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1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佳，女，1996年6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文，男，1994年3月4日出生，住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加栋，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健雅，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崔槐生，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循娣,该医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飞，江苏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海安县人民医院，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张建平，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映富，该医院医务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德善，江苏海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佳、王志文因与上诉人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李堡医院）、原审被告海安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5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佳、王志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李堡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患儿的死亡赔偿金错误。死亡赔偿金系对近亲属利益损失的弥补，是为了维持其近亲属的生活水平，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属性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如果患儿能够存活下来，其将来也不会生活在农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我国城镇化的现状，也是对生命的平等尊重，何况农村居民挣钱未必比城镇居民少，农村孩子的成才概率也不比城镇孩子低。2.一审判决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错误。本案应当按照2017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不应当分段计算。3.本案认定李堡医院承担30%的责任比例过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过低，鉴定费用应当完全由李堡医院承担。
李堡医院辩称，1.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2.一审法院认定我方承担30%责任比例过高。
李堡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李堡医院对南通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并未提出异议，对于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人民医院明确要求法院审查鉴定程序是否存在问题，表明人民医院有异议。2.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婴儿死亡时即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不应当分段计算。3.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认定其过错方面与南通市医学会鉴定意见并无不同，却将其原因力从轻微因素上升到次要因素。第二次鉴定时，鉴定专家询问袁佳时，其陈述在怀孕时曾感冒发热，但在医院分娩时隐瞒了病史，早期感冒容易引起先天性疾病，婴儿的死亡与先天性疾病有很大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其承担30%赔偿责任过高，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
袁佳、王志文辩称，关于本案应当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问题，同上诉理由。关于责任比例问题，鉴定意见并未将感冒作为影响胎儿健康的一个因素，患儿在宫内胎心一直很正常，医院操作不当导致患儿窒息死亡，对该问题，应当以鉴定意见为准。医学鉴定中的因果关系和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并不相同，本案应当由李堡医院承担主要责任。
人民医院就袁佳、王志文和李堡医院的上诉一并辩称，两次鉴定结论均证明新生儿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与其并无关系，其没有任何过错，本案不应当将其列为被告。
袁佳、王志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堡医院、人民医院赔偿袁佳、王志文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645133元（具体损失明细为，医疗费17657.92元、死亡赔偿金按照43622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丧葬费按照36342元的标准计算、新生儿呼吸机费用2164元、救护车费用6900元，上述费用主张赔偿70%；交通费酌定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725852.3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8日，袁佳入住李堡医院待产。袁佳入院诊断为G1P0孕38+5周待产LOA,产检宫高33cm、腹围92cm，先露头，浅入盆，LOA，胎心140次/分；肛查先露头，S-2,胎膜存，宫口未开；骨盆外测量23cm～25cm～19cm～9cm。