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7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夫泉，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明珍，女，1969年5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全，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清华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法定代表人：邱勇，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厚哲，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博，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夫泉、陆明珍因与被上诉人清华大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27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夫泉、陆明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全，被上诉人清华大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厚哲、宋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苏夫泉、陆明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苏夫泉、陆明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清华大学在2013年新生心理普查时明确知悉苏某患有中度心理疾病，并且确切得知其持有自杀药物和有自杀的行动，却未对苏某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阻止，也未将上述心理问题和行为告知上诉人，从而导致苏某死亡的悲剧，清华大学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2.清华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依法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安全保护等义务，但因其消极不作为和主观上的疏忽大意及其他过错，导致惨剧的发生，其未尽到相应的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上诉人清华大学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苏夫泉、陆明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苏夫泉、陆明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清华大学赔偿苏夫泉、陆明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879759.2元；2.判令清华大学支付苏夫泉、陆明珍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3.判令清华大学向苏夫泉、陆明珍支付为处理苏某丧葬事宜而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217534元；4.判令清华大学承认在处理苏某自杀事件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当并书面向苏夫泉、陆明珍赔礼道歉；5.判令诉讼费用由清华大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某系苏夫泉、陆明珍之女。2013年，苏某被清华大学录取，就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2015年8月23日，苏某在假期期间提前返校。2015年8月28日早，苏某寝室同学发现苏某无法唤醒，遂通知辅导员、宿舍楼长并呼叫120急救。120急救认定苏某已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公安侦查现场后，发现苏某在笔记本电脑桌面留有遗书，记录了其个人密码及英文（nooneistoblame.IhopeitwouldbequicksinceImightregret），认定苏某系服用苯巴比妥钠中毒死亡。事后，清华大学陪同苏夫泉、陆明珍办理善后事宜，承担了苏夫泉、陆明珍及亲属在京住宿及苏某丧葬费用。
对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
苏夫泉、陆明珍主张清华大学对于苏某的自杀身亡存有过错，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年1月19日《学生在校期间的基本情况表》，苏夫泉、陆明珍以此证明苏某在校表现优异，清华大学在大一上学期就对全部新生做了心理普查，苏某因暴露出自杀倾向被心理中心列为新生回访对象并被写入重点观察名单中，而在该情况表只字未提，也未向苏夫泉、陆明珍告知。清华大学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调查表说明苏某在校期间一切情况均正常优异。对于该份证据，法院确认为真实，能够证明苏某在校期间表现优异。2.（1）网易邮件往来内容，苏夫泉、陆明珍以网易邮件证明何某于2015年12月2日用电子邮件方式回复了苏夫泉、陆明珍，承认苏某在大一上学期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且在2015年3月周某已将苏某在网上购药的情况告知了何某，但清华大学未及时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也未向苏夫泉、陆明珍告知该重要情况。何某在邮件中所说：“学校心理中心在大一上学期对全部新生做了心理普查，并抽选部分新生进行回访。当时苏某被心理中心列为了新生回访对象，所以我们也把她写入了重点观察名单。经过持续的观察，苏某平时表现十分正常且优秀，没有发现有抑郁倾向或其他心理问题，因此等级慢慢下降。今年3月份，在一次班级聚会前，周某将在苏某网上购药的情况私下告诉了我，当时我们不知道药物名字，也不确定药物的真假，只知道可能是在淘宝上买的。因为苏某心理回访之后一直没有异常发生，没有到需要紧急干预的程度，为了避免闹出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再例会汇报。期间安排了同宿舍同学林某密切观察。今年6月份，在学生组例会上汇报了情况，因为苏某平时的表现十分正常,感情状况稳定，很多方面也很优异，当时我们觉得直接去搜寻药物不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所以学生组决定由心理辅导员跟心理咨询中心反馈情况，沟通结果为：及时在系统中更新星级及描述，并且判断能够将购买药物的情况告诉其他同学一般不会真的选择自杀，如有需要可以告诉其父母。