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63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亚萍，女，198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唐华，女，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荣高，广东建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亚萍因与被上诉人刘唐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亚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唐华全部诉讼请求；2.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敦促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对本案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继续侦查，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的法律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无视我方书面提出的请求调查相关交易账户的银行明细清单记录，孤立、片面、肤浅地割断了事实之间的联系，忽视了间接证据存在的合理性，一味追求直接证据而想当然地认定了于亚萍为货物的买受人。这是对于亚萍诉讼权利的漠视，也是对客观事实的抹杀。众所周知，买卖是指一方将其合法拥有的货物，转移货物的所有权给另一方，而另一方接受货物并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支付对价给对方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刘唐华在诉状中明确，多次向于亚萍交付货物。需要注意的是，支付货款的人并非于亚萍指定的，而是刘唐华明知的，于亚萍的老板郑新祥和淡惠敏。货物也不是于亚萍取得最终的支配权和收益。收货、发货都是按照于亚萍的雇佣方的意思完成。双方都明知买卖双方和交易流程。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交易模式，在广州的一些服装批发市场司空见惯，但一审对此置若罔闻。对于本案来讲，因时间过得太久，于亚萍也不清楚是否真的收取了刘唐华的货物。二、原审法院立案庭错误地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视为新的事实，导致相同的案件重复立案；而原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以本案纠纷未经处理为由认为不属于重复诉讼。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是否属于新的事实呢？当然不是，新的事实是指与本案有关的，在于亚萍与刘唐华之间发生的事实。撤销案件决定书，只是第三方对案件事实的评价而己，不是新的事实。换句话说，这份撤销案件决定书也有可能又被撤销，因为它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于亚萍与刘唐华之间的纠纷，2015年，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先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于亚萍不知道本案原审法院不愿意承认本案已经由当时经办法官审理的事实呢？对于什么是重复诉讼，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三、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对此于亚萍的律师曾提出过管辖异议，但都被非法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如何根据履行地来确定管辖。四、原审法院曲解于亚萍律师的代理意见，适用双重标准审核证据，搜寻支持刘唐华的依据。一审判决大幅引述“讯问笔录”中能够支持刘唐华的内容，但却对有利于于亚萍以及于亚萍的律师主张的内容却不予采信。刘唐华及其代理人在几次庭审过程中，都明确当时去沙河派出所报案是因为找不到“阿萍”的身份信息，而后又向沙河派出所申请撤销案件。由此可见，刘唐华原本也不认为于亚萍是诈骗犯，而只是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于亚萍的身份信息，以便把于亚萍当成替罪羊推上法庭。通过刘唐华的运作，沙河派出所涉案工作人员通过刑事讯问的威胁手段，形成了“讯问笔录”，刘唐华以“讯问笔录”为据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如果是依法办事的公安部门，应当对本案进行必要的调查后才可以确定是否进行“刑事立案”。沙河派出所涉案民警通过滥用职权先违法立案而后从有利于刘唐华诉讼的角度去制作“讯问笔录”。需要肯定的是，沙河派出所涉案民警还是有人对当事人负责，依法对涉案事实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查清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依据沙河派出所查清的案件事实是，于亚萍没有对刘唐华进行诈骗，因为货物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都与于亚萍无关，货物的最终去向不是由于亚萍决定的，于亚萍也没有取得任何收益。在庭审过程中，于亚萍的律师表达了于亚萍本人对涉案货物己按雇主要求交付物流公司的证据（电子邮件及物流送货信息）并且当庭经过质证，但一审判决却认定“于亚萍没有提交证据”。事实上，刘唐华与于亚萍的雇主之间发生过多次买卖，于亚萍不清楚交付的货物是否包含涉案货物，因为于亚萍只是负责按照雇主要求完成工作。五、原审法院的判决否定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合法性。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涉案货物属于于亚萍所有，而于亚萍应当依法支付货款。而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局之所以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是建立在涉案货物并非于亚萍占有，买受人不是于亚萍，而是于亚萍的老板郑新祥和淡惠敏。依据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对于本案不应当撤销案件，而应当中止对于亚萍的侦查，对郑新祥和淡惠敏继续侦查。刘唐华辩称，不同意于亚萍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刘唐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亚萍返还欠款83602元；2.判令于亚萍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唐华在广州沙河金马服装市场一楼十街46档经营服装批发、零售生意，在2013年10月3日，于亚萍到刘唐华店铺购买批发服装，刘唐华与于亚萍发生第一笔交易，于亚萍提货后，已付清货款。