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锡商终字第07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菊芬。
委托代理人杨春赣，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人民中路51号。
法定代表人周剑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奚若岚，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剑明，男，1959年9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2191959********，汉族，住江阴市君山路**号*幢***室。
委托代理人奚若岚，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菊芬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购公司）、原审第三人周剑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商初字第0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菊芬一审诉称：1998年11月，江阴国际购物中心（下称购物中心）改制为国购公司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江阴市供销合作总社（下称供销总社）出资50万元占5%，江阴国际购物中心工会委员会（下称购物中心工会）出资950万元占95%。1998年12月，国购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周剑明、高菊芬等41名自然人作为股东替代名义股东购物中心工会拥有国购公司95%的股权，江阴市开源资产经营公司（下称开源公司）替代供销总社拥有国购公司5%的股权，各方办理相关手续。1998年12月9日，江阴市审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法人股东开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周剑明、高菊芬等41人均以货币出资，该出资款已于1998年12月8日由各出资方转入国购公司的账上，附件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中记载，合计认定额950万元，其中高菊芬个人认股额10万元，委托人数14人，委托金额21万元，合计认定额31万元。此后国购公司章程、股东（发起人）名录等工商注册资料中均记载高菊芬拥有国购公司3.1%的股权（代其他14名委托员工持股2.1%，高菊芬实际持有1%的股权）。后高菊芬发现其拥有的3.1%的股权于2007年7月25日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给了周剑明，所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均不是其亲笔签名，而高菊芬亦未委托他人代签，也未参加2007年7月25日的股东大会。2007年8月，国购公司提交上述伪造材料到工商部门将高菊芬拥有的3.1%的股权非法变更登记至周剑明名下。因交涉无果，高菊芬于2011年6月1日依法提起股权转让纠纷，后因故于2012年8月30日撤诉，随后向江阴市工商局投诉。2013年11月21日，江阴市工商局以国购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由，对国购公司作出处罚，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万元。综上，高菊芬系国购公司合法股东，国购公司和周剑明通过伪造其签名等欺骗手段将高菊芬合法拥有的国购公司3.1%股权非法据为己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2007年7月25日周剑明与高菊芬的股权转让行为和所实施的股权变更登记无效；2、确认高菊芬在国购公司中拥有3.1%的股权；3、判令国购公司至江阴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恢复高菊芬在国购公司的股东身份；4、国购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高菊芬撤回了第1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同时，高菊芬明确仅主张第2项诉讼请求，对第3项诉讼请求同意另案诉讼。
国购公司、周剑明一审辩称：一、高菊芬不是国购公司的股东，不拥有国购公司3.1%的股权，理由如下：1、股东是否享有股权应以其是否出资或认缴出资为依据。高菊芬缴纳风险抵押金的时间为改制前，缴纳对象为购物中心，并非向国购公司的出资，而改制过程中风险抵押金作为新公司的债务并不必然转化成股本金，二者性质不同，结合实收资本明细账，直至1999年3月高菊芬从未向国购公司进行出资，所以高菊芬没有出资或认缴出资的事实。2、根据澄劳仲（1999）案字第13号仲裁裁决书，高菊芬明确其主观上是无力承担高额股金故辞职离开国购公司，而客观上在一系列的认缴出资的资料中即股权转让协议、股本金认定汇总表及确认其股东身份的章程上，高菊芬均未签名，同时高菊芬结余3万元借款后离开公司，其风险抵押金作为国购公司受让的债务已与其借款相互进行了冲抵，所以说高菊芬主观上没有出资的意愿，客观上也从未出资，故其不是国购公司的股东。3、高菊芬作为购物中心中层干部有作为显名股东的资格，但其并未接受这样的资格，虽然国购公司根据当时的改制方案仍然使用了高菊芬的名义，但不能以此认定高菊芬的股东身份。二、高菊芬离开国购公司后，一直未向国购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故国购公司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98年11月，供销总社对购物中心企业改制进行了批复，该企业改制方案为：保留老企业，组建新企业，职工参股95%，市总社参股5%。