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06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有，男，1942年5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爱丽，女，1951年8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元，男，1949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光辉，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有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23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李春元诉至原审法院称：李春有系李春元的哥哥，×××30号房屋在解放前系李春元与李春有的父辈所有，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被收归国有。1984年10月经“落实政策”，李春元、李春有及李×1三人共同取得该处房屋（7间）的所有权，每人占三分之一的份额。2002年3月20日，李春元、李春有与李×1共同在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签订了《析产协议》，根据该协议，×××30号房屋中的北房3间由李春元与李春有共同共有，但没有约定各自所占份额，该协议的签订过程经过了公证。李春元于2014年8月向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书面公开“×××30号房屋自1980年至今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变更信息及变更的依据”，并于2014年9月5日通过代理人到西城区房屋管理局领取了信息公开材料。资料显示：2002年5月16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房屋中李春元享有的份额登记为七分之一，李春有享有的份额登记为七分之六，并于当年5月30日向李春有核发了京房权证宣私×××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而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以上登记并核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行为的依据除依据李春元、李春有及李×1签订的《析产协议》及针对该协议签订过程的公证书以外，另有一份日期为2002年5月15日，在落款处签有“李春有”、“李春元”字样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有“李春元占有该房屋七分之一份额”的内容，李春元经仔细辨认及回忆，该《协议书》落款处“李春元”三个字不是李春元所签，李春元从未签过任何同意占有该房屋七分之一份额的协议或其他文件，为此，李春元于2014年9月10日自行委托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对《协议书》中“李春元”字样是否是李春元签的，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李春元”三个字不是李春元本人所写。据此可以认定，该协议书中李春元的名字系他人所签，李春元占有七分之一份额也不是李春元的意思表示，李春元始终只认可自己享有该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李春元认为，以上《协议书》并非李春元所签，不是李春元本人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书系李春有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作为办理产权登记的申请资料，而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正是依据该协议将李春元对房屋所有的份额登记为七分之一，李春有伪造《协议书》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李春元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一、要求依法确认以李春元与李春有名义签订的日期为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无效；二、李春有承担笔迹鉴定所发生的费用2160元；三、李春有承担诉讼费。
李春有辩称：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共有权证，这两份证件现在都已经作废了，因为房屋在2013年12月7日已经被拆迁了。2013年10月28日，李春元向房屋拆迁部门提交了授权委托书，李春元委托李春有办理相关事项，李春元本人提交给拆迁部门的《共有权证》中显示，李春元享有房屋七分之一的份额。《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拆迁款，李春有已经领取了。李春元在2014年5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在该案的证据清单中，李春元也提交了《房屋产权证明》，并在开庭中陈述了李春元已经领取了拆迁款。李春有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拆迁过程中，李春元对自己享有七分之一份额没有表示异议，申请法院驳回李春元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李春元与李春有与案外人李×12002年3月20日在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签订的《析产协议》可知，北京市宣武区×××30号北房三间系李春元与李春有共同所有的房产，2002年5月15日，李春有用其本人签署的《协议书》在房管部门将上述房屋七分之一的产权过户到李春元名下，其本人则得到该房屋七分之六的产权份额，但李春有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代表李春元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已经得到李春元的认可或授权，在此情况下，李春有擅自处置李春元财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至2013年上述三间房屋拆迁时，李春元授权李春有签订拆迁协议并自行领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是否能够视为李春元对李春有处置其财产的行为进行了事后追认，双方就此争议较大，对此问题，法院认为，李春元基于对李春有的信任委托李春有办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李春有亦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的相关信息如实披露给李春元，通过李春元在拆迁后起诉的一系列行为，不能认定李春元对拆迁的相关信息全部知晓，现有证据不能表明李春元对李春有处置其财产的行为进行了追认。综上所述，对李春元要求确认李春有以李春元与李春有名义签订的日期为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无效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笔迹鉴定费的问题，李春元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未经双方当事人认可，该费用应由李春元自行承担，对李春元要求李春有给付鉴定费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判决如下：一、李春有于二00二年五月十五日以李春元名义与李春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驳回李春元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春有不服，持原审答辩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坚持认为李春元始终知晓、认可、使用、坚持了其七分之一房产份额，故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李春元的诉讼请求，认定2002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李春元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李春有与李春元系兄弟关系。北京市宣武区（现为西城区）×××30号房屋七间原系双方当事人父辈所有的房屋。后李春元、李春有及案外人李×1（系李春有之堂弟、李春元之堂兄）受赠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文革期间，上述房屋曾被收归国有，后以文革产的形式予以发还。1984年10月20日，相关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向李春元、李春有及李×1颁发了房屋权属证明，每人仍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2002年3月20日，李春元、李春有与李×1三人共同在北京市宣武区公证处签订了《析产协议》，约定：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现为西城区）×××30号七间房产，产权人为李×1、李春有、李春元我们三人。现经我们共同协商，达成析产协议如下：一、将上述房产的北房三间（房号1）归李春有、李春元二人共有；二、将上述房产的东房一间（房号2）、南房三间（房号3）共计四间归李×1所有。
