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522民初7469号
原告：李国军，男，197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金宇星，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建富，男，195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许加力，长兴县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长兴万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浙皖大道202号。
法定代表人：周佳萍，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都永斌，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凯成，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长兴万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4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国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金宇星，被告邵建富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加力，被告万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都永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国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第一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225359.6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自2015年5月1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依法判令第二被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22日，第一被告挂靠于第二被告，以第二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宝大楼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约定两被告将承建的浙宝大楼工程中的水电安装工程委托原告承包施工，双方对承包范围、价款、付款方式等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后原告依约进场施工，但两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工程进度款，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施工，原告经多次催讨无果后，无奈撤场。后原告与第一被告经结算签订了《工程量确认书》，对原告撤场前完成的工程量予以了确认。现浙宝大楼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但两被告却仍拖欠原告工程款未付，致纠纷形成。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拖欠工程款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邵建富辩称，其认为原告诉请不成立，按照原告的工程量，两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已超出了原告完成的工程量，其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万达公司辩称，其认为原告与第二被告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其次，原告的诉请缺乏法律上的依据，不能表明第一被告或第二被告结欠原告工程款的具体金额。其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李国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宝大楼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证明被告邵建富以被告万达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水电工程安装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
2、工程量确认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同时该份证据中的第四项可以证明原告已将箱体内的电器元件进行购置，并移交给被告的事实；
3、分户明细对账单及汇款凭证一组，证明原告已收到被告万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245000元的事实；
4、短信记录一份，证明被告邵建富确认拖欠原告工程款，原告进行催讨，被告仍未支付，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施工的事实；
5、电话录音一组，证明合同签订之前，原告方已在施工，侧面证明被告邵建富代表被告万达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及对工程款确定的询问经过，被告邵建富辩称的支付3000元工程款系原、被告之间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及原告多次催讨工程款的事实。
被告邵建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销货清单一份，证明箱体内的电器元件系被告购买的事实；
2、银行汇款凭证、领款单据一组，证明被告已支付相应款项的事实。
被告万达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宝大楼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邵建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为70万元，对于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也应以此约定的总价款比例进行确定，同时该组证据还证明本案实际发包方为被告邵建富，并非本案被告万达公司；
