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502民初1号
原告：张进国等233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李文堂，男，1970年2月14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诉讼代表人：蔡斌，男，1968年10月16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诉讼代表人：白炳祥，男，1973年7月10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诉讼代表人：张松庭，男，1965年8月27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被告：钟永成，男，1965年3月25日生，汉族，住蒙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春，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诉讼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植今，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诉讼代理。
被告：开远市羊街乡红土村委会鱼塘村民一组。
负责人：白双进，系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开远市羊街乡红土村委会鱼塘村民二组。
负责人：白晓波，系该村民小组组长。
第三人：钟永绿等23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庞啟德，男，1962年5月22日生，汉族，住屏边县。
诉讼代表人：何昌兴，男，1970年11月1日生，汉族，住屏边县。
诉讼代表人：丁朝亮，男，1962年9月6日生，汉族，住屏边县。
第三人：张顺昌，男，1969年6月10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第三人：李树甲，男，1957年4月8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第三人：张进伟，男，1979年6月7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第三人：陆聪，男，1987年1月14日生，彝族，住开远市。
原告张进国等人与被告钟永成、开远市羊街乡红土村委会鱼塘村民一组（以下简称鱼塘村一组）、开远市羊街乡红土村委会鱼塘村民二组（以下简称鱼塘村二组）、第三人钟永绿等人、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张进伟、陆聪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4）开民二初字第00194号民事判决。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不服该判决，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6）云25民终95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进国等人的诉讼代表人李文堂、蔡斌，被告钟永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春、郑植今，被告鱼塘村一组组长白双进、鱼塘村二组组长白晓波，第三人钟永绿等人的诉讼代表人庞啟德、何昌兴、丁朝亮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张进伟、陆聪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进国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钟永成与被告鱼塘村一组、二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2.由被告钟永成返还其占用原告的承包土地248亩；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开远市鱼塘村的村民，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分别向鱼塘村一组、二组承包了位于开远市红果哨的土地共计248亩，其中属于鱼塘村一组村民的承包土地有56亩，属于鱼塘村二组村民的承包土地有192亩。2001年10月，上述土地经原告等承包户同意，委托鱼塘村一组、二组代表全体村民共同出租给云南红电农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电公司）使用，每年租金均由鱼塘村一组、二组向承租人收取后分别分配给原告等经营户或经原告等人同意后用于集体公共开支。2006年，红电公司因无能力继续履行土地租赁合同，就与时任鱼塘村一组组长张顺昌、二组组长李树甲协商解除了土地租赁合同，同时将租赁的248亩土地返还给鱼塘村一组、二组。可是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二人与红电公司解除合同，收回属于原告等人的承包地后，却未告知原告等承包户，而是私自又以鱼塘村一组、二组的名义与被告钟永成于2006年11月9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返还的248亩土地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出租给了钟永成使用，钟永成取得租赁土地后，在土地上栽种了葡萄、豌豆等农作物，钟永成每年向鱼塘村一组、二组交纳的租金也由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收取后擅自截留在村民小组开支，未分配给原告等村民，原告等村民一直认为土地是由红电公司继续承租。直至2013年11月，原告等村民才知道承包土地早于2006年已被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二人代表鱼塘村一组、二组擅自出租给被告钟永成使用，原告等村民先后多次找被告鱼塘村一组、二组及开远市羊街乡政府要求解除与钟永成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返还属于自己的承包土地，但均协商无果。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原告等村民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作为发包方鱼塘村一组、二组分别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起，已合法取得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告等村民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及流转的方式，作为发包方的被告鱼塘村一组、二组均无权不经承包方同意擅自将土地出租给第三人。为此，原告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钟永成辩称，一、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理由为：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遵循了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了八年，被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足额支付租金。2、被告承租土地后，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土地进行改造，将荒芜的200多亩土地改造成了水通、路通、电通的优良土地，八年来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没有改变土地性质，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2006年7月12日，原告与红电公司签订的《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第八条约定：“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甲方（原告）已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九条约定：“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由甲方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该协议有李国良、张松乔、朱艳芬等八位村民签名。