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锦波，男，汉族，1970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洪福，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荣，广东熙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勇猛，男，汉族，1972年6月24日出生，住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程艳，女，汉族，1981年4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陆河县。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浩，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锦波、朱勇猛、程艳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锦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因两被上诉人的严重违约赔偿上诉人合同履行的可得利益270万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因合同实际履行不能而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转让协议》；3、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系因两被上诉人的严重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幼儿园被教育主管部门停办、《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不能的后果，两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损失370万元，扣除被上诉人已支付的首期款100万元，两被上诉人还应赔偿上诉人损失270万元。2014年8月5日，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上诉人将金色摇篮幼儿园的经营权以总价370万元转让被两被上诉人；协议签订后，乙方（两被上诉人）即付甲方（上诉人）首期款壹佰万元；于2014年8月30日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款贰佰万元；乙方办理名称、法人变更后付清款项，最迟到2015年3月1日付清。”一审法院亦认定合同成立并以生效。2014年8月5日、2014年8月6日两被上诉人将首期款转账至上诉人指定的账号上，上诉人便召集涉案幼儿园的全体员工（××）开会，当即宣布幼儿园的经营权现已转让给两被上诉人，从此由两被上诉人经营管理。李某院长也随即将相关经营所需的重要资料转交给两被上诉人，两被上诉人并实际展开了经营涉案幼儿园的工作。2014年8月11日，被上诉人程艳突然告知李某院长其决定不再经营此幼儿园，勒令停止幼儿园一切相关的经营活动，决意不再履行《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并单方发函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上述行径系严重的根本违约行为，直接导致《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不能而被迫解除，故应赔偿上诉人协议（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涉案幼儿园经营权转让价款人民币370万元。鉴于两被上诉人已履行首期款100万元，应赔偿上诉人合同履行的可得利益270万元。二、涉案《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的违约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是指不论违约方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合约定，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纵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下称协议），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付款方式，签订协议后，乙方（即两被上诉人）即付甲方首期款壹佰万元；于2014年8月30日乙方（两被上诉人）向甲方（上诉人）支付第二期款贰佰万元，乙方（办理）名称、法人变更后付清款项，最迟到2015年3月1日”，被上诉人支付首期款并实际接管涉案幼儿园后，却荒唐无理地拒绝按时支付及履行协议所约定的第二期款项和相关义务，被上诉人明显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却以过错责任原则，对本案作出判决，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立法精神相违背。三、退一步，若就双方的过错而言，违约方在两被上诉人，其应承担《转让协议》实际履行不能及涉案幼儿园停办的全部责任。然而一审法院却作出“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过错，法院酌情支持由两被告（两被上诉人）按幼儿园转让总价款的15%向原告（上诉人）赔偿损失555000元(370×15%)，剩余损失由原告承担”的判决（即上诉人承担85%的主要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承担15%次要赔偿责任）与本案的事实不符，存在明显的错误。1、一审判决第六页第二段“原告陈锦波虽与被告签订了有效的转让协议，但因未能办理变更审批手续，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义务，导致幼儿园终停办，合同最终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陈锦波应对其停办后果及扩大损失负主要责任。”明显与已发生事实不符。《转让协议》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乙方（两被上诉人）即付甲方（上诉人）首期款壹佰万元；于2014年8月30日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款贰佰万元；乙方办理名称、法人变更后付清款项，最迟到2015年3月1日付清”；第五条约定“甲方（上诉人）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好一切变更手续”。纵观双方所签订的《转让协议》及结合本案的事实，首先，被上诉人明示拒绝于2014年8月30日继续履行支付协议所约定的第二期款贰佰万元的合同义务，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其次，《转让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办理学校变更审批手续应是被上诉人支付了合同约定的第二期款项后的后续事宜，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而最终不能进行涉案幼儿园的变更审批，其因承担主要责任；最后，协议的第五条也约定了很明确，办理涉案幼儿园的变更审批手续，系上诉人应无条件协助被上诉人。