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8民终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希理，男，汉族，1962年7月1日出生，住荆门市掇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学，湖北兴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庭玉，男，汉族，1956年9月10日出生，住荆门市掇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荆门市掇刀区白庙街办江山村四组（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4798794478Q。
法定代表人：李鑫，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鑫，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
上诉人王希理因与被上诉人易庭玉、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能源公司）、李鑫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2民初2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希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学、王峰，被上诉人易庭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鑫星能源公司及李鑫，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此次庭审中，王希理补充提交了新证据，为此，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至荆门市看守所，将证据交由李鑫质证。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希理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易庭玉的诉讼请求；2、判令易庭玉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李鑫为易庭玉代持股权错误。1、一审时易庭玉当庭认可其提交的与李鑫签订的入股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并非2011年4月2日。2、李鑫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声明中陈述，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包括易庭玉在内的八人出资拟设立鑫星科技公司，因该名称被他人注册，易庭玉等八人的出资转入鑫星能源公司。一审证人李某当庭陈述，2010年筹备注册鑫星科技公司，因名称被他人注册所以未能注册成功，收到的资金转入鑫星能源公司。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易庭玉在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时直接向该公司出资，并委托李鑫代持。一审法院该项认定直接改变了李鑫、李某及易庭玉对其亲历事实的陈述。3、一审法院认定该100万元用于了鑫星能源公司增资，但另一案件的当事人李琴陈述，2010年12月1日增资资金来源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垫资。4、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1日即裁定拍卖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但直至2017年8月易庭玉才提出执行异议，如确由李鑫代持股，则李鑫应直接向一审法院说明代持股的情况，而非待挂网拍卖股权时才由易庭玉提出执行异议。5、李鑫出具声明称其代易庭玉持有股权，及王希理知晓其代持股权，均不属实。本案诉讼是李鑫策划的虚假案件，其目的即在于阻挠人民法院执行其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股权。
易庭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李鑫代易庭玉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正确。1、易庭玉一审提交的收据和转账凭证，可证明其已完成出资，收款人李某、李鑫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2、王希理不是善意第三人。王希理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在其进入公司之前，李鑫已向其明确告知代他人持有股权的事实，此时王希理仍愿意入股鑫星能源公司，应视为其对李鑫代持股的认可。3、由李鑫代持股的部分人员在鑫星能源公司任职，其中徐刚、易庭玉系公司监事，作为公司管理层多次参加公司会议，在会议上也提及李鑫代持股的事实，一审时易庭玉提交的会议记录及证人证言均可证明。
李鑫及鑫星能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易庭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股份中有100万元系为易庭玉代持股份，对王希理的执行申请不予执行；2.请求判令鑫星能源公司将易庭玉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
一审法院认定：鑫星能源公司于2007年4月27日注册成立，原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李鑫出资30万元（占股60%），王金荣出资20万元（占股40%）。2010年12月1日，鑫星能源公司申请增资到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李鑫、李某，其中李鑫出资800万元（占股80%），李某出资200万元（占股20%）。2012年5月9日，工商部门核准鑫星能源公司变更投资人和股权，变更后李鑫出资600万元（占股60%），任执行董事，王希理出资400万元（占股40%），任总经理。
2010年11月22日，易庭玉向李鑫转款25万元，委托易新敏向李鑫汇款75万元。鑫星能源公司向易庭玉出具一张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的收据，记载“今收到易庭玉股金壹佰万元整（李鑫收）”，并加盖鑫星能源公司公章。李鑫（甲方）与易庭玉（乙方）于2017年8月补签一份入股协议，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协议内容为：“……二、甲方作为乙方代理人，将乙方所出资金入股鑫星能源公司，股份所获收益按投资比例11.1%分得收益。三、股权比例收益为11.1%，即甲方在该公司持有股份为60%。（乙方应在甲方的该公司股权份额分配）。四、乙方出资100万元入股鑫星能源公司，入股金额以公司收据金额为准。……”
一审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希理与被执行人李鑫合伙纠纷一案时，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李鑫在鑫星能源公司60%的股权份额；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六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股权份额予以拍卖。易庭玉以其系李鑫名下隐名股东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上述股权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鄂0802执异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驳回易庭玉的异议请求。易庭玉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李鑫是否为易庭玉在鑫星能源公司代持股权；二、若李鑫代持易庭玉股权，王希理对此是否知情；三、易庭玉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是否有依据；四、易庭玉请求鑫星能源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及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
本案因王希理申请执行诉争股权，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股东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须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统一的，但也存在例外情形，例如登记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此时即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隐名投资的股权归属应以实际出资为依据，即实际出资具有推翻形式登记的内部效力。从公司股东的外部债权人来看，由于股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不得以其实际出资对抗名义股东外部善意的债权人。本案处理的关键即在于易庭玉是否具有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以及易庭玉能否以其享有诉争股权的出资人权益对抗名义持股人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的执行行为。
