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8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顺喜，男，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泽川，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7号17栋。
法定代表人：何仁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爱国，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寻，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翠华，女，196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仲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凡凡，女，198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仲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爽，女，199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仲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炜，男，199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仲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梅，女，192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仲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华，男，197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顺喜、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回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翠华、彭凡凡、彭爽、彭炜、杨玉梅（以下简称陈翠华等五人）、李德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顺喜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0102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熊顺喜不承担赔偿责任；2、熊顺喜不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错误的适用事实推定规则，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判。一审依据的事实不确定且存在重大争议，不能推定熊顺喜、李德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二、熊顺喜与彭盛刚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熊顺喜不应承担雇主责任。
陈翠华等五人针对熊顺喜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证明李德华与熊顺喜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是长期买卖关系，熊顺喜的上诉观点不成立。
李德华针对熊顺喜的上诉答辩称，熊顺喜的上诉不成立，其应承担赔偿责任。熊顺喜与李德华有几十次的交易记录并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2,800元，熊顺喜只给了李德华2万元，2,800元差价证明李德华与熊顺喜的买卖关系；熊顺喜与彭盛刚存在雇佣关系，熊顺喜应承担雇主责任；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熊顺喜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责任。
绿色回收公司针对熊顺喜的答辩称，熊顺喜与李德华存在买卖关系，熊顺喜与彭盛刚存在雇佣关系，一审确认正确；熊顺喜作为雇主未尽到安保义务，应承担本案主要责任，彭盛刚作为雇员在提供劳务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承担本案次要责任；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广告牌是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安排熊顺喜回收搬运的，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遗漏诉讼主体。
绿色回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鄂0102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驳回陈翠华等五人对绿色回收公司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陈翠华等五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绿色回收公司承担本次事故责任的法律依据被废止。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绿色回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武汉市江岸区美娣废旧回收站与彭盛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雇佣关系，属于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四、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五、武汉市江岸区美娣废旧回收站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将熊顺喜列为当事人是错误的。六、假设一审法院认定武汉市江岸区美娣废旧回收站的业主熊顺喜与彭盛刚之间雇佣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雇主仅承担20%责任，这是错误的。七、一审法院认定陈翠华等五人的损失明显偏高。
陈翠华等五人针对绿色回收公司的上诉答辩称，绿色回收公司与李德华所在回二站签订销售合同，在回收二站未经公司部门年检情况下，仍将涉案销售发包给李德华存在过错；绿色回收公司所述本次事故不涉及广告牌观点错误，无证据予以证明；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绿色回收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请求驳回绿色回收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李德华针对绿色回收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认可绿色回收公司关于陈翠华等五人损失偏低的观点；一审适用侵权法35条正确，但实际上熊顺喜责任比李德华低，请求二审改判降低李德华责任比例；事故发生时，李德华不在现场，熊勇出具的是伪证，应负法律责任。
熊顺喜针对绿色回收公司的上诉答辩称，绿色回收公司上诉依据的事实不存在，绿色回收公司与李德华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无人和证据证明熊顺喜与李德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一审系主观推断；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且熊顺喜对公安询问笔录不认可；涉案废品，是李德华让熊勇到绿色回收公司过磅收钱，熊顺喜系受李德华委托帮忙雇请技术工人，熊顺喜不应承担责任。
陈翠华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德华和熊顺喜赔偿我方641,728.50元；2、绿色回收经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李德华、熊顺喜、绿色回收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色回收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4日，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等。原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公司收购二站（以下简称收购二站）成立于2007年7月4日，该站隶属于绿色回收公司，负责人为李德华。2013年以后，收购二站的营业执照被绿色回收公司收回；2015年7月16日，收购二站注销税务登记；2017年5月25日，收购二站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
