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16565号
原告孙某1，男，195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法定代理人邵某，女，198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梁欣，北京更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女，1944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孙某2，女，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代理人陈金，黑龙江鼎圆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某3（兼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的委托代理人），男，196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孙某4，女，195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代理人冯成豹（系被告孙某4之夫），1942年9月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孙某5，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张某1，女，196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郑某1，男，197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郑某2，男，193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孙某6（兼被告孙某5、被告张某1、被告郑某1、被告郑某2的委托代理人），女，196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王鹏，男，197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告张某2，男，197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代理人马冬英（系被告张某2之妻），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郑某3，女，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孙某1与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5、被告张某1、被告郑某1、被告郑某2、被告孙某6、被告张某2、被告郑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京京、刘更超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的法定代理人邵某、被告孙某3、被告孙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金、被告孙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冯成豹、被告孙某5、被告孙某6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鹏、被告张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冬英、被告郑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2、被告郑某3在第1次庭审时，被告孙某4在第3次庭审时，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1诉称：原告孙某1与孙某7（在诉讼过程中死亡）、被告孙某5、被告孙某4、被告孙某6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被继承人董某系上述人员的母亲，其于2008年9月19日去世；孙某8系上述人员的父亲，其于1976年去世；孙某8在去世前未留下任何遗嘱；被继承人董某于2007年立下遗嘱，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园x号楼x单元302室商品房（以下简称：302室）以及x园x号楼x单元601室商品房（以下简称：601室）作为遗产指定原告孙某1个人继承；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大民特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原告孙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西红门镇二村村民委员会指定，邵某作为原告孙某1的监护人；现原、被告因上述302室、601室的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执，致使原告孙某1目前无法合法继承该遗产。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孙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302室、601室归原告孙某1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共同辩称：不认可原告孙某1诉所提交2份遗嘱，被继承人董某是文盲，不识字；不认可302室、601室系董某的遗产，被拆迁房屋当初是被告王某和爱人孙某7共同出资购买的，后来拆迁才取得2套回迁安置房，所以诉争房屋应属于孙某7、被告王某。
被告孙某4辩称：认可诉争302室、601室系被继承人董某的遗产，认可董某所立遗嘱的效力；同意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即同意确认上述2套房屋归原告孙某1所有；不清楚被拆迁院落的建房情况。
被告孙某5辩称：认可302室、601室系被继承人董某留下的遗产，认可董某所立遗嘱的效力；同意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即同意确认上述2套房屋归原告孙某1所有；被拆迁房屋是董某的房子，是董某在很早之前盖的。
被告张某1、被告郑某1、被告郑某2、被告孙某6共同辩称：认可302室、601室系董某的遗产，认可董某所立遗嘱效力；同意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即同意由原告孙某1继承上述2套房屋；被拆迁房屋是董某建造的，拆迁一共取得两套回迁安置房，即302室、601室，其中601室已经出卖了。
被告张某2辩称：要求依法继承董某的遗产，诉争房屋可以给原告孙某1居住，但不同意归原告孙某1所有。
被告郑某3辩称：要求依法继承董某的遗产，诉争房屋可以给原告孙某1居住，但不同意归原告孙某1所有。
经审理查明：孙某8与董某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7名子女，即长子孙某7、长女孙某9、次女孙某10、三女被告孙某4、四女被告孙某6、次子原告孙某1、三子被告孙某5；至孙某8于1976年7月26死亡时（于1977年3月2日注销户口），其父母均已死亡，其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在孙某8死亡后，董某未再婚，至董某于2008年9月19日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原告孙某1系智力残疾人，残疾等级为2级，其配偶刘某亦为智力残疾人；2012年9月19日，本院作出（2012）大民特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申请人孙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5年11月3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二村村委会）指定原告孙某1的亲属邵某为原告孙某1的监护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作为被告的孙某7死亡，孙某7生前与被告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2名子女；孙某9于上世纪80年代死亡，孙某9生前与被告郑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被告郑某1、被告郑某32名子女；孙某10及其配偶张某3于上世纪80年代在同一日死亡，二人共生育被告张某2、被告张某12名子女。至本案审理时，被继承人董某的法定继承人（含转继承人、代位继承人）均已参加诉讼。就赡养纠纷，董某于2004年将孙某7诉至本院，经双方协商一致，本院于2004年4月26日作出（2004）大民初字第21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孙某7给付董某生活费、医疗费。