当时我们观察苏某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或负面的表现，不仅参加了各种班级活动，还报名了自由行、社会实践，跟男友感情也很好，周围同学也并没有发现异常，因此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先密切观察，若真的出现情绪或异常表现，再及时通知家长。”清华大学对于邮件真实性认可，认为清华大学辅导员是兼职身份，其个人观点不能代表大学态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何某的邮件，法院确认为真实。（2）2015年11月30日，清华大学派代表到苏夫泉、陆明珍家里的录音对话，苏夫泉、陆明珍用以证明清华大学承认了校方已接到周某汇报的关于苏某在网上购买用于自杀的危险药的事实。清华大学认为录音有删改，且许多话都是为了安抚父母情绪，不能说明学校有过错。在谈话中，教师牛犇谈到：“是这样的。何某了解情况，因为不确切，找了其他同学，也找了苏某谈了，但不能当面质问，怕万一。然后和其他同学侧面了解情况，因为苏某有时也会用些减肥药之类的药，再加上苏某没有什么特别反常表现，所以她了解情况密切关注了这件事，但因为不是很确切了解什么药，其他同学也没看到，因为都是一个宿舍。”在苏夫泉问到“你刚才说了你们把那个药当成减肥药，这个不成立吧”答“不是，这个不成立。他（周某）说了她有那种类似于自杀用的药。”苏夫泉问到“什么叫激化？你们明明知道她有了药，不去阻止她，这叫激化？现在才是激化。”邵磊老师答：“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知道她手里有没有，只是听周某说了，所以我们一直寻找证据。”对于该证据，法院确认为真实，是否采纳，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3）2015年12月5日，周某给原告打电话的录音，承认他知道苏某在网上购买安乐死的药，并将此事已向辅导员汇报，但未引起重视。清华大学对于周某的电话录音真实性不认可，且无法核实录音当事人的身份。因清华大学对于该录音中的当事人身份存疑，故法院对于该证据不予认定。3.2015年4月12日，苏某与周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苏某有严重自杀倾向并持有足以致两人死亡的药物。清华大学对于微信聊天记录持有异议，微信系苏某与周某的沟通，并不是与清华大学的沟通，与大学没有关系。对于该证据因清华大学持有异议，法院不予确认为真实。4.照片，系苏某自学校外墙维修楼梯爬上教育楼的情形，证明清华大学未提供防护措施、管理缺失。清华大学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材料系苏某其他生活照片，与本案无直接关联。5.苏夫泉、陆明珍持有清华大学提交的报告单，证明苏某在心理复查中被定为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者，清华大学并非不知情。清华大学对于该证据无异议，认为清华大学不是医疗机构，没有能力判断学生有无心理疾病，也不能单独因为心理中心的问卷认定其有问题。对于该证据法院确认为真实，是否采纳，应结合案情综合考虑。
清华大学抗辩自身并无过错，提出了如下证据：1.遗书，证明苏某系自杀。苏夫泉、陆明珍对于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诉讼中，法院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调取卷宗，有事故现场苏某电脑显示照片，证明遗书的真实性；2.心理危机事件报告单,苏夫泉、陆明珍认为该报告单是苏某死亡后清华大学出示的，苏夫泉、陆明珍认为清华大学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中断苏某的死亡，该份报告单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报告单因苏夫泉、陆明珍持有异议，且系清华大学制作，故法院不予确认为有效证据；3.清华大学校历、学籍卡、新生登记表、证明、课程学习记录表、基础情况表，以及微博、致男友明信片，证明苏某在自杀前无任何异常情况；苏夫泉、陆明珍对于校历的真实性不认可，新生登记表及学习记录表认可，但不能表明苏某是否存在心理疾病；苏夫泉、陆明珍对于微信、微博、明信片真实性不认可，清华大学所述苏某自杀前无任何异常情况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上述材料，法院确认为真实，其效力与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4.丧葬相关费用清单及票据，证明清华大学承担苏夫泉、陆明珍及其家属在京住宿及丧葬费用,苏夫泉、陆明珍认可该证据,法院确认为有效证据。5.心理健康教师李焰证明，证明苏某并无心理疾病，清华大学已尽其所能关心、帮助苏某，苏某自杀前表现正常，其自杀具有突发性。苏夫泉、陆明珍认为出庭证人是清华大学心理中心主任，领取清华大学工资，与清华大学存有利害关系，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持有异议。李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真实性应予确认，其证言效力应综合予以认定。6.《大学生心理调查表》苏某问卷、《致2013年级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苏某家长陆明珍问卷，证明苏某生前所填问卷显示其心理状况无明显异常。苏某家长也未察觉苏某心理有异常，或未告知学校。苏夫泉、陆明珍对于真实性持有异议。对于上述两份证据，法院确认为真实，为有效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清华大学对于苏某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而上述争议的关键点在于：1.清华大学是否知晓苏某购买了自杀药物；2.清华大学是否应当对苏某采取干预措施。诉讼中，苏夫泉、陆明珍提供了何某邮件、周某与苏某微信聊天记录、清华大学老师谈话录音、苏夫泉、陆明珍与周某电话录音等证据材料。根据质证，能够认定的事实是，苏某在大学一年级时心理测试中被评定为心理健康程度二星，清华大学定期回访未见异常，遂将苏某的心理健康评级为一星；清华大学了解到苏某购买了药品，但未明确是何种药物，因苏某在校期间一直表现优异，为防止事件激化，清华大学采取了对苏某密切观察的方式，故在无充分证据证明苏某购买的是自杀药品的情形下，清华大学是否应立即对苏某采取干预措施，就此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体选择极端行为结束生命，是在具有严重的心理危机条件下发生，这种心理危机应当具有外部表象，即该个体运用寻常应付方式不能处理目前所遇到的内外部应激而陷于极度的焦虑、抑郁、甚至失去控制，不能自拔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应当对有上述倾向的个体及时转诊就医，或要约面谈，确定危机预警的范围和对象，使个体在身处危机时能及时得到帮助。但本案中，苏某并无上述明显症状，在其各方面表现正常甚至优异，仅有传闻其可能持有药物的情况下，要求清华大学立即采取干预措施，并将苏某的病情告知父母、转诊就医，缺乏充分的理由；清华大学为稳定学生的情绪，保护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尊重学生的隐私，采取密切观察的措施是适合的、妥当的、善意的。