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君英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刘玲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海涛，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彬，男，198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
上诉人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立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君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张立彬支付君英公司货款111902元，并支付从君英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时起至张立彬全部支付欠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刘月和张立彬的夫妻关系认定不清。张立彬和刘月(真实姓名为刘守英)系夫妻关系，刘守英在与君英公司接触过程中使用假名刘月。君英公司要求刘月出具确认函时，刘月推脱不在店里，可以让丈夫张立彬代签，君英公司同意了。故此，产生了刘月下单收到相应货物后由张立彬确认收货的现象。君英公司在原审时曾要求调取刘月和张立彬的结婚登记信息，但是原审法院不出具调取结婚登记等信息的函，导致君英公司无法获取刘月和张立彬的结婚登记信息，无法证明双方的夫妻关系事实。
（二）原审法院对关键证据没有认定。张立彬确认收到货物并签署确认函后，君英公司要求把确认函原件寄送过来，刘月不予配合，仅拍照发送给君英公司。后双方发生矛盾，君英公司更无法取得该确认函的原件。原审时张立彬没有出庭，导致该原件无法出示。且君英公司提交了刘月的联系方式，该事实可以通过联系刘月确认。
（三）原审法院对本案买卖关系真实性、张立彬欠君英公司货款的事实认定不清。1.刘月订货订单写明收货地址为：北京新世纪四楼DE01号，手机为：135××××3530。而此位置的经营商户为：北京刘守英服装店，经营者为：刘守英，联系电话为：135××××3530。充分证明刘守英以刘月的身份下单，货物发送到刘守英经营的服装店进行售卖。2.君英公司根据刘月的下单完成货物出库，出库单出库内容与订单内容基本一致。收到货物后，张立彬以确认函的形式对货物和价值等进行了确认，证明货物已经按要求发给张立彬了。3.刘月支付订金3万，后又通过微信转账给君英公司六笔不等金额的货款。君英公司起诉后，张立彬又通过工行转给君英公司3万元的货款，这种订货-
发货-支付货款的行为充分证明君英公司与张立彬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张立彬未到庭，未作出答辩。
君英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立彬支付欠付君英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11902元；2.张立彬支付给君英公司逾期欠款利息（利息以11190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3.张立彬承担本案诉讼费，并同意在履行判决时直接由张立彬支付予君英公司。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君英公司为证实其与张立彬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张立彬欠付君英公司货款111902元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抬头为君英公司的客户订货（补单）表4张，其中一张填写有日期为2016年6月11日、客户名称为刘月，客户签名确认为刘月。该证据拟证实2016年6月11日，张立彬将所需货物名称、型号及数量列明在订货单上交付于君英公司。2、日期为7月28日、客户为北京刘月的出库单3张，该证据拟证实2016年7月28日君英公司将张立彬所订购的第一批次货物发出；3、签订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的《欠款确认函》（复印件），内容为本人确认已经收到由君英公司交付给本人的货物，现本人因资金周转原因，截止至2016年7月28日，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14248元，承诺还款期限为2016年9月27日，并同意以下条款：1、本欠款确认函只能由本人亲笔签署，不能代签，除非有本人书面的授权文件；2、欠款确认函经本人签字后，须立即以传真的方式通知广州君英公司，并在签订确认函的当日内把欠款确认函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至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处；3、本人承认欠款确认函的传真件与原件内容相符，法律效力一致，对真实性不存在异议，均可作为证据使用；4、如本人有与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则本欠款确认函作为代理合同的附件，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等等。落款为欠款人张立彬、身份证号码为。4、微信聊天记录，自2016年7月28日君英公司将张立彬所订购的第一批次货物发送后，张立彬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多次补充多批订货；5、日期为8月8日至8月31日的出库单9张，该证据拟证实7月28日后，张立彬的订货需求，且君英公司将货物如数发出了；6、君英公司自行制作的对账单，载有每款货物的单价及销售数量，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31日共计销售的总货物价值256275元，退货金额为14373元，已支付的货款共计为130000元，故欠付的货款为111902元。
庭审中，君英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为张立彬；刘月与张立彬为夫妻关系，每次均是刘月向君英公司订货，也是与刘月联系；发货物流单据物流公司已经没有保存；货款的支付一般是由刘月转账；在出具欠款确认函时，刘月称张立彬系其丈夫，由张立彬出具的，并由刘月通过微信发送给君英公司。
上述事实，有客户订货（补单）表、出库单、欠款确认函、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及君英公司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君英公司主张其与张立彬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落款签有张立彬名字的欠款确认函，并无原件予以核对，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从君英公司提交的订货表、出库单等证据及君英公司的陈述来看，上述单据客户名称均为刘月，君英公司自认付款人亦为刘月，亦无对应的发货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均无法形成证据链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君英公司诉请张立彬支付欠付的货款111902元及利息事实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张立彬下落不明，经原审法院公告传票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君英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2738元（君英公司已预交），由君英公司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君英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1.记载收货方为“刘月”的龙跃物流快递单，拟证实其向张立彬交货的事实。
2.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网上银行交易明细查询打印件，其中反映2016年9月21日张立彬向君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玲章付款30000元，拟证实张立彬实际付款事实。
3.微信支付交易记录打印件6份，其中部分转账来源注明为“北京张立彬（刘月老公）”，拟证实张立彬的付款事实。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打印件，其中记载：企业名称为刘守英服装店，系刘守英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11号新世纪服装商贸城市场DE01号，联系电话为135××××3530。君英公司认为该企业公示信息记载的商户地址、联系电话均与“刘月”在客户订货（补单）表中留存信息一致，即证实“刘月”就是刘守英。
另君英公司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张立彬和刘守英的婚姻登记信息。
二审另查明，君英公司原名称为广州君英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变更登记为现名称。
本院认为，君英公司系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并在原审期间明确表示与其设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为张立彬。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君英公司应当就其与张立彬个人设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经审查君英公司提供的各项证据，其中的客户订货（补单）表、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证等，均已证实君英公司是直接与“刘月”本人进行订货、交货、对账、付款等整体交易流程，结合君英公司二审提供的有关“刘守英服装店”的企业信息查询情况，即便可认定“刘月”即为刘守英，亦仅能证实君英公司的交易相对方为刘守英或其设立的刘守英服装店。在上述证据中，并无任何证据反映张立彬共同参与服装店的经营或实际参与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过程。故君英公司主张张立彬系买卖合同相对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此外，君英公司所提供的拟证实张立彬确认欠货款事实的《欠款确认函》仅为打印件，无原件可予核实，而其二审提供的张立彬付款记录未显示款项性质与其主张的买卖交易的关联性，其他微信转账记录中记载的“北京张立彬（刘月老公）”的记录内容也系君英公司单方标注，并不能据此认定付款主体的真实身份。因此，君英公司所提供证据亦不能证实张立彬已实际确认案涉债务并同意承担货款清偿责任，故君英公司据此要求张立彬支付货款，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君英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张立彬与君英公司设立买卖合同关系，亦不能证实张立彬在交易发生后确认承担货款支付义务。至于张立彬与刘守英是否系夫妻关系，以及“刘月”或刘守英所欠货款是否构成其与张立彬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另一法律关系问题，与本案讼争合同关系无关联，故本院对君英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君英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8元，由上诉人广州君英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 芳
审判员 杨 凡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李泳筠
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