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湘刑终131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友国，男，195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汉族，初中文化，系浙江辽远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远公司）董事长、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8月1日被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2013年9月5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2014年7月17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5年9月11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9月14日由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郑琦，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超，男，1979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汉族，大专文化，系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舟山江洲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江洲公司），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福兴弄46号。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8月1日被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2013年9月5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2014年7月17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5年6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7月1日由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利华，湖南安必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袁士文，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贺友国、贺超犯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作出（2015）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贺友国、贺超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讯问上诉人及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本案已经审理终结。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贺友国于1997年成立辽远公司，并任该公司董事长，其长子贺挺任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次子被告人贺超负责公司财务。贺超于2011年成立江洲公司，于2012年购买了运通公司。江洲公司独立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系辽远公司人事部经理陈静波。运通公司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5月29日由贺超变更为贺友国邻居陈卫国。江洲公司、运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贺超，两公司并没有实质性的资产，均系空壳公司。2012年下半年，因辽远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被告人贺友国遂产生通过贴现他人承兑汇票截留贴现款以偿还债务的想法，并告诉了被告人贺超，贺超表示同意。贺友国遂安排辽远公司员工孙永海通过中介联系持票人拿票，并承诺支付高额费用给中介方。同时，贺友国安排辽远公司会计王海明另外联系票据中介负责在拿到承兑汇票后予以贴现，并与贺超商定在承兑汇票贴现后，只将扣除相关费用后贴现款的一半支付给持票方，另外一半则由自己截留用于偿还债务。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被告人贺友国、贺超多次试图通过上述模式拿票贴现，但均未成功。在联系中介拿票过程中，贺友国通过孙永海介绍结识了中介张德（另案处理）等人。在张德的安排下，中介张怡（另案处理）化名“姚茜毓”在票据业务QQ群里发布大量以运通公司名义贴现承兑汇票的信息，并结识了有意做票据中介生意的长沙人迟某。通过微信等方式的交流，迟某认为张怡具有贴现承兑汇票的实力。
