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6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林，男，1948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学经，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转弯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小海子村甲一号。
法定代表人索春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菲，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凡，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春林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转弯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转弯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68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春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学经，被上诉人大转弯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菲、郭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林在原审法院诉称：2005年11月18日，我和大转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进行市场开发、仓储物流加工等，大转弯公司将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土地（实际35.09亩附平面图A＋C）提供给我，以此合作约定经营项目，我支付合作费用。其中我实际租用土地7.799亩。合作期满，我投资所建的建筑物，归大转弯公司所有。合作期限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或政策性调整，地上建筑物补偿归我，其他相关权利属于大转弯公司。合作期限25年，自2004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合作费用按每亩人民币18300元支付，每5年递增10%。第一年合作费一次付清，第二年、第三年分两次付清，以后每年一次付清。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付清半年合作费，逾期支付，协议自行废止。双方还就生产用电、生活用水、修主干道桥、招商引资、独立自主的使用权等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地块是大转弯公司于2003年6月16日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大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官庄村委会）处承租所得。
协议签订后，我依约履行了《合作协议》义务，按期缴纳了合作费用。2005年8月至11月，我依约在租用的7.799亩土地上修建了房屋（包括餐厅、操作间、别墅、客房、职工宿舍、办公室）等建筑物，建筑面积2812平方米，构建成本4894200元。还修建了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包括采暖工程及室内外沟槽和排水工程、变电站及电力系统、假山165平方米、人造水系、明档一摊位52平方米、硬化地面2050平方米、门脸古建、停车场地面750平方米、员工宿舍院内地面125平方米、阳光棚5430平方米）等，构建成本5728750元。此后，又投资兴建4个古建凉亭，支出98万元，打了深水井，支出8.5万元。2005年12月，我在租用的土地和兴建的房屋及辅助设施处开办了“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领取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1100万元，投资人为我的儿子刘×（实际投资人为我）。2005年12月20日官庄村委会和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王四营乡政府）规划办给我向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出具了证明（内容为：“今有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在北京朝阳王四营乡官庄村村东侧租用土地10亩，兴建美食广场”），证明我所兴建的美食广场是得到官庄村和王四营乡的批准和认可的，属于合法建筑。
我在经营过程中，根据经营需要，于2006年3月28日将“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注销，并于2007年6月25日登记设立了“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1（曾用名刘×），注册资本600万元，经营范围为酒店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绿化服务。仙泽园公司委托我实际经营管理，公司一直正常经营至2013年11月27日。
2013年11月27日凌晨5时，大转弯公司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将我在承租土地上所建的房屋及所有辅助设施强制拆迁、损毁，给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2013年7月1日，大转弯公司给我一份终止协议通知，称：根据2013年6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关于实施官庄重点村整治非住宅拆迁腾退公告》及《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官庄村委会对双方合作协议所涉土地进行拆迁；根据拆迁腾退需要，大转弯公司与官庄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将于2013年7月15日终止；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因城乡规划政策性调整合同自动终止。
