤祥），将钢材款706077元转�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新东阳公司。2013年2月3日，陈建仁经与黄木来对账，并向黄木来出具一份欠条，确认尚欠黄木来钢材款170万元。另查明，新东阳公司证实，其与鼎洲公司、长沙公司、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及陈建仁之间未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大兴华公司原审请求法院判令长沙公司、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支付钢材款17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是否存在钢材购销合同关系的问题。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一、关于天来泉二期项目钢材款的问题。协议签订后，大兴华公司总共将价值为9958096元的钢材送至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的天来泉二期项目工地，并经该公司指定的吴树东、陈祈平验收�货。协议履行过程中，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将钢材款450万元转给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新东阳公司，并陆续以现金形式支付了部分钢材款，陈建仁也代表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与代表大兴华公司的黄木来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条。上述《钢材购销协议》、送货单、银行转账凭证、新东阳公司证明、欠条等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相互印证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协议》是得到双方的实际履行。合同具有相对性，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系《钢材购销协议》的相对人，至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收取大兴华公司的钢材后如何处分，则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关于七仙岭项目钢材款的问题。2011年7月7日至10月30日，大兴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方根据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陈建仁）的要求，分四次将总价值1019352元的钢材送至七仙岭项目工地。大兴华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加盖有“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七仙岭项目项目部”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七仙岭项目资料专用章”印章，证实大兴华公司的钢材已实际送到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的地点。对该批钢材，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大兴华公司是在双方履行《钢材购销协议》后，基于对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陈建仁）的信任基础上而发送。结合陈建仁也代表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与代表大兴华公司的黄木来对钢材款进行结算的事实，应认定该批钢材的实际买受人为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基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与长沙公司身份关系，长沙公司委托鼎洲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海南新东阳公司支付钢材款706077元，应认定为其代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支付的�材款。长沙公司及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关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与大兴华公司不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与案件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013年2月3日，陈建仁经与黄木来对账后向黄木来出具欠条，确认尚欠黄木来钢材款170万元，因他们之间未存在钢材购销合同关系，结合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钢材交易情况，陈建仁与黄木来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应向大兴华公司支付钢材款170万元。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作为长沙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在经营中产生的民事责任可先以其相对独立的财产支付，不足部分再以长沙公司的财产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兴华公司支付钢材款170万元；二、长沙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长沙公司负担。
