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9民终8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康江北支行，住所地：安康市汉滨区。
负责人：周吉安，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然，女，系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开波，陕西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涛，男，196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陈浩瀚，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康江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江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邹涛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2017）陕090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江北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然、秦开波，被上诉人邹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陈浩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江北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2017）陕090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驳回邹涛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邹涛负担。事实与理由：1.邹涛并无证据证明本卡一直由其本人使用且从未离身，依据客户须知第三条约定，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凭密办理业务，均视为开户人本人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记卡在菲律宾的交易行为系他人持伪卡进行事实不清且缺乏证据支持；2.工行江北支行已经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尽到了安全义务，邹涛借记卡被刷是因个人对密码保存不当造成，与银行无关。
邹涛辩称，1.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工行江北支行应当对其主张的涉诉银行卡是否离身承担举证责任，且邹涛银行卡在菲律宾消费的情形系通过工行江北支行查明的事项，因此，本案举证责任应当由工行江北支行承担；2.邹涛提交的证据已经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工行江北支行对反驳意见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采信邹涛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及证据规则；3.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和目的，银行有义务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信息安全，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工行江北支行未尽到安全义务。4.邹涛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工行江北支行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邹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江北支行支付邹涛75171.72元；2.本案所有涉诉费用由工行江北支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0日，邹涛在工行江北支行申请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2XXX085的借记卡。2015年11月19日，邹涛持卡凭密码在工行江北支行处办理了换卡业务，新卡号为622XXX271。在办理原卡和换卡业务时，工行江北支行提供的凭证上均记载有“本人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凭证背面的《客户须知》，确认上述打印内容与本人申请办理业务的内容一致”的内容，邹涛在凭证的客户签名栏签名确认。凭证背面所附的《客户须知》第一条约定：对于凭密码支取的，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开户人本人行为，客户应妥善保管账户介质、密码、印鉴、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业务凭证等，因客户保管不善造成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2016年7月6日凌晨1时47分至2时零2分期间，邹涛的该张借记卡在菲律宾通过POS机和ATM机连续发生了一笔消费交易和三笔取现交易，消费金额为71476.15元，取现金额分别为1458.11元、1458.11元、743.35元，跨境费分别为12元、12元、12元，查询费分别为4元、4元、4元，消费、取现金额及跨境和查询费共计75183.72元。随后，邹涛通过银行短信提示得知借记卡的交易情况，遂拨打了工商银行的客服电话9****进行查询，并于当日早上8时37分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洋河东路37号长安丽都15、16银行网点的ATM机现存、现取100元，8时38分又在该网点现存100元。之后，邹涛与工行江北支行就该借记卡在菲律宾被刷取之事进行协商，因协商未果，邹涛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工行江北支行支付邹涛存款75171.7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另查明，邹涛购买了一张2016年7月6日10时25分从重庆飞往昆明的机票。
