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利波，男，1966年7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春生，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俊阳，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阿音，男，1965年8月1日出生，鄂伦春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瑞珍，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钟鸿，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利波因与被上诉人阿音、李瑞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1月20日，阿音向魏利波出具《借据》，“今借到魏利波先生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借款期为壹年，即到2011年11月20日归还本金，并自愿以个人房产（新塘翡翠绿洲森林半岛2期35栋1208房）做抵押，经双方协商借方按月息2.5分计息，并约定每3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即每次为人民币叁万元整，特立此据”。庭审中，李瑞珍认为《借据》是魏利波与阿音串通伪造的，同时也反映阿音的借款应是其个人债务，且魏利波诉称阿音的借款用于在广州经营企业的资金周转。
魏利波表示400000元是以前多次借款的余额，并不是在签订《借据》后一次性支付的。对此，魏利波提交了《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表，显示分别于2010年4月11日向阿音转账支付200000元、于2010年5月19日向李瑞珍转账支付100000元。魏利波承认阿音签订《借据》时李瑞珍不在场。虽此，魏利波认为其清楚借款时阿音、李瑞珍的家庭状况，认识李瑞珍，阿音、李瑞珍借款时是夫妻关系，阿音为生意资金周转借款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阿音、李瑞珍应共同清偿。
2013年4月，魏利波与阿音签订《还款协议书》，内容：双方确认至2013年3月30日前，阿音欠魏利波借款本金400000元未还，利息还至2011年10月20日；还款计划方案为阿音承诺从2013年4月1日-6月30日每月还款壹万，7月份起每月还款贰万元，至本息清偿为止，还款顺序为先还利息后还本金；魏利波同意2013年年度起，利息按百分之1.5计息，即每月1.5分计算；若阿音有任何一个月未能足额清偿债务本金或利息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魏利波有权提前主张全部债务到期，要求阿音立即清偿全部债务本金和利息。
另查明，阿音、李瑞珍于2007年10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7月24日协议离婚。
魏利波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一、阿音、李瑞珍对拖欠魏利波的借款本金400000元及至清偿日止的利息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利息从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按每月2.5分计算；从2013年1月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每月1.5分的标准计算）；二、阿音、李瑞珍承担本案受理费。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阿音向魏利波出具《借据》，确认向魏利波借款400000元，按月息2.5分计算，并承诺于2011年11月20日归还本金，又于2013年4月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上述欠款，表明魏利波与阿音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本案中，魏利波提供证据《借据》及《还款协议书》以佐证其主张，由于阿音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原审法院视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依此，原审法院对魏利波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阿音至今未归还欠款，已对魏利波造成损失，魏利波要求阿音归还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魏利波称阿音已清偿2011年10月20日前的欠息，并要求自2011年10月21日起计付利息，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依据《借据》的约定，阿音应按照月息百分之2.5的标准计付至2012年12月30日止，自2013年起则应依照双方《还款协议》的约定，按照月息百分之1.5的标准计算，但应以不超过本金400000元为限。
涉案借款发生在阿音、李瑞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阿音是以个人名义向魏利波借贷，没有证据表明李瑞珍知晓阿音向魏利波借款。魏利波陈述阿音借款是用于生意资金周转，显然，借款用途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借款性质不同。尽管魏利波提交《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证实于2010年5月19日曾向李瑞珍支付借款100000元，但并无证据证实该笔100000元就是本案《借据》中400000元借款的一部分。因此，魏利波若认为涉案400000元借款是阿音、李瑞珍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清偿，则魏利波应承担举证责任。魏利波在被告魏利波借款时已知道阿音、李瑞珍是夫妻关系，知道借款是用于生意资金周转，则魏利波在阿音借款时，应当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由于《借据》不能表明李瑞珍存在与阿音共同向魏利波借款的意思表示，且本案亦无证据表明李瑞珍分享了该笔借款所带来的利益。因此，魏利波不向李瑞珍核实借款是否为阿音、李瑞珍的共同意思表示，或要求李瑞珍在借款凭据上共同签字，更承认阿音借款时李瑞珍不在场，已表明魏利波未尽合理注意义务。阿音个人向魏利波借贷不构成夫妻共同举债的表见代理，与家事代理原则不符。依上辩析，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是阿音的个人债务。魏利波要求李瑞珍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阿音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作缺席判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6日判决：一、阿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魏利波借款400000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以月息百分之2.5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月息百分之1.5的标准计算。利息以不超过本金400000元为限）。二、驳回魏利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40元、保全费2520元，由阿音负担。
