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2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铭元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刘珏，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惠云，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少铜，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百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邓畅荣，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永平，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柏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佛奥顺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黎健豪，职务：执行董事。
上诉人广州市铭元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民四初字第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百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福公司）系2004年1月14日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案外人邓畅荣。2005年12月28日，百福公司与案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收飞行员工作局广州选拔中心（以下简称招飞中心）、广州廉美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廉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招飞中心将位于广州市天河东路151号招飞中心围墙外空置空地，原由廉美公司开发使用，现改由百福公司开发使用；总合作期从2003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百福公司租赁的地块可作商业性综合开发，百福公司享有开发、经营、管理、使用分租等的经济收益权。
2006年12月6日，百福公司出具《委托书》给广州市铭元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元公司），载明：为加强本公司的物业管理和经营，现确定委托铭元公司负责本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5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讼场地）的管理和出租。
2006年12月8日，铭元公司（出租方、甲方）与佛山市顺德柏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佛奥顺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奥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51号；租赁范围包括首层大堂部分及4-9层全部，建筑面积为5540平米，房屋使用功能为商业、写字楼；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作为酒店客房及与酒店经营有关的经营项目使用；该房屋的租赁期分为自2006年12月8日起至2017年4月7日止共计10年；同等租金价格条件情况下，乙方有续约的优先权；甲方于2006年12月8日前向乙方交付该房屋，甲方给予乙方装修期四个月，自2006年12月8日起至2007年4月7日止，期间乙方免交租金；2007年4月8日至2008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193900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83100元；2008年4月8日至2009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199717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85593元；2009年4月8日至2010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05709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88160元；2010年4月8日至2011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11880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90805元；2011年4月8日至2012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18236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93530元；2012年4月8日至2013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24785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96334元；2013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31526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99226元；2014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38473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102202元；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45626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105269元；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每月租金为252996元，每月物业管理费为108426元；乙方应于每月5日前向甲方交纳租金和物业管理费（上述租金为含税租金）；本合同生效后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60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同时支付前两个月的租金；合同到期后5日内，甲方无条件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按约定时间支付租金超过30天的，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乙方应按月租金的双倍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支付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一方损失的，还应赔偿造成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部分等内容。合同签订后，佛奥公司于2006年12月12日向某公司交付了诉讼房屋的租赁保证金600000元，铭元公司亦依约将诉讼房屋交付给佛奥公司使用。
