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8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双喜，男，1938年10月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树霞，女，1952年6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宝林，男，1962年3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上诉人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淑媛，女，1949年12月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宝河，男，1956年10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上诉人霍宝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宝山，男，1947年10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福元，男，1933年5月1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明星，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志华，女，1956年8月3日出生。
上诉人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因与被上诉人曹福元、戴志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1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曹福元和戴志华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1989年8月25日的协议书中存在诸多疑点，足以说明签订协议书并非其父霍学增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合同签署问题认定错误，缺少证据支持，缺少充分理由；2.协议书签订于1989年，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于时效问题适用法律错误；3.涉案房屋为霍学增继承所得，应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该协议书中没有霍学增配偶签字，故协议书无效；4.我们此前对房屋买卖不知情并曾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且曹福元因交易非法在此期间迟迟不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故不能认为涉案房屋处于“稳定交易状态”；5.曹福元签订协议时系其职务行为，协议书因违反1983年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无效；6.曹福元和戴志华在一审案件中有伪造证据、诉讼欺诈的行为，其行为应受到处罚，其骗取的法院判决结果亦应撤销；7.一审判决描述曹福元的起诉内容和判决主文与起诉内容不符。
曹福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戴志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曹福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曹福元与霍学增于1989年8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依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霍学增与任淑琴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二女，长子霍双喜、次子霍宝山、三子霍宝河、四子霍宝林，长女霍淑媛、次女霍树霞。任淑琴于1993年1月11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霍学增于2007年9月26日死亡。霍学增的父亲霍恩铭、母亲吕凤仙均先于霍学增死亡。
1989年8月25日，霍学增与曹福元签订协议书，其上约定：“兹有北京市××8号私有房产人霍学增，有东房二间、自盖厨房一间，及全部遗留家具（另列）出售给长辛店京都公司代表负责人曹福原经理，售价商定为5000元，双方认定认可并先由买方预交定金贰仟元正，其余款项待办理移交房讫手续时交齐。特立此据，各存一份。卖方人签字盖章代签霍学增，买方人签字盖章，曹福元。”曹福元自述，该协议书的主文系霍学增之兄霍学义书写，卖方人处的签字系霍学义代签，卖方人处的盖章系霍学增使用自己的印章所盖，霍双喜、霍宝山、霍宝河、霍宝林、霍淑媛、霍树霞均不认可曹福元的陈述，认为其上并无霍学增本人的签字，代签人签字亦无委托授权手续。
1989年12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8号3幢（东房二间）的房产所有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丰字第XXXX号）下发，房产登记在霍学增名下，房屋权利来源为继承。曹福元自述，在房本下发后，霍学增将房本交与曹福元，曹福元将剩余购房款3000元交与霍学增，但霍双喜、霍宝山、霍宝河、霍宝林、霍淑媛、霍树霞均不认可曹福元的陈述，认为曹福元并无证明其已经支付购房款的证据。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丰台分局档案查询显示，房屋档案的“简要注记事项”一栏显示，1989年7月26日涉诉房屋“原产权人霍恩铭，已故，经继承公证由其子霍学义、霍学增共同继承，霍学义、霍学增析产，霍学增分得东房二间，同意霍学增申请登记二间”。“发证日期及证号”“产权人”一栏加盖有霍学增的人名印章。
自1989年至今北京市丰台区××8号3幢（东房二间）房屋一直由曹福元管理使用，该房屋的房产所有证原件亦在曹福元处保管，但并未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该房屋仍登记在霍学增名下。对于房屋因何原因没有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曹福元自述是因其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将此事作为必办事项处理，后在霍学增死亡的情况下更不具备办理的条件。
