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冀民二终字第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科苑街北侧。法定代表人：席俊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乔伟，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徐律枢，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号院*号楼。法定代表人：李建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田志毅，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何军，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炭运销大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大新火车站南。法定代表人：王占国，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莹，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朔州市利民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元元路耿庄村东。法定代表人：荣焕英，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崔欣，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占林。委托代理人：崔欣，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朔州市瑞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耿庄村西。法定代表人：石志义，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煤朔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流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炭运销大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公司）、朔州市利民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朔州市瑞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发公司）、杨占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唐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国栋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鲍立斌、王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由杨杰任书记员、郝赛杰任法庭记录，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同煤朔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乔伟、徐律枢，被上诉人中铁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志毅、何军，原审被告大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占国及委托代理人王莹，原审被告利民公司及杨占林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崔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瑞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10日、2010年10月18日、2010年12月7日及2011年1月11日,中铁物流公司下属的鹰潭分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CRML-MT（201008007）、CRML-MT（20101006）、CRML-MT（20101210）及CRML-MT（20110111）的四份《煤炭采购合同》。四份合同均约定“发运站为同煤大新集运站，具体采购、发运事宜由同煤大新集运站执行”。截止2011年8月，鹰潭分公司已向同煤朔州公司预付煤炭款共计人民币1.665亿元，同煤朔州公司分批向鹰潭分公司交付不同规格的煤炭共计332963.68吨，货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47666207.96元，尚拖欠鹰潭分公司货值人民币18833792.04元的煤炭未交付。同煤朔州公司向中铁物流公司开具了128399489.04元的增值税发票。各方均认可本案争议的是第四份合同，该合同约定有效期至2011年12月31日。同煤朔州公司在2011年7月交付的31497.80吨、2011年10月交付的15464.52吨，共计46962.32吨，价值人民币19266718.96元的煤炭，同煤朔州公司对该46962.32吨煤炭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同煤朔州公司最后一次供应煤炭的时间是2011年10月，之后其一直未履行交付煤炭的义务。同煤朔州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于2011年7月和8月先后向鹰潭分公司两次退还购煤款人民币800万元和500万元。中铁物流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起诉要求同煤朔州公司返还剩余预付货款等，同煤朔州公司申请追加了大新公司、利民公司、杨占林、瑞发公司为本案被告。另查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同煤大新集运站”为同煤朔州公司设立的内设机构。根据同煤朔州公司同煤煤运朔字[2010]111号《关于成立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金朔煤炭集运站等八个单位的决定》，2010年11月22日成立同煤朔州公司大新煤炭集运站（以下简称大新集运站），2011年11月2日大新集运站领取了《营业执照》。2013年11月12日，大新集运站变更为大新公司，即本案追加被告，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审法院认为：中铁物流公司下属的鹰潭分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先后签订的四份《煤炭采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分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铁物流公司应对鹰潭分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签订的合同承担民事责任，即享有其民事权利承担其民事义务，故中铁物流公司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该采购合同中的出卖人为同煤朔州公司，同煤朔州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实际履行中鹰潭分公司将煤炭预付款打给了同煤朔州公司，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由同煤朔州公司开具给鹰潭分公司。