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勇建，男，汉族，住广东省揭东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115。
委托代理人：邹俊亮，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家声，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仪征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元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福伟，江苏证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勇建因与被上诉人元利瑞德资产监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元利瑞德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勇建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12月12日，余勇建向案外人东莞市力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力源公司）出借了2000000元，同日，余勇建与力源公司签订《质押合同》，约定力源公司提供350吨不锈钢管及钢带给余勇建作借款质押，该质押物评估价为3500000元；为保障余勇建2000000元的债权能实现，确保《质押合同》的履行，同日，余勇建与元利瑞德公司及力源公司共同签订了《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以下简称为监管协议），约定余勇建与力源公司共同委托元利瑞德公司作为质押动产的监管人，在余勇建的主债权存续期间对力源公司的质押行为进行监管，并对质押物进行日常监管和占有保管，协议第六条第4款约定“在监管期间内，如发生质押物丢失、错发、短缺等情况而造成余勇建的损失，余勇建有权要求过错方进行赔偿”；第八条第7款约定“若因元利瑞德公司过错导致其所监管的质押物毁损、灭失、变更、短少、受污染等影响甲方质押权实现的，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十一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应当向守约方支付20%的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依据《监管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元利瑞德公司应当在《质押物清单》签发之日即2011年12月12日起开始对质押物进行日常监管和占有保管，并履行协议项下的监管义务，直至《质押合同》所担保主债权清偿之日止。然而，自协议签订后，元利瑞德公司从未履行协议项下的监管义务，没有按监管协议第八条第4款约定，严格按协议要求控制质押物；没有按监管协议第八条第2款约定，监管期间建立质押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押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单数目、检查包装和标示；没有按监管协议第八条第6款约定，负责对质押物每天盘点检查，按旬向余勇建出具书面报告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同时，依据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3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查实“力源公司厂内大量贵重的不锈钢钢管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由此进一步证实元利瑞德公司并没有履行监管义务，始终对价值3500000元的质押物置之不理，任由其灭失。现因元利瑞德公司对质押物监管不利，导致价值3500000元的质押物全部灭失，因元利瑞德公司没有履行《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质押物进行查封、拍卖时，余勇建一直懵然不知，令余勇建不能从质押物中优先受偿，使得余勇建的2000000元债权至今仍无法实现。依据《监管协议》第六条第4款、第八条第7款、第十一条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元利瑞德公司应当赔偿余勇建2000000元的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余勇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监管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三方同意按《质押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解决”，即向余勇建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元利瑞德公司赔偿余勇建损失2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元利瑞德公司负担。
余勇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质押合同》、《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及其附件、收据、民事裁定书、执行款分配表、执行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录音资料、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质押物清单明细。
元利瑞德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1.《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是李大才未经元利瑞德公司授权情况下，私自与余勇建和力源公司所签订的，这是其个人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同时，余勇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李大才并未取得授权，因此余勇建存在过错，并非善意。2.余勇建所称的质押物并没有转移占有，仍然存在于力源公司的厂房内，因此质押并未完成，尚未生效。3.部分货物是力源公司诈骗所得的赃物，因此力源公司将该部分货物质押，质押无效。4.本案中力源公司向余勇建借款2000000元，次日逃匿，再结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力源公司涉嫌诈骗的相关事实，也可以认定力源公司向本案余勇建借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认定为诈骗，故质押无效。5.根据《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的约定，监管人存在监管责任，是附条件的，而本案中相关条件并未成立，因此监管人不存在监管责任。6.