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槐民初字第1791号
原告马晓华，女，198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陈兴田，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逯见涛，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司承宽，男，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大伟，山东泽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四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曹晓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姚风起，男，198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工，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号。
原告马晓华诉被告司承宽、被告济南四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4日立案受理。本案由代理审判员张斌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晓华的委托代理人逯见涛，被告司承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大伟，被告四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风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晓华诉称：原告与第一被告司承宽于2007年7月份协商共同购买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泉城花园小区7号楼3单元XX房产一处，原告共出资4万元，两人向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天桥区支行贷款26.30万元，原告为主还款人并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在办理相关购房、贷款手续后因其他原因，双方分手。2007年8月21日，双方签订房屋处理协议，将房屋协商作出处分，由第一被告司承宽向原告支付购房款后，原告协助被告办理更名手续，被告继续向银行偿还贷款并享有房屋所有权。但被告在2013年年底向原告支付2000元之后再未支付剩余款项，也没有按时向银行支付贷款，导致原告个人征信出现多次不良记录，以至于无法贷款买房。后原告向第二被告查询购房合同事宜，得知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两被告已经将购房合同更名为第一被告，并重新签订购房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原告认为，两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致使原告遭受重大直接和间接损失，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多次要求协商处理此事，均遭拒绝。原告马晓华诉至本院，要求：1、确认被告司承宽与被告四建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司承宽返还购房款3.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7年8月21日计算至欠款实际归还日，自2007年8月21日至2015年7月21日的利息为18050元）；3、判令被告司承宽协助原告消除银行个人征信不良记录；4、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马晓华将第2项诉讼请求中的3.8万元变更为3.5万元，利息计算标准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07年8月21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被告司承宽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中，原告马晓华与我方协议处理房产的时间为2007年8月21日，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为2008年7月1日。而本案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的购房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我方于2007年8月21日签订的《房产处理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涉案房产归答辩人所有，两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的行为，亦未损害原告的任何合法权益，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此，我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四建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司承宽在2007年8月21日达成了协议，之后向我方提交了变更申请，我方认为马晓华和司承宽已经达成了协议，并提交了变更申请材料，我方按照其双方的申请进行了变更，不存在恶意串通，也没有损害他们双方任何一方的权益。
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15日，被告四建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作为买受人的原告马晓华及被告司承宽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共同购买被告四建公司开发建设的泉城花园小区XX房屋（以下简称XX房屋）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93.73平方米，单价4010元每平方米，房屋总价为375857元。该合同约定，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应在2007年7月24日前向被告四建公司支付首付款112857元，余款263000元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被告四建公司应当在2008年5月31日前将XX房屋交付原告马晓华及被告司承宽。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07年8月3日，原告马晓华和被告司承宽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市天桥区支行（农行天桥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共同向农行天桥支行借款263000元，用于向被告四建公司支付XX房屋剩余购房款，借款期限为2007年8月3日至2022年8月2日。还款账户为原告马晓华名下农行天桥支行账户XX。被告四建公司为该借款行为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
签订上述借款合同后，农行天桥支行向原告马晓华及被告司承宽发放了贷款支付了XX剩余的购房款。
以上事实有原告马晓华提交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陈述为凭。
