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0民初21997号
原告：唐福萍，女，195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积生，辽宁乾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艳忠，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原告唐福萍与被告韩艳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福萍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积生、被告韩艳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福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购车款250,000元以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请为：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购车款229,479.94元及自2016年5月17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以229,479.9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3月14日至同年5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先后向被告支付885,000元(其中有30,000元为借款)，并签订了代为经营管理协议，约定由原告出资，委托被告代理购买宇通牌55座旅游大客车一辆，并办理好所有营运手续及牌照，所支出费用凭正规发票与原告结算。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购买了发动机号为1616C019408的宇通牌55坐大巴车一辆，并办理了牌照，但被告迟迟不提交正规发票。2016年9月，原告发现被告以自己名义与上海启顺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顺公司”)签订了合同，遂于2016年11月23日与启顺公司重新签订了《省际旅游包车经营和管理协议书》，废止了前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原告投放在启顺公司大客车一辆，车辆型号为宇通牌ZK6122HQ5Z、发动机号为1616C019408、牌照号为沪DKXX**。2017年2月16日，原告从启顺公司处获知上述车辆登记在启顺公司名下，购车发票显示购车价款含税为462,000元、车辆购置税为39,487.18元，上述购车款以及各项保险费、提车费等其他费用均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报价单有出入。原告认为，被告与启顺公司经理胡某某在购车过程中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共同虚报购车款、保险费及提车费用，捏造了营运证费用，恶意将原告的钱财据为己有，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韩艳忠辩称，认可原告交付的款项885,000元(包括借款30,000元)，30,000元借款已通过转账全部偿还原告，被告用于购车及支付其它相关费用实际支出774,995元，营运证费用50,000元确实不存在，故同意偿还原告该50,000元，除此以外，被告还还给原告现金20,000元。代理购车的部分支出确实没有正规发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除原告自行制作的明细表以及系争大客车的转让协议和交易明细外，被告均无异议，对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明细表系原告单方面制作，对其记载的内容被告不予确认，且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其当庭陈述相互矛盾，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2.原告提交系争大客车的转让协议和交易明细，证明其以420,000元的价格将系争车辆转让给案外人，间接证明该车的新车购买价格为462,00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鉴于该份证据涉及原告与案外人的某某，且其转让价格与本案新车购买价格不具备必然的关联性，无法以此辨别新车购买价格是原告认为的462,000元，还是被告陈述的610,000元，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发票、启顺公司内部账户明细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关联性，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将结合案情加以综合评定。对被告提交的《客车销售合同》《配件销售合同》，原告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了置疑，对此，本院认定如下：两份合同均盖有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从《客车销售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交车时间、车辆型号、发动机型号、客车配置(改装/选装)、付款方式等内容来看，均能与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证人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相互吻合，能够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确认该合同即系争大客车的购买合同。至于《配件销售合同》，其载明的配件价格为120,000元，虽然合同约定将该合同项下的配件装配到《客车销售合同》所购买的车辆上，但该配件价格与被告当庭陈述的28,000元难以匹配，且无对应银行流水或内部账户明细等加以佐证，被告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配件销售合同》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胡某某出庭作证，胡某某到庭陈述并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根据胡某某的陈述，其系启顺公司总经理，被告购买系争大客车后挂靠在启顺公司运营；对于购车款的支付系被告向其转账610,000元后，其将该款转账给了启顺公司，再由启顺公司转账给宇通公司用于购买系争大客车；购车合同为启顺公司与宇通公司签订；为少交车辆购置税，故开具发票时分两张开，一张为购车发票(需要交购置税)，一张为配件发票(不需交购置税)。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2月底，原、被告就原告委托被告代理购买宇通牌55座旅游大客车一辆，并挂靠在案外人启顺公司运营达成口头协议。
2016年3月15日，启顺公司(买方)与宇通公司(卖方)签订《客车销售合同》，约定：启顺公司向宇通公司购买型号为ZK6122HQ5Z的车辆一辆，价格总计582,000元，交车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前，付款方式为买方将定金及购车款汇入卖方指定账户，买方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卖方支付定金50,000元，剩余购车款提车前一次性付清。
2016年4月14日，被告通过证人胡某某向启顺公司支付了610,000元，转账凭证并未记载该笔款项的用途。同日，启顺公司向宇通公司转账532,000元，宇通公司向启顺公司开具了一张金额为462,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一张金额为120,000元、货物名称为随车配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除购车款外，被告还为系争大客车支出了上牌费2,700元、客运验车费1,000元、车载电视GPS及车用工具箱3,580元、挂靠启顺公司的押金20,000元、租用启顺公司的车牌使用费20,000元、挂靠费17,250元、驾驶员安全学习费2,400元、提车费8,640元、保险费(车辆保险和承运人责任保险)48,462.88元、购置税39,487.18元。上述款项总计163,520.06元。
2016年5月，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被告自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5月16日共计收到原告银行转账885,000元，用于投资挂靠在启顺公司的营运大客车一台，885,000元中含30,000元个人借款；购买大客车款项，以正规发票为准。
2016年11月23日，原告与启顺公司签订《省际旅游包车经营和管理协议书》，约定原告将系争大客车挂靠在启顺公司运营。
审理中，原告明确885,000元中的30,000元借款不在本案中主张。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告作为委托人向被告预付了购车及营运等费用，被告按照原告的指示购买了系争大客车并挂靠在启顺公司投入运营，履行了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双方对此并无异议。现原告要求被告就购买系争大客车后的多余款项予以返还，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但对于返还的数额，原告主张应以发票为准计算，被告则认为应以实际支出为准。对此，本院认为，被告虽在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中明确“购买大客车款项，以正规发票为准”，但考虑到被告在处理委托事务时确实存在部分支出没有开具发票的现实，且原告在审理中认可了被告各项运营费用(扣除购车款)的实际支出163,520.06元，对该部分款项若仍以发票为准计算支出，对被告显属不公。至于购车款，原、被告存在较大分歧，原告仅认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开具的462,000元，被告则主张该款项系裸车价，系争大客车还安装或更换了诸多随车配件，为购买该车被告共计向启顺公司支付了61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就系争大客车的实际车价，被告提交了《客车销售合同》、发票、启顺公司内部账户明细等证据，《客车销售合同》载明的车价为582,000元，扣除应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的定金50,000元后，余款为532,000元，恰与启顺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支付宇通公司的一笔532,000元相吻合；宇通公司于同日开具的两张发票(金额分别为462,000元和120,000元)的总额也恰与《客车销售合同》载明的价款一致。而原告的主张仅有金额为462,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支撑。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被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确认被告为购买系争大客车(包括随车配件)共支出了582,000元。对于被告主张的其余28,000元支出，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购买系争大客车时支付了该笔款项，故本院对该笔支出不予确认。鉴于原告已明确表示885,000元中的30,000元借款不在本案中主张，故对原告预付被告购买系争大客车的855,000元，扣除被告已实际支出的745,520.06元后，其余款项被告均应返还原告。原告提出被告与证人胡某某在购车过程中共同虚报购车款的意见，但未提交支持其主张的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抗辩曾偿还原告现金20,000元，因无证据加以佐证，本院亦难以采纳。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不悖，被告也对自2016年5月17日起算利息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韩艳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唐福萍109,479.94元；
二、被告韩艳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福萍计算自2016年5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9,479.9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42.20元，减半收取计2,371.10元，由原告唐福萍负担1,126.30元，由被告韩艳忠负担1,244.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竞燕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沈佳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