关于李鑫是否为易庭玉在鑫星能源公司代持股权的问题。易庭玉和李鑫均主张双方存在代持股权合同关系。易庭玉提交了转款凭证、收据、入股协议予以证明。本案已经认定转款凭证和收据可以证明鑫星能源公司收到了易庭玉的100万元转款，入股协议虽然是易庭玉与李鑫在2017年8月补签，但转款行为正好发生在鑫星能源公司增资前夕，且完成增资后的2010年12月30日，鑫星能源公司即向易庭玉出具了记载有“股金”字样的收据，按照常理推断，李鑫应将易庭玉的转款用于增资鑫星能源公司，且鑫星能源公司认可易庭玉转款为入股股金，因此，易庭玉的转款可以认定为对鑫星能源公司的出资。易庭玉的出资未记载于鑫星能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系对鑫星能源公司的隐形出资。同时，结合三份会议记录来看，2013年8月13日的《关于王总要求退出公司股份讨论会议记录》显示，易庭玉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同时李鑫发言“先请两位监事易总和徐总看一下王总草拟的《退出公司股份说明》”，王希理发言“把大家请来参会，因为大家都是股东”；2014年2月22日的《工作协调会议纪要》记载“参加人员股东易庭玉”，可以认定易庭玉一直以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兼监事身份在参加公司管理，即易庭玉具有实质上的股东身份，且其他股东均认可易庭玉的股东身份。据此，可以认定李鑫在收取易庭玉100万元时，易庭玉具有出资入股鑫星能源公司的意思表示，李鑫收款后投入鑫星能源公司，由鑫星能源公司出具收据，视为鑫星能源公司和李鑫同意易庭玉入股，李鑫与易庭玉补签的入股协议应视为双方对代持股合同权利义务的追认。综上，李鑫与易庭玉之间存在代持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易庭玉已依据该合同履行了出资义务，理应享有投资人的相关权利。故对于易庭玉要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中有10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易庭玉代持股权的诉请予以支持。
关于王希理对李鑫代持易庭玉股权的事实是否知晓的问题。从易庭玉以股东身份参加的两次会议记录看，王希理也参加了这两次会议，显然，王希理是明知并认可易庭玉是鑫星能源公司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身份的，并且易庭玉一直以监事身份在参与鑫星能源公司管理经营。因此，可确认王希理对李鑫代持易庭玉股权的事实是知情的。
关于易庭玉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属其所有的该部分股权是否有依据的问题。易庭玉主张，王希理对于李鑫代持其股权，以及易庭玉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明知，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易庭玉有权以实际出资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股权的执行行为。股权代持协议系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关于出资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外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此处的“外部债权人”应为善意债权人，即债权人对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权行为不知情，只有如此，外部债权人对于股权公示信息的信赖才是合理的。本案而言，对于诉争的100万元出资对应的鑫星能源公司股权，李鑫是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易庭玉为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入股协议属于显名股东李鑫与隐名股东易庭玉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该协议在李鑫和易庭玉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王希理系显名股东李鑫的债权人，其与李鑫同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对于易庭玉系实际出资人以及李鑫持有的股权中包含代持的易庭玉部分股权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即王希理对于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的信息是有充分认识的，故王希理不属于善意的债权人，进而，易庭玉可以以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本案诉争部分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因此，对于易庭玉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份的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易庭玉请求鑫星能源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该条所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应指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登记股东。本案中，鑫星能源公司登记股东为李鑫和王希理，因李鑫代持易庭玉股权，其不能行使对该事项的表决权，王希理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易庭玉登记为股东和确定出资额，故易庭玉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易庭玉与李鑫之间的入股协议有效，易庭玉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中有10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易庭玉代持股权，并不得执行该部分股权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易庭玉要求鑫星能源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鑫持有的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中有10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系为易庭玉代持股权；二、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易庭玉享有出资权益的10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三、驳回易庭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00元，由易庭玉负担100元，王希理负担13800元。
二审中，双方争议的事实问题为：李鑫是否代易庭玉持有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
易庭玉主张由李鑫代其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一审其提交入股协议、收据、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并称李鑫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声明”也可证明。
王希理认为一审时易庭玉已认可入股协议系于2017年才签订，因此不能证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时易庭玉向该公司出资100万元。证人李某、周某与李鑫有利害关系，同时其证言不真实。
二审中，王希理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4年11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
证据二、2017年3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
证据三、一线员工绩效考核办法一份；
证据四、工作协调会议纪要一份。
以上证据拟证明鑫星能源公司仅有李鑫和王希理两名股东。
易庭玉质证认为，1、前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四属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2、鑫星能源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确实只有李鑫和王希理，但是易庭玉参加过鑫星能源公司的股东会议，王希理在会议上也认可易庭玉为鑫星能源公司的股东。
