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6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权，男，1962年9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英豪，宁波市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军，宁波市开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俊，男，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小飞，浙江海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文权因与被上诉人杨红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1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文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红俊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330000元系林文权作为保证人代案外人阮仁义、徐利珍归还的借款本息还是代案外人金忠义归还的借款本息事实认定错误。该笔330000元还款系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归还本案借款本息；二、涉案利息支付义务已经由借款人及林文权履行完毕，杨红俊无权在本案中主张520000元利息。林文权主张，2014年11月之前，涉案借款利息已经由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按月付清；2014年11月之后，涉案借款利息已经由林文权按月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付清，但部分汇款凭证已经遗失，无法提供。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林文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5）甬镇商初字第1195号（以下简称119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中认定，2014年3月31日，阮仁义、徐利珍向杨红俊借款800000元的事实。林文权认为，如果阮仁义、徐利珍未对本案所涉的借款利息进行按期支付，则杨红俊不可能又向阮仁义、徐利珍出借款项，故119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可以佐证2014年11月之前的涉案借款利息均已由阮仁义、徐利珍支付完毕的事实。其二，林文权自2014年11月起每月仅支付20000元利息，杨红俊未要求林文权多支付利息，这也可以佐证阮仁义、徐利珍已经付清2014年11月之前涉案借款利息的事实。其三，一审法院对林文权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林文权表示其将涉案1000000元借款本金付给杨红俊时，杨红俊表示双方已经没有其他经济纠纷，其他债权债务与林文权没有关系了，且杨红俊当时还向林文权表示“你终于解脱了”。一审中，杨红俊对该份询问笔录发表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这也就是说，杨红俊认可截至2015年12月31日，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付清涉案借款本金时，相关利息也已经付清了；三、杨红俊仅起诉保证人林文权，而未向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提起诉讼请求，故本案存在借款人与出借人恶意串通，侵害林文权利益的可能性，本案涉嫌虚假诉讼。
杨红俊辩称，一、林文权于2013年5月27日通过案外人吴亚萍汇付给杨红俊的330000元款项系支付杨红俊（以案外人钱岳珍的名义出借，实际汇付行为由杨红俊实施）与金忠义之间发生于2010年12月15日的借款，林文权系该笔借款的保证人。该笔款项并非为归还本案借款本息。之所以在2013年才向林文权主张该笔330000元借款，系因为之前金忠义一直按期在支付利息，而自2013年初起，金忠义失联了，杨红俊遂向林文权主张权利；二、阮仁义、徐利珍曾以现金方式支付过两个月的涉案借款利息，其余的利息都是林文权后来通过汇款方式支付的，阮仁义、徐利珍与林文权总共向杨红俊支付12个月的利息，不存在阮仁义、徐利珍付清2014年11月之前利息的事实。119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杨红俊于2013年7月31日向阮仁义、徐利珍出借800000元的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杨红俊认为该笔借款也是由林文权担保的，林文权有支付能力，故就算阮仁义、徐利珍没有按期支付利息也没关系。杨红俊对林文权询问笔录发表的质证意见是“对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并非认可林文权全部的陈述；三、如果林文权认为杨红俊与阮仁义、徐利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节，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杨红俊系因得知阮仁义已经失联而徐利珍并无偿债能力的前提下提起本案之诉的，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杨红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林文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支付杨红俊借款利息5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0日，阮仁义、徐利珍向杨红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因急需用款向杨红俊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月息按2分计，阮仁义、徐利珍在借款人处签字，林文权在担保人处签字。2012年10月16日、10月20日，杨红俊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阮仁义交付借款96000元、70000元，2012年10月20日，阮仁义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杨红俊交付的借款500000元，其中现金334000元，汇款166000元。