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59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利珲果菜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瓦房店市许屯镇腰屯村。
法定代表人：张玉宝，该合作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才，大连瓦房店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增，男，汉族，1976年1月9日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作辉，辽宁范作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英，辽宁范作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利珲果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利珲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珲合作社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给付农药化肥款，提交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每次购货的欠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欠款纠纷。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富硒葡萄订单协议》却没有上诉人签字，上诉人不应受该份协议的约束，一审判决推定上诉人同意该协议所约定的代辽宁盟田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以下简称盟田合作社）向被上诉人发放农资是错误的。
刘国增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主要观点为，被上诉人与盟田合作社之间的《富硒葡萄订单协议》是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刘国增的，并且被上诉人刘国增也是在上诉人处签订的该协议。上诉人也看到该协议上打印了”实施方：大连利珲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内容，且该协议就农资的配供有约定，由盟田合作社提供，上诉人只是代盟田合作社”发放”，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增之间不存在农资购销买卖合同关系。富硒原液是由盟田合作社免费提供，农资款在盟田合作社收购富硒巨峰葡萄后，按农资的实际金额扣除。关于案涉农资，上诉人称是上诉人自己的，这一点被上诉人是不予认可的。本来可以由盟田合作社向被上诉人免费提供富硒原液，也可以由盟田合作社在收购富硒葡萄后从销售款中扣除农资款，被上诉人刘国增怎么可能又要选择从上诉人处用现金购买农资和富硒原液呢？显然上诉人的说法不符合生活常识。虽然盟田合作社没有收购被上诉人的富硒葡萄，盟田合作社违约，但并不能认定盟田合作社没有履行《富硒葡萄订单协议》，应当认定盟田合作社没有完全履行该协议。从该协议中看不出农资是上诉人的，而是盟田合作社的。至于盟田合作社没有收购被上诉人的葡萄，农资款如何扣除那是被上诉人与盟田合作社之间的事情，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没有收购被上诉人的富硒葡萄，被上诉人也没有使用、购买上诉人的农资和富硒原液，因此不存在向上诉人偿还支付农资款的义务。
利珲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国增偿还所欠货款25655元及利息12682元。二、刘国增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盟田合作社与许屯镇多位农户合作培育富硒葡萄，盟田合作社将该富硒葡萄推向市场后，很受消费者欢迎。2015年春节后，盟田合作社与刘国增等农户协商再次培育富硒葡萄，约定由盟田合作社免费提供富硒原液，利珲合作社代盟田合作社先向刘国增等农户发放培育富硒葡萄所需农资材料，之后签订合同，秋天收购葡萄时再对利珲合作社发放的农资进行结算。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9月6日，刘国增依其与盟田合作社达成的口头协议，在利珲合作社处多次领取农资（未支付价款）。2015年7月13日，盟田合作社、利珲合作社与包括刘国增在内的许屯镇多位农户在利珲合作社处签订了《富硒葡萄订单协议》。同年，利珲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玉宝和盟田合作社的技术员”徐永田”多次到刘国增等农户的葡萄园，进行田间指导。因2015年秋季水果市场普遍价格下降，如仍以协议价格向农户收购葡萄，将给盟田合作社造成较大损失，故盟田合作社提出以每斤2元的价格收购。因刘国增等农户不同意，故盟田合作社没有按协议价格向农户收购富硒葡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利珲合作社与刘国增之间是利珲合作社所称的农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刘国增所称的，其与盟田合作社、利珲合作社之间是《富硒葡萄订单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在该协议中利珲合作社只是代盟田合作社向刘国增发放农资，利珲合作社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如利珲合作社所述属实，则刘国增应向利珲合作社支付拖欠的农资款。如刘国增所述属实，则利珲合作社无权向刘国增主张权利。本案中，利珲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玉宝知晓盟田合作社将其作为协议一方，由张玉宝在利珲合作社处将协议交给刘国增，刘国增在盟田合作社已经盖章的协议上签名。虽利珲合作社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其对盟田合作社将其作为协议一方，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利珲合作社同意其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同意协议约定的代盟田合作社向刘国增发放农资的义务。证人赵某、李某一审出庭作证均证实利珲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玉宝与盟田合作社的技术员”徐永田”来到刘国增等农户葡萄园进行田间指导。盟田合作社一审当庭陈述亦可证实，2015年秋，因葡萄市场价回落，如仍以协议价格收购富硒葡萄，将给盟田合作社造成较大损失，故未对签约农户的富硒葡萄进行回收。据此应认定利珲合作社、刘国增与盟田合作社签订的协议，除盟田合作社未依约收购富硒葡萄外，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利珲合作社、盟田合作社关于利珲合作社与该协议无关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不应支持。盟田合作社关于种植户种植的葡萄也没达到协议要求，且种植户私自将葡萄存起来不卖，所以导致盟田合作社并没有按协议回收葡萄的主张，因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亦不应支持。刘国增在利珲合作社处取得的农资，系利珲合作社履行协议代盟田合作社向农户发放的农资，利珲合作社、刘国增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利珲合作社请求刘国增向其支付拖欠农资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利珲合作社所受损失，依法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大连利晖果菜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8元，由利珲合作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9月6日期间，被上诉人累计从上诉人处领取农资20次，被上诉人分别在20张《欠据》上签字确认。上述20张欠据所记载的农资款共计27265元。2016年2月2日，被上诉人出具一张《欠据》，内容为”刘国增欠张玉宝农药化肥款27265元（贰万柒仟贰佰陆拾伍元整），欠款人刘国增。”被上诉人刘国增对上述《欠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张玉宝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还查明，被上诉人认可虽然盟田合作社未依照案涉《富硒葡萄订单协议》回收葡萄，但被上诉人已将案涉种植的葡萄自行销售处理。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本案事实，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被上诉人每次取货时签字的《欠据》，以及累计20张《欠据》形成的最终一张欠款金额为27265元的《欠据》，且被上诉人亦认可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价值27265元的农资，故，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扣除被上诉人已支付的货款外，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尚欠农资款25655元及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付利息。故，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应以尚欠货款本金为基数，自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即2017年9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付。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受《富硒葡萄订单协议》的约束。但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盟田合作社和被上诉人刘国增，上诉人并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故，被上诉人主张该份协议约束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盟田合作社已于2017年12月29日注销，故，本院对盟田合作社的诉讼主体资格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利珲合作社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4460号民事判决；
二、刘国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利珲果菜专业合作社尚欠货款25655元及违约金（以尚欠货款25655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4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大连利珲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58元，由刘国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8元，由刘国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长浩
审判员 王 迪
审判员 崔耀天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