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再346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江门市东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号***室部分。
法定代表人：黄维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淑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迎宾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苏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棉春，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伟扬，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江门市东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因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73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004号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民监字第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东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桂、谭淑仪，被申诉人信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棉春、伍伟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宝公司申诉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为应按2010年9月9日《转让华园大厦部份房屋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履行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据以确定商品房买卖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文件包括2007年6月5日《华园大厦房地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010年9月9日《协议》和2010年9月13日《确认书》，二审判决从以上三份法律文件中挑选出唯一对信安公司有利的2010年9月9日《协议》，认为“签订在后的《协议》已经取代了签订在前的《合同》。信安公司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已将《协议》约定处置国有资产的有关事项报江门市政府审批，双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与该判决理由相左的事实和证据是：1.2010年9月13日《确认书》才是双方关于房屋交易的最后一份法律文件，双方于此确认2010年9月9日《协议》约定东宝公司应支付的购房款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双方若有争议的，按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执行。该证据完整明确地解释了2010年9月9日《协议》的效力业已终止的事实。2.二审判决在三份形成时间有明显前后顺序且内容相左的证据中，仅采信产生时间在中间又没有间接证据佐证的2010年9月9日《协议》，于常理不符；而其采信理由竟然是“产生时间在后的已经取代产生时间在前的”，明显违反事实。3.信安公司不仅未能提供2010年9月9日《协议》的原件，更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对交易双方具有排他的特别效力。按二审判决“产生时间在后和已经取代产生时间在前的”采信原则，2010年9月13日《确认书》才是确定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终依据。4.《协议》已由交易双方共同销毁，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协议》原件和全部内容。5.二审中，信安公司补充提交的江门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以下简称江门市金融局）《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中，指出信安公司于2010年9月1日向该局作出《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关注2010年9月1日这一时间点即知，在此报批与审批之时，2010年9月9日《协议》尚未产生，报批的附件只可能是2007年6月5日《合同》。二审判决称“信安公司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已将《协议》约定处置国有资产的有关事项报江门市政府审批”，与其所依据的证据的内容自相矛盾；同时，如果2010年9月9日《协议》已经报政府审批，如何可能没有原件呢？二审判决以一份没有原件、且有其他多份有原件的证据证明了不同事实的证据对案件作出的事实认定应当予以纠正。二、二审判决称，依江门市金融局《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查明“信安公司实质是国有公司”、“该局目前无法与陈苏源取得联系，已将上述情况报市政府专题研究后，上报给市监察局”，该认定证据不足且因为该一认定导致审判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形。1.信安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并没有披露其“国有”的身份，江门市金融局主张信安公司为“国有”，应当提供信安公司依国有成立的合法、有效的书面批准、登记文件；二审认定信安公司的国有性质证据不足。2.东宝公司已按信安公司的书面指示支付价款，信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与江门市金融局失去联系与本案没有关联。而且，陈苏源至今仍是信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诉讼进展了数年之久，江门市金融局仍称无法与陈苏源取得联系与事实不符。3.如认定江门市金融局《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则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该局或其所代表的资产管理方江门市人民政府有利害关系，江门市人民政府应当作为第三人加入到案件的审理当中，而由于二审法院地居江门市，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给予东宝公司申请回避的机会或主动将案件提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法院管辖。4.即使法院认定上述《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具备证据的“三性”，东宝公司以市场价格、依房地产交易的合法流程购买信安公司资产，没有知道或应当知道交易不合法的理由。