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8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87年2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83年7月2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62年9日27出生。
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照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原审被告王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9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3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郭某生前通过拆迁取得的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单元×号（以下简称×号房屋）、北京市西城区×大街×号院×号楼×单元×号（以下简称×号房屋）均系郭某个人财产，一审认定为郭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于王某遗产认定范围错误，王某的遗产应为原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胡同×号院×号楼×门×号房屋（以下简称×胡同房屋）的一半，该房屋被拆迁后，遗产已经灭失。三、一审法院对本案性质及案由认定错误，本案应为侵权纠纷，王某3虽以法定继承纠纷起诉，但在法庭审理中，已变更请求为因遗产继承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判决，但一审法院在未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仍以法定继承纠纷进行了判决，处理欠妥。四、王某3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继承人王某于2004年11月去世，×胡同房屋已于2012年9月29日被拆迁，王某3于2017年6月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王某3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中，经我方明确，诉讼请求仍为法定继承。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我方对于2012年拆迁情况并不清楚，直至2017年1月，我到房管局查询才得知，×号房屋、×号房屋既未登记在郭某名下，也未登记在王某1、王某2名下，故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涉案房屋系原×胡同房屋拆迁而来，故我认为因×胡同拆迁而取得的×号房屋、×号房屋的利益均属郭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依法有权继承相应的份额。
王某4述称：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王伯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某1销售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的售房款1300万元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王某3要求分得1/3的份额；2、王某2出售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的1118万元房款，王某3要求继承1/3的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按照各方继承人遗产份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与郭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名子女即王某4、王某6、王某3。王某、郭某均无其他子女。王某6于2004年1月22日死亡，王某于2004年11月22日去世，郭某于2015年12月26日去世。王某、郭某的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王某2系王某6之子，王某1为王某4之子。王某去世后，其财产未进行继承处理。
王某于1991年7月11日从单位分得位于×巷平房×、×、×号房屋。1993年该房屋拆迁，1995年3月进住×胡同房屋。1998年6月16日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与华嘉小区危房改造回迁购房户郭某签订了补充协议，该房屋在1997年办理回迁楼房所有权证时改为成本价全部产权。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胡同的房屋属于王某、郭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位于×胡同的房屋进行拆迁，2012年9月29日，根据郭某签署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郭某出资1787426.34元回购了两套住房，分别为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号的贰居室和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号的贰居室,两套房均登记在郭某名下。各方当事人均承认×、×号房屋购房款是郭某出资。
2014年3月3日，郭某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其中提到“在我去世后，将上述编号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房产的权利义务全部留给我的孙子王某1（公民身份号码：×××）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我去世后，将上述编号为×-×-×《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房产的权利义务全部留给我的孙子王某2（公民身份号码：×××）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郭某去世后，王某1、王某2于2016年1月25日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确定接受继承。
2016年6月15日，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王某2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号房屋（91.1平方米）出售给王某2，2016年7月8日，王某2填写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016年10月23日王某2将×号房屋出售给赵明，王某2获得房价款1118万元。
2016年6月15日，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王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号房屋（105.65平方米）出售给王某1。2016年7月8日，王某1填写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017年1月4日王某1将×号房屋出售给白春江，王某1获得房价款1300万元。
庭审中王某1、王某2、王某4称：1、本案所涉的房屋在2012年9月29日拆迁至今已经超过法定时效；2、王某3要求继承房屋出售后的价款的诉讼应当为因遗产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中王某1、王某2、王某4均不是遗产灭失的侵权人。