彩超单活胎头位，胎盘成熟度二－期，羊水指数194mm。8月19日10：00宫缩间歇5～6分钟，每次持续30秒，强度较弱，胎动及胎心音正常；宫口开大2cm，宫颈Bishop评分8分，骨盆各径线正常。医方考虑袁佳已临产，宫缩乏力，予0.5%缩宫素8滴/分始静滴调整宫缩。（医方诉）13：30宫口大开5cm，羊膜囊鼓，行人工破膜，羊水Ⅰ°混，予吸氧；破膜后宫缩渐强，减慢缩宫素滴速，监测胎心音正常。16：58，经会阴侧切助娩一足月男婴，羊水Ⅱ°混。新生儿重3300g，出生时面色苍白，无自主呼吸，无肌张力，无啼哭，听诊心率124次/分。考虑新生儿重度窒息，予清理呼吸道、简易呼吸囊辅助呼吸。17：00，建立静脉通道，并给予0.3mg纳洛酮静脉推注，5分钟患儿躯干皮肤红润，四肢青紫，呼吸约20次/分左右，不规则，可见喉反射，听诊心率130次/分，四肢稍屈曲，弹打足底仍无哭声，Apgar评6分。持续予简易呼吸囊辅助呼吸，吸氧，间断按摩背部，刺激足底，患儿一直未啼哭。17：25，予地塞米松1mg静脉推注；17：30予0.3mg纳洛酮静脉推注，抢救至18：00，患儿呼吸20次/分左右，表浅，不规则，皮肤红润，心率＞120次/分左右，可见四肢屈曲，有喉反射，仍无啼哭。用救护车将患儿护送至通大附院。转院途中间断予简易呼吸囊辅助呼吸，持续吸氧；18：05予0.4mg纳洛酮加入补液静脉滴注，19：00送达。
此后，患儿先后在通大附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家属放弃治疗出院后，将患儿送至李堡医院。8月22日凌晨，李堡医院医护人员将患儿送至人民医院急诊，人民医院予“甘露醇、苏打、苯巴比妥、维生素K1”等抢救措施。人民医院的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重度硬肿，多脏器功能衰竭，新生儿××，低钠血症，低钙血症，低镁血症，DIC，中毒性肠麻痹，新生儿惊厥、蛛血、肝功能损害、心肌损害。入住人民医院后交待病危，嘱生理盐水扩容，输血浆补弃凝血因子及纠正电解质紊乱，予呼吸机辅助通气，计24小时出入量，予头孢曲松钠抗感染；止血敏、维生素C改善血管通透性，维生素K1补充，予复合辅酶营养心肌、营养肝功能，甘露醇应用减轻脑水肿，予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维持改善循环，予人血白蛋白应用1次补充白蛋白，予神经节苷脂、脑蛋白水解物营养脑细胞，苯巴比妥应用抗惊厥。8月24日10：04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0：50宣布死亡。新生儿死亡原因为新生儿重度窒息、多脏器功能衰竭。
袁佳起诉时主张医疗费为25112.19元，其中李堡医院3640.82元，通大附院4400.17元，儿童医院16676.2元，海北医院花费395元(无就诊日期及病历等佐证)。第二次庭审前,袁佳、王志文变更医疗费数额为17657.92元。一审审理中，李堡医院提供票据显示，患儿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5528.17元，由其垫付。
一审诉讼中，袁佳、王志文要求对于医方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行为与新生儿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南通市医学会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启动后，南通市医学会召集双方选定了鉴定专家，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查看了病历等资料，于2017年3月3日形成南通医损鉴定[2017]004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袁佳、王志文支付鉴定费1700元）。鉴定意见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产妇袁佳因孕38+5周待产入住李堡医院，估计胎儿中等大小，胎心音正常，产程进展正常，无明确剖宫产指征。临产及分娩过程中，胎心率监护符合规范，未出现胎心率异常。分娩后出现新生儿重度窒息，李堡医院给予一系列抢救，并护送新生儿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入院当天NST检查提示胎心率基线较平，但未复查，不能完全排除胎儿储备功能不足；新生儿出现重度窒息，李堡医院未及时气管插管；这些因素对患儿最终死亡有一定的影响。新生儿窒息不能排除由胎儿先天性疾病所致；家属将患儿多次转院，并放弃治疗，对患儿的死亡有较大影响。人民医院对患儿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常规，无诊疗过错。据此，南通市医学会专家认为，李堡医院在新生儿出现重度窒息时未及时予气管插管存在诊疗过错；诊疗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大致为轻微因素；人民医院对患儿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常规，无诊疗过错。
南通市医学会鉴定后，袁佳、王志文及李堡医院均有异议，一审法院通知鉴定专家到庭接受质询（袁佳、王志文支付费用1500元）。袁佳、王志文认为：南通市医学会鉴定认为，导致患儿死亡的可能因素主要有四，一是入院检查发现胎心率基线较平而未复查，未能及时发现新生儿窒息从而采取措施，二是新生儿本身可能有先天性疾病，三是新生儿出现重度窒息，李堡医院未及时予以气管插管，四是家属多方转院并放弃治疗；但专家组鉴定所分析的原因与最终结论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专家组认为“入院当天的NST检查提示胎心率基线较平，但未复查，不能完全排除胎儿储备功能不足”，显然属于违反诊疗常规的行为，应当认定李堡医院存在重大过错，与新生儿死亡直接关联，而不是认定李堡医院无需担责。胎心率基线平直提示有可能发生胎儿宫内缺氧，如果在入院当时能发现新生儿有缺氧等症状，可及时采取措施，不至于拖到第二天下午才依靠自然分娩而导致新生儿严重窒息。没有证据证明新生儿是由于某种即使及时发现也仍然会发生严重窒息的先天性疾病。专家组认为导致新生儿严重窒息致死“不能排除由新生儿先天性疾病所致”，但通大附院及儿童医院均未发现新生儿患先天性疾病，专家组这种推测没有任何依据。判断新生儿是否有先天性疾病，应当依据相关检查或尸检结论，后续治疗机构既未发现新生儿有先天性疾病，人民医院并未提示家属尸检以查明死因，而是要求尸体尽快处理，故人民医院应对未尸检而导致的不能查明死因承担责任。专家组认为“新生儿出现重度窒息，李堡医院未及时予以气管插管”存在过错，与新生儿死亡有因果关系，但却认为这一致命过错对新生儿的死亡原因力为轻微显属不当。专家组认为“家属将患儿多次转院，并放弃治疗，对患儿的死亡有较大影响”，既然专家组认为转院与放弃治疗构成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么李堡医院同样存在转院及放弃治疗的行为为何却无需担责？专家组对于袁佳从入院至生产过程中李堡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只字不提，属于鉴定遗漏的重要事项。在南通市医学会鉴定专家到庭接受质询后，袁佳、王志文仍然坚持上述观点，并要求重新鉴定。
