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邵郴，女，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宇、胡燕青，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区涛，男，196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汪旭东、汪黄结，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泽强，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香港永久居民。
委托代理人：赵善启，广东金宏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邵郴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邵彬于2012年11月2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区涛在2010年4月16日与余泽强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余泽强出资8000万由区涛投资证券市场，合同期限为一年，区涛到期后除归还本金应归还利息1200万元，2010年7月13日区涛出具承诺，称亏损提前终止合同，亏损款项为3026682.7元。2010年12月18日区涛与余泽强又签署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约定余泽强出资1000万元由区涛投资证券市场，期限为6个月，区涛到期后除本金外应支付85万元利息，并约定区涛对2010年4月16日《委托投资协议》亏损302万元的偿还方式及期限，2010年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到期后，区涛按照约定应偿还1000万元本金、85万元利息、302万元亏损款（合计：1367万元），区涛仅归还了1106.67万元，后在2012年1月16日归还20万元，尚欠余泽强285.33万元没有归还。两份《委托投资协议》虽名为理财，实质为借款协议。2012年9月14日赵邵彬与余泽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余泽强将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对区涛所享有的合同权益的债权285.33万元全部转让给赵邵彬行使，赵邵彬可按《债权转让协议书》直接向区涛主张债权。转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产生的一切合同权利、对区涛的债权285.33万元及相关孳息，对债务人区涛的诉讼权利等。区涛至今未有任何履行债务意愿，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赵邵彬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区涛向赵邵彬还款285.33万元及从2011年6月19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从2011年6月19日算至2012年6月19日为186537.03元）；2、区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区涛在原审答辩称：其不同意赵邵彬的诉讼请求，理由：一、涉诉的两份《委托投资协议》的保底条款有悖民商法基本原理、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且协议内容也违反《证券法》禁止性规定，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均属无效合同。1、本案中，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中均有保底收益条款以及不足本金须由区涛补足的内容，该等规定显然有悖民商法基本原理、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该等约定无效。2、区涛并不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无权代客进行金融理财，该两份《委托投资协议》违反了《证券法》第122条规定的“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由此可见，债权转让人余泽强明知区涛并不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仍与区涛签署合同，违背市场经济公平、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且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违反了市场基本规律，因此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二、股票账户所有权人并未授权“余泽强”以及区涛进行理财操作，也未事后追认，两份《委托投资协议》无效或不成立。三、涉诉债权转让前并不明确，是不确定状态的有争议债权。1、《确认书》内容并不真实，区涛虽然签字，但该签字行为不能推翻交易所的数据的有效性，该等6个股票账户内的现金和股票数额究竟是多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10年7月13日11：12分的股票成交价格究竟是多少均是公知的数据，有人蓄意填写虚假数据在《确认书》中不能因此推翻交易所的客观数据，仅凭11：12分的成交价格并非17.80元即可证明《确认书》内容作假，这些足以证明该签字确认《确认书》内容并不真实，并非区涛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区涛当时主观上并无终止合作的意愿，《确认书》第一行是有人事后恶意添加的，如果按照第一份《委托投资协议》规定的期限履约，该等6个股票账户不仅不会亏损，将能获利数千万元，“余泽强”强行更改交易密码导致合作无法继续的责任不能由区涛承担，“余泽强”或6个股票账户所有人理应退还全部保证金2400万元给区涛。换句话说，究竟第一份《委托投资协议》被强行终止时的资金、股票数额并不确定，债权债务数额不明确。2、第二份《委托投资协议》规定“乙方同意每月19日（遇节假日顺延）归还50万元欠款给丙方，若上述账户总市值在1130万元以上，丙方同意乙方每月用上述账户的盈利来还款。丙方每次收款后需要出具已收对应金额还款的收据给乙方”，然而所谓的“余泽强”通过掌握资金密码的便利将“何健勇”名下的股票账户内资金每月在22－30日期间强行划走50万元甚至更多，并不符合“若上述账户总市值在1130万元以上”的前提条件，由此造成的债权债务数额不明确。四、涉诉债权转让无效，区涛有权予以抗辩，赵邵彬无权以合法债权人身份向区涛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区涛认为，涉诉债权在法律上不合法，在事实上不明确，所谓的“余泽强”不仅不享有债权，而且有义务将此前区涛交纳的保证金2400万元、25万元以及后期追加的225万元共计2650万元及其利息退还给区涛，赵邵彬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应予以驳回。