同时从客观角度看，被上诉人在支付首期款后便已将公章、财务等与经营有关的重要资料收走，办理变更手续的主动权就在上诉人。综上，根据《转让协议》及双方的实际履行方式，该学校的变更流程实质应系被上诉人交付第二期贰佰万元后，被上诉人即准备好变更审批的申请资料，加盖公章及让上诉人陈锦波等人签名后提交给教育部门核准。而现实是被上诉人的恶意单方违约，使得该流程根本未真正实施。2、在被上诉人因严重违约而导致涉案幼儿园处于瘫痪的情况下，还要经济困难的上诉人重新接管涉案幼儿园，过分强调上诉人的义务而忽视实际情况，认定上诉人对其停办后果及扩大损失负主要责任显失公平。从证人李某出具的“情况汇报”仔细分析可知：第一，上诉人因在外举债无力偿还，才迫于无奈欲将其带领下原本有着正确方向，准备评区一级幼儿园的涉案幼儿园金色摇篮幼儿园转让给被上诉人，以便其偿还到期债务。第二，被上诉人接手涉案幼儿园后，随即对幼儿园进行一系列的装修，改造；及为涉案幼儿园新增相关办公设备及后勤厨房设备、更换了校车承包单位；为涉案幼儿园联系商家引进多媒体教学模式及为教师及幼儿采购相关的院服等生活用品；并将涉案幼儿园改名为“桂花幼儿园”印发了招生简章进行招生。2014年8月11日，被上诉人程艳突然告知李某院长其决定不再经营此幼儿园，勒令停止幼儿园一切相关的经营活动，决意不再履行《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并于当天裁掉财务、后勤管理人、部分施工人员及停止了校车的运作、教职工伙食等支出。第三，涉案幼儿园开学在即，面临以下困难：涉案幼儿园的租金及水电费无人缴纳，正面临物业起诉支付相应租金及停水停电的困难局面；涉案幼儿园原租用的校车已被被上诉人辞退，被上诉人派进的校车也被其撤走，面临着开学无校车使用；教职工的伙食、工资及幼儿园小朋友的安全等等一系列工作无人负责；涉案幼儿园处于半停办状态。由上可知，被上诉人单方发出《解除协议通知》系2014年8月15日，离9月1日开学仅剩15天的时间。幼儿园系上诉人的心血，上诉人的多年苦心经营已得到学生及校长的认可，上诉人何尝不想重新接管幼儿园，但幼儿园已被被上诉人糟蹋成处于瘫痪状态，上诉人何来通天的能力，在15天时间内让瘫痪状态的幼儿园正常招生、经营？同时，上诉人因在外举债无力偿还才会迫于无奈将原有着良好发发展前景的幼儿园转让给被上诉人，以便其偿还到期债务。现因两被上诉人的无故违约，上诉人根本无经济能力重新接管涉案幼儿园，上诉人又如何支付得起由被上诉人接管后对涉案幼儿园所进行的包括装修、改造；及为涉案幼儿园新增相关办公设备及后勤厨房设备、更换了校车承包单位；为涉案幼儿园联系商家引进多媒体教学模式及为教师及幼儿采购相关的院服等生活用品；并将涉案幼儿园改名为桂花幼儿园印发了招生简章进行招生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违约在先、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被上诉人对涉案幼儿园停办后果及扩大损失负次要责任，守约方却要承担违约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不公的判决，予以改判。上诉人朱勇猛、程艳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765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26日起计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转让协议》未生效。《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备案手续”。《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因此，本案中幼儿园的转让应当办理审核、批准手续，但涉案《转让协议》并没有办理审核、批准手续，且办理审核、批准手续已不可能。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该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未生效的两种情形：一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另一种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据此，依照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中的《转让协议》因未办理审核、批准手续而并未生效。二、两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转让协议》未生效，则本案不存在违约和违约责任的承担等问题，两上诉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明显错误。另，如果一方因合同未生效而造成的损失，则其可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主张损害赔偿。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主张损害赔偿，而是主张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告知其如果有损失应另行起诉。三、被上诉人应向两上诉人返还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合同生效是合同履行的前提，因《转让协议》未生效，故就不存在履行《转让协议》的问题。因此，对两上诉人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转让款，被上诉人应立即予以返还并承担自应返还之日起的利息。四、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损失，即使存在所谓的损失也是被上诉人放任的结果，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知两上诉人不再继续接管，明知幼儿园举办者没有发生变更，其作为幼儿园举办者理应继续经营幼儿园，但被上诉人却撒手不管，被上诉人应对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另，本案中幼儿园并没有发生变更转让，如果被上诉人继续经营幼儿园，则被上诉人并不会产生任何实质的损失。据此，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应依法改判，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曾开办“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金色摇篮幼儿园”，地址在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星花社区桂圆路23号庙二工业区第一幢厂房B幢宿舍，并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校长为李某和原告，原告亦为法定代表人，有效期为2013年7月15日至2016年7月31日。2014年8月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一份《转让协议》，约定：1、原告将上述幼儿园以总价370万元转让给二被告，签订协议后即付首期100万元，2014年8月30日支付第二期200万元，二被告办理名称、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付清尾款，最迟于2015年3月1日付清。