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韶始法民二初字第114号
原告：何伯林，男，汉族，始兴县人，务农，住始兴县。
委托代理人：夏祥明，广东王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兰秀，女，汉族，始兴县人，粮食局下岗职工，住始兴县。
被告：邓汉山，男，汉族，始兴县人，粮食局下岗职工，住始兴县。系李兰秀的丈夫。
委托代理人：邓汉平，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始兴县人，住始兴县，系被告邓汉山的胞兄。
原告何伯林诉被告李兰秀、邓汉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炳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伯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夏祥明，被告李兰秀、邓汉山以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汉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伯林诉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出售稻谷的货款1435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20日，何伯林出售了3662公斤稻谷给李兰秀和邓汉山，价值14355元，李兰秀亲手书写欠条一张交何伯林收执。之后，何伯林多次找李兰秀和邓汉山要货款，李兰秀和邓汉山却找各种理由拒绝支付，无奈之下，何伯林只能起诉到法院。依《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之规定，李兰秀和邓汉山为共同被告。
被告李兰秀、邓汉山共同辩称：一、原告诉我夫妻拖欠其3662公斤稻谷款14355元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2014年10月20日，原告并没有出售什么稻谷给被告。当天，原告空手到我兴仁粮仓了解有关粮食收购价格方面的情况，说他们在农民手中收了此稻谷，想了解一下价格情况。原告报了三个数字让被告先测算一下，其中第一个是21包837公斤，第二个数字是14包542公斤，因为这两个数字的稻谷都不是被告想收的“米香粘”品种，便没有帮他测算。而第三个数是3662公斤的米香粘，按照当天的收购价是100市斤／196元，原告3662公斤米香粘的收购价格是14355元。被告便写了一张测算的白条给原告。如果原告认为他收的这批米香粘出售给被告有钱赚、划算，就可以运过来收购。原告拿着被告李兰秀写的这张测算单便兴冲冲地回家去了。但原告并没有将这3662公斤米香粘稻谷出售给被告。此后被告认为原告可能已将这批稻谷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别人，也就没将此事放在心上。谁知时隔一年，原告竟以一张测算单起诉被告，真是可笑之极，原告所诉完全是诬告。二、原告出具给法院的唯一证据，只是一张粮食收购的测算报价单白条，既不是收条，更不是欠条，完全不具有法律效力。在10月20日被告李兰秀出具给原告的这张白条纸，是我们粮食生意行业中常见的一张分析测算报价单，很多卖稻谷的人手中都有这种测算白条，只是被告提供给卖稻谷人的一种参考。因为稻谷收购的价格变动大，全天收购价格都不同。当时是被告李兰秀测算的，便随手在这张白条纸上签了个“李”字，就将这张测算报价单交给原告拿回家作为参考而已。此后，原告并没有将稻谷交给被告收购。如果说被告收了原告的稻谷又没付清款，原告作为一个生意人，怎么会不让被告写张收条或欠条，难道原告不知道收条或欠条的大概格式是怎么写的吗？拿着被告写得毫无实际意义的测算报价单就去起诉，谁会相信原告的这种行为呢？被告夫妻俩都是县粮食局原干部职工，机制改革后一直在沈所兴仁粮仓收购粮食，经营晚造优级米香粘。收购都是现钱交易，钱货两清，从不拖欠农户和客户的货款，在当地受到乡镇和农户的好评，现在遭到原告的诬告，给被告的良好声誉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要求原告赔偿被告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为此，恳请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被告邓汉山、李兰秀系夫妻关系，原均为始兴县粮食局的在编职工，2002至2003年间夫妻两因单位减编减员而下岗。2004年，被告夫妇开始承租始兴县粮食局坐落在原花山乡的粮仓，同时开办了沈所镇新仁里粮仓碾米厂，从事经营稻谷的收购、加工及外调生意，公开对外收购稻谷。原告何伯林是始兴县城南镇新村村的农民，除自家生产稻谷外，也常年向多粮的农户收购稻谷贩卖。2014年间，原告曾多次将自家的或收购的稻谷出售给两被告。
2014年10月20日，被告李兰秀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字据（下称“字据-1”），该字据内容：右上角写有“21包837公斤、14包542公斤”字样；中部写有“何伯林20／10；3662公斤14355元”字样；右下角写有一“李”字。
