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浙嘉民申字第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存生。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建萍。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君沪。
上述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加曹，浙江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任建祥。
委托代理人：黄捍东，浙江靖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永静，浙江中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桐乡市南泰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泰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羔羊安全村。
法定代表人：朱耀强，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耀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钟杰。
再审申请人南存生、任建萍、南君沪与被申请人任建祥及桐乡市南泰皮革有限公司、朱耀强、钟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浙嘉商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南存生、任建萍、南君沪向本院提出申请称：1、再审申请人已调取新证据证明在南泰公司102万元现金出资系南存生投入，任建祥并无出资，二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再审申请人从桐乡羔羊信用社调取的证据证明，1998年10月28日，任建萍通过从农行开出的银行汇票122万元汇至桐乡羔羊信用社，当天取出102万元存入南存生临时开设的账户。南存生在同年10月30日将102万元以任建春、任建祥、王有根各28万元，南存生18万元的名义解付至南泰公司开立的验资账户，也说明任建祥实际未出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出资争议，应以实质要件为准，股东应当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名义股东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而二审判决显然没有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判决。2、二审判决在未对南泰公司相关的财务数字进行核实和质证的情况下，把公司经过评估的房产和土地的价值作为公司的价格，明显有违事实。根据南泰公司2012年5、6、7月的资产负债表，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数，虽然公司的房产土地评估价值有2409万元，但股东权益应在资产扣除负债后确定股权的转让价，而二审把公司的房产土地的评估价作为公司的净资产和股权价格不扣除公司负债是错误的。此外，2012年7月，三再审申请人与朱耀强、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方经营期间所有债权债务归转让方负责承担，如因转让方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受让方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或未负责处理清偿，致使受让方在成为公司股东后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故三再审申请人在转让股权时获得转让款同时需承担公司近1400万元的债务。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嘉兴银行桐乡支行出具的还款明细等证据，能证明三再审申请人在股权转让后已清偿了公司在转让前所欠的近1000万元的债务。而二审判决仅认定公司资产转让价格等同于转让时的股东权益，判决三再审申请人向任建祥返还240万元股权转让款，明显偏袒任建祥，应予纠正。3、二审判决认为三再审申请人恶意串通签订2011年5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任建祥的利益，而认定该协议无效。该协议从形式上是他人冒用任建祥名义签订的，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冒名订立的合同往往被认定为无权代理合同或合同不成立，不应被确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合同。二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三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也足以与一、二审阶段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推翻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南存生、任建萍、南君沪在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下列新证据：
1、银行汇票、现金付出传票、现金解款单、取款凭条、分户账及南泰公司的验资报告。用于证明：南泰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中的现金102万元，全部由南存生出资。任建祥在一、二审时对出资的陈述是伪造的。
2、2012年5-7月份南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用于证明：南泰公司在2012年5-7月间有1400余万元的负债。
3、南泰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用于证明：三再审申请人在南泰公司股权转让后仍需承担公司在转让前的债务。
4、嘉兴银行桐乡支行出具的“还款明细”及票据11份。用于证明：南泰公司向李晶晶借款800万元在股权转让后已清偿南泰公司在转让前654余万元的银行贷款。
对于上述证据，被申请人任建祥认为，三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一”仅证明南泰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南存生以任建春、任建祥及王有根的名义存入公司的验资账户，不能证明任建祥三人未实际出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被申请人自2010年离开南泰公司前公司每年都有利润，但为了少交税，财务报表反映亏损，该组证据不是公司的真实情况；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据生效判决认定，申请人三人于2012年7月28日与朱耀强、钟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而该份协议上的转让时间为2012年6月15日，该协议系伪造。对“证据四”及相关凭证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能证明南泰公司的所有贷款是在公司转让前还清的，不存在三再审申请人在股份转让后清偿公司1000余万元债务的事实，被申请人离开公司后，公司基本上停止经营，厂房也出租给他人，公司根本不需要贷款，这些贷款申请人都用于广东投资商铺。如这些贷款确系用于公司，被申请人作为股东有权知道贷款的实际用途。
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提出南泰公司的注册资金系南存生投入，任建祥并无实际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此再审理由实为否认任建祥的股东身份，但公司股东的身份应综合公司章程、股东会议纪要、公司股东名册及工商�记材料来分析，股东在公司成立时的出资即使有瑕疵，只能导致出资瑕疵的相应法律责任，并不能构成否认股东资格的法定事由。南泰公司成立时的章程及此后南泰公司经修改的章程、股东名册上均表明任建祥为公司股东，南泰公司的相关工商登记材料也证明任建祥是公司股东。退一步讲，即使任建祥在出资时有瑕疵也不能据此否认其为南泰公司的股东资格，任建祥只能承担填补出资并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如何确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股权争议，是依据双方订立的合同而定。而三再审申请人未能提供南存生与任建祥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份关系的相关证据，故三再审申请人认为任建祥仅为名义股东的说法缺乏依据。因此，三再审申请人否认任建祥持有10%南泰公司股份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于三再审申请�提出的二审判决未对南泰公司的资产进行核实与质证的情况下，把公司的的房产和土地价值作为公司的股权价格明显违反事实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的股权转让系一般民事行为，其转让价格的确定可由转让方与受让方自行协商，当协商不成亦可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估审计，这均由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在本案中，转让方与受让方就南泰公司的股权价格经自愿协商确定为2400万元，符合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对此，作为司法公权力非因法律规定及法定事由不得干预，故二审判决确认三申请人与受让方达成的股权转让价格并无不当。至于三再审申请人提出南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有近1400万元债务，以及转让协议签定后由三再审申请人清偿了公司债务，二审将南泰公司的资产价值等同于股权价格，损害三再审申请人利益的问题。根据三再�申请人与朱耀强、钟杰于2012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三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提供的相关银行凭证来看，是南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清偿了654余万元的银行贷款，而非上述所言的是在协议签订后清偿，且还款的主体是公司本身并非三再审申请人。退一步讲，即使用于清偿贷款的款项是向李晶晶所借，也是李晶晶与南泰公司间发生关系，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公司股权转让前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的约定，系李晶晶与南泰公司原股东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是三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债务分配关系。二审判决并未损害三再审申请人的利益。
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提出二审判决认为三再审申请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任建祥利益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上“任建祥”的签名并非任建祥本人所写，该协议系南存生、任建萍与南君沪恶意串通，将任建祥持有南泰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南君沪，损害第三人任建祥的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应认定无效，三申请人据此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任建祥。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南存生、任建萍、南君沪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的情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南存生、任建萍、南君沪提出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一帆
审 判 员 金傅祥
代理审判员 赵士明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谢金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