因拟入股的在册职工在短时间内难以筹集到950万元资金，实际执行该方案是先以购物中心工会与供销总社作为发起人设立国购公司，其后再将购物中心工会的股份通过在册职工逐步认缴的方式置换为职工的股份。购物中心于1998年11月2日将应退职工的风险抵押金及利息670万元存入购物中心工会账户后再缴入国购公司验资账户，购物中心又将其营业款现金280万元缴入国购公司验资账户。上述款项构成购物中心工会的出资款950万元。之后，购物中心工会与供销总社签订了国购公司企业章程，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供销总社出资50万元占5%（后该股权转让与开源公司），购物中心工会出资950万元，占95%。1998年11月5日，经江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颁发了国购公司营业执照。1998年11月19日江阴市供销合作社企业集团公司与国购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书，明确：将购物中心所有能移动的评估资产（含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和所属的人民路79号房屋及不能分割的房屋附加物转让给国购公司，国购公司同时接受购物中心的部分债务，产权交易的基准日为1998年11月15日。上述以购物中心工会名义缴入国购公司验资账户的现金280万元和风险金及利息670万元即包含在内。
1998年12月8日，购物中心工会（甲方）与周剑明等41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载明：购物中心工会同意将投资国购公司950万元的注册资本以1：1的比例转让给周剑明等41人；周剑明等41人按投资额分别用转帐支票转入国购公司950万元；转让后由国购公司用转帐支票退还购物中心工会950万元。同日，国购公司将950万元投资款退给购物中心工会，同时，购物中心工会又开具41份支票为周剑明等41人向国购公司交付950万元的投资款。1998年12月9日，江阴市审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自然人周剑明等41人出资额为人民币95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95%，已于1998年12月8日由各出资方转入国购公司的账上。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作为验资报告的附件，该表共记载41人股本金为950万元，其中高菊芬个人认股额为10万元，在其名下还挂靠14人，金额21万元，合计为31万元。对于上述以购物中心工会名义代41个自然人缴纳的出资除了应退职工的风险抵押金经愿意入股的职工认购转为国购公司股权，对其余出资款项，经职工认购后由国购公司陆续向在册职工收取。高菊芬没有在股本金汇总表上签名确认，其后也没有向国购公司缴纳出资款。1998年12月11日，周剑明等41人及法人股东开源公司共同签署了国购公司新的公司章程。高菊芬没有在章程上签名。但国购公司向工商行政机关出具董事、监事证明上，有高菊芬以股东身份的签名。
（二）高菊芬原系购物中心员工，曾于1995年9月1日、1997年7月16日向购物中心交纳风险抵押金合计3万元。1998年4月13日，高菊芬向购物中心借款3万元，此后因进货需要，高菊芬又先后购物中心多次借款并先后归还，截至购物中心转制时，高菊芬尚欠购物中心借款3万元，该债权在1998年11月19日产权转让合同书资产明细表中明确由国购公司承受。1999年1月17日，高菊芬向国购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同年6月2日，国购公司以高菊芬存在利用单位出差名义为自己准备开业的企业进货作准备并到工商局登记注册自己的公司等严重错误为由，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给予高菊芬开除处理。高菊芬为此向江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国购公司在答辩中陈述：“申诉人（高菊芬）诉称公司要求其缴纳股金15万元，作为辞职不上班的理由不能成立。因申诉人应缴纳15万元股金，原有风险金3万元、利息3000元、单位送股3000元、借股5万元，申诉人实际只需交6.4万元。”1999年8月11日，该仲裁委作出撤销国购公司开除高菊芬的决定。但之后高菊芬并没有再到国购公司上班。自1998年改制至2007年间，部分职工以公司经营前景不良为由主动要求退回风险抵押金，国购公司陆续退回该部分职工的风险抵押金。2001年12月31日，国购公司将高菊芬欠其的个人借款3万元与高菊芬的风险抵押金3万元相抵并做了账务处理。2007年7月17日，经国购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将已离开国购公司并作退股的20人共175万元股本金（包括高菊芬名下10万元）登记在周剑明名下，周剑明向国购公司承诺对该股份在公司进行二次改制时经董事会研究后另行分配。同年7月25日，国购公司按股东会的要求以上述退股股东名义分别与周剑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其中高菊芬名下的31万元股权以3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周剑明。现高菊芬已不是国购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2011年6月23日，高菊芬以国购公司、周剑明伪造高菊芬签名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周剑明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讼至法院，后于2012年8月30日撤诉。2012年8月21日，高菊芬通过银行向国购公司汇款3万元。同年8月27日，国购公司向高菊芬邮寄关于取回汇款的函，称高菊芬缴纳的风险抵押金3万元已抵偿其结欠国购公司的借款3万元，故要求高菊芬3日内至公司取回3万元汇款，但该函被高菊芬拒收，高菊芬亦未取回3万元汇款。此后，高菊芬向无锡市江阴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2013年11月21日，该局以国购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为由，对国购公司作出处罚，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万元。2014年3月21日，高菊芬再次诉讼至法院。
