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行终字第1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第八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扬弟，该社社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怀集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申翰杰，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成前卿，怀集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国强，怀集县人民政府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怀集县怀城镇富扬村都步第四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岑枝均，该社社长。
上诉人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第八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扬名八社）因与被上诉人怀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怀集县府）、原审第三人怀集县怀城镇富扬村都步第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都步四社）山林确权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不服怀集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5）肇怀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都步四社对座落在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行政界线内地名为“庙埇”山场的林木进行公开采伐投标时，遭到扬名八社的干涉而发生争议。案经怀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调解未果。同年8月5日，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了《调解意见书》。都步四社不服，于2008年9月4日，书面向怀集县府提出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申请。经审查，怀集县府于2008年10月6日正式立案受理，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怀府裁决（2014）9号《关于“庙埇”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七条；《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山场地名“庙埇”，坐落在怀城镇扬名村行政界线内，四至（依日出为东）：东至庙埇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南至庙埇埇口；西至庙埇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北至镇行政界线，面积约162亩，山林权属归怀城镇富扬村都步第四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详见1：10000附图）。二、撤销被申请人提供的1982年证号为怀林证字第0120号《山权林权证》（续七页），持证单位：附城公社扬名大队第八生产队，地名为“庙埇”一栏的全部内容。后扬名八社不服，向肇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怀集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经复议，肇庆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9日作出肇府行复（20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怀集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扬名八社仍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怀集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关于“庙埇”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
扬名八社提供以下山林权属证据：1、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分别为怀土证字第391号、225号）2份，地名一：“庙埇咀”，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埇坑；西至怌邦；北至埇坑，面积叁亩；地名二：“庙埇”，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埇坑；西至四乌村；北至卓然，面积陆亩。地名三：“庙埇尾”，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四乌界；南至埇坑；西至X华；北至大路，面积叁亩。2、1963年《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存根》1份，持证单位：保宁公社富扬都步大队黄叶第七生产队。该证件是扬名八社提供的佐证，是证明其在体制下放期间曾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的事实，但没申领有其所主张“庙埇”山场的权属证件。3、提供有1982年怀林证字第0120号《山权林权证》（续七页）1份，持证单位：附城公社扬名大队第八生产队，地名：“庙埇”，座落：扬名大队，种类：荒山，四至：东至庙埇咀埇坑；南至庙埇峙直落庙埇咀；西至四乌十二都依水分界；北至白坟峙直落圹基埇坑，面积24亩。
都步四社提供以下山林权属证据：1、1963年证号为第0001号《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1份，持证单位：保宁公社富扬大队都步第四生产队，地名一：“庙埇咀”（叶），座落：都步，类别：松杉，数量：叁佰伍，四至：东至六队；南至山顶；西至七队；北至七队，面积叁亩；地名二：“庙埇”（叶），座落：都步，类别：杉，数量：贰佰伍，四至：东至六队；南至六队；西至六队；北至六队，面积陆亩；地名三：“庙埇尾”（叶），座落：都步，类别：松，数量：贰佰，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四队；西至六队；北至四乌，面积叁亩。2、1982年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1份，持证单位：附城公社都步大队第四生产队，地名：“庙埇”，座落：都步，种类：松幼林，山权单位：都四队，林权单位：都步大队，四至：东至埇口嵊为介；南至埇坑；西至埇口以嵊为介；北至山顶，面积35亩。
