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292号
原告：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住所地：温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玉苍东路50号。
代表人：陈继光，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金剑。系浙江温州龙湾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高新园区科技园兴区路16号（温州文化商品市场B幢）4楼4FB333室。
法定代表人：陈金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谢文渊，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区路16号温州文化商品市场B幢4楼833室。
法定代表人：郑金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温州旅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温州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温州大道文昌路文化用品市场B幢二楼。
法定代表人：朱寿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金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寿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金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延法，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金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献琴。
被告：余旭浩。
被告：余录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建良，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文。
原告浙江温州龙湾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以下简称高新支行）为与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温州文化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温州旅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杨献琴、余旭浩、余录平、陈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12日向本院起诉。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查封了被告陈金有所有的坐落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畔山路华景别墅C16的房产、被告陈金有所有的坐落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华丽路华丽西村C栋52#602的房产，冻结了被告陈金有持有的深圳市锦菱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查封了被告朱寿海所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马鞍池新村11幢209室房产、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所有的梅赛德斯-
奔驰牌小型汽车一辆及金旅牌大型汽车一辆、查封了被告陈文所有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美丰路88弄143号701室的房产、被告陈文所有的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慧南镇南祝路2999弄8号410室的房产。本院于同日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金剑、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文渊、胡建良，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的委托代理人胡建良，被告陈金有的委托代理人何延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献琴、余旭浩、陈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新支行诉称：2014年1月24日，原告作为贷款人与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19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5年1月20日止，借款月利率以7.8‰计算，逾期月利率以11.7‰计算。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发放贷款1940万元。2015年1月20日，借款期限届满，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作为保证人于2014年1月21日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同意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文化用品开发公司自2014年1月21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194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杨献琴、余旭浩、余录平、陈文分别向原告出具保证函，同意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原告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9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2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月利率以11.7‰计算）；2、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杨献琴、余旭浩、余录平、陈文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负担。在审理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949152.3元及利息（以本金19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2月13日，以本金18949152.3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4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月利率以11.7‰计算）。
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变更登记信息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各被告主体资格；
3、2014年1月24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事实；
4、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函，证明各被告作为保证人向原告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
5、借款借据、账户明细，证明原告已如约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及借款人未按约偿还借款本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的事实；
6、2013年7月30日《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一份，证明：⑴、被告陈金有知晓2013年借款人贷款的用途是以贷还贷的；⑵、在该合同中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均有提供保证；
7、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的公司变更登记资料，证明各被告公司股东构成及各被告知晓本案贷款用途的事实。
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辩称：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于事实。2009年开始向原告借款1950万，由华能集团保证，到2012年我方一直循环使用贷款。2012年发生金融风波，我方资金周转困难，原保证人华能集团负责人病逝，华能集团无法提供担保。当时原告与我方协商按以贷还贷的方式周转资金，但原告要换担保人，于是于2013年我方要求其他被告提供了保证。当时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金有，陈金有占30%股权、陈文占70%股权，但实际是陈金强一人出资投资。合同签订后，各保证人都出具了保函。到期后又通过以贷还贷的方式约定一年期的贷款及本案诉争的借款合同。我方认为原告利息按月利率以11.7‰计算缺乏合同依据且计算过高，也没有说明利息构成，请求依法调整。
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辩称：本案借款经过多次转贷续贷，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应当承担责任。保证函均为格式文本，不能得出上述自然人的被告需承担担保责任的结论。且自然人被告的股权均为代持股权，相关签字也非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函不能作为认定自然人被告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为证明自己辩驳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
1、持股协议六份，证明（1）相关被告均是受委托方代持股份，（2）相关被告对贷款用途不知情。
被告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没有提供证据。
