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监三再字第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襄阳金利拍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保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边国雄，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襄阳市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新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春雷，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国安。
委托代理人：边国雄，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石保权。
委托代理人：边国雄，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襄阳金利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公司）与襄阳市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居公司）、胡国安、石保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7日作出（2012）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金利公司、康居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金利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7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金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边国雄，被申请人康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春雷，二审被上诉人胡国安，二审被上诉人石保权的委托代理人边国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居公司起诉称：2008年3月17日，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订立《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约定康居公司委托金利公司购买湖北省原襄樊市高新区一宗土地，合同订立后，康居公司向金利公司支付480万元（人民币，下同）。因种种原因，康居公司的委托事项并未完成，康居公司多次向金利公司要求返还款项，但金利公司以种种理由推诿和拒付，迫于追款的风险考虑，2009年12月18日，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订立《终止协议书》，约定金利公司负责协调退还480万元购地保证金，若未支付，金利公司在2010年11月30日前退还康居公司390万元。但至目前为止，金利公司未退还任何款项。事后，康居公司了解到，金利公司在委托土地购买过程中，同时接受该宗土地使用权人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的委托进行转让，而该宗土地存在重大瑕疵，该宗土地转让的合法性存在质疑。金利公司作为专业拍卖公司，同时接受双方的委托进行土地转让，更是损害各方利益和市场秩序。金利公司在土地未成交的情况下，长期非法占有康居公司的巨额款项，损害了康居公司的利益。胡国安、石保权利用其股东和实际控制金利公司的地位，损害了作为债权人的康居公司的利益，应对金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法院判令金利公司、胡国安、石保权连带向康居公司返还480万元，赔偿损失（以480万元本金计算，从2008年3月17日至返还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2年7月24日，康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请求撤销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于2008年3月17日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和2009年12月18日订立的《终止协议书》。
金利公司、胡国安、石保权答辩称：（一）关于退还480万元问题。双方在终止协议中约定退还390万元而非480万元，且金利公司已退还了30万元。同时康居公司请求胡国安与石保权承担连带偿还360万元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胡国安、石保权没有占有此款，而是为了康居公司的目的使用此款。（二）胡国安与石保权是金利公司的股东，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法性问题。土地性质康居公司是清楚的，双方已进行了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金利公司接受双方委托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康居公司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康居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8年3月17日，康居公司（甲方）与金利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购买位于襄樊市高新区富康大道和奔驰路交叉处连山风景区西北角的一宗土地。一、上述土地的土地用途现为商业用地，乙方负责将其变更为商住用地且容积率为1.5以上后，甲方以每亩5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委托乙方购买，若每亩土地购买价低于51万元，其差价款由乙方所有；若每亩土地购买价高于51万元，则高出部分由乙方补足。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人民币100万元（税后）作为手续费、劳务费。三、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交纳人民币500万元作为保证金，此款转账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开具收款收据。四、在本协议签订6至9个月内，乙方将土地的商业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住用地性质，并直接过户到甲方名下。同时乙方还负责到规划局直接把该土地的商住规划办理到甲方名下，办理过程中的正常费用由甲方承担。五、乙方完成本协议第四条后，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付清余下的土地转让款，乙方提供全部款项的正式发票。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土地变性、过户手续不能顺利进行，则乙方不承担责任。……。七、甲乙双方应积极履行本协议，若甲方违约，则乙方不退还甲方已付的保证金和劳务费，若乙方违约，除退还甲方已交的600万元外，另赔偿甲方人民币100万元。……”。2008年3月18日，昌盛公司（甲方）与金利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委托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将位于襄樊市高新区富康大道奔驰路的土地证号为：襄樊国用（2005）第3522020**号，面积约为67.75亩的土地使用权委托乙方转让。一、甲方委托乙方转让该宗地，乙方可通过拍卖或协议转让该土地，签订成交协议。二、上述土地的土地用途现为商业用地，甲方负责将其变更为商住用地且容积率为1.7-3.0，甲方在协议签订的五个月内将该宗地的商业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住用地，甲方协助乙方把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办理到购买方名下，办证税费由购买方单位负担，办理过户时，购买单位应予以配合。三、甲方以每亩47万元的底价委托乙方转让，每亩土地转让价格低于47万元的，差价价款由乙方补足；每亩土地转让价格高于47万元的，差价价款由乙方所得。四、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15日内，由乙方向甲方交纳540万元保证金，转账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开具收款收据。五、若甲方在五个月的期限内不能将该宗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用途变更为商住用地，甲方应退还540万元保证金，并赔付违约金540万元……。七、甲乙双方委托转让土地使用权相应手续完成后，甲方应支付50万元手续费，乙方从成交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款项中扣出……”。后康居公司分别于2008年3月28日、4月3日、4月23日三次向金利公司转款共计480万元，金利公司出具了480万元的收款收据。2008年4月23日，金利公司向昌盛公司支付保证金500万元。2009年3月13日，康居公司（甲方）与金利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根据甲、乙双方于2008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因各种原因未能履行，现就甲方委托乙方购买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富康大道与奔驰路交叉口的67.75亩土地一事达成补充协议：一、根据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要求，乙方委托甲方将上述67.75亩的商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甲方表示协助积极办理。