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三峡民初字第01040号
原告聂瑞利。
委托代理人陈俊，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詹孟。
被告黄开信。
被告陈鹏。
委托代理人杨松宜，宜昌市伍家岗区海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聂瑞利诉被告詹孟、黄开信、陈鹏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许建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瑞利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俊，被告詹孟、黄开信，被告陈鹏的委托代理人杨松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瑞利诉称，2009年10月27日，原告聂瑞利与被告詹孟登记结婚，2012年5月15日聂瑞利与詹孟出资16.6万元购买随车起重运输车一台，其中聂瑞利出资16万元，该车登记在詹孟名下（鄂E1D3**）。聂瑞利与詹孟在共同生活中，双方及双方的父母因生活琐事产生诸多矛盾，由争吵发展到殴斗，导致婚姻关系岌岌可危。詹孟为在离婚时分得更多财产，打起随车起重车的主意，企图非法转移财产，于2015年2月16日瞒着聂瑞利，将车过户到其父黄开信的名下（鄂E1G8**）；2015年3月23日，在聂瑞利仍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黄开信将车再次过户到陈鹏名下（鄂EB79**）。2015年5月4日，聂瑞利看见詹孟驾车在公路上行驶，但车牌号不对，于是将车拦下，这时聂瑞利才得知该车已转移过户。陈鹏与詹孟、黄开信是亲戚关系，其明知聂瑞利与詹孟、黄开信有很深的矛盾，且其买车时也明知“他们断断续续在扯皮”，在未征得聂瑞利同意的情况下购买车辆，属恶意串通，其购买价格也不合理。该车名义上过户到陈鹏名下，实际仍由詹孟使用，是以合法的形式达到非法转移财产的目的。诉请法院判令：1、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2、确认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3、陈鹏向聂瑞利、詹孟返还车辆。聂瑞利举证如下：
证据一，聂瑞利与詹孟的结婚证。拟证实聂、詹于2009年10月27日结婚，至今系夫妻关系。
证据二，湖北银行“对私储蓄账户明细账”、建行“对私活期存款明细账”。拟证实聂瑞利于2012年5年9日、2012年5月12日取款金额共计8万元，从而证明2012年5月15日购车，由聂瑞利出资。
证据三，夷陵区龙泉镇水府庙村治保委证明。拟证实2014年腊月廿九，村治保主任占明调解两家纠纷时，詹孟当众承认聂瑞利拿16万元买吊车事实。
证据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拟证实购车人为詹孟，而不是黄开信。
证据五，宜昌市车管所交易记录。拟证实车辆在2012年5月18日登记所有人为詹孟；2015年2月16日车辆所有人由詹孟转移登记为黄开信；2015年3月23日车辆所有人由黄开信转移登记为陈鹏。
证据六，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拟证实黄开信擅自将车辆卖给陈鹏。
证据七，2012年2月21日生物产业园派出所询问笔录。拟证实聂瑞利一家与詹孟一家有很大矛盾，2012年2月21日两家发生冲突时，陈鹏参与打架，陈鹏与詹孟、黄开信是亲戚关系，陈鹏也知道聂瑞利与詹孟家庭不合。
证据八，2015年5月5日龙泉派出所询问笔录。拟证实陈鹏在买车前明知聂瑞利与詹孟在闹离婚，串通詹、黄购车转移财产。
证据九，调查笔录三份。证人廖某、袁某、李某分别证实车辆虽经两次过户，但仍然一直由詹孟使用，詹、黄、陈恶意串通过户车辆，目的是转移财产。
证据十，车辆大架号的拓印，拟证实购车发票上的车即为诉争车辆。
证据十一，龙泉镇梅花村治保委证明。拟证实黄开信、詹孟父子居住地址。
证据十二，詹孟民事诉状。拟证实车辆于2015年3月23日过户后，詹孟于2015年4月10日起诉离婚，印证三被告属于恶意串通，转移财产。
证据十三，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5）鄂三峡民初字第0041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詹孟在离婚诉讼中没有提及车辆，进一步印证三被告恶意串通，转移财产。
被告詹孟辩称，购车款是詹孟之父黄开信所出，黄开信有权买卖、过户车辆。詹孟未提出证据。
被告黄开信辩称，2012年5月7日黄开信与湖南大汉起重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出资26.8万元购得本案诉争车辆。黄开信提车后即生病住院，由詹孟到厂家开具发票，发票上的购车人写成了詹孟，之后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车主也写成詹孟，是登记错误。黄开信有权买卖、过户车辆。为支持其答辩理由，黄开信举证如下：
证据一，工业品买卖合同。拟证实2012年5月7日黄开信与湖南大汉起重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买价值26.8万的“飞涛牌随车吊”合同。黄开信对《工业品买卖合同》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销售方、车辆品牌型号、价格等几项不一致问题的解释：①讼争车辆为组装的随车吊，是在十堰生产的东风牌车辆上安装大汉公司的飞涛牌起重设备；②黄开信买车是与大汉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价格为26.8万元，大汉公司给的是十堰东风厂家出具的发票，这是业内通行做法；③为什么支付了26.8万元，发票价格开成16.6万元，那是销售方的问题。
证据二，农行业务凭证。拟证实2012年5月16日黄开信的妻子杨正香的账户转支25.8万元，加上预付定金1万元，购车的钱是黄开信所出。
