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吴利行初字第28号
原告孙亚伟，男，回族，河南郏县人，初中文化，个体户，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委托代理人董安，宁夏一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公安分局。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南三环。
法定代表人惠兴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建军，男，利通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杨秀芝，女，利通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孙亚伟不服被告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立案后，于2015年9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亚伟、委托代理人董安，被告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郭建军、杨秀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的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6月30日6时20分许，在吴忠市利通区早市路口，马玉忠与杜雪莲因摊位问题发生争执，后杜雪莲和儿子孙亚伟，与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双方发生撕打，孙亚伟和其母亲杜雪莲将马玉忠殴打致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孙亚伟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佰元。
原告诉称，原告与母亲杜雪莲在兴生街早市租赁摊位销售水果，马风山和马玉忠的肉店与原告的摊位相邻。因马风山和马玉忠的肉架子挤占原告的水果摊位，双方发生争执并厮打。原告受伤，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头枕部挫伤，腰部软组织损伤。利通区公安分局民生街派出所对案件进行调查，询问了当事人，因马玉忠、马风山拒绝对原告受伤损失进行赔偿，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作出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宁（2015）第563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原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为由，对原告拘留7天，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应当将案件事实查清，查明案发原因，分清加害人和受害人，而被告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其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提起诉讼，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行政处罚决定；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当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受案登记表（被告提交的，原告作为其证据出示。），证明①接到报警的时间是2015年6月30日6点41分，接受报案的民警是楚文浩、罗兴华；②说明6月30日8点以前，楚文浩、罗兴华值班是夜班，按照值班、交接班的惯例，每天的8点是交接班的时间，说明，在早晨8点交班后楚文浩、罗兴华白天休息，被告出示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白天，说明询问笔录不是楚文浩、罗兴华制作的。
证据二孙亚伟拍摄的照片（3张），证明①叶赛、马小龙是协警，不具有警察身份，没有执法主体资格；②制作笔录的人是叶赛，马小龙，楚文浩不在场。
证据三孙亚伟与叶赛的通话录音、对话录音，各一份；证据来源为原告录制。两份通话记录是原告自己收录的，一份是2015年9月8日，在派出所与办案人员叶赛打电话通话的录音，证明6月30日制作询问笔录的是叶赛；第二份是2015年9月9日，孙亚伟在派出所门口当面与叶赛的谈话录音，证明楚文浩因妻子生孩子请假休息的事实。
证据四证人丁晶晶的证言：2015年6月30日下午三点左右去派出所询问室给孙亚伟送饭，当时只有叶赛和马小龙在，等孙亚伟吃完饭后叶赛带孙亚伟进去作笔录，马小龙说作笔录不方便在场让我出去，我就在询问室门口一直等到六点多笔录作完。我在询问室门口期间也没有见其他人。
被告辩称，1.对原告孙亚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
2015年6月30日6时许，杜雪莲及其儿子孙亚伟在吴忠市利通区早市路口卖水果，因摊位的事情和卖牛羊肉的马玉忠发生争执，后双方发生撕打，后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与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双方发生撕打，厮打中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将孙亚伟殴打致伤，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将马玉忠殴打致伤，其中杜雪莲在马玉忠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孙亚伟殴打他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2.对原告孙亚伟处罚的理由充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是指主观上实施了侵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给他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原告及其母亲杜雪莲在吴忠市利通区早市路口卖水果，因摊位的事情和卖牛羊肉的马玉忠等人发生争执。