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02行初78号
原告：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何衍茂。
委托代理人：王剑涛，广东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始兴县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始兴县。
法定代表人：黄令遥。
委托代理人：侯思思。
委托代理人：ＸＸ发。
被告：韶关市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法定代表人：骆蔚峰。
委托代理人：李嘉。
委托代理人：袁振超。
第三人：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培桐。
委托代理人：陈双健，男，汉族，广东省始兴县人，住广东省始兴县。
委托代理人：吕志勇，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始兴县沈所林场。地址：广东省始兴县。
法定代表人：李勤学。
委托代理人：谢荣超。
原告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五组）因诉被告始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始兴县政府）、韶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韶关市政府），第三人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组）、始兴县沈所林场（以下简称沈所林场）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6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年6月22日立案后，2016年6月27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何衍茂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剑涛，被告始兴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侯思思、ＸＸ华，韶关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嘉，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陈培桐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志勇，沈所林场的委托代理人谢荣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1月13日，被告始兴县政府作出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为：被申请人第三组所提交的1999、2000、2008年山价款收款收据复印件，反映其经营管理行为，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三条有关：“下列材料可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二)能够准确反映森林、林木和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的规定，经营管理行为并非直接的确权依据，其效力低于《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直接依据，因此，在争议双方都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的前提下，不能够以经营管理来确定争议林地权属。一、申请人五组诉称的“狗长坑”，申请人五组虽然提供了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县存根复印件，该复印件填有“狗长坑”山林，但却与乡存根原件填写的“狗长窝”不符。1981年林业三定时，申请人五组以何庆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联申报领取了“狗长窝”的山林证，在本府处理该案的整个过程中，申请人五组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交何庆海本人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给本府核对，且又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显示其已于1981年领取了“狗长坑”山林权证。经核实，被申请人三组持有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系合法有效的证件，明确记载狗藏坑”及其四至界限，经现场勘查与实地相符，证据确凿、充分、权属关系清楚。而申请人五组仅凭何庆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县存根复印件对“狗长坑”山林提出权属争执，无法出示有效的权属证据材料，其辨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被申请人三组所持有的山林所有权证，可以作为认定权属归属的依据，其主张应予支持。二、申请人五组诉称的“牛尾什”与被申请人三组诉称的“狗藏坑”林木林地，经现场勘查，争议四至界限为：东牛尾什(寨)天水，南天水，西狗藏坑坑底，北牛尾什(寨)石劈脚至狗长(藏)坑坑底，争议面积为37亩，树种为灌木。当事人双方均持有1981年始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经核实，双方所持有的1981年《山林权证》均系合法有效的证件。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本府实地勘查该争议山林的四至界限，应按照各方均分原则进行划分。三、申请人诉称的“牛尾什”与被申请人诉称的“桃里劈”林木林地，经现场勘查，争议四至界限为：东牛尾什(寨)石劈脚，南桃里劈坑至牛尾什(寨)天水，西牛尾什(寨)天水，北牛尾什(寨)石劈脚，面积为19亩，树种为灌木。当事人双方均持有1981年始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均系合法有效的证件。