上述证据经原、被告质证，被告邵建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四项的表述有异议，其认为原告只完成了箱体部分的工程，对管线埋设等工作并未完成；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对象需要作出说明，事实情况是当时工程的总承包方是被告万达公司，被告邵建富在被告万达公司分包了该工程的合同项目，被告邵建富再将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原告李国军，所有工程款是由被告万达公司与业主单位进行结算，而被告万达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也是受被告邵建富委托才进行支付的；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有异议，其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该组证据只是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之间简单的短信通话往来，当时双方还在继续履行水电安装合同过程中，对工程款的支付，被告邵建富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的，因为年底赶工，所以原告确实与被告邵建富提出工程款支付的问题，在2015年7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确认工程量的确认书，其认为，合同的解除系因为原告不能按时完成工程量导致；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第一段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该录音中倒数第四行中“那你和钱总说一声，我房子要买”，其认为该段陈述系原告自述，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对第二段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是原告和被告的通话，对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第三段录音中归还3000元，经其核算，确实是原告与被告邵建富其他款项款项，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诉请的只拿到工程款2450000元的意见不予认可，其认为原告在电话中陈述的2450000元并非是陈述已拿到该部分款项，而是其请求被告再支付245000元。
被告万达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对原告提交证据2在认可被告邵建富质证意见下，补充说明，工程量的确认仅仅是认可原告完成的工程量，但不能确认相应的工程款，本案所涉工程是未完成的工程，根据司法解释，实际施工人对完成的工程未验收合格时主张工程款没有依据的，再者，该工程量确认书是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之间的确认，可以以此认定施工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之间；
对原告提交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支付凭证是被告万达公司作为总包单位受项承包人即被告邵建富的确认后，代为偿付给水电班组的，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万达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从证据的内容上看，双方对结欠款项、有无结欠、何时支付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不能证明被告邵建富结欠原告工程款的事实；其次，该截图也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之间发生了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之间的合同，对工期是有要求的，如果不能按期完工，是需要原告承担相应责任的。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其认为该录音反映出本案的合同相对方实际为原告与被告邵建富，不能反映本案被告万达公司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并且第二段录音按照原告陈述，系其与被告万达公司预算员之间了解工程预算和最终价格下浮情况，作为公司的预算员根据公司情况回复分包人，和原告提出的合同相对性问题无关；对第三段录音，其认为和本案并无关联；对2015年6月9日的录音资料有异议，其认为原告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其仅收到工程款245000元，而对于工程款不能仅以简单的童话记录来予以确认，且该录音系原告与被告邵建富通话往来，用以证明被告万达公司结欠款项并不合理。
原告李国军对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其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对于材料都是原告购买的，并且双方在工程量确认书中对工程量也进行了确认，如果原告只是提供了箱体，而没有安装其他材料，那么作为被告应当在当时及时提出该问题，其次，被告邵建富提交的编号为113的发票中的日期是空白的，原告有理由相信是其后期补的，112编号的发票中确定的日期在工程量确认之后，如果当时存在异议应当及时提出，且清单中的内容都是手写的，不能排除部分材料是被告从其他工程量中用来充数的；
对被告邵建富提交证据2中2015年5月22日的汇款3000元有异议，认为和本案无关，是原、被告其他合同关系，是被告邵建富用于来归贷款的利息；对领款凭证确认是其签字，但根据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全部款项是先上报后付款；2015年6月25日支付现金50000元有异议，其认为被告均系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交付工程款，并未有现金支付情况。（后原告确认该笔款项其已收到）；对2014年11月15日现金支付40000元有异议，其认为没有收到该笔款项；
被告万达公司对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证据1、2均无异议，其认可被告邵建富自行购置了相应的电器元件，并认可被告邵建富陈述的支付相应工程款的事实，且从支付形式上看，本案合同相对方为原告李国军和被告邵建富。
原告李国军对被告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其坚持原告的诉请意见，不认可被告万达公司的待证意见；并且对工程款，其认为应当按实结算。
被告邵建富对被告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审查后认为，对原告提交证据1，原告提交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尽管被告万达公司认为，该合同并未加盖其公章，应为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之间的合同关系，但本院认为，被告万达公司在原告李国军施工期间支付相应工程款，且合同签订时已经被告万达公司工作人员在场确认，且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情形下，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应对原告付款责任连带责任，对原告李国军提交的证据1，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原告李国军已完成工程量并已按图施工完毕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3，