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绍越民初字第3673号原告周美和。原告周美瑜。原告周美瑞。原告周吉宜，系其余十五原告之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周吉仲。原告杨美知。原告杨美瑛。原告王春亚。原告杨晓东。原告杨小海。原告杨小江。原告王洋。原告洪卓岑。原告杨莲黛。原告杨怡，女，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加拿大#C113-485，MacDonaldAvenue，Burnaby，B.C.CanadaV5C6M5。原告杨浩。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号。负责人陈斌，系馆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史红江、王晶，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于2015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与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珏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吉宜，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之委托代理人史红江、王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审批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诉称：周作人先生作为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诗人、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周树人先生（鲁迅）之弟。周作人先生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原告周吉宜等16人为其法定继承人，这一事实业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周作人先生收藏的鲁迅先生来函17封（22页）及1页疑似鲁迅先生手书的日文字条（以下统一简称为“十七封信”），曾于1966年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抄家掠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后的1988年下半年，随着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等部门落实政策工作的推进，“十七封信”由周丰一（周作人之子）、张菼芳（周丰一之妻）和周吉宜（周丰一之长子）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收回。周丰一与张菼芳等家中其他成员对保留还是捐献这“十七封信”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考虑到当时家居条件有限，难以确保安全，于是借1990年5月5日举家回绍兴观光、扫墓之便，向被告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将“十七封信”全部交付给被告代为保管，同时周丰一出具了代为保管的《委托书》。“十七封信”中的1页日文字条、因“是否为鲁迅所写”以及“是否为信件之一”待考，故《委托书》中未提及。1997年6月周丰一去世后，被告曾就“十七封信”向张菼芳提出建议，希望把“委托保管”转为“捐赠”，但被婉言谢绝。2012年10月张菼芳去世。2013年7月29日，原告周吉宜致被告电子邮件，要求其提供所代管的“十七封信”的照片。8月6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了全部“十七封信”的照片，同时告知原告，“十七封信”已经不再属于“代管”，周丰一先生已于1991年9月以递交其个人署名的《捐赠声明》的方式将“十七封信”捐赠了被告，但此情况一直没有告知张菼芳及周作人的任何后人，不告知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原告方发生矛盾。2013年8月19日原告致函被告，指出：“十七封信”为多人共有，仅其中一人签署的《捐赠声明》没有法律效力，但仍希望被告继续代为保管，原告未来处置“十七封信”时会注意到先人的意愿，并依法便利手续，同年10月8日被告回函表示：同意原告的意见，并希望原告在处置“十七封信”时“优先”被告。2015年3月4日原告方致函被告，告知拟回收“十七封信”重新处置并商议办理手续，但3月11日意外地遭被告以“捐赠”成立为由回函拒绝。3月13日原告回函交涉，3月23日被告回函邀请原告面谈。4月双方在被告单位面谈交涉未果，被告至今以“捐赠”成立为由拒绝归还全部“十七封信”或其中任何部分。原告认为：1、根据199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95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其他共有人明知而未提出异议的，可以认定有效。”被告提交原告的只有周丰一一个人的“捐赠声明”，不能提供张菼芳等其他“十七封信”产权共有人的捐赠证明，而且，张菼芳等其他产权共有人对上述“捐赠声明”不知情，故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有关“十七封信”的捐赠。2、根据“十七封信”系由周丰一委托被告代为保管的物品，该保管生效后物权没有发生转移，依照我国《民法》、《继承法》和《物权法》，原告作为周作人的法定继承人，拥有该物权，有权收回“十七封信”。综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将其所代管的“十七封信”全部归还给原告；2、被告承担本案相关公证费1015元及差旅费4385.5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答辩称：第一，周丰一的捐赠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周丰一先生系涉案信件的所有权人，涉案“十七封信”是周丰一先生于1988年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取回，属周丰一先生所有，其有权向被告进行捐赠，而且周丰一先生是在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携夫人张菼芳、女儿、媳妇、孙女等专程到绍兴进行捐赠，并出具“捐献声明”，因为对于捐赠一事其家属是知道的，同时据时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先生回忆，曾将捐赠一事告知过周丰一先生的夫人，其夫人坦言子女及其本人尊重周丰一先生的意见，此外在捐赠后直至2012年张菼芳老人去世，其也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故原告关于捐赠不成立的诉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无论是周丰一全家来参加鲁迅铜像的揭幕仪式及与原鲁迅纪念馆馆长的交谈，其捐赠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鲁迅精神，被告完全有权利相信其捐赠行为系其夫妻共同的行为。周丰一作为周作人先生的长子，自始至终都是涉案信件的实际持有人，包括1988年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取回涉案信件，1990年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保存涉案信件均由其一人作出意思表示，根据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被告有理由相信时隔一年之后的捐赠行为也是代表全体共有人作出的，所以周丰一先生的捐赠是合法有效的。第三，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争议的捐赠行为发生于1991年，距离原告起诉达24年之久，已远远超过法律规的最长诉讼时效。