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554号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陈孟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晓萍，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煜豪，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告：刘李平，男，汉族，1980年7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梅县。
委托代理人：游成志，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省尹，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诉被告刘李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阳河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6月8日组织了质证。原告联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晓萍、被告刘李平的委托代理人游成志、姚省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联通公司诉称：原告与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曾签订并续签集团客户类业务外包合同，在合同期限内，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5日招聘被告入职，2013年7月5日，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在被告入职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后在厚街工作，被告因职务关系违规获取调高原告客户的临时信用额度的工号及密码，后在2012年11月，被告通过网络认识了深圳一位售卡公司负责人蒋某某，蒋某某以每用户20元作为回报请求被告帮忙将其公司的一批卡提高临时信用度；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份期间，被告收取蒋某某3.2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厚街违规操作，将原告内部大批量的客户手机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大幅度提高，致使此批手机卡中的大量用户高额欠费后停机，2013年5月，原告经调查发现此事后，经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违规操作的行为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达424016.36元。2013年5月9日，被告刘李平承诺于2013年5月15日前向原告支付10万元赔偿款，2013年5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赔偿款，于2013年6月10日前支付剩余赔偿款224016.36元。截至今日，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按约赔偿，被告均拒不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赔偿款。综上所述，被告收受他人财物后，违规操作擅自调高用户的临时信用额度，为第三方谋取利益，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依法应当赔偿原告全部损失，并支付利息。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424016.3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实际赔偿完毕之日，暂计至2015年3月23日为48267.2元（从2013年5月9日起，424016.36元×6%／年÷360天／年×683天）；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刘李平辩称：一、其与联通公司没有劳动合同关系，联通公司诉其主体不适格。联通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等证据显示，刘李平的用人单位系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红海公司与联通公司存在集团客户类业务承包关系，刘李平只是代表红海公司为联通公司提供“集团客户类营销及服务业务”服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刘李平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二、被告不存在业务违规操作行为，这是别人的操作行为；临时信用度调整是根据工号所有人王某某授权操作的。刘李平调整临时信用度，是为了更好的拓展业务。刘李平的操作是经过王某某授权的。因此，即使调整临时信用度会影响客户欠费数额，但此责任应由王某某承担。因为可不可以调整，符合不符合业务规范，是由具有工号权限的人把控的，而不是刘李平。王某某的调整临时信用度的工号权限，也是经过联通公司授权的，联通公司也无明确禁止有工号权限的人不可以为客户调整临时信用度。而且根据联通公司提供的《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刘李平并不存在盗用工号的事实，王某某本人也承认是其将工号和密码提供刘李平使用的，刘李平与王某某之间也无“利益”关系。三、欠费损失不是由刘李平直接造成的，调整临时信用度并不必然导致号码的欠费。《欠费用户清单》中的欠费是由号码实际使用人超额使用产生的，并非刘李平造成的；刘李平调整临时信用度，也并不必然导致号码欠费。