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9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秀龙。
委托代理人：蔡普，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善军。
委托代理人：陈明，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秀龙为与被上诉人周善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4）甬北商初字第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案外人余姚市顺安汽车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7日，发起股东为周善军、案外人邬伟平、案外人沈伟民，分别持股43%，32%，25%，法定代表人为沈伟民。2009年5月8日，案外人余姚振南安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南公司）与顺安公司签订《工业用地有偿转让意向书》一份，约定：振南公司愿以51.88万元／亩向顺安公司转让案涉土地（位于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使用权，面积33.81亩；顺安公司于2009年5月8日支付定金20万元，振南公司收到定金后确认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2009年9月15日，周善军与余姚市人民政府兰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兰江街道）徐姓主任签订《备忘录》一份，约定兰江街道引进顺安公司投资，兰江街道所有的上述意向书中的土地使用权以51.80万元／亩出让，产权署名为振南公司。2010年9月19日，经余姚市金土地地价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估价，案涉土地面积为22540平方米，单价为789元／平方米，折算为33.81亩，单价52.60万元／亩。顺安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10年9月26日，周善军、邬伟平、沈伟民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周善军将其持有的29%股权以29万元转让给徐秀龙，邬伟平将其持有的27%股权以27万元转让给徐秀龙，沈伟民将其持有的25%股权以25万元转让给徐秀龙。2010年11月8日，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沈伟民变更为周善军，股东由周善军、邬伟平、沈伟民变更为周善军、邬伟平、徐秀龙，周善军持股14%，邬伟平持股5%，徐秀龙持股81%。2010年12月10日，振南公司与顺安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振南公司向顺安公司转让案涉33.81亩土地使用权，单价51.88万元／亩，总价1754万元，所有款项均通过振南公司收取，土地增值税在每亩51.88万元内部分由振南公司承担，每亩超过51.88万元以上部分，由顺安公司承担。2010年12月，周善军代表原股东与徐秀龙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顺安公司原股东向徐秀龙转让股权，转让后股权登记在徐秀龙或案外人浙江新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龙公司）名下，转让后周善军持股14%，徐秀龙或新龙公司持股81%，邬伟平持股5%。双方在第五条约定，鉴于顺安公司原股东先前18个月的投入及目前振南公司土地使用权增值状况，徐秀龙同意按每亩60万元计算入股，2009年5月8日原股东以每亩51.88万元向兰江街道购入33.81亩，每亩升值8.12万元，徐秀龙以现金支付给原股东代表周善军222万元，以后如顺安公司整体转让，转让款中应支付原股东代表周善军14%的土地增值款38.43万元，其余款项再按股权比例分成；第六条第四项约定，振南公司项目资金、担保手续由徐秀龙负责；第六条第五项约定，2009年5月8日支付给兰江街道的20万元土地使用款归周善军所有。2011年1月25日，顺安公司股东徐秀龙变更为新龙公司，新龙公司持股81%。原审另认定：2009年5月8日，周善军代表顺安公司向案外人余姚市肖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支付土地使用款定金20万元；2010年12月15日，顺安公司向振南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款800万元，振南公司向顺安公司开具金额为800万元的非税收入统一票据；2011年1月24日，顺安公司向振南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款954万元，振南公司向顺安公司开具金额为954万元的非税收入统一票据；2011年1月24日，顺安公司向振南公司支付由振南公司垫付的税费91270.75元，振南公司于次日向顺安公司开具金额为91270.75元的非税收入统一票据；2011年3月18日，顺安公司缴纳契税533521.80元，计税金额为17784060元。上述款项除20万元定金外均系徐秀龙筹集。2011年1月18日，案涉土地由振南公司变更登记至顺安公司名下。2011年6月2日，徐秀龙（新龙公司）作为甲方，周善军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记载：“就余姚顺安汽车安全科技公司建立汽车测试站项目，双方协商约定：乙方负责办理公安部门同意设立检测站的协议，争取在2012年8月10日前完成。前期的公司开办费用由甲方先垫付，具体金额根据需用分批支付。其它部分的立项文件和批准文书由双方共同或委托公司员工完成。”后徐秀龙用同一支笔在后面添加了以下内容：“鉴于购地成本及公司运营成本增大等原因，双方同意废除2010年1月23日协议中第五条‘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方式’条款。”2012年6月6日，周善军、徐秀龙在案外人李光伟参与下就顺安公司100%股权转让对价等进行一揽子协商，双方就金额、支付方式等初步达成意向，但双方均认为应以书面协议为准。后双方未签署书面协议。