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4民初590号
原告：楼淑芬，女，195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重汽集团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兆梅（楼淑芬系仲兆梅之嫂），女，195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济南五中退休教师，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亮，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仲继红（系楼淑芬之女），198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亮，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香兰，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秦成勇，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男，系山东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蔚，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淑芬、仲继红诉被告山东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6月25日、2018年7月20日公开开庭，第一次开庭由原告楼淑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兆梅、徐亮，原告仲继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亮、郭香兰，被告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张蔚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由原告楼淑芬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兆梅、徐亮，原告仲继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亮、郭香兰，被告省立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楼淑芬、仲继红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10512.67元、死亡赔偿金504240元、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待鉴定后予以确定；律师费1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方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24591.50元、死亡赔偿金551835元、护理费102533元、误工费512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0元、交通费15000元、住宿费28000元、营养费27000元、丧葬费3465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复印费283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5000元，本案诉讼费用23108、鉴定费用15000元由被告承担。以上共计1994219.79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18日，仲兆森在重汽医院查体作CT检查时发现胸主动脉瘤较以前明显增大，随后去被告医院就诊，被告血管外科确诊为：胸主动脉瘤、动脉硬化闭塞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并决定收入院治疗。住院后，被告对仲兆森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并决定对仲兆森实施气管插管全麻下胸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2016年4月26日上午11:00被告血管外科为仲兆森做了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在仲兆森胸主动脉放入两枚支架。2016年5月3日仲兆森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后第二天仲兆森就出现左侧胸痛，5月5日疼痛突然加重，仲兆森到被告处急诊内科就诊，建议转院至血管外科。血管外科接诊医生称与仲兆森的手术主治医生电话会诊。被告血管外科一直拒绝仲兆森住院治疗，后仲兆森情况进一步恶化，乏力严重，体重急剧减轻。5月26日仲兆森又去被告血管外科要求住院治疗，被告血管外科不仅没有积极为仲兆森治疗，又将让其到呼吸内科等诊室就诊。5月30日仲兆森出现呕血，左侧胸剧痛，去被告血管外科处要求住院治疗。血管外科将仲兆森推至呼吸内科，呼吸内科为仲兆森开具住院单，并要求其等床位，至今没有和仲兆森及家人联系过。6月23日在家人的苦苦请求下，被告血管外科收治仲兆森住院治疗，诊断为：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在没有查出病因的情况下，被告仅给予患者简单的输液补充能量合剂治疗，治疗后仲兆森感觉胸闷、乏力较之前有所缓解。7月1日仲兆森办理了出院手续。2016年9月18日下午，仲兆森突然出现吞咽困难等，9月19日凌晨2点左右仲兆森到被告就诊处就诊，通过检查，血管外科诊断为：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当天被告为仲兆森实施胸主动脉瘤破裂腔内修复术，三天后，患者病情恶化，2016年12月15日在被告医生的陪同下，患者转院至上海长海医院，12月21日长海医院在全麻下行胸降主动脉置换术+胃代食管左颈部吻合术，手术顺利，取出三枚支架。2017年1月11日仲兆森回到被告医院，2017年1月12日仲兆森因多器官衰竭死亡。