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69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所地在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南路九号。
法定代表人：陈谋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宁，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兴慈三路东。
法定代表人：宋文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亲亲，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丽波，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欣丽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北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5)江宁商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欣丽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宁，被上诉人宁波北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亲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欣丽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宁波北纬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宁波北纬公司支付货款数额的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宁波北纬公司分别于2011年10月27日、2011年12月2日、2011年12月22日分三次支付给葛红梅个人的200万元、100万元及2046329元系支付给海欣丽宁公司的货款，无事实依据。该付款中，前两笔为余可军个人卡支付给葛红梅个人卡，余可军未到庭接受质证，葛红梅因涉嫌刑事犯罪正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亦未到庭接受质证，故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视为公司行为，第三笔系葛红梅个人卡的资金明细，与海欣丽宁公司之间没有关联。2.自2011年开始，海欣丽宁公司与宁波北纬公司之间发生多笔业务，海欣丽宁公司累计供应毛绒面料82641.8米、平均单价为72元每米，总价款为5903390元。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宁波北纬公司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称已经付清上述货款，但在此后第三次庭审中，又改口否认提货单价格，且无法说明反言的合理理由。根据“禁止反言规则”，宁波北纬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宁波北纬公司一审提交的3579914.42元收款收据系葛红梅自己缴纳至公司后开具留存的，而非海欣丽宁公司开具给宁波北纬公司。且该收据为何在宁波北纬公司处，是否存在宁波北纬公司与葛红梅的串通行为，该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庭审时，宁波北纬公司拒绝提供付款及相关货款支付的对账凭证，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不合理地分配给了海欣丽宁公司，要求公司财务经手人出庭作证，在海欣丽宁公司完成举证责任后，宁波北纬公司仅以“时间长了，原始凭据都不在”为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又再次要求海欣丽宁公司举证截至2013年8月30日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提货单是哪些并证明主张的未开票提货单金额，海欣丽宁公司解释未开票提货单数量及金额只是简单的加减法计算即可，但一审法院却以海欣丽宁公司举证不能为由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属草率裁判。
宁波北纬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海欣丽宁公司的上诉请求。
海欣丽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宁波北纬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737633.60元及利息（以1737633.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宁波北纬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欣丽宁公司与宁波北纬公司自2010年起存在相互销售毛绒纺织品材料的买卖合同关系。海欣丽宁公司多次向宁波北纬公司送货，宁波北纬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2011年10月27日，宁波北纬公司向海欣丽宁公司原财务经理葛红梅转账支付200万元。同年12月2日，宁波北纬公司向葛红梅付款100万元。同年12月22日，宁波北纬公司又向葛红梅付款2046329元。2012年2月29日，海欣丽宁公司以宁波北纬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为抬头开具了编号为15666611、15666612、15666613、15666614的四张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4574121.12元。同日，海欣丽宁公司向宁波北纬公司出具1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宁波北纬家用纺织品，金额为3579914.42元，收款事由为货款。
