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五法黑民初字第348号
原告邓崇琼，女，194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
委托代理人陆澜心，女，197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乐至县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教淼，国浩（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诉讼代理。
被告杨丽萍，女，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
委托代理人任文佳，云南博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邓崇琼诉被告杨丽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其恒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邓崇琼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澜心、教淼，被告杨丽萍的委托代理人任文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2014年12月4日，本案依法中止诉讼，2015年1月31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崇琼起诉称：原、被告原系邻居和朋友关系。2012年5月16日，被告向原告介绍她做的生意效益可观，承诺若给她120000元现金购买她经营的产品，四个月后即可还本返利。由于原告年老多病，也希望能够赚点钱支付医药费用，同时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和同情，原告遂答应了被告的要求，并于同年5月18日在被告带领下以银行转账方式将60000元支付给被告指定的收款人，5月22日在被告家中将现金60000元交付给被告。被告同时向原告承诺若钱有闪失，则由她全部偿还。但时至今日，被告既未将原告委托其购买的产品交付原告，也未返还原告本金，原告经多次催要无果，因此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一、返还原告委托其购买深圳六六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购机“福脉通”的货款120000元；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杨丽萍答辩称：一、原告的权利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2012年5月18日的款项由陆澜心支付，合同主体系陆澜心与福脉通公司，与原、被告无关，行为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三、被告在本案中受原告委托代其支付购买“福脉通”产品的货款，而非购买产品，现委托行为已经完成，原告未能收到产品系由于福脉通公司的高管卷款潜逃原因所致，被告在履行委托行为中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原告邓崇琼提交的证据材料：
一、昆明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科医路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欲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付款项120000元的事实。
二、中国农业银行“银联卡”（尾号：），欲证明原告以女儿陆澜心名义按被告要求汇款的事实。
被告杨丽萍的质证意见：认可以上证据的证据效力，但不认可证明内容，陆澜心的付款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原、被告无关；委托事务被告已经履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杨丽萍提交的证据材料：
一、《残疾人证》、“福脉通”公司登记信息、“福脉通”刷卡器，欲证明付款行为系原告的自愿行为，被告也曾收到过福脉通公司的产品，原告的行为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二、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徐刚身份证、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欲证明被告已将原告交付的款项60000元支付给福脉通公司的事实。
三、2012年5月18日陆澜心向“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付款60000元的银行交易凭证，欲证明陆澜心以其个人名义购买“福脉通”产品的事实。
原告邓崇琼的质证意见：认可《残疾人证》和证据三的真实、合法性，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内容；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否认证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否认福脉通公司的登记信息和刷卡器的证据效力，认为公司信息系网络内容，没有证据效力。
根据当事人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
一、公安机关对原告邓崇琼、被告杨丽萍，案外人徐刚、张淑珍制作的询问笔录。
二、案外人徐刚向“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
三、“陆澜心”向“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付款6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记账凭证》、《存款凭条》。
四、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EMS邮政特快专递。
原告邓崇琼的质证意见：认可证据的真实、合法性，证据一可以证明被告自认收到原告款项120000元的事实，但证据二、三、四不能证明被告已将原告的款项用于购买“福脉通”产品的事实，福脉通公司的相关人员涉嫌犯罪不能免除被告的责任。
被告杨丽萍的质证意见：认可证据证明力，证据可以证明陆澜心自行付款的事实和被告已经代原告支付了购买“福脉通”产品的货款的事实。
本院审核证据材料后认为，一、原告提交和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证据内容清楚、明确，本院依法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确认证据内容为案件事实；其中，根据原告和陆澜心对5月18日付款行为的自认内容，以及法律对民事行为的相关规定，本院依法确认该款项由原告支付的事实为案件事实；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福脉通公司的登记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信息，证据的形式、来源合法，证据内容清楚、明确，且能够与其他有效证据内容相互印证，本院对证据证明力及证据记载的内容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来源合法，证据内容清楚、明确，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三、原告主张其向被告交付诉争款项及按被告要求支付“货款”后，被告曾在2012年7、8月期间将“福脉通”产品的“返利、分红款”13500元交付给原告，后原告又应被告要求将该款项再次交付给被告追加投资的理由，被告予以否认，被告称返利、分红款是公司直接返给原告的，被告并未经手。根据法律对自认和举证责任后果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返利、分红款13500元存在有一个前提，即该款系被告交付的“福脉通”产品返利、分红款，即若不存在被告的交付行为，当然也就不存在“返利、分红款”，由于被告否认其有交付行为，原告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款项事实存在，以及款项由被告向原告交付，或者由福脉通公司等第三人向原告交付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自认内容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理由，以及有效证据证明力，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一、2012年5月18日，原告邓崇琼根据被告杨丽萍向其提供的“福脉通”产品信息，以及收款人、付款金额等信息内容，使用户名为“陆澜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联卡”向“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60000元，用于购买“福脉通”网购机产品。2012年5月22日，原告邓崇琼将购买“福脉通”网购机产品的货款60000元交付给被告杨丽萍，委托被告杨丽萍代购“福脉通”网购机产品。同年5月23日，被告杨丽萍委托其子徐刚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将“货款”100000元支付给“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福脉通”网购机产品。2014年9月10日，原告邓崇琼以其未收到“福脉通”网购机产品，被告杨丽萍也不返还其交付款项120000元为由诉来本院。