2013年6月7日，湖南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联系迟某欲贴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迟某经与张怡联系后答复中某公司可以在浙江宁波以月息4.24‰的利率贴现。当日下午，中某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具三张票面金额共计为2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三张汇票委托迟某贴现。随后，迟某携汇票赶到浙江宁波。2013年6月7日晚，贺友国指使孙永海与中介“王总”（另案处理）一起按张怡的安排到宁波开元大酒店与迟某见面。“王总”向迟某谎称“因‘姚茜毓’没有时间，明天改由‘姚茜毓’公司的‘老板’贺超代为贴现”，并将孙永海写好贺超手机号码的纸条交给迟某。迟某打电话向张怡核实，得到“贺超系自己老板”的肯定答复。当晚，贺友国、贺超赶至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与“王总”见面，约定以票面金额的9%支付中介费并前期支付30万元的“保证金”，并对次日的分工进行了安排。
2013年6月8日上午7时许，贺友国要求王海明赶往宁波与贺超会面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事宜，并再次向贺超提出截留贴现款的方案，即扣掉有关费用后截留一半的贴现款用于偿还辽远公司的债务，贺超表示同意。此后，贺超按照事先的安排，从迟某处获得了三张汇票，并通过庄嗣林、黄怀刚、范泉、陶叶良等人最终将三张汇票贴现，贴现款2801.4821万元于当日汇入南方石化公司账户。次日上午，南方石化公司扣除陶叶良、范泉、黄怀刚、庄嗣林以及自身的中介费用后将2775.271万元贴现款通过首润公司汇至运通公司账户。事后，贺友国及贺超并未按照原计划将一半贴现款支付给中某公司，而是用于偿还辽远公司相关债务。最终，在迟某的催促下，仅支付给中某公司共计490万元。
2013年6月9日下午，中某公司安排财务部经理周某赶至浙江宁波与迟某会面，向贺超追索贴现款。2013年6月10日，贺超隐瞒了贴现款大部分已被其归还债务的事实，谎称因手续不全致使汇票未完全贴现，并按照被告人贺友国的指示以运通公司名义与中某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当日付款100万元，6月11、12日付款500万元，余款于汇票证明到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付清。但贺超仅将运通公司，江洲公司账户600余万元余额中的1万元汇给中某公司，将剩余款项仍用于归还其他债务，之后对迟某和中某公司避而不见，未再支付中某公司剩余贴现款。
2013年6月13日，中某公司向湖南省公安机关报案。贺友国、贺超采取多次变更手机号码、租房藏匿的方式隐瞒行踪，直至2013年7月30日在浙江宁波被公安机关抓获。
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总共贴现2801.4821万元，除支付给陶叶良等人25余万元中介费以及中某公司491万元外，贺友国、贺超将剩余的绝大部分款项用于归还贺友国、贺超、贺挺和辽远公司的欠款、利息。
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了302.6081万元涉案款项，并将其发还被害人中某公司。张德退还中某公司70.6719万元。除了归还以及被公安机关追回的款项，中某公司尚有1937.2021万元款项未追回。
司法机关另依法冻结运通公司银行账户3.8217万元、徐海丰银行账户31.8938万元、陈静波银行账户40.2879万元、吕良红银行账户35.2407万元、汤莲银行账户63.0587万元、依法冻结贺挺、阮红英共有的房产两套。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据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贺友国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贺超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追缴被告人贺友国、贺超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1937.2021万元发还被害人湖南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贺友国、贺超共同退赔。（冻结在案的徐海丰、浙江运通海运有限公司、陈静波名下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人；冻结在案的吕良红、汤莲名下的银行账户资金，贺挺、阮红英名下共有的房产两套，作为责令被告人贺友国、贺超退赔的可供执行财产；冻结财产明细见附表，以执行时的实际价值计入退赔数额。）
上诉人贺友国上诉及其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1.案件管辖存在错误；2.全案定性错误，被告人应构成侵占罪；3.贺友国系初犯，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上诉人贺超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贺超是运通海运公司、江洲物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贺超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及实施诈骗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湖南中某公司是“被害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5.本案侦查程序违法，也违反了地域管辖规定，所获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6.贺超在本案中属于从犯，原审认定其为主犯并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属于量刑畸重，应予以改判。
