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6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录云，女，1976年7月6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进，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志祥，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小丽，女，1983年2月22日生，汉族，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樾莉，江苏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录云因与被上诉人叶小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5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董录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雍进、戴志祥，叶小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樾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录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叶小丽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叶小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获得60万元不当利益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并非60万元的实际受益人。1.收条是孙永钊出具，60万元收款主体是孙永钊或者南京绿云皮革护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云皮革公司），如果上诉人是实际受益人则应由上诉人出具收条。2.孙永钊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认可60万元实际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实际获得该60万元。3.叶小丽在起诉状中多次自认6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而上诉人没有那么多股权转让给叶小丽，由此可见，上诉人也不会收取60万元。结合孙永钊出具收条以及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该60万元与上诉人无关。因此，上诉人并未获得不当利益，一审判决不当得利返还是错误的。（二）叶小丽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不能否认叶小丽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图，即通过支付60万元对价受让其他股东49%的股权，不管是孙永钊还是上诉人因此取得股权转让对价均具有正当事由和合法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情形。1.从协议名称来看是股权转让协议；2.从协议第4条内容来看，叶小丽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即获得股东身份；3.从叶小丽起诉状中自认的事实看，叶小丽认为其应当支付并已实际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叶小丽认为公司资产及经营状况没有那么高的转让价值，要求减少股权转让款。以上事实表明，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本意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取得股权。叶小丽支付60万元也是基于股权转让。其给付行为具有正当原因和目的。（三）叶小丽主张三方协商一致将60万元中的24.5万元作为新增出资、35.5万元上诉人承诺返还，但叶小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仅依据股东会决议，其主张不能成立。1.叶小丽和原审法院均将股权转让决议中“叶小丽认缴出资24.5万元”错误理解等同为“从叶小丽支付的6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拿出24.5万元作为叶小丽的认缴出资”。这两个事实的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股东会决议无法证明后面的事实。2.股东会决议中虽然涉及变更注册资本且叶小丽认缴出资24.5万元，但不能证明叶小丽认缴出资24.5万元是从6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而来。3.股东会决议是股东形成的决议文件，体现的是一个结果，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记载说将支付给孙永钊60万元中的24.5万元作为新增出资，同样，股东会决议也没有记载说剩余股权转让款由上诉人返还。因此关于叶小丽新增出资24.5万元来源于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以及上诉人承诺返还35.5万元的主张，单看股东会决议无法得出该结论，叶小丽应当提供证据来证明。（四）不管本案涉及的是股权转让还是增资，还是两者兼具，都涉及到第三人，若涉及股权转让应追加孙永钊为本案当事人，若涉及增资则应当追加公司为当事人。
叶小丽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否认其全额收到60万元，但现有证据已证实叶小丽已将60万元全部支付给上诉人。2.上诉人在一审抗辩中称第二份协议已替代第一份协议，认为签约当日签订过二份协议，第一份被第二份替代，并认为60万元是支付给孙永钊的股权转让款，而第二份协议实际上是伪造的。一审时已经经过鉴定，有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予以证明，因此上诉人的抗辩不能成立。叶小丽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已经印证了上诉人在收到叶小丽支付的60万元后，只是将其中24.5万元作为叶小丽入股公司新增出资的事实。因此，上诉人现占有叶小丽35.5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3.上诉人提及的本案应追加绿云皮革公司或孙永钊为第三人，我方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并且在一审中孙永钊也明知诉讼的存在，并且向人民法院提交所谓的情况说明，其在二审中再提出加入诉讼，没有任何依据。
叶小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录云返还不当得利35.5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小丽于2013年底经他人介绍与董录云相识。董录云与其前夫孙永钊（双方于2014年4月离婚）于2009年10月成立了绿云皮革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孙永钊，注册资本为5万元，其中孙永钊占80%股权，董录云占20%股权。2014年5月31日，叶小丽作为受让方与作为转让方的绿云皮革公司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第一份协议），约定转让方转给受让方绿云皮革公司49%股权，对价为60万元。该协议落款“转让方”处加盖绿云皮革公司印章，“受让方”处有叶小丽的签名。当日，绿云皮革公司向叶小丽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叶小丽投入股份金额款陆拾万元整”。2014年6月3日，叶小丽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汇入董录云在兴业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34万元；给付董录云现金1万元；通过南京市六合区杨应兰皮具护理中心的POS机两次刷卡分别23万元、2万元转入董录云在兴业银行南京北京西路支行账号上。