因此，刘李平无需承担案涉号码的欠费损失，联通公司应向号码实际使用人追索欠费。四、欠费用户清单中的欠费数额不真实，实际为119025.37元。案涉各号码套餐月租66元或96元，原始信用额度为10元。不受信用额度调整影响的套餐月租及原始信用额度10元应予以剔除。因为即使该号码未调信用额度，66元套餐的号码1个月也可以欠费76元，96元套餐的号码也可以欠费106元。因此，欠费小于套餐月租的不属于调整信用额度造成的，应予以剔除。同理，欠费大于套餐月租的，应剔除套餐月租部分。五、原告提供的欠费号码清单不真实，刘李平实际调整的号码是1600个。刘李平是用王某某工号操作的调整信用度的，而且王某某本人同样也用此工号调整信用度，对于案涉号码究竟是谁操作调整的根本就无法区分。刘李平当时签名确认《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是基于当时被联通公司纪检监察室人员问话，心存恐惧，而且刘李平是业务标兵，平时工作表现较好，刘李平担心此事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以后的工作，所以在无法核实具体数目的情况下胡乱承认过错，并出具了个人还款计划。事实上，联通公司也无法确认哪个号码是刘李平操作，哪个是王某某操作。根据《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刘李平以0.2元／个为他人办理信用额度调整，共收取他人3.2万元，故刘李平实际调整的号码为1600个。六、联通公司对案涉号码的欠费存在较大的过错，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首先，根据联通公司的业务规则，新开号码必须机主本人凭身份证开户，但案涉欠费号码大部分是非机主本人开户的，是联通公司的代理商持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冒用他人名义开户的。而联通公司在开户时未核实机主的真实身份，许可他人违规开户，对欠费的产生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联通公司在案涉号码产生高额欠费后次月未及时对其停机，导致此号码继续欠费，联通公司在监控管理上存在疏忽，应对次月的欠费损失承担责任。根据联通公司号码停机的业务规则：1、如果手机号码的上月欠费＋当月套餐费＋实时话费＞信用额度，应立即停机。2、如果手机号码的上月欠费＋当月套餐费＋实时话费＜信用额度，但在25日前仍未缴清上月欠费的，应立即停机。案涉号码中的大部分号码符合上述条件，但并未及时停机，如序号为1763的＊＊＊＊＊＊＊＊＊＊＊＊号码，96元套餐，3月欠费333.73元＋4月套餐96元＞刘李平调整的240元信用额度，如序号为1089的＊＊＊＊＊＊＊＊＊＊＊＊号码，3月欠费233.35元＋4月套餐96元＞刘李平调整的240元信用额度，但联通公司均未对其停机，存在监控疏忽。七、刘李平已补偿给联通公司5万元。刘李平为避免以后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已于2013年5月16日补偿联通公司损失5万元。鉴于上述的事实与理由，联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刘李平于2010年3月15日到联通公司的合作商红海公司厚街分公司任客户经理，从事联通公司各类电信产品的销售及服务，于2013年7月5日被红海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联通公司主张，刘李平在红海公司从事联通公司电信产品销售服务工作时，收受案外人“蒋某某”32000元（人民币，下同），违规调整用户手机号码，给联通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24016.36元。联通公司提交了刘李平卡号为＊＊＊＊＊＊＊＊＊＊＊＊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被告于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2013年3月30日收受蒋某某财物32000元。刘李平对联通公司提交的该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但在庭审调查中确认收取了“蒋某某”32000元。联通公司还提交了提高信用额度的欠费用户清单、《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个人还款计划》、录音记录。其中提高信用额度的欠费用户清单一共有2415个，其中1795个号码的欠费金额合计为447309元，其中的656个号码的欠费合计为129342元。刘李平在记录这些号码的每一页上都有签名，载明日期为5月3日。同时，该些记录的尾部有如下备注：此欠费为累计欠费，非当月欠费。备注下，除了刘李平签名外，还有几位专项调查组成员的签名。联通公司提交的《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主要载明如下内容：4月27日-5月3日期间，从实事求是，严谨负责出发，针对批量操作1030个号码临时信用度调整导致产生高额欠费情况，成立了由专项调查小组，进行了具体调查。调查报告如下：（一）王某某“工号”在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4月26日操作临时信用额度，批量临调用户累计欠费达610433.99元，按调整信用度后，操作当月的欠费（剔除了欠费小于初始信用度的用户），欠费合计为424213.66元。专项调查组在2013年5月3日对上述欠费用户重新进行了数据核实、求证及问话。通过信用度违规操作是所在的IP地址、营业厅飞鸽记录、及刘李平与王某某之间的问话，最终核查结果如下：……按调整当月欠费统计，共涉及2227户，刘李平共涉及2221户，欠费424016.36元。王某某6户，欠费197.3元。（二）暂未发现刘李平存在工号盗用事实。（三）刘李平、王某某违规操作动机：4月27日下午，刘李平向调查组交代了其违规操作情况：2012年11月份，刘李平通过网络认识了深圳一位售卡公司的负责人“蒋某某”（具体名字不清），以每户20元作为回报，刘李平满足了“蒋某某”提高一批卡的临时信用度的请求，前后共违规操作大批量号码，前后共接收“蒋某某”32000元。