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达，男，197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亮，广东维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海滨街道海港大道路口新村***号。
法定代表人：刘锦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燕，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凯川，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湛艳霞，女，197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娜，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秉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珍保，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
上诉人林志达因与被上诉人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逸公司）、原审被告湛艳霞、原审被告林珍保确认债权转让行为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志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海逸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海逸公司欠林志达借款26805000元，有编号为47—49的证据为据。另根据林志达与刘某1签订的《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刘某1受让了林志达7.5%的股权，转让价为实缴注册资本(240万元)的一半即120万。按刘某1及海逸公司的主张，林志达在海逸公司的7.5%股权，可抵销刘某1的债权2000多万元。林志达对海逸公司享有20000多万元债权事实证据确凿，该款明显是借款，而不是投资款。证据47-49中很明确就是“借款”。海逸公司欠林志达的借款26805000元，有编号47-49证据为依据，该证据内容很明确是借款。刘某1与招松坚受让林志达7.5%的股权，刘某1以2000多万元加上工商部门备案的120万元受让，而招松坚仅以120万元受让，说明转让的股份不包括前述借款2000多万元，否则招松坚也另应付林志达2000多万元。债权如何消灭应由债权债务方即林志达与海逸公司达成消灭或转让，其中债权人林志达一直主张其对海逸公司享有债权。投资款无依据，涉案2000多万元款项明细中除土地款外，其他款项，并非完全按合作协议的比例出资，因此并非是投资款。二、首先无论所谓的“投资款”还是股权，林志达转让其对海逸公司15％的股份，都没有证据证明海逸公司欠其的2000多万元在股权转让时己抵销或随股权转让。根据林志达与刘某1签订的《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刘某1和招松坚都是受让了林志达7.5%的股权，按刘某1及海逸公司所说，刘某1比招松坚多出了2000多万元受让平等的7.5%的股权，他们转让受让了林志达7.5%的股权后，他们在海逸公司的股权并没有体现刘某1出多的2000多万元价值，根本体现不出按照每股股权权益对等的原则，即无论所谓的“投资款”还是股权都不可能包括2000多万元的债权。其次，按海逸公司及刘某1、招松坚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刘某1、招松坚各受让林志达7．5％的股权，若都以各2000多万元的债权抵销，但他们在海逸公司的股权中并没有体现包含有各自2000多万元的股权价值。反映不出刘某1、招松坚有2000多万元的增资。只有将款项增资到注册资本才与股权比例相对应，但股东均无意思将该些款项作为注册资本。只有将出资或投资增资到注册资本才被股权所包含。三、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的转让仅是实缴注册资本的转让款，股权转让款不包括海逸公司欠林志达的2000多元的对价款项，刘某1、招松坚以差距2000多万元的价格受让同等权益的7.5%股权，显然前述2000多万元不包括在股权转让的权益之内。根据林志达与刘某1签订的《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刘某1仅是受让了林志达7.5%的股权，转让价为实缴注册资本(240万元)的一半即120万元，仅是实缴注册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对证据47—49中的借款进行转让，仅海逸公司向林志达借款购买地款支付了1854万元及土地契税54万元，不可能以1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就将证据47—49中的借款一并转让。退一步说，若按刘某1及海逸公司的说法，林志达7.5%的股权就可抵销刘某1的债权2000多万元，那么15％的股权最少也就4000多万元，即说明120万元的转让仅是实缴注册资本的转让款，不包括海逸公司欠林志达的款项。四、刘某1主张其受让林志达股权是已抵销林志达欠他2000多万元，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如此大额的借款不可能一个文字也没有，不符合常理。因此其所谓的抵销无依据，即林志达对海逸公司仅享有2000多万元的债权。五、海逸公司欠林志达的款项26805000元，而林志达又欠本金林珍保2900元，林志达将自己享有对海逸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林珍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林珍保已向吴川法院提出起诉，海逸公司也收到了传票。
海逸公司辩称，不同意林志达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案涉2000余万元是林志达因履行《合作协议书》义务而支付的款项，因此，《合作协议书》应被认定为审理本案的合同依据。《合作协议书》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借款合同，决定了案涉款项的性质是投资款还是借款，也决定了案涉款项能否以借款的名义单独对外转让。2.《合作协议书》的条款完全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点，应被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案涉2000余万元是林志达因履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出资义务而支付的项目投资款，不是借款。3.从最高院的司法实践来看，若案涉款项被认定为房地产开发合作投资款，最高院就不会认可股东对公司借款债权的单独存在。由于林志达对海逸公司不具有独立的借款债权，因此，其转让行为因转让标的不存在而应被认定为无效。4.无论林志达对海逸公司的2000余万元的出资属于何种性质，该权益也伴随着股权转让一并转给了刘某1、招松坚，林志达再次出让该权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5.案涉争议款项2000余万元的权益依约未在其他项目合作人一致同意且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况下，不可转让给项目合作人以外第三人。
湛艳霞述称，不同意林志达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本案纠纷与湛艳霞无关。
