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7民终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文成，男，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洋，辽宁申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志伟，男，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刚，辽宁永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文成因与被上诉人姜志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16）辽0781民初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文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洋、被上诉人姜志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文成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凌海市人民法院（2016）辽0781民初136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海域使用权转让还是借款。查清该问题应从《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入手，但原审法院对2014年1月24日双方签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欺诈、重大误解，交易价格是否显失公平，合同是否按约履行，合同标的是否交接，标的物是由谁经营等涉及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可以撤销的事实没有审查清楚，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置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理由如下：一、交易价格是否公平，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判断交易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是否被欺诈，交易价格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依据本案签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显示，交易价格为每亩人民币1万元，一审法院对与该合同同期、同地点相邻海域出售价格并没有调查，查证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距，是否显失公平，对上诉人提交的同期地点相邻海域转让合同出售价格也没有认定，更没有释明当事人对转让标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影响交易价格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海参苗的价格，本案《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正常转让的话，合同双方理应对标的价值千万的海参苗的归属予以规定，对此，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清。二、对《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没有查清。合同是否履行，标的是否交付，也是判断是否为真实转让的衡量标准之一。2014年1月24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一直自行经营至今，标的没有交接，被上诉人也从未主张权利，办理使用凭证，不符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只是在2015年4月5日买受人派人看守不让上诉人出参（对此上诉人保留追究被上诉人妨碍经营赔偿损失的权利）。正常交易转让，买受人理应积极主张接收，经营、管理标的，以实现合同目的，对此，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三、上诉人在《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5次向被上诉人转款的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先后5次向被上诉人转款：（1）2014年6月24日给付26000元；（2）2014年10月3日给付28215元；（3）2014年11月3日给付45600元；（4）2014年11月7日提410斤，作价25000元；（5）还有一笔90400元没有日期。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四、2013年9月10日，双方也发生过一笔300万元的借款，当时签订的也是《租赁协议书》，与本案如出一辙，对此一审法院也没有予以查证。五、对“交易价款”给付金额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清。被上诉人提交的转款凭证是200万元，有30万元不能说明来源。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交易价格上看，没有海参苗的标的市场价格为3万元左右，况且还有千万的海参苗，与本案交易价格相距悬殊；从合同履行情况看，买受人没有接收标的，可以判断出其没有真实经营意愿。以买卖为名实为借款的行为，在当下是民间借贷行为中普通采取的一种手段，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9月10日发生的借款可以认证这一点。因此，在2014年1月24日上诉人签订《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时，真实意思是借款，并不是真正的转让，上诉人对签订《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行为及后果存在重大误解，应予以撤销。如果被上诉人主观意思是以借款为名欺骗上诉人签订《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占有该标的为目的，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诱骗方式签订合同，骗取财产的行为，在民事上应予以认定无效，在刑事上属于诈骗，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上诉人依据法院审理情况，保留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的权利。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上诉人认为，本案不符合买卖的交易习惯，更符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交易特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姜志伟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公平，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称交易价格不公平，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属于议价，既然是商定的价格，当然是公平的价格。上诉人认为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没有查清，事实上，一审法院审理当中对于被上诉人已经接手海域并且雇人看管购置维护用品等进行庭审质证，不存在合同履行情况不清的事实。至于办理相应的凭证，是上诉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在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很清楚，是由于上诉人的原因没有办理凭证。上诉人认为有五次转款应该属于借款还款的行为，在一审审理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证据支持，事实上这五次还款都是另案的300万元的利息的给付，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诉人曾经打过收条23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了是230万元已经由上诉人收到，根据举证规则判定，并没有不当之处。上诉人认为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行为及后果存在误解，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事实上该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清晰，上诉人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对于合同签订后所应产生的后果应当知晓，既然签订，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刑事案件终结转为民事，已经说明了案件的性质，并且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当，应当予以维持。
于文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为借款抵押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8月17日，案外人孙国瀚取得海域使用证号为022104238号的海域使用权。2010年10月26日，案外人孙国瀚将该海域使用权转让给原告于文成。2013年11月12日，被告姜志伟与原告于文成、王国军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4月12日，另约定借款期内月利息为5%，逾期月利息为10%。合同中原告于文成、王国军以二期工程中14-17号池二区从南向北数1、2、3、4号池作为抵押并签订了租赁合同。2014年1月24日，原告于文成与被告姜志伟签订了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上述海域使用权中凌海市大有乡九坨村二期从南向北数第4、5、6号三个池子（共200亩）以二百三十万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姜志伟。被告姜志伟于2014年1月23日、24日先后通过银行转帐转给原告于文成200万元。原告于文成于2014年1月24日出具了收款230万的收条一张。原告于文成诉称此笔款项为借款本金200万，30万为利息，所以在打收条中多写了30万元，且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实质为借款抵押合同，而非买卖合同。2014年3月至11月间，被告姜志伟五次收取原告于文成现金及卖海参款，数额不等。2014年12月，案外人于维众与原告于文成签订了购买7个虾池（包括抵押给被告姜志伟的4个）的合同，于维众将自己购买两个池子款项149万打入了指定中间人帐户（被告姜志伟妻子于丹霞帐户），其余5个池子实为姜志伟购买，其妻子于丹霞向自己帐户打入了373万，以完成交易。现原、被告双方就海域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的凌海市大有乡九坨村二期从南至北数4、5、6号参池所有权存在争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该海域使用转让协议为抵押合同，并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文成与被告姜志伟签订了书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原告于文成亦收取了二百三十万的转让金。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无违反自愿原则和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辩称其签订的合同实为借款抵押合同而非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且后五次支付给被告姜志伟的款项均为该二百万借款的利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文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于文成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于文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上诉人于文成与被上诉人姜志伟签订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为借款抵押合同。但在本案争议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该合同为借款抵押合同，且针对此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相应款项，在此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亦未有体现借贷关系的相关内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实为借款抵押合同的主张。上诉人提出的关于交易价格、合同是否履行、转让合同签订后的转款行为等方面的理由，均不是认定借款抵押合同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于文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文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 晓
审判员 王 晶
审判员 文 涛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董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