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1民终7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荣，男，197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春，女，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惠惠，女，197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峻贤（曾用名：饶正杰），男，199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根，男，195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国蓝，女，198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坚军，男，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翁秋莲，女，196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佳薇，女，199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晓平，男，197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荣，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国文，男，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雷鸣，男，198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长法，男，195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春荣，男，195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述十五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勇，江苏周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德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戴金宝，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号。
法定代表人：夏国良，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国良，男，195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祥甫、李冰冰，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荣、何建春、丁惠惠、沈峻贤、王红根、魏国蓝、陈坚军、翁秋莲、陈佳薇、项晓平、陈春荣、冯国文、王雷鸣、周长法、吴春荣与被上诉人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夏国良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837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诉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尊重和保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平正义原则。上诉人魏国蓝等413名股东于1990年12月共同投资创建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集体企业）。1999年1月22日经由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成立，并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3550.3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夏国良。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先后投资设立杭州海外海宾馆、杭州新城企业公司等八家企业。1993年12月，经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浙江省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所有制企业，于1993年12月31日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资金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夏国良。该公司于1999年2月10日因体制改革注销工商登记，原有债权债务均由新设立的浙江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承担。1993年7月31日，夏国良在担任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下属集体企业“杭州新城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擅自接受香港骏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剑维的委托，全权代理该公司在淳安县千岛湖投资设立“杭州海骏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和董事。1999年2月10日，由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下属集体企业投资的浙江海外海集团公司改制后设立。注册资金5007.10万元。仍由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272名股东共同出资3040.85万元，占60.73%；夏国良、戴金宝等8人实际出资605万元，其他折股1361.25万元，合计出资1966.25万元，占39.27%（其中夏国良包括折股出资617.50万元，占12.33%）。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出资3040.85万元，均来源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72名股东，2007年12月31日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股东出资证明书”上，加盖有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根据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杭州联信会计师事务所所作的部分审计报告，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历年非法侵占或截留、挪用、克扣上诉人应分配红利和应付款。夏国良利用其同时担任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公然将属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272名股东集体所有的22.45%股份（合计1123.95万元），非法转让给夏国良个人所有，且至今未向东新经济合作社支付其受让该股权的相应对价。2000年4月8日，夏国良授意并决定将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在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22.45%的集体股权（合计1123.95万元）转让给其个人；2000年12月29日，夏国良又授意并决定将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注册资本，从3040.85万元减少至1916.90万元。事先均未公示、通知或告诉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全体股东，也未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者股东大会进行表决。2000年6月14日，夏国良“委托”其担任总经理和董事的杭州海骏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将应给付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1123.95万元股权转让款，汇至浙江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帐户，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至今未收到夏国良应支付其受让1123.95万元股权的相应对价。夏国良涉嫌侵占集体资产。有关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由夏国良全权代理注册登记并担任总经理的杭州海骏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自1993年9月4日成立以来，从未进行任何投资经营活动，也没有公司的任何财务会计报表和年检记录。2000年6月14日和2000年6月19日，夏国良为其增资控股，“委托”该公司合计转帐给浙江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2349.50万元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不明。夏国良等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等违法犯罪事实。可见，上诉人系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确认的股东，依法应当享有法定的诉讼权。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夏国良等侵犯和损害了上诉人的股东权益，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二、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若干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当注意明察立即依法纠正。1、原审法院裁定一方面认为“本案不属于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而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又认为“案涉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即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也不属于向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逻辑自相矛盾。首先，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是集体企业法人，1999年1月4日杭州市拱墅区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同意上塘镇东新经济合作社法人注册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批复》中，明确的经营范围是为本社工业企业、商业、建筑、运输、饮食服务等生产、加工、经销，经营原材料。显然已经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农村经济组织。