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廊民一终字第7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保龙，男，195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固安县固安镇东辛庄村。
委托代理人关洁玫，河北环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书芳，女，汉族，1962年11月6日出生，河北省固安县固安镇东辛庄村，系上诉人杨保龙之妻。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继涛，男，198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固安县固安镇东辛村。
委托代理人王娟，河北环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保忠，男，194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固安县固安镇东辛村。
委托代理人曹正华，河北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保龙、杨继涛与被上诉人杨保忠之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2）固民初字第176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杨保龙、杨继涛不服，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保忠系无妻、无子、无女且年近七旬的孤寡老人，其父母分别为杨福才、李树花，其弟兄四人分别为杨宝平、杨保忠、杨宝诚、杨保龙。杨保龙与杨继涛系父子关系。1987年2月19日杨保忠之弟、杨保龙之兄杨宝诚代表其全家10口人（父亲杨福才、母亲李树花、大哥杨宝平、二哥杨保忠、妹妹杨秀花、其妻钟绍平、其长子杨志刚、其次子杨志涛、其女杨继霞和其本人）承包了固安工业园区东辛村村民委员会（原固安县公主府乡东辛村村民委员会）的12.5亩林地，并以其自己的名义与固安县公主府乡东辛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杨宝诚于1996年将其一家五口人（杨宝诚、钟绍平、杨志刚、杨志涛、杨继霞）的承包地份额从全家承包的12.5亩承包地中分出。剩余其他五口人（杨福才、李树花、杨宝平、杨秀花、杨保忠）的承包地，于2011年4月被固安工业园区征用，固安工业园区应支付该地补偿款600880元。征地时因杨保忠父母均已去世，经协商，其父母应享有的征地补偿款份额由杨保忠弟兄四人均分（每人半口人份额）。杨保龙、杨继涛于2011年4月12日在固安工业园区办理了该600880元土地补偿款的有关手续，2011年4月19日杨继涛在固安工业园区领取金额为600880元的转账支票受领该款。后经杨保忠向杨保龙、杨继涛索要其应得的一口半人的土地补偿款，二人拒不返还。杨保忠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杨保龙、杨继涛返还其不当得利款180264元，诉讼费由二人承担。
以上事实，有杨宝诚于1987年2月19日与固安县公主府乡东辛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证人杨宝诚、王化彬、ＸＸ银的证人证言，固安工业园区出具的土地安置和地上补偿费拨款通知单（4页），杨继涛领取转账支票存根及双方的当庭陈述在案综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1987年2月19日杨保忠之弟杨宝诚代表杨保忠在内的全家10口人与固安县公主府乡东辛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承包了该村的12.5亩林地。杨宝诚将其一家五口人的承包地份额从全家承包的12.5亩承包地中分出后，剩余其他五口人的承包地被征用时，经协商，杨保忠除其应享有一口人的份额外又分得半口人的份额，故杨保忠理应占该地一口半人的份额。该地2011年4月被征用，杨保忠亦应按其所占份额获得征地补偿款，杨保龙、杨继涛将杨保忠应享有的征地补偿款支取拒不返还，造成杨保忠损失，且杨保忠系无妻、无子、无女的孤寡老人，该被征土地系其重要生存保障依赖，故杨保龙、杨继涛理应及时返还杨保忠相应的征地补偿款。杨保龙、杨继涛的辩称均无相关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杨保龙、杨继涛返还杨保忠征地补偿款180264元（600880元÷5人×1.5人），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6元，减半收取2403元，由杨保龙、杨继涛负担。
上诉人杨保龙、杨继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审理方向错误，本案涉案土地实际承包人系上诉人，上诉人于1986年开始耕种该土地，至今已28年之久，在上诉人耕种该地期间，被上诉人及任何第三方均未向上诉人主张过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取得上述土地补偿款系基于《固安县工业园区用地补偿协议》，是因合同依法取得。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或性质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显属不当。2、本案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同时审理并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要求民事诉讼需要法律关系明确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被上诉人在主张权利时，既主张不当得利，又主张承包经营权以及继承权，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均未予以查清，明显在主观上混淆了法律概念。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是涉案土地的权利人，依据民事证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虽提交了部分传来证据，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疑点，一审法院草率认定，显然不当。三、一审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0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主张过“不当得利”之权，一审法院亦于2012年6月作出（2012）固民初字第69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因同一事实，同一标的，同一法律关系，再次起诉一审法院不应受理。2、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法定时效。一审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自1986年开始承包经营涉案土地，至今已28年之久，被上诉人均未张权利，无论从两年还是从最长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来看，被上诉人均已丧失胜诉权。故此，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违背民事证据调取证据规则，擅自依被上诉人申请调取不应当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人证言，以合法形式故意规避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询的义务，并径行认定自行调取的证人证词，明显违背证据规则，造成本案错判，同时上诉人亦提出书面调证申请，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造成相应证据无法到庭，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结果失当，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杨保忠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法律关系明确，案由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完全正确，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据、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及调查笔录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而应当获得相应土地补偿款。本案涉案土地是杨宝诚代表被上诉人在内的全家10口人承包的12.5亩林地，被上诉人享有该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杨宝诚将其一家五口人的承包地份额从全家承包的12.5亩承包地中分出后，剩余其他五口人的承包地被征用时，经协商被上诉人除其应享有一口人的份额外又分得继承于父母的半口人的份额，故被上诉人理应占该地一口半人的份额，按其所占份额获得相应征地补偿款，而二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应享有的征地补偿款支取后拒不返还，被上诉人作为一个无妻、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中，要求上诉人返还其赖以生存的征地补偿款合情合理合法。二、一审程序合法。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于本案不适用，一审法院于2012年所作裁定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有关法律解释，现被上诉人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自1987年2月19日签订林业承包合同起即享有该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杨保忠因其弟杨宝诚代表全家10口人与村委会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杨保忠为家庭成员，而享有所承包的12.5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份额，2011年承包地被征用时，所承包林地仍在承包经营期内，故被上诉人应当享有相应补偿份额。二上诉人支取包括被上诉人杨保忠在内的补偿款后，拒绝给付被上诉人，从而获得财产利益，使被上诉人受到损失，二上诉人取得利益与被上诉人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二上诉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故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二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所应当得到的补偿。本案征地补偿款应是对土地承包人失去土地的一种补偿，是属于生存保障性的补偿，虽然被上诉人杨保忠可能未实际经营所承包土地，但其也并未将其的承包份额进行转包或转让，为保障其以后的生活生存，对其失去土地，应当得到补偿。被上诉人虽然曾因证据不足，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但证据充分后重新进行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不属于一事再审。本案系因征地补偿引起的纠纷，征地补偿发生于2011年4月，被上诉人因此事曾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9月两次提起诉讼，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审法院就本案依被上诉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06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宗发
审 判 员 柴秋芬
代理审判员 杨学军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