上诉人长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1、关于天来泉项目，原审判决认定：“协议签订至同年10月15日，大兴华公司共将总价值为9958096元的钢材送至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琼海天来泉二期项目工地，并由公司指定的人员吴树东、陈祈平验收收货。……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将钢材款450万元转给由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新东阳公司……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还以现�形式支付了部分货款”。长沙公司认为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脱离了本案的基本证据事实，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原审判决认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大兴华公司将货物送至交货地点天来泉二期项目工地没有事实根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指定大兴华公司向天来泉项目工地送货。其次，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也没有以任何形式指定吴树东、陈祈平验收收货，实际情况是长沙公司根本未参与天来泉项目施工，根本不需要为天来泉项目购进钢材。所谓认定吴树东、陈祈平验收收货的证据只是大兴华公司单方面提供的送货单，该单上既无长沙公司项目公章也无法确认其上吴树东、陈祈平签名的真伪，更无法确认该单据的真实性。以该无法确认真实性且未加盖长沙公司公章的送货单认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吴、陈二人验收收货没有事实根据。再次，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所转450万元钢材款其转款主体不是长沙公司而是陈建仁，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只是受陈建仁之托代其转款，长沙公司未参与天来泉项目无须购进钢材，因此不可能向新东阳公司公司支付钢材款。所谓大兴华公司指定新东阳公司代其收款，除新东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口头陈述外亦无其它书面证据证明。既无大兴华公司的指定代收款函亦无新东阳公司收款后将代收款转入大兴华公司的转款凭证，仅凭与大兴华公司有利害关系（两公司股东系兄弟关系）的新东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口头陈述，不能认定新东阳公司与大兴华公司之间系代收关系。最后，原审判决认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还以现金形式支付了部分货款，对于该认定，一是庭审过程中均未涉及该问题，未经庭审审理原审判决即认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以现金形式付款，没有�实根据。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涉及的金额高达几百万元，上诉人海南分公司不可能将如此之大的金额以现金形式付款，以现金形式支付部分货款的部分货款金额是多少原审判决亦未作认定。以现金形式付款在证据上无法形成书面证据，在没有书面证据且长沙公司从未确认以现金形式向大兴华公司付过款的前提下，原审判决迳行认定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了货款，纯属臆断。2、关于七仙岭项目，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7月7日至10月30日，大兴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方根据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陈建仁）要求，……长沙公司接受的货物，并在送货单上加盖了“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七仙岭项目项目部”…。印章，同年7月18日至9月15日，鼎洲公司根据长沙公司委托（长沙公司经办人为陈鹤祥），将钢材款706077元转给由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新东阳公司”。上述认定严重偏离案件事实。首先，黄方根据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要求将钢材送至七仙岭项目的事实根本不存在，长沙公司未与大兴华公司签订过钢材购销协议，不可能要求黄方配送长沙公司根本未订购过的钢材，实际情况是长沙公司也没有收到过大兴华公司的任何钢材。其次，送货单上加盖的长沙公司项目部章及资料专用章均为假章，长沙公司从未刻制使用过上述公章。再次，长沙公司也未委托鼎洲公司代付钢材款，所谓的经办人陈鹤祥长沙公司根本不认识，委托鼎洲公司转款的委托转款函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也是假章，长沙公司并就此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及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在没有调取委托转款函并对其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进行鉴定的前提下，即认定长沙公司委托鼎洲公司向新东阳公司转款没有事实依据。最后，新东阳公司与大兴华公司之间系�收款关系亦无书面证据证明。综上，长沙公司认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的应当是证据事实，而不是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的臆造事实。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前提下，即认定长沙公司存在购进大兴华公司钢材，指定大兴华公司送货，委派工作人员验收，委托相关公司代付款等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二、关于天来泉二期项目，相关证据尚未形成证据链条，无法证明长沙公司为天来泉项目施工向大兴华公司购进过钢材。首先，《钢材购销协议》长沙公司确已与大兴华公司签署，但该协议并无具体数额单价，属意向性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因长沙公司没有中标天来泉项目没有参与施工，没有钢材购买实际需求，因此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其次，关于送货9958096元的送货单，该送货单为大兴华公司单方面提供，没有依《钢�购销协议》之约定加盖长沙公司公章，上述送货单均为手工填写，填写人的身份及是否为长沙公司委派均无法确认。