2、该幼儿园于2014年8月份之前所发生的费用由原告负责，8月份起的费用由二被告负责。3、原告之前收取的下学期学生预收费如数退还二被告。4、原告协助二被告办理变更手续。5、二被告未按时付款，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三计付滞纳金。原被告双方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二被告支付了首期转让款100万元。2014年8月7日，二被告员工程银托签收一份《收到原“金色摇篮”财务移交证件》，签收包括“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在内等8项内容，原告财务管理人员施雪飞与该幼儿园校长李某均签字确认。同日，程银托签收另一份《收到原“金色摇篮”财务移交证件》，签收包括“三方共管账户存折”在内等4项内容，施雪飞签字确认。2014年8月15日，二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告知原告解除幼儿园转让协议，并要求其退还首期转让款，但该通知由李某签收。同日，李某向被告程艳出具书证载明“今收到桂花幼儿园程董以下资料”，其中载明包括平安银行申请表等5项内容。程艳和李某签字确认。2014年8月27日，涉案幼儿园向程艳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程艳退还幼儿学费16,820元，经手人李某华。另查，涉案幼儿园并未就转让和变更事宜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经本院向深圳市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发函调查涉案幼儿园的办学情况，该局复函称，2014年8月涉案幼儿园举办者陈锦波与本案被告因幼儿园转让事宜发生纠纷，双方僵持不下导致涉案幼儿园出现无人接管的局面，观澜办事处教育办征求幼儿家长意见并向龙华新区公共事业局汇报后，于2014年8月28日将预报名的180名幼儿分流至周边幼儿园，涉案幼儿园事实上停止了办学，且至今处于停办状态。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首先是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二被告主张因涉案幼儿园的转让未按照《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手续，故涉案《转让协议》未生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在转让合同中约定分期支付转让款，并明确约定办理名称、法人变更后付清尾款，可见，双方已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完毕变更手续达成合意。签订幼儿园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确定且未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管理性强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办理上述变更手续后合同才生效，故当事人未办理变更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本案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有基于此，双方本应依约履行合同，但现因涉案幼儿园已经停办，其转让已不可能完成审批程序，涉案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二被告对此表示同意，法院予以准许。然而，对于转让合同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原告主张是因二被告的违约行为所致，诉请二被告赔偿剩余转让款项。而二被告主张因涉案幼儿园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故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二被告作为理性人，其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前，理应对涉案幼儿园进行相应的核查检验并作出理性判断，其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均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二被告理应遵守。即使二被告想要解除合同，亦应与原告协商一致，而非仅单方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即可。现二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对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所受损失。原审法院认为，鉴于转让民办教育机构的特殊性，须经相应主管部门审批，而涉案幼儿园并未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在该幼儿园被停办之前，其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仍为原告陈锦波，原告仍享有该幼儿园的经营权及相应的附属经济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的规定，变更审批程序须由举办者提出。原告陈锦波虽与二被告签订了有效的转让协议，但因未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原告作为涉案幼儿园的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仍然享有涉案幼儿园的经营权并承担相应义务，但其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义务，在未办理变更审批的情况下对幼儿园接管事宜置之不理，导致幼儿园最终停办，合同最终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陈锦波应对此停办后果及扩大损失负主要责任。综上所述，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过错，原审法院酌情支持由二被告按幼儿园转让总价款的15%向原告赔偿损失555,000元（370万元×15%），剩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鉴于二被告已向原告支付100万元，故赔偿款555,000元在二被告已经支付的100万元中予以扣减，剩余部分445,000元由原告退回给二被告。关于被告反诉部分，正如前所述，在二被告已经支付的第一期转让款100万元中扣减其应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款555,000元，剩余部分由原告退回给二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陈锦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朱勇猛、程艳退回款项445,000元；二、驳回原告陈锦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朱勇猛、程艳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陈锦波承担；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被告朱勇猛、程艳承担。