（三）对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中高菊芬名下31万元，其中挂靠的14人21万元由国购公司的职工股东交纳并享有股东权利，高菊芬及国购公司均无异议，但对交纳给购物中心的3万元风险抵押金及资金来源于购物中心工会的7万元的认定双方存有异议，高菊芬认为3万元风险抵押金于1998年12月改制时即转为国购公司股权，剩余7万元系风险抵押金利息3000元、送股3000元、购物中心工会代其出资64000元；国购公司认为3万元风险抵押金与其欠国购公司的3万元借款相抵销，而所谓的利息、送股等是针对成为股东的职工而言，高菊芬至始不是股东，购物中心工会代其出资64000元也不是事实。
（四）对于1998年12月8日国购公司章程、1998年12月8日购物中心工会与周剑明等41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998年12月9日澄审所验（1998年）122号验资报告附件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2007年7月25日周剑明与高菊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高菊芬”的签名不是高菊芬本人所签，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高菊芬认为前三份文件上的签名系其委托陆锦民代签，之所以没有本人签名是因国购公司改制时事务繁多、操作不规范造成的，而2007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非其所签其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签，故不予认可。国购公司认为高菊芬名下的股份是当时公司董事会根据改制文件对企业中层所占股份的要求，因高菊芬当时没有认购，故该签名系国购公司安排公司其他人员所签，同时陆锦民否认受高菊芬委托在该三份文件上代其签名或请他人签名。
上述事实，有高菊芬提供的澄国董（1998）2号董事会决议、1998年12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份、3万元风险抵押金股票、澄劳仲（1999）案字第13号仲裁裁决书、澄审所验（1998）122号验资报告、资金来源证明、流动资产投资清单、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记账凭证、工会关于代办投资的通知及银行进账单、1998年12月6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董事、监事证明、章程、股东（发起人）名录、2007年7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购物中心股东会决议、2007年7月25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1998年4月13日借款申请书一张、现金存款凭证及凭条各一张，国购公司及周剑明提供的改制方案、1998年12月8日公司章程、调查笔录、2001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1999年3月实收资本明细账、市属企业改革方案审批表、产权转让合同书、转让债权清单、3万元借款明细、实收资本、个人股名单、两份邮寄快递、（2001）澄商初字第0409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高菊芬是否享有国购公司3.1%的股权。具体为：1、高菊芬名下挂靠的14人21万元股权高菊芬是否具有股东资格。2、高菊芬名下的7万元出资的来源及对该7万元出资高菊芬是否具有股东资格。3、高菊芬交纳的风险抵押金3万元能否与其向国购公司的借款3万元相抵，该3万元风险抵押金是否转为高菊芬对国购公司的出资。
原审法院认为：签署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实质特征；在工商登记材料中登记为股东，取得出资证明书，被载入股东名册等，则属于其形式特征。当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发生冲突时，应当结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选定合理标准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如果争议发生在内部关系中，应优先根据实质特征，以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事实进行认定；但是如果与公司外的第三人等因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理念，应优先适用形式特征特别是工商部门的登记情况进行认定。本案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应当优先根据实质特征判断。
