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行终字第000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怀荣，男，1946年8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武汉人，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章庆文，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洋县民政局，住所地沙洋县平湖路36号，组织机构代码01124578-3。
法定代表人金星文，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维新，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吕明华，湖北希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祖英，女，194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沙洋人。
委托代理人黄勇，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易怀荣诉原审被告沙洋县民政局及原审第三人李祖英婚姻登记管理一案，已由沙洋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鄂沙洋县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判决。原审原告易怀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易怀荣的委托代理人章庆文、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杨维新、吕明华、原审第三人李祖英的委托代理人黄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祖英原居住沙洋县曾集镇蔡庙村，易怀荣系武汉市黄陂区人，双方经人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1971年4月10日，李祖英与易怀荣在原曾集区革命委员会登记结婚。易怀荣后以其与李祖英已于1975年办理过离婚登记为由，于2011年向沙洋县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沙洋县民政局出具相关证明。2011年5月31日，沙洋县民政局给易怀荣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查，易怀荣，男，身份证号为420122194608010056与李祖英，女，身份证号为42012319480815367原来系夫妻，于1975年2月在我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此证明可作离婚证使用”。李祖英在得知沙洋县民政局给易怀荣出具了上述证明后，于2011年8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10月28日，我院作出（2011）沙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沙洋县民政局2011年5月31日给易怀荣出具的离婚证明。易怀荣不服该行政判决，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2年4月16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易怀荣的上诉，维持原判；责令沙洋县民政局于该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2年4月19日，易怀荣向沙洋县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沙洋县民政局派员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后为其出具1975年2月其与李祖英已办理过离婚登记手续的证明。2012年7月24日，沙洋县民政局针对易怀荣2012年4月19日申请作出了《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易怀荣在收到该回复后，于2012年8月14日向沙洋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2年11月9日，沙洋县人民政府作出沙政行复决字（201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沙洋县民政局作出的对易怀荣的上述回复。易怀荣在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沙洋县民政局2012年7月24日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责令被告针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3年4月3日，我院作出（2013）鄂沙洋县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沙洋县民政局的《回复》，易怀荣不服，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9日依法作出（2013）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1号行政判决，认为《回复》中仅认定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在原曾集区区公所柴集公社经雷某泉之手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不属实，而没有明确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的真实婚姻状况是婚姻存续状态还是离婚状态，该不确定状态妨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故判决：一、撤销沙洋县人民法院（2013）鄂沙洋县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沙洋县民政局于2012年7月24日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三、责令沙洋县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3年12月2日，沙洋县民政局重新作出《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内容为：“我局于2012年7月24日给你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结论部分写道：'………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不属实。'已经明确指出，你们当时的婚姻属于存续状态，所以，我局依然坚持不能为您出具离婚证明。如果您有新的证据能够证实您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我局将依法为您出具证明。”