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锡商终字第003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鑫联兴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光谷国际B座12层11号。
法定代表人曾海兵，该公司总经理。
代理人宋雪泓、杜钘格，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张希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清华、谈玲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武汉鑫联兴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联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4）宜官商初字第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东公司一审诉称：2013年7月20日，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买卖合同1份，约定远东公司向鑫联兴公司供应价值330130元的线缆，逾期付款部分支付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鑫联兴公司于同年7月24日支付了10万元，远东公司于同年8月5日向鑫联兴公司交付了330130元的线缆，并于同年8月10日向鑫联兴公司开具了330130元的增值税发票。现要求鑫联兴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30130元，并承担以23013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8日起至2014年8月13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鑫联兴公司一审辩称：一、双方约定以支付预付款为合同生效条件，鑫联兴公司未支付预付款，涉案合同未生效。二、本案合同签订前，鑫联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远东公司销售代表和案外人崇阳县温馨田园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阳公司）职员柴金山三方曾就崇阳公司委托鑫联兴公司代购远东公司货物进行过商谈，并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7月22日，鑫联兴公司在远东公司起草并签章的买卖合同上签章，同时也与崇阳公司就委托代购事宜签订了《委托代购协议书》（以下简称代购协议）。此后，因崇阳公司未按代购协议向鑫联兴公司支付货款，鑫联兴公司也就未向远东公司支付预付款。三、崇阳公司和远东公司违反合同和代购协议的约定，避开鑫联兴公司直接进行交易，其所产生的后果与鑫联兴公司无关。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22日，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买卖合同1份，约定鑫联兴公司向远东公司购买总计330130元的电线电缆；交货地点为远东公司仓库，货物到达地点为湖北省通城县沿河一巷；交货方式为由远东公司代运；合同签订后3天内，鑫联兴公司向远东公司支付总价款30%计10万元作为预付款（定金），远东公司收到预付款之日起合同生效，货到签收后7日内支付总货款70%计230130元；若鑫联兴公司逾期付款，支付远东公司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另外买卖合同中明确了远东公司收款账户及账号。嗣后，远东公司通过中海华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向合同指定的交货地点交付了货物，由柴金山进行了签收，远东公司于2013年8月10日向鑫联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330130元的增值税发票。
审理中，鑫联兴公司提供代购协议1份，该协议载明：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的电线买卖合同实际由崇阳公司购买所有，崇阳公司委托鑫联兴公司购买，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由崇阳公司负责接收与确认。该代购协议下方崇阳公司代表人处由柴金山签字。鑫联兴公司提供该证据证明崇阳公司委托其购买远东公司的电线电缆，另外买卖合同及代购协议是远东公司、鑫联兴公司和崇阳公司三方协商签订的，买卖合同约束的相对人应当是远东公司和崇阳公司，应当由崇阳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对此，远东公司认为，代购协议属于委托合同，其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可以选择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其选择鑫联兴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由鑫联兴公司承担买卖合同的合同义务。
审理中，远东公司陈述其已收到鑫联兴公司支付的买卖合同预付款10万元。对此，鑫联兴公司称其从未支付过预付款，根据合同约定未支付预付款，买卖合同尚未生效。对此，远东公司补充提供了银行来帐凭证、派出所证明各1份，其中银行来帐凭证证明本案预付款10万元由张美平支付，派出所证明表明张美平实际居住在湖北省通城县隽水镇沿河一巷，该地址与双方合同约定的送货地址一致，其在收到前述10万元后通过业务人员已与鑫联兴公司进行过联系，证实该10万元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预付款。远东公司认为，根据打款金额、张美平的实际居住地与送货地址的联系，以及其与鑫联兴公司在打款后的确认，能够证实鑫联兴公司支付了预付款，本案合同已实际生效。对此，鑫联兴公司认为：1、银行来帐凭证、派出所证明已过举证期限。2、对银行来帐凭证和派出所证明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3、银行来帐凭证和派出所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一，银行来帐凭证显示付款人为张美平，收款人为远东公司，仅能证明张美平向远东公司付过款，不能证明鑫联兴公司通过张美平或者以张美平的名义向远东公司付款；其二，沿河一巷是街道名，居住有多户人家，并非特指某一户居民的门牌号，因此涉案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为沿河一巷，并不具有专门指向交货给张美平的意思表示。
