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泉民终字第12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坤英，女，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张应宏，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史海杨，福建和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开益，男，198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黄建新、高思华，福建柳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陈坤英因与被上诉人郑开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6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3年5月16日，原告陈坤英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号将人民币2000000元转至被告郑开益账户，在被告郑开益账号交易明细清单上面的摘要显示为“往来”。原告于2013年10月24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00万元整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5月1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此金额暂计至2013年10月16日为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陈坤英汇入被告郑开益中国农业银行卡帐号的2000000元是否是误汇款；被告郑开益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被告郑开益应否返还原告陈坤英2000000元。
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银行转账明细，证明2013年5月16日，原告因与朋友介绍的一个客户有一笔交易，正要通过网上银行将200万元汇给那个客户指定的被告的账户，但该笔交易后来没有做成，客户要把交易取消，原告当场就要将200万元的转账取消，但因操作失误，该笔款项已经汇出。
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清单上面的摘要显示原告汇款的时候有备注“往来”，证明原、被告有经济往来。
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证明原告将2000000元汇入被告郑开益的帐号内，无法证明原告存在误汇款的事实。被告郑开益提供的证据，内容说明原、被告之间有来往帐目的事实，该证据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主张其因与朋友介绍的一个客户要求借款，正要通过网上银行将200万元汇给那个客户指定的被告的账户，但该笔交易后来没有做成，客户要把交易取消，原告当场就要将200万元的转账取消，但因操作失误，该笔款项已经误汇入被告郑开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内，被告郑开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2000000元返还原告。网银转账一般有短信提示业务，会提醒其账户是否有转出2000000元的情况，原告又自认为不认识所谓借款人和借款人指定账户的所有人即被告，但原告又于2013年5月16日汇款至2013年10月2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原告主张其才发现转账没有取消，不合乎常理；况且，原告未能提供导致其汇款错误的朋友、客户的基本情况，因此，原告未能对其错误汇款的事实作出合理说明；据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坤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原告陈坤英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陈坤英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陈坤英上诉称，一、上诉人利益受损，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取得利益，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因操作失误，误将200万元转入被上诉人账户，而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的失误行为取得该200万元款项，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任何款项往来，亦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甚至二者之间素未相识，上诉人根本不负有任何的向被上诉人付款或者还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占有诉争款项具有任何的合法事由，其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1.从诉讼程序来讲，被上诉人并未将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而原审法院亦未按照法定程序向上诉人送达。被上诉人仅仅在庭审中向上诉人出示了该清单，且该清单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并无相关银行的盖章确认。上诉人并未对该清单的合法性、关联性及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方面来讲，该清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2.该清单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相矛盾。即使该清单是真实的，该清单备注的内容系“往来款”，而被上诉人却主张讼争款项为借款。三、清单备注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取得讼争款项的合法根据。该清单因程序及实体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其次单从该清单来看，因上诉人在实际中习惯以“往来款”做备注，而且也可能是在操作时应客户要求将款项备注为“往来款”，且本身讼争款项系在无意识情况下的操作，故在转账过程中出现“往来款”的错误备注也完全符合“误转”的逻辑。“往来款”的备注也根本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取得诉争款项的合法依据。被上诉人除不能被作为证据的银行清单外，再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具有取得诉争款项的合法依据。四、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取得诉争款项并非不当利益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据此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系法律适用错误。司法实践中，基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难易程度及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法院将证明其取得利益确实具有法定或者约定事由这一积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得利”一方。