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8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克贵，男，汉族，生于1968年3月5日，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勇攀，四川超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虎，男，汉族，生于1969年12月17日，四川省雅安市人，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建刚，四川三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克贵与被上诉人余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5)雨城民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张克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张克贵、余虎于2013年9月经口头协商，决定合伙投资在草坝镇广华村七组修建养猪场。双方采取由张克贵、余虎实际出资并以挂名股东方式邀约李某某、罗某某等共计56人于2013年9月18日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册成立了“雅安市雨城区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号：X。随后，张克贵按口头约定出资购买沙子、石头、砖、水泥瓦，木材、养猪设备等，余虎按口头约定投入了猪舍及租用的场地开始修建养猪场，因双方采取边修建边养殖的方式进行，修建期间张克贵于2013年10月20日出资124545元购买种猪开始饲养。2013年12月9日，张克贵、余虎就合伙行为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议，由乙方出资在草坝镇广华村七组修建养猪场（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1、修建养猪场所需资金和购买种猪及饲料所需的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由乙方出资；2、股份分配：张克贵、余虎各占总养殖场资产50%，投资风险按各自所占股份比列承担；3、甲方原猪舍共计16个，估计价值10万元整，已归入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有；4、盈利后，先还乙方5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再付甲方原猪舍10万元整；5、此合作社由甲方负责管理，具有一定的责任心，负责会计。乙方负责出纳。协议签订后，该养猪场由余虎管理经营至相关部门拆迁完毕。
2015年3月29日，因“名兴草快速通道”建设需要拆迁，张克贵、余虎合伙修建的雅安市雨城区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猪场及相邻的余虎母亲的养猪场及家庭的房屋，余虎作为乙方与甲方雅安市国土资源局雨城分局签订了拆迁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次性补偿2596060+212230=2808290（其中：1、养殖设备：1157940元；2、房屋补偿：1340.28×740=991807元；3、上浮：1340.28×740×45%=446313元；4、猪：212230元）。该协议附件即情况报告载明：1、拆迁的养殖房屋中有267.3平方米是余虎母亲李某某所有，补偿款为267.3×740×1.45=286812.9元；2、该协议附件即情况说明载明李某某有一养猪场一次性补偿212230元；3、李某某家庭房屋附着物48000元、其他补偿112070元、拆迁协议奖励5000元×8人=40000元，合计200070元。上列三项共计699112.9元，该款项相关部门在拆迁完成后根据核实情况认定699112.9元应从余虎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书中确定的2808290元拆迁补偿款中扣除，雅安市雨城区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本次拆迁补偿款应为2109177.1元，并已将699112.9元支付给余虎母亲李某某。拆迁后余虎将合作社饲养的母猪、大猪、小猪折价卖给杨某1、杨某2二人，得到卖猪款157300元。张克贵在得知养猪场被拆迁后遂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张克贵、余虎均认可雅安市雨城区兴利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系二人实际出资成立，该合作社财产属于二人所有，其他股东也向一审法院表明其只是为帮助张克贵、余虎成立合作社而挂名，实际未出资，不是实际合伙人，不参与合伙分配。故一审法院对张克贵、余虎为该合作社实际合伙人的事实予以确认。现该合作社因拆迁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伙事项，余虎也同意终止合伙协议，故一审法院对张克贵主张终止合伙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双方争议的出资额及合伙财产数额及分配比列问题，余虎提出张克贵严重违约，仅仅出资293109元，与合同约定500000元出资不符。余虎除合同约定出资外还额外支付了水泥、钢材等投资330534.5元，该出资应转化为余虎股份，因此在分配合伙资产时余虎应分得76.6%，张克贵只应分得23.5%的辩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双方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对合伙财产的占有份额为各占50%，投资风险也按此承担。故余虎的辩解意见不成立。余虎作为该合伙合作社的会计和经营管理人，如今后确有证据证明张克贵出资不足，可另案解决。对于双方争议的合伙财产的数额问题，张克贵、余虎合伙的合作社养猪场因拆迁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相关部门在拆迁过程中明确了余虎签订的拆迁协议中载明的2808290元中包含其他人的拆迁补偿款699112.9元，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张克贵、余虎合伙的合作社养猪场的拆迁补偿款为2109177.1元。对于张克贵提出养猪场饲养的生猪应按照拆迁协议载明的头数计算余虎处理生猪后所得价款为2792840元，张克贵应分得一半的主张，虽然拆迁协议中载明了生猪头数，但余虎予以否认，并提供了处理生猪所得价款为157300元的证据，且张克贵主张的生猪实际已不存在，无法进行核实。鉴于拆迁协议的特殊性，一审法院也不宜对拆迁协议载明的生猪头数进行审查，故一审法院根据养猪场实际情况依法确认养猪场拆迁后余虎处理生猪所得价款为157300元，该款项应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对于张克贵提出的合伙合作社还有147.7平方米房屋未拆迁，应折价109298作为合伙财产分配的主张，因房屋产权现场登记表载明的是房屋而不是猪舍，张克贵也无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合伙财产，故对张克贵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张克贵提出余虎折价处理养猪场产床、饲料加工机等财产变现所得219435元，张克贵应分得50%的主张，因拆迁协议及附件中明确载明以上财产相关部门是按照购买价全额进行了补偿，故该部分财产在相关部门进行补偿后已不属于张克贵、余虎的合伙财产，故对张克贵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张克贵提出的损失费30000元，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是什么损失，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张克贵、余虎现有合伙财产为2266477.1元，在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应当进行分配处理，在分配时原则上应按照双方各占合伙资产50%的约定对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处理，但鉴于本案实际情况以及余虎实际经营管理合伙合作社，对合伙合作社付出较多的实际情况，依法可酌情适当多分。具体分配数额，一审法院依法确定张克贵分得1030000元，余虎分得1236477.1元。