再次，银行转帐凭证及新东阳公司的证明尚不能证明长沙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支付过钢材款。银行转帐凭证只能证明长沙公司受陈建仁之托向新东阳公司转过款，其所能证明的法律关系仅存在于长沙公司与新东阳公司之间而不能及于大兴华公司。至于新东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国中所做的证明，由于存在其仅为证人证言且无委托收款函加以印证，代收款收到后转至大兴华公司的转款凭证亦未提交，新东阳公司的大股东与大兴华公司的大股东为兄弟关系，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等因素，尚不能证明新东阳公司所收长沙公司款项系代大兴华公司收取。最后，陈建仁与黄木来之间结算的170万的欠条，其上只有陈建仁与黄木来的签名，没有加盖长沙公司公章，该证据�能证明陈建仁个人欠黄木来170元钢材款而不能证明长沙公司欠黄木来钢材款。综上，原审判决据以认定长沙公司与大兴华公司之间存在钢材购销关系的证据均存在重大瑕疵，不具备证明效力或证明效力极低。原审判决对上述证据本身的证明效力不作认定，即简单的将上述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的证据组成所谓的证据链条，进而强行认定长沙公司为天来泉项目购进过大兴华公司的钢材，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关于七仙岭项目，该项目中所有加盖的长沙公司各种公章均为假章，长沙公司未与大兴华公司建立钢材购销关系。七仙岭项目确为长沙公司承接施工，但长沙公司从未与大兴华公司签订过《钢材购销协议》，亦未向大兴华公司购进过钢材。原审判决据以认定长沙公司与大兴华公司存在钢材购销关系的证据有二，一是四张送货单，二是鼎洲公司出具的证明。关于送货单，在原审答辩及庭审中，长沙公司一再强调，该送货单上加盖的长沙公司项目部章及资料章均系陈建仁伪造，长沙公司从未刻制使用过该两公章。因送货单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为假章，不是长沙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则凭该四张送货单不能证明长沙公司购进过大兴华公司钢材。关于鼎洲公司出具的关于其向新东阳公司转款706077元系受长沙公司委托而为的证明，长沙公司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一再强调，经办人陈鹤祥长沙公司根本不认识，委托鼎洲公司转款的委托转款函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也是假章。鼎洲公司对委托转款函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为假章一事也十分清楚，但因长沙公司与鼎洲公司工程款尚未结算完毕，鼎洲公司为达到将付给新东阳公司的706077元从长沙公司应得的工程款中扣减的目的，在明知付款委托书上长沙公司公章为假章的情况下，仍然向法院�出了不实回复，声称其向新东阳公司付款系受长沙公司委托。针对此情况，长沙公司已经向原审法院提出取证及鉴定申请，要求法院不仅只要求鼎洲公司出具证明，也要求至鼎洲公司调取付款委托书并对其上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只要调取付款委托书并对其上加盖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即可明确长沙公司并未委托鼎洲公司向新东阳公司付款。原审法院在长沙公司明确说明送货单上加盖公章为假章的前提下，依然认可上述送货单的法律效力，并认定送货值为1019352元。在长沙公司一再申请调取付款委托书并进行公章鉴定的情况下，未经鉴定即认定鼎洲公司系受长沙公司之托向新东阳公司付款。在明知新东阳公司与大兴华公司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前提下，仍然仅凭新东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国中的证言即认定新东阳公司与大兴华公司之间的代收款关系，牵�的将新东阳公司自已的业务往来款关联到大兴华公司。原审法院的上述做法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其判决内容严重背离案件事实。四、本案的证据尚不能支持大兴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大兴华公司证明长沙公司拖欠其170万元钢材款的证据有两类。一是陈建仁与黄木有之间的钢材款欠条。二是天来泉及七仙岭项目的系列送货单。关于陈建仁与黄木有之间的钢材款欠条，长沙公司已多次强调，其只能证明陈建仁个人拖欠黄木有钢材款170万元，而不能证明长沙公司拖欠大兴华公司170万元钢材款。原审法院认定由于陈建仁与黄木来之间未存在钢材购销合同关系，因此，结合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钢材交易情况，进而牵强的将该欠条认定为陈建仁与黄木来的职务行为。对于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长沙公司认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陈建仁与黄木来之间未存在钢材购销合同关系，相反，170万元钢材款欠条本身就证明了陈建仁与黄木来个人之间不仅存在而且实际发生过钢材购销关系。原审法律在欠条明确标明陈建仁欠黄木来钢材款170万元的前提下，居然还认定陈建仁与黄木来未存钢材购销协议，明显捏造事实。至于原审判决将该欠条认定为陈建仁与黄木来的职务行为，长沙公司认为，陈建仁不是长沙公司的员工，长沙公司没有向其发放过任何形式的工资，长沙公司也没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委托其向大兴华公司购进过钢材。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黄木来系大兴华公司员工或受到大兴华公司委派向天来泉及七仙岭项目工地送货。在没有任何证据事实支撑的情况下，长沙公司不知原审法院如何认定该170欠条系陈建仁、黄木来受长沙公司及大兴华公司委托而为的职务行为。关于系列送货单，首先上述单据涉及天来泉的部分均未加盖长沙公司公章且为大兴华公司单方面提供，而七仙岭项目的长沙公司公章均为假章，因此，依证据规则，上述送货单据并无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大兴华公司实际送过货。退一万步讲，即便上述送货单能够证明大兴华公司的送货金额，但由于大兴华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收到多少钢材款，因此，无法以送货金额减去已收钢材款得出本案所谓的欠款金额，也就是说大兴华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其欠款的诉讼标的，支持其170万元的诉讼请求。