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玄行初字第41号
原告何伯渔，男，1944年2月24日生，汉族。
被告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袁芳，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生兰，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双拥优抚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李媛，江苏永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伯渔诉被告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以下简称玄武民政局）确认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伯渔，被告玄武民政局委托代理人陆生兰、李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1日，原告何伯渔向被告玄武民政局提交换发《烈士证明书》申请，并提交《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等材料。被告经审查于2015年1月30日给予原告书面答复，认为原告属于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子女，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被告并于2015年1月30日函请丹阳市民政局协助调查原告与何某烈士的关系。2015年3月17日，丹阳市民政局答复，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2015年3月31日，经江苏省民政厅审核批准，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于2015年4月1日送达原告。
被告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有：
1、南京市民政局宁民优（2014）98号《关于换发﹤烈士证明书﹥的通知》。
2、关于换发《烈士证明书》的公告。
证据1-2证明被告收到文件后进行了相应的公告，要求相关人员来办理补发、换发《烈士证明书》。
3、原告申请换发《烈士证明书》的申请。
4、原告提供的《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以及被告调取的《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
证据3-4证明公告后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换发申请，原告申请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日，该证据证明原告是在何某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嗣子。
5、被告在2015年1月30日给原告的书面回复，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能证实原告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原告是烈士牺牲后给烈士名义上的子女，不符合《烈士褒扬条例》，所以不能成为《烈士证明书》的持证人，但是被告也在回复中说，只要有证据证明原告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被告愿意按照相关政策给原告办理《烈士证明书》。
6、《烈士褒扬条例释义》第三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办公厅民办函（2004）236号《关于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能否持证的答复》。
证据1-7证明原告初次提供的证明材料经过审查后，根据相关规定并不符合《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
8、被告致丹阳市民政局《关于协助调查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的函》，证明被告为了服务百姓，本着对原告负责任的态度，请丹阳市民政局调查何某烈士与何伯渔是否有子女关系。
9、丹阳市民政局2015年3月3日《关于对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调查的回复》，证明丹阳市民政局没有找到任何何某烈士和何伯渔之间在牺牲前有子女关系的证据。
10、丹阳市民政局2015年3月17日《关于对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调查的回复》，证明通过调查走访和原告本人的陈述，丹阳市民政局确定何伯渔与何某烈士的关系，被告得到回复原告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
11、《烈士证明书》换发（补发）审核表。
12、原告申请换发《烈士证明书》的申请。
13、《丹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14、常住人口登记卡。
15、原告居民身份证。
证据8-15证明被告本着服务百姓、依法行政的原则，在调查确认原告符合《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后，立即向江苏省民政厅上报原告的《烈士证明书》换发（补发）审核表，并于2015年4月1日将《烈士证明书》交给原告，证明被告得到丹阳市民政局调查回复后，立即给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
16、发放《烈士证明书》签收表。
17、《烈士证明书》。
证据16-17证明被告于2015年4月1日向原告发放了《烈士证明书》。
18、原告要求享受优抚待遇的申请书。
19、在职烈士遗属待遇申请表。
20、南京市人民政府宁政发（2008）202号市政府批转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的意见》的通知。
21、宁政发（2008）202号文件解读，证明2015年的发放待遇条件尚未成就。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函（2014）17号民政部关于“三属”定期抚恤金发放问题的复函，证明要给相应的物质待遇或者抚恤金，都需要从民政局认定符合发放烈士证书条件起开始计算。
23、《烈士褒扬条例释义》第三条。
证据18-23证明原告不能享受2014年度烈士子女物质待遇，并且2015年度物质待遇发放条件尚未成就。
以上证据提交法院均为复印件。
