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民终字第3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国萍。
委托代理人：王全明、高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国强。
原审被告：沈瑞荣。
原审第三人：吴锦萍。
原审第三人：沈佩青。
原审第三人：沈坚佩。
上诉人沈国萍因与被上诉人沈国强、原审被告沈瑞荣、原审第三人吴锦萍、沈佩青、沈坚佩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国萍的委托代理人王全明、高彬，原审第三人吴锦萍分别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沈国强、原审被告沈瑞荣、原审第三人沈佩青、沈坚佩经本院依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沈瑞荣与徐爱云于1962年登记结婚，于1963年生育一子沈国强、于1966年生育一女沈国萍。沈瑞荣一家原共同居住在西湖区古荡镇益乐村五组，老房屋建于1981年，1985年经政府批准建造正房用地80多平方，1991年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1986年，沈国强与金爱凤登记结婚，于1987生育一女沈坚佩，后与沈瑞荣分户居住。1992年，沈瑞荣与徐爱云经原审法院判决离婚，徐爱云自愿放弃夫妻共同财产和房产，西湖区古荡镇益乐村五组的财产归沈瑞荣所有。沈国强与金爱凤离婚后，大约于1993年与吴锦萍结婚，于1995年生育一女沈佩青，结婚后，吴锦萍与沈国强及女儿一直共同居住在益乐村。吴锦萍户口于2004年从浙江省东阳市迁入杭州市西湖区XXX村北17号（以下简称17号）房屋，沈国强户现有沈国强、吴锦萍、沈坚佩、沈佩青四人。沈国萍大约于1995年结婚，户口迁出，居住在杭州市上城区羊坝头，后于2008年11月将户口迁入17号房屋，与父亲一户，沈国萍为户主。
1998年12月7日，沈瑞荣与沈国强、沈国萍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沈瑞荣与沈国强、沈国萍系父子、父女关系。现因沈瑞荣、沈国强二户的原居住房屋分别被拆迁，只因村委会规定，沈瑞荣户、沈国强户只能共建新楼房一幢，落地面积三间，共建三层。为和睦相处，有利于各户之生活，现将有关方面协议如下：一、沈瑞荣户的原房屋拆迁补偿费无论补偿多少，全部归沈瑞荣所有。沈国强户的原房屋拆迁补偿费无论补偿多少，也全部归沈国强所有。二、由于村委会对拆迁户均已统一建造新楼房完毕，需用现款将这幢新建楼房购进。因此，沈瑞荣户与沈国强户经立协议人协商决定，沈瑞荣户得该幢楼房的第二层的西面一间和西面卫生间一间及中间房间一间，由沈国萍出资三万元购买，因此沈瑞荣户由沈瑞荣作主将上述二间房屋和一间卫生间的所有权归女儿沈国萍所有；沈国萍自愿将上述房屋给父亲沈瑞荣使用至过世为止。沈国强户得该幢除沈瑞荣（沈国萍）房屋以外的全部楼房房屋，由沈国强出资购买，并取得所有权。今后申领房屋所有权证，由沈国强、沈国萍分别申领，其他人员无权申领。三、第一层的进出过道和楼梯及第二层进出过道，均属共用。四、本协议经上述立协议人各自签名或盖章，并经公证生效。立协议人：沈瑞荣、沈国萍、沈国强。1998年12月7日。见证人：贾宝德。执笔人：贾宝德、徐正保。该协议书办理了公证手续，西湖区公证处于1998年12月10日向沈国强开具400元公证费的收费票据。
1998年12月10日，沈瑞荣、沈国强、沈国萍签订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该决定记载：沈瑞荣户、沈国强户共购新建楼房一幢，在1998年12月7日签过协议书一份，现经双方和沈国萍充分协商决定，原协议书中由沈瑞荣户使用的房屋由沈国萍出资购买及产权归沈国萍所有，现改为出资由沈国强出资，即整幢新建楼房全由沈国强出资购买，沈国萍不再出资。
1998年12月11日，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出具（98）杭西证（民）字第837号公证书，证明沈瑞荣、沈国强、沈国萍1998年12月7日签订前面的协议书，上述三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书上三方当事人签名、印章属实。后，17号房屋农村居民建房呈报表上登记户主为沈国强，在册人口为沈国强、吴锦萍、沈坚佩、沈佩青四人，建正房三层，占地面积101平方米。1998年12月28日，西湖区益乐村经济合作社向沈国强出具新房款缴纳收据。
后，沈国萍出资，沈瑞荣装修了17号房屋第二层西面一间、西面卫生间一间及中间房间，并居住在二楼。2005年，沈瑞荣到外地，回来后，沈国强不同意其居住，沈瑞荣提起诉讼，经该院调解，17号房屋第一层西边一间连同旁边的卫生间、厨房归沈瑞荣使用，沈瑞荣居住至今。沈国强户后加建了第四层，但未经过审批。2009年8月，吴锦萍与沈国强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约定，17号房屋第一层归沈国强，其他归吴锦萍。目前，17号房屋，一楼其他房间、二楼、四楼由吴锦萍管理出租，三楼由吴锦萍和女儿居住。
2011年5月4日，沈国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17号房屋中第二层的西面一间和西面卫生间一间及中间房间一间的所有权归沈国萍所有（沈瑞荣有权使用至过世），本案诉讼费由沈瑞荣、沈国强承担。
