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黑高商终字第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卫国，男，195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七台河市铁路多经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袁卫东，湖南湘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霞，女，195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
委托代理人周玉生，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丹丹，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立新，男，197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
上诉人袁卫国因与被上诉人王霞、曹立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七民商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卫国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卫东，被上诉人王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周玉生、汪丹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曹立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1月9日，王霞与曹立新、袁卫国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约定曹立新向王霞借款500万元，利息为月利率1.5%，借款期限6个月（2011年1月10日至2011年7月9日），袁卫国对曹立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并约定以袁卫国名下的两处房产（房产证号分别为20051353和20051349）作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书》签订后，王霞分别于2011年1月10日、16日通过银行转账交付300万元及l50万元，于1月18日以现金方式交付50万元。借款到期后，曹立新于2012年3月偿还50万元，2014年9月以煤抵偿56万元。2014年10月21日，曹立新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写了“附加条件”，承认该《借款协议书》继续有效。该“附加条件”未经担保人袁卫国书面同意。
原审判决同时查明：《借款协议书》签订后，袁卫国向王霞交付了房产证号为20051353和20051349的房产证，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虽然前述两份房产证所载房屋所有权人为袁卫国，但实际该两处房产在房产部门登记备案的所有权人系案外人乳山市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公司）。该公司于2002年与案外人陈红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4年6月27日将该两处房产变更至陈红玲名下。
王霞于2014年10月28日向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曹立新立即给付王霞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2，383，500.00元（截至2015年1月5日）；二、袁卫国对曹立新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借款利息按约定顺延计算至还款日；四、由曹立新、袁卫国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已实际交付，合同成立并有效。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曹立新尚欠王霞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数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曹立新在2012年3月份偿还的50万元，因双方当事人约定不明，故应认定该50万元抵偿利息。曹立新还于2014年9月份以煤顶账偿还56万元。因曹立新在2014年10月21日签写的“附加条件”中，明确约定以煤抵偿利息，故其两次还款共计106万元均应属利息，其尚欠本金500万元。王霞主张按照《借款协议书》约定的月利率1.5%计算利息未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合法有效，应予支持。本案利息计算如下：本金300万元的利息计算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10日（交付之日）至2015年4月9日，即51个月，利息数额应为300万元×1.5%×51个月=229.5万元；本金150万元的利息计算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16日（交付之日）至2015年4月9日，即50个月零25天，利息数额应为（150万元×1.5%×50个月）＋（150万元×15%÷30天×25天）=1，143，750.00元；本金50万元的利息计算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18（交付之日）至2015年4月9日，即50个月零23天，利息数额应为（50万元×1.5%×50个月）＋50万元×1.5%÷30天×23天=380，750.00元。以上三笔利息合计为3，819，500.00元。因曹立新已偿还利息106万元，故尚欠利息2，759，500.00元（3，819，500.00元-106万元）。
二、关于《借款协议书》是否约定袁卫国存在保证担保，若约定保证担保，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借款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如乙方还不上此款，由担保人袁卫国负责偿还。”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担保方式，故袁卫国存在保证担保。《借款协议书》第八条的意思应解释为：在乙方曹立新无能力偿还借款时，由保证人袁卫国偿还。该约定符合《担保法》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的规定，故本案袁卫国的保证方式应属一般保证，而非连带责任保证。
三、关于袁卫国是否因其抵押担保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借款协议书》约定袁卫国以其名下的两处房产进行抵押，袁卫国亦向王霞交付了所有权人为袁卫国的房产证，但该两处房产当时备案登记在兴源公司名下，且该公司已于2002年与陈红玲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又于2014年6月27日将该两处房产变更至陈红玲名下。袁卫国实际不享有对该两处房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系提供虚假的房产证进行抵押。该抵押行为并未得到房产所有权人的追认，故其对该两处房产的抵押行为无效，导致本案的抵押担保合同无效。由于袁卫国向王霞所提供房产证的所有权人系袁卫国，故应认定王霞已履行形式审查注意义务，其并无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抵押人袁卫国应与债务人曹立新对债权人王霞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关于王霞对袁卫国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借款协议书》约定袁卫国的保证方式是一般保证，协议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因此，本案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2011年7月9日至2012年1月9日。王霞未在上述保证期间起诉债务人曹立新，故保证人袁卫国应免除保证责任。