原告诉称，原告是何某烈士的遗属，原告向被告申请颁发烈士证书后，被告2015年1月30日以原告“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为由，不向原告颁发烈士证书。民政部门在1966年就开具证明给原告，原告申请换发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日之后，2015年4月1日被告才给了原告烈士证书，原告换发、补发烈士证书，被告拖延了7个月，被告适用民政部民办函（2004）236号文件来否定原告是烈士子女的身份是不合适的，是在刁难原告，被告的行为违法，故请求法院：1、确认被告用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说明否定原告烈士证书持证人身份违法；2、确认被告用2004年民政部民办函（2004）236号文件拖延颁发烈士证书违法；3、承担原告办证时期费用和2014年至2015年应该给予原告的烈士子女慰问金；4、追究烈士证书被他人持证的法律责任，必须用书面文字告知《应征公民政治情况审查表》来历和目的；5、承担诉讼费用和原告聘请律师费用。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常住人口登记卡；2、《丹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3、《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4、丹阳县民政局出具的证明，证明2014年办理何某烈士证书换发和补发证明，是以丹阳县民政局给原告出具的证明，关于何伯渔是烈士何某烈士家属的证明，是原告生父的大哥的媳妇写过的一份申请，“牺牲后”是丹阳县民政局写的；5、何建平居民身份证，证明过继给原告父亲的子女并不是原告一个，还有原告的姐姐也过继了，但是被告说持证人只能是一个，要原告的姐姐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明放弃持证才可以发放《烈士证明书》；6、《应征公民政治情况审查表》；7、被告的回复；8、《烈士证明书》；9、2014年10月26日原告写给丹阳市民政局的信件以及挂号信函收据；10、2014年11月26日原告写给江苏省民政厅的信件。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辩称，一、关于“确认被告用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说明否定烈士证书持证人身份违法”。
被告按照南京市民政局《关于换发﹤烈士证明书﹥的通知》（宁民优（2014）98号）文件精神，要求原告向被告提交换发烈士证明书所需证明材料。在原告向被告提供相关材料之后，经被告审查发现，原告与烈士的关系证明材料《关于何伯渔烈士家属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属于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子女，依据民政部门日常操作参照规范《烈士褒扬条例》释义和民政部办公厅《关于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能否持证的答复》（民办函（2014）236号），2015年1月30日给原告作出了“目前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若今后有新的材料证明你为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的答复。
但本着服务百姓、依法行政的原则，被告于2015年1月30日给丹阳市民政局发函，请丹阳市民政局予以协助调查原告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丹阳市民政局于2015年3月3日回复：“没能找到任何关于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的证据，故不能对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意见。”因此仍无法为原告办理《烈士证明书》。同年3月17日丹阳市民政局再次做出回复：“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和何伯渔本人提供的材料，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据此，被告予以及时上报省市民政部门，2015年3月31日经江苏省民政厅优抚局审核批准，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于2015年4月1日送达原告。
所以，被告没有原告诉请第一项目的情形，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为原告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在符合换发《烈士证明书》要求的前提下，及时为其办理了《烈士证明书》。
二、关于“确认被告用2004年民政部文件”（民办函（2014）236号）拖延颁发烈士证书违法”。
根据民政部门日常操作参照规范《烈士褒扬条例》释义：“对于烈士牺牲后，他人过继给烈士的名义上的子女能否执证的问题，可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能否持证的答复》（民办函（2004）236号）规定办理，即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与烈士没有建立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因此不能作为烈士子女对待，也不能作为烈士证明书的持证人。”而在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关于何伯渔烈士家属的证明》之后审查发现，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原告属于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子女，这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在这个前提下，被告要求原告提供新的有效的证明文件，如果符合政策即予以办理。2015年1月30日被告主动发函到丹阳市民政局，请其协助调查相关情况，并且在收到丹阳市民政局3月17日“认定何伯渔系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的回复后，及时上报省市民政部门，经省民政厅优抚局审核批准，于2015年3月31日即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于2015年4月1日送达原告本人。
所以，被告不存在任何原告诉请的“用2004年民政部文件（民办函（2004）236号）拖延颁发烈士证书”的情形。
三、关于“承担原告办证时期费用和2014年至2015年应该给予原告的烈士子女慰问金”。