二、公安机关在“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中确认：2012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王龙、邓涛等7个共同出资注册成立深圳市福脉通科技有限公司，并纠集王泽民等人，以购买所谓的移动支付产品FMT代理权的名义吸引参与者信任，进而引诱参与者缴纳高额费用成为代理商会员，通过拉人头和多层次的团队计酬或者返利，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2012年4月以来，王龙、邓涛等人多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传销层级达6层，传销金额高达人民币数亿元。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当事人自认其相互之间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委托关系，根据法律对委托关系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自认内容和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的事实综合判断后，本院依法确认本案原、被告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依法应在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首先，本案委托关系的内容为被告将“福脉通”产品的购买信息介绍给原告，然后原告委托被告付款代购“福脉通”产品，而当事人自认的“福脉通”产品也就是公安机关认定的“移动支付产品FMT”。其中，2012年5月18日的付款行为虽由原告实施，但付款金额、款项用途、收款人等内容均由被告提供或指定，故应当认定被告在其中实施了部分委托行为；2012年5月22日的款项原告直接交付被告，委托被告代购“福脉通”产品，在此，原告系法律规定的委托人，被告系法律规定的受托人。其中，5月18日的“货款”由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福脉通”产品信息以“陆澜心”名义向第三人支付并订立合同，合同当事人为原告（或者陆澜心）与第三人，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应直接由第三人向原告（或者陆澜心）承担；5月22日的款项60000元原告直接交付给被告，其中，若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完成委托事务，则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应由第三人承担；若被告未按约定完成委托事务，由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原告承担委托合同的违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委托人对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结合“福脉通”产品的交易习惯和福脉通公司股东、管理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判断，本案可以排除法律规定的“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事由；同时，从证据角度分析，被告在收到原告交付的“货款”60000元后，在收款次日即委托其子“徐刚”将“货款”100000元支付给“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用于购买“福脉通”产品，虽然现无证据证明徐刚的付款行为对应的相关权利人为原告，但结合徐刚受被告委托付款和货币系种类物，以及付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向被告交付款项次日的事实，以及法律对受托人可以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规定和被告对其履行行为负举证责任的事由，应当依法确认原告交付给被告的“货款”60000元，被告已经委托徐刚支付给“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的事实，即被告已经委托徐刚完成了原告委托其办理的委托事务，现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合同责任依法应由第三人承担。综上理由，本院认为可以确认本案以第三人为相对人的合同包括原告（或者陆澜心）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以及“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徐刚属于转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其行为后果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且可排除“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事由，故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原告未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第三人承担，原告应当依法向第三人主张合同权利，被告对原告不负有以第三人为相对人的合同义务。
其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未能实现合同目的并非由于被告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致，而是与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关联，且被告在其中亦无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过错或者不当行为，故本院认为被告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其他应当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转委托问题。本案中，被告作为受托人，其将委托事务交由徐刚处理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转委托，由于徐刚处理委托事务的内容与原告5月18日的行为内容一致，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的规定，由于转委托事由并非受托人直接应当向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而且本案的转委托行为及徐刚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并无过错，亦未引发委托关系范围内的其他风险或者额外损失，故被告不应以此事由的存在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于收款人的问题。本案中，据证明的收款人为“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而公安机关认定的“福脉通”产品的经营主体为“深圳市福脉通科技有限公司”，二者均系独立法人，但经核实，“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系“福脉通”产品的代理商，故被告将“货款”支付给“深圳市遛遛营销顾问有限公司”的行为在本案中并无过错，该事由并非担责事由。
（三）当事人的其他诉、辩理由。
原告的起诉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委托关系形成于2012年5月18日，被告告知原告的第三人履行合同期限为至少四个月，故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应自2013年9月18日起算，现原告已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起诉，故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承诺若钱有闪失，则由被告全部偿还的理由无有效证据印证，本院对该“承诺”的法律效力不予确认。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崇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邓崇琼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其恒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赵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