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03行初77号
原告刘先弟，男，1951年12月27日出生，苗族。
被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银杏路6号。
法定代表人贺安杰，厅长。
委托代理人谢剑都，系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资福利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燕，系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浏河村7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铁明，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事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胡守勇，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住所地长沙市韶山路一号省委大院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魏旋君，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飞，系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机构编制处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姜守瑞，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先弟诉被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第三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社科院）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寄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因本案的处理结果可能与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编办）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根据原告刘先弟的申请依法通知省编办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贵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黄炳炎、贺军华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先弟、被告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谢剑都及朱燕、第三人省社科院的委托代理人李铁明及胡守勇、第三人省编办的委托代理人谢飞及姜守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先弟诉称：原告已到退休年龄，被告应依法为其办理退休手续。2011年以来省社科院主管领导多次找原告谈话并形成统一的结论意见，认定原告的退休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此后省社科院为原告开具了盖有省社科院公章的《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备案）表》，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应该执行，主管副院长贺培育也曾承认上述审批表已经由社科院党组同意。省社科院应该向省人社厅、省编办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并递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关于刘先弟同志退休问题的请示》以及相关呈报材料，但省社科院并没有履行职责。经省社科院的主管部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管领导督促并由其发出公函，责成省社科院“按政策，按程序处理”，此后仍无结果。原告向被告省人社厅及第三人省编办有关领导进行了反映，均答复需要第三人省社科院上报材料方能研究解决，但是省社科院故意拖延，省人社厅和省编办也未积极履行职责对原告反映的情况进行纠正。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又向被告省人社厅和第三人省编办寄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书》，被告收到后，仍未在60日内履行职责，未检查及纠正省社科院的错误，未督促其为原告报送有关退休的材料和手续为原告按照在编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待遇办理退休。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及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被告省人社厅履行职责，依照法律和政策检查、纠正第三人省社科院的错误，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2、第三人省社科院将《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备案）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关于刘先弟同志退休问题的请示》及相关应具备的材料，向被告省人社厅、第三人省编办实事求是反映、报告，办理退休手续。
原告刘先弟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部分：部分文件、政策依据。
证据一、湖南省司法厅湘司法通（2000）第107号文件；
证据二、湖南省司法厅《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问题的函复》；
主要证明：从中央到地方对脱钩改制政策、程序、要求的规定清清楚楚，省社科院没有按照政策、程序、要求办，脱钩改制工作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完。
第二部分：原告现在仍然是省社科院的人，应该在省社科院退休。
证据三、湘社科（2002）18号文件；
证据四、《关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湘社科（2002）18号文件存在的问题反映》；
证据五、湖南省司法厅湘司发函（2001）第51号文件；
证据六、2002年1月12日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有律师给省社科院的意见申述；
证据七、2002年2月4日按照省社科院党组要求，原告给省社科院党组反映的书面意见；
证据八、2002年5月16日原告给省社科院党组反映要求留院工作的请求；
证据九、每年在省社科院参加医疗保险，参加公务员体检的部分依据；
证据十、原告申请退休报告和省社科院两个副院长找原告谈话，同意按照在编人员退休后形成的正式退休审批表；
证据十一、省社科院原院长朱有志、副院长贺培育同意由原告起草向省编办、省人社厅打的报告，贺后来签字不办；
主要证明：1、湘社科（2002）18号文内容违反脱钩改制政策，需要省人社厅、省编办审查才能分清是非；2、省司法厅批复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没有省社科院的人员，原告没有脱钩出去，仍然是省社科院的人。原告的所有人事关系和有关待遇都在省社科院，省社科院也一直给原告办理有关手续；3、省社科院第一副院长周小毛和主管人事副院长贺培育两次找原告谈话，省社科院盖章同意的退休审批表和报告内容，是两个院领导认真谈话后形成的，是严肃的行政行为，没有通过任何不正当的途径取得，是有效的文件；4、省社科院答应开党组会往省编办递交报告，中途又停止，是贺培育副院长故意刁难；5、省社科院给原告开出退休审批表就应该给原告办理退休，个别领导人故意刁难，省人社厅、省编办应该主持公道，督促省社科院给原告办理退休手续。
第三部分：原告要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经过情况。