2013年4月23日，顺安公司支付2011年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2年度、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计456435元。2013年5月7日，顺安公司支付2013年5月1日至31日期间销售不动产营业税、城建税（营业税）、教育附加（营业税）、地方教育附加（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按实征收）、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产权转移数据印花税共计1007227.67元。2013年5月27日，案涉土地由顺安公司变更登记至浙江和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名下。2013年9月28日，沈伟民、邬伟平出具《关于余姚市顺安汽车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股权事宜的声明》，确认沈伟民原持有的顺安公司25%股权及邬伟平原持有的顺安公司32%股权实际系周善军所有，沈伟民和邬伟平仅系挂名股东，股权转让产生的收益归周善军所有。
周善军于2013年10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周善军系顺安公司股东。2009年5月至9月，顺安公司与兰江街道就振南公司土地转让一事签订《工业用地有偿转让意向书》和《备忘录》各一份，商定由顺安公司向振南公司购入一块土地使用权。2010年12月23日，周善军代表顺安公司原股东与徐秀龙签订《协议》一份，约定顺安公司原股东向徐秀龙转让顺安公司的股权，以土地使用权价值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现周善军等已经将81%股权转让给徐秀龙，但徐秀龙至今未付款。请求判令：徐秀龙支付周善军股权转让款222万元。
徐秀龙在原审中答辩称：徐秀龙受让顺安公司股权时间为2010年9月，股权转让对价为81万元，已支付完毕，且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手续均已办妥，周善军、徐秀龙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任何纠纷。案涉土地在徐秀龙成为顺安公司股东后取得，土地购买资金系徐秀龙单方筹措，周善军诉称的以土地使用价值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的说法与事实不符。2010年12月23日《协议》第五条关于土地增值的补偿及支付方式条款已被《合作协议》废止。综上，请求驳回周善军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周善军、徐秀龙间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但双方对81%股权对价的金额和支付还存在争议，故案件系股权转让纠纷。周善军系作为顺安公司原股东代表与徐秀龙签订《协议》，但邬伟平和沈伟民确认其仅系挂名股东，实际权利人为周善军，故周善军有权根据《协议》的约定要求徐秀龙支付顺安公司81%股权的对价222万元。《协议》未约定徐秀龙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周善军有权随时要求徐秀龙履行。周善军起诉至今，徐秀龙仍未支付该笔款项，故该院对周善军要求徐秀龙支付股权转让款222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徐秀龙辩称以土地使用价值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该意见与《协议》约定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徐秀龙还辩称《协议》第五条已被《合作协议》废除，与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对徐秀龙该意见亦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2014年8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徐秀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善军股权转让款222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60元，由徐秀龙负担；鉴定费12000元，由周善军负担。
徐秀龙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与客观事实不符，且错误认定222万元为顺安公司81%股权的对价。顺安公司与徐秀龙于2010年9月26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同年11月8日对转让的81%股权进行了产权交易登记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了相关股权转让行为，徐秀龙也已为受让顺安公司81%股权支付对价81万元。2010年12月23日的《协议》比2010年11月8日涉案股权转让时间晚，因此《协议》中关于“土地增值的补偿及支付方式”这一内容与股权转让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应以登记为准，徐秀龙与周善军进行股权转让时，振南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未转让给顺安公司，双方并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土地并非顺安公司的资产，更无升值之说。2010年12月23日的《协议》并非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实系双方的汽车检测项目合作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废除《协议》第五条的内容系徐秀龙单方添加是错误的。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检鉴定意见书》系周善军单方面委托形成，其真实性存疑，且周善军能够在已将《合作协议》原件上交法院的前提下，同时委托鉴定说明或送检材料系伪造或法院违规向周善军提供《合作协议》原件，无论哪种情形鉴定结论均应被认定无效。