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卫阳，男，1969年1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委托代理人蔡长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国犬，男，1989年10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
委托代理人韦廷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肇祺，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汪明光。
原审被告何炳坤，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谊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注册号440681＊＊＊＊＊＊＊。
法定代表人何锡流。
委托代理人沈少林。
上诉人潘卫阳因与被上诉人白国犬、周肇祺、原审被告何炳坤、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谊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和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乐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潘卫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潘卫阳已预交），由潘卫阳负担。
上诉人潘卫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周肇祺提供的名片就断定潘卫阳“先后或同时为谊和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启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誉公司）的员工”，认定事实错误。名片作为一种信息载体，通常用来标示姓名、单位、职务以及联系方式，但是制作名片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商业行为，名片制作商只会根据订作者提供的信息进行制作、对于信息的真实性不会进行核实。名片制作者既不需要核对客户的身份，也不需要核实客户的实际工作性质及职位。因此名片不像身份证等需要管理机关查证、核实相关信息，名片上的信息无法保证其真实、可靠，现实中利用名片进行诈骗的案件屡见不鲜。从司法实践来看，没有任何判决仅仅依据名片这一单一证据来认定名片上所载人员的单位信息。潘卫阳从来没有在谊和公司工作过，周肇祺既没有证明该名片是谁提供，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潘卫阳就是谊和公司的员工。因此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名片认定潘卫阳为谊和公司员工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
二、潘卫阳“同为谊和公司和启誉公司的员工”的举证义务应由周肇祺、白国犬承担，而不是由潘卫阳承担。为反驳周肇祺关于潘卫阳为谊和公司员工的主张，谊和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单位员工的名册以及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相关证据。银行打印的工资发放明细上根本没有潘卫阳的工资收取信息，潘卫阳并不是谊和公司的员工。但是一审法院又以银行明细无法确认已包括全部员工为由不予采信如此客观的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周肇祺要证明潘卫阳是谊和公司的员工，当然负有举证的义务：比如谊和公司给潘卫阳发放工资的情况、潘卫阳的考勤记录、谊和公司为潘卫阳购买社会保险的购买情况等等，至少应该有谊和公司单位其他员工的证言等等。在周肇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利益关系”、“交易目的存疑”、“不符合交易习惯”等，推断十三台起重机交易虚假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争议的基础在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潘卫阳与谊和公司、启誉公司有利益关系”，而这一推断基于一张名片。如前所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名片是无效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采用。周肇祺不能证明潘卫阳是谊和公司的员工，因此本案所有问题的基础不复存在。2.所谓“交易目的存疑”也是无中生有。潘卫阳与谊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锡流相识，谊和公司因经营困难请求潘卫阳购买起重机以解决发放工人工资等急用。潘卫阳感觉物有所值，购买后可以出租收益，于是购买了谊和公司的起重机，并在签订合同次日支付全部价款，后来到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这一过程完全合乎常理。3.一审法院以潘卫阳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45万元价款“不符合交易习惯”，进而认定交易虚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根据上述规定，现金支付还是转账支付以及交易数额多大应该转账支付，并不是什么交易习惯的范畴。因此，本案不能用交易习惯作为标准进行认定。
四、涉案十三台起重机属于特种设备，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检验检测，监督检查等安全监察事项，由县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调整和制约，其使用实行许可制度，所有权实行登记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一审法院直接否定潘卫阳经合法登记所拥有的涉案十三台起重机的所有权，法律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撤销（2013）佛顺法执外异字第46、47号民事裁定并确认涉案十三台起重机属于潘卫阳；2.本案诉讼费由白国犬、周肇祺承担。
被上诉人白国犬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潘卫阳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周肇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潘卫阳是谊和公司和启誉公司的员工，不是仅凭一张名片，而是结合到现场查封时亲眼所见到的情况以及周肇祺所经历和亲眼看到的情况、所陈述的事实作出认定的，因为周肇祺就住在谊和公司旁边，周肇祺借款给何炳坤的时候，经常到那里与何炳坤谈话，亲眼看到潘卫阳代理谊和公司管理公司。一审法院查封的时候，该厂的招牌写的是谊和公司，是由潘卫阳管理，因此潘卫阳说一审法院仅凭一张名片就认定潘卫阳是谊和公司员工的事实是错误的。二、潘卫阳既是谊和公司的员工，又是启誉公司的员工，启誉公司里面的东西都是从谊和公司直接搬过去的，不存在买卖转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何炳坤在二审期间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谊和公司陈述称：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谊和公司有转让合同和付款凭证可以证明谊和公司把设备卖给了潘卫阳，且卖出的吊机也在有关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由于欠租及何炳坤失踪，何锡流把十三台吊机卖给潘卫阳后将款项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是正确的。由于欠租，谊和公司在2013年已经迁出被查封的地点。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潘卫阳主张案涉十三台起重机归其所有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经审查，本院认为潘卫阳的前述主张并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案涉十三台起重机交易金额为45万元，金额巨大，潘卫阳主张是以现金一次性支付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故不足以证明潘卫阳实际向谊和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第二，虽然谊和公司对其收到45万元款项后的支出情况作出了说明，但其说明中部分款项是从谊和公司的公帐支出，而根据潘卫阳的陈述，案涉款项并没有直接支付进谊和公司的公账，故谊和公司关于款项支出情况的陈述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三，从周肇祺提供的潘卫阳的名片反映，潘卫阳与谊和公司、启誉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且谊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锡流与启誉公司法定代表人伦淑文为夫妻关系，故谊和公司与启誉公司之间也存在明显利益关系；第四，谊和公司将案涉起重机转让给潘卫阳时正处于谊和公司对白国犬负有债务未清偿以及被其他债权人提起诉讼期间，而且伦淑文又在起重机所在地点另成立启誉公司并租赁案涉起重机，前述一系列行为表明谊和公司明显存在转移财产的可能。综合前述分析，原审法院认为潘卫阳与谊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案涉起重机仍属于谊和公司所有。原审法院据此驳回潘卫阳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潘卫阳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潘卫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健南
代理审判员 彭进海
代理审判员 姜欣欣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邱雪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