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9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边政宁。
委托代理人：张才容，（边政宁之母，特别授权代理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肖湘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胜凌。
委托代理人：黄俊，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边政宁与被上诉人肖胜凌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1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汤晓峰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主审、审判员李行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周常青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肖胜凌与边政宁系朋友关系。边政宁于2011年10月11日起担任武汉智慧先行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武汉智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3年7月16日，边政宁向肖胜凌出具的《欠条》载明，“今欠肖胜凌人民币贰拾捌万圆整。用于公司经营投资。于2014年9月18日前还清”。
证人黄某及证人姚某均系武汉智慧公司的员工。证人黄某承认应边政宁要求向肖胜凌分两次收取50，000元及40，000元，共计90，000元用于智慧公司发放工资。证人姚某承认肖胜凌向其转账支付了200，000元用于武汉智慧公司的日常经营。两证人均否认肖胜凌系武汉智慧公司的负责人。
肖胜凌当庭自认其于2013年6月7日收取了边政宁的母亲张才容20，000元，其第二次支付给黄某用于武汉智慧公司发放工资的40，000元中即包含该20，000元。其实际支付给边政宁的借款金额为270，000元，《欠条》中还有10，000元系边政宁以帮其升级文凭为借口收取的钱款。边政宁当庭对因帮肖胜凌升级文凭而收取了肖胜凌10，000元的事实予以了确认。
2015年5月5日，肖胜凌诉诸法院，请求判令边政宁偿还借款本金280，000元（下简称涉案款项）及利息（以28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边政宁辩称，肖胜凌起诉的涉案款项是一起开办公司的投资，实际为公司经营亏损的费用，并非借贷关系，且双方并未约定利息。
一审认为，肖胜凌与边政宁之间的借款行为是自然人之间的个人借款，属于民间借贷，其借贷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边政宁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肖胜凌共同经营武汉智慧公司。武汉智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肖胜凌也从未作为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会成员等出现。边政宁以涉案款项系公司亏损，肖胜凌作为公司实际经营人也应承担责任为由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涉案款项中虽有10，000元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但考虑到边政宁出具的《欠条》中包含该10，000元，边政宁及肖胜凌也当庭认可该事实，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肖胜凌要求边政宁向其偿还28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双方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欠条》中明确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4年9月18日前，肖胜凌主张从2014年9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边政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胜凌偿还280，000元；二、边政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胜凌偿还利息（以28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815元，由边政宁负担。
一审宣判后，边政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边政宁诉称，一审判决未查明肖胜凌是否为武汉智慧公司实际控制或隐名股东，是否实际出借涉案款项，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或驳回其诉请。
被上诉人肖胜凌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欠条》内容真实，由边政宁书写，并未加盖公司的印章；2、边政宁是武汉智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一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姚某均为武汉智慧公司的员工；4、边政宁主张肖胜凌为武汉智慧公司的隐名股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二审另查明，1、《企业信息咨询报告》显示，公司名称武汉智慧先行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边政宁，主营范围有教学设备的研发、教学设备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成立日期2009年11月4日；其变更事项中有，变更时间2011年10月11日，法定代表人由丁雪宝变更为边政宁，自然人股东由丁雪宝（70%）、高训意（30%）变更为边政宁（70%）、高训意（30%），董事会情况由丁雪宝（执行董事／总经理）变更为边政宁（执行董事／总经理）；2、《欠条》内容为，今欠肖胜凌人民币二十八万元整，用于公司经营投资，于2014年9月18日前还清；边政宁（签名），2013年7月16日；3、2015年6月1日一审的开庭笔录记载有，边政宁陈述“本案并不是借贷关系，原被告与案外人三人一起开办公司，原告（指肖胜凌）起诉的是公司亏损的钱。三人为了说服被告（指边政宁）继续经营，称如不再继续经营则亏损由原、被告二人各承担一半。（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黄某，被告仅系他们推出来的法人代表。被告并未向原告拿过钱，支出都是从财务人员姚某那里拿钱”；（原告、被告双方均申请黄某、姚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法庭询问二位证人，确认黄某、姚某为原告作证）；证人黄某陈述“被告是武汉智慧公司的法人（指法定代表人），我在该公司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作为员工曾两次受被告所托去原告处拿钱，分别是5万元和4万元，都用于发工资和维持公司经营。我和原被告都是朋友，被告让我去公司打工。（原告是否系公司的员工）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被告。被告叫我向原告拿钱，拿钱回来之后我就交给公司财务了，（原告给你钱的情况）都是现金”；证人姚某陈述“2012年8月至2013年2月，我担任财务主管。我是被原告介绍到公司工作的，原告称通过我账户转20万元到公司，我将账号发给了原告。在公司的对公账户还未设立时，原告应被告要求打20万元到我私人账户，被告要我将此款用于公司经营，我自己记了一个流水账”。
本院认为，边政宁向肖胜凌出具约定还款时间的《欠条》，并经武汉智慧公司工作人员的收款，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边政宁于肖胜凌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出借人是否为隐名股东的问题。对于武汉智慧公司的股东，不论是工商部门的登记，或是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无证据证明本案出借人肖胜凌为武汉智慧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边政宁对主张肖胜凌为武汉智慧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边政宁未提交证据证明肖胜凌为武汉智慧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出借人肖胜凌为公司隐名股东，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边政宁提出一审判决未查明肖胜凌为隐名股东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一审中，基于武汉智慧公司原工作人员黄某、姚某的出庭作证所作证言均证实，受边政宁指示向肖胜凌收取涉案款项的事实，一审判决依此认定边政宁实际收取涉案款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边政宁提出一审判决未查明肖胜凌是否实际出借涉案款项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借款行为与借款用途关系的问题。借款行为是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客观事实，而借款用途则是借款人单方自行处分所借款项的主观动机，二者的含义不同。借款行为的客观性不因借款用途的主观性而改变。本案中，即使将所借的涉案款项用于公司经营，但是边政宁是以其个人名义向肖胜凌借款的客观事实，并不因其借款用途的主观动机而发生改变。边政宁提出涉案款项用于公司经营而非个人借款的主张，有悖于本案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边政宁提出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或驳回其诉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0元，由边政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晓峰
审判员 晏 明
审判员 李 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周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