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淑坤，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江山市，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ＸＸ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五区景苑公寓内。
法定代表人徐爱秀。
委托代理人陈玲、朱沈楼，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淑坤因与被上诉人浙ＸＸ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华太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房屋：杭州市江干区盛世钱塘花园×幢××室。房屋面积：60.62平方米。房屋所有人：徐淑坤。物业服务公司：华太公司。收费标�：2005年6月1日起住宅每月每平方米1.8元，自2011年7月1日起住宅每月每平方米2.3元。拖欠物业费：拖欠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物业费6971元。华太公司于2016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徐淑坤支付华太公司物业费6971元。
原审法院认为，华太公司为徐淑坤提供物业服务，徐淑坤应当支付物业费，原审法院对华太公司合理的诉请予以支持。2014年8月后至华太公司正式退出案涉小区期间虽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但华太公司在该期间仍服务于案涉小区，故华太公司主张按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物业费，于法有据。若华太公司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中存在瑕疵的，徐淑坤可通过业委会等以对物业公司进行解除合同等方式维护权利，并不能据此拒交物业服务费。徐淑坤若认为华太公司物业服务致使其受损，可以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徐淑坤认为物业费涨价系华太公司采取不合法手段所取得，但未能提供业委会与华太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徐淑坤支付华太公司物业费697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5元，由徐淑坤负担。徐淑坤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徐淑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并未完成证明上诉人“拖欠物业费”的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拖欠物业费”的一组证据是：快递单、�踪记录、律师函。这三份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拖欠物业费”的事实及具体“欠费”金额。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欠交物业费”以及具体“欠交金额”的证据仅是一份《律师函》中所写的数字，而非任何财务账册等原始记录，但一审法院竟然不督促被上诉人完成举证责任，而是采取完全偏袒的态度。上诉人在法庭上指出被上诉人必须提供财务账册等证据来证明具体缴纳的时间及金额，上诉人并未在法庭上看到此证据。上诉人在法庭上的具体举证也被法庭所忽略、被被上诉人各种违法行为所掩盖。所谓《律师函》并非《公证书》，《律师函》也并非《司法审计报告》，其仅是律师根据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所出具的一份类似于《催收函》的文件，故《律师函》本质上仍是当事人陈述。退一步讲，假定《律师函》的性质可以等同于《催收函》，也要经过上诉人签收且确认�欠费事实”及“欠费金额”，才能被采信为有效证据。总不能被上诉人请律师关起门来写一份《律师函》不经送达和确认，就可以单方认定上诉人“欠费时段”和“欠费金额”？但恰恰是被上诉人交给法庭一份自己打印、没有相关快递公司证明属实的快递“跟踪记录”（其自行打印的记录面显示是“拍照签收”，但却没有提供上诉人“签收”的照片）就算完成了“上诉人已签收《律师函》”的举证责任。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上诉人确认“欠费金额属实”的片言只字。2、从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来讲，上诉人本来是有义务提供“欠费时段”的缴费凭证来证明缴纳了案涉物业费，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被上诉人先向法庭提交原始财务资料证明在双方都认可的“不欠费时段”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收据或发票。否则在被上诉人未证明其按照财务制度出具物业费缴费凭证之前，根据没有发生的事实无须举证的原理，上诉人没有义务提交子虚乌有的“收款收据”来证明自己缴纳了案涉物业费。二、被上诉人证明物业费应按2.3元/每平米收取的证据《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串通上届业委会用欺骗手段炮制出来的，关于盛世钱塘提高物业费的表决票签名也是被上诉人和上届业委会用欺骗手段炮制出来的，毫无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据此主张按照专有面积住宅每平米2.3元收取物业费毫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三、任何商事主体在履行合同时，在享受合同权利的同时都要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但被上诉人在享受物业服务合同权利的同时却怠于履行、甚至公然违背自己的合同义务，虽然被上诉人种种违约行为均有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证明，但是一审法院却默许被上诉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的理由是：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一切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正当诉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予支持。四、一审判决书与通常的判决书有根本差异。判决书对双方证据认定的理由、对被上诉人诉请的事实如何认定，这些都概不写明，只给结论，一审法院明显回避问题实质。上诉人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上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公民该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根据本案的内容，被上诉人各种不合法的行为，上诉人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院应有的客观中立、公平公正的立场，刻意偏袒被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太公司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对上诉人拖欠物业费一事的举证责任。首先，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在提出被上诉人未完成证明上诉人“拖欠物业费”的举证责任之前，上诉人应先对“举证责任”的概念及“证据规则”做相应了解，否则就是乱说一气；其次，上诉人在写上诉状时应该仔细查阅一审材料，包括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相应的证明目的，而不是凭着上诉人的主观臆断而瞎说。何为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起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与杭州市江干区盛世钱塘花园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物业钥匙交接记录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自2005年至2015年1月一直在为案涉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约定了相应时段物业费的收费标准，至此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证明上诉人需向被上诉人缴纳案涉的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物业费及其具体数额的举证责任。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完成上述举证责任之后却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缴纳过该时间段物业费的证据，也就是上诉人自身没有完成证明其缴纳过案涉时间段物业费的举证责任，那么上诉人就应当承担对其举证不能产生的后果。二、被上诉人是依法与杭州市江干区盛世钱塘花园业主委员会签订《补充协议》的，并不存在与案涉小区上届业主委员会串通的问题。且被上诉人也按约向案涉小区提供了物业管理服务，上诉人也应当按约向被上诉人缴纳物业费及车位费。三、一审法院对于一审判决书的制作形式在庭审时明确询问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一审法院采用“简式判决书”的形式均无异议，但现却以判决书内容简单，与通常判决书有差别为由提出上诉，毫无道理。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华太公司要求徐淑坤支付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物业费，其需举证证明：1、其与徐淑坤之间存在物业服务合同关系；2、合同已实际履行；3、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因华太公司主张的徐淑坤未交纳此期间的物业费属消极事实，故华太公司无需就此主张提供证据，而应由徐淑坤就已履行交纳物业费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根据华太公司提交的物业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及徐淑坤的陈述，可以认定华太公司已就其主张完成举证责任。华太公司提交律师函的目的在于证明其在诉前已向徐淑坤主张过权利，该证据并不具�直接证明欠交物业费金额的证明效力。关于《补充协议》效力，该协议由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华太公司签订，华太公司于2015年1月已退出涉案小区，徐淑坤至今未能提交该《补充协议》被认定无效的相关证据，故徐淑坤主张该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良性的物业管理与服务需要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及全体业主的共同推动，本案华太公司已履行了物业服务合同，徐淑坤作为业主具有按时支付物业服务费的义务，原审法院根据合同约定的价格、物业面积及徐淑坤的欠付时间判令徐淑坤支付欠付的物业服务费6971元并无不当。根据本案案情，原审法院采用简式裁判文书格式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淑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