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12行初1号
原告李天民。
委托代理人翁翠兰。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旺旺中路305号。
法定代表人凌泽民，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颖，系长沙市望城区黄金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刘云峰，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天民不服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1月6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天民及其委托代理人翁翠兰，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吴颖、刘云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2日，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对李天民作出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查明：李天民以自己将要被征拆的房屋补偿面积不够及外迁入户的岳母王秀莲应当予以拆迁补偿为由，分别于2015年5月10日和2015年6月29日到北京越级上访，并分别前往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附近重点区域上访，扰乱了该区域的公共秩序，被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依法处置带离和训诫。以上事实有李天民的陈述与申辩、《训诫书》等证据证实。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李天民行政拘留五日。
原告李天民诉称：2015年7月2日，被告作出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李天民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2、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并证明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证据3、《解除拘留证明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执行了行政拘留五日的事实；
证据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邮寄信封及《政府信息登记回执》、《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拟证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并没有收集和获取案发现场的任何事实证据，同时证明原告并没有扰乱北京市公共秩序的行为和事实。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辩称：被告作出的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常住人口信息，拟证明李天民身份信息；
证据2、《受案登记表》，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受理案件的事实；
证据3、《到案说明》，拟证明李天民到案情况的事实；
证据4、《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将传唤原因及处所通知了李天民家属的事实；
证据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告知李天民相关权利和义务的事实；
证据6、李天民询问笔录；
证据7、翁翠兰询问笔录；
证据8、刘某询问笔录；
证据9、张某询问笔录；
证据10、谭某询问笔录；
证据11、周某询问笔录；
证据12、《训诫书》两份；
证据13、《劝返接回通知单》；
证据14、《接受证据清单》；
证据6至证据14拟证明李天民分别于2015年5月10日和2015年6月29日前往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附近重点区域进行非法上访活动，并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的事实。
证据15、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依法处理李天民涉访违法行为的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关于请求对李天民非法信访依法进行打击的报告》，拟证明长沙市驻京办、长沙市望城区联办及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建议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处理李天民涉访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16、《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对李天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审批手续的事实；
证据17、《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告知了李天民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的事实；
证据18、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及依法向李天民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证据1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将李天民送至长沙市望城区治安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的事实；
证据2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依法将李天民被行政拘留情况通知了其家属的事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三条。
经庭审质证，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对原告李天民提交的证据1-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中《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有异议，认为原告先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北京市公安局的答复认为《训诫书》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没有进行治安处罚，所以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内容，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登记回执》没有异议。
原告李天民对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常口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黄金派出所不是本案的受案主体单位，无权受理本案。我国法律对案件管辖权有明确规定，不宜由被告单方决定其具有管辖权。本案中未看见受案回执单，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对证据3《到案说明》，证据4《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并未出示传唤证，原告也不适用口头传唤，也并未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原告本人，并未出示两名合法警察的有效工作证，原告是由金山桥社区及金山桥街道接访人员强行送至公安局的。原告和原告家属也从未看到过这份《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这是一份没有原告及原告家属签名确认《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是不合法的，被告也并未打通原告家属电话。对证据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名是被告采取诱骗手段叫原告签的字，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证据6、李天民询问笔录、证据7翁翠兰询问笔录、证据8刘某询问笔录、证据9张某询问笔录、证据10谭某询问笔录、证据11周某询问笔录“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翁翠兰询问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刘某为金山桥街道工作人员，张某为金山桥社区工作人员，谭某为本次原告拆迁项目负责人，周某为信访局工作人员，他们同为本案的报案人和扭送原告至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与原告均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也同为“大河西汽配城”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与原告房屋拆迁有利害关系。他们7人的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是很差的，他们直接认定原告是非法上访，且该7人并未在案发地看见原告有违法行为的事实，该询问笔录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不应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12两份《训诫书》、证据13《劝返接回通知单》、证据14《接受证据清单》“三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训诫书》复制件中无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的证据，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训诫书》来源不合法，金山桥街道办事处是如何取得这两份《训诫书》和《劝返接回通知单》的有待核实。被告没有原告在天安门地区上访劝返接回的任何事实，原告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训诫的内容本身就不成立，《训诫书》上没有被训诫人签名确认，原告本人都不知道有这两份《训诫书》存在，如果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和天安门地区分局要对原告进行训诫，该《训诫书》也应在原告手中，而不应该在被告手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和天安门地区分局违反法定送达程序，作出的《训诫书》对原告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去北京信访的行为，而不能证明有扰乱国家机关公共秩序的行为，并且该行为是否存在情节严重，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均没有体现。对证据15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依法处理李天民涉访违法行为的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关于请求对李天民非法信访依法进行打击的报告》“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长沙市望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金山桥街道办事处，不是法定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也并非处理个案的机关，原告认为该建议函不符合中央政策及法律要求，没有法律授权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该组证据只是三单位单方面向被告提出的内部建议，是主观的态度，没有客观事实证据。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长沙市望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对于原告家庭所反映的突出信访问题，非但不履行职责处理问题还激化矛盾对信访人打击和报复。