根据县人民政府广泛调查原保宁公社和附城公社富扬、大名、扬名大队的老干部的证人证言得知，接受调查的证人证言均一致认为在落实林业“三定”期间，各大队属下各生产队在填领《山权林权证》时，主要是根据各生产队持有的“四固定”证作为填证依据的。另外，都步四社提供的1982年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虽然证件记载山权单位是都步四队和林权单位是都步大队，但经现怀城镇富扬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现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的山场已完全属都步四社集体所有，与富扬村民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
再查明，都步四社提供有2006年1月1日《采香合同书》1份，说明该社（原称都步第四生产队）在2006年间，曾将庙埇山场发包给社员岑尚均采松脂的事实。在岑尚均承包采松脂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干涉，也没有发生任何山林权属纠纷。而扬名八社称其有对争议山场经营管理的事实，但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依据证实其曾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
另查明，争议双方的体制变化情况。扬名八社在土改时属怀集县第一区富扬乡都步村管辖；在体制下放时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管辖，称都步第七生产队；在1969年间，由于道路交通不便的缘故，其自愿归附城公社大名大队管辖，后来，由于大名大队又分为大象大队和扬名大队，故在落实林业“三定”时属附城公社扬名大队管辖，称第八生产队；现属怀城镇扬名村民委员会管辖，称第八经济合作社。都步四社在土改时属怀集县第一区富扬乡都步村管辖；在体制下放时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管辖，称都步第四生产队；在落实林业“三定”时属附城公社都步大队管辖，称第四生产队；现属怀城镇富扬村民委员会管辖，称都步第四经济合作社。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山场座落在怀集县行政界线内，争议各方均是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怀集县人民政府有权处理本案山林权属争议，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期间，争议双方同属于保宁公社富扬大队体制调整区。富扬大队调整山场后，双方分别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各自山场的《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据双方分别提供的“四固定”权属证件看，都步四社申领的权属证件记载有“庙埇”山场，而扬名八社申领的权属证件并没有记载“庙埇”山场，从而证实，在“四固定”时期，“庙埇”山场由富扬大队调整归都步四社集体所有。按都步四社提供的体制下放证显示，证件记载有地名为“庙埇咀（叶）、庙埇（叶）、庙埇尾（叶）”的山场，地名与扬名八社于土改时期申领的庙埇山场土改证地名一致，而地名后面加“叶”字是指原黄叶（即原富扬大队第七生产队，又称黄叶寨）的意思，即是指原土改时期属黄叶寨所有的“庙埇”山场。故此，都步四社在申领体制下放证时，在每块属“庙埇”范围内的山场地名后面加注（叶）字来说明，并且证实整个“庙埇”山场均属都步四社集体所有。
都步四社在体制下放时已依法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又依法向县人民政府申领了《山权林权证》。按其提出主张山场的地名及四至核对争议山场的实地位置，是比较吻合的，能充分证明争议山场属其集体所有。且证据来源清楚，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同时，提供有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和依据。而扬名八社虽然在1953年已拥有争议山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由于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时，其与都步四社同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的体制调整区，经富扬大队调整，已将争议山场调整归都步四社集体所有，且双方均申领有不同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但扬名八社没有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扬名八社虽然也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权林权证》，但该证来源依据不清，且不符合当时有关填领山林权证的有关程序，来源不合法，应予撤销，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另外，扬名八社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证实其曾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
综上所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扬名八社诉请撤销怀集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第八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扬名八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期间，争议双方同属于保宁公社富扬大队体制调整区。富扬大队调整山场后……证实整个“庙埇”山场均属都步四社集体所有。”完全错误。（1）从我国建国以来有关农村的政策看，除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要求公平合理分配土地外，没有任何其他法律政策提出要重新调整划分土地。如果富扬大队在“四固定”时期重新调整划分山场土地，违反法律政策，属于违法行为，当然无效。（2）根据怀城镇的《关于成立怀城镇富扬村委会的批复》（城发（2005）32号）得知，当时的富扬大队三个片，共有26个经济合作社，涉及山场、人口较多。如果当时重新调整划分山场，是对1953年土地改革成果的否定，为何没有任何备案材料？为何不能举证富扬大队另外两个片富扬片、四姓片也有重新划分山场土地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材料证明这事实。（3）原审第三人在2008年的《申请书》主张“四固定”时期重新调整划分土地的理由是要“平均分配”。