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初字第03006号
原告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601号楼25层2902,组织机构代码80176XXXX。
法定代表人李崇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向东，北京市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衡枣路东侧、市三院南侧，组织机构代码79843XXXX。
法定代表人张保起，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成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苗蓓，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1093号永-221号，组织机构代码69498XXXX。
法定代表人于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盘什尔。
原告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向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成霞、苗蓓，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盘什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早在2009年初，原告就开始运作从湖北宜昌市商业银行收购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以下称该项目）地产项目。因原告自身资金原因，不能独立完成该项目的收购开发工作，便协调衡水市商业银行做该项目的项目贷款，同时推荐被告一起联合收购开发该项目。在征得衡水市商业银行同意后，于2009年8月8日，与被告签订了本诉请求确认之标的《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签署后，衡水市商业银行开始提供项目贷款，在原告全面履行了该协议约定（该协议第4条第1、2、4款）的应尽义务前提下，成功完成了收购项目工作，并成立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即第三人）。同时，协调主管部门审批手续、将涉案地产项目变更至项目公司名下并领取新发“土地使用证”。2014年2月，被告却无视双方签署《联合开发协议》的存在事实，在不告知原告的情形下，独自将涉案地产转让至北京江南集团董事长于全个人名下，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严重侵犯了原告在涉案地产项目中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益。现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09年8月8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有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完全是《联合开发协议》履行的问题，与其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二、2009年8月，张保发在未取得我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我公司对于张保发的无权代理行为不予认可。三、《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我公司受到原告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属于无效协议。双方协议约定中部分内容，由于原告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法定执行机构，如何能介入本项目的执行阶段。显然其是要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对国家的司法程序进行干预。原告怎么能协调银行贷款，其中必定隐藏着非法操作，而这必将严重损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四、在协议签订后，原告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其既不具备签订协议的基础，也没有履行协议的能力。同时，其还不断背弃《联合开发协议》，招摇撞骗，侵害我公司的利益。《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有关银行解决涉案项目各个阶段所需的资金，但事实证明没有任何银行就该项目发放过任何贷款。我公司收购该项目所需资金完全是自筹的。《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由原告承担将涉案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第三人）名下的义务。但实际上由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了这一义务，并谋取了高额代理费用。也就是说，原告没有履行任何一项约定的义务。此外，在2011年，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将涉案项目转让。原告介绍了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涉案项目转让的代理人。2011年6月7日，本案第三人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居间协议》，协议约定，将涉案项目以不少于人民币3.5亿元的价格转让。同日，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推荐本案第三人与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但是，在《居间协议》签订后隔一天，原告又胁迫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其签订了所谓《居间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涉案项目转让价格不得低于4.2亿元，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要将3.5亿元与4.2亿元的差价无条件打入原告的账上。假如原被告真是合作关系，原告又怎能作出背信弃义之事。由于原告敲诈勒索代理人，致使涉案项目未能在2011年及时转让出去，原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利益。《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原告利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第三人述称，《联合开发协议》为原被告签订，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北京江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13年12月取得信发为公司100%股权。江南公司通过拍卖取得信发为公司股权，拍卖公告显示原信发为公司的股东为张保起个人，江南公司为善意合法取得，并不知道《联合开发协议》等。现在的信发为公司已是新公司，与原信发为公司没有关系。
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8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及其委托北京中恒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08）评字第076号评估，宜昌市商业银行合法拥有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47栋（27208平方米）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44900平方米）（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包括上述土地、该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所有的地上、地下建筑物及相关设施等。因甲方资金原因不能完成收购开发本项目，经与乙方友好协商，双方就收购并合作开发本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基础。由于甲方在本项目的前期法院执行阶段既已介入，协调有关方面帮助宜昌商业银行将本项目裁定到该行名下，并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乙方在衡水市是知名企业，有较好的融资能力和平台；甲方协调有关银行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二、合作模式。1.甲方协调宜昌商行尽快与乙方签订收购协议，并协助有关银行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2.乙方支付宜昌商行第一笔款后，由乙方在京注册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以该公司为依托，双方组建联合开发项目组，完成后期工程及销售的一系列工作。乙方任组长，甲方任副组长，共同派出管理、财务、施工销售人员组建团队，进入实质性工作。3.