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顺民初字第2942号
原告郑×1，男，1976年5月30日出生。
被告郑×2，女，2002年11月27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李×（郑×2之母），1974年1月2日出生。
原告郑×1与被告郑×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本院审判员王纪建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1、被告郑×2之法定代理人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1诉称：郑×3与刘×共育有郑×4、郑×5、郑×6、郑×7四人。郑×4于2000年左右去世，郑×5于2005年去世，郑×7于2009年去世，郑×6健在。郑×7与孟×系夫妻关系，生育我与郑×8。郑×8与李×生育一女郑×2，郑×8与李×于2011年9月份离婚。郑×8于2014年1月去世。2013年12月20日，在郑×8患重病期间，我与郑×8协商还债事宜，双方初步起草了一份材料，材料记载：“一、前后院子前后随意卖一个，后院给孩子，前院卖掉还盖后院的钱，剩下的看病；二、村占地钱给李×照顾倩倩；三、参照与李×离婚协议进行财产分割。”该材料表述上存在诸多矛盾，只是一个草稿，我本人没有签字，没有标题，日期不明确。现该材料由被告持有并主张享有该院落及房屋所有权。
我不认可被告是该宅院及房屋的所有权人，理由是上述协议第一条表述“随意卖一个”，又称“后院给孩子，前院卖掉还盖后院的钱，剩下的看病”，表述存在矛盾，不能理解为赠与：一、“随意卖一个”，即有可能卖了后院，如此则不可能留给孩子；二、“给孩子”实际上是赠与给孩子，却没有提出孩子的具体名字，则有可能是郑×8的孩子，也有可能是我的孩子，而不能特指为郑×8的孩子；三、赠与是对自己所有权的处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事行为，必须有赠与人本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不能由他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代签。我们不能当然的推断“孩子”就是郑×8的孩子，郑×8就一定是要把房子赠与给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我的孩子。即使郑×8确定是准备把房子给自己的孩子，也需要我明确表示同意才行；四、前院怎么卖，价格如何确定，农村院落属于限制流转范围，不允许随意买卖，只能卖给本村符合购买条件的村民，本村村民是否有人购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想卖也不一定实现，如果不能出卖不能认为也赠与给了孩子；五、“前院卖掉还盖后院的钱，剩下的看病”，如果看完病还剩下钱，不能认为也赠与给孩子。
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认为该协议无效，即使认为是对孩子的赠与，现在院落及房屋还没有过户给孩子，我也有权撤销。另外，村占地钱属于郑×8与我共同继承的财产，我并未明确表示将该笔欠款赠与给郑×2，是郑×2私自到村委会领取的，因此我有权予以撤销。因此起诉，请求：一、撤销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村×号院内的房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集建（证）字第×号）对郑×2的赠与；二、撤销村占地钱对郑×2的赠与。
被告郑×2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家庭曾经于十几年前分家，郑×8去世前又和被告做过交代，诉争财产就是郑×2的，不属于赠与。
经审理查明：
郑×3与刘×共育有郑×4、郑×5、郑×6、郑×7四人。郑×4于2000年左右去世，郑×5于2005年11月去世，郑×7于2009年1月去世，郑×6现在世。郑×7与孟×系夫妻关系。郑×8、郑×1系二人之子。郑×8与李×生育子女一人即郑×2。郑×8与李×于2011年9月份离婚。郑×8于2014年1月份去世。
郑×1起诉郑×2（2014）顺民初字第11517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郑×1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分割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村×号院落内的房产；2.郑×2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郑×8看病所欠债务10000元；3.郑×1继承孟×占地收益1500元的二分之一，并获得自2014年11月1日起孟×每年占地总收益的二分之一；4.诉讼费由郑×2负担。
该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郑×7与孟×系夫妻关系。郑×8、郑×1系二人之子。孟×于2007年9月去世，郑×7于2009年1月去世。郑×8与李×共育有子女一人即郑×2。郑×8与李×于2011年9月份离婚。郑×8于2014年1月份去世。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集建（证）字第×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孟×（该土地使用证对应的为北京市顺义区×村×号宅院），经本院现场勘查情况为：宅院内现有北正房五间、西厢房三间、石棉瓦顶棚子两间、厕所一间、洗澡间一间，有东院墙，北正房和西厢房之间有一段西院墙，有南院墙，院落中另有两段南院墙，开南门出行。
郑×2称郑×1已经放弃了所有财产继承权，就此向法院提交了2013年12月20日郑×8签字同意的材料一份，该份材料记载：一、前后院子前后随意卖一个，后院给孩子，前院卖掉还盖后院的钱，剩下看病。二、村占地钱给李×照顾倩倩。三、参照与李×离婚协议进行财产分割。郑×1认可上述一至三项内容为其所书写，但其称写这份遗嘱时郑×8不知道他的病情，其当时同意上述三项内容也是出于对郑×8的安慰，现因前院没有卖掉，无法按照上述条款执行，故不同意按照上述条款内容进行财产分割。
