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802行初155号
原告郑建江，男，1971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衢江区。
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衢州市西区江郎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夏汝红，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鸿光，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锋，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衢州市西区三江东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杜世源，市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磊，衢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郑建江与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州市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和行政补偿一案，于2016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于2016年8月29日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建江，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负责人陈鸿斌及委托代理人余鸿光、周锋，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姜旻慧、委托代理人张磊到庭参加诉讼。
2016年5月19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江分局执法人员会同杜泽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原告郑建江经营的位于衢江区杜泽镇五村的生猪养殖点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养殖点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外环境，经进一步调查核实确认，原告于2005年4月开始从事生猪养殖经营，尚有存栏商品猪53头，现场未建成养殖污染防治设施，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外环境。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2016年5月28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依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6月27日向衢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衢州市人民政府经审理后认为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2016年8月17日，衢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郑建江起诉称，2007年原告响应国家总理鼓励农民养猪。2014年5月2日收到杜泽镇人民政府通知，原告积极配合，5月4日就把8头优良母猪和30头小猪全部卖完，剩余260头600至800多斤个头超大的一时难以出售（收购商难以联系等因素），故造成2015年2月份才卖完生猪（已到春节）。2015年3月5日，原告到杜泽镇人民政府要求依法补偿未果，生活困难，负债累累。2015年8月底，原告再次借款买回了3头母猪和48头小猪维持生活。2015年9月30日看到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江环改违字[2015]09301号）决定书贴在屋墙外，11月26日原告向衢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1月26日之前在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协调下，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撤回[2015]0930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016年5月18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又送达一份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决定。经衢州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原告认为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衢环江罚字[2016]9号）；2.请求判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补偿。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在起诉时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江环改违字（2015）0930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1份。
2、衢州市人民政府衢府复（2015）第40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1份。
3、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复议答辩书1份。
4、关于撤销衢江环改违字（2015）0930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决定1份。
5、衢州市人民政府衢府复（2015）第40号《行政复决定书》1份。
6、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
7、衢州市人民政府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1份。
8、衢州市人民政府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
9、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人民政府衢江杜政责改字（2015）第41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1份。
10、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1份。
11、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杜泽派出所衢衢（杜）行传字（2016）053001号传唤证1份。
12、中共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委员会杜委（2015）4号文件1份。
13、杜泽镇生猪养殖污染整治政策解读1份。
14、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人民政府杜信答字（2015）1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
15、养殖场图片1份，是2016年5月28日处罚决定后猪场被拆除后的现场照片。
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答辩称，一、被告于2016年5月28日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1.违法事实：2016年5月19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江分局会同衢江区农业局、杜泽镇政府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养殖场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外环境，并自2005年4月份即开始进行养殖生猪。上述事实有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勘查图、现场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适用法律：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的畜禽养殖户，是指畜禽存栏数量未达到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规模标准，从事经营性畜禽养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认定标准为生猪存栏200头以上”的规定，原告位于杜泽镇五村的生猪养殖点的生猪存栏为53头，原告的养殖规模为养殖户。《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养殖户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畜禽尸体、污水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防止恶臭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原告违反该办法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额度范围内对原告作出罚款3000元，适用法律正确。3.处罚程序：被告依法进行立案、现场检查（勘查）、调查询问、拍照等证据收集，并履行了行政处罚的告知和送达程序，依法告知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最后经过审批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有相关送达回证、处罚告知书、通知书、监测报告等证据。处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4.处罚决定量罚恰当：根据“五水共治”的要求，铜山溪流域实行生猪禁养。原告自称2014年5月2日即接到杜泽镇人民政府通知：原告养殖区域已被列为禁养区，不得进行生猪养殖；2015年2月处理完剩余260头超大生猪，2015年8月原告再次借钱购买母猪和生猪进行养殖。被告认为，原告多次反复，明知禁养区情况下仍旧进行养殖，并且原告自2007年起即进行养殖，造成的环境影响大。属于极少数的还在养殖的生猪场，影响大，情节恶劣。2016年8月17日，衢州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处罚决定量罚恰当。
二、被告认为原告请求行政机关给予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也与被告无关。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决定违法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没有相关依据；被告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起诉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1、2016年5月19日的现场照片两组，证明养殖户户内和户外的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现场的情况和取样的情况。
2、2016年5月24日对原告郑建江的调查询问笔录、5月19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2016年5月19日现场检查勘察的情况，养殖废水无环保的措施，直接排入外环境。取样的时候原告在场，但拒绝签字，见证人在文书上签字。
3、责令停止排污通知书、现场照片，证明根据检查现场的情况，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江分局作出了责令违法排污的通知书，也是当面送达给原告的，但原告拒绝签字，也有见证人的签字。
4.污水源废水采样和交接记录、监测报告，证明原告养殖场的废水的现状，外排废水环境监测指标超标，严重影响外环境。
5、现场勘察图，证明原告养殖点的位置，容易排入地下，影响他人的环境。
6.2016年5月19日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证明2016年5月19日第一被告进行立案处理，程序合法。
7、2016年5月25日《行政处罚告知书》及2016年5月25日送达回证。
8、2016年5月28日作出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2016年5月28日的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且被告处罚的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告接受文书，但拒绝签字。
法律依据：
2015年7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
