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10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东，男，1983年2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增军，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
上诉人胡伟东与上诉人张增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9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闫飞担任审判长，法官杜彦博、刘佳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伟东在一审中起诉称：胡伟东自2010年起开始与张增军合作，向张增军提供棉花，2012年1月5日，胡伟东向张增军提供棉花时，张增军因手头紧张未付款，向胡伟东写了欠款4800元的欠条。2012年2月9日，胡伟东供货时，张增军再次向胡伟东出具欠款4000元的欠条，两次欠款共计8800元。此后，胡伟东多次索要欠款无果。2014年5月11日，当胡伟东再次索要时，张增军耍赖说已经付清欠款。为维护胡伟东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决张增军支付货款8800元。
张增军在一审中答辩称：我与胡伟东做生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代他卖棉花。每次都是他把货送到我的摊位上，有时候当面结账，有时候过后结。欠条我写了一张，另一张是我女儿写的，货款都已经和胡伟东结清了，但是结账后胡伟东未将欠条撕毁。因为胡伟东提供的棉花质量有问题，所以我们终止了合作，我就将欠款一次性还清了，现在不欠胡伟东的货款，不同意胡伟东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胡伟东与张增军系买卖关系，胡伟东向张增军提供棉花，由张增军代卖。2012年1月5日，张增军出具《欠条》，其上写明：“欠棉花款肆仟捌佰元整。”2012年2月9日，由张增军女儿向胡伟东出具《欠条》，其上写明：“欠棉花钱4000元正（肆仟元）”，张增军认可由其爱人代收该笔棉花，其女儿出具欠条。对于货款是否结清，胡伟东称未收到张增军给付的任何货款，张增军称已经将货款结清，是在其摊位上支付的，由其拿着现金给了其爱人，然后转交给胡伟东，当时有很多买货的顾客都在，但是因为时间太长已经记不清还款的时间和证明人，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还款的事实。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胡伟东与张增军之间系买卖关系，胡伟东向张增军提供棉花，张增军应支付相应的货款。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为张增军是否已偿还货款，胡伟东持二张《欠条》诉至法院，二张《欠条》均为原件，保存完好，无任何损坏，其中一张系张增军本人书写，另一张虽非张增军本人书写，但其认可已由其爱人代收相应货物，并由其女儿出具了《欠条》，故可以认定张增军在收到8800元的货物后，未支付相应货款。张增军辩称已经支付相关款项，但无法说明还款的具体时间和证明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上述款项，其应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张增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胡伟东货款四千八百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胡伟东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书写判决书内容时出现笔误。一审法院认为胡伟东与张增军的买卖关系存在，本案的焦点为张增军是否已偿还货款，胡伟东持二张《欠条》诉至法院，二张《欠条》均为原件，保存完好，无任何损坏，其中一张系张增军本人书写，另一张虽非张增军本人书写，但其认可已由其爱人代收相应货物，并由其女儿出具了《欠条》，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增军在收到8800元的货物后，未支付相应货款。张增军辩称已经支付相关款项，但无法说明还款的具体时间和证明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上述款项，其应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定和支持了胡伟东的诉讼请求，但却判决张增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胡伟东货款四千八百元，不符合常理。故胡伟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增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胡伟东货款八千八百元，本案诉讼费由张增军负担。
张增军针对胡伟东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张增军已经把钱还给胡伟东了，双方关系一直比较好，长期合作，张增军还钱后让胡伟东把欠条撕了，可是胡伟东没有撕，而且市场已经拆了两年了，两年后才要钱，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张增军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张增军在收到胡伟东的货物后未支付相应货款属事实认定错误。张增军所欠货款已经在原京都轻纺城北区五排23号全部还清，胡伟东当时称欠条未带，回家会撕掉欠条，由于张增军和胡伟东挺熟的，就相信了胡伟东，把钱给了他，结果胡伟东回家没有撕掉欠条反而保存起来。京都轻纺城已拆迁近两年，张增军搬到银都建市场也近两年，胡伟东在两年内从未向张增军索要货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张增军未偿还胡伟东货款，其债务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笔债务从打欠条的第二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到胡伟东起诉时已超过两年，一审法院判决张增军偿还胡伟东货款系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张增军辩论内容记录不完整，张增军曾说过的“两年多时间小胡未向我索要货款”等许多对张增军有利的话语未记录在案，并在签字时只指着签字处让张增军签字，未让张增军仔细查看记录内容。综上，张增军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伟东对张增军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胡伟东承担。
胡伟东针对张增军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如果张增军真的还钱了，应该找胡伟东索要欠条，现在欠条还在胡伟东手里，证明张增军没有还钱。这两年时间胡伟东一直在向张增军索要欠款，张增军一直拖欠不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欠条两张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胡伟东为张增军提供棉花，张增军给胡伟东出具欠条，双方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胡伟东持有的两张欠条，其中一张系张增军本人书写，另一张虽非张增军书写，但张增军认可是由其女儿书写，且货物已由其爱人代收，故本院认定张增军收到了胡伟东8800元货物，货款未付。张增军称货款已经和胡伟东结清，因当时胡伟东未带欠条，所以未将欠条收回，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还款的事实，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胡伟东持有的两张欠条均未写明还款期限，张增军亦未举证证明其拒绝胡伟东的履行要求至今已超过两年，故胡伟东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张增军主张诉讼时效应从打欠条的次日起计算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胡伟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张增军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9190号民事判决；
二、张增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胡伟东货款八千八百元。
如果张增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张增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增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
代理审判员 刘 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