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58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建生，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Ｘ，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罗林，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盛公司）因与ＸＸＸ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邦盛公司于2005年2月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杨建生出资455万元占公司45.5％的股份，ＸＸＸ出资455万元占公司45.5％的股份，戴某出资60万元占公司6％的股份，柯某甲出资30万元占公司3％的股份。
2005年7月28日，邦盛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将邦盛公司股东由杨建生、ＸＸＸ、柯某甲、陈某甲变更为杨建生、ＸＸＸ、柯某甲、朱勤俭、陈某乙、刘某、戴某。其中杨建生与ＸＸＸ各占36.5％的股份、柯某甲占3％的股份、其他股东各占6％的股份。
2006年5月27日，邦盛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就ＸＸＸ将其拥有的邦盛公司36.5％的股权转让给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等事项作出如下决议：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ＸＸＸ将其拥有的邦盛公司36.5％的股权转让给杨建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元整。股权转让后，ＸＸＸ原投入公司的163.93万元归邦盛公司所有，其余ＸＸＸ原投入公司后以借款形式领取的款项视为退还给ＸＸＸ，即ＸＸＸ不再欠邦盛公司任何借款；2、ＸＸＸ将邦盛公司的股权转让后，仍承担对曾某500万元的还款责任；3、全体股东确认，邦盛公司除存在对曾某借款担保外，邦盛公司及相关千千行公司均不存在其他任何债务和担保，任何股东如违规操作形成公司对外债务或对外担保的，其全部责任由行为人承担；4、本股东会决议自各股东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在生效后一个月内办理完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等条款。包括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及ＸＸＸ在内的全体股东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
原审庭审中，邦盛公司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签订后，已于2006年5月29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10月26日，广东广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依据邦盛公司的委托作出广某专字[2011]第01003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度其他报告》。邦盛公司表示根据上述审计报告，ＸＸＸ并未向某公司履行股资的缴付义务。ＸＸＸ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该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ＸＸＸ未履行出资义务。
原审庭审中，邦盛公司提供其委托的广东粤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作出的《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收支审计报告书(补)》，用以证明ＸＸＸ所称的对邦盛公司的投入资金无凭据。ＸＸＸ对该审计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该审计报告明确记载ＸＸＸ的出资额为404.475万元，而非邦盛公司所称的ＸＸＸ仅出资3O万元。此外，ＸＸＸ还表示该审计报告附件一中的第七项记载的向曾某借入款860万元实际上是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与ＸＸＸ共同所借，而且该借款全部投入邦盛公司中，这也可印证邦盛公司所称ＸＸＸ仅向某公司投入30万元不属实。邦盛公司还提供了其公司股东兼财务总监柯某甲出具的《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用以证明ＸＸＸ的投入款没有实际进入邦盛公司。ＸＸＸ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ＸＸＸ向某公司的投入资金为404.75万元。原审法院另查明，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就ＸＸＸ及公司出纳熊萍职务侵占一案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该案予以立案后，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济侦查大队侦查中，尚未侦查终结。
