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3刑初122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生江，男，1960年8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大专文化，原系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住北京市顺义区。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17年4月25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于2017年6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竞东、任婷，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以京顺检公诉刑诉（2018）10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生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于2018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生江及其辩护人李竞东、任婷到庭参加诉讼。其间，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一次，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2008年，被告人刘生江将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内30余亩的土地租给刘某1、刘某2、李某2，后该三人将该地块转租给李某1。被告人刘生江帮助修改了合同，并加盖了虚假的公章，后收受李某1人民币5万元。
二、2011年，杨某（另案处理）为获得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国税所院内土地，在钱某的陪同下，送给被告人刘生江人民币10万元。后事情未办成，被告人刘生江亦未将钱款退回。
三、2015年，黄某为承租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内4.8亩林业用地，由其媳妇高某1以被告人刘生江孙女满月随礼形式送给刘生江人民币3万元。
四、2015年，刘某2（另案处理）为继续租赁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机务队，送给被告人刘生江人民币10万元。后又送给被告人刘生江、高某2及张某（另案处理）人民币各2万元，被告人刘生江协调高某2、张某，让刘某2继续租赁该村机务队，租赁期限为30年。
五、2016年，邢某（另案处理）为获得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大队饭店的承包权，送给被告人刘生江、高某2及张某（另案处理）人民币各2万元，后其获得该饭店的承包权。
六、2008年，被告人刘生江伪造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公章并加盖在刘某1（另案处理）等人将土地转租给李某1的合同上。
被告人刘生江于2017年4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查获。在案扣押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公章字样的印章等。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刘生江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应当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依法判处。
庭审中，被告人刘生江对指控的主要事实及二罪名不持异议，但辩称其收取的杨某10万元用于跑关系、未占为己有，其仅收取了邢某1万元。辩护人对第一、二、三、六起事实提出异议，具体为：1.第一起事实中，刘某1等三人具有涉案土地的转租权，转租无需村委会同意，刘生江在转租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不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第二起事实中，刘生江不具有处分涉案土地的权力，仅是居间介绍行为，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3.第三起事实中，刘生江收取的3万元系礼金，属于人情往来，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4.第六事实中，涉案印章因刻错不能导致相关单位利益受损，无刑法上的危害后果，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5.量刑方面，刘生江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不大，系被动受贿，犯罪情节较轻，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对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未发表量刑意见。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刘生江于2001年4月至2017年3月任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以下简称木林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8月至2017年3月任木林村党支部书记。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
（一）2008年，刘某1、万某从木林村经济合作社承包了该村土地。2012年，刘某1、万某将土地转租给李某1，被告人刘生江帮助修改了合同并在修改处加盖“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同时，李某1与木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合同，刘生江在该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印章，后收受李某1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从刘某1、万某处承租了两块土地，并找刘生江修改合同，刘生江在合同修改处加盖了公章，李某1还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后刘某1称事办成了得意思意思，李某1将一张存有5万元的银行卡给了刘某1，其感觉刘某1将银行卡给刘生江了，但未过问。
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曾从村委会承包了13亩土地，后转让给李某1，刘生江修改了合同并在修改处加盖了公章，事后李某1通过刘某1给刘生江5万元好处费。
3.证人万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从木林村承包了13亩土地，后李某1承租该土地并给予了万某补偿，万某将合同交还村委会。
4.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8、9月左右，其因买房向刘生江借款5万元，刘生江给其一张银行卡并告诉了密码，赵某1从中取款5万元，未注意户头是谁。2016年，赵某1归还了刘生江5万元现金，银行卡刘生江没要，赵某1遂丢弃。
