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28民终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三岔乡政府办公楼*楼。
法定代表人吴萍，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黎先行，恩施州广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克宁，原系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祎，湖北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发桥，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谭绍杨，湖北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乡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严克宁、谭发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3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丽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芳、李志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乡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黎先行，被上诉人严克宁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炜，被上诉人谭发桥及其委托代理人谭绍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乡村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5月18日，严克宁未经金乡村公司授权和出具任何印章，以金乡村公司的名义私自与谭发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金乡村公司所有的位于恩施市施州大道41号（清逸大厦）C幢1单元一楼，总建筑面积为369.49平方米的101号和102号商铺房以1875000元的租赁总价款租给谭发桥使用18年，并约定因严克宁欠谭发桥现金债务150万元，严克宁所欠谭发桥的债务抵谭发桥15年房屋租金。2015年1月11日，谭发桥向清逸大厦实行物业管理的恩施市嘉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领了《装修须知》进行装修。金乡村公司得知后，便于2015年1月26日向谭发桥发出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要求其停止装修的告知书，并抄送恩施市嘉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恩施市嘉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也于当日向谭发桥发出了《施工停工通知书》，但谭发桥未予停止，现已部分装修完毕，投入使用。综上，严克宁与谭发桥未经金乡村公司授权和同意，单方约定处分金乡村公司的合法财产，侵犯了金乡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严克宁与谭发桥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由严克宁、谭发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审理中，金乡村公司增加诉讼请求：1、由严克宁、谭发桥返还金乡村公司位于恩施州施州大道41号（清逸大厦）C幢1单元1楼101号和102号房屋；2、由严克宁向金乡村公司支付2013年5月18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房屋占用费258333元（即每月8333.3元×31个月=258333元）。
严克宁在一审中辩称：1、金乡村公司请求的事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严克宁不是适格被告；3、金乡村公司诉称的150万元债务，至少严克宁不知情，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债务；4、金乡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之前是严克宁，为了公司利益将办公用房出租给谭发桥是正常的经济合同，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金乡村公司的诉讼请求。
谭发桥在一审中辩称：一、金乡村公司诉称的“因严克宁欠谭发桥现金债务150万元，严克宁所欠谭发桥的债务抵谭发桥15年房屋租金”不实，谭发桥与严克宁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二、谭发桥与金乡村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房屋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其理由是：1、作为出租方和承租方的当事人具有主体资格，出租方系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对房屋享有产权，房屋已经验收合格，符合出租条件；2、租赁合同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规定；3、出租方合同签订人严克宁当时系金乡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4、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甲方法定代表人和乙方签字后生效”，即使没有加盖出租方的公章，合同也依法成立、生效；5、合同签订后，出租方已经实际交付了租赁物；6、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是未经装修、不能直接使用的毛坯房”，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装修，且在合同届满或解除后装修部分归出租方所有，故约定第一、二年免交租金，由此充分说明该租赁合同没有损害出租人的利益；三、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承租方所支付的对价，即向出租方交付租金，且房屋租金每年递增幅度为5000元，如果租期届满后续租，租金按当时的市价。故谭发桥承租房屋系善意，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综上，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金乡村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2年4月18日，严克宁与案外人张其建、姜延风签订《投资合股协议书》，共同投资在恩施市设立金乡村公司。2012年5月26日，金乡村公司股东张其建、姜延风、严克宁通过公司章程。主要内容为：第十七条公司设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第二十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第二十一条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主持股东会会议；（二）检查股东会会议的落实情况，并向股东会报告；（三）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四）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对公司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但这类裁决权和处置权必须符合公司利益，并在事后向股东会报告；（五）提名公司经理人选，交股东会任免。2012年7月19日，金乡村实业公司登记成立。2012年7月19日至2014年4月18日，严克宁为金乡村公司的执行董事，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房屋恩施市施州大道41号C幢1单元1楼101号（房权证为恩施房权证恩施市字第××号）、102号（房权证为恩施房权证恩施市字第××号）房屋系金乡村公司所有。2013年5月18日，严克宁以金乡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与谭发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金乡村公司所有的位于恩施市施州大道41号C幢1单元1楼101号（房权证为恩施房权证恩施市字第××号）、102号（房权证为恩施房权证恩施市字第××号）房屋（未经装修、不能直接使用的毛坯房）出租给谭发桥。双方约定房屋租期为18年，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31年5月31日止；第一、二年免交租金。