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732民初3115号原告：张某1，男，1967年8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原告：李某，女，1966年10月2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原告：张某2，男，1989年10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坚，江西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7200610185131。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钟某1，男，1966年9月29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被告：吴某，女，1968年7月3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被告：钟某2，女，1998年11月30日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生，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19201510358996。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张某1、李某、张某2与被告钟某1、吴某、钟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坚、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生、被告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李某、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877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农历正月初8经人介绍，原告和媒人一起到被告家相亲，双方商定了正月15日做“亲家座”，并商定彩礼82000元，当天原告支付了被告“愿意礼”520元。15日，被告方十多人到原告家做“亲家座”。当天原告支付了被告彩礼62000元，因被告钟某2没有户口、身份证，就扣了2万元彩礼未支付，双方商定待她的户口、身份证办好后再支付。当天原告还支付了被告“折餐”8900元、“见面礼”3200元、衣服钱3900元，红包20多个花了9200元，当天共计支付被告方87720元。正月19日，被告吴某将被告钟某2送到原告家生活。农历2月29日，原告带被告钟某2一起外出福建南安务工。农历3月27日，因被告钟某2胡言乱语，打手打脚，××发作，原告李金连就打电话给被告吴某，要其带钟某2去看病。农历3月29日，被告来到南安，要带被告钟某2去医院看病，但钟某2不肯去，被告钟某1夫妻就将钟某2带去他们务工的地方厦门，自此钟某2就一直随同她父母一起生活，和原告方分开。2015年农历6月份，原告打电话给被告，要求被告退彩礼，被告说过年回家再说。农历12月，原告回家过年打电话给被告，被告说不一定回家过年，原告在农历12月28日到被告家，无人在家。2016年农历3月初8，原告到厦门找被告，没找到，第二天，被告打电话叫原告过去，原告就去了厦门，双方协商退彩礼事宜，被告坚持东西卖出去后没钱退，不肯退彩礼，协商未果。因被告对原告隐瞒被告钟某2有××的事实，且被告钟某2在原告家仅生活了两个月，病情发作后就回到了被告家从此和原告分开，原告因为婚事支付被告方近十万元，经协商退彩礼事宜未果，原告只好将被告诉至法院处理，请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钟某1、吴某、钟某2辩称，1、被告方并没有收到原告支付的87720元，原告诉请返还87720元没有事实依据。2、在相亲及洽谈婚约时，被告方已经明确告知原告，钟某2身体有瑕疵及年龄仅有18岁的事实，原告方也清楚的知道并且也同意这门婚事，况且被告钟某2并不存在不能结婚的精神疾病，原告在与被告钟某2同居生活长达3个月之后才以其有××为由退婚，属于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本次毁约与被告方无关，被告方不存在过错。3、原、被告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按农村习俗做了结婚的礼数，并且双方同居生活长达3个月，根据省高院对于彩礼返还额度认定的考虑，应当根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以及过错责任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适当返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下列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予以佐证：1、原告张某1、李某系原告张某2的父母，被告钟某1、吴某系被告钟某2的父母。2、原告张某2与被告钟某2经媒人介绍于2015年农历正月初8在被告家相亲。同年农历正月15日，被告及其亲戚、亲属一行在原告家做“亲家座”，原告家向被告方给付了部分彩礼。做完“亲家座”后原告张某2来到被告家与被告钟某2共同居住。