本案中上诉人为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不当利益该主张，提交了网银转账的银行凭证予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被上诉人辨称其占有诉争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而系上诉人归还的借款，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应当为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被上诉人应当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二者之间存在任何借贷关系的证明，甚至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该笔借款外的其他任何事由的款项往来，被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款项往来，错误将证明讼争款项属于不当利益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据此判令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同时严重违背法律的公平正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郑开益辩称，一、2013年5月16日被上诉人确实有收到上诉人汇的200万元，但这200万元是上诉人偿还之前陆续向被上诉人所借的款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借的款项均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并且上诉人也有出具借条交由上诉人收回。二、上诉人主张其是因与一客户借款，正要提供网银将200万元汇给客户指定的被上诉人的账号，后来客户把交易取消，上诉人当场要将转账取消，但因操作失误而汇入了被上诉人的卡号。上诉人对于这一主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且也未能提供导致其汇款错误的客户基本情况，进而无法对其错误汇款的事实作出合理说明。上诉人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三、上诉人提出在不当得利案件中，举证责任应由“得利”一方承担，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与法律相悖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上诉人理应对其提出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而且在因请求人行为所导致的不当得利纠纷中，“得利方”收到“失利方”的给付利益并非主动所为，“失利方”对财产发生转移的原因和过程更为知晓，“失利方”如欲恢复到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基础已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即“失利方”有责任对“得利方”的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失利方”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原审认定交易明细清单上摘要显示为“往来”提出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争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00万元不当得利及支付利息应否予以支持。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2013年8月至12月电话清单一份，欲证明上诉人的电话清单里从未有与被上诉人的通话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对此，被上诉人认为，电话清单字迹模糊，无法看清手机号码，也未体现客户名，即使该清单确为上诉人手机通话清单，诉争款项归还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因款项已还清，所以双方没有必要再联系，而且联系除了通过手机通话外，还有其他方式可进行联系。双方是南安人，且双方是朋友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假如清单确为上诉人的手机号码的通话清单，清单也体现出上诉人从2013年8月至一审起诉前均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加盖中国农业银行南安官桥支行公章的账户明细清单一份，证明诉争的该笔汇款，清单上摘要显示为“往来”。对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账户明细清单一审时未加盖公章，上诉人一审时已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审将其作为定案依据有误。二审，被上诉人提供了加盖公章的账户明细，从证据形式看，是完整的，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从该账户明细看出，双方仅有诉争的该笔款项往来，并无其他的经济往来，该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有合法的依据收取本案的诉争款项。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供的通话清单未载明客户名称，无法证明该通话清单系上诉人的手机通话清单。即使该通话清单确为上诉人的手机通话清单，该通话清单仅能证明2013年8月至1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通过手机通话联系，该通话清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账户明细清单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南安官桥支行的公章，证据来源合法，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账户明细清单可证实上诉人汇本案诉争款项给上诉人时有备注“往来”。
上诉人除向本院提供上述证据外，还申请本院向中国移动调取上诉人自2012年11月16日起至今的通话记录，以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过通话联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其本人的通话记录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
综上，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通过银行汇款200万元给被上诉人均无异议，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的情形。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无合法根据是指给付欠缺原因，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应当对给付欠缺原因的具体情形进行举证。上诉人称系与朋友介绍的客户有一笔交易，应客户要求通过网上银行向被上诉人账户汇款200万元，因客户把交易取消了，上诉人当场就将200万元转账取消，但因操作失误，款项实际已汇出。除转账凭证及上诉人的陈述外，上诉人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案汇款行为发生于2013年5月16日，上诉人于2013年10月提起本案诉讼，仅间隔数月，上诉人称因业务较多，介绍人及客户是谁均已记不清，上诉人未能提供介绍其业务的朋友及客户的基本情况，不符合情理。上诉人自认于本案起诉前两个月就发现转错款，知晓款项已实际汇出后其未向银行反映也未向公安机关反映，本案诉争款项为200万，数额较大，若如上诉人所述，确系操作失误导致款项错误给付，其未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补救，亦不符情理。综上，上诉人主张系因操作失误导致汇款200万元至被上诉人账户，本院难以采信。上诉人主动给付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无法就给付欠缺原因的具体情形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上诉人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陈坤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上诉人陈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蕴真
审 判 员 庄丽娜
代理审判员 蒋秀华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邱妙菲
附注：
（一）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二）执行申请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