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8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佳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劳永革，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木有，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威，身份证登记住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
委托代理人：刘勇，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佳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下称佳铭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卫威与佳铭公司在2009年1月1日开始签订期限从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保密协议》与此劳动合同一并签署，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效力。2009年1月1日双方同时签订《保密协议》，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即卫威）承诺，其在甲方（即佳铭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二年内，非经甲方事先同意，不在与甲方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代理人、顾问等等；第十二条约定，乙方如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应当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其年收入10倍的违约金；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违约金不能代替赔偿损失，但可以从损失额中抵扣。
卫威在佳铭公司处任职商务助理，后被派往上海办事处工作，负责华东、北京、西南地区的业务，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2014年7月23日，佳铭公司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定卫威停止对佳铭公司的侵权行为，停止在中国代理日本神津公司的产品的行为，并赔偿佳铭公司的经济损失30000元。仲裁委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穗越劳人仲案字（2014）1416号《裁决书》，驳回佳铭公司的仲裁请求，佳铭公司不服诉至该院。
佳铭公司主张有向卫威支付保密费用；卫威离职后其司得知，卫威于2013年9月5日在香港登记成某泰吉公司，卫威承购的股份总面值50000港币；斯泰吉公司从事代理原来由其代理的日本神津公司产品在中国的业务，其司原有的客户已转至上述卫威注册成立的香港公司；同时，卫威的家属在上海注册成立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佳铭公司据此认为卫威侵犯了其司合法权益。佳铭公司对此提交证据如下：1、2010年3月至2013年12月工资表，其中2010年3月至5月、2012年2月、3月工资表内容为手写填写，有卫威及其他员工签名，其余月份内容均为打印，没有卫威及其他员工签名；2、2013年8月至2013年10月银行业务回单，显示每月均有向卫威名下账户发放工资；3、2013年9月至12月期间的《报销申请单》、《支付证明单》，均有“卫威”签名字样；4、《授权代理》，内容为证明佳铭公司为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权代理，落款单位名称为“神津精机株式会社”；5、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档案机读材料》，显示该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出资者为荆田某、芦海燕、夏某，佳铭公司主张荆田某、芦海燕分别与卫威及从其司离职的另一员工刘某乙是亲属关系；6、电子邮件，发送日期为2013年11月13日、11月11日、2014年2月13日，落款处均有“卫威嘉铭工业”字样；7、电子邮件，发送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和7月1日，发送地址为liuzh789@gmail.com，落款有：“斯泰吉精密运动控制（香港）有限公司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卫威”字样，佳铭公司表示邮件是由日本神津公司错误发送到其司法定代表人邮箱，其司才发现卫威违反约定，从事与佳铭公司同类的业务；8、网页页面打印，其中有“KOHZU”字样、并记载有斯泰吉公司名称及“嘉铭工业”的公司名称及地址；9、《技术开发（合作或服务）合同书》、《购货合同》、《采购合同》，均由卫威代表佳铭公司签订，佳铭公司拟证明原有客户现已不再向佳铭公司购买产品，而是向卫威成立的公司购买产品。卫威质证确认证据2、证据3和证据5真实性，但并否认与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的亲属关系，卫威对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佳铭公司主张卫威在香港成某泰吉公司，且代理原来由其代理的日本神津公司产品在中国的业务，但其提供的《授权代理》未经公证，网页页面为打印件，该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以采纳；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档案机读材料》也不能证明该公司与斯泰吉公司或卫威的关系；《技术开发（合作或服务）合同书》、《购货合同》、《采购合同》均不能证明佳铭公司原有客户已转至斯泰吉公司；因此，佳铭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卫威存在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该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佳铭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卫威的行为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佳铭公司要求卫威支付经济损失30000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佳铭公司要求卫威停止对其的侵权行为，停止在中国代理日本神津公司产品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受理范围，本案依法不予调处。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判决：驳回广州市佳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佳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佳铭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一、卫威开办斯泰极运动控制（香港）有限公司，并任董事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与《保密协议》的约定，损害佳铭公司的合法权益。卫威2005年4月1日进入佳铭公司工作，双方签有《劳动合同》，《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第六条约定：“乙方承诺，其在甲方任职期间非经甲方事先同意，不在甲方生产、经营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企业、失业单位、色后悔团体内担任任何职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代理人、顾问等”。《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一）一方违反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其后果或责任大小，予以适当赔偿。”卫威入职后，佳铭公司对其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悉业务，提供业务水平。正式上岗后，佳铭公司派卫威从事华南、北京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业务。期间多次派卫威参加各种业务培训。自2004年起，佳铭公司一直是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的产品在中国的代理商。为了方便开拓业务和服务顾客，佳铭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卫威入职后，公司派其负责该办事处的文员工作。2014年2月，佳铭公司获悉：卫威、刘某乙与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驻马来西亚代表的亲戚夏某注册公司代理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的产品在中国的业务，并且与佳铭公司的原有客户销售该公司的产品。佳铭公司委托他人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查询了解得知，卫威与刘某乙、夏某于2013年9月5日在香港成某泰极运动控制（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为刘某乙、卫威、夏某，从事代理原来由佳铭公司代理的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在中国的业务。2013年11月26日，卫威与刘某乙、夏某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嘉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从事一样的业务。卫威身为佳铭公司的员工，已经违反《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同时违反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损害佳铭公司的合法权益。2014年1月，佳铭公司发现卫威侵害佳铭公司的利益后，暂停发放其在2014年2月的工资，要求其回来公司说明情况，停止侵害公司的利益，但是卫威不予理睬，也未回岗位上班。二、卫威应当按照《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的约定支付佳铭公司的经济损失。根据双方约定的《保密协议》第十二条的约定：“一方如违反本合同人一条款，应当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其年收入10倍的违约金。”卫威的年收入为60000元，佳铭公司请求30000元的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三、卫威应当停止侵害佳铭公司的行为，停止在中国代理、销售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的产品的行为。根据《劳动法》第三条的规定，卫威在任职佳铭公司的员工期间，违反劳动纪律与劳动合同的约定，开办与佳铭公司经营范围一样的公司，并直接与原来由佳铭公司负责的客户发展相同的业务是其在职期间的行为的延续，违反职业道德与劳动纪律。损害公司的利益，应予制止。为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卫威停止对佳铭公司的侵权行为，停止在中国代理日本KOHZU神津精机公司的产品的行为；判令卫威支付佳铭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本案一、二审费用由卫威承担。
被上诉人卫威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佳铭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卫威存在违反双方所签《保密协议》的行为，亦不能证明佳铭公司所主张的造成该公司经济损失的事实，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对佳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佳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鹏
审判员 苏韵怡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黄雅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