ＸＸＸ在1960年的批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尔后就出台了1960年《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政策，所以原审第三人主张的理由“平均分配”，明显违背“四固定”政策的指示精神。（4）原审第三人主张前后不一致，在2008年的《申请书》上主张，都步大队按上级关于山林“四固定”指示精神，对全大队的山场和耕地总面积进行核实，按总人口平均分配。在2014年行政复议的答辩书上主张，富扬大队对整个大队的山场调整。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行政诉讼答辩状主张，当时的富扬大队按当时的政策统一调整。目前为止，都步四社分不清是富扬大队都步片，还是富扬大队重新调整划分土地；也分不清是重新划分山场，还是重新划分山场、耕地、水田。更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5）怀集县府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因“庙埇”一块山场的纠纷，得出富扬大队在“四固定”期间，对大队的山场重新调整划分的结论，然后用这个结论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因果关系错误，逻辑混乱。因此，怀集县府、都步四社捏造富扬大队在“四固定”时期重新调整划分山场，后以改称富扬大队调整区，前后矛盾，无中生有，违反法律政策，违背历史事实，企图证明原审第三人“四固定”证的来源合法性。原审法院偏袒怀集县府，敷衍了事，明显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1963年《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存根》1份，是为了佐证在“四固定”时期，上诉人没有申领“庙埇”山场的事实，是无中生有的，完全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是2份，非1份。（2）现存的2份存根，是我社2008年向县档案局申请复印土地证件，由县档案局复印提供。我社也是从2008年才知道有申领“四固定”证的事宜。（3）这两份存根涂改较多，位置名称存在较多错误，四至填写不规范，抽象模糊，如四至名称写“本队、田块、旱地”等，与上诉人土改证、“三定”证填写准确、清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当时填证人员是冒充上诉人村民填写，对上诉人村落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蒙骗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以达到抢夺上诉人山场土地的目的。（4）这两份存根是为了证明“四固定”时期，由于历史原因，我社没有申领“四固定”证，我社村民于2008年前也未见过“四固定”证，如果知情了，也不会等到2008年才引起争议。3、原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名‘庙埇’东至庙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南至庙埇埇口，西至庙埇口山咀直上山顶；北至镇行政界线”，存在错误。应该是，东至庙埇埇口，南至庙埇口山咀直上山顶，西至镇行政界线，北至庙埇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才与实地相对比较吻合。上诉人“庙埇”山场的“三定”证四至与实地完全吻合，填写规范。4、原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持有“庙埇”山场“四固定证”与“三定”证与实地位置是比较吻合，是错误的。经三方（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实地核对，原审第三人的“四固定”证中，“庙埇咀”四至的东至、南至、北至，“庙埇”的东至、南至、西至，“庙埇尾”的东至等7个四至位置与实地完全不吻合。原审第三人“庙埇”山场的“三定证”记载的4个四至中有3个与实地完全不吻合，分别是东至、南至、西至。四至超过一半以上与实地完全不吻合。怀集县府山纠办工作人员偏袒原审第三人，并没有如实记录在案。同时说明原审第三人的填证人员对实地根本不熟悉，是非法乱填的。当然原审法院并没有去实地勘查核对，敷衍了事。5、原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持有的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种类：松幼林，是错误的。种类填写是杉幼林，非松幼林。由于“庙埇”山场松树较多，杉树极少，被上诉人偏袒原审第三人，为了与实地相吻合，故意写成松幼林。6、原审判决认定，“按第三人都步四社提供的体制下放证……加注（叶）字来说明，并且证实整个‘庙埇’山场均属第三人都步四社集体所有。”是错误的。这是原审第三人自编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体制下放“四固定”时期，原审第三人是通过正当合法程序申领“四固定”证，有上诉人土改证作对照，就不会造成“庙埇”山场12个四至有7个与实地完全不吻合，就应当有相关法律文书注销上诉人的土改证。7、原审判决认定，“第三人都步四社提供有2006年1月1日《采香合同书》……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是错误的。（1）该合同履行期限是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0日，而合同签订落款日期是2006年农历11月23日，即阳历的2007年1月11日，完全证明是伪造的合同。（2）原审第三人与岑尚均签订《采香合同书》，与岑尚均在“庙埇”山场采松香是两个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采香合同书》只能证明签订合同的行为，不能因此证明有采香的行为。（3）原审第三人在2012年之前的所有相关文书上都没有提到有《采香合同》，说明是2012年之后伪造出来的合同，并且其主张经营管理的事实前后不一至，相互矛盾。（4）如果原审第三人队员2006年在“庙埇”山场采松香，争议提起将不会是2008年，而是2006年，不会等到2008年原审第三人无证大量盗砍“庙埇”山场林木才引起争议。因此，《采香合同书》纯属伪造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当作证据使用。实际上原审第三人在“庙埇”山场上根本没有任何经营管理的事实，所有的主张都是自编伪造。“庙埇”山场一直由我社村民经营管理，完全属实，不可否认。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错误的。1、县政府工作人员收集证据程序存在违法。（1）经上诉人村民代表李土生、李扬弟、××、莫妙生等人证实，《关于“庙埇”山场山林权属纠纷案召开协会议班调查笔录》这份笔录，多处记载的内容与当时开会讨论陈述的内容不一致，对上诉人有利的陈述、对原审第三人不利的陈述一律不记录，特别是对上诉人代表陈述内容的记录，甚至与其陈述的完全相反。