且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1999年1月22日依法核准登记，并给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第3条的规定，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是集体性质的股份制企业，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和地位。原审法院裁定误将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划分为所谓的“村经济合作社”的企业类型，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据。再次，依照《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章程》和杭州拱墅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1999年1月12日），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3040.85万元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413名股东个人的投资。第四，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于2007年12月31日，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每一个股东出具的加盖企业法人公章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等证据，也能证明本案的案由，应当认定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第五，即使退一步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精神，本案案由如不适用“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也可以适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由并不决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以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并决定是否变更案件的案由。2、原审法院裁定认为“原告并非被告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与被告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这显然不符事实。2007年12月31日，上诉人持有的加盖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章的“股东出资证明书”，即可证明上诉人与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有直接的投资利益关系。1999年2月9日，杭州市拱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证明，浙江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筹）的注册资金为5007.10万元，其中3040.85万元的出资款（占60.73%），来源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股东个人的投资。2000年至2007年期间，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历年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都是由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推选的股东代表参加表决的。2000年6月14日，夏国良“委托”其担任总经理的杭州海骏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将应支付给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1123.95万元的集体股权转让款，全部汇至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帐户，严重侵犯和损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股东的利益。2010年4月28日、2011年4月7日、2012年4月28日、2013年5月16日，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杭州联信会计师事务所所作的审计报告证明，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仅这四年未分配利润合计为50761863.29元。按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当时占60.73%的股权比例，应分红金额为30827679.58元；如按照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享有100%股权的股东计算，上诉人每人平均分配应得红利为226674.16元。2000年6月19日、2010年4月28日、2011年4月7日、2012年4月28日、2013年5月16日，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杭州联信会计师事务所所作的审计报告证明，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在这期间，应付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欠款合计为515016049.91元，按照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272名股东平均计算，每人应分得红利1893441.36元，且尚未计算逾期支付红利的利息损失。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确实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纠纷中，至少可以把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3、原审法院裁定认为“原告起诉被告夏国良要求其返还非法侵占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利益，包括要求确认被告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将其在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22.45%的股份（合计1123.95万元），非法转让给被告夏国良个人的民事行为无效，与原告主张的案涉纠纷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该说法逻辑不能成立。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是由东新村的全体股东投资设立的股份合作制集体企业，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也是由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全体股东集体投资设立的“浙江海外海集团公司”改制后而形成的集体控股的企业法人。但是，夏国良利用其同时担任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之便，采用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等各种手段，通过先后转让股权和减资、增资等方式，使其个人在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从最初只占12.33%，到目前已占76.062%的绝对控股。夏国良于2000年4月8日，受让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在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22.45%的股份（合计1123.95万元），但却授意其担任总经理的杭州海骏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是其本人操作），将其本应支付给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股权受让款1123.95万元，汇至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这笔1123.95万元股权转让收益中，事实上应当属于上诉人的股权份额或分红。夏国良在担任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和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仅2009年至2013年，就非法侵占或截留、挪用、克扣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72名股东应分得红利30827679.58元，另外还有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给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各项欠款515016049.91元没有支付，致使包括上诉人在内的272名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的股东，每人少分红利2120115.40元。综合以上，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审理违反程序，没有依法对集团诉讼当事人的起诉和诉讼主张及时进行裁决，违背程序正义原则。上诉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前，于2016年3月10日就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关申请，随后，在开庭过程中又分别提出类似要求和申请，并于2016年9月1日，再次以书面形式，给原审法院相关领导以及主审法官，邮寄送达证据保全以及司法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均未给予任何答复。直到原审法院送达裁定之日，才知不予准许司法鉴定。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杭州地区除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依法调查处理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是否有人存在贪赃枉法、干预司法、权钱交易、玩忽职守等违法犯罪行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持有的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股份并非单基于出资形成，而是根据政府有关经济合作社股份改制文件，基于上诉人当时的特殊身份形成。上诉人在本案中要求杭州东新经济合作社分配红利等，涉及政府指导性文件及村民自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上诉人并非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故上诉人直接起诉要求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向其提供公司账册等资料以及分配红利，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的其他上诉请求，不属于案件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