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晋0402行初146号
原告刘淑珍，女，汉族，1944年9月10日出生，河北省青县人，长治市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郭禹南，女，汉族，1973年5月26日出生，山西省长治县人,系原告刘淑珍女儿。
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贾虎山，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秦乃东，系该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原告刘淑珍不服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受理。经依法审理，本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城行初字第10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刘淑珍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8日，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04行终9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5）城行初字第104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淑珍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郭禹南，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特别授权代理人秦乃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行罚决字（2014）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7月21日11时50分许，刘淑珍因反映其在长治市的住房问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由于中南海附近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依法查获，并依法对其训诫，出具训诫书，于2014年7月23日12时30分许，被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接回长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刘淑珍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违反了《治安行政处罚法》关于管辖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发生在北京，被告对该治安案件并无管辖权，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违法的。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在被被告非法拘押时，没有进行询问，未向原告出示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所谓的询问笔录也未经原告签字确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训诫书》既不能作为被告的立案依据，也不能作为证明原告有治安违法行为的证据使用。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北京公安机关对原告的一份《训诫书》，任何文书都应当由制作机关向特定对象实际送达后方可生效，而北京公安机关至今未以任何形式向原告送达任何文书，因此被告依据的《训诫书》属于伪造的公文，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不顾事实，故意曲解法律，以此为据对原告进行处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被告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没有原告的行为及影响的表述，故被告在案件事实没有调查清楚，就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滥用职权。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被告在明知原告身体有病的情况下，不顾原告身体情况，滥用权力，强行执行拘留，原告得不到有效治疗，终被救护车载离先后多次住院，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被告滥用职权违法打击信访人，给原告的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罚决字（2014）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100元及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50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山西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出具的信访事项转送单一份（复印件），时间是2010年11月,证明原告与郭宝珠曾到山西省信访局反映过问题；2、2014年2月24日、2014年6月9日长治市信访局对市住建局的信访事项转送函（复印件），证明原告刘淑珍与郭宝珠、陈勤民、杜金枝、朱海花一起向市信访局反映问题；3、2011年3月5日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督处的王鹏写的材料收条（复印件），证明原告曾经向省厅递交过相关材料；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4500号-回登记回执及西公（2014）第4450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各一份，共同证明原告曾要求北京市西城分局公开原告2014年7月21日在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长治公安局城区分局的相关法律信息，而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给原告的回复是原告查询的信息不存在，证明原告并未因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包括在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而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立案、训诫、移交的事实；5、住院病历三份（复印件）及住院证两份（复印件），病历时间分别为2014年10月7日、2015年2月7日、2015年5月16日，证明原告住院治疗的情况；6、照片一张，证明原告被120急救的情况，及原告女儿对当时情况的描述；7、行罚决字[2014]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长拘解字[2014]533号解除拘留证明书各一份，证明原告被行政处罚的事实及被羁押的时间。
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辩称，2014年7月21日11时50分许，刘淑珍因反映其在长治市的住房问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上访，由于中南海附近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依法查获，并对其训诫后于2014年7月23日12时30分许，被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接回长治。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训诫书、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刘淑珍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据此，原告居住地为长治市长兴中路133号，该居住地属长治市城区，被告有管辖权。中南海为国家机关所在地，其周边为公共场所，而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而刘淑珍却到此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派出所查获并被训诫，有训诫书为证，另还有长治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医院工作人员白国安的询问笔录，都证明刘淑珍是因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接返。综上，刘淑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字（2014）000144号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的来源是在工作中发现，并经过受案部门负责人审批；2、行罚决字（2014）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刘淑珍因在北京市中南海非法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被告对其下达了处罚决定；3、长拘收字（2014）656号执行回执，证明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的执行情况；4、行传通字（2014）000076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原告拒绝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故没有通知到，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5、行拘通字（2014）第000037号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4年7月24日以短信方式通知了原告女儿通知电话是1800355****、1593434****，该通知书原告拒绝签字，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6、刘淑珍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明对刘淑珍询问时履行了告知义务。询问笔录因为刘淑珍拒不配合民警的询问，也无刘淑珍的签字捺印，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在对原告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但刘淑珍拒绝签字，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8、白国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证明对白国安询问时履行了告知义务。