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吉中民一终字第13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欢欢，女，1990年4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蛟河市。委托代理人：迟殿武，蛟河市民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吉，男，1986年10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蛟河市。委托代理人：赵海军，吉林市昌邑区法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素兰，女，1945年10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蛟河市。委托代理人：王国涛，蛟河市黄松甸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欢欢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2015）蛟民一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欢欢及其委托代理人迟殿武，被上诉人王吉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海军，被上诉人关素兰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欢欢在原审时诉称：我父亲刘坤代表全家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0年我父亲将土地承包给王吉，约定2014年到期。我父亲去世后，关素兰以我父亲养母的身份将土地又口头承包给王吉。我得知后，向关素兰和王吉主张权利，要求返还承包地，关素兰、王吉均拒绝返还，经司法所调解未果。我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的合法经营人，现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王吉返还承包地6.9亩（其中锣锅地4亩，郭春帽地2.9亩）。王吉在原审时辩称：刘坤承包给我的土地，包到合同期满，现在没到合同期，不同意返还。我和刘坤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请依法驳回刘欢欢的诉讼请求。关素兰在原审时辩称：土地和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承包给别人，土地是王吉和刘欢欢父亲刘坤他们之间的事。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3月20日，刘欢欢的父亲刘坤（已于2013年去世）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6.9亩（其中锣锅地4亩，郭春帽地2.9亩）承包给王吉。原审判决认为：刘欢欢要求王吉返还6.9亩土地，首先要证明王吉非法占有其土地。刘欢欢仅提供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调解情况说明，欲证明其父刘坤与王吉承包的土地已于2014年到期，但是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调解情况说明是漂河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为刘欢欢与关素兰进行的调解工作，此次调解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王吉并未参加，其并不知道调解之事。刘欢欢与关素兰均不是争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的双方当事人，关素兰对于调解所作出的陈述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庭审中刘欢欢主张其父刘坤与王吉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间为2010年至2014年，合同于2014年到期。而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调解情况说明载明王吉承包的土地于2015年到期。刘欢欢所述与其提供证据相互矛盾，故对于刘欢欢提供的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调解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因刘欢欢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刘欢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刘欢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欢欢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刘欢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我父亲刘坤将家庭承包的土地转包给王吉，因双方是亲属关系，所以没有签订书面合同。2013年我父亲刘坤去世。2015年春关素兰以其系我父亲养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将土地再次转包给王吉，致使我没有土地耕种。经调解，王吉拒绝返还土地。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认定我证据不足，驳回我的诉讼请求错误。我在原审时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证明我具有诉争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我提交的司法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王吉侵占我土地的事实，我提交的东升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明我父亲刘坤将土地转包给王吉的期限截止2014年。被上诉人王吉答辩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关素兰答辩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予维持。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刘欢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蛟河市漂河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上诉人刘欢欢之父刘坤将本案争议土地以口头协议方式转包给被上诉人王吉的期限为5年，自2010年至2014年，承包费为1万元；2.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出具的《关于刘欢欢与关素兰因土地纠纷调解情况的说明》一份，证明问题同上。经质证，被上诉人王吉、关素兰对上述证据均表示有异议，认为证据1是村委会相关人员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出具的，我方可以提供村委会出具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不具有客观性，同时具有违法性，作为转包土地当事人的王吉并未参与调解。被上诉人王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蛟河市漂河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2月12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该村委会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是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仅听刘坤哥哥刘贵一面之词出具的；2.蛟河市漂河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2010年左右当地土地转包费用为每亩每年260元至320元之间，所以我方主张的3万元承包费对应6.9亩土地承包至2024年是成立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关素兰表示没有异议。上诉人刘欢欢提出异议，认为证据1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应当是同一人书写，证明内容截然相反，以其否认我方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证据2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刘欢欢提供的证据1与被上诉人王吉提供的证据1均为蛟河市漂河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内容相矛盾，故本院均不予采信。上诉人刘欢欢提供的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王吉、关素兰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故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王吉提供的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印证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10年3月20日，刘欢欢的父亲刘坤（已于2013年去世）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6.9亩（其中锣锅地4亩，四至为东至刘汗举地、南至董绪才地、西至董绪仁地、北至黄城军地；郭春帽地2.9亩，四至为东至曹传程地、南至刘春祥地、西至付玉奎地、北至道）转包给王吉，转包费为1万元，转包期限为2010年至2014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刘欢欢的父亲刘坤将家庭承包土地6.9亩（其中锣锅地4亩，郭春帽地2.9亩）转包给被上诉人王吉这一事实没有争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转包的期限及转包的费用。现上诉人刘欢欢主张转包期限至2014年截止，而被上诉人王吉主张转包期限至2024年截止，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王吉针对其所主张的自2015年至2024年其与刘坤之间仍然存在土地转包这一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庭审中，被上诉人王吉明确表示在双方达成口头转包协议及交付转包费3万元时均仅有其本人、其妻子、刘坤及关素兰在场。现被上诉人王吉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2015年至2024年其与刘坤之间仍然存在土地转包这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关素兰虽对王吉的上诉主张表示没有异议，但其系王吉姥姥，双方系亲属，具有利害关系；且蛟河市司法局漂河司法所出具的《关于刘欢欢与关素兰因土地纠纷调解情况的说明》载明“2015年已到期”，该情况说明系司法所在刘欢欢与关素兰进行调解时依据双方的说法所作的表述，虽然土地转包的事实发生在刘坤与王吉之间，关素兰并非转包协议的当事人，但按照王吉的说法，其在与刘坤达成口头转包协议时关素兰系在场人之一，故虽司法所所作的调解并非针对转包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但可以反映双方达成口头转包协议的具体内容，故本院予以采信。故应认定刘坤与王吉达成的土地转包期限至2014年届满。现被上诉人王吉在转包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继续占有并耕种争议土地已经没有合法依据，故上诉人刘欢欢要求其返还争议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蛟河市人民法院（2015）蛟民一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6.9亩土地（其中锣锅地4亩，四至为东至刘汗举地、南至董绪才地、西至董绪仁地、北至黄城军地；郭春帽地2.9亩，四至为东至曹传程地、南至刘春祥地、西至付玉奎地、北至道）返还给上诉人刘欢欢。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上诉人王吉负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刚审 判 员  郝 奇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陈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