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泛华建业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花园口经济区。
法定代表人：尹月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平,上海市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绿地能源集团广东煤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
法定代表人：赵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定球，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德生，上海镇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泛华建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因与绿地公司绿地能源集团广东煤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韶中法民二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泛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有平，绿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定球、唐德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泛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依法解除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24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由被绿地公司返还泛华公司支付的煤炭买卖预付款5444万元；3、绿地公司赔偿泛华公司可得预期利益损失1740.75万元；4、绿地公司赔偿泛华公司为了筹备与绿地公司进行的煤炭买卖而从银行贷款的全部利息损失（暂计800万元），并计算至生效判决履行之日；
5、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绿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合同目的有误，泛华公司向绿地公司购买涉案的煤炭,是为了供应给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力公司），为此有泛华公司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为证，故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涉案《煤炭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购得实物煤炭而供应给大唐电力公司,并非为了仅取得提煤单。（二）绿地公司实际未供货，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煤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证据不足。泛华公司将绿地公司交付的5张共计19.23万吨《提煤单》转交给大唐电力公司后，大唐电力公司依据该《提煤单》所注明的提煤处提煤时根本就无煤可提，期间，绿地公司只是从别处煤矿代为发货1.35吨，本案中泛华公司实际只收取了1.35万吨煤炭，其余煤炭绿地公司根本未予供货。（三）涉案提煤单的性质，涉案的《提煤单》既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票据，也不同于《海商法》所称的提单，涉案《提煤单》的转移不能导致煤炭本身所有权的转移。（四）涉案《收货确认书》的效力，绿地公司虽然提交一份泛华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书》，但泛华公司实际确实没收到相应的煤炭，如果该《收货确认书》是真实的，泛华公司所表述的含义应是收到代表煤炭的提煤单，根本不是实体的煤炭。（五）原审法院的悖论，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提煤单等同于所供煤炭货物”，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煤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即绿地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泛华公司完成供货义务，另一方面又称泛华公司可依该5份《提煤单》向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源公司）等单位主张权利，产生逻辑悖论。（六）合同已对绿地公司的违约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第八条合同执行第二款，若卖方（绿地公司）未能按提货单的排期进度完成供货，买卖双方约定如下：2.1如遇上述请情况，买方（泛华公司）可以提出终止合作，自买方书面通知卖方之同起30日内，卖方向买方退还合同未执行部分相应货款，退款事宜按卖方相关作流程进行；2.2如果产生纠纷，解决方案以买卖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的协议为准，相关事宜处理的时间不以合同终止时间为限。在该合同已经被法院认定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该条款应当作为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据。根据该合同，泛华公司有权终止与绿地公司之间的合作并要求返还已支付的煤炭款项。（七）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质量、数量以及热值等性能符合合同约定的煤炭，以向案外人大唐电力公司履行相应的供煤义务。首先，泛华公司需要绿地公司履行煤炭交付义务以实现合同目的的截止时间是2014年5月30日，超过该截止日期就不需要煤炭，继续履行合同也无实际意义。其次，涉案《提煤单》已失去效力。涉案的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八）如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逻辑，冠源公司等单位就应作为本案的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未通知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本案诉讼，缺少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九）原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事项，原审法院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并公开判断理由，程序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程序不当，依法应予改判。
