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晋01刑终269号
原公诉机关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吉庆，男，1958年1月25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小学文化，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委会支部委员，住太原市。2014年1月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福喜，男，1965年7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2014年1月13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贵生，男，1963年7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肄业，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2014年3月1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尉建芳、郭敏，山西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永根，男，1960年5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榆次市，汉族，高中文化，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协管员，住太原市。2014年1月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史瑞峰，女，1969年7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太原市村民，住太原市。2014年1月3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同年1月2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边振波，男，1984年11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协管员，住太原市。2014年1月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因原判刑期届满，经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决定，2017年1月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朱喜平，男，1960年10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高中文化，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协管员，住太原市。2014年1月4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审理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吉庆、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犯贪污罪一案，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万刑初字第26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张吉庆、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5）并刑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万刑重字第1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张吉庆、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2016晋01刑终12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晋0109刑初53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张吉庆、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王永根、边振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讯问了上诉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原判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人张吉庆系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委会支部委员，被告人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均系西铭村委会土地协管员。西山千亩保障房项目是2012年太原市政府工程，2012年4月经村”两委”研究决定，由被告人张吉庆负责，与被告人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三人组成清点小组，进行西山千亩保障房（西铭村）征地补偿地上附着物的摸底登记工作。
2012年4月，被告人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在对西铭村征地补偿地面附着物清点过程中，应被告人武贵生的请求，将被告人武贵生家的口粮田上种植的实际数量为1021棵的国槐虚报为直径10厘米的国槐2818棵，骗取土地附着物补偿款50.022万元。被告人武贵生领取补偿款后，请三被告人吃了一顿饭，并给三被告人每人送了一条价值人民币100元的大福烟。案发后，被告人武贵生向西铭村委会退缴赃款人民币35万元。
2012年12月，被告人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应被告人张福喜的请求，在明知清点工作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又将被告人史瑞峰（系张福喜之妻）口粮田上补种的直径为2.5厘米的花椒树2500棵经过二次清点补填到西山千亩保障房征购地上附着物登记表上，骗取土地附着物补偿款89.5万元。被告人张福喜领取补偿款后，送给被告人王永根好处费现金人民币1万元，送给被告人朱喜平好处费现金人民币1万元及二条硬中华烟和一包茶叶（价值人民币约2000元），送给张吉庆两条中华烟、一箱汾酒（价值人民币约3000元）。案发后，被告人史瑞峰、张福喜向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委会退缴赃款人民币25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武贵生、张福喜领取的补偿款系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政府财政拨款到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办事处，再由西铭街道办事处拨款到西铭村村民委员会财务账。此款系专款专用，由西铭街办会计委托代理中心按照西铭村委会与被补偿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以及西铭村两委会议记录支付给被补偿人。