5.假定信安公司确系国有企业，那么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法律规定，2010年9月9日《协议》同样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此原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应当认定为无效，而鉴于江门市城乡规划局及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已分别于2010年2月5日及同月8日下发文件，确认东宝公司已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华园大厦绝大部分物业，同意及核准包括上述69套房屋在内的物业的建设主体由江门市江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澳公司）调整为东宝公司，江门市住建局已于2010年4月15日向东宝公司颁发了预售许可证，以上行政行为均已确认2007年6月5日《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要修改2007年6月5日《合同》，应当共同完善行政变更登记手续，而信安公司要单方否认2007年6月5日《合同》的效力，则应当循行政诉讼程序，撤销江门市城乡规划局、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江门市住建局的开发许可、预售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三、（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004号民事裁定认为“东宝公司认为双方签订《协议》仅为应付市政府检查之用，不作为履行依据，但并未就此充分举证，二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是对举证责任的混淆，且东宝公司并未用过“应付市政府检查之用”的判断。本案信安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东宝公司应当支付房款，则信安公司应当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在没有原件支持且东宝公司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要求信安公司说明不能提供原件的原因、相反证据出现的原因和“已经按双方认可方式履行完毕”的解释，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东宝公司，是违背公平原则且没有法律依据的。对合同效力和实际履行的审查，除了书证和当事人陈述外，必须结合其他客观证据，并结合常识与逻辑。二审认定后来按《协议》履行，既无客观证据，更不符合生活逻辑。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标的如此巨大的改变，居然找不出任何改变的缘由和履行的标志，且很快双方又签订一份《确认书》予以否认，确定按回原先的《合同》执行。很明显，《协议》绝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东宝公司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信安公司答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应按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履行完全正确。理由如下：（一）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07年6月5日和2010年9月9日先后签订两份转让华园大厦69套房屋的合同，所转让的房屋为同一标的物，根据在后签订的《协议》及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确认书》，应认定双方对合同转让的价款已作出变更，东宝公司应按在后签订的《协议》确定的转让价款17395766.58元向信安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东宝公司在申诉书中一再称《确认书》才是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终依据，而《确认书》恰恰注明最终的转让价款就是17395766.58元，这与《协议》的约定完全一致。（二）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是信安公司报经江门市政府审批后签订的，而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及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确认书》则均是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源利用职务便利越权与东宝公司签订的，无经过江门市政府的审批同意。东宝公司对陈苏源无经政府批准的越权行为是明知的，因此，2007年6月5日《合同》应属无效协议。（三）2010年9月9日《协议》是双方签订的真实、合法的协议，并最终确认转让价款为17395766.58元，而东宝公司亦无否认《协议》的真实性，只是认为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确认书》已否定了《协议》的效力。暂且不论《确认书》是否信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源利用职务之便私自与东宝公司签订的所谓最终约定，单从《确认书》的内容看，双方确认签订《协议》这一事实，亦确认东宝公司应当支付的购房价款是17395766.58元，与《协议》中的转让价款完全一致，完全无否定或取消《协议》的意思表示。而对《确认书》中“购房款17395766.58元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这一约定，东宝公司一直无法对“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已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四）至于东宝公司在多次庭审及申诉书中称签订《协议》是出于应付检查（之前多次庭审时东宝公司均是此说法，但在申诉书中又否认）及维稳需要，这不是事实。东宝公司不是国有公司，不存在应付检查之需，如果是配合信安公司应付检查，则更加说明东宝公司不但明知信安公司的资产属于国有及陈苏源的行为属越权行为，而且是与陈苏源恶意串通，意图低价受让国有资产及掩盖陈苏源的违法行为。而所谓维稳一说，更加不能成立，2010年9月华园大厦经东宝公司完成后续工程后才刚刚开始销售，根本不存在购房业主要求办理登记的情况。二、从信安公司向江门市金融局请示处置涉案房屋的行为和江门市金融局出具的文件均可以证实，信安公司的资产的确属于国有资产，其资产处置必须办理相关报批手续。如果信安公司的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信安公司是不可能向政府部门请示处置的。至于东宝公司在申诉书中提出信安公司报批的时间为2010年9月1日，与《协议》的落款日期2010年9月9日自相矛盾，这完全是不成立的。因为信安公司先要报经批准后才能签订协议，故报批时间在前，签约时间在后才是正常的。