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钦民一终字第15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孔雀环村）。
法定代表人胡成建，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辉，广西金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文霞，广西金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凤英，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盛贵，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盛斌，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盛辉，居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艳华，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春燕，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碑）胡继华，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宝芳，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世和，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班霍，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孔雀环村）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5）钦南民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孔雀环村）法定代表人胡成建与委托代理人黄辉、何文霞，被上诉人胡盛辉，被上诉人刘凤英、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胡盛辉、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的委托代理人王世和、班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2年，被告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一户七人，以刘凤英为户主，其余六人为胡盛贵、胡春燕、胡盛辉、胡盛斌、胡盛东、胡盛永，参与分配土地和林地七份，分得水田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共10.32亩。原告方分得土地后依法缴纳各种公购粮等农业税。2002年11月19日，钦南区人民政府依法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给原告方，该证登记有水田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经营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止。2003年税改前与2003年税改后原告按责任田七份7.56亩向当地财政所征收机关交纳农业税，并于2006年6月中旬原、被告按照政策规定办理综合种粮补贴存折发放手续。2013年至2014年，因开发中马产业园区，原告所在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政府部门已经将征地补偿款下拨给被告，被告经过召开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确定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其中一份责任田得一份，每份201000元；人口每人得一份，每份201000元。原告方在人口份额分配上没有异议，胡盛辉没有分得人口份额，其他原告均分得人口份额。在责任田的土地补偿款份数方面，原告方中有胡盛东的继承人胡宝芳、胡宝文得到一份责任田的土地补偿款。被告召开村民会议讨论责任田份额分配方案时，有部分村民对原告方的另外六份有意见，部分村民认为不应该分配给原告，但没有形成村民决议，经有关政府及被告所在村委干部建议，将原告的六份责任田分配款晢不分配，原告方认为被告应该按七份责任田给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但被告没有支付，因此起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胡盛永、胡盛东均在1982年承包经营分田到户之后结婚，他们的妻子均没有参与经营分田到户。胡盛永的妻子于2008年去世，胡盛永于2012年去世，胡盛永夫妇生育有原告胡艳华、胡继华；胡盛东于1994年去世，其妻子先于胡盛东去世，胡盛东夫妇生育有原告胡宝芳、胡宝文。
再查明，胡盛东的户口一直在农村没有迁移，刘凤英、胡盛辉、胡盛永、胡盛斌、胡盛贵、胡春燕于1987年8月25日将户口迁往大番坡中心校，转为非农业户口；刘凤英、胡盛永、胡盛贵、胡春燕于2008年6月将户口迁回被告处；胡盛斌于2013年8月迁回被告处；胡盛辉至今不迁回，仍为非农业户口。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1982年被告生产小组对本队的田地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分田到户），原告以刘凤英为户主，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东、胡盛永为户成员分得七份田地，其中水田为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刘凤英等七人分得以上土地后一直管理使用至中马工业园被征收。尽管原告方分有田地份额的六人有一段时间将户口迁出，后来有五人又迁回原址，但被告一直没有将原告方的七份田地进行调整。被告认为原告方的六份田地于1984年退还生产队，并调整给了其他人管理使用，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佐证。而原告方分得土地的六人是1987年8月25日才迁出本队、被告认为1984年已收回，而1984年原告方分得土地的七人还是农业户口，迁出前三年已收回土地不符合常理。同时，原告分得土地的七人中，胡盛东一直没有迁出户口，农业承包的家庭为户的承包主体并没有消失，原告方的七份承包与被告并没有解除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农户以户为承包主体，承包户中的某个人死亡或者迁移并不影响承包户的承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承包方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原告方以刘凤英为户主自承包该七份土地后，一直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并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享有相应的权利。家庭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原告方承包户部分成员迁出并不导致承包户的解散。
本案中，原告方七份承包地原承包者没有自愿交出土地，被告生产队也没有依法定程序收回土地，被告认为已收回土地调整给其他村民，但没有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的被告因中马工业园征收土地，在分配方案中已确定：一为人口份额每人201000元；二为有田地份额的每人201000元。原告方原有的家庭承包者刘凤英、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辉、胡盛东、胡盛永已取得承包经营权并实际经营了水田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并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胡盛东、胡盛永去世后，并没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户关系，争议的田地已由原承包者及胡盛东、胡盛永的子女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经营，并依法缴纳各种公购粮等农业税，为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实行农业税改综合补贴给原告方，被告及被告村委协助原告办理了上述缴纳、补贴手续，并于2002年11月19日帮助原告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在中马工业园征收土地前均没有异议。若原告方其中的六份田地被收回调整给其他村民承包，被告应该有收回调整的方案，但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的主张；再者，若原告方其中的六份土地被收回并调整了，被告方不可能出具有关手续给原告，原告方不可能于2002年11月19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此，原告方原家庭承包者刘凤英、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辉、胡盛东、胡盛永等七人于1982年承包的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并没有由被告收回调整，一直由原告方的家庭成员管理该七份土地至中马工业园征收土地。既然原告方有七份田份，而被告的分配方案为有田份的每份201000元，被告应支付七份田份的征地补偿费给原告，被告方已经支付了一份田份给原告，尚未支付的六份共计1206000元应支付给原告，原告的诉求有事实依据，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条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孔雀环村）支付征地补偿款1206000元给原告刘凤英、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胡盛辉、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案件受理费15654元，减半收取7827元，由被告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负担。
