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802民初564号
原告：杜绍营，男，195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原告：杜威，男，198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原告：张剑锋，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拥，河南苍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闯闯，河南苍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焦作市润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焦作市焦武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鸿贵，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文安，男，196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工业路酿造*号楼***号。
第三人：徐双喜，男，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王青春，男，195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邓水恩，男，1957年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孟谦，男，197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张佳庆，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乔海涛，男，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李继伟，男，196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秦洪波，男，196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程彦斌，男，1966年8月30日出生，回族，现住焦作市。
第三人：张玉荣，女，196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第三人：侯清凤，女，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
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与被告焦作市润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生食品）、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拥，被告润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鸿贵，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散焦作市润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12月6日，由原告、第三人以及其他股东（股权已转让）申请设立润生公司。2002年12月11日公司成立后，许多股东转让了自己的股权，目前原告杜绍营占30.5%的股份、杜威占25%的股份、张剑锋占4.5%的股份，三原告占公司股份的60%。公司经营至2016年11月份，原告与第三人股东之间发生严重矛盾，且2016年11月14日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违法作出董事会决议，停止了原告杜绍营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其他一切职权。董事、股东之间长期冲突，矛盾严重，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出现股东僵局情况。目前，公司的经营管理无法正常进行，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严重损害原告及股东利益。故诉至本院。
被告润生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请不符合强制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一）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股东之间产生严重矛盾、董事、股东之间长期冲突，矛盾严重，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无法正常进行，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严重损害原告及股东利益”均不是事实，原告也无相应证据支持其编造的说法。1、公司现有股东十五人，除三原告系亲戚关系外（杜绍营与杜威系父子关系、杜绍营与张剑锋系外甥女婿关系），其他股东均与杜绍营无亲情关系上的牵扯。尽管如此，公司股东能够相互团结，顾全大局，共同发展，工作上根本不存在严重矛盾的情况。原告诉称“产生严重矛盾”，纯属信口开河，毫无根据。2、杜绍营作为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不严于律己，却利用工作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其违法犯罪行为被股东2016年11月9日联合查账发现后，公司为了有效保护公司财产，在情况紧急之下，董事会在2016年11月14日召开会议，停止了杜绍营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虽然董事会召开在通知程序上不够严谨，有一定的轻微瑕疵，但这是为了公司利益的安全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动。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股东要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更不能因此将其作为强制解散公司的一个正当理由。3、长期以来，公司股东及董事之间正常工作中并不存在矛盾冲突。公司股东联合查账是依法行使《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股东知情权。经查账，发现杜绍营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后，公司股东及其全体职工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举报，是正当行使国家宪法和法律、公司章程所赋予的监督权利。不能以此认定为“董事、股东之间长期冲突、矛盾严重”的情形。4、近一年多来，公司虽未召开股东会，是公司董事会未决定召开股东会，并不是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三原告合并持有公司60%的股份，即便是2016年11月14日杜绍营被停职前，他身为公司董事长，不召开董事会研究召集股东会，是其履职不到位。杜绍营被停止董事长职务后，其工作职务还是公司董事，有权提议召开董事会、请求董事会召集股东会。但是，杜绍营并没有行使这些权利，三原告也没有行使相应权利。公司股东会不是无法召开，而是没有召开，“没有召开”和“无法正常召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本质上有严格区别。5、杜绍营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被停职后，公司经营管理正常有序进行，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困难。杜绍营被免职后，新的董事长、总经理带领董事会、总经理班子，团结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大干，公司经营活动正常有序进行。