上诉人贺超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1.贺超主观上并无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2.即使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贺友国于1997年成立了辽远船务有限公司。2005年，辽远船务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辽远海运有限公司（即辽远公司），贺友国长子贺挺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贺友国次子即上诉人贺超负责公司财务。2011年，贺超成立了江洲公司，并于2012年购买了运通公司。江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静波系辽远公司人事部经理。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5月29日由贺超变更为贺友国邻居陈卫国。江洲公司、运通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执照、税务登记证、行政印章和财务印章均由贺超保管，两公司均系空壳公司。
辽远公司于2012年下半年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公司资金紧张，无力支付员工工资及偿还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资金。为了缓解资金压力，贺友国产生了通过贴现他人承兑汇票汇票并截留贴现款以偿还所欠债务的想法，贺超对此也表示同意。贺友国因无法联系到需贴现的承兑汇票持有人，也没有直接贴现承兑汇票的能力，遂安排辽远公司员工孙永海通过中介联系持票人拿票，并承诺支付高额费用给中介方。同时，贺友国安排辽远公司会计王海明另外联系票据中介负责在拿到承兑汇票后予以贴现，并与贺超商定在承兑汇票贴现后，只将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大约一半的贴现款支付给持票方，另外一半则由自己截留用于偿还债务。为避免辽远公司会因上述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贺友国、贺超商量决定以运通公司名义贴现承兑汇票，并向中介提供了运通公司的相关资料。
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贺友国、贺超多次试图通过上述模式拿票贴现，但因与持票人在贴现款打款账户上的分歧等原因而未能成功。在联系中介拿票过程中，贺友国通过孙永海介绍结识了中介张德（另案处理）等人。在张德的安排下，中介张怡（另案处理）化名“姚茜毓”在票据业务QQ群里发布大量以运通公司名义贴现承兑汇票的信息，并结识了有意做票据中介生意的长沙人迟某。迟某通过微信等方式与张怡联系，并从张怡处获取了很多有关贴现承兑汇票的信息，由此认为张怡具有贴现承兑汇票的实力。
2013年6月7日，中某公司联系迟某欲贴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迟某经与张怡联系后答复中某公司可以在浙江宁波以月息4.24‰的利率贴现。当日下午，中某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具三张票面金额共计为29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三张汇票委托迟某贴现。随后，迟某携汇票赶到浙江宁波。2013年6月7日晚，贺友国指使孙永海与中介“王总”（另案处理）一起按张怡的安排到宁波开元大酒店与迟某见面。“王总”向迟某谎称“因‘姚茜毓’没有时间，明天改由‘姚茜毓’公司的‘老板’贺超代为贴现”，并将孙永海写好贺超手机号码的纸条交给迟某。迟某打电话向张怡核实，得到“贺超系自己老板”的肯定答复。当晚，贺友国、贺超赶至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与“王总”见面，约定以票面金额的9%支付中介费并前期支付30万元的“保证金”，并对次日的分工进行了安排：由贺友国负责向中介支付前期“保证金”，贺超负责与持票人联系签字拿票，并交由王海明贴现，孙永海负责稳住持票人迟某，以防止截留贴现款的目的落空。
2013年6月8日上午7时许，贺友国要求王海明赶往宁波与贺超会面办理承兑汇票贴现事宜，并再次向贺超提出截留贴现款的方案，即扣掉有关费用后截留一半的贴现款用于偿还辽远公司的债务，贺超表示同意。上午9时许，贺超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与持票人迟某见面，向迟某谎称自己是“姚茜毓”的老板，由其代为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办理三张汇票贴现业务。迟某再次电话联系张怡，得到贺超系“姚茜毓”老板的答复。贺超在三张汇票复印件签上“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后从迟某处取得了三张汇票。随后，贺超将三张汇票交给王海明事先联系的专门做票据贴现的中介人庄嗣林，并向迟某称庄嗣林系华夏银行的“庄行长”。当日下午，庄嗣林与王海明、事先联系的票据中介黄怀刚、范泉、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资金部员工陶叶良到中国邮储银行绍兴钱清大钱门支行办理汇票贴现，将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先后背书给运通公司、绍兴县首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南方石化公司，最后以南方石化公司的名义贴现，贴现款2801.4821万元于当日汇入南方石化公司账户。当晚，迟某为拿到贴现款，到舟山市与被告人贺超见面，并执意将贺超留宿在舟山市中元大酒店。