申请人五组认为被申请人三组“桃里劈”的西面界至虽然注明是天水，但该天水应该是“桃里劈”林地中独立的一个小山包(被申请人称和尚寨)的天水。因此，本组的“牛尾什(寨)”东面界至以三队岭界，应该以小山包的天水为界。本府认为申请人这种说法理由不充分，有牵强之意，因为那个小山包的西面林地还属三组，这一事实在实地勘查和协商会议时申请人已经确认。同时，申请人提出是以岭脚的两个旧“烟堆”作为双方山林的分界线，没有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不能作为调处依据。因此，申请人五组认定的“牛尾什”东面界至，不予采信。被申请人三组“桃里劈”的东面、西面及北面界至与现场勘查的界至相符，予以认可。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森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的规定，该争议山林的权属应归被申请人三组所有。四、申请人诉称的“丫公岩”与被申请人诉称的“桃里劈”林木林地争议部分，由于双方争议的“丫公岩”林木林地从桃里劈坑口起往南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山窝，申请人五组的“丫公岩”林木林地四至界限与实地勘查相符，北面是以桃里劈坑为界，而从被申请人三组提交的“桃里劈”《山林权证》看，其四至界限中南面是以丫公岩窝为界，其主张的“桃里劈”南面界至是第三只窝，不排除有扩大四至范围之意。本府认为，被申请人三组的“桃里劈”南面界至应该是桃里劈坑口起往南的第一个窝直上埂至天水。因此，实际争议的四至界限是：东坑，南第一个窝(桃里劈坑口起往南计的)直上埂至高程点257.5，西高程点257.5下至桃里劈坑，北桃里劈坑口，争议面积为15亩，树种为松、杂树。由于双方均持有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均系合法有效的证件，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结合实地勘查该争议山林的四至界限，应按照各方均分原则进行划分。第三人提供的《公证书》显示其林场版图包括了争议林地林木，因此争议林地的林木权属应属第三人所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森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第十七条：“当事人对同一林权均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各方均分原则，结合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决定：一、申请人五组对“狗长(藏)坑”林木林地的争执证据不足，对申请人五组提出的重新颁发“狗长坑”新林权证的诉求不予支持。二、“牛尾什(寨)”林木林地，东牛尾什(寨)天水，南牛尾什(寨)天水中间向西下至狗长(藏)坑坑底，西狗长(藏)坑坑底，北牛尾什(寨)石劈脚至狗长(藏)坑坑底，面积21亩的林地所有权归申请人五组所有。东牛尾什(寨)天水，南天水，西狗长(藏)坑坑底，北牛尾什(寨)天水中间向西下至狗长(藏)坑坑底，面积为16亩的林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三组所有。以上37亩争议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详见林木林地权属示意图)。三、“牛尾什(寨)”林木林地，东牛尾什(寨)石劈脚，南桃里劈坑至牛尾什(寨)天水，西牛尾什(寨)天水，北牛尾什（寨)石劈脚，面积为19亩的林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详见林木林地权属示意图)。四、“丫公岩”林木林地，东坑，南第一只山埂(桃里劈坑口起往南计的)直上至高程点257.5，西高程点257.5下至桃里劈坑，北桃里劈坑口，面积为9亩的林地所有权归被申请人三组所有。东坑，南第一只窝直上埂(桃里劈坑口起往南计的)，西第一只山埂顶(桃里劈坑口起往南计的)，北第一只山埂(桃里劈坑口起往南计的)，面积为6亩的林地所有权归申请人五组所有。以上l5亩争议山林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详见林木林地权属示意图)
原告诉称：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决定存在以下认定错误。第一，认定事实错误。一是被告关于“牛尾什(寨)”包含“狗长(藏)坑”和“Y公岩”部分(共九亩)的林木林地的新林权证合法有效是错误的。“牛尾什(寨)”是一座南北走向的长型小山，其西面的山脚处叫“狗长(藏)坑”，1981年林权证确定原告所有的“牛尾什(寨)”西面的界线为“至狗长坑界”，2004年新林权证也是明确为“山脚(坑)”，而关于“狗长(藏)坑”的界线，第三人第三组在2004年的新林权证虽然没有单独对该地块的明确说明，但在1981年的林权证中，则明确其东面界线为“以岭栋”。对此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两块山地既然相邻，其东西分界的地点就应该相同，可是双方林权证对此划定的界线并不在同一个地点上，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这一重要问题说明，抛开“牛尾什(寨)”和“狗长(藏)坑”的其他方向界线不算，单纯就双方林权证的相邻界限来看，显然就存在界线错误的事实，试问，界线错误的林权证是合法有效的吗?二是“丫公岩”山林一直以来山林面积都是由我组所有，从无争议。也没有提出申请要重新确权，被告对“丫公岩”重新确权，也没有告知原告(申请人)，违反了法律的有关规定和有关程序。第二，证据认定错误。原告(申请人)提交经沈所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原件存放在沈所镇国土所的何庆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万万没想到的是，被告却以原告(申请人)自始之终未提交原件为由，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认定，对此被告显然存在证据认定错误。第三，罔顾民意、逃避事实。原告(申请人)与第三人(被申请人)发生争议，双方可以陈述各自的理由，但是，知道事实真相且与争议标的无利害关系的人，其对争议问题的说法更具有说明力。在本案中，同一个村委会的第一村民小组，第四村民小组共69位村民联合签名证明“苟(狗)长坑“在解放前后至今都属原告(申请人)所有，这一重要证明材料，被告为何视而不见?第四，程序不合法。