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6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穗莉，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区邦照，与何穗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华，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李贺亭，广东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伟胜，户籍地址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袁斌，户籍地址广东省连州市。
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李荣军。
委托代理人：孙虎、李晓聪，均系该银行职员。
上诉人何穗莉因与被上诉人刘桂华、原审被告何伟胜、袁斌、原审第三人上海浦东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州分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穗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桂华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刘桂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没有将起诉书送达给所有当事人，在判决书中何穗莉的信息不详，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一审查明事实错误。1、何穗莉与何伟胜、袁斌在广州市房屋交易中心鉴证下签订《买卖合同》，房管部门对交易的资料进行了审核后准予过户，何穗莉也向何伟胜支付了18万元购房款，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至于文件中记载的商定价格10万元是双方为避税而并非真实交易价格。涉案房屋楼龄超过四十年，在2007年的市场价约为20万元，该价格可在房管部门档案中查询，可见何穗莉在2007年购买涉案房屋合法合理合情，不存在违规和欺诈，何穗莉依据《物权法》善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2、如果法院认为何伟胜、袁斌有伪造委托公证书的行为，应通过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而非在本案中处理。
被上诉人刘桂华辩称：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是无效的。纵观整个买卖过程中的资料及购买涉案房屋前后的实际情况，何穗莉购买涉案房屋的恶意明显。原审被告何伟胜作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刑事案件调查供述中也作出了清晰说明。何穗莉一审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出庭，一审判决并没有违反审判程序，是正确的。
原审被告何伟胜、袁斌未答辩。
原审第三人浦发广州分行述称我行是在何穗莉取得产权之后办理的抵押，没有过错，作�抵押权人应当享有对案涉房屋的优先受偿权。
刘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何穗莉关于越秀区农林下路某号某房的购买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2015年5月18日复制的2007交登字1030899号档案记载，广州市农林下路某号某房（建筑面积38.89平方米）的权属人为谭某。广州市永福西约74号龙某（户主，谭某丈夫）、刘桂华（谭某儿子）、刘桂光（谭某儿子）四人。谭某于2004年12月25日报死亡，龙某于2010年4月21日死亡。另据上述档案资料记载，2007年10月26日，谭月娥（委托人）、何伟胜、袁斌（受委托人）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签订《委托书》【（2007）南方证内字第28305号公证书】，约定何伟胜、袁斌代表谭月娥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农林下路某号某房的卖房交易过户手续（包括查册、递件、交易过户、交税费、评估、晒图、分割、�档、测绘、更正、房改房上市、领证等）以及在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办理房屋新房产证及领证、交费等手续等。同年11月7日，何伟胜（代理人）以谭某（甲方）的名义与何穗莉（买方、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乙方，房地产坐落在广州市东山区农林下路某号2楼01房（房地产权证号05××25）；房屋类型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38.8936平方米）；套内面积33.528平方米；商定房地产交易价格为100000元；甲方应当于2007年11月10日前，将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占有使用等。同年11月19日，何穗莉取得农林下路某号某房的房地产权证。2008年7月1日，何穗莉将涉讼房屋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权利价值为311150元。刘桂华于2015年5月1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本案在审理期间，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11年11月20日书面答复刘桂华，内容为“你所持有的‘（2007）南方公证内字第28305号公证书’经核查，不是本处出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谭某已于2004年12月25日死亡，不存在委托何伟胜、袁斌作为代理人的行为，何伟胜、袁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谭某生前有委托其为其代理人，故何伟胜以谭某代理人的身份与何穗莉签订《房屋产买卖合同》明显存在欺诈，且价格明显偏低，故刘桂华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法通则》第五十八的规定，判决如下：何伟胜与何穗莉于2007年11月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本案受理费5980元，公告费500元，合计共6480元,由何伟胜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一、关于原审法院送达开庭传票以及判决书的问题。刘桂华2015年5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何穗莉的身份情况，原审法院向案涉房屋及何伟胜、袁斌曾居住的地址张贴了开庭传票，在何穗莉、何伟胜、袁斌均未应诉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2015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告了开庭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的开庭传票。刘桂华2015年10月21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其于2015年5月13日向房管部门申请查询的《复制档案资料申请表》及包括抵押合同在内的案涉房屋相关登记资料。二审中，何穗莉称上述抵押合同中载明其地址现仍有其亲属在此居住，因此可以联系上她，而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告诉的。浦发�行广州分行代理人在二审中称其亦未收到原审法院的开庭传票，不清楚其之前经手同事有无收到，在知道一审判决结果后，查询银行客户系统中何穗莉的电话后遂将情况告知了何穗莉。
二、何穗莉、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在二审庭询中称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
三、何穗莉二审提交了购买涉案房屋时其银行账号中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汇款给何伟胜的记录，拟证明其是支付对价购买的涉案房屋，并不是恶意。刘桂华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
四、刘桂华提交越检刑诉（2016）301号刑事案件起诉书及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洪桥派出所讯问笔录，证明何伟胜供述对涉案房屋在内的多宗诈骗情况，拟证明何穗莉与何伟胜之间买卖行为违法而无效，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接受涉案房屋抵押向何穗莉发放贷款并不合�，其无法享有抵押权。何穗莉、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刘桂华的主张。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程序是否违反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何穗莉主张其并非恶意故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否成立？评析如下。
首先，关于原审法院送达开庭传票以及一审判决书有无违反程序的问题。其一，关于何穗莉方的送达问题。刘桂华在2015年5月13日即已向房地产登记部门申�复制了案涉房屋产权及抵押情况的档案资料，但并未向原审法院呈交，以致原审法院以公告方式送达开庭传票，该公告送达方式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妥。但在刘桂华2015年10月21日当庭提交上述档案资料后，原审法院未根据资料中的线索再行审查何穗莉的身份情况确属程序瑕疵，但何穗莉二审到庭后已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且各方当事人已对其提供的证据予以质证，故原审法院该程序瑕疵并未实质上损害何穗莉的诉讼权利。其二，同理，即使浦发银行广州分行未收到原审法院的开庭传票，但该行并未提出若一审参与诉讼则会提出否定原审判决的独立诉讼请求，故该程序瑕疵也并未实质上影响原审第三人的诉讼权利。
其次，关于何穗莉主张其并非恶意故应驳回刘桂华关于案涉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的问题。其一，案涉买卖合同的卖方代理�何伟胜所持的《公证书》无效且何伟胜的行为涉嫌犯罪，故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无不妥，基于此，何穗莉主观是否有恶意对于合同无效这一事实认定并不直接关联，故何穗莉以其主观并无恶意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缺乏理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穗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80元，由上诉人何穗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为群
审判员 柳玮玮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