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福永街道桥头社区万延工业城第六栋第3层7号。
法定代表人：邓宗联。
委托代理人：廖森林，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姗姗，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富海工业区第二栋第4层东。
法定代表人：吴小平。
委托代理人：李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健全，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
上诉人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与（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事实紧密联系，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两案合并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兴泽公司原审起诉称：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签订三份《产品订购合同》，合同价款共计2675267.62元。兴泽公司依照合同供货后，粤海公司一直没有付款，2014年3月26日经催要，粤海公司承诺3个月付清，但一直没有付款。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75267.62元，利息从起诉次日起计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兴泽公司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2011年4月9日、5月11日、6月15日的三份《产品订购合同》。（二）2011年4月至7月间双方签字盖章的八份送货单。（三）粤海公司签收的“销售发票签收单”；（四）2014年3月26日双方签署的协议原件，内容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通工程项目2014年1-3月回款元，现将人民币柒拾玖万元转入深圳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另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2011年4-6月欠设备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在3个月内支付。”
粤海公司原审书面答辩称：2009年6月9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参与运营北京联通公司（以下称北京联通公司）无线网络建设项目，兴泽公司以粤海公司名义，并约定按照项目金额的3%支付粤海公司配合费。合作期间，粤海公司收到兴泽公司货物合计2675267.62元，已分4次支付货款，后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实际支付货款3285060.92元，超额支付货款609793.30元，兴泽公司称一直没有付款与事实不符，法院应驳回其请求。粤海公司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2009年6月9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二）2014年3月26日双方签署的协议复印件，内容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通工程项目2014年1-3月回款元，现将人民币柒拾玖万元转入深圳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三）银行进账单（回单）4份及有关支票存根2份，分别为2010年10月26日付款兴泽公司622262.76元，2010年11月11日付款兴泽公司99258.16元，2013年4月8日付款兴泽公司1777354元，2014年3月25日付款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790000元。粤海公司在答辩同时提交反诉状，请求判令兴泽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本金609793.30元、利息51623元、项目配合费80258元。后经原审法院释法，粤海公司另案起诉。
原审庭审中，兴泽公司主张：粤海公司举证的《合作协议书》真实但与办案无关，双方除本案《产品订购合同》纠纷外，尚有北京联通合作项目的业务往来，本案买卖的货物不是用于北京联通项目；粤海公司四次付款3288874.92元，均出于北京联通合作项目专用账户（华夏银行尾号XX845），系支付合作协议的款项，合作协议有关纠纷正在另案审理中。粤海公司主张：对兴泽公司举证的《产品订购合同》、送货单、销售发票签收单予以认可，认为兴泽公司举证的2014年3月26日双方签署的协议原件系伪造，该原件的最后两行字系兴泽公司后来自行添加；双方自2009年6月9日至2014年3月26日存在合作协议书下的业务往来，本案买卖货物发到粤海公司北京办事处用于北京联通项目，四次付款3288874.92元系合作协议下的具体供货款。
原审庭审后，粤海公司提交书面补充说明，主张双方没有共管账户，华夏银行尾号845账户系粤海公司账户。同时申请法院向华夏银行南山支行调取2014年3月25日双方签署协议时的贵宾室录像，原审法院未予准许。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于2009年6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兴泽公司使用粤海公司的公司名称、部分产品的型号和技术资质，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通公司”）进行设备及系统集成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以粤海公司的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交易，兴泽公司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粤海公司配合原告的工作；粤海公司在深圳为兴泽公司设立独立的账号，作为双方合作的专用账号使用，专用账号由兴泽公司单独使用，兴泽公司批准后，每一笔资金才能支出。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签订3份《产品订购合同》，约定：兴泽公司向粤海公司供应GSM联通宽带光纤直放站等设备，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2,675,267.62元。双方均确认已实际履行了上述2,675,267.62元电子产品的交易，粤海公司主张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兴泽公司及兴泽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货款3,285,060.92元，兴泽公司对粤海公司的付款予以否认。粤海公司为证明其付款行为，向法庭提交了兴泽公司转账凭据。
原审法院认为：兴泽公司、粤海公司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产品订购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粤海公司主张已超额支付兴泽公司货款，粤海公司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粤海公司提交的相关单据，原审法院认定粤海公司已向兴泽公司支付超过本案主张金额的货款，兴泽公司虽主张双方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粤海公司已支付的货款系支付本案诉争的货款，故此对兴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02元、保全费5,000元,由兴泽公司承担。