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合法。本案中原告生猪养殖的地点位于杜泽镇五村，2016年5月19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会同衢江区杜泽镇政府对原告经营的位于衢江区杜泽镇五村的生猪养殖点开展执法检查，发现生猪存栏43头，母猪存栏10头。原告在养殖生猪过程中将养殖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向外环境排放。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在外排沟内取水样一瓶，送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进行监测。同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原告的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6年5月24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原告承认养殖废水直接作肥水用于农田。同日，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提交了送检水样的《监测报告》（衢环监（2016）水字第349号），报告结果评价：原告生猪养殖场外排口水样中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三项污染物指标超过《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593-2005表5的限值要求。2016年5月24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本案组织集体讨论。5月25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将衢环江罚告字[2016]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原告，原告拒绝签字，且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5月28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留置送达给原告，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有被告的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监测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认为：1.原告从事生猪养殖时逢生猪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原告在养殖生猪过程中将养殖废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向外环境排放，该行为违反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依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责令停止违法排污行为，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处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2.2016年5月19日，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原告涉嫌违法并于当日立案，经调查取证、案件审查后，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原告，原告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5月28日作出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程序合法。因此，被告作出的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合法。
二、被告作出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于2016年6月2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并依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8月17日，被告经审理作出了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8月19日直接送达给原告和衢州市环境保护局。
三、原告在起诉状中要求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补偿的问题，因其在行政复议请求中未提出，故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被告作出的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1.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第二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
2.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2份，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已依法送达的事实。
3.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第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4、文稿的审签单，证明被告作出的复议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提交的证据中，原告建江对证据4的污水源废水采样和交接记录、监测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中所写明的是“郑建红生猪养殖场”，是被告事后改成“郑建江生猪养殖场”。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原告郑建江对被告衢州人民政府所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与被告衢州人民政府对彼此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两被告对证据1-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15，两被告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提交的证据中的证据4污水源废水采样和交接记录、监测报告中的被监测单位或项目名称原填写为“郑建红生猪养殖场”，经涂改为“郑建江生猪养殖场”。经当庭核实，参与污水源废水采样和交接的人员均为余鸿光等人；交接记录中注明的“郑建红生猪养殖场”的地址为“杜泽镇杜五村”，而该村并无“郑建红生猪养殖场”，只有原告的“郑建江生猪养殖场”，当时也只有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因排放污水被被告调查，且“红”与“江”字型相近。故被告主张“郑建红”系“郑建江”之笔误，理由成立，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
原告提交的证据9-15，其内容均与生猪禁养相关，与本案中被告所作出的环境污染处罚行为没有事实上的联系，故本院不予认定。
其他证据，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郑建江原系生猪养殖专业户。2014年5月，其养殖场所在地被政府确定为禁养区，原告于2015年2月停止养殖。2015年8月，原告重新开始生猪养殖。同年9月30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以原告在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向原告作出衢江环改违字[2015]0930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5年11月26日向衢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1月19日撤销了该决定书，衢州市人民政府遂于同月21日作出衢府复[2015]第40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终止了复议。
2016年5月19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会同衢江区杜泽镇政府进行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原告生猪养殖点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对原告进行调查，在原告向外排放的水沟内取样，并当场向原告发送《责令停止排污通知书》，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次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取样人员将样本移交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进行监测，移交时，误将原告“郑建江”之名填写为“郑建红”。经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水样中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三项污染物指标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593-2005表5的限值要求。同月24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再次向原告作调查询问，次日向原告送达衢环江罚告字[2016]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原告拒绝接收《行政处罚告知书》，也未作陈述与申辩。5月28日，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原告作出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养殖户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畜禽尸体、污水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防止恶臭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已构成违法。依照《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原告不服该处罚，于2016年6月27日向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同年8月17日作出衢府复[2016]第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系人民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机关。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负有辖区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和职权。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原告在从事生猪养殖中，对所产生的污染物不进行无害化处置或处理而直接向外环境排放，应予处罚。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在查办案件中，因工作人员在监测样本交接时笔误而填错原告名字，在本案审理中已查明原委，不影响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在处罚中的事实认定，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原告的污染环境行为成立；《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是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专门规范，适用本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的畜禽养殖污染行为，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以此为据对原告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主张《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适用对象是允许养殖区内的污染行为，而原告的养殖地已被划定为禁养区，所以原告的排污行为不能适用该办法规定处罚。本院认为，政府设定禁养区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免受养殖污染。允许养殖区域所禁止的养殖污染行为，禁养区域更应制止，且《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该办法的适用范围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养殖户的养殖污染防治。”原告养殖生猪50余头，属该办法规定的养殖户，因养殖生猪而污染环境的行为，应适用该办法，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已对原告进行过处罚，且其处罚行为已在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复议中自行撤销，不能再对原告进行处罚。本院认为，在衢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过程中，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其所作的行政行为自行撤销，并不意味认可原告排放污染物行为的合法性，且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所作出的本案诉争的处罚行为并非针对原告已往的污染行为，而是对其排查工作中所发现的原告排放污染的行为，并非重复处罚。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依法有权处罚。
原告要求行政机关给予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所提出的理由是：生存权、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养猪是农民的生存条件之一，政府为了建设“五水共治”保护环境，设立禁养区，禁止养猪，应当进行补偿。本案系原告不服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行为之诉讼，生猪禁养并非本案被告所决定，原告的补偿请求与本案没有关联，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衢州市人民政府的复议行为，程序合法，依法均应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衢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给予行政补偿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建江要求撤销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原告所作出的衢环江罚字[20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给予行政补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建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笑跃
代理审判员 杨 洁
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卢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