新的领导班子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从严控制经营成本，经营利润明显回升，经营状况持续好转，目前公司流动资金充足，经营发展有后劲，根本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6、公司继续存续不会损害原告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正常经营每月费用约在15万元左右，随着政府对老厂区拆迁补偿金1400多万元的陆续到位、新厂址搬迁建设的基本就绪，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继续存续，将会给公司股东及员工带来较好的利益回报和实惠，也会给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反之，如果公司被强制解散，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将成为泡影，将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将会给公司股东及职工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强制解散应当具备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公司解散案件的四个条件：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结合公司现实情况，第一，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并未发生严重困难；第二，公司继续存续并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第三，三原告并未寻求其他途径解决，解决纷争的途径并未穷尽。因此，本案不具备强制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也不具备法院受理解散公司案件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因此，应当驳回三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原告提起强制解散公司诉讼，系恶意诉讼。第一，杜绍营的经济问题被发现后，公司及其他股东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举报，公安机关受理后，经初查已经正式立案，正在依法追究杜绍营的刑事责任。杜绍营对此不满，以其持大股的优势，要挟强制解散公司，意在对公司、公司股东及公司员工的报复。第二，杜绍营联手串通其亲属、亲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转移视线，以企图逃避刑事责任、达到其将侵占公司资产行为合法化之目的。其恶意诉讼的动机十分明显，要求强制解散公司，完全是别有用心，故意制造事端，当然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三、从公司设立的特定背景看，公司不能强制解散（一）政府赋予公司的社会功能。公司原名“河南省焦作市食品总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2002年12月进行改制，根据焦作市人民政府文件要求，改制后的公司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继续享受政府的优惠扶持政策，保证让全市人民吃上放心肉的职责。（二）公司负有妥善安置职工的责任。在改制过程中，国家、政府给予了极大的政策优惠。市政府【2002】64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和市政府焦政土字【2003】66号文件都明确给予公司改制时为安置职工六项优惠政策，同时对不按规定安置职工给予严厉处罚。如：安置职工超过90%以上的，原企业职工集体购买产权的，每人按1.5万元折抵出售价格……；原企业的划拨土地转变为出让土地的出让金1162.24万元全部返还给了公司，用于安置职工，并要求公司安排好职工就业，福利等问题，若不按规定安置职工，将追缴返还的出让金等。另外，还有原企业银行不良贷款核减了3000多万元，豁免财政借款本息50多万元，契税减免，每年上百万元的病害猪肉处理补贴等，以及原企业租赁公房划转给公司所有等一系列妥善安置职工的优惠政策，公司因此获得直接经济利益近7000万元。可以说，公司改制后形成目前的资产构成中，一大半不是公司经营所得，而是国家给予安置职工的优惠政策所得，这与社会上一般的私人合伙创立公司的经营所得，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别。若原告强制解散公司的目的一旦得逞，则其可公开瓜分公司的改制成果、掠夺公司资产。这样的后果既违背了政府批准企业改制的初衷和要求，也会导致公司几十名职工失业，流散到社会上，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造成社会不稳定，给政府增加负担和不安定因素。也有悖于ＸＸＸ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三）除三原告外，公司其他十二名股东、全体员工、数百名退休职工均不同意解散公司。大家纷纷在公司解散征求意见表上签名画押，全体职工联名上书法院请愿，表示坚决反对、抵制三原告解散公司的图谋，通过法律、信访等渠道，依法维护职工自身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要求解散公司的诉求，无理无据，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也不符合改制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其诉讼主张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陈述意见同被告润生公司。
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3张、公司章程8张，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共计占有被告润生公司股份为60%，根据公司法第182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润生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将会使原告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有权要求解散公司。2、2016年11月14日王文安、徐双喜私自做出的《润生公司董事会决议》1张，解放区（2017）豫0802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董事、股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原告杜邵营目前还是被告润生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强行把杜邵营撵出公司，并向公安机关办案举报杜邵营有经济问题，这都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矛盾严重、怨恨极深，说明被告已经无法正常的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被告已经无法正常的经营，已经没有存续的必要；第三人已经非法霸占了被告润生公司，原告的权益及利益已经被侵害，如不解除公司，将使原告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根据判决显示杜绍营还属于公司董事长和法人，被告王文安在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变更法人属于违法行为，从这一行为可以说明原告与王文安等第三人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原告三人并不知道变更法人这一事实。