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保民四终字第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风帆摩托车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托车蓄电池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建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福友，河北润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晋浩，风帆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碑店市企业局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制品厂）。
法定代表人郝廷奇，该制品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郭永利，河北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3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福友、晋浩，被上诉人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郝廷奇、委托代理人郭永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6月30日，原告与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签订《成品附件技术开发协议书》。1999年4月27日，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与保定风帆蓄电池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1999年7月1日被告发函通知原告将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的业务全部转入，自此原、被告之间开始业务往来。2001年12月12日，保定市新市区国家税务局作出新国税稽处字第304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1999年1月至2001年10月期间，被告接受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并已抵扣进项税额139808.25元。被告认为该款应由原告缴纳，故于2002年4月19日从所欠原告的总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上述事实有《成品附件技术开发协议书》“关于保定风帆摩托车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正式运营的函”，“关于补交税款的通知”，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09）新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书，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保民再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及被告委托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于2002年4月19日从所欠原告的总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系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一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及再审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且被告在原告对税票处罚原因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扣除与处罚决定税额不等的货款，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扣税款（货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另原告于2013年10月18日申请撤回对41588.62元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制品厂192992.25元及利息（自2012年6月1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19元，由原告制品厂承担854元，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承担3965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庭审中，法庭确定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应当返还扣留的加工报酬。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和法庭确定的案由是承揽合同纠纷，为此，法庭首先应该审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之后查明承揽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扣留加工报酬的数额、原因、过程及合法性，最后才能依法作出判决。然而，一审判决中，却找不出这样的一点内容。原审判决回避本案争议焦点的根本原因，只是为了立案并争得管辖权。二、原审判决实属对另案的再次审理和判决。在本案之前，双方当事人还曾发生另外一起案件，并经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和再审，历时八年之久。然而，被上诉人的起诉与另案起诉的事实和权利主张完全相同，庭审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另案当中的证据，主要依据也是另案的一审、二审和再审判决书，实际是对另案的再次起诉。本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同样都摘自于另案的判决书，判决结果也在另案中作出过处理，实属对另案的再次审理。本案的起诉和判决显然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三、原审判决改变了另案判决的正确认定。另案判决已驳回了制品厂要求返还192992.25元所扣税款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对二审判决不服才申请再审，再审仍然维持了二审判决。被上诉人再次就同样的理由起诉立案，一审法院竟然与生效判决相对抗，作出与生效判决相反的判决，其明显错误不言而喻。四、原审判决继承了另案判决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另案判决认定上诉人已经扣除税款是错误的。第一，另案判决认定已经扣除的理由之一是，发票出现问题和上诉人通知的落款时间均在双方2002年12月13日签订第三份《以车抵款协议》并确认共欠货款51万元之前，但这并不等于已经扣除。第二，另案判决认定已经扣除的理由之二是，上诉人曾在第一次一审时承认已经扣除。事实上，当时被上诉人是从1998年发生业务关系开始，到2005年1月业务终止，计算出供货的总款数额，减去已付款、以车抵款以及摩托车被罚造成的损失，得出欠款数额。上诉人抗辩时是说扣除补交税款之后就不再欠款，而从未说过在第三份《以车抵款协议》之前就已扣除。第三份以车抵款协议确认的欠款数额是经双方对账并认可的，与抵扣税款无关，此后又未扣款，所以才称被上诉人的主张与案件事实无关。这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已经扣款。
被上诉人辩称，一、上诉人称高碑店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3088号判决否定生效判决正确部分，采信其错误的事实认定，是对原生效判决的不服。事实上，原一审、二审和再审时，几经对本案事实认定均是正确的，不可能有错误。二、本案原被告之间就是加工电瓶盒的承揽关系，如非承揽关系，就不存在以车抵款及扣除税款的情节。三、本案并非是一事不再理的同一案件。另一案几经审理均把本案标的作为另行起诉而加以认定。四、上诉人以个人意愿强行以补交税款名义，扣留答辩人的加工款和货款，系违法行为。
