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明法更民重字第1号
原告黄应伦，男，汉族，1968年1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原告李伟，男，汉族，1968年1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原告霍仲贤，男，汉族，1970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洁晶，广东禅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正辉，男，汉族，1972年7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大幕村委会幕中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大幕村民委员会幕中村民小组。
负责人何池南，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孔桂林，男，汉族，1968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第三人何桂朝，男，汉族，1961年1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现羁押于佛山市高明区看守所。
第三人罗森华，男，汉族，1982年10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
原告黄应伦、李伟、霍仲贤诉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大幕村委会幕中经济合作社、第三人何桂朝、罗森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4年12月10日以（2014）佛明法更民一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黄应伦、李伟、霍仲贤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7日以（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2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的（2014）佛明法更民一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9月9日由审判长黄海健、审判员宋乃良、代理审判员刘生林另组成合议庭对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应伦、李伟、霍仲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洁晶、罗正辉、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幕中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池南及委托代理人孔桂林、第三人何桂朝、罗森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何桂朝、罗森华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另，本院依法委托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对本案诉争林地的面积进行了测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何桂朝、罗森华（即合同约定的乙方）与被告（即合同约定的甲方）于2002年12月17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合同第一项第1点约定乙方承包的山地位于幕中原一队分水（土名）一带的山地；第3点约定分水承包范围包括东至旧三队山顶分水为界，南至旧二队坑仔，西至幕中原二队山地分水为界，北至沙咀、新围山顶为界，西南至旧二队旧路至山顶为界。以上具体承包范围以林地位置红线图和双方到实地确认为准。第二项约定承包期限从200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第四项第2点约定承包期间，甲方应协助乙方搞好承包范围的治安，并协调周边关系。同时，要确保乙方在承包期内的生产经营不受界线权属的争议影响，否则，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第8点约定承包期间，甲方无偿提供原有道路给乙方使用，道路如有损害，由乙方承担一切维修费用。第五项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必须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何桂朝、罗森华签订合同后，于2003年将涉案山地的松树全部砍伐，改种桉树。在承包山地种上桉树后，连同新种的桉树以及山地一起转让。何桂朝、罗森华与原告黄应伦、李伟以及被告于2004年2月20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自签订之日起，何桂朝、罗森华转让2002年12月17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中全部的权利义务给黄应伦、李伟，被告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黄应伦、李伟按法律法规和原合同规定的条款履行。本协议签订后，何桂朝、罗森华、被告必须协助黄应伦、李伟办理林权证的变更手续，所需费用由黄应伦、李伟负责。
2007年，黄应伦、李伟办理了山林权证登记手续，林权证号码为B440500022116。办理林权证后，同年，黄应伦、李伟砍伐签订合同后的涉案山地的第一批桉树。因黄应伦、李伟资金不足，黄应伦、李伟与霍仲贤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由原告黄应伦、李伟与霍仲贤三人合作经营上述山地。
以上三份合同均在高明区更合镇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手续。但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依约履行合同。2013年，桉树已成长到可砍伐的程度，原告依法办理了商品林采伐许可证。但被告却违反合同约定在原告承包的山地上自行挖掘一条沟，强行霸占原告承包的山地70亩。此外被告村民还用锄头等毁坏原告运载桉树的道路，不准原告带挖掘机修整道路，导致原告无法砍伐运载桉树。被告还威胁恐吓原告的工人不准进场砍伐桉树。原告投入成本巨大，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该投入无法得到回报，原告多次强烈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停止侵害，依约履行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作为涉案山地的用益物权人，依法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被告恶意侵占原告的70亩山地，并故意毁坏原告运载桉树的道路，不准原告工人进场砍伐桉树，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山地承包面积以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位置红线图为准，为235.74亩；2、被告停止侵害行为，立即修复原告承包的位于幕中原一队分水（土名）一带山地的道路；3、被告立即返还侵占的原告承包的位于幕中原一队分水（土名）一带的山地及桉树；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被告真实表达承包面积是152亩，双方保持了10多年没有异议。原告在2007年砍伐完第一批桉树后，也履行了前任承包者何桂朝、罗森华的承诺，双方到现场挖沟为界，将超出152亩的范围归还被告并分开抚育。承包合同对面积的真正表述是“具体承包范围以林地位置红线图和双方到实地确认为准”，因原告的农民并不懂看红线图，所以强调了实地确认，以实地挖沟为准，并不是以林权证的地图为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原告黄应伦、李伟未经被告同意，擅自将山地转包给原告霍仲贤，原告之间的转包行为应属无效，原告霍仲贤未取得承包人身份，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之间的擅自转包行为应导致原告黄应伦、李伟违约，应终止涉案的《山地承包合同》。