金山桥街道办事处是本次大河西汽配城拆迁经办单位，本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三单位的建议函涉嫌干预司法公正，不符合法定证据的形式，无任何法律效力。对证据16《行政处罚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是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和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在没有受案权限和任何移交手续的前提下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审批表》，明显是不合法的。对证据17《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18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据2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的签名是被告采取诱骗手段叫原告签的字，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18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告违反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原则以及没有任何现场证据前提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拒绝签字。证据20，原告及其原告家属从未见到过此《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面登记的电话一个是原告本人的，一个是原告妻子的，被告并未通知。被告根本就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规定，未履行法定程序严重违法。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李天民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提交的二十组证据，均内容真实，证据形式和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只能证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15年10月22日受理了李天民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在2015年11月5日作出《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并向李天民进行了送达的事实，该告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申请公开的《训诫书》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而原告申请公开2015年6月29日李天民在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中南海附近）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根据该答复内容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认为证据5《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17《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的签名系被告诱骗其签字，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对该两组证据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证据7翁翠兰询问笔录的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翁翠兰系李天民的妻子，两人于2015年6月29日共同进京上访，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告对该组证据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证据8、9、10、11四位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证人证言内容不真实，但没有事实依据，且这些证言的内容与原告本人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原告对该四组证据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训诫书》没有证据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训诫书》原件供法庭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提供的《训诫书》造假，原告对该组证据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证据的其他异议均不是对证据本身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以下案件基本事实：
原告李天民因房屋拆迁问题于2015年5月10日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地区被民警发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李天民进行训诫后送至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2015年6月29日，原告李天民与妻子翁翠兰到北京上访，在中南海周边被民警发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李天民进行训诫后送至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北京市公安机关于当日发出了《劝返接回通知单》。2015年7月1日，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原告李天民接回长沙并带到被告处报案。
为调查案件事实，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分别询问了原告李天民，一同上访人员翁翠兰，证人刘某、张某、谭某、周某，收集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和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分别于2015年5月10日和2015年6月29日对原告李天民作出的《训诫书》，北京市公安机关于2015年6月29日发出的《劝返接回通知单》。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公室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发出了《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5年7月2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发出了《关于依法处理李天民涉访违法行为的建议函》，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7月2日向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出具了《关于请求对李天民涉访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报告》。
2015年7月2日，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作出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李天民行政拘留五日。同日，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将原告李天民送至长沙市望城区治安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告知了原告李天民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了原告李天民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将传唤、拘留原告的原因及处所分别通知了其家属。原告李天民不服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作为原告李天民居住地公安机关，依法对被诉行政案件具有管辖权。原告李天民的询问笔录，一同上访人员翁翠兰的询问笔录，证人刘某、张某、谭某、周某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和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分别于2015年5月10日和2015年6月29日对原告李天民作出的《训诫书》，北京市公安机关于2015年6月29日发出的《劝返接回通知单》等，可以证明原告李天民于2015年5月10日因上访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后被送往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于2015年6月29日因上访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被送往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北京市公安机关于2015年6月29日发出《劝返接回通知单》，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刘某等人在2015年7月1日接到通知后将原告李天民从北京接回长沙的事实。因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地区是北京重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受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李天民分别于2015年5月10日、2015年6月29日因上访在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地区被当地公安机关发现并给予训诫，扰乱了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的社会秩序，情节较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对原告李天民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法律依据，也未超出法定处罚幅度。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受理案件后，经过了立案、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等程序，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李天民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了原告李天民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正当。综上，本院认为，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所作的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原告李天民关于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作出的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请求撤销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作出的望公（黄）决字[2015]第067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天民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天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慧
人民陪审员 廖亚军
人民陪审员 李 卓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刘蔚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
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
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