证据十二、2014年1月14日原告根据刘建武院长的指示，再次向省社科院及党组提交的《关于尽快办理退休及保障党员基本权利的请求》；
证据十三、2014年1月26日省社科院《关于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情况的回复》；
证据十四、2014年2月7日向省委省政府《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书》；
证据十五、2014年3月12日省政府《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
证据十六、2014年3月24日给刘建武院长的信；
证据十七、2014年4月16日省社科院《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
证据十八、2013年1月10日湖南省信访局《信访事项转送单》；
证据十九、2014年5月12日向省委宣传部递交的《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书》；
证据二十、2014年11月5日省委宣传部给原告的正式答复函件；
证据二十一、2014年11月10日原告《给社科院党组的一封信》；
证据二十二、2015年4月7日《关于检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行政乱作为和不作为的请求书》；
证据二十三、起诉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行政诉状及法院立案通知书、裁定书；
证据二十四、原告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的上诉状、陈述意见及省高院裁定书；
证据二十五、2012年12月30日原告分别给省人社厅、省编办有关领导要求退休材料；
证据二十六、2016年6月1日分别给省人社厅、省编办邮寄的《请求书》及邮局签收回执。
主要证明：1、原告按照信访程序要求解决问题，信访局答复说归省委管，他们无权处理；2、原告按照行政程序向湖南省委宣传部要求解决问题，宣传部答复只管意识形态工作，管不了省社科院；3、省社科院回复内容不符合政策，与事实不符，互相矛盾。原告留在省社科院根本没有脱钩，因为没有履行买断工龄的程序和手续，没有人找原告谈过话，原告也没有同意或者签过任何关于买断工龄脱钩的字，任何单位改制都要履行签订协议买断工龄的程序，省社科院没有；4、省社科院脱钩改制工作没有搞完，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应该按照政策给原告办理正常退休。省社科院两个副院长和原告统一了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结论是有效的行政行为；5、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决问题，法院告诉原告，要找省人社厅、省编办解决问题；6、请求省人社厅、省编办为原告尽快按照政策、原则办理退休手续，到现在没有给原告办理。
被告省人社厅辩称：一、被告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与省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专题会议，就原告退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政策规定形成了不能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的决定，并委托省社科院进行了书面答复。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再次向被告寄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书》的申请与之前的多次诉求一致，属于重复申请的行为，对此，被告已经委托省社科院予以口头回复，故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二、按照政策规定，原告不符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条件。1、原告与省社科院已解除人事关系。1995年原告所在单位挂靠省社科院，1997年3月原告调入省社科院法学所。2000年，依据省司法厅下发的《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湘司通[2000]第107号），原告单位与省社科院脱钩。根据省社科院《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省社科院根据其管理权限已与原告解除人事关系。2、原告已经被省社科院销编。2002年6月24日，省社科院为原告办理了销编手续。根据省社科院提供的2006年工资套改审批花名册，原告并未参加当年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单位也未提供原告由政府人社部门批准的相关进人手续。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省人社厅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证据一、《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拟证明省社科院于2002年5月30日作出决定，解除与原告的人事关系，退出省社科院事业编制。
证据二、省社科院人事处《关于对刘先弟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省社科院《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及其附件。拟证明省社科院已于2002年6月24日办理了原告的销编手续，原告不符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条件；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已经就原告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进行答复。
第三人省社科院述称：一、省社科院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虽在诉状中将其列为第三人，但结合整个诉状的诉求事项及事实和理由陈述，实质上原告将省社科院作为了行政诉讼的被告。省社科院属事业单位而非行政机关，无作出行政行为的授权；其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亦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原告将省社科院列为第三人，而在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的陈述中却以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身份对其提出要求。因此原告故意规避法律、将省社科院拉入本案中作“被告”不合法。二、原告的第二项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首先省社科院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原告与省社科院之间的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三、原告的两项诉求违反“一案一诉”原则。原告的两项请求事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不属于因同一行政行为或是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原告将其合并在一起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违反行政诉讼中的“一案一诉”原则。四、省社科院为原告开具《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备案）表》不属于行政行为，原告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是错误的。五、省社科院不具有为原告报送材料到被告省人社厅申请办理在编职工退休的权力和义务。省社科院已于2002月5月解除与原告的人事关系，同年6月24日销除原告在本单位的编制，故现无权亦无义务为原告申请办理在编职工退休的手续。