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3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富安，男，195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公交ＸＸ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洒金桥135号。
法定代表人：郑喆，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富安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公交Ｘ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ＸＸ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4民初6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富安，被上诉人公交Ｘ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冯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富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姚富安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公交Ｘ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公户车是由政府拍卖、车队批发、个人出资、登记在公。1995年，政府实行出租车牌照有偿使用，由政府招标拍卖，每个出租车服务公司参与拍卖（批发）由于公司没有资金投资，故将所拍卖车牌转让出去自然人公民（现在车主）全额出资，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姚富安通过合法的交易行为继受取得涉案车辆的财产所有权，完整的行使着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项权能。陕Ａ×××××出租车的经营权是由陕Ａ×××××、陕Ａ×××××出租车车辆的原始经营权更新。2001年7月20日，姚富安在公交ＸＸ公司处以28.8万元的价格购买陕Ａ×××××号比亚迪牌出租汽车，相应对价，即受让取得该车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后经三次更新车辆，变为现在的AU0633比亚迪出租车，并为此支付11.5万元，更新费用均由姚富安出资，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由姚富安承担，并且每月向公交ＸＸ公司缴纳服务管理费1457元，更新以上车辆时所发生的其他所有费用也由姚富安承担，公司仅为代交代收服务管理费。公交ＸＸ公司并未对车主个人即实际的所有权人支付任何对价，车辆上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仍归个人所有和享有，公交ＸＸ公司从未实际取得。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车辆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公交ＸＸ公司所有和享有。当车辆登记名义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实际出资人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原审法院仅以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许可证等证件来认定本案诉争出租车辆的经营者为公交ＸＸ公司，认定不当。公交ＸＸ公司在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权属客观真实的归姚富安所有的情况下，通过合同的形式变更了物权的实际归属，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不相符。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名称上予以定性，物权的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为依据，姚富安与公交ＸＸ公司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并不能改变实际的权利归属。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姚富安的诉讼请求并非合同为基础，物权确认纠纷优于合同的债权纠纷。物权并无裸车所有权之说，原审法院将诉争车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经营权证书等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认定公交ＸＸ公司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明显错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能等同于出租车的经营权，是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按照行政许可程序向特定对象颁发的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性质的证件，是该企业从业资质的表现，不可转让和继承；出租车经营权系有偿取得且可以转让及继承，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属于人民法院民商事审理的范畴，原审法院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作为经营权归属的认定标准应属适用法律错误。机动车行驶证并非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涉案车辆系姚富安实际出资购买，车辆虽登记在公交ＸＸ公司名下，但仅是形式登记，并不能影响姚富安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基本事实，姚富安早已通过交易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上列各类证件的登记系商事登记，应属于行政许可行为，与之相对的物权登记应当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应当依据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效物权登记为权属确认的标准，而商事登记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具有公示效力，不具有确认民事权利归属的后果。法院在审理时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非以《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公交ＸＸ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且姚富安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经营权等专属权利由公交ＸＸ公司所有和享有。一审经质证的证据证明讼争车辆，是由公交ＸＸ公司全额出资购买，并向国家税务部门缴纳了车辆购置税，在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了机动车登记证和行驶证。且公交ＸＸ公司作为涉案出租汽车经营权唯一被许可人，自政府行政许可原始取得该权利后，从未将其转让给包括姚富安在内的任何人，也从未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申请办理过该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手续，故一审认定涉案出租车所有权、经营杈等专属权利由公交ＸＸ公司所有和享有，并驳回姚富安的起诉请求，合理合法。公交ＸＸ公司与姚富安间始终只存在出租车单车承包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管理服务法律关系。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公交ＸＸ公司是涉案出租车唯一的产权人和经营权享有者，它不存在为自己提供服务的前提和可能：姚富安之所以能够控制涉案出租车，并使用其进行营运活动，完全来自于公交ＸＸ公司的合同认可。公交ＸＸ公司是权利主体，其通过承包合同将权利许可给非权利人使用，承包人按照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因此，公交ＸＸ公司与姚富安之间只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不存在所谓的服务管理关系。从合同名称上看，双方签订的是承包合同，其合同承包标的物是涉案出租车，该车为公交ＸＸ公司所有车辆，俗称“公户车”。对此，姚富安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就承包合同内容、合同属性、合同期限、合同标的、经营方式、承包金交纳办法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早已阅读、知晓，并表示愿意承担承包经营的风险。尤为重要的是，姚富安从原承包人转包经营，属于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原承包人只是转让承包经营资格，而不可能转让其本身不具有的出租车产权和经营权；姚富安作为变更后的承包人也不可能取得超越原承包人的权利。因此，姚富安主张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姚富安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到，出租汽车权属应当适用《物权法》，而不能适用《合同法》。但是，其却忽略了涉案出租车不同于一般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其出租汽车经营权是基于政府特殊经营许可取得的权利，本身客体并非特定的物，依法不适用《物权法》。物权法仅解决一般物的归属和利用关系问题，而不解决特许经营问题，也不解决承包经营合同的问题。姚富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依法不能成立。
