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71民终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铁路局，住所地郑州市。
法定代表人：何元，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男，郑州铁路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礼刚，男，郑州铁路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某，女，1984年3月12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伏开济，男，1944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所地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连叶，女，1948年9月27日生，汉族，住所地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伏某某，男，2007年12月26日生，住所地同上。
法定代理人：钟某某(系被上诉人伏某某母亲)，女，1984年3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同上。
上列四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士伟，江苏冠文(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州铁路局因与被上诉人钟某某、被上诉人伏开济、被上诉人高连叶、被上诉人伏某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6)苏8601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何礼刚，四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士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郑州铁路局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1、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应当发回重审。一审认定郑州铁路局作为承运人履行运输义务完毕应当是到旅客出站时止，这一点是错误的，铁路是大的联动机构，把旅客送出车站是上海铁路局的责任，不是郑州铁路局的责任，一审判决郑州铁路局为合同义务人明显不当。且上海铁路局徐州车务段(以下简称“徐州车务段”)参与了整个事故的处理并支付了死者家属部分费用，郑州铁路局在一审收到诉状后书面申请追加上海铁路局，一审法院也未追加。
2、一审法院根据上海铁路局徐州铁路办事处安全监察室(以下简称“徐州铁路安监室”)的调查报告及上海铁路局物证鉴定所的检验报告推定郑州铁路局承担责任不严肃。事故报告不是事故认定的依据，只是作为一个证据，依据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调查条例规定，事故认定书才是赔偿依据；一审法院在确认的事实中叙述到了徐州铁路安监室调取了相关视频，并没有发现死者出站，但是这一段是一审法官自创，因为徐州铁路安监室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表述死者没有出站，而是表述“未见旅客爬车的现象”。郑州铁路局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取监控视频及死者手机通话记录，但遭到一审法院拒绝。
3、本案事实不清。其一，是主体资格不清，如果按照合同法，郑州铁路局是本案主体，但是死者车票仅到徐州，因此合同到徐州就终结了，死者死亡地点已经越过徐州站，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如果本案是侵权之诉，则死者死亡地点不在郑州铁路局的火车上，与郑州铁路局无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法院调取的证据，无一能够指明郑州铁路局应当承担责任。其二，死者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一审法院仅凭原来死者在煤矿办的过期社保及医保卡、该煤矿的一份证明就认定死者享受城镇职工待遇，而根据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的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需要劳动合同、社保证明、缴税证明等证据，但本案中都没有。此外，在一审判决后，原审法院从公安调取了死者的录音笔，录音内容均是死者向他人讨债的通话记录，因此，如果死者确实在煤矿工作，则应该由工作的煤矿出证明。其三，死者死亡的地点为车外路基上，公安认定为坠车，坠车的前提是爬车，而徐州铁路安监室的报告中，未见旅客爬乘现象，说明死者应当为跳车。郑州铁路局涉案列车车窗完全不符合坠车条件，如果从车门坠车，徐州站未发现其爬乘，如果因车门未锁闭其从车门跳下，每个车门都有门吸，运行中的列车在空气压力下不可能让车门自动锁闭，夜间行车列车车厢中的旅客也会因冷空气进入而发现，即使旅客未发现，从徐州到蚌埠这一段的外勤值班员也能发现车门敞开，这些符合从车门跳车的现象都没有任何记录；死者死亡地点是在京沪线的下行线，可死者的一只鞋却在离死亡地点80米的上行线，从旅客列车上不管跳车还是坠车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杭州车站派出所在涉案列车进站后第一时间对车体、车窗等设施进行了检查，在车体上并没有发现死者喷溅的血迹，按照死者在徐州站之前所乘坐的车厢，系列车的前部，如果其没有下车，在运行中坠车的话，依照死者的撞击现状，必然有血迹喷溅到列车的车体上，可是这些都没有。综上，一审对上述事实没有查清。
4、一审判决重复支付费用。徐州车务段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5万余元的丧葬费，一审法院判决中重复判决郑州铁路局承担丧葬费。
被上诉人辩称，1、一审没有遗漏当事人。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八条之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行完毕。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算”。郑州铁路局称只承担旅客列车上的服务，把旅客送出站是上海铁路局的责任，其以此想把上海铁路局列为本案责任方，明显与法相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州铁路局作为当事人一方，于法有据。事故发生在上海铁路局管辖段，徐州车务段确实参与了事故的协调处理，事故调查完毕后，徐州车务段没有责任，出于同情的角度，补偿死者家属1.5万元，死者家属误以为是徐州车务段代表郑州铁路局给付的部分丧葬费，所以一审陈述为郑州铁路局仅支付部分丧葬费用，被郑州铁路局当庭否认，后经核实才知晓该1.5万元并非郑州铁路局支付，由于上海铁路局不是事故责任方，也不是合同相对方，所以该笔补偿款与本案没有关联。2、事故调查报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尸检报告当然可以作为定案及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述报告从人员伤亡情况、现场勘查情况、现场调查情况、徐州站调查情况、2596次列车调查情况、死者尸表检查情况等多个方面还原了事故的基本事实经过及死者的死亡原因，印证了死者在徐州站没有下车，没有爬乘，更没有出站；二次尸体检验推定的死亡时间与郑州铁路局涉案列车通过事发地段时间高度吻合；死者的死亡轨迹与涉案列车的运行轨迹一致；死者生前从快速行进的列车上坠落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等一系列重大案件事实。