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3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15楼自编号04。
法定代表人：林昭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丽容，女，1928年11月5日，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深庭，男，193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东山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雄，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瑶滔，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38号万胜广场A座。
法定代表人：丁建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赫威，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豪，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智明，女，194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慧明，女，195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佐桓，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谭佐樑，男，194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荔湾区拆迁办公室，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56号西华苑商务中心二楼。
负责人：刘志伟，该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斯毅，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启鸿，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丽容、谭深庭、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公司）、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原审被告谭佐樑、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荔湾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荔湾拆迁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5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城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予以改判。事实理由如下：一、城建公司在一审时由第三人当庭被追加为被告。一审法院当庭出示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同雅苑同雅街48号703房(下称“同雅街48号703房”)与谭丽容、谭深庭提交的证据1《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书》中的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同德花园同雅北街48号703房(下称“同雅北街48号703”)的地址不一致，城建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提出异议，并表示需庭后查明两处房屋产权及实际使用情况，获一审法院同意，且一审法院亦当庭告知各当事人前往实地调查。二、同雅街与同雅北街确非同一街道，并分别存在同雅街48号和同雅北街48号。城建公司多次向法院反馈要求谭丽容、谭深庭及地铁公司提供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城建公司名下同雅街48号703房的证据，亦曾出具《关于(2016)粤011l民初5734号物权保护纠纷案有关问题的答复及补充意见》，书面答复一审法院“同雅街48号703房现登记在我司名下……，而同雅北街48号为商铺……；要求谭丽容、谭深庭及地铁公司提供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城建公司名下同雅街48号703房的证据，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完税证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城建公司一审中真正意思是如法院查实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同雅街48号703房的情况下予以协助办证，一审法院简单认定城建公司同意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曲解了城建公司一审答辩意见的本意。三、谭丽容、谭深庭及地铁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同雅街48号703房的证据，亦无证据证明同雅街48号703房与同雅北街48号703房系同一房产的情况下，仅凭谭丽容、谭深庭及地铁公司的单方意见，即直接确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中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即为现城建公司名下的“同雅街48号703房”，并依此判决城建公司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同雅街48号703房房产登记手续于法无据。此外，谭丽容、谭深庭一审提交的(1996)荔法房初字第495号和（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书，证实该案源于谭丽容、谭深庭与地铁公司之间的房屋征用拆迁纠纷，城建公司并非此拆迁纠纷的当事人，故理应由谭丽容、谭深庭与地铁公司提供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现城建公司名下同雅街48号703房的证据。否则，谭丽容、谭深庭与地铁公司均无权处分城建公司的合法财产。四、一审法院判决城建公司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同雅街48号703房房产登记手续，侵害了城建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同雅街48号703房的最终归属，不排除存在案外人合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的情况，若日后该案外人凭合法取得该房产所有权的证据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时，城建公司的权益都将受到严重侵害。五、（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明确补偿安置房为同雅北街48号703房，如一审法院认为存在错误应告知当事人对此申请再审，而不应直接更正该判决结果。
