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76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昆永。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龙，河南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平，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平，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法定代理人王琳琳。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平，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城闸南永宁巷。
法定代表人：范来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县府西街95号。
负责人：黄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亚峰、刘红、李某、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太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7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由张坤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166257元的判决以及张坤预付的160000元赔偿款不予抵扣或返还的判决，李亚峰、刘红、李某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李建阳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且和王琳琳没有登记结婚，李某在李建阳死亡后出生，其抚养费应由王琳琳和鼓励王琳琳违法生育的其他人员承担。李某不是李建阳生前抚养的人，不是适格被抚养人。二、张坤预付的160000元属于法定范围的赔偿款。理由是：1、李亚峰、刘红与张坤签订的是事故赔偿谅解协议而非谅解协议，可见是张坤先行赔偿部分款项后相互谅解。协议第三条约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应指除张坤先行赔偿的160000元外应由保险公司保险理赔的款项。张坤“无条件服从”是指无条件配合李亚峰、刘红起诉向保险公司理赔。李亚峰、刘红写的收条中写明收取的是事故赔偿款，可见其对赔偿款性质有明确的认知。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函等有关规定，明确死亡补助费属于法定赔偿内容。3、一审判决对160000元不予抵扣违反了《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4、一审判决违反了司法判例。5、一审判决不符合事实。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后，张坤认为承担的责任过大，向交警部门表达了申请复核的意图，后考虑对方失去生命放弃复核，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不可能答应在法定赔偿范围外额外补偿。
李亚峰、刘红、李某辩称：1、李建阳在事故时是否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并不影响李某被抚养的权利，李建阳去世必然导致李某出生后扶养费用来源减少。2、赔偿谅解协议内容清晰明确，李亚峰、刘红对事故的责任认定有更大的异议，因此才会是张坤及刘艳东出资补偿，以换取李亚峰、刘红的谅解，与法定赔偿完全不相干。
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述称：对张坤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由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和判决。
人民财保沈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李亚峰、刘红、李某对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服金额500000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艳东在实习期内驾驶豫P×××××号重型平板半挂车上高速公路行驶，且无持相应或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驾驶员陪同，违反了《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6点的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虽然是格式条款，但是对公安部行政规章的吸收，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也没有设定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作为保险人免赔的情形。2、《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规定牵引车和挂车有半挂和全挂两种连接方式，因此区分牵引车是否拖带挂车要看二者是否可以分离，而非是否悬挂同一车牌。保险条款没有约定实习期内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牵引“不同车牌”的挂车保险人才不负责赔偿，豫P×××××号车为重型平板半挂车，原审认为必须再另外牵引不同车牌的挂车才算牵引挂车是错误的。3、区分是否构成逃逸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依据，而刘艳东并没有做到该条要求的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报警等要求。刘艳东驾驶的豫P×××××号车后侧因撞击而严重变形，后保险杠大部分受撞击断裂丢失，后车牌号也被撞凹进去，其当时听到的声音一定很响，而不是听到半轴或传动轴落地的“咔哒”声；而且车被撞后驾驶员身体会后仰，而非传动轴落地瞬间车辆骤停驾驶员前俯。况且刘艳东下车检查后发现半轴或传动轴没有掉落，就应该知道车辆是被追尾了。2015年9月21日刘艳东经同事告知车辆保险杠没有了、车牌凹进去，也应该知道发生了事故，但直至2015年9月24日警察追查前，其均没有报警，应认为其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而且商业三者险合同第六条第（六）项约定免责情形包括驾驶人“逃离”事故现场，包含逃脱和离开两种含义，与刘艳东在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的事实并不矛盾。4、商业三者险合同第六条第（十）项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赔偿。一审将检验不合格等同于定期检验的年检不合格，是为刘艳东开脱责任，也直接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驾驶人应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查的规定。
张坤辩称：1、商业三者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6点约定的免责条款不明确，违反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为无效。2、实习期上高速的规定属于限制性规定，不是禁止性行为，不能适用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第六条第（七）项第3点专门明确了实习期驾驶机动车的免责事项，因此该条款不应再适用于实习期驾车免责。3、刘艳东驾驶的是重型平板半挂车，应理解为牵引车，并没有牵引挂车。4、《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没有认定逃逸就不属于逃逸。驾驶员在交警调查期间的多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稳定且一致，其没有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的辩解是符合常理的。从客观方面追尾交通事故的前车基本无责或次责，没有逃离的必要。逃离应侧重于秘密逃走撤退，不包括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4、机动车检验应理解为定期接受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是关于车辆技术性能检查的要求，不是对机动车检验的要求。5、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只能证明其知道该保险有免责条款，不能证实其对免责条款的含义和具体内容知晓。且投保人声明的内容过于概括和笼统，且为格式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就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做出过常人能够理解的书面或口头解释，免责条款应当无效。请求驳回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亚峰、刘红、李某辩称：同意张坤的答辩意见。此外，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已经被新版的三者险条款剔除，并且《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只是公安部的行政规章，不能作为商业三者险的免责依据。豫P×××××号车本身就是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另行牵引其他车辆，如果保险条款有两种含义，应该适用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
