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8民终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之岩，男，现住吉林省松原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之法，男，现住吉林省长春市。系余承安长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房金英，女，现住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文化街四委*组。
系余承安之妻。
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振洪，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宇，男，现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代理人：朱万革，男，现住吉林省大安市。被告朱春宇之父。
委托代理人：姜福霞，女，现住大安市。
上诉人余之岩、余之法、房金英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安市人民法院(2015)大安民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之岩、余之法及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振洪，被上诉人朱春宇的委托代理人朱万革、姜福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0年4月30日余承安与朱春宇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协议书，两份协议除房屋买卖合同价款外均约定余承安将坐落在大安市安广镇安平街的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整体出售给朱春宇，建筑面积为3585.10平方米，两份协议一份约定的价格为110万元，另一份约定的价格为43.8万元，朱春宇已经于2011年4月30日向余承安给付了43.8万元购买房屋的价款。根据大安市土地环境保护局的文件记载，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的土地面积为40758.00平方米。除上述两份协议外，大安市安广房产管理所房产档案中记载了余承安于2012年12月6日分别与朱春宇签订了九份房屋买卖协议书，丘地号为4-11-74-1，面积为42.27平方米的门卫室，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2万元；丘地号为4-11-74-2，面积为222.40平方米的商店，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5万元；丘地号为4-11-75，面积为1200.00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40万元；丘地号为4-11-76，面积为961.86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26万元；丘地号为4-11-77，面积为118.50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3万；丘地号为4-11-78，面积为266.71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9万元；丘地号为4-11-79,面积为493.00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18万元；丘地号为4-11-80，面积为119.00平方米的仓库，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3万元；丘地号为4-11-81，面积为135.63平方米的办公室，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4万元。以上9栋房屋在房屋产权登记机关记载的余承安卖给朱春宇的总价款为110万元，且该九栋房屋已经缴纳了房屋过户的相关税费，并于2012年12月6日在大安市安广房产管理所办理完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已经过户到朱春宇名下。2015年1月24日余承安病故，其法定继承人有三人，即妻子房金英，长子余之法，次子余之岩。另查明，1998年6月2日大安市土地估价所对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40758.00平方米的土地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110.617212万元。1998年6月11日大安市房产评估事务所对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3585.1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了价值评估，经评估砖瓦结构面积2078.21平方米，价值为68.0717万元，砖平结构面积1506.89平方米，价值为38.813868万元，总价值106.885623万元。
原审认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自然人死亡的，其享有的债权可以由继承人依法继承。朱春宇在答辩中称合同的相对方余承安已经死亡，三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备解除合同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项规定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据此，在主张债权的诉讼中，余承安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房金英、余之法、余之岩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对朱春宇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均提出相反的证据，应该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的效力。余承安将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整体出售给朱春宇的具体价格双方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两份合同均签订于2010年4月30日，三原告举出的证据证明约定的价款为110万元，朱春宇举出的证据证明约定的价款为43.8万元，到底那一份是真实的，双方发生争议。在大安市安广房产管理所办理九栋房屋过户手续的过程中余承安与朱春宇于2012年12月6日分别签订了九份房屋买卖协议，其中有一份丘地号为4-11-75，面积为1200.00平方米的仓库约定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40元（协议上手写的填充部分为“肆拾”），40元购买1200平方米的仓库显然与常理不符，因丘地号为4-11-76，面积为961.86平方米的仓库约定卖给朱春宇的价格为26万元，同一时间签订的合同，价格应该大致相符，结合九份房屋买卖协议手写填充部分的书写习惯，朱春宇承认按110万元交纳税款的事实，能够认定40元属于书写错误，该份合同价款应为40万元。则九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总价款为110万元，亦与三原告递交的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合同价款相符，且约定购买房屋的总面积为3585.10平方米，土地总面积为40758.00平方米，1998年6月对二者的评估总价格为110.617212万元+106.885623万元=217.502835万元，在土地价格日益上涨的情况下，43.8万元的价格明显与实际价格不符。据此，能够认定约定价格为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的证明力要大于约定价格为43.8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的证明力，对三原告递交的约定价格为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本院予以采信。朱春宇称43.8万元标注交余承安全部房款，经查收据上面只标明“上款系交余承安房款”，并未标明系交余承安全部房款，故对朱春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能够认定余承安将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整体出售给朱春宇的价格为110万元。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解除合同属于形成权，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故对朱春宇主张自2012年12月6日过户之日起直到起诉时止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原告称朱春宇迟延履行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并且认为朱春宇违约迟延履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参照此规定，三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朱春宇进行了催告，且因具有两份除价格外均相同的合同，如果没有约定价格为110万元的合同，则能够证明朱春宇已经履行了给付全部价款的义务。约定价格为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被确认为证明力大于约定价格为43.8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只能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方可确定，则如果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应该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开始起算。故对三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原告在法庭举证及辩论中多次称，余承安与朱春宇之间签订的合同是显示公平的，要求解除合同，又称朱春宇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又称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产权过户到余承安名下的很多手续都是伪造的，对产权登记行为应予撤销。