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2民终1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市鼎湖绿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新城54区（港口北路1号），组织机构代码69472755-3。
法定代表人：冯旺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秋真，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华杰，男，汉族，1979年5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代理人：黄思华，广东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亚洲，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肇庆市鼎湖绿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关华杰因不当得利纠纷，双方均不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5）肇端法民一初字第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关华杰与关慧茹是姐弟关系。2011年9月21日，关慧茹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肇庆市东景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景华府公司）分两笔转款，每笔500万元合共1000万元。当日，东景华府公司及冯旺娣在该笔的电子回单上盖章签名确认“已收到关慧茹人民币壹仟万元正”。2012年1月14日，关慧茹（甲方）与东景华府公司（乙方）、绿洲公司（丙方）、冯旺娣和邓巧嫦（丁方）签订《借款担保合同》，载明：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由丙方、丁方共同作为担保人。经四方协商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已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116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从2012年1月21日到2012年3月20日，月利息为4%，两个月利息共计92.8万元，乙方应在2012年2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2012年3月23日，绿洲公司向关华杰账户转账100万元。因东景华府公司未能按期归还借款，关慧茹于2013年12月25日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在审理中，东景华府公司辩称上述绿洲公司向关华杰账户转账的100万元属于向关慧茹归还上述《借款担保合同》项下借款。关慧茹对此不予确认，表示没有委托关华杰代收该案还款。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绿洲公司向关华杰账户转账的100万元不属于向关慧茹归还该案借款，并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东景华府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绿洲公司认为其向关华杰转账100万本属于偿还关慧茹的借款，但是关慧茹与关华杰互相串通予以否认，致使法院认定该款不属于借款。现关华杰没有占有上述款项的合法根据，其获取此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关华杰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且不当得利的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故绿洲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关华杰向绿洲公司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18533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324日计至2015年7月15日），其余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还清不当得利款项之日；二、由关华杰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庭审中，关华杰称绿洲公司于2012年3月23日向其转账的100万元，该款属于绿洲公司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关华杰归还借款。绿洲公司对此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在不当得利案件中，失利方无法就得利方无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基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难易程度及公平原则，应由得利方就其获利有法定或者意定的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于本案，绿洲公司称基于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关慧茹还款的目的将涉案款项汇入关华杰账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绿洲公司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该事实不能构成关华杰合法占有涉案款项的依据。关华杰称该款项是绿洲公司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其归还的借款，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关华杰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故其应将该不当得利款项返还给绿洲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不当利益，应当返还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原审法院确定关华杰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标准从绿洲公司起诉之日起即2015年8月11日向绿洲公司支付款项利息。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关慧茹诉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时间是2014年11月5日，绿洲公司应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绿洲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华杰关于绿洲公司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绿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关华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绿洲公司返还100万元；二、关华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绿洲公司支付100万元的利息（利息以100万元本金为基准，自2015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三、驳回绿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68元（绿洲公司已交纳），由绿洲公司承担2418元，关华杰承担13050元。
上诉人绿洲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关华杰应当偿还绿洲公司的利息计算标准部分错误，利息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款项还清日止。原审法院认为绿洲公司不知道权益何时受损，这是不正确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邮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给绿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因时间太久，绿洲公司的代理人不能确认第一次收到该判决的日期。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次邮寄的回执快递单上的邮戳日期可以看出是2014年12月4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的规定，（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日期最迟应为2014年12月4日。所以，绿洲公司的权益受损之日最迟应为2014年12月4日，利息的计算日期最迟也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计算。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如何计算利息的处理欠妥，故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关华杰应向绿洲公司返还的利息从2014年1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六个月（含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计算，直至款项还清日止（即不服原审判决金额为36076元），并由关华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对于绿洲公司的上诉，关华杰庭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绿洲公司主张关华杰归还款项及利息没有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绿洲公司的请求。
上诉人关华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驳回绿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绿洲公司承担案件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期间，绿洲公司诉称，关慧茹与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由关慧茹借款1160万元给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作为保证人等。关慧茹将1000万元支付给东景华府公司后，绿洲公司受东景华府公司的委托，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关慧茹归还上述《借款担保合同》的项下借款。后因关慧茹与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受诉法院认定绿洲公司向关华杰转账的100万元不属于归还关慧茹的借款。绿洲公司从而提起本案不当得利纠纷诉讼。可见，本案起源于关慧茹与东景华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关慧茹与东景华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具有直接的联系。为查明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分清是非，原审法院应依法追加关慧茹、东景华府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中没有追加关慧茹、东景华府公司为第三人，遗漏了诉讼主体，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期间，理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予以改判。（一）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绿洲公司起诉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是其于2012年3月23日支付给关华杰的1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从绿洲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给关华杰之日（2012年3月23日）起至其起诉之日（2015年8月），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关杰华在一审期间已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故绿洲公司已丧失了胜诉权。（二）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首先，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有相应的规定。本案绿洲公司自支付涉案款项给关华杰之日（2012年3月23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2015年8月），期间绿洲公司没有就涉案款项的相关问题向关华杰提出任何要求，没有向关华杰主张权利或送交主张权利文书，绿洲公司也没有提起诉讼。