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书面协议作为认定的首要依据，法院不应凭空探究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虽然东宝公司始终否认《协议》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东宝公司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被东宝公司主张作为确定房屋买卖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最终依据的《确认书》，亦明确注明最终的转让价款金额是17395766.58元。在此情况下，原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合意将合同价款由8510890元变更为17395765.58元完全正确。（二）按《确认书》的内容，双方确认签订《协议》这一事实，亦确认东宝公司应当支付的购房价款是17395766.58元，与《协议》中的转让价款完全一致，完全无否定或取消《协议》中合同总价款为17395766.58元的意思表示。（三）信安公司就合同价款由8510890元变更为17395765.58元这一事实已提供《协议》予以证明，东宝公司提供的《确认书》中注明的转让价款亦是17395765.58元。东宝公司承认《协议》的真实性，但否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这就应由东宝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东宝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而《确认书》中关于合同价款“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的内容属于合同履行的事实，亦应由东宝公司予以举证证明，但东宝公司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二审法院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正确，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情况。综上，信安公司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信安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07年6月5日，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信安公司将江门市西区大道华园大厦B座69套住宅面积合计8303.31平方米转让给东宝公司，购房总价为人民币8510890元。2010年9月9日，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就上述房屋的转让重新签订《协议》，将购房总价变更为17395766.58元。但《协议》签订后，东宝公司至今未能依约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信安公司请求法院判令：1.东宝公司立即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2.东宝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东宝公司答辩称，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并非东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仅为配合信安公司理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之用。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东宝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信安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信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07年6月5日，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签订了《合同》，约定信安公司将华园大厦B座69套面积合计8303.31㎡的住宅商品房（上述房屋原由江澳公司开发，并已预售给信安公司，且在房产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以总价8510890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签订该合同后，东宝公司分别于2007年6月6日支付100万元、2007年6月28日支付7510890元，合计支付8510890元到信安公司指定的账户，信安公司于2007年6月7日及同月28日出具两份相应金额的收款收据给东宝公司，东宝公司按《合同》约定付清了全部房款。
2010年2月5日及同月8日，江门市城乡规划局及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分别下发文件，确认东宝公司已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华园大厦绝大部分物业，同意及核准包括上述69套房屋在内的物业的建设主体由江澳公司调整为东宝公司。
2010年9月9日，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又签订《协议》，约定上述69套房屋以17395766.58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但该《协议》没有提及双方于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其履行情况，之后，东宝公司也没有按照该合同支付任何房款给信安公司，但双方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了一份《确认书》，内容为：“甲（信安公司）、乙（东宝公司）双方于2010年9月9日签订了《转让华园大厦部份房屋协议》，约定了甲方向乙方转让华园大厦B座69套住宅商品房事宜，现甲、乙双方就该协议的履行情况作如下确认：该协议相关乙方应当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的内容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双方如有其他争议，按2007年6月5日《华园大厦房地产转让合同》执行”。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信安公司、东宝公司于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签订该合同后，东宝公司支付了约定的全部房款，信安公司也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东宝公司，双方都依约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在此情况下，信安公司、东宝公司又于2010年9月9日签订《协议》，约定信安公司将上述合同标的物以17395766.58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这实际是双方将房屋总价款由原来的8510890元变更为17395766.58元。