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民终1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凤东，男，198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天津以科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仓库保管员，住天津市静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镇江北路81号337F。法定代表人：赵林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喆，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萍，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原名称是“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营业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号（华银大厦）3201室。主要负责人：尚延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喆，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萍，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正东支行，营业场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正东公寓1号楼底商。主要负责人：迟蕊，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来正，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炜奕，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营业场所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46号。主要负责人：宋昭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来正，男，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炜奕，女，该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法定代表人：谢永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朋冲，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凤东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九州公司）、被上诉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九州市南分公司）、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正东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正东支行）、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红桥支行）、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6民初7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凤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孙凤东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为了偏袒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故意遗漏其公司没有现货，从事非法期货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虚假的“交易对象明细及手续费明细”，并进行曲解，以图偏袒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一审法院为了进一步的偏袒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采信了《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邮币卡库存《公证书》。2、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忽视本案涉案交易是一种新型交易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交易方式，涉案交易涉及金融服务、买卖、平台服务等多种法律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其中的一种法律关系，具有新特征，目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确定标准。3、一审法院关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否超越范围经营的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依据《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现货交易管理办法》可以证明邮币卡交易平台的交易是全款全货的结论是错的。对于是否全款全货应当依据的是实际交易行为，而不是《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现货交易管理办法》。一审法院关于《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现货交易管理办法》与《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邮币卡库存《公证书》相互印证，证明交易过程，按照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交易标的物在交易前已经清点入库，因此应当认定孙凤东交易的是现货的观点是荒谬的。《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的真实性根本无法证实，同样也没有托管藏品的数量和入库时间、协议是否履行、藏品价格、托管价格、交易价格等内容的约定。根据本案中提供的软件交易记录和交易过程，及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可以证明本案的交易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也不必进行实物交割，可以通过反向操作，平仓了结交易。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的目的，也是为了袒护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非法交易行为。一审法院对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交易是否属于标准化合约交易的认定更是错误的。在其他交易条款均已固定，一审法院以数量不固定，否认交易系标准化合约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对本案交易是否采取集中交易方式的认定，同样是错误的。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藏品挂牌交易公告》及交易系统的交易过程、交易报表、交易数据、交易软件可以证实，一审庭审中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也承认实行T＋O、匿名交易、集中交易、以赚取差价为目的非法期货交易。5、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关于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区别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依据证监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的规定，以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来认定，而不能篡改为交易标的不同和交易方式不同，这种区别方式既无经济学专业的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二审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孙凤东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与理由：1、孙凤东恶意诉称一审法院故意遗漏事实、圆谎，实属毫无根据，具有恶意诉讼之嫌。2、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经政府商务部门依法批准成立，能够为现货产品贸易活动提供投资服务的电子平台，在其经营范围内合法合规运营。3、孙凤东进行的交易行为是现货交易，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现货交易电子平台，且具备完整的现货交割体系，交易的对象是现货。4、孙凤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投资者，其应对自己的投资行为和结果负责。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二审共同辩称，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只是提供借记卡服务，在孙凤东的交易过程中，银行没有过错。平安银行二审辩称，平安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不是合同交易的主体和合同的交易相对方。平安银行与孙凤东之间的协议独立于交易系统的交易合同。银行对交易市场的合法合规性不负有责任，孙凤东要求平安银行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孙凤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孙凤东在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客户端”中全部交易无效；2、依法判决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孙凤东返还未转出资金161770元及溢价金10230元；3、判令青岛九州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4、判令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5、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青岛九州公司的分公司，是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农行正东支行是农行红桥支行的下属机构，其民事责任由农行红桥支行承担。2014年4月，经工商登记成立青岛九州公司，并经青岛市商务局同意设立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经营电子平台交易的经纪服务。