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银民初字第200号
原告吴占标，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金军，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原告马建山，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徐生，男，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王建山，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曹树忠，男，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金元，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洪德，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张华，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永东，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占生，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学军，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建贵，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生珍，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金明，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王学，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王生奎，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生祥，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建虎，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玉霞，女，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明玉，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汉虎，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生林，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郝梅玲，女，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郝学辉，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马明祥，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徐兰英，女，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徐林，男，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原告杨金龙，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诉讼代表人吴占标，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诉讼代表人金军，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诉讼代表人马建山，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诉讼代表人徐生，男，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诉讼代表人王建山，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委托代理人严财昌，宁夏新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洪茂，男，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委托代理人赵永生，宁夏贺兰县习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村。
负责人王占元，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宝清，该村委会副主任。
原告吴占标、金军、马建山、徐生、王建山、曹树忠、杨金元、杨洪德、张华、马永东、杨占生、杨学军、马建贵、马生珍、杨金明、王学、王生奎、马生祥、马建虎、马玉霞、马明玉、马汉虎、马生林、郝梅玲、郝学辉、马明祥、徐兰英、徐林、杨金龙（以下简称原告吴占桂等29人）诉被告杨洪茂、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村村委会（以下简称江南村）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占标等29人推选的诉讼代表吴占标、金军、马建山、徐生、王建山及委托代理人严财昌、被告杨洪茂及委托代理人赵永生、被告江南村的委托代理人吴宝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撤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江南村向申请人支付土地补偿款1571836.5元（每亩18915元，共计83.1亩）；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涉案土地由申请人进行承包，该土地补偿款应分配给申请人。该宗土地共为138.13亩，其中83.1亩于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按全队村民每人三分地的原则进行了承包（含被申请人杨洪茂），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杨洪茂分得其中3.1亩，另外55亩属江南村三队集体所有。因该承包地水渠干涸且距离较远导致耕种不便，大部分村民陆续种植到2000年左右即弃耕，此种情况下，杨洪茂在该土地上开垦鱼池进行养殖，但并未经其他承包人及村委会同意，村委会并未收回该宗承包地及与杨洪茂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且弃耕并不导致土地承包权的丧失及合同解除，因此，该宗地使用权仍属申请人所有。2.申请人系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且在法定期间内提起申请人撤销之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012年涉案土地因建轻纺城被征用，对于该宗土地的补偿费用的分配发生争议，在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及全体村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两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进行了诉讼，并且江南村未就该诉讼案件向申请人全体村民告知，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亦未依法追加申请人为案件被申请人，直至2013年12月申请人才得知该判决，发现其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集体向江南村反映，但其置申请人意见之不理，导致判决于2014年1月生效，2014年2月申请人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3月经宁夏高院审查认为符合被申请人撤销之诉，遂于当月向作出该判决的银川市中级人民法提出被申请人撤销之诉，申请人的撤销之诉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3.两被申请人明显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损害申请人的集体利益。江南村于2013年5月28日出具四份证明，该证明内容涉及土地承包重大事项，未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且江南村在原审程序中不提交证据进行答辩，而是对被申请人杨洪茂的请求全部认可。