2014年6月30日，绿云皮革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增加叶小丽为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万元，此次增资由孙永钊出资20.5万元，叶小丽出资24.5万元，于2014年6月30日前到位；增资后各股东出资为孙永钊24.5万元，叶小丽24.5万元，董录云1万元。同日，全体股东还讨论通过绿云皮革公司“章程修正案”，其中第3条确定了叶小丽是公司股东、出资额是24.5万元、出资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14日，工商管理部门对绿云皮革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进行了变更核准登记。
一审审理中，董录云认可叶小丽提交的第一份协议的真实性，但其抗辩：1.第一份协议签订后，当发现“转让方”主体绿云皮革公司出现错误后，当日，孙永钊作为“转让方”又与叶小丽重新签订一份《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第二份协议），该协议约定，孙永钊将其持有的绿云皮革公司49%的股权以60万元对价转让给叶小丽。该份协议实际上已替代第一份协议，以绿云皮革公司名义出具给叶小丽60万元的收条是孙永钊向叶小丽出具，表明该60万元是叶小丽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第二份协议签订后，董录云只是代孙永钊收到叶小丽股权转让款35万元，另25万元股权转让款虽叶小丽通过POS刷卡转入董录云的银行账户，但该账户的银行卡一直由孙永钊掌管使用。董录云就上述抗辩提交了第二份协议及孙永钊书写“情况说明”。经质证，叶小丽对第二份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协议是虚假协议；对孙永钊书写“情况说明”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就第一份协议签订过程，叶小丽陈述，该份协议于2014年5月31日上午10至11时在绿云皮革公司总部（南京市大明路107号）签订，当时叶小丽、董录云、孙永钊三人场，协议主要内容由董录云与叶小丽洽谈。协议签订后一式两份，一份由叶小丽收执，另一份交给孙永钊。叶小丽否认当天签订过第二份协议，并主张第二份协议是在第一份协议基础上进行了伪造。比照两份协议，两份协议约定的条款内容相同，页码共2页，均为印刷件；第一份协议抬头“转让方”处为“南京绿云皮革护理有限公司”，第二份协议抬头“转让方”处为“孙永钊”；第一份协议左侧第1页与第2页未加盖骑缝章，第二份协议左侧第1页与第2页加盖“南京绿云皮革护理有限公司”骑缝章；第二份协议第2页落款“转让方”处不仅加盖“南京绿云皮革护理有限公司”印章，还有“孙永钊”签名，且在印文上书写“同意股权转让”。为此，叶小丽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第二份协议第2页“孙永钊”的签名以及印文上书写内容是否形成于2014年5月31日进行鉴定；对第二份协议第1页复印内容与第2页复印内容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进行鉴定；对第二份协议第1页与第2页所盖骑缝章与第2页所盖的公章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进行鉴定。
对于叶小丽提交的2014年6月30日绿云皮革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该公司“章程修正案”，欲证明当叶小丽得知第一份协议系无效协议后，经与董录云、孙永钊重新协商，最终达成将叶小丽支付给董录云的60万元中24.5万元作为入股绿云皮革公司新增出资的事实。董录云质证意见为，对“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叶小丽已实缴出资24.5万元的事实；叶小丽以股东的身份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表明其之前以60万元对价受让孙永钊49%股权后，才成为绿云皮革公司的股东。
一审法院院依据叶小丽的申请，依法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董录云提交的第二份协议进行文书物证鉴定。2016年3月16日，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董录云提交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二页“孙永钊”的签名与样本字迹1（即叶小丽提交的第一份协议）不是同一时间段形成，其形成于样本字迹1之后；落款处印文上书写的字迹“同意股权转让”形成于印文之后，但因为样本不符合条件故不能进行形成时间鉴定。2.董录云提交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一页印刷字迹与第二页印刷字迹不是形成于同一时间。3.董录云提交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一页与第二页所盖骑缝章印文为同次盖印形成，该印文与第二页落款处印文不是形成于同一时间”。该鉴定意见书经质证，叶小丽无异议；董录云认可鉴定意见书真实性，但认为鉴定意见书中鉴定内容为“形成时间”，并非协议是否伪造的问题，实践中同一份协议存在协议双方在不同时间落款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董录云有无取得不当利益35.5万元。对此，法院根据双方已质证的证据评析如下：1.董录云否认全额收到案涉款60万元，但本案现有证据已证实叶小丽已将该60万元全部支付给了董录云。2.董录云始终抗辩，第二份协议已替代第一份协议，案涉款60万元是叶小丽应支付给孙永钊的股权转让款。而叶小丽否认第二份协议的真实性，并认为第二份协议是在第一份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了伪造。第二份协议已经文书物证鉴定，此次鉴定系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具有文书鉴定资质，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客观、公正，法院予以采信。比照两份协议，依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法院认定第二份协议系伪造的协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故董录云的抗辩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3.叶小丽给付60万元所谓股权转让款虽依据是第一份协议，但从董录云抗辩意见来看，董录云已否认了第一份协议，且该60万元实际收款人系董录云。叶小丽提供的绿云皮革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已印证董录云在收到叶小丽支付的60万元后，只是将其中的24.5万元作为叶小丽入股绿云皮革公司新增出资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董录云现占有叶小丽的35.5万元，没有合法根据，属不当利益，应当返还。故叶小丽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董录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返还叶小丽人民币355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董录云提交其兴业银行账户交易对账单及书面说明一份，拟证明2014年6月3日叶小丽将支付给孙永钊的59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该账户，该账户由孙永钊个人实际使用，2014年7月18日孙永钊和董录云购买浦口区林景花园房屋一套，从该账户支出492321.21元。董录云与孙永钊为购买第二套房而办理离婚，实际上一直共同生活，房屋购买完成后已经复婚。叶小丽对银行账户交易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叶小丽支付给孙永钊的股权转让款，只能证明董录云的账户中收到该款项；关于2014年7月18日支出的款项去向，我方不清楚，董录云应承担偿还责任，如果孙永钊与董录云是假离婚，两人共同购置房产，那么应当由孙永钊与董录云共同偿还。
