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衡民一终字第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俊海，男，196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阜城县人。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阜城县六月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侯连俊，阜城县司法所助理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杰，男，196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阜城县人。
委托代理人：寇晓梅，无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国芬，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阜城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宇，男，199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阜城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飞，男，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阜城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彦峰，男，197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阜城县人。
上诉人马俊海因与被上诉人刘清杰、齐国芬、刘宇、刘艳飞、刘彦峰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阜城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一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马俊海的委托代理人刘律师、侯连俊、被上诉人刘清杰及委托代理人寇晓梅、被上诉人齐国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刘宇、刘艳飞、刘彦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马俊海与被告刘清杰系崔庙镇刘娥村村民，原告为第二队村民小组成员，刘清杰为第一队村民小组成员。2001年4月2日原告马俊海与阜城县崔庙镇刘娥村委会签订了011号《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马俊海承包本村7.44亩土地，其中包括诉争土地2.74亩，承包期到2031年4月1日，同年4月阜城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了土地经营权的证书。2000年9月30日经崔庙镇政府城镇建设委员会规划，原告马俊海在富兴路路南修建住宅楼，因原告建设的住宅楼部分占用刘清杰承包的80亩地块的承包地地头，经村委会调解，2001年6月份马俊海、刘清杰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给付刘清杰青苗补偿费1000斤小麦，并将原告的“元子北”2.74亩承包地换给刘清杰耕种。2004年崔庙镇刘娥村委会对承包土地进行丈量登记，土地登记簿记载原告所承包土地变更为4.7亩（与崔庙镇政府登记其承包亩数相符），被告刘清杰的土地分户登记账簿中登记了包括“二队元子北129×14”的承包地块，并备注为“国庆地”（原告的小名叫国庆）。从2002年至今诉争地的农业税及粮食直补都由刘清杰交纳和领取。2011年10月被告刘清杰将互换土地转让给刘桂红、刘彦峰。原告于2012年6月7日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刘清杰、刘桂红返还承包地2.74亩。诉讼中刘桂红于2013年6月14日（二0一三年农历五月初七）死亡，其继承人其妻齐国芬、长子刘宇、次子刘艳飞继续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未订立书面合同及未经登记备案均不影响互换承包地合同的成立。本案的原告马俊海与被告刘清杰2001年6月份经调解，双方将土地互换，虽然原告马俊海与被告刘清杰没有签订书面的土地经营权互换协议，但事实是原告马俊海已在互换的土地上修建了楼房，被告刘清杰也履行了互换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行为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马俊海虽然有阜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诉争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该合同及证书只能证实原告马俊海互换地之前的情况，持证在前，换地在后，互换承包地的事实并不矛盾，应确认该承包合同和土地经营权证书部分有效，原告马俊海请求返还2.74亩土地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俊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马俊海负担。
上诉人马俊海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和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书能够证明其拥有本案诉争的2.7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所建的住宅楼占地是根据2000年9月30日政府颁发的“选址意见书”及“准建证”，2001年4月上诉人取得本案诉争土地的“经营权证”，上诉人取得建住宅楼土地使用权在前，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后，上诉人住宅楼占用的土地不在双方承包土地的范围内，双方也均不享受该地的直补待遇，马俊海住宅楼所占用的土地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刘清杰提供的证人刘某甲、刘某乙的证言证明的问题是听刘清杰说的，传来的证言无真实性，且证明的情况时间不详，有作伪证之嫌。原审判决第5页的分析认证与第7页的认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分析与认为自相矛盾。上诉人建楼时间是2000年9月30日，对诉争之地取得经营权是2001年4月，原审认定两时间相吻合为不争事实错误。