我与大转弯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大转弯公司与官庄村委会于2003年6月6日所签的《土地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项“根据乙方发展需要可以招商引资、转租”的约定，大转弯公司有权将涉案场地以合作的形式转租给我进行建设经营。我在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后，有权利用该土地进行经营活动，且我所经营的仙泽园公司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及政府相关许可（包括税务、卫生、环保、消防等许可），属于依法经营。我国《物权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大转弯公司在合作协议未到期，仙泽园公司正常营业，未提前通知，未对仙泽园公司的建筑物及辅助设施进行评估，未与仙泽园公司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行对我的合法财产进行拆迁、损毁的行为，直接损害了我的财产权利，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我多次找大转弯公司要求赔偿，但大转弯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诿，至今未给我任何赔偿。为维护自身权利，现起诉要求大转弯公司赔偿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损失9604750元（评估确定的构建成本为10622950元，扣除周新江已领取的611400元和王学知已领取的406800元）、四个古建凉亭损失980000元、自备深水井损失85000元、酒店用品损失55200元、厨房设备损失44360元、广告灯箱损失52800元、公司停业损失200000元，以上合计11022110元。
大转弯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刘春林在起诉书中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协议期限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政策性调整，地上建筑物补偿归刘春林，其他相关权利属于我公司。双方合作开始后，刘春林并未开业对外经营。2011年，刘春林还将涉案房屋上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做库房。2012年底，退租后，刘春林承租的土地一直荒废，没有实际经营。2013年3月初，官庄村委会作出通知，官庄村作为北京市政府确定的50个重点村之一，需要收回土地进行改造。对于所有租户的租金，我公司仅收取到2013年3月，超期部分已经返还。2013年6月，官庄村委会召集包括我公司、刘春林等所有实际用地商户开会，确定地上物每平米补偿500元，如积极腾退，每平米奖励100元，刘春林也参加了该次会议。此次会议后，腾退房屋工作开始。2013年7月，我公司给各位用地人送达了终止协议通知书，正式通知各用地商户，由于政策调整，与各商户协议终止，刘春林也签收了该通知。刘春林建房用地中包括了属于王学知和周新江的用地。周新江来我公司处办理终止补偿手续时，提交了其与刘春林的协议、欠条及刘春林出具的委托书。协议和委托书明确载明，刘春林委托周新江办理相关地上物补偿款领取手续。除此之外，刘春林还表示按照地上物补偿每平米600元的标准，折合相应面积把自己地上物339平米的补偿款折抵给周新江。王学知办理终止手续时，也提交了刘春林的委托书，刘春林委托其办理了相应地上物补偿款手续。刘春林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表示，扣除周新江和王学知已经领取的面积补偿款后，刘春林实际补偿面积是3944.99平方米，同样按照每平米600元计算，手续由刘春林自行办理。至此，除刘春林尚未领取余款外，所有用地商户均已办理完腾退手续。当时，所有土地上房屋（包括刘春林房屋）均已经清空，并无设施设备等贵重物品遗留。
我公司与刘春林就地上物补偿已经达成一致，我公司提前解除合同并无不当，没有违约。我公司不存在在刘春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刘春林合法财产进行拆迁毁损的行为，我公司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从村委会通知收回用地，到与刘春林终止协议，再到最后清理地上物，共计9个月时间，预留给刘春林时间非常充裕，刘春林也一直积极办理腾退事宜，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刘春林陈述的损害事实并不存在。刘春林所称的地上物只是简易房屋和阳光棚。刘春林也没有正常经营，仅是2011年至2012年年底之间，将地上物作为库房出租给他人。2013年11月底，我公司收回用地、清理地上物时，地上物并非刘春林在起诉书中所列的情形。房屋内没有刘春林所称的设施设备，刘春林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刘春林所建地上物系违法建设，从未办理过相关审批手续，也无任何有效权属凭证，系违法建设，不应受法律保护，我公司仅基于双方合同约定才对刘春林给予地上物补偿。综上，我公司不同意刘春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刘春林和大转弯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内容是大转弯公司将其土地提供给刘春林使用，刘春林向大转弯公司交纳相应的费用，故刘春林和大转弯公司之间实际应为租赁合同关系。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绿化隔离地区房屋腾退工作委员会和官庄村委会以政策调整为由，要求对涉案场地进行腾退，根据协议约定，大转弯公司可据此终止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但地上建筑物补偿应归刘春林所有。大转弯公司已于2013年7月向刘春林发送终止协议通知，刘春林也已收到该通知，故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应在刘春林收到通知后终止。协议终止后，刘春林应将涉案场地腾空并交还大转弯公司，大转弯公司应当向刘春林支付相应的腾退补偿款。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刘×1均向法院表示将其在本案中主张损失的权利转让给刘春林，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补偿标准，大转弯公司称其是根据官庄村委会的口头通知确定的，地上物每平米500元，配合腾退的，每平米奖励100元，没有书面文件，也不知补偿款的具体来源，官庄村委会虽对此予以确认，但此种做法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没有相关政策文件等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法院无法采信。刘春林虽向周新江和王学知出具委托书，但刘春林主要是委托周新江和王学知领取其自己所享有的房屋面积的补偿款，且其在委托书中明确写明，其自己所享有的房屋面积补偿款由其自己办理，故不能据此认定刘春林认可并接受了每平米600元的补偿标准。