但是，在东宝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价款支付相应余款的情况下，信安公司、东宝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又签订了一份《确认书》，确认东宝公司应当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的内容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同时约定双方如有其他争议，按2007年6月5日《合同》执行。从该《确认书》的内容看，信安公司、东宝公司实际并没有履行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的内容，实际是双方协商一致不予履行该《协议》的约定，而“双方如有其他争议，按2007年6月5日《华园大厦房地产转让合同》执行”的内容，则是双方约定涉案房屋的转让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以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为准。由于该《确认书》是信安公司、东宝公司就本案合同关系形成的最后合意，且该最后合意否认了双方在2010年9月9日签订《协议》中关于房屋总价款的合意，在没有证据证明《确认书》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该《确认书》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也即双方就本案69套房屋转让事宜产生的纠纷，应当以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来处理。
此外，东宝公司与信安公司签订《合同》后，已在约定的期限支付了全部房款，其已经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而信安公司也已将房屋交付给东宝公司，同时江门市城乡规划局及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也已分别于2010年2月5日和2月8日下发文件，同意及核准涉案房屋的建设主体由江澳公司调整为东宝公司，江门市住建局于2010年4月15日核发了预售许可证，东宝公司也于2010年8月公开销售涉案房屋，在此情况下，东宝公司仍与信安公司签订《协议》，在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将房屋价款由原来的8510890元增加到17395766.58元，明显加重了自己的义务，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这显然有悖常理。再者，《协议》是就同一标的物的转让增加了总价款，那么在签订该协议时，其内容理应对之前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情况有所说明，但该协议却没有涉及2007年6月5日《合同》的任何内容，这显然也不符合一般的经济交易行为习惯。从另一方面讲，如双方确实约定将房屋价款由原来的8510890元增加到17395766.58元，那么在东宝公司没有依约支付增加部份房款的情况下，信安公司仍与东宝公司签订《确认书》，确认东宝公司应当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的内容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同时还约定双方如有其他争议，按2007年6月5日《合同》执行，这显然更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综上所述，对信安公司要求东宝公司按照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支付房屋价款17395766.5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的规定，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4日作出（2012）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驳回信安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6175元，由信安公司负担。
信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东宝公司立即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给信安公司，两审的诉讼费用由东宝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2007年6月5日《合同》和2010年9月13日《确认书》均是无效的，只有2010年9月9日《协议》才是陈苏源真正代表信安公司报经有权部门批准后签订的协议，是唯一合法、真实、有效的协议。二、一审判决对2010年9月13日《确认书》内容的认定纯属主观猜测，无任何依据。三、一审判决以不合常理来推翻2010年9月9日《协议》是错误的，因为不合常理只能推论否定虚假的东西，但2010年9月9日《协议》是真实存在的。
东宝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信安公司的上诉。
信安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江门市金融局出具的《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以证明信安公司为国有公司。
东宝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该证据不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2.该证据是非法证据。根据信安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济性质是港资合作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的经济性质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江门市金融局无权出具该证据；3.2007年东宝公司与信安公司签订《合同》，而不是与陈苏源签订该合同，东宝公司将房款支付至信安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该部分事实有信安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和东宝公司的银行支付存根证实。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江门市金融局于2013年4月25日向二审法院出具江金函（2013）78号《关于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属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称信安公司中方股东为江门市新达实业发展公司，外方股东为香港迅怡有限公司。江门市新达实业发展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是陈苏源，主管部门为江门市财政局；香港迅怡有限公司是江门市新达实业发展公司在香港成立的项目公司。信安公司实质是国有公司。该公司作为政府待清理资产，统一划归江门市金融局进行清理，故信安公司为处置江门市西区大道华园大厦B座69套房屋，于2010年9月1日向该局发出《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市政府审批同意。信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源在2007年6月5日未经报有权部门批准，擅自签订《合同》对华园大厦69套房屋进行转让处置，并指示东宝公司将转让款8510890元全部划至其指定账户，信安公司至今没有收到任何转让款项。该局目前无法与陈苏源取得联系，已将上述情况报市政府专题研究后，上报给市监察局。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于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之间应履行哪一份合同的问题以及东宝公司应向信安公司支付的合同价款数额问题。