审理中，远东公司提供了与合同约定数量、型号相符的电线电缆出库单复印件（出库时间为2013年8月5日）以及金额为330130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其已将合同约定的货物送至指定交付地点，并由鑫联兴公司的收货人柴金山进行了签收，且其已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给鑫联兴公司。对此，鑫联兴公司对单据号尾号为05114的出库单（第二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单据号尾号为05114（第一联）、05109、05112、06106的出库单因证据为复印件，故真实性有异议，且所有出库单上打印的接货人张美平也不是鑫联兴公司人员，另外上述出库单上签名人“柴金山”为本案委托代购人，出库单只能证明远东公司向柴金山交付了货物，不能证明向鑫联兴公司交付了货物。对于增值税发票，鑫联兴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此，远东公司又补充提供了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中海公司负责承运本案货物，本案所涉出库单已全部被盗，远东公司应中海公司要求重新制作了出库单，并由鑫联兴公司收货人柴金山在重新制作的出库单上签字后回传给远东公司，故远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系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远东公司已经将合同项下货物交付给了鑫联兴公司。针对上述证据，鑫联兴公司认为：1远东公司提供的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已过举证期限。2、对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3、3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一，申请函、委派书系远东公司和中海公司之间联系工作之函件，没有任何能够证明鑫联兴公司或崇阳公司收到涉案货物的内容；其二，出库单上显示“收货人：张美平”的字样，系远东公司单方面打印完成，不能证明张美平确认收货；出库单商虽有手写“柴金山”字样，但因笔迹系复制所得，且远东公司又未能提供其他能够证明该笔迹系出资柴金山本人真实证据的证据，故出库单也不能证明柴金山确认收货。
审理中，原审法院根据远东公司的申请，至武汉市洪山区国税局对远东公司提供的发票号码为2XXXXX4、金额为330130元、的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情况进行了调查。武汉市洪山区国税局出具情况说明1份，证实由远东公司向鑫联兴公司开具的发票号码为2XXXXX4、金额为3XXXX0元的增值税发票已由鑫联兴公司抵扣。
上述事实，有买卖合同、代购协议、银行来帐凭证、派出所证明、出库单复印件、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鑫联兴公司与崇阳公司签订的代购协议实为委托合同，崇阳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鑫联兴公司购买电线电缆，鑫联兴公司因崇阳公司原因对远东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鑫联兴公司应当向远东公司披露委托人，远东公司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本案中，鑫联兴公司提交了代购协议，向远东公司披露了其与崇阳公司之间的关系，远东公司明确要求选择鑫联兴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故鑫联兴公司应当作为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对于鑫联兴公司提出的其未支付买卖合同预付款，买卖合同未生效，以及其未收到远东公司合同项下货物的抗辩。该院认为，根据通城县公安局隽水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显示，预付款打款人张美平的实际住址与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地址一致，且张美平的打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的预付款金额也一致，根据前述证据之间的联系，能够确认鑫联兴公司已支付合同预付款，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其次，根据远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增值税发票，以及补充提供的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证明远东公司已将合同项下的货物交至指定地点，由柴金山签收，柴金山签收货物与代购协议中约定的“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合同签订的货物由崇阳公司进行接收与确认”相符，再结合该院自武汉市洪山区国税局调取的鑫联兴公司已将远东公司向其开具与买卖合同价款一致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远东公司已经交付总价款为330130元的电线电缆。综上，该院认为，鑫联兴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相对人，在支付买卖合同预付款后，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即发生法律效力，鑫联兴公司收到远东公司向其交付的总价款为330130元的电线电缆后，应当支付对应价款。故该院对于远东公司要求鑫联兴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3013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远东公司要求鑫联兴公司支付该款自2013年8月18日起至2014年8月13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该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符合双方买卖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十二条、第一百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该院判决：鑫联兴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远东公司货款230130元，并支付远东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金24854.04元（以23013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8日起至2014年8月13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1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计6571元，由鑫联兴公司负担。
鑫联兴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张美平与鑫联兴公司系两个不同主体，不存在任何关联，也无委托付款关系，原审认定张美平汇款10万元即为鑫联兴公司的付款，实属牵强。2、出库单为复印件，申请函与委派书等系远东公司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内部工作联系函，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远东公司已交货的事实。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买卖合同和代购协议是在三方协商的基础上分别签订，远东公司当时就知道鑫联兴公司的身份是崇阳公司代理人，即使合同签订后有付款与交货行为，也是远东公司与崇阳公司之间在直接履行，更印证了远东公司对买受人实为崇阳公司是明知的，故买卖合同依法应当直接约束远东公司与崇阳公司，远东公司应向崇阳公司主张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远东公司的诉讼请求。