涉及到工号问题，刘李平承认是其主动要的，非盗用，并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因违规操作带来的一切后果及经济责任。5月2日，刘李平“再次”向调查组表明，1、在2012年11月份之前，他没有违规“批量”操作过；2、他愿对自己违规批量操作的号码（他发展的集团用户、蒋某某提供给他的号码）承担一切责任。5月3日，经调查组全体成员质询，对证，刘李平本人签名确认，其违规操作用户达2451户。王某某否认其有违规操作，但擅自将工号密码交给他人使用。暂未发现王某某和刘李平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刘李平于2013年5月9日在该《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上签名并写明“谨此确认”，联通公司调查组的成员也在该《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上签名。2013年5月9日，刘李平出具了一份《个人还款计划》，载明因本人操作临时信用度共造成424016.36元，请求公司允许本人以下还款计划：第一步：在下周三前即2013.5.15先还10万；第二步：在三周内再还10万；第三步：在6月10号前将余款全部结清。联通公司的调查组员工在刘李平的还款计划上也有签名。联通公司还提交了一份录音记录，拟证明刘李平承认其在厚街工作过程中收受蒋某某3.2万元财物后，违规操作擅自提高大量用户信用额度，并确认其本人违规操作大额提高用户的临时信用度导致联通公司损失，并承诺赔偿。刘李平确认该录音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但主张从录音记录来看，刘李平提出收取蒋某某32000元，每个号码为20元，即总共调整才1600户，并非2400户。
刘李平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现金交款单，该现金交款单载明其于2013年5月16日向联通公司支付话费款50000元，联通公司确认该款为刘李平支付的赔偿款。刘李平还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自行制作的《调整信用度影响费用统计表》，拟证明实际影响费用金额为119025.37元，联通公司以《调整信用度影响费用统计表》系刘李平单方制作而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刘李平还向本院提交了《案涉部分号码账单明细照片》，拟证明原告提供的欠费明细金额未剔除套餐月租费。联通公司对该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主张刘李平无权取得案涉的账号资料，而且该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另，拍照的时间也不清晰。
刘李平还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调取所有案涉号码的欠费账单明细。本院告知刘李平，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当事人举证范围，故对其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在庭审中责令联通公司提交相关号码的原始账单。后双方均同意由联通公司向法院提交4个号码的原始账单进行核查，被告同意对其他号码的原始账单不再申请调取。联通公司后提交了4个号码的账单，本院并组织了双方对此进行了质证。
以上事实有集团客户类业务外包合同（合同编号：＊＊＊＊＊＊＊＊＊＊＊＊）、集团客户类业务外包合同（合同编号：＊＊＊＊＊＊＊＊＊＊＊＊）、《劳动合同书》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欠费用户清单、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个人还款计划、录音记录、现金交款单、联通用户临时信用额度调整制度、联通停机规则、调整信用额度的表格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联通公司请求刘李平承担赔偿责任是否合法；二、刘李平应该承担的赔偿金额为多少。
对于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刘李平应否向联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刘李平有无因过错侵犯联通公司的权益，刘李平是否为侵权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一方面，刘李平并非系联通公司的员工，其并没有举证证明联通公司有授权给其提高电话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的权限，另一方面，刘李平也未举证证明其提高案涉电话号码临时信用额度是履行其在红海公司的职务行为。其次，刘李平虽然使用的是联通公司员工“王某某”的工号提高该些电话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但刘李平也未举证证明“王某某”有授权其提高该些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而且，刘李平确认其是收受了案外人“蒋某某”32000元，才帮助“蒋某某”提高了手机号码临时信用额度。也就是说，刘李平并非为了推广联通公司的业务而提高该些电话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刘李平提高这些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系属于刘李平为获取个人私利，未获得联通公司授权情况的违背联通公司规定的行为，侵犯了联通公司的权益。因此，刘李平抗辩称，其调整临时信用额度的责任应由红海公司和王某某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虽然联通公司可以向案涉号码的欠费人追索欠费，但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刘李平系为了收受案外人“蒋某某”32000元的个人利益，而违规提高案涉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侵犯了联通公司的权益，导致联通公司难以向案涉号码的实际使用人追索。