邦盛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ＸＸＸ向某公司缴付出资款163.93万元及利息(自2005年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判令ＸＸＸ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规定，股东按约定向公司缴纳出资款是股东的基本义务。ＸＸＸ作为邦盛公司的前股东，其应否向某公司缴纳163.93万元的出资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相关规定，邦盛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首先，邦盛公司提供的：1、广东广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某专字[2011]第01003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度其他报告》不足以证明ＸＸＸ未按约向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审计报告记载“贵公司财务管理很不规范，会计根据原始单据记账，有部分原始单据未记账，出纳根据支出原始单据的流水号记账，现金收入没有流水编号，账上显示有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两个户头，可原始单据没有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任何凭证，也没有银行对账”。由此可见，原始凭证等会计凭证的欠缺使得该审计报告不能反映邦盛公司的运营的实际财务状况；2、审计报告中记载“从ＸＸＸ取款232万元，该款是否属ＸＸＸ投资款需要ＸＸＸ及贵公司财务人员核实，不过出纳既然已认可上述金额并作为交账依据的一部分，作为先进流入的数额基本可以认可”，从该内容可见，邦盛公司称ＸＸＸ未向某公司实际投资，与事实不符；3、审计报告的结论部分记载“我们综合审计情况作出分析，贵公司现金账账不符、账款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超出了一般因记账不规范而产生错误的范围”，从该内容可见，邦盛公司提供的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各种财务凭证、记账凭证欠缺严重，故在该种情况下作出的审计报告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上述审计报告的结论并未得出ＸＸＸ未向某公司投入出资款的结论。综上，邦盛公司提供的上述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认定ＸＸＸ未向某公司投入资金的依据；其次，邦盛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广东粤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作出的《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收支审计报告书(补)》同样依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该审计报告中，虽然记载ＸＸＸ投入404.75万元仅以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及股东会决议和广大天伦律师事务所付款结算明细表为依据而未提供原始单据，但该审计报告同样也记载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所投入的437.7万元中，有40.67万元未提供原始单据。由此可见，邦盛公司的各股东对其他股东资金投入的款项均无异议，而且也默认其他资金投入的形式；再次，邦盛公司提供的由其财务总监兼股东柯某甲出具的《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中，也记载了ＸＸＸ在2005年3月27日至2005年12月15日共向某公司投入资金总额为404.75万元；最后，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27日就ＸＸＸ将其股权转让给邦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作的《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记载了ＸＸＸ原投入公司的163.93万元归邦盛公司所有，由此内容可见，ＸＸＸ在退出邦盛公司时，各股东已对ＸＸＸ的投入作出最终结算及认定。该决议也并未提及ＸＸＸ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足额出资的问题。综上，邦盛公司在2006年5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已就ＸＸＸ退出邦盛公司的相关股权及债权债务作出结算，现邦盛公司以ＸＸＸ作为股东期间未履行对邦盛公司的出资款缴纳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判决，驳回邦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3180元，由邦盛公司负担。
上诉人邦盛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经过三年时间严重超审限的审理，在原审法院同一法官对(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6、7、8号系列案做出判决的同时对本案及(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03号案五案同日做出判决。原审法官在判决中，对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违反审限法定程序，编造、篡改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而做出了枉法裁判。本案看似时间跨度较大，涉案人员较多，法律关系复杂，但其实全案的争议焦点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本案投资邦盛公司的450万资金是否实际到账。ＸＸＸ离开邦盛公司时，股东会决议虽然明确“股权转让后，ＸＸＸ原投入公司的163.93万元归邦盛公司有，其余ＸＸＸ原投入公司后以借款形式领取的款项视为退还给ＸＸＸ，即ＸＸＸ不再欠邦盛公司任何借款”。但这个条件是在ＸＸＸ已经真实投入公司404.475万元的前提下双方的约定。ＸＸＸ离开邦盛公司后，邦盛公司通过审计，发现ＸＸＸ根本没有任何钱款投入邦盛公司，财务账册是ＸＸＸ及案外人柯某甲、熊某伪造、变造的。这就意味着ＸＸＸ不仅没有留下163.93万元，无故取走了在其名下向某公司所借的196.554万元。于是邦盛公司以ＸＸＸ、柯赛龙、熊萍涉嫌职务侵占罪向天河区公安局报案。