关于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之间应履行哪一份合同的问题。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07年6月5日签订《合同》，由信安公司将涉案69套房屋以8510890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其后双方于2010年9月9日再次对该69套房屋的转让事宜签订《协议》，转让价款由原来的8510890元变更为17395766.58元，并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确认书》，约定《协议》中东宝公司应当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的内容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双方如有其他争议，按2007年6月5日《合同》执行。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前后签订的两份合同转让的标的物一致，根据在后签订的《协议》和《确认书》的内容，双方对该69套房屋的价款已通过约定作出变更。签订在后的《协议》已经取代了签订在前的《合同》。信安公司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已将《协议》约定处置国有资产的有关事项报江门市政府审批，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东宝公司认为《协议》仅为应付市政府检查之用，不作为履行依据，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对于东宝公司应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的数额问题。根据《协议》约定，东宝公司共应向信安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7395766.58元。信安公司虽认为东宝公司未向其支付合同价款，但东宝公司已按其指示，将8510890元汇入江门市港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鹤山市共和桔园石场的银行账户，并由信安公司出具收据，足以证明其已向信安公司支付8510890元合同价款的事实。信安公司仅以东宝公司未直接向其交付款项为由，主张东宝公司未支付上述合同价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余下8884876.58元（17395766.58元-8510890元=8884876.58元）合同价款的问题，虽然双方签署《确认书》确认17395766.58元合同价款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但东宝公司无法就“双方认可的方式”作出合理说明，亦无相关证据佐证，无法确认该“双方认可的方式”的合法性，故该《确认书》不足以证明东宝公司已经支付余款8884876.58元。东宝公司仍应依照《协议》约定向信安公司支付余下合同价款8884876.58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2）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2）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二、东宝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8884876.58元。三、驳回信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6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175元，由信安公司、东宝公司各负担126175元。
东宝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004号民事裁定：驳回东宝公司的再审申请。
东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民监字第21号民事裁定：一、指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本院再审对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根据信安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关于处置信安公司持有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和东宝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承诺书》与在本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提交的《关于2010年9月9日签订〈转让华园大厦部分房屋协议〉情况说明》及其附件，查明以下事实：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工商登记的情况。信安公司于1994年9月3日成立，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股东为江门市新达实业发展公司与香港讯怡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时间是2001年5月14日，2005年4月15日因不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东宝公司于2005年1月11日成立，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股东为江门市德成置业有限公司（香港）。
二、关于信安公司履行义务的情况。双方于2007年6月5日签订《合同》后，同月28日，信安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公司承诺在2007年7月9日前与华园大厦的房产开发单位办理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公证手续和登记涂销预售备案的手续，逾期视为我单位违约……”同年7月6日，东宝公司的胡启流在《承诺书》上注明“同意暂缓办理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手续，直至东宝公司另行通知再办理。”并加盖东宝公司印章。同日，东宝公司的胡启流还在《华园大厦B座69套住宅商品房明细附件一》上注明“今收到江门市信安置业有限公司上述交来《商品房购销合同书》正本69套，特立此据。”并加盖东宝公司印章。