被上诉人谭丽容、谭深庭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到涉案房屋现场确认过，当时城建公司也确认涉案房屋在1996年已经交付给谭镒庭户使用，而且谭镒庭在这里居住已超过20年，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的钥匙也是在谭佐桓手上。涉案房屋是地铁公司和荔湾拆迁办根据（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交付给谭镒庭使用的，这证明城建公司同意将谭镒庭安置在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二、根据一审开庭情况以及城建公司答辩，其一直同意将同雅街48号703房配合登记在谭深庭、谭丽容等人的名下。三、同雅街48号703房由谭镒庭使用至今，城建公司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城建公司是涉案楼盘开发商，一直管理涉案楼盘，不可能不清楚这二十多年涉案房屋一直由谭镒庭使用的情况，更不可能不清楚谭镒庭系基于拆迁安置才入住该房屋，包括交付管理费、水电费等，城建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足以证明城建公司同意将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作为安置房安置给谭镒庭等人使用。四、至于（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载明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一审法院和双方均去现场核实时，也明确同雅北街48号703房并非是地铁公司或城建公司名下。上述事实可以清晰反映城建公司及地铁公司均是同意按照现状将同雅街48号703房作为安置房之一而安置给谭镒庭等人使用，并且是产权调换行为。综上，谭丽容、谭深庭希望二审法院驳回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地铁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城建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地铁公司在（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书生效后已经将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交付给谭镒庭户使用，至今已超过20年，谭佐桓保管钥匙，地铁公司已经履行了拆迁安置的补偿义务。二、根据一审法院向房产局查明的事实情况，同雅街48号703房建筑面积是68.87平方米，而（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记载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面积68.883平方米，两者可以基本对应。可见同雅街48号703房就是本案补偿安置给各当事人的补偿安置房。三、一审法院在现场查勘时，各方均确认同雅北街48号是商铺而非住宅，产权人不明，且各方均不持有该房屋钥匙，也没有实际管控或使用情况。据此，地铁公司认为（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存在笔误，实际安置情况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准，由于同雅街48号703房的产权人不是地铁公司，该办证义务应当由城建公司承担和履行。
被上诉人谭智明二审答辩称：我方居住涉案房屋多年都不知道有同雅北街48号703房，当时是荔湾拆迁办的同志带我们回迁入住的。如法院认定回迁合法，我方可以协助办理房产证。
被上诉人谭慧明二审答辩称：确认同雅街48号703房实际交给我方回迁使用，至于为何与生效判决确认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不一致，我方不清楚。
被上诉人谭佐桓二审答辩称：（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作出后，荔湾拆迁办就将同雅街48号703房交给我方使用，由我方父母实际居住，至于为何与生效判决确认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不一致，我方不清楚。
原审被告谭佐樑二审陈述称：城建公司上诉提到的第二判项与我无关，不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荔湾拆迁办二审陈述称：与地铁公司意见一致。本案一审判决第二判项与我方无关，应当由城建公司和地铁公司配合办理同雅街48号703房的产权登记。
谭丽容、谭深庭于2016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地铁公司、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粤溪南路53号801房（原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侨德花园K幢四梯801房）、广州市芳村区金兰路剑兰街25号501房（原地址：广州市芳村汾水剑兰街25号5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其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2.地铁公司、城建公司、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同雅苑同雅街48号703房（原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同德花园同雅北街48号703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其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3.地铁公司、荔湾拆迁办、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65号405房（原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鹅掌坦小区65号405房）、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71号601房（原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鹅掌坦小区71号6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4.本案诉讼费由地铁公司、谭佐樑、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负担。