绿地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合同标的包括标的权利,在绿地公司为泛华公司提供提取煤炭权利的单据时即已充分、完全地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二）泛华公司发出的《收货确认书》，更表明本案中的《提煤单》是具有物权性质的单据，完成提煤单的移交即完成绿地公司合同的义务。（三）绿地公司在整个交易中含税差价款仅为95万元，去掉税后根本所剩无己，这可以看出绿地公司与泛华公司之间并非属于正式的煤炭交易，而只是为上下家提供过账服务。因此绿地公司在整个交易中也只应承担相对95万元的合同义务,即完成过账服务及提供真实有效的《提煤单》给泛华公司，完成前述义务后即已经完成履行与获利同等价值的合同义务，泛华公司要求绿地公司承担超出其收益几百倍的交易风险，明显违反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也豪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四）根据泛华公司发出的《收货确认书》及《煤炭买卖合同》第五条的注明，充分表明本案《提煤单》是具有物权性质的单据，是绿地公司与泛华公司之间交易的标的物，把《提煤单》移交给泛华公司即完成了绿地公司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标的物“具有物权性质的提煤单”的风险负担并没有约定，则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标的物交付后则由买受人承担，即自绿地公交付《提煤单》后，《提煤单》能否提货、提交煤炭的瑕疵等风险即转移至泛华公司，泛华公司要求绿地公司承担其提货不能的风险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五）泛华公司自主联鸿普达公司、冠源公司，三方就泛华公司的提煤单于2015年7月10日达成了回购协议，并有部分已履行。代表泛华公司与鸿普达公司、冠源公司签订该协议的付京宁是泛华公司的股东、总经理，同时也是涉案买卖的经办人，2014年1月10日的有泛华公司盖章的《收货确认书》及由泛华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盖章签收绿地公司的《催款通知书》均有付京宁的签名确认。绿地公司与泛华公司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债务关系。泛华此后又以绿地公司“未履行煤炭交付义务”为由解除合同，明显是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六）绿地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并没有过错。泛华公司在一审起诉前从来没有跟绿地公司说过其提不到煤的事情。（七）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为一份独立的有效合同，主体为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该合同的两当事人与案外人鸿普达公司、冠源公司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没必要增加两案外人为本案的共同诉讼参与人。综上，泛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泛华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并由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返还买卖合同的预付款5000万元；2、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赔偿因其违约给泛华公司造成的损失23727185元；3、判令绿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泛华公司在原审法院开庭当天明确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并由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返还买卖合同的预付成本5444万元（计算方法：实际支付金额-
已提取煤炭的应付合同价款，即5795万无-260元×1.35万吨=5444万元）；2、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支付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7日的委托贷款利息、融资顾问费损失829.6万元（计算方法：5185万元×16％／年×1年），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应按照16％／年的标准向泛华公司支付相应的损失；3、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赔偿因其违约造成泛华公司预期利益损失983.4万元（计算方法：泛华公司向大唐电力公司供煤价格与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供煤价格之差×款交付煤炭数量，即55×178800=983.4万元）。4、绿地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4日，泛华公司（买方）与绿地公司（卖方）签订编号为20131224-01的《煤炭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煤炭数量：33万吨；单批次交货以批次交货单为准；煤炭价格按2013年12月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收到基低发热量Qnet,ar≧5800大卡／千克原煤坑口（煤炭出矿）市场价为准，如原煤坑口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买卖双方结算价格相应进行调整，价格随行就市，结算价格为市场价下浮60元／吨，提货地以卖方提供为准；货款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买方以现汇方式向卖方预付货款5000万元，卖方根据买方预付货款金额，将煤矿一次性给买方办理相应煤炭数量的提货单或提货手续；交货地址煤炭坑口，买方自行派车到卖方指定煤矿提煤，运杂费等费用及运输途中所遇风险全部由买方承担。若卖方未能按提货单的排期进度完成供货，买卖双方约定如下：如遇上述情况，买方可以提出终止合作，自买方书面通知卖方之日起30日内，卖方向买方退还合同未执行部分相应货款，退款事宜按卖方相关工作流程规定执行；如产生纠纷，解决方案以买卖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的协议为准，相关事宜处理的时间不以合同终止时间为限等内容。同日，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出具《货权转移证明》，将煤炭销售合同编号为20131224-01项下的原煤19万吨货权转移给泛华公司。2013年12月27日，绿地公司向泛华公司出具《煤炭供应计划通知函》，该函称:我方收到你方支付的5000万元预付款后，将按如下计划供煤：2014年1月27日-2014年2月27日，供应1万吨；2014年2月27日-2014年3月27日供应1万吨；2014年3月27日-2014年9月27日，每月供应5.2万吨；总计约33万吨等内容。2014年1月10日，泛华公司向绿地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内容：“根据双方于2013年12月24日签署的编号为20131224-01号煤炭买卖合同，现我司已收货。提货19万吨，单价：305元/吨，货款总计人民币5795万元；质量：无异议。特此确认。”该《收货确认书》有泛华公司印章及泛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尹月莲印章。其后，绿地公司将5份开票日为2014年1月11日的《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交给泛华公司。