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闸民一（民）初字第3298号
原告陈雷春。
委托代理人叶丹平，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塬平，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军。
委托代理人韩琼，上海申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雷春与被告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盛玉英独任审判，于2014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雷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叶丹平、被告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琼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雷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塬平、被告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雷春诉称，原告自2008年开始挂靠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从事物流运输工作，并于2010年开始为被告运输货物至各个营业网点。2010年11月，被告告知原告，公司统一规定，要求原告缴纳押金人民币8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给被告，双方终止合作之后返还押金。由于被告拖欠原告2010年8月至11月的运输费用合计209800元，故被告表示可以从运输费用中扣除80000元作为押金，原告表示同意。2010年12月7日，被告出具一份80000元的押金收据给原告。2013年10月开始，原告与被告终止运输合作关系，并结清相应的运输费用，但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010年12月支付的80000元押金，被告一直拒绝返还。原告认为，双方合作系真实有效的行为，原告为被告运输货物而支付押金，双方终止合作后，被告应当返还押金。据此，1.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运输押金80000元；2.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以8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7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告陈雷春对其诉称提供了下列证据：
1.“十一月份配货中心资金收支情况”，旨在证明被告收取鑫飞鸿上海分公司押金80000元，该表系被告仓库管理员吴小平所制，被告财务总监李祥在该表上签名，李祥现已离职。被告业务移到昆山，原告找到李祥，让公司把押金还给原告，李祥说无法返还押金。2013年10月之后吴小平就将该表原件给了原告，表格中“其他收入”载明“收鑫飞鸿快递押金80000元”，在“本期付出”中载明“付鑫飞鸿8-11月运费209800元”；
2.2010年12月7日的收据两张，旨在证明原告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名义购买被告货车，支付货车款35000元，被告出具收据。原告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名义缴纳快递押金80000元；
3.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上海爵士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爵士公司”）章程修正案，旨在证明爵士公司于2009年变更名称为被告；
4.2010年10月28日甲方为爵士公司和乙方为原告的《转让协议书》（甲方处吴小平签名，爵士公司未盖章，乙方处原告签名）、沪FKXX**和沪ALXX**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2014年7月8日原告与上海洪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挂靠经营协议书》，旨在证明2010年10月爵士公司将沪FKXX**货车转让给原告，原告挂靠在爵士公司运营。后来原告与被告终止协议后，于2014年7月将沪ALXX**货车挂靠在上海洪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
5.原告出具的收据六张、手机短信一条打印件，旨在证明原告与被告建立运输合同关系，被告通过职员王伟汇款至原告账户用于支付快递费，手机提醒原告款项收到，这是原告部分的送货记录和费用情况；
6.2014年9月24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旨在证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并未缴纳80000元押金，是原告缴纳的，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企业状况为吊销；
7.被告的档案机读材料，旨在证明被告企业状况；
8.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授权书，旨在证明2010年12月6日原告驾驶沪FKXX**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被告配合办理了理赔；
9.集大成（昆山）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相关工商信息公示内容网上打印件，旨在证明被告与集大成（昆山）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支付原告运费的人员为被告职员，系履行职务行为；
10.未盖章的银行交易明细打印件、方丽娜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打印件（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旨在证明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被告通过公司职员支付原告运费的事实。未盖章的银行交易明细打印件也是方丽娜的，被告将运费通过甘传翠、王祖宏、王伟转账到原告妻子方丽娜账户；
11.证人吴某某的证言，旨在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及被告收取原告押金80000元至今未予返还的情况。
被告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与原告没有发生过业务往来，被告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产生业务往来，原告是挂靠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对外应由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主张权利。被告并未拖欠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和原告押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对其辩称提供了下列证据：
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旨在证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已经于2013年4月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以2014年9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没有效力。
经过庭审中的举证和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吴小平是仓库管理员，李祥是不是财务总监不清楚。对表格是吴小平制作不予确认。对证据2，被告没有出具过收据，收据上的章庭后核实。对于吴小平的签名被告无法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没有授权吴小平转让货车。对证据5，被告不可能与个人产生业务往来，该组证据是原告自己手书，与本案无关。对短信不清楚，被告下面门店较多，对于王伟是不是被告员工不清楚。即使是王伟支付的，也是王伟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对证据6，原告是挂靠在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对外应由鑫飞鸿上海分公司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告和这些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对证据10，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甘传翠、王祖宏、王伟均不是被告的员工，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系。对证据11，证人不是被告的员工，希望证人能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员工。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企业状态栏中表明吊销并未注销，即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法人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可以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
