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2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保鹤。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伯丽。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响文，上海曾鑑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庆伦。
委托代理人黄燕华，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宝骥国际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伯丽。
委托代理人丁文佳，上海启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因与被上诉人曹庆伦、原审被告上海宝骥国际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响文，被上诉人曹庆伦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燕华，原审被告宝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伯丽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文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宝骥公司设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记载的股东为曹庆伦、张保鹤等八人，其中曹庆伦出资60万元（占20%股权），张保鹤出资30万元（占10%股权）。
2009年，宝骥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出资状况变更为：朱伯丽出资240万元（占80%股权），曹庆伦出资60万元（占20%股权）。
张保鹤及朱伯丽表示，2009年5月，张保鹤与朱伯丽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张保鹤将其所持的10%股权出让给朱伯丽，且已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之后，朱伯丽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也想将股权退还给张保鹤，张保鹤也予以同意，只是双方一直未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曹庆伦和朱伯丽都认可张保鹤持有宝骥公司10%的股权。
2010年5月8日，曹庆伦与朱伯丽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一份，决议同意曹庆伦将其所持有的18%股权以10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保鹤，宝骥公司股东及出资情况变更为朱伯丽出资240万元（占80%股权），张保鹤出资54万元（占18%股权），曹庆伦出资6万元（占2%股权）。同日，曹庆伦与张保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以下简称“5月8日协议”），约定曹庆伦将其所持有的18%股权以10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保鹤。同日，宝骥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出资状况变更为：朱伯丽出资240万元（占80%股权），张保鹤出资54万元（占18%股权），曹庆伦出资6万元（占2%股权）。
2010年5月10日，曹庆伦与张保鹤及朱伯丽共同签订一份“宝骥公司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5月10日协议”），该协议约定：本协议系5月8日协议的补充协议；上次张保鹤转让给朱伯丽股份的协议，因2009年5月的股份转让没有实际进行，故仍不进行转让，以该股份对曹庆伦向宝骥公司及朱伯丽的借款进行担保（第1条）；本次曹庆伦转让给张保鹤股份的协议亦不进行实际转让，只是出于对曹庆伦利益及其对宝骥公司经营环境的保护而采取的法律措施，故转让价格对曹庆伦及张保鹤没有实际意义，股份所有权及收益权仍归曹庆伦所有（第2条）；曹庆伦此前向宝骥公司及朱伯丽的借款及其利息，由曹庆伦的股份收益作担保进行偿还，在还清之前，其中10%在张保鹤处作为抵押（第3条）；5月8日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时，三方再依照本协议作恢复性登记（第5条）。
原审庭审中，张保鹤及朱伯丽述称：曹庆伦拟向朱伯丽借款，朱伯丽要求张保鹤做担保，张保鹤同意将其名下10%的股权作担保，5月10日协议第1条对此也进行了确认。为此朱伯丽一直未将属于张保鹤的10%股权恢复登记至张保鹤名下。此外，5月10日协议第5条中约定的“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时”即指曹庆伦清偿完毕结欠宝骥公司和朱伯丽的借款之时。曹庆伦则称：5月10日协议第5条中提到的“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时”是指曹庆伦以股权收益还清所有结欠朱伯丽和宝骥公司的债务以后，10%股权收益的担保结束，恢复该10%股权的工商登记，另外的8%股权曹庆伦可以随时要求恢复登记。
原审庭审中，张保鹤及朱伯丽确认5月8日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