2014年1月13日，被告人张福喜到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矿区责任区刑警队投案自首。庭审后，被告人朱喜平家属主动退缴赃款1万元。二审期间，被告人王永根退缴赃款1万元，并主动缴纳罚金1万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报案材料,证实2013年10月21日，万柏林区委区政府成立工作组在对西铭村千亩保障房征地工作进行调查时，发现西铭村村民武贵生、史瑞峰家口粮田地上附着物补偿涉嫌诈骗，负责清点工作的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也涉嫌帮助诈骗。
2、到案经过，证实太原市万柏林区政府工作组对西铭村千亩保障房征地工作进行调查，发现西铭村工作人员张吉庆涉嫌诈骗，于2014年1月2日，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矿区责任区刑警队民警将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史瑞峰带回进行传唤审查。在传唤审查期间张吉庆对其犯罪事实拒不供述，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史瑞峰基本供述了犯罪事实；2014年1月13日张福喜自动投案；2014年3月17日上午，万柏林区政府工作组将武贵生带至其卖出树木的现场进行清点工作。2014年3月17日13时武贵生被带至公安机关进行传唤审查。经审查武贵生对其犯罪事实基本供述。
3、被告人的身份情况，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
4、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支部委员会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张吉庆于2011年10月经选举当选为西铭村委会支部委员，负责农业、科教、林牧业等工作；村
土地办工作人员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三人进行千亩保障房征地补偿地面附着物的清点、核实、登记、结算工作；村委会于2012年7月张贴公告，决定公告以后进行补栽植树的不予清点补偿，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5、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通知、西铭村村委会关于千亩保障房征收地会议记录、被告人武贵生、张福喜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清点明细表、补偿村民苗木评估报告及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千亩保障房项目建设会议纪要。
6、西铭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苗木树种及数量明细。
7、被告人武贵生、张福喜领取补偿款明细，证实被告人武贵生骗领土地附着物补偿款50.022万元；被告人张福喜骗领土地附着物补偿款89.5万元。
8、退缴赃款收据，证实被告人武贵生退缴赃款35万元，被告人史瑞峰退缴赃款25万元，被告人朱喜平家属退缴赃款1万元，王永根退缴赃款1万元、缴纳罚金1万元。
9、西山千亩保障房征购地上附着物登记情况表，证实对武贵生、张福喜、史瑞峰口粮田地上附着物登记的情况。
10、西铭街办《关于解决千亩保障房占地补偿资金的报告》、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万柏林区预算单位用款计划申请书、太原市万柏林区财政局支付凭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结算收款收据，证实万柏林区财政局拨付给西铭村支付征地补偿款的事实。
11、西铭村千亩保障房工程征地补偿款明细账。
12、西铭街办情况说明，证实西铭街办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将千亩保障房征地补偿工作全权委任给西铭村委会组织实施，西铭村委会两委安排张吉庆等4被告人在征地范围内开展地上附着物的摸底登记工作，并由村民代表5名、党员代表10名进行全程监督。西山千亩保障房项目共征西铭村土地417.22亩，该项目征地补偿款涵盖土地补偿款、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等各类补偿项目，总补偿金额为12385万元。千亩保障房征地补偿款是由西山煤电集团分期按进度支付区财政帐户，区财政统一拨付西铭街办，再由西铭街办支付给西铭村委会。转账流程为：区财政向西铭街道办事处拨付给千亩保障房征地补偿款后，街办再将款项拨入西铭村委会的财务账中，该款项由西铭街办会计委托代理中心按照西铭村委会与被补偿当事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以及西铭村两委会议记录支付给被补偿人。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武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任万柏林区西铭街办党工委书记，主持街办党工委的全面工作。2012年4月左右，西铭村开始成立征地工作组，西铭村口头向街办汇报成立了由村支委张吉庆负责，朱喜平、边振波、王永根组成的土地附着物清点小组。街办要求西铭村干部要制定标准、严格把关，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千亩保障房征地补偿工作是省市重点工程，是区政府授权西铭村委进行的。区政府将补偿款下拨到街办，街办再下拨到西铭村财务。补偿款属于政府的专项款。按照补偿规定2012年7月之前清点工作已经结束。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至今任万柏林区西铭街办西铭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分管全村的整体规划。2012年4月份，村里召开两委会，经研究决定由分管林牧业的村委会委员张吉庆负责征地清点工作，成员有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清点工作于2012年5月上旬结束。