王某3表示遗产是根据房产变更的形式保存在现在的房子内，在补充了170万元的房款后并未进行分家析产，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的。所以本案的遗产仍然存在。王某3是在起诉后调取证据后，2017年才知道权利被侵害，所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上述事实，有居民户口簿、死亡医学证明、分房通知单、居民购房协议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公证书、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胡同房屋为被继承人夫妻共同财产，王某于2004年11月22日去世后，其继承人未分割遗产。2012年上述房屋拆迁，郭某签署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郭某出资房屋差价1787426.34元回购了两套房，故×房屋、×房屋应认定为王某和郭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王某1、王某2、王某4称遗产已经灭失，王某3应当以侵权案由起诉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郭某于2015年12月26日去世，×房屋、×房屋尚未取得产权证，王某1、王某2按照公证遗嘱取得产权证并出售房屋。郭某于2014年3月3日在公证处设立的遗嘱为公证遗嘱，遗嘱形式符合法律规定，遗嘱内容真实有效，王某1、王某2依据该公证遗嘱继承郭某的份额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王某去世时并未设立遗嘱，其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故王某1、王某2、王某4要求全部按照郭某公证遗嘱继承×、×房屋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号房屋，因为王某1不是本案法定继承人，郭某的份额给王某1是遗赠，其只能继承遗赠部分。因王某去世在郭某之前，故其去世后的份额应当由郭某、王某3、王某4、王某2继承。即郭某分得夫妻财产的一半，再与其他继承人分割王某的一半遗产，郭某共获得5/8份额。郭某去世后，其遗产遗赠给王某1，故具体份额为由王某3，王某4、王某2各继承1/8份额，王某1继承5/8份额。
关于×号房屋的继承，王某3、王某4、王某2为继承人，因王某去世在郭某之前，故其去世后的份额应当由郭某、王某3、王某4、王某2继承。即郭某分得夫妻财产的一半，再与其他继承人分割王某的一半遗产，郭某共获得5/8份额，王某3、王某4、王某2的获得1/8份额，王某2按照遗嘱继承郭某的遗产加上继承王某的份额，故王某3、王某4各继承1/8份额，王某2继承6/8份额。
因×、×号房产已经售出，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上述继承份额继承上述房产的房价款。另因王某1已获得×房屋价款1300万元、王某2已获得×房屋房价款1118万元。故王某1、王某2应当按照其他继承人应当获得的份额的给付相应的价款。
关于王某1、王某2、王某4所述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王某3表示其是在起诉之后才知晓房屋不在郭某名下的，王某1、王某2、王某4未提出证据证明王伯禹在签订协议或变更产权人名称时王某3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王某1、王某2、王某4关于诉讼时效的主张法院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某3、王某4、王某2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售房款各162.5万元；二、王某2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某3、王某4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售房款各139.75万元；三、驳回王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另查明，王某2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号房屋的购房款为3261380元，王某1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号房屋的购房款为3779101元。双方均认可除郭某出资1787426.34元外，其余款项均为原×胡同房屋的拆迁款，在×胡同房屋的拆迁协议中，原房屋建筑面积补偿款为4240335.46元、拆迁奖励及补助费共计1012719.20元。王某1、王某2、王某4均主张王某3应继承的款项为原房屋建筑面积补偿款4240335.46元的八分之一。王某3认为，郭某出资1787426.34元系其与王某的夫妻共同存款，故购买的×号房屋、×号房屋均系郭某、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应当继承×号房屋、×房屋的八分之一，因房屋已售出，其应当取得售房款的八分之一。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王某遗产的范围及×号房、×号房屋的性质问题。根据各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胡同的房屋系郭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生前未留有遗嘱，各方当事人亦未对王某遗产进行分割，故王某去世后，×胡同的房屋系其法定继承人郭某、王某3、王某4及代位继承人王某2共同共有。2012年9月，×胡同的房屋被拆迁，因拆迁所得的财产应当由王某的法定继承人按法定继承的份额分割，其中王某3应取得八分之一的补偿份额。但郭某在未征得其他共有权人的意见前提下，以×胡同房屋的拆迁款支付了部分房款，故郭某购买的×号房屋、×号房屋系王某去世后购买，虽不属于王某的遗产，但因购房款中包含了王某3的共有财产份额，故王某3应当享有×号房屋、×号房屋的部分权益，对于×号房屋、×号房屋从购买到出售时对应的增值，也应当归王某3所有。关于郭某在购买×号房屋、×号房屋所另行支付的1787426.34元，考虑到从王某去世到购买×号房屋、×号房屋已长达7年，其生前的收入亦有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郭某支付的房款中包含了王某的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王某3不能举证证明该钱款中包含王某遗产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部分钱款，系郭某的个人财产。因郭某生前留有遗嘱，故对于遗嘱处份的财产中属于郭某的部分，应为有效，处分其他人财产的部分，应当无效。因王某4、王某2未提异议，故本院认为，遗嘱中处分王某3的部分应为无效。本院经核算，王某3的共有财产占实际出资购房款的7.5%，故王某1、王某2在出售房屋后，应按此比例向王某3支付房屋折价款。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去世后购买的×号房屋、×号房屋均为王某与郭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王某3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王某去世后，因其遗产并未分割，处于共有状态，故王某3依法成为财产共有权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王某3一审律师通过法院出具调查令，查询得知房产已被王某1、王某2继承取得并出售的事实，其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王某1、王某2、王某4在一审法院及本院审理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3知晓×号房屋、×号房屋的房产变更情况，故对于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关于×号房屋、×号房屋不是王某与郭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信，但其仅要求分割原×胡同房屋的折价款及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927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92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某1于本判决后七日内给付王某3、王某4、王某2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售房款各97.5万元；
三、变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92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王某2于本判决后七日内给付王某3、王某4北京市西城区×大街甲×号院×号楼×单元×室售房款各83.85万元；
四、驳回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80元，由王某1负担8000元（已交纳）；王某2负担7300元（已交纳）；王某3负担156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屠 育
审 判 员 魏曙钊
审 判 员 石 磊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毕凤敏
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