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5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1（曾用名马×2），女，1997年4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荣田，内蒙古大法扬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3（马×1之母），1980年7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女，1931年11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1，男，1959年4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2，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明宇，北京市达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1因与被上诉人郭×、聂×1、聂×2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22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0月，郭×、聂×1、聂×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聂×1、聂×2、案外人聂×3（2015年1月22日去世）系郭×和案外人聂×4（1986年4月21日去世）的三个儿子。1973年郭×、聂×4以及聂×1在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建设正房五间，后聂×1于1982年在原有五间正房的西侧加盖了一间正房。马×1系聂×3的女儿。现因马×1与郭×、聂×1、聂×2就×号院内房屋的权属产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1.坐落于×号院内正房六间中西数第一间归聂×1所有；2.坐落于×号院内正房六间中西数第二至六间归郭×、聂×1、聂×4共同共有。
马×1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郭×、聂×1、聂×2的诉讼请求。×号院内的六间正房均系聂×3于1985年所建，1993年颁发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亦为聂×3。可见，聂×3系×号院的建造者和所有人，同时，即使有充足证据证明×号院确系郭×和聂×4所建，聂×3也已通过赠与或分家析产取得了×号院的所有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聂×1、聂×2、案外人聂×3系郭×和案外人聂×4的三个儿子。聂×4于1986年4月21日去世。聂×3与案外人马×3于1995年4月（实际情况与身份证记载情况不同）育有一女，即马×1，二人于2001年登记结婚，于2003年12月离婚。聂×3于1963年4月20日出生，于1980年10月21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1985年9月10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于1996年8月5日因销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2年5月20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2007年11月29日经减刑释放，于2012年8月14日因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被逮捕，并于2015年1月22日执行死刑。
×号院内现有正房六间。郭×、聂×1、聂×2均表示，上述六间正房中西数第二至六间系郭×、聂×4以及聂×1于1973年建造，西数第一间系聂×1于1982年建造。马×1表示，聂×3曾告诉妻子马×3及女儿马×1上述六间正房均系聂×3于1985年所建。郭×、聂×1、聂×2提交1973年《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建房使用集体耕地许可证》（73建农地字第×号），上载聂×4申请盖五间房的事实，以此证明上述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建造于1973年的事实。郭×、聂×1、聂×2申请证人常×1出庭作证，常×1系诉争院落的邻居，常×1证明上述五间正房系1974年左右建造。马×1提出1993年《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上载土地使用者为聂×3，证明上述六间正房均系聂×3所建。北京市通州区×镇×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上载：1993年办理×村×号房屋登记时，郭×未在本村居住，工作人员在无法征求产权人意见的情况下，将聂×4和郭×于1973年以前所建房屋（73建农地字第×号）登记在聂×3名下。经法院向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常×2核实，常×2表示：“×号院五间老房是聂×4和郭×建的，这个没有任何争议”，“肯定是1973年之前建的，后来一直没有动过，都还是过去那种很老的矮房呢”，“另外一间是聂×1建设的，是后来在五间老房基础上接出来的”，“我们村里人都知道这个情况的”，“当时我们村发了一部分红本（指1993年《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还有一部分没有发就停了，到现在都没有。郭×家的×号可能没有红本，但不是有审批表（指《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嘛，如果有也是和审批表登记的情况是一致的。”
另，在（2015）通民初字第1495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马×1曾表示：×号院内六间房屋系“聂×3出资建设，建设时间不清楚”，聂×3从12岁就开始出去偷东西，对家庭有出资贡献建设三套房屋。郭×、聂×1、聂×2在本案起诉书中诉称：1973年，郭×与丈夫聂×4在×号院内建设北房5间，后长子聂×1又在西侧加盖北房1间。庭审中，马×1表示：即使有充足证据证明×号院确系郭×和聂×4所建，1993年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也证明聂×3已通过赠与或分家析产取得了×号院的所有权，且1994年起，聂×3及妻子马×3、女儿马×1曾断断续续地较长时间居住于×号院。郭×、聂×1、聂×2不认可存在赠与或分家析产的事实，并表示：×号院一直由郭×居住、管理、使用，聂×1和聂×2有自己居住的房屋系二人另外申请宅基地并通过建造取得，聂×3成年后基本在监狱服刑，没有申请新宅基地，其对家庭或房产也不可能有贡献，聂×3及其妻子、女儿曾居住于×号院，系因本人没有房屋而借住郭×夫妇处，郭×曾在聂×2处居住是因为聂×3长期服刑而需要由聂×2照顾。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号院内正房六间中西数第二至六间系郭×与聂×4（已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西数第一间系聂×1的财产。理由如下：
第一，上述六间正房中西数第二至六间建造于1973年左右，西数第一间建造于1982年左右。对于上述建造时间，郭×、聂×1、聂×2均表示认可，并提交《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建房使用集体耕地许可证》（73建农地字第×号）、证人常×1的证言、房屋照片加以证明，×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及法院向×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常×2核实的情况亦可证明上述事实。而马×1主张上述六间正房均系1985年所建的依据仅为其所称的来源于聂×3的陈述，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考虑到聂×3于1980年10月21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1985年9月10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事实，聂×3于1985年投资建房的可能性很低。马×1虽认为前述证据中“1973年”、“1973年之前”、“1974年”的表述存在矛盾，但法院认为上述关于1973年左右建房的陈述基本具有一致性，考虑到记忆之久远，在时间上略有出入并不足以否定相关证据的证明力。故应认为，相较“上述六间正房均系1985年所建”的主张，“上述六间正房中西数第二至六间建造于1973年左右，西数第一间建造于1982年左右”的主张之成立已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法院应予确认。