在案件审理中，该院依据沈国萍的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对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1998年12月10日）中沈国萍签名和捺印是否真实进行了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意见书，沈国萍签名和捺印属实。沈国萍预付鉴定费5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17号房屋系沈瑞荣、沈国强二户的原居住房屋被拆迁后共同向村委会购买的新建楼房，应属沈瑞荣、沈国强二户的共同财产。拆迁安置时，沈国萍户口不在沈瑞荣处，非属拆迁安置对象，沈国萍无权对17号房屋主张安置权利。沈国萍虽否认1998年12月10日与沈瑞荣、沈国强签订过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但经鉴定沈国萍的签名和捺印均属实。根据该份决定，原1998年12月7日协议书中由沈瑞荣户使用的房屋由沈国萍出资购买及产权归沈国萍所有，改为出资由沈国强出资。沈国萍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3万元、实际履行的是协议书，故沈国萍以先前的协议书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沈瑞荣的居住权，2005年沈瑞荣提起诉讼，经该院调解，17号房屋第一层西边一间连同旁边的卫生间、厨房归沈瑞荣使用。沈瑞荣也居住至今并无争议，该院予以确认。鉴定结果对沈国萍不利，鉴定费应由沈国萍承担。综上，该院对沈国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沈瑞荣、沈坚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8月2日判决：一、驳回沈国萍的诉讼请求。二、鉴定费5500元，由沈国萍承担。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沈国萍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沈国萍负担。
宣判后，沈国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于1998年12月7日签订并公证的《协议书》已确认了上诉人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该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系原审被告沈瑞荣之子女，原共同居住于西湖区古荡镇益乐村五组，老房建于1981年，1985年经政府批准建造正房用地80多平米，1991年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1986年被上诉人结婚与原审被告分户居住，1995年上诉人结婚后户口迁出原审被告沈瑞荣户。1998年，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居住的老房拆迁时，其二人为被拆迁安置人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方于1998年12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于1998年12月11日经杭州市西湖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上述《协议书》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将共有的拆迁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的所有权做了分割，明确了各方购安置房的出资数额，沈瑞荣将自己享有的安置房屋所有权即第二层的西面一间和西面卫生间一间及中间房间一间转让于上诉人沈国萍，并明确今后申领房屋所有权证由沈国强、沈国萍分别申领。因此，该部分房屋所有权证的申领人应当为上诉人。该协议系三方第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审被告沈瑞荣将安置房转让予其女儿，亦是在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转让，完全有别于普通商品房的转让，不违反法律、法规、政策，且经公证机关公证，合法有效，上诉人沈国萍依据该协议取得安置房的二层西面一间、西面卫生间及中间一间的房屋所有权。二、《协议书》中约定的上诉人沈国萍出资义务已经实际履行，上诉人依据《协议书》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沈国萍以先前的协议书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本案讼争的房屋是拆迁安置房，当时在沈瑞荣户的拆迁安置人员为沈瑞荣与沈国强，1998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可以确认：1、本案讼争房屋为被上诉人沈国强与原审被告沈瑞荣共同共有；2、原审被告将属于自己所有的房屋权属进行了处置，即将新房的第二层西面一间和卫生间一间及中间房间一间转让于上诉人沈国萍所有，自己只享有使用权至去世；3、拆迁补偿款分别归属于沈国强、沈瑞荣；4、新房购进的出资义务如何承担。原审被告沈瑞荣在一审开庭前向一审法院陈述：沈国萍出资的3万元在签订协议书后三四天就交给了沈瑞荣，而且，协议中确定转让于上诉人的第二层西面一间和西面卫生间及中间房间一间也是由上诉人沈国萍出资装修，并再次确认已将该房屋所有权归上诉人享有。原审被告沈瑞荣的该陈述可以证实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书中约定的3万元的出资义务，因房屋所有权是由沈瑞荣转让于沈国萍的，该3万元出资沈国萍交给沈瑞荣并无不妥。而且，沈瑞荣转让的房屋由沈国萍出资装修，一致由沈瑞荣居住，被上诉人对此亦认可，完全是三方第三人对《协议书》的实际履行。因此，上诉人沈国萍依据合法有效的《协议书》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三、《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只是对购房出资做了变更，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重新进行分割。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落款处的“沈国萍”、“沈瑞荣”均得到上诉人沈国萍、原审被告沈瑞荣的否认，经司法鉴定确认该决定上落款“沈国萍”签名系沈国萍本人书写，一审法院因此采纳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该决定的落款签名沈国萍、沈瑞荣均不予认可，因此，不能排除是由被上诉人提前以其他理由取得沈国萍、沈瑞荣签名后添加内容，或蒙混其二人取得签名的可能性。