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3）温平行初字第41号
原告黄肖余。
委托代理人徐瑞岳。
被告平阳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黄伟军。
委托代理人罗纯长。
委托代理人郑法庭。
原告黄肖余诉被告平阳县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同年7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2013年8月29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肖余及委托代理人徐瑞岳，被告平阳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罗纯长、郑法庭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肖余诉称，原告因涉嫌故意杀人于1997年3月29日至1997年12月2日被羁押在平阳县看守所。期间，原告于1997年10月初首次出现四肢酸痛、全身无力的症状，并日渐严重。原告多次向看守所要求看病，但被告工作人员一直不予理睬。直至1997年11月，原告的病情加重至行动不便需要他人搀扶时，被告工作人员才将原告送往平阳县人民医院抽血化验，但没有告知原告具体得了什么病。1997年12月3日，原告被投入浙江省第二人民监狱服刑，当时原告已下肢肌肉萎缩，达到残疾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平阳县看守所虽配备狱医，但在原告患病时却从未给原告治疗，也没有及时将原告送治，使原告耽误了发病初期的诊治时机。被告不及时为原告送治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未在1997年3月29日至1997年12月2日期间对原告黄肖余尽到法定救治职责的行为违法。
被告平阳县公安局辩称，被告在被羁押在平阳县看守所期间，自提出求医后，被告即由狱医为原告进行了常规诊疗。因原告所患病没有明显的外部体征，故狱医并不能诊断得出原告已患病。直至原告的外部症状显现，但狱医又诊断不出病因之时，管教民警便按所外就医的有关规定办理了黄肖余的出所就医手续，并将黄肖余送至平阳县人民医院就诊。经化验检查，原告黄肖余的血液检查指标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主治医生亦无法确定黄肖余的病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治疗需因症施治。但由于原告黄肖余的病症未确定，故无论狱医还是平阳县人民医院主治医生都无法为黄肖余采取治疗。在平阳县人民医院的会诊结果未出来之前，原告就因服刑需要被投送到浙江省第二人民监狱。为能使原告的病症及时得到治疗，被告也已将原告的就诊材料全部移送到省二监。为此，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缺乏事实依据。原告自2002年7月21日保外就医时就具备提起诉讼或请求赔偿的行为能力，但至今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阳县公安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下列证据，原告质证如下：1、平公行赔字（2013）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国家赔偿申请收讫凭证，以证明原告申请行政赔偿的事实。证据内容为被告在收到原告行政赔偿请求后，决定不予赔偿，理由为原告是因自身疾病致残，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被告已确认原告在被羁押于平阳县看守所期间致残的事实；2、浙江省司法厅关于黄肖余病情处理过程的网上回复，以证明被告已尽到救治职责。该回复系省司法厅对原告黄肖余2009年的网上信件做出的专题汇报，内容包括了原告的基本情况、发病情况、治疗情况、保外就医情况、咨询专家情况。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能证明1997年的医疗水平能对原告的病状进行药物诊治；3、平阳县司法局出具的《关于黄肖余的情况说明》，以证明黄肖余自2009年以来多次通过网络向省二监、等部门领导反映，要求省二监、平阳县看守所承担其患病的责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4、黄肖余出具的《承诺书》，以证明原告黄肖余确认被告已尽救治职责。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在未看清楚承诺书内容的情况下即签了名字，意思表示不真实；5、关于特困经济补助的申请，以证明原告黄肖余起诉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6、农行来账凭证及平阳县司法局的证明，以证明黄肖余已收到救助款80000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7、领款收据，以证明黄肖余已收到救助款80000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8、平阳县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及生化报告单，以证明被告已两次送原告所外就医。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只将原告送诊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9、罪犯健康检查表，以证明原告离开平阳县看守所时未致残，也没有不能独立行走的描述。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原告的下肢肌力已下降，达到残疾标准；10、村委证明，以证明原告为办理二代身份证去郑二村村委会开具证明。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11、民警证词及工作证明、人民警察证，以证明被告已及时带原告所外就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带原告去医院就诊的系管教民警，而不是看守所医生。
