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19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旭泉，男，1963年12月1日出生，仡佬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愈，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鸾，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朝阳，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仡佬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愈，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鸾，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街道民族街。
法定代表人:朱克治，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晖，该社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家华，该社员工。
原审被告：王方梅，女，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系龚旭泉之妻。
原审被告：倪春生，男，1973年4月1日出生，仡佬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系倪朝阳之弟.
原审被告：文来平，男，195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蒋纪英，女，196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系文来平之妻。
上诉人龚旭泉、倪朝阳因与被上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务川信合联社）及原审被告王方梅、倪春生、文来平、蒋纪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旭泉、倪朝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务川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于2008年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约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80万元，用于上诉人公司培育茶苗，借款期限3年，月利率1.002%，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于2008年3月17日向上诉人发放了80万元借款，上诉人结息至2008年9月22日后，因上诉人的公司遭受自然灾害，无力还本付息。2011年3月17日借款到期，上诉人也没有按约还本，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进行催收。至2016年被上诉人开始向上诉人进行催收该笔借款，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10月，2016年11月，2017年4月15日，向被上诉人提出减免息申请，双方协商还款事宜。2017年8月18日，被上诉人召集上诉人进行座谈会，协商还款，并达成座谈会纪要，决定由上诉人于2017年8月25日前一次性还款100万元，来解决上诉人名下的80万元贷款。后上诉人于2017年8月25日前分六次向被上诉人还款100万元。二、上诉人于2017年8月25日前向被诉人还款10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审判决上诉人另行偿还984851.03元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1、2017年8月18日，被上诉人主管贷款风险业务的总监黎安强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逾期贷款偿还事宜。参加会议的有被上诉人的风险部经理申修康，个人业务部经理叶家华。经过协商，双方同意由上诉人以100万元偿还80万元贷款的本息。虽然该会议纪要上，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但是，被上诉人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是处理贷款风险部门的负责人，而且，黎安强还是党组成员，他们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限处理该事项。上诉人认为黎安强等人无权处理，则是其内部管理的问题。2、2017年8月18日的座谈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规定，对双方有法律效力。上诉人的借款已经逾期6年未偿还，被上诉人也将该贷款列为不良贷款。银行对于不良贷款，都有相应的减免息政策，由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处理。上诉人的该款项，双方商定以100万元打包处理80万元的贷款本息，也符合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政策。而且，该笔贷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此情况下，双方达成以100万元解决80万元贷款的意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双方达成逾期贷款解决的一致意见，所以上诉人在几天之内，积极向亲戚朋友借款，筹集资金，在约定的期限前偿还100万元。如果没有达成这一解决意见，上诉人也不会在短短几天内借款，将逾期6年的不良贷款偿还清楚。3、座谈会纪要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上诉人筹集的100万元资金，是存在单独开设的银行帐户上，不是存在原贷款发放、还息的帐户上。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是无法从上诉人的帐户上划款的。被上诉人从上诉人的帐户上划款100万元，就证明双方履行了座谈会纪要的内容。三、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名的行为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四、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1.503%计算过高，没有法律依据，且对逾期利息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五、本案的抵押担保已经超过担保期限，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倪朝阳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本案的主债权于2011年8月17日到期，诉讼时效期至2013年8月16日到期，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未向抵押人行使抵押权，其抵押权已经不受保护。物权法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以保护。”。上诉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名的行为，不构成被上诉人行使抵押权的行为。六、被上诉人行使抵押权的诉讼请求属于特别程序，应另行提起诉讼，不应与本案一并审理。综上，原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务川信合联社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被答辩人龚旭泉、倪朝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龚旭泉、倪朝阳召开的座谈会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属于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贷款进行催收而开展的日常程序性工作的认定是正确的，被答辩人主张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座谈记录并未形成正式的会议纪要（不符合会议纪要的构成要件），既无答辩人红头文件也无法人及法定代表人签章，在座谈记录上签字人员也无联社授权（风险总监并非党组成员）。2、该座谈记录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无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承诺、法定代表人签名、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的方式等，答辩人的主体应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而非签字人员。