事实上，在征收土地之初，申请人全体村民就已经就涉案土地补偿分配问题通过村委会与被申请人杨洪茂进行协商并提出分配要求，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申请人全体村民曾向被申请人江南村提交联名名单，并提供《包产到户明细表》、《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江南村未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处理，也未提交银川市中级法院）。后江南村却为被申请人杨洪茂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虚假证据并积极认可，通过虚假诉讼以法院判决的方式侵害全体村民之利益，并且在申请人全体村民对该判决质疑不认可的情况下，不提出上诉。4.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未对被申请人杨洪茂提交的证据与其诉请之间的三性进行审查，该证据不具真实、合法、有效性。被申请人杨洪茂在诉状中及被申请人江南村出具证明中均明确表述为土地补偿款之争系“三社社员出面阻拦”导致，涉案土地属集体所有，既然社员阻拦，应对此事查明原由，听取社员意见，但原判决对此视而不见，只字未提，更未进行查明，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系一起土地补偿分配纠纷，应适用《土地承包法》及其司法解释、《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一百二十七条、一百三十条、一百三十二条等法律规定，但原判决仅适用了《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土地承包应以“承包合同”为生效要件，且在承包期内不得收回、解除及另行承包于被申请人。弃耕、撂荒后不导致丧失土地经营使用权，且承包土地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因此，本案中申请人仍是涉案土地的合法经营使用权人，而被申请人杨洪茂虽实际使用但并非是涉案土地的合法经营使用权人，其仅合法拥有其中3.1亩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涉案土地中有55亩，属集体所有，原判决处分错误。
被告杨洪茂答辩称，1.被告江南村给杨洪茂出具的四份证明是基于事实和依据出具的，该宗土地的前身系四荒地，根本无人开发和耕种，杨洪茂因家庭人口多、田地少，于1986年向江南村申请开发该宗荒地，并得到准许，杨洪茂办理了土地证；2.因该宗土地被征用，在签订补偿协议时被被答辩人阻拦，导致征地协议不能签订，生态纺织园工程不能施工，被告江南村建议被告杨洪茂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杨洪茂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被答辩人对此是知情的，却不参加诉讼，被告杨洪茂与江南村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现象。3.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1980年10月“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农具责任到户明细表”和2006年土地承包合同书与本案争议的土地之间无任何的因果关系，杨洪茂开发的是“赵家滩”的荒地，与本案中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之间无任何关联性。
被告江南村答辩称，江南村并没有出示虚假证据。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数量责任到户明细表》（1980年10月）一份（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1980年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现江南村三社）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对涉案土地（荒地、草地）按全队人口每人三分地原则进行承包划分，全队30户（含杨洪茂）计165口人，杨洪茂一家6口人计分得3.1亩（包含草地），承包土地共计83.1亩，有每户户主印章加盖证明真实性。被告江南村委会对此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杨洪茂质证称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涉案土地无关联性，此份证据恰恰证实全国实行土地政策，每家每户分配土地的亩数。
证据二、《土地使用证》（1995年1月）（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6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99年1月）（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4份，证明1988年、1995年村民取得承包土地使用证，仍按1980年分配方案进行承包，1999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证书，涉案承包土地仍由申请人进行承包耕种，未进行转包及调整的事实（提交部分村民的土地使用证，其他的丢失）。被告江南村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后面发生的土地流转其不清楚，对土地使用证上所登记的土地是否是涉案土地不清楚。被告杨洪茂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方提交的该份证据证实是原告承包集体土地的事实，而本案所争议的土地是被告杨洪茂开发的荒地，并且原告方提交的是土地经营权证书。在1998年土地进行二轮承包时，给每家每户颁发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土地承包合同，在土地局备案，与本案争议的土地无关联性。
证据三、《土地承包合同书》（2006年6月）27份（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2006年村民与江南村再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部分承包土地共计279.1亩，承包期自200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转包等流转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及备案。土地补偿应以该合同作为基本依据。被告江南村质证称对该法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土地、杨洪茂承包的土地均不在此份合同之内。被告杨洪茂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包含涉案土地，原告方所提交的该证据是在2006年经过土地详查，每家每户有多少土地所签订的土地合同，被告杨洪茂所开发的138.13亩的土地不在原告所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面积中。
证据四、联名申请书（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依相关规定及《承包合同》约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可请求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申请人因西湖耕地与被申请人杨洪茂产生纠纷，集体联名向金贵镇政府申请调解，后调解无果，双方争议仍然存在。村委会应当代表村民的意见但是村委会没有经过村民的同意，就擅自认可（2013）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被告江南村质证称村民确实反映了该情况，但是涉案土地没有丈量，也没有记载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中。被告杨洪茂质证称该联名申请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就该证据而言也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问题。