首先，高菊芬不具有成为国购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高菊芬没有以股东名义亲自签署国购公司章程也没有在股本金认定汇总表上签名。其虽以当时委托陆锦民代为签名，但陆锦民并没有认可该事实，高菊芬又无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同时，从高菊芬在国购公司设立之初为自己公司作准备到其自动离职以及其所欠国购公司借款金额正好与其风险抵押金金额一致等一系列行为也表明其无意将3万元风险抵押金转为股本金。另外，国购公司在与高菊芬劳动仲裁争议中所述内容并不表示国购公司实际已经认可高菊芬已经享有15万元股权，而是证明如果高菊芬不辞职，作为国购公司职工其当时只要缴纳6.4万元即可以成为国购公司股东并能享有15万元的股金，但高菊芬还是辞职离开了国购公司，并没有成为国购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
其次，高菊芬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国购公司没有实际出资。登记在高菊芬名下的31万元股权只是国购公司及其职工根据改制确定的方案借用高菊芬名义进行的出资。其中21万元由国购公司的职工股东交纳并享有股东权利，对此高菊芬及国购公司均无异议，故高菊芬对该21万元不是真正的出资人，其不具有股东资格；对于其中7万元的来源，高菊芬前后表述不一，其在2011年的诉讼中有时陈述是向购物中心工会借款，有时认为是向购物中心借款，本案中又陈述是以利息3000元、国购公司送股3000元及国购中心工会代为出资64000元构成，根据查明的事实该7万元包含在国购公司设立时购物中心以购物中心工会名义缴入国购公司的现金280万元中，国购公司设立时以购物中心工会名义所持的950万元股份直到1998年12月8日职工认购股权时才确定落实到每个职工名下，认购之前按照常理高菊芬既不可能向购物中心也不可能向购物中心工会借该7万元，而且从购物中心向国购公司转让资产明细中也没有此借款，故从认购时购物中心资产已转让给国购公司的事实分析，如果高菊芬认购该股份成立，该借款也应该是高菊芬向国购公司借款，但高菊芬并未主张向国购公司借款，国购公司事实上也否认与高菊芬存在该7万元的借款。由此，该7万元应认定为国购公司因高菊芬没有认购而由国购公司以高菊芬名义自己缴纳出资的股份；3万元风险抵押金系高菊芬缴纳给购物中心的，按改制要求该风险抵押金由购物中心退还，因国购公司使用该资金以购物中心工会名义进行了验资，故退还该风险抵押金由国购公司承担，国购公司成立后根据职工意愿退还风险抵押金或将其转为国购公司的股权，因高菊芬没有在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上签名认购，而且之后又辞职离开国购公司，故该风险抵押金并没有转为国购公司的股权，该风险抵押金的性质应为债权，国购公司对该债权在2001年以高菊芬欠国购公司借款3万元相抵并作账务处理，并无不当。
第三，高菊芬不是国购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工商登记材料仅是对抗证据，不具有创设性效力，不是股东资格取得依据。从国购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的股东出资情况看，高菊芬并不是国购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从国购公司成立到本次向法院诉讼的十多年间国购公司从来没有向高菊芬分配股利，高菊芬也从来没有向国购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
第四，高菊芬在国购公司出具给工商行政机关的证明上签名并不能以此认定其是国购公司真实股东，并不能排除高菊芬明知国购公司以其名义持有股份其不反对相反予以认可的可能，这从高菊芬在该证明上签名之前不在章程和股本金认购表上签名以及一个月后高菊芬即向国购公司提出辞职申请等一系列行为予以佐证，在此情况下如果认定高菊芬具有国购公司股东资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所述，高菊芬没有向国购公司出资，从国购公司设立至今一系列的行为也表明其没有成为国购公司股东的意愿，其名下的31万元股权除21万元系国购公司职工挂靠其名下应认定为实际出资职工的股份，其它10万元应认定为国购公司自己出资并以高菊芬名义挂名的股份，故高菊芬要求确认其在国购公司中拥有3.1%的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同时，国购公司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行为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国购公司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将该股份转让或依法履行减资程序予以完善。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高菊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菊芬负担。
