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敖孝辉，女，197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荣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福军，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益百家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法定代表人：孔祥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静，女，198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女，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斗门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敖孝辉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益百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百家商贸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4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敖孝辉上诉请求:1.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78225.2元；2.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203元；3.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平常加班费15230.6元、节假日加班费10254.8元；4.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待通知金6203元。
事实与理由：一、敖孝辉在一审提交了在敖孝辉工作期间益百家商贸公司为敖孝辉购买的社会保险证明，虽然敖孝辉入职后的2015年9月—11月期间在金湾实康商行购买，但是该商行属于益百家商贸公司的下属或关联机构，是同一个老板，在这种情况下由金湾实康商行为敖孝辉购买了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此后直到敖孝辉被解除合同前一直由益百家商贸公司购买的社会保险。二、敖孝辉提交了由益百家商贸公司发放的促销员工作证，特别是该后面的说明第一条：“此证作为本公司在职人员身份证明使用；”由此可以确定，该证就是敖孝辉的工作证，就是由益百家商贸公司发放给敖孝辉，证明与其关系的证明。三、敖孝辉进入益百家商贸公司工作前也是由益百家商贸公司的人事部门招聘录用的，工作期间也是由益百家商贸公司对敖孝辉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上下班考勤、工资发放等）。四、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交的驻场员工入场介绍信提到敖孝辉与专柜有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从仲裁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能证明专柜与敖孝辉有劳动关系之间的证明，也没有看到所谓专柜的登记证明。所谓的专柜只是益百家商贸公司为其免责的脱词，根本不存在该机构，更谈不上与该机构签订所谓的劳动合同。为敖孝辉提供的工作证，购买的社会保险，以及敖孝辉的工作场所以及对敖孝辉工作的日常管理等等，均显示为益百家商贸公司。五、罗伟东与益百家商贸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不影响其与敖孝辉的关系。1．该租赁合同书是益百家商贸公司与罗伟东签订的内部承包或租赁合同，不能涉及到其他第三人。况且，益百家商贸公司在招用敖孝辉时也没有明确向敖孝辉出示上述文件或其相关免责的情况说明。反之，益百家商贸公司一直表现在第一线与敖孝辉进行与工作有关的一切活动。2．该租赁合同租赁者的罗伟东，一审庭时没有到庭说明情况，其真假不能确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就上述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支持敖孝辉的请求。
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敖孝辉补充上诉称，益百家商贸公司在一审提交的与罗伟东的租赁合同书，合同终止期限是2015年8月31日，敖孝辉是2015年7月份入职，即敖孝辉入职后一个月以后租赁合同就终止了，即入职后劳动合同相对方是益百家商贸公司。
被上诉人益百家商贸公司辩称，2015年8月31日益百家商贸公司与罗伟东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还存在实际租赁关系，罗伟东每月都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租金，一审时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
敖孝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78225.2元；2．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203元；3．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平常加班费15230.6元、节假日加班费10254.8元；4．判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待通知金6203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益百家商贸公司在珠海市××灶镇××月路××号经营“益百家购物广场”，三楼设有服装专柜。2015年7月21日，益百家商贸公司收到敖孝辉的《驻场员工入场介绍信》，具体内容为：敖孝辉是我服装专柜员工，与我服装专柜有劳动合同关系，现安排在珠海市××三灶店工作，特此证明。“承包负责人”栏有郑长洲签名，“员工本人”栏有敖孝辉签名。同日，敖孝辉向益百家商贸公司交纳了工作证办证费用20元，另有敖孝辉于同年5月19日向众益服装公司交纳的工衣代办费200元。此后，益百家商贸公司向敖孝辉发放了内容为《促销员工号》的证件，证件背面加盖有益百家商贸公司人事专用章，内容有：“此证仅作为本公司在职人员身份证明使用”等。敖孝辉并按要求着统一样式服装，在该商场服装专柜负责收银工作。敖孝辉述称其于2015年5月19日即进场工作，并自认从该月起工资都是由郑长洲和罗老板向其发放，主要是现金支付，也有银行转账，郑长洲并向其提供有工资条，但并无益百家商贸公司加盖印章或确认。2016年5月14日，由郑长洲告知敖孝辉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敖孝辉未能继续在该商场工作。2016年5月20日，敖孝辉向仲裁部门提出申请，认为其与益百家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请求裁决益百家商贸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经仲裁部门裁决，认为敖孝辉与益百家商贸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驳回其全部仲裁请求。