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7564号
原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
负责人：简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涛，男，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月，女，1986年8月26日出生，仡佬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公司员工。
被告：李海礁，男，198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舜，浙江浙联（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诉被告李海礁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戴永梅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同年6月14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同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涛、简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舜到庭参加以上诉讼。原、被告同意本案简易程序期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案经院长审批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费人民币207.78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李海礁于2008年7月入职原告处，双方于2008年7月即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月，被告与原告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被告工作岗位为飞行员。鉴于飞行员属于社会特殊的高技能人才，被告在职期间，原告及原告总公司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不仅给其提供了优越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更是为其提供了优厚的技能培训条件，除在国内培训外还送被告前往国外进行培训，不断提高被告的专业技能及资质，使其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建立了良好的飞行记录，并在飞行专业和技能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其个人职业技能发展及素养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原告为此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并支付了巨大的费用及成本。正是鉴于飞行员属于社会特殊的高技能人才，所需的培训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飞行员辞职会给航空公司带来诸如前期高额培训投入得不到回报、人才流失后的置换成本相当高昂（包括重新招聘、考察和培训周期内的利润下降所导致人才交替成本，因飞行员流失而损失的技术、配合方面的效率成本，培训、使用不熟悉的飞行员过程中增加的风险成本等）、公司形象和信誉以及企业凝聚力带来影响等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5日颁布《关于转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05]13号）指出：由于民用航空系统飞行人员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纠纷具有特殊性，关系到民航飞行安全及国有资产保护，要求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参照我国民用航空总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民航人发[2005]104号，以下简称“五部委104号文件”）确定的处理原则及培训费用计算标准处理纠纷。并且基于“五部委104号文件”,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关于贯彻落实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人发[2005]109号，以下简称“民航局109号文件”）进一步细化了补偿标准，即：“航空公司招用在职飞行人员，应积极主动地与飞行员所在航空公司进行协商，并视情支付其为培养飞行员所发生的费用。在确定具体补偿费用标准时，原则上以飞行人员初始培养费70万元为基数，从飞行员参加工作开始，综合考虑后续培养费用，以年均20%的递增计算补偿费用，最高计算10年，即最高补偿费用为210万元。45岁以后再从210万元开始，以70万元为基数，以年均20%的递减计算补偿费用。”上述规定及补偿标准长期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在原告处工作7+7/12年，原告在被告身上投入的成本应推定为：70+（70×20%）×（7+7/12）=”1”761600元。并且，2014年11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航飞行员协会、飞行员代表以及我国各航空公司共同签署了《航空公司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以下简称“飞行员流动公约”），其中第九条约定：“接收方在接收流出方流出的飞行员时，须对流出方招收录用培训飞行员的费用等进行补偿，应以五部委104号文件和民航局109号文件确定的原则（可视为B737、A320及以下机型飞行员补偿水平）为基础，参照2006年以来国内价格指数和飞行员培训费用的变化浮动，并可计入其它无形资产补偿。具体补偿金额，由流出方和接收方协商确定。”参考2006年以来国内价格指数浮动，原告在被告身上投入的成本应推定为人民币2077800元。如前所述，原告7年多来已经在培养被告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时间、精力、成本，且由于飞行员在行业内属于严重紧缺型人才，被告作为一名培养成熟的飞行员突然离职，必然给航空公司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上述损失由被告引起，故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仲裁申请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费用，该委以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单方面违约行为已严重破坏了原告的正常工作秩序，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原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全日制劳动合同》及协议书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至今履行期限尚未届满。2.《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障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即民航人发（2015）10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的文件通知》及《关于贯彻落实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意见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即民航人发（2005）109号各一份，证明航空公司对飞行员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和投入，飞行员离职应按照民航人发（2015）109号支付补偿费用，被告到原告工作七年七个月，经结算，原告在其身上投入的成本为1761600元。3.《航空公司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及2006年以来国内价格指数浮动表和飞行员培训费用变化浮动各一份，证明根据《航空公司飞行员有序流动公约》第9条约定：“接收方在接收流出方流出的飞行员时，须对流出方招收录用培训飞行员的费用等进行补偿，应以五部委104号文件和民航局109号文件确定的原则为基础，参照2006年以来国内价格指数和飞行员培训费用的变化浮动，并可计入其他无形资产补偿。”原告在被告身上投入的成本应推定为2077800元。4.《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驾驶人员培训服务协议书》、《飞行学员养成培训合同》、泛美更名通知函及备忘录（系培训合同的补充合同）、翻译机构登记证书各一份及出国培训费用支付凭证一组，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了一系列的境外培训，并为此支出一系列培训费用、出国补贴等巨额成本费用。5.驾驶员飞行记录簿一份及模拟机培训合同两份，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了国内长期培训，原告付出巨额成本和精力及内部培训的经济成本，鉴于飞行员属于特殊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飞行员辞职会为航空公司带来很多损失，因此应当按照五部委的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支付补偿费用。6.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予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传票各一份，证明被告已通知解除劳动合同。7.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已向萧山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不予受理。