3、解放区人民法院（2006）豫0802民初273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焦作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8民终155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解放区人民法院（2016）豫0802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焦作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8民终155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公司股东之间矛盾严重，为达到各自私欲目的相互攻击，不择手段，已经达到不可协商、不可坐下商谈的地步，被告存续的人合性已经不存在了；被告股东之间没有了人合基础，公司事务陷于僵局，矛盾激烈甚至于严重冲突，符合法定解散条件。4、办公室封存照片两张，证明身为法定代表人、董事、董事长的杜邵营被撵出公司后，杜邵营使用的办事被封存，说明从杜邵营出去公司后，其权利及股东利益便已经被侵害，被告已经不再正常的经营，董事会和股东会已经无法正常召开。同时说明王文安等人控制公司期间是违法的，对公司任何支出都不予认可的，原告也不认可。5、车间厂房照片四张，证明在原告不知情及无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被告及第三人私自违法将熟肉加工厂、蛋品加工厂的设备变卖并将车间厂房拆除；原告拥有60%股份，原告的股东利益已经受到了严重侵害；公司继续存续将会原告造成更严重的损失。6、报案材料2张，证明原告杜邵营被撵出公司后，被告及第三人已经违法处置的财产情况；原告的股东利益损失严重；公司继续存续将会给原告造成更大的损失。以上证据综合证明：被告董事之间、股东之间长期冲突，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之间、股东之间矛盾严重已经无法调和，通过其他途径已经无法解决，这点可以从多次诉讼可以表现出来。由于董事之间、股东之间矛盾严重致使被告无法正常经营管理，继续存续将会继续扩大原告的损失，股东利益将会难以得到实现；因此，被告符合解散条件，应当予以解散。
被告润生食品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董事之间发生矛盾是不真实的，是杜绍营经济问题而举报，这是股东正常权利的行使，并不存在工作中的分歧，强行把杜绍营撵出公司不是事实，公司举报他后他就无故不来公司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两起纠纷是股东之间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方式，不能认为是双方矛盾的冲突；对证据4、5中的照片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代理人没有去过公司和车间厂房，公司厂房正在拆迁过程中；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为了诉讼而制造虚假材料，没有公安机关受理的材料，不能证明公司符合强制解散的条件。
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后同意被告润生公司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对证据4，杜绍营在停职后将公司章、房产证、合同等全部私自带回家，因不能私自去他办公室搜查，所以只能以公司名义现场封存，我们将依法追讨本应属于公司正常存放的资料；针对证据5，这是焦作市以及解放区对全市企业搬迁以及黑臭河改造的统一行动，为此市领导多次到现场督促拆迁，并由解放区与润生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以上照片正是显示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拆迁活动的现场；原告的证据六，在杜绍营侵占上千万资产后，他拿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举报，效仿公司和公司员工举报他的行为，既无事实依据又十分可笑。
被告润生食品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公司章程（2015年修改版），证明：公司现有股东15人及股东持股比例；2、公司董事会决议（2017年8月23日）、公司营业执照（2017年10月12日签发）、公证书两份，证明：公司召集董事会时已履行了公司法和章程规定的通知义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依法变更为王文安先生，王文安系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3、《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证明：原告杜绍营（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因涉嫌职务侵占犯罪一案，被公司、公司股东及公司员工控告、举报，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4、中共焦作市委文件焦发【2001】7号、焦作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02）64号、焦作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焦政土字【2003】66号、焦作市财政局文件焦财农税【2007】13号、焦作市企业改制办公室文件焦改办【1998】1号、焦作市食品总公司文件焦食字（98）17号，证明：（1）公司改制时，政府赋予公司的社会功能及公司负有妥善安置职工的责任；（2）公司改制时，妥善安置职工获得的政府优惠政策，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近7000万元；5、公司会议记录、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公司利润表（2015年12月、2016年12月、2017年9月），证明：公司自2016年12月以来，经营管理活动正常有序进行，并未因此发生任何困难。公司新的领导班子采取严格管理措施，从严控制经营成本，经营利润明显回升，经营状况持续好转，不存在管理运行失缺、经营管理恶化的情况；6、《拆迁协议书》（2017年10月17日）、拆迁补偿金进帐单（2017年10月23日）、《城区企业搬迁补偿协议》（2013年7月17日），证明：目前公司流动资金充足，经营发展有后劲，不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7、公司职工请愿书（2017年10月13日，共1份）、征求股东意见书（2017年10月13日，共12份），证明：公司十二名股东、全体员工、数百名退休职工不同意公司解散的意愿表达。
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有异议，对该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董事会召集的程序不合法，董事会召集需要有董事长召集，只有在董事长不能履行、不履行的情况下才能有副董事长召集；该董事会决议内容不合法，董事会无权罢免董事长职务，关于这方面的认定在解放区法院和中院的判决中均有体现，解放区法院和中院已经判定2016年11月14日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和内容违法，但第三人王文安等又以相同的方式召集，其内容同样不合法，杜绍营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对公司的营业执照不具有合法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要股东会通过，进行变更需要有原来的法人签字，该营业执照显示法人的变更，作为原告均不知情，通过这组证据说明被告所陈述股东之间不存在矛盾、不存在纷争是不真实的，因为作为法人及董事长的变更是公司的大事件，而作为被告和第三人刻意隐瞒占股东60%的股东，说明股东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同时和原告的关于股东之间矛盾严重是相互印证的。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关联性及证据指向有异议，公证书第1362号该公证书只是证明了分别对白友伟、高凤以特快专递的方式进行的邮寄，但并不能证明杜绍营确实收到了该专递，第1361号公证书证明白友伟以手机的方式进行了发送，但并不能说明接收的一方实际接收了该彩信，也不能证明接受一方即使接受到了可以打开该彩信，因此该公证书不能证明其证据指向。