上诉人兴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7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法院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267S267.62元，利息从起诉次日起计算；3、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依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与上诉人提交的《产品订购合同》、《送货单》等没有关联。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是在2009年6月9日签订，由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和北京联通公司合作，合同约定：上诉人独自进行每一个项目的开发、设计、供货、工程施工等，承担对合作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有关的人事安排和管理，被上诉人根本不会参与上诉人与北京联通公司之间的合作。上诉人和北京联通公司合作期间根本不会出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订货合同，不会出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货，更不会出现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发票的可能。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参与北京联通设备及系统入围、参与网络建设的事宜，上诉人给北京联通提供的是完整的设备而不是配件。如果认为《合作协议书》和《产品订购合同》有关联，那产品订购合同的部件能完整的组装成可以正常运转的设备，很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转账凭证的转账时间与《产品订购合同》及《协议》的签订时间不符。1、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一（2010年10月26日、622262.76元）及转账凭证二（2010年11月11日、99258.16元）的转账时间均发生在2010年。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产品订购合同》的时间分别发生在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上诉人履行供货义务的时间发生在2011年4月25日至7月4日期间。不管是《产品订购合同》的签订时间还是供货时间均晚于转账凭证一及凭证二的转账时间，故这两张转账凭证当然不可能作为支付货款的凭证。2、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三（1777354元）的转账时间发生在2013年4月8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2011年4-6月份设备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在3个月内支付”。根据该协议可知，在2014年3月26日之前被上诉人尚未支付2011年4-6月的设备款。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三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货款。而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另案(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69号纠纷中，被上诉人主张该凭证系其向上诉人支付《合作协议书》项下合作款的凭证，在本案中又主张该凭证系其支付2011年4-6月设备款的凭证，说法前后冲突且与事实不符。3、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四（2014年3月25日、79万元）的收款人系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申请被上诉人将2011年4-6月份的设备款支付到该公司名下。反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6日的协议明确约定北京联通公司工程项目2014年1-3月份回款人民币79万元转入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故转账凭证四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合作协议书》中合作款的凭证，并非支付2011年4-6月设备款的凭证。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四张转账凭证均不能作为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凭证。（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转账凭证的付款账户均为被上诉人在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开设的XXXX845账户，该账户系《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专用账户。2009年6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进行交易，上诉人负责独自管理全面工作，被上诉人配合上诉人的工作，被上诉人在深圳为上诉人设立独立的账号，作为双方合作的专用账号使用，专用账号由上诉人单独使用。由此可知，上诉人在以被上诉人名义与北京联通公司合作期间的回款均打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专用账户中。另，2014年3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协议中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北京联通工程项目2014年1-3月回款之现将人民币79万元转入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而被上诉人向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转入79万元的付款账户系其在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尾号XX845的账户。据此可知，上诉人在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开设的尾号XX845的该账户即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专用账户。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故该账户中的资金原本就归上诉人所有，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转账凭证的付款账户均为该合作专用账户。故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转账凭证不应被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凭证。（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四张转账凭证的转账金额与本案主张金额不符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超过本案主张金额的货款”系认定事实不清。且四张转账凭证的金额与上诉人主张的货款2675267.62元差额高达60余万元，而被上诉人对此巨额差额称系“因财物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工作疏忽”造成，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认为一般情况而言，60余万元的差额，因工作疏忽造成的可能性较小，即便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在后期的对账、查账的过程中亦能轻易发现，但被上诉人在诉讼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发现，与常理不符。然而在被上诉人主张与其所提交证据明显不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未对此进行任何查证或说明，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超过本案主张金额的货款”，明显认定事情不清。