上述合同履行期间，铭元公司分别于2007年5月8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1385000元、于2007年9月30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98000元、于2007年10月1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179000元、于2007年10月5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277000元、于2008年2月3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831000元、于2008年3月12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和管理费277000元、于2008年10月28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8年2月5日至2008年3月5日租金和管理费277000元、于2008年11月25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租金和管理费864240元、于2008年12月10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8年12月8日至2009年1月7日租金285310元、于2009年1月12日开具了收取佛奥公司2008年1月7日至2009年2月8日租金285310元、于2009年3月11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9年2月8日至2009年4月7日租金570620元、于2009年4月10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9年4月8日至2009年5月7日租金293869元的发票给佛奥公司，上述佛奥公司支付给铭元公司的租金和管理费总额为5623349元。百福公司分别于2008年8月21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8年3月8日至2008年6月7日租金847620元、于2008年9月19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2008年6月8日至2008年8月7日租金570620元的发票给佛奥公司，上述佛奥公司支付给百福公司的租金和管理费合计1418240元。
2009年5月12日，百福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铭元公司返还其收取的佛奥公司交纳的租赁保证金600000元给我司；2、铭元公司返还其收取的佛奥公司交纳的2007年4月8日至2008年3月7日的租赁费用（包括租金及物业管理费3047000元，按每月277000元的标准计付）给我司；3、本案受理费由铭元公司负担。
原审另查明：铭元公司于2006年9月12日以自身的名义将天河东路151号一层部分、二、三层全层（以下简称151号首三层房屋）房地产出租给案外人广东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乐公司）作商业用途使用，租赁期限为2006年9月15日至2014年12月14日；双方为此于当天签订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及《房屋租赁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铭元公司将该场地交付给永乐公司使用。
2008年12月8日，百福公司另案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永乐公司支付151号首三层房屋2008年2月25日至2008年3月24日期间的租金242666元。原审法院以（2008）天法民四初字第2211号受理了百福公司的该起诉。该案审理过程中，铭元公司提供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合同“前言”部分载明：百福公司已取得招飞中心围墙外规划红线图内约1100平方米地皮的十五年租赁开发使用权；该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东路151号（即涉讼场地），已完成一栋九层商业综合楼的土建部分，其建筑面积约为7800平方米；上述租赁开发使用权已经广州军区联勤部审核并核发施工许可证；百福公司按上述经营项目经双方评估现状约为市场价值2200万元；基于上述情形，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为明确双方权、责、利的关系，经协商一致，百福公司同意转让其在公司的51%股权予铭元公司，百福公司在转让后拥有49%股权，双方利润分配按50%计算等内容；上述合同第一条系关于股权转让及公司股东变更的约定，其中第一款：百福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某公司转让其在公司的51%股权，铭元公司亦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款和条件从百福公司受让股权；第二款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有关法规条例办理所有有关转让股权事宜及备案手续；双方受公司的“补充章程”或新“章程”的约束，享受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三款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铭元公司即实际全面接管公司的施工，开发，经营管理权等内容。该合同当事人签章处，“甲方”由邓畅荣签名，并由百福公司盖章；“乙方”由案外人王某签名，并由铭元公司盖章；“连带担保责任方”写明为“广州市百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并由百福公司盖章。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就涉讼场地的出租、管理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依法百福公司有权随时取消委托；遂于2009年3月20日依法作出（2008）天法民四初字第2211号民事判决，判令永乐公司支付2008年2月25日至2008年3月24日期间的租金242666元给百福公司。铭元公司对此不服并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于2009年11月4日作出（2009）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9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铭元公司对此不服，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02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2009）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94号民事判决。
铭元公司对此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3月14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关于邓畅荣、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认为铭元公司支付转让款以及对涉讼项目投资开发经营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特征，故百福公司关于其与铭元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一审、二审和再审判决认定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就该场地的出租、管理形成委托代理关系错误，该院依法予以纠正；并认为邓畅荣、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为合作开发经营的法律关系；铭元公司关于其与邓畅荣、百福公司之间系合作开发经营法律关系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涉讼物业收租权归谁享有的问题，该院认为铭元公司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对涉讼项目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的行为，在双方产生纠纷前的近两年时间里邓畅荣以及百福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这可视为邓畅荣、百福公司、铭元公司以其行为变更了开发经营涉讼项目的合作方式，即将《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