因此，该出资决定不是沈国萍、沈瑞荣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出资决定上的落款签名是真实的，但其签订时间为1998年12月10日，也就是在《协议书》进行公证的前一天，从证据形成时间上可以确定：经公证的《协议书》在出资决定之后。如果出资确定确如被上诉人目前所认为的整幢房屋所有权均由其一人去的，那么，作为成年人的被上诉人就不应该在签订出资决定后再同上诉人、原审被告去公证处办理对自己明显不利的《协议书》的公证手续并交纳公证费用。被上诉人在签订出资决定后仍然办理了《协议书》公证手续的行为已经表明其对《协议书》内容仍然认可没有异议，三方当事人均认为《协议书》与出资决定的内容并不相互矛盾。因此，出资决定只是将原《协议书》中出资义务的承担进行了变更，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进行重新分割。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都无法推翻《协议书》中对沈国萍享有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出资决定只是对购房出资作了变更，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重新进行分割。从时间上，办理公证的《协议书》在签订出资决定之后，出资决定无法推翻《协议书》；从证据效力上，经过公证的《协议书》的证明力更高于出资决定。五、拆迁安置房是特殊物权，取得该物权的基础是被拆迁安置资格而不是出资，出资义务的履行不能代替物权的取得。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出资决定中的“整幢新建楼房全部由沈国强出资购买，沈国萍不再出资”是否意味着沈国萍不再享有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如何出资已经在出资决定中明确，上诉人不需要再履行3万元的出资义务，况且，原审被告沈瑞荣在开庭前向法院作的陈述已经证明上诉人实际已向其履行了《协议书》中约定的3万元出资并承担了房屋装修款。安置房的购买不是由谁出资谁就享有拆迁安置房屋所有权。同时，购买拆迁安置房的价格远远低于普通商品房的价格，这也充分说明了安置房是国家给予被拆迁安置人员的特殊补偿，是与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沈瑞荣将其房屋所有权转让于沈国强，这是对其物权的重大处分行为，必须有明确、慎重的书面意思表示才能认定，而不应该以“原协议书中由沈瑞荣户使用房屋由沈国萍购买及产权归沈国萍所有，现改为出资由沈国强出资，即整幢新建楼房全由沈国强出资购买，沈国萍不再出资”，就简单推断出“沈国萍以协议书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结论。这不仅有悖于法律，而且完全不符合常理。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沈国萍履行3万元出资，依据出资决定沈国萍也不再承担出资义务。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沈国萍履行3万元出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沈国萍不能依据该《协议书》主张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债的承担，它无法直接取代物权的取得。六、一审判决采纳有重大疑点的《农村居民建房呈报表》作为定案的依据，致使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完全错误。一审期间，沈国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农村居民建房呈报表》，以证明1998年建房时，古荡益乐新村四区17号沈国强户的在册人口为：沈国强、沈坚佩、吴锦萍、沈佩青。该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疑点：1、沈国萍提交的《人口信息材料》已经证明吴锦萍户口于2004年4月26日才以夫妻投靠原因迁至沈国强户内，其女沈佩青户口随吴锦萍同时迁来，也就是说1998年沈瑞荣老房拆迁重建时，沈国强户内根本没有吴锦萍和沈佩青二人。2、1992年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审批的《集体土地登记审批表》中明确记载古荡益乐村建房用地（宅基地）80.7平方米的使用权人为沈瑞荣，该证明证明沈瑞荣是拆迁前老房子最初的所有人、宅基地使用权人，而沈国强提交的建新呈报表中居然没有沈瑞荣的名字。因此，沈国强提交的《农村居民建房呈报表》是不真实的虚假证据。本案主要证人贾宝德是《协议书》与出资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且也出具了书面证词证明沈国萍在签订《协议书》后向沈瑞荣交付了3万元出资款的事实及从未见过出资决定之说，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却未通知到庭作证。综上，一审判决对经过公证的主要证据《协议书》未予采纳，却采纳存有重大疑点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将债的承担与物权的取得相混淆、相替代，严重有悖法律。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西湖区人民法院（2011）杭西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沈国萍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沈国强承担。
被上诉人沈国强未答辩。
原审被告沈瑞荣述称：对沈国萍的上诉没有意见，沈瑞荣只签了字，其他的不知道。
原审第三人吴锦萍述称：没有沈国萍所陈述的事实。协议书是当时为了让沈瑞荣安心一点才写的，后面写的东西沈国萍应该承认，鉴定出来的手印也都是沈国萍的。
原审第三人沈佩青述称：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沈坚佩未陈述意见。