林珍保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海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林志达、林珍保于2014年11月9日针对海逸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2.林志达、林珍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2011年6月16日，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合作出资成立海逸公司，其中林志达占公司股份15%，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分别占公司股份29%、20%、24%、12%。《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在2011年7月15日，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到吴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海逸公司，该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是林志达及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
在2014年4月14日，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协商关于林志达在海逸公司退股事宜。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林志达在海逸公司退股，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2014年4月15日，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签署《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免职书》。该《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免职书》载明：“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免去林志达公司董事职务。”2014年4月16日，林志达分别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签订《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林志达将拥有的海逸公司的15%股权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分别受让7.5%的股权。2014年4月17日，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及海逸公司到吴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股权转让登记及变更公司股东的手续。当日，吴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海逸公司发出《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内容为：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股东是林志达、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经核准变更后股东是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
在2014年11月9日，林志达（甲方）与林珍保（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拖欠乙方款共人民币2900万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对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共计人民币26805000元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债权。
湛艳霞知道了林志达与林珍保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林志达将对于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林珍保一事后，湛艳霞以林志达等人拖欠其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没有偿还，损害其的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受理了湛艳霞（该案原告）诉林志达、林珍保（均为该案被告）、海逸公司（该案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案号：（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海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独立请求之诉。一审法院作出（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第三人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海逸公司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本院。在2017年2月14日，本院作出（2017）粤01民终1151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因湛艳霞（该案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准许其撤诉。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继续进行。”一审法院对海逸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另案进行审理。
一审庭审中，海逸公司提供了《合作协议书》、《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关于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的情况说明》、《收款收据》、《关于林志达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到庭，证明了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出资成立了海逸公司，而且出资款以股东借款的形式投入到海逸公司；后来林志达退股，从2014年4月17日起海逸公司的股东是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的事实。湛艳霞对海逸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林志达、林珍保对海逸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对林志达出资部分予以确认，其他证据请求由法院审查认定。另外，在海逸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中，其中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的二份《收款收据》和日期为2014年2月22日的一份《收款收据》，分别载明海逸公司收到了林志达股东借款22080000元、750000元和3975000元，合计26805000元。海逸公司称上述款项是林志达在海逸公司的投资款。林志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26805000元不属于其在海逸公司的投资款。
林珍保提供《委托付款证明》、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债权转让协议书》到庭，证明林珍保委托案外人陈洪波在2011年2月28日至2011年11月14日，先后11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共28964055元给林志达，因林志达欠林珍保款项28964055元，故双方才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海逸公司及湛艳霞对林珍保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
证人刘某1、招松坚、伍某、刘某2、陈某出庭证明林志达在海逸公司退股，从2014年4月17日起海逸公司的股东是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的事实。