上诉人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超越了法院的审判职权。关于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内所得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及如何分配、是否分配等问题，根据我国村民自治法的规定，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内的事务，对该本应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决议事项，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也仅仅限于是否合法的审查，同时有权对存在的违法部分予以纠正，法院无权直接代替集体组织进行分配。如果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认为村民的决议或决定不合法，也只能依法对不合法的部分纠正后由村民会议重新讨论另行作出决定。根据桂高法（2013）180号文件规定，本案纠纷为我区人民法院暂不受理的案件，一审法院不但受理且直接判决支付征地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是超越自身审判职权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世纪八十年代，凡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都必须相应地为该非农人员办理商品粮油供应手续，而办理这些转户及商品粮供应手续的前提是转非农业户口必须完成全部农业税费义务和向所在集体调还相应的承包地。而本案被上诉人有六人农转非后即依当时的规定向上诉人集体归还了六份承包地，此后，由于各集体人口增长或变动，适逢上级指导性政策允许小调整，故对被上诉人调出的承包地重新分配，该部分土地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重新分配发包，由本集体内二十多户分得承包管理至今，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不清。况且，承包经营证登记内容未变更，并不必然存在经营权永远持续的事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六份承包地调出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迁回原集体后要求归还原调出的土地发生争议，并经犀牛脚镇政府调解过，因被大多数农户反对而未得到支持。但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却主张并不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事实而要求获得征地补偿款，而一审判决适用2003年3月1日才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调整之前已发生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村民自治法规定，超越法定职权，擅自对村民自治范围内事项错误判决分配给被上诉人具体数额征地补偿款。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凤英、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胡盛辉、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业税费负担监督手册、农业完税证、钦州市钦南区财政局证明、农业税征收分户登记表等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于1982年承包土地后，一直经营管理、收益至2013年、2014年被政府征收建设中马工业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1984年就将六份承包地退还给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84年被上诉人七人仍是农业人口，1987年8月25日，刘凤英、胡盛辉、胡盛永、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才将户口迁出，转为非农业人口，2008年6月刘凤英、胡盛永、胡盛贵、胡春燕迁回上诉人处，胡盛斌于2013年8月迁回。1984年被上诉人仍是农业人口，上诉人不可能在当年就以农转非为由要求退还承包地，且当时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被上诉人也没有退还承包地给上诉人。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一审判决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土地承包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是正确的。被上诉人自1982年起至2014年承包经营上诉人的土地，上诉人的征地分配表上也有被上诉人的名单，且村民会议决议确定的分配方案，也应得到征地补偿款。上诉人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土地承包法》施行前就已经调整了被上诉人的土地，本案不适用该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村民与所在集体因征地补偿费发生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新证据：
一、申请证人胡某甲真、胡某甲新、胡某甲松、胡某乙、韦活延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的六份承包地，已于1984年分别调整给其胡某甲活、胡盛发、胡某甲轩、胡某甲坤、胡某甲真、胡某甲新、胡某甲松、胡某乙、韦活延承包经营；
二、《查档说明》，证明犀牛脚镇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无0039074证书的登记凭证档案；
三、上诉人召开村民会议记录共九份，证明上诉人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集体重大事务；
四、《丹寮居委第九小组（孔雀环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证明土地补偿款的具体分配办法；
五、《丹寮居委第九小组（孔雀环村）同意补偿款8460万分配方案签字表》，证明同意分配方案的村民名单；
六、胡泽伟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共九本，证明被上诉人所承包的六份责任田，已于1984年由上诉人收回并重新调整给以上九人承包经营。
对上诉人所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且证人是上诉人所在集体的村民，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据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没有查档记录不等于我方的承包经营证书是假的，承包经营证有南区政府、犀牛脚镇政府及经办人签章，证件真实有效；证据三、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上面有涂改，且涉及征地分配的内容只有一份，没有其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统一决议；证据四、对证据没有意见；证据五、对证据五有意见，上面的签名不是我方的签名；证据六、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承包证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退还六份承包地，提交的承包证书地名不一致、四至也不一致，所登记的地名、四至都是不一致，面积也不吻合，被上诉人从八十年代到2006年都交农业税，不存在承包地调出的情况。
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新证据认证如下：