一审法院采纳袁佳、王志文的重新鉴定申请后，李堡医院书面表示不同意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采信李堡医院的意见并启动了重新鉴定程序，委托江苏省医学会重新鉴定（袁佳、王志文缴纳鉴定费10,000元）。2018年1月23日，江苏省医学会出具江苏省医学会医损鉴定[2018]001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孕妇入院（李堡医院）诊断明确，胎心监护及之后的所有单次记录的胎心均在正常范围，无剖宫产指征，有阴道分娩指征；滴催产素时宫缩弱，与患方诉说1次/30分钟均提示医方有滴注指征，根据滴注时宫缩频率、持续时间判断不存在宫缩过强，医方使用催产素有指征。患儿于8月22日由李堡医院送至人民医院，人民医院行相关检查，并给予对症治疗，已尽合理诊疗义务；医方在第5次沟通记录中已提及尸检，虽然在家属未采纳医方尸检建议下，医方未强调尸检重要性，但常规中，对尸检检查死因问题一般尊重家属意见；因此，尸检未进行难以追究医方责任。李堡医院应用缩宫素时，应有医师或助产士在床旁守护，监测宫缩、胎心、血压及产程进展等状况；医方在孕妇分娩潜伏期使用催产素的指征虽然存在（有宫缩弱），分娩中也有催产素使用的监测记录，但不能提供胎心监护图记录，因此无法证实医方记录胎心的准确性，故不能排除胎心在使用催产素中存在变化可能。根据《妇产科学》（第八版）记载，第二产程宫缩频而强，需密切监测胎儿有无急性缺氧，应勤听胎心，每5～10分钟听1次胎心，有条件时应用胎儿监护仪监测。孕妇进入第二产程后，医方每15分钟听一次胎心，可能存在对异常胎心未及时发现的可能。胎儿出生后就无呼吸，此时存在气管插管的指征，医方仅用呼吸气囊辅助呼吸，存在抢救不力之过错。人民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患儿未做尸检，具体死因难以明确。从临床资料表现，患儿系因出生时重度宫内窒息并发多功能衰竭死亡，但从病案分析，患儿在宫内胎心一直正常，而出生时又出现重度窒息，这种情形除极少数与先天性发育异常有关外，大多数系因宫内窒息所致。李堡医院不能提供产程监护图证实胎心的准确性，第二产程中胎心听诊未按规定5～10分钟一次胎心，患儿出生后又未能及时气管插管，这些过错行为均与患儿的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关系。患儿不能排除先天性因素所致的重度窒息可能（如中枢发育异常、肺发育异常等）且未能实施尸检；同时患儿出生后，患方多次转诊治疗，期间又有放弃治疗同意书，这对医方的积极救治会有一定的影响，对患儿的死亡也有较大影响，故建议李堡医院承担次要责任，人民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
对于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人民医院没有异议。袁佳、王志文质证认为，李堡医院胎心监护记录在医学规律上说不通，涉嫌篡改，且直接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袁佳、王志文对患儿治疗及遗体处理等问题不存在过错，袁佳、王志文不应当因此担责。患儿最终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宫内严重窒息引起的缺血缺氧性脑病，且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李堡医院未及时发现宫内窘迫、未采取措施终止妊娠。原因力大小的判断是假设病历客观真实为前提，李堡医院篡改胎心监护记录是显而易见的，李堡医院本可提供胎心监护图以证清白，但其拒不提供。综上，虽然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认定李堡医院的过错行为承担次要责任，但袁佳、王志文方认为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李堡医院认为，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程序缺乏客观性、公正性，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江苏省医学会在李堡医院选定了专家之后，又要求李堡医院同意新增2名专家，迫于江苏省医学会系李堡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李堡医院只得同意增加。鉴定专家可能与身为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的袁佳、王志文委托律师顾加栋系同事关系，可能出现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李堡医院对于重新鉴定一直未予同意。加之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中，肯定了李堡医院在产妇用药及顺产指征判断符合规范要求，不存在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中提及的异常胎心未能及时发现的事实。未进行气管插管但经李堡医院抢救患儿已经取得了效果，且其他医院亦未对患儿进行气管插管，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中未对袁佳、王志文产前感冒与患儿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不同意尸体解剖与事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上述瑕疵足以影响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的采信。