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辩称：请求支持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上诉请求。刘艳东在本起事故中应视为无驾驶资格，并具有逃逸行为，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李亚峰、刘红、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各原审被告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795099.75元，其中要求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在交强险110000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50%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根据商业三者险约定不予赔付的部分及超出商业三者险的部分，由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张坤赔偿；2、诉讼费用由各原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1日01时08分左右，李建阳驾驶皖K×××××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至S48高速公路沪宜线25K+700M附近路段处，在第三车道内，车辆前侧撞击前方刘艳东驾驶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后侧，造成李建阳当场死亡，车辆损坏。事发后，刘艳东驾驶车辆离开现场，肇事车辆于2015年9月24日被查获，刘艳东同时接受调查，其向交警部门陈述：“20号夜里，在S48往苏州的方向过双凤收费站没有多远，我听到有“咔哒”一声，感觉车一冲，以为是半轴或传动轴坏了，就带了一脚制动，打方向，靠边停车，我下车拿手电从左侧钻过车底下到右侧，看看没多大问题，我就上车走了；这段制动距离在300米开外，我没有走到车后观察；听到响声时我驾驶在第三车道；我当时只认为是传动轴掉了，没有往事故方面想；21日下午4点多，在金红叶公司，我倒车时张刚强帮我看车的，发现保险杠没有，就问我，我说不知道，我们一起弯到车下去看，后牌照弯进去了，我和张刚强一起把牌照扳回来了，他说有可能车辆追尾你了，我说昨天晚上在S48高速听见“咔哒”声音，以为是半轴掉了，没有发现有车追尾我，他也没说别的了；我们经常往码头上靠，这辆车经常撞到”。
该起事故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苏州高速公路七大队调查，认为事故中刘艳东驾驶后部反光标志脱落的机动车行经S48高速公路事发路段，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李建阳在实习期内驾驶车辆疏于观察是造成该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李建阳与刘艳东负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另外，事故认定书还认定，刘艳东另外还违反《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之规定，但与该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根据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发生撞击后，皖K×××××号车向左偏移至道路左侧护栏后停止。
另查明，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的登记车主为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该车在人寿财保太仓公司投保交强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该车还在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5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证驾驶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2、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3、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被保险机动车，实习期内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牵引挂车；4、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以及在暂扣、扣留、吊销、注销驾驶证期间驾驶被保险机动车；5、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6、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的其他情况下驾车；……（十）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本案事故均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内。
审理中，张坤认为其是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的实际车主，其购买该车辆后挂靠在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处，但对挂靠关系无依据提供；刘艳东是其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系在履行职务行为。关于张坤、刘艳东与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李亚峰、刘红、李某、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均表示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李亚峰、刘红、李某另对刘艳东事故时系履行职务行为不予认可。
再查明，李建阳于1996年6月16日出生，于2015年9月21日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李亚峰、刘红分别系李建阳的父亲、母亲。李建阳与王琳琳在2016年1月13日生育一子李某，现尚未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因李建阳生前未达到法定婚龄，故其与王琳琳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事故发生后，李亚峰、刘红（甲方）与张坤、刘艳东（乙方）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事故赔偿谅解协议》1份，协议约定：乙方自愿补偿甲方人民币拾陆万元整，对甲方予以安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由甲方起诉主张，乙方无条件服从。张坤依约向李亚峰、刘红、李某支付了160000元。
以上事实，由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信息、常住人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驾驶证及行驶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当事人陈述材料、保单、保险合同、亲子关系鉴定报告、死亡注销证明、尸检报告、火化证明、《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
一、关于李亚峰、刘红、李某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李建阳的户籍虽为非上海农村人口，但是李亚峰、刘红、李某提供的各项证据间可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事故发生时李建阳已连续数年在上海市务工、生活，且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按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李建阳出生于1996年6月16日，死亡赔偿金按2015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年计算20年为1059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建阳死亡时王琳琳已怀有身孕，其后顺利产下二人之子李某，故李某需扶养18年，可按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6946元/年计算18年的1/2为332514元，该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发生在两机动车间并造成李建阳死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亲属误工费，李亚峰、刘红、李某未能提供任何依据，一审法院酌情按照最新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20元/月计算3人7天为1274元。丧葬费，因到庭当事人均认可30891.5元，李亚峰、刘红、李某的主张亦符合法律规定，故认定丧葬费30891.5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李亚峰、刘红、李某虽未能提供任何依据，但该费用必然发生，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住宿费1000元、交通费500元。
