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行申3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永芳，男，汉族，1954年12月30日出生，住宁波市江东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市江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456号东方商务中心1号楼1-3层。
法定代表人冯伟民，局长。
委托代理人崔夏娜、丁海绒，宁波市江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董永芳因诉被申请人宁波市江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行终字第10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董永芳申请再审称：1.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及法律依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申请人联系到了原单位（东风木制品厂）的厂长，即再审申请人当年辞职时的经办领导，并由其出具证明一份。该新证据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当年的辞职行为是辞职并非自动离职，且该新证据与再审申请人原审提交的辞职报告一致，证明东风木制品厂是根据再审申请人的辞职申请作出同意再审申请人辞职的决定，而非判决认定的自动离职。2.原判决认定主要证据不足。原判决仅凭《关于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认定再审申请人系自动离职证据不足。第一，该函未向再审申请人进行送达或告知，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申辩权利，且无证据显示该函作出前征求过工会意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违反《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二，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辞职报告明确显示，单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辞职，由单位书记批示并加盖单位公章，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辞职经过单位同意，并非自动离职。单位在书面批准再审申请人辞职的情况下，又作出《关于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明显自相矛盾。第三，自动离职无需打报告，本案再审申请人打了自动离职报告，不符合常理。第四，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东人社信访复字[2014]1号）已经认定再审申请人于“1988年3月经单位批准辞职后离开单位”。3.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第一，根据劳办法[1994]48号《关于自动离职与旷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函》明确规定，“自动离职”是指职工擅自离职的行为。职工与企业因辞职问题发生争议，只要不出现职工违纪引发的纠纷，应按辞职争议处理。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非擅自离职，再审申请人也不存在因违纪而被开除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自动离职，适用法律错误。第二，根据劳人培[1985]23号、浙劳社厅[2004]269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六十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上山下乡的期间及入伍当兵的时间与工作的期限可以合并视为连续工龄。上述规定属于上位法，效力明显高于浙劳险[1995]221号文件，故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再审申请人提供了（2011）浙杭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作为证据。原审判决未参照上述文书进行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4.原判未进行说理，难以令人信服。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宁波市江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1）再审申请人的离职行为应为自动离职，而非辞职。第一，再审申请人于1988年2月4日向单位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经单位再三挽留无果，所在单位出具形式规范的《关于对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并抄送相关单位，同时留存于再审申请人的个人档案中，该函是单位对再审申请人离职事项处理的最后决定。第二，单位领导在“离职报告”的批注并非正式文书，与辞职规定不符，且缺少了对辞职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内容。更何况该报告只有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考证。第三，“自动离职”不属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的处罚种类，不适用于本案。（2）劳办发[1994]48号文中的“自动离职”概念不适用再审申请人。第一，劳办发[1994]48号文中的“自动离职”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而该条例被2011年1月8日发布并生效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所废止。故“自动离职”参考的规范性法律依据的有效期限为1994年2月8日至2011年1月8日，而再审申请人的离职时间为1988年3月，因此上述文件对再审申请人不适用。第二，该文件仅适用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审理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劳动争议，对工龄认定不适用。第三，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职工与企业是人身绑定关系，如果单位不愿意职工离职，职工执意要离职的，本身就是一种自动离职行为，是带有职工违纪的含义，用人单位才会正式出具《关于对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3）浙劳险[1995]221号文与劳人培[1995]23号、浙劳社厅字[2004]269号文并不冲突。劳人培[1995]23号、浙劳社厅字[2004]269号文都是对知青下乡时间视作连续工龄的一般性原则规定，未细致考虑知青返城招工后，受刑事处分、开除、劳动教养并开除公职处分、自动离职等特定情形，而浙劳险[1995]221号、甬劳险[2001]28号文就是对上述特殊情况进行的规定。2.再审申请人所谓的“新证据”既不规范，也无法证明事实。第一，该证据在再审申请人举证期限后提交，且不符合新证据的情形，不属于行政法上的“新证据”。第二，该证据为证人证言，但证据形式不合法，且没有证人身份情况证明。第三，该证据证明内容不真实。该证明写道再审申请人“提出辞职的时间在1988年3月”，但事实上再审申请人一审中承认离职报告提出时间是在2月份，报告上是将2月改成3月的。3.再审申请人的离职性质无论是确定为“辞职”还是“自动离职”，均不能改变其离开单位前工作年限不能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的现状。根据浙劳险[1995]221号、甬劳险[2001]28号文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离职的时间为1988年3月，无论是自动离职还是辞职，均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再审申请人的离职行为是“自动离职”还是“辞职”的问题。本院认为，八十年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打破，职工和用人单位仍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当时绝大多数职工仍实行固定工制度，与现在的合同制存在本质的差别，只有浙政[1988]53号文下发之后我省才有辞职的相关政策。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1988年2月4日的《报告》中提出“自动离职”，其原用人单位宁波市东风木制品厂作出《关于对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也最终确认再审申请人的离职为自动离职。关于“辞职”、“自动离职”的解释应根据其特定历史背景进行历史解释，不应仅从词义进行解释。劳办法[1994]48号《关于自动离职与旷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函》中关于“自动离职”的解释是对1993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自动离职”的解释，对再审申请人1988年3月的“自动离职”行为不具有法律溯及力。再审申请人复查期间提供的《证明》不属于新证据，且与宁波市东风木制品厂作出的《关于对董永芳同志提出自动离职报告的决定函》明显不符。据此，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离开宁波市东风木制品厂的行为系自动离职行为并无不妥，一、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亦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认为其离职行为属于辞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且根据浙劳险[1995]221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职工在省政府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日后，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的，其辞职前和再次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合并计算，其实际缴费年限也可合并计算。”由于其离职行为发生在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前，即便认定再审申请人的离职行为属“辞职”，但认定其离职之前的工龄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亦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二）关于再审申请人连续工龄计算的法律适用问题。本院认为，劳人培[1985]23号、浙劳社厅字[2004]269号文件规定的是一般性原则，即知青下乡期间与返程参加工作期间是否能计算为连续工龄的问题。而浙劳险[1995]221号适用的情形是本应该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期间，如果出现自动离职等情形，是否不再计算连续工龄的问题，是对特殊情形进行的特别规定，并不与劳人培[1985]23号、浙劳社厅字[2004]269号等文件存在冲突。再审申请人提出在周俊人诉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等案件中，法院已经认定行政机关适用浙劳险[1995]221号文认定下乡期间不计算为连续工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予以参考适用。关于周俊人诉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已经本院复查，并提起再审，本院作出的（2014）浙行再字第10号行政裁定已明确载明“原一、二审判决不再执行”。关于寿某诉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涉及的问题与本案情况并不完全一致，该案仅涉及知青返城工作能否计算连续工龄的问题，并不涉及自动离职等特殊情形是否连续计算工龄的问题，对本案并无参考意义。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应当适用劳人培[1985]2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其知青下乡和入伍时间可合并计算工龄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二审法院适用浙劳险[1995]221号文作出裁判，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董永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董永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俊斌
代理审判员 黄金富
代理审判员 刘家库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魏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