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二法民四初字第53号
原告：张聪贤，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
委托代理人：孙智全，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风二路**号。组织机构代码：X1818795-0。
负责人：黄文杰，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权德，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诗玲，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方衬香，女，汉族，1983年3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谢明香，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翔，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聪贤为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下称农行厚街支行）、方衬香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使管辖权，于同日受理本案，先依法由审判员陈莹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转换适用审理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8日组织证据交换及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智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权德、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原委托代理人傅爽、被告方衬香的委托代理人谢明香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智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权德及邓诗玲、被告方衬香的委托代理人谢明香及张翔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及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6月17日，原告到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贵宾室办理该银行贵宾卡业务。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顾问被告方衬香向原告推荐理财产品。在原告表示同意购买该理财产品后，被告方衬香帮原告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柜台操作购买了人民币1000000元的该理财产品。在该过程中，原告配合输入了原告农行银行卡的密码；被告方衬香既没有与原告就该理财产品办理任何书面手续，也没有就购买该理财产品向原告提示风险。2014年10月21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派遣其工作人员杨小英送给原告由深圳中汇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汇盈信公司）单方出具的无原告署名的合伙协议，并告知该合伙协议所涉的私募基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相关部门立案查处、被告方衬香已离职。原、被告为此发生纠纷，经多次协商无果。原告据此诉请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000000元、支付利息（从2014年6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前述赔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人民币35000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在2017年12月8日庭审后书面申请撤回利息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合伙协议2份、出资确认书、明细对账单、录音资料、名片2份。
被告农行厚街支行辩称：1.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首先，原告没有将款项交付给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原告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将款项支付给深圳中汇盈信进取九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中汇盈信企业）。前述付款情况可显示原告是与中汇盈信企业发生了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没有签订委托理财合同。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没有就案涉理财向原告出具任何凭证。其次，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没有代销中汇盈信企业的合伙份额。原告认购中汇盈信企业的合伙份额不属于传统意义的理财产品，属于合伙投资行为。原告应自行承担其投资行为发生的损失。再次，合伙份额的出让人中汇盈信公司、卢峰、陈泽良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原告与前述合伙份额的出让人签订的合同可能因非法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2.原告曾购买过理财产品，对购买理财产品具备辨识能力，但于开展本案所涉的投资行为时没有履行审慎的注意义务，存有过错。首先，原告于2013年8月16日就其农行银行卡开通了网银功能。使用网银功能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密码具有私密性。原告在承认购买前述合伙份额时输入密码。前述情形可视为原告完全同意受让前述合伙份额，并愿意对该投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其次，原告是“有投资经验投资者”，有三年以上投资风险产品的经验。2013年9月23日，原告曾向被告农行厚街支行购买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的“金钥匙.本利丰”2013年第303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应熟悉购买农行理财产品的过程及预期理财收益的范围。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是否购买合法的理财产品具备辨识能力。案涉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远高于一般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即3个月年利率7%，6个月年利率9%，12个月年利率11%）。原告在付款后4个月内没有要求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出具任何书面凭证，且原告的网银账户没有显示案涉产品的基本信息、交易信息，前述情形可以推断原告明知案涉合伙投资的行为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无关。3.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不知晓原告主张的案涉交易行为。原告主张被告方衬香向原告推荐购买前述合伙份额，但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不知晓该情形。即使原告的前述主张属实，该推荐购买行为也属于被告方衬香的个人行为。原告可依法向被告方衬香主张相关权利。4.就购买案涉产品，原告不是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柜台办理的付款手续。使用网银转账只需用电脑操作即可。使用网银转账需要原告确认收款人的信息，经两次密码验证才可成功转账。原告可以自行修改设定网银转账的限额。综上四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提交的证据有：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电子银行个人服务协议、金穗IC借记卡附则、挂失换卡申请书、银行卡复印件、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使用说明、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业务回单2份、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记账凭证、网银交易流水、电子银行交易查询系统、明细对账单、辞职信。