余泽强在原审述称：其同意赵邵彬刚才所陈述的情况说明，因为追加其为被告时，其与赵邵彬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对帐，其确认赵邵彬关于两份《委托投资协议》情况列表的说明，确认已经收到了债权转让的对价款260.33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6日，区涛（乙方）与余泽强（丙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丙方出资8000万在余小玲、赵阳等六人（甲方）的证券账户内，委托乙方投资证券市场，期限为2010年4月13日至2011年4月12日；在上述期限内该六人的证券账户为乙方与丙方的共管账户，同时，乙方打入2400万元担保金进入丙方提供的上述证券账户内，当乙方操作上述账户达到平仓，不能及时补仓时，丙方有权根据此份协议卖掉该账户内的股票，包含乙方担保金所买的股票；上述六人证券账户至4月16日止市值共计10400万元；乙方负责上述资金的理财投资，双方同意采用保底的收益方式，乙方保证丙方本金不亏损，同时，支付丙方年息1200万元，每季度结算一次（即300万元），结算时，丙方上述账户10400万元以上部分的盈利在结算同时可支付给乙方，均以现金支付，协议到期时，按照协议结清。
2010年7月13日，区涛向余泽强出具确认书，内容为：“区涛借8000万炒德美化工亏损，提前终止合同结算清单：德美化工（002054）股额2324675股，现金37703751.95（元），按股额＊股价17.80＊0.95（折让价）找人接盘（7.13日11：12），实际亏损3026682.70（元）。”庭审中，区涛认为首行字“区涛借8000万炒德美化工亏损，提前终止合同结算清单”不是其本人所写，也不是其意思表示。从确认书的书写字体反映，首行字“区涛借8000万炒德美化工亏损，提前终止合同结算清单”与下面的几行字应不是同一人所写。区涛与余泽强于2010年7月13日（即区涛出具确认书当天）提前终止履行4月16日的《委托投资协议》。
2010年12月18日，区涛（乙方）与余泽强（丙方）、案外人赵桂郴（丁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约定：丙方出资本金1000万元，委托乙方投资于证券市场，期限为自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6月19日止；丙方委托乙方操作的投资款全部放在何健勇（甲方）的证券账户内，在甲乙丙上述合作期限内为三方的共管账户，同时，乙方打入100万元担保金进入甲方上述账户内，当乙方操作甲方上述账户达到平仓，不能及时补仓时，丙方有权根据此份协议卖掉账户内股票，包含乙方担保金所买股票，按本协议有关规定行使权力；乙方和丙方确定：双方采用保底收益方式，乙方保证丙方本金不亏损，同时支付丙方利息85万元，每季度结算一次，首次结息结算47.5万元，第二次结息结算37.5万元，甲方上述账户1100万元以上部分的盈利在结算同时要支付给乙方，均以现金支付，协议到期时，按照协议结清，丙方留取1000万元本金和按合同应计利息，剩余金额划给乙方；此份协议原本需要担保金300万元，而乙方只打入100万元担保金，另200万元担保金由丁方签名担保，若乙方无特殊理由，没有按上述丙方的委托执行卖出上述账户股票以致出现账面本金亏损，则丁方负有此份合约账面本金亏损的连带赔偿责任；丙方是甲方上述协议的担保方，承担甲方上述协议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协议最后备注：因2010年7月13日乙方向丙方借款炒股亏损302万元，乙方同意每月19日（遇节假日顺延）归还50万元欠款给丙方，若上述账户总市值在1130万元以上，丙方同意乙方每月用上述账户的盈利来还款。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履行至2011年6月19日合同期满之日。
结合赵邵彬提交的交易账单、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股票明细对账单及赵邵彬、区涛与余泽强的陈述，原审法院确认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履行期间相关证券账户内资金转入转出情况如下：4月16日《委托投资协议》中，余泽强投入了8000万元（股票价值＋资金），区涛投入了2400万元（股票价值＋资金），余泽强从账户内转出了1945万元资金；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中，余泽强投入了1025万元资金，区涛投入了225万元资金，余泽强从账户内转出了297.5万元资金（其中250万元还302万元债务，47.5万元为保底利息）。此外，两份协议履行期间，余泽强委托区涛以协议约定证券账户的名义代为操作多支股票。
2012年9月14日，余泽强（甲方）与赵邵彬（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因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对债务人区涛所享有的合同权益的债权260.33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债务人区涛主张债权，转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就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产生的一切合同权利、对债务人区涛的债权260.33万元及相关孳息，区涛对甲方的一切承诺行为，对区涛的诉讼权利等。
以上事实，有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确认书、《债权转让协议书》、交易账单、股票明细对账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因余泽强是香港永久居民，故本案为涉港纠纷。因各方当事人对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赵邵彬及区涛住所地均在中国内地，现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原审法院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区涛与余泽强之间的关系；二、《委托投资协议》中有关保底收益的条款内容是否有效及委托理财的后果由谁承担；三、余泽强是否对区涛享有债权；四、《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
关于焦点一，赵邵彬主张区涛与余泽强之间是借款关系，但是区涛与余泽强签订的两份《委托投资协议》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反映，余泽强授权区涛以多个证券账户的名义进行股票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行为符合委托理财的特征，故余泽强与区涛的关系应属民间委托理财关系，而非赵邵彬主张的借款关系。