原审庭审中，宝骥公司提交了曹庆伦作为借款人于2009年5月7日出具的借条以及同日曹庆伦与张保鹤、朱伯丽共同签订的协议各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传伟处转给宝骥公司的借款50万元，年利息为12%，以曹庆伦在宝骥公司的股份收益作抵押。此借条与原始三张借条共同存放在财务，原三张借条失效。协议内容为：三份借条至2009年5月7日本金及利息已达50万元，由宝骥公司向王印生出具借据，作为宝骥公司的借款，同时曹庆伦向宝骥公司出具借款借条，作为曹庆伦的借款。具体内容见曹庆伦向宝骥公司出具的借条。曹庆伦对前述借条及协议均无异议，并确认前述结欠宝骥公司的50万元借款目前尚未归还。但表示借条写明的是以股份收益作抵押而非股份作抵押。此外，曹庆伦确认目前法院已生效的判决确认的曹庆伦向朱伯丽的借款金额为55万元，亦尚未归还。
曹庆伦认为，其之所以将其名下的宝骥公司18%股权划转至张保鹤名下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而是因为曹庆伦对朱伯丽和宝骥公司有未还借款，欲以股权收益作为担保；另一原因是曹庆伦当初想在离婚诉讼中隐匿财产。如今考虑到宝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与股东实际持股不一致会存在问题，以及认为多年来涉案股权的收益已足以偿还借款，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登记在张保鹤名下的宝骥公司18%的股权归曹庆伦所有；2、宝骥公司应办理前述工商变更的登记，张保鹤、朱伯丽应予以配合。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宝骥公司负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10年5月8日，曹庆伦与张保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庆伦将其所持宝骥公司18%的股权以10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保鹤；2010年5月10日，曹庆伦又与张保鹤、朱伯丽签订补充协议，作为5月8日协议的补充。该协议约定如5月8日协议与5月10日协议有冲突的地方，以5月10日协议为准。故根据5月10日协议约定，出于对曹庆伦利益以及对宝骥公司经营环境的保护，曹庆伦转让给张保鹤股权的协议（即5月8日协议）不进行实际转让，股份所有权及收益权仍归曹庆伦所有。原审庭审中，张保鹤也确认曹庆伦所持宝骥公司18%的股权并非实质转让，约定的转让款也未支付，故曹庆伦关于目前记载于张保鹤名下的宝骥公司18%的股权实为曹庆伦所有的说法应予采信，曹庆伦要求确认前述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宝骥公司应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张保鹤、朱伯丽应予配合。对于宝骥公司关于曹庆伦目前无权要求恢复登记的抗辩，由于5月10日协议约定的“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时”的含义并不明确，结合前后文无法得出是曹庆伦清偿完毕所欠朱伯丽及宝骥公司借款的意思，而隐匿曹庆伦的个人财产才更符合系争股权被登记于张保鹤名下的真实目的，故为了保护曹庆伦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曹庆伦的真实股权状况应在工商部门予以登记，故对宝骥公司的抗辩难以采纳。至于朱伯丽及宝骥公司对曹庆伦所享有的合法债权，朱伯丽及宝骥公司可依法依约向曹庆伦进行主张。此外，关于诉讼费的负担问题，虽然曹庆伦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但系争纠纷是因曹庆伦而起，曹庆伦对系争股权的登记状态与实际权属不符负有主要责任，为公平起见，本案一审诉讼费由曹庆伦负担较为合理。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张保鹤所持有的宝骥公司18%的股权为曹庆伦所有；二、宝骥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将原记载于张保鹤名下的18%的股权变更记载于曹庆伦名下，张保鹤、朱伯丽应予配合。一审案件诉讼费9，200元，减半收取为4，600元，由曹庆伦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由于曹庆伦向朱伯丽及宝骥公司分别借有大额款项，为了担保还款，经各方协商，曹庆伦同意并将其名下的18%公司股权登记在了张保鹤名下。且各方亦协商一致，需在曹庆伦还清全额款项后，才予以恢复登记。由于目前曹庆伦仍结欠朱伯丽和宝骥公司款项，故不应即时恢复股权登记；2、5月10日协议中虽有“以股份收益作担保”的字样，但基于宝骥公司多年亏损，不存在收益。同时，如仅以收益作担保也无需将股权进行变更登记，故从曹庆伦自愿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张保鹤名下的行为可以看出各方真实意思即以曹庆伦的股权作为还款的抵押担保；3、曹庆伦所谓的为了离婚诉讼而隐匿财产等无事实依据。故认为原审法院不应违背当事人各方的真实约定，在曹庆伦尚未还清欠款的情况下即判令各方立即办理股权的恢复登记。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不予支持曹庆伦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曹庆伦辩称：曹庆伦是以股权收益作为还款的抵押担保，并不是以股权来抵押。且这几年的股权收益也足以还清借款了。故曹庆伦随时可以要求恢复股权登记，宝骥公司、张保鹤、朱伯丽均应予以配合。故认为原审判决无误，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宝骥公司同意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曹庆伦认可截至目前其仍结欠宝骥公司和朱伯丽款项。此外，曹庆伦表示其没有其他的债权人。