另有，曹立新于2014年10月21日在《借款协议书》签写“附加条件”，承认《借款协议书》继续有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但该“附加条件”属于曹立新对债权人的承诺，未经袁卫国签字确认或书面同意，故已免除保证责任的袁卫国不再承担对本案债权的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后，不再涉及债权人对保证人主张保证债务的诉讼效期间问题，故王霞对袁卫国主张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而袁卫国对案涉两处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与处分权，其提供虚假房产证进行抵押，应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王霞对抵押担保人袁卫国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属于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因本案主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故王霞要求袁卫国对其抵押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未超过诉讼时效。判决：一、曹立新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清偿王霞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2，759，500.00元，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袁卫国对曹立新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116.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曹立新与袁卫国共同负担。
袁卫国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存在以下程序违法问题：（一）曹立新及袁卫国所收到起诉状中的利息数额与王霞当庭宣读的起诉状中的利息数额不一致；（二）王霞的起诉请求中并不包含要求袁卫国因抵押担保无效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王霞在原审诉讼中曾提出中止审理，但原审法院未予答复；（四）原审诉讼中，对于王霞举示的证据九拒绝质证的是袁卫国的代理人袁卫东，而不是袁卫国本人，原审判决未能将袁卫国实际未出庭等相关情况陈述清楚。二、原审法院未能查清以下事实或认定有误：（一）原审判决认定袁卫国提供虚假房产证及王霞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与事实不符；（二）曹立新在案涉《借款协议书》上填写“附加条件”，王霞与曹立新之间曾达成新的还款计划，均说明双方已经变更了主合同。王霞于2012年8月9日将案涉两处房产的房产证交还给袁卫国，说明双方之间的担保关系已经终止。原审判决对前述事实均未予认定。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曹立新在主合同上填写“附加条件”仅可导致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并不导致保证人的诉讼时效中断；（二）即便袁卫国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应在抵押物价值下浮20%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袁卫国不承担保证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
王霞答辩称：一、其递交给法院的起诉状中，利息计算至起诉前即2014年10月16日，而当庭宣读的起诉状中，利息计算至开庭之日即2015年1月5日，所以利息数额不一致。二、王霞在原审第一次庭审后，对第二项起诉请求即要求袁卫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进行了明确，既包括要求袁卫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包括要求袁卫国对抵押担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王霞在原审诉讼中并未申请中止审理，而是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四、王霞所举示的证据八及证据九均属于新的证据，不涉及超过举证期限的问题。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袁卫国的代理人袁卫东到庭明确表示对该两份证据拒绝质证，其意见代表了袁卫国的意见，所以原审判决表述为袁卫国拒绝质证并无错误。五、案涉两处抵押房产系登记在兴源公司名下，后又出售给陈红玲，该两处房产并不属于袁卫国，而袁卫国向王霞所交付房产证的所有权人系袁卫国，可说明袁卫国系提供虚假的房产证进行抵押担保。由于《借款协议书》明确约定抵押房产的所有权人系袁卫国，袁卫国所交付房产证的房产所有权人也是袁卫国，故王霞已尽到审查义务。六、王霞与曹立新之间并不存在还款计划，曹立新在《还款协议书》上填写“附加条件”的行为也不属于变更主合同。王霞将案涉房产证交还给袁卫国并不是免除其担保责任，是因袁卫国需要使用房产证，只是暂时交付给袁卫国，但袁卫国并未归还。七、《借款协议书》约定，袁卫国在曹立新未能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偿还款项，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规定，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且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本意推定不出为一般保证责任的，视为连带保证，故本案中应认定袁卫国为曹立新提供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也中断。
二审期间，袁卫国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
证据一，编号为20051353《房屋所有权证》的复印件。
证据二，编号为20051349《房屋所有权证》的复印件。
以上两份证据意在证明袁卫国向王霞交付的是所有权人为兴源公司的房产证，而不是所有权人为袁卫国的房产证。
证据三，两份兴源公司开具给陈红玲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复印件。
证据四，乳山市税务局银滩中心税务所出具的证明。
以上两份证据意在证明案涉两处房产出售给陈红玲的售价为每栋553，428.00元。
证据五，兴源公司的企业变更情况表，意在证明袁卫国在提供两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时，其是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处分该两处房产。
王霞因袁卫国未在二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举示前述证据，不同意进行质证。其发表意见如下：袁卫国并未举示证据一和证据二的原件，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于案涉两处房屋的所有权人曾系兴源公司无异议。虽然证据三加盖有兴源公司的公章，但该证据不是原件，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亦有异议。且袁卫国与陈红玲在名义上是夫妻，所以房产的售价也不真实。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证据三是复印件，故对证据四也有异议。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论袁卫国是否系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两处房产是兴源公司的，并非袁卫国个人的，《借款协议书》上写明袁卫国以其个人房产抵押，该抵押行为是无效的。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因袁卫国并未举示证据一及证据二的原件，且王霞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王霞对于案涉两处房产曾属兴源公司所有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王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四予以采信。虽然王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袁卫国举示了证据四证实了证据三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亦予确认。但证据三的待证问题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王霞对于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证实袁卫国在提供两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时，是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案涉《借款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乙方（曹立新）以房产证作为抵押，房产证号：1号别墅为20051349，2号别墅为20051353，房屋所有权人为袁卫国，两个别墅建筑面积均为307.46平方米，房屋坐落乳山银滩。如以房抵款，房价按市场价下浮20%。”第五条约定：“房照抵押期间房屋不得外卖或抵押贷款。”第七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期偿还借款，甲方（王霞）有处置该楼盘的权利。”第八条约定：“如乙方还不上此款，由担保人袁卫国负责偿还。”2014年10月21日，曹立新在案涉《借款协议书》上书写“附加条件”，其内容为：“此借款协议书继续生效，我做生意欠王霞的借款，因故没如期偿还。几年来，多次向我和担保人袁卫国要过钱，我也用煤抵偿了小部分利息。袁卫国也多次说他担保还款。袁和我亲属关系，他和王霞是朋友，一起做生意。王霞借给我的钱完全是担保人的面子。如此款还不上，由担保人袁卫国负责偿还。”