2012年10月21日，阮仁义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杨红俊交付的现金200000元。2012年10月26日，阮仁义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杨红俊交付的现金300000元。2014年11月3日、2015年7月3日、8月5日、9月2日、10月8日、11月6日、12月4日，林文权委托吴亚萍分别向杨红俊支付利息20000元。此外，林文权还于2015年1月5日、2月4日、6月5日，分别向杨红俊支付利息20000元。2015年12月31日，林文权向杨红俊转账支付1000000元。同日，杨红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在2012年10月20日向杨红俊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一审庭审中，杨红俊自认利息已经支付240000元。2013年5月27日，林文权委托吴亚萍向杨红俊银行转账支付3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债务是否已经全额清偿，二是涉案保证合同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关于争议焦点一，杨红俊主张借款利息由借款人及林文权已支付12个月即240000元，本金1000000元由林文权于2015年12月31日偿还，尚欠利息520000元未支付。林文权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主张借款利息在2014年11月前由借款人支付，2014年11月之后由其支付，借款本金在2015年12月31日由其偿还。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又称，其还于2013年5月27日委托吴亚萍偿还330000元本金。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又改称，截至2013年5月，涉案借款本金只产生7个月利息，扣除140000元的利息后，剩余190000元用于偿还本案所涉借款的本金，之后的本金应按照810000元计算，现林文权尚未支付的利息应为72200元，2015年12月31日支付的1000000元包含了本金和利息。该院对林文权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2013年5月27日支付的330000元是否系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问题，林文权应对该笔款项用于清偿涉案债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当事人陈述、该院依职权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该院难以认定林文权委托吴亚萍于2013年5月27日向杨红俊支付的330000元系用于清偿涉案债务。理由如下：第一，林文权主张该笔款项用于清偿涉案债务，杨红俊对此予以否认，并称是林文权作为金忠义向杨红俊借款330000元的保证人所偿还的借款本金，相应借条已经交给林文权，该解释较为合理；徐利珍亦称，其曾听林文权本人讲过其为金忠义向杨红俊的300000余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而林文权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称本金1000000元由其于2015年12月31日偿还，利息均已经由林文权及借款人支付，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又称其还于2013年5月27日偿还了本金330000元，并称该笔款项其遗忘了，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又改称，截至2013年5月，涉案借款本金只产生7个月利息，扣除140000元的利息后，剩余190000元应用于偿还本金，之后本金按照810000元计算，现林文权尚未支付的利息应为72200元，2015年12月31日支付的1000000元包含了本金和利息，林文权三次陈述均不一致，且相互矛盾，该院难以采信；第二，根据林文权提供的证据，其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按照每月20000元支付利息给杨红俊，对此，林文权称其不是借款人，故对借款情况并不清楚，支付利息都是与借款人徐利珍确认的。对此，该院分析认为，2014年至2015年期间林文权多次按照每月20000元向杨红俊支付利息，而且根据林文权的陈述，其中部分金额为24000元的还包含了其为徐利珍、阮仁义担保的另外一笔200000元借款的利息，表明林文权在此期间对其支付款项所指向的债务是明悉的，而且其一直所确认的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也为1000000元。即使按照林文权的陈述，其并不知道借款利息应支付多少，支付利息都是由徐利珍确认后，再由其支付，在多期利息和330000元均由林文权委托吴亚萍支付，且林文权对其款项支付所指向的债务是明悉的情况下，其不仅长时间未向林文权主张已经偿还330000元，且根据徐利珍的陈述，其也未告知徐利珍，相反，还多次以1000000元为基数向杨红俊支付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三，关于2015年12月31日林文权向杨红俊支付的1000000元，林文权先是称该笔款项系用于清偿涉案债务本金，杨红俊亦予以确认，后林文权改称该笔款项包含了本金和利息，并称是事先同徐利珍确认过的，而徐利珍称当时是林文权表示每月20000元利息付不起，并提出先还掉本金，且杨红俊在收到该笔款项时，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在2012年10月20日向杨红俊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杨红俊也确认收条的内容是对林文权代借款人偿还本金1000000元的确认，而该收条一直由林文权保管，且林文权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亦确认该笔款项是清偿1000000元本金，故该院确认2015年12月31日，杨红俊向林文权偿还涉案借款本金1000000元。如果林文权向杨红俊偿还330000元后，又支付1000000元用于偿还本金，明显不符合常理，即使林文权遗忘了该笔款项的支付，其在事隔三年，杨红俊起诉后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清偿涉案债务，却在较早时间多期支付利息20000元，并偿还1000000元时，均未记起，亦不符合常理。其次，关于涉案借款利息的支付。杨红俊主张林文权及借款人支付利息240000元，林文权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主张利息在2014年11月之前由借款人支付，之后的利息由林文权支付，并未拖欠利息，后又称2015年12月31日支付的1000000元包含本金和利息。