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民再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哈尔滨凯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法定代表人：王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克建，北京市慧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鸿日东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何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哈尔滨凯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时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鸿日东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日东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10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高民（商）申字第0082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凯盛时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克建、被申请人鸿日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凯盛时代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凯盛时代公司至今没有收到货物，而且鸿日东方公司否认与凯盛时代公司之间存在40万元的买卖合同关系。鸿日东方公司主张凯盛时代公司为北京力创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创兴业公司）提走833,567元货物支付40万元的情况，没有证据支持，凯盛时代公司也不认可。4张发票记载的明细与鸿日东方公司提交的物品销售单对应不上。所以原审法院仅凭财务凭证认定凯盛时代公司收到了货物，显属错误。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认定鸿日东方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一审法院违法延长鸿日东方公司的举证期限，并在鸿日东方公司未能举证的情况下，违法为鸿日东方公司调取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判令解除双方当事人的买卖合同，判令鸿日东方公司向凯盛时代公司返还已付货款40万元。
被申请人鸿日东方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不能仅以增值税抵扣凭证来认定收到货物，但本案除了增值税抵扣凭证，还有凯盛时代公司在本案交易之前的一笔37万元的交易中也是派钱海涛提货，而且所有的交易都是按照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勤的丈夫李冬声的指令完成。833,567元的货物分八次提走后，凯盛时代公司连同另外两家公司一并支付了全部货款。在这种情况下，凯盛时代公司收到货物了，并办理了税款抵扣手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凯盛时代公司的再审请求。
凯盛时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8月，凯盛时代公司向鸿日东方公司订购一批笔记本电脑。2011年8月31日，凯盛时代公司给付鸿日东方公司货款40万元。2011年9月6日，鸿日东方公司向凯盛时代公司开具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40万元。凯盛时代公司付款后，多次要求鸿日东方公司交付货物，但鸿日东方公司至今未按约定交付货物。凯盛时代公司为将鸿日东方公司开具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在2011年9月会计凭证记账本中将40万元对应的货物记载为库存商品，并制作了相对应的入库单、汇总表，但这些仅是为抵扣税款制作的一套手续，不能证明凯盛时代公司已收到货物。鸿日东方公司对于其已交付货物仍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因该批电脑至今仍未交付，导致凯盛时代公司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凯盛时代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鸿日东方公司返还凯盛时代公司货款40万元；2、鸿日东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鸿日东方公司辩称：鸿日东方公司已交付货物，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无需返还货款。2011年8月至9月期间，鸿日东方公司与凯盛时代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力创兴业公司曾有两次交易往来，第一次交易金额是37万元，第二次交易金额是833,567元。双方口头约定，货物由力创兴业公司提取，货款由凯盛时代公司给付。至于力创兴业公司与凯盛时代公司如何进行合作与鸿日东方公司无关。第一次交易的37万元货物由力创兴业公司取走，之后凯盛时代公司给付了相应的货款。此次交易完成后，力创兴业公司再次到鸿日东方公司提走833,567元的货物。力创兴业公司提货后，由凯盛时代公司给付400,206元（凯盛时代公司实际付款40万元，双方在进行37万元的交易时，凯盛时代公司多付货款206元，一并计入此次交易作为凯盛时代公司所付货款）；2011年8月31日，由北京世博阳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阳光公司）给付318,361元，世博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同日，由北京恒远洋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洋天公司）给付11.5万元，三个公司总计付款833,567元。凯盛时代公司所付40万元货款并非双方之间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用于给付金额为833,567元的买卖合同的货款。在该买卖合同关系中，凯盛时代公司已将鸿日东方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并将40万元货款对应的货物记载为库存商品，说明凯盛时代公司已收到货物，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请求法院驳回凯盛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盛时代公司与鸿日东方公司口头约定由凯盛时代公司向鸿日东方公司购买笔记本电脑，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1年8月31日，凯盛时代公司通过网上银行给付鸿日东方公司货款40万元。2011年9月6日，鸿日东方公司向凯盛时代公司开具了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均为笔记本电脑，数量20台，价税合计10万元，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计价款40万元。凯盛时代公司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上加盖了巴彦县国家税务局认证相符的印章。一审庭审中，凯盛时代公司认可这4张增值税发票已进行抵扣。
