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60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健，男，汉族，1968年12月5日出生，住武汉市硚口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
法定代表人张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金辉，男，汉族，1979年1月1日出生，系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勘，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健因诉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市城管委）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健，被上诉人武汉市城管委副主任郑利及委托代理人金辉、张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4月6日，杨健向武汉市城管委提交名称为《要求兑现举报奖励》的书面申请，要求武汉市城管委在五日内针对2014年5月1日至同年5月24日期间的79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举报向杨健兑现举报奖励金7900元（100元/例×79例=7900元）。2017年4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向杨健作出《关于杨健“要求兑现举报”的回复》称已于2017年1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健支付举报奖励金39700元整，其中包括来信中要求兑现的79件举报奖励。
杨健于2017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武汉市城管委按《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履行兑现行政允诺义务，给付实名举报奖励金79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7日，杨健通过电子邮件向武汉市城管委的电子邮箱ｗｈｃ×××＠163.ｃｏｍ实名举报79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并以邮箱附件的形式提交了相关视频资料。2015年9月29日，杨健向武汉市城管委提交了一份书面申请，即《要求对实名举报事项作出书面答复并兑现行政允诺》，要求武汉市城管委：1、根据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在法定期限内就杨健79起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依法逐一作出书面答复，即对其举报的79起违法车窗抛物行为的事实予以确认、说明已经查明事实并实施行政处罚的部分的具体数字并罗列明细、说明已经查明事实但没有实施行政处罚的部分的具体数字并罗列明细、说明没有查明事实的部分的具体数字并罗列明细并依法逐一说明没有查明事实的原因；2、根据《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要求武汉市城管委履行兑现行政允诺义务，对其实名举报的79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并提供有效证据的行为实施奖励；3、根据《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一条的规定，奖励金额人民币7900元整。针对杨健的《要求对实名举报事项作出书面答复并兑现行政允诺》申请，武汉市城管委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杨健：1、自2012年10月18日起，武汉市城管委在中心城区开展车窗抛物有奖举报活动，制定了《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在武汉市城管委设立专班，负责受理举报和实施奖励，并专门设置了电子邮箱ｗｈｃ×××＠163.ｃｏｍ受理有奖举报，接收相关影像资料。2、2015年6月7日，您向车窗抛物有奖举报邮箱ｗｈｃ×××＠163.ｃｏｍ举报车窗抛物视频，举报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起车窗抛物，经过专班工作人员审核不符合《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举报未通过认定。举报内容不符合《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以及《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中关于时间信息评判要素。（时间信息：1、影像能显示正确抛物时间；2、举报时间与抛物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个月）。此前，在2014年5月29日，您通过邮箱举报的视频资料，也因时间因素未通过认定。专班当时通过电子邮箱回复和电话回复。3、根据以上情况，您提出的上述79起举报内容因不符合“有奖举报车窗抛物活动”的相关要求，未通过认定，不予奖励。也不能按照有效认定的举报进行相应的处置。杨健对武汉市城管委作出的上述《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撤销武汉市城管委对杨健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武汉市城管委履行法定义务，依法就杨健举报79起车窗抛物违法行为事项的处理结果作出书面答复；3、武汉市城管委兑现行政允诺，给付杨健举报奖励金7900元整；4、武汉市城管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对《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进行合法性审查。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30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1、撤销武汉市城管委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责令武汉市城管委针对杨健于2015年6月7日提交的举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3、责令武汉市城管委针对杨健于2015年6月7日提交的举报奖励申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4、驳回杨健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7月28日，武汉市城管委向杨健作出《关于对杨健2015年6月7日举报事项的处理和回复》，称：“根据江岸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鄂江岸行初字第00300号判决，现对你于2015年6月7日提出的举报事项作出以下处理并答复如下：2015年6月7日，你向车窗抛物有奖举报电子邮箱（ｗｈｃ×××＠163.ｃｏｍ）进行举报，举报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共79起车窗抛物。经审核符合奖励要求，我委将于近期兑现奖励，领奖时间以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2017年4月6日，杨健向武汉市城管委提交《要求兑现举报奖励》的书面材料，要求武汉市城管委根据《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一条、第六条、《关于对杨健2015年6月7日举报事项的处理和回复》在五日内兑现举报奖励金7900元（100元/例×79例=7900元）。2017年5月23日，杨健收到武汉市城管委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的《关于杨健“要求兑现举报”的回复》，该回复称“我委已于2017年1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按照你本人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市民意支行银行账户62×××56，一并向你兑现举报奖励金39700元整，其中包括来信中要求兑现的79件举报奖励（凭证单号H0217S4060020059）。”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7年1月，武汉市城管委电话通知杨健将向其发放奖励金，要求杨健提交收款银行账号。杨健通过手机短信向武汉市城管委提交了收取奖励金的银行账号。2017年1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向杨健自行提交的银行账户（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市民意支行账户62×××56）转账支付奖励金39700元整。一审法院调取的2017年1月18日向杨健支付39700元奖励金对应的397笔举报明细，载明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笔车窗抛物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及车牌号码，该信息与杨健2015年6月7日向武汉市城管委举报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起车窗抛物行为的电子邮箱附件中举报信息完全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武汉市城管委是否已向杨健发放了针对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起车窗抛物行为实名举报事项奖励金7900元。