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敬先，男，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代理人范吉永，男，196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女，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200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法定代理人曾某，系杨某1母亲。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振阳、王万林，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明新，男，196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原审被告阜阳市宝来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北京路148号。法定代表人周侠，经理。原审被告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二环路东侧怡和庄园11#、14#、15#楼10幢108号。法定代表人徐鹤群，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和县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北路（汽车站对面）。负责人刘红军，经理。上诉人曹敬先因与被上诉人曾某、杨某1、原审被告陈明新、阜阳市宝来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运输公司”）、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达运输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和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6）浙0182民初2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23日04时55分许，杨某2驾驶浙Ｊ×××××马自达小轿车在S31杭新景高速公路往景德镇方向行驶，行至34KM+600M附近时与陈明新驾驶因前方事故堵车停于第二车道内的皖Ｋ×××××/皖Ｋ×××××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平板半挂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杨某2当场死亡，浙Ｊ×××××车上乘员杨某3重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后杨某3于2016年4月15日医治无效死亡。经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杭州支队三大队认定，杨某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临近前车未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陈明新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反光标识不符合国标规定）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遇交通堵塞停车时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和《浙江省实施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故认定陈明新负事故次要责任，杨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杨某3无责任。另查明，皖Ｋ×××××/皖Ｋ×××××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平板半挂车的实际车主为曹敬先，陈明新系曹敬先雇佣的驾驶员，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分别是主、挂车的挂靠单位，主车投保了交强险，挂车投保了商业三者险200000元和不计免赔险，保险人为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一）关于事故事实和责任认定。曾某、杨某1提供了浙公高杭三认字[2016]第3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及责任认定情况。到庭其他当事人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对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陈明新驾驶的车辆不存在危险报警闪光灯未开启、反光标志不合格的情况，且其车辆在同一位置在相距很短的时间内相继被本案在内的三辆车子追尾，在另两起被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认定书中均未认定该车辆存在该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而是认定无事故责任，所以本案中陈明新也应当不负事故责任。为此，曹敬先提供了以下证据：照片1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两份（编号201630003A、0001023519，复印件，一份加盖保险公司章，一份加盖交警部门章），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九份：陈明新两份，吴某1（浙Ａ×××××宝马车副驾驶乘客）、吴某2（（浙Ａ×××××宝马车驾驶员）、朱某（浙Ｊ×××××马自达车副驾驶乘客）、杨某4（杨某2驾驶马自达车后排右边乘客）、严某（浙Ｈ×××××货车驾驶员）、曹敬先、杨某（高速公路公司施救员）询问笔录各一份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一份，用以证明曹敬先车辆不存在反光标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情况，车辆尾灯和闪光灯一直是开启的，在相距很短的时间内该车辆先后被三辆车追尾，在另两份事故认定书中陈明新均被认定无责。曹敬先提供的证据，陈明新与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没有异议。曾某、杨某1对证据1中的照片有异议，认为无法确定拍摄对象、拍摄时间地点；事故认定书系复印件，要求由法院进行核对确认，且认为事故认定结论不同可能在于曹敬先车辆的灯光在本案事故中已经撞坏了，所以在后两个事故中不再提及灯光。对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曾某、杨某1无异议，但对曹敬先主张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陈明新和曹敬先均是本案被告，他们在笔录中的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其他询问笔录中有人陈述没有看清，有人很明确地说没有看到闪光灯，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只是说明了闪光灯可以工作，但不能证明是否已经开启，另外很明确地载明经检验反光标志不符合国家标准。另外，依曹敬先申请，该院调取的本案交通事故公安案卷材料中，包含张召喜（消防大队施救员）的询问笔录一份，亦用以作为本案的证据，到庭当事人均没有异议。该院认为，以上三份事故认定书、公安调查案卷中询问笔录、技术检验报告等证据均系公安机关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在事故调查中依法而作，符合证据要件，予以认定。关于本案交通事故事实，当事人对事故发生基本经过均没有异议，杨某2驾驶车辆追尾碰撞陈明新驾驶的曹敬先所有的遇前方事故堵车而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的车辆，造成杨某2当场死亡、杨某3重伤以及车辆损坏。