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08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前的企业名称为：广西育才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西路1号广运·都市景苑3号楼1806号、1807号、1808号。
法定代表人莫国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国栋，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504号E座二层。
法定代表人宋一夫，社长。
委托代理人商广伟，北京市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晶，北京市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图书公司）与被上诉人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7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通图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国栋，被上诉人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商广伟、翟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现代教育出版社原审起诉称：2011年，该社与广西育才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才图书公司）达成合意，由育才图书公司委托该社出版《赢在中考》系列图书共7册，待图书出版后，由育才图书公司回购出版的图书。基于此，双方于2011年11月10日分别签署了《现代教育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以下简称出版合同）及《现代教育出版社图书购书合同》（以下简称购书合同）。根据出版合同的约定育才图书公司要保证拥有授予该社出版图书的权利。合同签订后，该社多次要求育才图书公司履行著作权保证义务，但其一直未给予该社任何证明文件，从而导致出版合同一直无法履行。2012年3月，该社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及上级主管机关的要求再次向育才图书公司发送通知，催促其提交著作权保证证明文件。然而育才图书公司非但没有提供上述材料，还以此作为解除合同的依据，并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出版合同。为涉案图书的出版该社对书稿进行了审校、排版并向印刷厂支付了合同预付款67500元。该社认为育才图书公司无故拒绝提供著作权人的授权证明文件，使其委托出版的图书权属不明，从而导致该社无法出版图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给该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该社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育才图书公司支付该社审稿费10000元、排版费12320元、支付印刷厂的违约金67500元以及预期利益70000元，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59820元。
上诉人联通图书公司原审答辩称：该公司确与现代教育出版社签订过出版合同，但现代教育出版社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该公司一直在积极履行合同，现代教育出版社所提要求超出了双方合同所约定该公司的义务范围，由于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该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况，请求原审法院驳回现代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0日，育才图书公司（甲方）与现代教育出版社（乙方）签订了出版合同，双方约定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国内及世界各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赢在中考》系列丛书中文简体版、繁体版、外文版、修订版和缩编本的专有使用权；甲方保证拥有前述授予乙方的权利。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名誉权、肖像权、署名权等人身权内容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乙方可以终止合同；交稿时间为2011年11月，全部稿件字数为1000千字，甲方同意首次出版的稿件按每千字10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审稿费用，审稿费用共为10000元，每年重版重印图书审稿费用按每千字1.5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审稿费用；图书起印数为2500套，乙方送甲方图书2册冲抵甲方稿酬；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同日，现代教育出版社（甲方）与育才图书公司（乙方）就《赢在中考》系列丛书购书事宜签订了购书合同，双方约定图书总定价拟为156.9元，2011年乙方购买上述图书2500套，折扣为60%，总书款金额为235350元。
2012年1月13日，现代教育出版社（甲方）与三河市文阁印刷厂（乙方）签订了《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图书印制合同》（以下简称印制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出版的《赢在中考》系列丛书进行印制工作；甲方委托乙方印制图书总计2500套，总金额为135000元；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印制预付款67500元，乙方出具收款收据给甲方。余款67500元，自甲方收到印制图书并验收无误后三个月内支付；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因一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预付款67500元的违约金。2012年1月16日，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收到现代教育出版社交来《赢在中考》系列图书印制预付款67500元。
2012年3月7日，现代教育出版社向育才图书公司发出了《关于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小学教辅出版管理的紧急通知》，该通知称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相关文件精神，现代教育出版社决定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编写的相关作者是否已经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进行审核整理。如育才图书公司已经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未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鉴于育才图书公司不具备委托该社出版的权利，现代教育出版社将停止与育才图书公司的出版、销售合作。
庭审中，现代教育出版社与育才图书公司均认可本案涉案丛书未完成出版发行，并认可双方所签出版合同在现代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3月7日发出通知函件后已解除。
另查一，育才图书公司表示涉案图书由“赢在中考编写组”编写，该编写组由育才图书公司工作人员及部分外聘人员组成，但育才图书公司与编写组成员之间没有签署相关著作权授权文件。
另查二，现代教育出版社提交了部分涉案图书审校稿及审定样稿以证明其完成了全部书稿的三审三校及排版工作，育才图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出版合同、购书合同、印制合同、通知、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与育才图书公司所签出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严格履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由此可知出版社在从事出版活动中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进行审核属于其正常的工作内容范围。本案中现代教育出版社与育才图书公司所签出版合同中亦明确约定有育才图书公司对所交付出版物的著作权保证条款，现代教育出版社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要求育才图书公司提供相关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系行使其权利的行为，并无不妥，育才图书公司称现代教育出版社上述要求超出了双方合同约定范围，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育才图书公司拒绝提交相关著作权证明文件构成违约，在此情况下，现代教育出版社有理由对涉案图书著作权授权情况产生怀疑，并有权据此终止与育才图书公司的合作。