项目公司的销售收入先行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三、费用承担及利益分配。1、双方组建联合开发项目组，本项目收购价1.5亿元人民币，连同过户费及后期续建等手续的办理预算投入约5000千万（原文如此，经释明，原被告均称此处为笔误，实际应为“5000万”），及收购项目后产生的其他各种相关费用和银行利息一同纳入合作开发成本，产生的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利润分配比例分摊，乙方不承担其在与宜昌商业银行签订该项目以外的其他各种跑办费用。2、双方按销售利润6：4（甲方6，乙方4）方式分配。四、权利义务。1.甲方协调宜昌银行尽快与乙方签订收购协议，协助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项目出具相关协助执行手续，将本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名下。2.甲方须协调好有关银行，以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准备好支付宜昌商行的第一笔5000万收购款，同时协调好后期的一亿五千万资金，按进度打入收购本项目建立的专用账户。3.乙方通过抵押担保等方式在银行取得本项目的收购资金，在本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名下后，乙方有权变更、撤销抵押物或担保方式，以本项目的土地、房产等提供担保。4.工程建设各项手续办理及与各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协调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协助；工程建设、销售及财务由甲乙双方人员负责，以乙方为主；财务管理制度、成本控制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由乙方拟定，经双方认可后执行。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李崇枫签字，“时间”月日前均为空白；乙方加盖了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人处有“张保发”的签名，“时间”注明2009年8月8日。
原被告均认可，“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是《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成立的“项目公司”。
原告、被告、第三人均称，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机关处罚。
2009年7月18日，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本案被告（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就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乙方委托甲方协调收购该项目。《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2010年12月30日，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各方就《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要求本案被告和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400万元，其他费用14920元。2014年7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违约金四百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一审判决后，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9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告、第三人对原告举证的《联合开发协议》（甲方一栏“时间”月日前均为空白，乙方一栏“时间”注明2009年8月8日）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第三人表示虽然不认可，但不申请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公章和签字的真实性鉴定。
被告称张保发曾经是其法定代表人，现法定代表人为张保起。
被告申请对原告举证的上述《联合开发协议》上最后一页的原告公章、被告公章、《联合开发协议》上原告的骑缝章、被告的骑缝章、落款处“张保发”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随机摇号，确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单位。
原告提供了另外一份《联合开发协议》作为样本，这份协议的内容与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内容一致，格式一致，区别在于落款处甲方一栏“时间”月日前并非空白，而是手写数字“8”、“8”。被告同意以这份《联合开发协议》作为样本，第三人认为与其无关，且未提出异议。原告又提供了一份2009年8月18日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被告对这份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三方均同意以这份协议落款处被告的公章作为样本。此外，样本还包括从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被告的公章印文，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原告的公章印文，张保发本人到法院书写的样本材料一页。
在鉴定前，原告明确表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与作为样本的保存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的年检报告上的原告的公章印文不一致，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方便使用。因此，不同意被告提出的对原告公章的鉴定申请。原告另外表示在《联合开发协议》上加盖原告公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认可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的效力，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联合开发协议》上签字，加盖公章的行为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行为表明双重认可《联合开发协议》效力。在原告声明且本院释明后，被告坚持要求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原告的公司公章进行真实性鉴定。
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骑缝章，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原告公司公章、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保存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的年检报告上的原告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被告公司公章、左侧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项目转让协议》上的被告公司公章、作为样本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被告公司公章、左侧骑缝章、作为样本的从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被告的公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被告右侧骑缝章第1-2页与第3页上的骑缝印文不是出自一枚完整印文，无法出具是否同一的鉴定结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张保发”签名与张保发手写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被告预交鉴定费49200元、差旅费1528元。
庭审中，原告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取证内容为：1、衡水银行（原衡水市城市信用社、衡水市商业银行）在2009年7月左右决定放贷给被告用于收购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别墅群”地产项目的会议纪要；2、被告实际控制人张保发于2009年9月3日在衡水银行红旗支行写给衡水银行的保证书；3、衡水银行办公会具体放贷时间、数额及贷款用途的记录。