一审审理中，袁佳、王志文提供上海希望医科实业公司出具购买呼吸机的收据，收款金额为2164元；提供南通捷迅急救站出据的救护车收费收据2份计6900元（其中8月19日通大附院至上海收费2900元，8月21日上海至海安收费4000元）。李堡医院对上述费用票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王志文提供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颁发的证明其2015年3月10日至4月10日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安全员培训的结业证书、上海市公安局2015年1月20日签发的编号LS00220300696号临时居住证，袁佳提供的上海市公安局2015年1月31日签发的编号为LS00219354251号临时居住证，以证明袁佳、王志文夫妇在上海工作、生活，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获赔死亡赔偿金。李堡医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有异议。
另查，按照江苏省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度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52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606元，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2684元；2017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15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袁佳因待产入住李堡医院，袁佳与李堡医院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后患儿经人民医院诊疗，双方之间亦构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鉴于患儿在人民医院死亡，袁佳、王志文系患儿的父母等因素，袁佳、王志文可以作为权利人向李堡医院、人民医院主张权利。
南通市医学会鉴定意见中，认定李堡医院在袁佳入院当天NST检查提示胎心率基线较平，但未复查，不能完全排除胎儿储备功能不足；新生儿出现重度窒息，李堡医院未予及时气管插管。在随后给出的鉴定意见中，对于未复查胎心是否违反医疗常规未给出说明；对于李堡医院在患儿重度窒息未及时气管插管但认定系患儿死亡的轻微因素。袁佳、王志文有理由相信该鉴定意见结论依据不足，故对于袁佳、王志文提出的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没有理由不予以采信。李堡医院虽然提出拒绝重新鉴定，但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足以使法院采信。
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袁佳、王志文及人民医院无异议；李堡医院认为重新鉴定的专家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但并未提供证据，对于其他异议并未给出证据足以动摇法官内心确信并使得法官决定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综上，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除非符合特定过错推定的要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袁佳、王志文主张李堡医院篡改病历资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具有证明效力的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亦未支持该主张，故袁佳、王志文在认可江苏省医学会鉴定意见的前提下，主张李堡医院承担损失的7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李堡医院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李堡医院应当承担袁佳、王志文损失的30%赔偿责任。对于李堡医院垫付的医疗费，应当在其赔偿总额中予以扣减。
袁佳、王志文主张支付的医疗费数额17657.92元，符合法律规定，加之该自认并未损害李堡医院的利益，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定袁佳、王志文的医疗费损失为23186.09元(17657.92元+5528.17元)。对于袁佳、王志文主张的呼吸机购买收据，虽然票据不规范，但考虑到客观上患儿使用过该辅助器具，故对于该项损失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由于袁佳、王志文提供的急救车费用票据不规范，且该项费用支出明显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元。由于患儿前往南通、上海抢救均是救护车接送且患儿在南通、上海抢救时间极短，袁佳、王志文并未提供以其他交通方式前往南通或上海等地的证据，故袁佳、王志文主张的转院产生的其他交通费，不予支持。
受害人因事故伤残或死亡，造成其家庭未来一定时间段内收入的减少，该损失在法律上被称之为逸失利益。其逸失利益损失，虽然可以由受害人按照某一具体时点的标准主张法定年限的损失，但已经经过的年度应当以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失论，并分别适用不同年度的损失计算标准予以计算。而且，起算的时点及适用标准会因受害人死亡或伤残等损失事实及损害程度有所不同。当受害人死亡时，可以按照死亡时的损失计算标准计算；当受害人致残时，可按伤残程度或等级确定时的损失计算标准计算。由于对于此类逸失利益损失赔偿的计算标准会因受害人身份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如何该损失参照标准与受害人家庭成员的身份无关。故袁佳、王志文是否具有城镇居民或参照城镇居民身份，与本案无关；死亡患儿出生时系活体，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收入标准计算相关的损失。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的年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综上，死亡赔偿金应为382527.92元{[（8天÷30天/月+4月）÷12月/年×17606元/年]+19158元+[（20年-1年-8天÷30天/月÷12月/年-4月÷12月/年）×19158元/年]}。对于丧葬费标准及损失数额，袁佳、王志文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由于患儿的死亡，给袁佳、王志文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由加害人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合情、合理、合法。