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友伶，北京市京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丁文理，主任。
委托代理人马威，男，1974年3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女，1957年12月24日出生。
上诉人王×1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4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王×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1号、×2号的9.5间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王×3、王×4、王×5、王×6、王×7（以上五人均已去世）。1972年左右，北豆芽胡同×1号、×2号地址变更为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王×6育有一子王×8（1989年12月26日去世），王×8与其妻满×1（1990年11月20日去世）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王×9、王×10、王×11、我及王×2。2001年，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发展中心）对北豆芽胡同进行危旧房拆迁。经过家族协商确认，王×3一家对北豆芽胡同×3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王×5一家对北豆芽胡同×4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王×6一家对北豆芽胡同×5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拆迁期间，北豆芽胡同×5号院的权利人王×9、王×10、王×2、王×11及我对房屋产权、面积进行了签字确认。但住宅发展中心私下与王×2就北豆芽胡同25号院的房屋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恶意串通，侵犯了我对北豆芽胡同×5号院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权利。故我起诉要求确认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
住宅发展中心辩称：第一，王×1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王×1所称的东城区北豆芽胡同×5号院是私房，与北豆芽胡同×1号院、×2号院组成一个大宅子，在房屋档案中有原始登记，登记的是一处房子，为北豆芽胡同×1号、×2号，但无所有权证。我中心在拆迁时对×3号院、×4号院、×5号院作为一处房屋进行处理，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了价值评估，×3号院、×4号院、×5号院的总价值为72370元。我中心针对×3号院、×4号院、×5号院的安置对象，分别签订了《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进行拆迁安置需符合3个条件，一是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二是有正式住房，三是在住房内长期居住。根据×5号院的入户调查、户口情况、居住情况，我中心与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分别签订了3份《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其中一份即是与王×2签订的。我中心对×5号院的拆迁安置合法有效。第二，王×1的户口在1982年即迁出北豆芽胡同×5号院，且长期不在该院内居住，不符合×5号院的拆迁安置条件。此外，王×1在北豆芽胡同×6号院承租公房1间，其一家长期居住于此，拆迁时其户口亦在此处，我中心与王×1就其承租的公房签订了拆迁合同，对王×1进行了拆迁安置。王×1无权要求在×5号院获得重复安置。第三，如王×1系×5号院的合法继承人，其仅对评估价值72370元中属于其继承份额的部分享有权利。第四，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之间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合法有效。综上，我中心不同意王×1的诉讼请求。
王×2辩称：我在拆迁时居住在被拆迁的×5号院内，户口亦在此处，其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是因为其符合拆迁安置条件，没有使用王×1的户口，也没有代替王×1签字，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之请应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1主张其为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院的原产权人王×6之孙，原产权人去世后未进行析产，拆迁时其对北豆芽胡同×5号院享有拆迁利益，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恶意串通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损害了其拆迁利益，故要求确认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王×2在拆迁时在北豆芽胡同×5号院内居住，且户口亦在×5号院内，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签订拆迁合同并无不当，且王×1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1利益的事实。故王×1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王×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1不服，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1号、×2号的9.5间房屋的原所权人为王×3、王×4、王×5、王×6、王×7（以上五人在拆迁时均已去世）。王×3、王×4、王×5、王×6系兄弟关系，王×7系上述四人之母。后北豆芽胡同×号、×2号地址变更为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王×6育有一子王×8（1989年12月26日去世），王×8与其妻满×1（1990年11月20日去世）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王×9、王×10、王×11、王×1及王×2。
2001年，住宅发展中心对北豆芽胡同进行危旧房拆迁，就北豆芽胡同×5号院3间房屋分别与王×11、王×9、王×2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其中，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王×2（乙方）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编号为07-020＋9。该合同约定：乙方在东四地区（原住房地址北豆芽胡同×5号）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2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王×2、王×10、郑×13（王×10之女）、郑×12（王×10之夫）、郑×15（郑宝明之侄）；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安置住房位于东四危改区×号住房，建筑面积85.91平方米；房价款166147元。上述合同签订后，王×2交纳了购房款，于2004年左右入住安置房屋，并取得安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号。
再查，王×1原承租位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6号院公房1间。2001年11月27日，住宅发展中心与王×1签订编号为07-183号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书》，约定：王×1在东四地区内（原住房地址北豆芽胡同×6号）有正式住房1间，使用面积9.3平方米，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为户主王×1、之妻ＸＸ凤；王×1选择就地安置方式，安置住房位于东四危改区D区25号楼×号住房，建筑面积85.84平方米；购房款319229元。上述合同签订后，王×1于2003年入住安置房屋，并取得安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号。
一审审理中，王×1称：因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院的原产权人均已去世，未进行过析产，故在拆迁时各家族之间有一个确认书，对各院的权属、面积没有异议，王×1也在确认书上签字；各家族成员将×3号院确认给王×3之女王淑珍一家，×4号院确认给王×5的孙子王×14等人，×5号院确认给王×2、王×9、王×10、王×11及王×1。对此，王×2表示记不清是否签过这份确认书；住宅发展中心表示未找到王×1所述的确认书。原审法院向当时负责拆迁工作的北京东方康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调查，该公司答复称未找到王×1所称的确认书。原审法院还向东城区房管局进行查询，亦未找到王×1所述的上述确认书。
二审审理中，王×1与王×2均认可，王×6的子女除了王×8，还有一女王×15，北豆芽胡同×5号院应属王×9、王×10、王×11、王×1、王×2及王×15的子女共同共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院一直登记在王×3、王×4、王×5、王×6、王×7名下。双方当事人亦确认北豆芽胡同×3号、×4号、×5号院通过评估确认拆迁补偿款为7万元余元，但至今尚未领取。
上述事实，有《50年代原产权人或其亲属信息查询回复》，证明信，《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工作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王×1以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恶意串通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损害其拆迁利益为由，要求确认上述《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对此，本院从如下两方面做出分析：
一方面，关于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王×2在拆迁时在北豆芽胡同×5号院内居住，且户口亦在×5号院内，故王×2有权就其安置问题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合同。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本院难以支持王×1认为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构成恶意串通的主张。
另一方面，关于王×1的合法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的问题，王×1所主张的利益中包括拆迁补偿的利息与房屋安置的利益。首先，本案中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仅涉及房屋安置问题，未涉及拆迁补偿问题，故王×1以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所主张的拆迁补偿利益并非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其次，王×1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长期居住于北豆芽胡同×5号院；且其在同一地区承租了北豆芽胡同×6号院公房1间，已就该房屋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获得安置。因此，本院难以认定王×1就北豆芽胡同×5号院仍然享有安置利益。
综上，王×1以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恶意串通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损害其拆迁利益为由要求确认住宅发展中心与王×2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其请求依法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1以原诉理由上诉，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