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2民终7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
负责人：刘干优，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
负责人：刘福信，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
负责人：刘爱雄，小组长。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广东三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豪健，男，197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
上诉人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东角龙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屋家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老屋家村小组）因与刘豪健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7）粤0222民初884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角龙村小组负责人刘干优、新屋家村小组负责人刘福信、老屋家村小组负责人刘爱雄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被上诉人刘豪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角龙村小组、新屋家村小组、老屋家村小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豪健的诉讼请求;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豪健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山林于2003年5月12日由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留村委会）发包给始兴县全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胜公司）经营，承包期限为70年，自2004年1月起至2073年12月止。2006年3月18日，原承包方全胜公司再次通过书面协议将涉案山林经营权的权利义务流转给钟国胜经营。2012年4月6日，钟国胜（高留林场）再次把涉案山林（河背岭、老师角）的桉树约1300亩，及山上全部浮材及山林租期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陈美林），合同内容由乙方负责，钟国胜无一切责任。另外，钟国胜与高留村委会于2008年3月12日签订《协议》，约定：因山林权属原因，经双方协议不再追究双方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同日，钟国胜再次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签订《河背岭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2016年1月1日起，钟国胜将河背岭山林的权属交回三村小组。从上述承包到流转，再从钟国胜将山林浮材及租期流转给陈美林的过程来看，在钟国胜的流转协议以及其与陈美林之间的转让协议均未解除的情况下，刘豪健何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2012年4月18日签订《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况且在2007年9月15日之前，该涉案山林的经营权仍在钟国胜处，加上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在2007年9月15日之前亦未依法取得山林权证（三村小组是于2008年4月25日才把林权证变更登记在自身名下）。同时，该林权证清楚记载如下内容（变更登记）：根据2008年3月12日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新屋家、老屋家、东角龙组与钟国胜双方签订《河背岭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将座落在河背岭一带的山林承包给钟国胜，转让面积为1701亩，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至2015年12月31日止转让给钟国胜所有。显然，在上述协议履行期限并未届满，且双方又未解除协议的情况下，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再次与刘豪健签订《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这就等同于“一山两包”，这是不可能的，钟国胜也不会同意。2、刘豪健持有的《协议书》和《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来源不合法，属无效合同。(1)2007年9月之前，东角龙等三村小组还没有把林权证变更登记为三村小组所有。况且，钟国胜要在2016年1月1日起才把上述山林经营权交回三村小组，三村小组在未依法取得合法所有权属的情况下，是不得发包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在发包之前未召开村民会议，拟定发包方案。刘豪健持有《协议书》上的签名户代表户数亦未达到法定的三分之二以上户代表签名的要求（有些签名同属一人笔迹，或是同一家成员的署名）。显然，这也违反了民主议定程序。(3)刘豪健持有的《协议书》上的签名是由刘豪健先拟好空白的文书，逐家逐户单方面胁迫农户签名（在签名过程中，刘豪健对不同意签名的部分农户采取暴力殴打、恐吓的手段），造成许多农户恐慌、害怕，加上当时农户签名的本意是委托刘豪健去解决山林纠纷，因为当时山林权属是由高留村委会掌控，并由村委会对外发包。所以，村民的本意是要求刘豪健从村委会收回山林权属。但刘豪健却利用农户（村小组）委托其处理山林纠纷的机会，待农户先签名后刘豪健再私下增加《协议书》以及《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内容，采用所谓“合法”手段，掩盖其非法目的，最后形成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存在承包山林合同的假象。故此，正因为刘豪健心知肚明其持有的《协议书》和《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来源非法，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并未出具《协议书》及《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原件进行质证。(4)自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委托刘豪健处理山林纠纷仅仅三天(2007年9月13日委托，2007年9月15双方签订《协议书》)时间，双方之间就达成并签订了书面协议，此不符合常理。况且此时山林权属还在高留村委会，权属争议仍未解决，三村小组全权委托刘豪健处理河背岭山林纠纷尚未形成有效结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刘豪健之间并未形成林业承包合同关系，就算刘豪健持有两份协议书，亦属刘豪健的单方行为，并且来源系非法取得，对三村小组没有约束力。特别是在钟国胜、陈美林的协议均未履行完毕，且未解除的前提下，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凭什么与刘豪健签订《协议书》与《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刘豪健持有的《协议书》系非法取得，那《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又凭什么依据认定为有效。况且该协议内容更不是三村小组(农户）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在对事实认定不清的基础上，将刘豪健单方意思表示的协议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且认定协议有效，十分荒谬，在适用法律上错误。
刘豪健辩称，一、涉案《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二、涉案山林原承包者钟国胜于2012年底已经将林木砍伐完毕，并依据其与刘豪健于2011年12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将木材砍伐完毕后的山林于2013年全部交由刘豪健经营管理，钟国胜直至现在对此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三、2007年9月13日，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委托刘豪健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和山林承包合同的相关事宜。2008年3月12日，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原承包者钟国胜也签订了协议，约定承包时间是至2015年12月31日止。至2012年底之前，涉案山林的承包合同和权属证书事宜权都已经全部妥善处理完毕。
