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吉行初字第20号
原告杨官超，男。
委托代理人彭海容，女，系原告配偶。
委托代理人田明，湖南金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
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卫国，职务：市长。
委托代理人梁荣礼，男，系吉首市国土资源局法律顾问。
第三人刘翠珍，女。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湖南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官超诉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刘翠珍土地行政登记具体行政行为一案，本院2014年8月29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官超及其委托代理人田明、彭海容，被告委托代理人梁荣礼，第三人刘翠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华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2002年2月5日，被告给第三人颁发了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不服被告该颁证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至本院。
被告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于2014年9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地籍档案（刘翠珍个人宅基地），拟证明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土地登记发证情况。
第二组：土地审批档案，拟证明原告杨官超的0.4亩土地审批情况。
第三组：地籍档案（杨海、杨景霖），拟证明杨海、杨景霖的土地登记发证情况。
原告诉称：原告于1978年在新桥路购得一处建房用地，并于1983年办理了征用手续，被告按比例划了红线图（详见征用地红线图）。原告事后在该处建房并于房前砌了一道38米长的保坎，并留了一条宽约2-3米路作公共通道。第三人约于1983年在原告相邻的水坑边购买了宅基地，当时两家的分界点以岩石为界（详见征用地红线图）。第三人建房后，双方均以大岩石为界，一直和平相处。2013年，原告家因要翻新房屋，到国土部门办理土地证时，才知被告已于2002年2月5日为第三人办理了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的面积及红线图显示与原老红线图不同，该证侵占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超过了原分界点原大岩石7米。原告为此多次找到国土部门反映此事，要求撤销第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并按原红线图发证，但至今仍未有结果。现原告及第三人两家均已将房屋拆除，准备翻新房屋。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红线图所划定的原告和第三人宅基地的事实清楚，但第三人瞒着原告私下到被告处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被告在发证时未仔细调查、核实情况，导致权证的面积超过原定范围属发证错误。同时该土地证办证程序违法，未征求相邻各方意见并签名，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刘翠珍的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了以下六份证据：
一、平面图（红线图），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建房用地的四至面积。
二、第三人刘翠珍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拟证明被告发证错误。
三、第三人刘翠珍房屋所有权证（吉房权证峒私字第000310**号），拟证明被告发证错误，第三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现场示意图，拟证明第三人的土地范围已超出红线图中所标注的位置7米。
五、《照片》，拟证明现场实际情况与证据四的现场示意图相互吻合，原告与第三人的土地以大岩石为界。
六、《关于请求撤销刘翠珍错误土地证的投诉报告》，拟证明�告就本案诉争土地曾向吉首市国土局投诉，但未能得到解决。
被告辩称：一、土地行政登记基本情况。1979年，因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刘翠珍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刘翠珍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经吉首市国土管理局地籍调查和行政审批后，被告于2002年2月5日给刘翠珍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该证记载：土地使用者刘翠珍、座落新桥一路60号、地号1-84-45、图号33.40-47.25、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234.84㎡等。二、原告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案中，刘翠珍《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宗地的东至相邻地为“吉国用（2013）第1-69-7号”，其土地使用者为杨海、杨景霖。原告不是东至相邻地（吉国用（2013）第1-6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与本案诉争的刘翠珍《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无直接关系，不是其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故原告无权主张权利，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三、原告诉称“侵占土地使用权”，没有证据。原告诉称：“该证面积及红线图显示与原老红线图不同，该证侵占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事实是：刘翠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发证时间为2002年2月5日。该宗地的东至相邻地的土地使用者为杨海、杨景霖，其《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13）第1-69-7号），发证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这相邻的二宗土地，在宗地图和相邻界线上，均没有重叠与交叉，界线清楚，互不侵占。原告提交的证据“平面图”，该图为手绘制成，比例尺1：300。图中红线所圈之地，根据《吉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存根》（（83）政土字3号），面积为荒山地0.4亩（约266.67㎡）。该“平面图”仅为1983年1月时，征用“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荒山地0.4亩的地形、地貌概括图。“平面图”没有宗地界址坐标和坐标点，无从证实刘翠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与“平面图”，存在土地重叠与交叉的事实。故原告诉称“侵占土地使用权”，与事实不符。四、原告诉称“土地证办证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诉称：“该土地证办证程序违法，未征求相邻各方意见并签名，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土地登记规则》（1996年）第六条规定：土地登记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土地登记申请；（二）地籍调查；（三）权属审核；（四）注册登记；（五）颁发或者更换土地证号。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刘翠珍为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个人身份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文件资料。