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女，1977年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梁宏静，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75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建军，河北周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女，1946年3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亦系被上诉人李×2之委托代理人）李×3，男，1943年1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亦系被上诉人李×3、李×2、马×之委托代理人）李×4，女，1968年4月13日出生。
上诉人于×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04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宏静、被上诉人李×1之委托代理人周建军、被上诉人李×3（亦系被上诉人李×2之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李×4（亦系被上诉人李×3、李×2、马×之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于×诉至原审法院称：李×3系李×1之父，李×2系李×1之母，李×4系李×1之姐，马×系李×4之夫，我与李×1原系夫妻关系。2001年1月10日我与李×1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取名李×5。2011年，李×1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将我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后李×1撤诉。2012年，李×1再次起诉要求与我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共同财产，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我与李×1离婚，婚生女李×5由李×1抚养，但因双方的共同财产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故判决另案处理，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我认为我与李×1的共同财产包括：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的二层楼房一处、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辆、剩余拆迁补偿款40余万元，因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未予处理，故我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区××镇××村的二层楼房一处、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一辆、剩余拆迁补偿款400000元归我所有；诉讼费用均由对方承担。
李×1辩称：我不同意于×的诉讼请求。于×要求的楼房、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及剩余拆迁款都来源于我父母的平房，因此于×要求的财产都应当是我父母的，与于×没有关系。于×没有将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的商店列入分割范围，但我同意另行解决。
李×3、李×2辩称：于×要求分割的财产，是我们的财产，与于×没有关系。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是于×与李×1私自用拆迁款购买的，车应归李×3及李×2所有或由李×1、于×返回购车款。
李×4、马×辩称：建新房时，我父亲李×3向我们借了50000元，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出资参与了西院房屋的建设。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3、李×2系李×4、李×1及案外人李×6的父母，马×系李×4之夫。于×与李×1原系夫妻关系，于2001年1月10日登记结婚。李×1于2011年12月8日诉至法院，要求与于×离婚，2012年2月27日，李×1申请撤诉，法院作出口头裁定准予其撤诉。2012年10月11日李×1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于×离婚，2012年12月13日，法院作出（2012）大民初字第124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于×与李×1离婚，婚生女李×5由李×1抚养，并认为双方争议的财产可能涉及第三人利益，故未在离婚诉讼中予以处理。该民事判决书已生效。
李×3、李×2、李×1、李×4、马×主张北京市××区××镇××村××街××条19号院（以下简称：19号院）内原有房屋系李×3从其父母处继承取得，最早建于1963年左右，并于1992年进行了翻建，翻建为北房10间、东、西厢房各3间及锅炉房1间，翻建时的家庭成员有李×3、李×2、李×1（未成年）、案外人李×6及李×3的母亲陈×1（于1996年6月24日死亡，其夫李×7于1982年3月20日死亡，陈×1和李×7共有5个子女，分别是李×8、李×3、李×9、李×10、李×11。除李×3外，其他四子女均放弃其母陈×1遗留房产的继承权），李×4当时已出嫁。1993年，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政府为李×3登记并颁发兴013集建（93）字第14-19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上所登记的宅基地即位于××区××镇××村××街××条19号。于×认可其与李×1结婚时19号院已有正房10间、东西厢房各3间及锅炉房1间，且其和李×1没有对上述房屋进行过翻建或者改、扩建的事实。