这些事实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旅客运输合同的延续，死者深夜误乘未下车及郑州铁路局的责任义务期间等均有重要作用。虽然该起事故没有事故认定书，但这更能说明上海铁路局相关单位对该案的慎重态度。再者，事故认定书只是相关机构对事故的分析及认定，只是民事证据之一，没有事故认定书最终经法院确认事故原因及责任的案例太多了，因此事故认定书并非该起案件定案及认定责任的唯一合法依据。3、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篡改事故调查报告。徐州铁路安监室的调查报告及其所依据的相关视频可以确认死者在2596次列车到达徐州站后没有下车，没有攀爬，没有走出徐州站，若下车的20名旅客包括死者，那么一系列的客观现象就无法解释；况且徐州站至事故发生地约40公里，死者若在徐州站凌晨1点20分左右下车，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短短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并进入外有护栏的事发地段，更不可能夜晚沿线行走，因此“没有发现死者伏广强下车出站”是该调查报告的应有之义，并非篡改。4、关于郑州铁路局认为本案其他事实不清的部分：首先，死者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因为医保卡和社保卡足以证明死者生前系煤矿职工且工作多年，享受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待遇，再加上劳动合同及工资证明等相关证据当然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至于死者的姐姐声称死者在山西打工还是死者妻子声称的在陕西打工，完全是因为近亲属对其打工的地点和性质不清所致，且在苏北口音中山西和陕西发音相似。另，因徐州煤矿开采殆尽，像死者这样的职工被分流派遣到外省徐矿集团承包的地方从事相同的工种工作，但仍然是和原单位保持劳动关系，因此并不需要当地的煤矿出具相关证明。其次，关于死者不应是坠车而应是跳车，这完全是郑州铁路局的臆想，与事实严重不符。如果死者故意跳车身亡，其双脚理应首先着地，根据物理原理，其下肢应当受伤最重，但无论从尸检报告还是现场勘查报告，均显示死者头部损伤最重，下肢没有明显损伤，且第一撞击面积为0.9m*0.4m单一撞击面，不可能是双脚撞击或单脚撞击形成。第三，涉案列车为普通旅客列车，车门的关闭原理及所能出现的问题，郑州铁路局比我们更清楚，该类型车车门不仅存在无法锁闭的现象，也存在关门后无法落锁的情况，更出现过运行过程中突然打开的情形，至于死者是否从车门处坠亡，如何坠亡被上诉人方无法得知。第四，死者的第一次撞击点距离死者的第二只鞋子的距离80米，不知郑州铁路局如何得出，其也许想用80米来说明如果死者从高速行进的列车上跳车也好、坠车也好，都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事实上恰恰存在这种可能，给予高速状态下，两只鞋子与双脚的附着力、摩擦系数、受力方向、障碍物因素各不相同，不同时间脱离死者双脚及不同的受力方向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运行轨迹，且死者这么大的质量在第一次撞击后都继续行进了28米，何况轻轻的布鞋，在没有障碍物及摩擦阻力的情形下被裹挟飞行68米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关于涉案列车在经杭州站派出所对车窗、车门、厕所窗进行检查，未见异常，事后检查不能证明事发时车门等部位锁闭良好，同时对于死者为坠亡就必然有血迹喷溅到列车车体上这一观点不能认同，没有血迹不一定证明不是从2596次列车上坠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某某、伏开济、高连叶、伏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州铁路局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43,460元、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158,890元、丧葬费30,891元，郑州铁路局承担70%责任，总数为653,268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郑州铁路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伏广强购买郑州铁路局值乘的2596次列车郑州至徐州5号车厢无座车票一张并按期于2015年9月13日20时40分从郑州出发，2015年9月14日1时17分到达徐州。2015年9月14日6时，徐州铁路公安处三铺站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京沪线曹村至夹沟站839公里410米处线路东侧护网内路基盖板上发现死者伏广强。2596次列车经过事发地点的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2时许。经徐州公安处刑事技术部门现场勘查，上海铁路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以及徐州公安处三铺派出所调查取证以及徐州铁路安监室调查取证，认定伏广强符合生前从快速行进的列车上坠落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上海铁路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意见：2015年9月14日8时30分至9时对死者伏广强尸体进行了现场检验，根据现场检验时的尸斑、尸僵程度分析死者死亡时间在现场检验时间前7小时左右。徐州铁路安监室调取相关视频，没有发现死者伏广强下车出站。死者伏广强，男，197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已婚，户籍地江苏省赣榆县金山镇红庄村六队117号，伏广强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签订了劳动合同，有固定收入来源，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钟某某系死者之妻、伏开济、高连叶系死者父母、伏某某系死者之子，均系江苏省农村户口。伏开济、高连叶有子女三人，即伏广强、伏广田、伏广侠。伏开济1944年11月26日生，高连叶1948年9月27日生，伏某某2007年12月26日生。一审认为：死者伏广强与郑州铁路局建立了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郑州铁路局应当将伏广强安全送达徐州。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八条规定，郑州铁路局作为承运人的履行运输义务完毕应当是旅客到站出站时止。且根据举证规则，郑州铁路局应当承担证明旅客运输合同履行完毕的举证责任。郑州铁路局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伏广强下车出站，因而伏广强是否在徐州下车事实不明，郑州铁路局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徐州铁路安监室调取相关视频，没有发现死者伏广强下车出站，郑州铁路局所值乘的2596次列车经过事发地点的时间符合鉴定意见对死者伏广强死亡时间的区间判断，因而原告主张伏广强持有车票上车，经过徐州站没有下车，这一主张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应予以采纳。