铭元公司通过控制项目公司来经营管理涉讼项目的约定，变更为由铭元公司直接经营管理涉讼项目进行经营管理；因此，铭元公司在没有通过股权变更登记获得百福公司股权的情况下，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控制经营百福公司名下唯一的经营项目，同样符合《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合作开发经营涉讼项目的目的；原一审、二审和再审判决认定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就涉讼场地的出租、管理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并据此认定百福公司作为委托人享有铭元公司与永乐公司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权利义务错误，依法予以纠正；百福公司关于其对涉讼物业享有收租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并指出，铭元公司收取涉讼项目的租金后，应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将涉讼项目经营利润的50%分给邓畅荣；遂判令：一、撤销原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再审民事判决；二、驳回百福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1）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5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百福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再申字第110号民事裁定，认为：谁是涉讼场地的出租主体并享有租赁收益权，是该案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从该案查明的事实看，百福公司应为出租人，铭元公司为百福公司的代理人；百福公司向某公司出具了委托书，铭元公司依据该委托书对于涉讼场地进行出租，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委托书往往是单方出具，交给受托方作为其办理委托事务的证据，再审判决以委托书单方出具为由否定委托关系，依据不充分；股权转让和合作经营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从该案查明的事实看，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变更开发经营涉讼项目合作方的合意；首先，该案双方当事人不是因《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而是对该合同是否约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的让渡产生争议，因此该案不宜对《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履行情况作出认定；其次，从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分析，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约定百福公司将其在涉讼场地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铭元公司；无论百福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何变化，涉讼场地的经营收益权始终都属于某乙公司，而不是属于某乙公司的股东；因此，再审判决在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瑕疵，应予纠正。但需要说明的是，百福公司难以自行开发涉讼项目，否则其无须出让股权引进铭元公司经营，在铭元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百福公司又意图完全否定铭元公司的“收益权”，有失公平；鉴于该案本身标的额不大，已经经过多次审理，且再审判决在实体处理上亦未损害各方的根本利益，从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角度考虑，该院在纠正再审判决瑕疵的前提下驳回百福公司的再审申请；该院遂裁定：驳回百福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百福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冻结铭元公司银行存款3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09年6月1日作出（2012）天法民四初字第1312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铭元公司银行存款3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查封担保人邓畅荣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号-108号东座105房的担保房产。原审法院将上述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给佛奥公司后，佛奥公司总共向原审法院代管款账户交付了11笔租金合计3232559元，原审法院分别于2009年7月6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代管款293869元、2010年11月2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代管款2057083元（分7笔，每笔金额均为293869元）、于2010年11月18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代管款587738元（分2笔，每笔金额均为293869元）、于2010年12月6日开具收取佛奥公司代管款293869元的收据给佛奥公司。
本案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百福公司明确其系基于与铭元公司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提起本案诉讼。2014年4月11日庭审时，铭元公司补充答辩如下：一、从生效的判决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均已确认铭元公司与邓畅荣、百福公司之间是合作开发经营的法律关系，铭元公司取得涉讼场地的经营管理权，百福公司不具有收取租金的权利，无权要求铭元公司返还租金和租赁保证金；二、铭元公司拥有涉讼场地的经营管理权，并自主对涉讼场地进行投资建设，百福公司称涉讼场地是其投资兴建，其拥有使用权是与事实不符；三、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百福公司“口头委托铭元公司”的说法不真实；四、铭元公司与佛奥公司是基于铭元公司取得涉讼场地的经营管理权而签订租赁合同，不存在百福公司所称铭元公司向佛奥公司披露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
佛奥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经佛山市顺德区市场安全监管局核准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佛山市顺德柏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民再申字第110号民事裁定中的认定，百福公司取得涉讼场地的开发、经营、管理、使用、租赁收益权，并向某公司出具委托书，铭元公司依据该委托书对涉讼场地进行出租，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中已经明确无论百福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何变化，涉讼场地的经营收益权始终属于某乙公司，而不是百福公司的股东；因此铭元公司关于其因《股权转让合同》而享有涉讼场地的经营收益权、其与百福公司形成合作开发经营合同关系、其是涉讼房屋的合法出租人的抗辩意见均不成立，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铭元公司接受委托后，将涉讼房屋出租给佛奥公司使用，并收取佛奥公司的保证金600000元及2007年4月8日至2008年3月7日期间的租赁费用3047000元。故百福公司要求铭元公司向其返还保证金600000元及租赁费用3047000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某甲公司收取佛奥公司的其他费用，因百福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本案中对此不予调处。
