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05民初1337号
原告：谢国庆，男，195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
被告：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组织机构代码证：F0776973-5）。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宁沁路***号。
负责人：李宇骏，该服务所主任。
原告谢国庆与被告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为名服务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于2017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国庆、被告为名服务所的负责人李宇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国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报酬共计64982.83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被告聘用原告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工作期间，原告曾作为周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本诉和反诉，曾作为周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甬北民初字第86号案件。根据原、被告对报酬计算的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工资共计93332.83元，但被告仅支付28350元，尚欠64982.83元。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讨，均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为名服务所答辩称，原告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在被告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双方合作之初曾签订《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约定原告对自接自办案件提取70%的薪酬；对于被告承接和指定交办的案件，原告提取50%的薪酬。原告工作期间，被告曾指派原告代理周某诉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元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为此，周某与被告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按裁判金额的2.5%收取代理费。该案审理期间，龙元公司提起反诉。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利用周某对原告的信任，擅自与周某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周某需按照反诉案件胜诉金额的2.5%支付代理费。实际上，原告在代理该案时，已知晓龙元公司极有可能提起反诉，且双方约定的代理费实际已包含反诉代理费用，然而原告仍私自签约赚取代理费，严重损害了客户的利益和被告的声誉。
此后，原告又代理了周某诉龙元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甬北民初字第86号】。该案审理期间，原告利用周某的信任，与其签订一份按照诉讼标的比例计算代理费的《委托代理合同》。然而原告在代理该案期间屡次出现工作失误，导致案件全部败诉。基于原告擅自签订代理合同以及工作失误等情况，周某多次向被告投诉。被告无奈又另行委托了李蓉蓉律师代理周某案件的后续工作【李蓉蓉律师代理周某重新起诉了龙元公司，该案案号为：（2015）甬北民初第789号案件】。然而原告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告考虑到原告声誉等因素，多次通过被告的业务指导老师刘志龙斡旋调解，最终原告与周某在电话中达成一致意见，即周某一次性支付35000元代理费，双方自此一切无涉。此后周某依约向被告支付了上述代理费，而被告扣除部分税费后实际向原告支付了31500元报酬。综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部薪酬，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
原告谢国庆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周某与被告签订的（2014）甬为民字第8号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及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制作的（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曾代理周某参加（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的本诉和反诉，周某应支付代理费共计为69968.65元的事实；
2.周某与被告签订的（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制作的（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曾代理周某参加（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案件诉讼，周某应支付代理费33734.49元的事实；
3.原告的儿子谢西庭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以及原告的工资表明细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支付原告报酬共计28350元（被告对35000元代理费提成10%，并代扣税费3500元）的事实；
4.被告负责人李宇骏于2016年3月25日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报酬中，被告提取其中10%，并代扣税费3500元，原告实际拿到28350元的事实。
被告为名服务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聘用原告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并约定原告对自接自办案件提取70%的薪酬，原告对被告承接和指定交办的案件提取50%的薪酬的事实；
2.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制作的任免通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自2014年1月起在被告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事实；
3.周某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经原告同意，以及通过被告的业务指导老师刘志龙居中调解，周某承诺向被告支付部分报酬，自此双方一切无涉的事实。
审理中，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准许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在庭审中陈述：在签订（2014）甬为民字第8号委托代理合同时，周某曾表示龙元公司极有可能会提起反诉，故双方约定代理费包含反诉代理费。在（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龙元公司果然提起反诉。然而原告在周某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制作一份补充协议，并偷盖了周某为业主的宁波市江北区利成木制品厂（以下简称利成厂）的公章。此后，原告代表被告与周某又签订了（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原告利用证人信任，骗取证人签订按照诉讼标的比例计算代理费的条款。但原告在该案审理期间屡屡犯错，导致案件全部败诉。为此，证人周某多次向被告投诉，被告又另行聘请了其他律师代理了后续审理工作。鉴于原告的工作不负责和失误，经证人周某投诉，刘志龙律师居间调解后，周某同意支付35000元报酬给被告，且三方均同意此后一切无涉。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的补充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原告擅自与周某签订，被告直到2016年下半年才知道存在这份补充协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但认为虽平时被告授权原告可自行与客户商谈收费办法和比例，但按照法律服务行业一般惯例，几乎不会与客户约定按照诉讼标的比例计算服务费，原告系利用周某的信任骗取高额收费，且该合同上的印章可能是原告擅自加盖；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及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不记得曾与被告签订过《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也未见过证据2中的任免通知、执业登记表；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系被告与周某签订，原告对此毫不知情；原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周某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且原告从未偷盖印章，也不存在工作失误或欺骗周某签订代理合同等情况。
经审查，虽被告对补充协议、（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但上述协议中均加盖了利成厂、被告的印章，而证人及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印章系原告偷盖，本院对被告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鉴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除补充协议及（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之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均为原件，且证人确认系其向被告出具证据3，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关于证人证言，周某认为补充协议上印章系原告偷盖，但无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周某认为（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系受欺骗所签，但无证据证明原告在签约时实施了欺诈、胁迫等行为，且周某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其在签字、盖章确认前应尽合同审查注意义务，亦应清楚合同成立的法律效力和后果，本院对周某上述证言不予采信。