关于焦点二，本案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均约定了保证委托人本金不亏损并获得固定收益的保底条款，保底条款规避和转嫁了理财风险，违背了公平交易及合同法基本的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也违反了资本市场中风险与利益共存的基本客观规律，且助长非理性投资。因此，应当确认两份《委托投资协议》的保底条款无效。而协议中有关区涛投入担保金的条款，是双方为了履行保底条款而作出的约定，同样应确认为无效。至于委托理财的后果承担问题，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根据证券市场的风险性特征，委托理财的后果应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只要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履行了善良管理人义务，委托人应承担证券交易的风险损失。鉴于赵邵彬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区涛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故区涛投资证券的亏损应属正常的证券市场投资风险，不应由作为受托人的区涛承担，而应该由作为委托人的余泽强承担。
关于焦点三，在履行4月16日《委托投资协议》中，区涛投入了2400万元（股票价值＋资金）后一直没有取回，而余泽强从账户内转出了1945万元资金；同时，由于两份《委托投资协议》的保底条款及有关区涛投入担保金的条款均无效，且区涛投资证券的亏损应该由余泽强承担。故此，区涛投入的2400万元不应视为弥补亏损保证余泽强收益的担保金，余泽强转出的资金包含在区涛投入的2400万元（股票价值＋资金）以内，在4月16日《委托投资协议》履行完毕之时，区涛并没有欠余泽强债务。由此可见，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备注所载“因2010年7月13日区涛向余泽强借款炒股亏损302万元，区涛同意每月19日（遇节假日顺延）归还50万元欠款给余泽强”等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履行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时余泽强无权据此约定及保底条款从账户内转出297.5万元资金。同理，区涛投入的225万元资金不应视为弥补亏损保证余泽强收益的担保金，余泽强转出的部分资金包含了区涛投入的225万元，在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履行完毕之时，区涛并没有欠余泽强债务。综上，区涛在履行上述两份协议中没有欠余泽强债务，即，余泽强对区涛并不享有债权。
关于焦点四，根据余泽强对区涛不享有债权的事实，余泽强与赵邵彬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基于两份《委托投资协议》所谓的“余泽强对区涛所享有的合同权益的债权”并不存在，故此，《债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无效，赵邵彬据此主张区涛还款285.33万元及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驳回赵邵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11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赵邵郴负担。
上诉人赵邵彬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将涉案协议定性为委托理财协议存在错误，涉案合同的实质是一种借款合同。委托理财合同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他人，由受托人进行证券市场投资的合同。最大的特点是委托人愿意承担证券市场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并追求证券投资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而涉案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投资行为是盈利还是亏损，也无论盈利是多是少，余泽强有且仅有权主张特定的固定收益，不参与对投资可能产生的更高收益的分配。由此可以看出，首先，余泽强不愿意参与证券市场，不愿意承担证券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具有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观意识。其次，对收益的约定明确、固定，符合借款合同对利息约定的特点，与投资收益可能带来的浮动收益存在本质的区别。另外，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区涛已在多份文件中承认了涉案合同属于借款。因此，涉案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更符合民法原理，也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将协议中约定区涛给予余泽强固定收益的约定定义为“保底条款”，并认定保底条款无效的做法存在错误。涉案合同的性质是借款合同，合同的性质决定了本案中对固定收益的约定是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并非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退一步讲，即使将涉案合同中对固定收益的约定定义为“保底条款”，也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该保底条款的效力。第一，本案中的《委托投资协议》中的“保底条款”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受托人为特定金融机构以外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作否定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和第52条的规定，合同条文只要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就不应认定无效。第二，《委托投资协议》中的保底条款并不违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其一，凡商业活动均有一定风险，区涛必然在事前已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后果予以了充分考虑并决定承担。其二，区涛借余泽强的资金、证券进行经营并希望盈利，属典型的“借鸡生蛋”行为，即区涛经营有方，将会获取一定数额甚至是高额回报。因此，这种保底条款约定也没有违背商务活动的本质。