同年正月19日，被告吴某将被告钟某2送到原告家生活。同年农历2月29日，原告带被告钟某2一起外出福建南安务工。同年农历3月9日，原告张某1及其亲戚与被告钟某1、吴某对是否退婚及是否返还彩礼的问题发生争执。同年农历3月29日，在原告的要求下被告钟某1、吴某来到原告务工的福建南安带走被告钟某2。3、原告张某2与被告钟某2至今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1、关于原告已给付彩礼金额的确认问题。原告主张，2015年农历正月初8相亲时双方商定了彩礼82000元，当天原告支付了被告“愿意礼”520元；同年15日在原告家做“亲家座”时向被告支付彩礼62000元、“折餐”8900元、“见面礼”3200元、衣服钱3900元、红包20多个计9200元当天共计支付被告方87720元，因被告钟某2没有户口、身份证，扣了2万元彩礼未支付，双方商定待她的户口、身份证办好后再支付。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方提供了2015年农历3月9日的现场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资料、《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实，并申请证人张某3（原告张某1的胞兄）、张杨造（原告张某1堂侄）、张某4（原告张某1堂侄）到庭作证。原告提供的2015年农历3月9日的现场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资料，均未反映出原告明确认可已收到原告所主张的彩礼数额。被告吴某的质证意见为：当时我们都在福建打工，是原告张某1打电话我喊我们去吃午饭，既然是亲戚，我们就过去了，后来吃完饭原告就叫我们把被告钟某2接回家，他们不要我女儿了。我就说原告方当时接亲时他们都很满意，然后说到户口问题，就说反正还有2万元没付，就付了4.2万元。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从录音资料中不能确定现场人员的身份、地点，该组录音也嘈杂不清，不能辨别讲话的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从原告整理的录音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出，我方当事人钟某1并没有承认收到原告的礼金，对礼金数额也并没有确认。原告当庭提供的原告张某1的活期储蓄《账户交易明细》反映，原告曾于2015年1月24日取现金4万元、2015年3月4日取现金3万元，原告以此证明向被告给付彩礼情况。该《账户交易明细》同时反映原告曾于2015年1月8日取现金1万元、2015年1月14日取现金5000元、2015年1月20日分两次取现金6万元、同年1月21日又分两次存现金5万元、同年3月14日存现金1万元、同年4月21日汇出现金14000元。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我方不予质证；如法庭认为其未过举证期限，则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我方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在2015年有过取款，但是取出的款项用于何处并不能看出来；原告取款的金额与本案案涉款项不符。证人张某3向法庭陈述：2015年农历1月15日做“亲家座”原告付彩礼给被告时我在场，我当时在那里就是帮原告点钱。我知道礼金62000元、做衣服5200元、“亲家座”折席（餐）8900元、包红包8900元，“见面礼”付了，但当时我做事去了，没看到付了多少。彩礼62000元在交付时是由张某1点数的，我没有点，我只是过了一下手。张某1付钱给女方的父亲手上，我亲眼看见的。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人证言三性均有异议。证人与原告张某1是亲兄弟关系，该证人的证言应不能采信。证人张某3亲口承认交付的彩礼钱及折席、衣服钱都是张某1点的数，证人并没有亲自点清交付的金额是多少。证人提到的红包钱口头陈述是8900元，但其证明字据上写的是9200元，证人说红包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证明字据上“见面礼”3200元，证人却某给见“面礼时”他并不在场，可见，该证明字据存在很大的问题。证人张杨造向法庭陈述：做“亲家座”那天，我帮忙接客、倒茶水，吃完饭一起跟女方讲一些礼数及包红包的问题。在吃饭前原告与被告都已经讲好了，吃完饭后就是直接付钱，我们帮张某3看着，我负责监督有无出差错。讲的礼金是8.2万元，当时付了6.2万元，欠下2万元，我记得是“见面礼”3200元、折席（折餐）8900元、做衣服鞋袜钱5200元。其他零零碎碎的红包有十多二十个我记不清了。这些钱是张某3交给被告钟某1的，发给亲戚的红包也是包好了交给他，让他自己发给亲戚。正月14日张某1来叫我帮忙的时候我问了他，所以才知道讲的礼金是8.2万元。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人与原告是亲属关系，其本人在视听及认知方面有一定的缺陷，证人亲口承认讲礼金的时候他没有在场，不能证明礼金的确切数额。张某4向法庭陈述：做“亲家座”那天我在场，张某1叫我帮忙搬桌凳，我看到他们在点钱，被告钟某1坐在床边数钱，但是多少钱我不清楚。当时我没注意到有几个人，也不会刻意去记这样的事，当时我在做事，只是看到被告方在数钱。