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1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海凤。
委托代理人：姚瑶。
委托代理人：董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庆华。
上诉人潘海凤为与被上诉人章庆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3）甬北商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宁波市名仁府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仁府公司）由朱国云、朱永明两父子于2010年11月3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朱国云。朱国云、朱永明分别拥有该公司70%、30%股权。朱国云、朱永明另设立宁波宁亿投资有限公司，并租得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487号的一幢四层楼房。名仁府公司经营场所即为上述的四层楼房。公司设立之初潘海凤即在名仁府公司担任前厅经理职务，知道朱永明为老板。3、4个月后，潘海凤离职。
2012年2月1日，章庆华、赵燕与朱国云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朱国云将前述一幢四层楼房租赁给章庆华、赵燕，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为2600000元每年，原朱永明办公室继续由朱永明使用。章庆华及赵燕签订合同后及时到当地工商部门办理新的营业执照，其在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与朱国云无涉。此后，朱永明的办公室仍在酒店四楼，章庆华及赵燕并未申领新的营业执照，而沿用“名仁府”的字号，以“名仁府大酒店”名号经营。2012年4月8日名仁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朱国云变更为章庆华。
2012年3月12日，潘海凤、章庆华在《名仁府酒店员工手册》、《名仁府大酒店关于考勤制度的通知》上签字。同年3月13日潘海凤在《关于杨爱苗、吴正波加薪的通知》上签字，表示“经董事会商议定：给与（予）杨爱苗以及吴正波加薪奖励……”2012年3月16日、19日，潘海凤共计向章庆华交付400000元。此后，潘海凤以总经理身份在离职人员工资结算单、加薪通知单等文件中签字，其办公室在章庆华的对面，且均在酒店四楼。赵燕任营销总监。潘海凤、赵燕均由名仁府公司缴纳社会保险。
2013年1、2月，章庆华在潘海凤起草的一份含有以下内容的纸张上签字“本人2012年3月份收到潘海凤的银行汇款人民币40万元（肆拾万元整）。做（作）为本人转让名仁府大酒店股权百分之二十的转让款。特此证明”。落款时间为2012年4月。
2013年3月25日，潘海凤在酒店结账单上签字。此后，潘海凤离职。期间潘海凤未领取工资、分红款。
2013年3月28日潘海凤依据上述《证明》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东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后潘海凤申请撤回起诉。
潘海凤于2013年5月14日以章庆华未按约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为由向江东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章庆华返还潘海凤股权转让款400000元；二、章庆华赔偿潘海凤以4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2年3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江东法院立案受理后，章庆华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江东法院裁定章庆华的管辖权异议成立，将本案移送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立案受理。
章庆华在原审中答辩称：1.潘海凤曾以相同的事实、以不当得利纠纷向江东法院起诉，本案涉及一案两诉；2.潘海凤诉称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为：名仁府公司原由朱国云、朱永明父子于2010年发起设立，其中朱国云、朱永明分别持有70%、30%股权，章庆华自始至终没有拥有该公司股权。2012年2月起，朱国云、朱永明不再经营名仁府公司，而由章庆华与案外人赵燕合伙挂靠名仁府公司，以“名仁府大酒店”对外经营。2012年3月，潘海凤要求加入合伙，与章庆华、案外人赵燕共同经营“名仁府大酒店”。因此前章庆华、赵燕各占合伙份额50%，章庆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支出较多，故由赵燕将20%的合伙份额转让给潘海凤，但将合伙转让款直接交付给了章庆华。2012年4月，为方便经营，经朱国云、朱永明同意，名仁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章庆华。此后，应潘海凤要求，章庆华向潘海凤出具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载明的也并非名仁府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而是“名仁府大酒店”的合伙份额款；3.潘海凤曾于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名仁府公司从事餐厅经理职务，此后又于2012年3月份以合伙人身份经营“名仁府大酒店”，直至2013年3月离开，因此潘海凤对名仁府公司非常熟悉，也明知章庆华仅为名仁府公司法定代表人，而非股东，不可能要求章庆华转让股权给潘海凤。因当前“名仁府大酒店”经营不善，潘海凤为退出合伙而故意将合伙份额款主张为股权转让款。请求法院驳回潘海凤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400000元对应的是名仁府公司20%的股权转让对价还是名仁府大酒店20%合伙份额的转让对价。该院认为，章庆华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证明其抗辩的事实，理由如下：
1.潘海凤的行为模式并不符合股权转让的特点。潘海凤认为受让的是名仁府公司的股权，但按其而言，从未查实过名仁府公司的股权结构，也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要求章庆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其提供的《证明》恰恰是将近一年以后由潘海凤起草后再由章庆华补签的，其中提到的“股权转让款”虽从字面上理解是“股权”，但对于一般自然人而言，对“股权”的理解是宽泛的，仅凭该份补签的《证明》尚不足以证明潘海凤的主张。