2002年5月15日，李春有制作《协议书》一份，约定：李春有、李春元是坐落在宣武区×××30号北房三间的共有人，经协商李春有占房产七分之六份额，李春元占房产七分之一份额，李春有持房屋所有权证，李春元持房屋共有权证。李春有在该协议书落款处签上了李春有、李春元的名字。此后，李春有用该《协议书》在房管部门办理了产权证书，李春有取得宣武区×××30号北房三间（51.7平方米）七分之六的产权份额，李春元取得该房屋七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2013年10月该房屋所在地区拆迁，2013年10月28日，李春元作为委托人，李春有作为被委托人，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代表委托人，就委托人所有的北京市宣武区×××30号产权证号京房宣私共字第×××号房产的所有拆迁补偿事宜的办理，具体代理事项为：负责洽商、办理拆迁补偿相关事宜，代理签署、受领包括拆迁补偿协议在内的法律文件，及其他事项。受委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以及作出的所有民事行为，委托人均认可其法律效力、承担其法律后果，因此出现的一切问题，由委托人和受托人自行解决并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013年12月7日，李春有代表李春元与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编号为×××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被拆迁人李春元在拆迁范围内的正式住宅房屋1间，给予补偿款488815元，搬迁补助费296元，有线电视、电话、空调移机费985元，周转补助费13302元，残疾、低保补助费40000元，工程拆迁配合奖励费50000元，以上共计593398元。2013年12月27日，李春元在拆迁部门领取了上述拆迁款593398元。
2014年5月，李春元以李春有与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未经其确认，属无效协议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该协议无效。2014年8月14日，李春元撤回了起诉。
现李春元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李春有以李春元与李春有名义签订的日期为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无效。
本案庭审中，李春元主张李春有在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书时提交的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其本人并未签字认可，李春有也从未对其提及此事，其不清楚李春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事情，其从未授权李春有签署该协议。对此，李春元提交了其自行委托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冀盛唐司鉴（2014）文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为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扫描后打印件一页，在下方落款处写有“李春元”之名。李春元提供的样本为：1、李春元在2002年3月20日的《析产协议》“立协议人”处的签名复印件一页；2、委托鉴定书原件一页；3、《笔迹样本提取表》原件一页；4、2014年9月17日在鉴定中心书写字迹原件二页。鉴定意见为检材“李春元”三字样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李春元为此支付鉴定费2160元。
李春有认可2002年5月15日的《协议书》是其一人书写的，“李春元”的名字是其代签的，但主张其是在与李春元就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分割达成一致意见、经李春元口头授权后，代表李春元签的字，其依据该《协议书》在房管部门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后，已将李春元持有的七分之一份额的产权证书交与李春元，李春元收到该产权证书后，并未提出异议，且李春元在拆迁办办理授权委托书时，自行向拆迁部门提交了七分之一份额的共有产权证书并领取了拆迁款，李春元当时亦未提出异议，故该协议书应属有效。李春有针对其主张的经过李春元同意并认可签订《协议书》及已将七分之一共有产权证书交与李春元的事实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李春元主张委托李春有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时，其本人并未向拆迁部门提交过七分之一份额的共有产权证书，其在拆迁部门领取拆迁款之后才从李春有处得到了七分之一产权证书的复印件。
李春有另主张李春元起诉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与李春有确认拆迁合同无效的案件中，在该案法庭辩论中，李春元的代理人称“从1983年落实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三分之一，后来变成七分之一，现在得到的拆迁款只有十六分之一，这个非常不公平，授权的时候李春元身体非常不好，我们认为应该撤销这个协议。”通过该表述，证明李春元知道七分之一的份额。李春元则主张其当时诉拆迁协议的案件中，只是觉得自己得到的拆迁款太少了，该表述不能证明其认可只占争议房产的七分之一份额。
二审审理中，李春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另提交公安机关户籍证明信、拆迁公司通知信、银行转账凭证、收欠条、证明、《×××房屋买卖协议》、收据、《×××30号院房屋遗产分配方案》等证据。其中，《×××30号院房屋遗产分配方案》尾部载有“李×7”签字，其内容中载有“父母留有的×××30号院房屋遗产由政府于2013年12月27日完成拆迁事宜……因×××30号的房产证有李春友及李春元两人的名字，所以李春元对此事有分配权……因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李春友、李春元、李×2、李×3、李×4、李×5、李×6。在人人平等，合情合理的前提下李春元提出应人人所得柒分之壹的分配方案”等内容。李春有主张该协议系由李春元之子李×7在家庭成员会议中所出具。李春元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并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30号院房屋遗产分配方案》，经本院询问，李春元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主张李×7并无签订此方案的授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产平面图、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协议书》、（2002）京宣证字第×××号《公证书》与《析产协议》、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西房管字（2014）第757号公开政府信息申请答复书及相关材料、《鉴定书》和鉴定费收费凭证、2014年5月17日李春元的起诉状，及追加当事人申请和证据目录、《裁定书》、授权委托书、《拆迁补偿协议》、借条、庭审笔录、《×××30号院房屋遗产分配方案》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李春元提起诉讼，以李春有构成无权代理、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李春有以其名义于2002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李春有于本案庭审中自认上述《协议书》中“李春元”的名字系其代签，但抗辩主张其已经获得李春元的相应授权。对此事实主张，李春有应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但经过本案一审、二审程序，李春有始终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直接证据，证明李春元曾授权其签订该《协议书》或李春元事后对此予以追认，李春有提交的其他证据亦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必要的证明力。至于李春有于二审中提交的《×××30号院房屋遗产分配方案》，其中载明的签署人并非李春元本人，且从该分配方案的内容来看，系对已获得拆迁利益的处分，尚难直接证明存在追认代理行为的意思表示。据此，李春有对其主张的事实未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上述分析，李春有代李春元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已构成无权代理，其结果已损害李春元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代理人的自己代理行为除非有被代理人的明确许可或确认，否则亦属不当。据此，原审法院对李春元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判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春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春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