对证据二、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被上诉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被上诉人对证据二、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存在涉嫌伪造等情形，因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一、证据三、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开会记录不能完整反映村民召开会议的全部过程，对于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三、各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且时间、具体地名、面积、四至不够吻合，相互之间不能互相印证，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与二审查明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刘凤英、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胡盛辉、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是否具备上诉人丹寮村委第九小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其主张请求支付征地补偿费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1982年，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被上诉人以刘凤英为户主，家庭成员有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辉、胡盛东、胡盛永共计七人分得七份责任田，其中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刘凤英等七人分得上述土地后一直管理使用至被中马工业园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1987年8月25日，刘凤英、胡盛辉、胡盛永、胡盛贵、胡盛斌、胡春燕才将户口迁出，转为非农业人口，2008年6月刘凤英、胡盛永、胡盛贵、胡春燕迁回上诉人处，胡盛斌于2013年8月迁回。胡盛辉至今不迁回，仍是非农业人口。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除胡盛东外，其余六份责任田已于1984年退还生产队，由生产队调整给了本队其他农户承包，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2002年11月19日钦南区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申请的证人胡某甲真等人所作的证言，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载明的内容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人承包方是以农户为承包主体，而不是以某个家庭成员为承包主体。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等。1987年8月25日，被上诉人刘凤英等六人虽然迁出转为非农业户口，但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刘凤英户所承包的六份责任田由集体收回重新发包，且被上诉人刘凤英户是于1987年8月才迁出，其所承包的责任田不可能早在1984年就由集体收回，1984年被上诉人刘凤英户分得责任田时，其户口中计有七人均为农业户口，户口迁出前三年就收回其承包地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同时，被上诉人刘凤英户中，胡盛东的户口一直没有迁出，仍为农业户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承包以家庭为户的承包主体仍然存在，被上诉人刘凤英户并没有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刘凤英等九人，与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没有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被上诉人刘凤英等九人，有权获得相应的征地补偿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往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加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加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刘凤英户1987年8月迁出大番坡中心校，属于小城镇，其没有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也没有自愿交回土地，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也没有依法定程序收回土地，上诉人主张已经收回并重新进行发包，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2002年11月19日钦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讼争的土地已被中马工业园征收，2014年12月7日，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制订了《丹寮居委第九小组（孔雀环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一为人口份额每人201000元；二为田地份额每人201000元。被上诉人以刘凤英为家庭户、家庭成员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辉、胡盛东、胡盛永已取得承包经营权并实际经营了水田7.27亩、旱田2.35亩、坡地0.7亩，并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效期至2029年12月31日。胡盛东、胡盛永去世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并没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户关系，争议的田地已由原承包者及胡盛东、胡盛永的子女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经营，并依法缴纳各种公购粮等农业税。以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实行农业税改综合补贴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及丹寮村委会协助被上诉人办理了上述缴纳、补贴手续，并于2002年11月19日帮助被上诉人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果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早于1984年收回被上诉人的六份承包地，其不可能出具有关手续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于2002年11月19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根据被上诉人刘凤英等所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农业完税证、钦南区财政局证明、粮农补贴表、农业税征收分户登记簿、丹寮社区第九小组征地款分配统计表、银行存单、被上诉人的身份证明及户籍证明，被上诉人刘凤英等九人于1982年所承包的七份责任田并没有由上诉人丹寮居委会第九小组收回并进行调整，一直由被上诉人刘凤英户管理使用至被中马工业园征收时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以及《丹寮居委第九小组（孔雀环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被上诉人刘凤英、胡盛贵、胡春燕、胡盛斌、胡盛辉、胡宝芳、胡宝文、胡继华、胡艳华请求支付六份田份征地补偿费，事实依据充分，本院应予支持。本案于2015年1月13日立案受理，一审法院适用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认为法院不应直接判决，而只能是依法纠正后由村民会议重新讨论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上诉人已作出了分配方案，只是方案中没有处理被上诉人的份额，因此，由法院依据分配方案作出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丹寮社区第九小组上诉主张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4元，由上诉人钦南区犀牛脚镇丹寮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九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成
审 判 员 文其谦
代理审判员 何 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