原告易怀荣对《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不服，于2014年4月10日向沙洋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沙洋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维持该再回复的复议决定。为此，易怀荣对复议决定仍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沙洋县民政局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国务院《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沙洋县民政局具有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婚姻登记事务的法定职责，同时根据民政局《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沙洋县民政局具有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的职责，以上规定赋予了民政部门对公民婚姻登记状况在行政权上的唯一确认权利。在曾集区1975年原婚姻登记档案已缺失，且从现有保存的纸制档案和电子档案中均无法查明易怀荣所述其于1975年与李祖英已登记离婚的情况下，被告沙洋县民政局通过审查原告易怀荣、李祖英提交的证明材料，以及对易怀荣、李祖英进行询问，并进行相应调查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对原告易怀荣出具《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明确了“你们当时的婚姻属于存续状态”，即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的婚姻状况处于存续状态，并无不妥。原告提出被告沙洋县民政局出具的《再回复》违法了《行政诉讼法》第55条“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因本次《再回复》的内容为“你们当时的婚姻属于存续状态”，与《回复》的内容“我局不能为您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办理过离婚登记手续的证明”不是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对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且被告沙洋县民政局已明确告知，“如果您有证据能证实您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我局将依法为您出具证明”，原告易怀荣并未丧失要求确认其婚姻状况的权利，故原告易怀荣可以在证据确实充分时要求被告沙洋县民政局再为其出具相关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易怀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易怀荣承担。
上诉人易怀荣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以下简称《再回复》）没有证据证实，所依据的事实显然不成立。《再回复》全文没有任何新的证据可以证实其提出的理由和主张。在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该《再回复》前，也没有向上诉人出示行政机关重新调查核实的新的证据，或者是去调查新的证据，而是闭门造车，依据原有的证据重新拟制了个《再回复》就草率结案，对上诉人是极不负责任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出的回复显然是不成立的。二、《关于易怀荣信访事项调查汇报》已确认1975年上诉人与第三人离婚的事实。2012年，沙洋县人民政府根据上诉人反映的情况，沙洋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由县信访局牵头、县监察局、县政府法制办等单位相关人员及律师参加，对上诉人和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进行调查，历时近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了《关于易怀荣信访事项调查汇报》，结论更倾向于上诉人与第三人1975年在柴集公社经雷某泉之手办理离婚登记的说法成立。上诉人认为，由于被上诉人不尊重沙洋县人民政府法制办等单位的调查结论，严重行政不作为，错误出具了《再回复》，应当予以撤销。三、法院质证的新证据已揭示上诉人与第三人离婚的原因。在（2013）鄂沙洋县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中，上诉人易怀荣出示的证据三十九，易怀荣自书《关于我和李祖英离婚的真实原因》一份，2012年10月22日、11月2日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对郑某诊调查笔录各一份及调查笔录期间相关的录音光盘一个，拟证明因为李祖英婚前与案外人有不正当关系而怀孕，在和李祖英结婚仅2个月时间里，李祖英顺产一女婴并致其夭折等事实。在行政诉讼期间，沙洋县民政局及李祖英对此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2013）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1号行政判决书中，沙洋县民政局及李祖英均无新证据反驳上诉人易怀荣出示的证据三十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另外，2014年6月8日第三人的原同一小队的村民官某英也证明，第三人在1971年4、5月份生下一女孩，后被第三人弄死。上诉人认为，调查笔录、证明及相应的录音光盘，足以确定李祖英婚前与案外人有不正当关系而怀孕，在和易怀荣结婚仅2个月时间里，李祖英顺产一女婴并致其夭折等事实的真实性。四、李祖英亲叔叔李某福的证词足以证明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与李祖英已办理了离婚手续。2012年9月14日，县政府联合调查组对李某福的询问笔录中，李某福均承认2011年3月9日武昌区法院对李某福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并不清楚李祖英与易怀荣结婚及离婚的情况。在2011年3月9日武昌区法院对李某福的询问笔录中，李某福陈述易怀荣与李祖英没有离过婚，但承认其亲笔书写的证明及私章的真实性，李某福也承认司法所所作笔录上签名的真实性。在2011年3月9日武昌区法院对蔡法的询问笔录中，蔡法陈述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对李某福调查时，没有对李某福进行恐吓、威胁。在司法所对李某福的询问笔录及李某福亲笔书写的证明中，李某福陈述1975年5月左右易怀荣与李祖英离了婚。上述证据均已在沙洋县人民法院及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中庭审质证过，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认为，按照李某福的证词顺序分析，李某福事实上承认了1975年5月左右易怀荣与李祖英是离了婚的。