2001年4月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国办发[2000]5号）和《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湘司发通[2000]第107号）等文件精神，省社科院将原告所在的日月明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与之正式脱钩。2001年4月至2002年5月期间，省社科院党组与原告就其工作安置及人事关系多次协商未果，脱钩后原告也不在本单位工作而是在外从业。省社科院党组经反复研究，于2002年5月30日作出《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决定解除与原告等的人事关系，于2002年6月24日办理销编手续。故省社科院无权按原告的要求为其申请办理在编职工退休手续，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省社科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拟证明省社科院属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证据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经济鉴证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51号）；
证据三、《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湘司发通[2000]第107号）；
拟共同证明省社科院对原告销除编制的决定是依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的。
证据四、《关于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协议》；
证据五、《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
证据六、省编办的销编记录；
拟共同证明原告与省社科院之间已解除人事关系，原告的编制已销除。
证据七、《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
证据八、《人社厅对刘先弟同志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
拟共同证明省社科院对原告的报告及时处理回复，其无权力和职责为原告申请办理在编职工退休手续。
第三人省编办述称：一、原告提出的“恢复在编人员身份办理退休”、“督促省社科院递交有关退休手续”的请求事项，不属于省编办的法定职责，省编办没有履行的义务。根据《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湘办〔2010〕29号）对省编办职责的规定，省编办没有为事业单位人员办理退休的法定职责。2002年，省社科院依据国办《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国办发〔2000〕51号）、省司法厅《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湘司发通〔2000〕第107号）关于“脱钩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退出编制”的规定，正式印发《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明确将原告退出省社科院事业编制。根据上述文件，省社科院到省编办为原告办理了出编手续，办理出编手续的这一过程依据充分，符合程序规定，故原告已退出省社科院事业编制的事实清晰，不存在疑问。出编后，原告已退出机构编制管理范畴，不具备“恢复在编人员身份”的政策依据和条件。根据湘办〔2010〕29号文件对省编办职责的规定，省编办无督促相关单位办理人员入编手续的法定职责，更无督促相关单位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职责。二、省编办未收到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寄出的《请求书》，不存在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省编办未收到原告诉称的编号1025155150705的EMS快递。根据原告所举的快递查询记录，该快递的签收人为“单位收发章”，未注明具体签收人或签收单位，而省编办接收EMS快递均由工作人员手工签收，从未使用盖章签收的方式，也没有单位收发章。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省编办已收到该快递。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省编办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湘办〔2010〕29号），拟证明省编办没有为原告恢复在编人员身份办理退休的法定职责且没有督促相关单位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职责；
证据二、《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国办发〔2000〕51号）；
证据三、《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湘司法通〔2000〕107号）；
拟共同证明脱钩单位在编人员应退出编制。
证据四、省社科院与周泽华《关于湖南省日月明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协议》；
证据五、《关于同意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由国资所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批复》（湘司发函〔2001〕51号）；
拟共同证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已于2001年正式脱钩改制。
证据六、《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湘社科〔2002〕18号）。拟证明省社科院已于2002年5月30日发文明确原告刘先弟退出事业编制；
证据七、省社科院人员编制管理手册（省社科院留存件）；
证据八、省社科院机构编制管理台账（省编办留存件）；
拟共同证明2002年6月24日省社科院为原告刘先弟办理出编手续时，省编办是严格依照相关政策规定予以办理的。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三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文件合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证明了被告的观点；证据四是原告的个人观点；对证据五无异议，认为其进一步说明了被告的观点；证据六、七、八都是原告的个人观点；证据九说明原告是以自己缴纳的方式参保；证据十、十一真实性无法核实，被告至今没有收到审批表，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已经收到，被告至今没有收到请示；第三部分证据大部分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七说明了被告观点，原告自2012年11月起开始就相关情况进行反映，被告已经做出了回复；证据二十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属于原告对同一诉求的重复申请，无法作出新的处分。第三人省编办对原告提交的前二十四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省人社厅相同，但对其后证据均有异议，第三人省编办没有收到证据二十六中的请求书，同时省编办也不具备请求书中的职权，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省社科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相同。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有异议，认为其无证据原件且未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恰能证明原告主张，说明被告没有履行职责。对法律依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无溯及力。