在凯盛时代公司2011年9月会计凭证记账本中，2011年9月30日的记账凭证上，借方“明细科目”为笔记本电脑的一行中，借方“一级科目”一栏记载为库存商品，贷方“明细科目“一栏记为”北京鸿日数码公司”，金额为341,880.36元。记账凭证后所附鸿日东方公司开具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与凯盛时代公司的证据2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内容相符，发票总金额40万元。发票后所附的2011年9月15日的入库单记载有“笔记本电脑80台”，入库单后的《凯盛2011年9月份购入电气汇总表》中第二行记载的内容为：“笔记本电脑80台，单价4273.5元，未税金额341,880.36元，税金58119.64元，价税合计40万元。”
一审庭审中，凯盛时代公司称其并未实际收到记账凭证、入库单和汇总表中记载的80台笔记本电脑，只是为了对鸿日东方公司开具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款抵扣而将这批货物记载为库存商品，并相应地制作了入库单和汇总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即使对发票进行了抵扣，但不认可收到货物，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对于已交付货物仍承担举证责任。
一审庭审中，鸿日东方公司称与凯盛时代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标的额为40万元的买卖合同关系，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李东升（音）称凯盛时代公司与力创兴业公司合作，欲向鸿日东方公司购买笔记本电脑。双方口头约定由鸿日东方公司提供笔记本电脑，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到鸿日东方公司提货时，鸿日东方公司均电话与李东升核实过这些人系李东升派来的人员，鸿日东方公司才将价值833,567元的货物让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提走。凯盛时代公司提货后，李东升指示凯盛时代公司、世博阳光公司、恒远洋天公司共计向鸿日东方公司付款833,567元，其中凯盛时代公司所付40万元即是用于给付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提走货物的货款。经查询，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李东升为世博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名字应书写为“李冬声”。鸿日东方公司就其陈述的以上事实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庭审中，凯盛时代公司称李东升、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不是其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凯盛时代公司与鸿日东方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约定由鸿日东方公司提供笔记本电脑、凯盛时代公司实际给付货款的行为，可视为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凯盛时代公司已给付鸿日东方公司货款40万元，鸿日东方公司也向凯盛时代公司出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鸿日东方公司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鸿日东方公司称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李东升（音）与其口头约定由其提供价值833，567元的笔记本电脑，鸿日东方公司已将双方约定的货物交付给李东升指定人员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凯盛时代公司根据李东升的指示向鸿日东方公司给付了该批货物的部分货款即40万元，但凯盛时代公司不认可李东升、钱海涛、张振林、范茂源、王会轩系其公司员工，鸿日东方公司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凯盛时代公司2011年9月会计凭证记账本中的记账凭证及其所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汇总表，入库单、汇总表中记载的80台笔记本电脑与鸿日东方公司出具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货物名称、数量相对应，凯盛时代公司认可入库单、汇总表均为其制作，且入库单、汇总表上记载的80台笔记本电脑系本案诉争的40万元货款对应的货物，现记账凭证、入库单、汇总表均显示该80台笔记本电脑为凯盛时代公司的库存商品，应视为凯盛时代公司已收到鸿日东方公司的货物，且凯盛时代公司也已将鸿日东方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经税务机关进行了抵扣税款，凯盛时代公司付款的事实与其记账凭证、入库单、汇总表相佐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凯盛时代公司已收到了鸿日东方公司所供应的80台笔记本电脑的事实，至此双方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现凯盛时代公司以鸿日东方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013年5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927号民事判决：驳回凯盛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凯盛时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审理期间多次违法延长鸿日东方公司的举证期限。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鸿日东方公司答辩时，已明确承认其所交付的对象并非凯盛时代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凯盛时代公司已经支付40万元货款，取得鸿日东方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将发票对应记载商品计入记账凭证，但却刻意回避了发票记载的商品单价和对应的商品数量，与鸿日东方公司主张交付事实的矛盾。3、一审判决对鸿日东方公司的辩称不予采信，但又以凯盛时代公司财务凭证为证据认定凯盛时代公司实际收到鸿日东方公司的货物，明显矛盾。