签订上述购房及借款合同时，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正值恋爱期间。签订上述合同后，双方因感情问题分手。为处理双方购买的XX房屋，双方于2007年8月21日签订《房屋处理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司承宽，乙方马晓华。今因双方共同购买房屋后分手，需将房屋做出合理处理，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同意支付乙方人民币四万元整（人民币肆万元整）以将房屋收归自有。二、甲方先支付人民币2万元（大写：贰万元整）（10月30日前）其余款项在08年7月1日前支付完毕。三、乙方同意在甲方将款项支付完毕后协同甲方修改相关房屋合同，做出易主处理。在款项未支付完毕之前，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做房屋易主处理。四、特立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五、有关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在该协议落款处分别签名捺印。
原告马晓华称，因购买XX房屋时其出资40000元，故在上述协议中约定了被告司承宽向其支付40000元。但在签订上述协议后，被告司承宽一直未向其支付任何款项，直至2013年底才向其支付了2000元现金。审理中，原告马晓华又称被告司承宽于2007年9月15日前还向支付了3000元，并向其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马晓华人民币37000（叁万柒仟圆整），十一月三十一日前归还两万，二零零捌年柒月三十一前归还剩余壹万柒仟圆。2007年9月15日，司承宽（签名捺印）。”
被告司承宽对上述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仅认可原告马晓华支付了20000多元购房款。其称因签订房屋处理协议后，其资金紧张，故先向原告马晓华支付了3000元。之后其又向原告马晓华支付了20000元现金，并重新出具了20000元的欠条。但没有向原告马晓华索要已支付款项的欠条，也没有索要收到款项的收到条，因此出现了上述37000元欠条的问题。其称其早在2013年年底前就已经付清了全部的款项，不存在当时向原告马晓华支付2000元现金的事实，但因时间太长，已不记得最后还清房屋分割款的时间。
原告马晓华对被告司承宽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其坚称共收到5000元房屋分割款。
被告四建则说明因上述协议及还款行为均发生于原告马晓华及被告司承宽之间，其无法知晓真实的具体情况。
以上事实有原告马晓华提交的《房屋处理协议》、《欠条》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为凭。
被告司承宽称，在其向原告马晓华出具了37000元的欠条后，原告马晓华同意将二人共同购买的XX房屋变更为其个人购买，并于2007年9月17日向其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泉城花园：今委托司承宽办理房屋合同更改事宜，将二人共有房产合同变更为司承宽独有。房产：泉城花园7号楼3单元XX。委托人：马晓华（签名捺印）。日期：2007年9月17日。”该委托书除“马晓华”签名为手写外其余均为打印。被告司承宽称该委托书并非原告马晓华向其当面书写，而是向其交付时已经填写完毕。
被告司承宽并称，因被告四建公司已经获知其与原告马晓华分手的事实及欲变更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故被告四建公司一直催促两人到该公司办理合同变更手续。其在拿到原告马晓华出具的委托书后，独自一人将该委托书交予被告四建公司，被告四建公司据此将XX《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变更为其个人。
原告马晓华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称其并未出具过该委托书，因为被告司承宽一直未支付完毕房屋分割款，其一直不同意将合同的买受人变更为被告司承宽。其认为被告司承宽伪造《委托书》，属于无权代理，被告司承宽与被告四建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被告四建公司则称，被告司承宽当时独自持该《委托书》到其公司办理合同变更手续，在看到《委托书》后，其单位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了原告马晓华，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其为被告司承宽办理了合同变更手续。其向本院提交了变更后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除房屋买受人由原告马晓华和被告司承宽变更为被告司承宽一人外，其他内容包括落款时间均与原《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相一致。其主张其对原告马晓华出具的《委托书》尽到了审查核实义务，不存在与被告司承宽恶意串通的事实，但因事发时间太久，没有留存相应的证据。
原、被告双方均不申请对该《委托书》中的签名及捺印是否为原告马晓华本人签字捺印进行司法鉴定。
变更合同后，被告四建公司依约将XX房屋向被告司承宽进行了交付。
另，XX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为济建开预许字第（2007）-008号。
以上事实有被告四建公司提交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书》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凭。
被告司承宽称，XX房屋银行贷款的还款账户已经变更到其名下，截止2015年5月28日，已由其个人全部偿清了该房屋的银行贷款。为此其提交了账号为XX的存款账户交易明细及农行天桥支行出具的贷款结清业务凭证。
原告马晓华对被告司承宽偿还了全部银行贷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对账户交易明细及贷款结清业务凭证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被告司承宽的农行还款流水明细，不能证明该账户为房贷的还款账户，业务凭证载明的合约名称为“马晓华”，该证据可以证明其一直为该笔房贷的还款人。正因为其一直为还款人，被告司承宽曾经在还款过程中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况，导致其银行信用受损，无法再行贷款购房，故其要求被告司承宽协助其消除其银行个人征信不良记录。
被告司承宽承认其称有七、八次逾期还款的情况，但仅是因为忘记了还款时间，逾期时间很短，且其已经全部结清了贷款。
被告四建公司认可被告司承宽已结清了全部贷款的事实。
以上事实有被告司承宽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贷款结清业务凭证等证据及原、被告双方陈述为凭。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原告马晓华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马晓华认为两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被告司承宽伪造其授权变更房屋买受人构成无权代理，故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两被告则称变更合同的行为得到了原告马晓华的同意，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有效。