由此可见，村民小组收回承包地未告知原告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原村民小组组长也证实，村民小组代表村民与红电公司解除土地出租合同后，召开过党员大会、村委会，在会上进行了通报，要求大家积极想办法，寻找新的承租人把村民承包的土地重新出租出去，给村民增加收入。被告得知情况后，才邀约了二十多户农民与村小组经多次协商，最后原告按照与红电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所确定的条件出租给被告，所以，原告毫不知情也不是事实。2007年4月，羊街乡红土村民委员会鱼塘寨村村民李进康将自己的承包土出租给何吕光经营管理，地租每亩每年240元，比本案被告与鱼塘村一、二组签订的合同地价还低20元/亩。2008年5月5日，鱼塘村民二组与羊街乡古城村委会草达村村民朱应红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将麦塘大石岩脚的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116亩水田租赁给朱应红，地租为每年670元/亩。所以，原、被告合同地价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原告诉称的“低于市场价格”也不是事实。原告方多人多次到过地里，还有不少村民到被告租赁的土地里打过工，怎么会是到了2013年11月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出租了。二、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代表鱼塘村一组、二组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理由为：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当时作为鱼塘村一、二组组长，据他们自己陈述，诉争的土地经村民委托出租给红电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后该公司无力经营，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解除了合同。受村民委托需要重新出租，不能使土地荒废。被告得知后，邀约二十多户农户与原告当时的组长张顺昌、李树甲多次协商，最终签订了租赁合同，按红电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地租价不变，租期为22年，方法包死基数盈亏自负，被告有理由相信张顺昌、李树甲有代理权。村民小组收取地租后如何管理与使用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三、《土地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理由为：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称《土地承包合同》是效力未确定的合同，也就是说村民小组无处分权处分了村民的财产权利（将土地租赁给被告钟永成等人）而订立合同，也未经村民追认，合同无效，这也与事实不符。通过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特别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电话录音，足以证实村小组将属于原告的承包地统一出租给被告钟永成等人，原告是知道的。合同已经履行了八年之久，被告按时足额支付了地租，村小组将收取的地租张榜公示，足以证明原告是知道自己的承包土被出租的事实。被告承租土地后，村领导班子，部份村民给被告指明地界，在平整土地、栽种葡萄时，部份村民还去被告处打工。由此可见，原告是认可该《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为进一步明确该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五条15项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综上所述，本案诉争《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应在遵循善意、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与稳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鱼塘村一组辩称，没有答辩意见。
被告鱼塘村二组辩称，没有答辩意见。
第三人钟永绿等人辩称，要求维持合同的严肃性，原告要收
回土地也可以，但必须先赔偿第三人的全部损失。
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张进伟、陆聪均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顺昌、李树甲原分别是开远市鱼塘村一、二组组长，张进国等233人均系鱼塘村一、二组村民。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张进国等233人取得了位于羊街乡红果哨相应土地的承包资格，鱼塘村一、二组作为发包人向张进国等233人颁发了《土地承包证》或者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承包期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合计30年。2001年10月，经鱼塘村一、二组村民开会表决同意，受张进国等233人的委托，由鱼塘村一、二组代表张进国等233人将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出租给红电公司，租期22年。2006年7月13日，红电公司与鱼塘村一、二组协商解除土地租赁关系，双方签订了《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李树甲等八名村民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羊街乡红土村委会加盖了公章。钟永成与钟永绿等人欲共同租地进行农业种植，经他人介绍，2006年11月9日，时任村民小组长的张顺昌、李树甲分别以鱼塘村一、二组的名义与钟永成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鱼塘村一、二组）将坐落于红果哨西北面的土地248亩，其中一组有56亩在内，发包给乙方（钟永成）承包，承包费每亩每年260.00元，合计64480.00元，承包期为22年不变，自2006年11月9日起至2028年11月9日止，方法包死基数盈亏自负。二、具体土地承包费价分为三个段落：1、5年价每亩每年260.00元，自2006年11月9日起至2011年11月9日止，合计322400.00元。2、5年价每亩每年300.00元，自2011年11月9日起至2016年11月9日止，合计372000.00元。3、12年价每亩每年350.00元，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28年11月9日止，合计1041600.00元。三、交付土地承包费的具体办法：1、乙方必须在承包期内，头10年按每个承包阶段分三次交纳承包费，后12年分四次交纳承包费，付款时间为当年11月9日，先交款后种地，若不按期交纳逾期时，按未缴纳数额，按月计算追加10%的逾期费，并限一月内付清才算终止债权、债务。十、违约责任：1、若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甲方有权收回土地，同时并一次性追加乙方的违约金，从一年所交承包费基数为违约金作为补偿甲方的经济损失。2、若甲方违约时以乙方开发投资总额为基数作为甲方补偿乙方的经济损失。架电、建泵设施的赔偿，按总投资额减去已用年限，补偿剩余年限费用和后期增加的维修费用。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时，承包合同以附件的形式对出租的土地面积予以明确，约定：土地在红电公司承包时，当时实际面积为260亩，后来由于诸多因素，到2006年11月9日乙方承包时，经实际丈量，实有面积为248亩，尚欠的12亩，由甲方再次协调，协调好后再归乙方承包，以上条款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合同签订时，张顺昌、李树甲为明确交纳地租的责任人，要求乙方只能由一个人签订合同，钟永绿等人遂推选由钟永成签订合同，鱼塘村二组加盖了公章。其中作为乙方的蒙自县芷村镇桥头村委会桥头村仅为表明钟永成、钟永绿等人的居住地。合同签订后，钟永成与钟永绿等人为方便种植，对承租的土地进行了铺设简易道路、平整、修建临时房屋、架设变压器、支泵、打井等改造，在承租土地上栽种了葡萄等农作物，并逐渐形成规模化的葡萄种植园。合同履行过程中，钟永成代表钟永绿等人均按约向鱼塘村一、二组的会计交纳地租。2013年年底，张进国等233人以鱼塘村一、二组向钟永成出租土地未经其同意为由拒收地租。