曹福元、戴志华向一审法院提交曹福元手写的2017年7月11日的协议书，其上记载：“我与戴志华合买××八号房协议书。在89年8月25日××八号房产权人霍学义、霍学增到我单位找我说，愿把他俩的××八号房卖给我（北房三间、东房二间），当时戴志华也在场，因她是我的副手，所以我与她说，她出资30%，我出资70%，我们买这房，她同意我的意见，所以我俩人就买了这房。当时言明这房买后，如遇国家拆迁按原出资比例分配国家给的补偿，即曹福元分70%，戴志华分得30%。特此为证，曹福元，2017.7.11。”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霍学增与曹福元自愿签订协议书，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8号3幢（东房二间）房屋、院内自建厨房一间及全部遗留家具卖与曹福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现因霍学增已故，故由霍学增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合同的形式问题，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协议书上虽无霍学增本人的签字，但有霍学增的人名印章，符合合同的法定形式。关于霍淑媛等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属于确认之诉，而非请求权之诉，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霍淑媛等辩称霍学增与曹福元的买卖房屋行为是在未取得相应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根据已查事实，涉案房屋是霍学增在买卖合同签订前通过公证继承方式从其父霍恩铭处继承取得，房屋产权证明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不久即取得，并由霍学增交付给了曹福元，故法院对于霍淑媛等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霍淑媛等亦辩称霍学增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权处分了其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征其配偶的同意，但结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形成时间、房本下发和交付给曹福元的时间、买卖行为发生后的稳定交易状态，霍淑媛等的该项答辩意见不足以证明霍学增无权处分行为的成立。关于戴志华的原告主体问题，因其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仅依据曹福元的书面说明提起诉讼，法院无法确认其为适格原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于2018年4月判决：霍学增与曹福元于1989年8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期间，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称协议书并非霍学增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理由为：1.曹福元称协议书系霍学义代签，无证据支持；曹福元称签订协议时霍学增在场，为何不让霍学增签字；2.在案件涉及的协议书和房产领取人处均仅盖有人名章而无霍学增本人签字，我们均未见霍学增拥有或使用过人名章，该印章涉嫌造假；3.协议书文字笔迹不同并可见曹福元多处擅自修改之处。对此，曹福元称霍学义与霍学增两兄弟均将继承的房屋卖与其，并于同一天签订协议书，且当时就一个印泥，故霍学增的签字由霍学义代签，霍学增将人名章交由霍学义加盖，一审之所以陈述是霍学增自己所加盖，是年龄大表述不恰当的原因；协议书系霍学义用蓝黑色笔书写，书写时将定金处空出，定金数以及用黑笔修改之处系曹福元于同一天书写，其与霍学义各用各的笔，至于为何霍学义书写协议用的是蓝黑色笔，而签字用的黑色笔，曹福元称记不清了；协议书中有“附主要家具项目”，但实际并未形成有附件，是因就是有一个铁管的单人床，后来一商量说给三百两百的就完了，都包括在房款里。对于协议书上为何写出售给京都公司代表负责人曹福元，曹福元称因为京都公司在长辛店小有名气，都比较尊敬其，故霍学义这样书写。曹福元自述其从1984年在京都公司当经理，一直到1993年退休，其1990年左右承包京都公司直至2001年，其承包公司的时候用涉案房屋存放物品，不承包之后存放杂物。对于为何至今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曹福元称其持有产权证和占有房屋多年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且此前长辛店棚户区改造登记时曾说没有问题。
本院审理期间，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申请本院到北京市京都公司调取其下属单位长辛店京都公司在1989年有关协议书的签署、执行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财务报表，欲证明曹福元签署协议书系职务行为，协议书因违反《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无效。另查，霍宝山、霍淑媛自述在霍学增去世前很多年即已听说涉案房屋被出卖且被人占有使用，但未向霍学增核实相关情况。曹福元亦持有霍学义所继承房屋的产权证书，且霍学义已于1994年去世。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协议书上虽无霍学增本人签字，但加盖有霍学增的人名章。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虽称未见霍学增拥有或使用人名章，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丰台分局的查询档案显示“发证日期及证号”项下“产权人”一栏处加盖有霍学增人名章，故在无充分证据显示协议书上的人名章系曹福元私自刻制或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本院对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对人名章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协议书上是否有霍学增本人签字，不影响协议书符合合同的法定形式。
第二，协议书中加盖有霍学增人名章，曹福元自1989年至今持有涉案房屋的房产所有证并实际管理使用涉案房屋，霍学增于2007年9月去世，现无证据显示霍学增去世前就涉案房屋向曹福元主张权利。故仅凭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所提对协议书的质疑，不足以否定协议书的成立，曹福元与霍学增之间存在协议书具有高度可能性。
第三，关于曹福元签订协议书系职务行为，协议书因违反《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无效的上诉意见，首先，协议书的买房人处系由曹福元签字并加盖曹福元之人名章，仅凭协议书中“出售给长辛店京都公司代表负责人曹福原经理”的表述，不足以推翻上述记载；其次，即使曹福元系职务行为，系代表公司购买涉案房屋，协议书亦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故对其调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书因无霍学增配偶签字而无效的上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协议书上有无霍学增配偶签字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
第四、本案系曹福元要求确认协议书的效力，系确认之诉，而非请求权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五，一审法院未将曹福元书写的2017年7月11日的协议书作为判决的依据，并未据此确认戴志华的原告资格，故对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基于该协议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霍双喜、霍树霞、霍宝林、霍淑媛、霍宝河、霍宝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艳芳
审 判 员 蒋春燕
审 判 员 陈 妍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佳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