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2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1070号。
法定代表人：童宏，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才望，男，196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新洲区人，住武汉市新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湖北佑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盛宏达装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挖沟村。
法定代表人：童向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燕超，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才望、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盛宏达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宏达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7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7民初21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以生命权、健康权纠纷起诉上诉人，显属主张的法律关系对象和性质错误，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当判决全部驳回。2.原审判决采信鄂中司协鉴2016法鉴字第831号鉴定意见书中关于伤残等级为8级的鉴定结论，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保险金l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3.《保险合同送达书》（团体短险）于2015年6月5日由童向前签收，我方的提示说明义务已经全面履行。
胡才望辩称：1.案由应由法院确定，当事人无权确定案由。2.一审法院查明了相关事实，采信证据符合法律规定。3.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未按规定送达保险合同，我方的保险合同是在一审法院拿到的，未履行说明义务。即使保险合同送达书回执上有投保人法定代表人童向前的签字，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没有明示《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与最高人民法院《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间的差异。总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宏达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胡才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赔偿人民币413,411.51元（医疗费141,394.5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1,800元、后期医疗费15,000元、残疾赔偿金176,316元、营养费4,500元、误工费57,601元、护理费12,000元）;2.由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宏达公司与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了保险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5420111818700000436，共计28页，由保险单、保险条款、被保险人清单、投保单（复印件）及保费发票、保险合同送达书共同组成。合同主要内容为：盛宏达公司作为投保人，以胡才望等15名员工为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投保两种团体保险。险种名称分别为“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及“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保险限额分别为7,500,000元及300,000元，每名员工的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及20,0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即自合同生效日2015年5月18日起至合同期满日2016年5月17日止。保单尾部“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栏”载明：“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位已经仔细阅知、理解投保提示及保险条款尤其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该栏目投保人签章处加盖了盛宏达公司的公章，并由盛宏达公司法人代表童向前的签字。其中《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A型）（2013版）》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本公司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见附表）的规定，按本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保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附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第一页说明载明：本标准对功能和残疾进行了分类和分级，将人身保险伤残程度划分为一至十级，最重为第一级，最轻为第十级，与人身保险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分为十档，伤残程度第一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0%，伤残程度第十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为10%，每级相差10%。
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与盛宏达公司签订上述保险合同后，该合同中第27页保险合同送达书经办人联未有经办人签字，亦未有投保人签收信息。
2015年7月18日，胡才望在盛宏达公司的材料堆场清理时不慎从离地三米高的料斗上摔下受伤。事故发生后，胡才望先后在武汉市解放军161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股骨骨折，左髌骨骨折，左腘静脉血栓形成，所花医疗费141,394.51元。2016年7月27日，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胡才望伤情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进行鉴定，得出鄂中司协鉴2016法鉴字第741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胡才望的损伤构成10级伤残。2016年8月30日，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水运社区居委会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进行鉴定，得出鄂中司协鉴2016法鉴字第831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胡才望的身体伤残等级为8级，伤后误工时间为360日，护理时间120日，营养时间90日，后续医疗费15,000元。
另查明，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已于2016年3月15日在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范围内向胡才望支付了医疗保险金2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是否承担胡才望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胡才旺、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来确定。盛宏达公司投保的险种分别为“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及“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根据保险合同，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为医疗保险金及伤残保险金。其中对于医疗保险金，因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已向胡才望支付了2万元医疗保险金，已足额达到“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的保险限额，故胡才望请求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再次支付医疗费及后期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请求，超过了该种保险的限额，依法对此不予支持。因该案并非健康权侵权纠纷，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亦非事故的侵权人，胡才望请求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赔偿其误工费、护理费和交通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因保险合同未约定，故胡才望此部分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胡才望的伤残保险金数额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保险合同约定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的保险责任承担比例系根据被保险人胡才望的伤残等级确定，故胡才望的伤残等级决定了其赔偿金数额，因此，适用何种标准来鉴定胡才望的伤残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的承担的责任大小。胡才望的伤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进行鉴定构成八级伤残，而根据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鉴定则构成十级伤残，说明保险合同约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的适用在实际上减轻了人身伤残的等级评定标准，也在实质上减轻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A型）（2013版）》第五条第二款约定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确定被保险人的伤残等级，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这一条款应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此规定，该案中人寿财保武汉市分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向盛宏达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作出明确的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认为盛宏达公司已在投保声明中盖章，故证明其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因此，本案保险合同送达书未有盛宏达公司签收信息，亦没有经办人签字，可以认定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未向盛宏达公司送达包括合同条款、人身伤残评定标准在内的保险合同，故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仅凭投保声明不能证明其就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内容向盛宏达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无其他证据证实已向盛宏达公司进行了其他方式的明确说明，故保险合同中《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A型）（2013版）》第五条第二款依法不产生效力。根据湖北中真司法鉴定中心的鄂中协第831号鉴定意见，胡才望的损伤构成八级伤残。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应以伤残保险金限额（50万元）为基数，按照30%的比例向胡才望支付伤残保险金。据此，胡才望的伤残保险金数额为15万元（50万元*3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才望保险金人民币15万元。驳回胡才望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保险合同送达书（团体短险），拟证明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与盛宏达公司签订上述保险合同后，保险合同送达书回执上有投保人法定代表人童向前的签字，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盛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向前认为“童向前”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胡才望、盛宏达公司亦表示同意鉴定。另查明，除保险合同送达书（团体短险）上盛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向前签字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外，一审认定的其它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胡才望在2017年6月16日的民事诉状中称，“第三人于2015年5月18日购买了被告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的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保险金额分别为50万元和2万元，原告出事后，第三人立即通知了被告。”因此，胡才望在二审答辩中称“我方的保险合同是在一审法院拿到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可以说明案涉保险合同至迟于胡才望受伤前，已经送达给盛宏达公司。因此，不论盛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童向前的签名是否真实，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已经没有必要。
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认定案涉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系比例赔付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认定保险人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并未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对此作出提示，故其所援引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湖北中真司法鉴定中心的鄂中协第831号鉴定意见，作出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应以伤残保险金限额50万元为基数按照30%的比例向胡才望支付伤残保险金，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中国人寿武汉市分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兆平
审 判 员 王 伟
审 判 员 李 娜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邹思琪
书 记 员 廖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