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东山口村北。
法定代表人杨冀，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果力，男，1985年3月18日出生，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法务。
委托代理人黄少权，男，1974年10月12日出生，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法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娇，女，1964年4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霍寿起（刘春娇之夫），男，1963年6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普丽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7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刘春娇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自2003年12月至今一直在特普丽公司检测车间工作，入职时特普丽公司未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我缴纳社会保险。自我在特普丽公司上班开始，每月最多休息4天，且从来没有休过年休假。现在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因特普丽公司未给我缴纳社会保险导致我无法正常退休，需转为社会退休并补足缴费年限。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特普丽公司支付我：1、2003年12月至2014年4月养老保险补偿金90310元；2、2003年12月至2014年2月加班工资78064元；3、2003年12月至2014年4月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5000元；4、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1000元；5、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195790元（自2014年4月起，按照1350元／月计算）。
特普丽公司辩称：刘春娇的入职时间为2011年5月1日，我公司已经为刘春娇缴纳了社会保险，所以不存在社会保险补偿问题。因为刘春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属于自然终止。此外，我公司已经向刘春娇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综上，我公司不同意刘春娇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特普丽公司虽将刘春娇的入职时间界定在2011年5月，却无法对其关联企业在2010年1月为刘春娇缴纳相关社会保险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交相关招用记录，故该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出入证》上所记载的初始时间，并参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法院认定刘春娇自2003年12月26日起与特普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2014年4月13日，刘春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特普丽公司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并不属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自2014年4月14日起，刘春娇仍在特普丽公司工作，双方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刘春娇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2003年12月至2009年12月、2010年2月至2010年5月，特普丽公司没有给刘春娇缴纳养老保险，理应向刘春娇支付相应的补偿。鉴于北京金佳劳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金佳劳务中心）与特普丽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故可以视同为特普丽公司在2010年1月为刘春娇缴纳了养老保险，刘春娇主张该月的养老保险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自2010年6月起，刘春娇转为北京市非农业家庭户口，其养老保险问题应当先行通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解决。刘春娇所主张的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不予处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并结合相关考勤表，特普丽公司应当向刘春娇支付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13日的加班工资，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定。特普丽公司已经向刘春娇支付的加班费部分，法院依法予以扣除。同时，刘春娇未能就2003年12月至2011年4月加班事实之存在完成举证，法院难以支持其相应的请求。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有权享受带薪年休假。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13日，特普丽公司未安排刘春娇休带薪年休假，应当向刘春娇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刘春娇所主张的2003年12月至2007年12月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关于2008年1月至2011年4月的年休假工资报酬问题，因刘春娇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作出判决：一、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春娇二○○三年十二月至二○○九年十二月、二○一○年二月至二○一○年五月养老保险补偿金九千二百五十三元零五分；二、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春娇二○一一年五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加班工资二万零二百五十七元四角八分；三、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春娇二○一一年五月一日至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二千一百九十九元八角五分；四、驳回刘春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特普丽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刘春娇自2011年5月1日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审法院判令我公司向刘春娇支付自2003年12月始的未缴纳养老保险有误；2、我公司与金佳劳务中心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关联公司；3、我公司已足额向刘春娇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原审法院判令我公司支付刘春娇加班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刘春娇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应适用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而原审法院适用特殊时效的规定有误。刘春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2日，刘春娇的户口由河北省安国市迁入北京市房山区，户别为非农户；此前，刘春娇系农业家庭户口。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市金巢装饰材料公司（以下简称金巢公司）成立于1981年2月21日，上级主管部门为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签发的“关于企业改制的批复”金隅集团发（2001）47号的规定将金巢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金巢公司名称变更为特普丽公司（成立日期为2001年9月15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履历表载明杨冀自1994年1月至2001年9月担任原金巢公司总经理，现为特普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最多的股东；金佳劳务中心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均为杨冀），住所地位于金巢公司院内，该劳务中心于2012年8月被申请注销。
