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丹东街道丹阳路****号。
法定代表人：蒋善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贵猛，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荣，男，195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宁波市民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集团）公司]因与杨新荣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5民初4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集团）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补偿168933.80元。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承诺过给予一次性补偿，更没有签订过协议书，实际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上诉人一直在履行劳动合同，按时支付工资并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杨新荣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新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天安（集团）公司支付杨新荣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社保承担额、工资等补偿192609.40元。事实和理由：杨新荣于1984年4月进入天安（集团）公司的前身象山高压电器厂从事行政工作，1996年10月象山高压电器厂转制为天安（集团）公司后，杨新荣从事技术主管设计工作，后又被调任销售经理，月工资为7000元，双方并于2007年12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4月9日，天安（集团）公司提出与杨新荣解除劳动合同，并承诺就杨新荣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社保承担额、工资给予一次性补偿，杨新荣同意天安（集团）公司的要求，遂与其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此后杨新荣也未再到天安（集团）公司上班。但协议签订后，天安（集团）公司出尔反尔，拒绝履行相关义务，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新荣于1984年4月进入天安（集团）公司的前身象山高压电器厂从事行政工作，1996年10月象山高压电器厂转制为天安（集团）公司后，杨新荣从事技术主管设计工作，后又被调任销售经理，月工资为六七千元，双方于2016年1月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杨新荣从2016年4月9日以后未再到天安（集团）公司上班。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天安（集团）公司为杨新荣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应缴部分，2016年4月为755.30元，2016年5月、6月、7月均为718.10元，共计2909.60元；天安（集团）公司支付杨新荣2016年4月、5月、6月工资，应发工资合计为20766元（6922元/月×3个月），扣除社会保险费个人负担部分的实发工资合计19921.60元。
一审另查明，2016年7月7日，杨新荣以本案请求向象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当日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作出象劳仲不字[2016]第005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
一审还查明，天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蒋保民，与天安（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善武为父子关系，同时，天安电气公司、蒋保民均为天安（集团）公司的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就本案争议焦点，杨新荣举示的《天安电气集团2016年4月工资发放清单》经天安（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虽未经公司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只盖有“张凯锋”的私人印章，但综合该协议记载的甲方为天安（集团）公司、天安（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善武对“一次性支付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工资等款”的确认以及天安（集团）公司与天安电气公司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结合天安（集团）公司“张凯锋”系天安电气公司员工的陈述，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张凯锋”是代表天安（集团）公司与杨新荣签订的上述协议，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亦予以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杨新荣、天安（集团）公司于2016年4月9日达成了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合意，并由天安（集团）公司一次性支付杨新荣“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社保承担额及期间的工资等款项192609.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杨新荣、天安（集团）公司达成的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杨新荣要求天安（集团）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天安（集团）公司签订协议后反悔继续向杨新荣发放工资、为杨新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至于天安（集团）公司认为双方关于将社会保险费支付给杨新荣的约定违法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仅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天安（集团）公司向杨新荣支付补偿的计算方法，并非是约定将天安（集团）公司应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的保险费支付给杨新荣，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天安（集团）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又向杨新荣支付了2016年4月、5月、6月的工资共计20766元、为杨新荣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909.60元的事实，且杨新荣也同意上述费用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故上述费用共计23675.60元准予抵扣，天安（集团）公司还应支付杨新荣168933.80元。综上所述，杨新荣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杨新荣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168933.80元；二、驳回杨新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二审中，被上诉人未向本院递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向本院递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公司内网查询的其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网上信息一份（打印件）；2.2016年7、8月的薪资表两张（复印件），上述两组材料拟证明到目前为止，上诉人仍为被上诉人在缴纳社保、发放工资的事实，从而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上诉人一直在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缴费证明应当以社保机构出具的信息为准。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和支付工资只截止到2016年8月份，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在。上诉人继续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和支付工资的行为仅为其单方行为，双方已经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继续存在的事实。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未持异议。对上诉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坚持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只加盖了张凯锋的私章，且张凯锋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为此该协议书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达成了解除劳动关系并给予补偿的合意。由于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申请张凯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此，本院当庭要求上诉人于庭审后提供张凯锋的具体身份信息与联系方式。本院自收到上诉人提供的《说明》之后与张凯锋取得联系，并要求张凯锋于2012年12月9日到本院接受调查。但张凯锋并未按时到本院，亦未向本院提供正当的不到庭理由。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既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张凯锋的章持有异议，却未申请张凯锋出庭作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凯锋在接到本院要求其出庭接受调查的通知后却无故未到庭，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因此，本案认为上诉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张凯锋加盖私章的行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双方之间所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是否真实。本案的关键性证据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首先，如前所述，该协议书上虽仅有张凯锋的私章而非张凯锋的签字，但上诉人并无证据否定私章系张凯锋本人所加盖，故该协议书在形式上并无瑕疵。其次，该协议书的内容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在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等行为，故该协议的内容亦合法。最后，该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额与上诉人提供的《天安电气集团2016年4月工资发放清单》所载的金额一致，且该清单中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蒋善武的签名，上诉人对该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并未达成劳动关系解除并给予补偿的合意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上诉人主张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仍继续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几个月的工资并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且被上诉人已同意在其可得的款项中予以抵扣，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已经抵扣的金额予以确认。至于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支付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险费，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亦同意在其剩余应得的补偿款中进行扣除，本院予以准许，双方可另行理直。
综上所述，上诉人天安（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炜
审 判 员 梅亚琴
代理审判员 刘建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