其次，在（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中，当事人分别为关慧茹、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绿洲公司虽作为上述两案件的当事人，对于其主张代东景华府公司还款一事，绿洲公司在上述两案的庭审过程中均没有申请关华杰出庭作证。自2012年3月23日支付100万元给关华杰至提起本案诉讼这一期间，绿洲公司也没有就该案向关华杰表达任何主张。关华杰作为（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的案外人，上述两案件并不能构成绿洲公司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绿洲公司是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1月5曰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原审判决中认定“绿洲公司应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收到损害”。可见，原审法院只是单方面推定认为绿洲公司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关华杰认为，原审法院的单方推定行为，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关华杰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综上所述，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绿洲公司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三、原审判决对本案争议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绿洲公司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对公账户跨机构出（入）帐通知书可知，涉案款项系绿洲公司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主动支付关华杰的。也就是说，绿洲公司通过主动给付的法律行为直接减损了自己的财产利益，其将涉案款项支付给关华杰是有明确的原因的，也不存在认识错误。因此，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受损方（即绿洲公司）证明受益方（即关华杰）的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而不应由受益方（即关华杰）证明其受益有合法根据。原审法院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难易程度及公平原则，认为举证责任应由关华杰承担，对关华杰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本案的举证责任应由绿洲公司承担。但根据绿洲公司提供的（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并以其中法院认定的内容“对于东景华府公司、鼎湖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答辩提出的剩余8笔转入关华杰账户的款项，应承担举证责任，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属于归还借款，故本院不予确认”这一句话就拟证明本案所涉款项属于关华杰的不当得利，显然是绿洲公司对前述判决书内容的理解错误，前述判决书那句话的内容并非在实体上认定绿洲公司支付给关华杰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因此，绿洲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不当利益；在一方受益的同时他方同时受到损失；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受益无法律上的依据。本案中，从绿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可知，涉案款项系绿洲公司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主动支付给关华杰的，不存在认识错误。而绿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由于东景华府公司、绿洲公司、冯旺娣、邓巧嫦在（2014）肇中法民四初字第1号案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案中“涉案款项100万元为绿洲公司代替东景华府公司归还关慧茹的借款，并由关慧茹委托关华杰代收”的抗辩意见未得到支持。但是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构成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因此，绿洲公司不能仅凭上述两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绿洲公司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的事实从而提起本案诉讼，因为该事实不能构成绿洲公司提起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原审法院认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绿洲公司的转款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该事实不能构成关华杰合法占有涉案款项的依据。但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该事实同样不能构成绿洲公司提起本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所以，原审法院认为关华杰收取绿洲公司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关华杰认为一审程序违法，遗漏了诉讼主体，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退一步来讲，如二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由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且原审法院对本案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绿洲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关华杰的上诉请求。
对于关华杰的上诉，绿洲公司庭审答辩称，关华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庭审期间，绿洲公司提供一份交纳公告费的银行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说明关华杰在一审期间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产生了公告费。关华杰并无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
对于绿洲公司提供的上述收据，关华杰认为其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对其不予认可。
庭审期间，关华杰向法庭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及端州区人民检察院的《答复函》，申请本院到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区分局经济侦查大队调取肇端检举报控申控复字（2016）6号案的调查材料。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绿洲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关华杰退还其向关华杰转账的100万元款项及利息损失，故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关华杰取得绿洲公司转账的1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如果构成不当得利，该如何计算利息；二、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进行如下认定：
一、关于关华杰取得绿洲公司转账的1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当其构成不当得利时，如何计算利息的问题。（一）绿洲公司基于受东景华府公司的委托，基于代东景华府公司向关慧茹还款的目的将款项汇入关华杰的账户中，由于绿洲公司转账100万元是代履行行为，绿洲公司对其代履行义务的行为性质是清楚的，因此，只有关华杰有理由相信该笔款项是关华杰代其姐关慧茹收取，关华杰的领受行为才具有合法性。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认为“关华杰是关慧茹的弟弟，东景华府公司主张关慧茹委托其弟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关慧茹对此予以否认，东景华府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关慧茹委托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故对东景华府公司认为关慧茹委托其弟关华杰收取涉案还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该判决认定绿洲公司转款给关华杰的行为不构成向关慧茹还款。因此绿洲公司基于还款目的而转账给方华杰不能构成关华杰取得款项的合法依据，即此时关华杰已丧失了取得款项的依据。绿洲公司已就其损失与关华杰获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了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重新分配至关华杰处。关华杰虽主张其收取款项是基于东景华府公司委托绿洲公司偿还东景华府公司欠关华杰的借款，但是对于其该主张，关华杰直至二审庭审结束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关华杰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关华杰取得100万元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给绿洲公司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利息计算问题。绿洲公司上诉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邮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书给绿洲公司的代理人，但是绿洲公司直至2015年8月11日方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怠于履行权利的消极后果，应当由绿洲公司自行承担。故对绿洲公司上诉称应从2014年12月4日起计算相应的利息，本院不予采纳。关华杰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因绿洲公司是基于代东景华府公司偿还借款的目的而转账，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1号民事判决，认定绿洲公司受东景华府公司委托向关慧茹指定收款人关华杰还款的主张不成立。绿洲公司应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故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关华杰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华杰上诉称本案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应当追加关慧茹、东景华府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的双方为绿洲公司、关华杰，关慧茹与东景华府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法院作出判决，关华杰要求追加第三人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关华杰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申请，要求本院调取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故对关华杰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原审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应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该瑕疵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予以纠正后维持原审判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绿洲公司、关华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4501.9元，由关华杰承担13800元，由绿洲公司承担70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红茂
审 判 员 李小冬
代理审判员 吕翠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谢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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