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商终字第003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恩雨。委托代理人褚军，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威。委托代理人李树林，江苏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恩雨因与被上诉人范威代持股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宿中商初字第0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鲍恩雨及委托代理人褚军、被上诉人范威及委托代理人李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恩雨一审诉称：2011年4月，沭阳县潼阳中学（以下简称潼阳中学）原董事长徐杰将其持有的潼阳中学52%股权转让，经范威介绍，鲍恩雨以430万元对价受让了徐杰的52%股权。2011年8月15日，鲍恩雨将股权转让款交付给范威，并以范威的名义与徐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2011年8月19日，鲍恩雨与范威又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确认隐、显名股东之间的持股关系。后鲍恩雨以潼阳中学董事长的身份到该学校工作，在潼阳中学配有办公室并领取工资。但双方合作一段时间后，范威逐渐将鲍恩雨排挤出潼阳中学各项事务，导致鲍恩雨无法正常享有股东权利。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范威名下潼阳中学52%的股权权益归实际出资人鲍恩雨所有；二、解除与范威之间的委托持股合同，将诉争的潼阳中学52%股权另挂在另一股东孙兆宁名下。范威答辩并提起反诉称：一、鲍恩雨所称双方系隐、显名股东关系与事实不符，双方的真实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即范威从徐杰处受让潼阳中学52%股权后，又在2011年8月19日与鲍恩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鲍恩雨。因鲍恩雨系公办教师，不能成为民办学校举办者，故范威按照鲍恩雨要求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二、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需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董事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现潼阳中学其他股东知悉范威将该校52%股权转让给鲍恩雨后，一致反对鲍恩雨作为潼阳中学股东，并于2013年5月10日先后通过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决议，不同意范威将股权转让给鲍恩雨。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法报审批机关批准，该合同虽已成立但并未生效。鲍恩雨仅给付范威股权转让款327万元，扣除范威给付鲍恩雨的幼儿园投资款25万元，余款范威自愿返还给鲍恩雨。三、确认或否定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属行政许可范畴，鲍恩雨的相关诉讼请求属于民办学校举办者身份确认事项，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综上，请求驳回鲍恩雨的诉讼请求，同时解除与鲍恩雨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潼阳中学系民办学校，登记性质为民办非企业法人。2008年11月28日修订的学校章程规定，股东所持股权可以在股东内部转让，也可以向外部转让。股东转让股权时，如内部股东不能个别或集体购买该股权，则视为同意该股权对外转让。根据章程记载，徐杰持有潼阳中学52%股权，范威持有6.25%股权（其中0.5%股权系代案外人施祥持有）。2011年7月底至8月初，潼阳中学原股东、董事长徐杰欲向其他股东转让其持有的52%股权。时任潼阳中学校长的范威介绍鲍恩雨（沭阳县公办教师）购买。经商谈，鲍恩雨通过范威出面并由范威与徐杰在2011年8月13日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徐杰将其持有的潼阳中学52%股权转让给范威，范威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30万元。在该份协议签订前后，鲍恩雨通过范威向徐杰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327万元系鲍恩雨自行筹集，103万元系范威为鲍恩雨筹集，视为范威出借给鲍恩雨的资金。2011年8月15日、8月18日，徐杰向范威出具了金额分别为400万元、30万元的收据各1份。在上述股权转让过程中，徐杰、鲍恩雨、范威均未向潼阳中学其他股东披露鲍恩雨系诉争股权实际出资人的事实。2011年8月15日，徐杰与范威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股权转让款为6656000元，其他内容与2011年8月13日协议相同。对此份协议，鲍恩雨、范威均陈述，该协议是为了应付备案需要，实际股权转让款以前份协议为准。2011年8月17日，潼阳中学修订了学校章程，对股东持股情况进行了变更，范威的持股比例由6.25%变更为57.75%（另有0.5%股权登记在施祥名下），并担任潼阳中学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1年8月19日，鲍恩雨与范威通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范威将持有的潼阳中学52%股权转让给鲍恩雨，股权转让款为6656000元。