1、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办证时期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2、原告所述的“烈士子女慰问金”应为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的意见》（宁政发（2008）202号）文件中的第四条：对未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每年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待遇。由此规定可以得出，物质待遇是给予未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子女的一种补充。而《民政部关于“三属”定期抚恤金发放问题的复函》（民函（2014）17号）中规定，定期抚恤金应从民政部门审核确认“三属”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之日起开始计发；《烈士褒扬条例》释义中同样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自申请被批准之日起向其发放定期抚恤金。所以，作为定期抚恤金补充的物质待遇也应当在被批准之日起方能享受，即从民政部门审核确认为烈士子女之日起方能计发。原告是2015年3月31日才被审核批准为烈士子女，由此，原告主张2014年的物质待遇于法无据。而2015年的物质待遇发放的时间尚未成就，根据宁政发（2008）202号文件解读，给予未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的物质待遇，各区县应于每年春节前发放到位。根据宁政发（2008）202号文件规定，给予烈士子女物质待遇标准为不低于同类对象定期抚恤金年标准的5%，因定期抚恤金标准南京市每年在7月份进行调整，2015年的物质待遇标准在7月份后才能测算出，故应在2016年春节前发放到位。
四、关于“追究烈士证书被他人执证的法律责任，必须用书面文字告知《应征公民政治情况审查表》来历与目的”。
1、被告没有烈士证书有被他人执证的情形，如果原告有证据证明烈士证书被他人执证且系某民政部门的责任造成，原告应另案起诉相关民政部门。原告此项请求应予以驳回。
2、《应征公民政治情况审查表》系被告为了帮助原告查明其与何某烈士的继子女关系而调取，原告要求被告必须用书面文字告知来历与目的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此项请求应予以驳回。
五、关于“承担诉讼费用和原告聘请律师费用”。
首先被告依法行政，其次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此项请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的证据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原告知道可以换发烈士证书后，就写信到丹阳市民政局，但是丹阳市民政局没有给原告任何回复，之后原告就在2014年12月1日写了换发申请给被告玄武民政局。1、对于证据1、2、3、4没有异议；2、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内容有异议，原告于2014年12月1日提交的申请表，快过年时，被告告诉原告否认原告是烈士子女，原告就要被告提供书面材料，被告不给，原告要求找领导要书面回复材料，之后被告才匆忙回办公室写的这份书面材料；3、对于证据6、7，该条例不适用于本案；4、对于证据8、9、10，在认定原告不是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有异议，认定原告是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后没有异议；5、对于证据11至证据17没有异议；6、对于证据18、19没有异议；7、对于证据20至证据23没有异议，但是被告没有让原告享受过该待遇。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证据1、2、3均没有异议；2、对于证据4、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于证据7没有异议；5、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6、对于证据9、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了《烈士证明书》。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8、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有关联性，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9-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日，原告何伯渔向被告玄武民政局提交换发《烈士证明书》申请，并提交《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等材料。《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的左下角记载：“关于何伯渔同志系我会烈士何某烈士之胞侄，牺牲后因无子女按当时俗例继为烈士嗣子，特予证明。”丹阳县城镇烈军属协会在该证明上盖章，落款时间为1966年10月14日。被告经审查，于2015年1月30日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烈士褒扬条例》释义第十条第三款“关于烈士过继子女的执证问题”有明确规定：烈士生前他人过继给他的子女，与烈士本人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也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可以作为烈士子女对待，能够成为烈士证明书的执证人。对于烈士牺牲后，他人过继给烈士的名义上的子女能否执证的问题，可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能否持证的答复》（民办函（2014）236号）规定办理，即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与烈士没有建立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因此不能作为烈士子女对待，也就不能作为烈士证明书的持证人。这里所称的“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是指烈士牺牲后，他人过继给烈士的名义上的子女。由于1966年10月14日丹阳县城镇烈军属协会出具的证明记载：“关于何伯渔同志系我会烈士何某烈士之胞侄牺牲后因无子女按当时俗例继为烈士嗣子，特予证明。”目前，根据此证明材料，何伯渔属于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子女，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若今后有新的材料证明何伯渔为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子女，被告按照相关政策办理。