吉首市国土管理局依照程序，进行了地籍调查、权属审核、注册登记、颁发土地证书。地籍调查证实：因相邻关系，杨官超以土地使用权有争议为由，将刘翠珍诉至人民法院。12月8日，吉首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准许杨官超撤回起诉。至2002年刘翠珍申请办理土地证时，近5年多的时间里，杨官超没有以相邻土地存在纠纷，再行起诉。在《土地登记规则》（1996年）中，没有明文规定土地相邻方必须签字并捺手印。宗地四界相邻方签字与否，并不是土地登记程序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和土地登记程序成立的排他性条件。故原告诉称“土地证办证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且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述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部分与实际不符。1、实际情况是：1976年，由于体育馆搬迁，第三人作为搬迁安置户，由市政府划拨了一块面积约为230平米的地作为安置地。原告于1983年才办理征地手续。第三人迁入的时间要早于原告，不存在第三人先占了原告的土地。2、第三人于2002年2月5日办理了《国有土地证》。原告与第三人有房屋界线纠纷，直到2012年11月19日与第三人签订调解协议后，才申请办理土地证。在2012年11月19日的调解协议里，双方对界线都已确认，不存在侵占土地的问题。二、原告称第三人持有的土地证面积及红线图显示与原老红线图不同，侵占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其证据不足。原告提交的证据，仅是一份手工绘制的图，图中红线所圈之地均为手绘，没有宗地界址坐标和坐标点，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土地地理位置和面积，仅凭一张手绘图，不能作为第三人侵占其土地的证据。三、第三人提交的办证资料，客观真实，准确有效，符合要求。在办理土地证时，第三人与四周土地界线清楚，权属明确，并无争议，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有效。�上所述，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被告为第三人颁发土地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
一、《人民调解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于2012年11月19日已就房屋土地界线达成协议，不存在侵占土地问题。
二、吉首市镇溪街道吉新社区居民委员会、镇溪街道办事处吉新社区漆树湾组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第三人刘翠珍现在的房屋是因1976年体育馆搬迁而给其安排的安置房，时间早于原告。
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的分析认定：
原告对被告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从地籍调查表里面的调查员意见一栏中可体现被告并没有调查清楚，土地权属未审核清楚；邻宗地只有一户人张云清签名，没有原告的签名认可；根据被告这组证据中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填写说明�21条的内容，可知土地四至界线需相邻各方签字予以认可，原告和第三人相邻是事实，但在指界人一栏内没有原告的签字认可，最终导致被告发证错误；这组证据中的（1996）吉民初字第6082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第一份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是复印件，且来源不明，这份证据平面图，面积亦没有标明，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缩小版，不真实，且该份证据来源不清楚，不合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证据来源不明，没有房产局加盖复印属实的公章，且本案诉争的是土地纠纷，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认为“有争议”三个字是人为填写上去，被告在给第三人颁证时没有该三个字；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这是原告的代理人田明人为凭手绘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其手绘是主观意识，不是客观存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的证据五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且该份证据照片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这份投诉报告是原告的主观意识表达，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该份证据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合。第三人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草图，没有具体坐标和界址点，不能准确反映土地的实际面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且认为该份复印件是缩小版，不真实，证据来源不明，不合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证据三中“有争议”三�字是人为添写，被告在给第三人颁证时没有该三个字；对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对第三人的两份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的证据作以下认定：被告的三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的证据一系复印件，没有加盖复印属实的公章，证据来源不明，鉴于被告的第二组证据中已有该份平面图，具体内容以被告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平面图为准，本院对原告该份证据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二系第三人刘翠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是因不服被告给第三人颁发该证而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本院对该份证据所体现的客观内容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三房产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采纳；原告的证据四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田明单方绘制，不具有客观性，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五，系原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所提交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拒绝质证，且该份证据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证据六，系出自原告单方的投诉报告，不具有客观性，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的证据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且与被告的第三组证据中的杨官超、刘翠珍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一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的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一、1979年，因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刘翠珍即本案第三人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第三人刘翠珍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第三人刘翠珍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文件资料。经地籍调查和行政审批后，被告于2002年2月5日给第三人刘翠珍颁发了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使用者刘翠珍、座落新桥一路60号、地号1-84-45、图号33.40-47.25、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234.84平方米等。