至于某甲公司在受托出租涉讼房屋期间垫付的其他必要费用，因其并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本案中对此不予调处，铭元公司可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铭元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保证金600000元及租赁费用3047000元给百福公司。本案一审受理费35980元，由铭元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铭元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事实，即铭元公司通过与百福公司、邓畅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案涉物业的经营管理权，且已支付一千多万元完成受让对价，并实际行使经营管理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物业的经营管理权归属于哪一方。为此，一审庭审过程中，铭元公司提交了十二组363页证据，举证证明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邓畅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涉案物业的经营管理权并实际行使权利的整个过程。但一审法院对于该直接影响涉案物业经营管理权属的重要事实、重要证据置之不顾、置若罔闻，故意遗漏，实属枉法裁判。（一）遗漏重要事实之一：《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主体是铭元公司、百福公司、邓畅荣三方。1．铭元公司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首先，从铭元公司开具给王某的《委托书》、王某的工资签收单、王某《询问笔录》可知，（见铭元公司提交证据材料第二组证据3—5）王某是铭元公司的职员，铭元公司授权王某代表公司对外与邓畅荣、百福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王某对外的行为代表了铭元公司，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某甲公司。其次，铭元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在乙方处盖有铭元公司的公章，铭元公司是合同的签订方。再次，铭元公司履行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和经营管理权转让的对价，并实际对案涉物业进行出租管理，在发生纠纷前近两年时间里，百福公司、邓畅荣是没有异议的，足以证实铭元公司是合同签订的主体之一。2．百福公司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首先，《股权转让合同》甲方处有百福公司的盖章，且该印章经鉴定为真实，百福公司是合同签订方。其次，无论是铭元公司还是王某，都证实铭元公司是与百福公司、邓畅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详见王某在其被诬告陷害抽逃出资一案中的讯问笔录，铭元公司第二组证据5，第80页）再次，《股权转让合同》中大量条款都是以百福公司的身份来进行约定的，而且这些约定只有百福公司才能履行。比如《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公司（百福公司）项目正式转变为乙方（铭元公司）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第二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原甲方（百福公司）存款由甲方股东自行处理。”：第2项约定：“乙方将股权代价余款……支付给甲方（百福公司）股东。”：第四条第五款约定：“甲方（百福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等。3．邓畅荣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甲方（邓畅荣）同意……向乙方转让其在公司的51％股权”。在《股权转让合同》最后签字页甲方处有邓畅荣的亲笔签名。由此可见，邓畅荣是合同的签约主体。（二）遗漏重要事实之二：《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了案涉物业经营管理权的转让，铭元公司、百福公司、邓畅荣之间是合作开发经营的法律关系。2006年6月18日，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邓畅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虽然该合同名称为“股权转让合同”，但内容上约定了经营管理权的转让。比如第一条第三款“乙方（铭元公司）即实际全面接管公司的施工，开发，经营管理。”、第一条第四款“公司项目正式转变为乙方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第二条第一款“……以及该项目未完成的后续工程所需乙方投入的工程装修款壹仟万元。”、第三条第一款“乙方权利：（2）全权负责开发经营管理公司的项目……”、第四条关于经营管理权交接，以及百福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签名盖章等，均属于某乙公司转让经营管理权（包括收益权）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中已经明确提出“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因此，本案不能仅以表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名称来确定合同的性质，合同中约定的上述有关经营管理权转让的内容也是《股权转让合同》的重要内容，应当予以重视。也正因为合同中经营管理权转让的约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才认定邓畅荣、百福公司、铭元公司之间系合作开发经营法律关系。（详见该判决第38页）。（三）遗漏重要事实之三：铭元公司对案涉物业投入上千万元，完成了受让经营管理权的对价。《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明确约定：该项目未完成的后续工程所需乙方投入工程装修款壹仟万元。显而易见，该条款说明铭元公司接受该项目时，该项目未完工，需要继续投入1000万元。为此，铭元公司与多个施工单位签订工程合同，投入上千万元的建设和装修资金，最终将案涉大楼建成。基于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铭元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对涉案项目的工程装修投入了大量资金（详见判决书第37、39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也作特别的说明：百福公司难以自行开发涉案项目，否则其无须……引进铭元公司经营，也认可是铭元公司对涉案项目进行装修投入资金。而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铭元公司投入的千万元资金，就是受让案涉物业经营管理权的对价。（四）遗漏重要事实之四：铭元公司实际行使了案涉物业的经营管理权，在双方发生纠纷前近两年时间里，百福公司没有提出异议。