5.《顺义区乡村承包合同书》证明：2008年，刘某1、万某从木林村承包土地各13亩，合同中“刘某1”、“万某”处修改为“李某1”，并加盖“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6.《顺义区乡村承包合同书》证明：李某1承包木林村土地26亩，发包方（甲方）法人代表处有刘生江签字并盖有“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木林村经济合作社”公章，鉴定机关处盖有“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印章。
7.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明：刘某1、李某2、刘某2曾在木林村承租三块土地，后刘某1找其称要将这三块地转租给李某1，刘生江同意，并将原合同承租人的名字修改为李某1，在修改处盖上了公章。李某1也与村委会签订了合同，因合同需要加盖木林镇经管站公章，刘生江遂通过路边小广告以200元价格让他人刻了一个假章盖在合同上。后李某1通过刘某1给刘生江一张存有5万元的银行卡。赵某1曾因买房向刘生江借钱，刘生江将该银行卡给了赵某1，后赵某1以现金形式归还了借款。
（二）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木林税务所位于木林村，后闲置，自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委托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托管，后木林镇人民政府将该地交由木林村管理。2011年，杨某为购置该土地，给予刘生江人民币10万元，但未购置成功。2013年，杨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该土地。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底，其找刘生江租用木林国税所的房屋和院子用于居住。2010年开始，其有意购买该地，遂找刘生江说此事，刘生江未同意。2011年7、8月的一天，其和妹夫钱某请刘生江吃饭，在车上其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袋子给了钱某，钱某给了刘生江，并让刘生江把购买国税所院子的事情走动走动，刘生江将钱放回家，三人外出吃饭。此事并未办成，刘生江亦未退还钱款。后杨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租赁了上述土地。
2.证人钱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开始杨某就在木林国税所的院子里居住，后杨某想购买该地。2011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杨某让钱某跟他一起去找刘生江，并拿了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袋子给钱某看。钱某开车和杨某去找刘生江，在车上，钱某和刘生江说了杨某想买院子的事情，并将杨某装钱的袋子给了刘生江，刘生江将钱放回家后，三人外出吃饭。后刘生江将院子租给了杨某。木林村村委会未将院子卖给杨某。
3.证人湛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4月至2013年12月任木林镇副镇长，曾代表木林镇签署木林国税所的托管协议。后刘生江找其称，他和书记说了，这块地属于集体土地，由木林村管理。湛某向书记核实，书记说是这样，湛某遂将钥匙给了刘生江。其不知道后来刘生江如何处理该地。
4.木林税务所现状说明、《房屋土地托管协议》证明：木林税务所位于木林村，自2002年1月闲置，2008年1月至2014年12月委托木林镇人民政府托管。
5.《顺义区乡村承包（租赁）合同书》证明：2013年1月1日，杨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原国税所旧址用地。
6.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明：2010年木林村施工，其找镇里商量能否让工人住在国税所院内，镇里同意。施工后该院处于空闲状态，因杨某无地居住，刘生江遂让杨某住进国税所院内。后杨某欲购买该院，并通过钱某给予刘生江10万元现金。刘生江未办成此事，将10万元花了。杨某曾与村里签订该地租赁合同，每年向村里交纳5000元租金。
另，被告人刘生江的当庭供述证明：木林国税所于2002年左右搬走，搬走后托管给木林镇政府。木林村施工期间，湛某同意该村使用国税所院落，后未将钥匙收回，让先用着。后刘生江让杨某入住该地。
（三）2015年至2016年间，黄某为承租木林村内4.8亩土地，由黄某妻子高某1于2016年初以刘生江孙女12天及满月随礼形式给予刘生江人民币3万元。2016年1月1日，黄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了承租合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年底，其在木林村从彭某处承租了4.8亩土地，后找刘生江帮忙重新和村委会签订合同，将租期延长至30年。为了重新签订合同，其妻子高某1于2016年初，在刘生江孙女12天和满月时以随礼形式一共送了对方3万元。此事是其和高某1商量的。
2.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正月，高某1家因想承包村里一块4.8亩的土地，遂找刘生江办此事。在刘生江孙女12天和满月时，高某1以随礼形式一共给了对方3万元现金。2016年7、8月，黄某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于上家未交钱，刘生江称从1月1日开始计算，就签了1月1日的日期。
3.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刘生江之妻。其和高某1平时没有什么往来，只是两家有事时互相随礼，赵某2女儿和儿子结婚时高某1随礼1000或2000元。
4.《顺义区乡村承包（租赁）合同书》证明：2016年1月1日，木林村村委会将该村养殖用地4.8亩承包给黄某。
5.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明：2015年，黄某想在村里从彭姓男子处租一块地，遂找刘生江签合同，刘生江经过两委同意后将地转租给黄某，村委会和黄某重新签订了合同。2016年初，刘生江孙女12天和满月时，高某1一共随礼3万元。高某1名义上是随礼，实际上是为感谢刘生江帮助黄某租到了地并续签了合同。
另，被告人刘生江当庭供述证明：其和黄某家有人情往来，两家孩子结婚生子时一般随礼三五千元。
（四）2014年至2016年间，刘某2为租赁木林村机务队，给予刘生江人民币10万元，后又给予刘生江及木林村两委成员高某2、张某人民币各2万元。2016年10月1日，刘某2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了承租合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小名“山虎子”。其父亲刘某3曾租赁木林村机务队，刘某2想续租，遂找刘生江谈此事，刘生江始终说考虑考虑。2014年底，刘某2到刘生江家中谈此事并给了对方10万元现金。后刘某2多次催促此事，刘生江一直拖着未办。2016年8月，刘生江称经与两委高某2、张某商量，将刘某3此前和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收回，从2016年开始重新签订合同将机务队租给刘某2，租期30年，租金共计65.4万一次性付清，地上物归刘某2，刘某2同意，并问是否需要给高某2、张某送礼物，刘生江称给每人2万元红包就行。次日，刘某2和刘生江、高某2、张某吃饭，考虑到给高某2、张某红包不给刘生江不合适，刘某2遂准备了6万元现金分装在三个信封内，每个信封内2万元，吃饭前将三个信封放在刘生江车上并告诉了刘生江。后刘某2与村委会签订了合同。