余勇建所称的质押物是被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在立案中查封后被拍卖，同时也有部分由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区分局作为赃物进行追赃，并未灭失。7.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执行局在以力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系列执行案件中，并没有认定余勇建对力源公司的债权属于优先债权，而是为一般债权，证明余勇建的质权不成立。综上所述，元利瑞德公司认为元利瑞德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元利瑞德公司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授权委托书、立案决定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查封财产清单、委托拍卖函、拍卖成交确认书、执行裁定书、执行款分配表、谈话笔录、民事起诉状。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2日，力源公司与余勇建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被担保的债权为借款合同项下（力源公司向余勇建借款）短期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即从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12年2月12日止（第一条）；质物为不锈钢管、不锈钢带，数量为350吨，质量为优质（以下简称案涉质押物）；质物评估价值为3500000元（第二条）；力源公司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日内，向余勇建移交案涉质押物、保险单及其权属证书原件（第五条第一款）。
同日，力源公司、余勇建、元利瑞德公司三方共同签订《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约定：为确保《质押合同》的履行，力源公司与余勇建委托元利瑞德公司作为力源公司质押动产的监管人，在余勇建主债权存续期间对力源公司的质押行为和质押财产（详见三方签字确认的《质押物清单》）实施监管和保管（第一条）；元利瑞德公司作为力源公司质押行为和质押物的监管人，对质押物进行日常监管和占有保管（第二条第1款）；质押的监管期限自本协议项下《质押物清单》签发之日起至《质押合同》所担保主债权清偿之日止（第四条第1款）；质押物存放于力源公司仓库内（第四条第2款）；质押监管费用由力源公司承担，费用以融资金额为依据，按元利瑞德公司费率标准计算（费率标准为月3‰）（第五条第1款）；费用自《质押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费用的支付方式等具体内容以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另行签订的《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为准（第五条第2款）；在监管期间内，如发生质押物丢失、错发、短缺等情况而造成余勇建的损失，余勇建有权要求过错方进行赔偿（第六条第4款）；力源公司应为元利瑞德公司专门监管区域的设定提供一切便利（第七条第4款）；元利瑞德公司应设定专门的监管区域并经余勇建认可，严格按协议要求控制质押物，现场监管人员如有变动，应及时将变动后的人员名单报送余勇建及力源公司（第八条第1款）；若因元利瑞德公司过错导致其所监管的质押物毁损、灭失、变更、短少、受污染等影响余勇建质押权实现的，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八条第7款）；力源公司将质押物存放至设定的监管区域，元利瑞德公司对质押物名称、规格、数量、品质等进行核实后，制作《质押物清单》，并由三方签章确认；力源公司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妥质押物登记手续，元利瑞德公司对此进行监管（第九条第1款）；力源公司未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妥质押登记手续或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未落实《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元利瑞德公司不承担本协议规定的监管责任（第十条第3款）；监管期间，如出现质押人违反本协议不配合监管、或对押品强行出库、或拒不支付监管费等情况时，监管费在将《风险提示函》送达质押权人后的五个工作日内，质押权人应提前行使质押权，否则，监管方可单方面退出现场监管，并不承担因此而导致的任何责任（第十条第4款）。《质押物清单》作为前述《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的附件1，显示：质押物名称为不锈钢管、不锈钢带，规格为全系列，等级为合格，保质期为12个月，单价为10000元／吨，数量为350吨，总价值为3500000元，存放地点为力源公司仓库。该《质押物清单》由余勇建签名、力源公司加盖公章、元利瑞德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确认。《监管授权书》作为前述《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的附件2，显示：为履行《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元利瑞德公司特指派李大才担任质押物监管员，负责该企业的质押物监管。该《监管授权书》由元利瑞德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确认。《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签订后，李大才收取了余勇建支付的监管费12000元，并向余勇建出具收据一张。
2011年12月16日，案外人陈杰良因与力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力源公司价值600000元的财产。原审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依法查封了力源公司价值600000元的财产（查封财产清单显示查封的财产包括不锈钢管一批、不锈钢钢底一批以及其他机器设备、车辆及辅料等）。2012年8月21日，因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办案需要，原审法院从前述查封财产中提取120件不锈钢板（价值216185.40元）移交给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前述其余查封财产经依法拍卖后取得拍卖价款779080元（包括不锈钢管一批、不锈钢钢底一批等）。
2014年7月10日，余勇建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2014年7月28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显示：我局是动产抵押登记的管理部门，您提及的有关动产质押登记的事项不属于我局的职能范围。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元利瑞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调取（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300号、（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442号、（2012）东三法执字第5110号卷宗中关于案涉质押物被查封、拍卖、执行、追赃的相关材料。