绿色回收公司与李德华之间保持长期的买卖关系，2016年1月4日，双方签订《销售合同》，其中约定经绿色回收公司通知，由李德华派员派车到该公司指定地点回收完毕；李德华在回收、运输、出售绿色回收公司销售的商品时，如遇到需要拆除、运输的部分，李德华需自行处理，拆除及运输费用均由李德华自行承担；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武汉市江岸区美娣废旧回收站成立于2013年8月29日，经营者为熊顺喜，该回收站的经营范围为再生物资的回收与批发（不含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熊顺喜与李德华之间存在数次买卖关系，2016年12月，绿色回收公司通知李德华至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回收废品，包括水箱铁板及一些废旧广告牌，此后，李德华通知熊顺喜至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回收上述废品。2016年12月5日，李德华带着四名工人，熊顺喜带着切割工彭盛刚，乘坐由熊顺喜儿子熊勇驾驶的鄂Ａ×××××号轻型普通货车至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回收废品，当日下午五时左右，李德华带来的四名工人在AN55T9号货车下方递废旧广告牌，彭盛刚与熊勇在车上接，在彭盛刚接到一个广告牌后，一阵大风将广告牌吹倒，彭盛刚随广告牌一同从车上掉落摔伤。随后，彭盛刚被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急救，2016年12月7日，彭盛刚死亡，期间共花费医疗费68,172.46元，由李德华垫付，此外，李德华另支付彭盛刚家属10万元。
2016年12月23日，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岱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社区租户彭盛刚，该居民自2013年起租住在我辖区岱山492号。
彭盛刚与陈翠华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三子女，分别为彭凡凡、彭爽、彭炜，彭盛刚母亲为杨玉梅。2017年5月31日，大悟县宣化店镇大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我村7组村民杨玉梅，现健在，已抚养四个子女，分别为彭秀清、彭盛刚、彭盛稳、彭秀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死者彭盛刚与李德华、熊顺喜、绿色回收公司之间是何关系以及责任承担问题。绿色回收公司与李德华之间保持长期的买卖关系，双方签订有《销售合同》，李德华与熊顺喜之间亦存在数次买卖关系，此次事故的发生系绿色回收公司通知李德华回收废品，李德华再通知熊顺喜回收废品，根据李德华与熊顺喜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可以推定2016年12月5日，李德华与熊顺喜之间发生的是废品回收买卖行为，死者彭盛刚系由熊顺喜带到事故现场，并听从熊顺喜的指示，故彭盛刚应受雇于熊顺喜，熊顺喜作为雇主，对其雇员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该责任比例以20%为宜。熊顺喜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美娣废旧回收站经营范围为再生物资的回收与批发（不含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但此次废品回收包括生产性废旧金属，李德华在熊顺喜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与其进行交易，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以25%为宜。2013年以后，收购二站的营业执照被绿色回收公司收回，该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废品回收公司，在明知李德华丧失废品回收的资质后仍与其进行交易，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该责任比例以50%为宜。彭盛刚在搬运广告牌时未注意自身安全，亦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责任比例以5%为宜。
陈翠华等五人依法应获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住宿费的相应赔偿。上述费用分别为丧葬费23,660元（47,320元÷2），死亡赔偿金541,020元（27,051元/年×20年），精神损失费5万元，交通住宿费法院酌定为1,200元，此外，因此次事故，彭盛刚的医疗费为68,172.46元，以上款项合计684,052.46元。绿色回收公司应承担342,026.23元（684,052.46元×50%），李德华应承担171,013.12元（684,052.46元×25%），熊顺喜应承担136,810.49元（684052.46元×20%）。因李德华已先行垫付168,172.46元，故还应向陈翠华等五人支付2,840.66元。杨玉梅主张其应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但仅凭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丧失劳动能力并无生活来源，故对杨玉梅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审理中，李德华请求追加鄂Ａ×××××的所有人武汉市富业达经贸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及武汉全民健身中心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法院审查，上述两家企业对本案事故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故对李德华的请求法院未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绿色回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翠华等五人赔偿款342,026.23元；二、李德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翠华等五人赔偿款2,840.66元；三、熊顺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翠华等五人赔偿款136,810.49元；四、驳回陈翠华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9元，由陈翠华等五人负担176元，绿色回收公司负担1,754元，李德华负担877元，熊顺喜负担702元，因此款已由陈翠华等五人预交法院，故李德华、熊顺喜、绿色回收公司在支付判决款项时将此款一并支付给陈翠华等五人。
二审中，熊顺喜提交熊顺喜与李德华的电话录音、熊勇的证词、刘辉进书写的证明，均欲证明熊顺喜与李德华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陈翠华等五人，对电话录音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熊顺喜的证明目的；熊勇与熊顺喜是父子关系，对熊勇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刘辉进书写的证明只能证明货款22,800元，且非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李德华认为，熊勇的证言与公安局询问笔录不一致，刘辉进证明货款22,800元，而熊顺喜给李德华是2万元，2,800元是差价，证明李德华与熊顺喜存在买卖关系。绿色回收公司认为，熊顺喜提交的材料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且证人非当事人，不可能知道事实情况。本院认为，熊顺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熊顺喜与李德华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彭盛刚在参与废品回收交易劳动过程中，未能注意自身安全，对其伤后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绿色回收公司明知李德华丧失废品回收的资质仍与其进行交易，导致事故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德华在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参与废品回收交易，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熊顺喜带彭盛刚参与废品回收交易，未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熊顺喜上诉称不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绿色回收公司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熊顺喜、绿色回收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9元，由熊顺喜负担1754.5元，预收熊顺喜二审案件受理费3509元，应退熊顺喜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754.5元。由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54.5元，预收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3509元，应退武汉市绿色文明回收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75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汤晓峰
审判员 张 剑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