另外，根据《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李某福、郑某诊作为李祖英的近亲属，其证词足以证明1975年易怀荣与李祖英离婚的真实性。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判决撤销（2014）鄂沙洋县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答辩称，沙洋县民政局已经履行了谨慎审查义务，从现有的档案中无法查明易怀荣所述其于1975年2月与李祖英已登记离婚的事实。根据《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婚姻登记档案遗失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其婚姻状况的证明。依据该条规定，沙洋县民政局应当履行的是审慎审查义务。在此情况下，沙洋县民政局对当事人男女双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易怀荣提交的证据中称其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在原曾集区区公所柴集公社经雷某泉之手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不属实；李祖英提交的结婚证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否定的前提下是合法有效的；李祖英提交的2009年10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纸坊街派出所签发的户口本表明李祖英、易怀荣已婚系夫妻关系。而易怀荣提交的标明已离婚的户口本签发时间是2011年6月8日，这在我局于2011年5月31日因易怀荣提交虚假证据给其出具离婚证明之后（该离婚证明于2012年4月16日被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并且两人提交的户口本中仅仅只有两人的婚姻状况不一致。因而我局采信签发时间在前的户口本。《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五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户口本上夫妻关系的记载可以作为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使用。因此我局认定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的真实婚姻状况是婚姻存续状态。《再回复》基于的事实是：原人民公社保管的婚姻登记档案已全部遗失；2009年10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纸坊街派出所签发的户口本表明李祖英、易怀荣已婚系夫妻关系；1975年2月曾集区柴集公社没有办理离婚登记的权限，且雷某泉当时不在柴集公社工作；曾集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蔡庙村易怀荣、李祖英离婚案件中相关事实的情况汇报》认为，易怀荣的取证材料中涉及曾集镇退休老干部雷某泉出具的证明材料不真实，并明确表述1975年原柴集公社民政办工作人员为李某礼；女方李祖英提交了1971年4月10日办理的结婚证（原件保存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综上，沙洋县民政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祖英发表参诉意见称，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上诉人易怀荣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沙洋县人民法院（2011）沙行初字第00004号判决书及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5年之后出现的户口簿，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2、沙洋县曾集法律服务所对李某福调查笔录及李某福自书证明，证明：原告和第三人1975年离婚及双方离婚后仍同居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将户口迁出曾集镇的事实。3、《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一份，证明：沙洋县民政局作出回复不能出具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办理过离婚登记手续的证明；4、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证人易某清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易某清系易怀荣的亲弟弟，易某清证明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和李祖英离婚：5、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证人易怀祥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易某祥系易怀荣的亲弟弟，易某祥证明知道易怀荣和李祖英离婚的事实；6、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证人苏某华的调查询问笔录两份和相关汇款单各一份，证明：证人苏某华系易怀荣的朋友，苏某华证明见过易怀荣和李祖英1975年的离婚证，此离婚证后被李祖英从易怀荣的保险柜中盗走。2009年11月14日，苏某华向李祖英汇款人民币4万元；7、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证人吴某发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吴某发系易怀荣的朋友，吴某发听说易怀荣和李祖英离过婚；8、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证人易某学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易某学系易怀荣的亲哥哥，易某学证明易怀荣和李祖英结婚后三、四年即离婚；9、沙洋县人民政府对易怀荣的调查询问笔录两份，证明：易怀荣陈述1975年上半年和李祖英在柴集公社办理了离婚手续；10、沙洋县人民政府对李祖英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李祖英面对沙洋县人民政府调查组谎言连篇：（1）仍然陈述2010年8月份在媒体上声称易怀荣没有给李祖英钱，没有分文，捡菜叶艰难度日；（2）仍然否认武昌区法院对其进行训诫记入笔录的事实；11、沙洋县人民政府对陈某柏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陈某柏证明1975年左右雷某泉在柴集公社分管民政工作。12、沙洋县人民政府对李某才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李某才证明1975年初开始雷某泉在柴集公社分管民政工作；13、沙洋县人民政府对李某福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李某福是李祖英的亲叔叔，李某福承认2011年3月9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对其的询问笔录内容属实。