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两被告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在施工期间沟通往来的过程，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5可以证明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及被告万达公司预算员在施工期间沟通往来的过程，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证据1为销货清单，该组证据系在原、被告双方对表箱内电器元件由谁购买、是否存在移交等事实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提供用以证明电器元件系其购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处理的是原告部分完工工程的工程价款问题，在双方均确认表箱内电器元件未安装，仅对电器元件购买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该争议于本案处理争议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本院对该些证据不作认定；
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证据2，对其中银行汇款的凭证，本院予以认可，但对其中抬头为“李国军（现金）”单据中注明的11月15（2014）肆万元的款项，因该注明内容的日期上存在涂改行为，且其描述的现金交付与该单据中其他三笔款项系汇款支付存在明显不符等情形，对该笔款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综合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原告自认，确定两被告已支付工程款为295000元。
被告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对被告万达公司以此证据证明本案合同相对方仅为原告李国军和被告万达公司的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了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及补充意见（回复），对此，原告认为有部分鉴定内容与事实不符，存在漏算及计算单价偏低的情形。被告邵建富对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企业管理费、税金和规费等项目核算给原告李国有存在异议无异议。被告万达公司除认可被告邵建富意见外，还认为应当按比例确定原告工程款。本院认为，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系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机构，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及补充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提出的不同意见，本院将在本院认为中详细进行阐述。
另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被告双方在鉴定时提交的两份工程项目报价单（一份为652679元的工程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一份为949546元的单位（专业）工程投标报价计算表）提交原、被告质证，原告认为这两份工程项目报价单系两被告制作，可以反映出当时原告在从事水电安装工程中两被告对于该工程的报价，其中其认为949546元的单位（专业）工程投标报价表应该是实际工程量的金额，而另一份652679元的工程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事实上存在两被告欺骗原告工程款价款的情形。
被告邵建富对该两份证据中的652679元的工程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无异议，但对另一份949546元的单位（专业）工程投标报价计算表表示并不知情。
被告万达公司对该两份工程项目报价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其实是报价参考依据，其认为652679元的工程项目投标报价汇总表可以反映出相应的工程款情况，并且该报价单中对于税金已经扣除，所以鉴定意见书中再计算税金，其实并不合理；而949546元的单位（专业）工程投标报价计算表是总包方和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中的文件，并不能表明原、被告确定的水电工程的工程款，原、被告之间的工程款应当以70万元的定额总价予以计算。
对于该两份证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电工程分包合同系总额包干价为70万元，该两份报价单并不真实反映本案原、被告之间对于水电工程的工程款的确认，对于两份报价单中的工程款金额，本院不予以采信，但对两份报价单中反映出原、被告之间曾就本案涉及水电工程工程款的协商经过，本院予以认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本院通知了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专业咨询人员羊云峰出庭就其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说明，并接收原、被告及法庭的询问。原告对羊云峰的证言部分有异议，认为其公司在鉴定时漏算部分工程量，对于部分工程量的单价计算偏低；而被告邵建富认为，鉴定意见书中部分内容不应予以计算，本案涉及到的施工组织措施费、企业管理费、规费、税金等费用不应计算给原告；被告万达公司认为，鉴定部门的计算没有统一标准，其认为应当按照总价70万元的基础上对原告实际完工的工程款进行按比例折算。
对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专业咨询人员羊云峰的证言，本院认为该公司具备工程造价鉴定资质，而羊云峰本人亦具备相应资质，该鉴定意见书系根据原告实际完工量，根据法律规定，造价审计鉴定所得，对专业咨询人员羊云峰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对原、被告提出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认可。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14年，被告万达公司通过招标形式，与案外人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浙宝大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2014年12月22日，被告邵建富以被告万达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李国军签订“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宝大楼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该份合同明确约定乙方（原告李国军）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即水、电、弱电工程施工所需要的工具、设备、施工人员等均由乙方自行采购及组织。