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3民终12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浩铨。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浩文，广东海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流，广东海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原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支行）。负责人：周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训年，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惠州市星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春明。原审被告：丁春明，原审被告：宋秀华，上诉人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下称：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原审被告惠州市星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星海公司）、丁春明、宋秀华金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叶浩文、张云流、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志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被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应对担保人同意对外担保决议，负形式审查义务。因被上诉人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或《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商业银行作为特殊商业主体的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应承担《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上诉人无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浩铨”没有得到董事会授权，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被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系特殊的商业主体，在接受上诉人为星海公司提供担保时，按商业银行惯例必须对担保人提供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授权、董事成员签名及董事会决议内容等进行形式审查，确保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浩铨”没有得到董事会决议的授权，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且未得到上诉人董事会追认。因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授权、董事成员名单及董事会决议内容等文件没有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仅仅依赖上诉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即认定上诉人愿意以上诉人重大资产为星海公司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二、2012年1月6日《董事会决议》系伪造文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依据被上诉人借贷担保程序，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等文件，其中上诉人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上诉人董事会成员“周浩铨、高某、洪某”，而2012年1月6日上诉人董事会决议为星海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决议签名系“周浩铨、丁春明、宋秀华”，与上诉人董事会成员名字不一致。该董事会决议明显不是上诉人董事成员的真实决定，亦表明上诉人没有召开董事会决议为被上诉人提供担保。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及上诉人《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之规定：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宜。2012年1月6日董事会决议系被第三人冒名顶替签订，但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应有的形式审查义务，未能发现上诉人董事会决议系冒名顶替签订及没有为星海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三、被上诉人在原审开庭后提交《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作为证据，严重违反了举证规则，不应被原审法院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15日有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于2012年1月9日签订，两份合同均是对相同土地约定了抵押登记事宜，从时间先后顺序可知《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后，双方应按《最高额抵押合同》履行权利义务。即他项权利证书登记非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15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而作出的抵押登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就《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相关的土地抵押登记，故不产生土地抵押的效力，故被上诉人对土地价值没有优先受偿权。最后，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从惠阳区国土分局查询档案了解到，当时用于抵押登记土地使用权最高抵押合同是在2012年1月9日签订，担保主债务期间是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1月6日，而被上诉人向星海公司发放贷款的时间是2014年1月13日，也就是说该笔贷款没有在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时间内。就此，可以证明这份抵押登记是无效的，被上诉人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为商业银行应对担保人同意对外担保决议，对担保人提供的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授权、董事成员名单及董事会决议内容等负形式审查义务，但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导致《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应承担《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答辩称：一、《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1、被答辩人抵押担保意思真实，合法有效。2012年1月9日，被答辩人金钻公司与答辩人签署了《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抵押合同)，金钻公司同意以名下自有七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惠阳国用(2007)第xxxx号、第xxxx号、第xxxx号、第xxxx号、第xxxx号、第xxxxx、第xxxx号)，为星海公司向答辩人贷款提供了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二仟柒佰柒拾捌万元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有金钻公司的印章和其法定代表人周浩铨的签字。金钻公司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向答辩人提供了《独资经营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金钻公司盖章确认的股东会成员签字字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式样，金钻公司为星海公司向答辩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一事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同日，金钻公司与答辩人就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到惠州市国土资源据惠阳区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由此说明，被答辩人金钻公司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义务和法律责任，被答辩人为星海公司向答辩人贷款进行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生效条件为：“双方加盖公章且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后生效”，双方如约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后，该合同便合法有效，未经董事会决议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完全可以认定为公司的行为，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未经内部决策程序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被答辩人提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浩铨没有得到董事会授权，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抵押人对外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1、涉案抵押已经办理了有效的抵押登记，抵押担保规范有效。2012年1月9日，答辩人与金钻公司向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提出办理土地使用权他项权利申请，并提供了相关书面材料。