原审庭审中，双方一致主张《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涉及的合同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元利瑞德公司主张：（1）《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是元利瑞德公司员工李大才在未经元利瑞德公司审批的情况下私自对外签订，该协议对元利瑞德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2）元利瑞德公司并未在力源公司内设立监管区域，亦未对质押物进行日常的监管和占有保管，质押物并未完成交付。余勇建主张，元利瑞德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监管物（即案涉质押物）遗失，并进而导致余勇建无法享受质押权，造成余勇建巨大损失，并据此提出本案诉请，要求元利瑞德公司赔偿其损失2000000元。
上述事实，有《质押合同》、《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及其附件、收据、民事裁定书、执行款分配表、执行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立案决定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委托拍卖函、拍卖成交确认书、质证意见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元利瑞德公司于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依法调取原审法院审理案件中关于案涉质押物被查封、拍卖、执行、追赃的相关材料，但元利瑞德公司已提交了立案决定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委托拍卖函、拍卖成交确认书等证据，已证明了案涉质押物被查封、拍卖、执行、追赃等情况，因此，元利瑞德公司的前述调查取证申请，原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
李大才持有元利瑞德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余勇建有理由相信李大才有权代表元利瑞德公司与其签订合同，元利瑞德公司关于李大才未经其审批而与余勇建签订的《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由余勇建、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三方共同签署及盖章，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从《质押合同》、（2013）东三法民一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所涉及的交易内容来看，三方的交易情况为：力源公司向余勇建借款并提供案涉质押物给余勇建作为借款的质押担保，后力源公司与余勇建共同与元利瑞德公司签订《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委托元利瑞德公司对力源公司的质押行为及案涉质押物实施监管和保管。从一般经验法则来讲，在上述交易情况下，力源公司应先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余勇建以便余勇建对案涉质押物进行占有保管，在余勇建对案涉质押物享有占有保管的权利义务后余勇建再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实施监管与保管。由此可见，该《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对于力源公司与余勇建来讲，实为关于质押物交付的相关约定；对于余勇建与元利瑞德公司来讲，实为关于质押物的委托监管与保管的相关约定；且《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一条表述为“为确保《质押合同》的履行，力源公司与余勇建委托元利瑞德公司作为力源公司质押动产的监管人，在余勇建主债权存续期间对力源公司的质押行为和质押财产实施监管和保管（第一条）”；现余勇建系以元利瑞德公司未履行监管义务导致监管物（即案涉质押物）遗失造成其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应为委托合同纠纷。
余勇建作为委托人，委托元利瑞德公司对案涉质押物进行监管与保管，元利瑞德公司对案涉质押物产生监管与保管义务的前提条件为余勇建已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勇建是否已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对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依法认定余勇建未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具体分析如下：（1）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的义务人为余勇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余勇建应负有举证证明其已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的举证责任；（2）余勇建提交的质押物清单明细系手写，且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名确认，元利瑞德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因此，该质押物清单明细，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3）力源公司与余勇建签订的《质押合同》约定“力源公司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日内，向余勇建移交案涉质押物、保险单及其权属证书原件”，由此可见，力源公司与余勇建签订《质押合同》时，力源公司尚未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余勇建；（4）《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约定“力源公司应为元利瑞德公司专门监管区域的设定提供一切便利”，由此可见，《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签订时，专门监管区域并未设定；（5）《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约定“为确保《质押合同》的履行，力源公司与余勇建委托元利瑞德公司作为力源公司质押动产的监管人，在余勇建主债权存续期间对力源公司的质押行为和质押财产（详见三方签字确认的《质押物清单》）实施监管和保管”，由此可见，三方签订《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