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081民初702号
原告：张富光，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众石，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洪标，男，197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被告：王娟，女，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彩云，黑龙江建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瑞，男，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绥芬河市高山仓储服务部业主，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原告张富光与被告李洪标、王娟、第三人高瑞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19日、8月24日、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众石、被告李洪标及王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彩云、第三人高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富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797999元并赔偿银行同期借款利息。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15日原告委托第三人将价值1797999元床上用品403箱运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货到原告每公斤支付清关费1.4美元，每集装箱另付9000美元。原告没有收到货物，经原告向第三人了解得知，第三人委托被告李洪标运输，货物到达俄罗斯后被李光标卖掉。第三人于2014年5月23日起诉二被告，原告在二审时出庭作证，但一、二审法院以第三人不是货物的受害方，与货物损失无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认定第三人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第三人对二被告的起诉。原告依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要求二被告赔偿货物损失及利息。
被告李洪标、王娟辩称，原告应当向第三人高瑞主张权利。原告无证据证实货物的价值是1797999元，应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述称，不同意赔偿原告损失。
原告张富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证明王永新是被告李洪标、王娟的工作人员，2013年11月中旬，李洪标电话通知王永新有一个叫高二（高瑞）的要从李洪标这发货，国外由李洪标负责。货到后外加9000美金。高瑞没说赔偿的具体数额，后来李洪标不接高瑞的电话。第二组证据庭审笔录三份。证明李洪标将货物以130000元卖给张万山，张万山转手卖了320000元，李洪标事后给张万山打电话不让张万山告诉高瑞实情。法庭释明是否申请王永新出庭作证，被告不申请王永新出庭作证。张福光证实其不认识李洪标和王娟，只是将货物委托给高瑞，让高瑞运到俄罗斯，货损后向高瑞主张权利，不向二被告主张权利。第三组证据产品销售合同复印件一份、张富光身份证明、田春华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书复印件一份、付款协议。证明货物的买卖双方是张富光、田春华，货物的价值是1797999元。张富光委托高瑞将价值1797999元货物运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第四组证据常熟市宝申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查询单、营业执照复印件、该公司证明一份、汇款单五份。证明买方通过熟市宝申商贸有限公司将部分货款654760元汇给卖方指定的南通宇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二被告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出口报关单一张、运费通知单一张。证明诉争货物所有人是安庆骏烨商贸有限公司，代理方是浙江易舱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李洪标联系有出口资质的船务公司，集装箱号是MSKC1337075，运费总计5323.92元，出口报关货物总价为31982美元，该金额与原告出示的产品购销合同不符。
原、被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中的8月6日庭审笔录、2015年5月15日庭审笔录没有异议，认为在笔录中张富光承认应当向第三人高瑞主张权利，而不是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未经有权机关最终认定、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认为第二组证据中7月4日庭审笔录是张万山单方之词，货物是俄方公司出售给张万山的，不是李洪标出售的，李洪标也从未给张万山打电话让其欺骗高瑞。认为第三组证据中二被告不清楚田春华和大锦程布业的关系、经营部是否存在、田春华签名是否是田春华本人所签。销售合同仅有通州区川姜镇大锦程布业经营部公章，在需方处没有张富光签名，无法确定货物价值及合同内容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书能证明张福光应该向第三人高瑞主张权利。付款协议不能证明所涉的价款就是本案诉争货物的价值，不能证实张富光与田春华之间存在真正的买卖关系。认为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认为，张富光不认识李洪标，张富光应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因为第三人起诉二被告被驳回，张富光才起诉的李洪标、王娟。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将货物交给王永新后，王永新联系哪家公司与原告无关。申报价值31982美元，与货物实际价值不一致，是王永新为了减少关税。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是被调查人在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不能证明货物的真实价值，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形成于俄罗斯，该证据未经俄罗斯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的要求，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李洪标与王娟系夫妻关系。2013年11月，原告与第三人高瑞经人介绍相识，原告委托高瑞将床上用品由国内运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每公斤货物清关费1.4美元，每集装另付9000美元。第三人高瑞与被告李洪标通过电话联系达成口头代理合同，第三人高瑞将原告的床上用品委托被告李洪标以白关方式经由俄罗斯海参崴转运至新西伯利亚，每公斤清关费1.4美元，每个集装箱另付9000美元。货到新西伯利亚验货后，第三人高瑞将费用支付给被告李洪标。协议达成后，被告李洪标安排其业务员王永新与第三人高瑞联系发货事宜。第三人高瑞将田春华的电话号码告诉王永新，让王永新与田春华联系取货事宜。田春华通过微信将托运的床上用品的型号、规格、取货地点发给被告李洪标的业务员王永新。王永新联系浙江易舱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代理公司，并将收到的上述货物信息发给该公司的业务员袁玥。2013年11月26日，浙江易舱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安排卡车到江苏南通国际家纺城装货，取走403箱货物，其中规格1.5米的187箱2992套，1.8米的147箱3234套，2米的37箱740套，包装32箱1776套，并联系马士基船务公司在东亚地区的分公司运输上述床上用品，向被告李洪标出具应付5323.92元运费的运费通知书。2013年12月，货物运到海参崴商港后，被告李洪标问第三人高瑞是否将货物运往新西伯利亚，第三人高瑞以货主欠钱为由要求被告李洪标暂时不要将货物运往新西伯利亚。2013年12月下旬，被告李洪标未经第三人高瑞同意以130000元的价格将上述货物卖给张万山。