2016年12月2日，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变更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2017年2月15日，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青岛邮币卡分公司变更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市南分公司，经营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平安银行的分支机构平安银行青岛分行通过“平安易宝”电子系统为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提供第三方资金存管服务，为孙凤东提供结算账户，进行银商转账，孙凤东通过该结算账户发出电子指令入金、出金。孙凤东于2016年5月中旬，在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申请注册，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签订电子版《入市协议》，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孙凤东在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入金183700元，出金21930元，交易共计10笔，其中买入普32红海滩、个17和谐套票、一帆风顺套票、母亲节片等邮币卡票8笔，卖出2笔，出入金差额为161770元，孙凤东交易账户尚有部分邮票未卖出，也未交割。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孙凤东与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之间就邮币卡电子平台交易是成立一个多边合同还是分别成立若干合同。孙凤东提供了在农业银行、平安银行的《交易明细》《交易明细清单》和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截图，拟证明孙凤东从银行开户到电子平台交易是完整的过程，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共同作为合同相对方。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的质证意见均否认孙凤东的证明目的。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提供了孙凤东早在2011年10月在农业银行的开户信息，拟证明与本案电子平台交易无关。平安银行提供与青岛九州公司签订的《平安银行交易资金第三方存管服务使用协议》，与孙凤东签订的《平安银行电子商务交易资金存管服务使用协议》，拟证明与本案平台交易无关。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孙凤东在不同的时间与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分别签订合同，且各有不同的合同目的，如同不能将运输、仓储、保险等混淆为买卖合同的内容一样，孙凤东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与电子平台交易具有不同的合同目的，分别成立不同的意思表示，形成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银行提供的资金流动、结算并非邮币卡电子平台交易本身或其组成部分，而是为电子平台交易的安全和效率提供金融服务和技术支撑。孙凤东主张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是共同的合同主体，没有事实根据。（二）青岛九州公司及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孙凤东提供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的事项一是登记的经营范围集邮用品不应包括邮票、邮币卡等，二是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电子平台交易的经纪服务。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否定孙凤东的证明目的，认为自己提供的是电子交易平台服务，并不直接从事销售邮票、邮币卡业务，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作为内部机构，有权经营青岛九州公司经过审批的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一审法院认证如下：是否超范围经营作为专业的行政执法范畴，不能仅从字面理解，应当由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孙凤东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行政执法机关投诉并得到确切的回复，也没有证据证明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因经营邮票、邮币卡而被行政机关认定为涉嫌超范围经营。另外，青岛九州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交易平台的经纪服务，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作为法人的分支机构经过法人授权，经营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不应认定为超范围经营。（三）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经营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是否为从事非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孙凤东提供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网页信息、客户端操作页面、《财务报表》、邮币卡交易规则、会员单位列表、开户流程等（孙凤东证据5-10），拟证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孙凤东的交易对手，是做市商，交易对象是标准化合约，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采用集中交易、连续竞价、T＋0交易方式、匿名交易、电子撮合、保证金制度、做市商机制、无需实物交割等期货交易规则。孙凤东提供“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复印件（孙凤东证据12），两份文件前者载明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青岛九州市分公司“采用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的方式，交易模式具有证券化、期货化特征”；后者文件附件则对包括青岛九州公司及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在内的多家交易中心概括列举违规事项是“涉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涉嫌采用集中交易方式；交易行为类似赌博，涉嫌诈骗；采用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方式，交易模式具有证券化特征；涉嫌采用做市商制度等等。”青岛九州公司及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否认孙凤东提供的5-10号证据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平安银行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承认收到了这两份文件。在对孙凤东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同时，青岛九州公司提供工商登记信息、《青岛市商务局关于同意设立青岛九州商品交易中心的函》、《青岛市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交易管理公告》等，拟证明其经营的电子交易平台依法设立，认定非法期货交易的权力主体是期货监管机构，并非司法机关。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工商登记信息、与孙凤东之间电子版《入市协议》、《客户自主承担风险承诺书》以及客户进入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操作流程的证据保全《公证书》、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制作的《现货交收的操作流程》，拟证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合法经营主体，在孙凤东运用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开户时已经告知风险、签订协议、明示现货交割流程。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又补充了孙凤东交易对手明细及手续费缴纳明细、《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邮币卡库存《公证书》、现货交收实例，拟证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并非交易对手，只是提供电子交易平台服务，交易的邮票经过托管协议入库，能够提供现货交收。孙凤东对青岛九州公司、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判断是否为违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的事实，首先是判断交易的对象是现货还是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而且该合约是标准化合约。孙凤东提供的证据《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现货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显示“为规范邮币卡现货托管交易行为……现货托管交易实行全款全货交易，并即时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买方交易商需在交易前备足全额货款及交易服务费；卖方交易商需在交易前备足商品。卖方交易商应在预约入库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商品的鉴评入库……”可以证明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交易规则确立的交易对象是全款全货，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邮币卡库存《公证书》相互印证，证明交易标的物托管、入库、交易的全过程，按照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交易标的物在交易前已经清点入库，因此应当认定孙凤东的交易标的是现货，并非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交易后具备实物交割的条件。