前《质押物清单》已形成；（6）在《质押合同》签订时案涉质押物尚未交付余勇建、《质押合同》与《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及其《质押物清单》均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质押物清单》先于《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形成、《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签订时用于存放案涉质押物的专门监管区域尚未设定的情况下，前述《质押物清单》仅能证明各方当事人对案涉质押物进行清点以明确案涉质押物的范围，并不足以证明案涉质押物已经交付；（7）余勇建未能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将案涉质押物交付予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及保管，应依法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法认定余勇建未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
余勇建未将案涉质押物交付给元利瑞德公司监管及保管，元利瑞德公司履行监管及保管责任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余勇建要求元利瑞德公司赔偿因其未履行监管及保管责任而造成余勇建损失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余勇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2800元，由余勇建负担。
上诉人余勇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力源公司尚未将案涉质押物交给余勇建，属认定事实错误。《质押合同》并非约定两日后移交案涉质押物，而是约定两日内移交，力源公司在签订《质押合同》时已经将质押物移交给余勇建，符合《质押合同》两日内移交的约定。2.原审法院认定《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签订时，专门监管区域并未设定，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八条第1项的约定，监管区域的设定是元利瑞德公司的义务，力源公司只是提供便利。其次，监管区域已经设定。根据《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九条第1项，力源公司将质押物存放至设定的监管区域。第四条第2项，质押物存放于东莞市常平镇漱新村湖尾工业园力源公司仓库内。第四条第3项，发生监管区域内货物存放地点变化的情况，元利瑞德公司应在相应的《质押物清单》上注明。根据上述约定，设定监管区域本是元利瑞德公司的义务，元利瑞德公司也已经设定了监管区域，该监管区域就是力源公司的仓库，如果发生监管区域的变化，元利瑞德公司应在《质押物清单》上注明，但从始至终，元利瑞德公司并无改变《质押物清单》上的监管区域。3.原审法院以三方签订《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前《质押物清单》已形成为由认定质押物没有交付，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事实的原因在于原审法院以审理货款纠纷的模式审理本案，认为合同应当是先签订，再履行，本案中合同签订时间为12月12日，原审法院认定只有在12月12日之后发生的事才是属于履行合同的事。但在实际交易中，特别是本案监管合同，往往是先行调查了解，设定基础情况，全部条件谈妥后，签订合同后委托人的义务已经全部完成，剩余的事情就是监管方的事情。本案中，《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九条第1项约定，力源公司将质押物存放至设定的监管区域，元利瑞德公司对质押物名称、规格、数量、品质等进行核实后，制作《质押物清单》，并由三方签章确认。《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四条第1项约定，质押的监管期限自《质押物清单》签发之日起至《质押合同》所担保主债权清偿之日止。第六条第1项，余勇建享有质押物的质押权。第七条第6项约定，协议期内，力源公司不得干涉元利瑞德公司的监管工作。第十三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丙三方签章后生效。三方一致确认质押物存放在力源公司仓库，该存放地点为监管区域，三方一致确认监管期限为《质押物清单》签发之日起，即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方一致确认，余勇建已经享有质押权，三方一致确认，自签订本协议起力源公司不得干涉元利瑞德公司的监管工作。由此可见，力源公司已经丧失对质押物的占有权，三方通过约定占有的方式将质押物移交元利瑞德公司占有监管。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质押物没有交付不合理。二、元利瑞德公司应当向余勇建赔偿200万元。1.元利瑞德公司应当在《质押物清单》签发之日即2011年12月12日起开始对质押物进行日常监管和占有保管，并履行协议项下的监管义务，直至《质押合同》所担保主债权清偿之日止。根据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3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查实“力源公司厂内大量贵重的不锈钢钢管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因元利瑞德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导致余勇建无法行使质押权，给余勇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2.根据东莞市东企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法院拍卖的案涉质押物不过几十吨，多达三百吨的不锈钢丢失，应承担不锈钢丢失的过错赔偿责任。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元利瑞德公司赔偿余勇建损失2000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元利瑞德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元利瑞德公司向本院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质押物未交付是正确的，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及监管协议的约定，都可以证明质押物清单在本案中并不能成为质押物已实际交付的证据。2.本案中，余勇建对于案涉质押物并不享有质权，即使不锈钢钢材没有灭失，其被拍卖、变卖的款项也将由力源公司的债权人按比例受偿。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元利瑞德公司提交的证据，力源公司已资不抵债。余勇建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中，对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委托拍卖的款项进行分配余勇建并没有提出异议。