二、原告杨官超曾以土地使用权纠纷为由，起诉第三人刘翠珍至吉首市人民法院。1997年11月18日，原告提出撤诉申请，1997年12月8日，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1996）吉民初字第60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杨官超撤回起诉。在庭审中，原告杨官超陈述当�撤诉的原因是因第三人刘翠珍答应退还土地，而在原告杨官超撤诉后，第三人刘翠珍并未实际退还土地，之后，原告杨官超亦没有通过其他形式再向第三人刘翠珍主张权利。
三、根据《吉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存根》（（83）政土字3号），原告于1983年申请办理征用土地手续，用于修建住房，被征地单位为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土地类型为荒山地，面积为0.4亩即266.67平方米。在原告该土地审批档案里附有一份“平面图”，该图为手绘制成，比例为1：300。
2012年11月1日，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立下赠与书，将两人在吉首市新桥路共同拥有的一块土地（土地面积：0.4亩，审批单存根号：（83）政土字3号）的权利自愿无偿赠与给儿子杨海、杨景霖共有。2012年11月2日，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乾城公证处就该赠与办理了公证手续。2012年12月11日，杨海、杨景霖就该块赠与土地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申请用地面积为458.61平方米。经地籍调查及行政审批，被告核实该宗地经（83）政土字3号审批单批准，土地使用面积为0.4亩（266.67平方米），现实际使用面积为322.16平方米，最终确认其权属面积为322.16平方米。2013年4月24日，被告给杨海、杨景霖颁发了吉国用（2013）第1-69-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庭审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对杨海、杨景霖该土地权属无异议。
四、2012年11月19日，原告杨官超与第三人刘翠珍在峒河办事处新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双方之间的土地界限已予以明确。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以下二项：
一、原告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辩称本案第三人刘翠珍土地的东至相邻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杨海、�景霖，认为原告不是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其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经庭审查明，原告对杨海、杨景霖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无异议，原告在本案中认为其实际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为其所提交的平面图中所圈的红线范围内的面积即458.61平方米，除去赠与给杨海、杨景霖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322.16平方米，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被错误颁发给本案第三人。综合原告该主张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二、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无侵犯原告合法权益。
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的理据主要有三点：（一）、原告认为其实际享�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为其所提交的平面图中所圈的红线范围内的面积即458.61平方米，除去赠与给杨海、杨景霖的土地使用权属面积322.16平方米，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应属于原告所有，而被告将该部分土地面积的使用权错误颁发给第三人；（二）、原告认为第三人的土地权属来源不明；（三）、被告在给第三人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进行地籍调查时，原告不知情，在邻宗地指界人一栏内没有原告的签名认可。
对于原告的理据（一），本案原告所指的平面图来源自1983年原告申请征用吉首公社新桥大队果园生产队土地修建房屋时所绘制，该份平面图没有宗地界址坐标和坐标点，不能准确反映原告的土地地理位置和实际面积，根据《吉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存根》（（83）政土字3号），显示原告实际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0.4亩即266.67平方米。后原告与其配偶彭海容将该0.4亩土地使用权赠与给了杨海、杨景霖，并办理了赠与公证手续。2012年12月11日，杨海、杨景霖就该块赠与土地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申请用地面积为458.61平方米。经地籍调查及行政审批，被告核实该宗地经（83）政土字3号审批单批准，土地使用面积为0.4亩（266.67平方米），现实际使用面积为322.16平方米，最终确认其权属面积为322.16平方米。综合以上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本案中没有依据来证实其享有剩余的136.45平方米土地面积使用权及该面积与第三人的土地面积相重合。对于原告的理据（二），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刘翠珍原属吉首市吉首乡吉新村村民，因1979年吉首市体育馆征收拆迁，第三人刘翠珍属搬迁安置户，吉首乡人民政府在新桥村给其划拨土地一块，供其占地修房。2002年1月25日，第三人刘翠珍向被告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吉首市国土管理局申请，对历史性占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登记。综合以上事实，本案中原告的土地权属来源合法。对于原告的理据（三），依据土地登记规则及程序，没有规定土地相邻方必须签字并捺手印，宗地四界相邻方签字与否，并不是土地登记程序合法的形式要件。
综上，被告给第三人颁发（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被告履行了地籍调查、权属审核、行政审批等法定程序，对被告该具体行政行为，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刘翠珍颁发吉国用（2002）字第1-8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费50元，由原告杨官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智
审 判 员 刘巧艳
人民陪审员 郑牧民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梁 智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