起重机械、电源、水等由甲方提供。该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必须服从执行甲方总体施工进度计划，合理安排作业，必需时需加班加点赶进度。如无故拖施工期，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并甲方有权可按违五(约)，并有权扣除所有乙方前期完成的工程款”。该合同第七条对付款方式约定为“本工程款一次性总包价70万元人民币。开工至三层楼面完工后15%，7层结顶10%，主体验收10%，粉刷完工35%，工程验收合格后，总价支付到80%，经上级审计后支付到总价95%，留5%的保修金，每年返回2.5%，分两年内5%全部返回给乙方”。原告李国军在该合同签订前已进场进行施工，后因被告拖延付款，双方产生争议，2015年7月14日，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签订工程量确认书一份，该份工程量确认书中对原告李国军已完成工程量进行确认，原告退出浙宝大楼水电安装工程，被告将水电剩余工程重新承包给案外人施工。
被告万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原告李国军的账户支付工程款245000元。另有50000工程款经原告李国军在审理过程中确认系交付给其妻子，原告李国军现确认被告万达公司共已支付工程款295000元。
本院还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李国军已垫付鉴定费50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原告李国军施工的水电工程的工程款无法被形成一致意见，故经鉴定程序，本院委托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为本案原告水电工程进行造价审计。2017年9月26日，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初步意见书一份，该份初步意见书中对原告已完工的工程量确定工程款为315866.87元，后原、被告提出鉴定异议，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在审核双方提出的鉴定异议后，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原告李国军已完工的工程款为344088.29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员出庭对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予以说明，并接收询问，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鉴定人员羊云峰出庭就本案涉及工程的鉴定意见书作出说明。后经湖州天房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确认，对原告李国军工程量价款增加5576.16元。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主要有七个方面，第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是否有效，原告有无权利主张工程款及利息损失；第二，原告李国军、被告邵建富、被告万达公司之间究竟为何种关系；第三，原告李国军工程款为多少金额；第四，原、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要求是否合理；第五、电表箱内元器件由谁购置；第六、两被告共支付工程款为多少元；第七、原告李国军主张利息损失如何计算。
针对本案第一个焦点，即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是否有效，原告有无权利主张工程款及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原告李国军并没有承包资格，因此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无效。但本案中，原、被告通过签订工程量确认书的方式，对原告已完成的部分工程进行确定，此后，被告将剩余工程交由案外人施工完成，被告未对原告已完工部分提出过质量异议，本院认为，该情形符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故此，虽然由于原告李国军没有承包资格，原、被告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无效，但拖欠工程款仍应支付。至于支付形式，虽合同约定按施工进度予以约定，但自双方合意原告退场后，该约定的条件已经无法成就。被告应当自原告交付部分完工工程时同时履行付款义务，若不能及时支付的，还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就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能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到签约前的状态，而只能按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因本案原告仅履行了部分施工工程，而原、被告业已通过签订工程量确认书的形式达成原告退场施工的合意，而原、被告双方又未在双方合同中对原告施工中的材料、人工、规费等明确约定单价的情形下，采用按照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更加符合衡平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的原则。
针对本案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国军确认，其与被告邵建富于2014年12月22日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应为被告邵建富以被告万达公司的名义与其签订，而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之间为挂靠与被挂靠关系，故被告万达公司与被告邵建富应对其工程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对此，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一，原告李国军与被告邵建富于2014年12月22日签订的“长兴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宝大楼工程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中甲方抬头为长兴万达建设有限公司；第二，被告万达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2015年2月15日分别汇款50000元、75000元给原告李国军，被告万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佳萍于2014年11月21日、2015年1月9日分别汇款20000元、100000元给原告李国军。