被告陈金有辩称：诉争的借款合同实质上系原告用以贷还贷的方式违规发放的贷款，我方对此毫不知情，更没有同意对借款人和原告间的以贷还贷的借款提供保证，依法我方不应承担担保责任。1、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与原告素有借贷往来。2012年底，原保证人华能集团负责人病逝，无法继续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原告要求借款人另寻保证人。2013年7月30日，借款人无奈之下便由其关联的企业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担保，在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我方仅是挂名股东，并未实际出资。2、诉争金融借款属以贷还贷。2013年7月30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借款用途为“以贷还贷”；2014年1月24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借款用途同样为以贷还贷。因此借款人与原告之间的借贷起初为房地产开发、购买原材料，至2013年7月30日开始为以贷还贷。3、我方对原告的以贷还贷不知情。原告要求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唯一依据为2013年7月29日我方出具的《保证函》。实际上该保证函系为原告与借款人于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合同提供保证责任。2013年7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在保证函之后，在出具保证函时我方不可能知道借款系以贷还贷。此后我方了解到借款用途后便要求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但借款人及原告予以推脱。这也是其他被告均在2014年出具新保证函而我方未重新出具的原因。据此，我方认为借款人为获得贷款，向我方隐瞒了贷款用途，导致我方在出具《保证函》时对借贷双方的以贷还贷事实不知情。4、我方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首先，从事实角度，借款人向原告的贷款之前一直由华能集团担保，我方于2013年7月30日才正式成为“保证人”；原告作为债权人隐瞒了借款的真实用途，使我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了担保。故我方无需承担责任。其次，从合同关系上看，我方出具的《保证函》系诉争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借款人通过以贷还贷方式清偿借款，主合同已履行完毕，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我方没有继续签字确认，无需承担责任。最后，从公平角度，我方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期间为2013年7月29日至2014年1月25日，原告实现债权的最后的保证期限为2016年1月25日，而借款人在贷款到期之前未征得我方同意又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延长了保证期限，加重了我方的保证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辩驳的事实，被告陈金有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2年7月31日的《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复印件，证明2013年7月30日前，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与原告之贷款由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借款用途为购买建材；
2、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的公司变更登记情况，证明文化用品管理公司于2014年1月3日法定代表人从陈金有变更为郑金福，变更原因是陈金有知道以贷还贷不肯保证；
3、委托投资及持股协议，证明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由陈金强实际出资，委托费用及期限中约定陈金有仅是代持股东，陈金有没有实权。
被告杨献琴、余旭浩、陈文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供证据。
被告杨献琴、余旭浩、陈文没有答辩亦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
原告提供的证据1-7经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录平质证。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录平对证据1、2无异议，本院审核后予以认定。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对证据3-6没有异议。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中最高额保证合同，认为因没有记载以贷还贷的事实，认为不能推定当事人知晓，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虽出具保证函，但保证函没有说明以贷还贷，不能推定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知道以贷还贷，对担保函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对证据5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对证据6与证据3合同的金额不一致，其中余录平并未知道2013年以贷还贷的事实，朱寿海虽为法定代表人，郑金福虽原为文化用品管理公司股东、余录平虽为借款人的股东，但仅为挂名股东，相关行为是接受陈金强指示的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陈金强承担，且相关公司都是关联公司。被告陈金有对证据3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合同约定以贷还贷；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在自己出具保证函的第二天才签订借款合同，出具保证函时自己不知道是以贷还贷，2014年1月24日，原告叫其他保证人签字，但陈金有自己并没有签字；对证据5陈金有认为自己不清楚；并对证据6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自己在此合同上签字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企业，并不代表自己在2013年7月29日已经知道借款用途系以贷还贷，对原告的证明对象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证据3、5、6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应予以认定。证据4中杨献琴的保证函出具时间为2015年2月，本案的借款不在其保证期间内，杨献琴的保证函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4中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其余保证函均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予以认定。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贷款用途应当通过书面等方式明确记载或约定，原告仅依据变更登记情况不能证明待证事项，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其股东的更换极为频繁，陈文在2009年才持有股份，刚满18周岁，且在就学期间，没有经济能力受让股份并支付对价，该事实也可印证陈文是代持股份的事实，陈文的担保函是原告送到上海学校让他签的，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陈文知晓贷款用途；由于股权变更需纳税，股东变换均为本案自然人被告，可见股权变动范围相对封闭，之所以出现此情况是因为相关人员系代持股；如此封闭的股权流动有悖正常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7可印证了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提交的代持协议是真实的，也能证明陈文作为在校的学生根本不能履行公司的管理及经营职责，可以印证陈文对借款及用途不知情；陈文的签字是接受陈金强的指示，在担保函上的签字并非陈文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提交的证据可印证代持事实，被告陈文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陈金有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7不能证明陈金有知晓借款人文化用品管理公司1950万是以贷还贷，2013年7月29日陈金有在签名时不知道是以贷还贷，法律规定保证人对以贷还贷不知情不承担保证责任，陈金有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证据7清楚记录了各自然人股东在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不同时间段是否为登记股东的事实，证据与本案有关联，且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应予以认定。
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提供的证据1经原告及被告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录平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提出异议，认为代持股协议是公司内部协议，与本案无关，代持股人提供的保证不受代持股协议的影响。被告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录平无异议。在质证中，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指出：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的证据1可以解释股权变动频繁的原因，根据公司法规定存在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可自行在工商部门登记，也可以以委托他人代持的方式作为隐名股东，因此代持协议具有合法性；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各被告的质证意见，可以说明代持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实际出资人及代持股份的情况；结合陈文刚满18周岁在上海就学的事实，陈金强及陈文系父子关系的事实，被告陈金强出于培养接班人的想法，将自己实际出资的股份由陈文代持，符合法律规定及温州地区关于家族性企业的实际情况，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陈文知晓贷款用途。因此原告关于代持股协议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提供的证据1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约定，而本案的争议是原、被告间的合同纠纷，证据1即使真实，也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即原告，因此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陈金有提供的证据1-3经原告及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质证。原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三性提出异议，认为证据3不影响陈金有就本案提供保证的事实；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均无异。本院认为，证据1-2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予以认定；证据3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约定，而本案的争议是原、被告间的合同纠纷，证据3即使真实，也不可以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即原告，因此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均为依法设立的企业。自2013年4月开始被告陈金强、余录平为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的股东。自2010年12月开始被告余录平、余旭浩为旅游购物中心的股东，朱寿海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16日旅游购物中心的股东变更为陈金强、余录平。