双方未就补偿标准和补偿数额达成一致，大转弯公司亦未出示相关政策文件以证明其主张的补偿标准合理、合法，此种情形之下，大转弯公司将刘春林在涉案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全部拆除，大转弯公司应当赔偿刘春林相应的损失。大转弯公司的拆除行为导致证据灭失，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大转弯公司承担。刘春林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发票，虽不能直接证明涉案场地上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损失，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涉案场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情况及大致投入。刘春林提交的四个古建凉亭工程款发票及相应的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该项损失客观存在，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自备深水井损失、酒店用品损失、厨房设备损失、广告灯箱损失，刘春林均提交了相应的发票，且刘春林主张的金额并未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法院亦予以确认。刘春林在涉案场地上所建房屋及附属物并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且其已经使用数年，相关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必然产生折损，刘春林按照其建房时或购置时所支出的费用主张损失，数额明显过高，故法院将以刘春林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房屋面积为基础，并综合考虑折旧、剩余租期等因素酌情予以确定。
关于停业损失，刘春林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无法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判决：一、北京大转弯仓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刘春林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损失、四个古建凉亭损失、自备深水井损失、酒店用品损失、厨房设备损失、广告灯箱损失共计三百五十万元；二、驳回刘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春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大转弯公司在原审判决第一项的3500000元的基础上，再多给付其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3922766元、停业损失200000元，以上共计4122766元；由大转弯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数额明显低于我的实际损失，未体现由过错方大转弯公司承担责任的原则，显失公平。一审判决确认大转弯公司将我在涉案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物全部拆除，故大转弯公司应当赔偿我相应损失。大转弯公司的拆除行为导致证据灭失，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我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发票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涉案场地上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情况及大致投入。赔偿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赔偿数额，以我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为赔偿依据，并考虑租期、折旧等因素。大转弯公司主张的根据官庄村委会的口头通知确定的补偿标准，没有书面文件且补偿款具体来源不明，不合常理。大转弯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关于拆迁腾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市政府的相关拆迁政策。二、一审判决不支持我要求大转弯公司赔偿的停业损失错误。企业正常经营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由于大转弯公司的过错导致企业停产停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是必然的，大转弯公司应当赔偿。