被告李海礁辩称：被告的入职时间是2008年7月份，第一份劳动合同是与原告总部签订。被告不是飞行员流动公约成员。被告同意参照五部委104号文件支付1761600元，其余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李海礁没有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然文件中提到的是70—210万元，按照原告的算法1761600元没有错，但实际培训费用远远低于原告主张的费用。我认为原告应提供每一次培训的细则和相关费用，但是原告都没有提供这些证据。对证据3，证明对象有异议，这是推算是原告个人估算，没有实际的数额来源，对2077800元有异议，这是原告单方确定的。对1761600元无异议。对参考的文件的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来说明应当按照证据3的文件浮动计算。飞行员流动公约没有效力，被告不是公约成员。对证据4，飞行驾驶人员培训服务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飞行员养成培训合同中的培训合同三性不清楚，这是原告公司与海外公司签订的，不是被告签订的，被告也没有看到过。翻译机构资质的真实性不清楚。支付凭证的第172页是被告账户无异议，第175页有被告签字无异议，其余均有异议，上面没有写明出国补贴，也没有被告的签字，不能作为被告的培训费用。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对飞行员有培训的行为，不能证明其高额的培训得到不到回报，也不能证明原告应该按照五部委的文件计算费用。对证据6、7，三性无异议。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3非事实依据，本院不作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被告于2008年7月15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自2008年7月15日起至出现法定终止情形时终止，被告从事飞行岗位的工作，工作地在福建厦门等内容。2013年1月1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工作地由厦门变更为杭州，被告原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等内容。同日，原、被告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法定的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条件出现时止；被告从事飞行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实行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结算周期按半年结算；原告违法解除或终止本合同，应向被告支付赔偿金；被告违法解除本合同，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等内容。2008年12月10日，原、被告签订《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驾驶人员培训服务协议书》，约定原告自2009年1月起至2010年1月止安排被告到加拿大Montair飞行学校进行飞行养成训练。被告承诺参加原告提供的培训，自培训合格后必须为原告服务，应服务年限均至法定退休年龄止。被告违反服务期的约定，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多次参加培训计算违约金时分别计算，违约金计算标准=职工本人每次培训×（1-已履行服务年限÷应服务年限）等内容。被告于2010年12月始用的驾驶员飞行记录薄记载了被告模拟机训练、熟练检查情况、航空理论学习情况等的记录。被告于2016年2月19日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于次日收到。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同年3月22日以被告与原告因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发生争议，该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作出萧劳仲不字（2016）第0069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2016年4月6日，被告不服提起诉讼。
后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6年5月13日以原告要求支付补偿费用的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不服，起诉来院。庭审中，原、被告确认按五部委文件计算被告离职应支付补偿金为1761600元。
另查明，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加拿大蒙顿飞行学院于2008年3月8日签有《飞行员培训协议》一份。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加拿大蒙顿飞行学院于2009年2月13日签有《飞行员培训合同》一份。2012年6月29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飞行模拟机培训合同》约定“全动模拟机训练RMB3400元/小时·台；在甲方进行的初始训练、机型改装等模拟机训练科目所包含IPT部分的训练，收费标准为RMB1200元/小时·台；超出免费保障服务范围的食宿合计收费标准为RMB500元/天·人”等内容。2013年6月27日，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和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飞行模拟机培训合同》一份，约定：“全动模拟机训练RMB3400元/小时·台；在甲方进行的初始训练、机型改装等模拟机训练科目所包含IPT部分的训练，收费标准为RMB1200元/小时·台；超出免费保障服务范围的食宿合计收费标准为RMB500元/天·人”等内容。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及《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驾驶人员培训服务协议书》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劳动合同的约定。依《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被告于2016年2月19日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于次日签收。双方确认劳动合同自2016年3月21日解除。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的约定的，应当按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原、被告签署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驾驶人员培训服务协议书》有约定，被告违反服务期的约定需按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本案原告未能提供实际为被告支付培训费用的依据，但根据原告自认为被告支付的培训费用为1248941元，且被告同意按五部委就飞行员离职补偿金支付办法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数额高于按目前原告自认支出的培训费用。故本院对被告自愿支付原告1761600元予以准许。原、被告对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在服务期合同中有约定，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方法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结合被告的确认，本院对原告合理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海礁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1761600元；
二、驳回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杭州营业部其余的诉讼请求。
如李海礁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李海礁负担，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永梅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徐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