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19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增起，男，1976年8月出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增年，男，1979年2月出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袁秀峰，男，195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镇煤采路*号，系二上诉人之父。身份证号1304061950********。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丽波，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秀珍，女，196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杨建华，河北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民，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增，男，1962年10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卢万增，肃宁县忠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袁秀珍因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6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及其委托代理人袁秀峰、张丽波，上诉人袁秀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建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及其委托代理人卢万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6）冀0926民初120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返还袁秀珍0.8亩承包地，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返还袁秀珍1.3亩承包地。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首先，袁秀珍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并没有互换耕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在同一村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分地后袁秀珍家庭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家庭对11块地根据地块大小和人员多少进行了划分，袁秀珍家庭耕种了其中6块，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家庭耕种了5块。1999年二轮延包时，双方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当时达成了口头互换耕种的协议。但是，在庭审中，双方均未提及有互换耕地一说，双方只是为了耕种方便才未对耕地进行仔细划分，且法庭也未对双方进行明确询问是否有互换耕地的意思，既然在庭审中双方均未提及也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故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其次，应判决上诉人返还袁秀珍O.8亩承包地，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返还袁秀珍1.3亩承包地。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袁秀珍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了2.1亩土地，也均认可为了方便耕种分得的土地并未仔细划分，我方也承认耕种着袁秀珍的O.8亩承包地，也同意返还给袁秀珍。同理被上诉人耕种的土地中也包含袁秀珍的份额，且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也表示即使是多耕种着土地也不同意返还。此种说法变相的承认耕种着袁秀珍的承包地。庭审中，袁秀珍提出要对现耕种的土地进行实际的测量，我方也同意袁秀珍的主张，用以确认我方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实际耕种的承包地亩数。但是法院并未组织进行实际的测量而是竞行判决我方返还袁秀珍现耕种承包地的1/6(即1.73亩)，我方并未耕种哀秀珍如此多的承包地。我方实际耕种10.4亩承包地，据悉，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实际耕种11.5亩承包地，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实际耕种的承包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分得承包地时的5块承包地，多出的1.5亩承包地应该是耕种的袁秀珍的承包地，应该返还给哀秀珍。
被上诉人袁秀珍辩称，袁增起、袁增年的上诉理由成立。在袁增起、袁增年、李富民、李富增耕种的土地中不包括原先的土地份额，原审四被告的土地应进行实际测量后返还袁秀珍。
上诉人袁秀珍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承包地2.1亩。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互换耕地。一审法院认为分地后被上诉人与上诉认对11块地根据地块大小和人员多少进行了划分，上诉人家庭耕种了其中6块，李富民、李富增家庭耕种了5块。1999年二轮延包时，双方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故认定当时达成了口头互换耕种的协议。但是，在庭审中，双方均未提及有互换耕地一说，双方只是为了耕种方便才未对耕地进行仔细划分，且法庭也未对双方进行明确询问是否有互换耕地的意思，既然在庭审中双方均未提及也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故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二、应判决四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2.1亩承包地。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了2.1亩土地，也均认可为了方便耕种分得的土地并未仔细划分，被上诉人耕种的土地中仍然有上诉人的份额，且上诉人在婆家并未取得承包地，现主张自已分得的土地合情合法。袁增起、袁增年承认耕种着上诉人O.8亩土地并同意返还上诉人，那么李富民、李富增应当多耕种1.3亩土地，对此应当予以返还。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对现耕种的土地进行实际的丈量，以确定李富民、李富增实际耕种的土地亩数，是否多耕种了承包地以及应返还上诉人承包地的亩数。故应判令袁增起、袁增年返还上诉人O.8亩承包地，李富民、李富增返还上诉人1.3亩承包地。
被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不存在互换耕地的情况，其认定互换耕地的证据不足。2、双方均认可两个家庭户11人每人分得土地约2.1亩，实际分得土地为2.01亩。双方承包合同的亩数与实际耕种的不相符。四人应如何返还袁秀珍的土地，经过实际现场测量就清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辩称，一、上诉人与二答辩人两户互换承包地这是一不争的事实。上诉人与二答辩人原本是两个独立的家庭主体，但上诉人的家庭与二答辩人的家庭是至亲关系。1981年上诉人与二答辩人所在的东是堤村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因当时分地数额太多，太零散，不便于耕种，考虑亲戚之间便于调换，因此分地时两户伙着抓了一个阄，承包地量在一起。上诉人家6口人（包括上诉人，上诉人的父母，上诉人的姐姐袁秀花，上诉人的两个侄子袁增起，袁增年），二答辩人家5口（包括二答辩人，二答辩人的父亲李金榜，母亲袁秀份，二答辩人的妹妹李书玲），两户共11口人，共分的承包地11块，之后，上诉人家与二答辩人家根据人员多少和地块大小进行了划分，上诉人家种了6块，二答辩人家种了5块，虽然庭审中双方均未表述互换，但两户分的11块地人人有份，两户的这种调换，其实质就是互换，一审认定双方这种调换就是互换完全正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庭审中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拒绝对现耕种的土地进行丈量，且称即使现耕种的地多，也不同意返还，对此等说法等于变相的承认多耕种了上诉人的承包地”，二答辩人之所以不同意进行丈量，是因为二户的承包地都又与其他人进行了互换，已不再是原来的地块。上诉人一户的承包地有三块由村南换到了村东，其中的一块是和崔春林家互换的。另一块是和刘宗振家互换的，和刘宗振家互换以后又和别人进行了互换，还有一块地不知是和谁家互换的，也是由村南换到村东，同时答辩人李富民耕种的三块地也与别人进行了互换，现已变成了两块地。互换地块，不可能地亩数绝对的相等，或增加或减少，再加上地邻侵占，道路侵占等诸多因素，已经都不是原来承包地的准确面积，因此，二答辩人不同意进行土地丈量是完全有理由的，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因四被上诉人均认可上诉人分得了2.1亩土地，袁增起，袁增年种着上诉人的0.8亩土地并同意返还，那么李富民，李富增应当多耕种1.3亩土地，对此应当予以返还”二答辩人觉得上诉人主张未免实在滑稽可笑，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岂能用算术加减法作为证据使用，何况袁增起、袁增年都是本案的当事人，他二人的表述称不上证据。再者，假如袁增起、袁增年不承认耕种着上诉人的0.8亩，上诉人会不会主张自己的2.1亩承包地全部由二答辩人返还。本案的事实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初，上诉人与二答辩人两户的承包地就按照人员多少和地块大小进行了调换划分，上诉人的承包地根本未划分到二答辩人家庭户中，因此，一审判决袁增起，袁增年返还上诉人耕种承包地的六分之一完全正确。
