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汕中法民三终字第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信军。
委托代理人陈喜平，广东丰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伟，广东丰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汉伟。
委托代理人钟学庆，广东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威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蔡世潮，董事长。
上诉人刘信军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2）汕阳法民二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3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信军的委托代理人陈喜平、被上诉人蔡汉伟的委托代理人钟学庆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威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下称威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威廉公司于2004年12月7日成立，原始股东为蔡汉伟、李克然二人，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蔡汉伟占75%（37.5万元）股份、李克然占25%（12.5万元）股份。
2006年4月17日，刘信军（作为乙方）与蔡汉伟（作为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刘信军持有威廉公司利润干股10%的股份，梁灿城持有威廉公司20%的股份，蔡汉伟持有威廉公司70%的股份；双方须以公司的利益为第一准则，充分利用各自的才能及资源，须秉着尽善尽美的精神，和谐配合地完成各项公司工作；为使公司的资金运作、生产正常运转，双方合作第一年公司利润中刘信军按股权所得利润，计入公司账务为刘信军的投资资金，第二年刘信军则可分成第一年利润，第三年则分成第二年利润，如此类推。
刘信军、蔡汉伟签订《合作协议》后，威廉公司并没有制订新的公司章程确定刘信军、梁灿城为公司新股东，也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去申请变更登记。
2010年11月30日，威廉公司股东由蔡汉伟、李克然变更为蔡世潮、李克然，威廉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由蔡汉伟变更为蔡世潮。2011年1月24日，威廉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变更后蔡世潮出资487.5万元（占公司97.5%股份）、李克然出资12.5万元（占公司2.5%股份）。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第一，刘信军与蔡汉伟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刘信军持有威廉公司利润干股10%的股份，梁灿城持有威廉公司20%的股份，蔡汉伟持有威廉公司70%的股份。由于威廉公司原来的股东为蔡汉伟（占75%股份）和李克然（占25%股份），威廉公司的股份并非蔡汉伟独有或者刘信军与蔡汉伟所有。因此，刘信军与蔡汉伟将李克然的股份私下进行处分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刘信军与蔡汉伟签订《合作协议》后并未经李克然的追认，故该《合作协议》不能认定为有效。第二，由于干股本质上是一种股份赠与，必须符合股份转让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刘信军与蔡汉伟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刘信军持有威廉公司利润干股10%的股份，但一直未就赠与干股的事项书面通知第三人威廉公司的另一股东李克然征求同意。因此，刘信军与蔡汉伟签订的《合作协议》由于不符合股份转让的要件，故应认定为无效的协议。
综上，刘信军与蔡汉伟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刘信军请求判令蔡汉伟向其支付利润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信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信军负担。
上诉人刘信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因将李克然的股份进行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进而认定《合作协议》不能认定为有效，系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合作协议》签订时，蔡汉伟是威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占75%股份的大股东，刘信军据此对蔡汉伟的处分权存有合理的信赖。《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即使根据法律规定或威廉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蔡汉伟并未就处分股权事宜获得授权，其处分行为亦应认定为有效。2、《合作协议》并不存在侵犯案外人李克然的权利，蔡汉伟在其股份范围内将其中10%的股份以干股的形式与刘信军进行合作，是处分自身权益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3、即使《合作协议》存在处分李克然股份的行为，涉及到李克然的股份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根据《合同法》第56条的规定，《合作协议》也是部分无效。4、即使《合作协议》完全无效，由于刘信军完全有理由相信蔡汉伟对《合作协议》约定的干股具有处分权，如协议完全无效蔡汉伟也应当按照《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赔偿刘信军的损失。二、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中刘信军应获得的利润干股为股份赠与，因未满足《公司法》规定的股份转让要件而为无效协议，系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而《合作协议》形式上及内容上都没有体现出任何赠与的约定。反而更体现为刘信军通过合作的方式为威廉公司贡献才能和资源并以之作为合同义务，而蔡汉伟的合同义务则是给予刘信军10%的威廉公司利润干股以及根据干股比例的公司利润，可见《合作协议》是双务合同而非赠与合同。其次，威廉公司系蔡汉伟开办并实际操控，《合作协议》有关利润干股的约定系由蔡汉伟签署并同意的，刘信军完全有理由相信蔡汉伟具有相应的权限签订《合作协议》，威廉公司客观上更是已经知晓《合作协议》的存在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原审以未经股权转让程序认定《合作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三、《合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刘信军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蔡汉伟经营的威廉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但蔡汉伟却没有依照诚信的合作精神向刘信军支付约定的利润，依法应当认定违约。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蔡汉伟向其支付利润1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蔡汉伟当庭答辩称：第一，原审判决完全正确。第二，《合作协议》即使有效，也构不成刘信军可以请求蔡汉伟支付10万元公司利润的事由，因为协议没有约定蔡汉伟支付威廉公司利润的义务。第三，《合作协议》如果不是无效协议，至少也是一种尚未生效的协议。因为协议约定权利义务涉及三者而仅有二人签名；而且若要按协议合作则需以李克然同意全部转让所有股权为条件，在该条件未成就之前合作未成立。第四，在刘信军没有出资的情况下，若其拥有公司股权势必来自他人赠送，而受赠股权的取得必须以交付为标志。由于刘信军一直在另外一个公司工作，且在《合作协议》之后的威廉公司股权变动中却未成为股东，故刘信军根本就不是威廉公司的股东，因而其以股东自居并要求支付公司利润更是缺乏依据。综上，刘信军请求蔡汉伟支付其有关威廉公司利润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2年8月7日，刘信军以蔡汉伟未履行《合作协议》支付利润的义务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蔡汉伟向其支付利润10万元（从2007年暂计至2012年，具体数额以威廉公司的清算结果为据）并由蔡汉伟和威廉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06年4月17日蔡汉伟与刘信军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
关于本案《合作协议》的性质及其效力，从《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在诉讼期间的陈述看，双方当事人根据《合作协议》应承担的义务为蔡汉伟负有保障刘信军享有威廉公司利润干股10%的股份等义务，刘信军负有为威廉公司贡献才能和资源、提供技术支持、配合完成威廉公司各项工作等义务，因此双方之间实际上是合作关系。《合作协议》涉及到威廉公司“利润干股10%的股份”，而协议只是蔡汉伟与刘信军两方所签订，蔡汉伟在其时只持有威廉公司75%的股份，且没有证据反映经威廉公司另一股东李克然同意，原审判决据此以当事人处分李克然股份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以及协议因未满足公司法规定的股份转让要件为由认定《合作协议》无效，但是，协议约定的内容只是使蔡汉伟负有保障刘信军享有根据干股比例获取利润分成的义务，而没有使刘信军实际获得股权从而导致威廉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同时，《合作协议》也没有为李克然设定义务，没有侵害李克然的股权。因此，《合作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保护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出发，应认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审判决对《合作协议》效力认定错误，上诉人刘信军关于本案《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经查，刘信军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和理由是《合作协议》签订后蔡汉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支付威廉公司的利润。刘信军虽然主张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但从刘信军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看，刘信军并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从而享有分成公司利润的权利，且协议是否有实际履行在本案缺乏证据证明，因此刘信军要求蔡汉伟应依照协议约定支付利润1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由于刘信军对起诉提出的诉讼请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依法需由刘信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法院应予判决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虽对案件的定性及适用法律欠妥，但实体判决正确，可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威廉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信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游建英
审判员 吴伟峰
审判员 林 玫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林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