双方不是一个小队的，也就是不属于同一经济组织，原审法院未载明明确的法律规定条款，引用法律不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清杰答辩称：本案诉争土地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清杰互换土地，2001年11月份上诉人用2.74亩三类土地，互换被上诉人刘清杰0.64亩土地。换地后，上诉人在所换的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的0.64亩土地上修建了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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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门店。自2001年6月份，被上诉人刘清杰一直耕种本案诉争的2.74亩土地，双方换地后，在村委会土地登记账目、乡政府农经站、财政所进行了变更登记，双方各自向村委会履行了变更后的各项义务。上诉人所持的《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系2001年4月颁发，双方于2001年5月下旬达成换地协议，办证在先，换地在后，故其所持证书为无效证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双方系同一集体组织成员，可以对承包土地进行互换。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齐国芬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经询问，到庭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马俊海与被上诉人刘清杰系同村村民，上诉人马俊海为第二队村民小组成员，被上诉人刘清杰为第一队村民小组成员。2001年4月2日，上诉人马俊海与阜城县崔庙镇刘娥村村委会签订了011号《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上诉人马俊海承包本村7.44亩土地，其中包括诉争土地2.74亩，承包期至2031年4月1日，同年4月阜城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马俊海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书。2000年9月30日崔庙镇政府城镇建设委员会颁发准建证及选址意见书，准许上诉人马俊海在富兴路路南修建住宅楼一套。后上诉人马俊海将“元子北”2.74亩承包地交给被上诉人刘清杰耕种，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04年崔庙镇刘娥村村委会土地分户登记薄记载，上诉人马俊海承包土地为4.7亩（其中包括老坟南3.39亩，村南1.31亩）。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土地中包括二队“元子北”129×14的承包地块，并备注为“国庆地”（上诉人马俊海的小名叫国庆）。从2002年至今诉争地的农业税及粮食直补都由被上诉人刘清杰交纳和领取。2011年10月被上诉人刘清杰将诉争土地转让给刘桂红、刘彦峰。上诉人马俊海于2012年6月7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刘清杰、刘桂红返还承包地2.74亩。诉讼过程中刘桂红于2013年6月14日（二0一三年农历五月初七）去世，其继承人妻子齐国芬、长子刘宇、次子刘艳飞继续参加诉讼。2012年3月刘桂红、刘彦峰在该诉争土地上垫土20车，诉争的2.74亩土地现闲置。以上事实本院已当庭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马俊海要求五被上诉人返还2.74亩承包地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围绕争议焦点，上诉人马俊海的委托代理人刘广月除复述上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外，另补充称：上诉人不排除被上诉人刘清杰于2000年9月30日之前对出换地0.64亩土地可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从2000年9月30日后被上诉人刘清杰出换地0.64亩已变成了建设用地。被上诉人刘清杰没有互换协议，没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也不能证实享有所主张的0.6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村委会土地登记薄记载的内容是村委会记载的村民交纳三提五统及农业税的依据，不是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且账页内容中明确记载诉争的2.7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上诉人所有。上诉人提交的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准建证、选址意见书，特别是后三项都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证明效力远远高于被上诉人刘清杰提交的证据，所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更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综上，被上诉人刘清杰主张互换土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享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
上诉人马俊海的委托代理人候连俊称：诉争的土地是上诉人于2002年外出打工做生意，临时交由被上诉人刘清杰耕种，并没有书面协议。刘清杰与马俊海是亲属关系，刘清杰家地少，马俊海就让刘清杰临时代耕了诉争土地。诉争土地属于基本农田，被上诉人刘清杰突破了国家保护耕地的这条红线，将该耕地变为非农业用地，保护耕地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上诉人马俊海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没有因在“80亩地”北侧建房与被上诉人刘清杰发生纠纷，被上诉人刘清杰称因建房发生纠纷换地并给1000斤麦子作为补偿不是事实。