上诉人袁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返还原告承包地2.1亩；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原为肃宁县尚村镇东是堤村民，与本案四被告均属东是堤村第三生产队社员，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共6人符合分地条件，包括原告和原告的父母、原告四姐和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系原告的侄子）；被告李富民、李富增家庭5人符合分地条件，包括二被告及其父亲李金榜、母亲袁秀芬，妹妹李书玲。因原告袁秀珍与被告李富民、李富增的母亲袁秀芬为亲姐妹，又是同一生产队，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以袁益林为户主6人、被告李富民、李富增家庭以李金榜为户主5人共11个人分在一起，当时共分得大小11块地，当时为耕种方便，在考虑地块大小、人口多少等因素前提下，原告家庭耕种其中的6块土地，被告李富民、李富增家庭耕种其中的5块土地。随着岁月变迁，原告出嫁，被告李富民、李富增亦成家，1999年土地二轮延包时，以李金榜为户主的5人的承包地分别登记在李富民、李富增名下。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同意返还原告0.8亩承包地。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查证如下：原告称在婆家未分得承包地，未提交证据。原告要求实际丈量被告李富民、李富增耕种的土地，如果多于其承包合同书上的面积，返还原告，被告李富民、李富增拒绝，称即使现在耕种的承包地多也不同意返还，理由为第一轮土地承包后，都是按两个家庭分别耕种，原告与第一、二被告为同一家庭，第三、四被告属于另外一个家庭，当时两个家庭对地块进行了分配，双方已实际承包经营多年，双方对这种形式都认可，实际这种耕种方式等同于互换，因此，即使实际丈量，三、四被告多一点半点也应继续下去。因此不同意返还。另外，根据原告的起诉时间，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
另说明，东是堤村委会为原告开具的证明为：原告家庭为6人12亩，包括原告2亩，原告称实际应为2.1亩，四被告均认可大约2.1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定性以袁益林为户主的原告家庭和以李金榜为户主的被告李富民、李富增家庭在一轮承包后分别耕种不同地块的问题。如果仅仅考虑亲情，相互照应，原、被告家庭作为邻居已达目的，可以对东是堤村委会第三生产队分到的11块地按一人一份耕种，每个家庭均耕种11块地。实际情况是，分地后双方对11块地根据地块大小和人员多少进行了划分，原告家庭耕种了其中6块，被告李富民、李富增家庭耕种了5块，且一直耕种了30余年，1999年二轮延包时，双方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应该认定当时达成了口头互换耕种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所需，可以对属于同一集团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的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互换是经营权权利主体发生变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且不损害他人利益，即为有效。原告与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分地时是同一家庭成员，原告主张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返还承包地，本院支持，但只能由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共返还现耕种承包地的1/6。原告与被告李富民、被告李富增分地时不是同一家庭成员，原告要求该二被告返还，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第四十条、参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遂判决：一、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共返还原告袁秀珍现耕种承包地的1/6，于2017年麦收后履行清。二、驳回原告袁秀珍对被告李富民、被告李富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承担50元，由被告袁增起、被告袁增年每人25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中，上诉人袁秀珍提供了肃宁镇城内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其在本村没有承包地。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没有异议。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质证认为该证明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证据形式不合法，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袁秀珍、袁增起、袁增年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均属东是堤村第三生产队社员，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袁秀珍家庭以袁益林为户主6人、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家庭以李金榜为户主5人，共11个人承包地分在了一起，当时共分得大小11块承包地，当时为耕种方便，在考虑地块大小、人口多少、亲情关系等因素前提下，上诉人袁秀珍家庭耕种其中的6块承包地，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家庭耕种其中的5块承包地，且一直耕种了30余年，1999年二轮延包时，双方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随着岁月的变迁，上诉人袁秀珍出嫁，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亦成家，1999年土地二轮延包时，以李金榜为户主的5人的承包地分别登记在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名下。上述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袁秀珍原审提供了东是堤村民委员会2016年7月21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证实该村村民袁益林为户主6人分承包地，共计12亩。其中包括袁秀珍承包地2亩。上诉人袁秀珍与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家庭分地时是以袁益林为户主6人系同一家庭成员，故上诉人袁秀珍主张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返还承包地，应予以支持。上诉人袁秀珍与被上诉人李富民、李富增分地时不是同一家庭成员，故其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承包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返还上诉人袁秀珍现耕种承包地的六分之一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袁增起、袁增年、袁秀珍各承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位海珍
审判员 陈 华
审判员 常秀良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