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临民再字第88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同健，男，1950年7月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费县。
委托代理人：王瑞公，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董立凯，男，1974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
一审被告:董恩远，男，194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兰山区（系董立凯之父）。
一审被告:魏青德，男，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新桥镇小吉乐庄村。
上列一审被告共同委托委托代理人：郁雅文，女，1982年4月14日出生，临沂河东元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临沂市河东区。
申诉人刘同键因与被申诉人董立凯、一审被告董恩远、魏清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临商终字第98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月4日作出鲁检民抗〔2013〕6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9日作出（2013）鲁民抗字第26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世达、孙懈玲出庭。申诉人刘同健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瑞公、被申诉人董立凯、原审被告董恩远、魏清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郁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2月13日，一审原告刘同健至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起诉称，1999年12月20日原告与被告董立凯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其供应冷鲜肉。后被告董立凯、董恩远、魏青（清）德按合同约定自2000年元月至8月先后多次到原告处提货，至今尚欠货款616840元未还。后原告以被告涉嫌诈骗向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费县经侦大队于2010年12月14日告知原告不予立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要求三被告偿付欠款616840元及利息并负担诉讼费用。
被告董立凯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是与费县同健肉类产品联合加工厂、费县鑫源肉制品厂、费县鲁南鑫源肉食产品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二、被告是与原告2000年发生的业务，十多年来，原告未主张过权利，其已失去诉讼时效保护的范围。三、被告已还清原告的货款，四、对被告董恩远的欠款，可能是他自己的业务，与其无关，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魏青（清）德辩称，其是被告董立凯的业务员，给原告打过几次欠条，但原告从未向其催要过货款。
被告董恩远未答辩。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查明，原告刘同健以字号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于1999年在费县石井镇承包冷库，经营肉类加工。
1999年12月20日，原告刘同健以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董立凯经协商签订购销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一、供货形式：1、甲方从2000年1月初开始生产供货，三天一车，每车8-10吨。2、质量由乙方派技术员住甲方厂，具体负责。3、供货地点在甲方库台，由乙方的提货人及技术员与甲方人员共同验质过秤装车，由乙方人员签字写下欠条发车，车出厂，一切费用及出现任何问题由乙方负责。4、因在甲方库台发货，其产品系干冷肉，甲方给乙方千分之三的损耗。二、结算方式：1、压车付款，就是乙方提走第一车货时不付款，提第二车货时甲方派人跟车到上海要第一车货款。2、如乙方不能付清上车货款，甲方有权停止供货，所造成的责任由乙方负责。3、价格随行就市，现在库台接货价每吨7400元，今后如有变动，乙方需提前5天通知甲方。
合同签订后，1999年12月26日，原告刘同健与被告董立凯又签订约定书一份，双方约定了具体的发货时间，并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押金20000元，同日，原告收到被告董立凯交来的押金20000元。
原告按约向被告董立凯供货，被告董立凯的雇工魏青（清）德在原告承包的冷库负责质量。
2000年1月10日，魏青（清）德给原告书写“今欠同建肉食品加工厂白条货款58502元整”的欠条一张，2月20日又书写“今欠鑫源肉食品厂红白条款71293元整”的欠条一张，被告魏青（清）德出具的欠款金额共计129795元。
2000年1月8日，被告董立凯给原告书写“今欠同建肉类联合加工厂货款78230元”的欠条一份，3月1日书写”今欠货款五万二千肆佰玖拾弍元”的欠条一份，被告董立凯出具的欠条共计金额130722元。
2000年2月24日，被告董立凯的父亲董恩远收到原告价值65377元的白条肉，在备注栏注明款未付，收购联单的抬头注明户名上海；3月12日给原告书写今欠鑫源肉联厂白条款54309元的欠条一份；3月14日又书写今欠鑫源肉联厂白条货款86637元的欠条一份，被告董恩远出具的欠条共计金额为欠款206323元。
因原告刘同健给盛平肉联厂业主曹盛平介绍，被告董立凯和曹盛平发生业务关系，2000年8月18日被告董立凯欠曹盛平货款15万元，后因被告董立凯欠款未付，曹盛平在原告处拉走15万元的货物抵顶了该欠款，将欠条转让给原告追讨。
另查明，2001年7月10日，原告刘同健以被告董立凯诈骗为由向费县公安局经文保科报案，2010年12月14日，费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证明称一直未找到案件当事人董立凯，案件性质证据单一不能确定，不符合立案条件不予立案。
