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1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喆，男，197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远亮，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聪聪，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延军，男，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铁峰，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青华，女，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兆江，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林安〕金鑫货运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太源村116－130号林安货运市场零担专线区A8栋*号商铺。经营者：朱延军（亦为本案被上诉人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毕铁峰，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华福强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116－130号林安货运市场A8栋*档。法定代表人：韩青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兆江，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喆因与被上诉人朱延军、韩青华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林安〕金鑫货运部（以下简称金鑫货运部）、广州市华福强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强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喆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喆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王喆支付朱延军涉案款项是华福强公司为履行涉讼《货物运输合同》而向金鑫货运部支付的运费，明显认定事实错误。1.对方没有提供任何该合同履行的情况，没有提交合法收取涉案款项的依据。2.王喆支付朱延军的款项远在华福强公司成立之前，更在合同签订之前，时间上没有联系。朱延军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和公司、运输合同有关。3.华福强公司实际上是韩青华为向银行贷款要求王喆配合而成立的，其中部分工商公司登记文件还是韩青华假冒王喆的签名，这在庭审中已得到韩青华的自认，并不是韩青华真正与王喆出资共同经营的公司。这从韩青华举证不出华福强公司成立后发生过所谓的运输事实也可证明。王喆提供了公司文件、该款项不是投资款的证据，华福强公司仅有15000元投资，涉案款项不是投资款，原审忽略不提。王喆对投资完全不知情，没有参与公司任何经营，是韩青华私自注册公司。王喆更不可能知道这份运输合同。完全是朱延军、韩青华私自的行为。二、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违法律举证责任规定。韩青华认为与王喆共同经营华福强公司，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显然应由韩青华负举证责任。三、涉案《货物运输合同》与王喆无关。1.涉案资金是王喆的个人资金，王喆也不是合同的签订方。朱延军、韩青华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喆及涉案资金和该运输合同有关。2.《货物运输合同》第四条及第八条，说明合同双方对运输费用的结算有详细明确的约定，但朱延军没有提交涉案款项发生期间所谓的货运运输费用的结算单据证实其与王喆或华福强公司之间有结算运输费用的事实，也未举证证明每一笔涉案款项相对应的运输货物的方数等相对应的信息，且涉案款项21笔共计21万元均是以每笔1万元整数划付，也与合同第八条约定的运费结算方式不相符，说明两者之间没有关联。3.华福强公司承接新华强货运部的债权债务缺乏证据。《货物运输合同》第二条规定：“本协议签订前甲方以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百佳〕新华强货运部名义委托乙方代为货运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接，乙方没有异议”，但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百佳〕新华强货运部的企业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是韩青华，与王喆无关。华福强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两者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所谓华福强公司承接了其之前的债权债务，没有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合同约定，协议签订前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百佳〕新华强货运部委托金鑫货运部代为货运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华福强公司承接，依法律规定，即使华福强公司在2013年12月3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民事主体资格也并未丧失。王喆只是华福强公司名义上投资15000元的股东，依法不存在作为股东的王喆要承担公司责任的问题。更何况，王喆已说明华福强公司是韩青华瞒着王喆注册成立的，王喆之所以在华福强公司成立的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承诺书、日期显示为2010年4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这三份文件上签名，是为了帮助、配合韩青华以公司名义获得银行贷款，根据银行的要求签署的，并不是为了和韩青华成立公司。除这三份文件外，华福强公司成立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其余文件的签名都不是王喆本人，如果王喆有与韩青华共同成立华福强公司的合意，显然没有必要这样做。4.依《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王喆也仅是委托代理人身份，要王喆承担运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货物运输合同》第八条第三点约定华福强公司委托王喆作为货物运输的联系人，进行运费的结算和支付。韩青华认为王喆代表的是华福强公司，作为货物运输联系人，负责货物运输的各项事宜包括进行运费的结算和支付，王喆需承担涉案款项的性质是运费。因王喆作为华福强公司的货物运输联系人的职责，依韩青华的理由，王喆行使的也是代表华福强公司的代理行为，应由华福强公司承担相关民事责任，而不应由王喆支付运费。四、原审判决认为王喆诉请有悖一事不再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定不符。王喆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被驳回，当时判决书认为王喆应根据案件基础原因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故王喆才在终审判决后再行起诉，法院立案时认为应立为物权保护纠纷，原审判决却认为是有悖于一事不再理法律原则，这既与前一判决认定矛盾，也违反法律规定。五、原审判决驳回王喆要求韩青华应对涉案款项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韩青华认为王喆通过信用卡刷卡支付运费是参与投资的行为，认为王喆需承担的涉案款项的性质是投资款，这与朱延军主张涉案款项的性质是运费显然矛盾，说明各方当事人没有达成合意。《货物运输合同》是韩青华和朱延军串通签订的，韩青华具有过错，其行为严重损害了王喆的合法权益。