原告方认为被告在对仲兆森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医疗过错，并与仲兆森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省立医院辩称，患者胸主动脉瘤病史5年，动脉瘤管径进行性增大，术前动脉瘤管径最大达5.68cm，随时有破裂死亡的风险，治疗指征明确，无禁忌症，2016年4月26日行腔内修复术过程顺利，覆膜支架植入后胸主动脉瘤封闭确切，未见内瘘。患者出院后3天出现明显胸痛并就诊于急诊，被告接诊后高度重视，为保证增强CT检查过程的安全性，首先紧急联系超声室行心脏和升主动脉超声排除了危险性最大的升主动脉夹层，然后紧急联系CT室并在医生的全程陪同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行增强CT检查，并于检查后借片回科内进行会诊阅片。经对比患者术前CT和术后造影后证实支架形态良好，支架周围未见造影剂外溢，排除主动脉相关性胸痛后通知急诊进一步排除内科相关疾病。患者经内科诊疗后建议呼吸内科住院治疗，因患者家属诉床位紧张未能住院，遂寻求血管外科医生帮助，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血管外科医生在明知不需要外科干预的情况下安排其于血管外科住院，并且积极请内科会诊。患者二次住院主诉乏力、体重下降，住院后经内科治疗后好转，患者出院。没有错失治疗最佳时机没有违反必要、合理的治疗规范。患者第三次住院，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的诊断在入院诊断、术前谈话、术后病危通知书中均告知患者家属，患者家属均表示理解并签字。患者术后20天经内镜发现食管瘘，并第一时间告知家属可能的不良后果，家属签字，非原告所陈述的2016年9月19日就知道食管瘘存在而故意隐瞒。患者2016年12月15日出院前为经鼻十二指肠营养管鼻饲饮食，出院嘱托饮食为指导经鼻饲管灌注粉碎食物的种类。同时患者出院时携带鼻饲管，并且患者自出院至上海长海医院的救护车转运途中医生全程护送，患者并无经口进食，原告应当如实陈述。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医院为患者仲兆森实施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操作常规和规范，希望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查明案情，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诉讼中，原告方申请司法鉴定，要求对以下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山东省立医院对患者仲兆森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患者仲兆森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的护理费以及营养费。后经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本案上述问题进行鉴定，2017年9月28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17]医鉴字第420号鉴定意见（以下简称第420号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分析认为：一、审查送检病历，患者胸主动脉瘤等初步诊断明确，医院给予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符合规范要求。二、病历资料显示，医院术前手术同意书中未能将相关手术治疗等替代性治疗方案给予告知，存在不足。但开胸手术具有创伤大，且需体外循环技术涉及心肺转流、深低温停循环或选择性脑灌注等技术支持，并可能发生出血、严重心率失常等多种并发症，而介入治疗具有创伤小、快速康复，减少并发症和禁忌症的优点，目前临床上患者大多接受介入治疗的方案，故就现有技术而言，医院在术前关于手术治疗的替代方案告知不足对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不具有明显影响作用。三、关于患者术后出院后门诊就诊及第二次住院的诊疗行为评价：（一）2016年4月26日医院对患者实施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术中给予放置两枚胸主动覆膜支架。2016年5月5日患者因阵发性胸痛2天，加重2小时至被告医院门诊就诊。本次鉴定复阅患者CT片等，可见胸降主动脉重叠支架影，支架外可见弧形低密度陈旧血肿，支架下端位于胸降主动脉迂曲处，向前推挤、压迫食管导致其管腔狭窄。本案患者胸主动脉瘤病变较为广泛，临床给予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相邻食管受压属于手术后常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患者术后出现胸痛考虑与食管局部受压及炎症反应有关，审查送检病历资料，医院未能将患者胸降主动脉瘤支架植入后支架相邻食管的影响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问题与患方充分沟通与告知，存在不足。（二）审查送检病历资料，医院对于患者2016年6月26日胸部CT所示胸主动脉瘤病情进展情况未能给予及时诊断，对患者病情的后续治疗具有不利影响。（三）患者经能量补充等对症治疗后病情好转，2016年7月1日出院，出院当日抗O及血沉检查示明显升高，7月6日患者于风湿免疫门诊就诊，临床考虑为风湿热，诊断依据不足，检查结果提示存在活动性炎症，需考虑慢性出血可能性。2016年7月6日门诊治疗后至2016年9月19日患者病情加重期间再未见患者临床就诊的门诊治疗，对其病情的早期发现亦具有一定不利影响。四、关于患者2016年9月19日病情加重后医院的诊疗行为：（一）CT片显示，患者后纵膈血肿较前明显增多、增大，向前压迫左心房，向后压迫食管，其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情明确。胸主动脉瘤是由于主动脉壁中层损伤，管壁变薄，在管腔内高压血流冲击下形成，在给予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支架对受损血管具有支撑作用，但由于主动脉血管壁病理学改变，具有病变进一步进展、甚至破裂的可能性，属于该疾病本身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患者发生胸主动脉瘤远端破裂、出血，其病情十分凶险，随时具有发生大出血致死亡的可能性，临床给予再次置入支架封堵破口符合规范要求，从后续复查胸部CT亦显示未再出现胸主动脉瘤病情进一步进展的情况。