2012年7月，国土局对征地情况进行了公示，规定不许抢种、抢栽，如抢种、抢栽不给予补偿。征地补偿金的来源是区政府拨款，区政府拨到西铭街办，西铭街办再拨到西铭村委会，属于征地专项补偿资金。成立由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组成西铭村征地清点小组是由西铭村两委会研究决定的，并给街办汇报过，清点小组负责被征土地上附着物的清点、复核、结算。村两委开会要求他们必须认真清点，不许弄虚作假，清点结束后，清点报告要拿到村委会研究，有异议的村委会研究是否进行复核。其不清楚史瑞峰家补种花椒树和张吉庆等四人对补种树进行二次清点的事情。西铭村征地补偿方案是参照北寒村征地的方案定下的，因为西铭村树多，请示了街办，进行了树木评估，得到了街办认可。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1995年至今任万柏林区西铭街办西铭村委会委员，负责西铭村委的车辆管理工作。2012年4月，村里召开了第一次研究千亩保障房在西铭村征地补偿的事，村里为配合工作，经西铭村两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由支委张吉庆负责，成员朱喜平、王永根、边振波组成的树木清点小组，并上报了西铭街办。对被征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清点、复核、结算。清点结束后，清点报告要拿到村委会研究，有异议的村委会研究是否进行复核。清点时间为4月下旬至5月下旬。不允许抢种、抢栽。
4、证人蔡某（西铭街办主任）、胡某（西铭村委会主任）的证言，证实内容印证了武某1、王某、张某1等人的证言。
5、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武贵生家地里的国槐最粗的有5公分左右，但数量不多，没有10公分左右粗的树苗，后来武贵生将地里的树苗都卖给了武某2。
6、证人侯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山西天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万柏林区西铭村千亩保障房征地地面附着物的评估报告是其公司2012年10月份出具的。评估树种主要使用围尺对树苗的胸径进行测量，以西铭村村委会出具的汇总表为依据。
7、证人武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13日，其花2万元将武贵生家地里的已经清点过的树苗全部买过来种到自己的地里，其买来的国槐大约都是4公分和6公分的，8公分以上的不多。
8、证人安某（时任西铭街办人大工委主任）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10月才参与西铭村征地补偿工作，其到村里了解征地情况，召集村两委开会提出关于征地工作要求，村委会请了评估公司对树木进行评估。
(三)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张吉庆的供述，证实1979年至今其一直在西铭村村委会工作。2012年经村委会决定，其负责千亩保障房地面附着物清点工作，是西铭村清点小组的组长，工作人员有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等人。朱喜平和边振波负责在地里清点数字，王永根负责记录，其是总负责人。2012年6、7月份，村委会发通告不允许抢种、抢栽。2012年第一次清点结束后，大部分被征用地的人员都签了协议，张福喜找到其要求将第一次清点完后补种的花椒树也清点上，不然他就不签字，其将这一情况汇报了主任、书记，书记说不要引起周围群众的意见，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主任也说看着处理就行。后来张福喜找其时，其就安排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对张福喜家种的树苗又清点了一遍。第二次清点的时候张福喜家比第一次清点多种了2000多棵花椒树，多领补偿款89万元。张福喜领取补偿款后送了其两条中华烟、一箱汾酒。2012年4、5月份清点武贵生家地里的树木时，其到别的人家看去了，没有参与武贵生家树木的清点工作。
2、被告人张福喜的供述，证实西铭村征地补偿涉及到其妻子史瑞峰的口粮地。2012年4月底西铭村清点小组对该土地附着物进行清点时，地里只有枣树和柳树，其确认清点的数量后在摸底表上签上了史瑞峰的名字。后其听村里人说地里种花椒树赔的钱多，就向史瑞峰提议往地里种点花椒树，史瑞峰也同意了。2012年10月底，其碰到卖花椒树的人，便买了2500棵花椒树，12月份，其在地里将购买的2500棵花椒树种上后，找到被告人张吉庆要求再次清点，张吉庆安排朱喜平、王永根、边振波进行了二次清点，清点前其没有给张吉庆他们任何好处，只是说清点后不会亏待他们。二次清点后，补栽的花椒树补偿了89万余元。领完补偿款后，其给了王永根1万元现金、给了朱喜平1万元现金，后朱喜平又向其要了两条烟、半斤茶叶。2013年7、8月份，其去张吉庆家送了两条硬中华烟和一箱六瓶装的汾酒（价值约3000元），这些事史瑞峰也都知道。
3、被告人武贵生的供述，证实2012年开春时，西铭村千亩保障房征地，其口粮地也在征地范围，清点组工作人员朱喜平、王永根、边振波在其田地里清点树苗时，其告诉三人多登记些，事后不会亏待了他们，三人都说让其放心，肯定会让其满意。后三人将其地里的10公分的1020棵国槐登记为2818棵，2公分的1265棵国槐登记为1020棵。虚报了10公分的国槐1552棵，另将2公分以下的245棵国槐按10公分国槐上报了。骗取差价49万元。其领到补偿款后，将地里的树木全部卖给了本村的武某2。事后其请朱喜平、王永根、边振波吃了顿饭，给了每人一条烟。
4、被告人王永根的供述，证实其是西山千亩保障房地面附着物清点小组的成员。2012年4、5月份第一次清点工作完成后，到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张福庆到其办公室，说他家又种了花椒树，能不能和第一次清点的树算一起，其说让他找张吉庆。过了一两天，张福喜再次来到其办公室，其当着朱喜平、边振波的面给张吉庆打电话说了张福喜的事情后，张吉庆即安排其与朱喜平、边振波对张福喜家补种的树进行了二次清点，经清点张福喜家补种了2500棵花椒树，后将该2500棵花椒树也登记到第一次清点的登记表上。二次清点时张福喜并没有承诺给其好处，只是在张福喜领了补偿款后给了其1万元现金。2012年4月清点武贵生家地里的树木时，朱喜平和边振波在地里清点数量，其负责登记，清点完后朱喜平报的报表，武贵生家地里的树最粗的是8公分，没有看见有10公分的，数量也没有3000棵。
5、被告人朱喜平的供述，证实其是西山千亩保障房地面附着物清点小组的成员，负责清点土地附着物的品种和数量。2012年4月份开始清点工作，当时清点了史瑞峰家口粮地上的附着物，主要以枣树为主，张福喜签字确认的，签的是史瑞峰的名字。清点结束后，张福喜多次到村委会找清点的工作人员，说他家地里有花椒树，让去清点一下，其与王永根让他去问张吉庆，过了两天，张吉庆到办公室让其和王永根、边振波去张福喜家看看有无花椒树，如有就给他清点登记上。后三人去张福喜家进行了清点，发现枣树的间距里有不少花椒树，经清点共计2500颗，后王永根说领导让把后来清点的花椒树不用另造表登记，直接添加到第一次的摸底表，其用铅笔将第二次清点的2500颗花椒树加在第一次清点的登记表上。清点之前张福喜当着其和王永根的面说事后不会亏待我们。张福喜领了补偿款后给了其1万元现金及烟和茶叶。2012年4、5月份，清点武贵生家地里的树木的时候，武贵生说让给他多清点些，完了不会亏待大家的，其就把8、9公分的按照10公分的上报了，但印象里记得树木是1000棵左右，不清楚为什么王永根记成2818棵。事后，武贵生请其和王永根、边振波在饭店吃了一顿饭，每人给了一条100元左右的云烟。