相反，原告提交的证据《产品订购合同》、《送货单》、及签收发票清单，以及《协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贷款2675267.62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证据已达到证明的标准，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粤海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辩称：被上诉人已按协议的约定，超额向上诉人支付货款，付款总额3288874.92元，一审答辩状中3285060.92元系计算错误，一审开庭已纠正但判决书没更正；关于尾数为845账户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称该账户属于共管账户，二审中又称属于合作专用账户，前后矛盾，该账户是被上诉人的专用账户。粤海公司与北京联通公司是单独的合作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供货合同是与北京联通项目合作协议项下的分支合同，2010年的两笔付款是预付款；2009年6月《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为兴泽公司开立的专用账户并没有设立；2014年3月26日双方签署协议，协议由兴泽公司书写，因当事人缺乏法律意识，故粤海公司方书写了“复印件有效”、当时只拿了复印件，协议原件的后两行字是对方事后添加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于2009年6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兴泽公司以粤海公司名义开展北京联通公司工程项目并独自管理全面工作；双方于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签订3份《产品订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2,675,267.62元，合同货物已经实际履行；粤海公司通过华夏银行南山支行尾号XX845账户，于2010年10月26日2010年11月11日、2013年4月8日、2014年3月25日分四次向兴泽公司付款3288874.92元等事实清楚、属实，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兴泽公司申请法院调取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开立以来的流水记录、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签署的合同及付款情况两项证据；粤海公司申请法院调取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2014年3月25日对公柜台贵宾室上午10-11点半录像的证据，申请鉴定2014年3月26日双方所签订“协议”原件的字迹是否同一人在同一时间用同一笔书写。对上述申请，本院经审查依法准许，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庭质证如下：
（一）关于粤海公司申请调取的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贵宾室录像，该行回函“由于我行录像保存期限为3个月，故无法提供相应录像资料。”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
（二）关于2014年3月26日“协议”原件的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6】物鉴字第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转入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字迹与“另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在3个月内支付”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兴泽公司对鉴定意见予以认可。粤海公司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意见只回答了三项鉴定请求中的一项，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的关键鉴定该机构没有能力鉴定，提请对此再一次鉴定。对粤海公司再次鉴定的申请，合议庭经评议不予准许。
（三）关于华夏银行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信息，该行经查询回复该账户2008年12月29日开立至2015年12月21日的流水及2012年以来交易明细，查询结果显示：1、该账户自开立以来进款，除开户后存入1万元、2010年10月27日往来入账31789元、2013年3月1日柜台入账42208.78元合计83997.78元外，其余进款主要为24笔“人行汇兑”、金额合计约504万元，其中2012年以来交易明细显示北京联通公司“人行汇兑”17笔约424万元。2、该账户开立以来1万元以上大额支出共11笔约511万余元，除粤海公司主张的4笔付款3288874.92元外，尚有2010年4月29日55347.23元、2010年5月5日29986.79元、2010年10月26日19245.24元、2013年1月22日608835.90元、2013年3月27日248966元、2013年12月25日60万元、2013年12月25日267301元等7笔支出合计约182.97万元，其中2013年1月22日及3月27日两笔支出均为柜台转账且均未显示对方户名。兴泽公司对此证据表示认可，主张未显示对方户名的2013年1月22日、2013年3月27日两笔支出即为法院或税务机关扣划，后又退回42208.78元，前后相减即为另案中2013年4月6日“付款承诺”中粤海承诺还款的815593.12元。粤海公司质证主张，此账户只有粤海公司一个户名，不存在共管账户的情况。
（四）关于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付款情况，该公司回复“相关合同文本已按我公司相关档案管理规定进行处理，无法查阅，现为贵院提供12份合同复印件”，“2009年以来，我公司向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付款，收款账户均为XXXX845，开户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并提供付款明细。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12份合同包括工程施工合同及设备购销合同，施工合同内容显示：粤海公司需提供部分设备材料及施工服务，购销合同内容显示：粤海公司需提供设备（包括硬件、软件、材料及工具）及安装、测试、检验、维护等技术服务。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显示，自2010年1月25日至2014年1月23日，向粤海公司共付款31笔合计约504万元。兴泽公司对证据予以认可，主张证明了其履行了《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北京联通公司有关项目，证明了XX845账户为合作协议项下的公管账户。粤海公司对证据予以认可，主张上述合同为其分公司与北京联通公司的合同，与上诉人没有关联。
本院另查明：
（一）在兴泽公司与粤海公司（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案中，粤海公司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双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在2013年4月8日前已全部履行完毕，2013年4月6日出具的付款815593元承诺书，已于2013年4月8日给原告付款177354元，款项支付完毕并且超额。