2.潘海凤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伙人的义务并享有了相应权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潘海凤在2012年2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章庆华，并有了“股权”受让的意向，2012年3月12日与章庆华、赵燕共同在《名仁府酒店员工手册》、《名仁府大酒店关于考勤制度的通知》上签字，而此时潘海凤尚未支付转让款，可见，第一，潘海凤必然已在2012年3月12日之前充分了解了名仁府大酒店的经营情况，不可能在2013年3月12日之后才了解酒店经营情况；第二，赵燕与潘海凤、章庆华处于同样的地位行使权利，潘海凤明知赵燕的身份与其相同。结合章庆华与赵燕通过租赁房子经营酒店的事实，应该能够推知潘海凤、章庆华及赵燕合伙经营的事实。
3.潘海凤在名仁府公司设立之初就在名仁府公司工作，且明知朱永明为公司老板。2012年3月之后其以老板身份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后，其办公室与朱永明的同在酒店四楼。如果潘海凤认为受让的是股权，潘海凤一开始就应该对章庆华拥有名仁府公司的100%股权之说产生质疑，并进行调查，至少会向之前的老板即朱永明核实。但潘海凤却表示是在年底向章庆华要求分红未果的情况下才产生质疑，并查询了股权结构。根据潘海凤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如果章庆华确实买下了整个酒店，400000元显然是不可能享有20%的股权，潘海凤对此应该能够预见到，而事实上潘海凤认为章庆华已经有了酒店的经营权，就受让了“股权”。可见，潘海凤并不关心其是否能够获得名仁府公司的股权，而仅仅在意能否经营酒店，以及能否分享相应的经营分红。
该院认为，股权与合伙份额在性质上不同。股权是公司股东因出资而获得的权利，股权的出让、受让、登记应符合公司章程的约定及法律规定，股东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份额是合伙人在合伙体中的相应份额，合伙人对合伙体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本案中，按章庆华抗辩理由，合伙体租赁房产后，沿用“名仁府”字号经营名仁府大酒店，拥有的是名仁府大酒店的经营权。综合全案而言，虽然章庆华并不能提供双方当事人及赵燕存在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也无法证实其陈述的三人出资金额、合伙份额情况，但潘海凤的行为模式并不符合股权转让的行为特征，而更符合受让合伙份额的特征，现有证据已能证明潘海凤在受让之时明知其受让的并非股权，故对潘海凤主张的认为章庆华系无权处分，合同无效，要求章庆华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章庆华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潘海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66元，由潘海凤负担。
潘海凤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潘海凤提供的《证明》已经可以证实章庆华向其收取的400000元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合伙份额款项。现章庆华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潘海凤、赵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的无争议事实无法推知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反而更能印证章庆华向潘海凤转让名仁府公司股权的事实。章庆华在原审中，以其仅经营名仁府大酒店，未经营名仁府公司为由，认为其不可能向潘海凤转让名仁府公司股权，但原审法院已认定章庆华与赵燕合伙挂靠名仁府公司，以名仁府大酒店名义对外经营，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而章庆华提供的证据均可证实其经营的就是名仁府公司，承诺向潘海凤转让的亦是名仁府公司股权。赵燕出具的承诺书承诺的对象仅为章庆华一人，未包括潘海凤，可推知章庆华、潘海凤与赵燕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而章庆华提供的股东利润分配表不仅表明其经营的就是名仁府公司，更认可潘海凤的股东身份。原审判决的理由根本推不出章庆华与潘海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其关于高度盖然性的三点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现章庆华既然提出其与潘海凤系合伙关系的抗辩理由，理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其未能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而潘海凤提供的证明系证明其主张的直接证据，证明效力大于章庆华提供的间接证据，而原审法院却以高度盖然性为由采纳章庆华的抗辩意见，违反了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章庆华称其与潘海凤、赵燕系合伙关系，赵燕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了潘海凤，故本案审理结果与赵燕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应追加赵燕参加诉讼。章庆华在原审中采用证据突袭手段，但原审法院予以放任和默许，并未阻止，故原审程序存在瑕疵。另外，原审判决书笔误多达3处，可见法官办案态度。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潘海凤的诉讼请求。
章庆华未作答辩。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章庆华向潘海凤收取的400000元款项性质是否系名仁府公司股权的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潘海凤持有的《证明》中虽然载明章庆华向潘海凤收取的系其转让名仁府大酒店股权20%的出让款，但该《证明》中并未有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条款，且《证明》中载明的系名仁府大酒店股权而非名仁府公司股权，故章庆华向潘海凤出具上述证明的行为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就名仁府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的行为特征，仅凭该《证明》尚不足以证实章庆华承诺向潘海凤出让名仁府公司20%股权的事实；其次，潘海凤作为准备受让名仁府公司股权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未了解名仁府公司原股东的构成情况，也不清楚名仁府公司的治理结构，不符合常理。故章庆华称其向潘海凤收取的款项系潘海凤参与经营名仁府大酒店的合伙投资款项更符合情理，本院予以采信。潘海凤以章庆华未实际转让名仁府公司20%股权为由要求章庆华退还款项4000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66元，由上诉人潘海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君
审 判 员 徐梦梦
审 判 员 毛 姣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