对上述字据-1，原告认为是被告李兰秀书写的收据或欠条，其解释为：2014年10月20日，其运送了稻谷一批让被告李兰秀收购，其中21包837公斤是白角粘谷、14包542公斤是丰优谷、3662公斤是米香粘谷，被告收购了3662公斤的米香粘谷，对应价格14355元，被告收购后未付款而拖欠至今。另21包837公斤白角粘谷、14包542公斤丰优谷在同日的另外两张收购字据（即下面所称的“字据-2、字据-3”）中付了款。
被告李兰秀承认字据-1系自己亲笔写给原告的，但认为字据-1既不是收据也不是欠条，仅仅是大米咨询测算单，其解释为：2014年10月20日，原告只身（未运送稻谷）来到被告粮仓收购点称其收购有一批稻谷要出售，便前来询问稻谷价格，李兰秀随手拿了一张白纸条依据原告口述的品种和数量分类作了记录和相关测算：其中21包837公斤和14包542公斤为上造油粘谷，因未列入其收购范围，遂写入纸张的右上角，且未予以测算价格；另3662公斤是晚造油粘谷，属收购范围，便写在纸张的中部，并按当天的单价196元／100市斤测算了价款，经测算价款为14355元并写入其中，写完后原告便拿着纸条回家去了，这就是字据-1的由来。李兰秀还称，原告当时还提出希望被告同意将属上造的那35包谷与下造油粘谷一并收购，李兰秀明确表示只收购下造油粘谷，不收购上造油粘谷。
原告为佐证自己的主张，另向法庭出示了李兰秀出具的三张如下字据：
第一张（下称“字据-2”）内容记载：“何伯林20／10；1160.5公斤4549元；李；21／10；清”。第二张（下称“字据-3”）内容记载：“何伯林20／10；2836公斤11117元；李；清”。第三张（下称“字据-4”）内容记载：“何伯林19／10；2304.5公斤9033.64元；20／10；2269.5公斤8896.44元；21／10李；清”。
原告解释称，字据-2、3、4也是被告李兰秀向其收购稻谷时出具的收谷付款字据，收谷后未付谷款的在字据中没有写“清”字；付清谷款的则在字据中写上“清”字，表示货款已清结。而字据-1没有写“清”字，所以可证明被告没有支付字据-1的谷款。
被告对字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字据-2、3、4是稻谷已收购入库并已付清款的字据，但不能据此推断字据-1也是稻谷已收购入库的字据，字据-1仅仅是一份咨询测算单。
另查明，被告在向客户收购稻谷的过程中办理手续有如下情形：一是最通常最普遍的情况是：稻谷过磅──算好价款──稻谷进仓──当场付款清结，客户无要求出具字据的就不开具任何票据给客户，如客户有要求出具字据的（客户为了回去好对账）就开具如字据-2、3、4的字据给客户收执。二是收购后几天内（一般2至3天）付款的情况，稻谷进仓后就一定会向客户出具如字据-2、3、4的字据，只是在出具时未写“清”字，在2至3天内凭字据领款，付清款后就随即在字据里写上“清”字和日期。被告称这第二种情况往往会在收购“旺日”时发生，遇此“旺日”，售谷客户多，预支的现金已用完，而客户在傍晚甚至夜间还会把稻谷运送过来要求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答应在收购后的第二天到银行取款后才能支付谷款，如第二天适逢周末银行未上班，就会多等上1至2天付款。三是极少数收购后因需欠款较长时间而另写欠条给客户的情况。这种情况会在收购稻谷时讲明，客户同意后就会在收购稻谷后出具正规格式的《欠条》给客户，欠条里会写明收购了多少公斤稻谷，欠多少谷款，什么时候付清，只要客户在期限届满前持欠条来领款都会按时结清。
又查明，2014年10月20日以后，原告承认还继续向被告出售过稻谷，且均已付款清结。原告称仅剩下字据-1被告未结清谷款。庭审时问其从收购稻谷后一年来“为何还有单独这张字据-1没有付款”时，原告回答称，其忘记了这张字据-1没有付清款，当时这张字据与其它已经结清的字据存放在一起，一直没有发现，今年才发现该字据的谷款未结清，发现后才向被告催收货款的。
还查明，因稻谷收购商不止被告一家，原告的稻谷除买给被告收购外，也会向其他商家出售。从2015年起，被告未再收购原告的稻谷。原告称被告常拖欠其稻谷货款，被告则称从未拖欠过原告的稻谷货款。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字据-1、2、3、4以及本案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基于字据-1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字据-1是否是被告出具的稻谷收购凭据。由于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且诉辩双方的解读又各执一词，本院只能从证据规则、常理法则以及双方解读的合理性综合进行分析、认定。
首先，从现有证据的内容及其来源的角度来看，字据-1写有“21包837公斤、14包542公斤；3662公斤14355元”字样，没有写“收”、“欠”、“清”字，结合被告的稻谷收购手续以及与双方无异议的字据-2、3、4相比照，无法直接判断字据-1到底是收购凭据、欠货单还是测算单，因为其形式、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来源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第一、被告作为稻谷收购商，公开、大量地对外收购稻谷，而收购商又不只被告一家，不同商家的收购价会常有变动，售谷客户前来咨询收购什么品种、每一品种价格怎样是正常之事，在客户报上稻谷的品种、数量让商家测算一下价款，商家把测算情况口头或书面告知客户也完全正常，所以，对被告主张的字据-1是咨询测算单，其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二、从被告办理稻谷收购手续的过程来看，对客户送来出售的稻谷，经被告过磅后有时（应客户要求）会出具诸如字据-2、3、4的纸条给客户持有，稻谷入仓并付清谷款后再在字据中写上“清”字，没有写“清”字就表示没有付款。