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指向有异议，该证据只是证明了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但不能代表被告所说的杜绍营就有经济问题，从这份证据可以进一步说明被告和王文安的陈述是虚假的，因为从内容显示涉案的报案人为王文安一人，而不是被告陈述证据指向所说的全体员工，所以说被告及王文安的陈述虚假，该证据结合被告的证据2可以说明王文安与杜绍营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也可以说明王文安为了控制股东利益而对杜绍营进行的措施，也从此说明在股东和董事之间的人合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对证据4中的政府发文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土地管理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食品总公司文件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因为没有加盖任何公章，对证据4总的意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如果所有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公司改制之前的情况，既然公司改制，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来办理。对证据5，对公司的会议记录真实性无法认定，内容较多，对于涉及的内容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原告三人所占股份为60%，所有的内容均没有的原告的参加，从此说明，原告三人已经被公司和第三人排除在外，原告已经无法实现股东权利及利益；对公司负债表、利润表的真实性目前无法认定，记载内容显示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据指向，反而说明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并没有进行经营，这一点可以从负债表的数据中看出。对证据6中的拆迁协议有异议，作为原告并不知情，所以真实性无法认定，从此说明被告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股东利益；对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公司的资金及公司利润均不是影响公司解散的条件，公司的利润情况并不影响公司股东之间权利义务的主张，从进账单的内容可以看出处，该笔进账不是流动资金，补偿协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公司是否解散是股东的权利，与公司职工无关。
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对被告润生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王文安、徐双喜、王青春、邓水恩、孟谦、张佳庆、乔海涛、李继伟、秦洪波、程彦斌、张玉荣、侯清凤在庭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依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本院（2016）豫0802民初2762号、（2016）豫0802民初2739号民事卷宗中的庭审笔录，原、被告及各第三人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5，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6，系原告杜绍营的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3，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被告提交的第4、5、6、7证据，系政府发文或公司内部资料，拆迁协议相关内容均加盖了甲乙双方的印章，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目前工商登记显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王文安，本院仅对董事会决议及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被告润生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1日，营业期限至2018年12月10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整，经营范围：生猪屠宰；肉及肉制品加工、冷冻，水产品的销售；房屋租赁。其中原告杜绍营出资数额61万元、杜威出资数额50万元、张剑锋出资数额9万元，共占注册资本的60%。2017年8月23日，被告润生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免去了杜绍营的董事长职务，任命王文安为润生公司董事长。2017年10月12日工商登记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2017年1月25日，第三人王文安以杜绍营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7年9月27日正式立案受理。2017年10月17日，根据焦作市黑臭水体整治规划要求，政府部门、投资集团与润生公司协商约定对以下范围进行拆迁：田涧沟东侧，润生公司厂区范围内，涉及田涧沟东岸截污管道施工的红色三层办公楼、原蛋厂生产车间、熟食车间全部，以及部分树、棚、地面等附属物。2017年10月23日，润生公司进账补偿款100万元。根据润生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该宗土地使用权补偿为2050.07万元，搬迁补助为1585.0583万元，搬迁补偿费用总计3635.1283万元，该费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按比例支付。原告杜绍营与第三人王文安等曾因股权转让、增资决议等事项诉诸法院。现三原告申请解散公司，被告润生公司及第三人王文安等十二名股东均表示不同意解散，故形成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判断公司是否应予强制解散的基本前提，应考量涉诉公司是否陷入了“公司僵局”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解散公司诉讼的四个条件：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由此可见，公司解散作为股东之间矛盾难以调和而指向的最终救济手段，法律为其设定了严格的条件，非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不得解散公司。本案中，原告三人认为其与第三人股东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引发多次民事诉讼，并互向公安机关报案，股东之间已经不存在“人合”的基础，且认为公司的存续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申请公司解散。经庭审查明，润生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确与第三人股东之间有一些纷争，但公司通过意思自治仍然正常开展业务，公司整体因政府规划需要而处于搬迁过程中，除房屋租赁之外的业务虽暂时受到了影响，但公司运行机制及业务发展并非发生严重困难，更不意味着公司已无继续存在的意义。原告三人要求解散公司应首先通过提请召开股东会、股权转让等方式妥善解决，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穷尽其他方式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原告申请解散公司的理由不足，未能达到必须解散公司的程度。且原告对于其实体权益受到的侵害，亦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倩
审 判 员 王文之
人民陪审员 辛海燕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