同时向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ＸＸＸ归还邦盛公司资本金163.93万元【即(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747号案】及借款196.554万元【即(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03号案】。天河区公安局经过侦查正式立案，并对其中嫌疑人熊某采取网上追逃的强制措施。就在本案审理期间,天河区公安局因为侦查需要，考虑到千行行公司账册不在，又考虑到邦盛公司现金账有被出纳熊某(因与ＸＸＸ等人涉嫌职务侵占邦盛公司钱款，目前被网上追逃)变造做假，公安局查调了邦盛公司及千行行公司成立以来的全部银行账户所有的资金往来，资料汇总后委托广东广某会计事务所对邦盛公司、千行行公司进行了专项审计，于2014年4月1日做出了广某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这是对邦盛公司及千行行公司财务资金最权威的审计，因为账册可以造假，银行往来凭证却可以保证真实。这次审计的主要依据就是邦盛公司及千行行公司从公司成立以来全部资金往来及支出的银行凭证。实际报告清楚的显示，原来账面上记录ＸＸＸ投入邦盛公司的钱款并不存在。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官根据邦盛公司申请已经调阅了天河区公安局的侦查卷宗。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未采纳这一重要证据，而以“原告邦盛公司以被告作为股东期间未履行对邦盛公司出资款缴纳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驳回邦盛公司诉讼请求。综上所述，邦盛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是原审法官在判决中，对明知是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采信，并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违反审限法定程序，错误适用法律而作出的裁判。鉴于公安已经立案，嫌疑人在追逃中尚未归案，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待公安侦查结案后再作审理或移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邦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邦盛公司的诉讼请求；3.ＸＸＸ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ＸＸＸ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并认为：本案实际是邦盛公司的法人代表人杨某生利用其掌管邦盛公司公章的便利，侵害股东权益提起的诉讼，是无效的诉讼。ＸＸＸ在2006年6月退出邦盛公司时，全体股东进行了内部清算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清楚表示ＸＸＸ原投入邦盛公司的款项为163.93万元，加上ＸＸＸ从邦盛公司处的借款，这两者就是ＸＸＸ对邦盛公司的投资款，则股权转让后ＸＸＸ不欠邦盛公司任何款项。在2006年6月8日的股东会补充决议，该决议第四款载明ＸＸＸ不欠邦盛公司任何借款，ＸＸＸ原投入邦盛公司的款项归邦盛公司所有。现作为邦盛公司的董事长杨某生违背其他股东的意思擅自上诉，根据公司法第46条的规定，邦盛公司的行为应属于不执行股东会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查明：原审中，邦盛公司提交的由广东广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某专字[2011]第01003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度其他报告》中载明：……贵公司财务管理很不规范，会计根据原始单据记账，有部分原始单据未记账，出纳根据支出原始单据的流水号记账，现金收入没有流水编号，账上显示有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两个户头，可原始单据没有光大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任何凭证，也没有银行对账。……从ＸＸＸ取款232万元，该款是否属ＸＸＸ投资款需要ＸＸＸ及贵公司财务人员核实，不过出纳既然已认可上述金额并作为交账依据的一部分，作为现金流入的数额基本可以认可。……我们综合审计情况作出分析，贵公司现金账账不符、账款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超出了一般因记账不规范而产生错误的范围。……等。邦盛公司提交的由广东粤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收支审计报告书(补)》记载：邦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建生投入资金437.7万元，其中有40.67万元未提供原始单据。ＸＸＸ投入404.75万元，以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及股东会决议和广大天伦律师事务所付款结算明细表为依据，未提供原始单据。邦盛公司提交的其司财务总监兼股东柯某甲出具的《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中，记载了ＸＸＸ在2005年3月27日至2005年12月15日期间向某公司投入资金的情况，合计总额为404.75万元，投资明细为：2005年3月27日，30万元，柯某乙转入；2005年4月8日，20万元，邓某；2005年5月18日，6万元，柯某乙转入；2005年，50万元，广东产权；2005年5月30日，51.70万元，天伦转入；2005年6月30日，51.70万元，天伦转入；2005年7月29日，51.60万元，天伦转入；2006年8月31日，51.60万元，天伦转入；2005年9月30日，46.60万元，天伦转入；2005年12月15日，45.55万元，天伦转入。