（二）关于患者食管瘘问题，就现有临床治疗而言，患者在2016年9月19日出现胸主动脉瘤破裂时尚未见明确的食管瘘病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2016年5月5日及其后患者多次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其胸主动脉瘤支架远端对相应部分的食管具有推挤、压迫作用。患者2016年9月19日发病期间具有咳血性痰，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及少量鲜血的病史，提示其食管在长期压迫、摩擦作用下管壁已发生炎症性病变和损伤。因此，患者2016年9月19日发生胸主动脉瘤破裂时不排除已出现较小食道损伤的可能性。医院在给予患者再次行血管腔内支架置入封堵血管破口后，应对患者术后可能发生食管瘘的风险性给予高度重视，向患方充分告知，并在患者病情平稳后及时行胃镜等检查明确患者食道病情，以指导进一步治疗。审查送检病历资料，患者2016年9月19日行胸主动脉瘤破裂腔内修复术后，病程记载主诉经口进食有阻挡感、吞咽困难、痰中带血等，2016年9月21日血培养示G+球菌感染，而由于直至2016年10月9日方给予胃镜检查明确患者食管瘘病情，存在延迟。五、患者死亡后未经尸体解剖检验，本次鉴定无法从法医病理学角度对患者确切死亡原因，以及其胸主动脉瘤、食管瘘术后具体情况，继发感染等问题予以明确，仅能在现有临床资料基础上进行有限分析，对完整评价医院诊疗行为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程度具有不利影响，患者死亡后未尸检的责任归属需由法庭审理明确，依据现有临床资料，本案患者符合在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治疗后，后纵膈感染病情进一步加重，长期消耗，最终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临床特点。综上所述，山东省立医院在对仲兆森的诊疗过程中，对其胸主动脉瘤等初步诊断明确，就患者病情而言具有进一步治疗的必要性，医院给予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符合规范要求。医院在术前替代方案的告知方面存在不足，但就现有临床医学技术而言，该告知不足一般对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不具有明显影响。患者第一次术后出院后出现胸痛等病情，考虑与胸主动脉瘤腔内支架置入后压迫临近食管有关，属于手术并发症范畴，医院在相关并发症的告知方面存在不足。但医院在患者第二次住院期间对其2016年6月26日胸部CT所示胸主动脉瘤支架远端病变加重情况未能给予及时诊断，对患者病情的后续治疗具有不利影响，患者2016年7月6日门诊就诊后至2016年9月9日再未就诊，对其病情的早期发现亦具有不利影响，患者2016年9月19日出现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亦属于该疾病本身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医院给予再次置入支架行腔内修复术符合患者病情需要，就现有临床资料而言，患者当时尚未出现较为明确的食管瘘病情，但不排除已出现较小的食道炎性病变损伤的可能性。患者后续经胃镜检查明确食管瘘病情，属于胸主动脉瘤内修复术后并发症之一，从患者第一次术后多次胸部CT所示情况，提示其具有发生食管瘘的高度风险性，医院在2016年9月19日对患者再次行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稳定病情后未能够对其食管病变给予及时检查，对指导临床后续治疗具有不利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预后，上述情况表明医院的诊疗过程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最终死亡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角度分析为介于次要~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被鉴定人仲兆森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的护理期及营养期应予以支持，具体护理费法医学鉴定无法评价，建议法庭结合上述护理期限并参照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审理确定。
上述鉴定意见作出后，原告方提出异议，后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针对原告的异议，作出了针对性回复：一、关于病历摘要问题，本案患者多次于被告医院进行门诊及住院治疗，病历摘要仅作为鉴定意见书中摘录患者简要诊疗过程，具体鉴定工作需要结合患者就诊的完整病历资料进行，不仅限于鉴定意见书中摘录的病历内容。二、关于患者的血糖问题，本案患者有糖尿病病史多年，术前血糖高于正常参考值，术后较前呈下降表现，且从患者病历资料反应，其术后未见明显早期严重感染表现。三、关于患方提出的应用镇痛药物问题，本案患者主要损害后果为其胸主动脉瘤经腔内修复置入支架后，发生相邻食管受压以及支架远端病变加重并发生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继发食管瘘病情，最终死亡，本次鉴定亦主要围绕该损害后果对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综合评价。本案送检材料未见患方对于医院应用镇痛药物的争议，且临床上应用镇痛药物原则上不会产生患者术后支架压迫相邻食管、原有病情加重等损害后果。四、关于患者的手术适应症问题，患者病情具有进一步干预的必要性，医院给予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符合规范要求。五、关于术前告知问题，医院在术前关于手术治疗的替代方案告知不足对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不具有明显影响作用。六、患者第一次出院后2016年5月5日门诊复诊问题：患者支架下端位于胸降主动脉迂曲处，向前推挤、压迫食管致其管腔狭窄，属于术后常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医院未能将患者胸降主动脉瘤支架置入后支架对相邻食管的影响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问题与患方充分沟通和告知，存在不足，同时亦反映医院对此并发症的认识存在不足，未能给予及时发现。