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内容分别显示有：有效期分别为2014年2、3、4、5、6月，煤矿名称均为：准格尔旗那日松树焉灭火工程矿；车号均为：实际提煤时提供；煤种均为：原煤，热量≧5800大卡／千克；吨位分别为：10000吨、50000吨、50000吨、50000吨、32300吨；备注均注明：“此提煤单等同于所供煤炭实物，凭此提煤单可在有效期内优先提煤。”并盖有煤矿印章为：“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销售公司印章为“伊金霍洛旗鸿普达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等内容。提煤单下方有绿地公司盖章。期后，泛华公司依其与大唐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将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交给大唐电力公司，泛华公司在提煤单下方写上：“由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提煤”并盖章。大唐电力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开出收到5份提煤单的《确认函》泛华公司。绿地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24日、2月10日、2月11日、3月11日、4月2日开出5795万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泛华公司。泛华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支付500万元、2014年1月9日支付4500万元、2014年5月23日支付330万元、2014年6月5日支付340万元、2014年9月1日支付125万元，共计5795万元给绿地公司。2015年8月17日，泛华公司以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已被大唐电力公司退回，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绿地公司退还预付款及赔偿损失。
诉讼期间，绿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鸿普达公司（卖方）与绿地公司（买方）签订的编号为CG20131224-01的《煤炭买卖合同》，辩称已将货款5700万元交给鸿普达公司，只留下利润95万元，但没有提交相关付款依据。
诉讼期间，绿地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泛华公司董事总经理付京宁（甲方）与鸿普达公司（乙方）、冠源公司（丙方）三方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内容：甲方于2013年12月24日与绿地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购买5000万元煤炭，绿地公司与乙方签署《煤炭买卖合同》将5000万元支付给乙方，绿地公司向甲方交付了丙方及乙方18.87万吨的提煤单。为尽快解决纠纷，甲、乙、丙三方进行友好协调，达成如下协议：以4344万元作为计算基数，以16%/年作为标准，以2014年2月1日作为起算时间，以煤炭本金全部实际偿还完毕的时间作为截止日期，计算甲方的本利。2015年甲方所拉煤炭，按实际数额扣除。甲方同意与绿地公司解除贸易关系，之前所购煤事项转换为债权，此债权转为乙方、丙方向甲方的债权，对于甲方的上述实际本金及利息，乙方、丙方均予以确认，并同意向甲方进行偿还等内容。该协议甲方没有盖章，只有付京宁签名；乙方、丙方均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公司盖章。泛华公司认为该《协议》没有公司的盖章及授权，不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为付京宁只是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买卖煤炭交易的介绍人。泛华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显示：付京宁为该公司股东，经理。
诉讼期间，泛华公司确认收到1.35万吨的原煤。泛华公司提供编号为DTR-
SX-C-(2013)-090的《煤炭买卖合同》；以证明泛华公司向大唐电力公司的供煤义务，泛华公司向大唐电力公司供煤价格与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供煤价格之差×款交付煤炭数量，即55×178800=983.4万元；认为绿地公司应向泛华公司赔偿因其违约造成泛华公司预期利益损失983.4万元。泛华公司还提供《委托贷款合同》、《融资顾问合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以证明绿地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泛华公司支付利息及顾问费等支出的损失。5185万元×16％／年×1年），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实际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应按照16％／年的标准向泛华公司支付相应的损失；泛华公司支付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7日的委托贷款利息、融资顾问费损失829.6万元，要求绿地公司予以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从履行合同的情况看，绿地公司将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交给泛华公司。并向泛华公司开出5795万元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泛华公司向绿地公司出具《收货确认书》,该《收货确认书》内容：“根据双方于2013年12月24日签署的编号为20131224-01号煤炭买卖合同，现我司已收货。提货19万吨，单价：305元/吨，货款总计人民币5795万元；质量：无异议。特此确认。”泛华公司收到的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内容备注均注明：“此提煤单等同于所供煤炭实物，凭此提煤单可在有效期内优先提煤。”并盖有：“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煤矿印章、“伊金霍洛旗鸿普达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印章等内容。泛华公司依约分别于2013年12月31日支付500万元；2014年1月9日支付4500万元；2014年5月23日支付330万元；2014年6月5日支付340万元，2014年9月1日支付125万元，泛华公司合共支付了5795万元的货款给绿地公司。至此，双方的煤炭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泛华公司在提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依5份《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向冠源公司等单位主张权利即可。