董某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x村x街x条15号（以下简称：15号院）；2006年年底，15号院被拆迁；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甲方、拆迁人）与董某（乙方、被拆迁人，委托亲属冯某办理）订立“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回迁房安置协议书”，上述协议载明董某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1间，合法建筑面积为97.93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30.57平方米，被拆迁人现有在册人口1人，实际居住人口1人，即董某；董某选取了2套回迁安置房，即302室（门牌号为x园x号x单元302号，面积为58.35平方米）、601室（门牌号为x园x号楼x单元601号，面积为61.33平方米）；2006年11月12日，二村村委会出具宅基地权属证明，证明董某系西红门镇二村村民，房屋位置为15号院。因董某一家系特殊苦难户，系大兴区西红门镇挂号特补家庭，经二村村委会申请，对董某采取选房后直接上楼的安置方式。15号院被拆迁后，董某及原告孙某1一家居住在302室内；针对601室，董某（甲方、出售方）与李某（乙方、买受方）、北京x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丙方、居间方）于2007年12月3日订立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各方约定董某将601室出卖给李某，房屋成交价格为360000元；原告孙某1、被告张某1、被告郑某1、被告郑某2、被告孙某6、被告孙某5均主张买房人已给付购房款300000元，余款待过户时付清，已给付购房款均用来给董某看病及购买墓地，601室已交付买房人。现原告孙某1及家人居住在302室。审理时，针对302室、601室未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
关于15号院的建房情况，原告孙某1陈述称，15号院内房屋是在1976年左右建造的，建房时孙某8已死亡，当时是由董某、被告孙某6、被告孙某5、原告孙某1参与建房，系家庭成员帮助母亲董某建房，在拆迁前15号院由董某、原告孙某1及配偶刘某居住；被告孙某5、被告张某1、被告郑某2、被告郑某1、被告孙某6、被告孙某4陈述称，15号院内房屋系在1982年由董某、原告孙某1、被告孙某5、孙某7、被告孙某6建造的，系家庭成员帮助母亲董某建房，当时建成有北房6间，后来将北房按3间分开，与拆迁有关的部分房屋由董某、原告孙某1及配偶刘某居住，直至拆迁；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则陈述称，15号院年内房屋是在1982年建造的，系董某、孙某8夫妇在孙某7、被告王某夫妇购得房屋上又翻建的，应系孙某7、被告王某夫妇的财产，至少是董某、孙某8夫妇的财产，并非归董某个人所有，所对应的回迁安置房亦并非董某的个人财产；为证明其主张，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提交出具时间为1967年2月的“大兴县人民委员会买卖房草契”、“大兴县人民委员会买卖印契”，上述文书载明的承买人为孙某7，出卖人为王某1，标的物为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县红星公社的房屋2间，价款共计250元。
为证明董某生前所立遗嘱情况，原告孙某1提交2份遗嘱；落款时间为2007年8月27日的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董某自愿在去世后，将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x园x号楼x单元302室，由次子孙某1个人继承”，该遗嘱由律师张某4代书并见证，由律师邝某见证，由不会书写的董某摁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07年9月9日的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董某自愿在去世后，将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x园x号楼x单元601室，由次子孙某1个人继承”，该遗嘱由律师张某4代书并见证，由律师邝某见证，由不会书写的董某摁印确认；对于立遗嘱过程，见证人张某4、邝某到庭作证，并提交在制作见证遗嘱时制作的2份谈话笔录；为证明遗嘱真实性，原告孙某1提交加盖二村村委会印章的证明，该证明载明：“我村孙某1一直和母亲董某一起住，董某现有住房两个一居室（兴海月苑5-3-302、6-4-601）所有权归孙某1。董某嘱咐将来谁养活孙某1两口子，房产权归谁”，该证明由董某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07年7月26日。为否认遗嘱效力，被告孙某3申请对上述2份遗嘱中董某所按手印进行真伪鉴定；为进行该鉴定，本院调取了（2014）大民初字第2100号案件卷宗，该卷宗中的开庭笔录有董某所按手印；2017年3月9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终止司法鉴定通知书”，函告：“经鉴定人对送检材料进行比对检验并经复核人复核后认为，二枚送检指印为同人同指捺印，中心花纹为斗型，但纹线有错动，可供比对的稳定细节特征较少，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终止本次鉴定，并将送检材料一并退回法院”；至此，因客观原因，鉴定终止。为证明邝某系被告孙某6的同学，存在利害关系，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提交对话录音。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证人证言、遗嘱、终止司法鉴定通知书、死亡证明、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残疾人证、民事调解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张某2、被告郑某3在第1次庭审时，被告孙某4在第3次庭审时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该次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对于被告王某、被告孙某2、被告孙某3提交的“大兴县人民委员会买卖房草契”、“大兴县人民委员会买卖印契”，因根据其所载明房屋坐落无法确定系15号院，且没有其他补强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虽然对于参与建房人员及建房时间存有争议，但考虑到孙某8于1976年死亡，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建房时间均在孙某8死亡之后，故15号院内房屋并非孙某8所建造，本案诉争房屋并不涉及孙某8的遗产处理事宜。虽然15号院内房屋由董某主持建造，其他家庭成员亦有一定程度参与，但在无充分证据佐证时，一般应认定该其他家庭成员的参与建房行为系基于农村风俗在亲属之间具有帮助性质的行为，其不据此取得房屋产权并成为房屋共有人，综合考虑参与建房及房屋建成后的居住使用情况，以及村委会所出具证明，再考虑拆迁时对房屋产权人的认定情况，应认定董某系拆迁前15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15号院的拆迁利益亦应由董某享有。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被继承人董某于2008年9月19日死亡，但其在2007年12月3日将诉争601室出卖，即董某生前已将601室进行处分，且购买人已占有使用601室并支付购房款，即至董某死亡时，601室不是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即601室并非遗产，故对原告孙某1要求将601室作为遗产在本案中进行遗嘱继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601室所立遗嘱，本院不予审查。对于买受人因买卖合同所可能产生之争议，争议方可另行解决，此并非本案遗嘱继承纠纷的审理范畴。针对302室，被继承人董某生前订立代书遗嘱，异议人未举证证明董某在立遗嘱时欠缺立遗嘱能力，该代书遗嘱由1人代书，由2名见证人见证（其中1人为代书人），由不识字的立遗嘱人董某捺印确认，见证人均已到庭作证，并提交当时制作的谈话笔录，原告孙某1亦提交村委会证明予以作证，应认定该份遗嘱合法有效；因尚未针对302室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故对原告孙某1要求确认302室归其所有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针对该房屋所订立回迁房安置协议书的各项合同权利，应由原告孙某1享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董某所订立拆迁协议下坐落于X家园X号楼X单元三○二号回迁安置房的房屋权利由原告孙某1享有；
二、驳回原告孙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九千六百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振
代理审判员 刘京京
代理审判员 刘更超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