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108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昌吉，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国，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巍，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永权，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强，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卢峰，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喜来，男。
上诉人池昌吉、李卫国与被上诉人于永权、李强、卢峰、崔喜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审法院曾与2015年1月7日作出[2013]于民一初字第01734号民事判决，池昌吉、李卫国对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曾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沈中民一终字第11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作出[2016]辽01**民初138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池昌吉、李卫国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池昌吉、李卫国及委托代理人谭巍，被上诉人于永权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强、卢峰、崔喜来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池昌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予给付于永权拆迁补偿款。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8,859,572元拆迁补偿款中，有1,096,161元是针对上诉人承包的30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余下7,763,411元是针对李卫国所承包的80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认定于永权承包的42亩土地，建有27个大棚，房产9275.72平方米，养鱼池两个，其地上物补偿款应为5,106,460元也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认定于永权承包地上的两个养鱼池补偿款归于永权所有也是错误的。
李卫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于永权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于永权承担全部上诉费用，包括鉴定费16,000元。其主要上诉理由：1、被上诉人于永权承包土地不是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永权承包42亩地应得补偿款2,425,568.50元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定16,000元鉴定费由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
于永权在二审针对池昌吉的上诉答辩称：﻿池昌吉动迁是一个大坑和两个猪圈就值90多万，实际拿了272万，还欠李卫国一百多万，写的欠条，实际钱都是我的。我要求去实地考察确认。
于永权在二审针对李卫国的上诉答辩称：动迁款不是动迁办给他的，是通过诉讼得到的，是虚假诉讼。﻿我们承包的时候是推土铲推的，所以多出来几亩，42亩是正确的。上诉人自己找到动迁办同意大坑每平降价为80元。
于永权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8年9月1日，原告从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池昌吉转包给李卫国的80亩土地（其中卢峰承包了20亩，李强承包了18亩，）中承包了42亩用于建大棚栽种果树，建河蟹养殖场房等。2011年7月，原告的承包地被国家征收，原告地上物补偿款经动迁办核定为563万元。二被告将该笔动迁款取走未给付原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二被告返还原告动迁补偿款5,63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5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信用社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池昌吉系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村民。2002年3月1日，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池昌吉（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兴盛村一队南侧土地共计80亩承包给乙方，承包期自2002年3月1日起至2010年3月1日止；承包期内，甲方允许乙方建池塘35亩，用于发展养殖河蟹，其余45亩为水、旱田；承包费按照每年村里规定的费用，签协议之日一次性交齐。协议签订后，双方履行合同。2005年3月1日，池昌吉（甲方）与李卫国（乙方）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自愿将承包土地80亩转包给乙方，在承包期内发生的土地费用由乙方承担并交付甲方，合同签订之日，乙方支付甲方预付款为10万元；承包期限为2005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如遇国家征收或开发，乙方投入的地上物、青苗等补偿费归乙方所有，领取补偿时，乙方按现时情况拨给甲方补偿利润的5%，领款后支付甲方。2007年3月1日，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池昌吉（乙方）又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兴盛村一队南侧土地共计180亩承包给乙方，承包期自2007年3月1日起至2012年3月1日止；承包期内，甲方允许乙方建池塘35亩，用于发展养殖河蟹，其余145亩为水、旱田；承包费按照每年村里规定的费用，签协议之日一次性交齐。2007年11月12日，李卫国成立沈阳市卫国种养殖场，从事苗木种植及家禽饲养，地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李卫国从池昌吉承包的80亩土地内。后被告李卫国将其从池昌吉处转包的80亩土地分别转包给原告于永权、第三人李强、崔喜来、卢峰。其中卢峰承包了其中的20亩，未签订书面合同。