刘豪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承包河背岭的《协议书》以及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刘豪健继续履行双方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承包河背岭的《协议书》以及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义务；3.判令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将河背岭1701亩的土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流转到刘豪健名下；4.判令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减免刘豪健河背岭由2016年1月1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止的租金；5.本案诉讼费由东角龙等三村小组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因对地名为河背岭的山林存在历史遗留纠纷，于2007年9月13日与刘豪健签订《委托书》，该《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三村小组委托刘豪健全权代理河背岭山林纠纷。本案所涉地名为河背岭的山林最初是在2003年5月12日由高留村委会发包给全胜公司，承包期限为2004年1月至2073年12月。2006年3月18日，全胜公司与钟国胜、高留村委会通过书面协议，约定将其承包的山林流转给钟国胜经营。2008年3月12日，钟国胜与高留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因山林权属的原因，经双方协议不再追究双方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2008年3月12日，钟国胜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签订《河背岭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2016年1月1日起，钟国胜将河背岭山林的权属交回三村小组。
刘豪健接受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委托后，参与了河背岭山林纠纷的办证事宜。2008年4月25日，始兴县林业局向三村小组颁发了地名为河背岭，面积为1701亩山林的林权登记证书。2007年9月15日，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签订《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三村小组委托刘豪健处理河背岭山林纠纷，处理费用由刘豪健自己支付，处理完纠纷后，河背岭山林归三村小组所有。在三村小组取得山林证的时间起，河背岭山林发包给刘豪健承包经营管理，承包时间为五十年（从三村小组领取山林证时间算起），承包价格在第1-20年期间，每年每亩2元，此后按照4元每亩计算，在承包的第21年开始每年的12月31日前交清承包款。2012年4月18日，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又签订《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三村小组将河背岭1701亩山林发包给刘豪健经营，承包时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50年12月31日，在签订协议之日即2012年4月18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间，刘豪健按照原协议书接手管理经营。承包款为12900元一年，首期承包款必须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一次性缴付三年租金，首期承包款支付后，以后每隔三年缴付一次租金，每次缴纳三年租金，承包款每十年上浮一次，按首期每年租金上浮10%。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书后，于2008年10月9日向三村小组支付了2008年7月至12月份的租金1701元，此后三村小组以山林承包合同存在纠纷为由，拒收刘豪健承包款。
另查明，2007年新屋家村小组人口49户，总人口155人；老屋家村小组35户，总人口170人；东角龙村小组74户，总人口276人。2012年新屋家村小组人口52户，总人口169人；老屋家村小组46户，总人口180人；东角龙村小组88户，总人口280人。
刘豪健与三村小组在2007年签订《协议书》时，新屋家村小组有37户户代表签名，东角龙村小组有40户户代表签名，老屋家村小组有27户户代表签名。在2012年签订《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时，新屋家村小组有42户户代表签名，东角龙村小组有51户户代表签名，老屋家村小组有31户户代表签名。三村小组未选举村民代表。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刘豪健与三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双方是否应当继续履行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三、三村小组是否应当将河背岭的山林的三权流转到刘豪健名下。四、是否应当减免2016年1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的租金。
一、关于刘豪健与三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刘豪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于2007年签订《协议书》时，新屋家村小组有37户户代表签名，东角龙村小组有40户户代表签名，老屋家村小组有27户户代表签名。在2012年签订《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时，新屋家村小组有42户户代表签名，东角龙村小组有51户户代表签名，老屋家村小组有31户户代表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该法第二十二条又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的户代表参加。据此，村民会议的生效条件应为十八周岁以上集体组织成员过半数参加，或者本村三分之二户代表参加，而本案双方订立的《协议书》以及《承包山林补充协议书》的签名的户代表人数数额都大于该三个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人数，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未违反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未经镇政府批准是否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虽然法律规定了经济组织成员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土地需要政府批准，但没有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的承包合同将不生效或者无效，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未经镇政府批准并不直接导致该合同无效，刘豪健与三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属于有效的合同。
二、关于双方是否应当继续履行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本案所涉及的《协议书》和《承包山林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履行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刘豪健主张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履行生效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三村小组是否应当将河背岭山林的三权流转到刘豪健名下的问题。林权证的登记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登记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问题引发的纠纷，应当由行政机关解决，即办理山林权证的事项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理，刘豪健对此可另寻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故刘豪健诉请判令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将河背岭1701亩的土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流转到其名下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是否应当减免2016年1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的租金的问题。