第三年租金为十万元人民币，以后每年租金增加5000元，租金每年支付一次，并必须提前一个月时间；双方还就租赁期间房屋使用及修缮、各项费用的缴纳、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变更、违约金和违约责任、免责条件、争议的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严克宁将租赁房屋交付给了谭发桥。现101号房屋谭发桥已经装修完毕。2014年3月1日，严克宁再次以金乡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谭发桥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合同》，就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达成协议：1、免交租金两年（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2、将原每年十万元的租金降为每年人民币贰万陆千元整，以后每年租金增加值协商解决。3、次补充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与原租赁合同并用均具有相同法律效力。2015年1月26日，金乡村公司以谭发桥与严克宁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不生效为由，书面告知谭发桥：1、停止装修；2、因合同无效，不能履行，谭发桥应向严克宁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3、谭发桥与严克宁之间的债权债务要重新约定，要求提供担保，并完善相关手续。双方遂起纠纷，致金乡村公司诉至法院。
原审认为，房屋租赁合同是指房屋出租人将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定期给付约定租金，并于合同终止时将房屋完好地归还出租人的合同。关于金乡村公司诉称严克宁与谭发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现金乡村公司并无证据证实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故，金乡村公司主张《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基于此，对金乡村公司主张由严克宁、谭发桥返还租赁房屋的请求亦不予支持。本案中，严克宁作为金乡村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与谭发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约定将金乡村公司所有的房屋出租给谭发桥使用，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符合金乡村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金乡村公司主张由严克宁向其支付2013年5月18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的房屋占用费258333元的问题。根据金乡村公司与谭发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看，向金乡村公司交纳房屋租赁费的义务主体是谭发桥，而非严克宁，且根据金乡村公司与谭发桥2014年3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补充合同》第1条“免交租金两年（从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的约定，谭发桥向金乡村公司交纳房屋租金的时间尚未到期，故金乡村公司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5元，减半交纳2587.50元，由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金乡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严克宁未获股东会议追认的个人出租行为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严克宁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并将金乡村公司所有的房屋应收取的租金，用于抵偿其欠谭发桥的个人债务150万元。虽严克宁时任金乡村公司的法人代表，但其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的规定，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二、一审认定严克宁与谭发桥二人伪造的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否定了金乡村公司提交的谭发桥向小区物管公司报请批准装修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是错误的。严克宁、谭发桥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是在金乡村公司举报和起诉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伪造的合同。一审对两个不同版本的合同未进行审查便做出判决错误；2、严克宁签订合同时是以其个人的名义签订的，并非以金乡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上仅有严克宁和谭发桥的签字，并未加盖金乡村公司的公章，金乡村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故不受合同的约束。严克宁只要将合同的落款时间落为其担任金乡村公司法人代表时间范围内，随时都可以重签；3、从公安机关对严克宁、谭发桥的询问笔录，及谭发桥向公安机关出具的书面说明看，一审认定严克宁、谭发桥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有效错误。严克宁与谭发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具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应为无效合同；三、一审判决驳回金乡村公司要求返还房屋的请求错误；四、一审判决驳回金乡村公司要求严克宁、谭发桥赔偿金乡村公司房屋占用费的请求不当，因严克宁、谭发桥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效，严克宁、谭发桥应依法向金乡村公司支付房屋占用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当，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金乡村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判决由严克宁、谭发桥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金乡村公司为支持其上诉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恩施市公安局向严克宁、谭发桥出示，经严克宁、谭发桥确认的《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金乡村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时，《房屋租赁合同》上面有手写的备注内容；
证据二、谭发桥向恩施市公安局出具的“和严克宁房屋租赁合同最后注明的说明”。拟证明：金乡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中的手写部分是谭发桥书写，内容是谭发桥和严克宁约定的；
证据三、2015年3月9日恩施市公安局对谭发桥的询问笔录。拟证明：金乡村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是严克宁与谭发桥所签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复印件，手写部分是谭发桥书写，谭发桥、严克宁在合同中约定了房屋租金由严克宁收取；
证据四、2015年4月10日恩施市公安局对严克宁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出租的门面房是严克宁租给谭发桥的，严克宁想通过收租金的方式补偿个人的投资损失；
证据五、（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038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严克宁已经于2012年12月22日将所享有的金乡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姜延风，丧失了金乡村公司的股东身份。
上述五份证据均为了证明严克宁与谭发桥是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损坏了金乡村公司的利益。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并未加盖金乡村公司的公章，也未向金乡村公司提交。
