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64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华夏企业货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号**楼。组织机构代码：X0790081-1。
主要负责人：沈江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新，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华夏企业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建华南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0001172-3。
法定代表人：王庆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新，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京德航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洪武路***号**幢****室。组织机构代码：24998840-5。
法定代表人：张巧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淼，江苏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中国华润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号华润大厦2701－2705。组织机构代码：10000553-8。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平，该公司员工。
一审被告：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湾道**号华润大厦**楼。
主要负责人：何志奇，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青，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香港华夏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湾道**号华润大厦**楼。
主要负责人：王灿强，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青，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夏企业货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企业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德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航公司）及一审被告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夏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重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新，被上诉人德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巧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淼、一审被告中国华润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平，华润管理公司和香港华夏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5）武海法重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德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案的举证和质证方面存在严重程序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即证人刘某的证言未经庭审质证。刘某仅在（2008）武海法商字第538号案的一审程序中出庭，该案经过二审、审判监督程序后发回重审。在重审一审程序中，刘某作为证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重新出庭作证，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德航公司最初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庭审质证时明确表示部分材料不再作为证据使用。在本案重审一审时，德航公司重新提交上述材料，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此外，德航公司将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提供的证据作为己方证据使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在证据的具体认证和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汇总结算单》明确表述“我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该内容与江苏华夏公司无关。刘某在原一审时的解释，仅为单方陈述，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同时，因刘某被江苏华夏公司开除，其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仅根据其陈述而认定案件事实。德航公司提供《汇总结算单》所涉3个航次的基础证据，不能推定全部51个航次交易均存在。仅就3个航次的证据而言，除一份合同的传真件涉及到江苏华夏公司以外，其余的均与江苏华夏公司无关。即便存在加盖江苏华夏公司印章的运输合同，但运费结算单与租船合同明显不符。同时，《汇总结算单》涉及德航公司垫付款、预付美元和现金借款的内容，均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德航公司提交刘某通过传真件确认的款项110647.19美元（以下货币单位如无特指为人民币），也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德航公司提交的2000年7月28日刘某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借款3万元的收条和本票，不能证明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江苏华夏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某或德航公司与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有身份关系或业务往来之事实”，上述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公，江苏华夏公司无法举证。（三）德航公司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真实存在。《汇总结算单》不能作为德航公司享有债权的证据，《补充资料》及传真件为事后编制的文件，不应作为本案证据。刘某签字确认《汇总结算单》和刘某在传真件上签字的行为，不构成对江苏华夏公司的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由德航公司与刘某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五）德航公司主张其对江苏华夏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