同煤朔州公司在其提交的证据中也承认“公司预留400万元(我方每吨煤收取计划服务费用332963.68吨3.71元/吨=1235295.3元，中铁物流公司诉欠开增值税票，即朔州大新集运站欠我方同样数额19266178.9617%=3275250.43元，两项共计为4510545.68元)还不够。”故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同煤朔州公司，应按合同约定供应煤炭并附随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但同煤朔州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供应相应数量煤炭的义务，亦未将剩余预付煤炭款退回鹰潭分公司，属违约行为，应向中铁物流公司承担返还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责任。由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同煤大新集运站”在合同履行期间隶属于同煤朔州公司，直到2013年才变更为独立法人，故中铁物流公司有权要求同煤朔州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中铁物流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对本案诉争的未返还煤炭货款计人民币18833792.04元无异议，亦有中铁物流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相互间的付款凭证和收款凭证予以证实，故同煤朔州公司应退还给中铁物流公司货款18833792.04元，并给付自2012年8月2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欠付的46962.32吨(价值人民币19266718.96元)煤炭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煤朔州公司亦无异议，其应予以交付。依据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2011年2月28日委托书上盖印的“中铁物流公司”印章印文不是直接盖印形成，故同煤朔州公司主张的中铁物流公司与杨占林系委托关系，杨占林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的抗辩理据不足。同样大新公司辩称应由利民公司、杨占林、瑞发公司承担返还预付货款亦理据不足。同煤朔州公司与大新公司、利民公司、杨占林、瑞发公司之间的相关事项，本案不予涉及，可另行解决。中铁物流公司要求的律师费、公证费、调查取证相关费用、差旅费、资料费等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预付煤炭货款人民币18833792.04元。并自2012年8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货款之日止；二、同煤朔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中铁物流公司(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公司)交付吨数分别为31497.8吨，单价为419.429999元/吨(含税)，金额13211122.22元;吨数为15464.52吨，单价为391.58元/吨(含税)，金额为6055596.7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驳回中铁物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9219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5800元，共计210019元，由同煤朔州公司负担。上诉人同煤朔州公司主要上诉称：1、原审法院回避了鹰潭分公司出具的十二份委托书变更了付款方式的事实。鉴定机构对委托书所作的鉴定结论只能说明中铁物流公司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与委托书上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形成，并未认定同煤朔州公司提供的委托书上中铁物流公司的印章是假的，也未认定中铁物流公司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就是真的，不能排除中铁物流公司拥有两枚以上印章的可能。由于原审法院未对同煤朔州公司提供的另外几份委托书原件进行鉴定，故应依法认定中铁物流公司的另外几份委托书真实有效。既然中铁物流公司已委托杨占林将款项转移支付给大新集运站，并承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与同煤朔州公司无关，因此，应免除同煤朔州公司的还款责任。另外，原审法院委托的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应到备案的公安机关提取样本印文，而不应按照中铁物流公司的意愿到中铁物流公司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提取印章样本；2、杨占林是查明本案事实的关键人员，应将杨占林传唤到庭。杨占林到庭后，如发现其涉嫌刑事犯罪，则应按相关规定将其涉嫌犯罪的有关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但杨占林从未到庭(只派其聘请的律师到庭)，原审法院应拘传或以其他手段使其出庭；3、原审法院在得知杨占林及本案所涉嫌犯罪事实被朔州市公安局立案的情况下，未依法中止审理,而是强行判决，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反先刑后民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中止对本案的审理。被上诉人中铁物流公司主要答辩称：1、依据中铁物流公司与同煤朔州公司《煤炭采购合同》第七条第3款约定:发运站为大新集运站，煤炭具体采购、发运事宜由同煤大新集运站执行。该条款是同煤朔州公司作为出卖人对履行买卖合同给付义务具体履行方式的约定，大新集运站仅是具体执行合同义务的主体，法律后果应由同煤朔州公司承担。且大新集运站是同煤朔州公司的分支机构，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同煤朔州公司承担。如因同煤朔州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致使购买煤炭款项在管理过程中发生损失，也是同煤朔州公司自有款项的损失，与中铁物流公司无关，同煤朔州公司应该自行负责；2、最后形成的三份委托书已由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委托书上的印章与中铁物流公司工商档案调取的样本不一致。故同煤朔州公司所提交的委托书并非中铁物流公司的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变更付款方式的事实。委托书为同煤朔州公司自己提供，中铁物流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委托书系同煤朔州公司自己伪造的。另外，鉴定机构从工商机关调取公章样本是合法有效的途径。至于同煤朔州公司提出中铁物流公司可能拥有两枚以上印章的主张，只是同煤朔州公司的猜测，没有证据支持；3、杨占林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与本案也无直接利害关系，故杨占林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更不应判决其承担责任；4、杨占林涉嫌合同诈骗案与同煤朔州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无关，不应以此中止本案的审理。