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烟民申字第18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升玺。
委托代理人：冯玉法。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寿举。
委托代理人：冯玉法。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国通。
委托代理人：冯玉法。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金良。
委托代理人：冯玉法。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姜付文。
委托代理人：徐春光，山东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莱州市金多利盐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土山镇。
法定代表人：安呈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因与被申请人姜付文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莱州市金多利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多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烟商二终字第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申请再审称：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两审法院将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个人39.3万元存款（包括两个案外人刘伟伟5万元、孙明尧5万元）认定抽逃注册资金40.5万元，缺乏证据证明。1、2004年6月18日，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决定成立公司时，准备注册资金100万元，但由于只筹资89.3万元（包括两个案外人刘伟伟5万元、孙明尧5万元），于是将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存在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及两名案外人名下的39.3万元存款，不是从50万元注册账户资金中转出的，而是剩余的筹借款39.3万元。通过对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出资数额、比例以及存在个人名下的数额、比例的比较可以看出，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出资数额、比例与2004年8月6日的存款数额、比例相差悬殊，不能将个人存款行为认定为抽逃出资。2005年金多利公司销售收入8483843.76元，应缴税金1448264.84元，证明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不存在抽逃资金行为。2、有证据证明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不存在抽逃资金事实。①金多利公司在与姜付文债务形成之前，即2007年8月20日，金多利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同意王金良将14.5万元出资款分别转让给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金多利公司50万元注册资金分文未少，公司的偿债能力丝毫没有减低。②王金良收到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个人给付的现金14.5万元后退出公司经营至今。金多利公司将股东会决议和股权变动情况均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③以上事实姜付文在起诉书中予以认可。两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部分进行了表述，但未对出资转让的事实进行认定，显失公平。3、两审法院将金多利公司预付40万元购买盐款认定为抽逃注册资金，缺乏证据证明。金多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04年7月19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账册和烟台天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账册的审计结论，证明不了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存在抽逃注册资金行为。2014年1月10日，莱州宏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证实2004年8月6日金多利公司以现金支票的形式从注册银行提取40.5万元用于预付盐款，2005年1月24日、2005年8月30日的收款收据证明收回预付盐款共计40万元，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不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第㈡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㈦项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间金多利公司已经进入清算程序，公司清算组依法应作为公司代表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便于法院查明事实，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依法向法庭提出公司清算组代表公司参与诉讼主张，并提交2012年5月31日《山东法制报》催促债权人申报公告。在一审中，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虽多次主张清算组代表公司参与本案诉讼，说明财务账册在清算组无法提交，如需提交须法院书面裁定给清算组，责令清算组提交的情况后，一审法院拒不出具裁定调取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财务账册。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故意不通知金多利公司清算组参加诉讼，加重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举证责任，显失公平。㈡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㈢》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两审法院认定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抽逃资金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并依据上述规定判决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金多利公司不能清偿的456072.92元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㈡项、第㈥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3）烟商二终字第4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不承担金多利公司456072.92元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不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姜付文提交意见称：㈠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8月6日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共同抽逃出资40.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主张39.3万元不是从金多利公司账户转出的，而是剩余的筹借款，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40.5万元用于预付盐款，并分别于2005年1月24日、2005年8月30日收回预付盐款是虚假的。㈡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供的莱州宏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不属于新证据，对本案没有证明力。该报告是金多利公司单方委托审计的，审计的范围是该公司2004年至2008年公司与股东、公司与王日志往来情况。该报告第四条第二款载明，金多利公司分别于2005年1月24日、2005年8月30日收回王日志预付盐款共计40万元与事实不符。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一、二审中均未主张预付给王日志40.5万元盐款已收回，更未提交所谓的收回王日志预付盐款的收款收据。该报告第五条载明，金多利公司与王日志预付盐款余额未进行函证，因此无法确认金多利公司收回王日志预付盐款的真实性，姜付文对此亦不予认可。㈢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主张金多利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应由清算组作为公司代表参与诉讼活动，且金多利公司的财务账册在清算组无法提交是错误的。1、金多利公司进入清算程序证据不足。本案一审中，金多利公司以公司名义应诉，并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诉讼文书。未提交金多利公司解散清算的股东会决议，更未向法庭说明清算组成员及负责人。在二审上诉状中仍列明上诉人金多利公司，没有主张金多利公司已进行清算。2、假如金多利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㈡》第十条规定，仍应列金多利公司为诉讼当事人。因此，一审判决列金多利公司为诉讼当事人是正确的。3、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以金多利公司财务账册在清算组为由拒不提交公司账簿是严重错误的。