对于余虎提出的张克贵、余虎合伙的养猪场在合伙期间有合伙债务886973元应分割以及余虎额外支付了水泥、钢材等修建养猪场的款项330534.5元的债务应计入股份的辩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审理中，张克贵对余虎提出的上述债务均予以否认，认为余虎列举的饲料款数额达到700000元，与其辩解的饲养的生猪数量只有200余头明显不符。余虎提出其支付了水泥、钢材等修建养猪场的款项330534.5元的事实与双方合伙的养猪场已经建成投产的事实不符。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余虎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其辩解意见，且余虎列举的债务涉及案外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如合伙期间确有合伙债务，债权人可另案提起诉讼，请求合伙人按约定承担合伙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余虎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终止张克贵与余虎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合伙财产2266477.1元，由张克贵分得1030000元，余虎分得1236477.1元（其中157300元卖猪款余虎已实际取得），以上款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自行到相关部门领取；三、驳回张克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张克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将267.3平方米的房屋拆迁补偿款286812.9元，判归案外人李某某（余虎母亲）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将合伙企业的拆迁补偿款212230元判归案外人李某某所有，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将案外人李某某家庭其它实物设施的拆迁补偿款200070元纳入到合伙企业总的补偿款2808290元中予以扣减，属认定事实的错误；四、一审未将《拆迁补充协议》中载明的被拆迁时合伙企业饲养生猪数量和处置价款认定为合伙企业财产，属认定事实不全；五、一审判决未对余虎处置合伙企业养殖设备所得价款认定为合伙企业财产，属于认定事实不当；六、一审判决未将119.1平方米房舍（含于一审诉求的147.7平方米内）认定为合伙企业财产，属认定事实不当；七、一审判决未将张克贵与余虎投资款的清偿顺序在补偿款的分配额中加以体现，损害了张克贵的利益，属漏判，清偿顺序应先将张克贵和余虎的投资款清偿后，再分配盈余。综上，1请求撤销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2015）雨城民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除一审判定的103万元应退、应分的合伙企业财产款额外，另行增加一审错算、漏算、不当计算的合伙企业散伙时各项应分财产，一是上诉人应分得的现金财产459273.95元，二是尚存的合伙实物119.1平方米的房屋折价款的一半，三是合伙企业养猪设施、设备处置款的一半，四是合伙企业被拆迁时实养生猪总头数处置款的一半；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余虎辩称：1、张克贵将合伙财产与李某某的财产混淆才提出的上诉请求；2、一审法院已核实267.3平方米的补偿款是兴达养殖场，即李某某的财产；3、张克贵、余虎合伙当初利用了余虎和李某某的家庭宅基地和房舍来修建的养殖场，补偿时涉及到李某某的个人财产不应纳入合伙财产；4、兴利养殖场实质是张克贵和余虎合伙成立。5、对于张克贵的上诉请求中提到的生猪1914头，母猪182头，小猪726头，育肥猪927头与客观事实不符；6、一审法院已查明，拆迁部门对设备进行了补偿、转移，无处理设备所得。7、房屋产权证载明的产权人是李某某；8、在合伙期间，张克贵未按协议约定如期投入资金，导致养殖场修建中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及饲料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二审中，张克贵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兴达养殖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动物防疫条件的合格证，拟证明经营者是余虎，不是李某某，兴达养殖场与兴利养殖场是合为一体了，兴达养殖场已不存。
余虎质证认为，余虎和李某某同住，李某某已年满60周岁，设立兴达养殖场是工商部门办证的需要。
余虎提交的证据材料：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动物防疫原件，证人杨某1、黄某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兴达养殖场存在的位置及生猪饲养情况。
张克贵质证认为，对于营业执照等真实性无异议，二证人与张克贵有利害关系，并将张克贵起诉到了雨城区人民法院，证人黄某某陈述与事实不符，兴达养殖场已实际归入兴利养殖场。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后认为，对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克贵、余虎就合伙行为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合作社因拆迁获得的补偿款2808290元是否是属于张克贵、余虎的合伙财产的问题，负责拆迁的相关部门在拆迁过程中已明确在2808290元的拆迁补偿款中包含李某某的699112.9元，并且李某某已领取此款，张克贵、余虎拆迁获得的补偿款应为2109177.1元。
张克贵上诉称未将《拆迁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合伙企业实养生猪数量和处置价款认定为合伙企业财产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张克贵上诉称余虎处置合伙企业养殖设备所得价款及119.1平方米房舍，应纳入合伙企业财产分配的上诉请求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投资款清偿顺序的问题，张克贵与余虎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盈利后，应先将张克贵和余虎的投资款清偿后再分配盈余，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盈利，张克贵上诉称未将张克贵与余虎投资款的清偿顺序在补偿款的分配额中加以体现，损害了张克贵的利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张克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0元，由上诉人张克贵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 玉
审 判 员 周玉蓉
代理审判员 邓 飞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赵 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