3、座谈记录的内容仅为被答辩人龚旭权个人表态行为，答辩人并未作出回复，也无表态对被答辩人减、免息的文字记录，并且表态内容不清楚、不明确，只说明被告偿还100万元，但偿还的是80万元的本息还是全部用于偿还利息或本金未做说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第2号《贷款通则》第十六条，贷款停息、减息、缓息、免息，除国务院决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同时按照《关于做好表内外不良贷款应收利息挂账账务处理的通知》（务信联〔2015)98号）文件要求，挂息金额在20000元以上的必须上报联社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批，由此证明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人员既无减、免息权利亦无挂息的权利。4、答辩人从被答辩人账户中扣款行为，为正常的贷款还款行为，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在《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若被答辩人未按时归还所欠答辩人贷款本息，答辩人可在其任意账户上扣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受法律保护，并且答辩人在扣款之前并不知道被答辩人该账户的资金情况，是被答辩人自愿还款并告知答辩人从此账户中扣款，答辩人将被答辩人此账户中的全部余额共计1000866.85元扣收有被答辩人提供的微信信息图片佐证，而并非被答辩人所称扣收了约定的1000000元，如答辩人已同意用1000000元来偿还所有贷款本息，就不存在扣收1000866.85元行为，该扣款行为可以视为对被答辩人提出还款计划的不认可，故该项扣款行为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并未侵犯被告权利。二、被答辩人主张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抵押担保已超过担保期限于法无据，理由如下：1、答辩人曾先后三次对被答辩人进行催收，分别为2013年10月23日、2015年10月25日、2017年8月18日并经被答辩人签字确认，答辩人于2015年10月22日就该笔借款向务川县法院递交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后因与被答辩人达成协议作为撤诉处理，被答辩人又于2017年8月31日偿还贷款本息共计1000866.85元，依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重新被确认。2、抵押担保的担保期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而本案尚在诉讼时效存续期间，故答辩人的诉请于法有据。三、答辩人行使抵押权的诉讼请求与债权请求权针对的为同一事实，应一并审理。抵押权是基于债权而产生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确定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相衔接，故答辩人的诉请于法有据。综上，答辩人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龚旭泉、倪朝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原审被告王方梅、倪春生、文来平、蒋纪英未作书面答辩。
被上诉人务川信合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六被告偿还所欠原告贷款利息982775.40元（以贷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从2008年9月23日起至2011年3月17日止按月利率10.02‰计算利息，从2011年3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按月利率15.03‰计算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若限期不偿还贷款利息，可拍卖抵押房产（遵房权证务川字第××号、第××号、第××号、遵房权证务川自治县都濡镇字第新编1936号），拍卖、变卖房产价款原告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3、请求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庭审中，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即第一项变更为请求判令六被告偿还所欠原告贷款利息984851.03元（以贷款本金80万元为基数，从2008年9月23日起至2011年3月17日止按月利率10.02‰计算利息，从2011年3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按月利率15.03‰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3月12日，被告龚旭泉、王方梅、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与原告务川信合联社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被告龚旭泉向原告借款80万元，用于培育茶苗，借款期限三年，月利率为10.02‰，按季结息，到期还本。被告龚旭泉作为借款人，被告王方梅、被告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作为担保人。合同约定逾期利率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被告文来平、蒋纪英以其所有的位于务川自治县都濡镇民族东路商贸城B座和B座2单元（遵房权证务川字第××号、00××20号、00××15号）的房产、被告倪春生、倪朝阳以其所有的位于务川自治县都濡镇福泉街（遵房权证务川自治县都濡镇字第新19**号）的房产为上述债务作抵押担保，四被告于2008年3月12日共同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遵房他证务川字第××号）。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8年3月17日向被告龚旭泉发放了借款80万元，被告龚旭泉结息至2008年9月22日。此后，由于自然灾害原因，茶苗长势较差，无效益，致使被告龚旭泉未能还本付息。被告龚旭泉分别于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1月24日、2017年4月15日向原告提出减、免利息的申请。2017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龚旭泉、倪朝阳就被告龚旭泉贷款事宜进行座谈，被告龚旭泉表态用100万元解决其名下的80万元借款，并于2017年8月25日之前将100万元存入自己的帐户。最终被告龚旭泉的减、免息申请未获批准。2017年8月31日，原告从被告龚旭泉的银行账户上扣划1000866.85元，用于归还被告龚旭泉的借款本金80万元及罚息200866.85元，又于2017年9月21日从被告龚旭泉账户归还罚息1585.32元。现被告龚旭泉尚欠原告利息984851.03元（截至被告龚旭泉归还本金之日2017年8月31日止，欠原告利息及罚息共计1187303.2元）。
另查明，原告分别于2015年10月25日、2017年8月18日向被告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被告龚旭泉、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分别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名捺印。
一审法院认为，六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为有效合同。原告依约向被告龚旭泉发放了借款80万元，而被告龚旭泉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龚旭泉偿还尚欠借款利息984851.03元，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方梅系被告龚旭泉之妻，其虽作为担保人在《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名，但该借款发生在其夫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方梅应当就借款本息的偿还与被告龚旭泉互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以其房产为上述债务提供担保，亦未履行相应担保责任，应对被告龚旭泉所欠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龚旭泉、ＸＸ梅追偿。