第三人何桂朝述称：2002年两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山地承包合同》1份，约定承包被告的山地152亩，罗森华是外地人，他只是出了一部分承包款，承包后都是我在处理相关事宜。并且当时在种植桉树的时候，我侵占了被告的部分山地也种植了桉树。后村民发现我侵占了集体的山地，经更合林业工作站调解，我与被告达成一致，村集体继续让我抚育已种植的桉树，在桉树成林砍伐第一批之后，我将侵占部分的山地还给村集体，地上的桉树头也一并交给村集体。2004年我与原告黄应伦、李伟签订转让合同之前，我带他们都现场看过，并且将上述情况如实向他们作了说明，强调了侵占部分山地的事实。之后，他们才和我签订的转让协议。2007年，黄应伦、李伟砍伐桉树后，在更合镇林业工作站的主持下，村民和黄应伦、李伟在我侵占部分的山地界限处挖了一条沟作为界限。2003年签订的《承诺书》是我和罗森华亲笔签的。
第三人罗森华述称：当时我是同意按照我和何桂朝与被告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的四至、红线图转包给李伟、黄应伦；合同注明四至以红线图为准，双方约定的面积也是按照红线图和四至，合同注明的面积152亩为约数，受限于当时的测绘仪器和测绘技术；2003年11月12日的承诺书不是本人亲笔签名，本人对此根本不知情，现在也不确认。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所举证据为：
1、《山地承包合同》、《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合作经营协议书》、见证书各1份，证明何桂朝、罗森华与被告于2002年12月17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山地承包面积以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位置红线图为准；并与被告于2004年2月20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三原告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合同经营协议书》。
2、林权证2份，证明原告依法办理林权证，该林权证的具体承包范围与2007年号码为B440500022116的林权证以及与何桂朝、罗森华签订转让协议时提供的林权证，无论是在林业站的林地位置红线图还是承包范围四至都是一致的。
3、广东省商品林采伐许可证2份，证明原告依法办理商品林采伐许可证，但被告恶意在山地挖沟，意图侵占原告的70亩山地，并故意毁坏原告运载桉树道路，并阻碍原告砍伐桉树，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4、林权登记申请表1份、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1份，证明“集体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意见”栏有申请人签名，并证明了《林权证》中所登记的面积、四至与《林权登记申请表》合同是一致的，并附有红线图。
5、发票1份，证明原告申请对山地面积测量的鉴定费为30000元。
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山地承包合同》、《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无异议，对《合作经营协议书》有异议，单方行为无效，并未通知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内容有异议，被告发包时是152亩，申请表上套用了临近的土名，并且是单方申请的，内容是无效的，超出合同范围，被告只确认第一次林权证的152亩，第二次林权证的不予确认。对证据3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林权证无效，被告不确认采伐许可证效力。对证据4中的152亩面积无异议，但对四至有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
第三人何桂朝、罗森华对原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所举证据为：
1、行政复议复函1份，证明被告已对争议土地亩数提出行政复议。
2、《承诺书》1份，证明何桂朝、罗森华承诺只是承包152亩，多出部分要归还被告。
3、《行政复议决定书》2份、《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1份，证明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经质证，原告与第三人罗森华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清楚是否何桂朝、罗森华本人签名，即使承诺书真实，何桂朝、罗森华以及被告未曾给原告看过，何桂朝是被告的村民，有利害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的具体理由是申请书不规范，并非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四至红线图存在问题，合同的面积由152亩变成200亩，是因为后期用电子测绘更加准确，《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可以印证原告的说法，被告对其的四至和红线图都是清楚和认可。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对涉案的山地面积进行了测绘，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向本院出具《山地面积测绘成果》1份，经质证，各方对该《山地面积测绘成果》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何桂朝对被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原告举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被告举的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举的证据2与第三人何桂朝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采信被告举的证据2以及何桂朝的陈述。因各方对该《山地面积测绘成果》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山地面积测绘成果》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2年12月17日，被告的前身高明市更楼镇幕中经济合作社与何桂朝、罗森华签订一份《山地承包合同》。该合约定何桂朝、罗森华承包原告的位于幕中原一队分水（土名）一带的山地，四至为：东至旧三队山顶分水为界，南至旧二队坑仔，西至幕中原二队山地分水为界，北至沙咀、新围山顶为界，西南至旧二队旧路至山顶为界，具体承包范围以林地位置红线图和双方到实地确认为准。该合同还约定承包期限从200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面积为约152亩。
何桂朝、罗森华签订合同后，不仅在上述承包山地上种桉树，而且未经被告的同意还在上述承包山地的相邻山地（约90亩，此块山地即为本案所争议的山地）种植桉树。被告的村民发现后向林业部门举报何桂朝、罗森华前述的偷种行为，后何桂朝、罗森华于2003年11月12日向被告作出书面的《承诺书》，承诺：承包面积为152亩，在砍伐完第一批桉树后，何桂朝、罗森华应将上述约90亩的山地及山地所存留的桉树头归还给被告。