大转弯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春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相关事实的查证基本清楚，但我公司对原审法院依据相关事实作出的认定存在异议。原审调查的事实和作出的判断明显有利于刘春林。原审判决既不认可补偿标准，又不认可双方对标准已达成一致，并让我公司承担全部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原审判决对于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效力不置可否。我公司基于综合考虑，为尽快解决纠纷，对原审判决酌定的赔偿数额予以认可，因而未提起上诉。二、双方对地上物的补偿已经达成一致，不存在刘春林不知情而对其地上物予以拆除毁损的情况，且刘春林已经实际领取了部分补偿款，我公司的行为合理合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刘春林的涉案房屋属于非法建筑，原审判决已经予以认定，刘春林提出上诉请求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对于刘春林要求的停业损失，双方协议明确约定，在本案的相关情况出现后，只有地上物的补偿，没有停业补偿一项，且刘春林的房屋从未作为餐厅实际经营过。
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8日，刘春林（乙方）与大转弯公司（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与乙方合作进行市场开发、仓储物流加工等；基于合作，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土地（实际35.09亩，合作费按35亩计算，附平面图A＋C，乙方实际租用7.799亩，以下简称涉案场地）提供给乙方，并以此合作约定的经营项目，乙方支付合作费；合作期满，乙方投资所建的建筑物归甲方所有；协议期限内，如遇国家征地或政策性调整，地上建筑物补偿归乙方，其他相关权利属于甲方；合作期限25年；合作费按合同约定使用的土地结算，按每亩18300元计算，每5年递增10%；2004年8月1日至2007年7月31日期间的年合作费为142721.7元，2007年8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期间的年合作费为156993.87元，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年合作费为172693.26元；乙方根据需要，经甲方同意，有权招商引资，有权为了扩大经营与他人另行协作。双方还就各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大转弯公司还与案外人王学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王学知从大转弯公司处承租土地3.666亩（与刘春林承租的土地相邻，属同一地块）。除此之外，大转弯公司还与案外人周新江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周新江从大转弯公司处承租土地1.755亩（与刘春林承租的土地相邻，属同一地块）。因刘春林承租土地的面积不足，经与王学知和周新江协商，刘春林于2005年11月28日又分别和王学知、周新江签订了协议，分别从王学知和周新江处承租了部分土地和房屋。刘春林、王学知和周新江从大转弯公司承租的土地，均是大转弯公司从官庄村委会承租所得。
上述协议签订后，各方开始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刘春林根据其经营需要在涉案场地（包括刘春林承租的土地及其从王学知和周新江处承接的土地）上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及装修。2005年12月27日，刘春林在涉案房屋注册成立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并在此进行经营。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的营业执照载明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姓名为刘×（刘×为曾用名，现姓名为刘×1），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村东头。2006年4月28日，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被注销。2007年6月25日，刘春林又在涉案房屋注册成立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仍为刘×，住所地仍为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村东头。
经查，涉案场地是大转弯公司从官庄村委会处承租所得。大转弯公司称，涉案场地于2013年6月遇到政策性调整，官庄村委会需要解除与大转弯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要求腾退涉案场地，故大转弯公司与刘春林之间的《合作协议》需终止，并按约定处理腾退补偿事宜。为此，大转弯公司提交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绿化隔离地区房屋腾退工作委员会于2013年6月15日发出的《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官庄村委会于2013年10月10日向大转弯公司发出的《告知函》以及大转弯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向刘春林发送的《终止协议通知》。
《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载明：官庄村是市委、市政府于2009年确定的50个市级挂账重点村之一，重点村整治旨在改变地区环境面貌、优化发展环境、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提高百姓生活品质，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等；为此，需要对商户朋友使用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腾退；根据商户朋友签订的租赁协议规定，如遇政府规划用地，协议签订双方应终止协议并无条件服从，且明确了商户朋友应须在规定时间腾退；为了确保利益不受损失，请商户提前做好搬迁准备，及时与房东解除协议、腾空房屋，避免因搬迁不及时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告知函》载明：官庄村根据相关政策，实施本次重点村区域内集体土地上的非住宅房屋拆除工作；官庄村委会与大转弯公司已解除租赁合同，腾空房屋是大转弯公司的法律责任；现要求大转弯公司与商户洽谈并在2013年10月16日前按规定将房屋腾退并交给官庄村进行拆迁；逾期腾退，官庄村委会将对所有建筑进行拆除，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后果由大转弯公司承担。