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酒民一初字第43号
原告万生英，男，汉族，生于1950年7月8日。
委托代理人张永年，甘肃雄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桂兰，女，汉族，生于1953年9月12日。
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解放路265号，组织机构代码01392417-3。
法定代表人雍克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财，男，汉族，生于1975年10月5日。
委托代理人李伟德，酒泉航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万生英、王桂兰为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生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永年、原告王桂兰、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魏财、李伟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生英、王桂兰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03年6月25日，两原告和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签订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合同，约定由两原告负责管护该园子范围内的植被、林木和耕地等，该园子占地180万亩。合同签订后的八年间，两原告按约履行了管护义务。2004年，甘肃省林业厅按照《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和《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向被告拨付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但两原告作为专职管护人员，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金。依照上述文件规定，两原告应该享有“专职护林员每亩3元”的补偿金。多年来，两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补偿金未果。经市县两级信访部门调查核实，沙枣园子公益林的面积，2004年至2006年均为10.80万亩，2007年为29.10万亩。据此，两原告对该公益林管护八年，应该享有5250008.70元的补偿金。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两原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5250008.7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金塔县林业局辩称：1.王桂兰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从两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可以看出，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被告，一方是原告万生英，原告王桂兰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对该合同不享有权利义务，故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原告万生英不是专职管护人员，《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及《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对原告万生英不适用。被告与原告万生英之间是一种承包合同关系，而非聘用关系。原告万生英不是重点公益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其与被告形成的是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看护的事实关系，不属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补偿对象和补偿范围。3.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已于2011年4月16日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被告已支付原告万生英补助款121880元。同时，该协议为双方的最终协议，现原告万生英依据已经不存在的合同提起诉讼，明显缺乏依据。从2006年9月起，沙枣园子公益林管护区已由被告派驻的专职护林员进行全面的巡护管理，在此之前，原告万生英只是按照双方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在牧草丰盛地带放牧时进行兼顾性的巡护，巡护路线比较单一，巡护也不全�，从2009年开始，原告万生英到处上访告状，其所提8年时间，每天在沙枣园子巡视一周，8年如一日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故原告万生英按照《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及《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要求被告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请求，明显不符合相关规定。
原告万生英、王桂兰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万生英与被告于2003年6月25日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就是加强对沙枣园子植被的管护及封育。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二,酒泉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酒市信访复字【2010】1号）一份，拟证明涉案的重点公益林的亩数，2004-2006年是10.80万亩，2007-2011年是29.10万亩。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三,投资清单一份，拟证明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为了履行管护合同，先后向天然植被管护区域投资164000元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单据系原告自行制作，不属于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证据四,户名为原告女婿王斌山的中国银行的存折一份，拟证明王斌山与原告共同管护了沙枣园子，被告向其发放过9000元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存折账户系原告万生英提供，因万生英生活困难，9000元是发给万生英的生活费，共18个月，每月500元�
证据五,原告从其管护的林子中捡到的地图一张，拟证明双方合同中被告向原告承包的林地四至界限，亩数共计180万亩。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地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地图不属于双方合同的附图和附件，不能确定该地图载明的林地与合同约定的180万亩林地一致。
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为抗辩原告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1.合同主体是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和原告万生英，原告王桂兰不是合同主体；2.本合同是承包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该按照合同进行，发生纠纷也应该按照合同约定解决；3.原告万生英的承包费是无偿耕种15亩耕地、无偿使用园子内的其他设施及准许饲养羊只�条件；4.原告万生英和被告之间是合同关系而非聘用或劳动关系。
原告万生英质证认为,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合同是原告万生英签订的，但是王桂兰完全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万生英的大女儿大女婿也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正是基于该合同，原告才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管护人员身份，管护费用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发放而不能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原告王桂兰质证认为原、被告之间确属承包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
第二组,万生英关于自愿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申请、关于双方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各一份和生活补助款领条三份。拟证明：1.被告和原告万生英经协商一致，已于2011年4月16日解除了双方所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2.�告和原告万生英双方不仅解除了合同，在解除合同时对涉及合同的相关问题也一并进行了彻底的解决；3.被告已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按时支付了一次性补助款121880元，原告万生英也领取了该款项。
原告万生英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解除合同的申请书上面的签字是本人所签，121880元已付清。合同虽已解除，但是被告承诺的宅基地、建房补助和口粮田问题没有落实。原告王桂兰质证认为合同虽已解除，但是被告承诺其应享受的合作医疗保障待遇也没有落实。
