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602行初00070号原告胡铃霞。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徐明、潘以强，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原行政机关），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129号。法定代表人潘益明，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勇涛、张振荣，该局工作人员。被告绍兴市公安局（复议机关），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489号。法定代表人凌志峰，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凌伟春、舒裕斌，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宣丽云。第三人宣丽琴。原告胡铃霞不服被告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以下简称“第一被告”）对其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第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及绍兴市公安局（以下简称“第二被告”）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月24日立案后，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可能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了宣丽云、宣丽琴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玲霞的委托代理人朱徐明、潘以强，第一被告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行政负责人金ＸＸ及委托代理人徐勇涛、张振荣、第二被告绍兴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凌伟春、舒裕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第一被告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胡铃霞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胡铃霞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第二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6年2月1日作出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第一被告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胡铃霞诉称：第一被告于2015年10月23日对原告胡铃霞作出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并于2015年12月3日向第二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第二被告于2016年2月1日作出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第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第一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以下错误：一、行政执法程序错误。1、超出法定期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书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5年7月2日，但作出处罚决定是在2015年10月23日，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的规定。2、第一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对原告及家属未尽到告知和通知义务。原告所持有的《处罚决定书》是该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后才从第一被告取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3、第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对事实仔细调查，导致事实认定有误，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4、第一被告没有及时对原告及其服装店的财产损失进行取证核实，也没有及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既违反了行政执法程序，也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二、事实认定错误。1、在处罚决定书中故意忽略了违法行为人宣丽云、宣丽琴等人两次到原告经营的服装店外辱骂和污蔑原告所雇店员的关键事实，导致案件定性错误。2、处罚决定书中将违法行为人宣丽云等人殴打原告的行为认定为双方互殴，既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有损司法公正的权威。3、第一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称“违法行为人胡铃霞对其殴打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事实上原告一直坚称自己并未殴打他人，而是被他人殴打。第一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作出这样格式化的行文表述，也正是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的表现之一。综上，第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存在行政执法程序错误和认定事实错误，而第二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却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且在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完全照搬第一被告的处罚决定书中的表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及绍兴市公安局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2、依法责令两被告为原告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3、依法返还罚款200元；依法赔偿原告因错误拘留五日所造成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律师代理费和交通费共计23200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胡铃霞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罚没财物专用票据一份，证明原告已于2015年10月27日缴纳了200元罚款的事实；2、解除拘留决定书一份，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已经执行的事实，错误拘留5日的误工费按201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每天240元计算；3、收据及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及交通费2000元的事实；4、邮寄申请行政复议的信封一个，证明原告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第一被告辩称：一、2015年7月2日下午，违法行为人宣丽云、宣丽琴与胡铃霞发生互殴，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受伤，原告对殴打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故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本案中无故意损毁财物的违法行为，财物损坏系互殴引起，对财物损坏的情况，当事人可提起民事诉讼。二、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处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鉴于原告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一被告对原告以殴打他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决定，于法有据。