另外，在签名确认时，被上诉人山纠办工作人员以超过下班时间为由，没有给当事人阅读核对，催促他们在调查笔录上签名。（2）对我社村民黄万春所作的调查笔录，经黄万春证实，被上诉人山纠办工作人员记录的内容与其陈述的内容多处不一至，在叫其签名的时候，县山纠办工作人员对其说记录内容与你所说的一样，并没有给其阅读核对，而是催促在调查笔录上签名。黄万春老人基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就签了名。2、《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政策存在错误。（1）上诉人合法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分别为怀土证字第391号、225号），记载有“庙埇”山场、属于当时都步第七、生产队社员李凤开组、莫敞彬组所有（即上诉人社员）。依据“四固定”时期的法律政策，1960年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第（二）条规定，“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和196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第（一）条规定，“高级合作社时期，划归合作社，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社员个人所有的山林，应该仍然归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和社员个人所有。”因此，“四固定”时期恢复基本队所有制后，“庙埇”山场应当属于我社所有。1982年“三定”时期，上诉人依据“庙埇”山场的土改证、“四固定”时期相关法律政策和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向县政府申领了怀林证字第0120号《山权林权证》，完全符合法定申领程序。因此，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等法律政策规定，应当对我社“庙埇”山场的的土改证、“三定”证应予以维持。（2）原审第三人持有的“庙埇”山场1963年《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证号为第0001号），发放程序违反法律政策，来源不清，内容不实，明显是确权错误，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应当予以注销。原审第三人“庙埇”山场的《山权林权证》（证号为怀林证字第0220号），记载发证日期是1983年4月18日，非1982年，并且原审第三人向怀城镇司法所提交的该证复印件，与向怀集县政府提交的复印件不一样。如该证上记载有“水抡埇”，一张面积是70亩，另一张的面积是75亩。原审第三人并没有提供原件予以证实。原审第三人旧社长于2008年在他人面前说过，是花钱买来的证件。存在伪造、非法渠道获得的嫌疑。申领程序也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政策规定。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也应一并注销。（3）《处理决定》认为，“根据县山纠办广泛调查…证人证言得知…各大队属下各生产队在填领《山权林权证》时，主要是根据各生产队持有的“四固定”证作为填证依据……”，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有法不依，而是依据个别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就认定“三定”证的申领法律程序，荒唐可笑。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偏袒被上诉人，敷衍了事，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为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特提起上诉，望撤销原审判决，并同时撤销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怀集县府答辩称，我府于2014年10月24日依法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和实体处理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争议山场地名称“庙埇”，座落在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行政界线内，四至（依日出为东）：东至庙埇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南至庙埇埇口；西至庙埇口山咀依山脊直上山顶；北至镇行政界线，面积约162亩。争议山场属有林地，主要树种有松、杉、杂。在2008年4月间，因都步四社公开投标采伐“庙埇”山场林木，遭受上诉人的社员干涉，从而引发双方的山林权属争议。都步四社提供的山林权属证据。（一）提供有1963年证号为第0001号《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1份，持证单位：保宁公社富扬大队都步第四生产队，地名一：“庙埇咀”（叶），座落：都步；类别：松杉，数量：350，四至：东至六队，南至山顶，西至七队，北至七队，面积3亩；地名二：“庙埇咀”（叶），座落：都步，类别：杉，数量：250，四至：东至六队，南至六队，西至六队，北至六队，面积6亩；地名三：“庙埇尾”（叶），座落：都步，类别：松，数量：200，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四队，西至六队，北至四乌，面积3亩。（二）提供有1982年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1份，持证单位：附城公社都步大队第四生产队，地名：“庙埇”，座落：都步，种类：松幼林，山权单位：都四队，林权单位：都步大队，四至：东至埇口嵊为介，南至埇坑，西至埇口以嵊为介，北至山顶，面积35亩。三、上诉人提供的山林权属证据。（一）提供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2份，证号分别为怀土证字第391号、225号，地名一：“庙埇咀”，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埇坑，西至怌邦，北至埇坑，面积3亩；地名二：“庙埇”，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埇坑，南至埇坑，西至四乌村，北至卓然，面积6亩。地名三：“庙埇尾”，座落：都步，种类：山，四至：东至四乌界，南至埇坑，西至X华，北至大路，面积3亩。（二）提供有1963年《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存根》1份，持证单位：保宁公社富扬都步大队黄叶第七生产队。该证件是上诉人提供的佐证，是证明其在体制下放期间曾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的事实，但没申领有其所主张“庙埇”山场的权属证件。