2.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其曾租赁木林村机务队，2018年年底到期，因其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遂找刘生江谈，想让刘某2继续租赁，刘生江同意，2016年10月左右刘某2和村委会签订了合同。其不清楚刘某2和刘生江具体如何谈的。
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刘某2父亲刘某3曾承包村机务队，因刘某2想续租继续经营，刘生江遂召集张某、高某2商量此事，张某、高某2同意。2016年10月后的一天晚上，刘某2、刘生江、张某、高某2一起吃饭，刘某2将一个袋子放到刘生江车上。后刘生江开车送张某回家，让张某拿两个信封，一个自己留下，一个给高某2，张某照办。张某知道这是刘某2给的好处费，因为租地要经过两委同意，信封内是2万元现金。
4.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明：刘某2父亲刘某3曾承包村机务队，2016年10月，刘某2续租。租赁过程中，刘某2给了其和张某、刘生江各2万元。租赁过程中其和张某都同意了。
5.《顺义区乡村承包（租赁）合同书》证明：2016年10月1日，刘某2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木林村原大队机务队8.2亩土地。
6.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4年年底，刘某3儿子刘山虎找其想继续承租村机务队，因合同2018年到期，刘生江称到期再说。2015年年初，刘山虎到刘生江家谈租赁机务队之事并给了刘生江10万元现金。后刘山虎又找过几次刘生江，刘生江遂和两委成员高某2、张某开会商量此事，三人同意将机务队租给刘山虎并定好租金。刘生江将同意租赁的情况告诉刘山虎，刘山虎提出请三人吃饭，并给每人2万元。次日，刘山虎将6万元放到刘生江车上，钱分为三个小包，每包2万元。饭后刘生江在车上告诉张某，刘山虎给了6万元，两委三个人每人2万元。张某下车时留了2万元在车上，剩下4万元她拿走了，给了高某22万元。后刘山虎和村委会签订了合同。
经其辨认，刘某2系其所称的刘山虎。
（五）2016年9月1日，邢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木林村1.4亩土地（原大队饭店），后邢某为感谢获得上述土地承包权，给予刘生江、高某2及张某人民币各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邢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7、8月，其给刘生江打电话表示想租木林村原大队饭店土地，刘生江称要和其他支委商量。后刘生江让其到村委会商谈，当时刘生江、高某2、张某都在场，经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6年9月1日签订了合同。为表示感谢，邢某请刘生江、高某2、张某三人吃饭，并给了每人2万元现金。其将6万元装了三个信封，每个信封2万元，放在手提袋里给了刘生江，告诉他每人一份。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6月左右，邢某到村委会找刘生江商量租赁原大队饭店土地，当时刘生江未同意。后刘生江召集张某、高某2商议此事，商量好后将邢某叫来，邢某同意租赁方案。2016年8、9月的一天晚上，其和刘生江、高某2、邢某外出吃饭。饭后，邢某拿了一个装酒的盒子，称内有三个信封，一人一个。下车时刘生江说一人一个拿着吧，张某遂拿了一个信封，到家拆开里面是2万元现金。这钱是邢某给的好处费，因为两委同意后才能将地租给他。
3.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9月，邢某承包了原大队饭店土地，租赁过程中邢某给了其和张某、刘生江每人2万元。当时其和邢某、刘生江、张某外出吃饭回来，邢某给了刘生江三个信封，刘生江给了高某2和张某每人一个信封，高某2回家拆开里面是2万元现金。租赁过程中，其和张某都同意了。
4.《顺义区乡村承包（租赁）合同书》证明：2016年9月1日，邢某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租木林村商业用地1.4亩。
5.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明：2016年，邢某找其想承包大队饭店土地，刘生江会同高某2、张某同意将该地转给邢某，村委会和邢某签订了合同。后邢某请刘生江、高某2、张某吃饭，邢某拿出三个信封分别给了三人作为好处费。
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事实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农村合作经济服务中心内部名称及使用印章为“顺义县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后改为“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科”，系事业单位。刘生江曾让他人伪造“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印章，于2012年至2014年间加盖在李某1与木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上，该伪造印章已扣押并随案移送。
另，2017年4月25日，刘生江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在案扣押现金人民币34万元已随案移送，另冻结刘生江账户资金人民币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从刘某1、万某处承租了两块土地，并找刘生江修改合同，其还与木林村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
2.《顺义区乡村承包合同书》证明：李某1承包木林村土地26亩并与木林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合同，鉴定机关处盖有“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印章。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情况说明、“顺义县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及“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科”印文证明：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农村合作经济服务中心系事业单位，内部名称为顺义县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后称为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科。曾使用印章印文为“顺义县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现使用印文为“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科”，从未使用过“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的公章。
