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2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宪斌，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刁朋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野，女，1973年3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宪斌因与被上诉人李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9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宪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野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董宪斌虽然与李野签订了《借款协议》，但并未收到李野出借的款项，该协议并未生效，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董宪斌住在广西南宁，李野住在北京，相距很远，双方如有款项往来，尤其是大额款项以现金支付不符常理。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处理结果矛盾。一审法院认定董宪斌与李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董宪斌多次收到李野出借的现金，但认定董宪斌在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期间向李野转账支付的20万元因发生在《借款协议》之前，而认定上述款项并非还款错误。《借款协议》并未写明其中款项是双方往来款项的汇总。即使董宪斌与李野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借款协议》是双方往来款的汇总，也不排除二人未将上述20万元计入还款金额的可能。董宪斌已经证明向李野偿还了该20万元。三，董宪斌与李野签订《借款协议》是对双方关于广西中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中厚公司）的股份转让款的确认，并非真实存在的借款关系。《借款协议》虽然没有写明其中款项是对股权转让款的确认，但协议的签订时间、金额能够相互对应。董宪斌与李野之间的大额金钱往来通过银行转账，本案诉争款项现金交付不合常理。2016年11月10日，董宪斌与李野签订协议解除广西中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董宪斌向李野返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董宪斌随后转账8万元给李野，2016年10月25日，二人将上述款项进行汇总，董宪斌欠李野102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李野辩称：不同意董宪斌的上诉请求。一，董宪斌一审诉讼期间明确表示认可收到102万元借款，且在与李野的律师杨灿的短信中予以认可。关于董宪斌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期间向李野转账支付的20万元，上述款项发生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前，而该协议是对双方借款的结算，故上述款项并非偿还该协议约定的借款。二，李野与董宪斌签订《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的时间在二人签订《借款协议》之后，董宪斌应向李野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借款无关。三，关于律师费，目前并无强制标准规定律师收取代理费的数额，且本案律师费并不高。李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董宪斌偿还李野借款本金及利息30万元；2、董宪斌支付上述借款的逾期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二倍的标准计算，其中，以10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月3日；以8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4日起至2017年2月14日；以6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5日起至2017年3月2日；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日起至2017年6月20日；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7月5日；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董宪斌向李野支付律师费3.8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董宪斌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5日，甲方（出借方）李野与乙方（借款方）董宪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自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0月16日期间，甲方陆续多次以现金形式向乙方提供借款共102万元，乙方确认已收到上述款项。乙方承诺于2016年12月25日前一次性归还上述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3万元，如逾期归还，则乙方应以上述本金及利息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商业借款利率的2倍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乙方还应承担甲方为追索上述款项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差旅费等）。2016年5月4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5万元；2016年5月5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5万元；2016年5月8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5万元；2016年5月13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5万元；2016年11月24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10万元；2017年1月3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两笔各10万元；2017年2月14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20万元；2017年3月2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20万元；2017年6月21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10万元；2017年7月5日，董宪斌向李野账户转款5万元。诉讼中，董宪斌认为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其向李野的转款四笔共20万元系偿还本案的借款，李野认为上述款项已从双方借款款项中扣除，之后双方于2016年10月25日确认了欠款金额为本金102万元。对于2016年11月24日董宪斌向李野的转款10万元，董宪斌认为此款系偿还其向李野的本案借款，李野认为此款系董宪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提供双方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董宪斌与李野系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借款协议及诉讼中，董宪斌均认可收到了李野出借的款项102万元，则李野作为出借人已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董宪斌作为借款人已收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双方在借据中约定了还款期限，现还款期限已届满，董宪斌未能完全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偿还所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对于董宪斌应偿还的本金数额，对于双方均认可的董宪斌已偿还的75万元，该院不持异议，对于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董宪斌向李野的转款四笔共20万元，董宪斌虽辩称此款系偿还本案的借款，但因双方借款协议签订在后，故应认为借款协议系对双方之前往来款的汇总，故该院对此款项系偿还双方借款的抗辩不予采信。