一是韶关市中级法院终审作出（2011）韶中行终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2011）韶雄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判决在本案终审后60日内重新出处理。至今已超过三年才重新作出处理，违反了国家法律；二是韶关中级法院作出行政判决后至今三年多，被告从未组织原告(申请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调解，重新勘查勾绘作出决定，违反了法律法规。三是重新确权的决定书依法应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送达当事人。原告(申请人)于2015年12月22日才送达。另在依法作出决定前被告应事先告知原告(申请人)，本案未履行法定的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四是被告称2012年3月27日曾组织原告(申请人)及沈所镇人民政府、沈所镇八一村勾绘原告(申请人)主张“狗长坑”的四至界限，并称原告(申请人)没有时间参加。原告(申请人)在此作出如下说明，2012年3月27日晚间原告(申请人)接到八一村委会陈胜源主任通知，因当时正值农忙时节，原告(申请人)需赶农时种花生，已向八一村委会申请延期勾绘，八一村委会同意原告(申请人)意见，如此，原告(申请人)没有参加与2012年3月27目的实地勘查勾绘，之后至今被告再无组织任何实地勘查勾绘。五是被告将原告(申请人)所有并无争议的“丫公岩”的林权林地擅自重新确权明显属于侵权违法行为。被告称原告(申请人)于2015年3月29日补交申请书，原告(申请人)从未对“丫公岩”林权林地提出重新确权。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重新确权需要当事人提出并进行实地勘查勾绘程序，才能重新确权。被告在没有当事人申请，没有告知原告(申请人)，没有进行实地勘查勾绘等法定程序，就断然重新确权，明显地违反了法律程序，违反了国家法律。第五，袒护一方、不作为。忽视原告(申请人)重要证据。牛尾寨山林权属争议始于2008年春，原告(申请人)近几年来根据被告的要求已多次将1981年山林权证和1953年原告(申请人)的何庆海的狗长坑的山林权证提供给被告(现附牛尾寨和狗长坑的山林权证原件复印件)。被告忽视原告(申请人)提供的关键证据。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始兴县政府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撤销韶关市政府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1953年何庆海“狗长坑”《土地房产所有证》。2、1981年第五组“牛尾寨”、“丫公岩”《山林权证》。3、2004年第五组“牛尾寨”《山林权证》。4、1981年“狗藏坑”《山林权证》。5、富有正义感村民的材料。6、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关于2012年3月27日争议山林勘察证明。7、争议山林分布图。
被告始兴县政府答辩称：一、《决定》查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重作时，我府没有采用两申请人于2004年换发的新《林权证》并无错误。因两申请人换发新《林权证》时程序不合法，同时，双方所换新《林权证》与各自1981年的《山林权证》的四至不一致。2、五组不能提供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并且提供的县存根复印件与乡存根不一致，我府认定该证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完全正确。3、查明五组对争议林地“狗长坑”提出争执证据不足，对其提出的重新颁发“狗长坑”新林权证的诉求不予支持，理由充分。4、查明五组称的“牛尾什”山林与三组称的“狗藏坑”山林存在交叉重合，双方都持有合法有效的《山林权证》政府作出裁决，证据充分。5、查明三组称的“桃里劈”山林与五组称的“丫公岩”山林也存在交叉重合，双方都持有合法有效的《山林权证》，政府作出裁决，并无不当。二、《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两次实地勘察、调查取证，组织双方当事人座谈协商均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笫十七条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始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1、l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第五组所有权。2、198l山林权证(编号：4230)，证明第五组所有权。3、2004年《林权证》，证明第五组所有权。4、1981山林权证(编号：4222、4218)，证明第三组所有权。5、2004年《林权证》，证明第三组所有权。6、山价收据，证明经营事实。7、勘察、看界示意图、笔录，证明程序合法。8、座谈协商会笔录，证明程序合法。9、协商笔录，证明程序合法。
被告韶关市政府答辩称：依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十六条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同一林权均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共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各方均分原则，结合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在本案中，从始兴县政府依职权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第五组对其中争议的“狗长(藏)坑”山林主张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至于争议的“牛尾什(寨)”、“丫公岩”山林权属，双方提供的1981年《山林证》中登记的山林界至则存在部分交叉重叠。因此，始兴县政府根据上述调查所取得的事实证据，以及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依法对争议山林所进行权属划分并无不当，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于2016年5月6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韶府复决[2016]17、18号，维持了始兴县政府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始府行决字[2015]2号)。