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13民初3727号
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曹端雄，系该单位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楠，男，1986年9月28日出生，系该部队现役军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放，系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侯林君，女，1950年5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宝银，系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慈善总会，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2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新，系该会副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秀英，系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诉被告侯林君、大连市慈善总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楠、王放、被告侯林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宝银、大连市慈善总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隋秀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书》无效；2、请求判令第二被告立即腾退部队*****土地310亩土地并恢复原状；3、请求判令二被告按每年1.86万元标准向原告共同支付2015年3月20日至土地恢复原状之日止使用费，暂计为612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3月20日，时任大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第一被告以大连大民养殖场之名承租了原告下属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86225部队*****东西两侧310亩土地。双方签订了《合同书》，约定承租土地用于种植业。租期20年，自1999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0日止。年租金为1.86万元。第一被告自1999年起系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大连市民政局决定将该土地上所有房屋、林木以及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无偿捐赠给第二被告，由其承继了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全部债权债务。第二被告自此承接了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包括案涉土地及地上物在内的资产，并一直以侯志军之名缴纳租金至2015年。2017年12月1日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213民初50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二被告受赠树木种植在涉案土地上，及大连大民养殖场未进行工商登记二节事实。第一被告作为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在未依法办理大连大民养殖场工商登记情况下，使用不存在的签约主体信息并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写了不存在的姓名，诱使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存在职务过错。第二被告承接案涉土地及地上物后，在明知大连大民养殖场实际不存在情况下仍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假虚构之名缴纳租金，使用案涉土地至今。因签约主体、缴纳租金主体均虚假，给原告追讨2015年3月21日以来租金及推进军队停偿工作造成了巨大障碍，损害了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合同符合上述无效情形。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侯林君辩称：被告从没有以侯志军之名缴纳租金，被告也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缴纳租金，原告的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侯林君，之前用名是侯连君，是被告出生时的姓名，在签订协议的期间被告正在办理变更姓名的事项，在办理的过程中就以出生时的姓名侯连君签订姓名，被告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姓名和职务。侯林君，曾用名侯连君、侯连筠。侯连君是出生时户口姓名，“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为侯连筠，现名侯林君。1999年，侯林君任职大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期间，省民政厅给全省各市发文并拨款，要求开展产业扶贫工作，当时给大连市民政局拨款154万（或145万），省民政厅成立了辽宁救助救济集团，要求大连搞养殖业（养猪），并提议建“大连大民养殖场”，当时在市民政局局长办公会研究时，考虑到搞产业扶贫主要是支持北三市，故让普兰店民政局帮助组建管理“大连大民养殖场”（时任普兰店市民政局领导同意并支持这项工作，同时指派社救科具体负责）。成立“大连大民养殖场”并在普兰店辖区实施，是大连市民政局局长办公会通过的，其工作计划和请批款项都是经过分管副局长曲长福同意和批示的。侯林君作为与省民政厅救灾处对应的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负责具体落实相关工作。当时1999年前后大连遭遇50年不遇的大旱，大连大民养殖场在普兰店地域种植的银杏树苗被旱死不少，当时王萍局长率局长助理宗四平、副局长郑永积等亲临普兰店现场检查工作。后来大连大民养殖场在普兰店地域项目用地被普兰店市政府统一规划他用，故停止了运营。其间正值驻连部队空军***机场下马，因此才有案涉土地对外出租，为了取得该土地搞产业扶贫，故以“大连大民养殖场”的名义，抢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86225部队签订了案涉《合同书》。当时侯林君代表“大连大民养殖场”签订此合同，完全是代表大连市民政局的职务行为。后来，在实施产业扶贫调研过程中认为项目定位“养猪业”不适合大连，决定产业扶贫项目定位为“种植业”，并在***机场地块实施，又经局长办公会同意废止大民养殖场名称，组建“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并于1999年12月份进行了工商注册，侯林君做法定代表人。“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成立后，案涉的土地租金以及地上的房屋，树木、苗木等都在“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账上，并实现了保值、增值。侯林君出任“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法定代表人，是经民政局请示市委组织部同意的，理由是资金投入是国家拨款，要保证资金安全。“大连大民养殖场”及“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的所有资金投入均来源于大连市民政局计财处。在租用的***机场地块开始种植业的运营，一直到侯林君2001年底离任救灾救济处长，被派去组建大连市慈善总会，侯林君就将“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管理权等一切工作上交给民政局。2006年，王萍离任大连民政局局长赴任大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大连市人事局局长（现任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对王萍局长进行离任审计时，对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产业扶贫项目进行了全面的审计，包括案涉土地的租赁和地上的房屋，树木、苗木等实物以及资金使用账目和效益情况。2006年3月29日，大连市民政局将“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以及案涉的土地上的房屋，树木、苗木等捐赠给大连慈善总会。履行了大连市民政局对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及其资产的处置权。需强调的是：1998年至1999年其间省民政厅拨款给大连市民政局是限定性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于产业扶贫，此款项是拨到大连市民政局财务处账上，大连大民养殖场以及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所有投入均是从大连市民政局财务处拨付，两单位开展项目和用钱都经分管副局长曲长福批准，该产业扶贫项目的财务账目均由大连市民政局计财处统管。侯林君离任救灾救济处长后，产业扶贫项目财务账目仍由大连市民政局计财处继续管理，一直到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及相关资产被捐赠给大连慈善总会，大连大民养殖场以及大连市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投资、投资增值以及用投资收益去扶贫，在大连民政局计财处的账簿上均有记载。由于侯林君2005年从大连市民政局退休，已经不再履职任何和产业扶贫相关的责任，同时也依法无权干涉和过问与产业扶贫工作相关的问题，因此侯林君无法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发表意见或作出承诺，由于侯林君签订案涉合同是根据国家对公务员的职责要求，是当时救灾救济处长的职务行为，故原告要求本人承担责任也无法律依据。