综上，李亚峰、刘红、李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39175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32514元）、丧葬费3089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亲属误工费1274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500元、住宿费1000元，合计人民币1450419.5元。
二、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财保沈丘公司为免除其责任，另外举证：豫P×××××号车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保费发票各一份，认为其已根据法律规定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的免赔条款已经生效。本案中刘艳东存在逃逸、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实习期内无陪同驾驶人的情况下驾车驶入高速公路、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等四项违法行为，上述任一项均符合免赔条款中的免赔情形，因此本案中应免除其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责任。
经质证，李亚峰、刘红、李某及张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李亚峰、刘红、李某认为，投保单无法证明韩俊受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委托办理保险，且刘艳东的各驾驶行为不符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约定。张坤认为，投保人应在具体的免赔条款旁签字后，免赔条款才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韩俊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保费已由被保险人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且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项下的内容均已加粗加黑印制，应认定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已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本案商业三者险的免赔条款有效。
关于刘艳东是否构成逃逸。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交警部门仅认定刘艳东系驾车离开现场，未认定其为逃逸。其次，事故发生时为凌晨，事故起因系死者李建阳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追尾撞击刘艳东驾驶的重型平板半挂车，故刘艳东在交警部门陈述其仅听到声响而未认为发生追尾事故，也属合理。刘艳东在上述情况下开出数百米后自行下车查看，在未发现事故发生后继续驾驶车辆离开现场，不能认定其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故其行为不构成逃逸，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第（六）项免赔情形。
关于刘艳东驾驶的被保险车辆是否牵引挂车。被保险车辆豫P×××××号车虽为重型平板半挂车，但该车前后均悬挂同一车牌，并未另行牵引挂车，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第（七）项第3点免赔情形。
关于刘艳东在实习期内无陪同驾驶人的情况下驾车驶入高速公路的行为。根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因此，刘艳东的上述行为已违反该项规定。张坤辩称刘艳东系增驾至A2驾驶证后才产生了实习期，其原有的B2驾驶证亦可驾驶本案中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代号为A2的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B2的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而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应属A2驾驶证的准驾车型，故对张坤的该辩解不予采信。《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系公安部的行政规章，属于免赔条款第（七）项第6点兜底条款中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然而，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免责条款的第（七）项中先明确列举了5种驾驶人违法行为，后约定了第6点兜底性条款，而该兜底性条款所指向的免赔情形并不明确，如据此将所有违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行为均纳入免赔情形，势必会加重被保险人及投保人的责任。第二，该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系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对于约定不明的条款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三，评价驾驶人的其他行为是否能够被纳入该兜底性免赔条款的标准是该行为在事故中所导致的危险性是否与列举的前五种具体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相当。本案中，事故认定书认为刘艳东虽违反《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但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这一认定结论表明，刘艳东在实习期内独自驾车驶入高速的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性并不足以引发本案事故，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刘艳东的上述行为不应被纳入该兜底性免赔情形。
关于刘艳东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豫P×××××号车的行为。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该车辆的后部反光标志脱落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但是，免责条款中第（十）项的免赔情形为“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该车辆的行驶证显示，其在发生事故时已年检合格至2016年6月，应认为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尽到了保证车辆使用性能正常及符合安全运输条件的基本义务。因此，刘艳东的该种行为并不符合免赔情形的约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列举的刘艳东的上述四种驾驶行为均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的免赔情形，因此，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保险责任。
三、张坤预付的160000元是否应在本案中抵扣。
张坤主张其已向李亚峰、刘红、李某预付160000元，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李亚峰、刘红、李某则认为该款系补偿款，不应在本案中返还或抵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导致李建阳死亡的严重后果，张坤、刘艳东为安抚死者家属，自愿与李亚峰、刘红达成谅解协议，由刘坤、刘艳东补偿李亚峰、刘红160000元，且双方另明确约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由李亚峰、刘红起诉主张，刘坤、刘艳东无条件服从”，表明双方一致认可将该160000元款项排除在本案起诉主张的赔款之外。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160000元的性质为自愿补偿款，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或返还。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豫P×××××号车在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李亚峰、刘红、李某的所有损失合计人民币1450419.5元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赔偿项目，故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辩称刘艳东系无证驾驶，其承担交强险内保险责任后可向致害者追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合计人民币1340419.5元，因本案事故发生在两机动车间，双方各负事故同等责任，故豫P×××××号机动车一方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计670209.75元，余下50%由李亚峰、刘红、李某自行负担。