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5民终10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男，汉族，沁水县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
法定代表人：翟某1，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2，男，汉族，沁水县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碧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常柏村委）、翟某2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沁水县人民法院（2018）晋0521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常柏村委的法定代表人翟某1、被上诉人翟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某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第一项，撤销原判第二项；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土地补偿款106349.13元及案涉的失地保险利益归上诉人享有。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在2014年时任村委报账员，在高沁调整占地补偿时，被上诉人翟某2的土地补偿款的地名及面积并未记载为所争议的土地，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翟某2领取的补偿款就是涉案争议土地获得的补偿款，而且上诉人就所争议的土地补偿款多次找常柏村委要求发放；2.土地补偿款106349.13元应当归上诉人所有；3.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所诉失地保险利益作出认定，既然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则相应的权益也应当归上诉人所有。
被上诉人常柏村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认可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翟某2辩称，1.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将陈某退出的16亩土地中的2.9亩土地分给了翟某2，是合法的，翟某2在分得这2.9亩土地的同时也退出了自己原来承包的土地，翟某2退出的土地与其他村民退出的土地共计48亩承包给了陈某；2.翟某2从2002年开始就缴纳农业税，上诉人陈某没有就争议的土地再缴纳过农业税，因为上诉人陈某知道争议的土地已经调整给了翟某2；3.上诉人陈某在2002年就知道争议的土地承包给了翟某2，翟某2种了十几年，一直到2012年高沁高速占地，陈某作为村委会计，亲自给翟某2发放了土地补偿款，一直没有提异议，直到2017年才提出要地、要补偿款，超过诉讼时效；4.上诉人陈某增加的失地保险请求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且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
陈某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后秀才岩上承包地0.29亩，并返还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06349.13元；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1999年至2012年3亩地损失23400元，赔偿1999年至今0.29亩地损失3306元，共计26706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全家三口人的失地保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常柏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原告陈某以其家庭名义承包了案涉争议土地，即后秀才岩上3亩耕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地仍登记在原告陈某名下，但由于原告长期在外经营车辆，该地一直由其姐姐实际耕种。2002年，被告常柏村委对该村土地进行了调整，将该地分给被告翟某2耕种至今，被告翟某2耕种期间该地的农业税一直由其负担。2012年，因高沁高速公路修建占用被告翟某2耕种的土地2.71亩，其中在案涉争议土地即后秀才岩上占地2.61亩，在老柿树地占地0.1亩，被告翟某2因此获得补偿款共计106349.13元。
另查明，2012年至2015年原告在该村任会计期间得知，案涉争议土地仍登记其名下。2013年底至2014年，该村发放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时，原告对案涉争议土地的补偿款由被告翟某2领取知晓，但并未提出异议。2017年土地确权时，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案涉争议土地及占地补偿款等，经被告常柏村委调解未果诉至法院。
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三方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勘验。经现场勘验，案涉争议土地除占地以外，剩余的土地约七、八分，地内种核桃树共计32棵，其中稍大点的核桃树22棵，较小的核桃树10棵。另和案涉争议土地相邻的被告翟某2的土地有角上一小块未耕种，其中有一浇注的水泥块。原、被告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可。庭审中原告与被告翟某2均称对核桃树的现有价值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称、被告的辩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案涉争议土地的亩数；2、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谁系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人；3、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1、关于案涉争议土地亩数的问题。
根据原告提交的《常柏村发放集体土地承包使用证登记表》中载明，原告承包的后秀才岩上的土地为3亩。被告翟某2辩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常柏村委划给其位于后秀才岩上的土地为2.9亩，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本院认定案涉争议土地为3亩。
2、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谁系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人的问题。
1999年1月1日《常柏村发放集体土地承包使用证登记表》表明，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案涉争议土地登记在原告名下，且原前沟村支部书记豆学林对该情况予以证实。被告翟某2辩称，案涉争议土地是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前沟村委发包给其的，该地登记在原告名下属于登记错误，但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对其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本院认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