三、第一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5年7月2日，第一被告下属的轻纺市场派出所受理胡铃霞殴打他人一案后，及时调查取证，并按规定履行告知程序。同年10月23日，第一被告依法对原告胡铃霞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决定，当场对其送达，并邮寄通知了原告家属。因案情重大、复杂，办案期限延长了30日，后因胡江英等未及时到案，案情无法全部查清，故不存在超期办案的问题。四、第一被告对原告处罚量罚得当。结合案件起因、原告违法行为的手段及造成对方当事人的伤情等因素，依法对原告胡铃霞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量罚得当。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胡铃霞、宣丽云、宣丽琴、胡江英、胡淼洪的询问笔录、胡铃霞、宣丽云伤势照片、原告方被损坏物品照片、胡铃霞医院诊断证明书照片、宣丽云伤势告知书等。证明2015年7月2日下午，违法行为人宣丽云、宣丽琴等人因怀疑胡淼洪与宣丽云的丈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赶至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服装市场1468号服装店，在该店内与胡淼洪、胡铃霞等发生争执，后宣丽云、宣丽琴与胡铃霞发生殴打，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受伤，违法行为人胡铃霞对其殴打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的事实。2、行政处罚审批表、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绍兴市柯桥区拘留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邮寄通知被处罚人家属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罚没财物专用票据、对宣丽云、宣丽琴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受案登记表、胡铃霞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胡铃霞的传唤证、办案民警情况说明两份、抓获经过、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第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的事实。第一被告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被告辩称：一、第二被告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是正确的。经复议查明，2015年7月2日下午，宣丽云、宣丽琴等人因怀疑胡淼洪与宣丽云的丈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赶至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服装市场1468号服装店，在该店内与胡铃霞、胡淼洪姐妹发生争执，后宣丽云、宣丽琴与胡铃霞发生殴打，造成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该事实由胡铃霞、胡淼洪、宣丽云、宣丽琴、胡江英的陈述，伤势照片、抓获经过、情况说明等证据所印证。二、办理程序合法。2015年12月3日，第二被告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当日受理并通知第一被告提交书面答复及案件材料。同年12月10日收到答复书和案件材料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并于2016年2月1日依法作出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当日邮寄原告。因此，第二被告行政复议办理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维持第二被告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第二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绍兴市公安局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事实。第三人宣丽云、宣丽琴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第12690号和第126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各一份，分别证明第三人宣丽云因殴打胡铃霞被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二百元和第三人宣丽琴因殴打胡铃霞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证据1、2、3，第一被告质证后认为，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是依法作出的，不存在赔偿的情形。根据相关规定，只有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造成直接侵害的才能赔偿。即使行政机关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赔偿律师费及律师的交通费的内容。第二被告质证后认为，对罚款票据及解除拘留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收据发票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真实，其费用也与赔偿请求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告证据4，两被告无异议。1、第一被告的证据1，原告综合质证后认为，原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还手是制止违法行为，不能认定为互殴。胡江英的证言没有讲到胡铃霞殴打第三人。第三人宣丽云、宣丽琴对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低。所有笔录中有一节事实是清晰的，即宣丽琴先动手去抢夺原告的手机。宣丽云右手手掌割伤，但没有提供医疗诊断证明书。第一被告在向原告告知第三人宣丽云伤情时，原告的意见是“已知伤情，但不明原因”。原告虽有医疗诊断证明，但也没有做伤势鉴定，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伤情有异议。宣丽云的伤势是右手掌割伤，胡铃霞是头部及身体多处挫伤，从伤势可以看出胡铃霞是被殴打方，宣丽云的伤是否是胡铃霞造成的存在异议。对胡铃霞的身份信息无异议。2、第一被告证据2，原告综合质证后认为“情况说明一”不具有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延长办案期限应该有记录在案，而非出具情况说明。本案中没有口头请示的证据，特别是没有相关的电话记录。本案是极其简单的治安案件，不存在案情复杂，不能仅凭办案人员说案情重大复杂就延长。对“情况说明二”的合法性有异议，即宣丽琴和胡江英一直未到案，但并未失踪或找不到。公安机关明显拖延办案，宣丽琴和吴江英一直未到案不是法定的延期理由。原告家属没有收到过第一被告拘留原告的拘留通知书。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及第一被告质证后均表示无异议。原告对本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原告殴打他人的事实有异议。两被告无异议。第三人未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2、3、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第一被告证据1，宣丽云、宣丽琴、胡江英、胡铃霞、胡淼洪的陈述能一致证实本案起因是因宣丽云怀疑原告的妹妹胡淼洪与其丈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二次前往原告店内向胡淼洪质问而引起的。尤其是2015年7月2日下午2时许，宣丽云、宣丽琴、胡江英再次来到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服装市场1468号服装店质问胡淼洪时，在原告欲用手机将纠纷经过拍摄下来时，先遭到宣丽云的抢夺才导致双方纠纷升级，发展为双方互殴的事实。胡铃霞在笔录中承认其在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过程中“还手”的事实。胡铃霞、宣丽云伤势照片、被损坏物品照片、胡铃霞医院诊断证明书照片、宣丽云伤势告知书等证据，能证实双方在发生争执、互殴过程中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轻微伤及原告和胡淼洪的手机屏幕碎裂、原告的手表带、项链断裂的事实。其中原告的伤势经绍兴市中心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为头部外伤、多处挫伤。宣丽云的主要伤势为右手掌割伤、左眼眶红肿。