范威于同日向鲍恩雨出具了金额为6656000元的收据，但鲍恩雨并未实际支付该款项。2012年底，潼阳中学以发放股东工资形式向股东分配了2011年9月份至2012年12月份的股权分红共计132万元，诉争的52%股权对应分红为686400元。该次分红款因冲抵鲍恩雨此前向范威借款103万元，鲍恩雨实际并未从范威处领取。自2013年上半年起，鲍恩雨与范威之间发生矛盾。鲍恩雨要求范威为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双方对涉案52%股权的归属问题产生争议。2013年5月28日，潼阳中学再次修订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所持股份可以依法在股东内部转让，不可以向外部转让；如有特殊情况，股东可以将所持股份向潼阳中学正式聘用的非股东优秀教师予以转让，但转让前需得到董事会的书面同意”。针对鲍恩雨的股东资格，潼阳中学数次召开股东会、董事会，该校股东及董事均不同意接纳鲍恩雨作为该校股东。一审诉讼中，孙兆宁到庭应诉称愿意接受鲍恩雨的指令，作为名义股东代鲍恩雨持有在潼阳中学的52%股权。经原审法院指令，范威在诉讼中提供了潼阳中学的财务账册。经审查，财务账册中并无2013年8月份股东分红的记载和相关记账凭证。但对2011年9-12月份及2012年全年的股东分红进行了相应的账务记载。另查明：鲍恩雨与范威曾与他人合伙经营幼儿园，后因范威退出经营，范威认为鲍恩雨应退还其投资款25万元。鲍恩雨认为该款项范威应向他人要求退还。因该款项与本案无涉，可由范威另案主张，本案中不予处理。一审争议焦点为：一、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为持股关系，还是股权转让关系；二、如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如何确定鲍恩雨在本案中享有的权益，即鲍恩雨是否有权要求确认诉争股权权益归其所有并将股权转交孙兆宁代持；三、如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范威是否可以以该转让合同未生效为由诉请解除该股权转让合同。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鲍恩雨与范威之间应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代为持股关系，而非范威主张的股权转让关系。理由为：首先，如前认证分析，范威在电子邮件及通话中多次明确认可是鲍恩雨收购徐杰的股权，因徐杰只同意在潼阳中学股东内部转让股权，才以范威的名义与徐杰订立转让协议，并将股权挂在范威名下。范威在股权转让过过程中只是“穿针引线”，而且在徐杰转让股权时，其“想买，但是没钱买”。在鲍恩雨支付徐杰的股权转让款中还有103万元系范威动用潼阳中学食堂的保证金和商店的承包金筹集。且范威在潼阳中学2013年5月10日董事会上亦陈述“2011年徐杰要求退出，明确表示只能内部转让，只转给范威。鲍恩雨想买，但钱不够。当时动用了商店承包金，也担了风险，为鲍恩雨事操作成功”；在潼阳中学2013年7月29日股东会上陈述，“我与鲍的经济纠葛，430万买徐杰（的股权），但我不想买，徐杰300万就卖给我，我借了很多钱给鲍买股份，我保证鲍股东工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诉争股权是鲍恩雨以范威名义从徐杰处受让，范威仅是鲍恩雨在潼阳中学的挂名股东。尽管范威在2013年5月10日股东会上又作了相反的陈述，称“鲍恩雨是购买了我的一部分股份”，但是该次陈述系在双方产生矛盾后作出，远不足以推翻其在其他场合的多次陈述，且范威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民事主体，在其作出相互矛盾陈述情况下，应以对其不利的陈述为准。其次，尽管鲍恩雨与范威于2011年8月19日又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范威于同日向鲍恩雨出具了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收据，但鲍恩雨并未向范威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相反，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仅发生在2011年8月13日左右，即范威与徐杰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前后，且款项系鲍恩雨通过范威向徐杰支付。由此可以推断，本案中实质上的股权转让交易仅发生了一次，即徐杰与范威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后鲍恩雨与范威为明确受让股权的归属，双方又通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予以确定。换言之，鲍恩雨与范威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双方用来确认投资权属的一种形式，双方并未实际发生股权转让交易。综上，原审法院确认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为持股关系，范威关于与鲍恩雨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的陈述不能成立。