（三）提供有1982年怀林证字第0120号《山权林权证》（续七页）1份，持证单位：附城公社扬名大队第八生产队，地名：“庙埇”，座落：扬名大队，种类：荒山，四至：东至庙埇咀埇坑，南至庙埇峙直落庙埇咀，西至四乌十二都依水分界，北至白坟峙直落圹基埇坑，面积240亩。四、原审第三人辩称在争议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及依据。原审第三人辩称，自体制下放至现在，一直持证经营管业。1，在1965年上半年集体砍伐过一次林木，木材交售给当地森工站收购，下半年由生产队联队经营管理；2、1982年发包给原四姓大队麦满文砍伐杉木，并收取了山根款；3、2006年间，将“庙埇”山场发包给社员岑尚均采松香，签订有《采香合同书》。五、上诉人辩称在争议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及依据。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经营管理事实依据，只辩称在体制下放后，约在1966年、1967年间，都步片集体组织各生产队联队到争议山场砍伐过一次林木，但所砍伐林木的利益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六、查明的主要事实。（一）上诉人在土改时属富扬乡都步村管辖；在体制下放期间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管辖；在1969年间，由于道路交通不便的缘故，其自愿划归附城公社大名大队管辖；之后，由于大名大队又分为大象大队和扬名大队，故到落实林业“三定”时，上诉人属扬名大队管辖。（二）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期间，争议双方同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体制调整区。富扬大队调整山场后，争议双方分别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各自山场的《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但根据双方分别提供的“四固定”权属证件看，原审第三人申领的权属证件记载有“庙埇”山场，而上诉人申领的权属证件并没有记载“庙埇”山场。由此证实，在“四固定”时期，“庙埇”山场已被调整归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三）按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体制下放证显示，证件记载有地名为“庙埇咀（叶）、庙埇（叶）、庙埇尾（叶）”的山场，证实整个“庙埇”山场均属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而“叶”字是指原黄叶（即原富扬大队第七生产队，又称黄叶寨）的意思，即是指原属黄叶寨所有的“庙埇”山场。故此，原审第三人在申领体制下放证时，在每块属“庙埇”范围内的山场地名后面都加注（叶）字予以说明。（四）原审第三人提供有2006年1月1日《采香合同书》1份，说明该社（原称都步第四生产队）在2006年间，曾将庙埇山场发包给该社社员岑尚均采松脂的事实。在岑尚均承包采松脂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干涉，也没有发生任何山林权属纠纷。故该社提供的《采香合同书》，应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五）从原审第三人和上诉人分别提供的1982年《山权林权证》看，原审第三人是根据其“四固定”证作为基础来填领的；而上诉人却认为以其土改证作为填证来源依据。但在落实“四固定”期间，争议双方均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管辖。富扬大队在落实“四固定”后，已经将山场重新划分调整，争议双方已分别领取有《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原属上诉人各农户持有的土改证地名为“庙埇”的山场，已被调整归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故上诉人在填领《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时，并没有填领“庙埇”山场的权属证件。原审第三人持有的1982年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该证四至核对争议山场实地位置完全吻合，且来源清楚，内容真实，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证件；而上诉人持有的1982年《山权林权证》，地名为“庙埇”一栏的四至内容，来源依据不清，填写内容不真实，应予撤销。上诉人认为以土改证作为1982年《山权林权证》的填证依据是不当的，也不切合实际，应不予支持。（六）上诉人承认在体制下放期间，原富扬大队将全大队范围内的山场进行调整的事实，认为当时富扬大队只是对山场的林木所有权进行调整，对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并没有调整，但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依据来推翻原富扬大队在体制下放时对山场的林地所有权进行调整的事实。（七）根据县山纠办广泛调查原保宁公社和附城公社富扬、大名、扬名大队的老干部的证人证言得知，接受调查的证人均一致认为在落实林业“三定”期间，各大队属下各生产队在填领《山权林权证》时，主要是根据各生产队原持有的“四固定”证作为填证依据。另外，原审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怀林证字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虽然证件记载山权单位是都步四队，林权单位是都步大队，但怀城镇富扬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现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的山场已完全属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与富扬村民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原审第三人在体制下放时已依法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又依法向县人民政府申领了《山权林权证》。按其提出主张山场的地名及四至核对争议山场的实地位置，是比较吻合的，能充分证明争议山场属其集体所有；且证据来源清楚，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同时，还提供有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和依据。