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44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某，女，1947年9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黎某1，女，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黎某2，男，1985年7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智辉，广东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广东韬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3，男，194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4，男，1951年12月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荃湾。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某7（系黎某4的弟弟），195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号***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7，男，195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5，男，196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黎某6，女，194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系黎某6的儿子），197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梁某、黎某1、黎某2因与被上诉人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某、黎某1、黎某2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位于广州市蓬莱路颜家巷XX号房屋由梁某、黎某1、黎某2共同继承；3.一、二审受理费由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被继承人欧某与黎某8到公证处立下遗嘱的铁证事实，导致错误判决。欧某与黎某8当时考虑到年事已高，长期与黎某9夫妇及其子女居住并得以其照顾、关心，且先前购买涉案房产时曾由黎某9夫妇出了全部资金，才于1988年1月16日亲自到公证处表示将涉案房产以遗嘱的方式进行处置，并按照公证程序办理了遗嘱公证。欧某与黎某8立遗嘱时，头脑清醒，语言表达能力顺畅正确。从两人填写公证书申请表、申请办证保证书、谈话笔录及身份资料、遗嘱公证书的内容等分析，可完全认定欧某与黎某8要求通过公证遗嘱，在两人百年归老后将涉案房产给黎某9继承。根据我国民法相关原理，“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所在，也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欧某与黎某8在谈话笔录中表述，“我们是夫妻关系，现在我们来立遗嘱，座落在广州市蓬莱路颜家巷XX号房屋是我们的夫妻共有财产，我们俩人都去世后，上述房屋由我的大儿子黎某9一人继承”，该表述非常明确、清楚，两人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要将涉案房产以遗嘱形式交付给继承人黎某9。公证处作出的以欧某遗嘱公证处分涉案房产的公证内容，本身包含了是与其夫黎某8在百年归老后将该房产交继承人黎某9所有，公证处作出的此公证亦表明属欧某、黎某8两被继承人的遗嘱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认定欧某与黎某8公证遗嘱及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按遗嘱形式确定将涉案房产给黎某9继承，因黎某9已死亡，该房产应由其合法继承人梁某、黎某1、黎某2共同继承。
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共同辩称：其不清楚公证处是否有询问欧某与黎某8的意见，涉案遗嘱是在一审开庭后才得知的。对于欧某与黎某8所说的涉案房产由黎某9一人继承，也只是体现在谈话中，而谈话与遗嘱是不一样的。梁某所说涉案房产是其购买的是虚假的，1985年欧某购买涉案房屋后，黎某9就去装修，之后欧某也只住了两年就被赶回起义路居住。欧某半瘫了十二年，黎某8也失明了几十年，如何能去立下公证遗嘱，这都是梁某做出来的。黎某7服侍了父母十二年，黎某8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
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涉案房产由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各继承六分之一份额，梁某、黎某1、黎某2共继承六分之一份额；2.诉讼费由梁某、黎某1、黎某2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欧某及黎某8是夫妻关系，欧某及黎某8夫妇婚后共生育了黎某9及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六子女。黎某8于1917年6月6日出生，于1989年8月14日报死亡；欧某于1923年3月21日出生，于1991年11月25日报死亡。双方均确认黎某8及欧某的父母均先于黎某8及欧某去世。黎某9与梁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黎某10、黎某1、黎某2三名子女。梁某称黎某10出生时患有脑瘫，于1989年被送至广州福利院。黎某10于1970年12月6日出生，并于1992年12月30日报死亡，无黎某10有婚姻、生育子女的依据。黎某9于2009年9月1日死亡。