孙亚伟认为马玉忠和马风山的肉店的肉架子挤占了原告的水果摊，应由市场管理中心协调解决，市场管理中心协调不了的情况下，应到相关执法部门要求协调解决，但孙亚伟和其母亲杜雪莲却与马玉忠和马风山因此发生争执后互相撕打。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将孙亚伟殴打致伤，杜雪莲和孙亚伟将马玉忠殴打致伤，孙亚伟的行为符合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且有原告孙亚伟的陈述及被侵害人马玉忠的证言、法医鉴定及孙亚伟提供的视频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3.摊位问题谁对谁错，应由相关执法管理部门判定并解决，不是双方发生纠纷后撕打的理由，不是原告动手打人的理由。双方发生撕打，孙亚伟和其母亲杜雪莲将马玉忠殴打致伤，其中杜雪莲在马玉忠脸上打了一巴掌，这一事实由当事人马玉忠的证言、孙亚伟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对孙亚伟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正确的，孙亚伟对上述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对原告孙亚伟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定性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在起诉书中所反映问题不属实，是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开脱，因此恳请依法驳回孙亚伟行政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对孙亚伟作出行政处罚程序方面的证据包括：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民生街派出所于2015年6月30日，接到报案并受理杜雪莲殴打他人一案的情况。2.调查取证方面的证据，查明真相。3.杜雪莲、孙亚伟、马玉忠、马风山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其身份情况。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民生街派出所依法对杜雪莲、孙亚伟、马玉忠、马风山作出行政处罚，并在处罚前对被处罚人进行了告知。5.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对杜雪莲、孙亚伟、马玉忠、马风山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并送吴忠公安局行政拘留所执行情况，并将拘留情况及时通知了其家属。6.送达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对杜雪莲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并将行政拘留决定书按照法定程序送达本人的情况。7.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对杜雪莲、孙亚伟、马玉忠、马风山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是严格按照公安行政处罚审核、审批程序进行的。8.结案报告证明该案件依法处理完毕后，公安机关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依法予以结案。
第二组证据，被告对作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部分提供以下证据：
1.对被处罚人杜雪莲、孙亚伟、马玉忠、马风山的询问笔录，证人马玉林、马玉琴、吴金兰的询问笔录，证明2015年6月30日6时许，在吴忠市利通区早市路口，马玉忠与杜雪莲因摊位问题发生争执，后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与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双方发生撕打，马玉忠和马凤山将孙亚伟和杜雪莲殴打致伤，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的伤情鉴定系轻微伤。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将马玉忠殴打致伤，马玉忠的伤情为右侧颞下颌关节紊乱（外伤性），右颈部及右肩部外伤。2.诊断证明，证明马玉忠被殴打致伤的伤情。3.视频资料（光盘一份）及制作记录，证明杜雪莲殴打马玉忠的行为，该视频资料出自杜雪莲之子孙亚伟的手机，原件在孙亚伟手机储存。4.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孙亚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法律依据、拘留时间等。
被告出示作出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被告当庭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1.对受案登记表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对询问笔录①对杜雪莲、孙亚伟、马风山、马玉忠、马玉林、马玉琴、吴金兰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的部分内容有异议，部分内容无异议，其中，对马风山、马玉忠殴打杜雪莲、孙亚伟致伤的事实没有异议，其它事实的认定有异议。②对涉案当事人的传唤方式有两种，一是口头传唤，二是使用传唤证传唤，口头传唤只适用于当场传唤违法行为人。被告对杜雪莲、马风山、马玉琴传唤是在案发后，不适用当场口头传唤。在被告对三人制作的三份笔录的第一页均用横杠将口头传唤取消，说明，对上述三人的传唤使用传唤证传唤，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没有传唤证，程序明显违法。③笔录中的实际询问人、记录人是协警叶赛、马小龙，而询问人、记录人处填写的是楚文浩、罗兴华，实际上楚文浩、罗新华在制作笔录时根本没有上班。按规定，被告单位的询问室配有监控，但被告没有出示监控资料印证制作笔录时楚文浩、罗兴华在场。④制作询问笔录时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按照行文的惯例，询问人应当在笔录的末尾处签字，而7份笔录的末尾均没有询问人的签字。虽然笔录前面的询问人、记录人处有签字，签字只能说明对签字位置以前的内容知道认可，对签字位置之后的内容并不知道，并不认可。