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行赔申3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春生，男，194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3号。
法定代表人李先忠，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再审申请人张春生因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东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终字第343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审判员李德申、代理审判员周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5日，张春生向东城区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请求：1.责令赔偿义务机关只能在1951年公示确权1.751亩界内经营管理北京市东四十一条75号院代管房产；2.恢复北京市东四十一条73号院（旧34号）北后院与东四十一条75号院（旧35号）东跨院相邻院界墙1951年状况；3.返还侵占北京市东四十一条73号院北后院半地下防空构筑物并恢复原状；4.返还侵占北京市东四十一条73号北后院棚房一间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部门将其改扩的38、39号房屋，恢复原状；5.赔偿5棵果树；6.经济补偿30万元。
2015年1月15日，东城区政府作出东政赔〔2014〕第0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查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院系张春生外祖母陆菊的房产。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时，北京市东城区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于1983年9月27日出具了《发还私房产权通知》，将东四十一条73号（原34号）私房16间半发还给陆菊。当日，陆菊在北京市北新桥房管所办理了相关手续。该决定书认为：1.张春生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其请求属于落私问题，在现有法律政策下已得到妥善解决，东城区政府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2.张春生的申请时效已经过期，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张春生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1983年开始落实私房政策，已超出赔偿请求时效；3.张春生曾于2012年基于同一事实、相似理由向东城区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东城区政府依法作出过东政赔〔2012〕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综上，东城区政府决定对张春生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张春生不服，于2015年4月17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行政赔偿诉讼。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征收、征用财产或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是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本案中，张春生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赔偿，其赔偿请求针对的是其所主张的赔偿义务机关实施的侵犯其财产权的行为。但是，该行为是否属于前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的应予赔偿的违法侵权行为，并未经法定程序予以认定。由于张春生要求东城区政府依法履行行政赔偿义务所指向的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且该行为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因此，东城区政府认定张春生的申请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并无不当。此外，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本案根据张春生起诉意见，其早已知晓其所主张的东城区政府存在的违法行为，张春生提起本次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定时效。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春生的诉讼请求。
张春生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本案中，张春生在1985年及2004年即知晓北京市北新桥房管所相关行为，其于2014年向东城区政府请求本次国家赔偿，且无证据证明存在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时效。因此，东城区政府决定对张春生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春生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遂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春生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依法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1.根据再审申请人于2014年1月获取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院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函》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在1957年房产登记时，院内确有防空洞，2009年6月2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书面确认该房产落实私房政策手续已办理完毕，但该防空洞及无证房房管部门未接管，不属于落实私房政策问题，再审申请人在获取该函件后有权再次要求赔偿；2.再审申请人祖辈陆菊在1985年2月就以书面形式，向东城区政府房管部门提出相关登记错误的异议，因东城区政府乱作为导致不能正常行使赔偿请求权，时效应视中止，且本案诉讼时效也不能从知道违法事实之日起计算，而应当从知道损害之日起计算；3.再审申请人请求返还的标的物是防空洞，是先已登记的有主物，发生物权效力，受法律保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案涉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旧门牌34号）房屋16.5间，产权人为陆菊。“文革”初期，该房交北京市房管部门管理；1983年9月27日，根据京政发〔1983〕第38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文革”中接管的私房政策的若干规定》、市落房办字〔1983〕第013号《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落实“文革”中接管的私房政策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陆菊办理落实私房政策经济结算手续，相关落实私房政策结论为接管16.5间，发还16.5间；1985年1月25日，陆菊领取东字09089号权证，证载间数17间，建筑面积252.2平方米。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规定》第二十一条第（7）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私有财产权事实上受到公权力的损害，是其请求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且其起诉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张春生认为相关部门落实私房政策时未移交登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院相关半地下构筑物（防空洞），导致该构筑物被占用，要求东城区政府承担相关侵占和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法发〔1992〕3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本案争议系相关权利人就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一条73号院及相关半地下构筑物落实私房政策引发，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因此，东城区政府决定对张春生的申请不予赔偿，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张春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张春生如仍认为防空洞所占用地面系相关部门应当返还而未返还，应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
综上，张春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张春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李德申
代理审判员 周 觅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