姚富安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陕Ａ×××××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姚富安所有；2、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由公交ＸＸ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9日，西安永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购货单位为公交ＸＸ公司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载明：“发动机号：314201232、车架号：LC0C16DG0E1027968、厂牌型号：比亚迪牌QCJ7201E，价税合计为77800元。”该车经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登记，车牌号为陕Ａ×××××，其机动车所有权证、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均登记在公交ＸＸ公司名下。
2014年5月22日，姚富安（承包方、乙方）与公交ＸＸ公司（发包方、甲方）签订《出租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所有的出租汽车（包括出租车牌照及相关手续）一辆交由乙方承包经营；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出租车辆进行充分的考察和了解，并愿意承包经营，车辆的基础情况如下：车型比亚迪G6，车号陕Ａ×××××，颜色绿灰，发动机号314201232、底盘号LC0C16DG0E1027968；承包经营的期限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6年9月24日止；乙方在承包期内自负盈亏。车辆营运的各项税、费以及各种维修、消耗、车辆保养、年检、保险及罚款等费用均由乙方自理，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乙方应按时向甲方交纳玖佰陆拾元，遇国家税费调整时，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甲方享有向乙方收取管理费的权利；合同签订且乙方一次性足额交纳承包经营费后，乙方即享有该出租车辆的使用和收益权，有权独自经营该出租车辆；合同到期前30天，乙方应将车辆的牌照等一切手续交回甲方，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车辆转地方牌证等手续，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合同的终止、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进行了约定。落款由姚富安签字，加盖公交ＸＸ公司合同专用章。
合同签订后，姚富安、公交ＸＸ公司均实际履行合同，合同期限已经届满。2016年9月23日，姚富安诉至法院，请求同前。庭审中，姚富安并未提交证明陕Ａ×××××出租车系自己购买的证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而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特定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姚富安作为陕Ａ×××××号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要求陕Ａ×××××号出租车经营权归其所有的诉请，不予处理。
公交ＸＸ公司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在许可经营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是其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双方形成承包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本案中，姚富安、公交ＸＸ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合同，双方存在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姚富安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仅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争议，该争议应由合同法进行调整，这并不构成其对涉案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抗辩理由。
姚富安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是自己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应归其所有之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谁出资、谁所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根据公交ＸＸ公司提交的证据，姚富安仅是涉案出租车的承包人，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买车辆的发票均记载为公交ＸＸ公司，且双方已经订立承包合同，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综上，姚富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富安要求确认依法确认陕Ａ×××××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姚富安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姚富安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涉案陕Ａ×××××号出租车、陕Ａ×××××号出租车、陕Ａ×××××号出租车更新上牌时（机动车行驶证上的登记时间），各企业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递交的出租汽车上户申请表，证明上述出租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诉争出租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其所有。二审庭审中，公交ＸＸ公司提交了陕Ａ×××××号出租汽车《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新车上户审批表》。姚富安对此不予认可，要求调取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的《新车上户申请表》、车管所的上户原始资料等材料，称上述资料留有车主的身份证信息，证明姚富安才是真正的经营主体。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合法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
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公交ＸＸ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
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姚富安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公交ＸＸ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姚富安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姚富安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姚富安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姚富安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姚富安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公交ＸＸ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姚富安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及车管所的上户原始资料等材料，均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姚富安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姚富安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姚富安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姚富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姚富安已预交，由姚富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琪
代理审判员 师 婷
代理审判员 同江龙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邢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