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淮中商终字第000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春。
委托代理人何玉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清河区淮海西路139号。
法定代表人方立新，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汉英。
委托代理人丁律高，江苏知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安民，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卫东，江苏知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律高，江苏知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树春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捷达公司）、党安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4）河商初字第0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树春及其委托代理人何玉兰，被上诉人捷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汉英、丁律高，被上诉人党安民的委托代理人丁律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树春一审诉称：刘树春于1979年到捷达公司工作，2003年企业改制时捷达公司将刘树春身份置换费作为入股股金，挂在党安民名下，成为捷达公司隐名股东。2010年6月10日，捷达公司与刘树春签订《内部退养协议书》，同时要求与刘树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树春不同意，捷达公司便强行称：“四个月后如仍不同意股权转让者即除名，今后与单位无任何劳动关系，谈不上享受退休待遇……”为求得退休后有养老保障，刘树春受胁迫最终同意并与捷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年亦将股本15000元退还刘树春。而此后，捷达公司对在职职工的股本以5倍予以退还，捷达公司的做法显失公平公正。此外，刘树春还得知在2003年12月31日，捷达公司分配给刘树春的股本是以公司总股本606.95万元进行分配的，每个职工享有15000元的股本，而党安民等19人的股本却以捷达公司总股本6500万元进行分配，从中侵吞了工人们5893.05万元的股本，然捷达公司一直对刘树春隐瞒这一事实（刘树春于2014年9月中旬查询工商登记档案才得知）。综上，捷达公司采取隐瞒、欺诈、胁迫等手段与刘树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协议显失公平，侵害了刘树春合法财产权益。请求原审法院判令：撤销刘树春和捷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捷达公司、党安民承担该案诉讼费用。
捷达公司一审辩称：一、根据刘树春的诉讼请求，刘树春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说明刘树春认可股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不符合合同法中行使撤销权的规定。三、从协议签订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已经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期限。
党安民一审答辩意见同捷达公司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捷达公司前身系淮安市公路工程总公司。2003年12月15日，捷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股权，原股东淮安市公路管理处、淮安市交通投资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捷达公司6125万元和375万元股份转让给方立新、唐清泉、陶国彦、严凯、汤茂源、孟宪刚、朱成兵、党安民、田野、江建国、汤世昌、董礼军、张建祥、丁长文、武朝锋、许乃祥、陈建祥、孟四评、胥加龙共计19位新股东。同年12月31日，淮安市公路管理处、淮安市交通投资公司与前述19位受让人签订了转让协议。
2004年1月8日，捷达公司印发苏捷交（2004）02号文件--《关于改制新企业股金募集的通知》，该文件载明：“淮安市公路工程总公司将由内部职工购买国有资产，改制为'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由国资部门最后核定，市公路工程总公司国有净资产为6069500元。”该通知要求，根据净资产结果，公司总股本设为6069500元，按照三三制原则，由经营者和经营层、管理与技术骨干前40位、职工共同出资，故向市公路工程总公司内部职工（具体为2003年2月14日前市公路工程总公司参与改制的在职在册且工作一年以上的职工）募股；一般职工以人民币自愿出资，出资标准为15000元／人，公司原则上将职工本人身份置换费或经济补偿金抵算为其本人定额股份；职工出资后，自然成为职工持股小组成员，享有职工持股小组成员的权益，其中按规定程序选出的持股小组组长和经营者、经营层人选为公司股东。据此，刘树春出资15000元，成为职工持股小组成员，其持股小组组长为党安民。
2010年6月10日，刘树春在捷达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认可将其委托持股小组持有的股权以22350元转让，并与捷达公司签订一份《内部退养协议书》。其中，《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一、甲方（刘树春）为捷达公司的持股小组成员，其所持出资额委托其他股东持有，股本金为22350元。二、甲方自愿将上述公司股权以2235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22350元价格受让该股权。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时，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2350元，甲方出具收条。四、经过本协议所示的股权转让款的收付，甲方在捷达公司因持股小组身份而形成的任何事务获得完全清结，甲方因此不再具有捷达公司持股小组成员身份，即不再享有捷达公司持股小组任何权利、不再承担捷达公司持股小组任何义务……”该协议中乙方签名落款处为空白。《内部退养协议书》载明：“乙方（刘树春）为甲方（捷达公司）员工，年龄较大，因甲方体制改革后，不适应岗位工作需要，特提出内部退养申请，经甲方研究，并经双方协商，现就乙方内部退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支付乙方内部退养期间的内部退养工资计人民币158842.11元……2、在乙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线55周岁），甲方负责及时为乙方办理退休手续。3、在内部退养期间，甲方按乙方内退时的缴费基数正常为乙方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和公积金，乙方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乙方节日慰问随在岗员工同时发放……”同日，捷达公司向刘树春发放了内退人员费用，包括内退工资151000元、股份22350元、未分配利润1155元、房补2767元，共计177272元。
2010年12月26日，捷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当时持有捷达公司股份的15名股东均参加会议。该股东会会议形成多项决议，其中关于出资额转让事宜，股东会决定：持股小组组长原受托持有的已退出的出资额转让给经营层人员，持股小组组长原受托持有的未退出的出资额也委托经营层人员持有，原持股小组组长协助办理出资额转让手续。后捷达公司就相关变更事项至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原审审理过程中，刘树春称其对于捷达公司隐瞒实际股本数额一事，系于2014年9月中旬查询工商档案才得知。