综上所述，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无不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第三组答辩称：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1、被告不依据2004年的最新林权证来确定本案涉案山林界线，而依据1981年的山林权证来认定本案涉案山林界线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1981年的山林权证是一山一证，而且是在室内没有经过踏山，并由本队人自行填草表，上交后转未经核查直接抄上山林权证的。山林权证面积是自己估计上交填写的，没有通过林业部门核实计算填写的。而2001年的林权证是由附近属于本组的山林能连在一起的用一个山名为一证填写，由村委会组织各村小组干部和熟悉该小组山岭的相关人员，林业部门技术人员一同到山岭实地勾图签名认可，再由各村小组组长当场在山林核查表上亲笔写下“四至界限明确”和自己的姓名。而且山林权证上配备1：10000的山林地形图。山林面积是通过林业部门核实计算出来的。所以与2004年的山林权证四至界限、面积显然要比1981年的山林权证的四至界限、面积更为精准及更有法律效力。2、被告认定2004年林权证的换发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004年换发新的林权证，是在2001年8月20日由村委会组织各村小组干部和熟悉该小组山岭的相关人员，林业部门技术人员一同到山岭实地带界勾图签名认可，本案涉案山林是由第五组组长何罗周当场在山林核查表上亲笔写下“四至界限明确”和签名的。后2001年9月6日第五组组长何罗周又在林权登记申请表“牛尾什”山岭按实地带界的四至界限亲笔填写，并通过何罗周本人申请逐级审核至县人民政府后，换发了2004年新的林权证，因此，换发2004年新的林权证的四至界限是经过踏山后由第五组组长何罗周在山岭实地带界勾图签名确认，并由其自行填写林权登记申请表该山的四至界限并提交，此外，山林面积由林业部门根据申请表该山的四至界限核实计算出来，发证后第五组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异议。按这种程序换发的林权证哪里程序违法。下面是第五组单独牛尾什山岭：1981年山林证与2004年林权证四至界限对比):1981年东以3队岭,南何屋岭，西以狗长坑界，北以狗长坑界；2004年东小窝(三组)，南小埂向西直下山脚，西山脚(坑)，北坑(大路)。二、被告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2015年3月19日省林业厅的领导上线对处理山林纠纷的解答：“在林权不变的基础上，在同一林地林区已按合法程序双方到实地勘踏确认界址，并在核查表上林权双方签名认可，又经林业部门核准后换发新的2004年《林权证》，从生效之日起旧的1981年《山林权证》随之废止”。这是才处理山林纠纷的主要依据。如果要废止2004年《林权证》，也得依法定程序先撤销2004年《林权证》，使之失去效力，而不能直接宣布该证失效、判定该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自相矛盾。既然依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方法》第17条对本案作出处理，却在处理“狗藏坑”和“阿公岩”山岭问题上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将第三组的“狗藏坑”东边劈37亩中，判21亩给第五组，第三组16亩；而“丫公岩”山岭划分面积时候没有按“丫公岩”窝的山林面积划出来，只划15亩，第三组9亩，第五组6亩。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l、撤销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行政决定书；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1、证明、户口本，证明诉讼主体适格。2、1981山林权证(编号4222、4218)、2004年林权证(编号2004第002293号)，证明本案争议林地第三人一直是享有管理权和所有权的事实。3、始兴县政府始府决字[2015]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沈所林场答辩称：一、根据1993年7月12日甲方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现称林场管理总站)与乙方沈北、八一、独丰、沈南管理区办事处(现称村委会)签订了《承包都景片山林合同书》，并于1993年9月6日得到了广东省始兴县公证处(1993)始证内字第354号公证合同合法。林场承包经营期限从1993年1月1日至2052年年底止，共60年，在合同期内，土地权属乙方，林权属甲方，甲方享有自主经营管理、使用、收益权。2001年11月1日始兴县山林换证，林场换得的山林证01102222901QDYMS0003号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也再次明确沈所林场拥有八一村所有山林（包括在本案纠纷林地)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签订合同以来，林场一直履行合同条款，支付八一村三组、五组山林款至2015年。纠纷林地“牛尾寨”4O亩山林因2008年第三组与第五组发生权属争执后，2009年至今，林场在第三组山林面积中扣出60亩(纠纷前林场一直有支付6O亩的山价给第三组)未付其山林款，待三组和五组的林地纠纷解决后，再按始兴县政府确权争议林地权属付清应付山林款，同时，林场继续享有所持合同的权利，即拥有争议林地的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综上所述，请求依法维持沈所林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沈所林场提供的证据材料：1、1993年合同书。2、2001年新的林权证。3、收条。
经庭审质证，第三组对被告始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
