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雅民终字第4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令，男，汉族，1978年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代理人刘晓林，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雷，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宏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235号4楼58号。
法定代表人何忠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玉华，四川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拯，四川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习大伟，男，汉族，1971年9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汉源县。
上诉人杨万令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宏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山公司）、习大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2015）汉民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万令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晓林，被上诉人宏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汤拯，被上诉人习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万令原审诉称，2012年，顺河乡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通过比选宏山公司中选，业主为南山村村民委员会。2014年8月30日，顺河乡政府联系宏山公司的习大伟，要求宏山公司疏通南山村塌方公路，宏山公司派习大伟负责施工事宜。9月2日，习大伟联系杨万令，口头约定租赁杨万令的挖掘机到现场施工，并由习大伟指定挖掘机操作员李云辉驾驶挖掘机。9月3日，李云辉驾驶的挖掘机在宏山公司施工员刘艮洪的指挥下，压垮路基翻下山崖导致李云辉死亡、挖掘机毁损。9月7日，杨万令和习大伟分别向死者家属赔偿380000元。另外，习大伟在《关于李云辉死亡善后协调会议记录》中称宏山公司为我公司，习大伟系借用宏山公司的资质承包工程，习大伟与宏山公司系挂靠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习大伟与宏山公司连带向杨万令支付杨万令垫付的李云辉死亡赔偿款380000元；判令习大伟与宏山公司连带向杨万令支付由杨万令垫付的死者丧葬费9920元以及其他合理花销7234元；案件受理费由习大伟与宏山公司连带承担。
宏山公司原审辩称，疏通道路的工作不是宏山公司承包的业务，宏山公司没有借资质给习大伟，与习大伟不是挂靠关系，本案的损失不应由宏山公司承担。
习大伟原审辩称，习大伟在案涉事故中只是作为介绍人的身份，为顺河乡政府介绍杨万令，疏通工程也不是宏山公司承建的工程范围内的工作，杨万令不应以习大伟作为被告提出请求，习大伟不应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宏山公司经过比选中标汉源县顺河彝族乡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并与顺河彝族乡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签订《通村公路建设合同》，对S306线至南山村委会及原纳尔村委会路面进行公路整修硬化。2014年，宏山公司承建的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标段纳尔回头（小地名）地段发生塌方造成道路受阻。经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由乡政府协调7000元资金给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对该处道路进行疏通。在南山村村民委员会联系未果后由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黄汝文代为联系习大伟，商定由习大伟疏通南山村通村公路纳尔回头地段的塌方，疏通道路后由南山村村民委员会一次性支付费用7000元。2014年9月2日，习大伟与杨万令商定，由杨万令疏通南山村通村公路纳尔回头地段的塌方，价格为7000元。2014年9月3日，杨万令安排其雇请的驾驶员李云辉驾驶挖掘机在南山村通村公路“纳尔回头”塌方处进行公路疏通作业时挖掘机发生侧翻，造成李云辉当场死亡，挖掘机毁损的事故。2014年9月5日，经汉源县政法委主持，在汉源县安监局、汉源县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汉源县公安局万工派出所派员参加情况下，习大伟作为施工老板、杨万令作为挖机机主与死者李云辉的家属就该事故进行协调，并于2014年9月6日达成赔偿协议，由习大伟、杨万令一次性支付李云辉家属死亡丧葬费及父母子女赡养、抚养费用共计760000元，习大伟、杨万令各支付50%。2014年12月，杨万令以习大伟在《关于李云辉死亡善后协调会议记录》中称宏山公司为我公司，习大伟系借用宏山公司的资质承包工程，习大伟、宏山公司系挂靠关系，应当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并提出前述主张。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万令与习大伟商定，以7000元的价格由杨万令疏通南山村通村公路纳尔回头地段的塌方，双方之间的关系应为承揽关系。后杨万令安排其雇请的驾驶员李云辉驾驶杨万令的挖掘机在进行公路疏通作业时挖掘机发生侧翻，造成李云辉死亡，挖掘机毁损的事故，对此，杨万令应承担赔偿责任。后该事故的赔偿事宜在汉源县政法委的主持及相关部门的参与下，习大伟和杨万令已与死者李云辉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杨万令主张要求习大伟承担赔偿及习大伟在《关于李云辉死亡善后协调会议记录》中称宏山公司为我公司，习大伟系借用宏山公司的资质承包工程，习大伟与宏山公司系挂靠关系，应当一起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无证据证实，且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杨万令要求判令习大伟与宏山公司连带支付其垫付的李云辉死亡赔偿款380000元、死者丧葬费9920元以及其他合理花销7234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万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57元，减半收取3628.5元，由杨万令承担。