本案是同煤朔州公司与中铁物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杨占林的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故同煤朔州公司要求中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大新公司述称的意见与同煤朔州公司一致。利民公司主要述称：同煤朔州公司主张中铁物流公司存在委托转款的事实，应提供证明委托书的真实性以及委托书是由杨占林交付给同煤朔州公司的证据。但同煤朔州公司一直未提供该方面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占林并非利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签订人,同煤朔州公司请求杨占林必须出庭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朔州市公安局对杨占林刑事立案存在严重瑕疵。故同煤朔州公司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占林陈述意见与利民公司一致。瑞发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同煤朔州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盖有鹰潭分公司公章的转款委托书共计十二份，形成时间分别是2010年10月15日、11月1日、12月14日、2011年1月14日、1月28日、3月24日、4月7日、5月31日、6月13日、6月20日、7月29日和8月2日，主要内容是委托同煤朔州公司将收到的煤款转付给大新集运站，并承诺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鹰潭分公司承担，与同煤朔州公司无关。同煤朔州公司还提供了盖有鹰潭分公司公章的、形成于2011年2月28日授权委托书一份，主要内容为：鹰潭分公司委托杨占林负责监管鹰潭分公司打入大新集运站全部资金，并有权支配及审批煤炭业务的各项支出费用。原审法院委托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对2011年6月13日、6月20日、7月29日的三份转款委托书及2011年2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2011年2月28日授权委托书上盖印的印章印文不是直接盖印形成；另外三份转款委托书上盖印的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另外，同煤朔州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三组新证据。其中第一组为同煤朔州公司向朔州市公安局提交的报案材料及朔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复印件、朔公鉴通字[2015]00000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复印件。报案材料及《立案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同煤朔州公司因杨占林涉嫌私刻中铁物流公司的印章并伪造委托书，骗取了同煤朔州公司巨额财物，向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报案，朔州市公安局已决定对杨占林以涉嫌合同诈骗为由立案侦查。《鉴定意见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朔州市公安局聘请有关人员对以中铁物流公司名义出具的11份委托书进行了印章真伪鉴定，鉴定意见是，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11月1日、12月14日、2011年1月14日及2011年2月28日的5份委托书上的印章与鹰潭分公司在鹰潭市公安局预留的印样为同一枚印章盖印。日期为2011年3月24日、4月7日、5月31日、6月13日、6月20日及7月29日的6份委托书上的印章与鹰潭分公司在鹰潭市公安局预留的印样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中铁物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立案决定书》不是原件，不予质证。杨占林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无利害关系，即使杨占林涉嫌刑事犯罪也不影响本案审理。对《鉴定意见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公安机关向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该通知违反法律规定，证据来源不合法。同煤朔州公司在2011年7月和8月间开始向中铁物流公司退款，中铁物流公司在接受退款的同时，不可能再委托他人付款，故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双方争议的为第四份采购合同，争议款项发生的时间至少应在2011年6月20日之后，前5份委托书已履行完毕，其真假与本案无关联性。杨占林和利民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中铁物流公司相同。大新公司质证意见与同煤朔州公司的主张一致。同煤朔州公司出具的第二组证据是：关于本案事实真相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煤炭网上的山西地方煤炭运销“五统一”介绍（以下简称网上介绍）、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产运销宏观管理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政府文件）及编号为同煤煤运朔字第[2004]31号、同煤煤运朔字第[2010]12号的公司内部文件（以下简称公司文件）。同煤朔州公司以该组证据说明当时向外省卖煤、发煤须由山西省经信委颁发了煤炭发运许可的公司操作，因此，杨占林向中铁物流公司发运煤炭，需通过同煤朔州公司统一办理，故同煤朔州公司与大新公司仅是涉案煤炭买卖交易中的服务单位，并非合同真正主体。中铁物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政府文件恰证明了同煤朔州公司与中铁物流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主体，情况说明、公司内部文件及网上介绍文件均不具有证明力。杨占林、利民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采用。大新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同煤朔州公司的意见一致。同煤朔州公司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为：同煤朔州公司代理律师徐律枢和大新公司代理律师王莹对大新公司会计贾志军、同煤朔州公司结算会计姚翠兰的询问笔录。该笔录的主要内容为贾志军、姚翠兰对涉案委托书的来源及杨占林向中铁物流公司鹰潭分公司供煤结算情况所作的说明。以此证明本案中的13份委托书均由杨占林分别向同煤朔州公司和大新公司提供。中铁物流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姚翠兰与同煤朔州公司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杨占林及利民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调查笔录违法，证据形式也不合法不应采用。