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3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壁英，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系死者洪福林（又名洪某丁）妻子。
委托代理人洪游湛，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委托代理人陈韦安，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贤业，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黄道义，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璧英为与被上诉人谢贤业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西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1年12月21日，被告向案外人洪某丁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洪某丁交来地皮款三次人民币270，000元。1992年1月7日，被告向案外人洪某丁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洪某丁交来人民币19，000元合作买地皮款。被告向法庭出示一份宝安县新安镇翻身村第二村民小组于1992年9月25日财务章盖章确认的收据复印件，内容为收到被告交来海城新村前排3号商住地皮款人民币249，600元。2012年3月12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声明》-份，内容为经核查资料被告于1992年9月25日交来海城新村前排3号商住地皮款人民币249，600元，收款单位为新安镇翻身村第二村民小组。2012年3月14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居民委员会又出具《声明》-份，内容为经核查资料被告于1992年9月25日在我村购买海城新村前排3号商住地皮一块，地皮款人民币249，600元，该住宅报建时以二人申报，申请报建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村只证明当时买地属实。被告提交一份1992年5月2日《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的复印件，表格所载内容为坐落在新安镇翻身劳动村海城新村住宅4号的规划用地（长12.6米、宽12.18米、建筑面积918平方米，楼高21.3米、层数6层）户主为洪某丁、谢贤业，应缴市政基金费人民币11，016元、报建费人民币560元、竣工档案资料保证金人民币2，800元。宝安县新安镇翻身村民委员会在户主名字上加盖公章。该份报建表首页上手写有“92-510#”字样。被告提交一份编号为92-5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表格所载内容为“海城新村3#住宅建设规模936平方米，建设单位为洪某丁、谢贤业，附图及附件详见报建资料”。另外，被告提交表格一份，用于显示海城新村3号位于房屋最前排，同排共计六户房产，标有“贤业”的房屋从左数为第四间、从右数为第三间。1992年7月30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第二房地产开发部（乙方）代表黄某甲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宝安县新安镇劳动村（宝源新村）土地一块（建筑面积30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已报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建设规划300平方（底层）、实际规模2400平方米（即300平方米x8层）；地价按每平方米人民币3，000元，以300平方米计，总价为人民币90万元；被告先付人民币20万元给甲方作为订金，协议签订后，十天内再付人民币20万元作为甲方办理有关加名或改名及有关建设的开工证书；余款开工后，由乙方一次性付清；如建筑面积不符本协议（即底层建筑不足300平方米），均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支付给甲方地价款。黄某甲在（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604号案件开庭审理中出庭作证如下内容：一、洪某丁与被告将宝安新安镇劳动村156平方米土地以人民币468，000元卖给了黄某甲，黄某甲以一部皇冠车作价人民币100，000元给被告，余款都给了洪某丁。二、被告于1995年9月25日出具一份书面材料给案外人黄某甲，内容为劳动村商住3号地皮报建证、国土证、证本手续、该地的收款收据（人民币468，000元）及其他单据全部交给洪某丁。黄某甲证明劳动村商住3号地皮的建设工程许可证等相关材料均被洪某丁拿走。2007年3月2日，黄某甲与被告签订《退还购地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就黄某甲1992年7月30日向被告购买宝安区西乡劳动村3号商住地皮一块，面积156平方米，价值人民币468，000元，现黄某甲将该地皮退回给被告一方，处置权归被告，被告则退还现金人民币400，000元给黄某甲；被告首期退还人民币80，000元给黄某甲，余下款项被告在三个月内全部退还给黄某甲。被告与黄某甲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黄某甲退还了上述房产给被告，被告已经将地皮款退还给了黄某甲，此地双方无任何争议、互不拖欠。2007年3月2日黄某甲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表明收到被告现金人民币80，000元。2007年3月22日，黄某甲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表明收到被告现金人民币20，000元。2007年7月13日黄某甲收到人民币30，000元。2007年8月16日案外人陈瑞新向黄某甲打款人民币50，000元。2007年8月28日黄某甲收到人民币20，000元。2007年9月25日黄某甲收到人民币20，000元。2007年10月8日，被告向黄某甲打款人民币110，000元。