笔录中白国安陈述称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白国安因其单位退休职工刘淑珍到北京非法上访，将刘淑珍接回长治的经过；9、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014）第201401130921号训诫书和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21日的训诫书，证明刘淑珍分别于2014年1月12日和7月21日两次到北京市中南海非访；10、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长治市人民医院派人派车到北京接上访人员刘淑珍，于2014年7月22日下午6时出发第二天上午带领上访人员刘淑珍回长治；11、刘淑珍撕毁询问笔录照片，证明原告刘淑珍拒不配合民警制作询问笔录，并将笔录撕毁；12、询问时的照片，证明对刘淑珍的询问经过；13、违法人员前科劣迹调查表、行罚决字（2013）第00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3年8月21日刘淑珍因到北京上访被行政拘留；14、刘淑珍、白国安户籍证明；15、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明该行政处罚决定是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证明被告有管辖权及对刘淑珍进行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刘淑珍对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提交的证据1认为从文本形式看，其中涉及到的主要信息均为空白，包括案件来源、姓名、移送单位、移送人、联系方式等均为空白，通过以上信息的空白可以证明被告受理该案件的受案来源不合法；证据2认为是原告不服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中涉及到的由公安机关调查、查明的事实当中，没有公安机关所依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行为和事实发生的情节，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进行任何表述，其中表述的查明部分没有注明刘淑珍向哪个机关、哪个部门、何种形式反映，均无记录，其行为有无扰乱公共秩序的状态和事实，也无记录，也没有表述原告是如何非正常上访，表述中没有标明原告是在中南海何处上访，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到的“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依法查获”查获的依据应当在决定书中有表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的文号、时间均无表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说明的查明情况所涉及到的原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和事实没有调查结果和依据，因此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法行为证据不足；证据3认为该回执涉及到的办案人员签字，两个经办人签名字迹像一人所签；证据4对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中的时间为2014年7月23日，之前的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中办案人员签字为2014年7月24日，从文字的书写上是同一天签的，即2014年7月23日，有改动痕迹。该通知书是如何下达的，没有显示，是下给谁的，没有登记，无法体现是否通知到被拘留人家属，且该通知书没有送达程序；证据5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该通知书是如何下达的，没有显示，是下给谁的，没有登记，无法体现是否通知到拘留人家属，且该通知书没有送达程序；对证据6权利义务告知书无异议。刘淑珍询问笔录无上访行为和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实查证。笔录被撕毁的原因是原告没有作任何陈述，在询问时原告始终没有说话，但笔录中却有回答的情况；证据7无异议；证据8权利义务告知书无异议。白国安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仅仅说明白国安是从北京接返刘淑珍的过程的询问，但并未涉及到刘淑珍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和事实的陈述，该笔录无法证明刘淑珍在中南海附近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刘淑珍在北京有非法上访的行为。其并不是在场证人，所作陈述都是在被授意后所作；证据9训诫书，其中一份没有文号、没有时间、没有被训诫人的签名，也没有注明训诫人，训诫内容并未涉及到刘淑珍的违法事实、违法行为。训诫书系无效文书；证据10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是市人民医院保卫科出具，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当场处置该问题的行政机关，该证明是事后出具，不能证明原告在北京有违法行为。内容上也仅仅说明2014年7月22日下午，市医院保卫科接到指示到北京接上访人员刘淑珍，之后到北京接人的情况说明，并未提及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相关机关的投诉举报刘淑珍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等情况；证据11认可，之前原告并未进行陈述，被告就记录了较多的内容，且原告的听觉和视觉都较差，并不清楚笔录内容；证据12不认可；证据13认为行罚决字[2013]第0006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过，但因原告身体原因没有执行过。该处罚决定书并未执行过，就记入了前科劣迹的档案，是否存在不当；证据14无异议；证据15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质证意见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质证意见。法律依据方面：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涉及的行为，且该法条并未规定公民上访、非正常上访属于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案件应当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是先适用的，本案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认定的原告在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若该行为系违法行为，应当由北京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罚，根据被告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中表明原告是被北京西城公安机关查获，并受到训诫，之后又由被告处理，存在不当。根据该规定第十条规定，本案中刘淑珍应当由北京市西城区公安机关管辖，而不是被告。
被告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真实性存在异议，该转送单的内容并未显示原告是按照合法程序进行上访的，且该转送单内容显示有关部门已经告知上访人按照《信访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证据2并未提及到原告，其余质证意见同证据1；证据3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证实，且该收条中反映的问题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本案处罚的事实是原告在2014年7月21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非法上访的行为进行的处罚；证据4认为训诫书并非是法律文书，且西城公安分局并未受理该案件，只是当场对原告进行教育及训诫措施，并不是处罚决定，故信息不存在是正常的。原告没有查询到其在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被查获、立案、移交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法律手续等信息，但并不代表原告违法行为是不存在的，信息没有公开的原因有很多，且信息公开与行政处罚作出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的训诫书已经由被告合法获取，原告的证据不足以直接证实训诫书的真实性存在疑问；证据5住院病历及住院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到医院就诊及住院治疗是因为被告行政处罚决定造成的，且该病历最早的就诊时间为2014年10月7日，离解除拘留时间间隔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证据6不能显示被抢救人员就是原告，也没有显示抢救时间，更不能证明突发的疾病是由被告造成；证据7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7月21日刘淑珍因反映其在长治市的住房问题到北京中南海等地方上访的事实，及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所进行受案、调查、处理决定的程序，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淑珍于2014年7月21日到北京中南海等地方上访，反映其住房问题。2014年7月22日，原告被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从北京接回长治。2014年7月23日被告依法受理该案，经调查后，于2014年7月23日作出行罚决字（2014）第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7月21日11时50分许，刘淑珍因反映其在长治市的住房问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由于中南海附近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依法查获，并依法对其训诫，出具训诫书，于2014年7月23日12时30分许，被长治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接回长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刘淑珍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罚决字（2014）0004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100元及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50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原告刘淑珍反映其住房问题，本应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进行，然而原告却于2014年7月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制造影响，以图给相关职能部门施加压力，原告的行为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对原告刘淑珍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的除外。”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有权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原告称被告没有管辖权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对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淑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淑珍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树升
人民陪审员 田 强
人民陪审员 王惠岗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侯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