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合作协议》订立时间为2012年6月2日（实际是2011年6月2日），由此错误事实推断出因录音材料未提及《合作协议》而否认《合作协议》效力的结论必然错误。《合作协议》中添加废除《协议》第五条的内容是事出有因的。该《合作协议》系对《协议》的补充，徐秀龙在原审时提交的银行贷款及利息支出、土地使用税支出等证据足以证明徐秀龙的运营成本增大，而废除《协议》第五条的起因正是基于购地成本及公司运营成本增大的事实。订立《协议》第五条的起因是双方要进行尾气检测站项目合作以及股权转让之前周善军声称顺安公司拥有价格为60万／亩的大量土地因此具有巨大升值空间，但徐秀龙受让股权后发现顺安公司并未取得土地、不具备购地财力、所购土地价格仅52.60万／亩且不存在先前声称的18个月前期投入，因此《协议》第五条并没有存在的客观事实基础，进行废除合情合理。徐秀龙、周善军等人的谈话录音内容与顺安公司81%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作协议》均无关联，系在对顺安公司余下股权的转让进行协商。另外，土地使用权也不能按照60万元／亩来计算，而是要按照评估价格52.60万元／亩来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周善军的诉讼请求。
周善军答辩称：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222万元系股权转让对价。徐秀龙从未向周善军支付过《股权转让协议书》提到的81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实际上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是为办理顺安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而出具的，双方就顺安公司的股权转让形成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双方于2010年12月23日签订的《协议》中的约定为准。从该《协议》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该协议就是双方就顺安公司股权转让及相关事宜而达成的协议，222万元就是股权转让的对价。《协议》中关于“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也合法有效，该约定是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在《协议》签订前，顺安公司已分别于2009年5月8日、2009年9月15日和2010年12月10日与土地出让方签订了《工业用地有偿转让意向书》、《备忘录》及正式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确定以每亩51.88万元的优惠价格购入位于余姚市兰江街道的一幅土地，因此《协议》第五条中按照土地增值来计算股权转让对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徐秀龙提交的《合作协议》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该《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存在多处违反客观事实的地方。《合作协议》中称前期的公司开办费用由甲方（徐秀龙）先垫付，具体金额根据需要分批支付，但实际上顺安公司早在徐秀龙投资入股前已经设立完成，根本不存在由徐秀龙垫付公司开办费用的可能。《合作协议》中称购地成本及公司运营成本增大，但实际上，振南公司土地的购买成本没有任何变化，而公司也一直没有投入实际的运营，所谓运营成本增大也根本无从谈起。如果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将双方就股权转让而达成的《协议》第五条完全废除，周善军将不仅无法主张已经转让的81%股权的权益，就连剩余股权的相关权益也一并放弃了这是有违常理的。从录音证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徐秀龙不仅在长达几小时的商谈中丝毫未提及《合作协议》，反而愿意支付90万元来了结双方之间的纠纷，按照徐秀龙的陈述，该90万元是针对剩余未转让的股权，如果《合作协议》是真实的，那么徐秀龙就完全没有理由再就剩余股权向周善军支付任何款项。还需要指出的是，徐秀龙经原审及周善军多次询问，至今仍无法对《合作协议》形成的地点及具体过程作出明确说明。而且，徐秀龙提交的《合作协议》复印件中日期落款的位置以及“年”字的写法与其提交的原件是不一致的，这说明徐秀龙手中的《合作协议》不止一份，但根据徐秀龙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徐秀龙手中仅有一份《合作协议》，对此重大疑点徐秀龙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周善军为顺安公司的设立及后续运作，包括振南公司土地的受让及环保检测站项目等事宜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及支出，周善军没有任何理由再与徐秀龙去签署这样一份错漏百出的《合作协议》来放弃按照协议理应享有的权益。虽然从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合作协议》中落款为“周善军”的签名系伪造，但是周善军已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合作协议》错漏百出，不符常理，特别是最后一句，从内容上看与之前的内容没有任何连贯性，从书写方式上看也存在明显差异，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也作出了该部分内容与该协议中的其他内容并非同一时间形成的鉴定结论，因此至少可以证明该部分内容是事后添加形成的，所谓废除“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方式”的内容对周善军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综上，周善军与徐秀龙就股权转让而达成的《协议》的约定合法有效，徐秀龙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周善军支付转让价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周善军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徐秀龙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顺安公司审计报告一份，拟证明转让81%股权时顺安公司仅有存款13596.15元，无土地等其他资产，周善军及邬伟平、沈伟民从顺安公司抽逃注册资本，徐秀龙入股时与该三人口头约定81%股权转让款以注册资本折抵，资本金由徐秀龙负责补充，现徐秀龙无须再支付81%的转让款；2.