董录云还提交张雪松出具的情况说明、叶小丽及董录云的工作笔记本、董录云个人开户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转账凭证、短信记录、租赁合同、装修凭证、办公用品收据及支付房租单据等证据，拟证明叶小丽受让孙永钊49%股权后于2014年6月4日开始以股东身份工作，参与公司经营，股东变更登记事项与注册资本变更等事项于6月30日一次性办理了工商登记；叶小丽2014年6月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以49%股权比例从公司分红50729元，取得10%提成2872元；为便于叶小丽作为股东监管公司经营，董录云开设账户时绑定叶小丽的手机号码，董录云还曾经通过此卡将部分分红款汇给叶小丽；公司仅装修、购买电脑、桌椅等办公用品和支付房租的投入有记载的就达64万元，加上公司的品牌、客户资源、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财产，公司总资产实际上达到122余万元，故叶小丽以60万元受让公司49%股权对价是客观合理的，也是叶小丽认可的。叶小丽质证认为，对张雪松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叶小丽的工作笔记本，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董录云的工作笔记本，真实性不认可，没有收到董录云单方记录的款项；个人开户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转账凭证、短信记录系复印件，没有原件，即使是真实的，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租赁合同、装修凭证、办公用品收据及支付房租单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董福根系董录云的二哥，有利害关系，绿云皮革公司工作场所不存在装修数十万元的情况，大额的现金收条也不符合常理。
叶小丽在二审中提交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绿云皮革公司2011年至2014年年检利润表和经营情况记录、叶小丽记录的收支明细，拟证明根据绿云皮革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明确此次增资由孙永钊出资20.5万元人民币，叶小丽出资24.5万元人民币，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到位，2014年7月2日绿云皮革公司盖章授权张雪松办理工商登记，叶小丽出资已到位；绿云皮革公司2009年设立，从2011年才开始经营，历年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净利润均是负数，故上诉人陈述公司资产达到100多万元没有任何依据；叶小丽所记账目，收支由董录云统一签字确认，董录云用的是假名字“孙影”签字。董录云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叶小丽已于2014年6月30日前出资到位，股东会决议中记载的是认缴额，办理工商登记填写的内容是认缴金额以及认缴时间，并不是实际出资的时间；被上诉人提交材料并不能说明2014年绿云皮革公司的经营状况，在2013年下半年公司也进行了装修，扩大了经营规模；对于叶小丽提交的账本，叶小丽将2014年8月之前的相关账目销毁，该账目记载了叶小丽作为股东经营管理公司期间收取的相关费用，但并没有交给公司，一直由叶小丽占有；同时，该账目也与我方提交的董录云的记事本中的内容不冲突。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绿云皮革公司股东会决议、绿云皮革公司章程修正案、款项支付凭证，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银行账户交易对账单、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叶小丽要求董录云返还35.5万元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叶小丽2014年6月3日将案涉60万元款项支付给董录云，董录云在二审中辩称，该60万元系叶小丽支付给孙永钊的股权转让款。对董录云此项意见，本院认为，首先，董录云一审中提交的“转让方”为孙永钊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经鉴定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次，2014年6月30日绿云皮革公司股东会决议记载公司以增资方式增加叶小丽为股东，叶小丽出资24.5万元，原股东孙永钊此次出资20.5万元，该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并由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鼓楼分局登记备案，对该股东会决议内容本院予以认定。结合叶小丽在本案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叶小丽2014年6月3日支付案涉60万元款项时具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但第一份协议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要求，其后叶小丽与董录云、孙永钊就出资参股等事项达成2014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故叶小丽主张其出资24.5万元取得绿云皮革公司相应股权，有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除叶小丽自认的向绿云皮革公司出资款24.5万元外，董录云取得其余35.5万元没有合法根据，现叶小丽要求董录云返还35.5万元，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案外人孙永钊一审时明知本案诉讼而未申请参加诉讼，根据董录云提交的兴业银行账户交易对账单及书面说明，案涉款项为董录云取得和实际使用，孙永钊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故对孙永钊于二审中提出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董录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25元，由董录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 玲
审 判 员 周家明
代理审判员 李任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魏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