德航公司辩称：（一）本案争议的关键是江苏华夏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某与德航公司进行汇总结算的效力，而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双方之间的交易发生2003年3月到2004年1月，德航公司最初起诉是在2007年12月，结算行为距今已逾12年。在2000年前后，从事航运业务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通讯多是通过传真方式。因时间久远，传真纸张上的字迹已消失，故在本案原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期间，德航公司不能重新对《汇总结算单》的内容进行举证，也无法组织双方重新对账。2004年2月在双方对账后，刘某签署《汇总结算单》，相关结算材料包括票据已退还给江苏华夏公司，德航公司只有传真件和单方汇款转账的记录。（二）本案重审一审中，德航公司提供五组证据，主要是证明双方存在《汇总结算单》所涉的内容，从而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江苏华夏公司在原一、二审期间均否认存在《汇总结算单》所涉及的51航次运输。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对于51个航次的往来，并不是每次都加盖江苏华夏公司的印章。要么航次运输合同是加盖江苏华夏公司的公章，要么是刘某个人签字，或者既有刘某的签字也加盖江苏华夏公司的公章，《汇总结算单》所涉的航次租赁合同都包含了以上三种情形。刘某是江苏华夏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自始至终的运输业务都由其负责。（三）按照双方在交易中所处地位，原则上是德航公司支付江苏华夏公司的航次租金。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根据江苏华夏公司的指示，德航公司向其股东华润管理公司垫付大量美金，华润管理公司也确认收到来自日本、韩国的美元款项，并且出具委托收款通知书，将上述款项作为北京华夏公司的收款，所以才会形成江苏华夏公司倒欠德航公司款项的事实。刘某是作为江苏华夏公司的代表进行签字，且其在原一审时也出庭作证，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和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规定，原审期间所有证据及效力仍然是认可的，因此刘某在重审一审期间没有出庭作证，并没有剥夺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驳回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
中国华润总公司述称：同意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上诉意见。补充意见如下：（一）刘某在2004年的年初被调查并且移送检察机关处理，最后因违反内部纪检规定被开除，一审法院不应把刘某的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予以采信。（二）刘某在结算单上明确表示“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该公司是实际存在的，与中国华润总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查明。
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润公司述称：同意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原一审和重审一审时，一审法院主要根据刘某签字的《汇总结算单》和刘某的证人证言以及传真件，分别作出驳回德航公司的诉讼请求和支持德航公司的诉讼请求，两个内容截然相反的判决。原一审中证人笔录第六页的内容需要提请二审法院注意，刘某表示不是自己一个人管理江苏华夏公司对外所有的业务，刘某分管过相关运输业务但不是所有业务。刘某作为江苏华夏公司代表和德航公司有过几次业务，并不代表其对双方之间所有往来业务都有权利处理，而且证人刘某在其证言中也明确解释《汇总结算单》涉及双方所有业务，刘某并不负责全部业务，不能对江苏华夏公司的所有业务对外进行代表。刘某并不分管财务，也就证明其没有权利和能力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和德航公司进行对账。结合上述证言内容、刘某职责的范围及被江苏华夏公司开除的事实，刘某证言的可信度极低，所以刘某签字的《汇总结算单》和证言不足以认定江苏华夏公司和德航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重审一审的程序有重大瑕疵，刘某没有出庭，其证言没有经过质询是无效的，一审法院不应该予以采纳。原一审判决已经被撤销，本案重审一审时，不应将原一审时刘某出庭的证言视为其在重审一审中出庭接受质询。上述程序瑕疵足以影响到本案实体的公正判决。
德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支付德航公司结算款3513902.6元及利息（利息自2007年1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公司对上述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原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德航公司成立于1998年2月19日，主要从事船舶代理、货运代理等业务。江苏华夏公司系北京华夏公司于1997年12月31日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主要经营进出口货物的运输代理业务。自2000年起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开始合作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业务，至2004年1月双方终止合作。合作期间，双方除租船和货运代理业务外，还发生垫付款、预付美元、借款等事项。刘某于2000年1月到江苏华夏公司就职，开始任公司业务员，后升任部门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分管冷藏、渔业和人事行政工作（不分管财务），包括具体负责与德航公司的租船和代理业务，并核对相关费用。2004年2月7日，刘某在德航公司出具的一份有关费用收支明细及总欠款金额为312714.57美元的《汇总结算单》（标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8.3）上签字确认：我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以上为欠德航张巧根先生款项，还款计划（两年）另附。刘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对此确认解释为：因江苏华夏公司想要避债而拟重新成立一家新公司，意向名称为香港恒成实业公司（后来未实际成立），因此其代表江苏华夏公司签字时采用了“我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的表达方式，其真实的意图还是代表江苏华夏公司确认对德航公司的债务。其后，刘某向德航公司发出一份传真件，该传真件注明：补充资料中共柒笔往来（未列入总单据），计110647.19美元，待公司应收款到账后一并结清，多谢合作。2004年4月28日，刘某因参与原总经理私分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被江苏华夏公司决定停止其总经理助理职务。2004年4月30日，刘某被江苏华夏公司开除。2006年2月8日，刘某在前述《汇总结算单》上再次注明：以上账目再次确认有效。