⑤询问马玉琴的时间用了17分钟，询问吴金兰的时间用了21分钟，制作4页的笔录，既要向被讯问人宣读权利义务告知书，又要对被讯问人陈述的事实记录下来，用17分钟是完不成的。⑥5份笔录除了杜雪莲的外，有的用了26分钟，有的用了27分钟，制作时间是不客观、不真实的。3.对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对下面注明的文字记载的笔迹与处罚前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执行拘留通知书下面手写记载的文字笔迹不是同一人。4.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①处罚决定书作出的时间和告知孙亚伟的时间是同一天，并且告知孙亚伟的时间是7月16日17时45分，接近下午下班时间，不符合先告知，后处罚的程序规定。②被告并没有告知被处罚人享有申辩的权利，只有被处罚人的签字，而没有照片、录音进行印证，不能证明被告将被处罚人享有的权利、处罚的内容确实告知了原告。5.对拘留执行通知书的三性没有异议，但下方注明文字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手写注明文字的内容为“罗兴华、楚文浩电话通知了丁晶晶”，二人不可能同时通知丁晶晶，在证据材料中没有附随罗兴华、楚文浩与丁晶晶的通话清单，不能证明被告履行通知家属的义务。6.对三份送达回执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①对第563号处罚决定的送达回执是16日18时58分签收的，同一天的17时45分制作的处罚前告知笔录，说明被告向被处罚人告知，到报请四个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制作处罚决定，是在下班前的34分钟走完上述程序的，从时间上看显然不客观的，程序违法。②实际上，被告只让原告签字，没有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7.对行政处罚审批表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①按照文书的行文的规则，签字人签字的同时签注日期，审批表的四个栏目中的日期全部是打印体，是同一个时间，不能说明审核的时间和先后顺序，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审批的事实。每个人签字后没有签注对行政处罚的意见，这一点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②处罚前告知笔录的时间是16日的17时45分，被告不可能在距离下班时间还有34分钟走完四个人签字的审批程序。8.对结案报告的三性没有异议。
对被告出示的程序性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调查案件及审批程序合法，对程序不合法的调查直接影响实体上的处罚，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合法的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受案登记表证明民生街派出所接到报案及时受案登记的情况。对于常住人口信息表上的签名，只要办案单位的民警调取，其来源具有合法性。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告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面签字，办案民警在该笔录上已经注明并由办案人员的签字，程序合法。被告在作出治安处罚决定后，首先向原告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另外向本案的行政相对人也送达该处罚决定书，是否送达以送达回执上面受送达人签名或者注明为依据。向原告的亲属将其被行政拘留的原因及场所以电话的方式进行了通知，在执行通知上面作出注明，符合规定。关于案件审批程序的问题，公安机关办案采取办案信息网络化，包括审核、审批都在网上电子生成。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属于程序性事项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部分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杜雪莲打伤马玉忠的事实，但同时证明马玉琴用手掐住杜雪莲的脖子的事实，但被告没有对此作出认定，对马玉忠提供的诊断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案发时间是6月30日早晨，诊断证明的时间是7月6日，如果马玉忠存在受伤时应当在案发当天或者次日到医院就诊，案发到诊断时隔七天，不能证明马玉忠受伤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马玉忠的伤是原告造成的，也可能有其他原因造成。对询问笔录如前述质证意见，一部分没有异议，一部分有异议。对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定打人的事实证据不足，处罚决定中告知被处罚人申请复议的主体不完整，只告知了向上级公安机关复议，没有告知向同级人民政府复议，剥夺了被处罚人向同级人民政府复议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最下面一行“已向我宣读并送达”的表述不真实，宣读和送达是有先后顺序的，不可能同时进行，并且文字是打印体，不是手写体，说明在没有宣读和送达之前就已经打好了文字，是否向被处罚人宣读应当有照片或者笔录进行印证，但被告提供的根据中没有，不能证明已经向被处罚人宣读了处罚决定。被处罚人处注明孙亚伟本人拒绝签字但没有说明拒绝签字的理由，手写注明文字的字体与四份执行拘留通知书、常住人口信息表下面注明的文字的字体明显不一样，不是楚文浩书写的。见证人处只有签字，没有附随见证人的身份信息，不能说明见证人具有见证能力，签字的主体是否存在，存在疑问。处罚前告知笔录的时间是16日的17时45分，被告在距离下班时间只有44分钟，报请四个负责人审批并制作处罚决定，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根据被告出示的证据，因程序存在不合法，也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作出的处罚决定不合法。原告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裁量过程中应当适用情节较轻，因为并没有给马玉忠造成伤害后果。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视频资料中一部分是由原告用手机拍摄的，能够证明杜雪莲向马玉忠打了一巴掌这一事实。