在办理该商业土地变更为商住土地过程中的各种规费由乙方代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先行承担，各种办公经费由乙方一次性给付甲方五万元整（甲方办理完毕后乙方三日内给付，如甲方不能办理或不能及时办理该土地变性，则办理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甲方自行承担）。二、甲方、乙方共同向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的购地保证金540万元（甲方480万元，乙方60万元），因不能履行原《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甲方特委托乙方向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商抵款……。六、甲方在办理完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商业土地变更为商住土地后，此补充协议开始实施，原2008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终止；若甲方不能办理或不能及时办理（2009年5月底前）该土地的商住变更手续，此补充协议无效，甲乙双方仍按2008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执行”。昌盛公司分别于2009年2月20日、2009年5月20日向湖北省原襄樊市规划局和襄樊市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请求将上述土地使用权性质由商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2009年6月23日，该规划局以襄规划（2009）80号文件，维持该宗土地商业用地性质。现该宗土地仍在昌盛公司名下。2009年12月18日，康居公司（甲方）与金利公司（乙方）签订一份《终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曾于2008年3月17日就委托乙方购买位于高新区富康大道的土地一事订立合同，现因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双方平等协商，就终止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不再履行2008年3月17日就委托乙方购买位于高新区富康大道的土地一事订立的合同。二、甲方赔偿乙方90万元劳务费，乙方负责协调找昌盛公司退还甲方交纳的480万元购地保证金。如昌盛公司在2010年3月31日前支付该款项，则乙方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若未支付，乙方在2010年11月30日前退还甲方该款项。（扣除90万元劳务赔偿后，只退还390万元）。三、甲乙双方均不向对方主张以前相关协议的违约责任，也不要求对方赔偿损失，以前签订的有关该土地的协议自动终止。四、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另查明，昌盛公司分别于2010年7月5日、2010年8月13日向金利公司转款共计600万元，金利公司向昌盛公司出具了三张收款收据，其中二张收款收据金额合计500万元，注明为收到昌盛公司退款，剩余一张100万元收款收据，注明为收到昌盛公司付广告、宣传、策划等费用。
同时查明，2008年1月9日，昌盛公司委托金利公司拍卖其位于富康大道奔驰路的一宗商业用地，面积约68亩，同时双方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一份。2008年1月12日至2008年9月24日，金利公司就该宗地块的拍卖信息在《襄樊晚报》上进行了七次公告。
还查明，金利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胡国安、石保权系该公司两名自然人股东，胡国安占公司股份10%，石保权占公司股份90%。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金利公司在同一标的物买卖过程中，既接受买受人康居公司的委托又接受出卖人昌盛公司的委托，行为确有不当，但是从金利公司与康居公司及昌盛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看，其与买、卖双方约定的底价均是确定的，且约定超出或低于底价部分由金利公司享有和承担。买、卖双方在委托事务上并不承担任何价格风险，因此，金利公司接受双方委托对委托人的利益未构成实质损害，同时二份委托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属有效协议。康居公司称金利公司损害各方利益和市场秩序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因上述委托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继而签订终止协议，并就有关费用的结算和清理达成合意，而金利公司与昌盛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及委托转让协议，并不影响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所签订的终止协议的效力。康居公司所称“迫于追款的风险考虑”，亦不构成否认该终止协议效力的正当理由，故该终止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终止协议签订后，金利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从昌盛公司处索要回购地保证金，依约其应当于2010年11月30日前退还康居公司390万元。而金利公司至今未向康居公司履行退款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终止协议未约定逾期退款的违约金标准，但康居公司主张其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故金利公司应当返还康居公司390万元并赔偿损失（以390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而康居公司主张金利公司返还其480万元及以此数额为准从2008年3月17日起计算损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康居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利公司的股东胡国安、石保权存在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康居公司称胡国安、石保权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康居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已明显超过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故对康居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金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康居公司支付39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90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康居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00元，由康居公司负担13000元，金利公司负担38700元。
康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一审虽然查明了基本事实，但并未表述和突出关键事实。1、金利公司以保证金的方式收取了康居公司480万元，但并没有按照康居公司的意愿用此款向昌盛公司直接购买土地使用权，而是以金利公司的名义将此款支付给昌盛公司，以取得接受昌盛公司委托出售土地的资格。这种直接损害委托人权利的行为并没有被一审人民法院认定。2、金利公司向昌盛公司支付了540万元还是500万元，或是其他的数额，在一审并没有查清，而金利公司在以上事实的陈述上有两种说法，且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而这一事实在审理退款事实时有直接的关联。3、金利公司在与昌盛公司解除委托合同时，所获60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没有查清。4、金利公司取得600万元的退款后，此款并没有进入金利公司的账户，而是进入的本案被告石保权的个人账户，此款之后的用途并没有查清。5、在金利公司与康居公司订立委托合同之前，金利公司与昌盛公司之间形成委托拍卖合同，为何之后又与昌盛公司订立委托转让合同，甚至委托合同是否真实，一审也没有查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庭审后，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陆续查清了本案的相关事实后，康居公司才得知自己与金利公司的终止合同是在金利公司隐瞒了本案诸多事实的情况下签订的，为此增加诉讼请求。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金利公司在当时也增加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审理康居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人民法院对金利公司与康居公司所签《终止协议书》的理解不当。此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昌盛公司的退款属于康居公司。在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约定的金利公司承担损失之前的时间，金利公司已经取得了昌盛公司的退款，此款应当根据双方的基本委托法律关系，认定所有权属于康居公司，而不属于金利公司。3、胡国安和石保权作为金利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经将康居公司的购房款转移到其个人名下，金利公司事实上成为一个空壳公司，胡国安和石保权依法应当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利公司恶意损害委托人康居公司利益，造成委托人实际损失，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公平、善意等基本法律原则适用法律，造成了事实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法商人的牟利。康居公司请求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利公司、胡国安、石保权承担。