地铁公司一审辩称，谭丽容、谭深庭已按判决迁往涉案房屋，我司不存在任何过错。我司已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涉案房屋如何分配占用份额不在我司应履行的义务之内，我司没有损害谭丽容、谭深庭的利益。五间涉案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并非均为我司，相关的办证工作也不应当由我司承担，我司不能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谭丽容、谭深庭主张的房屋份额是17号房屋的份额分配，并非五间涉案房屋的分配份额。谭丽容、谭深庭于1996年已经迁往上述房屋居住，如何分配份额与我司无关，我司不同意配合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五间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谭佐樑一审辩称，我按照地铁公司拆迁的分配方式分得房屋，只是放置物品而已，并无入住。
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一审共同辩称，我们不同意谭丽容、谭深庭的诉讼请求，我们的父亲支付了房屋增大面积款，所以我们应当多分份额，我们要求重新分配房屋的比例。
荔湾拆迁办一审辩称，我方对于谭丽容、谭深庭产权分割并无异议，由于我方是受地铁公司的委托安排房屋的产权调换，我方同意协助地铁公司为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城建公司一审辩称，对于谭丽容、谭深庭提出的产权分割问题我司不发表意见。我司也不清楚703房为何登记在我司名下，我司同意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一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于1994年10月26日出具的（94）穗荔证内字第8068号《继承权证明书》载明：被继承人谭接奕于1973年2月16日死亡，死后留有坐落在广州市宝华路宝庆坊十七号房屋的留房部份（广州市房地产所有证，证字第108705号）。谭接奕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及妻子江胜好已先死亡。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是谭接奕的子女。经继承人协商，由谭镒庭、谭深庭各继承36.04%产权，谭丽容继承27.92%产权。
地铁公司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第三人为谭熀庭、黎碧华、孙爱芬、谭智明，要求上述人员立即将17号房屋交付拆迁并异地永迁至安置房屋。1996年5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荔法房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谭熀庭、黎碧华、孙爱芬、谭智明立即将17号自有房产部分的房屋交由地铁公司拆迁，上述人员搬往广州市西槎路鹅掌坦小区71号501房、601房及65号305房、405房共四个套间居住等等。判后，谭丽容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是17号房屋的业权人，地铁公司安排501房、801房、703房、405房及601房五个套间作为对拆除谭深庭等人原有房屋的安置及补偿，判决：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谭熀庭、黎碧华、孙爱芬、谭智明立即迁往上述房屋居住及放置家具杂物。超出面积差款则由谭镒庭、谭丽容、谭深庭在办理产权交换鉴证之日一次全部付清给地铁公司。
1996年12月5日，谭镒庭向荔湾拆迁办交纳了安置建设补偿款51154.55元。
谭镒庭、卢便养于1997年9月24日在广州市公证处公证下签署《遗嘱》，载明：谭镒庭是谭接奕17号房屋的继承人之一，因该房屋被征用，被安置在501房、801房、405房、601房、703房。上述房屋中，谭镒庭占有36.04%，为谭镒庭与卢便养夫妻共有财产，现指定将上述房屋中谭镒庭占有的36.04%按照4:3:3的比例交由谭佐桓、谭智明、谭慧明继承，即谭佐恒继承14.416%、谭智明继承10.812%、谭慧明继承10.812%，他人不得争议。谭镒庭于2002年10月8日因死亡而注销户籍，卢便养于2016年3月23日死亡。
另查，地铁公司确认：801房即现白云区粤溪南路53号801房，登记在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名下；501房即现芳村区金兰路剑兰街25号501房，登记在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名下；703房即现白云区西槎路同雅苑同雅街48号703房，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405房即现西槎路65号405房，登记在荔湾拆迁办名下；601房即现西槎路71号601房，登记在荔湾拆迁办名下。
2017年2月24日，一审法院到涉案房屋现场进行勘察，经查，601房堆放杂物，房屋钥匙由谭深庭女儿提供。405房门锁已生锈无法打开，钥匙在谭智明处。801房、703房均由谭佐桓使用，钥匙在谭佐桓处。2017年3月7日，一审法院到501房现场勘察，经查，501房门外有铁栅栏，房门上锁，门外有缴款单一份，户名为谭佐辉。谭丽容、谭深庭表示该房屋由其堂兄谭熀庭的子女居住使用。
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公证书、收据、查册表、批复、死亡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现场照片、勘验笔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市宝华路宝庆坊十七号房屋的留房部份258.0473平方米的产权由谭丽容、谭深庭与谭镒庭共同继承，其中谭丽容继承27.92%产权份额，谭镒庭与谭深庭各占有36.04%产权份额。现地铁公司基于兴建市政工程地下铁道将上述房屋拆迁，并安置涉案五套房屋予原址房屋的共有人作为产权调换，应配合谭丽容、谭深庭与谭镒庭办涉案五套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谭佐桓、谭智明、谭慧明作为谭镒庭的继承人，亦应履行积极配合的义务。审理中，谭佐桓、谭智明、谭慧明认为谭镒庭支付了增大面积款，应当分得更多的产权份额，但根据生效判决，增大面积款的支付义务人除谭镒庭外，还包括谭丽容、谭深庭。谭镒庭在履行支付义务后，完全可向谭丽容、谭深庭追偿，但不得以此为由要求多分产权份额。