本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制品厂曾于2007年以上诉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及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为被告，向新市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称，原告自1998年至2005年为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提供电解液桶。1999年7月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与保定风帆蓄电池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并于同年7月1日发函通知将原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所有业务转入。1999年11月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变更为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1998年至2005年1月，原告送货总价值2208959.58元，被告已付款1712272.40元，以摩托车抵帐165990元，但该摩托车因属假冒被高碑店市工商没收。因此被告欠款总计416931.18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付。请求法院认定2002年10月11日和12月13日抵帐协议无效；责令被告支付货款416931.18元及利息。新市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7）新民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制品厂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均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08年12月4日作出（2008）保民终字第4411号民事裁定书，将此案发回新市区法院重审。
新市区法院重审时查明，1998年6月30日，原告制品厂与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签订《成品附件技术协议书》，1999年4月27日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与保定风帆蓄电池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摩托车蓄电池公司。1999年7月1日，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发函通知原告将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的业务全部转入。1999年11月保定风帆微型蓄电池厂变更为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2004年1月26日原告制品厂与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又签订了配套产品供货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给被告提供电解液桶。协议就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及供货时间、交货地点、运输费用、包装费用、质量要求等都做了详细约定。
2002年6月14日、2002年10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以各种型号的价格不等的摩托车10辆，计价值50190元用以抵货款。2002年12月13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了以车抵款协议书，协议中显示被告欠原告货款51万元，一次性付款20万元，用摩托车15辆抵款9468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实际履行完毕。后原告销售时，因该批摩托车未纳入国家摩托车生产（目录）属非法拼装，国家明令禁止销售，被高碑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收14辆，总进货价值86234元，并罚款10000元上缴国库。
2001年12月12日保定市新市区国家税务局作出新国税稽处字第304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1999年1月至2001年10月期间，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接受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并已抵扣进项税额139808.25元，该款应由原告交纳，但被告于2002年2月19日从所欠原告的总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自2002年12月24日至2004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共发生业务总计396904.95元。被告自2003年6月至2004年12月28日共计给原告汇款47万元。
新市区法院认为，原告制品厂与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签订的三份以车抵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协议。根据第三份（2002年12月13日）中记载的截止到2002年12月13日被告欠原告货款51万元，给付货款20万元，以车抵款94680元，实际欠款215320元。后原、被告于2002年12月24日至2004年11月29日止所发生业务总额396904.95元，被告共计付款477170元，实际欠款135054.95元。但被告在所抵摩托车中有14辆（总价86234元）被高碑店市工商局没收，其存在过错，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6234元。原告主张的被告返还扣税款192992.25元，该税款是1999年至2001所发生的，在2002年12月13日双方确认51万欠款之前，故该款不应包括在51万元欠款之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主张，因缺乏证据，不予支持。后新市区法院作出（2009）新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制品厂欠款221288.95元及利息（利息自原告主张权利即2007年3月15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对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后，制品厂与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均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制品厂上诉称，在双方发生业务期间，我方共计为其出具税票40张，而对方仅出示25张，显然隐瞒了我厂的总供货量，以达到混淆事实的目的。对方无权扣我厂货款折抵税款192992.25元和41588.62元。风帆蓄电池公司上诉称，原审认定我公司从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没有任何依据。我公司是行使的抵销权，该款我公司并未扣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2002年12月13日，二上诉人所签第三份以车抵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虽名为以车抵款协议，但协议对所欠货款51万元数额双方已予以明确确认，故该协议亦具有双方对此前业务往来及欠款情况的对帐性质，原审以该协议为据予以判决并无不妥。制品厂上诉主张摩托车蓄电池公司隐瞒了总供货量，但对此并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192992.25元扣税款及41588.62元，均发生于双方确认的第三次以车抵款协议之前，未在第三次以车抵款协议欠款51万元之内，且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在摩托车蓄电池公司通知中已签字认可，故制品厂主张原判支持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抵扣行为是错误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称192992.25元的税款是否包括在双方第三次所签以车抵款协议的欠款51万元数额之中问题，虽制品厂签收摩托车蓄电池公司的通知时间在第三份协议之后，但该款发生于双方签订第三份协议之前，风帆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发出通知亦是在此之前，在一审第一次的庭审质证过程中，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也表示此款已扣除，且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也没有直接有效的证据证实此笔款项应在双方第三份协议欠款数额中扣减，故原判认定192992.25元不应包括在51万元欠款中并无不妥。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诉法定抵销权应得到支持。其称没有扣除192992.25元税款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后二审法院于2010年5月28日作出（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生效后，制品厂于2010年6月9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称，摩托车蓄电池公司非税法行政执法主体，无权扣我厂货款抵税款192992.25元和41588.62元……。后省法院于2010年11月9日作出（2012）冀民申字第15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本院再审。该案经本院审监庭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维持（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