2008年9月29日、2009年4月9日，北京诚达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向产权人李×1、产权人李×6就19号院及其上建筑物出具了编号为104和105的房屋及附属物登记表、房屋拆迁价格补偿通知单，后北京市大兴区××镇人民政府又分别与被拆迁人李×1、被拆迁人李×6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产权人为李×1的房屋及附属物登记表、房屋拆迁价格补偿通知单显示：宅基地面积：467.68㎡，建筑面积：400.84㎡，房屋数量为24间，区位补偿价：30076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60442元，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价款：223072元，新建房补贴：175380元，房屋拆迁总补偿价款：859656元；与被拆迁人李×1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显示：拆迁补偿款为488276元，其中区位补偿价格为30076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格为160442元，附属物价格为223072元，扣除另批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格为196000元；拆迁补助款为244732元，其中包括提前搬家奖为2000元，工程配合奖为20000元，新建房补贴费175380元，搬家补助费5261元，租房补贴费42091元；拆迁补偿总款为733008元。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04号房屋及附属物登记表、房屋拆迁价格补偿通知单载明的“房号1、房号4、及房号3”系于×与李×1结婚前19号院已有的正房5间、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
本案诉争的二层楼房系李×1取得拆迁补偿款后，用该拆迁补偿款建造的，就二层楼房的建造价格，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确定为30万元。
法院调取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京沪高速铁路北京段涉及村庄搬迁用地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京政地字（2011）75号），批复中批准占用大刘各庄耕地3.3314公顷（合49.97亩）、园地3.2272公顷（合48.41亩）、未利用地0.1108公顷（合1.66亩），并同意根据大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上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于×对该批复表示认可，李×1、李×3、李×2、李×4、马×对该批复真实性表示认可，但其五人认为该批复并非对新宅基地进行的审批。经询问北京市××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主任王×3，其称：本案诉争房屋均在置换后的宅基地范围内，但是该宅基地虽系该村集体土地，却在基本农田范围内，现转为宅基地的手续仍在办理过程中，所以诉争房屋没有准建手续。
2010年3月13日，以于×的名义使用拆迁补偿款购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牌轿车（车牌号京P7F6**），该轿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车价税合计为79800元。于×主张购买该车花了90500元的拆迁补偿款，李×1主张购买该车花了100000元，李×3、李×2、李×4、马×称不清楚购买该车花费的费用。经于×与李×1协商一致，确定该车辆现存价值为40000元，李×3、李×2、李×4、马×则主张在于×与李×1将购车款返还给李×3、李×2的基础上，亦认可该车辆现有价值为40000元。
于×主张2003年李×3、李×2曾为李×1与案外人李×6兄弟俩主持分家，并有书面分家单。当时约定将19号院的5间正房、3间厢房、1间锅炉房及上述房屋所在的西院分给了于×和李×1，将19号院另外的5间正房和3间厢房及上述房屋所在的东院分给了案外人李×6及其妻子王×1。分家后，李×3、李×2在李×1及案外人李×6家轮流居住。之后于×和李×1又在19号院的西院中新建了房屋。为证明其主张，于×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使用情况列表复印件，证明其要求分割的涉案房屋系拆迁后的两层楼房，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是李×1；2、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复印件，证明其要求分割的拆迁补偿款属于其与李×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被拆迁人是李×1，拆迁补偿款也是补偿给李×1的，故拆迁补偿款应归其与李×1共同共有；3、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车牌号为京P7F6**的轿车的所有权人是于×，该车属于其与李×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4、字据复印件，其上载明：“我于×、李×1今在此自愿立下字据，李×1之父母及亲属从今日起至老死止所有的事均与于×无关，从今至后，二人无论是为何事范口角或是其它事面临离婚，必须李×1先提离婚，李×1自愿将其所有的房产家财均归于×所有。特此立据”，证明于×与李×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约定，如果李×1提出离婚，那么所有共同财产归于×所有；5、2012年1月11日的问话笔录，证明当时法庭对李×1问话时，李×1明确承认已经分家。李×1、李×3、李×2、李×4、马×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证据4已经证明了写字据的时候，李×1没有任何财产，现在其也没有财产，字据说的很明确，李×1的父母，即：李×3、李×2与于×没关系，于×生不养死不葬，房屋是李×3所建，跟李×1没有关系，李×3、李×2和于×、李×1的关系非常不好，分家把房产分给他们不存在可能性；无法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并申请法院调取了（2012）大民初字第331号李×1与于×离婚纠纷一案卷宗中的2012年1月11日的问话笔录，该问话笔录上载明：“李×1称，大约在2003年父母给我们分家，我哥住在19号院的东边，我住在西边，房产没有分割，只是让我们住，西院的拆迁协议是我签的，东院拆迁协议是我哥签的，因为父亲有病我们才签的。……在我分家以后又建了部分的房屋，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2009年四、五月，新批的宅基地建了两层小楼，建房花了二十六七万，用拆迁款建的，现在房子还有一部分没有建完，还差别人一些钱……确实对老房装修过，于×所述的装修项目基本属实；于×称，两层小楼还有一部分没有施工完成，还差别人一部分钱，……婚后我和李×1在原有宅基地后建了南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北房南侧还封了走廊，二道门附近建了三间简易棚，对分给我们的老房进行过装修，铺了地板砖，贴了壁纸，刷漆，贴了瓷砖、大理石”。