况且，根据谭镒庭、卢便养所留《遗嘱》，谭镒庭与卢便养交由谭佐桓、谭智明、谭慧明继承的份额也是36.04%产权份额，谭佐桓、谭智明、谭慧明现要求超过上述继承份额多分产权的意见显然并不合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荔湾拆迁办与城建公司对于配合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谭佐樑并非谭镒庭的继承人，谭丽容、谭深庭要求谭佐樑配合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无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粤溪南路53号801房、广州市芳村区金兰路剑兰街25号5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其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同雅苑同雅街48号703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其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荔湾区拆迁办公室、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65号405房、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71号6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谭丽容占27.92%产权份额、谭深庭占36.04%产权份额，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共占36.04%产权份额；四、驳回谭丽容、谭深庭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谭丽容、谭深庭，一审法院不再予以退回。
二审期间，一、地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地铁公司（甲方）与城建公司（乙方）于1995年11月7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复印件，载明双方就RJ-1地块补偿安置工作达成协议，城建公司向地铁公司提供同德花园一区1-1至1-9幢、二区2-1幢至2-5幢总建筑面积58333.33平方米的房屋（具体位置及面积见附图、附表，因房屋不可分割的原因，实际交付房屋总建筑面积58339.4575平方米，双方认可，费用互不追讨）作为地铁工程建设用地的拆迁安置房以抵偿甲方已经付出总值为20000万元的拆迁安置费用，并以乙方名义与被拆迁户进行产权交换，不能与被拆迁户进行产权交换的房屋面积产权则应转到甲方名下，拆迁安置过程中的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并向地铁公司移交房屋钥匙、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拟证明地铁公司据此有权处置同德花园前述房屋;2.1999年1月25日印发《关于解决地铁拆迁安置承包责任状中安置房产权交换问题的请示》，载明地铁公司就上述情况报告广州市国土、房地产管理局，该局批示由城建公司会同荔湾拆迁办直接为被拆迁人办理产权登记工作；3.《划拨荔湾区地铁拆迁办房源统计表》复印件、4.《同德花园1区1-9栋房源》复印件，证据3、4拟证明地铁公司向荔湾拆迁办移交的同德花园1区1-9栋，其中包含涉案房屋所在的同雅（北）街48号，之后由荔湾拆迁办负责房屋安置工作；5.地铁公司与城建公司于2005年7月29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补充协议》原件及所附《同德花园产权过户明细表》原件供法院参考，该补充协议也载明双方于1995年12月签订了前述《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双方就涉案地块拆迁及回迁是有合作的，足以证明相关协议真实存在。针对前述证据，城建公司质证称：1.证据1、3、4只有复印件、证据2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故对证据1-4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证据3提到的也是同雅北街48号，无法证明安置房源就是同雅街48号703房。2.对证据5的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该补充协议所附明细表载明有同雅街48号的房源，但无涉案703房；该补充协议提到全部房源分两类，一类是以城建公司名义与被拆迁户办理产权交换，第二类是城建公司直接过户到地铁公司名下，该补充协议处理的是第一类房源，由于房管部门不同意城建公司直接过户到被拆迁户名下，双方才协商将所有剩余未过户的房屋产权过户至地铁公司名下；客观事实上涉案房屋目前还在城建公司名下，属于补偿协议处理的房源范围，应该在附表过户明细表里面，但过户明细表没有涉案房屋，证明涉案房屋不属于拆迁安置合同涉及的房屋。谭丽容、谭深庭质证称：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依照地铁公司提供的证据1可以证实地铁公司有权处置同德花园房屋且城建公司明知地铁公司取得同德花园总建筑面积58339.4757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并将上述房屋作为拆迁安置房使用；同雅街48号703房属于同德花园一区1-9幢的范围，是城建公司安排地铁公司作为拆迁安置用房，谭丽容、谭深庭作为被拆迁人合法从地铁公司取得该房产权，城建公司负有协助办证的义务；根据证据2，城建公司负有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登记的工程；证据3中的同雅北街48、50、56、60号与证据4中的同雅街48、50、56、60号拆迁安置房的房屋套数及总面积是一一对应且相互吻合，证明同雅街48号与同雅北街48号均指向同德花园1-9栋这同一所在地，也属于拆迁安置房，且为谭丽容、谭深庭合法取得，据此可证实城建公司上诉无理。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质证称：无法确认证据1-4的真实性，但是自从我方1996年左右接收使用涉案703房没有变过门牌号，××，地铁公司提交的材料显示的是同雅北街与实际房屋门牌号对不上；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该附表中没有同雅街48号703房、同雅北街48号703房，也证明涉案房屋并未过户。谭佐樑质证称：不清楚该证据。荔湾拆迁办质证称：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确认地铁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从《补充协议》内容看，明确提及到《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地铁公司对此回应称：1.