认为：对证据1，l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198l山林权证(编号：423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是没有经过实地测量的，只是在第五生产队小组长自行填写，没有经过核实。与现实山林存在很大冲突。证据3,2004年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是经过踏山等合法程序颁发，四至清晰。证据4、证明、证据5、2004年《林权证》、证据6、山价收据、证据7勘察、看界示意图、笔录、证据8、座谈协商会笔录、证据9，协商笔录共6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韶关市政府对始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
第五组对被告始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对证据
4、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他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沈所林场对被告始兴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
被告对第三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证据1，证明、户
口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1981年(编号4222、4218)、2004年(编号2004第002293号)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始兴县政府始府决字[2015]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第五组对第三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狗藏坑的《山
林权证》不真实；2004年的《林权证》也不真实。
第三人沈所林场对第三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真实
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第三组对第五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证据1，1953年何庆海“狗长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已经经过现场核实，与现场不符。证据2，1981年原告“牛尾寨”、“丫公岩”《山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是经第五组自行填写，与现场存在很大出入。证据3、4，2004年原告“牛尾寨”《山林权证》、1981年“狗长坑”《山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5，富有正义感村民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是一份复印件，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始兴县沈所镇八一村关于2012年3月27日争议山林勘察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份材料是八一村自行勾绘的。证据7，争议山林分布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对第五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证据1、3、5、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2、4、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沈所林场对第三人第五组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三组对沈所林场面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在收条上证明了第五组总面积只有199.6亩，恰恰证明第五组是认可的。多年都没有提出异议。此外证明第三组一直都是对涉案山林有管理权。
被告对沈所林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对证据3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第五组对沈所林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本案确权的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
的编号为4222、4230《山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始兴县政府查明的主要事实如下：第三组与第五组争议的“狗长（藏）坑”、“牛尾什”、“丫公岩”、“桃里壁”山林地权属。
一、双方争议的“狗长（藏）坑”（第三组称）、“牛尾什”（第五组称）山林，四至界限为：东至牛尾什(寨)天水，南至天水，西至狗长(藏)坑坑底，北至牛尾什(寨)石劈脚至狗长(藏)坑坑底。争议面积为37亩，主要树种为灌木。第三组主张权属的是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为4222《山林权证》第一栏载明的“狗藏坑”，面积40亩，四至界限为：东以岭栋，南以岭栋，西以本队山，北以路口。经被告始兴县政府组织双方到实地勘查，认为四至界限与实地相符，包括了争议范围。第五组主张权属的是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4230《山林权证》第三栏载明的“牛尾什”，面积30亩，四至界限为：东以3队岭界，南以何屋岭界，西以狗长坑界，北以狗长坑界，经被告始兴县政府组织双方到实地勘查，认为第五组的证南面、西面及北面界至与实地相符，东面界至的大部分与实地不符。