严克宁在二审中答辩称：一、金乡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金乡村公司称严克宁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追认的协议无效的观点错误。公司法有明确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在经营过程中只要是为公司获利的行为均合法有效，不需要其他股东的追认。金乡村公司认为严克宁与谭发桥伪造合同错误，双方均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伪造，一审中严克宁和谭发桥对此进行了说明；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严克宁作为金乡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谭发桥从事的民事活动没有违反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规定。金乡村公司提到的其在小区物管公司查到的有谭发桥手写备注内容的合同，严克宁手中持有的合同并没有手写内容。金乡村公司应该直接起诉谭发桥，不应当起诉严克宁，故金乡村公司起诉的被告主体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金乡村公司的上诉。
谭发桥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本案所涉的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二、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严克宁系金乡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发桥与严克宁通过协商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从合同内容看是将金乡村公司所有的房屋租赁给谭发桥使用，谭发桥支付租金，因涉案房屋是毛坯房，谭发桥需要投入大量的装修费用，因此在合同中约定了第一、二年免交租金，该内容在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均进行了约定，未损坏金乡村公司的利益，也无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合同合法有效；三、关于金乡村公司要求严克宁、谭发桥赔偿房屋占用费的问题，金乡村公司在一审中已明确表明了要严克宁承担房屋占用费，补充协议上面约定的交付房屋租金的期限未到，因此不存在谭发桥支付房屋占用费的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乡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严克宁、谭发桥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庭审质证，严克宁对金乡村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四的合法性无异议，该四份证据来源合法，但证据的内容与金乡村公司的待证事实相互矛盾。公安机关对严克宁、谭发桥的询问笔录，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两份询问笔录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的，谭发桥在公安机关询问中已经表明了其是为了怕吃亏才备注的，严克宁并不欠谭发桥150万元钱，故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的依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谭发桥对金乡村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一、同意严克宁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二、证据二、三均印证了谭发桥和严克宁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公安机关对谭发桥、严克宁的询问笔录，在一审中已经出现，不属于新证据；三、金乡村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与严克宁提交的金乡村公司变更登记信息上面的内容矛盾。故金乡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金乡村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五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谭发桥虽在合同上进行了手写备注，但其对备注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达到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是严克宁和谭发桥恶意串通所签订的证据目的，故对金乡村公司提交的五份证据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应是在当事人仅对合同效力提起诉讼时确定的案件案由，本案中金乡村公司在一审起诉时要求确认《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庭审中其增加了要求返还房屋和支付房屋占用费的诉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双方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应纠正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综合金乡村公司的上诉意见，严克宁、谭发桥的答辩意见，结合案件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归纳为，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和《房屋租赁补充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的合同。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从构成要件上看，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恶意，且合同当事人存在非法勾结、串通的行为，即双方对于其所签订的合同将侵害第三人利益均明知；二是在客观上第三人将因该合同的履行遭受损害。本案中，2012年7月19日至2014年4月18日，严克宁为金乡村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012年5月26日，金乡村公司股东张其建、姜延风、严克宁通过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列明执行董事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严克宁与谭发桥于2013年5月1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补充合同》时，均在其任职金乡村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谭发桥有充分理由相信严克宁有权出租涉案房屋。合同中亦约定了谭发桥应支付合理对价，在签订合同后，严克宁亦实际将租赁房屋交付给谭发桥。虽谭发桥在《房屋租赁合同》上进行了手写备注，但其对备注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且现无证据证明严克宁与谭发桥之间有150万元的债务存在，亦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以房屋租金抵扣债务的事实发生，不能认定谭发桥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金乡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严克宁与谭发桥系恶意串通损害金乡村公司的利益，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金乡村公司主张《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请求不应支持，基于合同无效而主张的返还房屋及支付房屋占用费的请求亦不应支持。
综上，金乡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75元，由上诉人恩施州金乡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丽
审判员 杨 芳
审判员 李志华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何奕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