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锦波与朱勇猛、程艳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二、本案的违约责任承担。对于焦点一，朱勇猛、程艳上诉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本案中幼儿园的转让应当办理审核、批准手续，但涉案《转让协议》并没有办理审核、批准手续，且办理审核、批准手续已不可能，故《转让协议》未生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对上述规定进行文义解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明显指的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应对合同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情形。但朱勇猛、程艳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条文，系民办学校举办者变更的行为本身应经审核部门核准的规定，并无与此相关的民事合同应当经过批准、登记的意思。因此，一方面，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涉案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另一方面，双方《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陈锦波有协助朱勇猛、程艳办理变更手续的义务。故本案涉案《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自成立时生效，依法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朱勇猛、程艳关于本案涉案《转让协议》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焦点二，本案合同签订、履行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5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签订协议后，朱勇猛、程艳即付首期100万元，2014年8月30日支付第二期200万元；朱勇猛、程艳办理名称、法定代表人变更后付清尾款，最迟于2015年3月1日付清。此外，《转让协议》还约定了陈锦波协助朱勇猛、程艳办理变更手续等其他事项。第二、合同签订后，朱勇猛、程艳依照约定支付了首期款100万元。第三、2014年8月7日，朱勇猛、程艳的员工程银托签收一份《收到原“金色摇篮”财务移交证件》，签收包括“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在内等8项内容，同日，程银托签收另一份《收到原“金色摇篮”财务移交证件》，签收包括“三方共管账户存折”在内等4项内容；以上事实表明朱勇猛、程艳已实际接手该幼儿园的经营管理。第四、2014年8月15日，朱勇猛、程艳向陈锦波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以幼儿园楼板及墙面出现很多裂痕并有渗水现象，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不适宜继续使用等为由，告知陈锦波解除幼儿园转让协议，并要求陈锦波退还首期转让款。第五、陈锦波不接受《解除协议通知》，朱勇猛、程艳亦不再对涉案幼儿园进行管理，幼儿园出现无人接管的局面，涉案幼儿园事实上停止了办学，且已不存在恢复办学的可能。基于以上事实，导致本案合同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勇猛、程艳发出《解除协议通知》，明确作出了拒绝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朱勇猛、程艳依法应当证明存在《解除协议通知》所列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但朱勇猛、程艳并无提交证据证明《解除协议通知》上所列幼儿园楼板、墙面出现裂痕并有渗水现象，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不适宜开办幼儿园的事实真实存在，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朱勇猛、程艳单方出具《解除协议通知》的合法性不予采纳，朱勇猛、程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鉴于本案涉案幼儿园已经不具备恢复办学的可能，朱勇猛、程艳依法应当承担因违约对陈锦波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朱勇猛、程艳违约造成的损失应为合同履行后陈锦波可获得的利益，即为370万元。但朱勇猛、程艳违约后，在未办理变更审批的情况下，陈锦波仍是幼儿园的举办者及法定代表人，却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义务，对幼儿园接管事宜置之不理，导致幼儿园最终停办，合同最终无法继续履行，故陈锦波应对此损失也负有责任。有鉴于此，本院酌定，朱勇猛、程艳承担370万元损失60%责任，即222万元；陈锦波承担370万元损失40%责任，即148万元。综上，陈锦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朱勇猛、程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76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朱勇猛、程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锦波1220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陈锦波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朱勇猛、程艳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2800元，反诉受理费1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310元，以上合计75510元，由上诉人朱勇猛、程艳承担45306元，由陈锦波承担30204元。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960元，合计54760元，由上诉人陈锦波预交，上诉人朱勇猛、程艳所负之数径付上诉人陈锦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勇 忠审判员 袁 劲 秋审判员 刘付伟贤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 炉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