第三，委托投资协议中保底条款的约定，符合民事法律关系所遵循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双方有权通过自愿约定收益比例的分享以及由区涛独自承担风险这种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这种保底条款的约定是当事人的行使私权的体现，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契约自由原则，就应得到法律的尊重。3、认为应该由余泽强承担投资行为损失是错误的。在本案件中，余泽强与区涛在约定了利益的分配、风险的承担，原审判决推翻当事人双方的所有约定，推定风险的承担方式，明显属于错误。4、认为涉案协议规避市场风险、权利义务不对等是错误的。本案中余泽强未对股票的买卖进行干预，没有权利对股票交易进行干涉，更没有实际参与股票的买卖，参与资本市场的主体仅为本案被告，资本市场的风险理应由区涛承担。5、原审判决对余泽强债权的认定明显错误。区涛对302万亏损在2010年7月13日的《借款确认书》及2010年12月18日《委托投资协议》均有明确的书面确认，区涛在原审第一次开庭亦予以确认。根据庭审查明该情况也属实，对如此明确的证据，认定与实际不符合，是明显错误。6、余泽强与赵邵彬的债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债权的金额、性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不影响该债权转让的合法性，原审认定债权转让无效不符合法律与事实。二、原审判决遗漏重大事实。1、原审判决没有对区涛确认本案的事实情况进行查明。2、区涛在2012年1月16日委托梁燕芬还款20万的事实没有作查明认定。3、原审对两份合同的履行认定存在重大遗漏。第一、对2010年4月16日合同的履行完毕，双方在2010年7月13日进行了结算，并在2010年12月18日的《委托投资协议》进行了确认，不存在履行争议，原审对该事实没有查明。第二、2010年12月18日的《委托投资协议》是时间到期后双方依据约定终止履行，由余泽强划走相关款项。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公证书》均可以证实履行情况。对该事实原审没有进行查明认定，存在偏差与不公。4、原审判决对2010年4月16日的《委托投资协议》履行查明存在重大遗漏。在该份合同中余泽强所转出的有关该协议的全部现金均在2010年7月13日《借款确认书》进行了确认，该确认书中的37703751.95元现金是包含了履行过程中所转及最后账户剩余的所有现金总额。原审判决所称的1945万转出资金是如何查明及确认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保底条款无效是曲解法律，无法可依。退一步而言，保底条款无效也应该双方返还，区涛应该归还本金及银行的利息。2、原审判决将余泽强与区涛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委托代理关系，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判决将严重冲击金融市场、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五、在第一份协议履行中，余泽强投入了8000万元现金及有价证券，区涛没有从其个人账户内转入任何款项及有价证券。协议中陈述的2400万元也是由余泽强从其账户内转入，该款项是由区涛与余泽强之前合作的盈利所得。如果按照原审判决理由及认定事实的态度，该2400万元也应该不属于区涛所有，应该属于余泽强与区涛共有，因为2400万元是盈利所得。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区涛向赵卲彬支付285.33万元欠款及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区涛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区涛答辩称：其同意原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关于双方合作协议性质问题，在原审过程中，赵邵彬就已经确认是委托理财关系，实际操作中，余泽强并没有将资金交付给区涛。按照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以及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借人应当将借款现金给付借款人，所以本案不符合借款合同纠纷的最基本条件。所有款项在余泽强的账户内，而且账户的资金密码都由余泽强掌握，在原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已经确认了。双方合作的款项绝大部分都是股票，也不符合借款合同的基本特征，双方是在余泽强控制的股票账户内进行合作的理财，余泽强收取保底收益，显然符合委托理财的特征。两份合同也已经确认是委托理财，是双方真正意思表示，是证券的委托理财行为而不是借款行为；第二，在两份委托理财合同履行过程中，余泽强都已经全部收回了本金。第一次委托理财在余泽强提前修改交易密码，提前中止合同的情况下就已经收回了8196892.35元，超过本金8000万元。第二次委托理财合作过程中，余泽强收回11066684.94元，也大于双方共同投入的本金1025万元。在提前中止合作的情况下，余泽强就已经超过了本金8000万元，所以2010年7月13日所谓的确认书的核心内容是伪造的，确认书上的所有数字都是假的，与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券营业部交易数据有严重的出入。从证券公司营业部所出具的交易数据可以推断出该确认书是虚假的，不能代表区涛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原审法院未采信该确认书是正确的。即便到2010年7月13日都已经实现了盈利190多万元，不可能有302万元多的亏损。所以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是正确的，没有重大遗漏，没有错误的认定事实。第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在资本市场中余泽强用委托理财方面收取高额的保底收益，本身是违反公平原则，关于保底条款的无效不仅仅是原审法院是这样认定，上海、天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也是认定保底条款无效的。第四，关于2400万元的问题，在原审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时，经办法官就双方的出资情况当庭询问余泽强和赵邵彬，赵邵彬明确回答余泽强是出资8000万元，区涛出资2400万元，余泽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明确予以确认，赵邵彬的代理人在原审开庭完后将在原审笔录中修改了该句话。该代理人的行为不妥当，由此延伸赵邵彬本身缺乏诚信，误导混淆事实。希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余泽强述称：其同意赵邵彬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没有新证据提交。