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涉案出版合同已解除，原审法院不持异议。因涉案合同的解除系育才图书公司违约所致，故双方合同解除后，现代教育出版社有权要求育才图书公司赔偿损失。关于审稿费，双方合同有明确约定，但依据现代教育出版社提交的相关材料仅能证明其已开展书稿审校工作，但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全部三审三校工作，故对其主张的审稿费损失，原审法院将结合其举证情况，酌情予以支持。关于现代教育出版社主张的支付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的违约金损失67500元，有双方合同、收据等证据在案佐证，且确属因育才图书公司原因实际发生，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现代教育出版社主张的预期收益损失，因双方于签订出版合同的同时签订有购书合同，对涉案图书正常出版后所获收益现代教育出版社有较为明确的预期，故其此项请求有合理依据，但关于其收益的计算，除考虑其图书销售的情况外，还应综合考虑其可能发生的各项成本及费用支出。原审法院将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图书印数、定价、购书数量、折扣以及现代教育出版社可能发生的图书制作、印刷及管理等相关成本的情况，酌情认定其预期收益的损失。关于排版费，双方合同未予约定，且在支持其预期收益损失请求的情况下，排版所发生费用应为其正常履行合同所应负担的成本，原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西育才图书有限公司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十万零七千五百元；二、驳回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联通图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现代教育出版社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认定出版合同第四条约定保证义务为积极义务，需提供书面证明属事实认定错误。现代教育出版社在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三个多月中从未提及要求提供书面权属证明。在2012年初新闻出版总署进行教辅材料出版发行专项治理的时刻才开始提此要求。联通图书公司是自行组织人员缩写的中考教辅书，该公司即为著作权人。著作权法第四十七、四十八条规定是著作权侵权后的法律责任，而本案是合同纠纷，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现代教育出版社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与印制合同约定付款数不一致，差额部分其未举出证据。约定违约金高达印制合同标的的一半，显属过高。现代教育出版社在远不具备出版印刷的前提下，着急与三河市文阁厂签订印制合同并支付大比例预付款，不合情理。3.现代教育出版社无证据证明其履行审稿义务，原审法院认定应向其支付审稿费错误。4.即使出版合同履行完毕，现代教育出版社获得利益也不可能超过1万元审稿费。购书合同与出版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现代教育出版社有近4万元的预期利益损失错误。
被上诉人现代教育出版社服从原审判决。
现代教育出版社在二审期间提交了由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开具给现代教育出版社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发票号码为07367472，发票内容为：印刷费，78428.33元，开票日期为2012年1月9日，用以证明其根据与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签订的印制合同向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支付了《赢在中考》系列图书印制预付款67500元。联通图书公司认为，该发票的日期早于印制合同的签订日期，而印制合同中约定的是现代教育出版社支付完余款后才由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开具发票，发票日期与合同并不对应，且发票金额78428.33元也与印制合同中约定的印制预付款67500元不符，因此现代教育出版社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实产生了67500元的实际损失。
另查一，2012年1月13日，现代教育出版社（甲方）与三河市文阁印刷厂（乙方）签订的印制合同中约定，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印制预付款67500元，乙方出具收款收据给甲方。余款67500元，自甲方收到印制图书并验收无误后三个月内支付。甲方支付完余款后，乙方应当给甲方开具国家正式增值税发票。
另查二，三河市文阁印刷厂于2014年5月12日出具证明，证明事项为三河市文阁印刷厂于2012年1月13日与现代教育出版社签订了《赢在中考》系列图书的印制合同，按合同约定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收取了67500元预付款，后来因为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原因不能履行印制合同，因此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按照合同约定将预付款扣留作为违约金。
另查三，在本案二审期间，广西育才图书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由南宁市大学西路4号变更为南宁市西乡塘区衡阳西路1号广运·都市景苑3号楼1806号、1807号、1808号，经营期限由10变更为长期，法定代表人由龚情学变更为莫国庆，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由成端显：85%，认缴：425万元（人民币），实缴：425万元（人民币）；龚情学：15%，认缴：75万元（人民币），实缴：75万元（人民币）变更为广西百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龚情学。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现代教育出版社是否有权要求联通图书公司提供相关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原审判决对于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的确定是否恰当。
一、现代教育出版社是否有权要求联通图书公司提供相关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
现代教育出版社与联通图书公司所签出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严格履行。
《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不能证明其出版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应当对其出版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是在考虑现代教育出版社审查其出版行为的授权是否具有合理性时应当依据的法律，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恰当，对于联通图书公司相应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由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可见，出版者对于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等，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版社在从事出版活动中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进行审核属于其正常的工作内容范围。本案中现代教育出版社要求联通图书公司提供相关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既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出版合同中著作权保证条款，也是遵循有关法律规定所提出的合理要求。联通图书公司自行组织人员编写了涉案图书，理应提供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即使联通图书公司认为其本身即为涉案图书的著作权人，也应提交相应材料证明其权属。因此联通图书公司认为其与现代教育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约定的保证义务不是积极义务，且其本身为著作权人，无需提供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面本院也考虑到，由于出版社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等，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现代教育出版社作为从事出版活动的专业机构，在与联通图书公司签订出版合同时就应该对涉案图书的作者、授权等著作权权属情况予以了解并进行审核。但现代教育出版社在签订出版合同时仅以保证义务条款的形式约定联通图书公司享有相关权利、文责自负等内容，显属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较大主观过错，以致在出版合同签订四个月后才要求联通图书公司提供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因此本院将在确定联通图书公司应当赔偿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时，酌情考虑双方在签订出版合同时的过错程度。