此外，刘树春在原审中陈述，捷达公司高层领导唐清泉书记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刘树春签字。捷达公司陈述唐清泉系受公司委托向刘树春在内的职工宣传公司二次股改的相关政策，而非受委托代表公司与刘树春签订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刘树春主张其与捷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捷达公司予以否认，称在签订该协议的时点上并没有实际的受让人，捷达公司仅是中间人。但结合捷达公司委派公司高层向刘树春宣传公司二次股改政策、并向刘树春提供空白《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刘树春签署、向刘树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客观事实，捷达公司与刘树春进行了签约前的磋商、参与了订约过程并实际履行了协议，应系刘树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合同存在可撤销事由，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撤销权消灭。该案中，刘树春于淮安市公路工程总公司改制时出资成为捷达公司职工持股小组成员，于2010年6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所持股份，其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撤销讼争协议未超过除斥期间。此外，就刘树春主张的撤销事由来说，刘树春虽主张协议是因捷达公司胁迫所签，但其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捷达公司对在职职工的股本以5倍予以退还、而对刘树春以原出资额退还使得《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但事实上，刘树春究竟以何种价格转让股权是刘树春与捷达公司自行协商的结果，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法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等公司各项情况应当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刘树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即作为捷达公司职工持股小组成员，其有权也能够知晓公司注册资本数额，至于其主张捷达公司隐瞒公司实际总股本为6500万元故签约时捷达公司存在欺诈的观点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刘树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9元，由刘树春负担。
刘树春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刘树春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期间，上诉人于2010年6月10日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到本案一审起诉时尚在5年期间内。在职职工的股金是5倍返还，而上诉人刘树春等退养退休人员以股本转让，这就是显失公平的事实。原审中其他起诉的捷达公司的人员一致陈述是被上诉人捷达公司指使唐书记分别与职工谈话、动员说服转让股权，否则就除名。有一名职工徐树林就是因为不同意转让股权而被除名。上诉人刘树春就是因为害怕被除名失业，才“同意”签订转让协议的，这是典型的胁迫行为。2003年改制时，方立新在职工大会上宣布总股本为606.95万元。同年12月，方立新等股东则以6500万元进行重组分配，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在2003年改制时就有隐瞒股本行为。对于捷达公司总股本由606.95万元变成6500万元，上诉人刘树春于2014年10月查询工商档案时才知道。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上诉人刘树春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捷达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捷达公司答辩称：股权转让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实际履行。协议签订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胁迫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上诉人无权针对股权转让协议行使撤销权，并且从协议的签订至今已经超过一年，上诉人已经过了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其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已经灭失。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党安民答辩称：同意捷达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已经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是捷达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党安民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的主体是不适格的。
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
二审中，上诉人陈述其于2012年知晓在职职工以出资数额的5倍价格转让出资。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撤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捷达公司在2003年企业改制时将捷达公司注册资本由6500万元隐瞒为606.95万元，构成欺诈。本院认为，国有净资产数额与注册资本数额表述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捷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明确载明2003年公司注册资本为6500万元，捷达公司在2003年企业改制时明确国有净资产为606.95万元，并未称捷达公司注册资本为606.95万元，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隐瞒公司注册资本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还主张捷达公司唐清泉书记告知上诉人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不能享受内部退养待遇、也没有工作岗位，需要待岗或者除名，构成胁迫。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唐清泉书记代表被上诉人捷达公司胁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胁迫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还主张其以出资数额转让出资，但在职职工以出资数额5倍价格转让出资，构成显示公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捷达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同时与被上诉人捷达公司签订《内部退养协议书》，根据《内部退养协议书》约定，上诉人无需为被上诉人捷达公司提供劳动，被上诉人捷达公司还需要为上诉人发放退养工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和公积金，上诉人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综合《股权转让协议》和《内部退养协议书》约定内容，本院难以认定上诉人以出资数额转让出资、在职职工以出资数额5倍价格转让出资构成显示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上诉人陈述其于2012年知晓在职职工以5倍价格转让出资，但上诉人于2014年10月30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故上诉人基于在职职工以5倍价格转让股权构成显失公平进而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超过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该条规定的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并不适用于本案，上诉人主张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5年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树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元，由上诉人刘树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华 林
审判员 刘群英
审判员 陈加雷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吴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