申请主体适格，意思真实、材料齐全，抵押条件满足，涉案抵押登记符合抵押登记管理相关规定，抵押登记机关出具了有效的《土地使用权他项权利》。抵押权是物权，根据《物权法》原则，物权具有公示性和优先效力。故在抵押物权存续期间，物权优先效力应当得到保障，否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2、抵押人已经取得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真实有效，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抵押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同意对外提供抵押。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应当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公司法》，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其有权决定公司包括对外担保在内的一切重大事项。故上诉人以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为由，认为股东会做出的对外担保决议无效，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3、即使没有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亦不能以此否认对外担保的效力。最高法院2015年第2期公报案例(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中，最高法院已经认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故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精神，《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综上，本案中上诉人办理抵押担保时提交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成员签字字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式样书、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成员名单及签名式样等资料，股东会决议上和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字及印章样本与其办理《最高额抵押合同》时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公司印章一致。且涉案抵押担保在经过行政机关审查后也已办理了登记。上诉人内部管理的问题，答辩人无法全部了解，亦不属于答辩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否则会对交易主体审查义务规定过于严苛，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答辩人基于对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上盖有上诉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因此，答辩人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过程中，己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上诉人对涉案抵押担保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三、答辩人庭后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符合举证规则。答辩人在开庭质证时，已明确提出2013年1月15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2012年1月9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延续，由于当时答辩人营业场地正在升级大规模装修，重要的原始贷款档案已经封存保管，申请庭后补提交，并获得了经办人民法院准许。答辩人认为2012年1月9日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并且该证据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且法院当时有要求对方在规定期间内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或反驳，履行了相关质证程序。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符合法律规定。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答辩人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上诉人所提交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所规定的时间是笔误，因为第12页第二条中，抵押期间上面写的是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包括2014年与星海公司所签订的第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规定时间都是以三年为准。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也是2012年到2015年三年的时间，答辩人所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时间都是三年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涉案抵押担保主体适格，意思真实，材料齐全，已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领取了土地他项权利证书，答辩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享有的土地他项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上诉人要求撤销抵押担保的实质，是上诉人董事之间的内部争议，该内部争议不应也不该影响到上诉人对外做出的合法民事行为。如果所有的合法民事行为都可以事后以内部争议为由撤销，则会严重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星海公司、丁春明、宋秀华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星海公司清偿欠款本金人民币22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和罚息（利息及罚息的计算日期自产生时起计至欠款清偿时止，暂计至2014年7月15日利息11106.74元，本息合计22611506.74元）。2、原告对被告金钻公司已抵押的房产物业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丁春明、宋秀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9日，原告与被告金钻公司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金钻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座落于××区××东华大埔的土地，为被告星海公司与原告在2012年1月6日至2015年1月6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与金钻公司办理了位于惠州市××区淡水镇东华大埔的7宗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号分别为：惠阳他项（2012)第xdx号、第0xxxB号、第0xxx号、第0xxx号、第02xx号、第0xx号、第0xxx号】。2013年1月14日，原告与星海公司签订一份《融资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星海公司提供人民币3000万元整最高融资额度，额度使用期限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14日，融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开立信用证、开立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1月15日，原告与被告丁春明、被告宋秀华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丁春明、宋秀华为原告在2013年1月15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内，向星海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形成的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400万元整的债务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1月9日，原告与星海公司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于2014年1月13日向星海公司发放了2250万元人民币贷款。截止至目前为止，被告仍拖欠本金22499061元。庭审时，原告明确其诉求利息、罚息的起算时间均是2014年7月15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星海公司发放了贷款2250万元，星海公司收到贷款后，从2014年7月15日开始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经原告催告后至今未履行返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星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2499061元及利息（含罚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本案中，被告金钻公司在《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意以其位于惠州市××区淡水镇东华大埔的7宗土地抵押给原告，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号分别为：惠阳他项（2012)第0xxx号、第0xxx号、第xx号、第0xxx号、第0xxx号、第xxxx号、第xxxx号】，故原告对上述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丁春明、被告宋秀华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其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诉求被告丁春明、宋秀华对星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被告星海公司、丁春明、宋秀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应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星海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22499061元及利息、罚息（利息从2014年7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罚息按合同约定时间、利率计算）；二、原告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被告金钻公司所有的位于惠州市××区淡水镇东华大埔的7宗土地【他项权证号分别为：惠阳他项（2012)第0xxx号、第xxx号、第xxxx号、第xxxD号、第0xxx号、第xxx号、第xxxx号】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丁春明、宋秀华对被告星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15485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星海公司、金钻公司、丁春明、宋秀华共同负担。