在案一系列事实、证据证实，《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铭元公司接收并对案涉大楼进行施工、经营管理：与众多案外人签订涉案大楼的工程装修合同，对大楼投资装修；向业主方某中心缴纳租金、水电费，交纳消防办证费用等，并取得招飞中心的认可；与租户广东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佛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详见铭元公司第四一十一组证据，第112—329页）基于上述事实、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认定铭元公司已经取涉案大楼的经营管理权，铭元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涉案项目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在双方产生纠纷前的近两年时间里，邓畅荣及百福公司均无异议。（省高院判决书第39页）所以，铭元公司取得涉案大楼经营管理权，并一直对涉案大楼进行经营管理，是《股权转让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认定百福公司向某公司出具《委托书》，并据此认定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事实上，在双方发生纠纷前，铭元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百福公司的委托，更没有见过所谓《委托书》。法律适用上，该《委托书》不存在委托权利基础，且缺乏委托关系要求的双方合意，不能构成委托关系。（一）百福公司从来没有向某公司出具过《委托书》。首先，铭元公司在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时，向佛奥公司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相关的权属文件，明确表明了案涉招飞中心大楼的出租人是铭元公司。佛奥公司对铭元公司的出租人资格进行审查，认为铭元公司具有出租权，才与铭元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铭元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以作为附件，放在《房屋租赁合同》之后，一起盖上骑缝章的。因此，在与佛奥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佛奥公司完全是基于铭元公司享有经营管理权而签订，不存在百福公司出具的任何委托文件。其次，铭元公司从未承认见过或收到过百福公司的《委托书》。百福公司代理人之所以认为铭元公司承认收到百福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其证据和依据是在第2211号案判决书第15页处：铭元公司认为委托事项仅限为协助办理租赁登记手续，从而推定铭元公司承认收到百福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事实上，这种推定毫无道理，因为二审法院归纳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在此要求铭元公司发表了上述意见。在此，二审法院似乎假设了一个前提，即铭元公司收到了百福公司的委托书。事实上，铭元公司从未见过或收到过百福公司的委托书。所以，不能凭此推定铭元公司收到过百福公司的《委托书》。（二）单凭该《委托书》不能认定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首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明确约定百福公司将涉案大楼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铭元公司，铭元公司依据合同取得涉案大楼经营管理权，无需百福公司委托。这种经营管理权转让关系就排除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存在委托等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同时，百福公司将涉案项目经营管理权让渡给了铭元公司，也没有委托他人经营管理的权源。所以，就案涉大楼经营管理权而言，不存在百福公司委托铭元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础。其次，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没有委托关系的共同约定，缺乏委托法律关系的合意基础。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取决于双方合意或者法律规定。这是最基本的法理。就本案而言，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就涉案项目的法律关系，取决于双方的合意，双方已经通过《股权转让舍同》约定了合作开发经营关系，将经营管理权让渡给了铭元公司。而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从未达成什么委托合意，根本就不存委托关系。至于某乙公司以委托关系只需单方授权即为有效为由，主张百福公司出具委托书，与铭元公司之间就成立委托关系，完全是对基本法理的曲解。委托关系的成立，必须是受托人和委托人共同约定达成合意才能成立。这种合意可以是在受托人处理事务之前，也可以在处理事务之后委托人通过追认达成合意而成立委托关系，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取得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约定的合意。对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所谓委托代理是受托人和委托人共同约定由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人的事务……认为（百福公司提供的委托书）落款仅有百福公司一方，并未有铭元公司的签章。从内容上看，该书面内容仅属于某乙公司单方授权的意思表示，并未涉及铭元公司同意接受该委托并愿意提供委托服务的意思表示。该《委托书》因缺乏委托代理关系所需要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共同约定的法律特征，不能成为委托代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对铭元公司没有拘束力。（详见省高院判决第35—36页）再次，如果认定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系委托关系，如何解释铭元公司自主决定案涉大楼建设和装修、招商引租、铭元公司独立承担和支付了案涉大楼建设和装修1000多万元的工程费用、招飞中心接受铭元公司交纳的租金、水电费用、同意由铭元公司名义报装水的工程、同意由铭元公司为租户广东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办理消防手续等一系列的事实综上所述，关于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的是否存在委托关系，首先，应当在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的客观基础上，去判断双方有无存在委托关系的可能性：其次，根据基本的法理去审查百福公司主张只要单方出具委托书就成立委托关系是否正确。承上所述，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理上来看，铭元公司与百福公司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委托关系。三、一审判决引用最高院裁定部分理由直接作出裁判，是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广东省高院的判决还是最高院裁定的结论，都认为铭元公司享有案涉物业经营管理权，且本案的证据能予以充分证实。最高院裁定理由部分既认为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又认可省高院判决书判定铭元公司与邓畅荣、百福公司系合作开发经营关系的实体处理，存在矛盾：既认为涉案房屋的经营收益权始终属于某乙公司，又驳回百福公司再审申请，支持广东省高院认定铭元公司享有经营管理权的判决，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片面地引用最高院裁定的部分理由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否则有失偏颇。