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53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省府路1号。
负责人何光亚，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梁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春山。
委托代理人谢小东，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金桥支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陕西路8号。
负责人谭雨梅，该支行行长。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中华路支行）与被上诉人杜春山、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金桥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金桥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2015)云民商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2012年6月6日，杜春山向被告工行金桥支行递交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一份，申请开立账户及借记卡，经被告工行金桥支行同意，同日向原告发放卡号为xxx理财金卡一张，杜春山为其所持银行卡设立了支付密码。2014年12月24日21时52分，原告持有的该卡在GoldLei（ChoiSunWines）处消费317797澳门元（折合人民币248771.4元），同时，原告杜春山收到工行提示的消费短信称“你尾号为4091卡24日21:52POS支出（消费）248771.4元。”。原告杜春山以该款248771.4元非本人消费为由在2014年12月24日22时向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阳光派出所报案，次日，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阳光派出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杜春山于2014年12月24日22时许到我所报称：在2014年12月24日21时52分许接到工商银行短信提示自己的银行卡（xxx）在POS机上消费248771.4元，但是其本人的银行卡一直在身上并未在其它地方通过POS机消费过，怀疑被人盗刷。现本人已将被盗刷的银行卡（xxx）交由公安机关暂存，特此说明。”但现仍未立案。另查明，2011年2月22日，工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以工银黔营发[2011]13号文件，将工行金桥支行划归工行中华路支行管理。庭审中，原告认为其所持银行卡消费的317797澳门元币种为澳门元，消费地点是ChoiSunWines，该款应为在澳门消费，而该时原告所处贵阳市，该款非本人消费，系被盗刷，被告基于合同关系有义务保障客户资金、账户安全，故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工行金桥支行及第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均认可该消费地点ChoiSunWines应在澳门，但认为不能排除该款系原告杜春山或其授权的他人所进行的消费，故不应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工行金桥支行为工行中华路支行下属机构，其权利义务应由工行中华路支行承受。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银行卡被盗刷所受损失248771.4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判认为，杜春山向工行金桥支行申领借记卡，工行金桥支行经审核后向杜春山发放理财金卡即本案涉案银行卡，二者之间已依法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银行应对储户具有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和相关信息安全义务。对于杜春山持有的银行卡消费的248771.4元是否是其本人或其授权的他人消费。经查，该248771.4元被消费时间在2014年12月24日21时52分，对于消费地点，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及原被告、第三人陈述，该消费地点ChoiSunWines应在澳门，根据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2014年12月24日22时原告及其所持涉案银行卡仍在贵阳市，故该款应为伪卡消费而非原告本人消费产生。被告作为发卡行，未能保证由其发行的借记卡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导致案外人复制并使用伪卡消费，应承担70%责任；该卡为凭密码交易方式，密码系由原告本人设置，正常情况下，银行卡信息尤其是密码为持卡人设定并仅为其掌握，交易时通过银行系统数据库自动扫描的形式核对，他人包括柜台交易时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同持卡人身份证、签名一样，具有身份识别功能，是持卡人进入电子交易系统的钥匙或者身份凭证，本案中，案外人通过密码验证方式盗刷了原告存款人民币248771.4元，同时无证据显示被告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原告对此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另被告作为第三人下属机构，被告的权利义务由其承担，故工行中华路支行应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74139.98元及相应存款利息，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杜春山损失人民币174139.98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12月24日起至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杜春山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32元，减半收取2516元，由原告负担755元，第三人负担1761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第三人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原审宣判后，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被告作为发卡行，未能保证其发行的借记卡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导致案外人复制并使用伪卡消费，应承担70%的责任”，属于加重商业银行的义务，显失公平，上诉人在现有技术条件及客观环境下已尽最大限度为用卡客户提供了安全的交易环境，因克隆卡导致帐户资金被盗刷主要责任不是银行和储户，而是磁条卡作为一种特殊介质的安全性问题，伪卡盗刷真正的责任人应当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让银行来为犯罪行为买单等同于让银行来履行公安机关遏制犯罪的职能，显然不合理。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杜春山答辩称，第一，本案应当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工行在赔偿后获得追偿权，可以向犯罪分子追偿；第二，贵州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与本案性质相同的盗刷银行卡案件，明确表示对盗刷案件银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本案可以以此为参考，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高院意见有极强的指导意义；第三，虽然原审原告没有上诉，但不是认同一审判决，只是为了不过多的浪费精力，但是现在上诉人上诉，我们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原审被告工行金桥支行未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及代理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银行卡、开户申请书、银行流水及流水截屏、文件、情况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杜春山因银行卡被盗刷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杜春山在原审被告工行金桥支行开设个人帐户、申领银行卡，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银行对杜春山存款资金有进行安全保管的义务，银行还应当保障储户在进行日常交易时能被正确识别为交易主体，使储户帐户的资金不被他人不法侵害。银行提供容易被复制的磁条卡给储户使用，导致被上诉人杜春山的银行卡被案外人复制并使用伪卡在异地消费，未尽到对储户资金帐户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的规定，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主张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该行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犯罪行为人与被上诉人杜春山之间构成侵权关系，犯罪行为人应当赔偿杜春山因犯罪行为所受到的财产损失，而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对被上诉人杜春山构成储蓄合同关系，银行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应当对杜春山承担违约责任，前述上述两种责任的产生原因不同，但构成同一债务，任一债务的履行都产生消灭债权的后果，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债权人杜春山可任选其中一个债权行使，现杜春山基于合同关系向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支持其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在其承担赔偿责任范围内可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综上，上诉人工行中华路支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32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华路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可
审 判 员 李 蓉
代理审判员 喻厚智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彭曦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