第三人省社科院、省编办均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省社科院提交的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省社科院主是符合第三人资格的，涉案行为系用人单位具体经办，是行政行为；对证据二、三之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证明省社科院没有按照规定将改制工作完成，是错误的；证据四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在庭审中才知道当时做决定是非公开的；对证据六的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其程序上是违法的，省社科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原告等相关人员谈话，对其注销编制没有经过实质性审查；对证据七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内容违反程序；对证据八三性有异议，被告的答复没有盖公章的文字文件，也无会议记录，口头答复也无法证明，证明省人社厅、省社科院对原告编制问题未解决。被告省人社厅及第三人省编办对第三人省社科院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省编办提交的证据一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省编办有监督检查的法定职责；对证据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没有退出编制，是待处理问题；对证据四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没有证据原件；对证据五合法性有异议，省编办没有按照省社科院的文件进行审查，相反还证明了省编办不履行审查职责；对证据六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省社科院当时没有提交文件，并且事后假报；对证据七有异议，认为注销编制的处理程序不合法，证明省编办未尽到审查监督的责任；对证据八的内容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中存在程序违法。被告与第三人省社科院对第三人省编办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根据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五、九、十、十三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六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能够相互佐证，能反映原告向相关机关反映情况、请求处理的事实及相关单位的答复情况；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仅能反映其个人意见，且部分证据与本案关键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部分重合，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省社科院、第三人省编办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先弟1997年调入第三人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在省社科院下属单位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日月明律师所，当时系国资律师事务所）工作。2000年8月30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国办发[2000]51号文件）和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湖南省司法厅发布《湖南省国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意见，挂靠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的律师事务所要在人员、财务、业务、名称等方面与挂靠单位彻底脱钩，不再属于行政或事业单位，不再具有行政级别，在编的工作人员退出编制，人事档案移送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管理，脱钩后律师事务所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或合作律师事务所。
2001年4月9日，省社科院与日月明律师所原负责人周泽华签订《关于湖南省日月明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协议》，由周泽华律师牵头组合吴社章律师、龙颂平律师成为改制后的日月明律师所的合伙人，改制后的日月明律师所无条件接受改制前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执业律师。2001年4月19日，省司法厅批复同意日月明律师事务所由国资所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周泽华、龙颂平、吴社章。
2002年5月30日，省社科院作出《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2002]18号），该决定称，“我院于2001年4月9日将日月明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原日月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邓祥瑞、刘先弟、马凌云、石爱民、曾洁等同志也转到新改制的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人事关系还在我院，形成了继续享受工资、医保、房积金等待遇，人却在外从业的状况。院党组曾于2002年1月28日作出决定，邓祥瑞、刘先弟、马凌云、石爱民、曾洁等同志的人事关系原则上转至省人才交流中心，彻底脱钩，如本人愿意留在院里从事创收工作，须补交2001年的管理费2万元，从2002年起，按其行政或专业技术职务，每年向院上交4.5-5万元的管理费。2002年3月重申了这一决定，但他们不予理睬，就是不同意上交管理费。鉴于以上情况，院党组经反复研究，作出如下决定：一、省司法厅湘司发通[2000]107号文件明确规定，改制脱钩后，在编的工作人员退出编制，人事档案移送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管理，决定解除与邓祥瑞、刘先弟、马凌云、石爱民、曾洁等同志的人事关系，退出我院事业编制，其人事档案转至省人才交流中心管理。二、改制脱钩后，可以考虑给脱钩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因脱钩律师应交2001年全年和2002年1月至4月的管理费3.5万元，决定不再给予邓祥瑞、刘先弟、马凌云、石爱民、曾洁等经济补偿，同时亦不再要求其补交上述管理费。三、脱钩单位应按国家有关单位规定为脱钩人员办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
2002年6月24日，省社科院持上述脱钩改制决定在省编办为邓祥瑞、原告刘先弟、马凌云、石爱民、曾洁等律师办理了注销事业编制手续。此后，原告刘先弟一直在日月明律师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再未在省社科院上班，省社科院也再未向原告刘先弟发放过工资，原告刘先弟自己向省社科院交纳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费用，由省社科院为其向社保经办机构代为缴纳社会保险，刘先弟参加了省社科院组织的年度体检，但原告刘先弟与省社科院此后未签订协助缴纳保险的协议或停薪留职协议明确双方关系。省社科院在2006年工资套改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时均未将原告刘先弟列入当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册正式工作人员范围。