庭审过程中，被告董立凯向法庭提供原告收到被告董立凯现金66000元的收条一份，及原告出具的收购联单两份，价款129795元，原告对被告出具的三份证据认为均属实，其答辩称，根据原被告的交易习惯及合同约定，原告出货后，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另交付运输车辆随车单一份，被告董立凯出具的是两份随车单，被告还款后，原告将欠条交付被告，如原告未携带欠条就还款就给被告书写收到条，之后把欠条还给被告。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法院庭审查证、质证、认证的事实及原、被告提供的书证等事实情况认定的，其证据材料均已收集、记录在卷。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刘同健作为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业主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其与被告董立凯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
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在被告董立凯欠款后，原告于2001年7月10日向费县公安机关报案，该案诉讼时效中断，2010年12月，公安机关明确不予立案，原告16日即诉至本院，故被告董立凯对该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请求不能成立。
被告魏青（清）德系被告董立凯的业务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其出具的欠原告货款129795元欠条的还款责任应由被告董立凯承担。
被告董立凯提供的证据从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看，均不能证实其已经还清本案争议的货款，但其交纳的押金20000元应从欠款总额中冲抵。
被告董恩远作为被告董立凯之父给原告出具的欠条，均系在被告董立凯与原告合同履行期间，且收购联单的抬头注明户名上海，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被告魏青（清）德出具的欠款129795元、被告董恩远出具的欠款206323元及被告董立凯的欠款130722元共计466840元冲减20000元押金后446840元应由被告董立凯负责偿还。
对被告董立凯赊欠曹盛平的15万元，原告已对该债务代被告董立凯履行完毕，曹盛平已将欠条转让给原告，其向被告董立凯追偿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董立凯对欠款596840元应予支付；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被告应自2000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据此，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2011）费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董立凯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偿还原告刘同健欠款59684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0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同健对被告魏青（清）德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同健对被告董恩远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8300元、保全费3520元，由被告董立凯负担11440元，原告刘同健负担380元。
宣判送达后，上诉人董立凯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同健以字号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在1999年费县石井镇承包冷库，经营肉制品加工”。该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庭审时，被上诉人刘同健并未承认其以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经营，也为提供工商登记信息，而法院在判决时却给予认定被上诉人刘同健是业主是错误的。2、上诉人系与费县同健肉类产品联合加工厂、费县鑫源肉制品厂、费县鲁南鑫源肉食产品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且上诉人已经将货款付清，有一审提供的证据可证实。并非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业务，故被上诉人无权诉讼，该案属于诉讼主体错误。3、被上诉人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0年发生的业务，至今已经有11年之久，在此之前，被上诉人从未主张过权利，其已丧失诉讼时效的保护范围。而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曾于2001年7月10日报过案，该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是错误的，公安机关于2010年12月份出具证据证明该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只能证明2001年7月10日费县鑫源肉制品厂负责人报过案，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另外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提供公安卷宗材料证明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让上诉人质证，并称该材料不需要质证，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是法院说算，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行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属于程序严重违法及枉法裁判。4、一审法院判决董恩远出具的欠款亦由被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因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董恩远各自做自己的生意，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董恩远之间也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董恩远欠款不应由上诉人承担。