《终止协议通知》载明：根据2013年6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关于实施官庄重点村整治非住宅腾退公告》及《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官庄村委会对大转弯公司与刘春林之间的合作协议所涉的土地进行拆迁；根据腾退需要，大转弯公司与官庄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将于2013年7月15日终止；就相关拆迁腾退事宜，官庄村委会已于2013年3月通知给各商户，现正式公告已发布；特通知刘春林，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因城乡规划政策调整而自动终止，请刘春林于2013年7月之前至大转弯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手续的，视为原《合作协议》于2013年7月15日自行终止。王四营乡政府认可《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的真实性，官庄村委会认可《告知函》的真实性，刘春林认可已于2013年7月15日收到《终止协议通知》。
刘春林收到《终止协议通知》后，并未按照通知确定的期限将涉案场地和房屋腾退。2013年11月底，大转弯公司将涉案房屋及相关附属物全部拆除，但刘春林和大转弯公司并未就拆迁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故大转弯公司尚未向刘春林支付拆迁补偿款。
经询，大转弯公司称此次拆迁腾退补偿无书面协议，补偿标准是官庄村委会口头通知的，每平方米500元，配合腾退的，每平方米奖励100元，大转弯公司按照该标准执行。刘春林对此不予认可。
大转弯公司称刘春林已经同意上述补偿标准，并提交刘春林分别向王学知和周新江出具的《委托书》、大转弯公司分别与王学知和周新江签订的《终止租赁合同（合作协议）及补偿协议书》、王学知和周新江分别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大转弯公司分别向王学知和周新江发放拆迁补偿款的收据等证据。大转弯公司与王学知和周新江之间的《终止租赁合同（合作协议）及补偿协议书》载明，大转弯公司应向王学知和周新江支付的腾退补偿款分别为406800元（678平方米＊600元／平方米）和611400元（1019平方米＊600元／平方米）。刘春林向王学知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拆迁范围内房屋面积为5641.99平方米，其中王学知的房屋面积为678平方米；刘春林委托王学知前往大转弯公司办理王学知享有的678平方米房屋的补偿事宜，补偿标准按大转弯公司的拆迁办法确定的标准600元／平方米计算；扣除王学知的678平方米和周新江的1019平方米，剩余3944.99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事宜由刘春林自行办理。刘春林向周新江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拆迁范围内房屋面积为5641.99平方米，其中周新江的房屋面积为1019平方米；刘春林委托周新江前往大转弯公司办理周新江享有的1019平方米房屋的补偿事宜，补偿标准按大转弯公司的拆迁办法确定的标准600元／平方米计算；扣除王学知的678平方米和周新江的1019平方米，剩余3944.99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事宜由刘春林自行办理。发放拆迁款的收据载明，大转弯公司已分别向王学知和周新江发放上述拆迁腾退补偿款。刘春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拆迁腾退补偿标准。刘春林称当时刘春林手中没有钱，但王学知和周新江急于得到补偿款，于是刘春林分别给王学知和周新江出具委托书，由王学知和周新江分别领取其各自房屋所对应的补偿款，同时表明刘春林所享有的房屋补偿款由刘春林自行办理。庭审中，刘春林和大转弯公司共同确认刘春林所享有的房屋面积为3944.99平方米。
经大转弯公司申请，法院依法通知证人雷×出庭作证。雷×称：我曾与大转弯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承租大转弯公司的房屋，后来土地被腾退，我就搬走了；补偿标准是地上物每平米500元，配合拆迁的话，每平米奖励100元，我的拆迁款已经领取；拆迁时给了我一张拆迁材料，材料上确定了补偿标准，我认可补偿标准，所以就签字了；拆迁时也进行了评估和测量，评估公司是大转弯公司找的，评估报告给我了，但时间太长找不到了；2011年秋天，我曾承租过刘春林的房屋，用作库房，后来因为要腾退土地，所以退租了，我搬走后，房屋一直空的。刘春林认可雷×关于租赁事宜的陈述，并称拆迁应有评估报告，故要求大转弯公司提交刘春林房屋的评估报告。大转弯公司则称，大转弯公司仅是对房屋面积进行丈量，并未对房屋进行拆迁评估，大转弯公司认可雷×关于补偿标准的陈述。
刘春林提交涉案房屋的照片以证明涉案房屋被拆除之前的状况，提交拆除现场的照片以证明涉案房屋被拆除的情况。大转弯公司对上述照片均不予认可。
为证明建房情况，刘春林提交其代表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与北京巨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公司与刘春林之间的仲裁调解书及执行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北京巨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观音堂美食广场的餐厅和客房进行装修，工程承包造价150万元。仲裁调解书载明刘春林应当给付北京巨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110万元。大转弯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刘春林还提交假山、景观、水系工程费发票（金额为36万元）一张，暖气工程施工工程款发票（金额为43.68万元）一张。大转弯公司对该组发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为证明涉案场地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的价值，刘春林提交北京曲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9月18日出具的“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载明，在评估基准日（2006年8月31日），涉案场地上房屋建筑物构建成本为4894200元、评估价值为4974366.39元，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构建成本为5728750元、评估价值为5959479.90元。该评估报告中的评估明细表载明，该报告中所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并不包括四个古建凉亭、酒店用品、厨房设备及广告灯箱。大转弯公司对该评估报告不予认可。