范威请求解除与鲍恩雨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该诉请因其主张的股权转让的基础事实并不存在而自然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鲍恩雨是否有权要求确认诉争股权权益归其所有并将股权转交孙兆宁代持，原审法院认为：潼阳中学系民办学校，现鲍恩雨、范威对诉争股权归属及相关权益发生争议，在法律法规未作出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准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范威称本案属行政许可范畴而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可以确定鲍恩雨系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但鲍恩雨并无证据证明在受让诉争股权时向潼阳中学其他股东披露了其为实际受让人的情况且其他股东未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其与范威之间的股权代持行为实质上变相规避了潼阳中学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所享有的对诉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鲍恩雨并不因其规避法律的行为自然取得潼阳中学的股权。现潼阳中学其他股东一致反对鲍恩雨成为该学校股东，鲍恩雨成为潼阳中学股东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鲍恩雨并非潼阳中学股东且确已无法成为该校股东的背景下，鲍恩雨作为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所享有的权利应有别于公司股东，并不当然对潼阳中学享有《公司法》第四条规定的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资产收益等股东权利，而仅能向名义股东范威主张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收益。根据查明事实，潼阳中学针对2011年9月份至2012年12月份期间的经营收益进行了股利分配，诉争股权的投资收益686400元已经被范威用于冲抵此前鲍恩雨用来购买诉争股权的借款。鲍恩雨主张潼阳中学尚有其他股利分配行为，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潼阳中学用学校资金向股东进行了分红，故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范威仍控制了应向鲍恩雨给付的股权投资收益，鲍恩雨可在其收集到范威欠付其股权收益的有效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原审法院确认诉争股权的投资收益归鲍恩雨享有。对于鲍恩雨要求范威将诉争股权转交案外人孙兆宁代持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鲍恩雨作为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在未取得且无法取得潼阳中学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其不享有诉争股权的所有权，鲍恩雨与范威之间的关系可比照委托关系进行处理，即鲍恩雨将其资金委托范威向潼阳中学进行投资经营，范威负责受托事项的具体操作。现因双方发生矛盾，已丧失合作基础，鲍恩雨作为委托人可以解除股权代持合同，同时要求范威返还出资及对应的收益。在鲍恩雨尚不享有诉争股权所有权的情况下，其无权要求范威将股权转交给他人代持。退一步分析，如支持鲍恩雨该项诉讼请求，将导致鲍恩雨可以通过指定及变更股权代持者的形式对潼阳中学进行幕后控制，与直接成为潼阳中学股东无异，从而通过其规避法律行为获得不当利益。如此处理亦与潼阳中学其他股东不愿接受其为股东的意愿相悖，破坏了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可能对潼阳中学利益间接造成损害。况且，从操作上分析，鲍恩雨要求将诉争股权转交给他人代持，如被指定人反悔，拒绝成为诉争股权的名义股东，而法院强行要求其成为名义股东，如此处理有失严谨。或者一旦鲍恩雨再与该名义股东发生矛盾，鲍恩雨再将该名义股东诉至法院，将陷入矛盾循环往复的尴尬境地。综上，原审法院对鲍恩雨要求将诉争股权转交孙兆宁代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确认范威名下潼阳中学52%股权的投资收益归鲍恩雨享有；二、驳回鲍恩雨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范威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1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200元由鲍恩雨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600元由范威负担。鲍恩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鲍恩雨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1、鲍恩雨与范威之间是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关系，鲍恩雨委托范威收购徐杰的股权，并代为持股，合法有效。双方因代持发生纠纷后，范威于2013年5月10日、2013年7月29日潼阳中学股东会上已经批露这一事实，范威及其他股东均未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行使撤销权，故鲍恩雨已经合法取得徐杰在潼阳中学52%的股权。2、原审法院漏判鲍恩雨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当事人系委托合同关系，在已经丧失合作基础的情况下，鲍恩雨作为委托人有权撤销委托，并有权指定孙兆宁代持股权。范威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鲍恩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鲍恩雨的上诉请求存在矛盾。