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庆民，男，汉族，1990年8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代理人张开清，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运保，男，汉族，1970年11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温永刚，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妮，女，汉族，1976年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朱庆民与被上诉人张运保、李春妮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桂民二初字第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张运保和李春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保证金82386.1元给朱庆民，并应从2014年4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以82386.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朱庆民；二、驳回朱庆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朱庆民负担3675元，由张运保、李春妮负担725元。
上诉人朱庆民上诉提出：
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张运保提交的多份证据。（一）证据3没有签名或印章，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予以采纳。（二）证据5为张运保单方制作，未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证据2、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证据6只证明了�州市某某皮业皮类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与徐州某某皮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皮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对朱庆民及张运保、李春妮都没有约束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采信。（五）证据9有部份没有银行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反映温州市中兴皮业有限公司向某某皮厂付款1000000元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与本案无关，证据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六）陈某、白某的证言不应采信。陈某承认其认识张运保10年，有长期的生意关系，且两人是同乡，其与张运保存在利害关系。张运保是白某的债权人，两人明显存在利害关系。白某的书面证言与其在庭上证言前后矛盾，陈某的证言与白某的证言也相互矛盾。
二、原审判决认定下列事实错误。（一）认定朱某帮朱庆民处理有关的生意事务不当。朱某只是引见朱庆民与张运保认识，并于2013年10月31日前往某某皮厂熟悉提货地点。（二）认定张运保与朱某于2013年10月31日到某某皮厂，由张运保代表某某公司签订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的《灰皮购销合同》错误。（三）认定2013年12月3日至l2月31日某某皮厂所生产的905．952吨灰皮由白某提取，白某以8300元／吨的单价向张运保支付货款的依据不足。从白某的银行流水清单看，从白某的账户汇至张运保账户的金额仅有5992916元，白某尚欠张运保巨额货款。（四）认定张运保向朱庆民传真两份《灰皮销售统计表》错误，《灰皮销售统计表》是某某皮厂传真给某某公司的，在朱庆民多次催讨保证金之下，张运保才交给朱庆民。（五）原审判决以朱庆民收到《灰皮销售统计表》后未对上面手写内容提出异议为由，认定视为其确认手写的内容错误。这些手写数字与朱庆民没有任何关系，朱庆民对这些手写数字根本无须表态。
三、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朱某参与协商《灰皮购销合同》。《灰皮购销合同》由张运保在2013年10月30日签订，朱某在10月31日晚上才到达某某皮厂，根本不可能参与协商《灰皮购销合同》。此时，投标早已由张运保完成，朱某不知投标的内情。假如是委托张运保办理，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张运保不能再转委托某某公司办理，而且张运保也没有根据《灰皮购销合同》第二条第6款约定向朱庆民提供次月的供货计划。假如朱某参与协商《灰皮购销合同》，那么某某皮厂在订立《灰皮购销合同》时应该知道这所谓的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灰皮购销合同》直接约束朱庆民和某某皮厂，无须张运保低价处理灰皮。（二）原审判决以张运保未赚取差价为由，认为本案不属买卖合同纠纷错误。买卖不一定须要低价买，高价卖。张运保通过这样的买空卖空，抵扣和售卖增值税发票，就赚取了大约580650元（11613000×5％=580650元）。（三）原审判决以朱庆民没有用500000元保证金抵作货款为由否定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错误。履约保证金是保证整个合同期间的履行，是合同期满再退回的，500000元保证金要一个月的合同期满后才退回。（四）原审法院未查明朱庆民所谓的授权范围。（五）张运保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朱庆民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委托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四、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从双方的实际交易经过看，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实际交易经过是：朱庆民的父亲朱某与张运保是相识十多年的朋友，都是做皮业生意的。2013年10月中旬左右，张运保对朱某称，其可以供应一个月的灰皮，但其向某某皮厂进货，为了减少运输环节，由�庆民直接在某某皮厂提货，提货手续由张运保办妥。朱某认为正好借此锻炼朱庆民经商能力，便介绍其与张运保认识，之后由朱庆民负责商谈和开展业务。朱庆民与张运保协商约定，朱庆民向张运保支付保证金500000元，向张运保订购一个月灰皮，其中大皮单价8760元／吨，细皮单价8020元／吨，某某皮厂的一切手续由张运保负责，与朱庆民无关，朱庆民只需在接到张运保的通知时将货款划给张运保，并按张运保的通知到某某皮厂提货，一个月期满后张运保将保证金500000元退回。朱庆民根据张运保的要求将保证金500000元分两次划给张运保，并按张运保的通知划款，以及在接到通知后安排下游客户及物流公司到某某皮厂提货。期间，朱庆民还因为划款、提货等问题多次与李春妮联系。但在一个月期满后，当朱庆民向张运保要求退回保证金时，其百般推诿。两个月之后，张�保拿出某某皮厂传真给他的《灰皮销售统计表》，称实际上其利用朱庆民的保证金向某某皮厂订购了两个月的灰皮，前一个月卖给朱庆民，后一个月卖给别人，但货款未收回，希望能推迟退还保证金。另外，结合张运保提交的证据，根据有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
五、原审法院在张运保没有提起反诉的情况下，主动确定张运保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所谓的损失和费用，既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原则，也违反了居中裁判的原则。
六、原审判决认定张运保损失416737元错误，张运保证明其损失的证据不足。
七、退一步说，即使张运保将某某皮厂2013年12月3日至l2月31日所生产的灰皮，以低于进货价全部卖给别人而造成亏损，这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与朱庆民无关。（一）朱庆民与张运保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朱庆民与某某皮厂不存在任何关系。（二）张运保主张在2013年ll月底朱某放缓了货款支付，导致某某皮厂的灰皮积压与事实不符。（三）张运保主张某某皮厂向朱某催款未果，便向某某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与事实不符。（四）张运保主张其于2013年12月2日与朱某协商，朱某表示愿意承担损失与事实不符。
八、朱某的机票费用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在保证金中扣减该费用错误。
