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4民终9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多娣，女，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成玲，女，199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女，1999年1月1日出生，汉族，儿童摄影师，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经常居住地淮南市田家庵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吉洪，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伟，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国，男，197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安徽铸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因与被上诉人陈建国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8）皖0404民初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多娣及其与阮成玲、陈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吉洪、朱士伟，被上诉人陈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多娣、阮成玲、陈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建国赔偿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各项损失合计486,165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陈建国与阮堂兆系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为承揽关系不客观；2、阮堂兆系上门女婿，婚后与陈多娣一起在安成镇居住，长期在淮南打临工，收入相对稳定，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一审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错误。二、一审法院责任划分不当。虽然阮堂兆事发当日中午喝了一小杯酒，但与事故的发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根据《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涉案仓库施工需相关行政机关审批。陈建国在未提出申请领取许可证的情况下，草率雇佣阮堂兆进行施工，最终造成事故，陈建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陈建国承担10%的责任，明显与其过错程度不相符。三、陈多娣已超过55岁，超过了国家退休年龄，没有劳动能力。此外，由于年龄的增长，其思维、智力已经退化，经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检查诊断，陈多娣无劳动能力。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
陈建国辩称，陈多娣、阮成玲、陈玉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陈建国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889,324.8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多娣系阮堂兆的妻子，阮成玲、陈玉系阮堂兆的女儿，阮堂兆从事的是泥瓦工工作。2017年11月上旬，陈建国因在望峰岗毛纺厂租赁仓库需要进行施工改造，就找阮堂兆到望峰岗毛纺厂仓库去干活，主要是干些扩大仓库门和打水泥地、刷墙等瓦工活，双方约定总价格为2,000元，阮堂兆自己准备工具及召集人员。后张作四经人介绍与阮堂兆一起进行以上工作。2017年11月20日中午11时40分，阮堂兆与张作四一起到望峰岗一家名为“刚子土菜馆”的饭馆吃中午饭，阮堂兆喝了一杯白酒。吃完中饭后，当天下午13时许，阮堂兆在工作时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后被张作四及附近纸箱厂负责人张亚平和李传斌送至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抢救，阮堂兆经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GCS10分，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部头皮挫裂伤，住院10天，共计花费86,689.19元（85,531.19元＋1,158元）。2017年11月30日，阮堂兆家属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医院将可能因之而引起的情况包括死亡告知了家属，患方表示理解并签字，医院给予自动出院。出院后，阮堂兆于同年12月1日凌晨去世。另查明：阮堂兆为农业户口，陈多娣、阮成玲、陈玉系城镇户口，阮堂兆系上门女婿，婚后与陈多娣一起在安成镇居住，后安成镇拆迁，阮堂兆、陈多娣租住于淮南市田家庵区兰亭小区。阮堂兆去世后，遗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直至一审开庭。事故发生后，陈建国垫付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陈建国与死者阮堂兆之间的法律关系。庭审中，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认为阮堂兆与陈建国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因打水泥地、刷墙等达成合意，同时约定由阮堂兆自己提供工具并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劳力及召集人员，安排和分配工作，陈建国不过问具体施工，只需由其支付总价2,000元。上述事实相较于雇佣关系，更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要件，故阮堂兆与陈建国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二、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及各责任主体的责任比例如何分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阮堂兆作为承揽人在完成砸墙工作的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对损害的后果应当自己承担责任，陈建国作为定作人原则上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阮堂兆从事的是一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承揽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能力，陈建国在选任阮堂兆从事该工作时未对其是否具有相应资质、能力进行审查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且未能提供相应的防护设施，故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阮堂兆还有酒后施工的过错，酌定陈建国应当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为宜。三、关于各项诉讼请求。医疗费86,689.19元、丧葬费29,551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精神抚慰金，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10,000元；死亡赔偿金，由于阮堂兆系农村居民，虽然在城镇居住，但是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故参照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720元的标准予以计算，计234,4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多娣、阮成玲、陈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陈多娣为符合被扶养人条件的家庭人员，故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遗体存放费，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诉请的90天的存放费用，并非合理支出，系扩大损失，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合理期间的遗体存放费，由于诉讼请求中包含了丧葬费，而丧葬费是指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致使受害人死亡的，受害人的亲属对死亡的受害人进行安葬所产生的丧葬费用，故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扣除垫付的3,000元，由陈建国负担42,064.02元［（86,689.19元＋234,400元＋29,551元）×10%＋10,000元-3,000元］。判决：一、被告陈建国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各项损失合计42,064.02元；二、驳回原告陈多娣、阮成玲、陈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93元，由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负担11,515元，陈建国负担1,178元。