考虑到李堡医院的过错及本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李堡医院应当赔偿袁佳、王志文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袁佳、王志文的医疗费损失为23186.09元（李堡医院垫付5528.17元）、丧葬费36342元、死亡赔偿金382527.92元、辅助医疗器具费2164元、交通费用5000元,合计449220.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李堡医院应当赔偿149766元(449220.01元×30%+15,000元)，扣减李堡医院已垫付的5528.17元，李堡医院尚应赔偿144237.83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李堡医院赔偿袁佳、王志文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144237.83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完毕。如李堡医院未按照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袁佳、王志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9元、法医鉴定费117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500元，合计17229元，由袁佳、王志文负担12060元，李堡医院负担5169元。
二审中，李堡医院提供了南京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网站截图，拟证明袁佳、王志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加栋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是江苏省医学会组织鉴定的专家成员，对鉴定意见有影响。袁佳、王志文质证认为，顾加栋并非鉴定人员，也不是医学专家，其仅在南京医科大学从事法学教育工作，其并不认识出具本案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本院认证认为，李堡医院提供南京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网站截图，仅说明顾加栋系南京医科大学的教师，但并不能证明与本案的鉴定人员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亦不能证明其影响江苏省医学会作出的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故对于该证据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受害人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问题；二、本案责任比例、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及鉴定费用负担问题。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应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
（一）就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而言。因生命无价，死亡赔偿金并非对受害人生命价值的赔偿，而是对受害人预期收入丧失的可能逸失利益赔偿。即死亡赔偿金是因受害人死亡、向受害人近亲属支付的、基于其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消极损失的财产损害赔偿，与受害人生前生活支出水平无关。鉴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同劳动者之间年均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为相对公平保障受害人家属的合法权益，弥补因亲人死亡所带来的可预期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损失，通常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与受害人生前收入水平，根据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或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予以定型化、客观化计算，确定相应的死亡赔偿金数额。
（二）就保障个体平等发展而言。人生而平等，法律和司法的精神在于追求公平正义，在应当平等相待的情形下不应当被不平等对待。诚然，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年劳动者的收入因居住工作在城镇或农村而不同，适用差别化赔偿标准，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填补原则，相对公平合理。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受害人为刚出生的婴儿，其生前并无劳动收入，有别于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故不能仅依出身即主观上否定其未来生活工作中更好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进而在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上予以差别化对待。因为，无论个体出生于城镇或者农村，也无论其父母户籍身份为城镇或农村，其均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机会，进而平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有义务遵循公平、无歧视保护原则，依法保障、帮助个体实现自由平等发展，不因出身不同而给予差别化待遇。本案中，袁佳、王志文虽均为农村户籍，但袁佳、王志文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海居住工作。同时，由于受害人并未进行户籍登记，不能当然推定其为农村户籍，即便其为农村户籍，亦不能推定其如存活今后必然生活工作并居住在农村。故本案不应以农村标准作为死亡赔偿金的适用依据。