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的“十一月份配货中心资金收支情况”表上载明“一、收入407679”，“（四）其它收入115000收出售货车款35000收鑫飞鸿快递押金80000”，“二、本期付出……付鑫鸿8-11月运费209800”。在该表下方载明“制表：吴小平2010年12月6日已核李祥2010.12.8”。该表上“407679”、“（四）其它收入”、“二”均系在修正带上书写。
原告提供的入账日期为2010年12月7日的两份收据，一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鑫飞鸿”、人民币“80000”、收款事由“快递押金”，另一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鑫飞鸿”、人民币“35000”、收款事由“购…”，两份收据上加盖“wandanu现金收讫”章。
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28日、甲方为爵士公司、乙方为原告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自2010年10月28，将本公司所属车辆厢式小货车《车号沪FKXX**》转让给乙方使用。乙方自转让之日起以后发生一切交通违章，交通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均与甲方无关。……”该《转让协议书》落款甲方处吴小平签名，乙方处原告签名，爵士公司未盖章。原告提供的行驶证复印件上记载沪FKXX**轻型厢式货车所有人为爵士公司。
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4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陈雷春是2008年开始挂靠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快递业务。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陈雷春鑫飞鸿快递的商标使用权及经营权，一切的经营事务由陈雷春自负盈亏，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不参与陈雷春的快递经营业务。陈雷春自2010年开始以鑫飞鸿的名义与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运输合作关系。并于2010年12月份以鑫飞鸿的名义缴纳80000元快递押金于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当时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拖欠陈雷春2010年8月至11月的运费209800元，与此同时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要求陈雷春缴纳80000元押金，故陈雷春要求从货款中抵扣，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于2010年12月7日开具交款单位为鑫飞鸿的80000元收据于陈雷春，实际上此款80000元押金系陈雷春个人缴纳给上海万达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并没有缴纳此笔款项。”
原告申请证人吴某某到庭作证，吴某某称，1.吴某某于2007年4月28日起至2013年10月底在被告处工作。2007年在被告嘉定区后勤仓库服装部担任主管，2007年12月起至2013年10月底担任被告后勤仓库财务。被告经营服装鞋子，在外地开了很多专卖店。原告是从事快递的，在被告处揽业务，所以吴某某与原告认识。现吴某某无法提供原告是被告员工的书面证据。2.2010年10月左右，为了防止货物被快递公司拉走，所以要求原告提供80000元押金，80000元押金不是现金交付的。被告没有支付原告2010年10月之前的五个月的快递费，其中80000元快递费就折抵为押金。吴某某开具了收据给原告，因为快递业务是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合作的，原告是代理人，所以收据上写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吴某某向总公司报账，总公司财务总监李祥予以审核。原告与被告结束业务往来时，吴某某仍在职。3.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十一月份配货中心资金收支情况”表是吴某某写的。该表一式两份，复印件在单位，原件在吴某某处。吴某某在被告处离职时，和原告一起去公司催讨押金，公司的领导甘某把复印件撕掉了，所以吴某某把原件给了原告。该表上核算的数字错了，所以有涂改。4.原告提供的2010年10月28日的《转让协议书》上是吴某某签名，是被告的仓库总管甘传勇授权吴某某签名的，但没有书面授权委托书。因为口头协议转让价格35000元左右，所以《转让协议书》上没写转让金额。因为仓库没有章，所以《转让协议书》上未盖章。5.证人名字为“吴某某”，但是平时签名用“吴小平”。
另查明，2009年3月5日爵士公司变更名称为被告。2013年4月22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未注销。鑫飞鸿上海分公司隶属于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
审理中，原告称，1.2008年原告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原告挂靠在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对外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运输货物，鑫飞鸿上海分公司收取一定的挂靠费。挂靠合同已经遗失，所以无法确认合同签订到何时为止。2.2010年至2013年10月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与被告是运输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原告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名义为被告运输货物（鞋子和衣服），原告是实际运输者。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与被告没有签订运输合作合同。原告是为被告嘉定仓库出货，把仓库里的货物送到各个门店。原告是和甘总口头商谈的，没有签订合同，不知道甘总名字。3.原告做快递运输需要车辆，爵士公司正好有沪FKXX**车辆转让，车辆登记在爵士公司名下。原告与爵士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但车辆权属未发生变化。
被告则称，1.对于原告陈述的原告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不清楚。2.被告下属嘉定仓库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存在运输合作关系，但未与原告建立运输合作关系，且相关业务费用已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结清。经被告核查并未有拖欠鑫飞鸿上海分公司押金等款项。3.被告不认可吴某某是被告仓库管理员。对收据上的章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除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外，有原告提供的“十一月份配货中心资金收支情况”、2010年12月7日的收据、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转让协议书》、2014年9月24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被告的档案机读材料，被告提供的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原告的陈述及提供的现有证据，原告是挂靠在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建立运输合作关系，并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名义缴纳运输押金80000元。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确认这一事实，庭审中，被告也确认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建立运输合作关系，而非与原告建立运输合作关系。原告提供的押金收据上交款单位记载为“鑫飞鸿”。可见，建立运输合作关系的双方是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与被告，而非原告与被告，故在运输合作中产生的相关权利应由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向被告主张，而非由原告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建立运输合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押金8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鑫飞鸿上海分公司可依法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原告可依据与鑫飞鸿上海分公司之间的挂靠协议再行主张相关权利。若鑫飞鸿上海分公司注销，可由鑫飞鸿上海分公司的隶属单位深圳市鑫飞鸿快递有限公司承接相关权利和义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陈雷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00元，由原告陈雷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玉英
代理审判员 宋东来
人民陪审员 吴立仁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静淑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