对于李野提出的2016年11月24日董宪斌的转款10万元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偿还借款的主张，因董宪斌对其与李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此款项金额与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一致，故该院对李野的此项主张予以采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还款应先冲抵得利息，之后冲抵主债务，因董宪斌偿还了部分款项，因此应将董宪斌应还的3万元利息予以扣除，此外董宪斌仍拖欠借款本金30万元，故该院对李野主张董宪斌偿还借期内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双方约定了逾期利息，且此利息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故该院对李野主张的逾期利息予以支持。关于李野主张的律师费一节，因双方在借款协议中对此进行了约定，但李野提供证据证明了其对于此项费用的支出，故对其此项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董宪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野借款本金30万元及逾期利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为标准计算，其中以105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Ｏ一七年一月三日止；以85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一月四日起至二Ｏ一七年二月十四日止；以65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二Ｏ一七年三月二日止；以45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三月三日起至二Ｏ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止；以35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二Ｏ一七年七月五日止；以30万元为基数，自二Ｏ一七年七月六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董宪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野支付律师费3.8万元；三、驳回李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诉讼期间，董宪斌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董宪斌与李野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证明董宪斌将其持有的广西中厚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李野，价款为60万元。证据2.董宪斌与李野于2016年3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证明董宪斌将其持有的广西中厚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李野，价款为50万元。证据3.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李野向董宪斌支付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后董宪斌与李野口头约定解除两份《股份转让协议》，董宪斌向李野返还上述款项，故签订《借款协议》。证据4.邢振武的证人证言，证明董宪斌与李野签订《借款协议》是对董宪斌向李野返还股权转让款的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审诉讼期间，董宪斌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李野与董宪斌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解除协议》，证明李野与董宪斌签订协议解除两份《股份转让协议》，董宪斌应向李野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借款协议》项下的款项并非同一笔款项。李野针对董宪斌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李野与董宪斌之间就解除两份《股份转让协议》签订《解除协议》，并就李野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作出了明确的处理，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无关。董宪斌针对李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董宪斌与李野认可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针对上述证据与相关待证事项的关联性，本院在后文中予以论述。董宪斌二审诉讼期间申请本院调取以下证据证明：1.李野与董宪斌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短信通信记录，证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和《借款协议》签订的背景。2.董宪斌名下交通银行账号截至2016年5月3日的交易明细，证明董宪斌该日前多次向李野转款，《借款协议》项下的款项已经还清。针对董宪斌的上述申请，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述证据均应由董宪斌个人持有，其亦未证明无法获取，故不符合上述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其次，董宪斌一审诉讼期间在2017年11月16日的开庭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收到诉争借款，而其申请调取的短信记录的时间发生于该日期之前，该内容并不能否定董宪斌一审诉讼期间的陈述；再次，《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而董宪斌申请调取2016年5月3日的银行交易记录，该内容无法证明该日之前的款项往来系用于偿还《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综上，董宪斌申请调取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上述证据亦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依法均不予准许。本院二审诉讼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12月18日，董宪斌与李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董宪斌将其持有的广西中厚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李野，价款为60万元；2016年3月4日，董宪斌与李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董宪斌将其持有的广西中厚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李野，价款为50万元。上述两份协议还约定由其他内容。李野于2015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22日、2016年3月6日和2016年3月27日分别向董宪斌转账20万元、40万元、30万元和20万元。董宪斌确认，上述款项中，2015年12月21日、2015年12月22日的两笔合计60万元，系李野支付的2015年12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3月6日和2016年3月27日的两笔合计50万元，系李野支付的2016年3月4日《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2016年11月10日，董宪斌与李野签订《解除协议》，约定，解除双方2015年12月18日和2016年3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董宪斌于2016年12月10日前将转让款110万元及利息4万元返还给李野。