证据三，农行交易明细两份，拟证实杨正香账户转出25.8万元到湖南。
证据四，黄开信与杨正香的结婚证。拟证实黄开信与杨正香是夫妻关系。
被告陈鹏辩称，陈鹏与黄开信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没有恶意串通行为；陈鹏支付了购车价款21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车辆已按物权法要求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不应返还车辆。为支持其答辩理由，陈鹏举证如下：
证据一，2015年3月18日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拟证实陈鹏与黄开信就机动车买卖达成了一致协议，是车辆买卖行为。
证据二，黄开信给陈鹏出具的收条。拟证实黄开信收到陈鹏购车款21万元的事实。
证据三，机动车行驶证，拟证实讼争车辆登记的所有人是陈鹏。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所举证据均发表了质证意见。本判决在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中阐明认证的理由和结论。
经审理查明：原告聂瑞利与被告詹孟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被告黄开信系被告詹孟之父；被告陈鹏系被告詹孟之表弟。2012年5月15日十堰振翔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上载明：“购车人：詹孟，车辆类型：随车起重运输车，厂牌型号：东风牌EQ5120JSQF，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GHXCGHP5C7003079，价税合计：16.6万元”。2012年5月18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1D3**”，所有人为詹孟；2015年2月16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转移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1G8**”，所有人为黄开信；2015年3月18日黄开信与陈鹏签订《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黄开信以21万元的价格将该车出卖给陈鹏，2015年3月23日该车在车辆管理部门转移登记号牌号码为鄂“EB7987”，所有人为陈鹏。讼争车辆自2012年5月购买后，一直由詹孟驾驶使用。2015年5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詹孟诉聂瑞利离婚纠纷案，2015年6月25日本院判决驳回詹孟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院依据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审理裁判本案。争议焦点：詹孟、黄开信、陈鹏两次转让讼争车辆，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的无效行为。
一、讼争车辆注册登记时的权属
虽然本案为合同纠纷，并非物权纠纷，然而，审理合同之效力，必然首先涉及合同标的物之权属。
聂瑞利主张讼争车辆由其出资16万元购买，属詹孟、聂瑞利共同财产。所举证据和理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购车人、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车辆所有人均为詹孟；聂瑞利银行存款交易明细证明其于2012年5月9日、12日在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8万元。本院认为，聂瑞利在其银行账户提取现金，虽不能必然证明用于购买讼争车辆，但2012年5月9日、12日提取现金用于同月15日购车，存在盖然性。
黄开信主张讼争车辆由其出资26.8万元购买，其提车后即生病住院，由詹孟到厂家开具发票，发票上的购车人写成了詹孟，之后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也写成詹孟，是登记错误。所举证据有《工业品买卖合同》、其妻杨正香银行账户转支明细。其中，《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黄开信以26.8万元的价格（预付定金1万元）向湖南大汉起重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飞涛牌SQ1004型随车吊，交货地点为“湖南飞涛”；杨正香银行账户转支明细反映杨正香于2012年5月16日转账支付到湖南25.8万元。
如前述，聂瑞利于购车前提取现金用于购车存在盖然性，黄开信亦有支付购车款之证据。依证据规则，聂瑞利与其婆家共同出资购买讼争车辆，存在高度盖然性。然而，购买车辆的出资情况，并不决定车辆的权属，不排除出资人因其他经济的、情感的等等原因而出资。机动车为需要登记的特殊动产，以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2012年5月购车，2015年2月车辆第一次过户，二年多时间里黄开信并未提出并纠正登记错误，黄开信关于登记错误的答辩意见，不合常理，不予采纳。综上，黄开信所举证据不足以否定注册登记的车辆所有人是詹孟。詹孟与聂瑞利于2009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2012年5月15日讼争车辆销售发票上载明的购车人是詹孟，同月18日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该车所有人亦为詹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讼争车辆为詹孟、聂瑞利夫妻共同所有。