参照《证监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的表述，所谓标准就是固定交易单位、报价单位、最低保证金（杠杆率）、交易限额、最大持仓量等，而孙凤东提供的证据“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网页信息”显示在交易公告中预设的最小交易量为“一片”“一枚”“一套”，没有提高最小交易单位，也没有限制交易数量，这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交易对手明细”可以相互印证，该明细中显示孙凤东与交易对手每手的交易数量从一片、几十片到几百片、上千片不等，买方、卖方均可以任意选择交易量，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发生的合约并非标准化。其次要判断交易是否采用集中交易的方式，集中交易又可细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合竞价、连续竞价和电子撮合的特点是交易不是即时完成，而是对所有申报价格集中撮合，集中等待开盘或者收盘，交易双方无法即时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并确认交易是否成交，价格形成机制已经脱离要约承诺即发生效力的一般规则，是否成交最终由电子交易系统在特定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内按照交易规则对所有参与竞价的买卖双方分别按照一定次序排序并撮合配对。《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现货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未显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等交易规则，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交易对手明细”可以显示孙凤东在购入同一品种的邮票时有多个卖家，可以证明孙凤东是通过数个一对一的方式完成交易，成交的时间点各不相同，不能认定集合竞价所必须具备的统一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也不能认定存在数个买家和卖家同时集合竞价。因此，孙凤东主张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采用集中交易方式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同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是孙凤东的交易对手，是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的做市商。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孙凤东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本案邮币卡电子平台交易的交易对象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采用集中交易方式的事实。孙凤东提供的证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该办公厅并非非法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其转述的“涉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涉嫌采用集中交易方式；交易行为类似赌博，涉嫌诈骗；采用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方式，交易模式具有证券化特征；涉嫌采用做市商制度等等。”只是对包括青岛九州公司及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在内的多家交易中心概括列举违规事项，只能作为银行内部执行金融政策的依据，不能作为判断本案事实的根据。“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认定青岛九州市分公司“采用连续竞价、匿名交易、T＋0交易的方式，交易模式具有证券化、期货化特征”也没有针对期货交易最本质的特征“标准化合约、集合竞价”作出明确认定，不能证明孙凤东主张的事实成立。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孙凤东主张确认合同无效需要澄清以下问题：一是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4条、第6条规定禁止非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这是因为非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既不能促进商品交换，也不能发挥发现价格的功能，尤其是借助低保证金的杠杆放大交易风险，激励投机，威胁期货市场安全，破坏金融秩序，额外耗费国家的管理成本，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经违反可导致合同无效。二是一审法院是否有权对违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14条、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非法或者变相期货经纪合同宣告无效，并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作出裁判。该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对非法成交的期货交易进行审判。法律、法规也没有排除针对违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的司法管辖权，更没有设置行政主管机关先行认定的前置程序，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认为人民法院不具有判定电子交易平台非法运营或者无效的职责和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三是本案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是否存在非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的区别在于交易标的不同和交易方式不同，认定期货交易应当同时具备交易标的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和采用集中交易方式两个事实要件。关于交易标的，如前所述，邮币卡票在交易前要先托管入库，首次交易标的应当认定为现货，尽管之后在没有即时交割的情况下采用T＋0交易模式继续交易，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6条的规定，动产可以通过指示交付完成物权变动，在交易标的物清点入库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仓单的简易交付，孙凤东与其他投资商或者交易对手在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完成交易即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就可以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标的物的物权变动而非债权变动，是否实物交割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与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交易的法律效果有着本质的不同，交易标的始终是现货而非合约。关于交易方式，孙凤东每手交易的数量没有限制，自主选择，不存在标准化的问题；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采用了集合竞价、电子撮合等最为典型的集中交易方式，更没有运用高杠杆增加交易规模、放大交易风险，仍然具备一般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虽然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在经营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过程中可能存在违规行为，需要整改，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的违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导致合同无效。孙凤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为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禁止规定，其以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从事非法或者变相期货交易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孙凤东主张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返还未转出资金161770元，实质上是要求合同无效后由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凤东主张退还溢价金10230元的请求，因该项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向收取溢价金的主体主张权利，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孙凤东请求青岛九州公司、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基础责任作为依托，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凤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0元，由孙凤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2018年3月19日，孙凤东向本院提交申请书，请求本院依法委托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对涉案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或“非法证券交易”进行认定。2018年5月2日，孙凤东向本院寄送关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伪造证据的举报及向司法机关、监察委员会移送违法、违规、犯罪行为线索的申请书，认为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系伪造，理由为：《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中涉及山东源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4份，签订日期分别为2015年9月20日，2015年11月1日，2016年1月3日，2016年3月22日，涉及青岛龙邮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份，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10日，涉及大连金拇指商品经营有限公司1份，签订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公章均为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经核查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企业信息，该公司原名称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邮币卡分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变更为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从时间上判断，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一审提交的《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共计7份均系伪造，按照签订时间，合同公章应为“青岛九州商品现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邮币卡分公司”，而不应是2017年2月25日之后的名称。