郑×2还提交了2013年12月31日郑×1书写的承诺一份，称郑×1已经承诺放弃前院的继承权。该份承诺记载：本人郑×1承诺自愿放家中祖产前院的财产继承权，且售房款全部归郑×2所有。郑×1表示其确实写过上述承诺，但实际书写时间为2014年4、5月份，故意把时间写到2013年12月31日是为了要将日期写到郑×8死亡之前。郑×1与案外人杜×曾协商卖前院房一事，因郑×1长期不在×村居住，杜×怕以后找不到郑×1，故写了这份承诺以后可以直接找郑×2过户。但因后来房子没有卖成，郑×1就将此份承诺撕毁后扔到垃圾桶中，是李×将撕毁后的承诺重新拼凑，故不认可这份承诺。
该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诉宅院内北正房五间、西厢房三间及院墙、院门等建筑系孟×、郑×7共同建造，在二人死亡后应作为二人的遗产由继承人予以继承。因村占地给予孟×的占地收益，亦应作为孟×的遗产由继承人予以继承。郑×8死亡后，郑×8应继承的份额由郑×2继承。该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郑×1书写、郑×8签字的文件效力问题。原告郑×1认可2013年12月20日签有“郑×8、同意”字样的文件系由郑×1书写，虽然该份文件上没有郑×1本人签字同意，但郑×1明确表示在书写这份文件时，郑×1对该份文件上记载的内容均是认可的。故该份文件内容系郑×1、郑×8真实意思表示，应视为双方就涉诉宅院内房产及村占地收益处理达成的一致意见，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郑×1、郑×8已经对涉诉房产及占地收益作出分割，现又以达成该协议时系为了安慰郑×8且房产没有实际出售为由要求重新分割，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郑×1要求郑×2在继承郑×8遗产范围内清偿看病债务的诉讼请求，与该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郑×1可另行主张。该案一审判决驳回郑×1的诉讼请求。
经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郑×1对于顺义区×村×号、×1号两个院落（也称前、后院）内的房产和相关收益归属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看出，该案中有两个关键证据，一个是郑×1于2013年12月20日书写、郑×8签字的一份带有协议性质的文件（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另一个是由郑×1亲笔签字的一份承诺书。涉案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前后院子随意卖一个，后院给孩子……”据此，可以看出郑×8、郑×1兄弟二人对于涉案房屋及相关收益的处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不论郑×1书写上述涉案协议的动机如何，均不能否认上述协议的效力。同时，涉案承诺书还明确载明“郑×1自愿放弃家中祖产前院的继承权，售房款全部归郑×2所有”。对于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内容，概括而言，就是涉案协议明确约定“后院给孩子”，涉案承诺书具体记载“郑×1放弃前院继承权”。依据上述约定和记载，无论涉案前院是否出售，郑×1对于涉案前院和后院内的房屋及协议书中约定的其他收益均已丧失相应的继承和分割权利。现郑×8已经去世，郑×1却再以该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要求分割涉案房屋及相关收益，于法无据，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正确。该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审理中，双方表示所要提交的证据与（2014）顺民初字第11518号郑×1与郑×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及（2014）顺民初字第11517号郑×1与郑×2法定继承纠纷一致，没有新证据提交。原告主张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称的占地钱与（2014）顺民初字第11518号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所主张的占地收益为同一笔钱，只是所主张的时间段不同，本案所主张为今后的收益。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2014）顺民初字第11517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4070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根据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原告与郑×8对涉诉房屋及相关收益的处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郑×1对涉诉房屋及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收益已经丧失相应的继承和分割的权利。原告对涉案房屋及相关收益并不享有权利，其与郑×2之间并未形成赠与关系。
另外，原告此前的诉讼中已就涉诉涉案房屋及相关收益以不同的案由主张过权利，法院已经做出了实体处理，故本院对原告的此次起诉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郑×1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纪建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罗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