本院认为，原告马晓华就合同无效提出了三项法定事由，相关事由能否成立，应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首先，关于原告马晓华提出的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原告马晓华应当举证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及损害其合法权益两项要件事实。恶意串通，即行为双方之间均存在故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意思联络，如一方欠缺主观故意，则无法构成恶意串通。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于2007年8月21日签订《房屋处理协议》，达成了被告司承宽向原告马晓华支付四万元对价，进而承继原告马晓华在最初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意见。被告四建公司在获知原告马晓华和被告司承宽欲变更房屋买受人的事实后，被告司承宽持原告“马晓华”出具的《委托书》至被告四建公司办理合同更名手续。从该过程中可看出，合同更名手续的启动方并非被告四建公司，被告四建公司系在获知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欲变更合同，且收到被告司承宽提交的《委托书》后办理的合同更名手续，被告四建公司此时的义务为核实《委托书》的真实性。如果《委托书》为假，则其未能履行该核实义务，其应认定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被告四建公司为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购房人由两人变更为一人，对其而言，实际增加了其担保风险，其故意变更合同购房人的动机应不存在。同时，因原告马晓华无证据证明被告四建公司存在恶意，其主张两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合同更名后是否损害了原告马晓华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在具体案件中应是具体明确特定的权利和利益。在本案中，原告马晓华通过与被告四建公司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享有了该合同中其应享有的权利，其与被告司承宽签订的《房屋处理协议》则对上述权利进行了处分。《房屋处理协议》系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予以履行。从该协议的约定：“甲方同意支付乙方人民币四万元整（人民币肆万元整）以将房屋收归自有。”“乙方同意在甲方将款项支付完毕后协同甲方修改相关房屋合同，做出易主处理。在款项未支付完毕之前，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做房屋易主处理。”可以看出，原告马晓华在该协议中的义务为协助被告司承宽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更名手续，被告司承宽的义务为向原告马晓华支付4万元的对价。上述协议对双方义务的履行顺序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被告司承宽不支付4万元的情况下，原告马晓华享有撤回其权利义务转移意思表示的权利。因此，通过该协议，原告马晓华获得了4万元的支付请求权，以及办理购房合同变更义务的先履行抗辩权，此两项权利为原告马晓华在本纠纷中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而且从原告马晓华提出的要求被告司承宽向其支付35000元购房款的诉讼请求看，其一直主张被告司承宽有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处理协议》向其支付价款的义务，而此项义务源于其原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被告司承宽，由此也可以认定原告马晓华对相关权利义务转移的承诺并未撤销。假如两被告在未获得原告马晓华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合同更名，则导致的结果是其先履行抗辩权无法行使，但并未剥夺其4万元的支付请求权。此抗辩性权利的受损，仅弱化了原告马晓华支付请求权的力度，但不足以推翻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故原告马晓华提出的两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理由不成立。
其次，关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和目的上是非法的，合同形式与合同真正的目的不一致。但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结果是原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原告马晓华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被告司承宽，该结果系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司承宽签订的《房屋处理协议》的目的之一，故，即使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原告马晓华的许可，该合同也仅是影响了原告马晓华的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但其目的并不非法。原告马晓华以此要求认定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最后，关于原告马晓华提出的被告司承宽伪造《委托书》构成无权代理，故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此规定，即使被告司承宽向被告四建公司提交的《委托书》为其伪造，其并没有代理原告马晓华与被告四建公司之间处分原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权利和义务的权利，其与被告四建公司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因此归于无效。
综上，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马晓华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原告马晓华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进行确认前首先要确认被告司承宽是否已经向原告马晓华支付完毕全部的4万元协议款项。原告马晓华主张其收到5000元，剩余35000元被告司承宽未向其支付，为此其向本院提交了被告司承宽于2007年9月15日书写的《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被告司承宽尚欠原告马晓华37000元，双方约定被告司承宽应当于2008年7月31日前偿还完毕所有款项。被告司承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已经偿还了全部款项，只是因为大意，未将《欠条》收回，也未向原告马晓华索要收条。本院认为，在原告马晓华有证据证明被告司承宽曾经欠款的情况下，被告司承宽主张其已经还清全部款项，其应当就此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交证据，故本院采信原告马晓华的主张，认定被告司承宽尚欠其协议款35000元。但被告司承宽对该项诉讼请求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对此本院应当予以审查。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欠条》的承诺，被告司承宽支付上述款项的履行期限截止日为2008年7月31日，此时如其仍然不向原告马晓华支付剩余款项，其对原告马晓华的权利构成侵害，原告马晓华此时也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故自2008年7月31日起，原告马晓华要求被告司承宽支付剩余款项的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截止本次诉讼立案之日，原告马晓华的该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法定情形，故原告马晓华要求被告司承宽向其支付35000元房款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同理，该项费用的利息，本院亦不予支持。
原告马晓华还要求被告司承宽协助其消除银行征信不良记录。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银行征信的不良记录，也未证明该项诉讼请求具有可履行性，故其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晓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1元，减半收取650.50元，由原告马晓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斌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