5、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转让了案外人曹盛平的债权15万元，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债权人必须书面通知债务人，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上诉人至今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偿付责任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费县人民法院2011年6月23日作出的（2011）费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同健答辩称：1、答辩人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以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在费县石井镇承包冷库，经营肉类加工，这一情况法院已经调查取证，所以说答辩人个人承包经营的冷库，只不过是以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而已，现在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已经不存在，而当时经营的方式是答辩人自收自支，所有的账目都由答辩人一人管理，所以说答辩人是冷库的实际经营人和所有人，答辩人当然享有追诉的权利，是适格的诉讼当事人。同健肉类产品联合加工厂系答辩人个人开办的加工厂，现在已经注销，答辩人享有加工厂的债权债务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享有诉讼主体的资格。2、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01年7月10日，答辩人就向费县经侦大队报案，虽然最后经侦没有立案，但在此期间，答辩人没有中断的寻找被答辩人，且经侦大队也没有说过不予立案，直到2010年，费县经侦大队才说不予立案，12月份才出具不予立案的证明，因为本案本身涉嫌诈骗，且已于2001年报案，只因一直未找到被答辩人，而使案件一直未有任何进展。而再找到费县经侦大队，突然又说不予立案，为此，迫于无奈，答辩人提起诉讼，答辩人没有想到的是，被答辩人又突然来应诉了。根据本案的性质来看，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一直未放弃追究被答辩人的责任，符合民法中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且有在公安机关的报案为证。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原审被告董恩远系被答辩人的父亲，且系被答辩人的职工，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其欠款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当时起诉董恩远的目的是让其找到被答辩人。4、曹盛平之所以与被答辩人发生买卖关系，是由答辩人引荐，后被答辩人携款逃跑后，曹盛平找到答辩人要钱，答辩人也找不到被答辩人，答辩人迫于无奈用货替被答辩人还上了。答辩人认为，有曹盛平的书面证明完全可以证明债权转让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当时答辩人根本找不到被答辩人这一事实。一审判决由被答辩人偿还这笔借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董恩远陈述意见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案应予改判。
一审被告魏清德未陈述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原审法院判决确认的诉讼主体及部分债权是否有误；二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是债权转让是否有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1999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刘同健以费县鑫源肉制品加工厂的名义与上诉人董立凯签订了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刘同健自2000年1月1日开始生产供货，每三天向上诉人董立凯供应8-10吨的白条猪肉；价格随行就市，现库台接货每吨7400元；结算方式：压车付款，如不付清上车货款，有权停止发货。合同签订后，上诉人董立凯向被上诉人刘同健交押金20000元，被上诉人刘同健依约向上诉人董立凯供货，上述合同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上诉人董立凯在履行合同中，向被上诉人刘同健出具2张欠据，原审被告魏清德作为上诉人董立凯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刘同健分别出具了2张欠据，对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董立凯主张已将上述4张欠据确定的猪肉款部分履行完毕，尚欠猪肉款14000元，并向本院并提交了被上诉人刘同健出具的收购单、盖有财务章验收单、收到条及押金条，被上诉人刘同健反驳抗辩的理由是上诉人董立凯持有收购单、盖有财务章验收单（绿联）均属于随货同行，且原审被告魏清德当天为此出具了欠条，上诉人董立凯并未履行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持有的书证与其他证据相比证明力较高，但任何书证均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各方当事人对收购单（记帐联）、盖有财务章验收单（统计联）的真实性无异议，收购单、盖有财务章验收单能否作为付款凭证是本案讼争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上诉人董立凯作为负有履行义务一方应当就已付款提供证据证明。一审诉讼期间，上诉人董立凯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收购单（记帐联）、盖有财务章验收单（统计联）的书面证据，证明原审被告魏清德出具的欠条上诉人董立凯已付清，但从双方交易情况看；上诉人董立凯所持有的收购单及验收单是双方交易时被上诉人刘同健必须开出而随货同行的事实，到达目的地后付款或出具欠条；上诉人董立凯再次付款时由被上诉人刘同健出具收到条，上诉人董立凯以持有收购单及验收单作为债权凭证行使抵销权，与双方间商业交易习惯存在矛盾。同理，被上诉人刘同健持有原审被告董恩远在收购联单（记帐联）金额65377元的备注栏中的签字仅证明收货人是原审被告董恩远，且备注栏中下方书写的“款未付”被上诉人刘同健认可是其添加形成，故该收购联单不能单独作为债权凭证。