如果判决解除委托投资协议，则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即应由范威返还鲍恩雨的投资款，而该请求与鲍恩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即确认股权归属及将诉争股权转移到孙兆宁名下，是相互对立的。2、鲍恩雨混淆了投资权利和股东权利的概念。鲍恩雨没有取得诉争的潼阳中学52%的股权，潼阳中学历次董事会、股东会通过的决议没有对诉争的股权是否转让进行讨论，也不存在所谓的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是一致不同意鲍恩雨成为潼阳中学的显名股东。一审庭审结束后，该校股东会形成决议，不同意将诉争股份转移到孙兆宁名下。孙兆宁在此次股东会决议上也签字确认，故鲍恩雨的上诉请求第二项也不能成立。3、原审判决并没有否认所谓的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原审判决的第一项正是基于协议有效所作出的判决。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存在代持股的事实均无异议。鲍恩雨另陈述，其在本案诉讼中主张的权利就是股东权利，即要求确认其是潼阳中学52%股份的股东。二审中，范威提交2014年1月25日潼阳中学股东会决议1份，拟证明包括孙兆宁在内的潼阳中学参会股东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内容：一是不同意范威将部分股份转让给鲍恩雨，二是全体股东一致反对学校在股权问题上再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不同意学校的股权结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三是坚决反对范威名下的52%股份转让到其他股东名下。结合2013年5月28日潼阳中学章程第九条“关于发生股份变化事宜时，转让或购买股份应通过学校董事会向股东会汇报的规定”，将范威名下52%的股份转让到孙兆宁名下的请求既遭到了股东会的一致反对也违反了潼阳中学的章程规定。而孙兆宁在此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证明孙兆宁不可能再同意作为鲍恩雨的名义股东代其持有诉争的52%股份。鲍恩雨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股东会的形成以及程序是否合法、股东是否真实参加无法考证，对其内容也存异议。故对该证据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范威二审中提交的2014年1月25日潼阳中学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和本案的关联性由本院结合本案事实一并认定。二审争议焦点为：在双方存在代为持股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如何界定鲍恩雨在本案中享有的权益，以及鲍恩雨是否可以主张直接解除与范威间的代为持股关系，将股权转交孙兆宁代持。本院认为：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协议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为合法有效。但是，实际投资人并不能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而当然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本案中，鲍恩雨、范威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股份代持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仅约束协议的签约主体，对于潼阳中学及其他股东并无当然的法律约束力。鲍恩雨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为显名股东身份的前提下指定他人继续代持股份，其实质是要求行使完整的股东权利，而其在成为股东后必然对于潼阳中学实际经营管理、参与决策，深入参与潼阳中学的日常运营及与其他股东一起共同行使表决权利，该诉讼主张已经突破了其与范威之间的合同范围。而现有证据表明，潼阳中学及现有的其他股东对于鲍恩雨、范威之间的委托持股协议并不知情，而迄今为止潼阳中学的股东会决议均不同意鲍恩雨成为其股东，且在本案一审诉讼前，潼阳中学修改后的章程第九条亦明确在未得到董事会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股东不得向外部人员转让股份，上述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均系公司内部组织及治理期间形成的基础性文件，应为合法有效。故鲍恩雨主张依据案涉委托持股协议成为显名股东既违反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定，同时从有利公司正常运营角度而言，亦不利于维护公司的人合性，其诉讼请求在事实上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鲍恩雨应当依据其和范威之间的协议约定，向范威主张其投资的财产权益，以妥善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但其主张应当享有完整股东权利的主张并可籍此指定其他人员继续代持股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鲍恩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波代理审判员  关倩代理审判员  林佳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费行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