争议焦点系事故责任认定，曹敬先车辆遇前方堵车而停车于高速公路时，是否有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违法行为，是否车身后粘贴反光标志不符合国家标准，造成车辆追尾碰撞。根据交警部门委托，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结论为曹敬先车辆尾部灯光装置因事故碰撞脱落，无法判定事故前状态，残留的左、右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线路工作均正常。该院认为检验报告无法鉴定事故当时闪光灯开启情况，线路正常说明陈明新当时应有条件开启闪光灯。根据交警部门所作十份询问笔录内容，陈明新、曹敬先陈述开启闪光灯，因两人系当事人，其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情况下，不能据此确认案件事实。吴某1、吴某2、朱某陈述“没有注意看、不清楚”，杨某4陈述“没有看到有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看到”、严某陈述“没有开危险报警闪光灯”、杨某陈述“红色半挂车是熄火的，大灯、尾灯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危险报警闪光灯”，张召喜陈述“我们到现场时，那辆红色半挂车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大灯都没有开，是不亮的”。以上多份询问笔录证据证明曹敬先事故车辆在停车时没有开启闪光灯，故该院认为，交警部门认定其有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有事实依据。关于车辆尾部反光标识，现有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确认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8.4.5所规定的要求，曹敬先虽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故其意见不予采纳。曹敬先提供的照片，该院认为曾某、杨某1的异议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另两起事故中并未涉及曹敬先方车辆有无开启闪光灯的违法行为，两项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以及与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不当然与本案事故等同，故该院认为另两起事故认定结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不能推翻本案事故认定结论。另外，各证人在询问笔录中均陈述之前下过雪，温度很低，路面结冰湿滑，而根据吴某2陈述，杨某2驾驶的马自达车车速很快，杨某2同车人员朱某、杨某4也陈述，马自达车车速在90-100KM，100-110KM/H。该院认为，杨某2在冰雪路面未降低车速行驶，未充分注意道路前方情况，遇情况操作措施不当，确是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公安机关综合事故当事人违法行为情况及与事故的因果关系，认定杨某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临近前车未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明新负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反光标识不符合国标规定）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遇交通阻塞停车时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负事故次要责任，杨某3无事故责任，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二）曾某、杨某1作为权利主体的身份确认及受害人杨某3是否系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问题。曾某、杨某1提供居民户口簿一本、江西省丰城市红星村民委员会及铁路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均系原件），证明两人系两名死者的近亲属，曾某与杨某3系夫妻，杨某2系其长子，杨某1系次子，杨某2无配偶、无子女，杨某3父母早于杨某3去世。其他当事人除要求曾某提供结婚证以证明其主张的夫妻关系外，对其余证据没有异议。庭后，曾某补充提供了结婚证一份（系原件）。该院认为，以上证据均符合证据要件，可以确认杨某3与曾某系夫妻，杨某2及杨某1系其儿子，曾某、杨某1系适格权利主体。曾某、杨某1提供公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证明杨某2于2016年1月23日死亡；江西省丰城市红星村民委员会及铁路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杨某3于2016年4月15日因车祸死亡的事实；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发票六份、住院发票一份、费用汇总清单五页、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出院记录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杨某3在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01129.20元，误工时间14天；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住院发票一份、费用清单二份、出院证明、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各一份，证明杨某3在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30441.89元，住院治疗39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院证明书、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各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杨某3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住院治疗29天。该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符合证据要件，予以认定。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要求提供死者杨某2的尸检报告、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该院认为，杨某2系因交通事故当场死亡，有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当事人对该事实也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杨某3的死亡情况，各到庭当事人对江西省丰城市红星村民委员会及铁路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证明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村委会和镇政府无权出具死亡证明书，杨某3死亡没有尸检报告对死因的分析，不能确认与本案交通事故有关；南昌大学附属医院记载杨某32楼坠落致伤，故所治疗内容及产生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曾某出具关于杨某3受伤原因记载情况的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杨某3从2楼坠落受伤不是事实，是当时为了救治杨某3能够报销医药费所作的无奈之举，各当事人对其内容不予认可，一方面认为曾某涉嫌诈骗社保基金，另一方面认为杨某3此次住院系治疗其2楼坠落伤。