旅客持票上车，未在车票目的站下车属于越站乘车。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规定，承运人有监督管理的手段，可以组织验票，有权了解旅客越站乘车的原因，对有意不履行义务的不仅有权补收票款，而且还可以加收票款，对由于客观原因没有补票的情况，可以补收票款，还有误乘的情况，应该免费送回。旅客运输合同作为合同一般有要约和承诺，一般以承运人出具车票作为合同成立的标志，也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不得拒绝承运，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应视为存在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这反映了旅客先上车后买票的交易习惯，此时车票并非合同成立标志，承运人许可旅客上车才是承诺，承运人对旅客的安全保障在旅客付款以及承运人出具车票之前。同理对越站旅客而言，如前所述，旅客越站乘车亦存在因客观原因未补票，按照交易习惯补票即可，按照公平原则以及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以及公共运输合同中的强制缔约原则，不宜轻易否定旅客运输合同存在，否则对旅客的安全保障极为不利。同时在误乘的情况下，按照交易习惯，承运人应当免费送回，此时应当认定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存续。据此应当认定伏广强与郑州铁路局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主张郑州铁路局存在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及安全管理责任制度漏洞，没有证据支持，亦无法查明，该主张不能成立。伏广强从该列车上坠亡，作为承运人的郑州铁路局没有证据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应当对伏广强的死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原告依据伏广强与郑州铁路局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要求承运人郑州铁路局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被告主张合同已履行完毕不承担责任的事实理由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基于被告所值乘的列车车门、车窗、车体事后经相关部门检验完好，但不能排除当时车门是否锁闭良好，虽不能确定伏广强坠车原因，但伏广强本应按照运输合同约定在徐州站下车却没有下车，作为成年人应负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原告亦已认可减轻部分被告责任，因而确定被告承担50%责任。郑州铁路局应当承担的赔偿项目及金额：1、死亡赔偿金：根据2015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173×20×50%=371,730元；2、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根据2015年度江苏省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883元，原告要求父亲伏开济9年；母亲高连叶13年；因伏开济、高连叶有子女三人，伏广强负担三分之一；儿子伏某某10年，伏广强负担二分之一；因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而合计为(12,883×9+12,883×4÷3+12,883÷2)=139,566元，被告承担50%为69,783元。3、丧葬费：根据2014江苏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30,891×50%=15,445.5元。判决：一、被告郑州铁路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钟某某、伏开济、高连叶、伏某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人民币387,175.5元。二、被告郑州铁路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伏开济、高连叶、伏某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人民币69,783元。三、驳回原告钟某某、伏开济、高连叶、伏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332元，由被告郑州铁路局负担8,154元，原告钟某某、伏开济、高连叶、伏某某负担217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本案事故认定的依据。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事故认定书才是事故赔偿的合法依据。本院认为，事故认定书并非法院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尤其在无法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综合其他相关证据对事实予以确认，故，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死者伏广强在到达徐州站后是否下车出站。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徐州铁路安监室出具的本案调查报告中并未出现“没有发现死者伏广强下车出站”的记载，以上系原判篡改，且报告中所载的7个监控视频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提交。本院认为，一审原告提供的证据系调查报告而非监控视频，调查报告已经质证；原判对于伏广强未下车的认定系对报告结论的合理理解，而郑州铁路局对于伏广强在徐州站已下车的主张未能充分举证，故，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死者伏广强是否系坠车死亡。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根据案涉列车的车况及死者伏广强的死亡时的现场情况，伏广强应当是跳车而非坠车。本院认为，郑州铁路局对其主张未能充分举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对证据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
一、上海铁路局是否为本案当事人
