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塘民初字第4774号
原告天津市恒滨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庐山道189号。
法定代表人江美婷，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孙申朝，天津卓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东东，天津卓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海河山五矿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纪鹤公路2189号5幢1层g区178室。
法定代表人徐金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渊，上海河山五矿能源有限公司经理。
原告天津市恒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滨商贸公司”）
与被告上海河山五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山五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树亮独任审判，于2013年9月11日、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申朝、马东东、被告委托代理人白渊及证人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滨商贸公司诉称，2013年3月22日，原、被告商定由原告组织煤炭货源，并按被告要求以船舶运输的方式向被告发运煤炭，被告向原告支付煤款。就此事宜，双方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书》，对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货款的支付时间、货权转移手续费的支付标准，协议有效期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截止到2013年9月4日，原告分五船次共向被告发运煤炭24844.58吨，总价款为14323909.24元。2013年9月9日，原、被告及相关方共同签署了《确认暨承诺书》，对全部交易的结算事宜进行了约定。根据该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关款项及费用。至今，被告仍欠付原告货款173909.24元、贴息款68400元、港杂费等898094.08元，合计1140403.32元。原告曾以多种方式进行催要，但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73909.24元、贴息款68400元、港杂费等898094.08元，合计1140403.3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针对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货权转移协议书》，证明在该协议书中双方对货物的质量、数量及付款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能够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2、郭××、王××、吕××及原告四方签署的《协议》，证明原告与案外三人是合作关系，并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在该协议中就合作各方的分工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郭××的职责是与被告签订合同以及发货、结算货款等事宜，王××负责组织货源，原告负责全程监管，包括发运货物及履行合同；
3、郭××、吕××、王××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郭××、吕××、王××三人是合作关系，郭××负责联系买方，王××负责联系卖方，吕××为出资人，原告负责发货；
4、《确认暨承诺书》，证明承诺书中明确了货款数额，但不包括港杂费，港杂费被告应另行支付；另承诺书中明确约定贴息款68400元由被告支付；
5、结算单，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港杂费等费用情况，被告已盖章确认港杂费等费用数额为898094.08元。
被告河山五矿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从未签署过煤炭买卖合同，原告并不是煤炭买卖关系的主体，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一、从双方所签《货权转移协议书》内容上看，没有约定货物的数量、质量、价款等内容，不符合买卖合同所需载明的必要事项，而恰恰约定了每吨收取0.5元货权转移手续费，符合代理关系的特征，故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应是代理关系。被告实际是委托郭××为其采购煤炭，煤炭的质量、数量、价格等事项均由郭××直接与被告洽谈确定，被告与郭××才是真正的买卖关系。二、从煤炭买卖过程来看，郭××从内蒙采购煤炭后，汽运到原告经营的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t414货场，由于个人不能在港口进行煤炭转运，故由原告代为发货，负责港口装船等事宜，被告通过原告的帐号将货款及相关费用汇至原告处，原告扣除港杂费、代理费后，再把剩余款项交付给郭××。在整个买卖过程中，原告没有出任何资金购买过煤炭，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原告也从来没有给被告开具过增值税发票，所以原、被告之间根本不符合买卖关系的特征。三、从本案相关证据来看，《确认暨承诺书》是被告与郭××等人为结算货款所签订，原告在该承诺书中仅作为见证方出现，而非卖方。另原告为被告出具的《证明》显示，原告是作为证明方证实收到被告支付的200万元承兑汇票，而不是作为收款人。四、由于原告将应该支付给郭××的货款截留，郭××已取消了原告代为收取货款的资格，现被告已将剩余货款支付给郭××，不拖欠任何款项。
针对其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确认暨承诺书》（同原告证据4），证实原告在该承诺书中仅作为见证方出现，而非卖方，故原、被告之间并不是买卖关系；
2、原告为被告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是作为证明方出具收到200万元承兑汇票的证明，而不是作为收款人出具收款证明，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关系；
3、被告与郭××签订的《合作协议》，证实被告委托郭××为其采购煤炭；
4、《暂停支付申请书》，证实由于原告将应该支付给郭××的货款截留，郭××要求被告停止向原告恒滨商贸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相关费用；
5、《收条》二张，证实在郭××的见证下，被告将二笔货款（44.7万元、28.6万元）支付给真正的货主；
6、《承诺书》，证实被告作为保证人，承诺为郭××因购煤所欠王德莲、顾伟红煤款724000元提供担保；
7、证人郭××出具的《证明》及当庭作证证言，证实被告已将原告所诉款项1140403.32元支付给郭××及相关货主，被告已不欠任何款项。
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货权转移协议书》不具备买卖合同的要件，对货物的质量、数量、价格、付款方式等均未进行约定，而恰恰约定了每吨收取0.5元货权转移手续费，说明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代理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郭××、王××、吕××三人一起合作买卖煤炭，不能证实原告参与煤炭买卖；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该证据恰恰说明了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现已付清全部款项。