九、李春妮主张涉案的500000元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或为了家庭生活而共同举债，显然属于虚假陈述。
十、原审法院判决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错误。双方约定朱庆民向张运保订购一个月灰皮，期满后张运保将保证金500000元退回。2013年12月2日朱庆民提货完毕，因此利息应从2013年12月3日起算，双方对应退多少保证金的争议，不影响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
十一、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属适用法律错误。
十二、本案双方争议较大，原审法院应当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张运保向朱庆民退还保证金5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12月3日起计至清偿日止），李春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运保、李春妮负担。
被上诉人张运保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2013年11月、12月《灰皮销售统计表》列出的相关交易金额与双方交易金额一致，涉案500000元保证金最后由某某皮厂抵作货款，符合正常的买卖交易习惯。某某皮厂事实上是在2012年12月底交易结束后将500000元保证金抵作货款。若如朱庆民所主张的双方约定一个月供货期，其完全有理由在2013年11月底将500000元保证金抵作货款。朱庆民主张供货期在2013年12月2日已结束，但其于12月3日仍然向张运保汇款3000元，除了保证金以外朱庆民支付货款的总额比其收取货物总额还多出1223.1元，此情况不符合正常的买卖交易常理。假如双方是买卖关系，按照常理朱庆民根本无必要再次支付相关款项。2013年12月《灰皮销售统计表》上有手写计算过程和数据，虽然朱庆民回避该数据，但是该数据与张运保提供的相关证据相符。双方对合同作出最终结算并对保证金一并作出处理，原审法院依据相关数据作出判决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春妮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针对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朱庆民与张运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
（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截至2013年12月2日，除了500000元保证金以外，朱庆民超额支付货款280796.54元，在2013年12月2日其分两次向张运保支付430000元和3000元，其当天提取货物价值712573.44元，即其结余1223.1元。朱庆民主张其在2013年10月中旬与张运保约定，由张运保从2013年11月2日开始向其供货，供货期为一个月。若朱庆民主张属实，则双方明知2013年12月2日供货结束，按照商事交易的常理双方最后一笔交易可以用朱庆民预交的保证金500000元抵作货款并作最终结算，而实际上朱庆民却另外足额预付货款后才收取最后一批货物，并没有用保证金500000元抵作货款，朱庆民的付款行为显示有违一般的交易常理。
（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朱庆民支付给张运保的保证金及其他款项均由张运保通过某某公司等的账户全额支付给某某皮厂，而且朱庆民买受货物的单价就是�某公司与某某皮厂约定的单价，张运保并未从中赚取差价。由此可见，朱庆民与张运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更为符合委托关系。朱庆民主张张运保通过某某公司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其实际取得了约580000元的利益，故可认定两者为买卖关系。因朱庆民并未能举证证实某某公司等确实取得了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即使在某某公司等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也不能由此推定出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朱庆民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张运保的陈述以及陈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且符合常理，可予以采信。朱庆民虽主张陈某与张运保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应采信，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后果。
综上分析，本院认定朱庆民与张运保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本案的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朱庆民上诉主张其与张运保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应否在保证金中扣减损失和费用的问题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张运保作为受托人，为了避免因朱庆民违约被某某皮厂没收保证金而造成损失，以略低于合同约定的价格出售灰皮，使合同能够继续履行，因此而产生的差价损失不可归责于张运保，张运保依法有权向朱庆民请求赔偿。朱庆民在本案中请求张运保返还保证金，张运保虽然未就赔偿损失提出反诉，但提出应在保证金中扣减赔偿金以及相关支出费用等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为减少当事人讼�，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确定张运保有权在涉案保证金中扣减损失和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应扣减损失和费用的数额问题。首先，张运保主张其于2013年12月3日之后将余下部分货物以单价8300元／吨销售给白某，并将差价损失的计算过程及结果记载于2013年12月《灰皮销售统计表》，差价损失为416737元。张运保主张的差价损失数额，与白某的证人证言以及本案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且朱庆民虽否认该损失数额，但未能对该《灰皮销售统计表》上记载的计算过程及数额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举证证明在收到上述统计表后向张运保提出异议，故差价损失数额为416737元可予以认定。朱庆民虽主张白某与张运保有利害关系，因而其证言不应采信，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张运保持有朱庆民父亲朱某往返广州与�州的飞机票原件，且朱庆民确认朱某此行是前往某某皮厂，朱庆民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飞机票款支付给张运保，故可认定张运保为处理委托事务而垫付了该飞机票款。受托人张运保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垫付的飞机票款，委托人朱庆民依法应当偿还。张运保主张的飞机票款2100元没有超出其实际垫付款项的范围，原审法院确定该2100元在保证金中予以扣减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朱庆民上诉主张利息应从2013年12月3日起算，因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法律关系性质以及应退还的保证金数额存在争议，原审法院确定利息从朱庆民起诉之日起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朱庆民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应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故朱庆民此项上诉主张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庆民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64.2元，由上诉人朱庆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麦嘉潮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王 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梁碧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