2010年1月，金佳劳务中心为刘春娇缴纳了养老、工伤保险。2011年5月至2014年4月，特普丽公司为刘春娇缴纳了养老、失业、工伤等保险。2011年5月1日，刘春娇与特普丽公司订立了至2013年4月30日终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刘春娇在特普丽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11年5月1日，担任操作工，执行标准工时制度（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费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执行；此后，双方经协商将上述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变更为2016年4月30日。2014年4月13日，刘春娇年满五十周岁，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2014年4月14日，特普丽公司与刘春娇签订了自该日起至2015年4月13日止的劳务合同。2014年7月，特普丽公司通知刘春娇解除劳务合同。
刘春娇主张其自2003年12月26日入职特普丽公司，从事检测工岗位工作，在职期间的工作地点并无变化，2009年之前的工资以签字领取现金的形式发放，2010年之后的工资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一般每月休息四天，但休息时间不固定，有时每周休息一天，有时连续工作后休息四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特普丽公司则主张刘春娇经劳动科员工李美丽招聘于2011年5月1日入职其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刘春娇在其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即为当日，其公司未为刘春娇办理入职手续，已经足额支付刘春娇加班费。
刘春娇为证明其主张的入职时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出入证，显示有特普丽公司名字、刘春娇及所在部门制造科、发证日期为2003年12月26日。特普丽公司以该出入证上无其公司公章或负责人签字为由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2、高瑞红的证人证言。高瑞红称：特普丽公司曾与其签订有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持有特普丽公司股份；2010年，其自特普丽公司退休；刘春娇在2000年左右入职特普丽公司，刘春娇在该公司工作了十几年，其曾与刘春娇在同一个检测车间工作，工作内容也一样。特普丽公司称未查明高瑞红是否为其公司员工，以高瑞红的证言前后矛盾为由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3、中国银行存折及交易明细，显示最早一笔钱款的转入时间为2011年6月8日。特普丽公司解释称其公司将钱款转给银行，再由银行向刘春娇等劳动者支付工资。
诉讼中，特普丽公司认可刘春娇自2011年5月1日起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实行每天三班倒（分为白班、中班、晚班，每班时间为8小时）的工作方式。特普丽公司提交的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考勤薄、2012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加班费发放表、2012年6月至2014年3月的工资明细表，其中加班费发放表显示特普丽公司累计向刘春娇支付加班工资5091元。刘春娇认可加班费发放表上系其本人签名，但对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刘春娇称上述工资明细表上显示的加班工资数额错误，与加班费发放表上显示的金额不一致。
关于年休假问题，特普丽公司在原审阶段认可其公司一直没有安排过刘春娇休带薪年休假，且未给予刘春娇年休假工资报酬。
另查，特普丽公司与王春兰之间的劳动争议一案中，落款日期为2009年6月8日的收据显示金佳劳务中心向特普丽公司王春兰收取工作服款100元。
2014年5月28日，刘春娇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特普丽公司支付其养老保险补偿金、加班费、年休假工资等。同日，房山区仲裁委以“超龄”为由作出京房劳人仲通字（2014）第18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刘春娇不服该决定，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原审法院。
本院审理中，本院多次要求特普丽公司员工李美丽到庭说明招聘刘春娇的时间和具体过程，并要求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冀到庭说明情况金佳劳务中心为刘春娇缴纳2010年1月社会保险的具体原因，但此二人均未到庭说明情况。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出入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劳动合同书》、银行对账单、“发放表”及考勤表、居民户口簿及证明信、金佳劳务中心及特普丽公司的工商档案、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在案证实，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特普丽公司虽主张刘春娇系经其公司劳动科员工李美丽招聘于2011年5月1日入职其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刘春娇在其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即为当日，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公司的此项主张。首先，工商资料显示金佳劳务中心系现特普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冀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而金佳劳务中心在2010年1月为刘春娇缴纳了养老、工伤保险，金佳劳务中心虽已被注销，杨冀仍对此负有如实说明的法律义务。但本院多次要求杨冀到庭予以说明，杨冀并未到庭，亦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因金佳劳务中心和特普丽公司存在密切关联，特普丽公司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特普丽公司虽称刘春娇系经其公司劳动科李美丽招聘入职，但本院多次要求李美丽到庭说明招聘刘春娇的时间和具体过程，而李美丽并未出庭予以说明，其公司未尽到必要的举证义务。再次，特普丽公司并未提交招工手续、考勤记录等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刘春娇入职其公司的起始时间。因而，仅凭劳动合同上载明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刘春娇入职特普丽公司的实际起始时间为2011年5月1日，特普丽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具有较大举证义务且具有较强举证能力的情况下未尽到进一步举证的法律义务，其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此外，结合刘春娇所提交的出入证、高瑞红的证人证言等，可以认定刘春娇自2003年12月26日起与特普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
刘春娇在2010年6月才转为非农业户籍人员，特普丽公司未为其缴纳2003年12月至2010年5月的养老保险，依法应支付其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补偿，故原审法院判令特普丽公司未为其缴纳2003年12月至2009年12月、2010年2至同年5月的养老保险补偿金，是正确的。
特普丽公司认可刘春娇自2011年5月1日起每周休息一天的工作方式，同时结合其公司提交的考勤薄，原审法院据此核算出刘春娇在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13日期间的加班情况，并据此判令特普丽公司支付刘春娇加班工资差额，是正确的。
劳动者具有依法享有年休假的权利。特普丽公司认可其公司未安排刘春娇休年休假，故其公司应依法支付刘春娇未休年休假补偿。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具体形式，刘春娇在离职后一年内及时就此提起劳动仲裁，其关于未休年休假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对特普丽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就未休年休假工资适用时效有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卜晓飞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