《汇总结算单》上的费用收支明细共涉及到51个航次，德航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第19、22、51等三个航次之证据表明：该三个航次中所涉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均有刘某签字或加盖江苏华夏公司印章、德航公司按照江苏华夏公司的指示通过自己的国外客户向华润管理公司支付美元运费等。《汇总结算单》中的费用收支明细除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在合作期间发生的运费外，还包括双方之间的垫付款、预付美元、借款（其中，2000年7月28日，刘某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借款30000元）等。江苏华夏公司在2004年清理后停止了经营活动，德航公司称催要无果后提起本案诉讼。北京华夏公司于1993年7月20日由中国华润总公司和香港华夏公司等股东出资设立，2004年5月以后其股东变更为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和星美达企业有限公司。华润管理公司于1996年在香港注册设立，设立之初名称为华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先后曾更名为华润物流有限公司、华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7月29日改为现在名称，其不是北京华夏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与江苏华夏公司系代收代付关系。香港华夏公司自1953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从未更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在多年合作从事国际货物运输过程中，因运费、垫付款、预付款、借款等往来发生费用结算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当事人中有香港企业，应参照涉外程序审理。有关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适用内地法律主张自己的权利，应视为各方选择了内地法律处理本案争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即江苏华夏公司是否欠德航公司的业务合作结算款项。德航公司主张的结算款项由运费、垫付款、预付美元和借款组成，其主要依据为江苏华夏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刘某签字确认的两份欠款确认单（汇总结算单和补充资料的传真件），其中一份确认欠德航公司312714.57美元，另一份确认欠德航公司110647.19美元，合计423361.76美元。因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发生业务合作期间为2000年至2004年1月，刘某虽不分管公司财务，但其在此期间先后担任江苏华夏公司的业务员、业务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分管的业务包括与德航公司的租船、代理和对账事务，与德航公司合作业务中多次有刘某签字，并曾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借款，故德航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某于2004年2月及其后分别在两份欠款确认单上的签字行为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即刘某签字确认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刘某关于“江苏华夏公司拟成立香港恒成实业公司（后来未实际成立），我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实际上是代表江苏华夏公司确认”的解释也因前述德航公司相信刘某签字行为代表江苏华夏公司的理由、江苏华夏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某或德航公司与香港恒成实业有限间有身份关系或业务往来之事实而符合情理。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江苏华夏公司欠德航公司业务合作结算款项423361.76美元（按1：8.3汇率折算人民币为3513902.6元）的事实成立。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刘某于2004年2月7日在第一份欠款确认单上承诺还款计划为两年，在其后的第二份欠款确认单上承诺一并还清，据此可认定最后还款到期日为2006年2月7日。德航2007年12月21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其他诉讼主体的民事责任。江苏华夏公司系北京华夏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之规定，江苏华夏公司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北京华夏公司承担。虽然中国华润总公司、香港华夏公司曾经是北京华夏公司的股东，华润管理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系代收代付关系，但德航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这些公司有抽逃注册资金、帮助转移资产、账目混淆之情形。故德航公司主张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德航公司主张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共同支付业务合作结算欠款及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共同支付德航公司业务合作结算欠款3513902.6元及利息（利息从2007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德航公司对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和香港华夏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第一判项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由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9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911元，两项合计69822元，由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提交：恒成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拟证明恒成实业有限公司于1977年成立，2009年解散；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2008年6月成立至今，则2004年2月刘某签署《汇总结算单》时，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是存在的，刘某承认其代表香港恒成实业公司认可债务是有据可查的。
德航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公司认可江苏华夏公司和北京华夏公司提交的证据。
本院认为，对于恒成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的登记注册资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刘某是否能够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对外确认债务金额，后文予以详细分析。