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清算组应当保管公司的账簿。而本案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均是金多利公司的股东，是当然的清算组成员，公司的账簿理应由上述三人持有和保管。㈣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㈢》的相关规定认定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判决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金多利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㈤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已与姜付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综上所述，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出的再审理由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姜付文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期间，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2004年8月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1张，金额为40.5万元；2004年8月6日的存款凭条5张，合计金额为39.3万元。证明40.5万元是从公司的注册资金账户提出来的，39.3万元是个人存款，不是抽逃注册资金。2、金多利公司2005年度产品销售收入为8483843.76元和应交税金为1448264.84元，证明公司经营很好，不可能抽逃注册资金。3、莱州宏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当初买盐的40万元没买成又退回来，证明没有抽逃注册资金。4、营口泓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该公司营业执照、该公司职工王日志网上联系方式的网页，证明购买盐不成款退回来的经过。5、2005年1月24日和2005年8月30日的收款收据，证明王日志把40万元盐款退回。经质证，姜付文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是姜付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明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证据2也不属于新证据，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二审中已提交，销售收入、应交税金与是否抽逃注册资金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单方委托的，审计报告第五条明确说明余额没有经过函证，证明不了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主张。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营口泓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但是没有证人本人的签字，该证明没有证据效力。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两张收款收据是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后补的，对本案没有证明效力。该收款收据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一、二审当中从未提交过，在一审中法院多次通知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交2005年1月之后的公司账目凭证，其拒不提交，现在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在一、二审中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从未主张40万元购盐款已于2005年收回。两张收款收据的编号是0014263、0014254，在公司2004年至2005年12月份之间所有凭证中没有出现其他同本的收款收据，相反出现了大量其他同本连号的收款收据。该两张收款收据上没有加盖公司的印章，其他收款收据都加盖了公司的印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多利公司2011年变更过名称。该两张收款收据是虚假的，不能证明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主张。
本院认为，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作为金多利公司的股东，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并且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资本。2004年7月19日，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将出资款通过银行汇入金多利公司账户内。2004年8月6日，金多利公司账户内的40.5万元被提取，同日，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名下分别存入不同数额的现金，另有10万元存入两名案外人名下。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申请再审称39.3万元系完成50万元注册资金后剩余的筹借款，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申请再审称40.5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其中40万元是预付给王日志的盐款，5000元是费用，盐没买成40万元退回来了。本院认为，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交的2005年1月24日、2005年8月30日两张收回预付盐款的收款收据，是金多利公司单方制作出具给王日志的收款收据，该两份收款收据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即已存在，对此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应该是清楚的。一审审理期间，法院要求提供金多利公司2004年以后的账簿，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应在限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而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以财务账册在清算组无法提交为由，未向法院提交。因此，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2005年1月24日、2005年8月30日两张收回预付盐款的收款收据，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属于再审新证据。该两份收款收据以及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交的莱州宏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王日志出具的加盖营口泓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证明、网上联系的网页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金多利公司与王日志所在的营口泓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交的金多利公司2005年度产品销售收入和应交税金数额，仅能证明2005年度金多利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经营情况与股东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没有必然联系。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提交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没有抽逃注册资金的主张。综上，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申请再审称40.5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存入其名下的款项是筹借款，本院不予支持。一、二审法院认定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金多利公司成立后共同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㈢》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令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在40.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金多利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金多利公司在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具备参加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列金多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以及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㈡项、第㈥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升玺、孙寿举、王国通、王金良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武 静
审判员 孙积波
审判员 任美群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杨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