此后，原告刘先弟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从2011年12月起，原告刘先弟就其退休问题多次向有关机构反映情况，要求恢复其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并为其以事业编制人员退休身份办理退休手续无果。省社科院曾同意为其办理退休手续，2012年8月14日省社科院作为报批单位在原告刘先弟拟作为专技岗位十级职务退休的《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备案）表》上加盖省社科院公章，省社科院作为报批单位在该审批（备案）上的意见为：“拟同意刘先弟2011年12月份退休，退休费从2012年1月份执行”，该退休审批（备案）表送至省人社厅后，2012年12月20日，省人社厅相关领导会同省社科院副院长贺培育、人事部门饶红艳就刘先弟要求退休的有关问题开会研究，省人社厅表达了以下几点意见：一、省社科院出具同意刘先弟按省社科院在编人员退休的手续是不符合原则的，是错误的行为；二、刘先弟不是省社科院现有在编人员，肯定不能办理在编退休手续；三、关于能否恢复刘先弟的编制，因省社科院和省人社厅均没有这个权力，答案是不能恢复。四、省社科院当年对刘先弟等人进行改制分流，作出的销编决定，大的政策背景与原则是没有问题的，在没有新的政策依据的情况下，省社科院自己无权更改。2014年1月26日省社科院人事处作出《关于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告知刘先弟：一、省社科院已经与其解除劳动人事关系，并在2002年6月24日办理了销编手续；二、如果对当年的销编决定不满，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刘先弟不服该回复，向省政府申请复查，省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于2014年3月12日决定不予受理其申请。2014年4月16日，省社科院再次作出《对刘先弟同志反映的有关情况的回复》，回复内容为：一、省社科院已与刘先弟解除人事关系，并于2002年6月办理了销编手续；二、因刘先弟早已不是我院在编职工，根据政策不能以在编人员身份办理退休（人事部门早已明确告知），省人社厅亦有明确答复意见。省社科院同时将销编记录和省人社厅关于此问题的答复意见作为上述回复的附件交给了原告刘先弟。2014年11月，刘先弟向省委宣传部反映过情况。2015年5月4日，刘先弟以省委、省政府为被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其对省社科院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人员定岗分流情况进行检查并妥善处理遗留问题，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10月28日以（2015）长中行初字第0012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刘先弟起诉，刘先弟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8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6月1日，原告刘先弟再次向被告省人社厅邮寄了要求省人社厅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书》，因其申请与之前的多次诉求一致，属于重复申请，省人社厅未再对其进行书面答复。此后，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明，省社科院属于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举办的由财政补助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法人。省编办为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既是省委的工作部门，又是省政府的工作机构，列入省委机构序列。省编办的主要职责为统一管理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审核省直党政机构各部门、全省厅级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方案，负责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审核纳入省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的同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性质、数量、实有人数和领导职数等。《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离）休、退职管理实施意见》规定，县以上政府人事部门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的主管机关。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刘先弟是否可以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身份退休问题，被告省人社厅派出相关领导于2012年12月20日会同省社科院副院长贺培育、人事部门饶红艳就此问题开会研究并依据政策和法律作出了答复，应认定被告省人社厅已履行法定职责。第三人省编办对原告刘先弟的事业编制进行了销编，有省社科院《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2002]18号文件）为依据，符合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的意见》的规定，是合法行为。刘先弟此后一直在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原告刘先弟已经不具备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身份，故对于原告刘先弟诉请要求判令省人社厅以事业编制身份办理退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刘先弟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案中第三人省社科院作为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及相应行政职责，省社科院在为原告开具《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审批（备案）表》上加盖公章签署意见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原告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先弟在日月明律师事务所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后继续在该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原告刘先弟的社会保险仍然通过由刘先弟自行承担社会保险费用由第三人省社科院向社保经办机构代为缴纳，第三人省社科院与原告刘先弟是否合法解除劳动人事关系、2002年5月30日省社科院作出《关于日月明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的决定》（[2002]18号）并向省编办为原告刘先弟办理注销事业编制身份是否尽到了通知义务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等争议事项，属于作为平等主体的刘先弟与省社科院之间的劳动人事争议，原告刘先弟应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通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及相应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先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先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贵平
人民陪审员 黄炳炎
人民陪审员 贺军华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谢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