其次，苏某自杀时正值学生放假期间，虽然苏某提前回校，但学校并未开学，要求学校在此期间承担管理不当的责任亦缺乏依据。苏某事发时已年满十八周岁，作为成年人，在完全具备识别、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意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其仍选择自杀行为，由此而产生后果应由苏某自行承担。故清华大学在此事件中并不存在侵权行为，苏夫泉、陆明珍主张清华大学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清华大学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最大限度维护学生利益的目的，在承担苏某家属在京住宿及丧葬费用近50000元的情况下，仍自愿支付60000元精神抚慰，表示对苏夫泉、陆明珍的慰问，法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苏夫泉、陆明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清华大学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苏夫泉、陆明珍人民币60000元。
二审中，苏夫泉、陆明珍向本院提交录音光盘，证明清华大学知晓苏某持有自杀药物一事，对此清华大学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本院无法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核心是清华大学是否应对苏某的自杀行为承担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参考《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衡量学校在涉及学生自杀、自伤问题上是否具有责任，应该审查学校是否履行了相应的职责，是否在管理上明显失当。
众所周知，自杀行为因受个人内部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其心理成因异常复杂。既可能归因于强烈挫折而导致个体自怜心理，也可能归因于受不同思想文化冲击而产生生命无意义心理等。受不同心理因素影响，个体在感受痛苦时的外部表征有时亦不一样。学校并非医疗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学生的工作人员也并非医务人员，而学生作为群体之一员，也时刻处于群体对其审视与评价当中。因此，判断学校在履行管理职责上是否明显失当，不能简单以自杀结果反观其生前行为表征，获得某种“情况极其严重”的主观印象，进而得出学校管理明显不当的结论，而是要从学生平时表现，群体观察，是否足以引起学校警惕以及采取的方法是否合理中综合评价学校的管理行为。
本案中，依据一审法院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二审陈述，本院阐述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苏某入学时确实在新生心理调查中出现一些异常。对此，清华大学通过筛选后对苏某进行了心理回访。该事实表明，清华大学在管理制度层面上并没有忽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
第二、苏某学习成绩极其优异，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交友感情状况稳定，无任何反常表现。苏某的该外在表现不可能让人感觉到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清华大学基于此种表现逐渐降低对苏某心理问题的评级，未给予其更多的心理关注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做法。
第三、学生辅导员何某确实通过案外人得知苏某有“网上购药”的情况。案外人之所以将该事实向辅导员报告，说明其主观上认为该信息具有某些危险成分，否则，案外人不可能告诉辅导员。而清华大学在得知该信息后的处理是否得当就成了衡量其管理是否失当的主要评价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对于该信息，清华大学并没有充耳不闻。依据现有证据可证实，辅导员得知后安排苏某寝室舍友密切观察，在6月份的学生组例会上汇报了该情况，清华大学没有忽视对苏某的关注。其次，苏某网上所购到底系何种药物其实并不明确。因案外人并没有亲眼见到，其他寝室舍友也没有见到，截止到目前，苏夫泉、陆明珍也没有提交苏某网上购物清单，证明其所购何种药物。因此，从常人看，我们只能怀疑而不能确信该药物就是用于自杀目的的极其危险的药物。虽然清华大学代表在苏某去世后和苏夫泉、陆明珍的谈话中有过明确的表示，即“属于采取极端行为的药”，但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毕竟已经发生了极端行为事件，并不能说明清华大学在当时已经判断出该危险是现实的、紧迫的，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地步。最后，清华大学对苏某情况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符合基本的认知。当时的事实呈现出两个矛盾方面，能够准确判断的一面是苏某长期的良好的表现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何某在邮件中说，“苏某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或负面的表现，不仅参加了各种班级活动，还报名了自由行、社会实践，跟男友感情也很好，周围同学也并没有发现异常”。可以说群体观察和个体表现中均没有出现让人警惕的情况。而不确定的另一面是苏某可能持有某种药物，是否用于自杀也不可知。那么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中，清华大学依据苏某的长期表现判断苏某不会发生自杀但保有一些警惕并要求寝室舍友密切观察，这样的认知和措施是合理的。苏夫泉、陆明珍在本案审理中并没有提供心理治疗方面的依据，认为清华大学此种措施显然不当并最终造成了悲剧的发生。综合以上意见，本院的判断是，清华大学在管理中没有不当情形，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苏夫泉、陆明珍认为清华大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清华大学在承担苏某家属在京住宿及丧葬费用近50000元的情况下，仍自愿支付60000元予以精神抚慰，一审据此判定清华大学再给付60000元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苏夫泉、陆明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09元，由苏夫泉、陆明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王国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 刘雅璠
书 记 员 陈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