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0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世明。
委托代理人：张涵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知兴。
委托代理人：陈高。
原审被告：孙国昌。
原审被告：孙荣德。
上诉人郑世明因与被上诉人俞知兴，原审被告孙国昌、孙荣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9月，俞知兴与郑世明、孙国昌、孙荣德合伙建造农庄。四人口头约定，每人出资25%，由郑世明负责记账及保管出资。同年9月22日，郑世明以自己的名义在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开设了一个合伙账户（账号：10×××28），用于出资款的管理。之后，因各种障碍，农庄未能如期开办。经结算确认，截止至2012年10月23日，四人合计出资1020000元，分摊后每人应出资255000元。同年10月24日，郑世明向俞知兴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有郑世明与俞知兴因为泥工40000元与砌石工资款10000元，合计伍万元，确未付给俞知兴。暂借2个月归还。”
另查明，俞知兴于2012年1月10日支付泥工工资40000元，于同年1月13日支付砌石工资13000元。后郑世明支付俞知兴3000元。再查明，孙国昌、孙荣德各出资了255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俞知兴和郑世明对双方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及每人应出资额为255000元、孙国昌、孙荣德已出资到位的事实没有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俞知兴是否多出资50000元，郑世明是否少出资50000元。该院认为，俞知兴的陈述有郑世明出具的借条佐证，而郑世明的出资情况仅有其自己的陈述为证，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相比而言，俞知兴的证据更具优势。据此该院认定俞知兴在合伙过程中多出资50000元，郑世明少出资50000元。郑世明虽抗辩称涉案借条系其受胁迫出具，不应被采纳，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条系其受俞知兴等人胁迫所写且已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故郑世明的该项抗辩，该院不予采纳。郑世明应当按照借条载明的还款时间向俞知兴支付50000元款项。现郑世明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构成违约。俞知兴按中国人民银行年利率6%计算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的违约损失，有事实和法律，该院予以支持。按此计算，从2012年12月24日起至2014年12月23日止的损失为6075元。俞知兴主张6000元，未损害被告合法权益，该院予以准许。孙国昌、孙荣德的出资已到位，俞知兴要求其对郑世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俞知兴诉请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郑世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知兴合伙出资款50000元、损失6000元，合计56000元；二、驳回俞知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郑世明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该院。
上诉人郑世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以俞知兴和其他合伙人胁迫郑世明处所得的“借条”作为证据，对前民间借贷案判决书中载明的居委会调解证明和调解不成后郑世明向派出所报案等证据却只字未提，认定“原告的证据更具有优势”，而郑世明只有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事实上，郑世明提交的由其他合伙人签字的记账凭证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判决错误。二、原审判决罔顾事实，认定俞知兴提交的象山建房工程结算清单（下称清单）“系原告自己制作，未经其他合伙人确认，不具有证明力，不予认定。”其实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争议焦点就是该份每名合伙人出资20万，合计80万元的清单（对后期每个合伙人出资的3．5万元和2万元均无异议），但原审判决却撇去该关键证据。既然该清单系俞知兴自己制作欲证明其出资20万元的事实，说明俞知兴对该证据是认可的，而该清单上明确载明郑世明投资20万元，能证明郑世明出资20万元的事实。该清单是郑世明在2012年1月15日制作并分发给各合伙人的，无论是在分发时还是在庭审中各合伙人均是认可的。只要查明每个合伙人出资20万元的证据，本案就会真相大白，如果郑世明少出资5万元就无法支付所需支出，胁迫所得的所谓“借条”的真实性也就一清二楚了。三、原审判决对前民间借贷案判决书中载明的居委会因“借条”进行调解的证明和调解不成后郑世明向派出所报案等证据只字未提。俞知兴凭该份“借条”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过诉讼，经法院释明后其仍坚持是纯粹的民间借贷，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而非撤诉。既然法院在前一次民间借贷案判决书中已经认定郑世明与俞知兴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判决后俞知兴也没有提起上诉，那么原审法院依据该“借条”判定俞知兴借给郑世明5万元是错误的，前后两份判决书是相互矛盾的。郑世明在原审中提出“借条”已过诉讼时效，但原审为了偏袒俞知兴，不顾清单和记账凭证等证据，采用该胁迫所得的已超过诉讼时效又被前民间借贷案判决书认定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的所谓“借条”进行枉判，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四、俞知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俞知兴主张其多出资5万元，应该就该事实提供证据。然而，俞知兴出具的“借条”仅能证明其支付了5万元。在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其已经足额支付投资款和其所支付的5万元是垫付款的情况下，俞知兴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原审法院并没有严格按照举证规则进行裁判。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俞知兴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俞知兴在审理中答辩称：郑世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郑世明认为记账凭证是最有力的证据，显然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但该记账凭证记载的内容在原始的支出票据上并没有体现，说明该记载的内容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也没有经过俞知兴确认，且该记载的内容与合伙支出的最终结算也完全不符合。记账凭证记载的内容应当与合伙的支出与结算相符合，才是真实的，但从合伙资金的结算和支出来看，郑世明经手的合伙资金在2012年10月23日结算为每人235000元，而记账当天即2012年1月13日，合伙资金有83000元余额和郑世明当天存入的1万元，共计有93000元的合伙资金，但郑世明在该记账凭证日期之后经手的支出却只有54460元（30060元超市卡、7400元香烟和酒款、14000元青砖款及俞知兴垫付了53000元中的3000元），出现了38540元的合伙资金未使用，明显与每人出资款为235000元的结算不相符。说明郑世明记载的5万元抵为出资款的内容，并不是合伙结算前的记载，而是在合伙结算之后，郑世明针对出具给俞知兴的“借条”而添加的记载，显然记账凭证记载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二、郑世明认为清单是其自己制作并分发给各合伙人的，但郑世明在一审时却对清单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均有异议，前后截然不同，说明郑世明在一审中陈述的事实没有可信度。同时，结合一审双方均确认合伙结算是在2012年10月23日，郑世明现在认为清单是其自己制作并分发给各合伙人的，完全证明了二个事实，第一就是郑世明收到俞知兴及其他二人每人20万元的出资款是完全属实的，第二就是清单在发给各合伙人时，并没有经过合伙结算。三、郑世明以自己的报案行为主张存在胁迫，没有法律依据。郑世明的报案仅仅是郑世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并不是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报案内容的真实性并没有依法得到确认，而且所谓的胁迫也没有在相关的案件中被人民法院进行事实认定，完全不具有真实性。其报案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有利于自己的诉求，以国家公共权利为自己获取所谓有利的证据，来达到自己的诉讼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世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郑世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孙国昌陈述称：借条是郑世明出具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原审被告孙荣德陈述称：与孙国昌的意见相同。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郑世明向俞知兴出具的借条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郑世明不能提供确凿的相反证据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本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效。郑世明在借条中确认俞知兴在合伙经营中对外支付的50000元泥工和砌石工资“确未支付给俞知兴”，其应按约定将借条载明该款项归还俞知兴。郑世明称该借条系受胁迫而出具，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郑世明称借条载明的50000元泥工和砌石工资，俞知兴已经将其抵作其第一期20万元出资。但是，如果俞知兴已经将该款项抵作其第一期20万元出资，郑世明则无需在结算之后就该款项再向俞知兴出具借条承诺向其归还，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郑世明负责合伙记账及资金保管，其单方制作未经其他合伙人确认的记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出资255000元。综上，郑世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郑世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雪原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舒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