宣判后，杨万令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万令提交的《关于李云辉死亡善后处理协调会议记录》中明确表述“顺河乡政府介绍情况：当日，王绍文与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施工方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刘艮洪取得联系，并商定由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垮方道路进行疏通，由村上一次性支付报酬7000元”，“习大伟给我打电话，说有几天工程要做，要租用我的挖机”。该记录中乡政府的介绍，习大伟、杨万令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证明道路疏通施工方为宏山公司，而并非杨万令，宏山公司租赁杨万令的挖机进行现场施工。《会议记录》中习大伟明确表述宏山公司为“我公司”充分证明二者为挂靠关系。《关于李云辉死亡善后处理协调会议记录》应作为法院定案的证据；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金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基于合同法严格责任原则，只要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习大伟、宏山公司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现场图片表明，挖掘机在案涉路段作业时压垮路基滚下路面机毁人亡，系涉案路段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习大伟、宏山公司不仅没有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庭审查明的事实反而证明两主体存在过错，宏山公司、习大伟作为过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杨万令与宏山公司、习大伟之间属于租赁合同关系，杨万令提供了合格的挖掘机，并按习大伟的要求（挖掘机操作人员由习大伟指定，录音证据能证明）安排工作人员予以配合。在施工现场均由宏山公司的员工进行现场指挥，导致挖掘机翻下山崖。杨万令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因此要求杨万令承担损失，违背了公平原则的要求；四、如果本案认定为加工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宏山公司为该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其施工路段有明显的质量问题（挖掘机压垮路基）且现场指挥人员未尽到相应职责，宏山公司对死者的死亡有重大过错。在选定挖掘机驾驶人员的事实上，根据杨万令与习大伟的录音，也能证明习大伟知晓挖掘机师傅的技能情况。基于以上理由，上诉人杨万令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向杨万令支付李云辉死亡赔偿款380000元；2、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向杨万令支付垫付的丧葬费9920元以及其他合理花销7234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宏山公司答辩称：一、宏山公司与顺河彝族乡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所签《通村公路建设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内容并未包括案涉事故发生时正在完成的工作；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万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基于以上理由，被上诉人宏山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习大伟答辩称：案涉事故发生时正在完成的工作并非习大伟介绍，习大伟与杨万令间没有发生过挖掘机租赁关系，原审处理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被上诉人习大伟提交以下证据：
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的（2015）汉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汉源县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从未将任何工作内容交由习大伟完成。
上诉人杨万令质证认为，对（2015）汉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依照相关规定，法律文书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具有证明力，目前该文书并未生效，所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上诉人宏山公司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习大伟拟提交的（2015）汉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无异议。
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被上诉人习大伟二审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当事人在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时，所举示的证据是生效裁判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为对当事人所主张，且生效裁判认定的要件事实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习大伟提交的（2015）汉民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予采信。
二审中，宏山公司自认案涉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其与顺河彝族乡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所签《通村公路建设合同》中所涉工程的施工地点范围内，习大伟在宏山公司承建的上述工程中负责完成部分劳务工作，导致案涉事故发生的塌方清理工作如不能完成，宏山公司无法就《通村公路建设合同》所涉工程继续施工。