证据五、《关于江南三社西湖土地情况说明》（江南村出具）（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1980年大包干时对涉案西湖土地进行了承包，印证证据一的真实性，被申请人杨洪茂出具鱼池证20余亩（1986年土地证及水产证）现村委会不知情，涉案争议土地亩数为138.13亩与1980年大包干时西湖土地属同一宗地，即应按原承包分配方案作为土地补偿依据。被告江南村委会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杨洪茂土地证20亩的土地在138.13亩土地中包含，涉案土地与大包干西湖土地属同一块土地。被告杨洪茂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部分认可，138.13亩土地中有杨洪茂的20多亩土地，是为了完成水利费所签了部分合同，但138.13亩土地的确是杨洪茂土地使用证四址范围之内的面积；部分不认可，对138.13亩土地与西湖土地为同一块土地的表述是错误的，西湖土地的面积远远大于138.13亩，也就是原告认为其土地在西湖，原告方应该到涉案土地具体丈量一下，其承包的土地是否在本案争议的土地之中，事实就清楚了。
被告杨洪茂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土地使用证》（1986年3月）、《水产养殖许可证》（1999年1月）（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各一份，证明涉案土地均在被告杨洪茂所持两证中四至范围内，是杨洪茂1986年至今开发、经营、管理的土地。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水产养殖许可证的合法有效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土地使用证应当以所载明的面积为准，证上记载22.5亩；水产养殖证为1999年1月颁发，此证的使用年限为10年，总面积为16亩，仅能证明杨洪茂可以使用22.5亩土地。此证是1986年颁发的，而杨洪茂是2008年开始开发涉案土地的。被告江南村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上记载的是土地亩数，后来改变了用途。
证据二、证明四份（江南村出具）（提交复印件），证据2-1、2013年5月28日江南村向本院出具的证明，证明杨洪茂1986年向村委会、镇政府提出开垦荒地的申请，江南村同意开发，杨洪茂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四靠明确；1999年将部分土地办理了水产养殖许可证，一直经营至2013年，宁夏生态纺织园建设，征用江南村土地，杨洪茂的该宗土地也被征用，航拍时，在杨洪茂土地使用证四靠范围内航拍面积为138.13亩，该土地权属属于杨洪茂夫妇及子女；证据2-2、2013年5月28日江南村出具的证明，证明杨洪茂及其子女耕种被轻纺城征用的土地为138.13亩；证据2-3、2013年5月28日江南村出具的证明，证明杨洪茂被征用的土地航拍为138.13亩，因三社村民阻拦，征地协议至今未签；证据2-4、2013年5月28日江南村出具的证明，证明用于轻纺城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款为每亩18915元。原告质证称对四份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有效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1中，证明内容与杨洪茂取得的土地证上的亩数不一致，应该以土地证上为准；证据2-2中被征用土地的是22.5亩，而不应该是138.13亩，证据2-3中土地亩数是杨洪茂提供的，我方不清楚，航拍的时候我方不知道，村委会也没有告知我们。对证据2-4无异议。被告江南村委会质证称对四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1是发生争议时村委会向法院提供的；证据2-2中杨洪茂具体开垦了多少荒地其不清楚。对证据2-3、2-4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证据三、贺政发（2010）126号文件，证明涉案土地赔偿标准为每亩18915元。原告及被告江南村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证据四、（银川市摇感勘测院）被告杨洪茂土地航拍图一份（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涉案138.13亩土地系被告杨洪茂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内开发、经营、管理的土地。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138.13亩都是杨洪茂的土地，应以土地使用证为准。被告江南村委会对该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证据五、宁党发（1991）10号文件（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自1984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开发土地的优惠政策，荒地开发坚持“谁开发、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承包期30年不变。被告杨洪茂开发、经营、管理的该宗土地完全符合宁党发（1991）10号文件精神。原告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土地并不是荒地，在1980年大包干时已经进行了分配，即使是荒地也应该是谁经营谁收益，并且需签订承包合同。被告江南村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证据六、贺党发（1994）38号文件、贺党办发（1994）48号文件（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1994年贺兰县对全县范围内的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荒地、自留地进行详查，并依据中共中央（1993）11号《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在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精神，对土地普查中发现承包面积与大包干时承包面积不相符的，以95年丈量为准，不纠缠历史的旧账，不作任何处理。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有效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政策指导意见，属于行政部门办理事项时所参照的，被告杨洪茂不能以此证明土地权属。这个文件是1993年颁发的，涉案土地是杨洪茂2008年开发的。被告江南村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七、（2013）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提交复印件），证明该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已生效。原告质证称本案已依法提起撤销权之诉，该判决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江南村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八、江南村3社宁夏生态纺织示范园项目征地名册一份（提交复印件，原件核对），证明2013年征地的亩数大于1980年承包的亩数，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所涉及的土地为300多亩，2013年丈量面积为1千多亩，多出了700多亩土地，每家每户均多出几十亩，与被告杨洪茂涉案土地无关联性。原告质证称此名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多出的土地与原告无关。被告江南村对该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占标等29人与被告杨洪茂均是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村三社村民。1980年10月第一轮土地承包，江南村三社（原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对全队每户村民进行了土地承包登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江南村发给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6年对全村土地面积重新丈量后，江南村与每户村民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均未明确每户村民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或承包土地的四至。