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煤炭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中铁物流公司已支付货款金额、大新集运站已发煤炭货值及尚欠煤炭货值等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判所确定的应退还的款项数额及应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数额予以确认。同煤朔州公司拒绝承担退还货款的理由是其并非为煤炭采购合同的履行主体，鹰潭分公司所出具的十三份委托书变更了煤炭采购合同的履行方式，并因此免除了同煤朔州公司的相应民事责任。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应为：第一，案涉的十三份委托书是否为鹰潭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该十三份委托书的存在，能否免除同煤朔州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合同责任；第三，杨占林涉嫌犯罪是否影响本案的审理。关于十三份委托书是否为鹰潭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十三份委托书中十二份为鹰潭分公司委托同煤朔州公司转款的转款委托书，一份为授权杨占林监督、支配该笔款项的授权委托书。对上述十三份委托书的来源，同煤朔州公司在本院审理中，提交了由同煤朔州公司和大新公司的代理人对贾志军、姚翠兰的询问笔录，就十三份委托书的来源及杨占林向鹰潭分公司供煤结算情况作了说明。该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但贾志军、姚翠兰均系同煤朔州公司的员工，与同煤朔州公司具有利害关系，该二人亦未出庭接受质证，中铁物流公司对该二人的陈述也不认可，故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煤朔州公司以此证明十三份委托书系出自鹰潭分公司或杨占林处的证据不足。对于同煤朔州公司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据形式为复印件，同煤朔州公司也不能证明该通知书取得的途径合法，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确定。即使朔州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为真，该鉴定意见对日期为6月13日、6月20日及7月29日的三份委托书的鉴定结论为“与预留的印样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此结论意见与原审法院委托唐山物证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对2010年10月15日、11月1日、12月14日和2011年1月14日四份“转款委托书”所记载的鉴定结论虽为印章真实，但因本案原审中双方认可争议的是于2011年1月11日签订的第四份采购合同，故该四份委托书的真实与否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没有必然联系。又因大新集运站是双方所签合同约定的履行单位，大新集运站是同煤朔州公司的分支机构，即便是没有鹰潭分公司的委托，同煤朔州公司也应将款项交付给大新集运站。因此，即使朔州市公安局对进行鉴定的转款委托书的鉴定结论为部分真实，仍不能认定十二份转款委托书是鹰潭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于2011年2月28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朔州市公安局的鉴定意见只是认定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与鹰潭分公司的真实印章一致，但并未否定该授权委托书为彩色套印的事实。原审中唐山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的结论亦确定为不是直接盖印形成。结合同煤朔州公司未能证明该委托书来源的合法性，亦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杨占林与鹰潭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因此，同煤朔州公司主张杨占林系受鹰潭分公司委托证据不足。综上，上述转款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书均不能视为鹰潭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在委托书存在的情况下，同煤朔州公司能否免除合同责任问题。首先，同煤朔州公司是合同当事人，大新集运站是合同义务的履行者，按照合同约定，同煤朔州公司收到款项后最终要将款项转移支付给大新集运站，转款委托书的存在与当事人所签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不矛盾；其次，同煤朔州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被杨占林从大新集运站转作他用。即使存在杨占林将款项从大新集运站转给瑞发公司和利民公司的事实，也系同煤朔州公司和大新集运站的内部管理行为，不能以此免除大新集运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三，同煤朔州公司向大新集运站转款的事实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该段时间内，大新集运站尚是同煤朔州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依法应由其开办单位同煤朔州公司承担。另，同煤朔州公司将买卖煤炭的款项转移支付给大新集运站应属同煤朔州公司内部管理范畴，不能因此免除同煤朔州公司的民事责任；第四，同煤朔州公司依据其在本院二审中提供的情况说明、网上介绍、政府文件、公司文件等证据，主张其仅是为鹰潭分公司与大新集运站之间的煤炭买卖交易提供服务，而并非真正的合同主体。但由于本案涉及的四份买卖合同均由同煤朔州公司签订，同煤朔州公司收取了货款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故即使有杨占林的授权委托书和转款委托书存在，也不能免除同煤朔州公司作为买卖合同卖方的合同责任。关于杨占林涉嫌犯罪是否影响本案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审理的是同煤朔州公司与鹰潭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而朔州市公安局只是对杨占林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未对鹰潭分公司立案侦查。因此，杨占林涉嫌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与本案审理的民事案件应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对杨占林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同煤朔州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且截至本院二审庭审结束前，尚未收到朔州市公安局要求我院移送犯罪线索或相关证据的函件。因此，本案应当继续审理，同煤朔州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同煤朔州公司的各项上诉理由均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219元，由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国栋代理审判员  王 洋代理审判员  鲍立斌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