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人与原告是亲属关系，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并不能证实本案的案涉金额为原告诉请的87720元；证人张某3陈述被告方有3个人在数钱，但证人张某4陈述被告方仅有钟某1在数钱。根据原告的上述举证情况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系原告亲属，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且商定彩礼时证人并不在场，证人张某3出具的《证明字据》反映的彩礼数额与张某3当庭陈述的彩礼数额存在出入，证人张某4并未看到做“亲家座”那天原告向被告给付彩礼的数额情况，现场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资料均未反映出原告方明确认可已收到原告所主张的彩礼数额，以及原告张某1的活期储蓄《账户交易明细》反映其平时时有较大数额的存取款情况，原告主张的《账户交易明细》中的取款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得到确认，因此，原告提出的相亲时双方商定了彩礼82000元并给付“愿意礼”520元、同年15日做“亲家座”时向被告支付彩礼、“折餐”、“见面礼”、衣服钱、红包计87720元之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方认可的收到彩礼42000元及“见面礼”2200元，予以确认；至于原告主张的打发被告亲属、亲戚红包的问题，即使存在也并非被告实际获取，不应纳入被告收取的彩礼范畴。2、关于被告方是否向原告方隐瞒了被告钟某2有××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向原告方隐瞒了被告钟某2有××之事实，并提供了2015年农历3月9日的现场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予以证实，同时申请证人朱某（原告李某弟媳）到庭作证予以证实。在现场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中，2015年农历3月9日原、被告双方发生的争执中，原告方认为被告方隐瞒了被告钟某2有××之事实，被告钟某1则表示“我也没瞒你，说了我的女儿笨，你们愿意，我瞒了（的话）你可以怪我”，并不认可原告的说法。证人朱某向法庭陈述：我是2015年农历3月8日进的厂，与被告钟某2是在一个车间里上班的。2015年农历3月10日，被告钟某2在上班的车间里乱跑，还乱脱衣服。被告钟某2有时候晚上睡觉还会尿床，生活难以自理，与人不能正常交流。被告对朱某当庭陈述的质证意见为：1、证人是原告李某的弟妹，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不高；2、证人陈述被告钟某2有××发作的情况，时间为2015年农历3月10日，但是原告诉称的该情况为2015年农历3月27日，证人证言与原告陈述事实不一致；3、证人陈述在厂里是每个人一个房间，她是如何知道被告钟某2每天晚上都会尿床的，其所知道的这些情况都是原告李某的转述；4、证人是从2015年农历3月8日认识的钟某2，××发作的情形也仅有这一次，这并不能证明钟某2有××的情况。本院认为，被告钟某2是××病史，属于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应有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的证明材料予以证实，且在做“亲家座”后，原告张某2在被告家与被告钟某2共同生活了几天，此后原告张某2在原告家与被告钟某2又共同生活了十天，双方才共同外出务工，因此，原告提出的被告向原告方隐瞒了被告钟某2有××之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三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之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原、被告的举证情况，本院确认原告方给付被告的彩礼为42000元、“见面礼”2200元共计人民币44200元，结合原告张某2与被告钟某2共同生活时间为两个半月左右、当事人过错情况等因素，本院酌定由三被告向三原告返还人民币3.3万元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钟某1、吴某、钟某2向原告张某1、李某、张某2返还人民币33000元；二、本案所涉给付内容，限被告钟某1、吴某、钟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张某1、李某、张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4元，已减半收取997元，原告张某1、李某、张某2已预交，由被告钟某1、吴某、钟某2负担263元，由原告张某1、李某、张某2自行负担73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审判员  谢兼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泳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