第四，涉案信件继续保存在被告处更加有利于鲁迅精神的弘扬，更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能满足周丰一先生的捐赠意愿，且该信件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委托保管的物品照片2份（复印件），要求证明诉讼争议的目的物，即原告诉状中“十七封信”；被告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十七封信”是1991年周丰一以个人名义赠给被告的，现在已经属于国家的一级、二级重要文物，属于国家财产。2、保管物品的委托书1份（复印件），要求证明被告持有的涉案信件的性质为代管；被告经质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周丰一确实是向被告出具过这封委托书，但是出具完这封委托书之后周丰一又出具了一份捐献声明，所以这“十七封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代管变成了赠与，这“十七封信”现在已经属于国家财产，委托书出具的委托人也是以周丰一个人名义委托被告保管的，这与之后的捐赠声明是一样的。3、公证书1份，要求证明争议目的物“十七封信”属于原告，原告的诉讼在法定追诉期内；被告经质证，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几封电子邮件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因这几封信电子邮件是被告单位员工与原告周吉宜个人之间的通信，有些言论其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的意见，被告方也没有授权于他，具体应该以被告2月11日的电子邮件的意见为主。4、公证书发票1份、差旅费发票1组，要求证明原告为公证及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经质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认为这是原告在诉讼期间的支出，要求被告承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电子邮件打印件1组，要求证明被告同意原告对“十七封信”有产权，并希望得到优先考虑；被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间，且系打印件，即使真实，也属于被告单位员工个人行为，其并未了解涉案“十七封信”的来龙去脉，更无权代表就“十七封信”作出任何决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6、捐献声明1份，要求证明周丰一于1991年9月20日向被告出具捐献声明，将“十七封信”捐献给被告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7、北京鲁迅博物馆信函、国家文物局批复、周丰一收条各1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十七封信的所有人为周丰一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8、接待费用发票及照片1组、报纸1份，要求证明周丰一向被告捐献“十七封信”时，其家人拜访绍兴鲁迅纪念馆，同时参加鲁迅铜像揭幕仪式，故周丰一家属应当知道捐献之事；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9、文物登记簿及浙江省文物局函各1份，要求证明“十七封信”捐献给被告后，被告已向国家文物局和浙江文物局备案，涉案信件分属一级、二级文物，并已归国家所有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5和被告提供的证据6-9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因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作认定。经审理查明，周作人收藏的鲁迅先生的“十七封信”曾于1966年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抄家取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1988年7月19日，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将涉案信件取回后，于1990年5月5日向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出具《委托书》一份，将涉案信件委托被告保存。1991年9月20日，周丰一向被告出具《捐献声明》一份，将涉案信件捐献给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永存。现原告等人作为周丰一的法定继承人，起诉要求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返还该“十七封信”。另查明，周作人收藏的“十七封信”包含了鲁迅先生来函17封及1页疑似鲁迅先生手书的日文字条，现保存在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处，并已作为国家文物登记造册。同时查明，周作人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系周作人之子周丰一的法定继承人，原告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系周作人之女周静子的法定继承人。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周作人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收藏的“十七封信”作为其遗产，由其子女继承。后周丰一作为周作人的法定继承人，于1988年7月19日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将涉案的“十七封信”信件取回，于1990年5月5日出具委托书将涉案信件委托被告保存，后又于1991年9月20日出具书面捐献声明将涉案信件无偿捐赠给被告，被告接受周丰一的赠与，并将该“十七封信”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登记造册，现周作人之子周丰一的法定继承人即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要求返还“十七封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因涉案的“十七封信”属动产范畴，而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周丰一于1991年捐赠涉案信件之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了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故周作人之女周静子的法定继承人即原告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以周丰一的捐赠行为侵犯了共有人权益为由，要求被告返还“十七封信”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因本次诉讼所产生的公证费及差旅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杨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伟章代理审判员  王 珏人民陪审员  鲁云根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严叶萍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六条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五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