为查明《汇总结算单》所涉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本院要求德航公司提供该结算单所列指令汇款和现金借款的原始单据。德航公司在二审庭审结束后，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本院提交：
证据一、借款凭证17张，拟证明2000年8月至2002年4月，刘某等人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现金借款185100美元，相关款项用于江苏华夏公司在履行航次租船合同中的开支；
证据二、张巧根在招商银行美元账户的明细7张，拟证明2000年1月至2002年7月，江苏华夏公司的借款系张巧根从个人名下美元账户取现以后交付给刘某等工作人员。
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质证后认为，德航公司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提交证据一和证据二，且明确表示不将上述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一所涉刘某签名，经辨认不同于《汇总结算单》的签名，其余人员签字的收条，无法确认真实性。借款凭证均反映相关人员与德航公司张巧根之间的借款，与江苏华夏公司无关，大量现金收付不符合公司财务制度。如上述借款凭证涉及相关航次业务合同项下的垫付款，德航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航次实际履行的情况。证据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即便张巧根个人取现提款是真实的，但取款时间与证据一所涉借款凭证载明的时间不能对应，不能证明张巧根将现金实际支付给相关人员。
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管理公司、香港华夏公司同意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证据一所涉收条或借条均注明“江苏华夏”，且部分收条的抬头为“江苏华夏公司”，江苏华夏公司未举证推翻刘某签名的不真实性，且刘某在原一审期间接受质询，故证据一中涉及刘某签名的12张收条或借条（金额合计125900美元），能够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其余4张收条和1张借条所涉人员是否为江苏华夏公司的员工，德航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二涉及德航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巧根提取美元现金的明细纪录，对于张巧根提取现金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其提取现金支付给刘某，刘某出具收条或借条的事实，能否证明德航公司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的债务成立，后文予以分析。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0年8月24日、2000年10月16日、2001年4月15日、2001年4月29日、2001年5月22日、2001年5月24日、2002年1月22日、2002年2月20日、2002年3月3日、2002年3月21日、2002年3月26日、2002年4月2日，刘某分别出具12张收条或借条（均注明“江苏华夏”）分别收到或借到德航公司的5000美元、17500美元、25000美元、2100美元、2000美元、2400美元、10000美元、4000美元、30000美元、9000美元、9900美元、9000美元，共计125900美元。周业军于2001年2月6日出具2200美元的收条，纪志文于2001年2月19日出具10000美元的收条，顾文焰于2001年7月9日出具8000美元的收条，陈小雨于2001年8月10日出具7000美元的借条，上述收条或借条均注明“江苏华夏”。钟永升于2003年3月7日出具32000美元的收条，未注明“江苏华夏”。以上5张收条或借条加上刘某出具12张收条或借条，共计17笔，总金额为185100美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德航公司主张其与江苏华夏公司之间的债权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港因素的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一审法院和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争议裁决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即中国内地法律进行实体审理。因德航公司主张的债权是《汇总结算单》所涉312714.57美元和《补充资料》及传真件复印件所涉110647.19美元，故本院分别予以评析。
（一）《汇总结算单》所涉债权312714.57美元的认定
关于刘某在《汇总结算单》上签字的效力。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上诉认为，刘某在《汇总结算单》上的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刘某明确表明其代表“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债务金额，与江苏华夏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某在《汇总结算单》上签字行为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首先，本院注意到刘某在其与德航公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的签字行为，通常会批注“江苏华夏”，如2001年11月19的传真件、刘某对德航公司出具的一系列收条或借条，而刘某在2004年2月份的《汇总结算单》签字时却载明“我本人即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确认”，并非以被代理人江苏华夏公司的名义向德航公司确认债务金额。虽然刘某在原一审接受法院调查时对其以香港恒成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德航公司确认债务金额作出解释，但考虑到刘某于2004年4月30日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而被江苏华夏公司开除，其作出不利于江苏华夏公司的陈述仅为单方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能认定刘某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确认债务金额。其次，刘某在原一审出庭接受质询时，表示其从2000年至2004年在江苏华夏公司任总经理助理，负责冷藏运输部的相关工作，包括冷藏运输船舶租赁和人事行政管理，同时刘某明确表示其不负责江苏华夏公司的财务工作。因刘某在德航公司提供的《汇总结算单》上签字，实际上是对双方业务往来的结算，而按照江苏华夏公司内部财务分工，刘某无权对上述债务金额作出确认，即仅就财务结算而言，刘某不具有江苏华夏公司的授权。与此同时，德航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刘某作为江苏华夏公司的职员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确认债务金额，故《汇总结算单》在无江苏华夏公司的签章而仅有刘某个人签字的情况下，且刘某签字时并未以江苏华夏公司的名义确认债务金额，故刘某签字的行为对德航公司而言，不构成表见代理。