从双方提供证据看，从各方买卖猪肉的交易联单中，未付款时由原审被告魏清德、董恩远或上诉人董立凯分别在备注栏中的签字，对于原审被告董恩远的签字是否是上诉人董立凯工作人员的问题，被上诉人刘同健为证实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刘某甲、张某书面证言，上诉人董立凯对该书面证言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本案证人刘某甲、张某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被上诉人刘同健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明人的身份证明，且现原审被告董恩远自认与被上诉人刘同健存在买卖关系，其债务应当由其偿还，与上诉人董立凯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刘同健在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原审被告董恩远为上诉人董立凯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直接依据双方为父子关系为由确定原审被告董恩远为上诉人董立凯的工作人员，并判令上诉人董立凯承担原审被告董恩远欠款的民事责任欠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1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就本案而言，上诉人董立凯持有收购单及验收单及被上诉人刘同健持有的收购联单均不能作为债权凭证，对于被上诉人刘同健收到上诉人董立凯66000元的问题，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清楚，但在处理结果中未予冲减，仅扣除了押金20000元不当。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刘同健自认在2011年11月份追要欠款时收到上诉人董立凯30000元货款，以上上诉人董立凯尚欠被上诉人刘同健货款144517元及利息，其他欠款140946元及利息应当由原审被告董恩远承担，因买卖双方未就何时付款及利息中进行约定，所以利息的计算时间应从2001年7月10日起被上诉人刘同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确认主张债权较为适宜。故原审法院确认的债权及利息计算时间明显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上诉人董立凯的部分上诉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1999年12月20日，上诉人董立凯与被上诉人刘同健签订购销合同，截止2000年2-8月份后，被上诉人刘同健因上诉人董立凯付款不及时双方买卖猪肉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第1款4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第4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上诉人董立凯、原审被告董恩远、魏清德开的欠据均未约定付款的时间，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未对何时付款的问题进行约定，上诉人董立凯、原审被告董恩远可以随时向被上诉人刘同健付款，被上诉人刘同健也随时可以向上诉人董立凯、原审被告董恩远要求支付猪肉款；况且，被上诉人刘同健自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并没有怠于行使自己权利，而是积极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并于2001年7月10日向费县公安局举报上诉人董立凯涉嫌诈骗，费县公安局在依法受理后，2010年12月14日，费县公安局才决定不予立案；被上诉人刘同健依此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之行为，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董立凯以被上诉人刘同健未向其主张权利，且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三，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01年8月10日，被上诉人刘同健在接受费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询问时，陈述案外人曹盛平让他帮忙追要该款，并未陈述案外人曹盛平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他的事实，本案的债权转让是否合法并发生法律效力是案件讼争的另一焦点。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案外人曹盛平转让债权是法律赋予权利，案外人曹盛平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可处分该笔债权。但由于案外人曹盛平和上诉人董立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曹盛平的转让该项债权的行为会给上诉人董立凯的履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合同法规定了在债权人的转让权利时给其增加相应的义务，确立了权利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的原则。根据本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通知到达债务人时转让行为生效。未经通知，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样规定，一方面尊重了债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也防止债权人滥用权利损害债务人的利益。同时，将权利转让生效的决定权交给债权人行使，也符合其权利本身的属性，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被上诉人刘同健提供案外人曹盛平的证明的时间是在案件进入诉讼后，证明其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刘同健，均未说明转让的时间及如何通知上诉人董立凯，对于转让该笔债权上诉人董立凯并不知情，且上诉人董立凯对拖欠案外人曹盛平猪肉款的事实和金额存有异议，故上诉人董立凯主张不应承担偿付责任，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董立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于2012年6月26日作出（2011）临商终字第98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1）费商初字第38号民4事判决书第二项；二、撤销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1）费商