李强、崔喜来与李卫国签订了书面合同，约定李强与崔喜来承包其中的18亩地建大棚15个，并在棚内种植苗木及家禽饲养，经营期间乙方共投入资金22万元；如遇国家动迁，在赔偿乙方投入的全部资金后，剩余部分按4：6分成，甲方分四成，乙方分六成，动迁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负责。原告于永权承包了42亩地，建大棚27个，房产9275.72平方米、养鱼池两个，但未签订书面合同。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7月4日，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办事处、沈阳市于洪区征地征收管理办公室联合下发《房屋征收通告》，征收范围为中国沈阳机械基础零部件产业园内兴盛村北壕自然屯，李卫国从池昌吉处承包的80亩土地在此次征收范围内。2011年9月22日，李卫国向池昌吉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全权委托池昌吉办理此次拆迁、安置、领取补偿款等相关事宜。2011年11月7日，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办事处（甲方、拆迁人）与池昌吉（乙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和金额为：房屋及建筑物评后总价7,720,340元、树木花卉评估总价1,139,232元，合计8,859,572元；乙方保证在2011年11月10日前搬迁腾空被拆迁房屋，乙方不得拆除、损坏被拆迁房屋及其公共设施；甲方在2011年12月10日前按本协议约定的货币补偿总额一次性支付乙方。征收协议中的房屋及建筑物评估由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办事处委托辽宁华清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时间为2011年7月4日；树木花卉评估由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办事处委托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作出，评估时间为2011年7月26日。在8,859,572元拆迁补偿款中，有1,096,161元是对被告池昌吉所有的地上物的补偿，其余7,763,411元是针对李卫国所承包的80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在原告于永权承包的42亩地上所建的27个大棚补偿数额为998,400元，房产补偿数额为3,917,384元，养鱼池补偿数额为190,676元，总数额共计5,106,460元。池昌吉领取了拆迁补偿款8,859,572元，李卫国自认收到池昌吉给付的补偿款5,130,000元，同时池昌吉向李卫国出具了数额为1,000,000元的欠条，李卫国给付补偿款卢峰2,000,000元，给李强、崔喜来补偿款940,000元，李卫国实际得款2,190,000元。其余补偿款现由池昌吉持有。
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李卫国自认，于永权在李卫国承包的土地上有投资，拆迁补偿款中有500,000应当给于永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承包协议书、养鱼池承包协议书、李卫国与池昌吉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保证书、限期拆除协议书、欠条、收款收据、拆迁预评说明、电话录音、李卫国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于永权的营业执照、李卫国与李强及崔喜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李卫国手记账目，崔喜来、李强、张业国、李承男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为凭，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池昌吉与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在履行过程中，被告池昌吉将部分土地转包给李卫国，因原承包协议中并未禁止转包，李卫国将相关土地承包费给付池昌吉，池昌吉亦将土地交付李卫国使用，双方已经实际履行。
关于本案拆迁补偿地上物的归属问题。本案原告于永权主张有27个大棚、上万平房产、两个养鱼池及果树系原告于永权所建；被告李卫国主张拆迁土地是李卫国所兴办的卫国种养殖场所在地，所以上述地上物为李卫国所建。一审法院认为，李卫国利用该块土地办理了卫国种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不能同时说明上述地上物全部是李卫国所建。本案第三人李强、崔喜来均在庭审中陈述，李卫国从池昌吉处转包的80亩土地，有42亩转包给了原告于永权，并且由原告于永权在这42亩土地上建设了大棚、房屋、养鱼池等地上物；在原告与被告池昌吉、李卫国的通话录音中，池昌吉、李卫国均表示动迁款中有原告份额，但需要与原告就其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进行核实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保证书中，李卫国等人同意拆迁事宜由池昌吉全权办理一切拆迁赔偿事宜，于永权亦在该保证书上签字，能够说明该土地上确有于永权兴建的地上物。2013年1月18日，被告池昌吉向原告出具计算结果一份，载明“于540卢132李97”，依常理推断可以理解为于永权5,400,000元、卢峰1,320,000元、李强与崔喜来（二人系合伙）970,000元。原告将该计算结果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用以证明池昌吉认可拆迁补偿款中有500余万元应属原告所有。结合第三人陈述、录音证据、池昌吉出具的计算结果、保证书及拆迁补偿明细表，可以认定诉争的42亩地上建有大棚27个，房产9275.72平方米，养鱼池两个。而拆迁补偿款是对地上物的补偿，应当归属于地上物所有权人，上述大棚、房产、养鱼池等地上物补偿数额为5,106,460元，原告于永权自认以及李卫国与池昌吉所签订合同中亦规定有5%（5,106,460元×5%＝255,323元）系应当给被告池昌吉的提成款,扣除应给池昌吉的部分，诉争42亩地上物拆迁补偿款应为4,851,137元（5,106,460元-255,323元）。同时，上述大棚、房屋、鱼池等地上物是在被告李卫国所承包的土地上建筑的，李卫国向池昌吉缴纳了土地承包费，于永权并未向李卫国缴纳土地使用费用，故李卫国亦应当享有土地收益，原告于永权亦同意给李卫国每亩2万元。在拆迁时李卫国与于永权曾各拿5000元评估费，李卫国也出据了手记的投入明细，证人亦证实李卫国有投入。李卫国与李强、崔喜来之间亦约定了分成比例。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定于永权与李卫国双方均有投入。因原告于永权与被告李卫国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未就投资数额及土地收益分配问题作出约定，可参照合伙关系处理。4,851,137元拆迁补偿款在原告于永权与被告李卫国之间平均分配，原告于永权应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425,568.5元。因所有拆迁补偿款均由被告池昌吉领取，被告池昌吉没有给付原告于永权补偿款。