之后，于亚萍再次到刘唐华店铺看样式订购毛衣，于亚萍与刘唐华商讨价格、件数后，刘唐华根据于亚萍提出的毛衣样式、数量，按照于亚萍约定的交货地点（广州市站前路63号104档打包站，流花路小学对面）进行交货，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于亚萍在收取刘唐华货物时，在刘唐华出具的交货单中签名。刘唐华出具№0001917的“姐妹毛衣系列”交货单，载有：地址：广州市沙河金马一楼十街A046档，订货电话138××××353121****刘唐华客户：阿萍13年10月19日以下为载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的表格。表格载明：品名K16241#，数量638件，单价53元，金额33814元；品名K16239#，数量384件，单价35元，金额13440元；品名K15622#，数量528件，单价31元，金额16368元；品名K16242#，数量540件，单价37元，金额19980元。未付，合计83602元。于亚萍在该交货单上签写上“以收货阿萍2013.10.19”字样。因于亚萍在2013年10月初，到广州沙河金马服装市场，分别与刘唐华及宋旭芳、陆文环、叶俊香、潘智钊等服装经营者发生服装买卖交易，均完成第一次买卖交易后，于亚萍与上述经营者再次发生交易后，没有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刘唐华及宋旭芳、陆文环、叶俊香、潘智钊等人遂于2013年12月15日，以被于亚萍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沙河派出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于2014年4月15日告知刘唐华等人予以立案侦查。沙河派出所于2014年4月11日、5月21日、6月30日传讯于亚萍，于亚萍在讯问期间向该所讯问人表示，其受郑新祥和淡惠敏雇佣，并于2013年6月期间与雇主签订了聘用合同，主要负责帮雇主接收及发运服装的工作，货款是由雇主郑新祥或淡惠敏直接向刘唐华等人支付。该所讯问人问于亚萍：“你跟金马一楼46档的刘老板娘拿了几次货？”于亚萍答：“我去那里大约拿了两、三次货，前两次的（拿数量不多，老板说看看市场怎样）都给钱了，是老板自己转的账，最后一次是2013年10月1日定的货（10月19日送货），那次一共定了2090件，送货时我也在清单上写上收货、阿萍等字样。”于亚萍还向讯问人回答，在收到货物的次日已将该批货物发给雇主，不清楚该批货物给钱没有，等等。另查，刘唐华曾于2015年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于亚萍返还本案涉案欠款，因刘唐华与于亚萍的纠纷有经济犯罪嫌疑，已由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立案侦查，故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依法裁定驳回刘唐华的起诉，并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裁定。2016年11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发现不应对于亚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庭审期间，刘唐华确认欠款的构成是：2013年10月19日，向于亚萍送货2090件，货款总额是83602元，于亚萍清点货物并收取后没有付过货款。庭审期间，于亚萍代理人认为于亚萍已将收到的货物向雇主发货，并认为其有邮件截图及物流送货信息证明该批货物已向雇主发货的发货记录，但于亚萍并没有提交该发货邮件截图及物流送货信息等证据；认为于亚萍没有收到案涉的货物，刘唐华提供的交货单上的签名并非于亚萍本人所签，订单的金额也是后补的，于亚萍仅负责接收货物。庭审期间，于亚萍认为其于2014年6月30日在沙河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上的陈述内容是不真实的，于亚萍曾向一审法院提出要求对其在沙河派出所分别于2014年4月11日、5月21日、6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上的签名及刘唐华提供的货款单上于亚萍签写的“以收货，阿萍，及签名日期”进行司法鉴定，但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的鉴定资料及预交鉴定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刘唐华与于亚萍没有订立书面买卖合同，现刘唐华持于亚萍签收的送货单要求于亚萍支付货款。本案讼争的焦点是：一、本案诉讼是否属于刘唐华重复起诉；二、刘唐华与于亚萍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三、于亚萍应否向刘唐华支付货款。关于焦点一，刘唐华虽然曾于2015年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于亚萍返还本案涉案欠款，因刘唐华与于亚萍的纠纷涉嫌经济犯罪，已由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立案侦查，当时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刘唐华的起诉。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没有对于亚萍追究刑事责任。刘唐华与于亚萍的纠纷没有经过处理，故刘唐华在本案中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对于亚萍的关于本案刘唐华属于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刘唐华按照于亚萍订购的毛衣的样式、数量，送货到于亚萍指定的地点，于亚萍在公安机关面对公安人员的讯问时，回答确认收到刘唐华的货品2090件，并确认在刘唐华的送货单上写上“以收货、阿萍”等字样。虽然于亚萍在本案庭审中认为其于2014年6月30日在沙河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上关于上述内容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否认其签写的“以收货，阿萍，及签名日期”等字样，但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证实其抗辩意见成立，刘唐华与于亚萍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故一审法院对刘唐华主张于亚萍接收其交付的2090件毛衣而未付货款83602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本案的证据中，只有反映刘唐华与于亚萍发生买卖交易，于亚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雇于雇主郑新祥或淡惠敏，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于亚萍是代雇主郑新祥或淡惠敏与刘唐华发生买卖交易往来，并将收取到刘唐华的货物运送给雇主，因此，于亚萍收取刘唐华货物后，应由于亚萍向刘唐华支付货款。综上所述，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交易双方应遵守自愿、诚实信用原则。于亚萍取得刘唐华的货物后，没有向刘唐华支付货款，于亚萍的行为损害了刘唐华的合同利益，现刘唐华起诉要求于亚萍给付货款，依法有据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三日内，于亚萍向刘唐华清偿货款8360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90元，由于亚萍负担。