2012年10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举报奖励活动，并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该规定事实上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而为自己设定的单方面的义务，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允诺。行政允诺一经作出，行政机关即有正确履行允诺的义务。2017年1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按照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对杨健2015年6月7日举报事项的处理和回复》相应承诺内容，向杨健银行账号转账支付了39700元奖励金。一审法院调取的2017年1月18日支付39700元奖励金对应的397笔举报明细中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笔车窗抛物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及车牌号，与杨健2015年6月7日向武汉市城管委举报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笔车窗抛物行为的邮箱附件信息完全一致，足以证明武汉市城管委2017年1月18日向杨健发放的39700元奖励金已包含了针对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笔举报的奖励金7900元。现杨健起诉要求武汉市城管委支付2015年6月7日举报的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共79笔车窗抛物行为奖励金79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合计人民币70元由杨健自行承担。
上诉人杨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武汉市城管委没有提交该机关向杨健发放39700元举报奖励金的确凿证据，一审法院未查明武汉市城管委发放39700元奖励金的事实。杨健申请调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武汉市城管委给付2015年6月7日79起举报事项奖励金7900元的审批材料《举报奖励审核备案表》及明细表，武汉市城管委并未向法庭提交《举报奖励审核备案表》，该机关提交的图表没有任何名目，未附说明材料，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应当排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杨健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武汉市城管委辩称，本案应当针对当事人的请求事项进行审判。今年1月2日武汉市城管委工作人员金辉告诉杨健有一笔奖励金即将兑付，要求杨健提供银行账户，1月10日杨健通过彩信发送了银行卡号，1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按杨健提供的卡号转账支付39700元，并告知了杨健。今年4月杨健要求武汉市城管委支付7900元奖励金，武汉市城管委书面回复告知杨健，7900元奖励金包含在上述39700元中。结合以上经过，可以得出双方对款项的性质、时间很清楚，杨健完全可以去银行查询39700元的付款人及时间，如果其怠于查询，相应责任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查实武汉市城管委确实履行了给付举报奖励金的义务，驳回杨健的诉讼请求正确。至于武汉市城管委发放奖励金的内部流程及手续，与本案毫无关系。请求驳回上诉。
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双方当事人均坚持在一审程序中发表的质辩意见。
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武汉市城管委提供了2017年1月18日《武汉市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复印件，凭证单号H0217S4060020059，载明支付金额人民币39700元，用途为城市综合管理经费，付款人武汉市城管委，收款人杨健，收款人账户建行武汉民意支行62×××56，用以进一步证明武汉市城管委支付了杨健请求的款项。
上诉人杨健质证认为，该凭证只是一份授权证明，不能证明已经支付款项。上诉人杨健又陈述，收到39700元，至于是谁打到上述账户本人不清楚。
二审庭审过程中，本院责令上诉人杨健提供建设银行上述账户2017年1月至3月的流水明细，杨健明确表示拒绝提供。
经审查，被上诉人武汉市城管委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能进一步证明2017年1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健付款397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杨健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其对该支付凭证的反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除此之外，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与杨健2015年6月7日向武汉市城管委举报20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笔车窗抛物行为的邮箱附件信息完全一致，足以证明……”存在笔误，结合一审判决书上下文，该79笔车窗抛物行为对应的时间段本应表述为“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本院予以指正。
本院认为，2012年10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举报奖励活动，制定了《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关于奖励条件和奖励标准，该实施细则第一条规定：“凡市民举报车窗抛物行为并提供有效证据，经查证实属实的，按每一例奖励人民币100元。”杨健针对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的79起车窗抛物行为向武汉市城管委进行了实名举报，杨健于2015年9月申请兑现奖励未果，为此曾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判决武汉市城管委就杨健的举报和奖励申请作出处理。前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武汉市城管委于2016年7月28日对杨健作出书面回复，告知杨健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的79起车窗抛物，经审核符合奖励要求，该委将于近期兑现奖励。武汉市城管委对杨健就上述79起车窗抛物的举报已确认有效，应履行其允诺的义务。
杨健此次起诉要求武汉市城管委兑现上述79起车窗抛物的举报奖励金79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相应款项是否已经支付。武汉市城管委于2017年1月18日向杨健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39700元奖励金，杨健银行账户已存入相应金额，该事实确定无疑。在转账之前，武汉市城管委对杨健举报上述79起车窗抛物已认定属于有效举报，在转账之后，武汉市城管委于2017年4月18日以书面回复的形式对杨健说明“一并向你兑现举报奖励金39700元整，其中包括来信中要求兑现的79件举报奖励（凭证单号H0217S4060020059）”。结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武汉市城管委2017年1月18日向杨健发放的39700元奖励金包含了针对上述79笔举报的奖励金7900元。至于杨健对本案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等方面提出的异议，举报奖励金的审批流程属于内部行政程序，武汉市城管委未提供该方面的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39700元奖励金对应的397笔举报明细中载有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起车窗抛物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及车牌号，与杨健2015年6月7日向武汉市城管委举报2014年5月1日至5月25日79起车窗抛物行为的邮箱附件信息完全一致，就杨健的起诉事项而言，武汉市城管委于2017年1月18日转账支付的奖励金与本案中杨健主张的7900元奖励金名目能否对应的问题已经核实，上述79笔举报之外的其他300余笔举报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武汉市城管委实际上已经支付了相应款项，杨健的诉讼主张应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行政诉讼证据审核相关规定，实体处理正确，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情形。杨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杨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东辉
审判员 罗 浩
审判员 李 丽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范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