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中法民二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权，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代理人：黎广华，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爱珍，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风三路**号。
法定代表人：梁荣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尤，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伟权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建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4）阳城法民二初字第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29日，刘伟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支付货款308734元及利息（利息以308734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阳江建安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年中至2013年5月期间，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购买电焊网、保温针等货物，由刘伟权直接供货到阳江建安公司在顺德的碧桂园工地，阳江建安公司为支付货款曾向刘伟权开具15万元支票（后鉴于阳江建安公司提出可以支付现金，刘伟权并未兑付），并于2013年4月8日通过员工梁其勇银行账号向刘伟权转账支付5万元货款。2013年6月28日，双方经结算，截至2013年5月31日，阳江建安公司尚欠刘伟权货款308734元。刘伟权经催收未果，特此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阳江建安公司一审答辩称：不同意刘伟权的诉讼请求，阳江建安公司与刘伟权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伟权请求支付货款不成立。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伟权是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富龙筛网店个体工商户的户主。刘伟权向原审法院提供抬头为“富龙筛网厂”的送货单二十一份，上述送货单载明有：“收货单位：顺德阳江工地；规格：电焊网、保温钉、胶丝、胶水、网格布；送货单位、经手人：刘伟权、邹玉；收货单位、经手人：朱健明”等等内容。上述二十一份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总价值为377934元。刘伟权提供上述证据拟证明刘伟权向阳江建安公司送货的事实及情况。阳江建安公司辩称朱健明不是其公司员工。
刘伟权提供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该支票载明：付款行名称：中国银行先锋路支行；出票人账号：691258654302；出票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用途：钢网款；票面金额为150000元；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收款人一栏空白；出票人盖章一栏盖有“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和一个小篆字体字样的印章。该支票的背面没有载明内容。刘伟权主张，该支票是阳江建安公司为支付货款曾向刘伟权开具的，鉴于阳江建安公司提出可以支付现金，刘伟权并未兑付。支票出票人盖章一栏中的小篆字体字样印章是阳江建安公司员工梁其勇的私人印章。阳江建安公司主张支票上的出票人账号（691258654302）是阳江建安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账户账号，并主张梁其勇是挂靠在阳江建安公司名下去承包佛山顺德工地的工程。
刘伟权提供一份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资料和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拟证明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梁其勇于2013年4月8日通过银行帐户（6228270126005876526）向刘伟权支付了货款50000元。
刘伟权提供一份应付账款单，该应付账款单的内容包括日期、凭证号、摘要、对方科目、借方、贷方、余额、成本、已付款、未付款，等等。该对账单显示，2013年4月15日，刘伟权收到一笔款项50000元，摘要为支付富龙筛网货款，凭证号为银付，对方科目为银行存款；截至2013年3月31日，未付款金额为308734元。该应付账款单的左上角注明“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字样；下方签有“朱新标”字样和一个无法辨认的草书名字，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刘伟权主张该应付账款单是刘伟权、阳江建安公司双方于2013年6月28日对账结算的凭证，该应付账款单的左上角注明“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系阳江建安公司的财会人员书写的，财会人员在该应付账款单的下方签下上述草书名字后，再由工地负责人朱新标签名确认。阳江建安公司则辩称刘伟权所称的财会人员和朱新标均不是其公司员工。刘伟权认为阳江建安公司应按上述应付账款单偿还尚欠的货款，向阳江建安公司追讨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如诉称。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明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刘伟权作为出卖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货物转移给买受人，即本案的阳江建安公司。但根据刘伟权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朱健明、朱新标及刘伟权所主张的财会人员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且未能证明刘伟权已将货物转移给阳江建安公司。另外，刘伟权提供的支票、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资料、中国建设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仅能证明刘伟权与梁其勇之间存在交易来往；刘伟权提供的应付账款单亦未能证明其与阳江建安公司进行过结算对账，刘伟权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刘伟权请求阳江建安公司支付货款308734元及利息，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0月18日作出（2014）阳城法民二初字第350号民事判决：驳回刘伟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237元由刘伟权负担。