二、讼争车辆两次转让过户的性质
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经查，本案证据中并无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黄开信陈述，其与詹孟没有买卖车辆，没有合同，是凭父子身份关系证明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的过户登记。本院认为，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属表述错误。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达成的是车辆无偿转让口头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本院按照“公正”、“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处理聂瑞利诉请表述错误问题：审理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达成并履行的车辆无偿转让口头合同及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的效力及法律后果。
（一）通过对本案证据、事实的综合分析，认定讼争车辆两次转让过户的性质。
本案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1、生物产业园派出所2015年2月21日询问笔录，夷陵区龙泉派出所2015年5月5日询问笔录，詹孟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10日民事诉状等证据证明，詹孟与聂瑞利婚姻关系存在矛盾、冲突。
2、陈鹏与詹孟、黄开信有亲戚关系，陈鹏明知聂瑞利与其婆家存在矛盾冲突。
3、讼争车辆于2005年2月16日第一次过户，受让人是詹孟的父亲黄开信；于2015年3月23日第二次买卖过户，购买人是詹孟的表弟陈鹏。两次过户相隔一个多月。
4、讼争车辆两次转让过户后，仍由詹孟驾驶使用。
5、讼争车辆第二次过户十余天后，詹孟具状起诉离婚。
恶意串通，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可以运用证据规则，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已知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予以判断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本案已知事实有：讼争车辆在相隔仅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过户，有悖常理；两次过户后仍由詹孟驾驶使用，亦不合常理；两次受让（购买）人均为詹孟的亲属（亲戚）；第二次买卖过户后十余天詹孟即具状起诉离婚；两次过户客观上能使聂瑞利在与詹孟离婚中少分财产。从已知事实推定，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存在高度盖然性。
（二）詹孟、黄开信主张，讼争车辆是黄开信所买，因此，黄开信有权将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并有权出卖。该主张与本院认定的车辆注册登记时为詹孟、聂瑞利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陈鹏陈述其已支付了购买车辆的价款21万元，并举证《收条》一张，用以反证、辩驳恶意串通购买车辆。《收条》写明：“今收到陈鹏购买本人随车吊一辆（东风牌鄂E108**）价格21000.00元。大写：贰拾壹万元整。收款人黄开信2015.3.18”（注：《收条》上写的“鄂E108**”，不是车辆登记的“鄂E1G8**”；价格大小写金额不一致）。黄开信陈述：因其欠陈鹏之父的钢材款，车辆用于抵债，黄开信并未收到陈鹏付款。陈鹏所举证据与黄开信陈述相矛盾，不能证明车辆转让系双方正常买卖交易行为，不能否定陈鹏与黄开信、詹孟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依证据规则，认定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转让讼争车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损害聂瑞利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陈鹏因此取得的讼争车辆，应当返还聂瑞利、詹孟。
综上所述，聂瑞利诉请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因表述错误，不予支持，本院审理确认詹孟与黄开信于2015年2月16日实际履行的车辆转让行为无效；詹孟、黄开信、陈鹏恶意串通，损害聂瑞利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聂瑞利诉请确认黄开信与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判令陈鹏向聂瑞利、詹孟返还车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黄开信与被告陈鹏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无效；
二、被告陈鹏立即将现号牌号码为鄂EB79**的车辆返还给被告詹孟、原告聂瑞利夫妻；
三、驳回原告聂瑞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被告詹孟、黄开信、陈鹏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许建江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