三、关于信安公司请示的情况。2010年9月1日，信安公司向江门市金融局发出《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称其抵债收回的69套房屋因开发商未能完成后续建设成为烂尾楼而搁置多年，曾与有意收购的单位洽谈转让事宜，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而未能落实。近期，江门市金融局受托通过拍卖把华园大厦部分资产出让给东宝公司，为尽快处置上述抵债资产，请示以拍卖成交的平均单价2095.04元／平方米将69套房屋出让给东宝公司，转让收入17395766.58元由市政府统筹用于归还有关债务。2010年9月6日，江门市金融办向江门市政府发出《关于处置信安公司持有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拟同意信安公司以江门市金融局委托中介机构拍卖同座楼盘成交的平均单价2095.04元／平方米将69套房屋出让给东宝公司，转让收入17395766.58元划入江门市处理政府债务专责小组办公室的帐户，由市政府统筹用于偿还有关债务。江门市政府审批同意。
四、关于东宝公司购买案涉同一楼盘其他物业的情况。除本案所涉69套房屋外，东宝公司还通过两次拍卖竞得同一楼盘的其他物业。1.2004年12月10日，东宝公司与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东宝公司以1808万元的价格，竞得华园大厦首层至六层、地下停车库及前后座7-29层43套房屋。2.2009年9月21日，东宝公司与江门市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东宝公司以4060万元的价格，竞得华园大厦共168套住宅。同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买受人在充分了解此标的的具体情况后与拍卖人达成以下补充协议：1.……本次拍卖标的仅为华园大厦其中的168套住宅，分别属于五家单位所拥有；……五家单位委托本次拍卖标的均只有在江门市房产局办理预售登记备案手续，未办理房产证；委托人仅持有本次拍卖标的之《商品房购销合同》或《商品房买卖合同》……3.买受人付清所有款项后，委托人将原业权人持有的房产登记合同等资料向买受人办理移交。本次拍卖标的涉及的办证、变更、过户、交易等一切税、费及土地出让金和欠缴的土建工程、消防设施、水电安装等全部报建欠费均由买受人负责。标的过户变更等手续、过户风险全部由买受人负责。”该次拍卖的委托人是江门市金融局，拍卖的168套住宅是分别属于五家单位的国有资产，该次拍卖即前述2010年9月6日江门市金融办向江门市政府发出的《关于处置信安公司持有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中所称的江门市金融局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的拍卖，该次拍卖成交的平均单价2095.04元／平方米即前述信安公司向江门市金融局请示的单价。
就签订2010年9月9日《协议》的原因，在2012年1月17日一审庭审时，东宝公司称信安公司要求东宝公司签订《协议》是为向政府作出交代，东宝公司被迫按信安公司的要求签订《协议》。东宝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了《关于华园大厦B座69套住宅转让的情况说明》，称“江门市住建局于2010年4月15日向我公司颁发了华园大厦（后更名为‘益嘉园’）的预售许可证，我公司遂要求信安公司办理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并注销预售登记的手续，但信安公司以种种理由进行推脱，我公司多次催告无果。2010年8月，益嘉园项目正式对外公开销售，在办理房屋预售登记时，由于信安公司不予配合办理注销预售登记手续，而房产交易中心登记的该69套房屋买受人仍然为信安公司，导致我公司无法为新的房屋买受人办理预售登记、买受人的按揭贷款也无法获得银行批准，新买受人由此认为我公司欺骗他们，拒绝向我公司支付约定购房款，并不断通过媒体曝光、信访、诉讼等方式提出其诉求……经多番交涉，信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源提出，由于我们的买卖行为发生在2007年，到办证的2010年时隔四年，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转让价款与2010年的时价差异，要对每一个经办公务员作解释并让他们理解、接受非常麻烦，以致其公司无法完成协助过户义务，希望我公司与其以当时政府职能部门能够接受的价格签订一份关于69套住宅的新的房屋转让协议，以便顺利协助新的买受人办理相关手续，信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苏源同时说明，新的协议只是用作办理手续的方便，不需实际履行，签订后双方即将原件销毁。为了避免经办人发生变化后对两份合同的效力及履行发生争议，同时满足陈苏源先生提出的既对外体现双方在办理手续时有过17395766.58元的价款约定又不增加我公司负担的考虑，双方于2010年9月9日签订《转让华园大厦部分房屋协议》后，双方于同月13日签订了《确认书》，确认《转让华园大厦部分房屋协议》约定乙方应支付的购房款17395766.58元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双方若有争议的，按2007年6月5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执行，亦即两份购房协议的书面差额无需支付。”
再审庭审中，法庭询问东宝公司其在二审法庭调查时称“陈苏源同时表示新的协议只是用作办理相关手续，无须实际履行，签订后双方即将原件销毁”，在申诉书中也称《协议》已由交易双方共同销毁，那么双方签订该《协议》是为了办理什么手续，是在何时销毁的《协议》？东宝公司回答称是为了办理信安公司承诺的加快确权手续，具体办什么手续不清楚，是当天销毁还是马上销毁也不清楚。庭后东宝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东宝公司因解除之前的网签问题受制于信安公司，故只能答应信安公司的要求，配合信安公司签署《协议》。《协议》中虽把价款改了，但说明只是形式，为对信安公司有所制约，东宝公司不同意给信安公司原件，原件盖章在复印一份后立即销毁，陈苏源只拿了一份复印件。至于信安公司将《协议》复印件呈递给哪个部门备案，东宝公司的经办人称已记不清了，因当时只是听陈苏源口头说起，没有说要求双方一起去交。几天后，为消除《协议》的影响及防范可能发生的争议，双方又订立了一份《确认书》。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关于涉案69套房屋的价款，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是对双方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的变更；东宝公司是否还应向信安公司支付8884876.58元。
一、关于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是对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变更的问题