李×1、李×3、李×2、李×4、马×主张未分家，只是李×1家和李×6家分开单过，李×3、李×2一直在李×1处居住，19号院的西院中在拆迁前曾经由李×3、李×2出资新建房屋。李×3、李×2提交了以下证据：1、兴013集建（93）字第14-19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被拆迁的是李×3、李×2的宅基地，房屋也是其建设的，房屋建在1992年，1993年发证，不可能是于×与李×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所以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归李×3、李×2所有；2、证明，证明宅基地是李×3所有，被拆迁对象是李×3、李×2，当时李×3因为患有脑血管疾病，由李×1代为办理拆迁，实际该宅基地使用者为李×3，拆迁后宅基地置换也是给李×3、李×2置换的，李×1只是代理；3、农建科证明打印件，证明被拆迁后新置换的宅基地归李×3、李×2所有，李×1只是代办，该证明镇政府已经报国土局进行变更。于×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虽然土地使用者写的是李×3，但在其与李×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土地及房屋已经分割，该证据上也涂改了“已分为两户”的字迹，但不知道上述字迹是谁写的；对证据2上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拆迁补偿款是给其和李×1的，李×1不是代理李×3，因为没有“代”字；不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经法院向北京市大兴区××镇人民政府农建科科长核实，其称：的确存在过与上述证据3一样的材料，已经签字、盖章并送走了，因为这一份没有证明人签字，而且其对当时拆迁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农建科不予盖章。
于×主张与李×1曾对19号院的西院中原有的5间正房、3间厢房和1间锅炉房进行过装修，但李×1同时主张装修系由李×3出资，李×3、李×2、李×4、马×则对装修的事实不予认可。
经法院询问案外人李×6、王×1，其称没有分家单，但是经济上从1994年就已经分开了，李×3、李×2在两家轮流生活，他们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于×对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有分家单，李×3、李×2不是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而是在两家轮流生活；李×1、李×3、李×2、李×4、马×认可上述陈述，但称李×3、李×2一直与李×1共同居住。
经于×申请，法院询问了北京市××区××镇××村党支部书记孙×1、村委会治保主任王×2，并制作了工作联系笔录，孙×1称李×1、于×与李×3、李×2和案外人李×6、王×1已分过家，父母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应当有分家单，但是村里没有书面记录，而且李×1、于×和案外人李×6、王×1分家时是上届村委会，其不了解情况，拆迁时，李×3神志清楚，王×2称李×1、于×的西院大约在2007年又建了房屋。于×称上述工作联系笔录能够证明李×1、于×和案外人李×6、王×1之间有分家单，否则不会批两处宅基地，拆迁后的宅基地使用权是批给李×1的，签订拆迁协议时，李×3是神志清楚的；李×1、李×3、李×2、李×4、马×不认可上述工作联系笔录中有关已经分家和拆迁时李×3神志清醒的内容，称拆迁协议的对象是李×3，拆迁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也是李×3的，李×3患有脑梗塞，拆迁时神志不清。
另查，于×现为北京市××区××镇××村农业户口人员。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均认可19号院西院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系于×与李×1婚前所建，法院不持异议。于×主张，李×3、李×2曾主持为李×1及案外人李×6进行分家，并将西院北房5间、西厢房3间、锅炉房1间及院落分给其与李×1所有，但于×并未提交书面分家单，而大刘各庄村村委会亦未有分家单的备案，且根据孙×1、王×2的工作联系笔录以及离婚诉讼的开庭、问话笔录均不能证实李×3、李×2曾将原有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分给于×及李×1所有，故对于×提出以上房屋归李×1及于×共同所有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于×提出的其与李×1曾出资对原有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进行装修的主张，李×3、李×2、李×4、马×均不予认可装修的事实，而李×1虽承认装修的事实但称装修系其父母出资，五人的说法自相矛盾，故法院认定于×与李×1在婚姻存续期间确对原有房屋进行装修，现因房屋已经被拆迁，无法评估装修价值，故法院酌情确定李×3与李×2给付于×与李×1装修补偿10000元。
关于拆迁协议中被拆迁人的问题，法院认为在农村房屋中往往存在着几代人的财产混同，无论拆迁协议将李×1或李×3列为被拆迁人，并不代表被拆迁人是19号院西院所有房产的唯一产权人。关于李×3与李×2是否在李×1与李×6家轮流居住的问题，法院认为李×3及李×2是否在李×1或李×6家轮流居住并不能否定李×3及李×2在建房时出资的可能性，故于×提出因李×3及李×2在两家轮流居住而反证李×3及李×2在建设西院的新房时没有出资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19号院西院中除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外的其他房屋，于×主张均由其与李×1出资建设，但根据法院调取的2006年至2009年1月期间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在2006年、2007年、2008年期间并未有大量、频繁的银行支取记录，与于×所述不符。对李×3及李×2主张其余房屋均是由其二人出资，出资中包含向李×4所借5万元的主张，亦未向法院提交充足证据，故法院认定李×1、于×、李×3、李×2对19号院西院内除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外其他房屋的建设均有贡献。