上诉人魏利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没有认定借款债务为阿音与李瑞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判决部分不当，一审判决对直接转入李瑞珍个人账户的10万元的事实定性错误，仅以单独唯一的李瑞珍代理人的陈述定案（非李瑞珍本人），证据严重不足，具体理由如下：一、40万借款本金中有10万元直接付到李瑞珍名下，直接证明李瑞珍对本案中债务是知情的，李瑞珍是直接受益者，本案全部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1、李瑞珍收取了上诉人借出的10万元，表明李瑞珍对本案之债务是完全知情的；2、李瑞珍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对本案之债务提出过任何异议，没有对进入其账户的10万元产生任何疑问，直至本案诉讼发生才为诉讼之目的进行孤立的非本人亲自到场的否认；3、魏利波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多次向李瑞珍追款，均是当面向李瑞珍、阿音同时追讨，李瑞珍从未对共同债务提出异议，仅以资金困难为由恳求延后还款；4、魏利波追款时，有其他朋友（至少两位朋友）在场，可以直接证明李瑞珍是承认共同债务的，恳求延后还款，愿意用房产抵押；5、一审法院认为进入李瑞珍账户的1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系本案40万借款之一部分，是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魏利波认为系40万之部分，提供银行凭证，已经完成举证。李瑞珍否认，则应当证明魏利波与李瑞珍之间还有其他法律关系，否则单纯否认不能推定成立。按一审判决的逻辑思维，将会无中生有，硬生生造出魏利波对李瑞珍单独享有10万的债权。这样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违反了基本法律原则。甚至一审判决都没有告知魏利波另案处理，侧面表明一审审判人员对这样的逻辑推理信心不足。二、本案的核心是阿音亲笔书写的《借据》，《借据》中没有涉及借款用途，《借据》特别强调用个人房产做抵押。1、《借据》没有涉及借款用途，一审判决对时间顺序把握混乱，事实上，阿音、李瑞珍以借款还房贷、支付子女出国费用，全部是家庭开支。2、从银行转账来看，借款是划入个人账户的是个人借款，不是公司借款。3、借款当时和借款后相当长时间内，阿音与李瑞珍夫妻关系合法存续。4、所谓的借款用于经营，仅是阿音在多年后的单方说法，是一种借口。5、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部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该公司由阿音、李瑞珍直接投资，是大股东，且李瑞珍和阿音均在该公司工作，这样的公司是典型的夫妻档。李瑞珍并无其他收入来源，在公司是夫妻档的情况下，公司收益完全由夫妻共同受益，其债务理应由夫妻共同承担。一审判决认为李瑞珍未能分享借款带来的利益，从而判决其免予承担责任，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于情于理亦都说不通。三、李瑞珍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充分体现出阿音和李瑞珍借离婚的形式，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恶劣行径。1、《离婚协议书》的内容堪称假离婚逃债的经典范文，其中第四条债权与债务的处理约定：“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任何共同债务，由男方自行承担。”而第三条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则将全部财产约定归女方所有。这一约定，从形式上看，就是典型的假离婚逃债。实质上，这样的约定，对魏利波无效。既然是共同债务，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承担的约定，完全不能对抗债权人。债务的转移承担，需要债权人的同意，这一法律基本规则被一审判决忽略。2、所谓的离婚办理后，阿音、李瑞珍仍然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与朋友聚会。假离婚真逃债之目的昭然若揭。3、阿音在对外巨额负债的情况下，对李瑞珍进行所谓的困难补助，是对债权人利益的直接损害。阿音的资金来源就是对外举债，李瑞珍收取这些所谓补助，就是直接在本案债务中受益。四、从整体上来看，在魏利波借出本案债务时，阿音、李瑞珍是夫妻关系，其后的离婚，包括魏利波在内的全部朋友均不知情。那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形：借款时，阿音有房，有两部车，有事业，到还款时，财产全部归了李瑞珍，阿音扛了全部债务。一审判决不利于社会的导向。五、一审法院忽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24条规定，也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和说明。综上所述，魏利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李瑞珍对拖欠魏利波的借款本金40万元及至清偿日止利息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阿音、李瑞珍承担。
被上诉人李瑞珍答辩称，一、魏利波称阿音与李瑞珍离婚是典型的假离婚逃债，是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是对李瑞珍的污蔑。如果阿音与李瑞珍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怎么可能在阿音与李瑞珍离婚后，阿音还与魏利波在2013年4月签署所谓的《还款协议书》，并且明确约定以李瑞珍名下的位于新塘翡翠绿洲森林半岛二期35栋1208房作为抵押，企图拿该房产来抵债。可见魏利波所述与事实明显不符。二、魏利波提交的所谓“借据”，是在阿音和李瑞珍离婚后才伪造出来的。2012年7月24日，李瑞珍和阿音办理了离婚，离婚时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发生任何共同债务，由男方（即阿音）自行承担”。在离婚当时，根本不存在魏利波所称的上述“借据”及借款，该“借据”明显是阿音和李瑞珍离婚后，魏利波和阿音一起串通伪造出来的。李瑞珍请求法院对该“借据”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即可查清上述事实。另外，魏利波提出的在2010年5月19日曾向李瑞珍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而魏利波提供的阿音出具的所谓《借据》上面载明的时间却是2010年11月20日，怎么可能先借钱半年后再写《借据》，而且借款是要算利息的，难道还能让阿音先白用半年再跟他算利息吗？这不符合常识和常理。而该《借据》上面明明写着“今借到魏利波先生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借款期为壹年，即到2011年11月20日归还本金”，下面借款日期写的是2010.11.20，《借据》上明确载明了借款时间和期限，而魏利波提交的《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上所记录的相关款项的银行转账时间与《借据》的借款时间根本不能对应。上述诸多疑点魏利波均无法解释，只能说明一点：这份《借据》确实是伪造的。因此，魏利波在2010年5月19日向李瑞珍的银行账户转账的10万元根本不是上述所谓的4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而魏利波与阿音在2013年4月签署的《还款协议书》明显是虚构事实恶意串通企图损害李瑞珍的利益，该《还款协议书》串通造假的痕迹十分明显。三、李瑞珍和阿音离婚时，已经约定“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发生任何共同债务，由男方（即阿音）自行承担”，在《离婚协议书》中已明确写明“男方（即阿音）名下有一个主体公司，该公司所有权归男方所有，公司经营期间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女方（即答辩人）无关”以及“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发生任何共同债务，由男方（即阿音）自行承担”。因此，如果阿音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理应由阿音个人承担。魏利波应当向阿音个人追讨债务。四、魏利波与阿音、李瑞珍认识多年，知道阿音和李瑞珍是夫妻关系，若魏利波借款给阿音个人，并明知借款是用于生意资金周转，却并没有要求李瑞珍在借款凭据上共同签字，更承认阿音向其借款时李瑞珍并不在场。因此，阿音向魏利波借款根本不能构成夫妻共同举债的表见代理，与家事代理原则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属阿音的个人债务是完全正确的。阿音因为婚外情与他人非法同居导致和李瑞珍离婚，严重伤害了李瑞珍的感情，现在阿音又和他人串通伪造《借据》及夫妻共同债务，实在令人不齿。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案情深入调查了解，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驳回魏利波的上诉。