但现在陈述易怀荣与李祖英是否离婚不了解；14、沙洋县人民政府对王某然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王某然承认2011年3月9日，武昌区法院对其询问笔录内容属实。再次证明1975年为易怀荣和李祖英开具过离婚介绍信；15、沙洋县人民政府对陈某国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陈某国和易怀荣、李祖英是同一小组社员，知道易怀荣与李祖英离婚的事实，并且全村人都知道他们离婚。16、沙洋县人民政府对刘某未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刘某未与易怀荣系柴集公社建筑队的同事，1975年大约3、4月份，易怀荣与李祖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易怀荣向刘某未出示过离婚证，而且刘某未听易怀荣讲离婚的原因是李祖英有外遇。之后，易怀荣离开了建筑队回原籍；17、沙洋县人民政府对陈某芳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易怀荣在1975年、1976年是以“离婚”的名义离开蔡庙大队的；18、沙洋县人民政府对罗某新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罗某新与易怀荣系柴集公社建筑队的同事，而且还是易怀荣的徒弟，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与李祖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易怀荣向罗某新出示过离婚证；19、沙洋县人民政府对赵某秀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赵某秀证明小公社即柴集公社可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沙洋县人民政府对刘某德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刘某德与易怀荣系柴集公社建筑队的同事，1975年3、4月份，易怀荣与李祖英在柴集公社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易怀荣向刘某德出示过离婚证，而且刘某德听说离婚的原因是李祖英有作风问题。21、沙洋县人民政府对涂某发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涂某发与易怀荣系柴集公社建筑队的同事，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与李祖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易怀荣向刘某德出示过离婚证。22、沙洋县人民政府对彭某友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证人彭某友与易怀荣系柴集公社建筑队的同事，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与李祖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易怀荣向彭某友出示过离婚证；23、沙洋县人民政府对雷某泉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证明：雷某泉承认1975年上半年给易怀荣和李祖英办理过离婚手续。另外，因为作证一事，在武昌区法院诉讼期间，李祖英威胁证人雷某泉；24、《关于易怀荣信访事项调查汇报》一份，证明：沙洋县人民政府调查小组倾向于易怀荣与李祖英1975年在柴集公社经雷某泉之手办理离婚登记的说法成立；25、沙政行复决字（201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沙洋县人民政府无视行政复议期间其组织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的证据材料和《关于易怀荣信访事项调查汇报》结论，维持了被申请人沙洋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26、易怀荣自书《关于我和李祖英离婚的真实原因》一份，2012年10月22日、11月2日原告易怀荣委托代理人对郑某珍调查笔录各一份及调查笔录期间相关的录音光盘（含对官某英的录音）一个，证明：因为李祖英婚前与案外人有不正当关系而怀孕，在和易怀荣结婚后仅2个月时间里，李祖英顺产一女婴并致其夭折等事实；27、武昌区人民法院对证人李某福调查笔录及李某福户籍证明一份，证明：证明李某福系本案李祖英的亲叔叔，曾集法律服务所对其调查及其自书证明是李某福本人真实意思表示；28、武昌区人民法院对证人曾集镇蔡庙村委会主任蔡某法调查笔录及蔡某法户籍证明一份，证明：证明易怀荣和李祖英1975年办理过离婚手续，证人李某福、王某然、陈某芳对曾集法律服务所的陈述系真实意思表示，王某然1975年任原蔡庙大队会计及蔡某法身份；29、（2013）鄂沙洋县行政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2013）鄂荆门行终字第00011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生效的行政判决书撤销沙洋县民政局于2012年7月24日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离婚证明的回复》，并责令沙洋县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0、《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及送达回执“证明”各一份，证明：沙洋县民政局仍然坚持不能为易怀荣出具离婚证明。31、沙政行复决字（2014）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沙洋县人民政府维持了被申请人沙洋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易怀荣先生要求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再回复》。32、官某英出具的《证明》及其照片各一份，证明：李祖英于1971年4、5月（栽秧前）生下一女孩，后被李祖英弄死。