七、患者第二次出院至第三次住院期间的就诊问题，从医院病历资料显示，患者自第二次住院后仍有乏力、纳差等表现，提示其术后症状在临床治疗后仍未恢复，而患者门诊就诊后至2016年9月19日病情加重期间再未见临床就诊的病历资料，客观上对其病情的早期发现亦具有不利影响。八、关于患者第三次住院病情诊断及治疗问题，从患者2016年9与19日胸部CT片显示，其胸主动脉破裂出血的病情明确，从现有资料显示，医院对患者病情已具有一定告知内容，此外，患者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病情呈现为明显进展过程，十分凶险，若不予手术干预随时具有发生大出血致死亡的可能性，临床给予再次置入支架封堵破口对其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具有治疗作用。综上，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上述回复后，维持了第420号鉴定意见中的鉴定结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诉讼中，原告方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第420号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过错参与度认定过低，原告方认为过错参与度应当为100%。本院认为，对原告方提出的异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已经通过异议回复函的方式进行了回复，原告方的现有证据无法推翻鉴定中心作出的第420号鉴定意见，且该鉴定是在双方共同同意的基础上由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程序合法，故对第420号鉴定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双方提交的仲兆森入住省立医院的住院病历，2016年4月18日仲兆森入住被告血管外科，入院诊断：胸主动脉瘤、动脉硬化闭塞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入院后，2016年4月26日医院为仲兆森行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2016年5月3日仲兆森出院，出院主要诊断：胸主动脉瘤。第一次住院时间共计15天。2016年6月23日仲兆森第二次入住被告医院，入院诊断：胸主动脉瘤腔内支架成形术后，高血压，糖尿病。2016年7月1日仲兆森从省立医院出院，第二次住院时间共计8天。2016年9月19日仲兆森第三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病历中入院情况处记载：“患者老年男性，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4月余，剑突下疼痛伴吞咽困难、恶心、呕血1天”。入院诊断：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入院后，2016年9月19日医院为患者仲兆森行胸主动脉瘤破裂腔内修复术，2016年10月9日、10月12日、11月1日、11月14日、11月25日分别为患者行电子胃镜检查，11月29日为患者行电子肠镜检查，2016年12月15日患者出院，出院诊断：胸主动脉瘤破裂出血，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食管瘘。第三次住院时间共计87天。根据上海长海医院病历记载，2016年12月15日仲兆森入住该院，入院情况记载：仲兆森因“降主动脉支架置入术后8月，食管瘘2月余”门诊拟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纵膈感染收入院。入院后，2016年12月21日在全麻深低温停循环下行胸降主动脉置管术+胃代食管左颈部吻合术。2017年1月11日从上海长海医院出院，住院时间共计26天。根据原告方提交的仲兆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仲兆森于2017年1月12日去世。
另，患者仲兆森，1952年3月11日出生，2017年1月12日去世，去世时年龄64周岁。本案原告楼淑芬为仲兆森之妻，本案原告仲继红为仲兆森之女，上述两原告均为患者仲兆森之法定继承人。仲兆森之父仲延连已经于1998年去世，仲兆森之母孙传英已经于1996年6月8日去世。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责任及责任比例认定：原告方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对患者仲兆森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仲兆森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从而明确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二、赔偿项目认定：即原告的各赔偿请求是否明确，其主张的各赔偿项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以下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予以分析：
一、责任及责任比例认定：
就被告的责任及责任比例问题，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第420号鉴定意见，被告省立医院在对仲兆森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仲兆森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介于次要~同等因果关系范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根据鉴定意见，本院认为，综合患者仲兆森的实际病情以及所需实施的医疗方案本身的风险性与并发症等问题，结合鉴定意见中认定的被告医疗过错表现，尤其是替代方案告知不足，被告医院对患者胸主动脉瘤病情进展情况未能给予及时诊断，对食管瘘的病情诊断存在延迟等医疗过错，经研究，被告医院以按照40%承担赔偿责任为宜。关于尸检问题，如因未尸检原因致司法鉴定无法作出，负有未尸检过错方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虽然未尸检，但是司法鉴定机构已经在现有鉴定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了鉴定意见，未尸检的过错不能构成患者死亡的原因力，因而对尸检因素不予考虑。