二审中，邦盛公司为证实ＸＸＸ并未向公司投入注册资本，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东广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委托出具的广汇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7号、第8号两案的民事判决书。
ＸＸＸ质证认为：上述三份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其中，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无关。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经本院审查，上述广某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记载“……关于贵局提供的杨建生及邦盛公司的刑事自诉状附件《确认函》的形式，确认摩丹公司对邦盛公司享有772万债权并将此债权转让给鑫远公司，再由鑫远公司将其中497万元转让给ＸＸＸ，由此引发鑫远公司和ＸＸＸ作为原告诉邦盛公司要求还款的诉讼……根据财务审计结果，结合《自诉状》中所附的其他生效司法证据、物品，我们判断邦盛公司确认欠摩丹公司772万元款项可能与事实不符。至于《确认函》产生的原因应当向当事人核实。……杨建生的投资明细表，……上述表中柯某乙转入50万元，我们没有看到其任何单据。出纳现金日记账和出纳流水簿无记载，产权中心100万元，未发现出纳有记载。……ＸＸＸ投资明细表（与柯某甲出具的《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所附投资明细一致）。……上述表中柯某乙转入36万元，我们没有看到其任何单据，出纳现金日期账和出纳流水簿无记载，付产权中心50万元，未发现出纳有记载。……我们综合审计情况作出分析，“两公司现金账账不符、账款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超出了一般因记账不规范而产生错误的范围。……等。上述（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7号、第8号两案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ＸＸＸ分别作为原告，以邦盛公司向第三人千行行公司（原摩丹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及相关收据为主要依据，提起该两案诉讼，分别要求邦盛公司偿还相应借款。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两案的民事判决书，判令支持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ＸＸＸ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ＸＸＸ应否向某公司补缴出资款163.93万元？
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广东广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某专字[2011]第01003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度其他报告》、广某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均显示邦盛公司“现金账账不符、账款不符的情况比较严重，超出了一般因记账不规范而产生错误的范围。”，可见，由此作出的审计报告难以全面反映邦盛公司运营的实际财务状况。第二，由上述《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度其他报告》中“ＸＸＸ取款232万元，该款是否属ＸＸＸ投资款需要ＸＸＸ及贵公司财务人员核实，不过出纳既然已认可上述金额并作为交账依据的一部分，作为现金流入的数额基本可以认可。”等内容可见，从财务审计的角度出发，该报告并未否定ＸＸＸ对邦盛公司有投入资金的行为。第三，上述《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7号、第8号两案所涉显示由邦盛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作出了“邦盛公司确认欠摩丹公司772万元款项可能与事实不符。至于《确认函》产生的原因应向当事人核实。”的判断，但对于ＸＸＸ的投资情况，并未予以否认，仅提出了“柯某乙转入36万元，我们没有看到其任何单据，出纳现金日期账和出纳流水簿无记载，付产权中心50万元，未发现出纳有记载。”等质疑，因此，凭该审计报告不足以证实ＸＸＸ未向某公司投入资金。而且，邦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生投入资金的来源存在着与ＸＸＸ类似的情形，审计报告中“ＸＸＸ投资明细表”与邦盛公司的财务总监兼股东柯某甲出具的《公司主要股东投入、借出明细表》所涉相关内容一致，由此可以推断，邦盛公司各股东对于公司经营期间的财务管理状况理应知情、对其他股东投入资金的形式也应存在共识，故邦盛公司以财务凭证、记账凭证不足为由否定ＸＸＸ的出资，依据不足。第四，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27日作出《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明确了ＸＸＸ原投入公司的163.93万元归邦盛公司所有，且对相关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其中并未提出ＸＸＸ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足额出资的问题，上述决议内容系各股东对ＸＸＸ的投入作出的最终结算及认定，足以采信。综上，因邦盛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实ＸＸＸ作为股东期间未履行对邦盛公司的出资款缴纳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于邦盛公司提出的由ＸＸＸ向其补缴出资款163.93万元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邦盛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80元，由上诉人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