该院综合以上证据，认定本次事故造成杨某3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急性硬膜下出血，急性硬膜外血肿，多发颅骨骨折，头皮裂伤，脑疝，肺挫伤，肋骨骨折等，先在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至2016年2月5日出院，出院时仍昏迷；2016年2月6日转入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6年3月4日出院，其时神志清楚，可自己进食，出院后医嘱继续康复锻炼及营养支持，一个月后行颅骨修补术；2016年3月14日因身体发热、脑脊液鼻漏再次入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治疗，3月15日因病情严重转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颅底骨折、脑出血、颅腔积气、颅内感染，治疗至2016年4月13日出院，出院时意识模糊，持续发热；后不幸于2016年4月15日离世。综合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客观事实、杨某3治疗病历等相关证据，该院认为杨某3因本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三家医院治疗的先后时间及病历记载伤情均可显示与交通事故外伤有关，除病历中患者家属自述外，并无关于高处坠落受伤的诊断，为何陈述为杨某32楼坠落致伤，曾某也作出了相对合理解释，入院诊断、出院记录中杨某3病情并无明显好转，在出院后短时间内死亡，该院合理推断其系因交通事故受伤医治无效死亡。（三）曾某、杨某1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合理损失。曾某、杨某1提供：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一份，杭州战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杭州京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各一份，关于杨某2工作情况的证明两份，关于杨某2居住情况的证明一份，证明事故发生时杨某2在福建厦门市、浙江杭州市工作居住一年九个月以上，自2015年3月20日起在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宾纷小区居住至事故发生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厦门市暂住证一份、泉州市居住证一份，关于杨某3工作情况的证明两份，证明杨某3在事故发生前已在福建××、泉州市连续工作、居住两年以上，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到庭各当事人对证据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营业执照、暂住证等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杨某2的两个公司均注册于案发前不满一年，且没有相应纳税证明，不能证明公司在正常运营，关于居住信息，两受害人暂住地是厦门、泉州，故不能按照杭州地区标准来计算赔偿金。对其余证明均有异议，认为只加盖了公司印章，没有负责人、证明制作人的签字，没有提供相应劳动合同、工资单或者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个人提供的居住证明，应由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未提供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杭州市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证明，故不予认可。该院认为，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证明两受害人长期在福建、浙江等地工作、经营及居住生活的客观事实，予以认定。据此该院认为可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相应赔偿金，且根据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计算，若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标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可以按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标准计算，故曾某、杨某1主张按事故发生地标准计算受害人死亡赔偿金等符合法律规定，以上抗辩异议不予采纳。曾某、杨某1提供小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税收缴款书各一份，证明杨某2系事故车辆小轿车的所有人；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一份、事故车辆照片四页，证明杨某2车辆购置价129900元，保险公司对车辆推定全损；吊车费、拖车费发票一份，证明支付吊车费、拖车费共计2800元。到庭各当事人认为小轿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购置税税收缴款书系复印件，不予认可。该院认为，曾某、杨某1据此证明杨某2系浙Ｊ×××××小轿车所有人，该事实有事故认定书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确认。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事故车辆照片、吊车费拖车费发票，其他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主张的车损金额不一致，且发票系复印件。该院认为，该组证据中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系由保险公司出具的原件，真实合法，可以确认杨某2事故车辆损失情况：推定全损，价值129900元，扣除残值3500元，即126400元，另施救费2800元。曾某、杨某1起诉状中主张的车辆损失47321.28元系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摊后主张的金额，故并不存在矛盾，该院予以认定并按曾某、杨某1主张金额予以支持。曾某、杨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陈明新、曹敬先、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按40%的责任比例连带赔偿各项损失815478.23元；2.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上合计937478.23元。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曾某、杨某1亲属杨某2、杨某3死亡，陈明新负事故次要责任，杨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根据皖Ｋ×××××/皖Ｋ×××××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平板半挂车的投保情况，应先由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根据事故当事人过错程度，酌情认定由陈明新方承担30%责任，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200000元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曹敬先承担，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连带承担。该院经审查确认因杨某2（1995年1月4日出生）死亡产生各项合理损失：死亡赔偿金874280元（43714元/年×20年），丧葬费25859.50元（51719元/年÷2），交通费1600元，车辆损失47321.28元。