二审中，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沈国萍、沈瑞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接受案件回执单，拟证明沈瑞荣于2014年1月31日8时45分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报案，报案内容为2014年1月26日9时10分左右在家被儿子用铁棍打伤；2、验伤通知书，拟证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通知省立同德医院出具沈瑞荣的验伤检查结果，省立同德医院于2014年2月11日出具了医院诊断意见即结论为：左肱骨远端开放性骨折；3、省立同德医院医疗证明书，拟证明2014年2月11日，省立同德医院四病区医师对沈瑞荣的初步诊断为左肱骨远端开放性骨折，处理意见为：建议手术治疗；4、省立同德医院住院病人医疗费用联系单，拟证明截止2014年2月10日，沈瑞荣已用医疗费用为3679元，尚需继续住院治疗须补交50000元。
对于沈瑞荣、沈国萍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原审第三人吴锦萍对提交的材料没有意见，认为其没有看到沈国强打沈瑞荣，提交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沈国强、原审第三人沈坚佩、沈佩青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沈瑞荣、沈国萍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各方当事人讼争的物权确认纠纷并无关联性，故不予采纳。
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沈国萍向本院申请调取杭州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5）杭西民三初字第175号案卷中的起诉状、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案卷材料，以证明该案案由为居住权纠纷，与目前正在审理的物权纠纷并不矛盾，就居住权达成的调解协议并没有改变沈国萍、沈国强、沈瑞荣对1998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对房屋权属的约定。本院予以准许，依法调取了相关材料。
对本院调取的案卷材料，经庭审质证，上诉人沈国萍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沈瑞荣的起诉状没有涉及房屋确权的问题，同时沈国萍也没有参加；关于证据收据，沈瑞荣提交的证据就是本案中的公证书，沈瑞荣对原来涉及的房屋有居住权，上诉人沈国萍有所有权。原审第三人吴锦萍对该案卷材料均无异议，认为都是事实。被上诉人沈国强、原审被告沈瑞荣、原审第三人沈坚佩、沈佩青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系原审法院存档的案卷材料，与本案存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原审法院（2005）杭西民三初字第175号一案是沈瑞荣以沈国强、吴锦萍为被告提起的居住权纠纷，诉讼请求为：1、要求沈国强、吴锦萍履行协议的第二、第三条款，归还其居住权；2、诉讼费由沈国强、吴锦萍承担。该案经西湖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位于杭州市西湖区XXX村北4区17号房屋的第一层西边一间连同旁边的卫生间、厨房归沈瑞荣使用。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17号房屋系沈瑞荣、沈国强二户原居住的房屋被拆迁后安置所得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沈国萍对其并非安置对象，就17号房屋其并无安置权利的事实，也无异议。故17号房屋系本属于沈瑞荣、沈国强二户共有的安置房屋。其次，所有权确认纠纷是各方当事人对于标的物所有权权属的争议。而本案中，沈国萍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依据的是其与沈瑞荣、沈国强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从其内容来看，一方面确认了沈瑞荣、沈国强二户对将来安置的共有房屋（即17号房屋）的分割使用，另一方面明确了沈瑞荣将其对将来安置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沈国萍。对于沈国萍而言，该协议书性质上属于转让合同。沈国萍依据该协议书享有的是合同债权，而非物权。沈国萍仅有权要求他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无权依据该协议书径直主张对房屋拥有所有权。再次，从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确实明确了沈瑞荣将其应得的安置房所有权转让给沈国萍。但是，该协议书签署于1998年12月7日，随后三方于1998年12月10日签署的《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已经改变了上述约定，明确“原协议书中由沈瑞荣户使用的房屋由沈国萍出资购买及产权归沈国萍所有，现改为出资由沈国强出资，即整幢新建楼房权由沈国强出资购买，沈国萍不再出资”。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结合沈国萍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该协议书约定支付3万元的事实，未支持沈国萍依协议书主张的权利并无不当。沈国萍关于其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并非其和沈瑞荣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购买新建楼房出资的决定》与协议书并不矛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沈国萍关于原审中沈国强提交的《农村居民建房呈报表》为虚假证据的上诉理由，并无证据证明。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沈国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