原告对《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要求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先后委托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三份材料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两家鉴定公司的鉴定结果均是因现有材料及检验技术条件所限，无法对三份材料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07年9月26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份，内容为被告于1992年在我村购买一商住地皮（原地址为海城新村前排3号），由于各种原因，我村与其协商调整用地，调整为现址：海城新村c-33号。2007年9月30日，被告与案外人肖某签订《协议书》-份，约定被告取得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海城新村c-33号的一块住宅地使用权，并已以谢赛芳名义取得《深圳市宝安区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编号t2-22-0070），被告将该住宅地使用权转让给肖某永久使用；该住宅使用土地面积为122.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80平方米；肖某应付使用费人民币125万元。1991年12月25日，被告妻子谢水莲与案外人洪某丁共同取得了（91）建第2091号关于共和村盐田33号住宅的《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原告主张洪某丁与被告共合作开发六块地皮，分别是：1、海城新村4号住宅地皮，占地面积153.46平方米；2、海城新村原3号（现c-33号）地皮，占地面积122.5平方米；3、被告所提交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已经确认了在宝源新村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的土地；4、被告以其妻子谢某乙和洪某丁的名义共同购买的位于共和盐田村的地块。其余两块土地暂无证据证明地点。原告表示在本案中起诉的地皮仅是海城新村3号和宝源新村地皮两块地皮。另查明，洪壁英系洪某丁（又名洪福林）的配偶，洪某丁有五名子女，分别是洪某乙、洪游湛、洪游燕、洪游宫、洪某丙。洪某丁因病于2000年10月17日死亡。上述五名子女于2011年12月1日签名出具声明，五名子女均同意洪某丁生前的对外债权全部由洪壁英一人享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收据、民事裁定书、民事答辩状、协议书、土地转让协议书、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收费收据、信件，被告提交的收据、证明、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转让协议书、黄某甲致原告的信件、不起诉决定书、被告写给黄某甲的清单、开庭笔录、劳动社区居委证明、转让合同、图纸、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收条、银行汇款凭据、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原审法院认为：洪某丁于1992年份两次出资共人民币289，000元给被告作为共同合作买地的款项，后洪某丁与被告共同买地又卖出，故双方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洪某丁与被告是否合作购买了海城新村3号和宝源新村两块地皮？二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再支付分红款。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洪某丁与被告共合作购买了六块地皮，其中包括本案诉求的海城新村3号和宝源新村地皮两块地皮，而被告称只购买了一块海城新村3号的地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仅以1992年被告与案外人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第二房地产开发部代表黄某甲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为由证明存在宝源新村300平方米的土地。关于原告所述宝源300平方米的土地，该《土地转让协议书》内容中括号中注明该宝源土地“已报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5-51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而92-5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上表格所载内容为海城新村3#住宅建设规模936平方米，建设单位为洪某丁、谢贤业。可见《土地转让协议书》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土地名称存在明显的矛盾，海城新村与宝源新村为完全不同的两个村，相距几公里，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说明为何两份材料提到的同为95-51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却指向两块地皮。虽被告提交的95-51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复印件，但经原审法院向深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查询，有《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留存档案馆，其上载明工程项目为“海城新村住宅4号”，首页上手写有指向95-51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92-510#”的字样。关于海城新村4号住宅与3号地皮的关系，被告称因同一位置同一排地皮共有六块，双方事实上合作购买的是3号地皮，但从相反方向数，则是4号，在相关材料中出现“4号地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4号住宅与3号地皮指的是同一块地。