再者，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就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之间的关系详细询问两被告，被告邵建富陈述为“我是承包商，承包的范围是浙宝大楼的全部工程，我们之间（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有责任书，没有项目转包合同，向被告万达公司缴纳税金和管理费”，被告万达公司的陈述为“该工程是挂靠性的，由被告邵建富做，我公司扣除税金和管理费其他款项要给他的（被告邵建富）。关于责任书，在建设施工中，每个项目需要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至于万达公司和被告邵建富有无书面承包合同代理人不清楚，但是实际尚被告邵建富和被告万达公司是承包关系。至于承包的工程被告邵建富对外给谁做，被告万达公司只是知情状态”。原告李国军另陈述，尽管其与被告邵建富的水电工程分包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22日，但事实上，其在2014年8月即已入场施工。而被告邵建富已认可，其与原告李国军签订的水电工程分包合同由其会计起草，当时在合同签订时，被告万达公司的总经理钱玉传（音）亦在场，并且对总价70万元的合同价款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已查明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现已可确定的事实为第一，原告李国军在签订合同前即已入场施工；第二、被告万达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及其法定代表人周佳萍的账户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分四次向原告李国军汇款；第三、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的起草人为被告邵建富的会计；第四、该水电工程分包合同签订时，被告万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并确认相关金额；第五、被告邵建富以向被告万达公司缴纳税金及管理费后，所得工程款由其获取；第六、被告邵建富自认两被告之间并未签订相关的转包合同；第七、两被告在审理过程中亦未向本院提交两被告之间合同或责任书等证据材料。根据上述已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李国军在未签订合同进场施工后，被告万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而水电工程分包合同签订时，被告万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亦在场，并确定合同价款，原告李国军完全有理由确信其与被告万达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了水电工程分包合同。而被告邵建富以缴纳税金和管理费的形式，事实上与被告万达公司形成了挂靠关系，故原告李国军主张被告邵建富与被告万达公司共同支付相应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本案第三个焦点，原告李国军应得工程款金额，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已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李国军所做工程进行审计，该鉴定评估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根据原、被告确定的工程量确认书对原告李国军所做工程量进行审计，该审计结果符合事实情况，对此，本院认为应以该鉴定评估部门的鉴定意见书确定原告应得工程款。根据该鉴定意见书，本院可以确定，原告李国军应得工程款为人民币349664.45元（344088.29元+5576.16元）。
针对本案的第四个焦点，原、被告提出的重新鉴定的要求是否合理？本院认为，本院委托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本案涉及工程款进行审计，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具备相应鉴定、评估、审计资质，且该鉴定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根据原告已完工程量进行鉴定，符合鉴定程序，应属有效鉴定。原告李国军认为，该鉴定机构对“砖混结构暗配钢管”计算有误，其实际用量为195.4米，而鉴定意见书仅计算46.5米；对防水套管，其认为鉴定机构未予以计算；对弱电楼层接线箱认为鉴定单价偏低；对用户弱电箱认为鉴定单价偏低；对屋面套管认为按照施工标准已加厚加长，但鉴定意见书还是按照普通厚度计算等。本院认为，原告提出的相关意见，湖州天方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已作出明确说明，原告所提出的计算错误、单价偏低、未予计算价格的问题系其对鉴定意见书的不同意见，但鉴定机构根据图纸规划、并经现场确认后做出的鉴定意见书，符合客观事实，故对原告提出的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对原告以此类问题提出要求重新鉴定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万达公司认为，本案涉及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中对合同价款约定为一次性总包价70万元，而原告李国军仅完成部分工程量，故对其工程款应以原告李国军分包合同中确定的全部工程造价（包括未完成部分）予以鉴定，而后按照原告李国军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与全部工程造价的比例来确定本案应当支付的工程款，故其要求鉴定部分对工程总价款再进行鉴定，并以比例来确定原告应得工程款，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尽管约定工程总价款为70万元，但该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中未对各单项目（包括水、电、弱电、消防及相关配套工程）予以确定单价，也未约定各种材料及人工费应计算标准，同时也未约定相关费率的上浮或下降标准，在目前原告完成部分工程且经原、被告双方确认认同原告退场的情形下，如果采用比例方式进行工程款计算，即必然对已完成工程参照合同固定价与定额计算的总价比例予以整体浮动，该计算方式虽表面合理，但单项材料、人工及费率具体未确定单价的情况下，予以整体浮动，有失公平，被告万达公司该项意见不能反映原告真实、应得工程价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对此，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对原、被告提出的要求重新鉴定的意见，本院均不予支持。
