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成民终字第9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蓉，女，汉族，1974年12月28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委托代理人:廖化，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薛松，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汉族，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贺磊，四川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蓉与被上诉人张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汪蓉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5728号民事判决，向本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蓉及其委托代理人薛松、廖华，被上诉人张伟及其委托代理人贺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3日，汪蓉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张伟转帐给付了人民币400000元。汪蓉称该笔转帐给付的款项系与张伟之间达成了口头借款协议，张伟因其经营需要向汪蓉借款，故主张该笔款项系出借给张伟的款项。2015年7月，汪蓉向张伟发送短信称：张伟，我于2014年2月13日通过银行转帐借给你的40万元，现因我自己也有用款需要，请你在接此短信后五日内，将上述款项全部还给我，大家还是朋友，否则，我将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汪蓉。张伟当即短信回复称：那是你借了我的钱归还给我天经地义，怎么还学会讹人了呢？原审法院另查明，张伟系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16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审核张伟个人银行卡流水记录及中信银行出具的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2014年2月期间，即汪蓉称借款给张伟期间，张伟个人银行卡上的资金在各项款项往来的基础上，其帐户余额资金保持在百万元左右，最高剩余四百万左右。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司帐户余额资金也保持在百万元左右。另于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的会计帐薄中有《记帐凭证》一张及《用款申请单》一张，载明于2014年1月9日，公司董事长张伟自提现金1930000元用于给付李某、何显明、汪蓉借款。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汪蓉提交的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催款函信封》及短信截图打印件等证据及张伟提交的《营业执照》、张伟的个人银行卡的《银行流水记录》、张伟所担任董事长的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开立于中信银行的公司帐户的《银行流水记录》、《记帐凭证》、《用款申请单》等证据及庭审记录在案佐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就本案借款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汪蓉主张，由于张伟的经营需要，向其口头借款40万元，并提交《转账凭证》一张以证明向张伟转帐40万元的事实。张伟则称，汪蓉所转帐的40万元系汪蓉偿还之前向其所借的借款，而该笔借款的借条已于汪蓉偿还借款后返还给汪蓉。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鉴于诉讼双方对借款事实争议较大，且汪蓉对借款关系的成立缺乏直接证据，原审法院必须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举证责任、逻辑推理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就汪蓉于2014年2月13日向张伟转帐400000元的性质是否是出借款项进行认定。首先，从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汪蓉所提交的《转帐凭证》确能证明汪蓉向张伟转帐400000元的事实，但汪蓉所提交的挂号信及短信记录均不能证明该笔转帐系汪蓉向张伟借款，其理由是：就汪蓉于2015年7月所发出的催款函及短信内容均为汪蓉单方声称张伟还款，并非能确认二人借贷合意的证据。且张伟在收到短信后当即回复“那是你借了我的钱归还给我天经地义”，可见汪蓉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张伟的转帐系出借款项。反观张伟就其主张该笔转帐系汪蓉偿还其之前的借款所提交的证据，有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会计帐薄》中《转帐凭证》、《用款申请单》等，能印证张伟所主张之前向汪蓉(包括另案汪蓉何显明)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让原审法院对张伟关于之前向汪蓉出借了诉涉款项的陈述形成一定的内心确认。同时，张伟陈述之前向汪蓉出借款项的借条已于汪蓉还款之后返还给汪蓉，该行为也符合民间借贷双方对于归还借款后的交易习惯。综合双方的证据分析，原审法院认为，汪蓉所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张伟转帐给付了400000元的给付行为，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借予张伟；张伟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让原审法院就其主张该笔转帐系偿还之前借款的事实形成初步的内心确认。其次，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逻辑推理来看，汪蓉称张伟出于“经营需要”向其借款，但从汪蓉所称于2014年2月向张伟借款的期间，张伟的个人帐户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帐户均有上百万甚至是几百万的资金富余，至少在汪蓉所称张伟因“经营需要”向其借款的期间，张伟及其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均无高息借款之必要。诚然，如汪蓉之代理律师所称“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自己有钱就不能向对方借钱”，但原审法院还注意到，汪蓉还称张伟与自己口头约定诉涉借款是“最高利息”，即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来支付利息，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借款人在自身及所经营的企业资金有富余的期间，还向他人以承担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借来款项，又不使用该款项，让该“借款”与其他帐户上的资金余额一起富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企业经营法则，于日常逻辑推理不通。故从汪蓉所称“借款”发生的期间张伟的资金富余程度及汪蓉所主张的借贷原因来看，显然不能成立。