被告大连市慈善总会辩称：原告在诉状中称侯林君将承包租赁原告的土地转租给被告慈善总会，慈善总会以侯志军的名义向原告缴纳租金的事实是不符合的。1、原告此次对被告慈善总会的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就同样的诉讼请求在2017年9月已经对被告慈善总会和大连市民政局提起过诉讼，2017辽02**民初5020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二被告占有案涉土地，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就同样的诉讼请求在2018年5月对被告案涉土地的实际承租人吕卫东、孙桂英再次提起诉讼又主动申请撤诉，原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属于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以租赁合同起诉慈善总会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原告应是与被告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被告慈善总会与原告没有个签订租赁合同，也没有实际租赁被告的土地也没有向原告缴纳过租金，被告慈善总会与原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慈善总会腾退土地诉讼主体错误，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3、大连市民政局赠予给慈善总会的资产不包括原告的土地，2002辽宁省救济集团将其经济林交付给民政局，民政局又将该经济林捐赠给慈善总会，2007年上述经济林处理，没有将原告租赁土地捐赠给慈善总会，被告慈善总会没有接受过任何人捐赠的案涉地也没有实际使用过案涉土地，也没有向原告缴纳过任何租金。4、原告自己也承认案涉土地的实际承租人是吕学及家人，原告于2017年8月31日向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解决我部登沙河公函》称2002年3月29日将承租土地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慈善总会，2018辽20**民初2638起诉状中称吕学去世后其租赁的土地由吕卫东，孙桂英占有使用，原告的陈述承认租赁期的实际承租人是吕卫东，如果原告要求腾退案涉土地应该找该土地实际承租人，而不是本案的被告，我们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的答辩意见是不属实的，第一被告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将其个人行为推给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大民养殖场”民政局经过多个工商局查询没有注册登记，大连市民政局没有设立过大民养殖场，侯林君以大民养殖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与大连市民政局没有任何关系，大连市民政局也没有将大民养殖场承租的土地捐赠给慈善总会，租赁的财产是不可以捐赠的。救灾救济产业中心与大民养殖场没有任何关系，救灾救济产业中心是省民政厅设立的，划转给大连市民政局，第一被告陈述大民养殖场与救灾中心是一体的是民政局的下属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大连市民政局局党组会从未对此事进行过研究。侯林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999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6225部队与大连市大民养殖场签订《合同书》，约定中国人民解放军86225部队将310亩土地出租给“大连市大民养殖场”。被告侯林君作为大连大民养殖场的法人代表在《合同书》落款处签字（候连君）。2006年3月29日大连市民政局将案涉土地上曾经种植的价值93.58万元的银杏树、价值72万元的葡萄苗、价值16.65万元的五味子苗、价值9.57万元的房屋和价值19.19万元的经济林无偿捐赠给大连市慈善总会。
现中国人民解放军86225部队归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直接管理。“大连市大民养殖场”未进行工商登记。
上述事实，原、被告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证人曲长福的证言证实：“大连大民养殖场系其任大连市民政局副局长，主管侯林君所在的救灾救济处期间，由大连市民政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设立并由时任大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处长侯林君负责创办，大民养殖场种植“花卉”，一年后因普兰店统一规划收回土地，大民养殖场无地可用，所以才租用***机场军用土地继续办农场。”曲长福的证言可以证实，侯林君租用土地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
本院认为：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侯林君签订的《合同书》无效，无法律依据。首先，本案被告侯林君签订《合同书》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个人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应由其个人承担合同责任；其次，原告主张侯林君使用不存在的签约主体信息并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写了不存在的姓名，属于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应认定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大连大民养殖场未进行工商登记，但可由承担其民事权利义务的法人为其承担责任，不能简单地因以未登记的机构的名义订立合同，就认定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同时，侯林君，其曾用名为侯连筠，而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签名时所用文字与户籍登记略有出入之事时有发生，不能仅因其使用“侯连君”在《合同书》签字，认定侯林君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同时，也不会因侯林君在《合同书》上签字“侯连君”，而损害了国家利益。
对原告提出的“判令第二被告立即腾退部队**东西两侧土地310亩土地并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其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大连市慈善总会不是案涉《合同书》的当事人，且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大连市慈善总会与原告就案涉土地存在租赁关系，大连市慈善总会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同时，即便是大连市慈善总会要承担合同责任，在本院明确告知原告起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可能不会得到支持，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后，原告仍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因案涉《合同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在合同未解除之时，原告诉请要求腾退土地亦不能得到支持。
对原告提出的“判令二被告按每年1.86万元标准向原告共同支付2015年3月20日至土地恢复原状之日止使用费，暂计为612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侯林君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应由其所代表的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承担权利义务，原告要求其个人承担合同责任，无法律依据，本案侯林君与大连市慈善总会均不是适格被告，原告起诉主体错误。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1760元（原告预交176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3212部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慧超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