被告方衬香辩称：原告与被告方衬香之间没有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于2014年6月17日到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不是办理开卡业务。原告曾购买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产品，应清楚购买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产品的程序及操作方法。被告方衬香仅向原告推荐了案涉产品，并在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时已将案涉产品的相关情况告知了原告。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的是中汇盈信公司。原告是在签订合伙协议后出资人民币1000000元购买了案涉产品。中汇盈信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向原告出具了出资确认书。原告在起诉前曾到公安机关报案。中汇盈信公司的管理人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原告与中汇盈信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出资确认书、原告的台胞证复印件、原告购买案涉产品的转账凭证等均保管在中汇盈信公司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办公室中。前述材料已全部为公安机关取得。被告方衬香已申请法院调取前述材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方衬香提交的证据有：照片、提请批准逮捕书复印件、起诉意见书复印件、专项审查报告复印件。
本院查明：
被告方衬香曾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顾问，曾向原告派发印制有关于其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的名片，于2015年8月24日离职。被告方衬香于2014年6月17日（即被告方衬香担任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期间）向原告推荐购买了价值人民币1000000元的案涉产品。原告、被告方衬香主张，被告方衬香于推荐案涉产品时向原告告知案涉产品为期3个月、预期收益率为年利率7%。原告与两被告就被告方衬香有否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存有争议。原告主张被告方衬香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其推荐购买案涉产品。两被告则否认原告的主张。
关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地点的查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提交的网银交易流水显示，原告购买案涉产品的款项人民币1000000元是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于2015年6月17日17时21分一次性从原告的账户汇付至中汇盈信企业的账户。原告主张，前述转账是其配合被告方衬香的操作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柜台办理的，其是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购买案涉产品的。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否认前述转账操作发生在其营业场所，否认原告在其营业场所购买案涉产品。其一，时任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顾问被告方衬香确认，前述转账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柜台办理，其于前述转账办理的过程中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电脑上输入了收款人中汇盈信企业的账号和户名。其二，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均确认前述转账使用的是原告在农行账户上开办的电子银行业务“K宝”功能。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提交的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显示，原告于2013年8月16日就其在农行的账户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河田支行申请开通了“K宝”的电子银行业务，原告就该业务向该支行申报每日限额为人民币50000元。原告主张，其没有修改该业务的限额，使用该业务汇款人民币50000元以上的需要到农行的柜台操作办理。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原告曾调整该业务限额的证据。其三，被告方衬香提供了照片。被告方衬香主张该照片是其于前述转账时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系统中拍摄的。该照片的内容有前述转账“已转人工处理”。原告提交了录音资料。该录音资料反映的是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等于2014年10月24日（该时间为原告起诉前）谈话的情况。谈话中，原告曾当场拨打被告方衬香的电话。被告方衬香在电话中向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表示前述转账是人工处理的。其四，原告于2015年3月19日向本院寄交《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营业厅等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营业场所于2014年6月17日的监控录像。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于2015年4月13日出具《关于贵院调取录像的情况说明》，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不应少于30天，因时间已长，被告农行厚街支行2014年6月17日的录像已被覆盖，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无法提供相关录像。综上四点，原告是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营业场所中、在原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顾问被告方衬香的协助下购买了案涉产品。
关于原告于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是否知晓收款人是中汇盈信企业的查明。原告主张，其在转账购买案涉产品的过程中仅是按被告方衬香的指示输入密码，其于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不知道收款人是中汇盈信企业。两被告则主张原告在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知晓收款人是中汇盈信企业。由于原告付款购买案涉产品的方式是网银转账，原告于网银转账过程中自行输入密码，故原告应于输入密码时浏览网银转账的页面，原告于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应知晓收款人是中汇盈信企业。