刘伟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4）阳城法民二初字第3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支付货款308734元及利息（利息以308734元为本金，从2013年6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1000元），以上暂合计人民币309734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阳江建安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刘伟权已供应了货物，阳江建安公司理应支付相应货款。1、涉案顺德碧桂园工地系由阳江建安公司承建，系本案的送货地点，收货经手人系该工地相关负责人朱健明，据刘伟权了解，该工地目前仍未竣工。刘伟权按照阳江建安公司的要求，直接将货物送到了顺德碧桂园工地，工地相关人员签收了货物，故刘伟权已完成了送货义务。2、2013年6月28日，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进行对数，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出具应付账款单一张，确认尚欠刘伟权货款308734元，阳江建安公司工地相关负责人朱新标及账务人员已签名确认。其后，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出具一张15万元支票以支付相应货款（但鉴于阳江建安公司提出另行支付现金不必兑付支付，刘伟权没有兑付支票）。此后，刘伟权多次催收无果。综上所述，从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之间送货、收货、对账、支付货款等一系列交易流程，可以形成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二）刘伟权已完成举证义务，阳江建安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1、对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刘伟权从送货、收货、对账、支付货款方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l）送货、收货情况：刘伟权提供《送货单》，证明了刘伟权向阳江建安公司顺德碧桂园工地交付货物，且由工地相关负责人朱健明签收货物；结合阳江建安公司一审庭审陈述确认顺德碧桂园工地系其承建的项目，可得出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存在送货、收货的事实。（2）对账情况：刘伟权提供应付账款单，应付账款单系由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出具的，有阳江建安公司工地相关负责人朱新标及财务人员的签名确认；同时，应付账款单与刘伟权提供的《送货单》相对应：应付账款单“1月份富龙筛网款成本81000元”与《送货单》2013年1月份送货总货款81000元相对应；应付账款单“富龙筛网款三月份货款成本48844元”与《送货单》2013年3送货总货款48844元相对应；应付账款单“富龙筛网款四月份货款成本49950元”与《送货单》2013年4月份送货总货款49950元相对应；应付账款单“富龙筛网款五月份货款成本12450元”与《送货单》2013年5月份送货总货款12450元相对应，可得出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存在对账的事实。（3）支付货款情况：刘伟权提供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资料、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支票，前两项共同证明了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梁其勇曾通过转账方式向刘伟权支付5万元货款，该情况与上述应付账款单“支付富龙筛网货款银行存款50000”相对应；而支票系由阳江建安公司开具的，用途系“钢网款”，从形式上并不存在任何瑕疵，结合阳江建安公司一审庭审的陈述：阳江建安公司承认涉案支票系阳江建安公司先行开具用以支付货款的，可得知该支票系阳江建安公司用以支付刘伟权货款的。由此可见，刘伟权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明显构成能显示买卖双方交易过程的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在刘伟权所有证据都指向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阳江建安公司仅仅只是口头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进行任何的举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失公平：（1）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一、适用合同法疑难问题……（八）买卖合同的送货单、对账单等等交易凭证中仅有员工签名而无企业盖章，能否认定企业为合同当事人：应由收货企业举证证明签名人不是其员工，或者由法院主动调取员工社保资料等查证签名人是否企业员工。如果没有相关社保、工资发放等资料，或相关资料室不能反映签名人是企业员工，但有其他证据证明企业授权签名人收货的，或者可构成表见代理的，亦应认定企业为债务人。”阳江建安公司否认朱健明、朱新标、梁其勇等涉案工地的负责人系其员工，其应当进行有效举证，一审法院也应当进行必要的核实。（2）阳江建安公司承认支票系由其开出用以支付货款，但又主张支票出票人账号（691258654302）系分公司的账户账号，却未作出任何的举证，一审法院也没进行任何的查实；退一步讲，即使账号（691258654302）系分公司的账户账号，但支票已经具备了支票所有的法定要件，尤其系支票上盖有阳江建安公司的账务专用章，阳江建安公司就负有向刘伟权履行付款的义务，至于阳江建安公司用何账户中的资金支付货款，并不影响其应履行付款的义务。（3）阳江建安公司一审庭审中确认涉案顺德碧桂园工地工程由其负责承建，同时主张梁其勇是挂靠在阳江建安公司名下承建涉案顺德碧桂园工地。由此可知，梁其勇就是阳江建安公司负责承建涉案顺德碧桂园工地工程的负责人。刘伟权向顺德碧桂园工地送货，并由梁其勇向刘伟权支付相应货款，完全可认定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进行买卖交易。至于阳江建安公司与梁其勇等人的关系是否为承包关系，仅系他们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能因此对抗刘伟权。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刘伟权仅与梁其勇发生买卖行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阳江建安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伟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阳江建安公司与刘伟权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伟权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送货单》和应付账款单没有阳江建安公司盖章和公司授权的人签收，朱健明和朱新标不是阳江建安公司员工，阳江建安公司对《送货单》和应付账款单不予认可。刘伟权应对朱新标和朱健明是阳江建安公司授权人承担举证责任。《支票》的收款人是空白的，与本案买卖时间也对应不上。梁其勇支付款项的证据只能证明刘伟权与梁其勇的买卖关系，不能证明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的买卖关系，一审不支持刘伟权的请求正确。
