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22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1，男，195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6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某2，女，198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军强，浙江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6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步光，诸暨市枫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3，男，199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审第三人：汤某4，女，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审第三人：汤某5，女，195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第三人：汤某6，女，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汤某1、李某、汤某2因与被上诉人赵某、汤某3、原审第三人汤某4、汤某5、汤某6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汤某1、李某、汤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诉争房屋是汤秉琅于1988年以全体家庭成员六人名义审批，国土部门的审查批准手续应具有合法的物权公示效力，原审法院不应该更不允许以主观推论来推翻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和生效的（2015）绍越行初字第129号行政判决书的严肃性。2、上诉人汤某1和汤云樵自1984年订立分家协议分家单过，但汤秉琅和李玉英夫妇分家析产时并无固定居所。1988年汤秉琅以全体家庭成员的名义审批建房理由正当充分，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言为审批方便的说法，且当时被上诉人赵某还未嫁给汤云樵，不可能知悉当时审批建房的实际情况。3、诉争房屋在建造过程中都是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出资、出力。但因家庭贫困房屋是分批建造，并非是汤某1、汤云樵自行建造。房屋建成时汤秉琅夫妇还健在，家庭也从未对诉争房屋进行过分家析产。4、诉争房屋建造过程中，三原审第三人均无偿提供资金或出人出力，给与了各种帮助。但这些均是基于亲情对父亲汤秉琅整个家庭的赠与行为，而不是对汤云樵一人的赠与行为。二、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原审开庭前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任何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所有的证据都是当庭提交，明显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界限，导致上诉人无法针对被上诉人的抗辩证据向法庭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变相剥夺了上诉人对事实据理辩驳的权利。三、上诉人以强有力的书面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原审判决却大量使用“一般而言不必要也不可能”、“理由具有合理性”等哲理性词汇，实在是本末倒置，舍近求远。更费解的是，所谓的证人都与被上诉人或汤云樵存在特殊利害关系，其证明力本来就弱，更何况还是一种推论性的证言，不能推翻上诉人的主张。
被上诉人赵某、汤某3辩称：一、建设用地登记确立的是一种推定原则。（2015）绍越行初字第129号判决书也仅是因为与原登记重复而撤销。上诉人汤某1与被上诉人赵某丈夫汤云樵于1984年在父母汤秉琅、李玉英主持下进行分家析产，无必要再就分家后产生的各自每笔财产另作约定，也不存在各自建造房屋又共同出资出力的关系。三原审第三人对建房时的赠与行为在原审中明确认可是赠与给汤云樵建房时所需。二、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前已提交分家协议书与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上诉人也已当庭质证，并未提出程序违法等异议。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潘忆南等人的借款建房书证等未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汤某4、汤某5、汤某6均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汤某1、李某、汤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坐落于诸暨市枫桥镇勤农村应中房坐北朝南三间二层楼房（使用权面积105㎡），西侧和中间两间二层归原告所有，东侧一间按原、被告分割所占份额，靠北面里半间二层归原告所有。（暂估人民币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村民汤秉琅、李玉英夫妇共育有二子三女，分别为汤某4、汤某5、汤某1、汤云樵、汤某6。1984年，由父母汤秉琅、李玉英主持，汤某1和汤云樵分家单过，并订立分家协议。汤秉琅于1988年向相关部门申请用于新建房屋的宅基地105平方米，并将汤秉琅、李玉英、汤某1、汤云樵、李某、汤某2列为作为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国土部门予以批准。