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91民初463号原告：襄阳瑞泰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长虹路临江花园*幢*单元**层。法定代表人：杨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吉飞，湖北亘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5号。主要负责人：李强，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国新，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内控合规部总经理。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涛，湖北松之盛（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第三人:刘剑，男，197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原告瑞泰公司与被告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刘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瑞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吉飞、被告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国新、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返还瑞泰公司560711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24日起按年息6%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瑞泰公司变更利息起算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28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分别向瑞泰公司和襄阳鑫兴基业物业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鑫兴公司）各发放贷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一年。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在发放上述贷款时，要求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将两笔共计10000000元做为存单的方式质押，据此质押安排用刘剑的名义再次贷款5000000元。此9500000元贷款经由刘剑62×××40账户再转给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使用。刘剑尾号8340的账户系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安排的用于发放贷款及收回贷款的账户。2014年10月22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称瑞泰公司存入刘剑8340账户用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560711元被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划扣，用于偿还刘剑欠农业银行襄阳分行贷款，并要求瑞泰公司又将被冻结划扣的等额款项又支付给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指定账户。因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的560711元系从贷款账户中扣划，而瑞泰公司支付到该账户中的款项即属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资产，瑞泰公司也就履行了还款义务，因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未扣款成功，而让瑞泰公司多支付的560711元应予返还。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辩称，1.瑞泰公司此次起诉是属于在法院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依法构成重复起诉。2.瑞泰公司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3.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瑞泰公司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瑞泰公司要求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返还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剑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8日，瑞泰公司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瑞泰公司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50%，在借款期限内，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按月结息，结算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最后一次付息日为合同到期日。同日，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向瑞泰公司发放借款5000000元。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还依据其与鑫兴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鑫兴基业物业公司发放借款5000000元。贷款发放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为客户办理了两张户名为裴俊（系瑞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怡的表哥），面额分别为5000000元的存单，并于2014年2月11日用裴俊上述两张定期存单进行质押，以刘剑名义向湖北银行宝石支行借款9500000元，湖北银行宝石支行向刘剑开立在该支行62×××40账户发放了该笔借款。同日，该笔借款由刘剑账户汇入品韵建材公司（刘剑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2014年2月18日，上述款项由品韵建材公司汇入徐峥嵘（系瑞泰公司股东、财务主管）个人账户。2014年3月19日，徐峥嵘向刘剑621270******58340账户划款120633元；2014年5月12日，划款500000元；2014年6月20日，划款47500元。刘剑该卡号为62×××40的银行卡一直由徐峥嵘掌握持有。2014年7月15日，因农行襄阳分行与刘剑、谷城胜源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农行襄阳分行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10月22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59－2号民事裁定，裁定1.拍卖被执行人胜源公司坐落于谷城县××黄康村，建筑面积3572.7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扣划被执行人刘剑被冻结的银行存款560711元。瑞泰公司对该裁定第二项扣划刘剑账号62×××40存款560711元不服，以该账号系其使用，扣划款系其所有为由，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4年11月4日，湖北银行宝石支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1月28日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在我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0000000元（各5000000元），期限一年，贷款发放后，经客户同意办理两张面额为5000000元存单，户名裴俊（系徐峥嵘外甥），并于2014年2月11日用两张定期存单在本行办理质押贷款，以个体工商户刘剑（系裴俊朋友）名义贷款9500000元（质押率95%），并以刘剑名义在本行开立个人存款账户（账号62×××40）用以放款和每月还息。2014年5月12日徐峥嵘在该账户存入500000元，后该账户被冻结，2014年6月20日我行扣息未成功，立即通知客户，客户于6月20日又在该账户误存入47500元。2014年10月24日该账户被执法机关强制扣划560711元。该账户被强制扣划的560711元，实际系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用以归还我行借款利息款项，并非系刘剑个人所有。2014年11月6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执异字第00017号执行裁定，驳回瑞泰公司的异议。瑞泰公司即以农业银行襄阳分行为被告、刘剑为第三人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瑞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偿还借款利息560711元。2015年7月29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24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刘剑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宝石支行62×××40账户560711元存款属瑞泰公司所有；二、不得执行瑞泰公司在刘剑62×××40账户的560711元存款；三、驳回瑞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农业银行襄阳分行不服，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的规定，刘剑以其本人身份证在湖北银行宝石支行开立的个人存款账户（62×××40）应属刘剑个人存款账户。虽然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主张其用刘剑上述账户贷款和还款，但并不能证明刘剑账户内的存款为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所有。现金是种类物，在没有特定化的情况下，自交付之日起即转移所有权。刘剑与湖北银行宝石支行形成的是储蓄合同关系，560711元存入刘剑的银行账户后，该笔560711元存款即归刘剑所有。虽然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有证据证明刘剑上述存款账户中所存560711元系其存入，但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由此主张对刘剑银行账户中560711元存款享有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如与刘剑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故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主张刘剑上述存款账户中的560711元存款属于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2016年10月24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民一终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0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2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瑞泰公司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21日，瑞泰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将刘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作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刘剑返还其560711元，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本院向瑞泰公司释明该案的法律关系应属不当得利纠纷后，瑞泰公司坚持以其诉请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权利。2017年10月10日，本院作出（2017）鄂0691民初52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瑞泰公司的诉讼请求。瑞泰公司认为其已将560711元转入刘剑账户，即是履行了还款义务，这笔款项属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所有，被襄阳中院扣划的钱是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钱。瑞泰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再次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偿还的560711元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另查明,瑞泰公司和鑫兴公司均为有限公司，瑞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怡，股东为徐峥嵘、杨太荣。瑞泰公司、鑫兴公司及刘剑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之间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款合同、银行流水、贷款扣款回单、（2014）鄂襄阳中民初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书、（2014）鄂襄阳中民初字第00249号民事判决、（2014）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59－2号民事裁定、（2015）鄂民一终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2017）鄂0691民初527号民事判决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共有四个，即：一方受利益、另一方受损害、受利益与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律上原因。对此，瑞泰公司不仅需要证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已经实际取得了560711元，还需要证明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占有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具体而言，瑞泰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支付上述主张的款项时存在受欺诈、受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瑞泰公司以“购买烟酒”为由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借款，为履行还款义务，其于2015年2月12日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偿还借款利息560711元，给付对象和给付金额非常明确，瑞泰公司完全是基于其真实意思控制财产的变动。本案不存在给付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故瑞泰公司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返还款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瑞泰公司主张其分别于2014年5月12日、2014年6月20日向刘剑银行账户中转入的560711元属湖北银行襄阳分行所有的意见，已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该笔560711元存款归刘剑所有”，故瑞泰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辩称瑞泰公司此次起诉属重复起诉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辩称瑞泰公司此次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由于瑞泰公司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00264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是被判决驳回的，在此之前，瑞泰公司一直主张被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刘剑账户中扣划的560711元应属其所有，直至该判决生效。因此，瑞泰公司是在上述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生效之后，又向湖北银行襄阳分行主张返还其于2015年2月12日偿还的借款利息560711元。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上述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计算，至今未超过三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对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湖北银行襄阳分行辩称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意见。瑞泰公司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故湖北银行襄阳分行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襄阳瑞泰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10元减半收取4705元，由襄阳瑞泰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出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账号：17×××56。，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陶华兰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