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咨询意见书一份，拟证明2011年6月2日《合作协议》最后一句内容并非徐秀龙添加；3.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顺安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结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取得产权证6个月内必须开工建设而到2011年6月2日仍没有开工建设，徐秀龙与周善军又约定建设推迟到2012年8月10日完成的事实，运行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必然增加。4.工资单七份，证明顺安公司人工费用增加。徐秀龙另向本院申请对《合作协议》最后一句即“鉴于购地成本及公司运营成本增大等原因，双方同意废除2010年1月23日协议中第五条‘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方式’条款。”是否双方签名后私自添加进行司法鉴定。
周善军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顺安公司审计报告内容是真实的，周善军确实领了款项，但不是抽逃的，是用于顺安公司的，相关凭证有100多万元，本案中也只处理股权问题。土地使用权当时还没有购入，但是已经签订了协议。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咨询意见书系徐秀龙在原审结束之后单方委托，超过举证期限，而且即使按照该咨询意见书，也不能推翻文字是多次形成的结论，反而印证最后一句内容是事后添加的。对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已经约定，项目共同做，土地使用权先买进，与项目是否成功没有关系，土地还是在的，土地使用成本增加徐秀龙应该预见到。徐秀龙控股的，有些账是他自己做的。对工资单中案外人毛福明的工资认可，毛福明的工资支付了半年时间，其他人的工资不认可。徐秀龙和周善军开始就协商好，徐秀龙没有工资，案外人张静波是徐秀龙公司的员工，周善军对徐秀敏也不认识。
本院经审查认为：在周善军代表顺安公司原股东与徐秀龙签订的《协议》中，各方主要基于振南公司的33.81亩土地使用权作价转让股份，因此顺安公司是否有其他资产以及周善军、邬伟平、沈伟民是否抽逃注册资本与本案无关，徐秀龙与上述三人口头约定81%股权转让款以注册资本折抵也无证据证明，故本院对顺安公司审计报告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咨询意见书系徐秀龙单方提供，非经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本院对其证明力亦不予认定。双方对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顺安公司由徐秀龙实际控制，周善军仅对毛福明的工资予以认可，徐秀龙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故本院仅对毛福明的工资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协议》中并无约定项目开工建设时间，不能推定运行成本、土地使用成本等增加必需要减少股权转让款。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咨询意见书的分析意见对《合作协议》内容描述为书写过程中数次中断、停顿，由于对文字形成时间的鉴定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本院对徐秀龙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周善军与徐秀龙因顺安公司股权转让款发生争议，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2010年12月周善军代表原股东与徐秀龙签订《协议》前，周善军、邬伟平、沈伟民已召开股东会将其持有的81%股权以81万元转让给徐秀龙，顺安公司股东也作了变更，但振南公司与顺安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系发生在上述事件之后，周善军代表原股东与徐秀龙签订《协议》也约定，鉴于顺安公司原股东先前18个月的投入及振南公司土地使用权增值状况，徐秀龙同意支付给原股东代表周善军222万元，而且徐秀龙所称的其已与原股东口头约定81%股权转让款以注册资本折抵也无证据证明，故应认定徐秀龙受让顺安公司81%股权的对价为222万元。双方《协议》中并无约定项目开工建设时间，222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计算也不包含成本因素，徐秀龙对此应有预期。结合《合作协议》签订后徐秀龙、周善军等人的谈话录音中，周善军提出“我跟你签的协议总归是有效的”时徐秀龙未作否定，也未提出根据《合作协议》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条款已经废除以及《合作协议》最后一句书写时存在中断、停顿现象等，可以认定《合作协议》中废除土地增值款的补偿及支付条款的约定为徐秀龙事后添加。综上，周善军有权根据《协议》的约定要求徐秀龙支付顺安公司81%股权的对价222万元。徐秀龙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60元，由上诉人徐秀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郑益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林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