此外，经原审法院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得知，因“海城新村4号住宅”的名称模糊不清、指向不明，无法确认“海城新村4号住宅”与“海城新村前排3号地皮”的关系。另《土地转让协议书》相对方的代表黄某甲亦表示只以人民币468，000元购买了一块土地，即海城新村3#住宅。综上，原告既无购得宝源土地的证据，作为《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土地购买方亦不认可购买的是宝源的土地，相关档案资料中也显示不出宝源地皮的具体所指，通过本庭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亦未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购买过海城新村3号地皮以外的土地，故原告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洪某丁与被告购买过宝源的土地，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洪某丁与被告购买过宝源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原告的主张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无权分配海城新村3号土地（后置换为海城新村c-33号土地）以人民币125万元卖与肖某的收益。2007年由于各种原因，海城新村与被告协商调整用地，将海城新村前排3号调整为海城新村c-33号。原告主张被告于2007年将海城新村c-33号以人民币125万元卖与案外人肖某，要求被告将该人民币125万元与原告进行分配。被告辩称1992年《土地转让协议书》出售的即为海城新村3号土地，该土地出售收益已经分配给了洪某丁，被告于2007年3月回购海城新村3号土地，并于同年9月再将房屋出售给了肖某。黄某甲同时作证称，洪某丁与被告将土地以人民币468，000元卖给了黄某甲，购房款已经付清。原审法院认为从《土地转让协议书》中指向的92-5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92-5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载明的是海城新村3#住宅等内容，结合黄某甲的证言，可以推定洪某丁与被告1992年7月30日是将海城新村3号出售。2007年9月30日被告是以个人名义将海城新村c-33号住宅地使用权转让与肖某的，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转让地皮给肖某的出售方包括洪某丁，则原告无法证明海城新村c-33号出售给肖某的行为与洪某丁有关。二、原告无法说清合作买地的具体地块和买卖过程，仅凭原告提供的形成于1991年底和2012年初的两张被告收到地皮款的收据，无法证明洪某丁与被告的合作往来经过，更无法证明被告未分配完毕合作收入。三、洪某丁于2011年12月及2012年1月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必然对与被告合作炒卖地皮的过程是知悉的，至洪某丁2000年10月17日去世，洪某丁及其亲属在逾八年多的时间内均未向被告主张购地款返还或进行收益分配，且原告称其是在洪某丁去世十年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收条，均有违常理。四、证人黄某甲与洪某丁及被告均相识多年，黄某甲作证称已经支付给洪某丁合作购地款，其证言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综上所述，因原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未将合作购地收益分配给洪某丁，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系因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合作购地收益未分配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均无客观证据证明完整的购地及收益分配过程，即无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所以被告主张原告诉讼时效已过的答辩意见，亦因被告举证不能，原审法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洪壁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05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洪壁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经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了判决。上诉人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牵强附会，依法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称已分割46.8万元地皮款，洪某丁已收取30多万元，但却至今没有向法庭提交洪某丁曾出具的任何凭据。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就主观臆断洪某丁收取30多万元，背离了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表现如下：①被上诉人于一审阶段已承认合伙买卖地皮交易的经办人系被上诉人，因此，假若真的如被上诉人所言以46.8万元价格卖地给黄某甲，该卖地款的30多万元如果真的如被上诉人所言已给付洪某丁，为何被上诉人及黄某甲均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所言，为何没有任何付款给洪某丁的收据或转账凭证？②“海城新村”与“宝源新村”地理位置不同：从被上诉人提交的1992年9月25日《收据》看，所购买的地皮位于“原宝安县新安镇翻身劳动村海城新村前排3号”，与1992年7月30日谢贤业、黄某甲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所指地皮位于宝安县新安镇劳动村（宝源新村），两者的位置南辕北辙，相隔有几公里远，根本不是同一地点。③地块占地面积不同：从上述《收据》、《土地转让协议书》中所记载的面积看，《收据》显示地皮面积156m2，而《土地转让协议书》显示地皮面积为300m2，两者截然不同，相差甚远。