二审中，于亚萍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向于亚萍出具的《答复函》【穗天检控申控复字（2018）11号】，内容为：你以中国邮政寄来反映郑新祥、淡惠敏涉嫌骗取财物的材料收悉。经审查，材料已转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拟证实于亚萍已就本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并已函告天河区公安局。2.于亚萍与案外人张秋园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张秋园的证人证言，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郑新祥和淡惠敏的事实。于亚萍涉案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雇主承担。3.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打包费收款收据及司机收货收据等（于亚萍自述上述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均为电子邮件，打包费收款收据及司机收货收据为原件）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PinkStageFashionInc事实。4.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于亚萍受雇于郑新祥、淡惠敏代其交付租金、刘唐华等人明知于亚萍是打工的（向其支付回扣）的事实。刘唐华对此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电子证据须经过公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聊天内容也无法证明于亚萍聊天的对象是谁，无法证明其受雇身份。从聊天记录的时间来看，是在2017年10月21日，距一审第一次开庭，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方在此之前多次向于亚萍追讨欠款，但其未说过或有证据证明其受雇于他人，有关微信记录是事后伪造的。证人证言也是自相矛盾的，证词中先陈述“所以本人对账户款项的用途及去向毫不知情”，后又表示说认可于亚萍的雇员身份。而且，该证言无法证明张秋园与郑新祥、淡惠敏的关系。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首先，相关证据都是打印件，没有原件，且其中的英文件若作为证据使用，应由正规的翻译公司进行翻译，并且有中英文对照本及加盖翻译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涉外的英文件还需由大使馆的确认，因此，此证据是伪造的。其中，货运司机的打包费收据及收货收据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转账人是何人，与于亚萍之间的关系。且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转账日期从2012年6月1日开始，这与于亚萍提交的聘书相互矛盾，聘书中显示聘用时间为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日。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唐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刘唐华主张与之确立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于亚萍，并据此要求于亚萍对涉案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是否成立？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刘唐华虽于2015年间曾就本案纠纷提起过诉讼，但之前其已于2013年12月15日以其被于亚萍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沙河派出所报案，且该分局于2014年4月15日予以立案侦查。因此，一审法院以相关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属于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为由，依法裁定驳回了刘唐华的起诉。至2016年11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发现不应对于亚萍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了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即，本案纠纷已具备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的条件。刘唐华再次于2017年1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定的起诉要件，依法不属于重复诉讼。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刘唐华提交的送货单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刘唐华按照于亚萍订购的服装式样、数量，送货至于亚萍指定的地点，送货单上备注有“收货、未付、阿萍”等字样，于亚萍在公安机关亦对其收取涉案货物事实予以认可，据此足以证实涉案货物的交收发生在刘唐华与于亚萍之间。第二，于亚萍主张其受雇于案外人郑新祥、淡惠敏，其订货、收货、付款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本案中，于亚萍提交的聘用合同、公司税单、货运提单、货运发票均显示为复印件，形式上并不具备电子数据的特征，且其中多为英文件。于亚萍主张上述证据均为邮件，但未能举证证实其从相应的电子介质中打印、或输出的过程；于亚萍提交的微信记录、证人证言、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了其与案外人张秋园之间的交往情况，但尚不足以据此认定张秋园名下的银行账户由郑新祥、淡惠敏掌握，于亚萍对外付款的资金来源于郑新祥、淡惠敏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于亚萍上述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本案中，于亚萍认为其在进行涉案交易时已将受雇于郑新祥、淡惠敏的情况告知了刘唐华，未能就此举证，刘唐华亦予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等规定，即便存在于亚萍所述之情形，刘唐华选择向其主张权利，亦于法有据。刘唐华要求于亚萍支付涉案尚欠货款83602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于亚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0元，由上诉人于亚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记员  任永乐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