对此本院认为，要求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是在承认合同合法有效后才能发生的，故要求解除合同与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三原告应该固定诉讼请求，到底是要求解除合同，还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亦或以显示公平为由要求撤销余承安与朱春宇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因三原告主张的是解除合同，故对其陈述合同无效的理由及与此有关的证据本院均不予审查。其要求撤销产权登记的主张，既不属于诉讼请求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三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另，显示公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可撤销、可变更合同的情形，亦非解除合同的理由，对三原告以显示公平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三原告提出余款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三原告的上述主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仅适用于分期付款合同，本案中从合同内容看，该合同并未约定分期付款的期限和分期付款的次数，故余承安与朱春宇于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约定价格为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分期付款合同，对原告代理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合同未被解除，与此相应的房屋所有权不应当予以返还，对三原告要求朱春宇给付房屋使用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尚未给付的购买房屋价款，如果朱春宇拒绝支付，三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房金英、余之法、余之岩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提起上诉的请求和理由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解除余承安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向上诉人返还房屋。对余承安和被上诉人朱春宇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的书写时间和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余承安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不存在欺诈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不存在根本性违约认定事实错误。余承安购买安广木器厂时的价值是216万余元，2012年卖给被上诉人时的投入价值约260万元，实际价值已超过700余万元，而卖给被上诉人仅110万元，即使110万元，被上诉人仅支付43.8万元，大部分款项经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拒不支付，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于法定解除合同事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的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本案己超过诉讼时效，从2012年12月6日原木器厂过完户时起到2015年对方起诉时止，己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对方己经丧失胜诉权。二、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主体错误，合同相对方己经死亡，原告作为继承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备解除合同的主体资格，并且合同已全面履行，也不具有解除的条件。三、购买价款43.8万元双方己经履行完，并办理了合法房屋过户。四、在2012年房金英已经放弃了木器厂全部产权，归余承安单独所有，并声明如果出现任何产权纠纷，由其本人负一切法律责任。五、三原告在一审时已经提出对房屋买卖协议书进行司法鉴定，但在一审判决过程中三原告己经放弃鉴定的权利。六、在（2013)大民初字第135号民事案件中，房金英作为被告李清岭的证人出庭作证。在证词中陈述2012年11月26日自己跟朱万革、姜福霞去原木器厂告诉租户房子己经让朱春宇买去了，以后木器厂一切权利归朱春宇所有。还证实了余承安在2013年4月22日证实材料是真实可信的，是余承安所写的，李清岭在庭审过程中说明了，看见朱春宇在2012年12月8日在原木器厂大门贴的通告。如上所述，2010年4月30日，余承安将原大安市安广木器厂整体出售给被上述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双方签字后协议生效。该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定的，是合法有效之合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了合同法有关规定，不应支持。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1、双方签定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存在欺诈？2、双方签定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3、朱春宇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出示如下证据：
1、房屋租赁合同四份，证明2001-2009年被上诉人的父亲一直租用我的房子。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08、09年的合同没有异议，2010年的合同有异议，这个合同已经中止了，这个合同到期是2010年7月，这个合同不生效，租赁厂房的事实成立，2010年4月30日我已经买下来了，租金两万，租金、面积没有变化，就改变了时间。
本院认为，证据只能证实被上诉人的父亲租赁余承安的房屋，但不影响买卖协议的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2、诊断书两份、病例一份，证明余承安自2001年到2009年患有严重脑血栓，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被上诉人质证称：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3、2011年4月30日房屋买卖协议。
被上诉人质证称：有异议，这个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认为，证据和本案诉争的买卖协议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出示如下证据：
1、房地产买卖协议，证明余承安卖房和卖地了，余承安签的合同了，不是欺诈。
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和所要证明的的问题都有异议，签字不是到房产所签的，朱春宇当时不满18周岁，且当时还在服兵役，不可能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土地。
本院认为，买卖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合同生效要件，应为有效。
2、2013年庭审笔录、2010年1月2日给安广镇和大安市政府的证明，余承安自己写的证明，证明余承安意识是完整的。
上诉人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不予质证，不予确认。
二审认定的事实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0年4月30日余承安因整体出卖座落在大安市安广镇安平街的原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与被上诉人朱春宇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协议书，建筑面积为3585.10平方米，一份约定价格为110万元，另一份约定价格为43.8万元，依据大安市安广房产管理所房产档案中记载，在2012年12月6日办理的九栋房屋过户手续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总价款为110万元，且被上诉人已按110万元缴纳了税款，与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价款为43.8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不相符，加之1998年6月11日，大安市房产评估事务所对大安市安广镇木器厂3585.10平方米评估总值为106.885623万元，故认定余承安与被上诉人的约定价款为110万元的房屋买卖协议具有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要求对余承安和被上诉人朱春宇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的书写时间和签字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称经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拒不支付价款，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于法定解除合同事由的说法，因没有证据证实曾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催告，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上诉称余承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存在欺诈，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行为，要求解除合同。因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有此方面行为的证据。且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不属于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故对该项要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30.00元，由上诉人房金英、余之法、余之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常宗仁
审 判 员 杨剑虹
代理审判员 吴金研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吕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