为证明古建凉亭的费用，刘春林提交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于2005年11月10日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98万元，发票内容为四个古建凉亭工程款，客户名称为观音堂美食广场。大转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刘春林称，古建凉亭建造过程中，建造工人李培中在凉亭上拉电线时不慎摔下导致死亡，李培中的家属起诉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要求赔偿，最终法院判决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李培中家属一定的款项。为此，刘春林提交该判决（2008年朝民初字第15850号）。大转弯公司称该判决与本案无关。
为证明自备深水井损失，刘春林提交开票日期为2005年1月2日的发票一张，载明内容为：120米深钢管井1口，金额45000元；95米深水井管井1口，金额28000元；两吨压力罐1套，金额12000元；客户名称为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该发票未加盖开票单位的公章）。为证明酒店用品损失，刘春林提交北京京同利达酒店用品经营中心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55200元，内容为酒店用品，客户名称为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为证明厨房设备损失，刘春林提交华龙商贸有限公司于2005年4月16日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44360元，内容为厨房设备，客户名称为北京观音堂美食广场。为证明广告灯箱损失，刘春林提交北京都市亮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8月16日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52800元，内容为广告设计安装费，客户名称为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大转弯公司对上述四张发票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刘春林提交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出具的《声明》，内容为：该公司于2007年6月25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1；该公司使用的土地、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全部为刘×1之父刘春林出资在其从大转弯公司处承租的7.799亩土地和其从周新江处承租的1.755亩土地、其从王学知处承租的1亩土地上所建；该公司所有投资均由刘春林一人投资，也一直由刘春林实际经营管理；2013年11月27日，该公司的全部财产被大转弯公司强制拆迁、毁损，该公司同意将所有的财产损失全部由刘春林向大转弯公司主张，所得赔偿款全部由刘春林享有。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1（曾用为刘×），亦到庭表示：观音堂美食广场和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均是由其父亲刘春林出资开办的，因为当时刘春林是公务员，尚未退休，故对外只能以刘×1名义开办；观音堂美食广场和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全部权利，刘×1均同意由刘春林向大转弯公司主张；刘春林在本案中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是当年为了向银行进行融资贷款，委托银行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的评估。
经查，针对刘春林在涉案场地的损失，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曾于2015年5月起诉大转弯公司和王四营乡政府及官庄村委会，要求三被告赔偿相应的损失（损失数额和具体构成与本案基本一致）。法院多次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大转弯公司和官庄村委会均在庭审中称，此次腾退无书面协议，补偿标准是口头通知的，地上物每平米补偿500元，配合腾退的，每平米奖励100元，但不清楚补偿款的来源。王四营乡政府也表示不清楚具体的腾退补偿标准，也不清楚腾退补偿款的来源。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通知，王四营乡政府和官庄村委会均派员到庭，王四营乡政府的陈述与其在上次诉讼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官庄村委会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内容为：2003年6月16日，官庄村委会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东北侧土地出租给大转弯公司，土地四至为东至京秦铁路西侧，北至观音堂排水沟南侧，西至官庄村自修马路，南至东南郊灌渠，占地133亩，该土地性质为村集体非耕地；2013年6月15日，为配合北京市朝阳区关于官庄重点村整治项目，村委会通知大转弯公司进行腾退；官庄村委会与大转弯公司无书面协议，补偿标准是根据评估公司的评估价，由双方协商确定，范围为400元-600元／平方米，目前拆迁款已支付给大转弯公司。官庄村委会还称，涉案房屋并未进行评估，官庄村委会之所以在《情况说明》中写明是“根据评估公司的评估价”进行的协商，是为了让法院相信该《情况说明》；具体的补偿标准是官庄村委会与大转弯公司协商确定的，官庄村委会只对大转弯公司进行补偿；官庄村委会并不清楚本次腾退的具体依据。