事故造成受害人杨某2死亡，根据各方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后果、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该院酌情认定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964060.78元。因杨某3（1972年6月14日出生）死亡产生各项合理损失：医疗费129565.73元（101129.16+28436.57），住院伙食补助费7960元，营养费2460元，误工费10867.10元（48372元/365天×82天），护理费8200元（100元/天×82天），交通费3000元，丧葬费25859.50元（51719元/年÷2），死亡赔偿金914550元（43714元/年×20年+杨某1被扶养人生活费16108元/年×5年÷2）。事故造成受害人杨某3死亡，根据各方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后果、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该院酌情认定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1117462.33元。曾某、杨某1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中，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车辆损失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医疗费中未提供医疗费发票的金额部分不予确认；护理费按当地护工工资水平予以支持；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过高，予以调整。以上损失，先由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交强险不足部分1959523.11元，由曹敬先承担1959523.11×30%=587856.93元，其中中国人寿太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200000元，余额387856.93元，由曹敬先承担，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连带承担。曾某、杨某1要求陈明新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曾某、杨某1主张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侵权人承担40%赔偿责任，比例过高，不予采纳。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认为其作为挂靠公司，不应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另外，杨某2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款的权利人为其父母杨某3、曾某，杨某3死亡后，该赔偿款权利由曾某、杨某1享有，故曾某、杨某1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主体适格。综上所述，曾某、杨某1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支持。宝来运输公司、万事达运输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和县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告曾某、杨某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金122000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和县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曾某、杨某1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200000元。三、曹敬先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曾某、杨某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款387856.93元，阜阳市宝来运输有限公司、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曾某、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174元，减半收取6587元，由曾某、杨某1负担1138元，曹敬先、阜阳市宝来运输有限公司、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负担5449元。宣判后，曹敬先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发时皖Ｋ×××××/皖Ｋ×××××车辆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未张贴反光标识存在错误。（一）关于危险报警闪光灯问题。根据交警部门事后的询问，车辆驾驶员陈明新明确陈述：“我看到前面堵车，我就刹车慢慢停在堵车尾部，打开双挑灯”，随车人员（亦为车主）曹敬先则讲到：“我下车后看到，双挑灯是开启的”。以上证据足以证明该车辆在停车时是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该车辆首先被杨某2驾驶的车辆追尾，导致车辆尾部灯光装置被碰撞脱落，此后又接连被两辆大货车追尾。所以，交警部门对吴某1、吴某2、朱某等人询问是否看到案涉车辆是否开启双跳灯时，该些人陈述“没有看，不清楚”，杨常涛则陈述“没有看到有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看到”，张召喜陈述“我们到现场时，那辆红色半挂车尾灯、危险报警闪关灯、大灯都没有开，是不亮的”。这些陈述的内容，恰好与一审查明的事故经过相一致，也充分印证了上诉人的车辆在停车时是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这一事实的。（二）关于反光标识问题。案涉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所附的照片清晰显示，上诉人车辆尾部左右两端粘贴了反光标识，而检验报告结论却是“车辆尾部反光标左右两端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该结论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不应被采信。二、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杨某2在城镇连续居住、工作一年以上存在错误。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关于杨某2工作和居住情况的证明，只加盖了公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上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向出具证明的单位及经办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更没有依职权要求经办人员出庭作证，径直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程序违法。杨某2的两个公司均注册于案发前不满一年，且没有相应的纳税证明，不能证明该公司真正运营。关于居住信息，两受害人暂住地是厦门、泉州，而不是浙江杭州，况且，也未提供租房合同和用工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径直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金，显然依据不足。