而上诉人虽然在1953年已拥有争议山场的所有权，并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但由于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时，其与原审第三人同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的体制调整区。经富扬大队调整，已将争议山场调整归原审第三人集体所有，且双方均申领有不同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而上诉人没有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上诉人虽然也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权林权证》，但该证来源依据不清，且不符合当时有关填领山林权证的有关程序，来源不合法，应予撤销，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同时，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证实其曾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故此，为维护山林权属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稳定林区社会秩序，从林业“三个有利”原则出发，我府根据《中华人氏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七条；《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法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并得到肇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和一审法院依法审理维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都步四社二审没有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的怀集县府作出的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处理是否正确。
我国林地管理改革发展主要经历过几个历史时期，进行过确权登记发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体制下放“四固定”时期，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综合本案证据材料分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体制下放“四固定”期间，争议双方同属于保宁公社富扬大队体制调整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扬名八社领有争议的“庙埇”山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体制下放“四固定”时期，据双方分别提供的“四固定”权属证件（《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看，都步四社申领的权属证件记载有“庙埇”山场，而扬名八社申领的权属证件并没有记载“庙埇”山场，表明富扬大队在体制调整区内调整过山场，调整山场后，双方分别向县人民政府申领有各自山场的《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庙埇”山场由富扬大队调整归都步四社集体所有。按照当时的历史事实，调整山场是普遍存在而且符合当时历史状况的。按都步四社提供“四固定”时期的体制下放证显示，证件记载有地名为“庙埇咀（叶）、庙埇（叶）、庙埇尾（叶）”的山场，地名与扬名八社于土改时期申领的庙埇山场土改证地名一致，而地名后面加“叶”字是指原黄叶（即原富扬大队第七生产队，又称黄叶寨）的意思，即是指原土改时期属黄叶寨所有的“庙埇”山场。所以，都步四社在申领体制下放证时，在每块属“庙埇”范围内的山场地名后面加注（叶）字来说明，进一步证实整个“庙埇”山场均属都步四社集体所有。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都步四社又依法向县人民政府申领了《山权林权证》。按其提出主张山场的地名及四至核对争议山场的实地位置，是比较吻合的，能充分证明争议山场属其集体所有。且权属来源清楚。同时，都步四社提供有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和依据。
扬名八社虽然在1953年已拥有争议山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由于在体制下放“四固定”时，其与都步四社同属保宁公社富扬大队的体制调整区，经富扬大队调整，已将争议山场调整归都步四社集体所有，且双方均申领了不同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但扬名八社没有申领争议山场的《山林土地所有证》。到了落实林业“三定”时，扬名八社虽然也申领有争议山场的《山权林权证》，但该证权属来源不清，没有体制下放“四固定”证（《怀集县生产队山林土地所有证》）作为权属来源依据，不符合当时有关填领山林权证的规定，来源不合法，应予撤销，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而且，扬名八社没有提供任何依据证实其曾在争议山场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
现怀城镇富扬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现第0220号《山权林权证》（续四页）的山场已完全属都步四社集体所有，与富扬村民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县山纠办在行政处理期间广泛调查原保宁公社和附城公社富扬、大名、扬名大队的老干部，接受调查的证人均一致认为在落实林业“三定”期间，各大队属下各生产队在填领《山权林权证》时，主要是根据各生产队原持有的“四固定”证作为填证依据。
因此，怀集县府怀府裁决（2014）9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山林权属确权归都步四社集体所有，撤销扬名八社提供的1982年证号为怀林证字第0120号《山权林权证》（续七页），持证单位：附城公社扬名大队第八生产队，地名为“庙埇”一栏的全部内容，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处理正确，本院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改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怀集县怀城镇扬名村第八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卓腾
审 判 员 潘启智
代理审判员 陈卓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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