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上海铁路局是否应为本案当事人，在于上海铁路局是否为案涉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之当事人。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之规定，承运人是指车站、列车及相关运营人员在执行职务时的行为代表，上述所涉的铁路运输企业统称为承运人；铁路旅客运输并非仅由一家铁路企业单独完成，本案中，郑州铁路局只承担旅客列车上的合同义务，旅客下车后至出站期间的合同义务应由车站所属铁路企业即上海铁路局承担；而且徐州车务段在事故发生后参与了整起事故的处理。故，作为到达站徐州站所属的上海铁路局亦为合同之当事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五条之规定，“下列用语在本规程内的意义：承运人：与旅客或托运人签有运输合同的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车站、列车及与运营有关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行为代表承运人。……”上诉人郑州铁路局所述显然是对该条规定的误读，该条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承运人为与旅客签立运输合同的铁路企业，本案中即K2596次列车的实际运营企业及客票的售发企业郑州铁路局；其次，即便如郑州铁路局所说，铁路运输是个大的联动机制，不同服务区间分别由不同的铁路企业负责，但也仅是铁路系统的内部分工，不应以此对抗合同相对人。综上，本院认为上海铁路局并非本案当事人，一审并无遗漏案件当事人。
二、郑州铁路局的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完毕，是否需要对死者的死亡承担违约责任
(一)关于郑州铁路局的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完毕。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其与死者伏广强的合同履行范围应当至车票所载终点徐州站止，其合同义务自到达徐州站时已履行完毕。本院认为，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八条之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行完毕。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算。”可见，到站并运送旅客安全出站亦是郑州铁路局应尽的合同义务。郑州铁路局主张合同已履行完毕，则应当对伏广强已安全出站负有举证责任。由于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州铁路局仍未能举证证明死者伏广强于徐州站下车出站，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已有证据认定伏广强未在徐州站下车出站并无不当，由此，死者伏广强自徐州站起至死亡地点区间仍乘坐案涉列车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越站乘坐行为。就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第二百九十四条、《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承运，对于越站乘坐的旅客，有运输能力的承运人应当予以办理续乘，承运人有补收票款的权利；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只有当旅客拒绝支付票款的时候，承运人方能拒绝承运。可见，只要旅客有继续乘坐的意愿，一般情况下铁路企业应当接受，双方的运输合同发生变更但仍然成立，双方继续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并未有证据证明案涉列车乘务人员向死者伏广强补收票款遭到拒绝的情形，因此，郑州铁路局不具有拒绝承运的权利，双方的合同关系存续。当然，还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死者伏广强误乘过了站，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于旅客误乘需要返回的，承运人应当免费送回，此时，合同关系当然存续。综上，原判认定郑州铁路局的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于法有据。
(二)郑州铁路局是否需要对死者的死亡负违约责任。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七条、第十条之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应当负有确保旅客运输安全正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郑州铁路局并无证据证明伏广强对其死亡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郑州铁路局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郑州铁路局承担责任的比例，一审认定死者伏广强未按合同约定地下车，亦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据此确定郑州铁路局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
三、本案相关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死者伏广强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且其亲属的笔录所述与提供的相关证据不符，伏广强生前系在煤矿打工，且根据一审庭审过后法院提供的死者遗留的录音笔记载，都是死者向他人要债的通话录音，死者生前并没有固定工作。因此，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金。本院认为，死者伏广强虽为农村户籍，但这并非认定其适用赔偿标准的唯一标准；死者亲属的笔录所述内容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死者遗留的录音笔内容未作为证据提交并经质证，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根据死者伏广强与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签订的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认定其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并无不当。
四、徐州车务段已支付的1.5万元款项的性质
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认为徐州车务段支付给死者家属的1.5万元系丧葬费，被上诉人辩称是人道主义赔偿的说法十分牵强，原审判决郑州铁路局承担丧葬费用系重复判决。本院认为，上海铁路局并非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不承担合同义务，亦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郑州铁路局系本案赔偿义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应当赔偿受害人丧葬费用。故，原判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州铁路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54元，由上诉人郑州铁路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建中
代理审判员 郑 卫
代理审判员 鲍韵雯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徐佳咏
书 记 员 张 逸
审 判 长 姚建中
代理审判员 鲍韵雯
代理审判员 郑 卫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逸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