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4民终16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盛利，住辽宁省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辽宁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县支行，住所吉林省东辽县白泉镇。
负责人：王轶斌，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清，吉林恒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珊，吉林恒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利、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6）吉0422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上诉人农业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瑞清、闫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利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虽然取款有凭证、凭密码的规定，但盛利将证和密码告诉的人不是取款签名的人，不知该人通过什么渠道冒领款项。如果农业银行严格按照取款规定执行就不会发生本次纠纷，进而造成盛利的损失。责任不在盛利，而在农业银行，一审法院判决盛利担责70%是不公正的。
农业银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盛利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盛利存款40万元是盛利提取还是被案外人提取无法证明，农业银行为盛利办理案涉活期存款支取业务均是按存款人存款时留存密码和活期办理的，并且审核了取款人的身份证，登记了身份证号码，业务办理流程符合当时国务院、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相关制度，不存在违规行为，亦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以取款凭条并非本人签字而认定不是本人取款的事实不能成立。由于法律法规未强制性规定凭条的签字必须本人签署，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储蓄合同及操作惯例来看，也未明确约定凭条签字须由本人完成。恰恰相反，农业银行交付盛利的存折明确约定存款支取方式为“凭折-
凭密”支取，只要盛利提供了存折并凭自己所设定的密码支取存款，农业银行就应向盛利支取存款。一审法院以经公安机关鉴定取款人非盛利签字认定取款人不是盛利，进而作出农业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属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另外，盛利将40万元存折和密码交给他人购买玉米，直到2009年才向公安机关报案，在2004年40万元存款应当是巨额存款，盛利既没有收到玉米，他人也没有将存折交还盛利，盛利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事实，盛利于2016年10月21日向法院起诉时，早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法院不应予以保护。
盛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农业银行赔偿40万元及利息10万元（从2003年4月23日计算至2016年10月21日，依据当时的活期存款利率年息0.63%计算的，按此标准计算超出10万元部分放弃主张）；2、要求农业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利于2004年3月23日在农业银行存款40万元，储种为活期储蓄，支取方式为凭折-
凭密，办理完该笔存款，盛利就将存折交付案外人，并同时将密码告诉了案外人，目的是让案外人代为取款。同年4月6日该款被取出。2009年9月16日盛利以该款未经其同意，被王连国取出到东辽县公安局报案，东辽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王连国没有诈骗的犯罪事实，于2016年9月16日向盛利下发了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该笔存款被案外人提取盛利和农业银行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农业银行接受该笔存款，双方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约定储种为活期储蓄，支取方式为凭折-
凭密。为了加强对个人存取款业务的管理，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下简称通知》（银发［１９９７］３６３号）第六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帐户提取现金５万元（不含５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现金２０万元（含２０万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须至少提前１天以电话等方式预约，以便银行准备现金。”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约定，取款人提取存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提供存折；二是正确的密码，但由于本案的存款数额为40万元被案外人一日一次性提取，根据该《通知》，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该笔存款的取款凭条上记载的取款人为盛利，但经公安机关对取款人为“盛利”两字进行笔迹鉴定，“盛利”两字不是盛利本人所签，也就是说该款不是盛利本人所取。该取款凭条中取款代理人一栏空白，没有代理人签名，该客户确认签字一栏后为盛利两字，也就是说，当时农业银行确认取款人为存款人盛利本人，而不是代理人，经公安机关对“盛利”两字进行笔迹鉴定，“盛利”两字不是盛利本人所签，说明农业银行相关人员没有按照该《通知》要求对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进行认真审核，就予以支付，导致存款被他人提取，农业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盛利将存折交付案外人，同时亦将密码告知案外人，导致该笔存款被案外人提取，对此，盛利负有主要过错，应自负损失的70%。二、关于赔偿数额问题。该笔存款本金40万元，农业银行应承担30%即12万元；利息损失应从存款之日按农业银行单位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到2016年10月21日，该利息的30%应由农业银行予以赔偿（限额10万元，如按30%计算出的数额超过10万元，超过部分盛利自愿放弃）。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盛利表示2008年才知道该笔存款没有被其所说案外人取出，故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计算，2009年盛利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时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9月16日公安机关向其下发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随后盛利向法院起诉，故农业银行抗辩盛利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另外，农业银行还认为盛利未收玉米，其所说的案外人亦未将存折交还盛利，据此抗辩盛利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该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故农业银行的该抗辩亦不予支持。故判决：“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本金12万元及从2004年3月23日计算到2016年10月21日期间利息的30%（利息按被告单位的活期存款利率从2004年3月23日计算到2016年10月21日，如按30%计算出的利息数额超过10万元，超过部分原告自愿放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基本事实,盛利在农业银行存入现金40万元,储种为活期储蓄,支取方式为凭折凭密,所以盛利与农业银行之间形成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存折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双方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存折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盛利与农业银行在存折上约定的取款方式为凭密码支取，在盛利将存折交付案外人且告知密码的情况下，农业银行在取款人提供了盛利的存折、密码及盛利的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后的付款行为不违反合同约定及我国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付责任。盛利认为取款人并非其本人，也不是其给付存折并告知密码的人，农业银行没有严格依规付款，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农业银行主张其付款行为符合规定,已尽到审核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盛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农业银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6）吉0422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盛利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盛利交纳7300元，农业银行已交纳73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1900元，均由盛利负担，盛利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执行给付农业银行7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成忠
审判员 王 涛
审判员 王诣渊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宿宏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