因江苏华夏公司与德航公司存在运输业务往来，应结合其它证据来审查《汇总结算单》所涉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汇总结算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51个航次的租船合同。按照德航公司的记账方式，51个航次租船合同履行完毕后，德航公司应向江苏华夏公司支付68806.46美元。虽然德航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和第四组证据能够证明《汇总结算》第一部分所涉第19、22、51航次租船合同订立和履行情况，但考虑此部分债务系履行租船合同中德航公司向江苏华夏公司付款，故本院根据上述3个航次的相关证据而推定存在全部51个航次船舶租赁的事实。《汇总结算》第二部分为德航公司按照江苏华夏公司的指示汇款、现金借款、人民币明细账项下的债务，共计381521.03美元（即江苏华夏公司应向德航公司的还款金额）。综合计算两部分后，德航公司主张江苏华夏公司的欠款为312714.57美元（计算方式381521.03-68806.46）。
《汇总结算单》第二部分所涉债务包括德航公司为江苏华夏公司现金借款185100美元、按照江苏华夏公司的指示汇款363880.24美元、人民币明细账167459.21美元，则需要德航公司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上述债务实际发生（德航公司主张第二部分债务金额为381521.03美元，计算方式为363880.24＋185100-167459.21），故本院具体审查涉及现金借款和指示汇款两方面的证据。（1）关于德航公司给江苏华夏公司现金借款185100美元。德航公司二审提交相应的收条和取款证据，本院认定2000年至2002年期间，刘某对德航公司出具的8张收条或4张借条所涉125900美元的事实（其中，4张借条涉及16500美元）。即便刘某代表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出具8张收条，因在51个航次运输合同过程中，德航公司应向江苏华夏公司付款，故刘某向江苏华夏公司出具收条的行为，可能是德航公司履行51个航次运输合同中支付租金的义务，本院不能仅根据上述收条而认定江苏华夏公司向德航公司另行借款。刘某签字的4张借条，德航公司不能证明该借款系刘某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江苏华夏公司的行为，本院亦不予支持。另外4张收条和1张借条涉及59200美元，出具人分别为周业军、纪志文、顾文焰、钟永升和陈小雨，德航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人员系江苏华夏公司的员工，故对此部分的债务金额，本院不予认可。（2）关于德航公司按照江苏华夏公司指示汇款的363880.24美元。因德航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交证据证明《汇总结算单》所涉第二部分的债务，故本院要求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汇总结算单》所涉指令汇款、现金借款的证据。德航公司仅提供涉及现金借款的证据，未提供其接受江苏华夏公司指令汇款的相关证据。考虑到德航公司能够提交《汇总结算单》所涉185100美元现金借款的全部17张收条或借条，而对于在此期间江苏华夏公司指令其汇款的证据却不能提交，则德航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汇总结算单》所涉江苏华夏公司指令汇款的363880.24美元，本院亦不予认定。
综上，《汇总结算单》所涉51个航次项下德航公司欠江苏华夏公司68806.46美元，本院予以确认。因德航公司提供的收条或借条不能证明其在履行船舶租赁合同中，存在另行借款给江苏华夏公司的事实；同时，德航公司亦不能提供其接受江苏华夏公司指令而汇款363880.24美元的证据，故德航公司主张按照《汇总结算单》而向江苏华夏公司主张债权金额312714.57美元，本院不予支持。
（二）《补充资料》及传真件的复印件所涉债权110647.19美元的认定
本院认为，《补充资料》列明7个项目的收入和支出，包括1笔对刘某的现金借款，3个航次租船合同的欠款、3次向特定账户汇入美元，收入共计143257.19美元，支出32610美元。该证据不能证明德航公司向江苏华夏公司主张的债权110647.19美元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因《补充资料》及传真件复印件均未载明时间，按照德航公司在二审中的陈述，《补充资料》大约晚于《汇总结算单》两周时间形成，然而德航公司对于2000年至2004年产生的债务分隔两次进行结算，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通常情况下，2004年2月7日的结算，应该是对此前双方发生的所有债务进行对账核算。其次，《补充资料》系德航公司单方制作，无江苏华夏公司印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字，江苏华夏公司在诉讼中也不予认可。德航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供该证据证明所涉3个航次的租船合同及履行情况，也未提供德航公司向刘某支付现金，或根据江苏华夏公司的指示向其他账户汇入美元的证据。在缺乏基础证据的前提下，仅根据刘某在传真件上的签字，不能证明其主张110647.19美元的债权成立。再次，德航公司在诉讼中主张《汇总结算单》列明的支出总项3910213.93美元减去收入总项3597499.36美元，即为江苏华夏公司应偿还的债务312714.57美元。然而，德航公司亦主张《补充资料》列明的收入总项143257.19美元减去支出项32610美元，即为江苏华夏公司应偿还的债务110647.19美元。《补充资料》与《汇总结算单》间隔仅两周，而德航公司却采用两种明显不同的记账方式，不符合常理。
德航公司提交无落款时间的传真件之复印件，亦不能证明江苏华夏公司认可德航公司主张的债权110647.19美元。理由如下：首先，德航公司强调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传真件的原件。然而，德航公司作为普通商事交易主体，对于涉及金额为110647.19美元的债务（2004年折合人民币918371.70元），不通过现场签字或盖章的方式而是由刘某签字后再通过传真件的方式予以确认，且在明知传真件无法长期保存的前提下，仅提供较为模糊的传真件之复印件，不符合一般审慎的商事交易习惯。其次，结合刘某出具多份借条或收条的习惯，以及其在《汇总结算单》的签字，可以看出刘某在对外进行相关业务签字时，都会批注时间和公司名称，而涉案传真件之复印件却无法体现上述特征，仅能辨认刘某的签名，无批注的时间和公司名称。再次，德航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如第二组第1项传真件和第2项《航次租船合同》、第三组第2项传真件和第四组第2项《航次租船合同》，均系传真件的复印件，而非原始传真件，上述四份传真件的顶部均载明“FAXNO：86256503233”。然而，刘某签字确认债务金额是110647.19美元的传真件的复印件，却未显示上述传真号码。最后，德航公司对于2001年的两份《航次租船合同》，能够提供相对较为清晰的传真件的复印件，而对于2004年2月涉及到刘某确认债务金额是110647.19美元的传真件，却仅提供肉眼难以辨认的传真件的复印件，也不符合常理。故德航公司关于根据《补充资料》及传真件的复印件而主张所涉江苏华夏公司欠款110647.19美元的请求，因缺乏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江苏华夏公司、北京华夏公司关于德航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重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主文；
二、驳回南京德航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49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911元，均由德航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海莉
审判员 胡正伟
审判员 曾 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