关于李×4、马×主张2006年建设房屋时，李×3、李×2曾向其借款5万元用于房屋建设，法院认为借贷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且借贷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出资行为，故李×4、马×可在本案外另行向李×3、李×2主张返还借款。
关于于×提交的其与李×1签订的字据，法院认为该字据虽系李×1与于×所签，但其实质系以财产分割为条件作出的限制离婚自由的约定，因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法院认定该字据为无效协议，该协议约定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19号院西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中是否有于×和李×1份额的问题，法院认为，1993年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政府为李×3登记并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于×虽未与李×1登记结婚，但至拆迁时，于×和李×1已实际在19号院西院居住生活并在该院内建有房屋，故19号院西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应当有于×和李×1的份额，具体计算数额为86719元［（52.14㎡＋113.76㎡＋44㎡＋21.25㎡）÷2÷400.84㎡＊300762元］。综上，于×和李×1应分得的拆迁款数额为328453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9529元＋44540元＋17929元＋8100元）÷2＋附属物价（52.14㎡＋113.76㎡＋44㎡＋21.25㎡）÷2÷400.84㎡＊223072元＋拆迁补助款244732元÷2＋宅基地区位补偿价86719元＋装修补偿款10000元}。
关于北京现代小轿车购车实际花费，于×主张花费90500元，李×1主张花费100000元，法院认为李×1主张的100000元中90500元构成自认，但超出于×主张的部分李×1未提交证据，故法院认定车辆实际花费为90500元。现双方均认可车辆及建造二层楼房资金均出自拆迁款，且在购车、建房时全部拆迁款尚未分割，现李×3、李×2称购车时其并不知情，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购车款及建房款应当视为李×3夫妇及于×、李×1夫妇共同出资。故于×与李×1在购车与建房时应支出的资金总计为293250元［（购车款90500元＋建房款300000元＋新批宅基地区位补偿价196000元）÷2］。故李×1应另行支付于×17601.5元［（328453元-293250元）÷2］。
因北京现代小轿车登记在于×名下，故车辆判归于×所有为宜，现双方协商一致认定该车辆的现存价值为40000元，故于×应当给付李×1、李×3、李×2车辆折价款总计30000元。
因二层楼房所在宅基地尚未取得审批手续，故法院根据方便生活的原则判决二层楼房由李×3、李×2与李×1占有使用，并参考房屋建设款的数额由李×3、李×2、李×1共同支付于×补偿款75000元。对于二层楼房所在宅基地的出资，因宅基地尚未取得审批手续，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判决：一、北京现代小轿车（车牌号为京P7F6**）一辆归于×所有，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1、李×3、李×2车辆折价款共计三万元；二、李×1、李×3、李×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于×补偿款七万五千元；三、李×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于×一万七千六百零一元五角；四、驳回于×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于×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要求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为：第一，不同意给付李×1等人车辆折价款。第二，李×1和李×6存在分家的分家单，故诉争的二层楼房中应当由于×享有一处。李×1、李×3、李×2、李×4均同意原判，并答辩称：被拆迁的19号院属于李×3、李×2所有，被拆迁后置换的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新建的二层楼房均应属于李×3、李×2所有，且19号院中后来新建的房屋亦是由李×3、李×2出资，故不同意于×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政府为李×3登记并颁发兴013集建（93）字第14-19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上所登记的宅基地即位于××区××镇××村××街××条19号，截至被拆迁之前前述房屋不存在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变更情况。