④地块编号不同：《土地转让协议书》中称“已报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与劳动村海城新村前排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容矛盾，由于《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土地位于宝源，与劳动村海城新村前排3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的编号重复，证据互相矛盾。⑤工程项目的地点不同：《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中“工程项目”系“住宅4号”，而本案地皮来源购买于原宝安县新安镇翻身村第二村民小组，地点位于“原宝安县新安镇翻身劳动村海城新村”前排3号（见被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3月12日、14日《证明》、1992年9月25日《收据》），而非4号，显然工程项目的地点错误，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⑥地块转让的价格不同：宝源地块转让价格为46.8万元，海城新村前排3号（c-33）地皮转让价为125万元，两者价差达78.2万元、超过1.5倍。⑦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肖某买卖土地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侵吞合伙地皮款，损害洪某丁合法利益的行为。在（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604号案中，法院依上诉人的调查申请向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依法调取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肖某买卖土地的证据，彻底击碎了被上诉人的谎言。被上诉人先后与案外人肖发明签订了《协议书》（2007年9月30日签订）、《收据》（1992年9月25日签订）、《证明》（2007年9月26日签订）、《见证书》（2007年9月30日签订）、《深圳市宝安区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等证据。这些证据共同证明“宝安县新安镇翻身劳动村海城新村前排3号”宅基地，是被上诉人收取洪某丁地皮款28.9万元后与洪某丁合伙购得的地块之一，被上诉人并未在1992年7月将其转让给黄某甲，而是于2007年9月转让给了肖某。被上诉人收取地皮款后，一直隐瞒所购地皮的方位和去向，上诉人诉前从未知晓权利被侵害，至今亦从未收过被上诉人任何地皮转让款。被上诉人提供其与黄某甲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反而证明了被上诉人在想方设法掩盖和歪曲事实。2、一审法院在证据分析和事实认定上主观臆断，在关键事实上颠倒举证责任，严重偏袒被上诉人。①海域新村前排3号与宝源新村地皮完全是不同地块，理由除上面所述，还有就是从时间节点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和黄某甲在恶意串通做虚假陈述。海城新村前排3号地皮的购入时间1992年9月25日（见《收据》），而谢贤业、黄某甲之间转让宝源地皮的时间是1992年7月30日《土地转让协议书》。两个时间相差近两个月。如果真如被上诉人所说两者为同一块地皮，那么就是说土地还没有购买到，被上诉人就先行卖给黄某甲了！这符合常理和逻辑吗？②海城新村前排3号地皮与《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中“工程项目”系“住宅4号”地皮，是不同的地块。前者有被上诉人提交的村委出具《收据》，后者有被上诉人提交的政府文件，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两块地皮是不同的。但一审法院置书面证据于不顾，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3号与4号地皮是不同地块，反而偏信被上诉人的“这边数过去是3号，那边数过来是4号”的谎言。③海城新村前排3号地皮由被上诉人在1992年9月25日买入后，一直到2007年9月30日转让给案外人肖某，这是铁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等为事后伪造，漏洞百出，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④一审判决第14页16行：“三、洪某丁于2011年12月及2012年1月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必然对与被告合作炒卖地皮的过程是知悉的…”。对于一审的认定，上诉人不明所以：洪某丁于2000年10月17日已突然去世，何来“于2011年12月及2012年1月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为什么要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被上诉人）二、黄某甲的“证言”系彻头彻尾的“伪证”。黄某甲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重大经济利益输送，双方恶意串通歪曲事实建立攻守同盟，这样的“证言”不具有可信性，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却采信该伪证，判决结果自然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颠倒黑白：①被上诉人提交的《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九十年代初黄某甲当初向谢贤业、洪某丁购地价格为46.8万元，在经过近15年升值之后即2007年在地价已大幅增值的情况下仍以低于成本的亏本价40万元退还地皮给被上诉人，退地时间、价格均违背客观常理，且该地退还后即在同年即2007年9月30日以125万元天价转让给肖某，难道黄某甲自己不会转卖出去而非要被上诉人才能转卖出去吗？这亏本转让的生意为什么非要等近15年且在地价大幅升值后才转让出去呢？黄某甲的证言系彻头彻尾的“伪证”。