还查明，袁卫国在签订《借款协议书》的同时，向王霞交付了证号为20051353和20051349的房产证，该两份房产证上所载所有权人为兴源公司。2011年秋，王霞将该两份房产证交还给袁卫国。陈红玲购买案涉两处房产后，于2014年6月27日重新办理房产证的证号分别为：乳山房权证银滩字第2014068**号及乳山房权证银滩字第2014068**号。
又查明，案涉借款到期后，王霞于2011年7至10月、2012年1月、5月及该年年末、2013年4月、2014年3月多次打电话或当面要求袁卫国偿还欠款。
再查明，王霞在原审诉讼的第一次庭审结束之后，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一份《关于袁卫国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请求说明》，明确其要求袁卫国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袁卫国对曹立新的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二是袁卫国以案涉两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使王霞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属于非典型的抵押担保，故袁卫国应承担连带责任。王霞在原审诉讼中还向原审法院递交一份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将袁卫国因提供虚假房产证进行担保而涉嫌犯罪的线索及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同时中止本案审理。
另查明，案涉《借款协议书》签订时，袁卫国持有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
袁卫国应否基于案涉《借款协议书》中有关抵押担保的条款向王霞承担赔偿责任。《借款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袁卫国以坐落于乳山银滩，房产证号为20051349、20051353的两处房产为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根据乳山市房产部门的备案登记，《借款协议书》签订时该两处房产的所有权人系兴源公司。而王霞主张其收取的两份房产证上所载房屋所有权人系袁卫国，与乳山市房产部门的登记事项相悖。王霞依据《借款协议书》中有关“房屋所有权人为袁卫国”的记载以及原审诉讼中袁卫国的代理人袁卫东在庭审时所作出“王霞收取的房产证上是袁卫国名，代理人也不清楚乳山市房产部门为什么颁发的房产证是袁卫国的名”的陈述，尚不足以证实其关于所收取房产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系袁卫国的主张成立。原审判决认定袁卫国向王霞交付虚假房产证缺乏证据证实，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由于袁卫国时任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享有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故应认定袁卫国以兴源公司的房产设定抵押已得到兴源公司的同意，案涉《借款协议书》中有关抵押担保的条款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审判决确认相关条款无效不当，应予纠正。虽然双方并未就案涉两处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王霞并不享有抵押权，但袁卫国应按照《借款协议书》的约定以两处房产向王霞承担担保责任。由于案涉两处房产现已归属案外人陈红玲所有，袁卫国无法以两处房产承担担保责任，故其应在两处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向王霞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王霞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袁卫国虽主张王霞向其返还房产证系免除其担保责任，但其未举示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袁卫国向王霞提供保证的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其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依照《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具有补充性，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本案中，《借款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内容是“如曹立新还不上此款，由担保人袁卫国负责偿还”，并未明确约定系一般保证，或者袁卫国享有先诉抗辩权，即该协议对于保证方式的约定并不明确。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第二条的精神，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出袁卫国系为案涉借款提供一般保证责任的，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应认定袁卫国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的方式系连带责任保证。原审判决认定为一般保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从2011年7月9日至2012年1月9日。王霞在原审诉讼中已申请四位证人出庭证实其在2011年7至10月、2012年1月、5月及该年年末、2013年4月、2014年3月多次通过电话或当面要求袁卫国偿还欠款，曹立新书写的“附加条件”中亦证明王霞多次向袁卫国主张权利，据此可认定王霞在保证期间内向袁卫国主张了债权，其主张债权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此，袁卫国应就案涉借款本息向王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袁卫国基于《借款协议书》中抵押担保法律关系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以案涉两处房产的价值为限，但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系案涉全部借款本息，故袁卫国应对曹立新尚欠王霞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此外，王霞在起诉时已提出袁卫国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其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结束之后提交说明，系明确诉讼理由，而非增加新的诉讼请求。王霞当庭所宣读起诉状中的利息数额与原审法院向曹立新、袁卫国送达的起诉状中所载明的利息数额虽有不同，但系因利息的计算截至时间不同所致，并非王霞变更诉讼请求。虽然王霞在原审诉讼中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但该申请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并无不当。因此，原审判决并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而根据原审庭审笔录记载，袁卫国的代理人袁卫东在原审诉讼中拒绝对王霞提供的证据八及证据九质证，原审判决写明袁卫国拒绝质证亦无不当。袁卫国还提出曹立新与王霞之间达成新的还款协议，但并未举示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116.50元，由袁卫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剑
代理审判员 张静峰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马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