双方对减免租金的事项未进行约定，且刘豪健未提交证据证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拒收租金对其经济方面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据，故刘豪健主张减免租金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7）粤0222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一、刘豪健与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于2007年9月15日订立的《协议书》有效；二、刘豪健与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于2012年4月18日订立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有效；三、刘豪健与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继续履行双方分别于2007年9月15日订立的《协议书》、2012年4月18日订立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四、驳回刘豪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8元，由刘豪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年10月20日老屋家村小组召开村民大会的《会议记录》，拟证明老屋家村小组不同意将涉案山林转让给刘豪健承包经营，2007年村民仅是委托刘豪健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并未将山林发包给刘豪健。双方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2年4月18日签订的《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刘豪健通过胁迫、篡改的方式取得的，并非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的真实意思表示。2、（2016）粤02民终1196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申139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始兴县法院曾于2016年4月27日向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的村民进行调查询问，村民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涉案山林发包给刘豪健承包经营，刘豪健实际未依法取得山林的承包经营权。3、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钟国胜于2009年12月8日签订的《河背岭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者应是钟国胜，经营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刘豪健则提供了上述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在本案二审期间亦提供的（2017）粤民申139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违反诚信原则，阻止涉案山林的次承包人张发开经营，造成刘豪健7万多元的损失，并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其在一审期间所提减免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提供的证据1，刘豪健认为其并不清楚是否真实召开了村民大会，即使召开了也不合法；对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提供的证据2、3，刘豪健认为并不能证实涉案的《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对于刘豪健提供的（2017）粤民申1395号民事裁定书，东角龙等三村小组认为并不能证实刘豪健因本案纠纷存在损失，且刘豪健对损失曾在本案一审期间提出了减免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刘豪健对此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应不予审理。对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刘豪健分别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仅对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刘豪健在本案一审期间曾提出减免租金的诉讼请求，但未获一审法院支持，刘豪健对此未提出上诉，但在二审证据质证期间又要求二审法院判令减免其租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不作审理。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刘豪健签订的《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主张涉案的《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是刘豪健采取伪造、胁迫等方式签订的，但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单方所提供的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虽仅有村民代表的签名，而无协议的具体内容，但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该《协议书》的内容及形式上看（一份有协议的具体内容，一份没有协议的具体内容），无法证实如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所言在村民代表当时签订该《协议书》时协议内容是空白的，刘豪健是在村民代表签名后再擅自添加协议内容的主张。且东角龙等三村小组还于2012年4月18日与刘豪健就涉案山林的承包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此行为足以证实双方在此之前曾签订过承包协议。如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否认刘豪健提供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其应有责任提供自身持有具有合同内容的承包协议，但三村小组却又未能提交。另外，三村小组虽对承包协议上部份村民代表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又不就此申请鉴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在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未就涉案的《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供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依照审理查明的内容，刘豪健于2007年9月15日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刘豪健为三村小组处理河背岭山林权属纠纷。如河背岭山林归属于村小组后，则村小组将河背岭山林发包给刘豪健承包经营，承包时间为50年。该《协议书》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其生效条件为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取得涉案山林的权属。2008年4月25日，始兴县林业局向东角龙等三村小组颁发了涉案山林的林权登记证书，《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已成就，已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4月18日，作为涉案山林所有人的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与刘豪健再次就承包问题签订《承包山林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上述两份承包合同的签订符合法定程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东角龙等三村小组上诉称，涉案山林曾经高留村委会发包给他人，在该承包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涉案的《协议书》、《承包山林补充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高留村委会虽曾将涉案山林发包给他人，但之后山林已经林业主管部门确定归属于东角龙等三村小组所有，作为所有权人的村小组据此将山林发包给刘豪健承包经营，此承包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该承包关系与高留村委会发包涉案山林与他人的合同关系分属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本案的承包关系不会因高留村委会曾将涉案山林发包给他人而致无效或不生效。因此，东角龙等三村小组就此所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东角龙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新屋家村民小组、始兴县顿岗镇高留村老屋家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斌
审判员 神玉嫦
审判员 梁晓芳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