针对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刘清杰的委托代理人寇晓梅称：1995年7月，被上诉人刘清杰分得了地名为“80亩”的8.1米×319米承包地，2001年5月中旬被上诉人刘清杰在给该地上种植的小麦浇完第三水后，上诉人计划换被上诉人刘清杰的承包地建房，经村委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刘清杰1000斤小麦用于青苗补偿，并给被上诉人元子北2.7亩多承包地。当年在元子北2.7亩多承包地上小麦由上诉人收获，秋季玉米由被上诉人刘清杰种植并收获。被上诉人刘清杰承担了当年缴纳农业税的各项义务。2001年6月，双方协商并经村委会同意后进行换地，即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的村一队“80亩”地北地头的0.64亩与上诉人承包的二队“元子北”地2.7亩进行互换。换地后，上诉人于2001年11月份在0.64亩土地上修建了两层楼房。2004年村委会根据当时在册人口情况对一、二、三队土地进行了部分调整，村委会再次确认了双方所换土地亩数，并在土地登记账薄中做了登记，证实上诉人所承包土地变更为4.7亩（崔庙镇政府登记其承包地亩数也是4.7亩），村委会土地分户登记账簿中记载被上诉人刘清杰的承包地包括二队“元子北”129米×14米，折2.7亩，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刘清杰名下。乡政府农经站、财政所也对所换土地进行了变更、登记。衡水市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发放的监督卡，也予以登记备案。以上事实，被上诉人刘清杰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15份证据以及申请法院依法调查崔庙镇刘娥村党支部书记马俊杰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清杰互换土地这一事实。综上，该案诉争土地2.74亩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互换土地，被上诉人刘清杰取得了对该诉争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同一集体组织成员，可以对承包土地进行互换。对于互换土地，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也可以不办理变更登记。互换土地后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其互换土地的行为有效。
被上诉人刘清杰称：被上诉人刘清杰在富兴路南（即“80亩地”北侧）也建了房屋，有崔庙镇政府城镇建设委员会的准建证及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批准时间也是2000年9月15日，有房屋所有权证也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是阜城县人民政府在2000年3月份颁发的，是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后颁发的选址意见书。2000年之前，富兴公路以南的部分承包地划出来做建设用地，村里给其他户都补了其他的地，但是没给刘清杰家补地。虽然马俊海有选址意见书了，批准其用刘清杰家“80亩地”的北地头，但是因为村里没给补地，被上诉人刘清杰就不同意让马俊海在那建楼，双方产生了纠纷。后来经村里调解，上诉人马俊海同意换给被上诉人刘清杰诉争的土地，并给1000斤麦子作为青苗补偿费，被上诉人刘清杰才同意让马俊海建楼。
针对争议焦点，被上诉人齐国芬称：被上诉人齐国芬买的刘清杰的地。诉争的2.74亩是刘清杰与马俊海换的地，所以不应该把地返还给上诉人了。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原判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至79条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为：除认定各方均无争议的事实外，另查明：2002年之前因被上诉人刘清杰不同意上诉人马俊海在其“80亩地”承包的的北侧修建住宅楼，双方发生争执，后经协商，上诉人马俊海给付被上诉人1000斤小麦，并让其耕种本案诉争的“元子北”2.74亩耕地。2002年上诉人马俊海在富兴路路南即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地北侧修建住宅楼一套。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上诉人马俊海与被上诉人刘清杰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综合分析被上诉人刘清杰一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结合上诉人马俊海所述其于2002年修建楼房的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因占用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地北侧建楼发生纠纷的事实，上诉人马俊海为在被上诉人刘清杰承包地北侧建楼，采取给付被上诉人刘清杰1000斤小麦补偿，并让其耕种其承包的“元子北”2.74亩耕地的方式，协商解决了双方的争执，双方互换耕种土地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实际履行，且互换后，双方所在村委会在土地分户登记簿中予以登记，双方的换地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刘清杰取得诉争2.7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马俊海要求被上诉人刘清杰返还诉争的承包土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上诉人马俊海虽对换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故对上诉人马俊海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原审判决第2页中第2自然段内容存在笔误，应纠正为：“原告马俊海诉称：”。综上所述，除原审判决存在笔误外，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马俊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晓芬
审判员 崔清海
审判员 刘万斌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广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