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历明确记载：杨某32楼坠楼致伤，在没有尸检报告对其死因进行分析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杨某3的死亡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对此也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一审法院径直认定杨某3系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医治无效死亡，显然错误。四、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案发现场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用以证明陈明新当时确实开启了车辆危险报警闪光灯。但一审法院未调取该重要证据，也未向上诉人送达不予以调取证据的决定书，更未向上诉人进行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审理程序明显不当。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负担。曾某、杨某1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正确。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陈明新负事故次要责任，杨某2富事故主要责任，杨某3无责任。上诉人和陈明新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未提出复核申请，且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反驳该责任认定，而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认可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方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二、两受害人在事发前长期在浙江、福建两地工作和生活，受害人还申请注册了两家网络公司从事服装贸易，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根据以上认定，确定参照当地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损失，是正确的。三、关于杨某3死亡和案涉交通事故的关系问题，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认定杨某3因事故严重受伤的事实，此后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也足以反映杨某3受伤的严重程度，江西丰城市人民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历资料，以及杨某3住所地村委会和镇政府出具的证明等，足以确定杨某3就是因案涉交通事故不治身亡。一审法院综合以上有效证据推定杨某3的死亡与案涉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完全正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各原审被告均未作答辩。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事故责任的问题。交警部门根据现场查勘和调查情况，结合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陈明新所驾驶车辆存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反光标识不符合国标规定）和遇交通堵塞停车时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违法行为，据此确定陈明新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书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与陈明新均在交警部门陈述停车当时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但该两人均为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两人的陈述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且该陈述也与事发现场其他见证人的陈述不一致，故原审法院未予采信两人的陈述，并无不当。关于车辆碰撞的问题，根据鉴定部门的意见，经对事故后车辆残留的左、右尾灯、双跳灯线路进行检测，线路能工作正常，也即车辆碰撞并未对该车辆灯光的工作情况造成影响，故上诉人以车辆碰撞后灯光情况发生变化为由主张在事发前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反光标识问题，根据鉴定部门的意见，皖Ｋ×××××/皖Ｋ×××××车辆尾部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上诉人主张该鉴定报告附有粘贴标识的照片，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已经调取了交警部门的事故卷宗，卷宗中未见有事发路段当时的监控录像。现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监控录像客观存在，故本院对其在二审中提出的调取监控录像的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意见也不能成立。二、关于两受害人赔偿标准的适用问题。本院认为，受害人杨某2、杨某3虽为农村户籍，但根据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暂住人口信息、暂住证、工作证明、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据，可以证明该两人在事发前长期居住于城镇，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原审法院据此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就赔偿标准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杨某3的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事故发生后抢救医院建德市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案涉交通事故造成杨某3脑挫伤、颅内出血、脑疝、创伤性湿肺、肋骨骨折等严重伤害，此后杨某3又经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三家医院关于杨某3伤情的前后描述基本吻合。前两家医院的病历中并未见任何关于杨某3系从二楼坠落受伤的记载，特别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情况中未见建德市人民医院的治疗情况记载，反而涉及“患者因从二楼坠落致头部受伤”的患者陈述，就显得颇为突兀。两被上诉人解释系出于报销医疗费考虑，刻意隐瞒真实受伤原因而编造高处坠楼一节，该辩解符合情理。杨某3在出院后不久即死亡，尽管没有进行死因鉴定，但根据杨某3因事故所致严重伤害的事实，结合其治疗情况，在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介入因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杨某3系因案涉交通事故所致伤害不治身亡，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杨某3死亡原因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18元，由上诉人曹敬先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退费手续。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建明审 判 员  余江中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