二、双方争议的“桃里壁”（第三组称）、“牛尾什”（第五组称）山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牛尾什(寨)石劈脚，南至桃里劈坑至牛尾什(寨)天水，西至牛尾什(寨)天水，北至牛尾什(寨)石劈脚，争议面积为19亩，主要树种为灌木。第三组主张权属的主要证据是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4218《山林权证》第四栏载明的“桃里劈”，面积40亩，四至界限为：东坑坪、南以亚公岩窝、西以天水、北以坑。第五组主张权属的主要证据是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4230《山林权证》第三栏载明的“牛尾什”，面积30亩，四至界限为：东以3队岭界，南以何屋岭界，西以狗长坑界，北以狗长坑界，经被告始兴县政府组织双方到现场勘察认为：原告证载四至与实地相符；第三人证载四至,其东边界至是牛尾什(寨)石劈脚至两个旧烟堆为界，并不包括那一个小山包。
三、双方争议的“桃里壁”（第三组称）、“丫公岩”（第五组称），争议四至界限为：东至坑，南至桃里劈坑口起往南的第三个窝直上埂至高程点257.5，西至高程点257.5下至桃里劈坑，北至桃里劈坑口，争议面积为32亩，主要树种为松、杂树。第三组主张权属的主要证据是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42l8《山林权证》第四栏载明的“桃里劈”，面积40亩，四至界限为：东坑坪、南以亚公岩窝、西以天水、北以坑，经被告始兴县政府组织双方到实地勘查认为，东面、西面及北面界至与实地相符；第五组主张权属的主要证据是编号4230《山林权证》第二栏载明的“丫公岩”山林，四至界限为：东以三队田脚为界，南以何屋岭，西以何屋岭，北以桃理劈，面积40亩，经被告始兴县政府组织双方到实地勘查认为，证载四至与实地相符，
2009年争议双方发生纠纷后，第五组向被告始兴县政府申请调处。
2010年8月16日，始兴县政府作出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认为：一、第五组虽然提供了何庆海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县存根复印件，该复印件填写的“狗长坑”山林与其乡存根原件填写的“狗长窝”不符，1981年又没有领取“狗长坑”的山林权证；而第三组持有1981年的《山林权证》，该证记载有“狗藏坑”山林，2004年又领取了“都景铜钟寨一带”新的《林权证》。因此，“狗藏坑”山林权属应归第三组所有。二、第五组2004年换发的林权证，是在换发林权证时由始兴县沈所镇政府组织双方到实地勘察后，且第五组在勘查签名确认后所换发新的林权证，该证不在争议山范围，因此，第五组要求将“牛尾什（寨）”部分山林面积确认归其所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将争议的山林四至为：东至岭栋，南至岭栋，西至本队山，北至路口归第三组所有。第五组不服，向韶关市政府申请复议。
2010年12月23日，韶关市政府作出韶府复决[2010]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第五组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始兴县政府作出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撤销韶关市政府作出韶府复决[2010]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2011年2月17日，本院作出（2011）韶中法行辖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给南雄市人民法院审理。
南雄市法院作出（2011）韶雄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认为：第五组与第三组争议的“狗长坑”与“牛尾什（寨）”是相邻的两块林木林地，庭审中，始兴县政府明确表示对本案作出的处理决定是依据2004年换发新的林权证。依照《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方案》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坚持政策稳定连续性的原则。林地属国家和集体所有，不准再重新分山到户。林地林木登记换发证书不是重新确定林地、林木权属，而是进一步稳定山林权属。要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基础，对林地、林木已确权颁发过林地、林木权属证书而权属没有发生变化的，都要予以承认，并换发新的《林权证》；对权属已发生变化的，经林地林权登记发证机关核准，要依法进行新的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认，并进行权属变更登记，颁发新的《林权证》……”。该条明确了2004年新林权证是换证而不是重新确定林地、林木权属。第五组1981年4230号《山林权证》登载的“牛尾什（寨）”与2004年新《林权证》登载的“牛尾什（寨）”山林四至不符。第三组1981年4222号《山林权证》登载的“狗长坑”也与始兴县政府用来定案的第三组2004年新的《林权证》登载的“都景铜钟寨一带”四至界限不符。在第五组与第三组于2004年换发新的林权证之前其山林权属没有发生变化时，第五组与第三组于2004年换发新的《林权证》就应当与1981年《山林权证》登载的内容一致。因此，第三组2004年换发的新证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证据。故始兴县政府处理本案的确权依据是错误的。始兴县政府应该依据双方持有1981年的《山林权证》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1、对于双方争议的“狗长（藏）坑”，第五组提交的何庆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县存根复印件与乡存根原件不相符，加上又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而第三组1981年的《山林权证》记载有“狗长坑”及其四至界限。因此，第五组对“狗长坑”的山林权属争执显然证据不足。2、对争议的“牛尾什（寨）”，从双方1981年《山林权证》分析，第五组的山林权证记载有“牛尾什（寨）”，四至为：东以3队岭界，南以何屋岭界，西以狗长坑为界，北以狗长坑为界；而第三组的山林权证记载有“狗藏坑”，四至为：东岭栋，南岭栋，西本队山，北路口。因两地是相邻，第五组《山林权证》记载的“牛尾什（寨）”西面就是第三村小组山林权证“狗藏坑”的东面，第五组的西以狗长坑界，而第三组东以岭栋界，这就存在一个界限交叉重叠问题，这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另一个问题是始兴县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忽视了第五组的南面界址“南至何屋岭界”。若按始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五组的南面界址就与1981年4230号《林权证》显然不相符。