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土地租赁合同、终止协议通知、资产评估报告、声明、情况说明、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刘春林与大转弯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约定，大转弯公司将涉案土地提供给刘春林，刘春林交纳相应费用，双方所签订虽名为合作协议，但双方之间实为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之相关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故刘春林与大转弯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租赁期限在二十年内的部分，合法有效，超过二十年部分，应认定为无效。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协议期内，如遇国家征地或政策性调整，地上建筑物补偿归刘春林所有，其他相关权利归大转弯公司，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应视为双方约定了终止《合作协议》的情形。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绿化隔离地区房屋腾退工作委员会和官庄村委会以政策调整为由，要求对涉案场地进行腾退，大转弯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向刘春林发送终止协议通知，刘春林于当日收到该通知，双方之间约定的《合作协议》终止条件成就，该《合作协议》在刘春林收到通知时终止。协议终止后，刘春林应依约将涉案场地腾空并交还大转弯公司，大转弯公司亦应向刘春林支付相应的腾退补偿款。大转弯公司在未与刘春林就腾退补偿款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将涉案房屋、附属设施、古建凉亭等拆除，并致产生酒店用品、厨房设备等相关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刘×1均表示将其在本案中主张损失的权利转让给刘春林，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关于刘春林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诉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损失数额有误一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诉讼中，刘春林主张以其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作为赔偿依据，并综合考虑租期、折旧等因素，大转弯公司除一审判决的损失数额外，还应赔偿其损失4122766元，大转弯公司对此不予认可。鉴于刘春林所主张的在涉案场地上的房屋、构筑物及其他附属物等被大转弯公司全部拆除，大转弯公司应对刘春林的损失予以赔偿，并应承担因其拆除行为导致证据灭失所造成的相应不利后果。刘春林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系北京曲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受北京仙泽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所作的资产评估，虽包括涉案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等，但该资产评估报告系其向银行进行融资贷款而单方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距双方终止合同时间过久，亦不能反映涉案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被拆除时的客观情况，故不能据以作为认定刘春林损失数额的依据。刘春林作为主张权利一方，有责任就其主张的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刘春林对其上诉主张的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损失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综合考虑刘春林与大转弯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约定及履行情况，刘春林承租的涉案场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投入、使用及折旧等情况，并结合剩余租期等相关因素，原审法院判决大转弯公司赔偿刘春林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损失、四个古建凉亭损失、自备深水井损失、酒店用品损失、厨房设备损失、广告灯箱损失共计35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数额适当。刘春林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春林主张停业损失一节。根据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绿化隔离地区房屋腾退工作委员会于2013年6月15日作出《致王四营乡官庄地区商户朋友的一封信》，大转弯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向刘春林发送了《终止协议通知》，官庄村委会于2013年10月10日向大转弯公司发出了《告知函》。刘春林收到大转弯公司的《终止协议通知》后，双方租赁关系终止。刘春林与大转弯公司在《合作协议》中未对该协议终止后的停业损失作出约定，刘春林主张大转弯公司赔偿其停业损失，无合同约定依据，亦不符合法定赔偿情形，故其该项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刘春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3966元，由刘春林负担21983元（已交纳）；由北京大转弯仓储有限公司负担2198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9782元，由刘春林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灵灵
代理审判员 闫 慧
代理审判员 王海宁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