第一被告证据2，能基本证明第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的事实。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的合法性。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日上午，第三人宣丽云因怀疑胡淼洪与其丈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与妯娌胡江英一起去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服装市场1468号服装店内找胡淼洪质问，双方争吵无果后宣丽云、胡江英即离开。当日下午1时多，与其妹宣丽琴及胡江英再次赶到服装店内质问胡淼洪，并发生争吵。胡淼洪的姐姐即本案原告胡铃霞见状随即用手机进行拍摄，但当即遭到宣丽云的抢夺，致双方纠纷从争吵发展到肢体冲突，最后导致宣丽云、宣丽琴与胡铃霞等人之间发生互殴，并造成双方不同程度的轻微伤以及原告方两只手机屏幕破裂、手表表带、项链断裂。其中胡铃霞的伤势为头部外伤、多处挫伤，宣丽云右手手掌割伤、左眼眶红肿。期间，胡淼洪向公安机关报案。第一被告下属轻纺市场派出所于当日下午1时44分接警后赶到现场时，双方的纠纷已被围观群众劝散。嗣后，轻纺市场派出所将宣丽云、胡铃霞、胡淼洪带回所内接受调查，并做了询问笔录。对宣丽云、胡铃霞的伤势及胡铃霞的手机、手表带、项链、胡淼洪手机的损坏情况进行了拍照固定。2015年8月1日，因案情重大、复杂，第一被告延长了办案期限30日。后因一方当事人宣丽琴、胡江英未能及时到案，导致第一被告对本案案情一直无法查清。直至宣丽琴于2015年10月15日、胡江英于2015年10月23日分别到案后，第一被告遂于2015年10月23日，以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分别对原告胡铃霞作出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决定，同时对第三人宣丽云作出行政拘留6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决定，对第三人宣丽琴作出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决定。现被诉行政行为已执行完毕。2015年12月3日，原告胡铃霞因不服第一被告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向第二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要求返还罚款、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赔偿被错误拘留造成经济损失共计23098.6元。第二被告经复议后认为，第一被告对胡铃霞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刑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了维持第一被告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因原告不服，遂成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一被告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第一被告在接到原告方的报案立案受理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对伤势、被损财物进行拍照固定等，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告知笔录、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被处罚的当事人，被告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关于第一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是否超出法定期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案发后，第一被告即对该案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后因一方当事人宣丽琴、胡江英一直未能及时到案，导致第一被告对案情无法查清。直至胡江英最后到案后，第一被告即于当日分别对原告胡铃霞、第三人宣丽云、宣丽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故第一被告在实施被诉行政行为时，不存在超出法定期限的问题。庭审中，第一被告陈述其已将案件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情况电话告知原告，因原告否认，第一被告无证据印证，故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第一被告应在今后工作中予以规范。关于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时，第一被告是否尽到告知义务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二款同时规定，“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笔录形式告知”。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一被告于2015年10月23日传唤原告时，原告就拒绝在绍柯公（轻）行传字（2015）10006号传唤证上签字，第一被告同时在对原告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时，原告又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字，同时原告又拒绝在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第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同时，第一被告于2015年10月24日将原告胡铃霞的行政拘留执行回执通过国内挂号信函的形式邮寄给原告家属。故原告认为第一被告对原告未尽到及时告知义务，对原告的家属也未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是否存在殴打第三人宣丽云事实的问题。在撇开另一方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笔录，仅根据第一被告于2015年7月2日在案发后对原告所做的第一份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的“开始是带头来的女的打我的，后来另外两个女的也一起打我。我被她们打了之后，我也还手了。我们双方都是用手打的，后来带头来打的女的拿了我们店内的晾衣架来打我们，我拿了个塑料垃圾桶挡挡”的内容，再结合第三人宣丽云右手手掌割伤、左眼眶红肿的事实，在双方存在肢体冲突的情况下，原告否认不存在殴打宣丽云或双方不存在互殴的事实，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相符。但第一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表述的“违法行为人胡铃霞对其殴打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内容，用词不够准确，应予指正。关于第一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处罚是否存在“明显不当”的问题。本案第三人宣丽云因怀疑胡淼洪与其丈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二次上门到原告店内进行质问是导致纠纷发生的起因。纠纷发生后，原告虽用手机拍摄的方式来进行证据固定，但仍无法阻止双方冲突的升级。在冲突过程中，原告也有与对方互殴的事实存在，并致对方轻微伤。第一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胡玲霞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并无“明显不当”。故第一被告作出的被诉治安处罚决定具有合法性。第一被告在对宣丽云、宣丽琴、胡铃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虽对涉案情节已有所考虑，但没有对本案发生的起因、过错、发生冲突的场所、导致冲突升级的原因等因素进行全面考虑，对上述三违法行为人的处罚结果显得不够平衡，特予指正，但尚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的“明显不当”的程度，尚不足以影响被诉治安处罚决定具有的合法性。故原告的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作出的绍柯公（轻）行罚决字（2015）12689号行政处罚决定及绍兴市公安局作出的绍市公行复决字（2015）第053号行政复议决定；二、驳回原告胡铃霞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志明审 判 员  王建国人民陪审员  高维英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胡 萍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