依照《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现始兴县政府依据第三组2004年的林权证记载的山名“都景铜钟寨一带”，将“狗藏坑”、“牛尾什（寨）”处理给第三组，而没有依据双方1981年山林权证作出处理决定，该处理结果对第五组是不公平的。综上，始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始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二、责令始兴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第五村小组和第三村小组争议的山林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1年8月25日，本院作出（2011）韶中行终字第4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1月13日，被告始兴县政府重新作出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第三组和第五组均不服向韶关市政府申请复议。
2016年5月6日，韶关市政府作出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始兴县政府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另查明：被告始兴县政府认为：第五组持有一份何庆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县存根复印件，以此作为争议证据，经核查，该复印件与沈所镇政府存放的乡存根原件相比较，其它项目都相同，唯有该复印件填写的“狗长坑”字样，与乡存根原件所填写的“狗长窝”字样不同(即“坑”与“窝”)。为此，经查阅了1981年发证情况，证实其已领有一块叫“狗长窝”的山林证，并没有领“狗长坑”山林证，且从组织双方质证开始至今，其都没有提交何庆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存根原件进行核对。另外，第三人沈所林场所属原单位始兴县林业局林场公司与原沈所乡的沈北管理区办事处、八一管理区办事处、独丰管理区办事处、沈南管理区办事处等一起于1993年7月12日签订了《承包都景片山林合同》，并且到始兴县公证处办理好《公证书》，该合同的附图显示包括争议山林。
再查明：本院在2011年8月25日作出的（2011）韶中行终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中查明：第五组和第三组均已承认1981年至2004年期间，争议的山林地没有发生变化。
本院认为：被告始兴县政府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不合法。
一、2009年6月，第三组与第五组对“狗长（藏）坑”和“牛尾什（寨）”两块山林权属发生争议，2010年8月16日，始兴县政府作出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
处理决定书》，经南雄市法院作出（2011）韶雄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0]0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二、责令始兴县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第五组和第三组争议的山林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5年11月13日，被告始兴县政府重新作出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扩大了“丫公岩”、“桃里劈”争议范围，原申请人第五组认为始兴县政府在没有申请对“丫公岩”、“桃里劈”作出确权处理时，始兴县政府未经申请人第五组申请，扩大了“丫公岩”、“桃里劈”的争议范围，并作出确权处理，且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丫公岩”、“桃里劈”的争议面积为32亩，原告第三组9亩，第三人第五组6亩，还有17亩没有作出处理，程序明显不合法，处理不正确。
二、第三组与第五组争议的“狗长（藏）坑”、“牛尾什”山林地。被告始兴县政府分别以第三组的1981年政府颁发的编号为4222《山林权证》记载的“狗藏坑”，面积40亩，四至界限为：东岭栋，南岭栋，西本队山，北路口作为确权依据；以第五组的1981年政府颁发的编号4230《山林权证》记载的“牛尾什（寨）”，面积30亩，四至界限为：东以3队岭界，南以何屋岭界，西以狗长坑为界，北以狗长坑为界作为确权依据。从第五组的东以3队岭为界来看，说明争议双方东西相邻，其东边山林属于原告山林，但被告始兴县政府即认为原告证载“狗藏坑”四至与实地相符，第五组证载“牛尾什”南、西、北与实地相符，东面与实地大部分不符，将争议地37亩进行，划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
三、第五组主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狗长坑”山林作出确权依据，与1981年始兴县政府颁发的编号为4230《山林权证》记载的“狗长窝”是否属于同一块山林，第三组主张的“狗藏坑”与第五组主张的“狗长坑”是否属于同一块山林，如果属于同一块山林，被告始兴县政府应一并予以查清。
综上所述，被告始兴县政府重新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不当，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本院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始兴县政府作出的始府行决字[2015]2号《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和韶关市政府作出的韶府复决[2016]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始兴县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始兴县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万 靖
审判员 徐肇廷
审判员 李应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