次日上午，南方石化公司扣除陶叶良、范泉、黄怀刚、庄嗣林以及自身的中介费用后将2775.271万元贴现款通过首润公司汇至运通公司账户。贺超为转移贴现款，强行离开中元大酒店。由于按计划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一半贴现款支付给中某公司后不足以偿还辽远公司紧急的债务，贺超在与贺友国商量后将1600万元转至江洲公司账户以掩人耳目，将232万元汇至屠家珲账户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将231万元汇至辽远公司出纳张超玲账户支付张德、张怡等人的中介费，将216万元汇至徐海丰等人账户用于归还债务，在迟某的一再催促下仅将490万元汇至被害人中某公司账户。2013年6月9日、10日，贺友国、贺超再安排张超玲将江洲公司账户1600万元中的1000万元归还辽远公司所欠的其他债务。截至2013年6月10日，贺友国、贺超控制的运通公司账户、江洲公司账户仍有余额600余万元。
2013年6月9日下午，中某公司总经理曹某某担心被骗，遂安排中某公司财务部经理周某赶至浙江宁波与迟某会面，向贺超追索贴现款。2013年6月10日，周某和迟某到宁波市公安机关报案，在报案过程中，迟某电话联系上贺超，贺超答应在舟山见面。见面后，贺超隐瞒了贴现款大部分已被其归还债务的事实，谎称因手续不全致使汇票未完全贴现，并按照贺友国的指示以运通公司名义与中某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当日付款100万元，6月11、12日付款500万元，余款于汇票证明到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付清。当晚，周某、迟某与贺超共同留宿在舟山山海天楼大酒店。次日，贺超强行离开，仅将运通公司，江洲公司账户600余万元余额中的1万元汇给中某公司，将剩余款项仍用于归还其他债务，之后对迟某和中某公司避而不见。在此期间，辽远公司还陆续收到之前卖船所得款项500万元，贺友国、贺超也未归还中某公司，继续用于归还其他债务。
另查明，2013年6月13日，中某公司向湖南省公安机关报案。侦查人员接报案后于2013年6月中旬赶赴浙江舟山，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多次联系贺友国和贺超。贺友国、贺超采取多次变更手机号码、租房藏匿的方式隐瞒行踪，直至2013年7月30日在浙江宁波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3年11月25日，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向中国邮储银行浙江省分行支付2900万元。2013年12月7日，中某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还款2900万元。
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总共贴现2801.4821万元，除支付给陶叶良等人25万余元中介费以及中某公司491万元外，贺友国、贺超将剩余贴现款中的231万元用于支付张德、张怡等人中介费、232万元用于开增值税发票，剩余绝大部分被用于归还贺友国、贺超、贺挺和辽远公司的欠款、利息。
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了屠家珲232.0242万元、庄嗣林7.2万元、黄怀刚4.5141万元、范泉3.1万元、陶叶良2.2万元、李军（南方石化公司副总经理）7.3158万元、朱姗媛（张怡母亲）43万元、鲍开艇3.254万元，并将上述款项发还被害人中某公司。张德退还中某公司70.6719万元。除了归还以及被公安机关追回的款项，中某公司尚有1937.2021万元款项未追回。
司法机关另冻结运通公司银行账户3.8217万元、徐海丰银行账户31.8938万元、陈静波银行账户40.2879万元、吕良红银行账户35.2407万元、汤莲银行账户63.0587万元、冻结贺挺、阮红英共有的房产两套。经查，运通公司上述银行账户资金，系贺友国、贺超诈骗所得款项流入部分。徐海丰上述银行账户资金，系贺友国用诈骗所得款项偿还徐海丰的高利贷借款本金。陈静波上述银行账户资金，系贺友国用诈骗所得款项偿还陈静波的借款。汤莲、吕良红上述银行账户资金，系贺友国在占有贴现款后将卖船所得款项偿还吕良红100万元，之后贺超通过汤莲银行账户再从吕良红处借走65万元；吕良红、汤莲上述两账户的银行卡均被辽远公司管理控制。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1.注册号为4300000000382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中某公司系住所地位于长沙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张某某。
2.辽远公司、运通公司、江洲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证明：辽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贺挺，股东为贺挺、贺友国；2013年5月29日，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贺超变更为陈卫国；江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静波。
3.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沈中派出所和东港派出所的书面材料证明：贺友国、贺超的身份情况。