第三组,金塔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关于县沙枣园子万生英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金政信复字【2009】05号）、酒泉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酒市信访复字【2010】1号）、中共金塔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金群发【2014】185号）、中共金塔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金塔县集中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及群众性实践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万生英信访问题的会商意见的通知（金信联办发【2011】6号）、金塔县集中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及群众性实践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的通知（金信联办发【2011】9号）、金塔县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万生英信访事项听证会议纪要、原告万生英书写的息诉罢访保证书、金塔县林业局关于呈报金塔县2007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的报告（金林字【2008】12号）、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成立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站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1号）、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管护大队关于张国新等十四名同志任职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2号）、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专职护林员岗位调整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3号）、2008年9-10月沙枣园子管护站考勤表各一份。拟证明：1.从2009年开始原告万生英便不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未能尽到管护责任；2.原告万生英就合同的履行问题，经过市、县相关部门进行了处理，且原告也同意相关处理意见，为此原告还亲笔书写了息诉罢访保证书；3.原告不是公益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属于补偿基金的补偿对象和补偿范围；4.2007年金塔县聘用护林人员时，原告万生英已年满57周岁，不符合护林员聘用条件，不能被聘为重点公益林专职护林员；5.不存在被告冒充原告领取省信访局拨付的3万元信访补偿金的事实。
原告万生英、王桂兰质证认为：对金塔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关于县沙枣园子万生英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金政信复字【2009】05号）、酒泉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酒市信访复字【2010】1号）、金塔县集中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及群众性实践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的通知（金信联办发【2011】9号）、金塔县林业局关于呈报金塔县2007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的报告（金林字【2008】12号）、金塔县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万生英信访事项听证会议纪要、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成立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站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1号）、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张国新等十四名同志任职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2号）、金塔县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专职护林员岗位调整的通知（金公管字【2008】03号�等文件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中共金塔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金群发【2014】185号）、中共金塔县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信访室事项答复意见书、金塔县集中办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及群众性实践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万生英信访问题的会商意见的通知（金信联办发【2011】6号）等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原告没有收到过上述文件；息诉罢访保证书系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写好后让原告本人抄写形成；在原告履行合同期间，只在2008年见过8个护林员，之后再没有见过其他的护林员在该区域管护过林园，都是由原告及家人进行管护。
本院经对上述证据审核认为：两原告提交的投资清单及地图，证据来源不合法，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两�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内容真实，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经与原件核实，内容一致，内容真实，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其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亦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25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甲方（金塔县林业局）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站所辖范围的180万亩天然植被承包给乙方（万生英）负责管护，甲方将其机井一眼、柴油机一台、水泵一台、房屋十三间和耕地十五亩等财产提供给乙方无偿使用；乙方还可在该管护站养羊，但饲养量不得超过200只；承包期限十年，自2003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本合同如遇特殊情况可以变更，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解决。2003年7月，双方开始履行合同。2006年，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出资对该管护站的房屋进行了维修粉刷，并新打机井一眼。2007年，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出资在该管护站修建了5件砖混结构的暖棚羊圈，并提供给原告万生英无偿使用。
另查明，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于2004年正式确立并实施，2005年，甘肃省出台了相关的补偿规定，2006年，酒泉市按照国家和本省的相关政策，启动了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2006年下半年金塔县开始实施该项工作。《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财农【2007】7号）第五条规定，重点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为林场、苗圃、自然保护区等国有林业单位或村集体、集体林场的，中央财政补偿基金的管护开支范围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人员购买劳务、建立森林资源档案、森林防火、�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抚育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甘财农【2007】182号）第六条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是护林人员劳务费、补植费、抚育费、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费、林业有害生物预防与救治费、重点公益林资源档案管理费、管护基础设施建设费和检查验收费。在金塔县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实施过程中，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为了加强本县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于2007年1月招聘了一批专职护林员，并于2008年3月在沙枣园子成立了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站，配置了专职护林员8名，担负该区域公益林的管护工作。因原告万生英的年龄、学历等不符合招聘条件，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未将原告万生英招聘为专职护林员。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从原告万生英的生活实际考虑，自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每月为原告万生英发放生活补助500元，合计发放9000元，均由原告女婿王斌山代为领取。2005年11月甘肃省下达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指标中，金塔县纳入补偿的面积为17万亩，在金塔县编制的实施方案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沙枣园子管护区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均为10.80万亩，2007年沙枣园子管护区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为29.10万亩。