2015年1月30日，被告玄武民政局向丹阳市民政局发函，请丹阳市民政局协助调查何伯渔与何某烈士的关系，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丹阳市民政局于2015年3月3日回复：“没能找到任何关于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的证据，故不能对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意见。”因此被告仍无法为原告办理《烈士证明书》。同年3月17日丹阳市民政局再次回复：“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和何伯渔本人提供的材料，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据此，被告于2015年3月24日将《烈士证明书》换发（补发）审核表上报南京市民政局、江苏省民政厅审核。2015年3月31日经江苏省民政厅审核批准，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于2015年4月1日送达原告。
2015年4月1日，原告何伯渔申请要求给予烈士子女的一切优抚待遇。被告审核认为符合相关条件，按照宁政发（2008）202号《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的意见》执行，定期抚恤金从民政部门审核确认为烈士子女之日起计发。
本院认为，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第十条规定，烈士证书由烈士遗属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向烈士遗属颁发。原告何伯渔户口所在地在玄武区，被告有权对原告申请换发《烈士证明书》进行审查颁发。
烈士生前他人过继给他的子女，与烈士本人有共同生活的经历，也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可以作为烈士子女对待，能够成为烈士证明书的执证人。他人给烈士过继的子女（指烈士牺牲后，他人过继给烈士的名义上的子女），与烈士没有建立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因此不能作为烈士子女对待，也就不能作为《烈士证明书》的持证人。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关于何伯渔是烈士家属的证明》，该证明上有丹阳县城镇烈军属协会所述何伯渔系该会烈士何某之胞侄，牺牲后因无子女按当时俗例继为烈士嗣子。被告根据此证明材料认为，原告属于烈士牺牲后过继的子女，不符合作为《烈士证明书》持证人的条件，并书面答复原告。同时，被告又向丹阳市民政局发函，请丹阳市民政局协助调查何伯渔与何某烈士的关系，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丹阳市民政局于2015年3月3日回复，没能找到任何关于何伯渔与何某烈士关系的证据，故不能对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还是牺牲后过继的嗣子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意见，因此被告仍无法为原告办理《烈士证明书》。同年3月17日，丹阳市民政局再次回复，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和何伯渔本人提供的材料，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被告据此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送达给原告。本院认为，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请换发《烈士证明书》后，经过调查核实，根据丹阳市民政局回复，在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的情况下，就及时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被告的上述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不当。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2014年至2015年的烈士子女慰问金。本院认为，对未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每年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待遇。物质待遇是给予未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子女的一种补充。烈士遗属当时不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待符合条件后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自申请被批准之日起向其发放定期抚恤金。因此，作为定期抚恤金补充的物质待遇也应当在被批准之日起方能享受，即从民政部门审核确认为烈士子女之日起方能计发。本案中，被告于2015年3月31日经江苏省民政厅审核批准，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并于2015年4月1日送达给原告，被告应自2015年3月31日起向原告发放相应的物质待遇，故原告主张2014年的相应物质待遇无法律依据。2015年的相应物质待遇，待发放的时间、标准等条件成就后，由被告依照规定发放给原告。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办证时期费用、律师费用，无法律依据；要求追究烈士证书被他人执证的法律责任，无证据证实；要求用书面文字告知《应征公民政治情况审查表》来历和目的，经查，该表是被告为查明原告与何某烈士的关系而调取，被告的该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经过调查核实，在可认定何伯渔是何某烈士牺牲前过继的嗣子的情况下，及时为原告办理了《烈士证明书》，被告的上述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和相关规定，原告的各项诉请均不能成立。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伯渔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伯渔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家凤
人民陪审员 窦玉龄
人民陪审员 孙晓彦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见习书记员 黄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