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啸。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建军。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邹永闯、王启明。
上诉人董啸为与被上诉人王蓉、章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2）杭上商初字第1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卡号为62×××66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杭州分行银行卡与卡号为62×××15的农行杭州新塘路支行银行卡系王蓉名下的银行卡。董啸于2011年3月17日向王蓉的上述农行卡汇入款项369165元，于2011年4月2日汇入款项455000元。董啸向王蓉的上述泰隆银行卡分六次汇入以下款项，分别是2011年5月26日的292000元，2011年7月12日的93400元，2011年7月21日的1495000元，2011年8月4日的176000元，2011年9月8日的300000元，2011年9月13日的352000元。上述八笔汇款共计3532565元。2011年5月18日，董啸的工行卡（卡号12×××68）收到王蓉的上述农行卡（卡号62×××15）汇入的款项50万元。
（二）杭州佳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龙公司）于2012年2月29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王蓉自2009年12月21日入职该公司担任财务部出纳一职，到2012年2月20日止；在职期间为工作方便以王蓉个人名义办理银行卡为公司资金进出所用；卡号为62×××66，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杭州分行；卡号为62×××15，农行杭州新塘路支行；此两张银行卡一直由公司保管，其中包括董啸、章建萍、丁黎明的款项往来。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变动记录显示自2010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系由佳龙公司为王蓉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2011年4月29日，董啸收到通过佳龙公司账户支付的利息37500元。2011年7月6日，董啸收到通过佳龙公司账户支付的利息50000元。
（三）丁黎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且自2012年4月5日起被羁押于浙江省天台县看守所。章建军与王蓉系夫妻关系。章建军与章建萍系兄妹关系。章建萍与丁黎明系夫妻关系。天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6日对该刑事案件作出（2013）台天刑初字第14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丁黎明、章建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已生效。
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天台县公安局于2012年5月24日在该局经侦队对董啸作询问笔录一份。董啸在该笔录中陈述2011年4月曾借给丁黎明150万元，其中50万元先扣当月利息4.5万元后打给王蓉的账户45.5万元，丁黎明没有出具借条；董啸还陈述其一共借了700万元给丁黎明，丁黎明没有向其出具借条，还欠550万元本金未归还。丁黎明对公安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中也提到董啸曾帮其向他人借过钱，董啸是通过银行转账到王蓉的账户，王蓉是公司的出纳，王蓉名下的银行卡是给公司使用的；丁黎明还陈述其估算董啸帮其借款的总数有600、700万元左右，目前还欠450万元左右本金，其中一张300万元的借条是作为担保人的，此外是没有出具借条的。
董啸因主张王蓉未向其归还借款，催讨未果而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董啸主张其与王蓉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董啸就案涉款项仅提供了银行打款凭证，尚无法据此确认款项的性质即为借款，也无法确认其与王蓉之间形成了借款的合意。其次，因王蓉在董啸打款期间系佳龙公司的职员，案涉款项即使进入王蓉名下的银行卡中，也不能仅凭此确定相应款项即为王蓉个人所得。再次，根据公安机关的笔录，董啸曾主张向其借款的对方为丁黎明，丁黎明对其与董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有相应的表述，二人的表述在款项构成、数额上均能大致吻合。而董啸在本案中主张借款对方为王蓉与此相互矛盾。综上，董啸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由王蓉、章建军向其归还案涉款项，仅凭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应由董啸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董啸诉请王蓉、章建军共同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董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因董啸减少诉讼请求，退还董啸7739元；剩余案件受理费31061元，由董啸负担。
董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王蓉名下的银行卡系公司使用而非个人使用错误。首先，王蓉系丁黎明的嫂子，身份上具有利害关系；其次，丁黎明系佳龙公司实际控制人；再次，佳龙公司公章保管在章建萍姐姐手中。因此无论是佳龙公司的证明，还是王蓉的自述以及丁黎明的供述，完全是单方自证行为。据了解，王蓉的个人贷款也是汇入案涉两张银行卡的，董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此进行调查，但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因该事实能查清王蓉的个人卡是否为公司使用，故请求二审法院进行调查。二、董啸与丁黎明的借贷关系已被生效的（2013）台天刑初字第148号刑事判决否定，原审判决所作认定不应与生效刑事判决相悖。原审法院以董啸的询问笔录推断丁黎明与董啸存在借贷关系。董啸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笔录中的相关陈述是基于当时对法律的错误认识，不符合事实。天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否定了董啸与丁黎明之间的借贷事实，在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中未提及董啸。该刑事判决的证据7中《资产负债清理工作报告》、《借款明细表》列有所有债权人的名称、借款金额，是确定案涉借款真正借款主体的核心证据。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董啸的主张，应由董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首先，关于王蓉名下的卡是否为公司所使用，董啸已提出调查申请。其次，生效刑事判决已否定董啸与丁黎明之间的借贷关系，而本案中，董啸除丁黎明外再无与其他第三人的关系，且董啸与王蓉亦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王蓉、章建军归还董啸借款303.256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2年3月25日起计至实际归还日止，按四倍银行贷款利率计），由王蓉、章建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王蓉、章建军答辩称：董啸与王蓉、章建军没有借款合意。董啸称2011年3月至9月的款项均为借款，但每笔款项都不是整数。王蓉与董啸之前并不熟悉，且董啸明知王蓉每月工资只有1900多元，在没有借条、前款未清，借款数额又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继续向王蓉出借款项与常理不符。董啸在银行工作多年，其对出借款项有其判断和认知，如果真是借款，应有借条。董啸曾到天台申报债权，认为该笔借款是与丁黎明之间发生，且根据询问笔录，董啸与丁黎明、章建萍对本案款项的陈述一致，都认为实际是董啸与丁黎明之间产生，向董啸支付利息的也是佳龙公司。综上，案涉款项并非董啸与王蓉之间的借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上诉人董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2013）台天刑初字第148号刑事卷宗内《资产负债清理工作报告》及《借款明细表》，欲证明案涉款项未包含在该案认定的事实中。
本院认为，案涉款项有否被认定在相关刑事判决中，对于董啸与王蓉之间是否存在案涉款项的借贷关系不具有证明力，故对董啸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董啸主张与王蓉存在借贷关系，虽提供了相关打款凭证，但未能提供借据等能够证明其与王蓉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王蓉辩称案涉款项系其在为丁黎明打工，即担任佳龙公司出纳期间，董啸与丁黎明、佳龙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其个人无关，提供了社保证明、佳龙公司的证明等证据佐证。结合董啸、丁黎明在天台县公安局相关笔录中的陈述，王蓉的抗辩意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董啸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王蓉之间存在案涉款项的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驳回其要求王蓉、章建军还本付息的诉请并无不当。董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61元，由董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