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三项；三、上诉人董立凯于本判决10日内向被上诉人刘同健支付货款144517元及利息（利息自200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商业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四、原审被告董恩远于本判决10日内向被上诉人刘同健支付货款140946元及利息（利息自2001年7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商业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五、驳回被上诉人刘同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0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由上诉人董立凯承担4496元；原审被告董恩远承担4435元；被上诉人刘同健承担293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00元，由上诉人董立凯承担2711元；原审被告董恩远承担2650元；被上诉人刘同健承担2939元。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对董恩远于2000年3月12日、3月14日向刘同健的出具两张欠条共计金额140946元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对于董恩远自认的其与刘同健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董恩远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于2000年3月12日、3月14日收到刘同健提供的货物并出具两张欠条计款140946元的债务的行为是履行其与刘同健之间的买卖合同。在能够认定刘同健与董立凯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董恩远又曾作为董立凯一方的工作人员参加合同履行的情况下，根据董恩远与董立凯之间的父子关系，能够认定董恩远于2000年3月12日、3月14日收到刘同健提供的货物并出具两张欠条的行为是履行代表董立凯的行为。对于刘同健而言，其也有理由相信董恩远是代表董立凯实施上述法律行为。本案申诉过程中原鑫源加工厂车间主任王某于2012年9月16日出具的《证明》，以及鼎元律师所于2012年10月17日对原鑫源加工厂职工张某、刘某乙的《调查笔录》均证明：董恩远受雇于董立凯，负责验收白条、过秤、监秤及库台收货，董立凯有时欠猪肉款，董恩远在就由董恩远写欠条。印证了董恩远出具涉案两张欠条的行为系代表董立凯的法律行为。因此，对董恩远的上述行为，应当由董立凯承担相应的偿还责任。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本院再审过程中，刘同健申诉称：法院应当认定董恩远是董立凯的工作人员，董恩远出具的收条是代表董立凯所为，并提交2011.1.13日董立凯的《管辖权异议书》一份、2012.9.16日王某出具《证明》一份和证人刘某乙、张某的出庭作证予以证明；法院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行为有效，并提交《债权转让公告》底稿及公告复印件和退回的特快专递一份予以证明。
被申诉人董立凯答辩称：2011.1.13日董立凯的《管辖权异议书》不能证实刘同健与董恩远不存在业务关系，不能证实申诉人的主张；王某因未到庭无法证明其证实内容的真实性；刘某乙、张某系刘同健的雇员与刘同健有利害关系；快递邮寄时间2013年12月13日，是发生在原二审判决之后，邮寄内容为资料并不能证明系债权转让通知书，寄件人和收件人标注为曹经理和董经理主体不明确，被申诉人董立凯也未收到。被申诉人董立凯持有总额为11万元的收条，董恩远持有6.5万元的收条，以上款项刘同健已经收到，应从二审判决中折抵。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一、二审查明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买卖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和双方交易习惯进行买卖行为，履行合同义务，本院对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予以确认。
关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与刘同健所提终审判决对董恩远于2000年3月12日、3月14日向刘同健的出具两张欠条共计金额140946元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错误的抗诉意见和申诉意见，经审理认为，董立凯对该部分债务不予认可和追认，董恩远自认其与刘同健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董恩远书写、签名的欠条佐证，董立凯的《管辖权异议书》不是对债务关系的确认，证人王某因未到庭无法证明其证实内容的真实性，刘同健再审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某乙、张某为刘同健的雇员，刘某乙还与刘同健有亲属关系且张某作证证实书写欠条时其不在场，故证人证言无法对抗欠条书证，二审判决认定由董恩远负担该部分债务并无不当，该抗诉和申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申诉人刘同健所提法院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行为有效的申诉意见，因债权转让文件的快递邮寄时间2013年12月13日，是发生在原二审判决之后，快递邮件填写的内容为资料，未明确标注为债权转让通知书，寄件人和收件人姓名不详，快递邮件被退回且被申诉人董立凯庭审表示未收到，认定董立凯收到该文件且明知债权转让的证据不足，对该申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申诉人董立凯所称持有总额为11万元的收条，董恩远持有6.5万元的收条，以上款项刘同健已经收到，应从二审判决中折抵的辩解意见，因原一、二审期间未有以上证据且刘同健予以否认，该部分证据的请求事项超出原审范围，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可另行主张权利，对该辩解意见，本院再审不予审理。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商终字第98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华东
审 判 员 刘星华
代理审判员 王晓艳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侯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