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既判力理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54号民事判决书是生效的判决，其确认的“铭元公司具有案涉物业的经营管理权”这一事实具有既判力，是本案审理的基础。广东省高院第354号判决是生效的终审判决，具有既判力。一方面，判决具有确定力，当事人不得再行争执，法院不得再行审理。另一方面．判决具有约束力，后续法院审理不得作出相反的认定。因此，广东省高院认定“铭元公司享有案涉物业的经营管理权，有权直接收取租金”，应当是本案审理的基础。然而，一审法院罔顾事实，作出矛盾判决，恣意侵犯广东省高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损害司法权威，导致错误裁判。（二）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110号民事裁定书的功能，只限于决定是否进入再审审理程序，其直接纠正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对法律关系的认定缺乏合法性。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也就是说经过再审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才能裁定再审，启动再审程序，进入再审审理阶段。反之，则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不对再审申请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议纪要》（附件1）的规定，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再审申请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再审审查阶段。再审审查的主要任务是对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定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决定是否裁定再审。再审申请符合法定再审事由的，应当裁定再审，不符合的，应当裁定驳回。二是再审审理阶段。再审审理的主要任务是对裁定再审的案件进行审理，确定生效裁判是否确有错误。依法作出再审裁判。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再审立案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民事案件编号的通知》（附件2）的规定，再审立案阶段的案件编号为“民申字”或“民再申字”，再审审理阶段的案件编号为“民提字”或“民再字”。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本案最高院裁定书的案号是（2012）民再申字第110号，是立案阶段的案号，其惟一的功能就是决定是否裁定进入再审审理程序，无权直接纠正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因为省高院民事判决书是否确有错误，如何纠正，必须经过再审审理程序。所以，最高院裁定书直接纠正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对法律关系的认定缺乏合法性。（三）本案一系列的事实、证据，印证了省高院民事判决书认定邓畅荣、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系合作开发经营法律关系的正确性，而最高院裁定理由对此予纠正缺乏事实根据。承上所述，在案一系列事实、证据证实铭元公司与邓畅荣及其百福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邓畅荣将所持百福公司51％股权转让给铭元公司，另一方面百福公司将涉案项目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铭元公司：铭元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邓畅荣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向涉案项目投资1000多万元，并一直对涉案大楼进入经营管理。省高院民事判决书在此客观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认定邓畅荣、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系合作开发经营法律关系，铭元公司对涉案大楼享有经营管理权。而最高院仅凭一句“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就直接纠正省高院对上述法律关系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在案关于“邓畅荣、百福公司与铭元公司之间系合作开发经营法律关系，铭元公司对涉案大楼享有经营管理权”有一系列的事实、证据予以证实，铁证如山；其次，关于委托关系，承上述所述，既无事实根据，也有违基本法理。鉴于此，一审判决依据最高院裁定部分理由，认定涉案大楼的经营收益权属于某乙公司，与本案客观事实、证据不符，也违背了法律、法理。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根据在案事实、证据，结合省高院的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大楼经营管理权属于某甲公司。综观全案，无论是生效的裁判还是本案的事实，均已确认铭元公司取得涉案招飞中心大楼的经营管理权，并实际行使了经营管理权，铭元公司有权收取涉案物业租金。但是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对铭元公司的合法权益置若罔闻，偏袒百福公司，造成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为此上诉请求：1．撤销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民四初字第131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百福公司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铭元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佛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涉案房产的经营管理权归属。百福公司在争议前取得涉讼场地的开发、经营、管理、使用、租赁收益权，此后铭元公司对涉讼房屋进行出租，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当事人争议源于双方之间是经营权转让还是委托经营的法律关系各有不同主张，就此历经多次诉争，原审法院作出（2008）天法民四初字第2211号民事判决、本院作出（2009）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94号民事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粤高法民一提字第354号民事判决，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民再申字第110号民事裁定最终对此亦予以明确。围绕涉案房屋的经营，双方当事人及股东存在多重权益交易，但就经营权而言，涉讼场地的经营收益权始终属于某乙公司。对此，原审认定并无不当，其论析详尽无需赘述。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关于其通过股权转让获得涉案房产经营权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当事人及股东之间的其他相关权益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98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铭元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志军
审 判 员 郭东升
代理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党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