二、赔偿项目认定：
关于医疗费，原告主张726542.29元，并提交了医疗费单据一宗，本院认为，对原告主张的仲兆森三次入住山东省立医院的住院费用中其个人自付部分的费用予以支持，上述共计154121.35元，对原告提交的山东省立医院门诊收费票据及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门诊收费票据共计20张，予以支持，共计11308.64元，对原告提交的上海长海医院的住院收费及门诊收费票据各1张，予以支持，其个人自付部分的医疗费共计410498.54元。对原告主张的跨省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之情同意书中载明的8000元，虽非正式医疗费单据，但是被告对该费用予以认可，故予以支持。综上，上述合理的费用共计583928.53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医疗费233571.41元。对原告主张的上海国大东信药房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2张，上海雷允上北区中达大药房出具的发票5张，上海勤和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1张，苏州市新鸿基药房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1张，对于上述购买医药用品的发票由于原告方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发票的实际用途，仅依据发票本身无法证实上述花费与本案被告医疗过错之间的关联性，故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山东省立医院预缴金收据3张，医疗费应当以最终的医疗费结算单为据，因预缴金并非医疗费的实际花费，故对该3张预缴金单据，不予支持。对原告提交的2张门诊收费中，由于无法识别其加盖的公章名称，无法核实该2张费用的真实性，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济南槐荫福祥殡仪服务站收据1张，收费项目载明：殡仪服务费，由于殡仪服务费不属于医疗费的范畴，该费用在丧葬费中进行分析认定。
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51835元，要求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计算，计算时间为15年。本院认为，仲兆森出生于1952年3月11日出生，去世时间为2017年1月12日，去世时年龄为64周岁，原告主张赔偿年限为15年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死亡赔偿金共计551835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20734元。
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102533元，要求按照护理时间为270天，护理人数为2人，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本院认为，结合鉴定机构出具的第420号鉴定意见，以及本案中患者仲兆森的实际病情确需护理，故对原告主张护理费，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计算方式，本院认为，对于护理人数，根据《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现原告未能提交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出具的证明证实患者仲兆森需要二人护理，故对原告主张的护理人数为2人，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护理人数应当按照1人护理计算。对原告主张的护理期限270天，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第420号鉴定意见，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计算，结合当地同等级别护工的市场工资，对该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按照上述标准计算，护理费共计51266.71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护理费20506.68元。
关于误工费，原告主张51266元，要求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计算，误工时间为270天，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根据《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庭审中原告方陈述仲兆森在2016年4月18日（即第一次入住被告医院）之前从事保安以及装修工作，因此，原告方欲主张误工费，应当举证证明其收入状况，以及因误工导致的收入减少证明，现原告未提交任何误工费证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14000元，要求按照住院时间140天，每天100元计算。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方提交的住院病历，仲兆森三次入住被告省立医院，住院时间共计110天，仲兆森入住上海长海医院的住院时间共计26天，故住院时间共计136天，对原告主张的140天住院时间，与其提供的现有住院病历记载不符，不予支持，住院时间应当按照136天计算，关于计算标准予以支持。综上，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13600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5440元。