嗣后，汤云樵在该宅基地东面建造二层楼房两间，房屋建成后，汤云樵与赵某成婚，婚后生育儿子汤某3。数年后，汤某1一家在西面相邻处也建造楼房一间并对西侧的草屋进行了翻建。之后，汤秉琅、李玉英先后过世，汤云樵也在之后去世。现原告汤某1等与被告赵某、汤某3因前述三间二层楼房的权属发生争议，诉讼来院要求予以确权分割。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一般农村习俗，经父母亲友主持订立分家协议后，根据协议原家庭成员分家单过，各人或各自家庭分别创造的财富就应归各自所有，无需另行约定。本案诉争房屋虽系汤秉琅等家庭成员共同提出审批，但由汤某1、汤云樵两兄弟分别建造，建成后长期由两家人各自居住和使用，现三原告以本案诉争房屋建造于分家之后故对房屋份额未作约定为由要求对该房屋按共同共有予以分割，既不符合房屋长期使用管理的现状，也有违于本地习俗，更没有法律依据，故该院对三原告和第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并根据房屋实际建造使用情况及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确认本案诉争房屋之东首两间归被告赵某、汤某3所有，西侧一间归原告汤某1、李某、汤某2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坐落于诸暨市枫桥镇应中房的三间二层楼房（批文号：诸土【1988】02962号，审批用地面积105平方米）之西侧一间归原告汤某1、李某、汤某2所有；东面两间归被告赵某、汤某3所有；二、驳回原告汤某1、李某、汤某2、第三人汤某4、汤某5、汤某6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实际预缴受理费2300元），依法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汤某1、李某、汤某2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汤某1、李某、汤某2提交以下证据：冯吉生、杨招法、魏仲行、陈汉田、陈福龙、陈光的书面证明以及冯吉生、杨招法、魏仲行的证人证言，要求证明讼争的三间两层楼房系汤秉琅等六人所有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赵某质证认为，六人的书面证明均系伪造，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汤某3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汤某4、汤某5、汤某6均无异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陈汉田、陈福龙、陈光的书面证明，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冯吉生、杨招法、魏仲行的书面证明与证人证言，关于建房时间的证言不一致，关于讼争房屋有无分过的证言均为证人自己的推断，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亦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赵某、汤某3，原审第三人汤某4、汤某5、汤某6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汤秉琅于1988年向相关部门申请用于新建房屋的宅基地105平方米，并将汤秉琅、李玉英、汤某1、汤云樵、李某、汤某2列为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国土部门予以批准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建造在上述宅基地上的讼争房屋的共有状态如何确定。三上诉人主张讼争房屋系家庭共同共有，两被上诉人则主张按份共有，且份额明确。经审查，汤秉琅、李玉英于1984年主持分家形成分家协议一份，该分家协议约定，汤某1与汤云樵“兄弟俩各自执业”，并对父母赡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进行了约定。此后，汤某1与汤云樵就分家单过，他们两人或各自家庭分别创造的财富归各自所有，双方财产独立，无须就分家后的每笔财产另作约定。当然上述分家协议形成于1984年，不可能对1988年审批的宅基地使用权及之后建造的讼争房屋进行约定与分割，至于为何在兄弟分家后又以汤秉琅等六人名义审批宅基地使用权，根据民事审判高度盖然性原则，结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审批的状况，本院认为，两被上诉人提出的系为审批方便的理由更具合理性。宅基地使用权获批后，汤云樵先建造了讼争房屋中东面的两间二层楼房，数年后，汤某1一家建造了西面楼房。汤云樵建房时，因年纪尚轻又未成家，作为父母的汤秉琅、李玉英，作为同胞手足的汤某1、汤某4、汤某5、汤某6等人基于亲情在财力和人力上给予了各种帮助，但并无证据表明上述帮助系基于共同共有而对讼争房屋东面两间二层楼房建造的出资，且东面的两间二层楼房建成后，一直由汤云樵家庭支配使用至今，现三上诉人以讼争房屋建造于分家之后故对房屋份额未作约定为由要求按照共同共有予以分割于法无据，亦不符合房屋长期使用管理的现状，原审法院据此对三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三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另经审查，原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以及用语不当的情形，故本院对三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汤某1、李某、汤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汤某1、李某、汤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伯军
代理审判员 徐燕飞
代理审判员 叶利翔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