本案争议焦点：曹庆伦要求将属于其所有但登记于张保鹤名下的18%宝骥公司股权即时全部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的条件是否成就。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目前登记在张保鹤名下的18%宝骥公司股权的权属并无争议，均认可应归曹庆伦所有。主要争议在于此18%股权能否即时恢复登记至曹庆伦名下。对此，张保鹤、朱伯丽及宝骥公司认为：当初由于曹庆伦向朱伯丽及宝骥公司借有大额款项，为了对今后的还款进行担保，宝骥公司及朱伯丽要求曹庆伦将其所持18%公司股权登记至张保鹤名下，并明确约定要在曹庆伦还清借款后才予以恢复登记。鉴于目前曹庆伦并未还清对宝骥公司和朱伯丽的借款，故不应即时恢复登记。曹庆伦则认为：其仅提供股权收益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并非股权。当初将该部分股权登记在张保鹤名下也仅仅是为了方便朱伯丽等人提取股权收益冲抵借款。且多年来，涉案股权的收益应该足以偿还借款，故其现有权要求将涉案股权恢复登记至其名下。
对此，本院认为，5月10日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曹庆伦）在此之前向宝骥公司和甲方朱伯丽的借款及其利息，由乙方的股权收益作担保进行偿还。在还清之前，其中一股10%在丙方张保鹤手中作为抵押”；“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的时候，三方再依照本协议作恢复性变更”。前述协议内容明确反映了签约各方关于以曹庆伦的10%宝骥公司股权作为其向朱伯丽、宝骥公司借款的抵押担保，且在曹庆伦还清全部款项之前，该10%股权登记于张保鹤名下的状态维持不变的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约定明确、表述清晰、并不致让人产生理解歧义，且该约定亦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应予尊重。同时，前述约定的真实含义亦可从原审中曹庆伦自己的陈述中得以反映。原审庭审中，曹庆伦称：“待经营环境和条件成熟”是指“等原告（曹庆伦）以股权收益还清所有结欠朱伯丽和被告（宝骥公司）的债务以后，10%股权收益的担保结束，恢复10%的股权登记”。由此可见，曹庆伦自认，只有在还清了全部借款后，方能将登记于张保鹤名下的属于其的10%的宝骥公司股权恢复登记。鉴于曹庆伦认可其目前仍结欠宝骥公司及朱伯丽款项未还清，故其要求宝骥公司、朱伯丽、张保鹤即时将18%股权全部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因条件尚未成就而不应获得支持。另鉴于5月10日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是“（借款及利息）还清之前，其中10%在张保鹤处作为抵押……”，而非18%全部作为抵押，同时又明确了“5月8日协议与本协议有冲突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故属于曹庆伦的18%宝骥公司的股权中，有8%可以即时恢复登记至其名下，而另10%恢复登记的条件尚未成就，不应即时恢复登记。此外，考虑到本案中股权的实际权属与登记状态不符的情形与代持股、隐名持股等现象类似，而代持股、隐名持股等现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故原审法院作出要求张保鹤即时将登记于其名下的18%宝骥公司股权全部恢复登记至曹庆伦名下以及要求朱伯丽、宝骥公司予以配合的判决有所不当，应予纠正。
曹庆伦另称，作为抵押担保的是股权收益而非股权，且多年来涉案股权的股权收益已足以偿还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5月10日协议的约定，股权收益系作为借款冲抵之用途，作为抵押担保的即为涉案股权本身，否则，曹庆伦当初根本无须将股权登记至张保鹤名下。且无论曹庆伦如何理解，均不影响协议中关于“在还清之前，其中一股10%在丙方张保鹤手中作为抵押”的约定。至于曹庆伦称股权收益已足以偿还借款一节，因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其自认的，截至目前其仍结欠宝骥公司和朱伯丽款项一节相矛盾，本院亦不予采信。
对于本案诉讼费的负担问题，本院同意原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即，因纠纷起因源于曹庆伦，曹庆伦对于涉案股权的登记状态与实际权属不符负有主要责任。故公平起见，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应由曹庆伦负担。
综上，曹庆伦在还清对宝骥公司及朱伯丽的欠款前无权要求张保鹤、朱伯丽、宝骥公司立即将登记于张保鹤名下的属于曹庆伦的18%股权全部恢复登记。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2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2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原审被告上海宝骥国际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原记载于上诉人张保鹤名下的8%股权变更记载于被上诉人曹庆伦名下，上诉人张保鹤、上诉人朱伯丽应予配合；
四、对被上诉人曹庆伦的其余原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00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4，600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00元，均由被上诉人曹庆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炜
代理审判员 李非易
代理审判员 杨怡鸣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