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39071号
原告北京光彩轨道空间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6号16幢306。
法定代表人骆国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寒，北京市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燕城七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燕丹村36号。
法定代表人魏德宣，男，北京燕城七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国玉，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光彩轨道空间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燕城七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寒，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吕国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2月1日，我公司的前身泰戈尔时代国际房地产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戈尔公司）与被告签订《地铁13号线桥下空间场地承包管理合同》，约定由被告对地铁13号线来广营北路高架桥下桥墩号32号至49号场地进行承包管理，并约定了承包期限、费用及违约金等。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未按约定支付承包管理费，且存在违反“综合利用须向甲方申请并获得甲方同意”义务、未取得合法经营手续、违法建设、擅自转租、违背定期汇报义务的违约行为，故为维护合法权益，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地铁13号线桥下空间场地承包管理合同》。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我公司不拖欠承包管理费。因为原告另行从我公司承租了其他房屋，双方达成了租金互抵的口头协议，这也是为何原告至今都没有向我公司主张过承包管理费的原因。二、关于综合利用应向原告申请并获得其同意的问题。合同中已经约定承包土地是为了综合利用，因此只要不出现综合利用之外的情形，则无需向原告请示。原告就承包土地有派驻的安全员，每周都会定期巡视，其对于我公司的利用方式等均知晓，故也就没有请示的必要。三、关于合法经营手续的问题。我公司已在承包土地上设立了企业，取得了营业执照，具有开展经营活动的合法手续。四、违法建设的问题。因为建设规模很大，原告对于建设情况均知晓，其在建设期间不仅没有提出过异议，还给予了大量支持，并将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的批示交给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存在违法建设，原告以此解除合同也没有道理。五、关于转租转让的问题。我公司不存在转租、转让的情况，原告未能就此举证，且根据合同中的大量表述也能够看出双方实际上在合同中约定了我公司是具有招揽其他租户入住和经营的权利的。六、关于定期汇报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汇报的方式是由原告召集，我公司已在原告召集时积极配合进行汇报，且此义务并非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条件。综上，原告不具备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双方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泰戈尔公司（乙方）就北京地铁13号线高架桥下空间部分场地的委托管理事宜签订《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高架桥下空间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地铁13号线桥下空间管理经营场地分别是四道口地区、北四环内地区、五道口地区、西二旗地区、龙泽地区、立水桥地区、兰各庄地区以及自西直门站至柳芳站的全部桥下空间；委托管理期限为十五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乙方支付甲方的年度占地费以350000元为基数计算，且每三年，年度占地费在原有基础上递增5%，十五年占地费共计5801912.81元；乙方每年分二期向甲方支付年度占地费，即每年4月末支付当年占地费的50%，8月末支付当年占地费的50%；本合同项下区域由乙方自行经营或分包经营，所有自行经营、分包、转包、转租经营项目及管理活动、行为须向甲方报备，并向甲方证明其合法性。
2011年12月1日，泰戈尔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就北京地铁13号线中泰戈尔公司承租场地综合利用管理的有关事宜签订《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桥下空间委托管理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委托管理承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管理的场地指北京地铁13号线来广营北路高架桥下场地，桥墩号32号至49号计17跨，全场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场地承包管理期限自2011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场地承包管理费2012年3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每年度200000元，承包费二年后每年在上年基础上递增5%；乙方应在每年1月向甲方支付当年承包费的50%，在每年6月向甲方支付当年承包费的50%；乙方的综合利用须向甲方提前申请并获得甲方同意；乙方须在该场地获得消防审批、验收等一切合法的资格证照，注册办理相关工商营业执照，在取得政府各种有效批准后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且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管理；合同各方一致同意在该场地开展的经营活动为综合利用管理；甲方拥有对乙方在合作期内进行指导、监督、检查、考核的权利与义务，并根据考核结果指导、监督乙方整改，甲方定期召集乙方负责人进行生产安全汇报；乙方须定期向甲方汇报工作，每月不少于两次；乙方经过甲方书面同意后，在本合同规定的承包占地面积上自行投资建设办公管理用房及其设备设施；乙方及其承租户在本协议场地内开展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必须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的消防通道、桥梁桥基座等地铁设施检修通道要求；一切因乙方或承租户违法违规造成的后果和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根据需要硬化地面，经甲方同意后可在场地内设立办公及管理用房；乙方具有下列情况，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1、乙方不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包括因违法经营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收回经营证照的；2、未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场地，经甲方2次书面通知未改正的；3、利用场地加工、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具有其它违法经营行为的；4、乙方拖欠承包费达15日或拖欠水、电、通讯等所有费用超过2000元；5、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转租、转让、转借或将承包场地变更使用用途；6、违反甲方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情节严重或拒不服从甲方管理的；7、乙方违反其义务，甲方认为需要解除合同的。
同日，泰戈尔公司与被告签订合同附件《费用标准及付费》，约定：承包管理费是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的场地管理费：付款时间为每年1月1日和6月1日各付当年度承包管理费的50%；本合同启始年承包管理费标准为人民币200000元整，自2014年3月1日开始每年递增5%至合同终止；具体付款日期及金额如下：2012年1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6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3年1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3年6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4年1月1日支付105000元；2014年6月1日支付105000元；2015年1月1日支付110250元；2015年6月1日支付110250元；2016年1月1日支付115763元；2016年6月1日支付115763元……2025年1月1日支付179586元，2025年6月1日支付119724元。
2012年5月29日，泰戈尔公司名称变更为原告。