针对孙凤东向本院提出的上述问题，本院向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进行核实，该公司于2018年7月2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在2017年之前实行合同分管、OA系统盖章申请制度，保管我公司合同的相关工作人员因怠于申请的原因，致使我公司部分合同出现当时乙方未盖章的瑕疵。2017年5月，原法务人员离职，我公司新招聘了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法务工作，2017年6月，在准备孙凤东案一审证据时，该工作人员从仓库调出本案的几份《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之后，发现乙方未盖章，由于入职时间短，不清楚邮币卡分公司名称变更事宜，本身对法律业务知识不熟悉，也未仔细核对合同中乙方的名称，担心合同瑕疵影响对事实的认定，就盲目加盖了新公章。事实上，甲乙双方的合同在甲方盖章之时就已经实际生效并履行完毕，我公司一并提交孙凤东主要交易品种的主托管方山东源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即协议中的甲方）的书面说明，予以证明上述事实。另外补充提交两组证据佐证上述事实，即每份《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的配套入库单和《藏品鉴定单》，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所交易的票品都已经在交易之时实际入库，并且品相完好，具备随时交割能力。2018年6月29日，山东源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原青岛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于2015年9月20日、2015年11月1日、2016年1月3日、2016年3月22日签署的关于“个14奥运火炬”“一帆风顺套票”“个17和谐套票”“北京民居”《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为合法真实有效的，双方权利义务均已从甲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履行。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另向本院提供盖有“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托管鉴定专用章”的《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托管鉴定单》7张及对应的署名为刘仁明的《九州邮币卡专家委员会藏品鉴定单》7张。以上证据证明邮币卡电子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确立的交易对象是全款全货并且交易物在交易之前就已经全部托管入库，据此交易标的是现货并非期货合约，且具备交割条件。孙凤东对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孙凤东另主张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交易对手明细”具有伪造嫌疑，请求法庭调取“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客户端”服务器中未经篡改的交易信息、后台记录，予以证明“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客户端”伪造证据的事实。经本院依法向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调取上述证据，并经双方当事人核实，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交易对手明细”与孙凤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账户报表”内容基本吻合。孙凤东于庭审后向本院寄送青岛市商务局于2015年12月18日下发的青商通字【2015】12号青岛市商务局关于对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关问题整改的通知影印件，证明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寄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于2016年6月24日下发的【2016】第8号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关于公布支付结算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类型的公告，证明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孙凤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九州邮币卡”交易网页截图中的弹出窗口显示：本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客户自主承担风险承诺书》《入市协议》及交易规则，充分了解自身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愿意承担邮币卡市场的各种风险。孙凤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于2016年5月14日发布的“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藏品挂牌交易公告”显示：藏品名称为普32红海滩，类型为邮票，最小交易数量为一枚，最小提货量为25枚，注：经交易中心同意，此次上市藏品全部由主托管人自行安排配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孙凤东在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进行的本案讼争交易是期货交易还是现货交易。孙凤东主张在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进行的本案讼争交易是期货交易，但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不具有期货交易资格，其应当承担由此给孙凤东造成的损失。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主张孙凤东在其交易中心进行的交易是现货交易，交易主体资格及交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孙凤东在其公司进行的是网上电子交易，且孙凤东可以按照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提供的软件提示进行实物交割，只是孙凤东没有向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申请实物交割。综观本案事实，本院认为孙凤东在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进行的交易并非期货交易，而是具备现货交易条件的现货交易，由于其在入市前已经签署了《入市协议》，其应当对入市风险有一定的了解，亦应当承担入市交易给其带来的交易风险。孙凤东主张其在青岛九州市分公司的交易全部无效并要求青岛九州市分公司返还未转出资金161770元及溢价金10230元及其他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对孙凤东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孙凤东主张将本案讼争交易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依法委托中国证监会或其下属监管局进行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孙凤东向一审法院及本院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在“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进行的交易为期货交易或者非法期货交易，其向本院提出的委托认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凤东主张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伪造证据并要求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本院认为，经过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证据《托管藏品保真协议书》进行核对，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已经对该证据上其公司的公章盖章过程作出了解释，又提供补充证据证明其具备现货交割条件，且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邮币卡库存《公证书》亦能证明其具备现货交割条件，本院对孙凤东提出的青岛九州市分公司涉嫌伪造上述证据，要求移送司法机关的申请，不予支持。孙凤东主张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交易对手明细”具有伪造嫌疑，请求本院调取“九州邮币卡交易中心-客户端”服务器中未经篡改的交易信息、后台记录，本院调取该证据后与孙凤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账户报表”进行比较核对，发现藏品名称、成交数量、成交价格、发生时间基本吻合，本院对孙凤东提出的青岛九州市分公司伪造证据的主张，不予支持。孙凤东主张青岛九州市分公司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农行正东支行、农行红桥支行、平安银行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凤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0元，由上诉人孙凤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权代理审判员 张 炜代理审判员 赵永华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刘 文书 记 员 张林青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