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6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海玲，女，1980年12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兴盛，男，1985年12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清，男，1986年2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野，男，1986年8月2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王飞，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
上诉人陈海玲因与被上诉人李永清、陈志野、原审第三人王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01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钟声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海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兴盛，被上诉人李永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陈志野，原审第三人王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海玲在一审中起诉称：2013年11月，陈海玲通过陈志野介绍到北京易车汇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展厅（位于朝阳区豆各庄乡东五环南路兴达汽车广场）看车，当时涉案保时捷轿车标价58万元，李永清、陈志野保证该车无事故、没有更改公里数；陈海玲经李永清、陈志野一起忽悠，最终敲定成交价55万元购买该车，陈志野需要收取1万元佣金，即总成交价为56万元，并要求陈海玲立即付款；李永清、陈志野表示该车在正规展厅展示，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不满意可以在7日内无理由全额退款；李永清、陈志野要求陈海玲交纳20万元定金，陈海玲于2013年11月21日在陈海玲家的燕郊燕顺路纳丹堡小区停车场将20万元现金交给陈志野，陈海玲要求李永清给陈海玲打收条，陈志野说没有问题，于2013年11月23日交给陈海玲一张李永清签名的定金收条；2013年11月25日，陈海玲依约将尾款35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李永清，并应陈志野要求给他1万元及价值5780元的GUCCI钱包作为”佣金”；后双方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由于陈海玲没有北京市小客车购买指标，所以把该车过户到第三人王飞的名下；提车后，陈海玲当着陈志野的面开出该车就自动熄火，李永清、陈志野辩说是车在展厅存放时间久了，开开就好；此后车辆依然多次在路上发生故障，陈海玲立即电话陈志野、李永清以及车辆展厅，告知车辆存在严重问题，且被更改了里程数，要求退车，上述几方均同意能退，但找各种理由拖延让陈海玲再等；后李永清、陈志野答应在2013年12月1日早8点全额退款，在丰台区西国贸即北京易车之道汽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所在地退款，但李永清、陈志野在此又告知陈海玲他们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让陈海玲再等，陈海玲随即报警，警察出面后李永清、陈志野承认存在质量及价格欺诈，且车辆极其不合格，车辆仅价值20万，在陈海玲看到车前更改价格后卖给陈海玲，同意全款退车只是由于钱被花了无法马上退还，并当着民警的面写下保证书，保证10日内把骗走的55万元全额退回给陈海玲，另外1万元及价值5780元GUCCI钱包也一并退还；但此后李永清、陈志野均以各种理由推诿，不予退款，故陈海玲诉至法院，要求：1、解除陈海玲、李永清、陈志野之间的买卖合同；2、李永清、陈志野退还车款56万元并赔偿陈海玲欺诈消费者陈海玲的3倍损失108万元。
李永清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陈海玲诉讼请求。李永清和陈海玲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个车李永清只卖了35万元，20万根本买不到；不同意陈海玲要求解除合同、退车，二手车本来就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而且陈海玲一直在开这个车，陈海玲要求解除合同不存在法定解除条件。
陈志野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陈海玲诉讼请求。买卖合同不是我方和陈海玲签订的，且三倍赔偿也不适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当时陈海玲支付的是35万元，不是55万元；买车时陈海玲与陈志野是情人关系，后来报案了，保证书陈志野是在被迫情况下写的，写退还钱，也没有经过李永清同意；陈志野没收到陈海玲说的20万元；陈志野向陈海玲借过1万元，这个钱和本案没有关系；陈志野收到过陈海玲买的一个包，但是不知道价值，也跟本案没关系。
王飞在一审中述称：他们用的车牌号是王飞的，王飞同意把车退回，王飞想要回自己的指标。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陈海玲经陈志野介绍，向李永清购买一辆二手保时捷凯晏小型越野客车。李永清与陈海玲协商后口头约定以55万元价格成交。同年11月25日，陈海玲通过他人账户向李永清转账35万元。当日，李永清为陈海玲将该车登记至王飞的名下，车牌号变更为京N34E**。
李永清将该车辆交付给陈海玲后，陈海玲认为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故与陈志野、李永清发生争议。同年12月2日，陈志野在派出所向陈海玲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我陈志野保证10天内把经陈志野介绍给陈玲购车的55万元车款全额退回，如10天内无法退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愿意司法刑担。”此后，因双方未能解决上述购车纠纷，故陈海玲诉至法院。
庭审中，陈海玲提交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陈志野卖车订金20万元，本人承诺本车不卖与别人，如有反悔双倍偿还”，用以证明其向陈志野交付20万元，并由陈志野交付李永清。李永清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该收据上的签字及手印不是其本人书写捺印，也没有收到该笔款项。陈志野亦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表示该收条确系其交给陈海玲，但并非由李永清出具，而系其伪造，同时否认收到陈海玲所述20万元款项。
庭审中，证人宋春环到庭述称：其与陈海玲系亲戚关系，住在一起，其于2013年底看见陈海玲从公司拿走20万元钱款到家中，之后有一天把20万元钱拿到地下车库；第二天陈志野给陈海玲送过来一张收据，之后陈海玲曾给陈志野1万元中间费，买了一个价值7千余元的包。经一审法院询问，证人表示并未亲眼看见陈海玲将20万元给付陈志野。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陈海玲是涉案车辆的买受人，李永清是出卖人，而陈志野既非涉案车辆的出卖人亦非买受人，故买卖合同关系仅存在于陈海玲与李永清之间。虽然陈海玲主张李永清、陈志野对其存在欺诈行为，但陈海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陈海玲主张自己已交付55万元购车款，但现有证据仅能证明陈海玲向李永清交付35万元。
由于双方交易的车辆系二手车，且陈海玲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买卖双方是否就车况、里程、质量等事宜进行过约定以及车辆交付时是何状态，故陈海玲仅以该车存在质量问题及陈志野单方出具的保证书，要求解除其与李永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李永清、陈志野退还款项56万元并赔偿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海玲的诉讼请求。