庭审中，张坤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虽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亦不采纳。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还在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处投保了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根据一审法院上述认定，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故豫P×××××号车一方承担的670209.75元应由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500000元。关于剩余的170209.75元，应由豫P×××××号机动车一方承担。张坤认为其为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将该车挂靠在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但未提供挂靠依据；关于事发时刘艳东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因张坤、刘艳东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劳务合同、聘用协议等证据，李亚峰、刘红、李某对此亦不认可，且刘艳东也曾在交警部门作过其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将车辆挂靠在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的陈述，导致一审法院对张坤、刘艳东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无法查明，故刘艳东、张坤、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应连带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170209.75元。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负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其他法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10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00000元。三、刘艳东、张坤、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连带赔偿李亚峰、刘红、李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70209.75元。上述一、二、三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2188元，由李亚峰、刘红、李某负担1094元，刘艳东、张坤、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负担1094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被扶养人生活费中是否应包括李某的扶养费；2、张坤支付的160000元是否应在本案中抵扣；3、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是否可免于承担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李建阳死亡时王琳琳已怀有身孕，无论李建阳与王琳琳是否登记结婚，李某出生后均有权获得李建阳的扶养，现却因交通事故而无法享受，其权利受到侵害。一审法院将李某作为被扶养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
关于张坤预付的160000元，李亚峰、刘红与张坤、刘艳东签订的协议名中有赔偿的字样，但是在协议第二条已约定由刘艳东、张坤自愿补偿160000元，且在协议第三条约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由李亚峰、刘红起诉主张，刘艳东、张坤无条件服从”。张坤主张“其他经济赔偿损失”是指扣除该160000元外应由保险公司理赔的款项，但是协议中并未作此明确。李亚峰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事故赔偿款并不足以否定协议书确定的“补偿”款性质。虽然张坤上诉称其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但李亚峰、刘红亦表示当时其对责任比例也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双方签订协议，确认对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并由张坤方作出额外补偿，符合常理，不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才能达到协议确定的“谅解”、“对李亚峰、刘红予以安抚”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该160000元在本案中不作抵扣或返还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对于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能否免责的问题，首先，关于刘艳东在实习期内无陪同驾驶人的情况下驾车驶入高速公路的行为。根据保险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人仅需对该条款作出提示。本案中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免责条款第（七）项第6点“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的其他情况下驾车”的规定内容笼统，并不明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系公安部的行政规章，在未作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将违反该规章及其他所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关于驾车人员限制规定的行为均纳入免赔情形，明显加重被保险人及投保人的责任。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据此要求免责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刘艳东是否属于“实习期内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牵引挂车”的情形。从文义上看，该免责情形中应存在“被保险机动车”和“挂车”两部分车体。而刘艳东驾驶的豫P×××××号车本身即为重型平板半挂车，也即刘艳东仅有“实习期内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的行为，并不存在“被保险机动车引挂车”的行为。而且商业三者险合同系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如果对条款理解存在争议也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本院认定刘艳东的行为不符合免责条款第（七）项第3点免赔情形。
再次，关于刘艳东是否构成“逃离事故现场”，交警部门仅认定刘艳东驾车离开现场，并未认定其为逃逸。事故发生时为凌晨，刘艳东驾驶的重型平板半挂车被李建阳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追尾，刘艳东在交警部门陈述其仅听到声响而未认为发生追尾事故也属合理。事发时车辆在高速行驶，刘艳东听到声响后在距事发地点数百米处停车查看，未发现事故后继续驾车离开现场，不能认定其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人民财保沈丘公司主张刘艳东逃逸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保险条款中“逃离事故现场”应有知道事故发生却逃跑离开之意，在不能确认刘艳东知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认定其逃离事故现场不符合合同约定。因此刘艳东的行为不符合免责条款第（六）项免赔情形。
最后，关于刘艳东驾驶的车辆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问题，免责条款第（十）项免责情形为“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辆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但该检查并不属于免责条款中规定的“检验”义务。豫P×××××号车在发生事故时已年检合格至2016年6月，应认为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已尽到了保证车辆使用性能正常及符合安全运输条件的基本义务。因此刘艳东的行为亦不符合免责条款第（十）项免赔情形。
综上所述，张坤、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32元，由上诉人张坤负担2032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负担3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雪蓉
审 判 员 沈维佳
代理审判员 赵 俊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陆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