2013年6月28日，海欣丽宁公司与宁波北纬公司对账，对账单载明：�截止5月1日丽宁发北纬毛皮款538569.3元，截止6月14日北纬发丽宁毛皮款104623.4元，北纬汇433945.9元给丽宁。”葛红梅及宁波北纬公司会计王涛涛在对账单上签字。2013年8月30日，双方再次对账，对账单载明：“截止2013年8月30日应收宁波北纬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58113.60元（账面），以上双方财务已发往来清单并确认往来。”海欣丽宁公司财务经理杭翠萍及宁波北纬公司会计王涛涛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
2013年9月16日，海欣丽宁公司向宁波北纬公司采购毛绒布，价值293584.3元，海欣丽宁公司尚未支付该笔货款。同年11月5日，宁波北纬公司向海欣丽宁公司采购一批毛绒布，价值319423元，应海欣丽宁公司要求宁波北纬公司已经付清该笔货款。
2015年11月24日，宁波北纬公司会计王涛涛与海欣丽宁公司公司财务经理杭翠萍就双方之间货款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
一审另查明，宁波北纬公司原名称为宁波北纬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一审审理过程中，经向海欣丽宁公司原财务经理葛红梅核实，其称截至2012年2月29日，葛红梅将3579914.42元货款转至海欣丽宁公司账户时，双方之间货款结清。
庭审中，海欣丽宁公司财务经理杭翠萍出庭作证，其确认2013年8月30日形成的对账单确系其签署，对账单金额为海欣丽宁公司财务账册账面记载的应收帐款金额，系基于已开发票的交易往来形成。宁波北纬公司应付总货款应为账面记载金额另加上未开票提货单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予保护。海欣丽宁公司与宁波北纬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海欣丽宁公司向宁波北纬公司交付了货物，宁波北纬公司应按约支付货款。双方自2010年至2013年存在频繁的交易往来，对货款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双方亦均于庭审中认可交易惯例为滚动付款。故海欣丽宁公司主张诉请的货款针对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4日的供货缺乏依据，不应采纳。对于海欣丽宁公司提交的证据，宁波北纬公司仅认可上述时间段内的送货单，但送货单上未记载货款金额，另对其单方制作的清单表格不认可。故海欣丽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宁波北纬公司所供应的全部货物的总价值。2013年8月30日，双方对账确认，截至该日，海欣丽宁公司账面记载的宁波北纬公司欠付货款金额为58113.60元。庭审中，海欣丽宁公司财务经理杭翠萍确认宁波北纬公司应付总货款应为该账面金额另加上未开票提货单金额。后海欣丽宁公司主张其向宁波北纬公司已供货尚未开票的货款金额为1329268.88元，但并未能明确哪些是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提货单，故无法证明相对应金额。双方均确认2013年8月30日之后，宁波北纬公司仅向海欣丽宁公司采购过一次毛绒布，且已付清该次交易货款。故宁波北纬公司仅应向海欣丽宁公司支付货款58113.6元。2013年9月16日，宁波北纬公司向海欣丽宁公司出售一批毛绒布，价值293584.3元，海欣丽宁公司亦确认尚未支付该笔货款。因双方交易中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双方均可于对方收货后主张货款。现双方互负债务均已到期，宁波北纬公司于庭审中主张抵销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海欣丽宁公司主张宁波北纬公司自2012年3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宁波北纬公司于庭审中提交了电话录音，可以确认双方于2015年11月24日就案涉货款进行了电话沟通，故宁波北纬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应采纳。综上，海欣丽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应收案件受理费20439元，由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宁波北纬公司无异议，海欣丽宁公司认为，2011年10月27日及2011年12月2日共计向葛红梅转账的300万元系余可军个人转账，而非宁波北纬公司转账。2011年12月22日宁波北纬公司付款2046329元的事实并不存在，该卡系葛红梅个人银行卡，该款项是与葛红梅的私人往来，与海欣丽宁公司无关。对其他内容各方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欣丽宁公司一审在起诉状中主张，海欣丽宁公司为宁波北纬公司开具了金额为9589950.12元的增值税发票，尚欠430268.88元发票，宁波北纬公司向海欣丽宁公司付款8282585.4元，尚欠货款1737633.6元，故要求宁波北纬公司支付货款173763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015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质证时，海欣丽宁公司称双方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往来总交易量为5903390元，其中开具发票金额为4574121.12元，根据宁波北纬公司的举证，其仅支付300万元，海欣丽宁公司自认同宁波北纬公司及关联公司相互冲账外，宁波北纬公司尚欠其该部分货款1737633.6元。2016年2月17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海欣丽宁公司称其全部销售金额为9589950.12元，采购金额为14366669.04元，宁波北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海欣丽宁公司支付2817691.7元，海欣丽宁公司向宁波北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支付8901775.34元，抵销�宁波北纬公司应付1737633.6元（9589950.12元-14366669.04元-2817691.7元+8901775.34元+价差430268.88元）。2016年4月18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海欣丽宁公司明确截止2013年8月，其向宁波北纬公司供货的未开票总金额为1271155.28元，故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宁波北纬公司支付货款1271155.28元，放弃关于利息的主张。2016年4月29日质证时，海欣丽宁公司又称，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4日，其共向宁波北纬公司供货5903390元，其中开具发票总金额为4574121.12元，尚余1329268.88元未开票。截至2013年8月31日，根据公司财务账套内对账已开发票中，宁波北纬公司欠付货款58113.16元，加上未开发票部分欠付货款1329268.88元，宁波北纬公司共欠付货款1387382.48元。