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在1996年已经完成安置，该补充协议并非处理涉案房屋的安置事宜；2.从补充协议看到地铁公司确实与城建公司有签订《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证据3中载明的1-9栋同雅北街48号4-9层与证据4中1-9栋同雅街48号4-9层面积相吻合；且诉讼中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等人主张所住房屋就是同德花园1-9栋48号703房，也即可以确认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属于同德花园一区1-9栋位置，包含在城建公司向地铁公司提供的同德花园拆迁安置房安置范围内;3.至于协议以及合同当中所述的同雅北街48号与同雅街48号表述不一的问题，因城建公司是房屋开发商及产权人，对于房屋门牌号码，其一直表述都是同雅北街，虽然与实际中房屋街道名字有差异，但地铁公司认为这是笔误所造成的，实际上也并没有同雅北街48号703房这一符合生效判决认定的房屋面积的安置房存在；上述证据足以认定相关协议及统计表中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就是本案中被拆迁人目前居住的安置房屋同雅街48号703房。
二、城建公司庭后向本院提交了《关于（2017）粤01民终13073号案补充意见》，自述核查了地铁公司提交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及《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补充协议》，查实如下：1.我司查无拆迁安置合同的原件或者复印件，认为拆迁安置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与关联性。地铁公司曾于2001年5月向我司发出《关于协助办理同德花园地铁安置房屋房改事宜的函》及附表，其中提及“根据1999年11月我司与贵司签署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签署时间为1999年11月；补充协议也约定“甲、乙双方于1995年12月签订了《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签署时间为1995年12月。但地铁公司提交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实际签署时间为1995年11月7日，拆迁安置合同、函件及补充协议三者载明拆迁安置合同签署时间均不同，前后时差达四年，且不可能函件、补充协议两次均为笔误，表明函件、补充协议提及的拆迁安置合同并非指向地铁公司提交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而是我司与地铁公司后续再对该事宜重新达成了处理意见，重新签署了拆迁安置合同，但由于历史久远，近20年前的合同，我司与地铁公司均无法查找到双方签署最终的拆迁安置合同。因此，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地铁公司提供的拆迁安置合同属于补强证据，不能与函件、补充协议形成证据链，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请法院不予采信。2.查实我司确实与地铁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但涉案房屋不属于产权交换的房屋范围，地铁公司没有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依据，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附件一所列房屋清单为原合同范围内最后一批须办理产权过户单元，乙方办妥该批单元的产权过户手续并将房产证交付甲方后，即全部完成原合同关于乙方的责任和义务”。根据（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案件生效判决，如地铁公司根据拆迁安置合同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完全可以转到被拆迁户名下，显然属于第一类产权交换房屋，应当在本补充协议附表中记载，但补充协议附件一中既没有同雅北街48号703房，也没有同雅街48号703房。并且，补充协议第五条强调附件一所列房屋清单为原合同范围内最后一批须办理产权过户单元，如同雅北街48号703房或同雅街48号703房在办理产权过户单元范围以内，应当在附件一中有所记载。综上，无论同雅北街48号703房或同雅街48号703房均不属于产权交换的房屋范围，地铁公司没有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依据。
三、城建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协助办理同德花园地铁安置房屋房改事宜的函》及附表《同德花园拆迁户房改清单》，拟证明地铁公司提交的拆迁安置合同、本函件以及补充协议三者载明的拆迁安置合同签署时间均不同，本函及补充协议所提及的拆迁安置合同并非地铁公司提交的拆迁安置合同，该附表清单也没有涉案房屋门牌号。地铁公司对此质证称：根据代理人与地铁公司核实的情况，地铁公司与城建公司自始至终只签订了一份《关于广州地铁1号线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至于城建公司主张该函件载明1999年11月签订拆迁安置合同实际是笔误，实际上拆迁安置合同签订的时间是1995年；如城建公司坚持认为地铁公司与其在1999年11月还签订了一份《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那么城建公司应当提交该份合同作为证据；另外在城建公司出示的材料中有一份《同德花园楼房门牌备注》反映了同雅街48号（1-9）却没有同雅北街48号门牌的情况，结合其他材料足以认定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即是当时生效判决中的拆迁安置房。谭丽容、谭深庭质证称：同意地铁公司的意见，函件明确城建公司与地铁公司均是合同主体，地铁公司已将拆迁安置合同复印件提供给法庭，但是合同另一方主体城建公司并没有将合同原件或者复印件交到法庭，所以由此应当认定为城建公司举证不能；至于该函件显示与其提交拆迁安置合同签订时间不一致，应当以拆迁安置合同载明的时间为准，并且合同非常详细，不能以函件写1999年11月就认定为1999年11月签订的合同，地铁公司也承认是笔误，应该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拆迁安置合同的真实性。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质证称：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不知道房改房与本案的关系。谭佐樑质证称：不清楚该证据。荔湾拆迁办质证称：同意地铁公司的质证意见，该函件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一、（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查明地铁公司重新安排五个套间作为拆除谭深庭等人原有房屋的安置及补偿，其中703房为西槎路同德花园同雅北街48号703房（建筑面积：68.883平方米）。