4.中某公司报案材料及该公司董事长张某某、总经理曹某某、财务部经理周某、财务部副经理许某某的证言证明：贺友国、贺超等人以低贴现率引诱中某公司委托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而骗取资金的情况。2013年6月7日，中某公司联系中介迟某欲贴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迟某答复可在宁波以月息4.24‰的利率贴现。当日下午，许某某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具三张票面金额共计为2900万元的汇票，并将三张汇票委托迟某贴现。迟某拿到三张汇票后出具收条，去宁波贴现。当晚迟某到宁波，之前联系好的下家“姚茜毓”并未与之见面，而是安排所谓同事与迟某见面看票。6月8日上午9时许，迟某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仍未见到“姚茜毓”，而是见到贺超等人来办理贴现事宜。贺超在三张汇票复印件签上“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后，从迟某处取得三张汇票，一名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人将汇票拿走，且以内部操作为由不让迟某跟随，之后贺超也以有事为由离开银行。当日上午，贺超电话联系迟某称贴现银行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发查询函，催促天心支行回复。迟某即联系许某某催促天心支行，天心支行答复未收到。迟某得知后告知贺超，后天心支行答复收到查询函并进行回复。迟某即催促贺超贴现打款给中某公司，贺超以正在排队、一张票证有问题、临近下班银行系统关闭等理由拖延。迟某要求与贺超见面，并在当晚到舟山后执意将贺超留宿在舟山市中元大酒店。6月9日上午，贺超借口离开中元大酒店，之后电话联系迟某称因一张票证有问题而款打不出来，迟某即与许某某联系将证明传真过去，贺超称收到证明可打款。当日下午，在迟某一再催促下，中某公司收到运通公司打款490万元。中某公司担心被骗，于当日下午安排财务部经理周某赶至宁波与迟某会面，向贺超追索贴现款。6月10日，贺超答应在舟山见面。见面后，贺超称因手续不全致使汇票未完全贴现，随后以运通公司名义与中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协议签订当日付款100万元，6月11、12日付款500万元，余款于汇票证明到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付清。当晚，周某、迟某与贺超共同留宿在舟山山海天楼大酒店。6月11日上午，贺超叫来三四人强行离开。中午时分，运通公司打款1万给中某公司。之后贺超等人对迟某和中某公司避而不见。中某公司后了解，三张汇票已于6月8日14:30-16:00在邮储银行绍兴分行全部贴现完毕。2013年6月13日，中某公司向湖南省公安厅报案，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于当日立案。
5.证人迟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3月，迟某通过网络，在“湖南承兑汇票精英总群”中认识了一个自称“姚茜毓”的人。2013年6月7日，“姚茜毓”通过微信给迟某报价，以略低于市场的贴现率骗得迟某的信任。同日，中某公司委托迟某贴现三张2900万元的汇票。迟某于6月7日晚到达宁波后，张姓男子、“姚茜毓”、贺超即虚构贺超为“姚茜毓”公司老总，迟某据此将三张汇票交给贺超代为贴现。6月8日，贺超约迟某来到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一楼营业大厅，“姚茜毓”未到现场并继续通过电话告诉迟某贺超系她们公司老总，以骗取迟某信任，并阻止迟某上楼陪同相关人员办理贴现。迟某见银行并未打款，便向贺超询问，贺超以中某公司开具的印章有误为由，要求迟某补办相关手续。迟某见贺超仍未履行打款的约定，便不断催促贺超打款。贺超仍以各种方式拖延并最终避而不见。贺超等人总共支付了491万元给中某公司。2013年7月9日，迟某在公安机关组织的混合辨认中，从10张不同男子免冠照片中辨认出贺超。
6.证人张怡的证言证明：从2013年1月开始，张怡和张德等人开始以运通公司的名义联系汇票业务。张怡每天以“姚茜毓”的名义发布低于市场价格的银行贴现利息率的信息。到2013年4月，张怡化名“姚茜毓”在网上与迟某交流并取得迟某信任。2013年6月7日，张怡以略低于市场的贴现率骗取迟某将三张2900万元的汇票带至宁波委托张怡进行贴现。随后，张怡虚构贺超为其老板的事实，致使迟某于6月8日上午将三张汇票交贺超代为贴现。
7.证人孙永海的证言证明：孙永海于2012年8月到辽远公司工作。辽远公司是贺友国、贺挺、贺超三父子的家族企业，贺友国负责全盘工作，贺挺负责生产经营，贺超负责财务。辽远公司当时欠有巨额债务。2012年10月左右，贺友国向孙永海表示他想通过承兑汇票贴现来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并以江州公司和运通公司的名义来做以规避风险及逃避责任。此后，孙永海多次为贺友国介绍中介，并按照贺友国的要求与中介联系拿票，但均未成功。2013年6月7日晚，孙永海受贺友国指使与中介“王总”等接触以确认承兑汇票真实性。“王总”告诉孙永海到时候不要把贴现成功的消息告诉贴现方，先给贴现方汇50%到60%的款，剩下的钱让辽远公司先用，在六个月内慢慢还给贴现方。孙永海把“王总”的话通过电话告诉了贺友国。随后，孙永海与“王总”等人一起见持票人迟某。“王总”向迟某介绍孙永海为其同事，并对迟某称6月8日由其公司老总贺超代为贴现，后将孙永海提供的贺超手机号码给迟某。6月8日凌晨，贺友国、贺超与孙永海会面，贺友国决定6月8日上午由贺超负责拿票，孙永海稳住持票人以免事情穿帮。6月8日上午，贺超、孙永海受贺友国指使与迟某接触并从其手中拿票。贺超对持票人迟某隐瞒贴现汇票是占有贴现款的真实目的，并虚构贺超是姓“姚”（张怡）的老板及汇票由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负责在该行贴现的事实，以骗取迟某信任并成功拿票。当天晚上，贺超为防止贴现票据的真实目的被识破，多次阻止迟某上楼询问。为防止事情穿帮，孙永海受贺友国、贺超指使稳住迟某，陪迟某聊天、喝茶。2013年6月9日上午，贺友国通知孙永海去中元大酒店陪迟某，以利于贺超脱身去转移贴现款；贺友国通过孙永海将231万元贴现款作为中介费给中介，将20万元作为还款支付张存兵。