关于1000000款项所清偿的债务，该院已经在上文进行分析认定，不再赘述。关于林文权主张的利息在2014年11月之前由借款人支付，之后的利息由林文权支付的答辩意见，林文权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已支付10个月即200000元利息，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审理中，杨红俊自认利息已经支付240000元，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应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人。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案件中，双方并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期间，也未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林文权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而杨红俊与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林文权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自杨红俊要求债务人阮仁义、徐利珍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杨红俊自认其于2014年7月向借款人主张要求清偿借款本息，林文权于2014年11月3日开始支付利息，并未超过保证期间。该院对林文权关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红俊、林文权之间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在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未履行债务时，杨红俊有权要求林文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涉案借款截至2012年10月26日杨红俊已交予借款人，借款本金于2015年12月31日偿还，已支付的利息为240000元，现杨红俊诉请要求林文权支付利息520000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林文权辩称案件涉及高息借贷，杨红俊存在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况，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该院对林文权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林文权主张的在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尚欠杨红俊利息的情况下，杨红俊不可能在2014年3月31日，又出借给阮仁义、徐利珍800000元的辩称意见，该院认为，杨红俊是否在借款人拖欠利息的情况下，又向借款人借款，与涉案债务是否已经清偿并无直接、必然联系，林文权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亦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林文权支付杨红俊利息5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林文权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林文权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杨红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复印件一份，载明“因有急事，需用款向钱岳珍借款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正。￥330000元月息按2分计借款人金忠義担保人林文权2010.12.15”。2.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清单一份，显示2010年12月15日共发生两笔金额分别为220002元、110000元的款项汇出交易。结合一审中杨红俊提交的2010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取款回单及2010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同城跨行通存交易单，拟证明涉案330000元款项系林文权为归还与本案无关款项的事实。杨红俊陈述，借条之所以只有复印件，系因该笔借贷关系已经结清，相关借条已经归还给林文权，而借条之所以以钱岳珍名义出具，系因杨红俊与金忠义是老相识，钱岳珍是杨红俊妻子之姐，以钱岳珍名义出具借条再由杨红俊进行催讨时面子上比较过得去。林文权经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便证据1所涉情况属实，借条反映的借贷关系也并非金忠义向杨红俊借款，而是金忠义向钱岳珍借款的情况，故该借条不能证明林文权为金忠义向杨红俊借款提供过担保。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上述证据的论述本院在下文统一分析。
本案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是，一、2013年5月27日林文权委托吴亚萍汇给杨红俊的330000元是否系归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息；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付清涉案1000000元借款本金之日，涉案借款利息是否已经付清；三、本案是否存在杨红俊、阮仁义、徐利珍恶意串通，损害林文权利益的虚假诉讼情形。