二审中，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如下：
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发票、门诊病历、检测单及对照表，拟证明：陈多娣有智力障碍，无劳动能力。质证意见：1、陈多娣一审中已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中即应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不应在一审判决后才去检查。2、该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无相关资质部门的证明，不能证明陈多娣不具有劳动能力。
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一审中陈多娣、阮成玲、陈玉提交的社区证明，能够证明陈多娣存在智力障碍。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陈多娣经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检查，计算力差，10以内加减及乘法可，100以内加减困难，初步印象为精神发育迟滞。陈多娣一直没有工作，其自1988年3月与阮堂兆结婚后即依靠阮堂兆扶养生活。2017年11月20日事发当天上午，陈建国明确告知阮堂兆，如中午喝酒，下午就不要干活了。
根据双方当事人上诉与答辩的理由，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系承揽关系是否妥当。二、一审判决划分责任比例是否妥当。三、一审判决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和数额的认定是否妥当。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认定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系承揽关系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承揽一般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陈建国因扩大仓库门和打水泥地、刷墙等瓦工活与阮堂兆达成合意，双方约定总价格为2,000元，阮堂兆自己提供工具并利用自己的技术、劳力进行工作，并由阮堂兆自己召集人员。由此可以看出，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并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劳动工具是由阮堂兆自己提供，报酬是一次性进行结算，由阮堂兆一次性向陈建国提供工作成果，且阮堂兆所提供的劳动是其自己独立的业务，并非陈建国的业务或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认定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认为陈建国与阮堂兆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划分责任比例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仅限于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承揽人阮堂兆承揽的仅是扩大仓库门和打水泥地、刷墙等瓦工活，工作内容并不属于拆改主体结构和明显加大荷载的工程。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认为涉案仓库施工需要相关行政机关审批，先行领取施工许可证方可施工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已查明事实，阮堂兆进行作业的脚手架等工具均系其自己提供，需登高作业是其明知的。同时，阮堂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酒后登高作业会产生安全隐患。且事发当天，陈建国已明确告知阮堂兆不要酒后作业。在此情况下，阮堂兆仍在酒后进行登高作业，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明显具有重大过失。而定作人陈建国仅在对承揽人的选任上存在一定的过失，并无其他明显的过错。因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划分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认为陈建国对事故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10%责任明显与其过错程度不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和数额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阮堂兆系上门女婿，自1988年3月与陈多娣结婚后即在安成镇居住生活。再结合本案事发时阮堂兆即是在城镇工作，陈建国亦认可阮堂兆之前也给其干过活，以及陈多娣是非农业户口等事实，能够证明阮堂兆生前长期在城镇打零工，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阮堂兆的死亡赔偿金符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条件，一审判决按照农村民居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欠妥，本院予以纠正。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156元，故死亡赔偿金应为583,120元（29,156元/年×20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虽然陈多娣未经相关资质部门认定其已丧失劳动能力，但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陈多娣本人没有工作，一直依靠阮堂兆扶养。现陈多娣已年满55周岁，且存在智力障碍，其劳动能力无疑会受到影响。因此，陈多娣、阮成玲、陈玉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情理，本院予以支持。因阮堂兆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陈多娣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9,606元，陈多娣的扶养义务人为3人，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30,706.67元（19,606元/年×20年÷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本案死亡赔偿金总额为713,826.67元。
一审判决认定的医疗费86,689.19元、丧葬费29,551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扣除陈建国已支付的3,000元，陈建国还应赔偿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各项损失合计为90,006.69元〔（86,689.19元＋29,551元＋713,826.67元）×10%＋10,000元－3,000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计算死亡赔偿金欠妥，本院予以变更。同时，一审判决表述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8）皖0404民初1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陈多娣、阮成玲、陈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8）皖0404民初1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陈建国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各项损失合计42,064.02元”为“陈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陈多娣、阮成玲、陈玉各项损失合计90,006.6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诉讼费用负担方式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667元，由陈多娣、阮成玲、陈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永
审判员 魏 宁
审判员 焦 波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倪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