自2009年8月开始被告陈金有、陈文为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的股东，2014年1月3日变更为郑金福、杨献琴。2012年7月31日，原告作为贷款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作为借款人、温州华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三方签订了《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用途购建材，借款期限从2012年7月31日到2013年7月21日。2013年7月30日，原告作为贷款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作为借款人、文化用品管理公司及旅游购物中心作为保证人，四方签订了《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1950万元，借款用途以贷还贷，借款期限从2013年7月30日到2014年1月25日；此次借款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用以偿还2012年7月31日的借款。2014年1月24日，原告作为贷款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又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940万元，借款用途以贷还贷，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5年1月20日止，借款月利率以7.8‰计算，逾期按借款利率加收50%计算罚息；本次借款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用以偿还2013年7月30日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发放贷款1940万元。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作为保证人于2014年1月21日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同意为原告关于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自2014年1月21日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194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因计息等仍在保证范围，并约定债权人已提请保证人对主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等。
被告陈金有、陈文于2013年7月29日共同向原告出具保证函，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原告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额19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2013年7月29日到2014年1月25日。被告陈金强、余录平于2014年1月16日向原告出具保证函，同意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原告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月22日被告朱寿海、郑金福分别向原告出具保证函，同意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原告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月23日，被告余旭浩、陈文分别向原告出具保证函，同意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原告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1月20日，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及2015年1月20日前的利息，今尚欠本金18949152.3元及余下的利息。于是原告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高新支行与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已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未偿还借款，按约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对借款本息应承担偿还责任。原、被告之间的利息约定合法，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期内的利息为月利率7.8‰，逾期之后月利率应按7.8‰＊1.5=11.7‰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在2013年7月30日已经为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担保，又于2014年1月21日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均系新贷旧贷的同一保证人，对借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金强、余录平作为借款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的股东，知道涉案借款是以新贷偿还旧贷，应按保证函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于2014年1月21日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债权人已提请保证人对主合同的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当时余旭浩为旅游购物中心的股东，郑金福为文化用品管理公司的股东；公司为他人担保，系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属于股东的知情权范围，余旭浩、郑金福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知道本案借款用途，朱寿海系旅游购物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也明知借款用途，后再出具保证函，依法应按保证函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文于2013年7月29日与陈金有共同向原告出具保证函，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2013年7月30日向原告的借款提供保证，又于2014年1月23日向原告出具保证函，为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2014年1月24日向原告的借款提供保证，系新贷与旧贷的同一保证人，依法应按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上述保证人的担保金额均不低于借款金额，依法应对借款承担全额连带责任。公司法第32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应遵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原则，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的要求；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外部法律关系时，应确认股东资格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应以工商登记材料来确认股东资格。本案即使相关自然人真的接受陈金强的授权作为登记股东，也不影响其应对外承担责任。因此，被告文化用品管理公司、旅游购物中心、陈金强、朱寿海、郑金福、余录平相关的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虽被告陈金有在2013年7月29日出具保证函时可能不知道借款的用途是以贷还贷，但次日被告陈金有即代表文化用品管理公司在《流动资金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字，当时陈金有已经明知借款用途是以贷还贷，但并没有就自己个人的保证问题向原告提出异议，应认定其本人同意为2013年7月30日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被告陈金有向原告出具的保证函保证的最高额为1950万元，保证期间自2013年7月29日到2014年1月25日，被告陈金有出具保证函的保证范围是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1950万元限度内从2013年7月29日到2014年1月25日期间连续发生的向原告的融资债权，这是被告陈金有出具保证函应当明知的责任范围。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向原告的两次借款的时间（2013年7月30日、2014年1月24日）均在保证函约定的保证期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应认定被告陈金有既是被告文化用品开发公司在2013年7月30日借款的保证人，又是2014年1月24日借款的保证人，被告陈金有系新贷与旧贷同一保证人，被告陈金有依法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金有的相关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杨献琴系本案借款的保证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借款18949152.3元及利息（以本金194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2月13日，以本金18949152.3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4日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均月利率以11.7‰计算）。
二、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温州旅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旭浩、余录平、陈文对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借款及利息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代为清偿后，有权向借款人追偿。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8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13200元，由被告温州文化用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温州文化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温州旅游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陈金强、朱寿海、陈金有、郑金福、余旭浩、余录平、陈文负担13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管和平
人民陪审员 项招蝉
人民陪审员 杨 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谷顺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