第三人高瑞得知货物让被告李洪标出卖后于2014年5月16日向绥芬河市公安局报案称李洪标诈骗。2014年5月23日，绥芬河市公安局出具情况说明认定此案不构成诈骗案件。本院于2014年5月23日立案受理高瑞与李洪标、王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绥涉外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李洪标、王娟赔偿原告高瑞经济损失130000元；二、驳回原告高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高瑞、李洪标、王娟均不服，上诉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牡涉外商终字第2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9月8日立案并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绥涉外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以高瑞作为受托人，并非货损的受害方，其与货物的损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高瑞的起诉。高瑞不服，上诉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日作出（2016）黑10民终289号民事裁定，裁定维持（2015）绥涉外商初字第7号民事裁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原告委托第三人高瑞将床上用品由国内运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并且约定了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支付方式，第三人高瑞又将其受托事项交由被告李洪标完成，原告、第三人、被告之间形成了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第三人高瑞、被告李洪标均是自然人，不是依法经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不具有从事报送业务的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十一条“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办理报关手续，必须依法经海关注册登记。报关人员必须取得报关从业资格。未依法经海关登记的企业和未依法取得报关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报关业务。”的规定，该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无效。二、关于主体资格问题。货物运到俄罗斯海参崴后，第三人高瑞电话通知被告李洪标，因货主欠第三人钱，货物暂不运往西伯利亚。货物在海参崴滞留期间，被告李洪标未经原告及第三人的同意擅自出售货物，致使货物不能交付给原告，对原告因此遭受的货物损失，被告李洪标、第三人高瑞均负有赔偿的义务。原告不要求第三人高瑞承担赔偿义务，只要求被告李洪标承担赔偿义务，是原告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的诉讼风险。因此，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三、关于货物的价值问题。原告提供第三、四组证据欲证明货物的价值是1797999元。原告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中的产品销售合同、委托书均是复印件且未注明该复印件的来源，本院无法核实该复印件的真伪。即使该复印件是真实的，那么第三组证据亦存在诸多疑点：（一）产品销售合同供方处盖有“通州区川姜镇大锦布业经营部”章，经营部不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且需方处没有购买方签名；（二）产品销售合同和付款协议注明的签订日期均是2013年11月24日，产品销售合同关于结算方式和结算期限约定“合同签订，先预付合同总金额的30%，货到需方，再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余款（合同总金额的40%）合同签订后两个月结清，”而付款协议关于付款的约定“合同签订后需向供方支付总价款的30%预付款，货物发出后，供方再付总价款的35%，剩余货款到货后付清。”原告张富光与田春华不在同一个城市居住，如果销售合同和付款协议的时间真实，那么2013年11月24日张富光与田春华应当因为买卖事宜相见，双方却没有在销售合同上签字，销售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货款的给付方式，双方没有必要再另行签订付款协议，双方却另行签订了付款协议且销售合同和付款协议中关于同一笔货款给付方式的约定相互矛盾，供方应当是销售方，在销售合同中享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付款协议却注明“货物发出后，供方再付总价款的35%”；（三）销售合同、付款协议体现的是买卖关系即“张富光向田春华采购床上用品”，而委托书却注明“张富光在江苏南通市大锦程布业生产了一批床上用品”，买卖关系与委托加工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张富光与田春华应当清楚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在原告提供的欲证明同一个问题的，同一组证据中关于张富光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从田春华处取得床上用品的表述相互矛盾；（四）委托书注明的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该货物在南通被取走的时间是2013年11月26日。庭审时，经法庭反复询问，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在货物被取走前，原告与第三人没有见过面，委托书注明的日期就是委托书签订的日期。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关于委托书签订的时间及委托书内容的真实性存疑。收取费用是受托方享有的权利，委托书中对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甚至重量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却没有对费用的计算标准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五）张富光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常熟市宝申商贸有限公司付款，常熟农商行通用回单付款人、收款人分别是常熟市宝申商贸俄有限公司、南通宇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与张富光具有关联性；（六）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供方提供有效的增值税发票”，自2013年11月至今已有三年时间，原告不能提供增值税发票证明其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和货物价值。原告在本院规定的时间内，未补交案件受理费，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一并审理。根据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法计算的规定，原告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存在诸多的疑点，该两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货物的价值是1797999元。被告李洪标在国外将货物以130000元出售，该价格亦无法认定为当时真实的市场价格。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797999元，证据不充分，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富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982元，由原告张富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庄长顺
审 判 员 车玉军
人民陪审员 赵长青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戴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