因此，字据-1是稻谷收购凭据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第三、稻谷过磅后但未入仓的情况，也就是说，稻谷过了磅，被告开出字据交给了客户，但客户因故反悔不卖又将稻谷拖走（即稻谷未入仓），这时未写“清”字的据字仍由客户持有。故对原告持有的字据-1，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咨询测算单，二是未付款的收购凭据，三是稻谷已过磅但未完成交易。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二种情形存在稻谷买卖交易。
其次，以常理法则对双方解读证据的合理性角度来看，第一、字据-1与字据-2、3、4比照，字据-1右上角多出两组数字即“21包837公斤、14包542公斤”（字据-2、3、4没有这两组数字），这是字据-1有别于其它字据的特殊性所在，而这两组数字却没有价款显示，原告称“这21包837公斤是白角粘谷、14包542公斤是丰优谷，是在同日的另外两张收购字据（即字据-2、3）中付了款。”但字据-2、3显示的数字（1160.5公斤4549元；2836公斤11117元（24包894公斤）］，不论是包数还是公斤数都无法看出两者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右上角写的“21包837公斤、14包542公斤”谷去了哪里？为何无价款显示？原告未能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而对此被告李兰秀解释说“其中21包837公斤和14包542公斤为上造油粘谷，因未列入其收购范围，遂写入纸张的右上角，且未予以测算价格。”则合乎情理（品种未列入收购，写在不显眼的右上角，不进行测算）。第二、字据-2显示，收购日期是2015年10月20日，付款日期是第二天即2015年10月21日；字据-4显示，收购日期是2015年10月19、20日，付款日期是三天内的2015年10月21日。这与上述被告办理收付手续第二种“两三天内付清款”的情形相符合。字据-3显示，收购和付款均为2015年10月20日，这与上述被告办理收付手续第一种“即收即付”的情形相符合。原告称“被告从来都没有一次性付清货给其”与事实不相符。第三、字据-2和字据-4显示，原告于2014年10月19日向被告出售了2304.5公斤稻谷，于2014年10月20日又向被告出售了3430公斤稻谷（2269.5＋1160.5＝3430公斤，不含字据-3已即收即付的2836公斤），分别写在字据-2和字据-4中，各欠货款4549元和17930.08元，该两份字据的谷款未在当日付清是事实，原告是在2014年10月21日持字据找被告兑现的，而字据-1同是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如果是收购凭据，原告怎么会偏偏忘记拿字据-1去兑现呢？如果字据-1真的是收购欠款凭据，且数量和欠款金额（3662公斤14355元）是笔不小的数字（远大于字据-2的4549元），按常理原告在第二天去找被告领款时，应首先想到、至少不会遗漏该份凭据，更不会在多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发现其未兑现。而事实却是，原告在2014年10月21日仅持字据-2和字据-4去领款兑现，却没有持字据-1去找被告要钱。可见，对原告所称的“其忘记了这张字据-1没有付清款，当时这张字据与其它已经结清的字据存放在一起，一直没有发现，今年才发现该字据的谷款未结清。”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如果按被告李兰秀所解读的字据-1仅是咨询测算单，则不存在有违常理法则的问题。
综上所述，应认定字据-1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的稻谷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事由，因其提供的证据证缺乏证明力，其对证据的解读不清晰不合理，庭审陈述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令人信服，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被告支付稻谷款14355元的诉讼请求，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伯林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9元、保全费180元，合计25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何伯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炳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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