本院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金钻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与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于2012年1月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该份合同复制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存档中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时提供的抵押合同，载明被担保主债权为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1月6日期间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与星海公司发生的债权。经质证，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该份抵押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与原审被告星海公司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与原审被告丁春明、宋秀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合同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与星海公司于2014年1月9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后，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于2014年1月13日向星海公司发放了贷款2250万元，星海公司至今结欠借款本金22499061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令星海公司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22499061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同时判令原审被告丁春明、宋秀华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相关当事人也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金钻公司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签订的涉案债权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惠州分行称上诉人提供担保时向其递交了公司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成员签字字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式样，但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仅提交了《董事会决议》。上诉人金钻公司提交的董事会成员名单显示上诉人公司董事会成员为“周浩铨、高某、洪某”；上诉人公司章程显示有周浩铨、高某、洪某三名董事的署名，且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十六条规定了“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宜”。而《董事会决议》上署名董事为“周浩铨、丁春明、宋秀华”，明显与上诉人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字不一致。浦发银行惠州分行提出上诉人提供的担保材料中有股东会决议，缺乏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公司实际董事为周浩铨、高某、洪某，而《董事会决议》上没有公司董事高某、洪某的署名，显然是一份的无效决议。同时，本院注意到，《董事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6日，载明上诉人为星海公司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本次借款期限1年。上诉人提供抵押担保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在国土部门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在一、二审庭审中称：星海公司于2012年1月向其借款2250万元，该笔借款已在2014年1月还清，该笔借款还清后双方又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结合当事人提交的抵押合同签订时间、涉案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时间、《董事会决议》落款时间等实际情况，应认定星海公司于2012年1月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的借款已在2014年1月9日之前还清，星海公司2014年1月9日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的借款属于新的借款关系。根据上述查证，应认定《董事会决议》与涉案2014年1月9日星海公司第二次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借款无关，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主张的涉案债权虽有抵押合同，但无上诉人公司董事会决议。浦发银行惠州分行作为专业从事金融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首先、在与上诉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时，应对上诉人为星海公司提供担保是否经董事会同意等事项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但是，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上诉人法人代表周浩铨超越了权限，以公司财产为星海公司提供担保未经董事会同意事由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次、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应当知道周浩铨提供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借款期限为1年、星海公司2014年1月9日重新借款时《董事会决议》已失效，而没有要求上诉人重新提交公司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抵押权构成善意。为此，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周浩铨以公司财产为星海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表。周浩铨以公司财产为星海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也未经上诉人公司董事会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涉案债权的抵押合同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应确认浦发银行惠州分行涉案债权相关的抵押合同无效。由于涉案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有效，上诉人与浦发银行惠州分行对造成抵押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应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本院酌定由上诉人对星海公司在本案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浦发银行惠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星海公司追偿。综上，上诉人主张涉案债权的抵押合同无效，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但其主张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确认抵押合同有效不当，导致实体处理存在部分错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民二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原审被告惠州市星海集团有限公司在上列第一判项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惠州市星海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485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审被告惠州市星海集团有限公司、丁春明、宋秀华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4858元，由上诉人金钻（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各负担77429元。上诉人预交二审受理费154858元，扣除其应负担部分后剩余77429元不予退还，抵作被上诉人应缴的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迳行付还上诉人7742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陈金升代理审判员  张斯姝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