金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对《终止协议书》的签订经过没有查清楚，其中与本案相关的重要事实遗漏导致了对终止协议的理解片面。（二）一审适用法律有误。一审判决金利公司向康居公司支付从2010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是履行《终止协议书》合同纠纷，不是借款合同纠纷，不能适用借款合同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金利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其仅支付390万元，不赔偿利息损失；由康居公司承担本案全部上诉费用。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二审认为：2008年3月17日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属于委托合同，即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本案中即由委托人康居公司委托受托人金利公司办理购买土地使用权这一特定事务。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在履行过程中康居公司向金利公司支付的480万元属于“委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后因金利公司未能完成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事务，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约定不再履行《土地使用权委托购买协议》，双方均不向对方主张以前相关协议的违约责任，也不要求对方赔偿损失，是约定解除合同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金利公司未完成委托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事务，无偿占用康居公司480万元购地保证金，负有将该笔款项及孳息返还给康居公司的法定义务。《终止协议书》又约定由金利公司负责向昌盛公司追讨康居公司此前支付的480万元购地保证金，无论昌盛公司是否退款，金利公司都应在2010年11月30日前向康居公司返还，但金利公司可以扣除90万元劳务费作为报酬。这是康居公司和金利公司就追款事务达成新的委托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金利公司在收到昌盛公司退还的600万元购地保证金后未按双方约定的条件返还给康居公司，未完成康居公司委托办理的事项，其主张依照《终止协议书》约定获得90万元劳务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胡国安、石保权系金利公司的股东，他们是否将公司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属于金利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康居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胡国安、石保权的行为已经达到使金利公司丧失法人独立人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程度，其请求判令胡国安、石保权对金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部分失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二、金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康居公司返还480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4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康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0元，均由金利公司负担。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金利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7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
本院再审过程中，金利公司称：双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从《终止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无论金利公司是否找昌盛公司协调成功，其向康居公司退还的款项都只有390万元。
康居公司辩称：金利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再审中，金利公司提交了如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03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3）鄂民一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金利公司在委托购买活动中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第二组证据：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及2011年8月1日、2012年5月7日厉明忠以个人名义向胡国安借180万元的借据。拟证明金利公司在追讨购地保证金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难度很大。
经庭审质证，康居公司对金利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和第二组证据中民事判决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金利公司的证明目的。康居公司对第二组证据中借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其是否真实，且与本案没有关系。胡国安、石保权对金利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均不持异议。
康居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2013）鄂民一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金利公司和胡国安个人得到了巨额经济利益，而康居公司和康居公司的上级单位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
经庭审质证，金利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康居公司的证明目的。胡国安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康居公司提供的进账单不全面。石保权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金利公司、胡国安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康居公司是否应向金利公司支付90万元劳务费。
本院再审认为：2009年12月18日，康居公司与金利公司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康居公司（甲方）与金利公司（乙方）在该协议第二条中明确约定，甲方赔偿乙方90万元劳务费，乙方负责协调找昌盛公司退还甲方交纳的480万元购地保证金。从该条内容的表述看，康居公司赔偿金利公司90万元劳务费和金利公司负责协调找昌盛公司退还康居公司交纳的480万元购地保证金是并列关系，后者并非前者所附条件。双方在协议中还明确约定：“如昌盛公司在2010年3月31日前支付该款项，则乙方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若未支付，乙方在2010年11月30日前退还甲方该款项。（扣除90万元劳务赔偿后，只退还390万元）”。从该约定来看，无论昌盛公司2010年3月31日前是否退还480万元购地保证金，金利公司向康居公司退还款项时均应“扣除90万元劳务赔偿后，只退还390万元”。二审判决以金利公司未完成委托事项为由，判决其主张获得90万元劳务费的请求不成立不当，金利公司的再审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2）鄂民二终字第0007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51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0元，合计71350元，由襄阳市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4270元，由襄阳金利拍卖有限公司负担570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成林
代理审判员 金莉萍
代理审判员 陈 川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