故韩青华应对朱延军返还运费21万元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六、华福强公司的成立是韩青华单方行为，韩青华在注册过程中涉及到王喆的签名文件大部分都不是王喆本人所签，这一事实在2018粤01民终4595号案件有体现。七、本案中的货物运输合同是两第三人在涉诉后为达到侵吞王喆的21万元款项而事后补签的，王喆并不知情，合同也并未实际履行。八、原审法院要求朱延军本人到庭，以查明涉案事实，但朱延军本人拒不到庭，以致与案件相关的两个重要事实无法查清。朱延军、金鑫货运部共同辩称:一、王喆在朱延军公司的里面刷卡21次达21万元是运费，支付的是运费。王喆在朱延军公司刷卡的时候，华福强公司还未成立，没有工商登记，双方协商好先由王喆刷卡支付运费，华福强公司成立后补签运输合同。二、朱延军的义务在2010年当年履行完毕。三、作为成年人，王喆是清楚其在朱延军公司连续刷卡21次达到21万元。这个运输合同签订在2010年，2017年对方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四、王喆说不认识朱延军是不符合事实的。韩青华、华福强公司共同辩称:一、王喆与韩青华双方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二、朱延军当时是知道王喆与韩青华之间是存在合作关系的，但具体如何合作没有进一步了解，所以朱延军接受委托从事货运代理是非常正常的。三、王喆承认1.5万元注册资本是真的，其否认双方共同设立华福强公司的事实，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四、韩青华在其他案中的相关陈述，即该款项汇入了金鑫货运部与其没有关系，我方认为是这样理解，当时案由是民间借贷关系，钱没有进韩青华私帐，也不是韩青华收取，故涉案款项与韩青华没有关系，这样也是合情合理。如果货物运输合同能够给王喆新的案由起诉的话，那么其在不当得利二审生效后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才提起物权保护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王喆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延军向王喆返还运费21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0年3月2日起向王喆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韩青华则对此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王喆先后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方式从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等处开立之信用卡账户向金鑫货运部的银行账户支付共计210000元；其中，2009年12月4日，王喆从其在建设银行开立的信用卡账户〔卡号：48×××70〕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三笔款项共计3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广东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林安〕金鑫”），2010年1月5日，王喆再次从上述建设银行信用卡账户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四笔款项共计4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广东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林安〕金鑫”），2010年2月8日，王喆第三度从上述建设银行信用卡账户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四笔款项共计4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广东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林安〕金鑫”），2010年3月1日，王喆从其在建设银行开立的信用卡账户（卡号：53×××89）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一笔款项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记载为“广东运输交易市场〔林安〕”），2009年12月7日，王喆从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信用卡账户〔卡号：40×××**-**50〕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三笔款项共计3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银联商户ZHONGGUO”），2010年1月11日，王喆再次从上述中信银行信用卡账户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四笔款项共计4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运输交易市场〔林安〕ZHONGGUO”），2010年3月1日，王喆从其在工商银行开立的信用卡账户〔卡号：42×××66〕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两笔款项共计20000元（每笔款项金额均为10000元，款项的交易明细栏均记载为“运输交易市场〔林安〕”）。另，2010年4月30日，华福强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作为合同乙方的金鑫货运部签订一份《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协商，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订立货物运输合同……一、合同期2年，从2009年10月1日起到2011年10月30日为止。二、本协议签订前甲方以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新百佳〕新华强货运部名义委托乙方代为货运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接，乙方没有异议。三、上述合同期内，甲方委托乙方从工厂把甲方的安利产品、服装等货物运往江苏省准安及南京市客户仓库或甲方指定的卸货地点。……八、结算方式；每月回单及发票由乙方在次月15日前交付甲方验收、核查无误后双方确定本月运输费用。2.运输费用必须在乙方交清回单及发票后再以打款方式支付给乙方。3.甲方依旧委托王喆〔联系电话：139××××0066〕作为双方货物运输的联系人，负责具体货物运输的各项事宜包括进行运费的结算和支付等”。由于王喆认为新华强货运部是由韩青华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王喆与华福强公司也无关系，王喆根本不是涉讼《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甚至对华福强公司在《货物运输合同》委托王喆个人进行运费等债权债务的结算和支付均毫不知情，而涉讼《货物运输合同》中并没有提及朱延军与韩青华个人公司的具体债权债务情况以及后续相关运输费用的具体数额情况，且朱延军亦无法提供涉讼《货物运输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款项的占有依据，同时华福强公司从注册成立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均未享有和承担过任何公司和个人的债权债务，故朱延军收取王喆在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涉讼210000元款项既不符合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无权收取的21万元款项应返还王喆方，故成讼。诉讼期间，朱延军、韩青华与金鑫货运部、华福强公司等均表示，涉讼《货物运输合同》确实是华福强公司与金鑫货运部就规范金鑫货运部为华福强公司承运相关货物运输工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所签署，王喆是代表华福强公司的货物运输联系人，具体负责相应货物运输的各项事宜（包括进行运费的结算和支付），王喆在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涉讼210000元款项正是华福强公司为履行涉讼《货物运输合同》而向金鑫货运部支付的运费。