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15-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海燕，女，1964年12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阮万广，广东闻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良，男，汉族，1962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建中，广东建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春霞，广东建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杜海燕为与被上诉人张伟良买卖合同纠纷三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099、2100、2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三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杜海燕关于双方买卖黄金及其他贵金属饰品的陈述属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993年5月27日，张伟良向杜海燕出具一份欠据，载明：欠杜小姐人民币2315，562元。
1993年6月1日，张伟良向杜海燕出具一份欠据，载明：欠杜小姐白金戒款人民币202，276元。
1994年6月26日，张伟良向杜海燕出具一份欠据，内容为向杜海燕购买了价值港币68，802.8元的18K黄金脚链，承诺在15天内结清，超期加收5%的利息，自6月28日起计算。
1993年11月，张伟良因伙同他人倒卖黄金、铂金饰品接受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销货款1，173，562.9元及大量黄金、铂金饰品被没收，案值1，000余万元。另外，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将张伟良等涉案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案卷宗显示，一杜姓人员1993年5月27日和6月1日出库清单项下的黄金饰品金额为人民币2，315，562元、铂金饰品金额为人民币202，276.44元，其时间和金额与2100、2102号案件的涉案物品吻合。
2010年6月18日，杜海燕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伟良偿还欠款人民币2，315，562元，证据同样为张伟良于1993年5月27日向杜海燕出具的欠据。原审法院于2011年4月7日作出（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11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涉案欠款为双方倒卖黄金饰品的货款，双方以欠据形式掩盖倒卖黄金饰品的事实，该欠据无效，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遂判令张伟良补偿杜海燕1，157，781元。杜海燕、张伟良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出上诉。深圳中院于2011年9月27日作出（2011）深中法民四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确认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并认为杜海燕主张涉案欠款为借款依据不足，至于涉案欠款的真实性质不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杜海燕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深圳中院予以纠正，遂判决撤销原判，并驳回杜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查，本案审理过程中，杜海燕在解释为何长时间未向张伟良主张权利的原因时称，张伟良出具欠据后，其一直想向张伟良主张权利，但由于张伟良下落不明，所以无法向张伟良主张权利。
再查，为查明双方的真实交易地点，原审法院前往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调查张伟良1993年、1994年的出入境记录，但该处无法提供1995年以前的公民出入境记录。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处罚决定，可以确认张伟良及案外人违法倒卖黄金、铂金饰品的事实。另据涉案卷宗显示，一杜姓人员1993年5月27日和6月1日出库清单项下的黄金饰品金额为人民币2，315，562元、铂金饰品金额为人民币202，276.44元，其时间和金额与2100、2102号案件的涉案物品吻合，可以确认杜海燕起诉的大部分涉案物品属于张伟良及案外人违法倒卖的黄金、铂金饰品。杜海燕主张双方的交易地点在香港，双方的交易行为不违反香港法律，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张伟良的出入境记录，也因公安机关的档案不齐备无法查实。综合以上事实，不能排除杜海燕伙同张伟良在内地违法倒卖黄金、铂金饰品的可能性。双方的买卖行为涉嫌违反了当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现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杜海燕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没有尽到足够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杜海燕对张伟良拥有的债权合法有效，也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双方的买卖关系发生在1993年和1994年，距离杜海燕提起诉讼已近20年，杜海燕在张伟良拖欠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不积极主张权利，是导致部分案件事实现在无法查清的重要原因。根据杜海燕的陈述，其在1994年以后就发现张伟良下落不明，导致其向张伟良索债未果，此时杜海燕应该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此开始计算，至杜海燕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二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杜海燕丧失了实体胜诉权。此外，2099号案件的欠据明确约定了债务履行期限，并非杜海燕所称的债务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综上所述，杜海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海燕的诉讼请求。2099号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0元、2100号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34元、2102号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325元（均已由杜海燕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审法院分别减半收取760元、2，167元、12，662.5元，由杜海燕承担。
杜海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由张伟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审认为，“不能排除杜海燕伙同张伟良在内地违法倒卖黄金、铂金饰品的可能性。双方的买卖行为涉嫌违反了当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现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杜海燕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没有尽到足够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使杜海燕对张伟良拥有的债权合法有效，也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双方的买卖关系发生在1993年和1994年，距离杜海燕提起诉讼已近20年，杜海燕在张伟良拖欠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不积极主张权利，是导致部分案件事实现在无法查清的重要原因。根据杜海燕的陈述，其在1994年以后就发现张伟良下落不明，导致其向张伟良索债未果，此时杜海燕应该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此开始计算，至杜海燕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杜海燕丧失了胜诉权。”