1986年3月27日，贺兰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杨洪茂的《土地使用证》载明杨洪茂承包的土地为22.5亩（1990年3月普查时多出7.5亩），四至明确。杨洪茂在该块土地上耕种，并陆续开垦荒地。2013年贺兰县生态纺织园项目征地，对被告杨洪茂所持《土地使用证》载明的承包土地进行征收，在杨洪茂《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内航拍面积为138.13亩，该块地在被征用前一直由杨洪茂及其子女耕种。因村民对该块土地权属有争议，杨洪茂与江南村未能签订补偿协议，补偿款亦未发放。
2013年5月28日，江南村出具证明四份，证实1986年，杨洪茂向江南村、镇政府提出开垦荒地的申请，江南村同意开发，杨洪茂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四靠（至）明确；1999年将部分土地办理了水产养殖许可证，一直经营至2013年，宁夏生态纺织园建设，征用江南村土地，杨洪茂的该宗土地被征用，航拍时，在杨洪茂《土地使用证》四靠（至）范围内航拍面积为138.13亩，该土地权属属于杨洪茂夫妇及子女；在签订征地协议时，三社村民出面阻拦，征地协议至今未签；征地补偿款为每亩土地18915元。2013年7月4日，杨洪茂以贺兰县金贵镇江南村不支付土地补偿款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江南村立即支付杨洪茂土地补偿款2612728.95元。本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判决江南村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杨洪茂支付土地补偿款2612728.95元。
2014年8月21日，原告吴占标等29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涉案土地138.13亩中的83.1亩已于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按全队村民每人三分地的原则进行了承包，其中杨洪茂分得3.1亩，另外55亩归江南村三队集体所有。因该承包地水渠干涸且距离较远导致耕种不便，大部分村民种植到2000年左右即弃耕，后杨洪茂在该土地上开垦鱼池进行养殖，但未经其他承包人及村委会同意，村委会并未收回该宗土地即与杨洪茂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弃耕并不导致土地承包权的丧失及合同解除，该宗土地使用权仍属原告所有。2013年涉案土地因建轻纺城被征用，对于该宗土地的补偿费用的分配发生争议。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杨洪茂与江南村于2013年7月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诉讼，直到2013年12月原告才得知该判决，发现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集体向江南村反映，但其置之不理，导致该判决于2014年1月生效。2014年2月，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3月，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符合被申请人撤销之诉，原告遂于2014年8月21日向本院提出申请人撤销之诉，请求依法撤销本院（2013）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江南村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款1571836.5元（每亩18915元，共计83.1亩）；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另查明，除涉案土地外，江南村三社的土地补偿款已发放完毕，补偿款发放的依据是航拍图所载明的各家各户实际经营占有的土地面积。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被告杨洪茂提交的土地使用证、水产养殖许可证、江南村出具的证明四份、贺政发（2010）126号贺兰县人民政府文件、宁党发（1991）10号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件、贺党发（1994）38号、48号文件，原告提交的《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数量责任到户明细表》、《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书》、《关于江南三社西湖土地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杨洪茂提交的《土地使用证》、江南村出具的证明（四份）及（银川市遥感勘测院）杨洪茂土地航拍图，证实涉案的138.13亩土地为被告杨洪茂承包耕种。原告诉称涉案土地为其承包经营，但原告提交的《江南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数量责任到户明细表》、《土地使用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书》均只记载了各户村民承包土地的总亩数，未载明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原告提交的《关于江南三社西湖土地情况说明》，证实涉案土地与大包干时西湖土地属同一块土地，但被告杨洪茂称大包干时西湖土地面积远远大于涉案土地，杨洪茂开发的涉案土地当时是荒地，且是经过江南村同意后开发的；被告江南村虽认可涉案土地与大包干西湖土地属同一块土地，但认为原告所提交的《土地使用证》上所登记的土地是否为涉案土地不清楚，认为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土地不包括杨洪茂承包的土地。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涉案土地为原告在1980年大包干时承包的土地。原告诉称“涉案土地大部分村民陆续种植到2000年左右即弃耕，此种情况下，杨洪茂未经其他承包人及村委会同意在该土地上开垦鱼池进行养殖，村委会并未收回该宗土地即与杨洪茂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但杨洪茂的《土地使用证》发放时间为1986年3月27日，如果原告承包了该块土地，此时原告还没有弃耕，杨洪茂不可能在原告正在耕种的土地上耕种或开垦鱼池养殖，江南村也不可能将原告正在耕种的土地另行发包给杨洪茂。虽然杨洪茂的《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土地承包面积是22.5亩，但是该《土地使用证》承包土地的四至明确，被征用时《土地使用证》四至范围内航拍面积为138.13亩，杨洪茂称多出的土地是其开垦的荒地，符合客观实际和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党委、政府鼓励农民开发荒地“谁开发、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精神。
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涉案土地是其承包的土地，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占标、金军、马建山、徐生、王建山、曹树忠、杨金元、杨洪德、张华、马永东、杨占生、杨学军、马建贵、马生珍、杨金明、王学、王生奎、马生祥、马建虎、马玉霞、马明玉、马汉虎、马生林、郝梅玲、郝学辉、马明祥、徐兰英、徐林、杨金龙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8947元由原告吴占标、金军、马建山、徐生、王建山、曹树忠、杨金元、杨洪德、张华、马永东、杨占生、杨学军、马建贵、马生珍、杨金明、王学、王生奎、马生祥、马建虎、马玉霞、马明玉、马汉虎、马生林、郝梅玲、郝学辉、马明祥、徐兰英、徐林、杨金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雍东华
审判员 赵和平
审判员 李山山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丁 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