一审法院认为，邹涛在工行江北支行申请办理了借记卡，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邹涛主张其借记卡在菲律宾的交易行为系他人使用伪卡进行，并非其本人持工行江北支行所发的借记卡所为，故要求工行江北支行支付借记卡内被盗刷的存款75171.72元。工行江北支行辩称邹涛向法院提交的航空运输电子客运行程单，仅能证明邹涛有购买机票的行为，不能证明其当时所处的地域，故不能证实涉案银行卡被使用时邹涛身在重庆。因涉案借记卡在菲律宾的交易时间为2016年7月6日凌晨1时47分至2时零2分期间，而同日早上8时37、38分该借记卡又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洋河东路37号长安丽都15、16银行网点的ATM机存现、取现三次，从两地的距离及时间间隔来看，不可能是同一张借记卡所为，且邹涛提供的航空运输电子客运行程单与涉案借记卡在重庆的交易行为能够互相印证，而工行江北支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记卡在菲律宾的交易系邹涛自取行为，故可以认定涉案借记卡在菲律宾的交易行为系他人持伪卡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而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提供安全的交易设备和技术平台、为储户的信息保密等也是商业银行的重要义务。因此，工行江北支行作为发卡行，负有保障邹涛借记卡内存款安全及保证支付的义务，而工行江北支行未对邹涛的借记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邹涛卡内信息轻易被他人取得并予以复制，且在他人持伪卡进行交易时，亦未能对该伪卡进行准确识别，从而导致邹涛借记卡内的存款被他人持伪卡盗刷。工行江北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及相关技术、设备、操作平台的提供者在与储户的关系中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应对邹涛的存款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工行江北支行辩称按照其向邹涛提供的客户须知第三条“客户须妥善保管账户介质、密码、印签、有效身份证件及有关业务凭证等，自行承担因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凭密办理业务，均视为开户人本人行为”的约定，工行江北支行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邹涛存款被盗系其自身密码保管不善所致，工行江北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该条约定生效的前提是使用工行江北支行所发借记卡进行的有关业务，而本案中在菲律宾进行交易的借记卡并非是工行江北支行给邹涛办理的借记卡，故该约定不能对邹涛生效，工行江北支行的该项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此外，因借记卡在交易时不仅需要有效的银行卡还需要正确的密码才能完成交易行为，而密码是由持卡人设置并保管的，故邹涛在办理了借记卡并设置了密码后，对借记卡和密码负有妥善保管及规范使用的义务，而邹涛未能妥善保管及规范使用银行卡和密码，对损失亦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邹涛、工行江北支行对邹涛存款损失承担责任比例按3:7确定比较合适，即由邹涛自行承担75171.72元的30%即22551.52元，工行江北支行承担70%即52620.20元。工行江北支行提出邹涛的银行卡被盗刷是犯罪行为，属于刑事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及民事责任。因邹涛与工行江北支行形成的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案亦是基于此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与案外人涉嫌的犯罪行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有据可依，亦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工行江北支行支付邹涛存款52620.2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邹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8元，由工行江北支行承担1175元，邹涛承担503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第一、涉案银行卡在菲律宾的交易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第二、工行江北支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当承担邹涛银行卡被刷的赔偿责任?针对第一焦点，经审查，邹涛在工行江北支行办理的借记卡于2016年7月6日凌晨2时左右，在菲律宾通过POS机和ATM机连续发生消费、取现交易，共计支出75183.72元。邹涛认为该行为系他人使用伪卡盗刷，并非本人持本卡所为，要求工行江北支行对其损失予以赔偿。邹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事发当日8时37、38分该卡在重庆渝北区龙塔街道洋河东路ATM机存现、取现交易明细，及其所购当日10左右重庆至昆明的飞机票，用以相互印证本人在重庆持卡交易的事实。而工行江北支行虽认为邹涛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身在重庆，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否定邹涛主张之事实，亦无证据证实菲律宾的交易行为系邹涛本人或本卡实施，不能对本案中卡号相同的同一张银行卡在重庆和菲律宾两地发生的间隔约六小时的交易记录作出合理解释。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工行江北支行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邹涛提交证据证实2016年7月6日上午自己所处地域为中国境内重庆市并在该地持卡发生交易，依据该卡号显示的交易记录，当日凌晨2时左右及8时左右先后发生于菲律宾和重庆的交易，从时间、空间跨度来看，不可能是使用同一张银行卡操作完成，而在菲律宾的消费、取现行为也无法认定系邹涛本人操作。在工行江北支行无证据足以推翻邹涛之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本案邹涛之银行卡在菲律宾的交易系他人持伪卡进行。针对第二焦点，经审查，邹涛在工行江北支行办理借记卡，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工行江北支行作为借记卡的发卡行，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保护储户信息秘密，并为储户提供安全的操作技术、设备及交易平台等义务。但工行江北支行未对邹涛的银行卡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该银行卡信息被他人复制，且在他人持伪卡进行交易过程中，发卡行负责提供的交易平台及交易设备未能进行准确识别，从而导致该卡号内资金被盗刷。故对邹涛银行卡被盗刷所损失金额，工行江北支行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考虑到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与储户关系中的明显优势地位以及邹涛本人对密码保管不当的过错，认定由工行江北支行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工行江北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8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康江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波
审判员 刘 春
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马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