本院审理中，再次向北京市××区××镇××村原党支部书记孙×1、原村委会治保主任王×2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二人称李×1、于×与李×3、李×2和案外人李×6、王×1已分过家并有分家单，但是村里没有书面记录。同时再次向北京市××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王×3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王×3称：新置换后的宅基地使用情况列表中载明的新批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李×1和李×6；该宅基地虽系该村集体土地，但没有使用权证，没有机构负责审批。李×1、李×3、李×2、李×4、马×对于本院前述的两份调查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于×则予以认可。另查：李×3、李×2与北京市××区××镇××村村民委员会因本案涉诉的宅基地归属情况存在争议，李×3、李×2长期以来主张19号院拆迁后的置换的两处宅基地均应属于李×3、李×2所有，与李×1和李×6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土地使用情况列表复印件、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复印件、机动车行驶证、字据、开庭笔录、派出所户籍信、集体土地使用证、北京兴达信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证明、证明信、批复、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对于诉争财产的分割是否适当。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李×6和李×1于1994年分家，经济上独立生活。关于李×1和李×6的分家生活能否认定为19号院的产权亦被平均分给李×1和李×6所有的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北京市××区××镇××村原党支部书记孙×1、原村委会治保主任王×2、现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王×3的陈述与北京市大兴区××镇人民政府农建科科长的陈述矛盾，考虑到19号院被拆迁之前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系李×3，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李×1和于×通过分家的方式取得了19号院西院房屋的产权。进而，鉴于19号院西院被拆迁后置换的宅基地权属未经相关审批登记部门确认，本院对于在该宅基地上建设的二层楼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宜直接处理，相关权利人可以另行解决争议。关于19号院西院拆迁补偿款的分割问题。1993年北京市大兴县人民政府为李×3登记并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于×虽未与李×1登记结婚，但至拆迁时，于×和李×1已实际在19号院西院居住生活并在该院内建有房屋，故19号院西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应当有于×和李×1的份额。此外，19号院西院中除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外的其他房屋，系在于×、李×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彼时二人均与李×3、李×2共同生活，故依据现有证据宜认定李×1、于×、李×3、李×2对19号院西院内除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锅炉房1间外其他房屋的建设均有贡献。据此，前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亦应由李×1、于×、李×3、李×2共同享有。而依据李×1、于×、李×3、李×2的陈述，双方均认可涉诉车辆及涉诉二层楼房的建造资金均出自拆迁款，且在购车、建房时全部拆迁款尚未分割，故购车款及建房款应当视为李×3夫妇及于×、李×1夫妇共同出资。因涉诉车辆登记在于×名下，故原判将涉诉车辆判归于×所有，并由于×给付李×1等人折价款并无不当。鉴于双方协商一致认定涉诉车辆的现存价值为40000元，原判综合考虑涉诉车辆购买时的价格，酌定由于×给付李×1、李×3、李×2车辆折价款30000元，并无不妥。另，鉴于涉诉车辆及涉诉二层楼房的建造资金均出自拆迁款，而涉诉车辆已经分割完毕，涉诉二层楼房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故在分割相关拆迁补偿款时，应当将涉诉车辆及涉诉二层楼房的建造资金予以扣除。关于拆迁补偿款的数额问题，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系在房屋拆迁价格补偿通知单之后签订，故本院依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的内容确认应当分割的拆迁补偿款数额为733008元。在扣除于×、李×1自认的涉诉车辆购车款90500元和涉诉二层楼房的建造价格30万元后，余款在于×、李×1、李×3、李×2之间予以分割；考虑到于×与李×1离婚后并未实际占有使用涉诉的二层楼房，故在实际分割时对于×酌情多分，由于×享有剩余拆迁补偿款的二分之一，由李×1、李×3、李×2享有剩余拆迁补偿款的二分之一。综上，原判对于拆迁补偿款的分割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另，原判对于相关房屋装修补偿款的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由李×1、李×3、李×2共同给付于×为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048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0485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三、李×1、李×3、李×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于×拆迁补偿款十七万一千二百五十四元。
四、李×1、李×3、李×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于×装修补偿款五千元。
五、驳回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于×负担5350元（已交纳），由李×3、李×2、李×1连带负担53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于×负担3125元（已交纳），由李×3、李×2、李×1连带负担31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楠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代理审判员 江慕南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