6、被告人史瑞峰的供述，证实西山千亩保障房项目将其家5.5亩的口粮田征用了，并对地面附着物补偿了93万多元，花椒树补偿了89万多元。花椒树是2012年11月份张福喜从太谷买回来树苗补种的，补种时其也参与了，但两次清点其均不在现场，清点登记表上自己的签名是张福喜签的。第二次清点是张福喜去村委会找了好多次，清点人员才来清点的。领补偿款也是张福喜去的，后张福喜给了张吉庆两条中华烟、一箱汾酒，给了王永根现金1万元，给了朱喜平现金1万元及两千元左右的中华烟和茶叶。
7、被告人边振波的供述，证实其是西山千亩保障房地面附着物清点小组的成员。2012年4月份其所在的清点小组根据安排对史瑞峰家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点，并没有花椒树。2012年11月份，在史瑞峰丈夫张福喜的请求下，王永根通知其和朱喜平说领导张吉庆安排他们再次去清点史瑞峰家口粮地的树木，去了之后发现有了花椒树，清点后花椒树共计2500棵。2012年4月份左右，在清点武贵生地里的树木时，最大的国槐7至8公分，其和朱喜平负责清点完后把汇总的情况报给了王永根。事后武贵生请三人吃了一顿饭，每人给了一条烟。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身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骗取公共财物，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关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解，被告人张吉庆、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依法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张吉庆系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铭村支部委员，与身为村委会土地协管员的被告人王永根、朱喜平、边振波组成西铭村征地补偿工作的清点小组，负责西铭村征地补偿工作中地面附着物的清点，由于西山千亩保障房项目是市政工程，四被告人从事的是公务行为。所以认定上述四被告人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上述四被告人利用清点地面附着物的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其行为均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国家机关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的规定，被告人张福喜、武贵生、史瑞峰也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各共犯均应当对共同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故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张吉庆、武贵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二被告人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是在办案机关掌握其犯罪事实后传唤到案，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被告人张福喜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边振波、史瑞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武贵生、张福喜、史瑞峰、王永根、朱喜平退缴部分赃款，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吉庆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二、被告人张福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三、被告人武贵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四、被告人王永根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五、被告人朱喜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六、被告人史瑞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七、被告人边振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八、依法继续追缴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及收益。
上诉人张吉庆上诉提出：1、其作为村委会委员没有决定权，没有故意犯罪，没有索要好处费，发放补偿款是村里决定的，其只是执行者。2、其已经照价退赔张福喜所送烟酒的费用，也已经按照之前所判罚金缴纳了1万元，但判决中未提及，一审量刑过重。
上诉人张福喜上诉提出：1、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2、其有自首情节，但量刑并未体现。
上诉人武贵生及其辩护人提出：1、张吉庆不具备贪污罪特殊主体身份资格，与张吉庆等人不构成共同犯罪。2、认定的50.022万元的犯罪数额不正确。3、武贵生接村治保主任电话主动到西铭街办配合调查并被传唤到案，依法构成自首。4、武贵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上诉人王永根上诉提出：认定”利用职务便利”等情形，与事实不符，不构成贪污罪，一审量刑过重。
上诉人史瑞峰上诉提出：一审认定其参与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明显过重。