②被上诉人转让该地皮款的时间系2007年9月30日，而洪某丁死亡时间系2000年10月17日，亦即被上诉人私下偷偷将从翻身村第二村民小组购买回来的地皮以巨额款项转让给了案外人肖某，所得地皮款其个人全部独吞而从未告诉上诉人，被上诉人自认其自始至终才出资3.1万元购地款（占总购地款的9%），洪某丁出资28.9万元购地款占绝大部分（占总购地款的91%），而现实是被上诉人违反诚信，其出资与收益却成反比，非法私下侵吞了全部土地转让款，至今仍拒绝结算合伙收益，被上诉人背信弃义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合法权益。③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不起诉决定书》可看出，黄某甲曾有骗贷数百万元用于炒地皮的事实，其证言可信度低。三、被上诉人刻意拼凑证据，故意误导法庭，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①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系由两份完全不同地块的许可证刻意拼凑而成，许可证第1页和第2页分别系独立的地块。其中第1页92-510#编号系海城新村4号地块，第2页为海城新村3号地块：被上诉人故意将两块地混为一谈，企图蒙混过关。②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系被上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与该地无关的许可证92-510#编号写入协议书，而92-510#编号地块系位于海城新村住宅4号地块，距离宝源地块相距几公里之远；协议书中称“已报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92-510#”，但协议书双方签署时间系1992年7月30日，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1页出证时间为“92.8.28”，难道双方能预知未来（预知出证日期及具体的许可证编号等未来事情吗）四、被上诉人与黄某甲之间根本不存在退地还款的事实，其所谓“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均是事后伪造，不具有任何真实性。①从“退还购地款协议书”的制作手段来看，被上诉人是采用在复印件上签名的方式，目的是为了通过造假来增加法庭调查的难度。②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的时间来看，可以证明“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是事后伪造的，因为在同一法律关系的（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60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该两份协议书，而在法院依法调取了被上诉人将涉案土地以125万元价格转让给案外人肖某的证据之后，被上诉人才提交该协议书。显然该两份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事后伪造的。③从一审法官违反法定程序，拒绝上诉人鉴定申请的异常表现来看，该“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也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在一审开庭时和开庭后，上诉人多次申请法庭对该协议书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官既未将协议书原件收执保管，而是在刻意拖延长达一年后才同意鉴定，显然一审法官不具有公正性。④从“退还购地款协议书”的内容和地皮实际交易价格来看，该“退还购地款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因为按被上诉人和黄某甲的讲法，黄某甲在1992年7月20日的地皮购买价为468000元，在2007年3月2日退还购地款为40万元，过了半年后即2007年9月30日，被上诉人以125万元天价将地皮转让给肖某，也就是说，黄某甲将地皮捂了整整15年之后，放弃68000元本金，放弃长达15年的天价利息，放弃地皮升值15年带来的巨大收益，竟然以40万元的亏本价将地皮退还给谢贤业，这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⑤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几张转账凭条看，转账凭条记载的主体、金额、时间、款项用途，根本无法体现其与本案的关联性。综上，被上诉人收取洪某丁的地皮款，但却为了独吞地皮转让款，一直隐瞒其已购地皮的事实真相，掩盖其于2007年9月30日以125万元转让案外人的客观事实。当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又与黄某甲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蒙蔽法庭。一审法官却主观臆断，颠倒举证责任，无视被上诉人证据材料的自相矛盾，导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谢贤业答辩称：一、关于本案所涉及的土地的情况。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丈夫合作买的地只有海城新村前排3号这一块地。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丈夫一起转让给黄某甲的地就是海城新村前排3号这一块地。3、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丈夫洪某丁一起实际买了地，又将地转让给了黄某甲，双方已经分配转让款，被答辩人再次要求分配土地转让款，毫无道理。（1）被答辩人的丈夫洪某丁与答辩人买的地基已经转让给黄某甲，其已经分得转让款。（2）答辩人转让劳动社区海城新村c-33号地给肖某，与被答辩人的丈夫没有任何关系，其要求分配转让款毫无道理。黄某甲因转让地的手续原件拿不到，又将该地转让给答辩人。答辩人从黄某甲手中将地转让过来后，因该地是绿化带，不能建房，因此就找村里条换了一块地，位于劳动社区海城新村c-33号。