二审另查明：形成时间为2014年9月5日的《会议记录》中载明：“一、顺河乡政府介绍情况：2012年顺河乡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通过比选，由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选，业主方为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公司施工负责人为习大伟......王绍文与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施工方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刘艮洪取得联系，并商定由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垮方道路进行疏通，由村上一次性支付报酬7000元。二、习大伟：这项工程是2012年12月中标，由于2013年4.20地震停工，至今未动工，南山公路地段复杂经常垮方。今年8月30日，顺河乡政府黄汝文电话找到我，说村上公路垮方请我公司帮助排危，我们商定道路疏通后由村上一次性支付费用7000元。我们现场查后说太危险了，不能作业，黄汝文说群众卖核桃要紧，要想办法抢通。我联系挖机老板杨万令，租用其挖机到现场施工，道路排险后，支付报酬7000元”。2014年9月6日，习大伟、杨万令作为甲方，案涉事故所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作为乙方，在四名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工伤事故处理协议》，协议载明：“因汉源县顺河彝族乡南山村通村公路塌方受阻，乡村干部找施工老板习大伟及时排危抢通。习大伟接受工程任务后联系租用甲方杨万令挖机进行作业。2014年9月3日下午，甲方杨万令雇用的挖机驾驶员李云辉驾驶杨万令挖机在排危抢通公路作业时连人带机侧翻山崖，造成驾驶员李云辉当场死亡事故”，协议同时对赔偿数额、责任承担主体和比例、协议履行后的法律后果进行约定。
其余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审理中陈述的意见，结合目前能为确认的法律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确定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案涉事故发生后，2014年9月6日各方就事故所致人身损害后果达成的《工伤事故处理协议》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二、《工伤事故处理协议》中的责任金额应由哪些主体承担；三、《工伤事故处理协议》中的责任比例应当如何区分。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相关民事主体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建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当建立此种关系的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为有效，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安定性。2014年9月6日的《工伤事故处理协议》符合上述法律所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的法律性质是相关主体就案涉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与赔偿权利人设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宏山公司与顺河彝族乡南山村村民委员会、顺河彝族乡人民政府所签《通村公路建设合同》中所涉工程的施工地点范围内，习大伟在宏山公司承建的上述工程中负责完成部分劳务工作，导致案涉事故发生的塌方清理工作如不能完成，宏山公司无法就《通村公路建设合同》所涉工程继续施工；结合2014年9月5日《会议记录》中顺河乡政府介绍情况部分所载明的“2012年顺河乡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通过比选，由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选，业主方为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公司施工负责人为习大伟......王绍文与南山村通村公路硬化工程施工方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刘艮洪取得联系，并商定由四川宏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垮方道路进行疏通，由村上一次性支付报酬7000元”，习大伟陈述部分所载明的“这项工程是2012年12月中标，由于2013年4.20地震停工，至今未动工，南山公路地段复杂经常垮方。今年8月30日，顺河乡政府黄汝文电话找到我，说村上公路垮方请我公司帮助排危，我们商定道路疏通后由村上一次性支付费用7000元。我们现场查后说太危险了，不能作业，黄汝文说群众卖核桃要紧，要想办法抢通。我联系挖机老板杨万令，租用其挖机到现场施工，道路排险后，支付报酬7000元”几部分事实可以认定，导致案涉事故发生的工作与宏山公司履行《通村公路建设合同》中所负义务有密切联系，是宏山公司完成合同义务的合理延伸，而习大伟“联系杨万令使用其挖掘机并要求其指派驾驶员”是为宏山公司利益而为的行为，其在从事该行为时的身份应当认定为宏山公司代理人。仅就完成该部分工作内容而言，宏山公司是使用挖掘机和驾驶员的主体，杨万令是提供挖掘机和指派驾驶员的主体；挖掘机驾驶员从身份上来讲，与杨万令形成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就杨万令指派驾驶员的行为而言，则与宏山公司形成接受分包业务和给予分包业务的关系。宏山公司在给予分包业务时，应当对接受分包业务的主体是否有完成工作的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尽到必要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宏山公司就该部分要件事实所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案涉事故发生导致的人身损害后果应由杨万令和宏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在确定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分担时，应当首先对连带责任人的过错进行判断，如果连带责任人内部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分担达成协议约定，且能够认定该约定是连带责任人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尊重和优先适用连带责任人之间的约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针对第一部分争议焦点所作的论述，《工伤事故处理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比例对杨万令和宏山公司均具有约束力，两主体对案涉事故的损害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相同，各为50%。前文已叙，习大伟在“联系杨万令使用其挖掘机并要求其指派驾驶员”的行为上，身份应当认定为宏山公司代理人，因此，《工伤事故处理协议》上习大伟的签名行为法律后果的受体亦应当认定为是宏山公司。
综上所述，杨万令本案中向习大伟、宏山公司主张追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57元，由上诉人杨万令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
审 判 长 刘入源
代理审判员 徐 源
代理审判员 刘 茉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