（三）就城乡协调发展现实而言。随着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城乡之间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差距均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逐渐消除，以较高的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工作乃至定居，在确定死亡赔偿金标准时，一般应适用就高不就低原则，不能仅以农村户籍或城镇户籍而予以简单化区分。对于农村居民在城镇居住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可以就高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因本案受害者尚属婴儿，就高适用所在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契合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和死亡赔偿金的设置初衷。
基于前述，一审法院仅以受害婴儿父母户籍，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不符合我国死亡赔偿金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目的，本院予以纠正。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我国死亡赔偿金采取定型化赔偿和客观计算方法，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于2018年2月27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7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计算20年，即872440元（43622元×20年）。一审法院分段计算并无依据，本院亦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关于本案责任比例、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及鉴定费用负担认定正确。
（一）关于责任比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中原因力大小的六种表述方式，由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中关于原因力大小的认定进行责任划分。一审法院根据袁佳、王志文申请，由江苏省医学会对婴儿的死亡原因进行二次鉴定，李堡医院对该鉴定结论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异议成立，一审法院采纳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根据该鉴定意见，李堡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袁佳、王志文之子的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本案系侵权责任中的多因一果情形，应根据原因力大小确定侵权行为的责任比例，李堡医院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30%的侵权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李堡医院认为袁佳怀孕期间曾感冒，可能引发胎儿疾病，但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并未就两者的因果关系作出认定，李堡医院以袁佳在分娩时隐瞒该事实，袁佳、王志文应当承担80%责任比例的主张，并无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问题。因李堡医院承担30%的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其过错程度酌定15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鉴定费用负担问题。鉴定费用系袁佳、王志文为主张权利支出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参照诉讼费用负担原则予以处理，并无不当。
基于上述分析，本案中，李堡医院共应当赔偿袁佳、王志文296739.63元（[872440元+23186.09元+36342元+2164元+5000元]×30%+15000元），扣减李堡医院已垫付的5528.17元，李堡医院还应赔偿291211.46元。
综上所述，袁佳、王志文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5419号民事判决；
二、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赔偿袁佳、王志文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291211.46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完毕。
如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袁佳、王志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29元、法医鉴定费117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500元，合计17229元，由袁佳、王志文负担12060元，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负担51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29元，由袁佳、王志文负担2000元，海安县李堡中心医院负担202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晓威
审判员 刘彩霞
审判员 谷昔伟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盛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