陈海玲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违法。一审法院从立案到审理到最后作出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陈海玲从2014年11月28日正式到丰台法院立案，立案庭经过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并于当天立案，向陈海玲开具了诉讼费票据，陈海玲当时就交纳了诉讼费用，经过法院财务的换票，最终丰台法院向陈海玲出具了诉讼费收据。该收据也能印证该案的审限计算起点，就连最后一次的开庭时间都是在5个多月后的2015年4月16日，本案最终判决时间是2015年4月25日，整整用了5个半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而本案应当属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但一审法院并没有组成合议庭，违法使用了独任审理的程序。由于本案多次开庭案情复杂，应当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予以商定，一审法院的独任审理属于审判组织不合法，二审法院审理查明该情形后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李永清一人把车卖给陈海玲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陈海玲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开庭的笔录都能得出李永清和陈志野二人共同把车卖给陈海玲的结论。购车款的收取以及后续争议问题的解决都是作为卖车方的李永清、陈志野二人出面和陈海玲解决的，李永清也认可和陈志野串通起来把价值20到30万元的车标价到58万元，来误导陈海玲购车，并用马上交20万元定金否则车被别人抢购走了的假象来蒙骗陈海玲马上购买。这都能印证李永清、陈志野二人属于共同出卖人。一审法院认定陈海玲提供的证据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从陈志野2013年12月2日在派出所写的保证书能得出，本次车辆买卖的价格是55万元，而不是只有银行转账的35万元，一审法院这种只认定银行转账，不认现金支付的观点脱离事实。20万元现金支付在现实交易习惯中非常广泛，另外陈海玲又提供了李永清、陈志野出具20万元定金收据，陈志野认可收据是自己写的，但没收到钱的观点不能得到支持。另外陈海玲和李永清的短信记录也能印证双方有七日内无条件退车的条款约定。关于车辆不合格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也查明了，陈海玲和李永清、陈志野是口头达成的车辆买卖合同，一审法院非要陈海玲提供出书面的车辆不合格的证据，属于刁难陈海玲；车辆公里数在车辆使用过程中越来越少属于对消费者的欺诈；车辆在刚刚付了款连展厅都开不出是质量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我国也是依法实施的，陈海玲在刚付了款拿到车就提出了异议，李永清、陈志野以过两天就退为由推托了几天，而陈海玲在几天后就报警了也能印证陈海玲被骗的事实，而且李永清、陈志野在第三方公安机关面前写下了事故经过和保证条款，该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没有认定属于违法判决。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陈志野不是出卖人，那也漏掉了陈志野担保人的身份，也应判决承担连带责任。陈志野在2013年12月2日的保证书视为对车辆买卖合同解除合同并退还车款的一个担保。一审法院的结果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很明显基于买卖合同发生的20万元购车定金，但一审法院认为陈志野不是出卖人，所以可以白白拿走陈海玲的20万元购车定金。这种观点不仅在法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依一审法院的观点，该20万元的索回权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要求索回，而陈志野由于已经在公安机关出具了书面的还款说明，该20万元的案件不属于诈骗的刑事案件，那该情形到了法律真空的尴尬境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改判支持陈海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李永清、陈志野承担。
李永清针对陈海玲的上诉答辩称：我们之间是正常买卖关系，卖给陈海玲时，车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车一直在使用，有很多的违章记录。这个是二手车，我卖的时候是好的，卖完之后坏的，这个很正常，车正常都会有损坏。
陈志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进行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
王飞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陈述意见，亦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二审期间，陈海玲、李永清皆认可涉案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孙玉宁名下。李永清陈述称：孙玉宁口头授权由李永清代其出卖涉案车辆，李永清持涉案车辆相关手续与陈海玲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关于涉案车辆具体价格的问题，陈海玲在二审中陈述称：涉案车辆价格由陈海玲、李永清、陈志野当面商定，价格为55万元，通过现金支付给陈志野20万元，通过转账支付给李永清35万元；李永清陈述称：涉案车辆是通过中间人陈志野介绍的，李永清和陈志野商定的价格是35万元，且李永清只收到了陈海玲转账支付的35万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陈海玲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车辆登记证书、一审法院调取的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2015年1月23日，一审法院询问陈海玲、李永清、陈志野是否愿意调解，并告知三人调解期限不计入审限。陈海玲、李永清、陈志野都同意调解，并表示知悉调解期限不计入审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一审法院扣除当事人调解期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在审判组织的组成、案件审理期限方面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陈海玲、李永清在办理车辆买卖事宜过程中，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陈海玲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车辆交付时双方关于车辆的状况、里程数、质量等方面约定的具体标准。现陈海玲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退还车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海玲以其被欺诈为由请求李永清、陈志野赔偿陈海玲三倍损失共计108万元的上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认定欺诈行为成立须符合以下要件：（1）须有欺诈行为；（2）须欺诈行为与表意人陷于认识错误及作出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本案中，双方交易的车辆系二手车，虽然陈海玲主张车辆存在熄火、打不着火等问题，但陈海玲和李永清未签订书面购车合同，陈海玲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关于所购车辆的具体车况作出了何种明确约定。此外，陈海玲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李永清、陈志野在车辆交易过程中实施了何种故意欺诈行为，其以被欺诈为由请求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对本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780元，由陈海玲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60元，由陈海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周 维
代理审判员 钟 声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