针对本案第五个焦点，配电箱内电器元件对价能否支持。原告诉称，尽管该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并非其安装，但该类电器元件系其购买，并在双方签订工程量确认书时已移交被告。但被告认为，原告不仅未安装该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且该部分电器元件系被告邵建富购买。原告在审理过程中提出，根据2015年7月14日的工程量确认书第四点“所有墙体配管，包括开关盒和灯头盒、住户箱多媒体信息箱、公用照明箱、智能化分线箱、电视电话分线箱等电位全部安图施工完成。”，故以此工程量确认书亦可查明，该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确由原告提供。对此，本院认为，该工程量确认书中的第四条对于确认的事实是相关电表箱或配电箱的箱体已按图施工完成，如果按照原告的理解，该确认书的条款已将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也已明确表述的话，那和原告在审理过程中自认的电器元件由其购买，但并非其安装的陈述从逻辑关系上即存在错误。按照原告自认的电器元件由其购买，但并非其安装的自认，本院至少可以确定，在2015年7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工程量确认书时，原告并未将配电箱内的电器元件进行安装，在此情形下，原、被告双方的工程量确认书中又怎么可能对原告未完成的电器元件安装进行确认，故本院认为，该工程量确认书中第四条确定的事实应当仅为箱体安装，而并非包括电器元件已安装完毕。故电器元件属未完成工程的范围，即使确如原告所称，由其购买电器元件后，与被告邵建富进行了移交，被告邵建富应当支付相应对价，但该部分诉请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非同一法律关系，对该节事实，本院不予判断认定，原告可另行途径解决，故对电器元件对价部分，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支持。
针对本案第六个焦点，两被告已支付工程款为多少数额。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李国军自认两被告已支付工程款为2450000元，其对两被告辩称的2015年6月25日交付工程款50000元及2014年11月15日交付工程款40000元不予认可。本案庭审之后，经原告确认，两被告确实除去支付给原告李国军外，另交付给原告李国军妻子钟雅萍工程款50000元（即被告邵建富提交的2015年6月25日由原告李国军签字的领付款凭证中的金额），而对于两被告另主张的2014年11月15日的交付工程款40000元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两被告辩称的该笔2014年11月15日的工程款40000元，其主要辩解依据为一份抬头注明“李国军”的签收单据，在该份单据中，原告李国军确实在一笔注明为“11月15日（2014）肆万元”的行文表述后签字，但原告李国军陈述，其每次领款均需要经过两道手续，第一，由其向被告邵建富签字，其次，由被告邵建富向被告万达公司申请付款，最终由被告万达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相应工程款，而其在该份单据的“11月15日（2014）肆万元”的行文表述后尽管签字，但被告邵建富及被告万达公司其实并未付款。对此，本院认为，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这份单据中，尽管在“11月15日（2014）肆万元”的行文表述后有原告李国军的签字，但该记录内容中对日期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其次，该份单据中对抬头李国军后以括号注明“（现金）”，故该份单据所表述的均是客观事实，那么该份单据所明确表述的意思是该单据的付款金额应均为现金交付，但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可以查明，该份单据中除去2014年11月15日注明的付款金，其余三次分别为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9日的的付款均非现金交付，而均由被告万达公司在临近期间通过汇款的方式交付相关工程款，故该单据中书写的“（现金）”并非符合客观事实，通过被告邵建富提交的该份单据，本院无法查明，两被告确已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了工程款40000元。该份证据由被告邵建富提交，其应当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行负责，现其提交的该份证据在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并存在涂改的情形下，对两被告辩称的已交付该笔工程款40000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故根据两被告已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原告的自认，本院可以确定，两被告共计交付工程款为295000元。综上，两被告现应再支付原告工程款为54664.45元（349664.45元-2595000元）。
针对本案的第七个焦点，即原告李国军主张利息损失如何计算。本院认为，对于逾期利息是否应当支付，本院已详细陈述，原、被告在2015年7月14日签订万工程量确认书时，已通过书面的形式，事实上解除了双方之前签订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两被告应当在确认原告已完工程量并确定已按图施工完毕时及时支付相应工程款，而根据原告与被告邵建富短信、通话的往来中，原告前后已多次向被告催讨工程款，而被告至今仍结欠原告部分工程款，显属不当。因被告未支付全部工程款，造成了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故本院确定，自原、被告双方确定原告李国军退场的次日开始，以被告现仍结欠原告工程款的金额为基数，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相应利息，经核算，利息为6943.6元（自2015年7月15日计算至2018年5月23日）。
本案鉴定费5000元，本院认为，因原、被告双方对工程款不能协商一致，该部分费用确为本案实际需要支出，由原、被告双方各半承担较为合适，因原告李国军已垫付鉴定费5000元，故该被告应支付原告鉴定费2500元。
综上，本案两被告应再支付原告李国军工程款、利息损失及鉴定费总额为64108.05元（54664.45元+6943.6元+25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建富支付原告李国军工程价款54664.45元、逾期付款利息6943.6元（计算至2018年5月23日）、鉴定费2500元，合计人民币64108.05元；2018年5月24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以应付工程款54664.45元的未付部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长兴万达建设有限公司对被告邵建富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李国军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原告李国军承担2340元；由被告邵建富、长兴万达建设有限公司承担23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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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吴 晔
审 判 员 陈 烨
人民陪审员 韩嘉莉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潘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