现并没有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否认《内蒙古冠源实业有限公司提煤单》效力的证据，泛华公司要求解除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并退还货款，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泛华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也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泛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435.92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泛华公司负担。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绿地公司为证明其于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共收取泛华公司5795万元货款后，共转款5700万元给了鸿普达公司的诉讼主张，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了其于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9月2日期间共汇款5700万元给鸿普达公司的6张银行汇款凭证。该6张汇款凭证注明的款项用途均为“货款”。本院对绿地公司提交的该6张汇款凭证进行了质证，绿地公司质证认为与鸿普达公司、冠源公司在与付京宁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只承认收到绿地公司5000万元。
本院还查明，泛华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出具给绿地公司的《收货确认书》，有泛华公司的盖章及其经理付京宁的签名。绿地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向泛华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载明：经贵我双方于2013年12月签订的编号为20131224-01煤炭购销合同及排产计划书，贵司于2014年7月1日前提货19万吨，总金额为5795万元，贵司已支付货款5000万元，尚欠我司795万元，请贵司于2014年2月底前支付剩余货款795万元。泛华公司在该催款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并由其经理付京宁签名。此后，泛华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6月5日、9月1日分别汇付了330万、340万、125万元，共795万元给绿地公司。合计此前已付的5000万元，泛华公司共支付了5795万元货款给绿地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泛华公司请求绿地公司退还货款5444万元及利息并要求赔偿可预期利益损失1740.75万元，应否得到支持。
泛华公司与绿地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从合同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泛华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以现汇方式向绿地公司预付货款5000万元，绿地公司根据泛华公司预付货款金额，将煤矿一次性给泛华公司办理相应煤炭数量的提货单或提货手续，由泛华公司自行到指定的煤矿提货，故双方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为交付提货单。从合同履行情况看，泛华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于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9日分别支付500万元、4500万元，共5000万元预付款给绿地公司，绿地公司收到泛华公司的该预付货款，已按合同约定交付了由煤炭生产商冠源公司、经销商鸿普达公司共同开出的5张共计19.23万吨《提煤单》给了泛华公司，该《提煤单》有注明“此提煤单等同于所供煤炭实物，凭此提煤单可在有效期内优先提煤”。为此，泛华公司出具了《收货确认书》给绿地公司，确认已收货，货款总额为5795万元，并于2014年5月23日至9月1日期间向绿地公司支付了剩余的货款795万元。绿地公司亦已开出了579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给泛华公司。至此，双方就该19.23万吨煤炭的交易已按合同约定的交易程序履行完毕。
泛华公司主张认为其持绿地公司交付的涉案5张《提煤单》向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提煤时，只提到1.35万吨煤炭、计款351万元，其余的煤炭因煤矿无货可供而未能提取，依据与绿地公司合同违约条款的约定“若卖方未能按提货单的排期进度完成供货，买方可提前终止合作，自买方书面通知卖方之日起30日内，卖方向买方退还合同未执行部分相应的货款”，其有权要求解除与绿地公司的合同，并由绿地公司退还未供货的货款。绿地公司则抗辩认为上游供货商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实际是泛华公司联系的，绿地公司在涉案贸易中只是提供过账服务，其在收取泛华公司5795万元货款后已转付了5700万元给鸿普达公司，其所得的含税差价款仅为95万元,为此提供了转款5700万元给鸿普达公司的汇款凭证予以证实。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泛华公司持涉案的5张《提煤单》向煤炭生产商冠源公司、经销商鸿普达公司只提到1.35万吨煤炭后，并没及时向绿地公司提出异议。泛华公司为解决其已付购煤款的退还问题，于2015年7月1日自行与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泛华公司同意解除与绿地公司的贸易关系，之前的购煤事项转换为债权，由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负责偿还泛华公司付出的实际本金及利息。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在该协议盖具了公章，泛华公司由其经理付京宁代表签名。付京宁虽然不是泛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公司经理，具有主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职权，在涉案贸易中，付京宁在泛华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盖章出具给绿地公司的《收货确认书》、于2014年1月15日盖章签收绿地公司的《催款通知书》上也作为了经办人签名。付京宁代表泛华公司与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泛华公司承担。泛华公司在已与涉案《提煤单》的开立单位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就未能供货部分的货款及利息退还问题，经协商一致已达成了由冠源公司、鸿普达公司负责偿还的协议后，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绿地公司退还上述《提煤单》而未能供货的货款5444万元及利息并要求赔偿可预期利益损失1740.75万元，缺乏理据，本院不应支持。
综上，泛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435.92元，由大连泛华建业能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严加武
审判员 林修凯
审判员 陈 颖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龚鸿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