二、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二审陈述称：确认同雅街48号703房就是地铁公司安置给我方的回迁房，虽然与法院生效判决以及对方提交的安置补偿房源所涉及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存在差异，但我方并非坚持要求地铁公司一定要将同雅北街48号703房安置给我方；至于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是否符合办证给我方的要求，由法院审查确定。
三、结合地铁公司、城建公司二审所提供的补充证据以及各方质证意见，虽地铁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为复印件，但地铁公司提供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地铁公司曾与城建公司签订过《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并约定城建公司需要提供自有物业同德花园一区1-1至1-9幢、二区2-1、2-5幢的房屋总建筑面积58339.4757平方米作价2亿元作为费用抵偿地铁公司的地铁工程拆迁安置费。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城建公司是没有否认的。该补充协议所载明的用作抵偿地铁公司拆迁安置费2亿元房屋内容及总建面积与地铁公司提供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复印件所载明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而该拆迁安置合同附表载明用作拆迁安置的房屋工程编号为同德围1-1幢至1-9幢、2-1幢至2-5幢共822套、产权面积58339.4757平方米，其中包括了同德围一区1-9幢东梯四至九全层（24套）、东中梯四至九全层（24套）、西中梯四至九全层（24套）、西梯四至九全层（24套），共96套，合计面积7319.5938平方米；而《划拨荔湾区地铁拆迁办房源统计表》载明“同德花园1-9栋同雅北街48号、50号、56号、60号4-9层共96套，面积7331.6478平方米”。而2006年9月18日《同德花园一区1-9栋房源》表中载明“共96套、面积7331.6478平方米”，并载明房源地址为“同雅苑同雅街西中梯（中）48、东中梯（东）50、东梯（北）56、西梯（西）60号”，其中西中梯48号7楼层3号户型,标准面积为68.8661平方米。另外，该房源表载明四梯的4-9全层，载明1-3层无购买。而《补充协议》所附《同德花园产权过户明细表中》涉所共173套房屋，合计建面积为11235.70平方米，其中反映栋号为1-9的系列房屋对应的地址分别为同雅苑同雅街48号、同雅苑同雅街50号、同雅苑同雅街56号、同雅苑同雅街60号，该明细表没有涉案同雅街48号703房，也没有同雅北街48号703房。
四、一审过程中城建公司向法院出具书面答复：经初步查实同雅街48号703房现登记在我司名下，该房产实际使用人暂无法确认；而同雅北街48号为商铺，不存在同雅北街48号703房，故两地并非为同一房产……。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地铁公司、荔湾拆迁办、谭智明、谭慧明、谭佐桓相应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判决项下的801房、501房、405房、601房四套房屋有关产权登记手续，合法有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不作赘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针对城建公司的上诉主张，认定如下：
城建公司上诉主张同雅街48号703房并非生效判决确认的回迁安置房，地铁公司与谭丽容、谭深庭无法证明谭丽容、谭深庭对该房屋享有合法权利，故不应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问题。因地铁公司、城建公司二审所提供证据以及各方陈述，足以证实城建公司与地铁公司就涉案地块拆迁及回迁存在合作关系，城建公司需要向地铁公司提供其自有物业同德花园一区1-1至1-9幢、二区2-1、2-5幢总建筑面积58339.4757平方米的822套房屋作价2亿元抵偿地铁公司拆迁安置费。涉案同雅街48号工程编号为1-9幢西中梯，而查册表载明城建公司名下同雅街48号703房建筑面积68.87平方米，与1-9幢7楼3号户型及（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载明同雅北街48号703房非常吻合；并且，城建公司一审亦自认同雅北街48号为商铺，没有同雅北街48号703房。也即（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中的同雅北街48号703房实际应为同雅街48号703房，属于城建公司抵偿给地铁公司的前述822套房屋范围内。城建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地铁公司签订的《关于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用地RJ-1地块拆迁安置合同》用作抵偿拆迁安置用费的822套房屋中不包含同雅街48号703房，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完成了前述822套房屋的全部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另外，从地铁公司系列证据也可以看出《划拨荔湾区地铁拆迁办房源统计表》载明“同德花园1-9栋同雅北街48号、50号、56号、60号”实为同德花园1-9栋同雅街48、50、56、60号，也即在相关材料中确实存在将同雅街48号错误书写为同雅北街48号的情形。为此，综合前述证据、各方陈述以一审查明的涉案房屋实际交付给被拆迁人回迁使用逾二十多年等事实，一审法院从证据优势角度确认（1996)穗中法房终字第879号民事判决所涉及的回迁安置房703房实际应为同雅街48号703房,故判决地铁公司、城建公司等协助谭丽容、谭深庭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并无不妥。城建公司主张地铁公司无权将属于城建公司所有的同雅街48号703房用作安置回迁房，于约不符，且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城建公司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玮玮
审判员 何 佐
审判员 李 焕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