本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2013年12月30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约定被告聘用原告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双方实行法律服务费提成按比例分配原则，原告对自接自办案件提取70%的薪酬；对被告承接和交办案件，原告提取50%的薪酬。原告应收取的法律服务费，结案后按月结算一次。原告应缴纳的法律服务收费税收由被告承担缴纳，原告领取的薪酬个人所得税由原告自行承担缴纳，在原告领取薪酬时扣除；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用包含在提成中，由被告代原告缴纳，所需费用按实计算从原告提取的薪酬中扣除。
2014年1月17日，宁波市司法局审核批准同意原告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2014年4月11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周某为业主的利成厂签订编号为（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利成厂委托被告代理利成厂与龙元公司工程款纠纷案件，并指定原告为该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双方约定按照裁判或调解、和解金额的2.5%计收“后期法律工作者费”。2014年4月21日，原告代理利成厂（起诉主体实际为周某）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龙元公司，该案案号为（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该案审理期间，龙元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提起反诉，要求周某支付违约金2040000元。2014年5月15日，原告与利成厂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龙元公司反诉周某一案仍委托被告全权代理，代理内容与双方签订的（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一致，但“代理费计算为：龙元公司反诉总金额，减去法院支持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二点五计算”。2014年7月11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1.龙元公司支付周某工程款793746.11元，扣除已支付工程款514500元，还应支付279246.11元；2.周某支付龙元公司违约金35000元。
2015年1月4日，原告代表被告与周某签订编号为（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周某委托被告代理其与龙元公司建设工程款纠纷案件，并指定原告为该案一审诉讼代理人，双方约定按照案件标的的2.5%计收代理费，该款应于一审判决书送达时付清。2015年1月5日，原告代理周某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龙元公司，该案案号为（2015）甬北民初第86号。该案周某的诉请为：1.龙元公司支付工程款1283443.49元；2.龙元公司支付迟延支付工程款利息35936.41元；3.龙元公司支付为维修人工工资30000元。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所主张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于2015年2月2日以（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5年11月7日，周某向被告出具一份承诺书，称周某将分期支付代理费15000元和35000元，上述费用包括（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2015）甬北民初第86号案件的代理费以及李蓉蓉律师代理的（2015）甬北民初第789号案件的全部未付费用，周某付清上述费用后，与原、被告及李蓉蓉再无其他纠纷。该承诺书的下方，刘志龙书以协调人身份备注了以下内容：“以上方案经李蓉蓉、谢国庆协商同意……谢国庆、李蓉蓉个人也同意不追究任何代理合同责任”。此后，周某向被告支付35000元代理费。
2016年3月25日，原告的儿子谢西庭代原告从被告处领取报酬，并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条，该收条记载：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共计35000元，被告扣除总金额的10%（原、被告约定每笔代理费被告提成10%，原告提成90%），并扣除原告应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实际收到28350元。同日，被告的负责人李宇骏向原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记载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对每笔代理费提成10%，原告提成90%，现原告代理费的10%计3150元已由被告扣除，“另扣除超额部分3500元（由国税扣除）”。
另，被告在庭审中确认，通常授权法律工作者与客户商定代理费收取办法和比例，且被告一般认可该商定结果。
本院认为，原告工作期间曾代理（2014）甬北民初第358号案件，根据（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可按裁判金额收取2.5%的代理费。关于该案裁判金额，原告主张为793746.11元，但生效裁判文书明确记载龙元公司已支付工程款514500元应予以扣除，故本院认定该案裁判金额为279246.11元，据此可认定被告可收取代理费为279246.11元×2.5%=6981.15元。而该案审理期间，龙元公司提起反诉，原告与利成厂就反诉一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周某仍委托被告代理反诉案件，且“代理费计算为：龙元公司反诉总金额，减去法院支持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二点五计算”，依照该计算方法，被告可收取的代理费为（2040000-35000元）×2.5%=50125元。庭审中，被告抗辩称（2014）甬为民字第8号的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代理费已包含反诉代理费，但该合同并未对此进行约定，且法律服务行业针对反诉单独收取代理费较为常见，并非特例，本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抗辩称上述补充协议系原告私自与周某签订，但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对于对外签订代理合同及确定代理费收取方法，被告通常概况授权给原告，故原告具备对外与客户签订代理合同的权限，且被告作为原告聘用者，对原告的工作内容和进程负有一定监管责任，其理应知晓原告与利成厂签订补充协议事宜，当前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曾反对该补充协议，故本院认为该协议由原告代表被告与利成厂签订，真实有效，且效力及于被告，本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此后，原告代表被告再次与周某签订编号为（2015）甬为民字第1号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可按案件标的的2.5%计收代理费，而该案诉讼标的为1349379.90元，故被告可收取的代理费为33734.49元。
对于代理费的提成比例，原、被告曾在《法律服务工作责任制合同》中予以约定，但从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以及被告负责人李宇骏向原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来看，双方对提成比例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即原告对其所代理两案提取90%的费用。因此原告应收取90840.64×90%=81756.58元。同时，原、被告曾约定被告应代收部分税费，关于该部分税费比例，被告在庭审中无法明确具体比例，本院参照原告收取35000元代理费所采用的10%比例计算（如有不足，双方可另行结算缴纳），并认定原告可提取的代理费共计为73580.92元，现被告已支付28350元，尚欠45230.92元。本院对原告所诉请的上述代理费部分予以支持，对原告诉请的其他金额部分不予支持。虽被告抗辩称，原告在代理案件期间存在隐瞒、欺骗及代理失误等行为，被告不得已而与周某调解减让了部分代理费，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证明原告存在上述行为，且周某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未经原告签字确认，也无法证明该承诺书所载内容经过原告电话确认。因此该承诺书系被告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但效力并不及于原告，被告理应按照双方约定提成比例支付相应报酬。据此，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谢国庆报酬45230.92元；
二、驳回原告谢国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425元，减半收取计712.50元，由原告谢国庆负担147元，由被告宁波市为民法律服务所负担56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涉款项交付义务的，义务人可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20×××17，开户银行：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北信用社。如义务人拒不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谢 星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裘立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