李鑫及鑫星能源公司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理由为：上述证据仅涉及公司经营管理而不涉及股权归属。王希理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其进入公司时即已知晓李鑫代他人持有股权的事实，只是不知道具体人数。王希理曾向李鑫提及将隐名股东的股份均归置李鑫名下，由李鑫与隐名股东作权益分配，待公司效益好转再将股份收回由李鑫自己持有。
对该项争议，本院认为，一审时易庭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2010年11月22日易庭玉向李鑫转账25万元、易新敏向李鑫转账75万元，因（1）王希理对易庭玉与易新敏系父子关系无异议；（2）易新敏明确表示其代父易庭玉向李鑫汇款。故可确认于2010年11月22日，易庭玉向李鑫汇款100万元。结合鑫星能源公司于2010年12月1日完成增资验资及易庭玉一审提交的收据，应可认定易庭玉向李鑫汇款100万元系用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时的出资。
至于2017年李鑫与易庭玉补签入股协议一事，易庭玉解释称其一直认为由李鑫代持股的总投资为1000万元，其出资100万元占比10%，后来其通过鑫星能源公司内部文件发现李鑫代持股的总投资额仅900万元，按此计算易庭玉占比将上升至11%，其遂与李鑫补签入股协议。
鉴于，（1）易庭玉提交的收据明确记载其向李鑫汇款100万元系向鑫星能源公司交纳股金，汇款后鑫星能源公司确实实施了增资扩股；（2）易庭玉对补签入股协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其解释并无不合理之处；（3）二审王希理认可易庭玉并非鑫星能源公司工作人员却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期间从未自公司取酬，这一事实也印证了易庭玉陈述的其基于隐名股东身份在鑫星能源公司担任监事的真实性。（4）入股协议约定李鑫代理易庭玉将易庭玉所出资金入股鑫星能源公司，而鑫星能源公司登记的股东仅李鑫、王希理二人。因此，可认定易庭玉所主张其在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时对该公司出资，并由李鑫代其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事实成立。
对于王希理就代持股事实所提出的其他异议，（1）对于易庭玉等八人拟出资设立鑫星科技公司但最终出资用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的问题，由李某经手向八人中的部分人出具的收据记载收款单位为鑫星科技公司，收款事由为股金，据此，李鑫及李某所称最初拟设立鑫星科技公司应属实。但因其后李鑫未注册成立鑫星科技公司，而是由其经手实施了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且其收取的易庭玉等人的款项亦未退回，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采纳易庭玉、李鑫的陈述，认定出资用于了鑫星能源公司增资，并无不当。（2）对于鑫星能源公司2010年12月1日增资扩股验资的资金来源，李鑫陈述，当时确有部分资金是向他人借贷所得，验资完成后，其亲戚朋友筹集入股资金交给李鑫，李鑫再将款项还给垫资人。因李鑫陈述仅有部分款项系向他人借贷，且易庭玉实际通过银行向李某汇款100万元的行为发生在验资前，故可确认一审时李琴所述验资资金向他人借贷应属实但并不准确，李鑫向他人借贷部分资金用于验资不能否定易庭玉向鑫星能源公司出资的事实。
对于王希理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因（1）据现有证据，已可认定李鑫代易庭玉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2）从易庭玉非为鑫星能源公司工作人员但担任该公司监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公司从未向其支付报酬的事实推论，王希理对易庭玉系李鑫名下的隐名股东应知情。据此，王希理补充提交的上述鑫星能源公司管理资料不能否定代持股事实的存在，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执行异议之诉系基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即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执行行为是否妨害其实体权益发生争议。就本案而言，争议焦点为；易庭玉是否享有登记在李鑫名下出资100万元对应的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若是，易庭玉享有的实际权利可否排除执行。
就易庭玉是否享有李鑫名下股份的实际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委托持股合同，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合同有效，双方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的，应当支持实际出资人关于投资权益的主张。由此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投资权益归属时，实质要件是重要的判断标准，而这里的实质要件是指出资协议以及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
本案中，鑫星能源公司拟增资扩股时，易庭玉与李鑫达成了入股协议。双方约定，李鑫代理易庭玉将其出资100万元入股鑫星能源公司，股份所获收益由易庭玉所得，双方并于2017年补签了书面入股协议。该入股协议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鉴于双方对投资权益归属有明确之约定，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之规定，故以李鑫名义对鑫星能源公司出资100万元取得的股份之投资权益（实际权利），应归易庭玉享有。
至于易庭玉享有的收益给付请求权，是否能对抗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王希理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不论易庭玉是否为鑫星能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公司没有将其姓名及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之前，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本案可以继续采取执行措施。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系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于具体法条中的体现。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
从立法目的看，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系对股权交易或处分中的相对方，因信赖股权登记而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行为予以保护。此时，所以牺牲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是因为第三人因合理信赖股权登记而相信登记股东有相应的处分权，从而与之交易，在第三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其信赖及交易安全更值得保护。可见，此举旨在维护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如果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理解为任意人，一个明显的后果将是一方面确认登记股东以外的某人享有对特定股份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将该股份作为登记股东的财产予以执行。如此，显然存在财产权保护的冲突。
本案中，王希理申请执行的是其与李鑫之间因合伙关系而形成的债权，王希理并没有与李鑫就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从事民事交易，其仅仅因为合伙纠纷寻查李鑫的财产还债，王希理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李鑫的鑫星能源公司股东身份无涉，本案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亦无可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因此，王希理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王希理的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易庭玉的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易庭玉出资100万元对应的股权，并无不当。
综上，王希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00元，由王希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俊
审 判 员 马晶晶
审 判 员 王小云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法官助理 王 冉
书 记 员 肖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