另查明，一审中，赵邵彬、余泽强确认区涛在第二份《委托投资协议》签订后还款为11266684.94元（297.5万元＋8091684.94元＋20万元）。
本院认为，余泽强是香港永久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区涛与余泽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2、《委托投资协议》是否有效；3、余泽强是否对区涛享有债权；4、《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
一、关于区涛与余泽强之间的关系问题。赵邵彬起诉主张区涛与余泽强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并提供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为依据。从两份《委托投资协议》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看，协议约定由余泽强出资，委托区涛利用多个证券账户进行股票证券交易的方式理财投资，符合委托理财的特征；而非约定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区涛与余泽强签订的两份《委托投资协议》不属于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委托理财关系，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两份《委托投资协议》是否有效问题。区涛与余泽强签订的两份《委托投资协议》均约定了保证委托人本金不亏损并获得固定收益的保底条款，虽然该保底条款系双方以意思表示的形式对受托行为所设定的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但条款约定投资风险由区涛承担，余泽强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致双方民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既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构建，也违背民法公平原则。因此，上述两份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无效。
因本案协议中的保底条款与协议中其他内容条款存在紧密的牵连关系，并非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合同部分，故合同两部分不具有可分性。就本案委托投资协议的缔约目的而言，委托人余泽强委托区涛理财，除期待委托资产本金的安全外，尚期待高额固定的利息回报。若没有保底条款存在，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委托人余泽强通常不会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在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后，委托人的缔约目的几乎全部丧失；若使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履行，不仅违背委托人的缔约目的，而且几无履约可能，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之结果。鉴此，保底条款属于本案委托理财合同中的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的无效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的整体无效，因此，区涛与余泽强分别于2010年4月16日及2010年12月18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无效。
造成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双方应合理分摊理财亏损。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委托理财所产生的亏损，由双方按照过错程度或者约定的盈利分配比例承担。由于本案双方不是约定按照盈利比例分配利润，而是保底条款约定保本后收取固定利息回报的形式，该约定也是一种获得利润的结算方式，故约定的固定利息数额可作为确定委托人分担亏损额的参考依据，委托人可要求收回本金扣除固定利息额之后的资金数额。即本案委托理财的亏损在约定由委托人收取的固定利息数额范围内的，由委托人即余泽强承担，超出约定的固定利息数额范围的，由受托人即区涛承担。
三、余泽强是否对区涛享有债权。本案中，第一次协议终止后，区涛在结算时确认亏损302万元，其在第二协议中再次确认亏损302万元，因此，区涛在结算时确认的亏损数额302万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对于第二次协议后，余泽强收回11266684.94元，余泽强也予以确认。因第一次协议中止时，该协议已履行了将近一个季度，按照该协议的约定，余泽强可固定收取300万元的固定利息，而第二次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则余泽强可收取85万元的利息。按两份协议的约定，余泽强总共可收取固定利息385万元。按照上述亏损的分担原则，余泽强应当在该幅度内承担亏损，超出部分，由区涛承担。综合两次协议履行后的亏损为1753315.06元［302万元-（11266684.94元-1000万元）］，未超过合同约定的固定收益385万元，故该损失应由委托人即余泽强承担。因该亏损由余泽强自己承担，则余泽强对区涛不享有债权。
四、《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债权转让必须以存在有效的债权为前提。以不存在或者无效的债权让与他人，为让与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将因标的物不存在或者标的不能导致债权让与合同不成立。因余泽强对区涛不享有债权，其将不存在的债权转让给赵邵彬，导致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现赵邵彬根据债权转让合同请求判令区涛还款及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二审对此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本案中余泽强对区涛不享有债权，其将不存在的债权转让给赵邵彬，该债权转让合同不成立。赵邵彬根据该不存在债权的债权转让合同请求判令区涛还款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31118元，由上诉人赵邵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官润之
审 判 员 陈弋弦
代理审判员 何 宇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蕴妍
何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