通州法院依法向衡水银行进行了调查取证。关于第一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负责人称由于正常放贷不需要会议纪要，只有特殊情况才需要开会研究，但可以提供一份2010年9月银行开会研究给被告重新办理履约保函的会议纪要。这份会议纪要载明的时间是2010年9月3日，其第一项议定事项为：“2009年，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宜昌市商业银行就转让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三期47栋别墅签订了《项目转让协议》，我行就该协议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了履约保函，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200万元整，该保函已于今年九月到期。日前，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该《项目转让协议》再次向我行申请办理履约保函，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议定：1、同意由红旗支行就上述项目转让事宜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办理履约保函，期限为六个月。2、重新办理保函前由红旗支行负责将原保函收回，由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提出申请。3、由信用卡部和红旗支行严格按照规定具体办理。”
关于第二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留存的《保证书》内容为：“因本公司与北京双盛投资有限公司订立了《联合开发协议》，由我们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系我公司从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受让所得。通观北京房地产市场，该项目前景非常好，利润可观。在项目促成过程中，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志民中间介绍、联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又因我们两家公司继续合作共同开发项目，我公司保证协助贵银行收回原李志民在贵银行的5000万元逾期贷款本息，并以该投资项目的销售收入优先偿还李志民在贵银行逾期贷款5000万元本息。如发生意外情况，我方可协助李志民将其在贵银行的5000万元逾期贷款本息倒为正常贷款。”上述《保证书》的落款处加盖被告的公司公章，并有“张保发”的签名。经释明，被告称由于《保证书》系加盖银行公章的复印件，且与《联合开发协议》无关，因此，不申请对被告公章和“张保发”签名的真实性鉴定。
关于第三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提供了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其中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河北精信泰纳化学有限公司，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用途购原材料，保证人为河北精信化工玻璃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保发”）、衡水龙马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另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河北美特塑业制品有限公司，借款金额是3000万元，借款用途购买原材料，保证人为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司。
庭审中，被告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取证内容为：调取原告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2011年6月9日签订的居间协议补充协议的原件。通州法院依据被告提供的陈鹏电话号码与陈鹏进行联系，陈鹏表示：其系原来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公司股权被收购后，公章及文件资料都在收购其股权的南方人手里，其没有合同原件。但是，他表示对于原告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2011年6月9日签订居间协议补充协议一事，是清楚的。李崇枫与陈鹏的父亲认识。当时，李崇枫委派一个姓何的副总去签订的。合同条款是李崇枫拟定的，陈鹏准备修改个别字词条款，李崇枫不同意，给陈鹏父亲打电话，最后，没有按照陈鹏的意见修改，就签订协议了。
上述事实，有《联合开发协议》、（2014）三中民终字第12446号民事判决书、法院从衡水银行调查取证的相关证据、联系笔录、司法鉴定书、发票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具备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等合同必备条款，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分别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原被告均认可，“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是《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成立的“项目公司”；而且，从（2014）三中民终字第1244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10年12月30日，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诉争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由此可见，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是一份商业性质的合同，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被告辩称的“欺诈”、“损害国家利益”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联合开发协议》在“合作基础”和“合作模式”部分约定原告的义务是“协调”，而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协调”需要特殊的资质或能力，法律亦没有明确规定“协调”是一种违法行为。原告、被告、第三人均称，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机关处罚。《联合开发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被告辩称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被告辩称原告“欺诈”、“干预”、“非法操作”，但并未充分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乙方（即被告）“法定代表人”一栏空白，“授权委托书”一栏有张保发的签名，被告称张保发未在其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也未授权其代表被告与原告签署任何协议，不予认可原被告的《联合开发协议》及之后的补充协议。但是，《联合开发协议》上被告的公章、左侧骑缝章已被司法鉴定为真实的，且依照双方约定的涉案项目在2010年被登记在“项目公司”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再者，张保发曾经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上述三点，原告有理由认为张保发有代理权，原被告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被告辩称张保发无权代理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在合同法总则中分别独立成章，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完全履行与合同是否有效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即便被告没有履行《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义务，也不影响对《联合开发协议》效力的认定。
在原告声明且本院释明后，被告坚持要求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原告公司公章进行真实性鉴定，被告扩大了鉴定范围，且鉴定意见与被告主张相悖，因此，对于鉴定费、差旅费的负担，本院确定由被告多负担。
现原告要求确认《联合开发协议》有效，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八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有效。
诉讼费四万六千八百元，由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鉴定费四万九千二百元、差旅费一千五百二十八元，由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三万五千五百零九元六角（已交纳），由原告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一万五千二百一十八元四角，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孙之智
人民陪审员 任庆奎
人民陪审员 张仕忠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