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15000元，并提交了交通费单据一宗，本院认为，《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但是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部分交通费发票为鉴定时产生，与其就医或者转院时间不相符，不予支持。鉴于本案患者仲兆森确实多次就医，会产生必要的交通费，结合本案案情，本院酌定交通费为3000元。
关于住宿费，原告主张28000元，诉称该项赔偿为仲兆森入住上海长海医院时，仲继红与仲兆梅陪护过程中产生的，未提交住宿费单据。本院认为，原告欲主张住宿费，应当提交住宿费单据证实其实际支出了该部分费用及其数额，现由于原告方无证据证实，证据不足，但结合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情况、上海消费水平，本院酌定住宿费3000元。
关于营养费，原告主张27000元，未提交证据，要求按照营养期限为270天，每天为100元计算。本院认为，根据第420号鉴定意见，结合患者仲兆森的实际病情，原告主张营养费，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营养期限为270天予以支持，但是对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计算标准过高，不予支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院酌定营养费标准为每天30元。综上，营养费共计8100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营养费3240元。
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34652.50元，要求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9305元计算，计算时间为6个月。本院认为，根据《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院认为，根据该法律规定，对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及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丧葬费共计34652.5元，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丧葬费13861元。对原告提交的济南槐荫福祥殡仪服务站出具的殡仪服务费发票，由于上述丧葬费中已经包含了殡仪服务费用，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赔偿，由于重复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30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医院在对患者仲兆森进行诊疗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过错，其过错与仲兆森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的医疗过错在侵害患者的生命权的同时，也给患者近亲属即本案原告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故原告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有理，予以支持。但是现原告主张的数额过高，不予支持，结合本案中患者的实际病情、被告医院的医疗过错程度及表现等因素，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关于复印费与律师费，因复印费与律师费并非法定赔偿项目，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原告主张5000元。本院认为，由于原告并未提交相关单据证实实际支出了该费用以及具体的数额，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鉴定费，原告主张15000元，并提交了鉴定费发票一张，对该费用，被告应当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按40%责任分担后，被告应当赔偿原告鉴定费6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医疗费233571.41元；
二、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死亡赔偿金220734元；
三、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护理费20506.68元；
四、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住院伙食补助费5440元；
五、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交通费3000元；
六、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住宿费3000元；
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营养费3240元；
八、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丧葬费13861元；
九、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
十、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楼淑芬、仲继红鉴定费6000元；
十一、驳回原告楼淑芬、仲继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108元，由原告楼淑芬、仲继红负担13108元，被告山东省立医院负担1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研铭
人民陪审员 邵淑贞
人民陪审员 黄莲芝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康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