在该种情况下，刘李平对案涉号码产生的高额欠费，具有过错，联通公司要求刘李平承担赔偿责任并不违法，况且刘李平在调查中也承认其违规调整案涉号码临时信用额度的行为给联通公司产生了损失，也承诺向联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还出具了还款计划。至于刘李平称，其出具还款计划以及在《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签名系出于胁迫，但刘李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而，联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联通公司对刘李平的调查从2013年4月27日开始，刘李平于2013年5月3日在欠费用户清单上签名确认，并载明了欠费的数额；于2013年5月9日签名确认《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并出具还款计划。从上述证据来看，刘李平从接受调查到最终确认违规调整案涉号码临时信用额度，并承诺赔偿出具还款计划，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并且有充分的时间予以考虑。因此，刘李平抗辩称其是确认调查报告及出具还款计划是出于胁迫，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于联通公司提交的有刘李平签名的《欠费用户清单》、《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及《还款计划》予以采信，认定系刘李平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刘李平系出于个人私利原因而违规调整案涉号码的临时信用额度，给联通公司造成了损失。联通公司作为被侵权人，依法有权请求侵权人刘李平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联通要求刘李平承担赔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焦点二，如前所述，本院对于联通公司提交的有刘李平签名的《欠费用户清单》、《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及《还款计划》予以采信，认定系刘李平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关于工号盗用违规操作情况的调查》及《还款计划》，刘李平确认其行为给联通公司造成了424016.36元的损失，并愿意赔偿。本院也予以确认。至于刘李平抗辩称，案涉各号码套餐月租66元或96元，原始信用额度为10元。不受信用额度调整影响的套餐月租及原始信用额度10元应予以剔除。故其行为只是给联通公司造成的损失为119025.37元。但刘李平对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而联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已证实刘李平的行为给其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424016.36元，故本院认定刘李平违规调整案涉号码信用额度的行为给联通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为424016.36元。至于刘李平抗辩称，联通公司未及时给案涉号码停机，对于造成经济损失，存有主要过错。但刘李平既未提交证据证明联通对于案涉号码没有按照规则实施停机，而且刘李平也出具了还款计划对于直接经济损失424016.36元予以全额赔偿。综上，本院认定，刘李平对于该直接经济损失424016.36元应予以全额赔偿，现刘李平已支付赔偿款50000元，故还需支付的赔偿款为374016.36元。联通公司主张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利息。刘李平给联通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及时予以赔偿。本案刘李平在2013年5月9日承诺于2013年6月10日前全部付清赔偿款，但至今未能付清赔偿款，联通公司请求刘李平支付赔偿款的利息，本院也予以支持。但利息起算期，本院认定以刘李平承诺的付款期届满次日即2013年6月11日为准，联通公司要求自2013年5月9日起计，本院不予支持。另利率，本院认定如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低于联通主张的6%年利率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超过联通公司主张的6%年利率的，以联通公司主张的年利率6%为限。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李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支付赔偿款374016.36元及利息：利息以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6月11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3月23日为的利息数额以48267.2元为限；
二、驳回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19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630元，被告承担35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阳河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龙容娟
第11页共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