8.证人王海明的证言证明：王海明是辽远公司财务部会计。因公司经营困难和购买新船，导致公司资金紧张，贺友国、贺超及辽远公司背负巨额债务。贺友国、贺超通过中介寻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未能实现。2013年6月8日，王海明应贺友国、贺超要求，和庄嗣林一起到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绍兴邮储银行办理三张承兑汇票贴现事宜。王海明到达绍兴邮储银行后，将票据在绍兴邮储银行贴现的事告知贺超、贺友国。因当晚钱未到账，贺友国、贺超打电话告诉她湖南那边的人很着急。6月9日上午，贺超和庄嗣林先后打电话告诉王海明，贴现款2700多万元已经全部打到运通公司账户上。王海明将其中的232万元打到了屠家珲的账户上用于增值税发票。剩余的2500多万元由贺友国、贺超支配，其中1000万元汇至陈静波账户，再由贺超将陈静波银行卡交出纳张超玲，由张超玲按贺友国、贺超的指示进行处理，其中有330万元用于偿还辽运公司在杭州银行的贷款。2013年6月14日，贺超对绍兴票据中介陶叶良等人谎称贴现款是湖南朋友借给他的，之前有借条，贴现款已用；案发后，贺友国、贺超处理辽远12号散货船的船款用于还其它债务，而未归还中某公司。
9.证人庄嗣林、黄怀刚、范泉、陶叶良、李军、周裕文、龚爱娜、沈渭江、金铁瑛、朱斌斌、沈超等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三张承兑汇票最终在邮储银行绍兴钱清大钱门支行办理贴现的经过及结果。2013年7月8日，陶叶良在公安机关组织的辨认中，从10张不同男性的免冠照片中辨认出贺超。
10.证人胡怀民的证言及购销合同等证明：中某公司与保山飞龙公司为长期贸易伙伴，代销飞龙公司矿石。为降低成本，保山飞龙公司委托中某公司办理银行汇票贴现事宜；保山飞龙公司在本案之前与辽远公司、运通公司、江洲公司无任何往来，其不认识贺友国、贺超。
11.华夏银行承兑协议、三张涉案汇票及银行查询书证明：中某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向华夏银行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具三张2900万元的汇票。出票人为中某公司，收款人为保山飞龙公司。6月8日三张汇票已贴现。
12.银行交易明细等资料证明：2013年6月8日，三张汇票先后背书给运通公司、首润公司、浙江鸿翔贸易有限公司、南方石化公司，最终在邮储银行绍兴钱清大钱门支行贴现，贴现款为2801.4821万元，由邮储银行打款到南方石化公司。之后，扣除陶叶良、范泉、黄怀刚、庄嗣林、南方石化公司等人的中介手续费用后有2775.271万元汇至运通公司账户。2775.271万元贴现款汇到运通公司后，贺友国、贺超将其中231万元用于支付中介费，232万元交由王海明用于开增值税发票，491万元还给中某公司，约1600万元用于归还贺友国、贺超、贺挺及辽远公司欠徐海丰、曾杰等人和杭州银行的借款以及利息，约136万元支付给胡雷、邬樵宇、张振忠、孙永海等人，剩余款项被用于支付辽远公司职员工资、船备费用、技工费用等。
13.张怡母亲朱珊媛的证言及其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户名为朱珊媛的中国银行账户于2013年6月13日、6月17日、7月8日分别存入现金18.001万元、2万元、40万元，于2013年6月17日、7月8日各存入现金2万元；上述款项系张怡给朱珊媛的。
14.湖南省鉴真司法鉴定中心对迟某的Iphone5手机中通讯记录所作的电子物证鉴定意见书证明：2013年5月14日，“姚茜毓”通过微信向迟某发送汇票贴现利率信息；6月7、8日，迟某与“姚茜毓”联系三张汇票贴现事宜，姚称6月8日没有时间，由其“老板”贺超代为贴现。
15.证人曾杰、朱军林、张利昌、王幼芬、陈军民、王宏伟、徐海丰、鲍开艇、马海良、王翔宇、陈卫国、龚文建的证言及借据等相关书证证明：上述人员与辽远公司、贺氏家族的欠款、还款情况。
16.还款协议书等证明：2013年6月10日，贺超代表运通公司与中某公司签订协议，协议约定：中某公司应于2013年6月13日之前快件寄给运通公司银行所需证明，以利于运通公司办理贴现，运通公司共欠中某公司2334.1748万元，协议签订当日运通公司付款100万元，6月11、12日付款500万元，余款于汇票证明到后的二个工作日内付清。
17.江洲公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明细账证明：截至2013年6月10日，该账户上的资金余额是600.05万元。
18.辽远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证人张超玲、王海明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18至30日，辽远公司收到卖船款497万元，主要用于偿还个人和银行贷款，而未偿还中某公司。
19.证人曹某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9日，中某公司收到运通公司490万元的贴现款，曹某某感觉情况不对，要求周某找迟某。6月10日，贺超称有一张汇票贴现不了，中某公司与贺超签订还款协议书。6月11日，中某公司仅收到运通公司1万元汇款。