高菊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1998年11月购物中心第一次改制时，全体职工持有的95%的股份是以购物中心工会的名义代持，实际出资是全体职工交纳的风险金，购物中心工会只是名义上的股东，包括高菊芬在内的全体职工才是国购公司的真正股东。在该次改制时，风险金的性质已从对购物中心的债权转化为对国购公司的股权。故一审法院认定通过在册职工逐步认缴的方式置换为职工的股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1998年12月第二次改制时，国购公司股本金认定汇总表、公司章程上均有高菊芬的签名，因为当时改制事务繁杂、操作不规范，所以由他人代签，且除了高菊芬外，其他很多股东的签名也是代签的。因此不能仅依据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就否定高菊芬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3、高菊芬交纳3万元风险抵押金的时间是1995年9月1日和1997年7月16日，而高菊芬向购物中心借款的时间是1998年4月13日，两笔款项形成的时间不一致，收益不一致，只是本金金额巧合一致。因此两笔款项不存在抵销。4、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登记在高菊芬名下的31万元股权只是国购公司及其职工根据改制确定的方案借用高菊芬的名义进行出资。5、国购公司一审中提交的1999年3月实收资本明细是国购公司单方制作的明细账，并不是国购公司的股东名册，且该明细账记载的出资人数、出资总额都与国购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人数不符。综上，1998年11月购物中心第一次改制时，高菊芬即成为国购公司的隐名股东，1998年12月国购公司第二次改制时，高菊芬就成为国购公司的显名股东，高菊芬认缴的10万元出资，虽其实际以风险抵押金及利息、分红出资36000元，但剩余的64000元已由购物中心工会代其支付。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国购公司答辩称：1、购物中心改制时购物中心工会出资款来源为风险抵押金670万元和营业款280万元，考虑到拟入股的职工在段在短时间内难以筹集950万元资金，国购公司改制成立后再由入股职工逐步交纳出资款。2、职工参股确定了成为国购公司自然人股东的前提为在册职工，但并不是只要是职工就能成为股东，职工必须认缴出资款后才能成为股东。3、购物中心工会只是名义股东，不能以购物中心工会出资的950万元的来源确定出资的主体，如果因950万元中有部分来源于风险抵押金，就认定交纳风险抵押金的职工就是股东，那该950万元中营业款部分对应的股东就无法确定。4、职工向购物中心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并不必然转化为国购公司的股本金。职工最终认缴的股本金金额与其曾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并不同，存在着退还多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和逐步认缴股本金的过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剑明述称：其的意见与国购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属于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该类型纠纷主要依据股东的实质要件，即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行使股东权利，进行股东资格确认。实质要件的主要功能是对内的，在解决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争议时，效力优于形式要件。本案中，高菊芬系国购公司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但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宣示的功能，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权能，故高菊芬与国购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根据确定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进行判定。首先，高菊芬没有以股东名义亲自签署国购公司章程，亦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委托他人代签名。公司章程作为全体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签署公司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关键实质要件。其次，本案最大的争议点是高菊芬向购物中心交纳的3万元风险抵押金，在购物中心改制为国购公司时是否转化为高菊芬向国购公司的出资款。因国购公司系购物中心改制而来，两次股东变动均系形式上的股东变动，真正的股东确定是股东明确将风险抵押金转化为出资并交纳剩余出资后记载于国购公司财务账册。高菊举芬于1999年辞职离开公司的主要理由是无力承担高额的出资，且始终未交纳剩余的出资。该行为表明高菊芬并无成为国购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因此国购公司未将高菊芬的风险抵押金转化为股本金行为，并无不当。至于国购公司将该风险抵押金与高菊芬结欠国购公司的款项相互抵销的行为是否合理，并不影响该风险抵押金未转化为股本金的事实。再次，自从国购供公司改制成立至高菊芬提起本案诉讼，在长达数十年间，国购公司从未向高菊芬分配股利，高菊芬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国购公司主张过股东权利。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国购公司改制情况认定高菊芬不具有股东资格，符合客观事实。
综上，高菊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菊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唯诚
代理审判员 缪 凌
代理审判员 瞿俊鹏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久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