另查明，2007年4月19日，钟永成向鱼塘村一、二组交纳了2006年至2008年的土地租金138320.00元，其中二组分得109200.00元，一组分得29120.00元；2008年11月9日，交纳了2009年至2010年的租金119600.00元；2010年11月9日，交纳了2011年度的租金13574.60元；2011年11月7日，交纳了2012年至2013年的租金115200.00元。2009年，鱼塘村二组将该小组的经济收入统一发放给了本村村民，其中包含了钟永成所交纳的2006年至2008年度的租金109200.00元，鱼塘村一组也将该小组2004年至2008年的收支情况进行了张榜公布，其中包含了钟永成所交纳的2006年至2008年度的租金29120.00元，该村民小组2004年至2008年的收入主要是用于开支本村民小组各成员的水费、电费及本村公共道路的修缮。
再查明，原告张进国等233人出租的土地现仍由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23人主要栽种葡萄等农作物。
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应当如何认定张顺昌、李树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性质；2、《土地承包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依法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出租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而签订的合同。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均不属于鱼塘村的村民，所“承包”的土地亦不属于“四荒”土地，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钟永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名为土地承包实为土地出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原告将承包的土地集中出租给红电公司时，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并委托被告鱼塘村一、二组与红电公司签订了合同，后经双方协商，在解除土地出租协议时，鱼塘村八名村民代表在解除协议上签字确认，并由羊街乡红土村委会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张进国等233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红电公司与其解除了土地出租合同，收回了出租给红电公司的承包地，故原告关于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解除协议收回承包地未告知张进国等233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被告鱼塘村一、二组与红电公司解除土地出租协议后，在代理权已经终止的情况下，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未召开村民会议，未取得原告张进国等233人的委托授权，仍然以鱼塘村一、二组的名义与被告钟永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虽然合同是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与被告钟永成签订并加盖了鱼塘村二组的公章，但是收取地租的是鱼塘村一、二组的会计，所收取的地租也是用于鱼塘村一、二组的公共开支或在村民中进行了分配，考虑到当时张顺昌、李树甲作为鱼塘村一、二组负责人并作为土地出租人之一的特殊身份，本院认定张顺昌、李树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对象是张进国等233人，而非张顺昌、李树甲的个人行为，其代理张进国等233人将土地另行出租给被告钟永成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该代理行为在原告张进国等233人追认前，对原告张进国等233人而言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
原告张进国等233人出租给被告钟永成的土地距离鱼塘村较近，从承包合同签订至原告起诉时合同已经履行了七年，期间，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对承租的土地进行了铺设简易道路、平整、修建临时房屋、架设变压器、支泵、打井等改造，并在承租土地上栽种了葡萄等农作物。2009年，鱼塘村二组将本村民小组的经济收入（含被告钟永成缴纳的2006年至2008年租金）统一发放给本组村民，鱼塘村一组也将用于开支本村村民的水、电费和村公共道路的修缮（其中就包含了被告钟永成缴纳的2006年至2008年租金）情况进行了公示。原告张进国等233人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从未对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的土地改造和栽种行为提出过异议，且通过村会计收取了被告钟永成交纳的地租并在村民中进行了分配或对开支情况进行了公示，应视为原告张进国等233人知道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以其名义将从红电公司收回的土地出租给被告钟永成而不作否认表示，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原告张进国等233人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明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应视为对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无权代理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行为的追认。
原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虽然规定“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须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或行政法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多年，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也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对表见代理制度进行了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一是无权代理；二是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包括存在外表授权和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三是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四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被告钟永成、第三人钟永绿等人不能提供被告鱼塘村一、二组或其负责人张顺昌、李树甲在过去与其交易的过程中曾经被授予代理权或者其他表明有代理权的外表授权的证据，故被告钟永成关于第三人张顺昌、李树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进国等233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183元，由原告张进国等233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国论
审 判 员 黄 浩
人民陪审员 李春梅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万雪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