关于焦点一，杨红俊、林文权对2013年5月27日发生上述330000元汇款的事实均无异议。杨红俊主张，该笔330000元系林文权主动履行其为金忠义与杨红俊之间与本案无关的330000元债权债务的保证责任。林文权主张，该笔330000元款项系为归还本案所涉债权。杨红俊为证明其主张，在一、二审中提交了中国银行取款回单、中国银行同城跨行通存交易单、显示借款人为“金忠義”、担保人为“林文权”的借条复印件及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清单。林文权为证明其主张，提交2013年5月17日共计330000元的转账凭证。就该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其一，按照林文权的二审主张，2014年11月之前的涉案借款利息是阮仁义、徐利珍自行付清的，则在此前提下，扣除林文权于2013年5月27日汇付的330000元，本金应仅剩670000元。而林文权在一、二审中均认为，自2014年11月起，其每月仍为涉案借款支付20000元利息，利息与本金难以相互印证。其二，林文权在一审中提交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林文权代为阮仁义、徐利珍在2012.10.20向杨红俊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正”。结合林文权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2015年12月31日的业务流水单据，可以确认林文权在2015年12月31日向杨红俊交付1000000元的事实。按照林文权的二审主张，2014年11月之前的涉案借款利息是阮仁义、徐利珍自行付清的，则在此前提下，扣除2014年11月之后，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支付的利息，再扣除330000元，至2012年12月31日，林文权尚需支付的金额应不足1000000元。故林文权的主张与其所为难以相互印证。其三，杨红俊二审提交的借条虽为复印件，但结合其它证据，能够确认在2015年12月15日当天，存在杨红俊取出330000元的情况，且其中220000元款项确定汇入户名为“金忠义”的账户。二审中，杨红俊对其主张的2010年发生的与本案无关的330000元借款本金至2013年才由林文权付清的情形所作的解释亦无明显不妥之处。其四，徐利珍在一审中曾向法院陈述，就其所知，林文权还为一个外号叫“橡胶”（音）、名字叫金忠义的人与杨红俊之间的借款作过担保。徐利珍的陈述可以佐证杨红俊主张的事实。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涉案330000元并非归还涉案1000000元借款本息。
关于焦点二，杨红俊主张阮仁义、徐利珍及林文权共向其支付12个月的利息；林文权主张利随本清，即2014年11月之前的利息已经由借款人自行付清，2014年11月之后的利息由林文权在向杨红俊交付1000000元本金时已经付清。关于林文权主张2014年11月之前的涉案借款利息均由借款人阮仁义、徐利珍付清的主张，本院认为，其一，一审中，徐利珍陈述阮仁义均未支付涉案借款利息，徐利珍在2014年为本案所涉借款支付过两个月利息。阮仁义已经失联，故徐利珍的陈述有较强的证明效力。杨红俊关于阮仁义、徐利珍、林文权共向其支付12个月涉案借款利息的陈述与一审法院结合证据认定的林文权代阮仁义、徐利珍支付利息的情况经徐利珍上述陈述能够相互印证。1195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杨红俊与阮仁义、徐利珍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杨红俊对于前笔借款未结清却仍愿意出借后笔借款所作的解释亦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故1195号案件不能作证林文权的该项主张。杨红俊在2014年11月之后向林文权主张每月20000元的利息亦无法当然推定此前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对于林文权的询问笔录，杨红俊经质证认为对该笔录的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并对该询问笔录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异议，可见杨红俊的质证意见并不能够推定杨红俊对林文权所作陈述全盘认可。故对林文权上述主张，本院难以采纳。关于林文权主张2014年11月之后的涉案借款利息已由其付清的主张，本院认为，二审中，林文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支付情况并无异议，即林文权以个人名义或其妻子吴亚萍名义分别于2014年11月3日、2015年1月5日、2月4日、6月5日、7月3日、8月5日、9月2日、10月8日、11月6日、12月4日各支付杨红俊利息20000元。林文权在二审中明确所有的涉案借款利息支付方式都是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完成，但部分银行凭证已经难以提供，2014年11月之后每一个月林文权都向杨红俊支付20000元涉案借款利息。杨红俊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林文权支付利息情况予以认可，对林文权二审主张的存在其他利息支付情况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林文权应对其除了一审认定的利息支付金额之外还有其他利息支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林文权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利息支付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三，林文权为涉案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故杨红俊作为出借人有权直接向其主张权利。根据一审中杨红俊提交的借条、付款凭证、徐利珍的陈述，涉案借贷关系应已实际发生。而根据林文权的陈述，其对自愿为涉案借贷关系承担保证责任并无异议。林文权主张杨红俊与阮仁义、徐利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林文权利益的行为，但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主张，本院对林文权该项主张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林文权为杨红俊与阮仁义、徐利珍之间本金1000000元借贷关系承担保证责任情况属实，约定利率为每月2%。至2015年12月31日，林文权已代阮仁义、徐利珍还清借款本金并支付10个月的利息（共计200000元），杨红俊自认阮仁义、徐利珍自行支付两个月利息（即40000元），杨红俊收到涉案借款利息合计240000元。自借款实际交付之日2012年10月26日起至本金被付清的2015年12月31日止，扣除已付清的240000元利息，杨红俊向林文权主张520000元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林文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林文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亚 平
审 判 员 叶 剑 萍
代理审判员 施晓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军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