还查明，2009年6月，原告万生英依据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有关政策，要求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向其及家人共四人支付自2003年以来六年的劳务费，并落实养老、失业、工伤等劳动保险待遇，后双方协商未果，二原告多次向省、市、县三级政府上访请求解决，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于2009年7月作出关于万生英同志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拒绝了原告万生英提出的要求，原告万生英不服，向金塔县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金塔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经复查后于2009年9月作出关于县沙枣园子万生英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原告万生英仍不服，申请酒泉市人民政府对该意见书进行复核，酒泉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经复核后于2010年1月作出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原告万生英仍不服，继续上访。2011年4月16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签订了“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的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双方自愿解除2003年6月25日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2.原告在2011年4月30日前将所有人员撤出沙枣园子管护站，将自有财产全部搬出该管护站，并按原财产移交清单将管护站所有财产移交被告金塔县林业局；3.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参照其向专职护林员实际发放工资�标准，按两个人的标准向原告万生英一次性补助121880元（其中2003年7月至2006年6月每人每月500元，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每人每月734.40元，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每人每月750元），用于解决原告万生英及家属提出的所有诉求，之前由原告万生英女婿王斌山领取的9000元生活补助，不再从中扣除；4.对原告万生英及其家属的补助，以此协议为最终协议。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原告万生英及家属按照约定撤离了沙枣园子管护站，并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移交了全部财产，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按照约定向原告万生英支付了121880元补助款。在上述协议签订的同时，金塔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诉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了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金信联办发【2011】9号），认为万生英在履行“沙枣园子天然植�管护承包合同”期间提出的信访问题，应按照金塔县林业局与万生英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的协议”执行。该会商终结意见还对万生英生活困难问题提出了五项处理意见，主要涉及“划给宅基地、发放建房补助4000元、由民政部门发放困难补助2万元、解决口粮田、依申请按政策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内容。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原告王桂兰是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3.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双方履行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义务是否均符合约定；4.原告万生英与被告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对�方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5.原告是否有权按照国家和甘肃省的有关规定及与被告的约定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关于原告王桂兰的主体资格问题。经查，涉案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和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均系原告万生英以自己名义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签订，原告万生英采用其亲属共同参与的方式完成合同约定的天然植被管护义务，属于原告万生英对劳务合同履行方式的选择，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王桂兰不属于本案劳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原告王桂兰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主张天然植被管护劳务费，属诉讼主体不适格。
关于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一致后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当时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约定由原告万生英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提供对沙枣园子天然植被进行管护的劳务，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则以提供耕地十五亩由原告万生英免费耕种，提供机井、柴油机、水泵、房屋等财产由原告万生英无偿使用，并允许原告万生英在该管护站养羊等条件作为原告万生英劳务的对价，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的效力问题。经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在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时，双方均无法预见此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实施的问题，随着2006年下半年金塔县关于中央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对重点公益林的管护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原告万生英不符合专职护林员的基本条件，双方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发生了异常变更，在情势变更的情形下，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符合当时双方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并不违反公平原则，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已全部履行完毕，故该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金塔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涉诉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的“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中对万生英生活困难问题的五项处理意见，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也非双方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二原告与信访部门虽就该五项处理意见如何落实还存在争议，但该争议并不影响“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的效力，原告万生英与被告之间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已经解除，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终止。据此，原告万生英现主张的管护劳务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桂兰主张的管护劳务费，因其不属于管护合同的相对方，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生英、王桂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550元，由原告万生英、王桂兰负担（决定免于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耀泽
审判员 王振生
审判员 张小青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许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