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6行终3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营宽甸满族自治县边江林场，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杨晓铭，系该林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于家东，男，1977年3月23日出生，满族，系该林场副场长，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赵伟，男，1974年11月20日出生，满族，系该林场生产科科长，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镇双广村第十五村民组，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
代表人：宋文艳，系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镇双广村第十七村民组，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
代表人：王俊福，系该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镇双广村第十八村民组，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
代表人：邵作才，系该组组长。
以上三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宝顺，男，195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系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中心学校退休教师，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以上三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国民，系丹东市中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刘希明，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秦常力，男，1967年9月24日出生，系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林政科科员，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姜泽远，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满族，系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国营宽甸满族自治县边江林场因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辽0624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营宽甸满族自治县边江林场（以下简称“边江林场”）的委托代理人于家东、赵伟，被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镇双广村第十五村民组、第十七村民组、第十八村民组（以下简称“双广村十五组、双广村十七组、双广村十八组”）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徐宝顺、张国民，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宽甸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秦常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争议林地坐落于原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朝鲜族乡田广村五组橡子沟毛文有后岗，七组石湖沟、八组大阳沟，实测面积共计361.7公顷。1978年5月1日，原下露河公社田广大队与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工作组签订了《协议书》，加盖了田广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并有协议双方代表人签字。该协议约定，将应划归国有的铺板沟上部、大西沟上部和一队大阳沟、老战沟的全部林地，总面积为3894亩公有林交给田广大队为集体所有林；将大阳沟、石湖沟的3244亩和橡子沟毛文有后岗奔草地往上的978亩集体所有林划为国有，总面积为4222亩，由国家经营管理。嗣后，争议林地登记在国有林登记台帐，而下露河公社田广大队3894亩公有林未在国有森林台帐上有相应的权属登记。1982年宽甸县政府依据相关权属证明材料为第三人国营边江林场核发了***号《林权证》，后因第三人搬迁过程中，该林权证丢失，第三人补办了***号《林权证》。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田广村的工作人员将4594亩（其中包括争议林地3894亩）林木、林地分别登记在各组的集体林地范围内。之后，三原告取得了被告宽甸县政府颁发的***、***、***号《林权证》，包括了争议林木林地。三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林地、林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被告宽甸县政府于2005年5月16日作出宽政发[2005]35号《关于下露河乡田广村第五、七、八村民组与国有边江林场纠纷的处理决定》后，三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6年2月20日作出（2006）宽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宽政发[2005]35号《关于下露河乡田广村第五、七、八村民组与国有边江林场纠纷的处理决定》。被告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宽政发[2014]59号《纠纷决定》，以双方均持有合法有效的林权证为由，将争议林地林木权属双方各半的方式进行了确权。三原告向丹东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丹东市人民政府作出丹政行复决字［2014］40号行政复议决定，对被告作出的被诉《纠纷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宽行初字第000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丹行终字第0012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5）宽行初字第00021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原告请求撤销被诉《纠纷决定》；确认1978年5月1日下露河乡田广大队与宽甸县林业局工作组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被告宽甸县政府给第三人国营边江林场颁发的***号《林权证》以及为第三人补办的***号《林权证》，两本林权证内容一致，属于前后延续关系，相互并不矛盾。但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是以1978年《协议书》为依据办理的，该《协议书》依据的是1955年辽[55]林字第444号《辽宁省清理林权试行办法》，而中共中央（1961）451号《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第一条规定：“天然的森林资源，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已经划归国有的山林，仍然归国家所有。高级合作社时期，划归合作社、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社员个人所有的山林，应该仍然归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和社员个人所有。”故《协议书》将“村公有林从即日起划为国有”，这种划定权属性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上述政策规定的。《协议书》载明将田广村的公有林5094亩（其中包括协议中所称兑换的公有林3894亩）在国有森林台帐上也没有任何的权属记载。故该《协议书》中以村公有林与集体林相互兑换的约定并未实际履行。