第二，上述六间正房中西数第二至六间系郭×与聂×4建造，西数第一间系聂×1建造。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建造于1973年左右，当时，聂×1年仅14岁，聂×3年仅10岁，故对于“聂×1或聂×3参与建设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的主张，在无明确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法院不予认可。而对于“郭×与聂×4建造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后由聂×1建造西数第一间”的主张，有郭×、聂×1、聂×2的认可、×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及法院向×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常×2核实的情况在案作证，故法院予以确认。
第三，马×1认为，即使有充足证据证明×号院确系郭×和聂×4所建，1993年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也证明聂×3已通过赠与或分家析产取得了×号院的所有权。法院认为，马×1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赠与或分家析产事实的存在，郭×、聂×1、聂×2对此亦不认可。1993年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虽将聂×3登记为土地使用者，但并不表示×号院内房屋所有权已通过任何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转让于聂×3，且×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亦显示“1993年办理×村×号房屋登记时，郭×未在本村居住，工作人员在无法征求产权人意见的情况下，将聂×4和郭×于1973年以前所建房屋（73建农地字第×号）登记在聂×3名下。”聂×3成年之后长期在监狱服刑，其刑满释放期间虽曾在×号院居住，其妻子和女儿（二人均非×村村民）虽亦曾在×号院居住，但这并不代表房屋的所有权人转变为聂×3；郭×曾在聂×2处居住并受聂×2照顾的事实也不代表郭×和聂×4已将×号院所有权让与聂×3。故对于马×1关于×号院内六间正房归聂×3所有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作出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号院内正房六间中西数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间系郭×和聂×4（已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二、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号院内正房六间中西数第一间归聂×1所有。
原审法院判决后，马×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确认×号院内的所有房屋属于聂×3的遗产。具体事实及理由为：郭×、聂×1、聂×2关于×号院内房屋建造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本案中陈述房屋建造时间是1973年，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是1973年以前，郭×、聂×1、聂×2在之前的继承纠纷中则陈述为1982年。本案中郭×、聂×1、聂×2陈述×号院内其中五间为郭×及聂×4所建，其余一间为聂×1所建，而在之前的继承纠纷中则陈述所有房屋为郭×及聂×4所建。且《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聂×3为土地使用权人，故×号院内房屋为聂×3的遗产。郭×、聂×1、聂×2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以上事实，有派出所证明信、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2014）刑四复37649056号刑事裁定书、领取骨灰通知书、《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建房使用集体耕地许可证》（73建农地字第×号）、《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人常×1的证言、联系笔录、房屋照片、（2015）通民初字第1495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号院内房屋的建造情况及房屋归属。
关于×号院内房屋的建造情况。本院认为，郭×、聂×1、聂×2提交的《北京市通县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建房使用集体耕地许可证》（73建农地字第×号）、证人常×1的证言、房屋照片、×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及原审法院向×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常×2核实的情况，与郭×、聂×1、聂×2所述基本相符。鉴于年代久远，记忆呈现模糊化，上述证据中关于具体细节的描述虽存在细微出入，但在客观情理之中，并不影响对房屋实际建造情况的认定。原审法院考虑×号院内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建造时，聂×1、聂×3年纪尚幼，无参与建造之可能；从聂×3犯罪记录情况来看，西数第一间正房建造之时，其亦不存在参与建造之可能，认定×号院内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为郭×及聂×4所建，西数第一间为聂×1所建，并无不妥。
关于×号院内房屋的归属。马×1上诉主张1993年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中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聂×3，故×号院内所有房屋为聂×3的遗产。根据×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来看，因郭×未在本村居住，×村村民委员会在未征求其意见的情况下，而将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聂×3。此外，马×1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聂×3取得房屋所有权。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房屋的实际建造情况认定×号院内西数第二至六间正房为郭×及聂×4的共同财产，西数第一间为聂×1所有，并无不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75元，由马×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马×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 丽 丽
代理审判员 贾 旭
代理审判员 吴 强 兵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仵霞书记员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