关于被告方衬香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时有无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不是由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发售或代销产品的查明。被告方衬香主张，其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前已明确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不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产品。原告则主张，被告方衬香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推荐其购买案涉产品。其一，为证实其前述主张，被告方衬香表示：原告于购买案涉产品时签署了2份预盖有中汇盈信公司等印章的合伙协议；该2份合伙协议于原告签署后由被告方衬香交给保险公司驻点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工作人员杨小英，再由杨小英转交至中汇盈信公司驻东莞市的办事处，最后由中汇盈信公司驻东莞市的办事处转交至该公司在广州市的办公室；该2份合伙协议已为相关公安机关在办理中汇盈信公司相关人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所提取。被告方衬香申请本院向相关公安机关调取该2份合伙协议等。原告否认其于购买案涉产品时曾签署被告方衬香主张的2份合伙协议。本院准许了被告方衬香的前述调查取证申请，经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取证，没有查找到被告方衬香主张的该2份合伙协议。其二，为证实其前述主张，原告提交了其持有的2份合伙协议的原件、出资确认书原件。该2份合伙协议的落款均有合同一方当事人中汇盈信公司名称字样的印章、“卢峰”字样的私章、“陈泽良印”字样的私章。1份合伙协议的落款没有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任何签章。另1份合伙协议的落款有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原告的署名，署名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该时间为原告购买案涉产品后）。出资确认书落款有中汇盈信公司名称字样的印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8日。原告主张：该2份合伙协议及出资确认书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杨小英于2014年10月23日交付给原告的，原告于此时才知晓实际的交易相对方是中汇盈信公司、卢峰、陈泽良，原告于此前没有见过合伙协议及出资确认书；杨小英交付给原告的该2份合伙协议仅加盖有前述公私印章、没有原告的署名；后原告于2014年11月18日就案涉产品向公安机关报案，为向公安机关证实自己是被害人才于报案当日在其中1份合伙协议上署名且注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8日；原告于报案时还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出资确认书。首先，本院在前述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调查取证的过程中，调取到举报案件登记表、原告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合伙协议复印件、出资确认书复印件。举报案件登记表显示原告曾于2014年11月1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表示：原告由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人员被告方衬香接待，于2014年6月17日下午4点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办理案涉产品；案涉产品是三个月的理财产品；被告方衬香在三个月后致电原告告知，案涉产品出了问题，案涉产品为中汇盈信企业的产品，但原告经向农行询问得知，农行没有案涉产品，被告方衬香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帮其做的案涉产品不是农行的理财产品，被告方衬香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是被告方衬香的个人行为等。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调取到的合伙协议复印件与原告提交的落款有原告署名且落款日期注明为2014年11月18日的合伙协议相符。其次，被告方衬香主张：中汇盈信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即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次日）出具了出资确认书；出资确认书作出后的事宜由被告方衬香交杨小英办理、由杨小英联系原告。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在证据交换中否认原告及被告方衬香主张的杨小英的身份，但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在与原告2014年10月24日的谈话中表示认识杨小英、杨小英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最后，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等曾于2014年10月24日（该时间为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前）就原告购买案涉产品的事宜进行谈话；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曾询问原告杨小英将什么材料交给原告,原告回复给了“什么9号产品”，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人员向原告表示“你都没签名”。综上，原告关于其持有该2份合伙协议及出资确认书的来源情况及其签署其中1份合伙协议的情况的主张，应予采信。其三，被告方衬香是原告购买案涉产品的经手人及推荐人，被告方衬香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时曾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不是由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发售或代销产品。综上三点，被告方衬香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时没有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不是由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发售或代销的产品。
被告方衬香提交了起诉意见书复印件。该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为：犯罪嫌疑人卢峰于2012年10月底至同年11月中旬期间在深圳市先后设立了中汇盈信公司、中汇盈信企业，打着私募基金公司的旗号发行所谓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进行所谓的债权类投资；2013年初，卢峰与时任纵横天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老板陈泽良（已于2014年9月17日逝世）密谋后达成以中汇盈信公司作为平台发行所谓的私募产品募资投资纵横天地公司等的协议；2013年上半年，卢峰与相关人员对中汇盈信公司及中汇盈信企业进行系列变更、包装和设计，将中汇盈信公司蜕变为中汇盈信企业的执行合伙人，中汇盈信企业则作为所谓的私募基金产品由中汇盈信公司发行募资（中汇盈信企业的投资项目则是纵横天地公司），并制定产品的合伙协议等作为客户认购该产品的合同性文件；从2013年5、6月以来，中汇盈信公司先后以一期、二期、三期的形式不间断发行、销售产品，同时利用该公司各团队成员的人际关系及客户资源（主要是参与银行理财的高端客户），大肆招揽投资者认购产品；该公司销售及渠道人员则收取客户投资额1%至4%的业务提成进行敛财；2014年9月18日，纵横天地公司的陈泽良突然逝世，纵横天地公司随即资金链断裂、无法再支付中汇盈信公司的投资款及收益，导致认购产品的投资者血本无归；截至2014年9月，卢峰等犯罪嫌疑人利用中汇盈信公司发行中汇盈信企业的产品共募集资金人民币748388500元，募集人数达289人次，其中无法兑付的投资款达人民币325848500元、无法兑现的募集人数有169人次+；中国证券会未批准中汇盈信公司为公开募集资金的资金管理人，中汇盈信公司未向中国证券会注册为公开募集基金销售机构，中汇盈信公司发行的产品未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中汇盈信公司不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犯罪嫌疑人卢峰等人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于2014年12月25日决定将该案移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等。原告主张其未就购买案涉产品受偿任何款项。尚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曾就案涉产品受偿任何款项。