敖孝辉不服，于2016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益百家商贸公司于2011年8月13日与罗伟东签订《租赁合同书》，约定：将“益百家购物广场”三灶店三楼出租给乙方罗伟东，用于经营服装、鞋；租期自2011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止；前三年租金为5000元/月，第四年即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为10,250元/月，2013年5月1日起协议年租金61000元（含水电费）；罗伟东另交纳管理费10万元/月；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按时营业，不得擅自停业；乙方自负盈亏，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务、纠纷、诉讼等，完全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等等。益百家商贸公司述称承包人是罗伟东与郑长洲两人，该合同期满后仍在继续履行，并提交了罗伟东向益百家商贸公司交纳租金等费用的银行流水记录为证。另益百家商贸公司所提交的公司员工考勤表，显示其中并没有敖孝辉及罗伟东、郑长洲。仲裁部门的庭审笔录反映，敖孝辉曾自述该商场三楼由郑长洲管理，工衣费用200元是由郑长洲收取，罗伟东也是该商场三楼的老板之一。
另查明，益百家商贸公司投资者有冯阳兵等人，冯阳兵也作为个体经营户开设有金湾实康商行。2015年9月至11月、2016年2月至4月，敖孝辉的社会保险以金湾实康商行为工作单位购买。2015年8月29日，敖孝辉书写一份《申请书》，内容为：本人入职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在服装专柜任收银主管，向公司申请由2015年9月起购买社保。益百家商贸公司在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为敖孝辉购买了社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敖孝辉、益百家商贸公司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经查，敖孝辉虽在益百家商贸公司所经营的商场工作，并持有益百家商贸公司发放标示为“促销员工号”的证件，且曾有两个月以益百家商贸公司为工作单位名义购买过社会保险，但这些均不能直接证实由益百家商贸公司招聘面试敖孝辉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书》及租金交纳清单、员工考勤表、工资花名册、《驻场员工入场介绍信》等证据证实，敖孝辉所工作的服装专柜系由益百家商贸公司出租给罗伟东经营，且益百家商贸公司员工考勤表及花名册并无敖孝辉，也无承包人罗伟东和管理人郑长洲，足以证实此承包系外部承包方式。结合敖孝辉在仲裁阶段和本案庭审中均认可该专柜系由罗伟东和郑长洲管理并向敖孝辉直接发放工资，足以证实益百家商贸公司所主张的内容属实，敖孝辉完全是由承包人聘用，受承包人管理，与益百家商贸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至于敖孝辉的社会保险有两个月曾在益百家商贸公司处缴纳，仅能证明敖孝辉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而金湾实康商行的经营者冯阳兵系益百家商贸公司股东的事实，仅能证实冯阳兵有不同的投资行为，不能证实该商行与益百家商贸公司系同一法律主体，更不能证明敖孝辉与益百家商贸公司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敖孝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敖孝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敖孝辉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敖孝辉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6年4月份的工资表，证明郑长洲和罗伟东每个月向益百家商贸公司领取工资，所谓的租赁合同是内部绩效的承包机制；二、工作服照片复印件两份，证明敖孝辉与益百家商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益百家商贸公司质证称，这份工资表是伪造的，格式与益百家商贸公司一审所提交的工资表不一致。益百家商贸公司有敖孝辉在职期间所有员工的考勤表和工资表，上面有所有员工的签字，益百家商贸公司一审提交过。对工作服照片复印件，益百家商贸公司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敖孝辉提交的2016年4月份的工资表，既没有益百家商贸公司的抬头和盖章，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名，对方又不认可，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提交的工作服照片，无法直接证明其目的，必须结合其他证据一并予以认定。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敖孝辉和益百家商贸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益百家商贸公司是否应向敖孝辉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从益百家商贸公司一审时提交的《租赁合同书》、租金交纳清单、《驻场员工入场介绍信》等证据可以反映出，敖孝辉所工作的服装专柜系由益百家商贸公司出租给罗伟东经营，敖孝辉也认可该专柜系由罗伟东和郑长洲管理并向敖孝辉直接发放工资，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交的员工考勤表及花名册上并没有敖孝辉的名字，也没有承包人罗伟东和管理人郑长洲的名字。可见，敖孝辉是由承包人聘用，并受承包人管理，并为承包人提供劳动，与益百家商贸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虽然敖孝辉在益百家商贸公司所经营的商场工作，并持有益百家商贸公司发放标示为“促销员工号”的证件，且益百家商贸公司曾为敖孝辉购买了两个月的社会保险，但不能直接推论出敖孝辉是为益百家商贸公司提供劳动并受益百家商贸公司管理等事实，即敖孝辉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条件，一审判决认定敖孝辉与益百家商贸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较为符合本案事实。敖孝辉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受理费人民币5元，二审受理费人民币10元，均由敖孝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庆锋
审判员 谭炜杰
审判员 李 灵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梁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