这是对本案事实的错误判定。其一，杜海燕父亲上世纪中叶以后在香港九龙经营XX国际有限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珠宝、黄金买卖。杜海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香港，帮其父打理生意。张伟良是去香港并在其公司买货的。从其中一张收货单上的英文和繁体中文字体以及用港币标志看，该交易是在香港形成的。张伟良否认其去过香港，但张伟良的出入境记录因公安机关档案不齐无法查实，因此，不能排除张伟良赴港进行黄金买卖的事实。其二，本案的黄金交易是发生在二十年前，但双方后以收据的形式将买卖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由于该欠条未注明还款期限，故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杜海燕1994年之后联系不上张伟良，并不等于张伟良拒绝向杜海燕付款。杜海燕此时并非应该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不应从此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张伟良口头答辩称：一、杜海燕采用口头说明的方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作了虚假的陈述，企图掩盖事实的真相，双方在深圳市违法交易黄金及饰品，被国家机关依法罚没上缴国库。1、依照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界的处罚决定，确认本案是投机倒把犯罪，并认定杜海燕与张伟良及本案的证人李某合伙违法倒卖黄金铂金饰品的事实。根据原审涉案调查卷宗显示，一杜姓人员1993年5月27日和6月1日出库单项下的黄金饰品金额为2，315，562元，铂金饰品的金额为201，176.64元，其时间和金额与2100、2102的涉案物品完全吻合，原审法院确认杜海燕与张伟良涉案违法交易的物品属于非法倒卖黄金和铂金饰品。2、双方违法交易的地点是深圳市XX区XX栋XX，此房产是杜海燕的私人房产。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卷宗材料对双方违法犯罪的交易地点作了明确认定。3、涉案犯罪的时间为1993年至1994年，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改革初期，《投机倒把行政管理条例》是合法有效的法律，1997年老刑法把非法交易黄金及铂金饰品的行为，规定为投机倒把犯罪。1997年新刑法生效，把上述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犯罪，杜海燕为了掩盖黄金及饰品的委托代理交易行为，故意隐瞒真实姓名，冒名杜秀，自称杜小姐，诱使张伟良书写欠条，企图转嫁违法与犯罪法律风险。双方当场把涉案物品交给案外人李某前往上海倒卖交易被上海市工商机关查处，后经过依法处理，没收销货现金117万余元，没收镶嵌黄金809件，黄金及其他铂金饰品11，483件，合计价值4，000多万元。其中本案提交的证据只是被没收、充缴国库的很少一部分。当地公安机关作为建国以来最大投机倒把黄金案立案查处，并对杜海燕化名杜秀等涉案人员全国通缉抓捕。后1997年新刑法颁布生效，张伟良等缴纳巨额罚款免于刑事处罚，化名杜秀的杜海燕等涉案人员至今没有归案，也没有接受任何的刑事处罚。
二、2010年6月18日，杜海燕以民间借贷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伟良偿还欠款人民币231，5562元，证据同样为张伟良于1993年5月27日向杜海燕出具的借据。原审于2011年4月7日作出判决，确认涉案的欠款为双方倒卖黄金饰品的货款，双方以欠据的形式掩盖倒卖黄金的事实，该欠据无效，双方均不服向深圳中院上诉，深圳中院驳回了杜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深圳中院审理过程中，杜海燕明确陈述其借款是在深圳市通过现金支付给张伟良的。2013年5月27日，杜海燕以同样的证据，以黄金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再次向原审提起诉讼，原审判决驳回杜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杜海燕不服再次上诉。
三、杜海燕在上诉状中称1994年以后再也联系不上张伟良，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民诉法明文规定，结合本案的事实，杜海燕陈述其在1994年已知道权利可能被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1996年就是二年诉讼时效届满。张伟良联不联系上，就是张伟良下落不明都不影响杜海燕行使诉讼权利，法律明文规定向可以缺席判决。本案的案由是黄金买卖合同纠纷，其诉讼时效是二年，至今日开庭已经20年5个月，因为杜海燕的过错，导致法院没有办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其客观证据由于时间的变迁已经灭失，不利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杜海燕承担。案发期间，杜海燕可以香港人的身份往返深圳，进出香港的证据已经灭失，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杜海燕把涉案黄金饰品分批走私带到深圳，以谋取违法犯罪利益可能性最大。当时的深圳人张伟良和内地人李某去香港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涉案黄金饰品的数额非常巨大，也就是说双方的交易地点明确地应该在深圳。
四、上海市卢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作出了对涉案黄金、铂金饰品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上缴国库的行政处罚已经生效，且具有法律效力。原一审及二审的生效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了明确的认定，具有排他法律处理的溯及力，我方认为杜海燕明知案件事实真相，采用诉讼欺诈的方法多次欺骗法院，隐瞒案件的关键事实，自相矛盾虚夸事实，已经严重地扰乱法院的审判秩序，重复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侵犯了张伟良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请求法院对杜海燕这种滥用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杜海燕的上诉请求，维护张伟良的合法权利和法律的公正。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15号案、116号案、117号案均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管辖本案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三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而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116号案和117号案中的欠据没有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然无法确定支付时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张伟良应当在收到黄金及其他贵金属饰品的同时支付价款。杜海燕在1994年向张伟良追索三案的欠款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杜海燕一直未行使请求权，直至将近20年才提起三案诉讼，早已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中间不存在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驳回杜海燕的诉讼请求，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予以支持。杜海燕上诉提出涉案交易发生在香港，但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杜海燕上诉无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5号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0元、116号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34元、117号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325元，均由上诉人杜海燕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明 演
审判员 朱 萍
审判员 梁 乐 乐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缓（兼）
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