被告以双方均持有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文件即林权证为由，将争议林地林木权属双方各半作出的被诉《纠纷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关于原告提出确认1978年5月1日下露河乡田广大队与宽甸县林业局工作组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之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并审理的情形。原告可依法另寻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五十六条（四）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宽政发[2014]59号《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下露河乡双广村第十五、十七、十八村民组与国有边江林场纠纷的决定》；二、驳回三原告宽甸满族自治县下露河镇朝鲜族乡双广村第十五、十七、十八村民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边江林场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林地互换协议书中将村公有林划归为国有林是依据《辽宁省清理林权试行办法》作出的，是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的。同时，《协议书》中有相关人员签字，并加盖村公章。现有新的证据2002年11月29日140118号、140119号《辽宁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以证明涉案林地自1978年以来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综上，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
被上诉人双广村十五组、双广村十七组、双广村十八组答辩称，上诉人所谓的新证据《辽宁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属于新证据，该采伐证是2002年取得，一审中没有举证，二审不能作为新证据被采信。同时，宽甸县林业局与上诉人属隶属关系，自己给自己开具采伐证不具有证明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履行，且协议书中将村公有林划过国有林的行为违背当时的政策规定。
原审被告宽甸县政府答辩称，协议书将国有林与集体林予以明确规定，该份协议书有协议双方签订盖章，应予以认可。若该协议无效，就不存在目前的林权纠纷。县政府处理决定的依据是争议山林双方都有林权证在此情况下，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确定双方各半与法有据，应该予以维持。
一审诉讼期间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经过庭审质证，现已随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边江林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采伐许可证，证明涉案林地所有权和经营管理采伐都是上诉人。
被上诉人双广村十五组、双广村十七组、双广村十八组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是新证据，2002年的采伐证，一审前是存在的，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一审应该提供而不提供的，责任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隶属关系，该采伐证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采伐证取得的前提必须是持有合法的林权证、林业设计院的设计规划、森林资源图，仅凭许可证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上诉人至今没有其他证据，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记载的区域大概是十五组的辖区内的，据村民回忆，当时发现有人非法在十五组的山上伐木，十五组群众绝大多数去阻止，在相关部门调解下，上诉人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以每立方米木材30元赔偿了十五组，这份采伐证涉及的山林地还应该确认为十五组。
原审被告宽甸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是林业局发放的，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当时采伐的时候因为被采伐的林地涉诉，所以跟田广村诉讼的当事人协商后，给了补偿款后才进行采伐，当时补偿的钱不是边江林场拿的，当时边江林场将林木承包给案外人采伐，由案外人支付的该笔补偿款。
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辩解称：上诉人账面未支出过该笔补偿款，就算有，该笔补偿30元也不是对林木的补偿，而是对占道等其他的补偿。
二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双广村十五组、双广村十七组、双广村十八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人毛宝福出庭陈述的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边江林场采伐林木的经过。上诉人持有采伐证进行了非法采伐，双方协商后解决，确定赔偿款30元每立方米，不能确定采伐证来源是否正确，也证明不了申请采伐证手续齐全，因此采伐行为是违法的，进行赔偿也是应该的。
上诉人边江林场的质证意见：证人说跟周春年协商，上诉人没有出面，所谓赔偿款是周春年个人支付，与上诉人无关，且周春年不是上诉人的代表人，赔偿的问题我方不清楚。
原审被告宽甸县政府的质证意见：采伐证是真实存在的，证人证言证明不了是否给了钱。
经审查，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毛宝福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所陈述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庭审辩论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原审被告作出的被诉宽政发[2014]59号决定有无事实根据，对被诉行政行为及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辩论观点与其上诉和答辩观点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审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原下露河公社田广大队与宽甸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工作组曾于1978年签订过一份《协议书》，欲将涉案林地4222亩与协议中称应划归国有的3894亩公有林互换，上诉人边江林场所取得的涉案林地的林权证，也是基于上述《协议书》取得的。该协议书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其无效的情况下，不应否定其效力。而解决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的关键，在于上诉人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若上诉人已履行了协议约定内容，那么，在协议未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原审被告应按照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结合其他相关情况，对涉案林地的权属进行确权。若双方均未履行上述协议，原审被告应指导争议双方就协议的履行及效力进行诉讼，待诉讼结果作出后，视情况作出相应的裁决。原审被告在没有查清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仅以双方均持有林权证为由裁决涉案林地权属双方各半实属不当，其作出的被诉宽政发[2014]59号决定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国营宽甸满族自治县边江林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莉
代理审判员 孙 军
代理审判员 张泓泉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姜瑶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