再次，从双方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来看，原审法院认为，汪蓉系基于借贷关系主张偿还借款，其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二方面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慎观汪蓉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其仅能证明给付款项事实而不能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或借款关系的成立。张伟对其所称“该笔款项是汪蓉偿还其之前的借款”的主张，提交了部分证据予以辅证，能让原审法院形成一定的内心确认，足以让原审法院对汪蓉持一份《转帐凭证》而主张借款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且无论张伟的抗辩是否成立，汪蓉作为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汪蓉对借贷关系的要件事实不能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汪蓉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汪蓉在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汪蓉要求张伟偿还借款400000元及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和逾期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蓉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汪蓉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伟向汪蓉清偿欠款本金40万元以及欠款利息和逾期还款利息；2、判决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与保全费用由张伟承担。其上诉主要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汪蓉于原审中已对张伟欠汪蓉40万元的事实进行了举证说明，汪蓉提供的银行转款凭证足以证明其于2014年2月13日以汇款的方式出借给张伟人民币40万元的客观事实，并且在之后也以短信、挂号信的方式对该笔欠款进行了催收，汪蓉已对张伟欠款的事实成立承担了举证责任；2.上诉人发现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欠款事实的成立：首先，汪蓉于2015年4月20日在张伟的办公室的一段录音能够证明张伟承认有200万在张伟处，并承诺偿还；其次，本案当中涉及到一个汪蓉与张伟共同的朋友李某可以作为关键证人。被上诉人张伟答辩称：1.汪蓉称张伟因经营需要，口头借款40万元并非本案的事实；2.汪蓉在《民事上诉状》中已自认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汪蓉提供了以下证据：1、五段录音，拟证明汪蓉与张伟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2、证人李某的证言，拟证明李某将汪蓉介绍给张伟，汪蓉向张伟出借40万元款项的事实。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并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汪蓉与张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现评判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然而在实践中，借贷关系发生的情形较复杂，虽然存在转款方凭借其他交易中的转账凭证要求接受方归还并不真实存在的借款的可能，不应仅凭转款凭证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但也应当考虑到一些出借人缺乏法律意识，既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也未出具借据，导致出借人对于借贷关系的证明存在困难的情形，故本院认为在出借人提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其已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结合本案，汪蓉举示了向张伟转款4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该转款凭证证明了汪蓉与张伟之间存在转款的事实，故汪蓉已完成了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初步举证。第二，张伟抗辩称汪蓉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应当对其该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查，张伟在原审中出示《记账凭证》和《用款申请单》，拟证明于2014年1月9日，张伟自提现金1930000元用于给付李某、何显明、汪蓉借款，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张伟单方面提供，且无对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案外的其他借贷关系，故对于张伟“该笔款项是上诉人偿还其之前的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张伟提供相应证据进行抗辩后，汪蓉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汪蓉提供了新的录音证据，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以上证据证实了汪蓉向张伟借款的事实。故本院认为汪蓉和张伟之间存在4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原审认定事实不正确，本院予以纠正。第四，汪蓉主张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借期内利息并且请求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借款期内利息，故对于汪蓉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本案逾期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又未约定逾期利息，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应予以支持。结合本案，当事人就借款期限并未做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准备时间。”汪蓉以2015年7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偿还借款，故张伟应当以40万元未计算，自2015年7月21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汪蓉支付逾期利息。综上，上诉人汪蓉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新民初字第5728号民事判决；二、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汪蓉清偿借款本金4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按照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7月21日起至本息偿清之日止计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张伟承担2920元，汪蓉承担7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张伟承担5840元，汪蓉承担1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傅 敏代理审判员  王晓川代理审判员  孙泽海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