二、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被答辩人的主张，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丈夫是合伙炒卖土地的关系，那么，这一合伙炒卖土地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其所谓分红也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三、被答辩人起诉过了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第14页第14行，“形成于1991年底和2012年初”系笔误，应为“形成于1991年底和1992年初”；原审判决第14页第16行，“三、洪某丁于2011年12月及2012年1月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系笔误，应为“洪某丁于1991年12月及1992年1月将合作款支付给被告”。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的丈夫洪某丁与被上诉人谢贤业共计合作购买了几块地皮，收益是否已经分配给洪某丁。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编号为92-5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表格所载内容为“海城新村3号住宅建设规模936平方米，建设单位为洪某丁、谢贤业，附图及附件详见报建资料”。《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中表格所载内容为坐落在新安镇翻身劳动村海城新村住宅4号的规划用地（长12.6米、宽12.18米、建筑面积918平方米，楼高21.3米、层数6层）户主为洪某丁、谢贤业。该份报建表首页上手写有“92-510#”字样。该两份资料表明其所述的“海城新村3号住宅”与“海城新村住宅4号”的编号均为92-510#，建筑面积亦非常接近。被上诉人对编号不同的问题做出了解释说明，本院认为符合常理，予以采信。故，本院认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中所述的3号住宅、4号住宅实际上为同一块地皮。1992年7月30日谢贤业与黄某甲代表的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第二房地产开发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交易的土地位置虽然表述为新安镇劳动村（宝源新村），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92-51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为92-510#，均与海城新村3#的报建编号一致。虽然协议书中约定购买地块的建设规划面积为300平，但协议亦注明以实际建筑面积支付地价款。根据黄某甲在（2012）深宝法民一初字第604号案件开庭审理中出庭作证时陈述的内容，洪某丁与谢贤业将宝安新安镇劳动村156平方米土地以人民币468000元出售给黄某甲。依据黄某甲的该陈述，该土地的单位面积售价与《土地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3000元每平方米一致，土地面积亦与《宝安县县城基建报建表》中记载的用地面积（长12.6米、宽12.18米）相近。综合以上证据情况，被上诉人主张1992年7月30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交易的土地即为海城新村3号地，可信度较大。结合购地款数额，洪某丁、谢贤业购买海城新村一块地皮已经花费26万余元，如何用剩余的两万余元购买另外五块地皮，上诉人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被上诉人主张洪某丁两次出资289000元已全部用于购买海城新村前排3号商住地皮，除有单据证明的26万余元外，还有另外六万元打桩费没有收款收据，因此并不存在两人合伙购买其他地皮的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谢贤业的主张更具可信度，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应当认定洪某丁、谢贤业仅合作购买了一块海城新村3号地皮，且该地皮已经于当年以46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黄某甲。
关于购买地皮的收益是否已经分配给洪某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黄某甲的证人证言，洪某丁与谢贤业于1992年将海城新村土地出售后，收益已经分配。若此言不实，则无法解释为何在1992年至洪某丁去世近八年的时间内，洪某丁均没有向黄某甲或者谢贤业主张分配售地款或其他收益。上诉人仅凭其持有的两张收据，无法证明未获得土地收益款。本院认为，洪某丁、谢贤业已经将涉案海城新村土地的售地款分配完毕具有高度盖然性。
至于上诉人主张《退还购地款协议书》、《协议书》、《收条》均为伪造，经原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三份材料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均不能得出鉴定结论。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收条、存款凭条和转账凭条，被上诉人向黄某甲支付款项的金额和时间均与《退还购地款协议书》的约定基本吻合。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被上诉人谢贤业于2007年3月以个人名义向黄某甲回购了海城新村3号土地。同年9月被上诉人谢贤业将房屋出售给了肖某。上诉人洪某丁主张再次分配此次售地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存在较大疑点，在关键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在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否认其真实性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及理由予以反驳，对其上诉理由本院实难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050元，由上诉人洪壁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飞
审 判 员 黄 国 辉
代理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赖汉贞（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