另查，华福强公司是于2010年4月29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韩青华，公司股东为王喆及韩青华，持股比例为各占50％；2013年12月31日，华福强公司“因不按规定接受2011、2012年度检验”而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现该公司仍未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原审庭审中，韩青华及华福强公司均表示，华福强公司是由韩青华与王喆出资开办的企业法人，两股东各出资50%，公司经营过程中韩青华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管理、王喆则负责公司的财务监控，公司章程虽约定两股东各出资15000元，但两股东实际上是各自出资30万元，其中由王喆先出资金30万元，而韩青华则向银行贷款60万元用于出资及公司的运营，王喆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间先后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方式21次向金鑫货运部刷卡支付的涉讼210000元正是其对华福强公司投资的部分款项（即王喆是以向金鑫货运部支付涉讼210000元运费的方式落实其对华福强公司的部分投资）；后，由于王喆一直不同意对华福强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清理清算，故华福强公司至今未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虽然王喆坚持认为其实际上并没有与韩青华共同成立及共同经营华福强公司，但在举证期限内王喆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充分的证据。2017年1月11日，王喆曾另向原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之诉（〔2017〕粤01**民初1148号），以王喆在2009年8月24日至2010年2月5日期间先后向韩青华转账款项共329800元，而在该期间王喆与韩青华不存在共同投资经营的事实（王喆曾于2010年4月29日与韩青华另各出资15000元成立了华福强公司，但韩青华既没有给予王喆投资收益也从未让王喆参与华福强公司的经营），韩青华没有合法占有上述329800元款项的依据等为由，要求韩青华向其返还投资款329800元及相应利息；2017年10月27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01**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在确认涉讼329800元款项是王喆支付的投资款，有关款项已实际投入到新华强货运部的运营中，王喆也已实际参与经营等的基础上，以当事人没有对华强货运部在合作期间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审计以确定盈亏情况为由，判决驳回了王喆的诉讼请求。另，金鑫货运部是由朱延军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为2008年10月21日，该部至今未注销工商登记；涉讼新华强货运部则是由韩青华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为2007年5月15日，该部于2012年2月7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再查，2012年4月27日，王喆曾向原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以其在2009年8月13日至2010年3月期间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和提现方式向韩青华出借共882931元（其中，通过银行转账至韩青华个人账户342931元，给付韩青华现金350000元，刷信用卡给付韩青华190000元），而韩青华仅归还270187元为由，要求韩青华偿还借款本金612744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2年7月26日对该案作出〔2012〕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8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王喆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中，韩青华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否认王喆主张的曾通过信用卡刷卡向其支付190000元，而王喆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也尚不足以证明韩青华收到该190000元。判后，王喆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564号）；其后，王喆又于2012年11月13日申请撤回了对该案的上诉。2013年4月27日，王喆向原审法院提起不当得利纠纷之诉，以其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间曾多次通过POS机信用卡刷卡支付方式欲向好友韩青华提供借款210000元，但后经核实韩青华从来没有收到上述款项，上述款项均被错误划入朱延军的账户等为由，要求朱延军返还不当得利款210000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3年11月12日对该案作出〔2013〕穗云法从民一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王喆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中，朱延军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表示，其在2009年底通过朋友认识王喆，因王喆当时正在开公司做物流生意，故王喆便委托朱延军帮忙把一些安利产品发往全国，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王喆通过POS机刷信用卡消费的形式向朱延军支付的210000元正是王喆据此支付的运费，为证实王喆与朱延军从2009年底已开始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朱延军更当庭提交涉讼《货物运输合同》等为证；判后，王喆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052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0月14日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其后，王喆不服判决曾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15年9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773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王喆再审申请。