以上事实，除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外，有海逸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关于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的情况说明》、《收款收据》、《关于林志达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以及林珍保提供的《委托付款证明》、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债权转让行为无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林志达与林珍保在2014年11月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林志达在海逸公司是否享有债权26805000元。本案中，虽然海逸公司收到了林志达股东借款26805000元，但是海逸公司称上述款项是林志达在海逸公司的投资款。海逸公司提供了《合作协议书》、《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关于吴川市海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的情况说明》、《收款收据》、《关于林志达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到庭，证明了林志达与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共同出资成立了海逸公司，而且出资款以股东借款的形式投入到海逸公司；后来林志达退股，从2014年4月17日起海逸公司的股东是案外人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的事实。并且证人刘某1、招松坚、伍某、刘某2、陈某出庭证明林志达在海逸公司退股，从2014年4月17日起海逸公司的股东是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的事实。因林志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海逸公司所收取的股东借款26805000元不属于其在海逸公司的投资款；且从2014年4月17日开始，林志达不再是海逸公司的股东。故一审法院认定林志达与林珍保在2014年11月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林志达在海逸公司不享有债权26805000元。因林志达不享有海逸公司债权26805000元，故海逸公司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林志达、林珍保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针对海逸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25元，由林志达、林珍保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海逸公司就最终的出资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并不完全一致的问题解释称，有关金额的调整只是开发过程中资金量的预估发生了变化。另，林志达和海逸公司均认可，公司为了避税都是使用“借款”。二审再查，林志达提交了三份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加盖了海逸公司的印章。同时，收据上的借款用途也写明是“购地款、付土地契税、付工程款”等内容，海逸公司其他股东亦持有类似的收据。此外，林志达、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各股东应当依照约定的股东出资比例出资，将土地使用权拍卖价款及佣金支付到吴川市土地交易所的账户，其中林志达须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854万元。其他股东的出资也均高于工商登记的出资额。
经审理，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林志达对海逸公司是否享有26805000元的债权？林志达是否有权将其主张的涉案债权对外进行转让？
有关26805000元款项性质的问题。林志达主张该笔款项是其对海逸公司享有的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据此，林志达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为支持其有关26805000元是林志达对海逸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主张，林志达提交的证据为三份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加盖了海逸公司的印章。同时，收据上的借款用途也写明是“购地款、付土地契税、付工程款”等内容。海逸公司认为该些款项实为各股东的出资，与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不同，各股东实际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对于双方争议的该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林志达、刘某1、招松坚、伍宝珍、伍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各股东应当依照约定的股东出资比例出资，将土地使用权拍卖价款及佣金支付到吴川市土地交易所的账户，其中林志达须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854万元。其他股东的出资也均高于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事实上，其他股东支付的款项也是以收款收据的形式体现。虽然最终的出资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海逸公司所作出的有关金额的调整只是开发过程中资金量的预估发生变化的解释亦为合理。且合作协议并非借款协议，因此并不能仅以收据的名称即认定款项的性质。二审庭审中，林志达和海逸公司均认可，公司为了避税都是使用“借款”。可见，海逸公司股东的出资并不能以工商登记为准。则结合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各股东款项支付的情况、林志达和海逸公司的庭审陈述意见等可知，海逸公司提出的虽名为借款，但林志达缴纳的涉案款项是作为海逸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更符合证据表现出的事实。
股东出资成为公司的股东，出资属于公司资产。但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与公司的资产不同。注册资本与实际出资存在差别也不能当然认为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履行情况来看，林志达投资到海逸公司，并享有该出资相应比例的股权，成为海逸公司的股东。因此，林志达的出资已经转化为公司的资产，应当通过股权方式行使权利，而非认定对公司享有债权。林志达认为其缴纳的款项实为出借给海逸公司的借款，但其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海逸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至于林志达将股份转让给刘某1、招松坚的转让款问题是刘某1、招松坚与林志达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问题。即使存在价格差异和未足额支付，亦非林志达直接向海逸公司主张债权的依据。
综上所述，林志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25元,由上诉人林志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