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5）浙金执裁字第1号
申请人（被执行人）：浙江博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明招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方根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丽珍，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郭妙玲，浙江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上海神超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高技路176号A幢三楼。
法定代表人：叶根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映，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焦健，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神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神超公司”）与浙江博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博特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因浙江博特公司不履行，上海神超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浙江博特公司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的申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公开听证，上海神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焦健，浙江博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丽珍、郭妙玲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浙江博特公司提起不予执行申请称：一、根据民事诉讼法237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本案是由于追偿权的纠纷引起，三方在担保借款协议里没有约定追偿的内容、事项和形式，在本案中真正的借款人是上海神超公司，因此不存在追偿。上海神超公司和上海永商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永商公司”）的代偿协议中，双方另行约定解决追偿权纠纷的方式向法院起诉。二、上海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根据《担保借款协议》约定，发生争议由“上海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不存在，且在上海市范围内有二个仲裁委员会，一个是上海仲裁委员会，一个是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故该约定是为“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仲裁，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约定有效；该地有二个以上仲裁机构，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机构，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协议无效。三、上海仲裁委员会违反了法定程序。浙江博特公司仲裁期间向仲裁庭申请调取1500万元编号为20638922（00100041）承兑汇票的背书入帐以及款项转帐的证据，仲裁庭同意申请，但之后没有调取。该证据事关重要，影响本案的公正裁决。四、上海神超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上海神超在申请仲裁时仅提交了承兑汇票的正面复印件，但隐瞒了该汇票背面的记载情况，仲裁庭也没有调取证据，致使这1500万元钱去向不明，裁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影响了公正裁决。五、本案系虚假诉讼、虚假仲裁。2013年3月20日上海永商公司向浙江博特公司发出了利息支付通知函，载明：“请合同约定日期内将上述金额支付我司银行帐户，帐户名称：永康市神超设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银行的名称：建行浙江省永康市支行，帐号：33×××04”，加盖的公章是上海永商公司。可看出还给上海永商公司的钱是打入永康市神超设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而上海神超公司又说永康市神超设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他的，那说明上海永商公司的钱转了一圈打给了上海神超公司，这1500万元的借款是虚假的。六、申请人已向武义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神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根培归还欠款1500万元，申请人认为在此案未审结前不宜执行申请人的财产。综上请求本院不予执行（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
上海神超公司辩称：一、合同约定发生争议由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我方认为不仅是借款，追偿纠纷也是属于可仲裁的范围。二、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对仲裁机构的约定，而非对仲裁地点的约定，浙江博特公司将“上海市仲裁委员会”解释为仲裁地点在上海不符合该条款的文义解释。合同约定的“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与“上海仲裁委员会”仅一字之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因此上海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三、根据裁决书第七页，上海仲裁委曾向建行永康支行出具公函，要求银行协助博特公司调取相关资料，但至裁决作出之日，浙江博特公司也未提交这一材料，上海仲裁委员会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四、上海永商公司已向浙江博特公司履行了借款义务，之后浙江博特公司向上海神超公司背书的行为是其处置资产的权利。仲裁庭已审查了汇票、上海神超、浙江神超和永康神超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方并未隐瞒相关证据。对于浙江博特公司主张其未实际收取借款，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归还728万元借款，仲裁庭认定该主张既不符合相关事实亦明显有悖常理，不予采信。五、浙江博特公司起诉叶根培要求归还1500万元借款不构成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合法依据，且叶根培和上海神超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浙江博特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4日，上海永商公司、浙江博特公司、上海神超公司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上海永商公司提供浙江博特公司贷款1500万元，借款月利率3%，借款期限3个月，上海神超公司为浙江博特公司进行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及律师费等费用，上海神超公司对浙江博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第八条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三方同意由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1月26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书，认定2013年1月29日，建设银行上海大连路支行经上海永商公司申请出具了一张编号为20638922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票面记载收款人为浙江博特公司，出票金额1500万元。浙江博特公司确认收到该银行汇票并于收到当日背书至永康市神超模具设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6月9日至2013年11月8日期间，浙江博特公司共分若干次向上海永商公司归还借款合计728万元。仲裁庭裁决：一、浙江博特公司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神超公司支付代为偿还的借款本金772万元。二、浙江博特公司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神超公司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7日起计算至浙江博特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对上海神超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四、仲裁费100873元（已由上海神超公司预缴），由上海神超公司承担20174.6元，由浙江博特公司承担80698.4元。浙江博特公司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神超公司支付80698.4元。
另查明，（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书第7页载明：浙江博特公司请求仲裁庭调取上海永商公司开具给浙江博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入账及款项转账的证据。仲裁庭同意并出具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调取材料的公函》，请求相关银行协助浙江博特公司调取上述材料。截止裁决作出之日止，浙江博特公司未提交任何调取的证据材料。2015年1月26日，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浙江博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根红调查并制作笔录一份，笔录记载执行法官询问方根红：浙江博特公司与上海神超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事实是否存在？方根红回答：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向上海永康商会借了1500万，之后已归还700多万，剩下800多万的本息。
本院认为，涉案《担保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三方同意由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仲裁条款对仲裁机构的名称表述不准确，但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的情形，故该仲裁条款有效，上海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担保借款合同》系上海永商公司、浙江博特公司、上海神超公司三方订立，其中仲裁条款约定“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属于概括约定仲裁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三方当事人凡因执行该合同所发生的争议，上海仲裁委员会均有管辖权。上海神超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浙江博特公司追偿，因追偿产生的纠纷亦为仲裁事项。故申请人认为上海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及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申请人浙江博特公司向仲裁庭申请调取关于汇票背书、转账等证据，仲裁庭同意并出具调取材料的公函，其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认为上海神超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以及本案系虚假诉讼、虚假仲裁，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浙江博特公司起诉叶根培要求归还1500万元借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综上，本案仲裁程序合法，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浙江博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不予执行上海仲裁委员会（2014）沪仲案字第0222号裁决的申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郭召军
审 判 员 汪岳安
审 判 员 高丽霞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吴旭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