原告在2017年12月8日的证据交换中主张，被告方衬香代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构成表见代理，原告选择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承担前述表见代理的民事责任。原告与两被告在2017年12月8日的庭审中选择适用大陆的法律解决案涉争议。
2013年9月23日，原告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河田支行做了风险评估，评估结果为稳健型。该支行与原告签章形成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使用说明记载，稳健型投资者适合投资低风险、中低风险、中等风险的产品，不适合投资中高风险及高风险的产品。同日，原告在该支行购买了农行发行的“金钥匙.本利丰”2013年底303期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收益型），并为购买该理财产品签署了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申购委托书、业务回单。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确认原告于购买案涉产品前仅购买了前述一次农行的理财产品。
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及原告、两被告的陈述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
原告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是涉台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原告与两被告选择适用大陆的法律处理案涉争议，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大陆的法律。
原告与两被告就原告有否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存有争议。原告以被告方衬香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其推荐购买案涉产品、被告方衬香的前述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主张其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两被告则否认原告的前述主张及前述主张所据的事由。其一，原告与两被告就被告方衬香有无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存有争议。首先，被告方衬香曾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理财顾问，曾向原告派发印制有关于其是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的名片，于时任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期间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其次，本院已查明，原告是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营业场所中、在时任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被告方衬香的协助下购买了案涉产品。再次，本院已查明，被告方衬香于原告购买案涉产品时没有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不是由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发售或代销的产品。最后，虽然本院已查明原告于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应知晓收款人是中汇盈信企业，但由于银行不仅有自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还有代销的产品，故即使原告于转账购买案涉产品时知晓收款人不是农行，也不能据此证实原告于购买案涉产品时知晓案涉产品不是农行代销的产品。综上，本院依法认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方衬香代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且有理由相信被告方衬香有权代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向其推荐购买案涉产品，被告方衬香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其二，被告农行厚街支行以原告曾购买过农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原告知晓购买农行理财产品的流程、原告在购买案涉理财产品过程中没有经历前述流程为由，主张原告在购买案涉产品过程中存有过错。由于原告购买农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仅一次，而且原告该次购买农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时间距离原告购买案涉产品的时间有大半年，即原告该次购买农行发行理财产品的行为不足以使原告就交易农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或农行代销的产品形成习惯性认知，故本院对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两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时任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理财顾问的被告方衬香在超越代理权的情形下以被告农行厚街支行的名义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方衬香有权代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向其推荐购买案涉产品，被告方衬香的前述代理行为有效，原告与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因表见代理关系成立而就案涉产品形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于2015年6月17日出资人民币1000000元购买案涉产品，原告与被告方衬香均确认被告方衬香于推荐案涉产品时告知原告案涉产品为期3个月，原告主张其未就案涉产品受偿任何款项，尚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曾就案涉产品受偿任何款项，故原告主张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向其返还人民币1000000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主张，被告方衬香代表被告农行厚街支行向原告推荐购买案涉产品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选择被告农行厚街支行承担前述表见代理的民事责任，故原告关于被告方衬香返还人民币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原告张聪贤。
二、驳回原告张聪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115元，由原告张聪贤负担人民币31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负担人民币13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被告方衬香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原告张聪贤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莹
审 判 员 吴振滨
人民陪审员 李子聪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董亚茹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