上诉人边振波的上诉意见：其没有伙同他人，没有获利行为，不知道二次清点的目的，对其贪污罪的主体身份认定错误。一审量刑过重。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3月17日上诉人武贵生接到西铭街办的通知，主动到了街办，后被带到万柏林公安分局矿区刑警队。上诉人张吉庆家属在本院上次二审期间，主动退缴违法所得3000元，主动缴纳罚金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及本院的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吉庆、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身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上诉人张福喜、史瑞峰骗取公共财产89.5万元，数额巨大；上诉人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身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上诉人武贵生骗取公共财产50.022万元，数额巨大，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朱喜平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张吉庆、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与上诉人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张吉庆、王永根、原审被告人朱喜平与上诉人张福喜、武贵生均系主犯。上诉人边振波、史瑞峰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张福喜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武贵生、张福喜、史瑞峰退缴部分赃款，上诉人张吉庆、王永根、原审被告人朱喜平退缴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上诉人张吉庆提出”没有故意犯罪”，上诉人张福喜、上诉人武贵生及其辩护人、上诉人王永根提出”不构成贪污罪”，上诉人边振波提出”对其贪污罪的主体身份认定错误”等相关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张吉庆系村委会支部委员，上诉人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均系村委会土地协管员，经村”两委”研究决定，组成清点小组，进行征地补偿地上附着物的摸底登记工作。上诉人张吉庆等四人，在履行该职责时，依法属于法律规定的”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诉人张吉庆、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在履行清点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权，伙同上诉人张福喜、史瑞峰、武贵生通过多数或者重新清点的方式，骗取公共财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故上述相关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张吉庆上诉提出”其已经照价退赔张福喜所送烟酒的费用，也已经按照之前所判罚金缴纳了1万元，但判决中未提及”的上诉意见，经查属实，应予认定，但不足以对其再从轻处罚。
关于上诉人武贵生及其辩护人提出”认定的50.022万元的犯罪数额不正确”的意见，经查，上诉人武贵生家所种的国槐，在清点之后，又卖给了武某2。上诉人武贵生在侦查机关对于虚报国槐数量和粗细的事实亦予以认可，且证人武某2、张某2，领取补偿款明细表等客观书证亦能予以印证，故该相关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武贵生及其辩护人提出”武贵生接村治保主任电话主动到西铭街办配合调查并被传唤到案，依法构成自首”的意见，经查，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武贵生到案情况”证实，2014年3月万柏林西铭街办将武贵生通知到街办后，将其带到公安万柏林分局矿区刑警队；证人武某3、侯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3月17日通知武贵生到西铭街办105房间接受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后武贵生主动到了街办。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武贵生系主动到案，到案后其供述了向清点人员朱喜平、王永根、边振波提出请求的犯罪事实，但其在一审庭审时否认在侦查机关供述的真实性，且不认罪，故其未能如实供述，依法不构成自首，但主动到案的情节，可酌情予以考虑。
关于上诉人史瑞峰上诉提出”一审认定其参与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关于为了二次清点，参与补种花椒树的事实，上诉人史瑞峰在侦查机关均予以供述，且上诉人张福喜亦能证实，故其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各上诉人提出”一审量刑过重”的相关意见，经查，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武贵生贪污数额50.022万元，上诉人张吉庆、张福喜、史瑞峰贪污数额89.5万元，上诉人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参与两起事实，贪污数额共139.522万元。贪污的款项均被武贵生和张福喜、史瑞峰分别占有。案发后，上诉人武贵生退赃35万元，张福喜、史瑞峰退赃25万元。综合全案证据，根据实际占有贪污款项的金额，上诉人张福喜、史瑞峰最多，但该二人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根据参与的犯罪次数和涉及的犯罪金额来看，上诉人王永根、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最多，但该三人并未未实际占有贪污款项，且均是土地协管员；上诉人张吉庆涉案金额和次数虽然比上诉人王永根等三人要少，但其是村委会支部委员；上诉人武贵生涉案金额虽少于上诉人张福喜、史瑞峰，且虽有主动到案，但庭审中并未如实供述，且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一审法院根据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朱喜平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对各原审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无不当，故该相关上诉意见均不予支持。
原判认定上诉人张吉庆、张福喜、武贵生、王永根、史瑞峰、边振波、原审被告人朱喜平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邢如灏
审判员 裴宪武
审判员 郭 强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郭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