故被告池昌吉持有的剩余补偿款扣除其应得的提成款，即2,245,240.45元（7,763,411元-5,130,000元-7,763,411元×5%）应返还原告于永权并支付利息；剩余部分180,328.05元（2,425,568.5元-2245240.45元）由被告李卫国返还并支付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池昌吉领取拆迁补偿款的时间及以及池昌吉向被告李卫国给付拆迁补偿款的时间，利息应当从原告来院诉讼时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告于永权同时主张有一部分果树系其种植，相应补偿款应归原告于永权所有，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三人的证言等均无法证明有哪些果树归于永权所有，故原告主张果树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卫国提出鉴定费16,000元应由原告承担的意见，原告提交土地转包合同并称该合同系李卫国交给原告的，一审法院因原告提交的该合同无被告李卫国、池昌吉签名，且证人李承男亦证实合同公章不是村委会所加盖而对该份证据未予认定，李卫国对该合同笔迹进行鉴定对是否认定该份证据无影响，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鉴定费应由被告李卫国自行承担。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池昌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于永权拆迁补偿款2,245,240.45元，并从2013年7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二、被告李卫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于永权拆迁补偿款180,328.05元，并从2013年7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210元，由原告于永权负担25,005元，由被告池昌吉负担24,762元并直接给付原告，由被告李卫国负担1,443元并直接给付原告。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池昌吉与沈阳市于洪区大兴街道兴盛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在履行过程中，池昌吉将部分土地转包给李卫国，因原承包协议中并未禁止转包，李卫国将相关土地承包费给付池昌吉，池昌吉亦将土地交付李卫国使用，双方已经实际履行。
关于本案拆迁补偿地上物的归属问题。于永权在一审主张有27个大棚、上万平房产、两个养鱼池及果树系于永权所建；李卫国在一审主张拆迁土地是李卫国所兴办的卫国种养殖场所在地，所以上述地上物为李卫国所建。本院认为，李卫国利用该块土地办理了卫国种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不能同时说明上述地上物全部是李卫国所建。本案原审第三人李强、崔喜来均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李卫国从池昌吉处转包的80亩土地，有42亩转包给了于永权，并且由于永权在这42亩土地上建设了大棚、房屋、养鱼池等地上物；在于永权与池昌吉、李卫国的通话录音中，池昌吉、李卫国均表示动迁款中有于永权份额，但需要与于永权就其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进行核实确认。于永权提交的证据保证书中，李卫国等人同意拆迁事宜由池昌吉全权办理一切拆迁赔偿事宜，于永权亦在该保证书上签字，能够说明该土地上确有于永权兴建的地上物。2013年1月18日，池昌吉向于永权出具计算结果一份，载明“于540卢132李97”，依常理推断可以理解为于永权5,400,000元、卢峰1,320,000元、李强与崔喜来（二人系合伙）970,000元。于永权将该计算结果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用以证明池昌吉认可拆迁补偿款中有500余万元应属于永权所有。结合第三人陈述、录音证据、池昌吉出具的计算结果、保证书及拆迁补偿明细表，可以认定诉争的42亩地上建有大棚27个，房产9275.72平方米，养鱼池两个。而拆迁补偿款是对地上物的补偿，应当归属于地上物所有权人，上述大棚、房产、养鱼池等地上物补偿数额为5,106,460元，于永权自认以及李卫国与池昌吉所签订合同中亦规定有5%（5,106,460元×5%＝255,323元）系应当给池昌吉的提成款,扣除应给池昌吉的部分，诉争42亩地上物拆迁补偿款应为4,851,137元（5,106,460元-255,323元）。同时，上述大棚、房屋、鱼池等地上物是在李卫国所承包的土地上建筑的，李卫国向池昌吉缴纳了土地承包费，于永权并未向李卫国缴纳土地使用费用，故李卫国亦应当享有土地收益，于永权亦同意给李卫国每亩2万元。在拆迁时李卫国与于永权曾各拿5000元评估费，李卫国也出据了手记的投入明细，证人亦证实李卫国有投入。李卫国与李强、崔喜来之间亦约定了分成比例。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定于永权与李卫国双方均有投入。因于永权与李卫国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未就投资数额及土地收益分配问题作出约定，可参照合伙关系处理。4,851,137元拆迁补偿款在于永权与李卫国之间平均分配，于永权应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425,568.5元。因所有拆迁补偿款均由池昌吉领取，池昌吉没有给付于永权补偿款。故池昌吉持有的剩余补偿款扣除其应得的提成款，即2,245,240.45元（7,763,411元-5,130,000元-7,763,411元×5%）应返还于永权并支付利息；剩余部分180,328.05元（2,425,568.5元-2245240.45元）由李卫国返还并支付利息。故上诉人池昌吉的第1、2项上诉理由及上诉人李卫国的第1、2项上诉理由并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李卫国提出鉴定费16,000元应由于永权承担的主张。于永权在一审提交土地转包合同并称该合同系李卫国交给于永权的，一审法院因于永权提交的该合同无李卫国、池昌吉签名，且证人李承男亦证实合同公章不是村委会所加盖而对该份证据未予认定，李卫国对该合同笔迹进行鉴定对是否认定该份证据无影响，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鉴定费用应由李卫国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卫国的该项上诉理由并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因上诉人池昌吉、李卫国的各项上诉理由并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池昌吉、李卫国的各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05元，由上诉人池昌吉负担24,762元、上诉人李卫国负担14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庆利
审判员 冯立波
审判员 孔祥政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董 妍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