被告表示在双方签订《委托管理承包合同》后，其以现金形式向原告支付了承包管理费等共计400000元。原告表示被告除在2012年3月23日支付了半年的承包管理费100000元之外，未再支付过其他费用。被告未能就其陈述的付款情况提供证据。
被告表示原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承租其房屋，双方达成租金与承包管理费互抵的口头协议。为此，被告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载明出租人为原告，承租人为被告，租赁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立水桥立汤路东侧立成苑甲3号，租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租金200000元，付款方式为每半年支付房屋租金100000元。原告表示此份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租赁合同与本案《委托管理承包合同》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费用互抵的问题，而承包管理费自2012年起每年递增，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也不完全一样，故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提交了北京市地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桥隧维修监测第二项目部（以下简称地铁建安公司）出具的《安全隐患通知单》二页，证明被告在承包管理期间存在违法建设。被告认为地铁建安公司并非承包场地的权利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原告对于建设行为早已知晓，但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同意被告的建设行为。为此，被告提交了涉诉场地及房屋照片以及授权委托书、《关于办理城市轨道交通桥下空间综合管理行政许可手续的请示》、《“关于办理城市轨道交通桥下空间综合管理行政许可手续的请示”的意见》、《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轨道交通桥下空间综合治理及建设巡查大队驻勤站点的意见》、《关于利用轨道空间建设一刻钟便民服务圈配套项目的意见》，证明相关建设行为是在原告及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下进行的，被告的建设行为原告明知，且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故不存在违法建设。原告认可此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被告表示原告于2014年7月7日要求其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导致涉诉承包场地无法使用，故原告无权主张承包管理费。为此，被告提交了原告出具的《关于桥下空间及安全保护区停业整顿的通知》，内容包括:“2014年7月7日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公司）通知要求停止桥下空间及安全保护区的全部经营活动，并立即开展全线排除隐患及整治活动。根据上级精神和要求，鉴于火情的具体原因有关部门正调查之中，现通知你（公司）立即停止桥下空间及安全保护区的经营活动，全面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及城铁股份地铁公司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我公司要求立即开展全线排除隐患及整治活动。在此期间，如出现任何经营活动你（公司）需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原告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其依据双方合同约定有权要求被告就安全隐患进行停业整顿，且此并不必然导致被告无法使用涉诉场地。
被告表示原告在2014年8月4日通知其解除合同，因被告并无违约行为，故原告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属于违约，且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此，被告提交了《解除场地承包管理合同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原告不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
被告提交北京××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场所证明，显示该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村东城铁桥旁，法定代表人为龚永生，证明被告具有合法经营资格。原告认为此营业执照的取得主体并非被告，故能够证明被告存在转租，且该公司注册地址亦非涉诉场地。
2015年10月1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魏德宣到庭陈述称其与原告签订《委托管理承包合同》后，将涉诉场地转租给案外人唐××、范××、彭×、龚××，此后系案外人在涉诉场地上自行加盖的房屋。之后的庭审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被告与上述案外人之间系内部承包，不存在转租，系魏德宣混淆了法律概念。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委托管理协议》、《委托管理承包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关于办理城市轨道交通桥下空间综合管理行政许可手续的请示”的意见》、《关于桥下空间及安全保护区停业整顿的通知》、《解除场地承包管理合同通知书》、照片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委托管理承包合同》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现被告抗辩称已支付了承包管理费400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此外，被告还表示双方达成了自2014年1月1日起以原告应交租金与被告应交承包管理费进行互抵的口头协议，但根据《委托管理承包合同》的约定，2014年的承包管理费为210000元，且此后每年递增5%，故即便租赁合同合同确已履行，承包管理费与租金金额也不完全相等，现《房屋租赁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费用互抵的约定，合同之外，亦无证据证明双方曾作出过以租金抵销全部承包管理费的意思表示，故被告所提出的抗辩，均是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向被告催要过承包管理费的基础上，所做之推定。然而，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即便原告未向被告主张过承包管理费，也不能仅据此即认定被告已按时、足额的支付了承包管理费，故被告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所述，被告仅在2012年3月23日支付了承包管理费100000元，而合同约定，被告拖欠承包费达15日的，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故被告拖欠承包管理费的行为已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
关于转租问题，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认其转租的事实，被告虽在此后的庭审中否认转租，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采信其抗辩。结合被告提交的北京朝来世友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龚永生，系被告法定代表人自认的四位次承租人之一，故本院认定被告存在转租行为。根据《委托管理承包合同》中的约定，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转租的，原告可单方解除合同。因转租发生于被告与其次承租人之间，具有一定隐蔽性，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知晓并同意其转租，故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现被告因拖欠承包管理费、擅自转租构成根本违约，且均符合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委托管理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解除原告北京光彩轨道空间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燕城七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二○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签订的《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桥下空间委托管理承包合同书》。
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北京燕城七星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茜倩
代理审判员 李甲军
代理审判员 柯 岩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