原告对被告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设定的抵押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龚旭泉、倪朝阳辩称：1、关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应适用特别程序，不应与其他诉请合并审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明确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规则，确立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相衔接的担保物权实现模式，即债权人不是必须通过非诉讼程序确认并实现担保物权，故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2、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1年3月18日起算，到2013年3月17日届满，经本院审理，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约定延期还款的事实，而原告是在2015年10月25日、2017年8月18日两次向被告发出的催款通知书的，因此，原告对被告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依法取得时效届满的抗辩权。但原告于2015年10月25日、2017年8月18日两次向被告发出的催款通知书，被告均在通知书上签名捺印，依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之规定，本案应视为被告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故该债权仍受法律保护；3、关于被告提出原、被告于2017年8月18日达成的会议纪要，具有合同的性质，原、被告均已履行完毕，被告8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均已偿还完毕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8月18日召开的座谈记录中，并没有原告表态同意对被告龚旭泉减、免利息的文字记录；其次，原告在庭前调查、庭审中均陈述：参加座谈的原告的三名员工，对被告龚旭泉提出的减、免利息申请没有审批权限，被告的申请是需要层层审批的，座谈会只是原告对被告贷款进行催收而开展的日常程序性的工作。虽然原告无其他证据佐证自己的陈述，但其陈述符合相关规定；最后，此座谈记录中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承诺、违约责任、法定代表人签名等，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综上，二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费用，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不予支持。被告ＸＸ梅、蒋纪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应承担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龚旭泉、ＸＸ梅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利息984851.03元；二、若被告龚旭泉、ＸＸ梅届期不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付款义务，原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有权依法对被告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设定的抵押担保物，即位于务川自治县都濡镇民族东路商贸城B座和B座2单元（遵房权证务川字第××号、00××20号、00××15号）的房产、位于务川自治县都濡镇福泉街（遵房权证务川自治县都濡镇字第新19**号）的房产行使抵押权，并就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14元，由被告龚旭泉、ＸＸ梅、倪春生、倪朝阳、文来平、蒋纪英负担。
二审查明，2017年8月18日，上诉人龚旭泉、倪朝阳与被上诉人务川信合联社风险部总监黎安强、个人业务部经理叶家华等工作人员在务川信合联社合规风险部开会，会议名称是“关于龚旭泉80万元贷款的座谈”。会议第一项内容是龚旭泉对该笔贷款的基本情况及形成不良的原因进行说明。随后龚旭泉表态：龚旭泉拿100万元来解决其名下的80万元贷款，时间定于2017年8月25日前。随后参会人员黎安强、叶家华等务川信合联社工作人员以及龚旭泉、倪朝阳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二审查明，被上诉人全称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审法院认定其名称为务川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经审查，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而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7年8月18日的座谈会议能否视为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上诉人龚旭泉、倪朝阳以及原审被告ＸＸ梅、倪春生、文来平、蒋纪英还应否承担责任。根据会议记录显示，座谈会议的名称为“关于龚旭泉80万元贷款的座谈”，即充分说明会议内容是商谈龚旭泉向务川信合联社80万元贷款的问题，并考虑到该笔贷款已逾期六年多未偿还的因素，已经成为不良贷款。在此背景下，双方这次在务川信合联社合规风险部召开的座谈会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决久拖不还的贷款，并非是日常程序性工作。否则，这样的会议应经常召开，但务川信合联社并未举证除本次会议以外，还召开过类似会议的证据。座谈会上，龚旭泉明确表态拿100万元来解决其名下80万元贷款，时间定于2017年8月25日前。龚旭泉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在2017年8月25日前拿出100万元偿还欠务川信合联社80万元贷款的全部债务。该项意思表示属于龚旭泉作出的还款承诺。只要务川信合联社同意，双方即达成还款的合意。虽然座谈会议的会议记录上没有记载务川信合联社参会人员的发言内容，但是，务川信合联社参会人员最后都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这一事实说明务川信合联社参会人员对于龚旭泉的还款承诺以签字形式作出了认可。否则，务川信合联社的参会人员是不可能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的，即使签字，也应当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比如不同意该方案或者该方案须报请联社审批等内容。但是，会议记录上并未记载务川信合联社参会人员持有异议的内容，而务川信合联社参会人员也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因此，2017年8月18日的座谈会议应视为双方达成的合意，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应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于务川信合联社认为该座谈会议只是日常程序性工作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座谈会议是在务川信合联社合规风险部召开，有务川信合联社风险部总监黎安强、个人业务部经理叶家华等工作人员参加，黎安强、叶家华等人参加座谈会议的行为显然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可能是个人行为。即使黎安强、叶家华等工作人员未获得务川信合联社的授权，对龚旭泉而言，其完全有理由相信黎安强、叶家华等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代表务川信合联社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黎安强、叶家华等工作人员的行为应视为代理务川信合联社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务川信合联社承担。龚旭泉随后按约于2017年8月25日前将100万元存入在务川信合联社的账户，该款随后被务川信合联社扣划。也充分说明双方是在履行2017年8月18日座谈会议的决议。由于龚旭泉已按约偿付100万元，即已清偿所欠务川信合联社的80万元贷款的全部债务（包括利息在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务川信合联社在本案中提出由龚旭泉、王方梅、倪朝阳、倪春生、文来平、蒋纪英偿还所欠贷款利息982775.40元等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龚旭泉、倪朝阳关于债务已经清偿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6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8元，共计20442元，由被上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雨
审判员 施正高
审判员 陈文玉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