广州市荔湾区蓬莱路颜家巷XX号登记在被继承人欧某名下，总建筑面积为88.37平方米，所有权来源为1985年8月16日向温某买受。梁某、黎某1、黎某2提供（88）穗荔证内字第555号《公证书》，内容如下：“立遗嘱人欧某，女，一九二三年出生，现住广州市起义路贤藏街X号后座地下。我（欧某）是坐落在广州市蓬莱路颜家巷XX号房屋一幢（广州市房地产所有权证编号为：证字第1084XX号）的产权人。现我与丈夫黎某8商量后，决定于我欧某死亡后，上述房屋由我儿子黎某9一人继承。其他人不得争议。我去世后，黎某9应持此遗嘱到公证机关办理继承上述房屋的有关手续。本遗嘱是公证人员根据我的意愿作成，并向我宣读，我确认本遗嘱内容符合我的意愿。”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在起诉后梁某、黎某1、黎某2才告知有此遗嘱，黎某8、欧某及黎某9生前均没有告知有这份遗嘱，该遗嘱只有欧某的私章，没有欧某的签名，并且当时黎某8接近失明，欧某曾中风一直没有康复，不会自行去办理遗嘱。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申请，依法向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调取了（88）穗荔证内字第555号《公证书》的档案材料。根据档案材料中的公证书申请表，申请内容为“我所有之业权：广州市蓬莱路颜家巷XX号，我和爱人商量确定，在我百年归老之后，将此业权转交给儿子黎某9所有。（房屋契据登记人即欧某百年归老之后遗嘱便可生效）以上是我夫妻二人的公证内容”。申请表上有欧某、黎某8以及公证处承办人的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涉案房产登记在欧某名下，是欧某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属于欧某与黎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欧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属于黎某8的个人遗产涉案房产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故这部分遗嘱内容无效，但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欧某生前立下的公证遗嘱除上述部分内容无效外，符合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在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没有证据推翻欧某生前立下的该公证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欧某生前立下的该公证遗嘱部分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在欧某去世后，黎某9作为欧某的婚生儿子，是欧某的法定继承人之一，黎某9有权依照遗嘱的意愿继承欧某的上述遗产。梁某、黎某1、黎某2认为该公证遗嘱是欧某和黎某8共同商量以后做出的意思表示，涉案房产应由黎某9的法定继承人即梁某、黎某1、黎某2继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黎某8所占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在其没有立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因欧某后于黎某8去世，故黎某8所占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以及黎某9、欧某依法继承，各占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欧某占有和继承的份额是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加上继承黎某8的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即为十四分之八产权份额，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黎某9各继承黎某8的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根据欧某所立遗嘱，黎某9继承欧某十四分之八产权份额，故黎某9的继承份额是继承欧某的十四分之八产权份额加继承黎某3的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共继承十四分之九产权份额。
由于黎某9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继承上述房屋的十四分之九产权份额，黎某9和梁某是夫妻关系，故黎某9继承上述房屋的十四分之九产权份额属夫妻共同财产，黎某9和梁某各占二十八分之九产权份额。因黎某9的其中一个儿子黎某10先于黎某9去世，没有黎某10有生育子女的依据，故在黎某9去世后，在其没有立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黎某9所占的二十八分之九产权份额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梁某、黎某1、黎某2依法继承，各继承二十八分之三产权份额，故梁某占有和继承二十八分之九产权份额加二十八分之三产权份额即二十八分之十二产权份额，黎某1、黎某2各继承二十八分之三产权份额。
综上，涉案房产由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即二十八分之二产权份额，梁某继承和占有二十八分之十二产权份额，黎某1、黎某2各继承二十八分之三产权份额。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于2017年6月26日判决：涉案房产由黎某3、黎某4、黎某7、黎某5、黎某6各继承二十八分之二产权份额，梁某继承和占有二十八分之十二产权份额，黎某1、黎某2各继承二十八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遗嘱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五种形式。本案中，虽然被继承人黎某8在公证书申请表及谈话记录中表示其和被继承人欧某去世后，涉案房产由黎某9一人继承，但该公证书申请表和谈话记录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要件，不属于遗嘱，且涉案公证遗嘱中也仅有被继承人欧某作为立遗嘱人进行盖章确认，并无被继承人黎某8签名确认，故梁某、黎某1、黎某2以此主张涉案房产由其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梁某、黎某1、黎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2元，由梁某、黎某1、黎某2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苗玉红
审判员 黄文劲
审判员 徐俏伶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 琦
吴桐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