3、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是用益物权，原告请求二被告返还其后秀才岩上承包地0.29亩属于物权请求权，不存在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另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06349.13元及原告全家三口人的失地保险，因部分案涉争议土地已实际由高沁高速公路占用，原告请求返还占地补偿款及失地保险属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庭审中，原告认可2013年底至2014年发放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时，其对案涉争议土地的补偿款由被告翟某2领取知晓，但并未提出异议，2017年农村土地确权时其要求二被告返还该占地补偿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争议土地，即后秀才岩上3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承包期内原告要求被告翟某2返还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经现场勘验，该地除高沁高速占地以外，还剩余约七、八分的土地，被告翟某2应将实际剩余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原告。此外，考虑到被告翟某2在案涉争议土地上种植有核桃树，法院向其进行了释明，若判决剩余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其可以将核桃树移走，也可不移走，如果不移核桃树将随地归原告所有，其可反诉要求原告给予适当补偿。但被告翟某2就核桃树补偿问题表示不提起反诉，本案不予处理。
另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106349.13元及其全家三口的失地保险，因该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其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案涉争议土地的损失，本院认为，被告翟某2耕种案涉争议土地系因当时原告在外经营车辆，没有对该地进行耕种，后村委将该地分给了其，其耕种期间承担了该地的农业税等，且原告在得知被告翟某2耕种其土地后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现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其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案涉争议土地是由被告翟某2在实际耕种，且占地补偿款亦由被告翟某2领取，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常柏村委返还土地及占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翟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将登记在原告陈某名下的位于常柏村后秀才岩上剩余土地（约七、八分地）的承包经营权退还给原告陈某；二、驳回原告陈某对被告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和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陈某为证明其返还土地补偿款106349.13元的请求未超诉讼时效，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8年8月1日豆学林书面证明（董晚才代笔）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于2014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任常柏村村委主任，关于高沁高速占用村民土地补偿款发放三次，我手发村民地面附着物款、给村民交社保款，201？年（“？”处的数字不能明确辨认是“7”还是“5”，上诉人主张是“5”）上半年全部结束后，接着领社保本填写发证，当时陈某任常柏村报账员，在填写社保卡过程中，陈某和我说，高速路占用翟某2的上秀才岩地不在他名下，在陈某名下，因为当时没有交土地证出现的漏洞，后陈某多次找我要他的承包地和占地补偿款。上诉人提供此证据用于证明其在2015年即提出过返还土地及补偿款的请求。
证据2.2017年7月24日龙港镇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土地承包纠纷调解通知书》一份，用于证明2017年7月份该纠纷经镇里调解。
被上诉人常柏村委质证认为，豆学林是上一届村委主任，可能对相关情况比较清楚，但据本届村委了解，陈某在2015年没有提出过返还补偿费的请求；对于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
被上诉人翟某2质证认为，两份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在一审期间，陈某说是2013年知道补偿款被翟某2领走，当时怕引起纠纷没有提。
经查，上诉人陈某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其于2012年年初至2015年七月在村里干会计，当时知道翟某2占的是自己的地，但作为村干部没有提异议，不干会计后也没有去要，一直到土地确权时才提出这个问题。
另查，常柏村的土地确权是从2017年开始，大概2017年8月结束。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所举证据均非一审庭审结束前无法取得，且超过二审限定的举证期限，故上诉人逾期提交如上证据不具有合理理由，不应认定为二审新证据。而且，上诉人所举的豆学林的书面证言，对于交社保款等事项结束的时间存在字迹不明确的问题，所述“后陈某多次找我要他的承包地和占地补偿款”的“后”的具体时间并未明确进行说明，故上诉人陈某所举此项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2015年即提出返还土地和补偿款的”事实成立。根据陈某本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述的“一直到土地确权时才提出这个问题”，结合该村系于2017年进行土地确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陈某于2017年土地确权时，要求二被告返还争议土地及占地补偿款，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上诉人陈某作为村里的会计，在2013年底至2014年向村民直接发放高沁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时，即已明知案涉争议土地补偿款由翟某2领走，但直到2017年土地确权时才提出返还占地补偿款的请求，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驳回陈某的此项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所提农民失地保险的申办或变更事项，以及上诉人陈某所提返还失地保险的诉讼请求，均涉及相关部门对失地农民资格的确认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对上诉人的此项起诉，本院另行裁定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对上诉人的失地保险请求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予以驳回存在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27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艳丽
审判员周秋萍
审判员马晋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刘婷楠
书记员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