（二）本案原审中，深圳市博斯特光科技有限公司于原审开庭前书面申请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申请理由为诉讼过程中兴泽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该公司，并提交双方的“债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对此未作出处理。二审经询问，兴泽公司与博斯特光公司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双方该“债权转让协议”未通知债务人粤海公司也未履行，双方协商已经解除了该“债权转让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2009年6月签订《合作协议书》及内容，2011年4月、5月、6月签订3份《产品订购合同》且已实际履行、合同总价款为2,675,267.62元，粤海公司于2010年10月、11月及2013年4月、2014年3月四次向兴泽公司付款3288874.92元等事实没有异议。故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全案情况，本案争议主要集中在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方面，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一）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按约履行；（二）2011年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是否为2009年《合作协议书》项下内容；（三）粤海公司超额支付《产品订购合同》货款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按约履行问题。首先，从双方认可的《合作协议书》内容看，主要内容为：兴泽公司使用粤海公司的名称、部分产品型号和技术资质，参与北京联通公司设备及系统集成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项目；兴泽公司独自进行每一个项目的开发、涉及、生产、供货、施工、验收、回款、售后服务等，独自管理全面工作、承担合作项目资金投入；粤海公司配合兴泽公司开展工作，设立独立账号作为合作专用账号，按项目合同金额收取3%的配合费。《合作协议书》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其次，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付款明细看，北京联通公司与粤海公司名下的项目主要内容为设备及系统集成、无线网络工程等，且有关工程至迟履行到2014年1月，北京联通公司付款均汇入从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合计约504万元。从该银行账户查询信息看，该账户自开立以来进款主要为24笔“人行汇兑”、金额合计约504万元，虽然只有17笔交易明细显示为北京联通公司，但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的付款明细金额吻合，可以认定北京联通公司的工程项目回款，该账户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双方合作专用账户。从双方争议的2014年3月26日“协议”看，无论该协议的原件还是复印件，均写明“深圳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通室分工程项目2014年1-3月份回款……”，亦即粤海公司要支付北京联通项目回款给兴泽公司，双方对此内容均无异议。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按约定得以实际履行，即兴泽公司以粤海公司名义独立开展与北京联通公司的相关项目。粤海公司提出的其与北京联通公司是单独的合作关系，北京联通公司提供合同与上诉人无关，《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为兴泽公司开立的专用账户并没有设立等主张，与上述证据相矛盾，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故不能成立。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1年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是否为2009年《合作协议书》项下内容。首先，从双方无异议的《产品订购合同》、送货单、销售发票签收单等证据看，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为深圳，合同标的货物主要为GSM光纤直放站和干线放大器、DCS光纤直放站、WCDMA光纤直放站和干线放大器，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合同文本中所用设备型号并不相符，且诸多配件、辅助材料等没有涉及；送货单载明的送货地址为粤海公司在深圳的注册地址。兴泽公司对其提出的《产品订购合同》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北京联通公司项目无关、是单独的合同等主张，提供了上述证据支持。其次，粤海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另一案（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案原审中，相关陈述前后存在不一致，并有粤海公司与北京联通公司是单独的合作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供货合同是与北京联通项目合作协议项下的分支合同等相互矛盾的陈述，对其提出的《产品订购合同》是《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具体内容、本案买卖货物发到粤海公司北京办事处用于北京联通项目等主张，没有提供北京地址的货运单等相应的证据支持。综上，按照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兴泽公司主张的证明力明显高于粤海公司主张的证明力，因此可以认定《产品订购合同》与《合作协议书》无关，是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粤海公司超额支付《产品订购合同》货款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首先，鉴于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双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按约实际履行，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XXXX845账户为合作专用账户，该账户进款主要为双方在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回款，故粤海公司2010年10月26日、2010年11月11日、2013年4月8日、2014年3月25日四次付款3288874.92元，应认定为属于向兴泽公司支付的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回款，而不是双方2011年签订《产品订购合同》的货款。其次，双方于2014年3月26日签署的“协议”，由双方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因涉及大额资金，一般而言当事人会慎重对待，双方各执一份以保护自身权益，粤海公司主张当时没有拿原件，不符合商业习惯和日常生活逻辑。粤海公司主张原件的后两行字迹“另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2011年4-6月份欠设备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在3个月内支付”系兴泽公司事后添加，现经司法鉴定为同一人书写，粤海公司又没有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应认定该“协议”原件的证据效力。综上，粤海公司关于双方2011年《产品订购合同》货款已超额支付的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应认定其尚欠兴泽公司货款人民币2675267.62元未支付。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采信有误，本院依据查清的事实予以纠正。兴泽公司的上诉理由有相关证据支持，其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粤海公司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70号民事判决。
二、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所欠货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及该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从兴泽公司原审起诉日次日即2015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支付给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404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760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德 军
审 判 员 田 磊
代理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余祎（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