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列证据：1：易怀荣向沙洋县民政局提交的申请书、户口本复印件、曾集镇民政办出具的证明、雷某泉出具的证明、王某然的询问记录、陈某芳的询问记录、李某福的询问记录、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李某福、陈某芳、王某然的调查笔录以及沙洋县民政局对易怀荣的二份询问笔录。拟证明：（1）易怀荣提交的户口本信息；（2）易怀荣提交的李某福、陈某芳、王某然的证人证言与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李某福、陈某芳、王某然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不一致；（3）易怀荣称其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在原曾集区区公所柴集公社经雷某泉之手办理离婚登记手续。（4）沙洋县曾集镇辖区1989年前的婚姻登记档案已全部遗失。2、李祖英向该局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以及沙洋县民政局对李祖英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1）李祖英提交的户口本信息；（2）李祖英与易怀荣于1983年11月13日生育一女；（3）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结婚证是合法有效的，可以证明李祖英与易怀荣是夫妻关系。3、雷某泉的公务员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以及沙洋县民政局对雷某泉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雷某泉1974年10月至1976年4月在周坪村驻队。4、中共荆门县委会组织部1975年干部名册、1975年新增干部名册，拟证明：1975年雷某泉不是曾集区公所的干部。5、沙洋县民政局对许某斌、龙某友、王某新、叶某伦、康某宇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拟证明：雷某泉1974年至1976年在周坪村驻队。6、沙洋县民政局对陈某明、叶某珍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拟证明：1975年办理婚姻登记的的流程是大队会计开介绍信，然后到公社，公社管民政的负责人在介绍信上签字，最后到区公所找民政办公室主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7、雷某秀、高某海、刘某廷三人1975年的结婚证，拟证明：1975年是在曾集区公所办理的婚姻登记手续。8、曾集镇人民政府情况汇报一份，拟证明：1975年原柴集公社民政办工作人员为李某礼，以及雷某泉出具的证明材料不真实。9、荆门市志一张，拟证明：1958年后，行政体制多次变化，婚姻登记由相当于镇（乡）、街道办事处一级机关统一办理。10、沙洋县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一份、回复两份，拟证明：沙洋县民政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第三人李祖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李祖英与易怀荣合法缔结婚姻关系并存续。2、城市粮食供应卡片，拟证明：李祖英与易怀荣至95年仍一起生活，婚姻关系一直存续。3、户口簿复印件（95、02、09、11年），拟证明：户籍记载中李祖英与易怀荣均为夫妻关系，双方夫妻关系一直存续至今，并未有离婚情形。4、易怀荣父母墓碑照片，拟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从未离婚，一直是易家媳妇身份。5、起诉状一份，拟证明：易怀荣于2010年8月25日向武汉市江夏区法院申请与第三人离婚，双方之前婚姻关系一直存续。6、证明一份，拟证明：（1）李祖英与易怀荣系夫妻关系，97年入住东湖山庄10栋1单元201、202室；（2）李祖英自09年回国后，易怀荣常年不在家，李祖英个人生活困难。7、东湖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李祖英生活状况的证明，拟证明目的同证据六。8、证人证言13份，拟证明：（1）李祖英与易怀荣夫妻自结婚后，夫妻关系一直持续，并未离婚；（2）易怀荣未欺骗沙洋县民政局为其出具虚假的离婚证明，收买证人出具虚假的证言的事实；（3）雷某泉1975年并未曾集公社任职，也不可能为李祖英及易怀荣办理离婚手续，其所作证言俱为虚假，并不能反映真实事实。
以上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并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本案证据效力的认定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依照国务院《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具有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婚姻登记事务的法定职责。同时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具有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的职责。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再回复》是在我院撤销其前一回复的情况下作出的。我院撤销前一回复的理由是该回复没有明确1975年2月易怀荣与李祖英的婚姻状态是存续状态还是离婚状态。从本案证据来看，没有确凿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易怀荣与李祖英于1975年2月离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原有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再回复》明确“你们当时的婚姻属于续存状态”，也即易怀荣和李祖英在1975年2月的婚姻状态处于存续状态，并无不妥。该《再回复》的作出是否需要调查新的证据不是被上诉人的强制义务。被上诉人如果认为在原有证据的基础上能够得出明确的结论就不必重新调查。被上诉人已履行其审慎审查职责，该《再回复》已经明确回答了上诉人的相关请求，不再使当事人易怀荣和李祖英双方的婚姻状况处于不确定状态。
对于上诉人提出《关于易怀荣信访事项调查汇报》已确认1975年上诉人与第三人离婚的事实的问题，本院认为，该文件仅是一份信访调查情况汇报材料，其倾向性意见并非权威和指令性意见，不能要求被上诉人沙洋县民政局必须按照该文件的倾向性意见执行，该文件不具有强制性效力，被上诉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调查情况得出相应结论，对上诉人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所述其与第三人离婚原因的问题，因该问题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对该项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李祖英亲叔叔李某福的证词足以证明1975年上半年易怀荣与李祖英已办理离婚手续的问题，本院认为，李某福的证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且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其证明效力不足，对该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易怀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缪 锟
审 判 员 鲁琼丽
代理审判员 朱瑞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曾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