2004年2月20日，何桂朝、罗森华与原告黄应伦、李伟以及被告三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何桂朝、罗森华转让上述《山地承包合同》中全部的权利义务给原告黄应伦、李伟，被告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原告黄应伦、李伟按法律法规和原合同规定的条款履行。
2007年5月30日，原告黄应伦、李伟向林业主管部门递交了《林权登记申请表》，该表载明：面积为152亩，四至与上述《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四至一致。高明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6月12日向原告黄应伦、李伟登记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明林证字[2007]第001135号），该证载明的面积为152亩。办理林权证后，同年原告黄应伦、李伟砍伐的本案讼争山地的第一批桉树，砍伐完毕后，原告黄应伦、李伟与被告在承包地块与争议地块划出一条界线，由被告的村民在界线形成一条沟。
2007年10月25日，原告黄应伦、李伟与霍仲贤签订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由霍仲贤出资并占99%的股权与黄应伦、李伟合作经营上述山地。
2013年间，原告黄应伦、李伟又向林业主管部门就上述山地申请重新颁发林权证，高明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2日向黄应伦、李伟登记核发了两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明林证字[2013]第009485号、明林证字[2013]第009486号），其中明林证字[2013]第009485号林权证记载面积为117亩，明林证字[2013]第009486号林权证记载面积为83亩。
在本案诉讼期间，被告不服上述明林证字[2007]第001135号、明林证字[2013]第009485号、明林证字[2013]第009486号三份林权证，向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佛山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佛府行复案[2014]78号），维持了明林证字[2007]第001135号林权证。佛山市人民政府又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佛府行复案[2014]79号、佛府行复案[2014]80号），撤销了明林证字[2013]第009485号、明林证字[2013]第009486号林权证，并责令高明区人民政府在90天内重新予以登记、核发。上述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指出，涉案地块的四至及面积等存在争议，事实不清，高明区人民政府未按规定程序办理、核发证件。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高明区人民政府未按上述两份《行政复议决定书》重新登记、核发林权证。
经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测绘，涉案山地按四至测绘总面积为235.74亩，在以被告辩称的干沟为界分成两幅的情况下，一幅为83.15亩，一幅为152.59亩。上述山地均已种植桉树。原告认为，根据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的四至范围的约定，原告应对全部235.74亩山地享有权利。被告认为，根据上述《山地承包合同》关于面积以及四至范围的约定，原告仅对上述山地中面积为152.59亩享有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首先，关于被告抗辩的原告霍仲贤的诉讼主体适格问题。本案中，虽《山地承包合同》约定，未经被告的同意，原告李伟、黄应伦不得将山地转包他人，但本案中，三原告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确定三原告为合作关系，原告李伟、黄应伦并未将《山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霍仲贤承担。因此，原告李伟、黄应伦与原告霍仲贤中间并非为转包关系，不受《山地承包合同》的约束。对被告的此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原告主张按照上述《山地面积测绘成果》的面积确定本案讼争的山地面积为235.74亩，提起第一项诉求。本院认为，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不能成立，理由是：其一，2007年间，原告黄应伦、李伟在接手承包山地后向林业主管部门递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载明：面积为152亩，四至与上述《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四至一致，原告黄应伦、李伟的此举说明其是主动认可面积为152亩；高明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黄应伦、李伟登记核发明林证字[2007]第001135号林权证后，原告黄应伦、李伟也未对该林权证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其二，上述《山地承包合同》的第一手承包人何桂朝、罗森华确认了承包面积为152亩，争议地块并非是上述《山地承包合同》项下的承包山地。其三，原告举证的能够支持原告诉求的核心证据是：明林证字[2013]第009485号、明林证字[2013]第009486号林权证，此两份林权证已被佛山市人民政府撤销，且高明区人民政府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仍未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其四，佛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维持了明林证字[2007]第001135号林权证，该证记载的面积为152亩。其五，根据《山地面积测绘成果》，其中干沟为界的一幅山地面积为152.59亩，与《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山地承包面积基本一致，由此亦可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对承包山地的面积与四至范围内是明确、确定的。因此，本院确定原告承包的山地面积为152.59亩，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第二、第三项诉求为侵权之诉求，而本案为合约之诉，原告在合约之诉中提出侵权之诉请，显属不当，故本院均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李伟、黄应伦、霍仲贤与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大幕村委会幕中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山地承包面积为152.59亩，具体范围依照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编号为30-201604011的测绘成果确定；
二、驳回原告李伟、黄应伦、霍仲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测绘费30000元，合计30300元。由原告李伟、黄应伦、霍仲贤负担15300元，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大幕村委会幕中经济合作社负担15000元。
审 判 长 黄海健
审 判 员 宋乃良
代理审判员 刘生林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