另查，2001年12月12日，保定市国家税务局作出新国税稽处字（2001）第304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其内容为：“保定市风帆摩托车蓄电池有限公司：经对你单位2000年度增值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自1999年1月至2001年10月期间，接受高碑店市企业局塑料制品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并已抵扣进项税额139808.25元，票号为……。根据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规定属偷税行为。根据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规定以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补交税款139808.25元”。摩托车蓄电池公司给制品厂的《关于补交税款的通知》内容为：“高碑店企业局塑料制品厂：新市区国税局查证的你单位在1999年2001年在给我公司供货中，开具的数张增值税发票，税款不能抵扣，共计款项192992.25元（此款可从我公司欠你单位的货款中扣除），请接到通知后，十日内到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到，我公司将按此通知在货款中扣除”该通知落款时间为2002年4月19日。制品厂郝廷奇签收时间为2002年12月16日。
再查，制品厂不服本院（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后，本院审监庭于2012年5月25日庭审时，制品厂认可双方于2002年12月13日签订的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欠其51万元的协议，当问到“51万元是算总账后剩的吗”，制品厂称：“51万是扣完19万多（税款）和41588.62元剩的”。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制品厂曾于2007年以上诉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及保定汇源蓄电池配件厂为被告向保定市新市区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是其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提供电解液桶要求给付欠款。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就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是否欠制品厂的货款，欠多少货款问题发生争议。其中就本案涉及的抵扣192992.25元税款问题，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应否从所欠制品厂货款中扣除，以及是在2002年12月13日双方确认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欠制品厂51万货款之前已经扣除，还是应在双方确认的所欠51万元货款中扣除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摩托车蓄电池公司认为，虽然给制品厂发了补交税款通知，但实际并没有扣除，应从最后一次对帐确认的欠其51万元货款中扣除。而制品厂则认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在对帐所欠51万之前，已从所欠货款中抵扣了192992.25元税款，应将扣除的192992.25元返还。新市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于2002年2月19日从所欠制品厂的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该扣款发生在2002年12月13日双方确认51万欠款之前，故该款不应包括在双方确认的所欠51万元货款之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主张，因缺乏证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制品厂要求返还192992.25元所扣税款的主张。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也认为，192992.25元扣税款发生于双方确认的第三次以车抵款协议之前，未在第三次以车抵款协议欠款51万元之内，且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在摩托车蓄电池公司通知中已签字认可，故制品厂主张新市区法院判决支持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抵扣192992.25元税款的行为是错误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诉法定抵销权应得到支持（即认定在双方确认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欠制品厂51万元货款之前，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已从所欠制品厂货款中扣除192992.25元税款，其行使的是法定抵销权）。摩托车蓄电池公司称没有扣除192992.25元税款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制品厂就摩托车蓄电池公司所扣税款问题申请再审后，本院审监庭经再审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并出具了维持二审法院的（2010）保民四终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也就是说，制品厂就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从其货款中扣除192992.25元税款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已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并出具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再审判决也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作出维持二审法院判决的终审判决。现制品厂又以同一被告（摩托车蓄电池公司），同一诉讼请求（要求返还所扣的192992.25元货款），同一事实理由（上诉人从欠其货款中抵扣了税款，其无权抵扣）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修正前为“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现本案所涉及的摩托车蓄电池公司从制品厂货款中扣除税款192992.25元应否返还问题，已经一、二审，再审审理，再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制品厂认为本院再审判决有明显错误，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综上，原审法院就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再次受理和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对其判决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30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高碑店市企业局塑料制品厂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恒然
审 判 员 曹文弟
代理审判员 崔金方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