2011年10月27日、2011年12月2日，宁波北纬公司员工余可军分别向葛红梅62×××14账号转账200万元、100万元。2011年12月22日，葛红梅62××�14账号分别收款100万元、100万元、46329元，摘要分别为北纬1、北纬2、北纬3，在海欣丽宁公司统计的业务往来明细表中，该2046329元亦被纳入宁波北纬公司所支付货款中。海欣丽宁公司认可双方业务往来中，宁波北纬公司向葛红梅个人的卡号为62×××14银行卡中汇款作为公司货款，开具收据的357万元即是葛红梅从个人卡中取款转到海欣丽宁公司账户的，但称因葛红梅未将2011年10月27日及2011年12月2日收到的300万元货款交给公司，故不认可该款为宁波北纬公司支付的货款。
庭审中，海欣丽宁公司陈述，已开票的金额不对应每一张提货单，只对应自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4日的全部提货单，未开票的部分无法一一对应每一张提货单，对截止到2013年8月30日的业务，哪些开过票，哪些未开票，需要审计确定。
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明细、质证笔录、庭审笔录�证据在卷为凭。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海欣丽宁公司向宁波北纬公司主张货款的请求能否成立，证据是否充分。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海欣丽宁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
一、海欣丽宁公司基于相同的证据，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变更诉讼主张。其最初诉请1737633.6元的依据为销售总额减去宁波北纬公司已付款，后又称1737633.6元为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期间交易中�波北纬未付款货款，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海欣丽宁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向宁波北纬公司主张已供货未开票部分货款1271155.28元，之后的质证中，海欣丽宁公司再次变更陈述为宁波北纬公司欠款组成系已开票未付款58113.16元加未开票部分货款1387382.48元。
二、海欣丽宁公司主张其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期间共向宁波北纬公司供货5903390元，已开票金额为4574121.12元，扣除对冲及宁波北纬公司已付货款，宁波北纬公司尚欠1381382.48元。其提交的交易凭证中，送货单中有宁波北纬公司员工签字但无货物价格，提货单中有货物价格但无宁波北纬公司员工签字，且提货单系其单方制作，宁波北纬公司对提货单并不认可，送货单与提货单亦无法一一对应，故其主张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期间共向宁波北纬公司供货5903390元，无相应证据佐证。其虽于2012年2月29日开具金额为4574121.12元发票，但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发票系针对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期间业务往来。
三、海欣丽宁公司统计的宁波北纬公司已付款中未包含2011年10月27日、2011年12月2日宁波北纬公司员工余可军汇至葛红梅银行卡中的300万元，海欣丽宁公司认为该300万元不能视为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但其认可双方业务往来中，宁波北纬公司也向葛红梅个人银行卡付款作为公司货款，葛红梅作为海欣丽宁公司原财务经理，其在任职期间收款行为应为职务行为，宁波北纬公司将货款付至葛红梅个人账上，即视为向海欣丽宁公司付款，至于葛红梅收款后有无将货款交至公司，系海欣丽宁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以此否认宁波北纬公司付款行为。故2011年11月12日之后宁波北纬公司付款金额已超过海欣丽宁公司主张金额，2011年9月26日至2011年11月12日期间的货款已付清。
四、2013年8月30日双方对账单载明截止2013年8月30日应收宁波北纬公司货款58113.60元（账面），海欣丽宁公司认可该对账单，并认为该对账仅针对已开票部分，宁波北纬公司尚欠未开票部分货款，但其开具的发票与提货单并非一一对应，无法区分哪部分已经开具发票，哪部分未开具发票，且开具发票系出卖人的法定义务，海欣丽宁公司不能以其未开具发票反推宁波北纬公司未支付相应货款。
另外，因海欣丽宁公司就其所主张的宁波北纬公司欠款事实举证尚不充分，且现有证据已证明双方就交易往来已进行对账，在现有证据无法否认对账结论情况下，应由海欣丽宁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同时，因本案所涉基本证据证明效力尚不能确认，故在此基础上亦不应采纳海欣丽宁公司关于审计的请求。同理，该公司认为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的请求亦应不予�纳。
综上，海欣丽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39元，由南京海欣丽宁长毛绒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雷
代理审判员 陈宏军
代理审判员 李文达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