综上，170万元欠条与长沙公司无关，仅能证明陈建仁拖欠黄木有钢材款，大兴华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亦无证明效力且存在重大瑕疵，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本案长沙公司没有收到过大兴华公司任何钢材，依原审判决却要为子虚乌有的钢材支付170万元钢材款。且由于原审判决认定鼎洲公司转入新东�公司的706077元系受长沙公司委托所转，则鼎洲公司势必会将该706077元从被告应得的工程款中扣减，被告总计将为根本没有购进过的钢材蒙受2406077元的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审判决在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强行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自行适用根本无法适用的法律依据，做出了严重损害长沙公司合法利益的枉法判决。长沙公司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全面审理此案，判决：1、撤销（2013）秀民二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上诉称：上诉意见与长沙公司的一致。
被上诉人大兴华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涉案的买卖关系，有《钢材购销协议》、《送货单》、转款凭证及陈建仁和黄木来签字确认的《欠条》为证。长沙公司购买钢材是否用于天来泉项目或者是用于其它项目均不影响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七仙岭项目是长沙公司承建的，虽然大兴华公司和长沙公司之间就七仙岭项目没有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有事实证明双方之间的钢材购销关系是存在的。双方代表就两个项目做了结算，并以借条的形式确认尚欠款项数额，所以双方存在钢材购销的关系是无争议的。至于长沙公司所提公章虚假的问题，都是口头狡辩，合同上明确指定钢材验收人，公司银行账户付款也是事实。如果双方之间没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为什么多次向大兴华公司支付相应的钢材款。3、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长沙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大兴华公司向本院提�了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2010年3月15日支付250万元给新东阳公司的付款凭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钢材购销协议》签订后，大兴华公司总共将价值为9958096元的钢材送至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指定的天来泉二期项目工地，并经该公司指定的吴树东、陈祈平验收收货。协议履行过程中，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将钢材款450万元转给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新东阳公司。二审期间，大兴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还于2010年3月15日支付250万元给新东阳公司的付款凭证。对该笔250万元付款，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以其向新东阳公司的付款是受陈建仁委托支付为由，否认其向新东阳公司的付款就是向大兴华公司付款，但并没有提供是受陈建仁委托及陈建仁还款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与新东阳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因此该250万元应认定为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支付的钢材款。关于七仙岭项目钢材款的问题。长沙公司、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虽认为送货单上加盖的公章是假的，但是在该项目在建设局所备案的合同和公章与送货单上的公章是一致的，备案的合同的签署人是陈建仁，因此，原审认定大兴华公司的钢材已实际送到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七仙岭项目工地，长沙公司委托鼎洲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指定的新东阳公司支付钢材款706077元，应认定为其代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向大兴华公司支付的钢材款正确。原审法院根据《钢材购销协议》、送货单、银行转账凭证、新东阳公司证明、欠条等证据，认定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钢�购销协议长沙公司》得到双方的实际履行正确。另外，原审法院结合大兴华公司与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钢材交易情况，认定陈建仁与黄木来对账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正确。
综上，长沙公司、长沙公司海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0元，由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海南分公司各负担20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敏秀
代理审判员 周 玲
代理审判员 赵 曼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 娟
审核：蔡红曼撰稿：符敏秀校对：周娟印刷：何宗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5月20日印制（共�14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