被上诉人阿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作答辩。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二审期间，李瑞珍申请对魏利波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借据”进行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该申请李瑞珍在一审期间曾经提出，但于2013年11月12日撤回该申请。
再查明，对魏利波于2010年5月19日向李瑞珍转账支付100000元，李瑞珍一审庭审时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可能是以前业务来往的款项，金额与本案对不上，二审庭询时则称是阿音借用李瑞珍账户，本案魏利波起诉时李瑞珍才知道，该款项不在本案《借据》的数额里。
本院认为，阿音以其个人名义立下《借据》向魏利波借款，魏利波提交的《借据》、《还款协议书》、《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等证据可证实阿音向魏利波借款的事实，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合法有效，可予以认定。因本案债务形成于阿音与李瑞珍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债务是否为阿音与李瑞珍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阿音与李瑞珍于2012年7月24日协议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即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阿音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借据》、《还款协议书》上也仅有阿音个人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效力仅当然及于阿音本人，除非该债务是用于日常家庭生活的小额债务，效力才当然及于夫妻的另一方李瑞珍。审查本案《借据》并未记载借款原因，《还款协议书》记载阿音借款的原因是经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可见阿音借款并非用于日常家庭生活，而且数额达40万元，超过日常家庭生活的合理范围，因此，本案阿音的举债行为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李瑞珍。魏利波主张阿音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企业、涉案借款全部是阿音与李瑞珍夫妻共同债务，但其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实阿音与李瑞珍共同经营同一间企业，也不能证实阿音将涉案借款实际用于企业经营，本院对魏利波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但是，魏利波提供的《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历史交易查询》显示魏利波于2010年5月19日向李瑞珍转账支付10万元。魏利波主张涉案借款是对以前多次借款的余额，该10万元是涉案借款的一部分。对该10万元转账款，李瑞珍一审庭审时主张，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可能是以前业务来往的款项，二审庭询时则主张因为阿音借用李瑞珍账户，本案魏利波起诉时李瑞珍才知道，该款项不在本案《借据》的数额里。李瑞珍在一、二审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李瑞珍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具体用于何种业务来往款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段时间是阿音在使用其账户，因该10万元已实际转入李瑞珍的账户，阿音又在《还款协议书》中确认涉案借款中有通过招商银行划入李瑞珍账户的款项，本院采纳魏利波的上述主张，认定李瑞珍对该10万元债务知情并获益，该10万元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阿音与李瑞珍共同偿还。关于利息计算，阿音与魏利波约定的月息2.5%过高，依法应调整为自2011年10月21日起计至2012年12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对阿音已经自愿支付的利息不予调处。
至于阿音与李瑞珍之间的《离婚协议书》，对魏利波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李瑞珍二审期间申请对魏利波一审提交的《借据》进行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但因李瑞珍在一审期间已撤回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李瑞珍虽对原审判决有异议，但其未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魏利波的上诉主张有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98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阿音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清还上诉人魏利波借款3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利息以不超过本金300000元为限）；
三、被上诉人阿音、李瑞珍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清还上诉人魏利波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1年10月2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利息以不超过本金100000元为限）；
四、驳回上诉人魏利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440元，由阿音负担7140元，阿音和李瑞珍共同负担2300元；一审保全费2520元，由阿音负担1500元，阿音和李瑞珍共同负担1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40元，由上诉人魏利波负担7140元，阿音和李瑞珍共同负担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穗祥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