远东公司答辩称：一、预付款问题。买卖合同约定应付10万元预付款，并约定送货地址为湖北省通城县沿河一巷，此送货地址即为张美平的住址所在地，故远东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张美平是鑫联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美平支付的10万元是根据合同支付的预付款。二、交货问题。代购协议约定“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签订的货物由崇阳公司进行接受和确认”，根据远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增值税发票以及申请函、委派书、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证明远东公司已经将合同项下货物交至约定地点并经柴金山签收，且鑫联兴公司也已将远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据此可推断鑫联兴公司对收货事实是确认的。三、远东公司应当向谁主张权利的问题。买卖合同中未提及崇阳公司，此份合同只约束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代购协议对远东公司没有约束力。鑫联兴公司在原审中披露了崇阳公司的委托人身份，远东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选择向鑫联兴公司主张权利，有理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鑫联兴公司补充提供电话录音1份并附整理的录音文字，主张该电话录音系2015年4月21日鑫联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海兵与远东公司湖北区域经理甘世林之间的通话，甘世林谈到“我不知道他怎么联系的，他怎么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销售点，他找我订的，我不跟他订，私人这种资信我们不可能跟你定合同，他说我找家单位代购可以吧，我说你找的单位我们要做资格审核。他说我在武汉有一家公司，它也有工程，正好他在搬一个新厂，也要安装电缆需要电线，顺便的话，他会帮我代购，他自己那一部分，包括他另外外面还有一部分工程。当时我不肯跟他订，不跟他签，他就说你这边同意代购，然后我就再跟你们联系的”，鑫联兴公司以此证明远东公司、鑫联兴公司及柴金山三方共同商议分别签订买卖合同和代购协议，远东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时明确知道鑫联兴公司系实际买受人柴金山的委托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买卖合同应当直接约束远东公司和柴金山。
经质证，远东公司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理由：1、录音不完整，存在人为剪接；2、不能证明通话人为甘世林；3、不能证明通话人谈及的“他”指柴金山；4、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对此，鑫联兴公司再补充提供电话录音1份并附整理的录音文字，以证明前述录音系信号中断后再次拨通的通话内容，此前双方已就通话主题作了交代，提到了柴金山。
以上事实，由电话录音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如何认定，合同是否直接约束远东公司与案外人崇阳公司。二、买卖合同是否已经生效。三、买卖合同项下货物是否已经交付。
本院认为：一、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认定为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了隐名代理中的合同主体，第四百零二条在规定“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后设置了例外情形，即“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在赋予委托人合同介入权时也有例外，即“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据此，隐名代理的成立不仅以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为前提，还需以第三人对代理关系的认同（包括事后认同）为基础，如果第三人不同意与受托人所代理的委托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即使受托人持有委托人的授权，代理行为仍然不能成立。本案中，如果鑫联兴公司举证的电话录音不属实，那么仅从买卖合同与代购协议同时签订，并不能证明远东公司签订合同时知道鑫联兴公司与崇阳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如果鑫联兴公司举证的电话录音属实，那么从远东公司甘世林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其当初因资信问题已经明确拒绝与柴金山签订合同，虽然此后柴金山委托鑫联兴公司出面代购，但远东公司的意思表示已经排除了对鑫联兴公司作为崇阳公司柴金山代理人的认同，其出于对买方信用或履行能力的考虑只同意与鑫联兴公司本身建立合同关系，此情形属于上述第四百零二条但书部分规定的“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以及第四百零三条但书部分规定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故本案不能援引隐名代理而制约远东公司，应当由签订买卖合同的鑫联兴公司向远东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鑫联兴公司与崇阳公司之间依其合同再行结算。
二、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3天内，鑫联兴公司向远东公司支付总价款的30％计10万元作为预付款，远东公司收到预付款之日起合同生效”，鑫联兴公司以其未支付10万元预付款为由主张合同尚未生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鑫联兴公司如不认可张美平支付的10万元系本案合同之预付款，则其自己未按约支付预付款，故意阻止合同生效，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将视为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
三、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已经交付。远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申请函、委派书等证据所反映的远东公司将货物交至合同约定地点并由柴金山签收的事实，与代购协议约定“远东公司与鑫联兴公司合同签订的货物由崇阳公司进行接收与确认”相符，且远东公司针对涉案买卖合同向鑫联兴公司开具的总额为33013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鑫联兴公司已向税务部门办理了抵扣手续，且至本案诉讼前从未提出“未收货”或“需退票”等异议，以上形成证据锁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对远东公司主张的交货事实予以采信。
综上，鑫联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1元，由鑫联兴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利娜
审 判 员 费益君
代理审判员 瞿俊鹏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