本院审理查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富龙筛网店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刘伟权。2014年5月29日，刘伟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主ＸＸ江建安公司向其购买电焊网等货物拖欠货款未付，请求阳江建安公司支付货款308734元及利息，并提供21份《送货单》、1份应付账款单、1份《中国银行支票》等证据加以证明。上述21份《送货单》载明的抬头为“富龙筛网厂”，收货单位为“顺德阳江工地”，具体送货情况如下：1、2012年11月4日电焊网12172元；2、2012年11月7日保温钉、胶水5300元；3、2012年11月18日电焊网14200元；4、2012年11月23日电焊网、保温、胶丝29658元；5、2012年12月2日电焊网、胶水23670元；6、2012年12月8日电焊网、胶水24630元；7、2012年12月16日电焊网18000元；8、2012年12月24日电焊网18720元；9、2012年12月28日电焊网、保温钉20800元；10、2012年12月31日电焊网18540元；11、2013年1月4日电焊网18180元；12、2013年1月8日电焊网、网格布22680元；13、2013年1月15日电焊网21060元；14、2013年1月23日电焊网、网格布19080元；15、2013年3月8日保温钉、胶水4200元；16、2013年3月19日胶水、网格布、保温钉、胶丝29200元；17、2013年3月21日网格布15444元；18、2013年4月22日电焊网13690元；19、2013年4月25日电焊网22200元；20、2013年4月27日电焊网14060元；2013年5月15日电焊网12450元；合共377934元。上述21份《送货单》的“收货单位、经手人”一栏签有“朱健明”字样，刘伟权主张朱健明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但阳江建安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刘伟权提供的应付账款单的左上角手写注明“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字样，打印内容包括日期、凭证号、摘要、对方科目、借方、贷方、余额、成本、已付款、未付款等等，下方手写签有“朱新标”字样和一个无法辨认的草书名字，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8日。该应付账款单显示，2013年4月15日，刘伟权收到一笔款项50000元，摘要为支付富龙筛网货款，凭证号为银付，对方科目为银行存款；截至2013年3月31日，未付款金额为308734元。刘伟权主张该应付账款单是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对账结算的凭证，应付账款单的左上角“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系阳江建安公司的财会人员书写的，财会人员在该应付账款单的下方签写上述草书名字后，再由工地负责人朱新标签名确认。阳江建安公司则辩称刘伟权所称的财会人员和朱新标均不是其公司员工。
刘伟权提供的《中国银行支票》载明：“付款行名称：中国银行先锋路支行；出票人账号：691258654302；出票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用途：钢网款；票面金额为150000元；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收款人一栏空白；出票人盖章一栏盖有“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和一个小篆字体字样的印章，背面的被背书人一栏空白”。刘伟权主张该支票是阳江建安公司为支付货款而向刘伟权开具的，后因阳江建安公司提出支付现金，刘伟权并未兑付；支票出票人盖章一栏中的小篆字体字样印章是阳江建安公司员工梁其勇的私人印章。阳江建安公司则主张支票上的出票人账号（691258654302）是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账户账号，并认为梁其勇挂靠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承建佛山顺德工地的工程。
刘伟权主ＸＸ江建安公司的员工梁其勇于2013年4月8日通过银行帐户（6228270126005876526）向其支付了货款50000元，并提供一份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资料和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加以证明。
对于刘伟权的上述主张，阳江建安公司认为其与刘伟权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伟权请求支付货款的理由不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是刘伟权向阳江建安公司主张支付电焊网等货款过程中引起的纠纷，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阳江建安公司是否尚欠刘伟权货款308734元未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和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刘伟权主ＸＸ江建安公司向其购买电焊网等货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刘伟权应承担举证责任。从刘伟权提供的证据看：1、21份《送货单》。该21份《送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均是“顺德阳江工地”而非“阳江建安公司”，“收货单位、经手人”一栏签有“朱健明”，刘伟权主张朱健明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阳江建安公司否认朱健明为其员工并对上述送货单不予认可。涉案货物的买卖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刘伟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朱健明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上述《送货单》未能证明本案货物的买方为阳江建安公司以及刘伟权向阳江建安公司交付了上述货物。2、应付账款单。刘伟权主张该应付账款单是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朱新标及财会人员于2013年6月28日对账结算的凭证，阳江建安公司未付货款为308734元。该应付账款单手写签有“朱新标”字样和一个无法辨认的草书名字，刘伟权主张朱新标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草书名字是由阳江建安公司的财会人员签写的，但不清楚该财会人员的姓名。该应付账款单未经阳江建安公司盖章确认，阳江建安公司否认朱新标及财会人员为其员工并对应付账款单不予认可，刘伟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朱新标及财会人员是阳江建安公司的员工，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阳江建安公司委托或授权朱新标及财会人员与刘伟权进行结算，故对刘伟权主张其与阳江建安公司进行了结算，证据不足。3、《中国银行支票》。该支票虽盖有阳江建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收款人”栏空白，背书内容亦空白，且未实际兑付，不足以证明阳江建安公司为支付本案货款而向刘伟权出具该支票。4、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资料和中国建设银行自助终端客户凭条。刘伟权主ＸＸ江建安公司由梁其勇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其支付了50000元货款，但阳江建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刘伟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阳江建安公司让梁其勇向刘伟权支付货款，该证据仅能证明梁其勇通过转帐汇款了50000元给刘伟权，而未能证明阳江建安公司向刘伟权支付了货款50000元。综上所述，刘伟权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伟权与阳江建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阳江建安公司拖欠刘伟权货款308734元未付，故刘伟权请求阳江建安公司支付货款308734元及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刘伟权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37元，由上诉人刘伟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国雄
审 判 员 张 正
代理审判员 蔡旻霏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谢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