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虽然原告在《确认暨承诺书》中作为见证方出现，但是协议的内容约定被告应将货款支付给原告，结合原告与案外三人的合作关系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起监管和合同统筹的作用，可以确认原告在该承诺书中作为收款方的主体地位；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收到了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认为如果被告与郭××是委托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按照郭××的个人指令来决定是否付款以及付款给其他人，在委托法律关系的前提下，郭××只是被告的代理方，与被告同属于一方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故上述两份证据既不能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能否定原告的主张；对证据5、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无法核实证据材料上的签名或盖章具有真实性。就证据内容来讲，被告在认可郭××、王××、吕××三人存在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只凭郭××一人的指令向案外人付款，不符合情理。同时被告认可其与郭××之间是委托关系，郭××的指令就是被告自身的判断，因其判断错误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被告证据7，原告对郭××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向案外人支付货款并不能免除其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证人郭××的证言，原告对证人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郭××在四方合作中负责销售，与被告的关系比较紧密，但其并没有直接提取货款的权利。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对于原告证据1《货权转移协议书》，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但在该协议书中，双方当事人对货物的质量、数量、价格、付款方式等均未进行约定，不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与协议约定的每吨收取0.5元货权转移手续费亦存在矛盾之处，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原告证据2、3，虽被告对其真实性未加以确认，但结合证人郭××的陈述，可证实郭××、王××、吕××三人存在合作关系，但上述协议内容只能反映出原告负责煤炭交易过程中的监管，不能证实原告出资并参与煤炭买卖，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原告证据4、5，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亦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证据1《确认暨承诺书》，与原告证据4相同，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证据2、3、4，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亦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证据5、6、7，虽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证人郭××的证言不予认可，但原告并无证据加以否定，而原告及被告的相关证据均证实了证人郭××系参与向被告供煤合作人之一，其所作陈述应具有证明效力，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链，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材料查明，2013年2月26日，被告河山五矿公司与证人郭××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郭××负责上游煤炭的采购，并对所购煤炭的种类、质量、数量负责。郭××委托原告恒滨商贸公司在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t414货场）发货给被告，被告将煤款及相关运费、港杂费、仓储费及管理费支付给恒滨商贸公司，由该公司代付港杂费、仓储费及管理费，恒滨商贸公司扣除代付的相关款项后，余款支付给郭××。2013年3月22日，原、被告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书》，约定汽运进入t414货场的混块煤按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的进港磅单数，用传真的方式通知被告确认入库数量，被告在收到进港磅单数后，即时付款，款到生效，该批次的煤炭货权转移给被告，循环操作。被告按双方确认的入库数量，支付每吨伍角的货权转移的手续费用。另，原告恒滨商贸公司、郭××、吕××、王××四方签有《协议》，约定郭××负责与被告签订合同及发货回款，王××负责和二露天煤矿协调上煤事宜，吕××负责t414库货权及客户打恒滨商贸公司货款合理分配，恒滨商贸公司负责全程监管。2013年9月9日，原、被告及郭××、王××、吕××五方签订《确认暨承诺书》，内容为：“由于存在煤炭质量问题，截止2013年9月5日止，甲（被告）、乙（郭××）、丙（王××）、丁（吕××）四方经对淳星7号、岱翔1号、荣港1号、岱翔1号、宏隆12号五条船煤炭货款的结算，四方达成确认如下：1、结算数量共计24844.58吨，结算金额合计14323909.24元。2、甲方已通过见证方支付其货款金额12150000元。3、甲方于2013年9月9日通过见证方支付其货款2000000元承兑汇票（经约定同意贴息金额68400元由甲方支付）。4、甲方尚需通过见证方支付乙方、丙方、丁方货款、贴息合计242309.24元。”原告作为见证方在该《确认暨承诺书》上盖章、签字。同日，原告作为证明方出具《证明》一份，证实收到被告给付的200万元承兑汇票，并确认截止2013年9月9日被告还欠货款242309.24元。后经原、被告对账，双方确认产生仓储费、港杂费等费用共计898094.08元。此后，因郭××与原告及吕××发生矛盾，郭××于2013年11月2日向被告发出《暂停支付申请书》，要求被告停止向原告恒滨商贸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相关费用1140403.32元，并于2014年8月20日出具《证明》，证实被告已将煤款1140403.32元支付其本人及相关货主。由于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及相关费用，故原告于2014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中，原、被告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应付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及相关费用的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对比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存在煤炭买卖关系，虽被告曾向原告付款1400余万元，但该款并不是直接给付原告的货款，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其对出售给被告的煤炭享有所有权。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可证实，原告均是以见证方或证明方的身份参与煤炭交易，并非卖方。原、被告提交的《确认暨承诺书》显示，被告欠付货款的对象为郭××、吕××、王××，三人存在内部合作关系，而原告只是提供双方进行货款结算的平台，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货物出卖人、收款人及债权人。鉴于三方合作人之一郭××已取消原告收取货款权，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仓储费、港杂费等费用的主张，由于该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被告亦抗辩原告已在其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了该费用，被告现已不欠任何费用，故该纠纷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市恒滨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5064元，减半收取7532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
审判员 陈树亮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