原告黄肖余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下列证据及依据，被告质证如下：1、黄肖余二代身份证，以证明原告身份。被告对证据没有异议；2、浙江省司法厅关于黄肖余病情处理过程的网上回复，以证明原告在被投送到省二监时，已致残，同时证明1997年的医疗技术水平可以对原告的病情采取治疗，但被告未及时为原告治疗。被告确认该回复系浙江省司法厅答复，但答复部分内容不真实，如原告病历并未记载原告于1997年7月在平阳县看守所发病致瘫痪的事实，入监体格检查也没有不能独立行走的描述；3、《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以证明原告未及时为原告救治。被告对该组文件的适用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已履行法定职责；4、平公行赔字（2013）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以证明原告在平阳看守所期间已致残。被告对赔偿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决定书并没有确认原告在平阳看守所期间已致残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提供证据1-10经质证，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其中被告证据1《行政赔偿决定书》仅提及原告申请赔偿之时身体残疾的事实，但没有确认残疾事实发生在被羁押在看守所期间，故原告以该证据主张的事实不成立；被告证据2关于原告入监体格检查的描述应以被告提供的《罪犯健康检查表》为准，对于1997年的医疗技术水平能否对原告所患之病进行诊治预后没有作出明确的表述，故原被告以该证据主张的证明内容，均不予采纳；被告证据3－7能证明原告自2009年以来曾向省二监、平阳县看守所主张赔偿、且已领取补助款并承诺息诉息访的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予以采信；被告证据8能证明原告两次被送治平阳县人民医院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证据9系原告的入监健康检查，显示原告“行走困难、双下肢活动困难待查”，可以证明原告的双下肢当时已发生病变，但尚不能确定是否已达残疾标准；被告证据9与原告的证据1相互印证，能证明原告于2010年11月29日前往平阳县公安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事实，证明原告在保外就医期间的行为能力，对此二份证据，均予以采信；被告证据11系被告工作人员以证人证言形式提供，但证人无法定理由未出庭作庭，其证言不能采纳；原告的证据2、4与被告的证据1－2一样，不重复认证；原告证据3系涉案期间实施的规范性文件，与本案存在关联，可用于判断被告是否已尽到法定职责，予以适用。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黄肖余因涉嫌故意杀人于1997年3月29日至1997年12月2日被羁押在平阳县看守所。羁押期间，原告在1997年10月反映下肢酸痛、身体乏力等症状。1997年11月15日及11月17日，平阳县看守所两次将原告送至平阳县人民医院诊治。之后，原告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于1997年12月3日被投送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入监体格检查：行走困难、双下肢活动困难待查。2002年7月1日，原告因被诊断为“原发性侧索硬化”被批准保外就医，并于2002年7月21日离监。原告离监后与父母同住，并于2010年前往平阳县公安局办理了第二代身份证。2012年3月28日，原告刑期届满。2009年以来，原告多次通过网络向省二监、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葛慧君副省长信箱反映，要求省二监、平阳县看守所承担其患病的责任。2012年9月18日，原告收取8万元司法救济款及社会救助款，并书面保证，放弃向省二监、平阳县看守所要求赔偿的请求，不再通过上访、信访或其他极端过激的方式向相关部门索讨说法。2013年4月9日，原告以平阳县看守所管教民警未履行职责导致其病重致残为由向被告平阳县公安局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3年6月8日做出平公行赔字（2013）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本院判决确认被告于原告被羁押于平阳县看守所期间对原告未尽到救治职责的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但原告自离监与父母同住之后，虽人身自由受到部分限制，但其受限制的程度并未致使原告无法行使诉讼权利。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被羁押及保外就医期间不能提起诉讼。故，原告主张刑期届满之前的期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被转入浙江省第二人民监狱之时，被告对原告实施的羁押行为及附带的救治行为均已完成。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在当时便已得知被告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内容。原告如认为被告的救治行为违法或被告未尽到法定救治职责，侵害了其法定权利，应该在法定期间内通过复议或诉讼向相关部门寻求救济。但原告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完成之后的十多年间或者说在其离监之后到2009年之间的6年多时间内，从未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向其他行政部门主张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如何理解《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请示的答复等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但后来知道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起诉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该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期间。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未涉及不动产，故最长起诉期限为5年。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其起诉应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肖余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学东
审 判 员 谢海清
人民陪审员 黄纪安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张荷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