原告在自己询问笔录中陈述殴打马玉忠身体部位与诊断证明记载的伤情部位相吻合，被告认定原告与行政相关人马玉忠互相殴打的事实客观存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注明。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询问时，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被告办案民警询问方式符合上述规定，所作出询问笔录有效。本案办案民警楚文浩、罗兴华因另案原告杜雪莲要求出庭作证说明情况，二人的陈述已经证明了制作询问笔录时均在场，本案被告提供的七份询问笔录的内容均属被询问人个人陈述，办案民警在该笔录上签名是对其来源、内容的确认。被告依据上述询问笔录结合视频资料以及鉴定意见书对原告作出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支持，对被告提供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所说的受案登记表不是公安机关接出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是指派出所受理案件后对案件的性质、案件交给谁去办理最后由所领导确认审批，其次，公安机关民警在受理案件后根据案情及时作出处理，不分休息或者不休息。如果是值完班但是由于案情紧急，也不能休息，必须把案子处理完才能回家休息。本院认为，民生街派出所接到110报案后对发生治安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发案时间、案件的性质等情况予以登记后，由该受案部门负责人批准由具体的办案民警办理。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所出具的照片不能证实原告所提出的问题，公安机关为了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使用协警协助办案也是由公安部有明确规定的，但是案卷材料中最后署名是正式民警，符合笔录制作的要求。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协勤照片，不能证明本案的询问笔录只是由其独立制作，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两份通话录音，均在案件处理以后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录制的，只能证明孙亚伟和协警叶赛通话的情况，不能直接证明罗兴华、楚文浩办案时不在场。对楚文浩、罗兴华的证言质证认为客观真实，对丁晶晶的证言认为，属于原告的近亲属，其证明效力不强。本院认为，针对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另案原告杜雪莲向本院申请由办案民警楚文浩、罗兴华作为证人出庭说明情况，且要求丁晶晶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一）证据的形成原因；（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依据上述规定，原告提供的证人丁晶晶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对待证事实缺乏证明效力，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母亲杜雪莲于2015年6月30日6时20分许，在吴忠市利通区早市路口，因摆设水果摊位与卖牛羊肉的马玉忠发生争执。后撕住马玉忠的衣领往其面部打了一巴掌，原告孙亚伟用手机拍照，被马玉忠一脚踢在手部将手机踢飞，于此同时，马玉忠对杜雪莲也实施殴打行为。后原告认为马玉忠殴打其母亲遂用拳头打到马玉忠的右腮部。在此期间，马玉忠的父亲马风山对孙亚伟扇了两巴掌。双方互殴被在场人劝架拉开。民生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将双方口头传唤到派出所。后经吴忠法庆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孙亚伟及其母亲杜雪莲伤情鉴定，杜雪莲损伤为脑震荡，多处软组织损伤，肺挫伤。鉴定意见：杜雪莲的伤情程度属于轻微伤。孙亚伟损伤为脑震荡，头枕部挫伤，腰部软组织损伤，其伤情程度属于轻微伤。马玉忠经吴忠市人民医院疾病诊断书证明：右侧颞下颌关节紊乱（外伤性）；右颈部及右肩部外伤。被告认为，杜雪莲因摊位问题发生争执，后杜雪莲和其儿子孙亚伟，与马玉忠和其父亲马风山双方发生撕打，孙亚伟和其母亲杜雪莲将马玉忠殴打致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孙亚伟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佰元。原告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及其母亲杜雪莲因为摆水果摊位与马玉忠、马风山发生矛盾，应当向相关管理部门反映解决，但采取过激的行为相互殴打，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认为办案部门协警制作询问笔录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在庭审中，原告所申请的证人楚文浩、罗兴华出庭进行情况说明，已证明民生街派出所办案民警与协勤共同制作询问笔录这一事实，涉案询问笔录来源合法应予采信。被告对原告及涉案行政相关人合法传唤，制作询问笔录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依据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的规定，依法对原告孙亚伟作出的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告提出办案主体及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合议庭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亚伟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吴利公（民生）行罚决字（2015）第56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亚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娟
审 判 员 马洪波
人民陪审员 鲍 琴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裴 沛
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