二、原审判决对于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的确定是否恰当
原审判决在确定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时，考虑了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审稿费、其支付给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的违约金损失67500元以及现代教育出版社的预期收益损失。
对于审稿费，本院认为，出版合同中约定审稿费用共为1万元，但依据出版合同第六条约定的三审通过的样稿形式和现代教育出版社提交的部分涉案图书审校稿及审定样稿来看，仅能证明其开展书稿审校工作，但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全部三审三校工作。故对现代教育出版社主张的审稿费损失，原审法院结合举证情况酌情确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现代教育出版社支付给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的违约金损失67500元，联通图书公司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提交的发票与印制合同并不对应，且印制合同约定的67500元的违约金显属过高。本院认为，首先就该项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来看，印制合同中有关于违约金的约定，现代教育出版社还提交了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出具的发票、收据和证明等加以佐证。对于联通图书公司提出的发票日期早于印制合同的签订日期，与合同约定的条件不相对应，且发票金额与合同约定的印制预付款数额不符等情况，现代教育出版社也作出了解释。本院综合在案证据和现代教育出版社的解释来看，第一点，订立合同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协商的过程。一方面，双方达成合议、签订合同的时间与实际履行情况可能会略有不符，先开发票后签合同再付款的情况在实践中确实存在。本案中发票日期是2012年1月9日，印制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2年1月13日，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开具收据的日期是2012年1月16日，发票在合同签订之前四天开出，尚属实际履行中可能发生的合理情形，且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开具收据的日期与印制合同签订日期以及印制合同中约定的自合同签署之日起三日内付款能够对应；另一方面，合同双方如果互相认可，也可以实际行动变更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因此本案中发票日期与印制合同约定的开票条件不相符合亦非严重的瑕疵问题。第二点，就发票金额而言，现代教育出版社解释为因其与印刷厂为长期合作关系，一般支付印制款的账期为半年内，78428.33元中含有其他书籍的印制费用，此种解释并非不合常理，而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开具的收据、证明中载明的金额与印制合同一致。故在没有相反证据在案佐证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联通图书公司关于发票日期、金额与印制合同不符的上诉理由不足以否定现代教育出版社违约金损失的实际发生，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现代教育出版社违约金损失的数额问题，联通图书公司认为印制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本院认为，虽然联通图书公司不是印制合同的签订主体，印制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直接约束的是现代教育出版社和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双方，但从本案情况来看，出版合同、购书合同和印制合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联通图书公司虽非印制合同的签订主体，但印制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将最终影响到联通图书公司违约责任的承担，涉及联通图书公司的实际利益。基于公平原则，本院将审查联通图书公司提出的关于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印制合同的标的额即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收取的全部印制费用为135000元，而约定的违约金为67500元，达合同标的额的50%，而一方面，结合出版合同和印制合同的签订时间来看，由于现代教育出版社在2011年11月10日与联通图书公司签订出版合同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然后在既未审查联通图书公司相关著作权授权证明材料、也未完成涉案图书审稿工作的情况下，在2012年1月13日与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签订了印制合同，并于2012年1月16日向三河市文阁印刷厂支付了达合同标的额50%的预付款，最终该预付款被三河市文阁印刷厂作为违约金扣留。现代教育出版社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对于最终实际损失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另一方面，从印制合同不能得到完全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本院考虑到三河市文阁印刷厂的损失时包含了其实际投入成本、预期可得利润等，经综合衡量认为，本案中现代教育出版社67500元的违约金损失数额过高，本院将酌情予以调整。
对于现代教育出版社的预期收益损失，联通图书公司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的预期利益损失不超过1万元即出版合同中约定的审稿费数额，购书合同与出版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作为预期收益损失的参考依据。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联通图书公司应否赔偿现代教育出版社基于购书合同的预期收益损失，应以联通图书公司在订立出版合同之时能否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此种损失为依据。本院认为，联通图书公司作为图书行业的专业经营者，理应熟悉图书的出版、销售过程，且联通图书公司与现代教育出版社在签订出版合同的同时签订有购书合同，因此联通图书公司在签订出版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到如果违反出版合同可能会给现代教育出版社造成的损失，本院将综合考虑购书合同约定的涉案图书印数、定价、购书数量、折扣以及现代教育出版社可能发生的图书制作、印刷及管理等相关成本，及涉案图书的销售情况，酌情认定现代教育出版社预期收益的损失。
除此之外，本院在确定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时，还将考虑前述所提的双方在签订出版合同时的过错程度。现代教育出版社在签订出版合同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较大主观过错，本院将在考虑此项情节的基础上，酌情确定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
综上，上诉人联通图书公司所提的部分上诉理由依据充分，其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确定的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实际损失数额过高，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766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一万六千五百元；
三、驳回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496元，由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已交纳），由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已交纳），由广西教育联通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利玮
代理审判员 刘仁婧
代理审判员 张玲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