20.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10日下午，贺超称有一张汇票未贴现，已经贴完的二张由于手续不规范，银行扣钱，并称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办理贴现；当晚，贺超代表运通公司与中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之后贺超仅向中某公司汇款1万元。
21.证人贺永凯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底，贺友国通过贺永凯将100多万元的卖船款用于发放辽远公司船员工资以及归还借款。
22.证人曾杰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18日，贺超对其称湖南警方调查他，不能回去，要其帮忙租房，之后曾杰帮贺超在宁波租公寓，期间贺超换了两个手机号码。
23.金融凭证、民事调解书、船舶资料、银行资料、房屋土地登记资料；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有关贺友国、贺超、贺挺以及辽远公司民事案件资料；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对辽远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刑事立案决定书；证人孙永海、王海明、龚文建、徐海丰、朱军林、丁页、李德第、丁安龙、陈卫国的证言证明：贺氏家族及辽远公司在本案案发前已经欠下巨额债务。
24.扣押决定书、发还清单、张德汇款至中某公司的回单证明：案发后的退赃情况。公安机关扣押了屠家珲232.0242万元、庄嗣林7.2万元、黄怀刚4.5141万元、范泉3.1万元、陶叶良2.2万元、李军7.3158万元、朱珊媛43万元、鲍开艇3.254万元（共计302.6081万元），并将上述款项发还中某公司；张德银行账户上的70.6719万元，已退还中某公司。
25.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等资料证明：本案的冻结财产具体情况。
26.证人徐海丰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徐海丰共借给贺友国、贺挺405万元；2013年6月9日，贺友国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其借款本金150万元。
27.证人陈静波的证言及借条证明：江洲公司、运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贺超。案发前，贺超借陈静波的身份证在民泰银行开户。2013年6月8日左右，贺超要陈静波帮忙汇款，陈静波赶到民泰银行。贺友国之前欠陈静波220万元，其讨要多次未还。陈静波了解到本次汇款的卡系用其身份证办理的，余额有900万元左右。其不知道这钱是从哪来的，怕今后出事，于是阻止张超玲汇钱。最后，陈静波与贺超协商将150万元作为归还的借款留在陈静波账户中。
28.证人张超玲的证言证明：2013年6月9日，贺超将陈静波的民泰银行卡交张超玲，之后张超玲在民泰银行按贺友国、贺超的要求将陈静波账户资金汇出。在汇款过程中，贺友国、贺超、陈静波都到银行，最终在陈静波账户中留下150万元作为还款。张超玲在辽远公司管理过一些银行卡，除了吕良红在普陀农村合作银行账上有35万元，汤莲在普陀农村合作银行账上有62万多元，其余账户基本没钱。2013年端午节后，张超玲按贺超的要求陪汤莲的母亲吕良红以她的名义分别到杭州银行普陀支行、普陀农村合作银行东港支行各开立一张银行卡；6月18日，其按贺超的要求从公司在普陀农村合作银行东港支行的账户上转100万元到吕良红在该行的账户上，当天再从吕良红的银行账户转出65万元到汤莲在该行的账户上。
29.证人汤莲的证言及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2012年，汤莲的母亲吕良红借给贺友国100万元；2013年6月13日，贺超还款100万元给吕良红。汤莲与贺超夫妻感情一直很好，贺超因高利贷怕影响汤莲与其离婚，将家里三套房产、两台汽车转移给汤莲。6月18日，贺超又从吕良红处借走65万元，当时贺超安排张超玲带汤莲和吕良红一同到普陀农村合作银行东港支行并办理银行卡，65万元系从吕良红账上转到汤莲账上。因需要汤莲名下房产作抵押，贺超与汤莲复婚。汤莲和吕良红所办银行卡及转钱的事均由贺超安排，办完转账事宜后，汤莲和吕良红的银行卡均被张超玲拿走。离婚协议书显示，2013年5月27日，贺超与汤莲协议离婚，贺超与汤莲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3套房产、2辆汽车均归汤莲所有；2013年6月18日，贺超与汤莲复婚。
30.上诉人贺友国的供述和辩解。
31.上诉人贺超的供述和辩解。
本院认为，上诉人贺友国、贺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贺友国、贺超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有1937.2021万元尚未追回。在共同犯罪中，贺友国、贺超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上诉人贺友国、贺超上诉及贺友国的辩护人为贺友国辩护均提出：本案存在管辖错误。经查，本案中，持票人迟某被票据中介张怡通过微信等方式以低贴现率作为诱饵骗到浙江省宁波市委托本案上诉人进行票据承兑，而用于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系中某公司在长沙申请开具。因此，湖南省长沙市是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湖南省公安机关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以（2014）刑立他字第41—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对被告人贺友国、贺超诈骗一案进行审判。因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成立。