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在鸿日东方公司未能举证的情况下，违法为其提取证据，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驳回凯盛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鸿日东方公司向凯盛时代公司返还已付货款40万元；2、鸿日东方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鸿日东方公司服从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3年1月18日，鸿日东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凯盛时代公司做账账本。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凯盛时代公司与鸿日东方公司之间存在实际买卖合同关系，并认定合同有效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凯盛时代公司上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其调取的凯盛时代公司2011年9月会计凭证记账本中的记账凭证及其所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汇总表，且结合凯盛时代公司也已将鸿日东方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经税务机关进行了抵扣税款及凯盛时代公司给付货款等证据，认定凯盛时代公司已收到鸿日东方公司的货物，双方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无不当，凯盛时代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凯盛时代公司上诉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给双方一定的举证时间，且根据鸿日东方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了凯盛时代公司的相关材料，并非程序违法，故凯盛时代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2013年10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02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再审庭审中，凯盛时代公司称其于2011年8月31日向鸿日东方公司支付40万元货款后没有催要过货物，于2012年底查账时发现没有收到货物。
本院再审认为：凯盛时代公司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40万元货物的口头买卖合同，现已支付40万元货款，但没有收到货物，故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由鸿日东方公司返还40万元货款。凯盛时代公司称合同标的额为40万元，但对于货物的品牌、型号均不清楚，也不能提交其预备向下家销售货物的相关信息，亦不能对其一年多时间内没有收到货物却没有进行催要做合理解释。总所周知，笔记本电脑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频繁，市场价格下滑较快。凯盛时代公司付款一星期后，拿到增值税发票，随即办理抵扣税款手续，而在付款之后长达一年多时间才察觉没有收到货物，有悖常理。
鸿日东方公司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40万元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称凯盛时代公司支付的40万元是履行标的额为833,567元的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买方是凯盛时代公司与力创兴业公司，卖方是鸿日东方公司，是鸿日东方公司的业务员与凯盛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勤的丈夫李冬声商谈的结果。货款由凯盛时代公司、世博阳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冬声）、恒远洋天公司共同支付。在本案所涉交易之前，鸿日东方公司业务员与李冬声已完成一笔369,794元的交易，买方是凯盛时代公司与力创兴业公司，凯盛时代公司支付了37万元，卖方是鸿日东方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鸿日新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日新新公司）。凯盛时代公司认可向鸿日新新公司支付了37万元，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由此可知，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40万元买卖合同意见不一致。在凯盛时代公司不能说明合同标的物品牌、型号，并缺少缔约洽商、催促交货、与下家联系销售货物等系列信息佐证存在40万元买卖合同，同时鸿日东方公司否认存在40万元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了40万元的口头买卖合同。
鸿日东方公司在原审提交的关于标的额为833,567元货物的八张物品销售单格式完整，所售货物的编码、名称、数量、金额齐全。虽是鸿日东方公司单方制作的物品销售单，但有收货人的签字。八张物品销售单中有两张是钱海涛签字，而钱海涛也是鸿日新新公司与凯盛时代公司之间369,794元货物交易中的提货人。凯盛时代公司虽否认钱海涛是其员工，不认可其提货行为，但凯盛时代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为其提取369,794元货物另有其人。因此，本院认为鸿日东方公司关于本案纠纷的陈述更为合理。
因40万元买卖合同不存在，而凯盛时代公司持增值税发票办理税款抵扣，以及凯盛时代公司记账凭证、入库单、汇总表等证据，都表明其自认收到了与其支付40万元款项相对应的对价，故凯盛时代公司要求解除买卖合同，返还40万元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审法院对合同关系的认定有误，但原审法院驳回凯盛时代公司诉讼请求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故本次再审对原审判决结果予以确认。
另外，鸿日东方公司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之后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情，前往凯盛时代公司注册地调取证据，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程序违法的情况。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1025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然
审判员 任 颂
审判员 张 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