2014年3月11日，王喆向原审法院提起不当得利纠纷之诉，以其在2009年8月20日起至2010年2月5日期间曾多次通过转账的方式向韩青华出借共计344800元的款项，后在向韩青华追索上述款项时，韩青华否认借款的事实主张该款项为投资款，而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2009年8月20日起至2010年2月5日期间不存在任何投资或合作经营的关系，韩青华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等为由，要求韩青华返还不当得利款344800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7月4日对该案作出〔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792号民事判决，以韩青华取得涉案款项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情形为由，驳回了王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后，王喆因不服判决而提出上诉（案号：〔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666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0月14日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王喆承认，涉讼王喆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方式向金鑫货运部之银行账户支付的共计210000元款项，即为王喆在〔2013〕穗云法从民一初字第324号案中主张的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间被错划入朱延军账户的210000元款项；而涉讼210000元款项在扣除王喆于2010年3月1日从工商银行信用卡账户〔卡号：42×××66〕通过POS机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两笔共计20000元之款项以外的余下款项，则为王喆在〔2012〕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8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及的王喆刷信用卡给付韩青华的19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则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由此可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者合同等合法根据，造成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不当利益的法律事实，因不当得利所产生之返还关系，系不当得利之债，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得利人取得利益，二是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三是得利人取得利益导致他人受有损失。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就前述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对于王喆在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多次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方式从其信用卡账户向金鑫货运部之银行账户支付涉讼21笔款项（共计210000元）一事，朱延军及金鑫货运部均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朱延军是否需要将上述210000元款项返还王喆。由于华福强公司与金鑫货运部已于2010年4月30日签订有涉讼《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的相对方为金鑫货运部与华福强公司），上述合同除约定华福强公司在2009年10月1日至2011年10月30日期间委托金鑫货运部承运货物之事宜，以及王喆是代表华福强公司的货物运输联系人（负责具体货物运输的各项事宜包括进行运费的结算和支付）外，更明确该协议签订前华福强公司以新华强货运部名义委托金鑫货运部代为货运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亦由华福强公司承接；而朱延军与金鑫货运部以及韩青华与华福强公司作为上述《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也明确均确认，王喆在2009年12月4日至2010年3月1日期间通过POS机刷卡支付的涉讼210000元款项，正是华福强公司为履行涉讼《货物运输合同》而向金鑫货运部支付的运费；且王喆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就其主张的朱延军收取涉讼210000元款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一基本事实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结合王喆与韩青华同为华福强公司的股东（两人的持股比例均等），即王喆本就是涉讼《货物运输合同》相对一方华福强公司的当事人，韩青华及华福强公司也均认可王喆向金鑫货运部刷卡支付的涉讼210000元是属于王喆对华福强公司投入的部分投资款这一性质（即王喆是以刷卡向金鑫货运部支付涉讼运费的方式落实其对华福强公司的部分投资）等因素，并综合各方当事人对涉讼款项给付经过、付款目的等的陈述意见及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涉讼210000元款项实际是王喆持四张不同的信用卡在近三个月期间通过同一POS机刷卡共21次消费支付这一特殊情形等进行分析，王喆现主张其对涉讼《货物运输合同》毫不知情、朱延军收取涉讼210000元款项既不符合货物运输代理合同的法律规定、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据此要求朱延军直接在本案中向其个人返还涉讼210000元款项及计付利息等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同时，就涉讼的210000元款项而言，王喆实际已曾在〔2013〕穗云法从民一初字第324号案中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朱延军主张过权利，在其该主张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后，王喆现又再以物权保护为由提起本案的诉讼，王喆方上述行为也是有悖于一事不再理这一法律原则的，其诉讼请求亦应依法予以驳回。至于王喆要求韩青华承担本案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2月11日判决：驳回王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王喆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6月9日原审庭审中，王喆表示本案案由是物权保护纠纷，并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朱延军侵害了王喆对涉案21万元这一物权的财产所有权的权益。二审中，王喆向本院申请对《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司法鉴定。此外，王喆还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以查清华福强公司、金鑫货运部、新华强货运部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等。本院认为，王喆的上述鉴定、律师调查令的申请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接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当事人请求物权保护的前提是其物权受到侵害。王喆并不存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的法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朱延军、韩青华共同返还涉案的210000元及相应利息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王喆的主张更符合不当得利的情形。但就涉讼的210000元款项而言，王喆实际已在另案中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朱延军主张过权利，而其该主张已被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倘若王喆再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则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综上所述，王喆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王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胡惠玲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