该协议还约定有其他内容。李野一审诉讼期间提交其委托的律师与董宪斌的短信记录中记载以下内容，针对2017年1月10日短信中“您之前1月3日和4日转过来的20万是还的102万借款的还是解除股权的110万的”的内容，董宪斌回复称“早上好杨律师，云南款项回收并不顺利，有钱转过去先还借条部分，其余部分可以有滞纳金。”针对2017年3月21日短信中“还款记录：2016112410万2017010310万2017010410万2017021520万2017030320万董总，上边是您给李野打款的记录，第一个10万事北京中厚的退股款，其余是还102万的借款，您核对一下是否有误，其余款项也请您尽快。”的内容，董宪斌回复称“核对了按你的记录是正确的谢谢”。根据李野与董宪斌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李野将其在中厚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10万元股权转让给董宪斌，股权转让总价为10万元，董宪斌与李野均认可，董宪斌2016年11月24日向李野转账的10万元系支付该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董宪斌二审诉讼期间主张，其与李野于2016年10月25日就解除2015年12月18日和2016年3月4日的《股份转让协议》达成口头协议，同日签订本案《借款协议》，故《借款协议》是对董宪斌应退还的股权转让款的确认。李野对此不予认可。董宪斌主张其与李野签订《解除协议》后曾通过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李野返还8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借款协议》中约定还款数额为102万元，但表示无法提供付款的相应凭证。董宪斌称，其在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向李野的转款四笔共20万元，是支付因解除两份《股份转让协议》而向李野退还股权转让款，即履行《借款协议》的内容，《借款协议》是对上述《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款项往来的确认，双方虽然于2016年10月25日达成解除上述合同的口头协议，但董宪斌此前已经陆续偿还部分款项。董宪斌二审诉讼期间表示，李野要求董宪斌支付的律师费过高，其本案中要求董宪斌偿还款项30万元和逾期利息，但律师费为3.8万元，故比例过高，但具体所占比例过高的标准是多少，董宪斌并不清楚，也不是道具体的标准，但认为应当在2万元以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董宪斌与李野签订的《借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结合董宪斌与李野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借款协议》中约定的董宪斌应向李野偿还的借款，与董宪斌应向李野退还的股权转让款是否为同一笔款项；其二，董宪斌于2016年5月4日、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8日、2016年5月13日向李野账户转款的合计20万元是否为清偿《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针对董宪斌主张，其与李野签订《借款协议》，系对双方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后，董宪斌向李野应退还股权转让款的确认，故《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与董宪斌应向李野退还的股权转让款系同一笔款项，《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一节。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董宪斌在一审诉讼期间，明确认可收到李野提供的借款102万元，且抗辩称上述款项已经还清，据此，应认定董宪斌对于李野向其出借本案诉争借款并无异议，经查，《借款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该协议中并未记载与《股份转让协议》以及解除上述协议相关的内容，且《解除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即《借款协议》签订在前，董宪斌主张《借款协议》系对《解除协议》项下其应向李野退还款项的确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野二审诉讼期间提交了其与董宪斌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解除协议》，董宪斌虽主张其与李野于2016年10月25日即就解除《股份转让协议》达成口头协议，但李野予以否认，董宪斌虽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董宪斌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和银行转账记录亦未体现其上述主张的内容，在董宪斌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对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再次，根据董宪斌与李野委托的律师的短信通信的内容，其对于应向李野偿还《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以及因解除《股份转让协议》而向李野退还股权转让款具有明确的认知，并对其向李野的转款优先清偿的债务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主张两笔款项为同一笔款项与上述意思表示不符；另外，董宪斌虽称其应向李野退还110万元股权转让款，签订《解除协议》后已经支付8万元，故《借款协议》确定未付股权转让款为102万元，但其就已经支付8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亦与其述称2016年5月4日至2016年5月13日期间向李野退还转让款20万元矛盾。综上，董宪斌主张《借款协议》项下借款，与其应向李野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为同一笔款项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董宪斌于2016年5月4日、2016年5月5日、2016年5月8日、2016年5月13日向李野转款合计20万元是否为清偿《借款协议》项下借款一节。本院认为，诉争《借款协议》签订于2016年10月25日，但董宪斌上述转款时间均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前，且其未证明与李野就上述款项用于清偿《借款协议》项下借款形成合意，故董宪斌主张上述款项系用于归还在后签订的《借款协议》项下借款的主张于法无据，同时，根据董宪斌在短信记录中的表述，其对于2017年3月21日短信中对“还款记录”以及涉及还款具体指向的债务予以核对并进行确认，而该记录中并未涉及上述四笔款项，另外，董宪斌虽主张其向李野支付上述款项，系基于双方解除之前的《股份转让协议》而向李野退还股权转让款，但双方签订《解除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0日，即使如董宪斌主张，其与李野于2016年10月25日口头协商解除上述协议，董宪斌亦在该日期前支付上述款项，董宪斌和李野均认可应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为110万元，如上述20万元确如董宪斌主张为其先行退还的股权转让款，则董宪斌尚未退还股权转让款90万元，但其在《借款协议》中仍约定款项数额为102万元与不符常理，在此情况下，董宪斌应就上述款项的用途以及性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其未能就此举证证明并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其主张上述款项用于清偿本案诉争《借款协议》项下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董宪斌的还款情况以及《借款协议》的约定，判令董宪斌清偿30万元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董宪斌虽主张李野要求其承担的律师费的数额过高，但表示并不清楚律师费过高的标准，亦未举证证明本案上述费用存在过高的情形，其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54元，由董宪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徐 硕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