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07年6月5日签订《合同》，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信安公司将涉案69套房屋以8510890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后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10年9月9日签订《协议》，约定信安公司将涉案69套房屋以17395766.58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宝公司。因东宝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信安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虽然信安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交《协议》的原件，但东宝公司对双方签订《协议》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东宝公司的主张是，2010年9月9日的《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双方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确认书》，双方于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东宝公司已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8510890元。
关于双方为何签订2010年9月9日的《协议》，信安公司称经向江门市金融局请示并报经江门市政府审批同意之后，签订了该《协议》；东宝公司称签订《协议》是被迫按信安公司的要求，为了涂销之前的预售备案，便于办理相关手续，而且信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苏源表示《协议》不需实际履行，双方在《协议》之后签订的《确认书》即说明两份购房合同之间的差额无需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该规定，信安公司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2007年6月5日的《合同》、2010年9月9日的《协议》、《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关于处置信安公司持有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等证据，上述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69套房屋的价款变更为17395766.58元；东宝公司反驳信安公司的诉讼请求，主张《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东宝公司提供了2010年9月13日的《确认书》、2004年12月10日的《拍卖成交确认书》、2009年9月21日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等证据。本院就东宝公司的主张及证据分析如下：首先，在信安公司不履行2007年6月5日《合同》约定的涂销预售登记备案义务的情况下，东宝公司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要求信安公司履行义务，东宝公司称“被迫”按信安公司的要求签订《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其次，从双方的约定看，《协议》的表述为：“一、甲方（信安公司）……以每平方米2095.04元共17395766.58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东宝公司）。乙方也同意按此价格购入。二、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应尽快将上述款项划入甲方指定的帐户，以便尽快完善有关转让手续。三、甲方在收到乙方的上述购房款后，立即协助乙方在房产、国土等有关部门办妥一切受让手续。”即东宝公司明确表示同意以17395766.58元的价格购买涉案69套房屋，信安公司明确表示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协助东宝公司办妥受让手续。双方在同月13日签订的《确认书》中，未确认《协议》关于购房款的约定无需履行，而是确认《协议》约定的17395766.58元的购房款“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东宝公司称《确认书》可证明双方约定购房款按2007年6月5日《合同》的约定履行，东宝公司所称与《确认书》的表述不一致。再次，东宝公司称信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苏源表示《协议》无需履行，但东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陈苏源曾作出该陈述，而在信安公司提交的其在签订《协议》前向江门市金融局发出的《关于处置华园大厦部分房屋的请示》中，信安公司请示“转让收入共17395766.58元由市政府统筹用于归还有关债务”，该请示内容与东宝公司所称陈苏源的陈述不一致。最后，除本案所涉69套房屋外，东宝公司在签订2010年9月9日《协议》之前，还于2009年9月21日通过拍卖竞得同一楼盘的168套房屋，该168套房屋也是原已办理预售登记备案的房屋，且东宝公司与江门市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标的过户变更等手续、过户风险全部由买受人负责”。以上事实表明，东宝公司在签订《协议》前，对办理有关涂销预售登记备案的手续及拟签订的《协议》在办理该手续中的作用应有所了解。东宝公司称签订《协议》是听陈苏源一面之词、是为了办理信安公司承诺的加快确权手续，具体办什么手续不清楚，东宝公司所称与已查明的事实不一致。综上，原二审判决对东宝公司认为《协议》不作为履行依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东宝公司主张《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东宝公司是否还应向信安公司支付8884876.58元的问题
信安公司与东宝公司于2010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变更了双方于2007年6月5日签订的《合同》对涉案69套房屋价款的约定，根据《协议》的约定，东宝公司应向信安公司支付购房款17395766.58元。在《协议》签订前，东宝公司已向信安公司指定的帐户支付了8510890元。至于余下的8884876.58元购房款的问题，虽然双方签署《确认书》确认17395766.58元合同价款已按双方认可的方式履行完毕，但东宝公司无法就“双方认可的方式”作出合理说明，亦无相关证据佐证，二审法院认为无法确认该“双方认可的方式”的合法性，东宝公司仍应依照《协议》约定向信安公司支付余下的合同价款8884876.58元，该认定并不不当。东宝公司主张其无需再向信安公司支付余下的购房款8884876.58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东宝公司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江中法民一终字第37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甄
审判员 万季明
审判员 郑丽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