上诉人贺友国、贺超上诉及贺友国的辩护人为贺友国辩护提出：本案定性错误，上诉人不构成诈骗罪，应当构成侵占罪。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贺友国、贺超为缓解资金压力，欲利用替他人贴现得来的资金偿还所欠巨额债务，遂伙同其他涉案人员以低贴现率作为诱饵，向持票人迟某及中某公司谎称贺超系“姚茜毓”的老板，由运通公司代为在华夏银行宁波江东支行贴现，从而使持票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委托贺超贴现。贴现成功后，贺友国、贺超及将大部分贴现款转移并用于归还所欠债务等。在被害人追索贴现款的过程中，贺友国又指使贺超与中某公司签订协议，隐瞒汇票已被实际贴现、且贴现款大部分已归还债务的事实，谎称因手续不全致使汇票未完全贴现。现有证据还证明，贺友国、贺超并未将其控制的账户中的部分贴现款归还中某公司，也未将此后卖船所得款归还中某公司，而是用于继续偿还自身债务。上诉人的上述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中某公司及持票人有要求贺友国、贺超代为保管贴现款的意思表示，因而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贺友国、贺超关于在获得贴现款后，可以先使用一半贴现款的辩解没有法律依据。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成立。
上诉人贺友国及其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贺友国系初犯，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应当予以从轻处罚。经查，贺友国归案后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其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上诉人贺超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贺超是运通海运公司、江洲物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经查，虽然案发时，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不是贺超，但现有证据证明，江洲公司、运通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税务执照、税务登记证、行政印章和财务印章均由贺超保管。且在本案中，贺超事实上利用了运通公司及江洲公司转移了其非法占有的中某公司贴现款。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贺超确系运通公司及江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贺超上诉及其辩护人为其辩护提出：贺超在本案中属于从犯，原审认定其为主犯并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属于量刑畸重，应予以改判。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贺友国系犯意的产生者，负责策划、指挥了全部犯罪，贺超系犯意的执行者，负责具体骗取三张汇票并予以贴现，参与实施了贴现款的转移过程，并出面签订补充协议。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虽然贺超系贺友国之子，但贺超系年满十八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其参与犯罪亦非受他人胁迫，且与其他涉案人员不同，贺友国与贺超均实际占有并使用了贴现款，故不应认定其为从犯。本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大部分赃款未能追回，一审判决依法对贺超适用无期徒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故对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贺挺的妻子阮红英对被公安机关冻结的位于昆山市花桥镇和丰路158号家速度公馆1908号和1931号房产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财产不是涉案财物，不应当被冻结。经查，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贺友国、贺超将诈骗得来的赃款用于归还了辽远公司债务及贺友国、贺超、贺挺个人所欠债务。且贺挺目前系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故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冻结贺挺的两处房产。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房产由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军
代理审判员 陈健
代理审判员 刘芎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叶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