4.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明：在刘某1三人转租土地给李某1的过程中，李某1与村委会签订了合同，因合同需要加盖木林镇经管站公章，刘生江遂通过路边小广告以200元价格让他人刻了一个假章，后发现将“顺义县”错刻成了“顺义区”，但也加盖在李某1的合同上了。
上述全部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综合证据证实：
1.刘生江身份情况说明证明：刘生江于2001年4月至2017年3月任木林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8月至2017年3月任木林村党支部书记。
2.身份信息证明：刘生江的自然身份情况。
3.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印章一枚、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证明：对涉案物品进行扣押、对刘生江账户予以冻结的情况。其中，扣押的人民币34万元及“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管理站”印章已随案移送。
4.受案登记表、举报信、到案经过、工作说明、情况说明证明：本案案发及刘生江到案情况。
对于被告人刘生江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事实及罪名认定方面的辩护意见，根据在案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对于辩护人所提第一起事实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意见。《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中，刘生江利用其担任木林村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擅自同意刘某1等人将土地转租给非京籍人员李某1，并帮助修改合同、加盖村委会印章、代表木林村经济合作社与李某1签订承包合同，属于为李某1“谋取利益”，其因此收取李某1给予的5万元，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辩护人该点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对于辩护人所提第二起事实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被告人刘生江所提该10万元未据为己有的意见。经查，证人湛某的证言与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国税所将土地托管给木林镇政府后，木林镇政府将该土地交由木林村村委会管理使用，故刘生江作为木林村村委会主任对涉案土地具有管理使用的职权，其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地交由杨某使用并收受杨某给予的10万元，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收受上述钱款后如何使用系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成立，故辩护人及被告人该点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3.对于辩护人所提第三起事实不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意见。经查，证人黄某、高某1的证言、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证实高某1给予刘生江3万元大额礼金是为了承租木林村土地，被告人刘生江的供述及其妻子赵某2的证言证实黄某、刘生江两家之间人情往来礼金在1000元至5000元，故从钱款往来背景、钱款数额、刘生江确实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谋取利益等方面可以认定上述钱款系贿赂款，刘生江该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辩护人该点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4.对于被告人刘生江所提第五起事实中其仅收取邢某1万元的意见。经查，证人邢某的证言稳定，始终称给予刘生江三人各2万元，与证人张某、高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故本起事实中刘生江个人所得应认定为2万元，被告人刘生江的该点辩解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5.对于辩护人所提刘生江的行为不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意见。虽然刘生江伪造的印章“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与真实印章“顺义县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有一字之差，但当时顺义区已经由县改区，刘生江伪造的印章足以使社会大众误认为是真实的印章，且刘生江在相关合同中加盖了该印章，其行为足以侵犯相关单位的信用度、妨害印章管理秩序，故刘生江的行为符合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构成要件，辩护人该点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生江作为村委会工作人员，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予惩处。被告人刘生江伪造事业单位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亦应惩处。被告人刘生江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刘生江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刘生江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刘生江不宜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量刑，亦不宜适用缓刑，辩护人相关量刑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生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25日起至2019年2月24日止）；
二、随案移送的“顺义区木林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印章一枚予以没收；
三、随案移送的人民币三十四万元中，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二万元，余款人民币二万元发还被告人刘生江；
四、在案冻结的被告人刘生江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解除冻结。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曹 咏
人民陪审员 孙 长 河
人民陪审员 张 玉 芹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朱进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