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锈钢钢材也没有灭失，其中部分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作为赃物收缴，还有部分被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委托拍卖，所以不存在余勇建所说的灭失。4.三方对监管责任的承担作了特别约定，即力源公司在签订监管协议后，没有向工商部门办理质押登记，及没有签订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那么监管公司不存在监管责任，而本案中，力源公司既没有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质押登记，也没有与元利瑞德公司签订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三方约定的条件均未成就，因此，元利瑞德公司无需承担监管责任，至于原审中余勇建提交2014年7月份工商局的答复，称质押登记并非工商局的职能，元利瑞德公司认为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力源公司有无履行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的义务，与能不能完成登记是两个概念，如果力源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质押登记，但由于工商部门不能登记，力源公司也是履行了合同，但本案中力源公司并没有向工商部门申请。根据元利瑞德公司提供的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在2011年12月13日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龙，将力源公司的存款全部提取，并逃匿江西，12月13日是本案余勇建向肖龙汇款之日，实际上肖龙是骗取余勇建的借款，肖龙在取得余勇建的款项后逃逸。5.本案中，肖龙涉嫌刑事犯罪向余勇建质押的不锈钢带来源于诈骗佛山公司所得，因此，以赃物用于出质，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三方在签订监管协议后并未将案涉不锈钢管等进行转移占有，该质押并未生效。6.元利瑞德公司认为余勇建在与李大才签订监管协议过程中存在过失，其没有履行基本的核实义务，原审中余勇建提交了一份收款收据，载明余勇建向李大才支付了12000元的保管费，只有李大才的签名，没有加盖元利瑞德公司的任何印章，余勇建应当有理由怀疑李大才没有公司授权，余勇建并非善意。该收款收据也与常理不符，监管协议约定监管费由力源公司支付，而余勇建提交的收据声称是余勇建支付，与常理不符，余勇建可能存在为了诉讼需要单方制造了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中李大才的签名是否真实，也不能确定。综上，请求驳回余勇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余勇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余勇建要求元利瑞德公司赔偿损失的理由能否成立。
案涉《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是由余勇建、力源公司、元利瑞德公司三方共同签字并盖章，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九条第1点约定，力源公司将质押物存放至设定的监管区域，元利瑞德公司对质押物名称、规格、数量、品质等进行核实后，制作《质押物清单》，并由三方签章确认。力源公司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妥质押登记手续，元利瑞德公司对此进行监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的签订当天就形成经三方盖章确认的质押物清单，质押物清单详细列明质押物名称、规格、登记、保质期、单价、数量、总价值及存放地点等，依照上述协议约定，质押物清单是在力源公司将质押物存放至设定的监管区域，并经三方共同清点核实之后才形成，原审对此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元利瑞德公司是否承担监管责任，《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第十条第3点有特别约定，即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监管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力源公司要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妥质押登记手续、以及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落实《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否则元利瑞德公司不承担监管责任。首先，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力源公司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相关登记申请，其次，亦无证据反映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就监管费用支付方式等具体内容另行签订《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而余勇建提交的收据仅反映余勇建向李大才支付12000元的监管费用，但并没有经过元利瑞德公司的书面确认，且交费主体与《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由力源公司承担监管费用的约定不符，故仅凭该收据不足以证实力源公司与元利瑞德公司落实《监管费支付补充协议》。因此，依照前述特别约定，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监管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案涉《质押物监管（保管）协议》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但2011年12月16日案涉不锈钢钢材就因另案被原审法院依法查封并拍卖，在元利瑞德公司承担监管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元利瑞德公司对此不存在违约或过错。余勇建上诉要求元利瑞德公司赔偿因其未履行监管责任而造成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勇建的上诉部分事实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但余勇建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余勇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谢翠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