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67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湘平，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再审申请书载明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陈钿隆，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吕亚飞、余俊贤，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谢湘平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告集团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9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谢湘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产生和审理。2001年因改制需要，被申请人强行要求在改制前解除与申请人的长期有效的劳动合同。因申请人刚刚被评为省直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故2011年10月被申请人要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时，省外经贸委不同意。时任被申请人总经理的温卫平要求申请人支持公司的改制，只要申请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故申请人提出了唯一条件，即被申请人办好申请人居住的广州市天河区怡景花园员村路112号315房（涉案房产）的房产证。被申请人表示同意，并于2001年12月25日给申请人出具了书面承诺。之后，申请人就此失业，并因此而承受了一千万元左右的经济损失和巨大的精神负担。2012年12月30日，因“房改疑难办”关门，导致涉案房产无法办理房产证，而申请人因劳动合同解除已经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补偿解除劳动合同后所造成的损失。当时，被申请人董事长戴书华肯定申请人的补偿要求合理，但因为被申请人在改制后不论大小事都得通过股东会，而且补偿没有相应的标准作为依据，股东会不好通过，故补偿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申请人提出通过法院判决，以给被申请人补偿时提供依据，戴书华也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申请人遂于2013年2月26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起诉被申请人【案号为（2013）穗天法民四初字第560号，下称前诉】。由此可见，本案纠纷产生的起因是：被申请人原本应在2001年12月25日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按照解除劳动合同时的承诺办好涉案房产的房产证，但自2012年12月30日至2013年2月26日期间，因“房改疑难办”关门，导致不可能办理房产证，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予以赔偿；因赔偿问题迟迟不予解决，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时的承诺亦无法兑现，迫使申请人起诉请求被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致使本案产生。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三次开庭，从开庭情况看，明明是申请人有理的，一审法院却于2014年9月10作出（2013）穗天法民四初字第560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并将该案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不解除劳动合同就没有办证问题、没有经济损失和赔偿问题，也就没有纠纷的产生，因此，前诉是解除劳动合同纠纷，而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可见，一审法院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对前诉进行裁定，超出申请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后，被申请人没有兑现承诺构成违约，而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民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被申请人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许下承诺是个骗局。1.在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中，申请人是唯一住宅基地房的；申请人当时要求办好房产证再离开，但被申请人不同意；可申请人离开后，被申请人就再没有研究、部署房改工作，直到市房改办关门了，被申请人的房改工作仍没有任何进展。可见，被申请人把解除劳动合同时的承诺没当一回事。2.办理房产证的房产必须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下称天河区规划局）为配合房改工作，以一栋楼为单位就可以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申请人第二次买了金华新村F栋（旧楼号）整栋楼的25套住房，完全具备办证条件。当时该栋还有10多套房空着，完全可以把申请人等住户过户到F栋空房，从而给职工都解决房产证问题。3.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有费用问题。恰景花园建成后，开发商将房子用宅基地证全部卖出，因为没有收取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的费用，导致后来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没钱缴纳办证费用，该费用要由各业主分别承担。天河区规划局于2016年9月22日给一审法院的复函称“经核查，我局曾以穗城规天建字[1997]41号受理了广州千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补办报建手续的申请”，说明开发商已经做好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准备，只要业主承担费用，开发商可以代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被申请人在恰景花园购买的房和广东省商检局在怡景花园购买的房是同一个小区，也是同一个开发商在同一时间开发建设的，享有同样的公共建设配套，具有同样的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报材料。广东省商检局112户的职工住宅楼，由其承担办证费用，开发商就代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进而办理了房产证，而被申请人在怡景花园所购买的房全部没有办理。4.天河区规划局于2006年12月19日给被申请人的《关于申请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的复函》告知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的主体是广州千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千鹤公司），请被申请人与千鹤公司协商有关事宜。但从2006年到2012年“房改疑难办”关门长达6年的时间内，被申请人从未找过千鹤公司，只重视改制上市工作，甚至为了给改制上市卸下包袱，而急着处理掉未分配空着的房子，竟然以一平方2800元低于买进价3400元亏本卖掉。由此可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不是不能办，而是被申请人不愿意办，没有去办。现千鹤公司已经注销，申请人无法取得书面证据，故申请人于2016年6月22日申请一审法院前往东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千鹤公司的主要投资人）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未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案应当再审。（三）一审法院驳回前诉错误适用法律。1.涉案房产从建房开始到卖房都是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发之前，那时建房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问题，且广州市至今还有不少房屋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天河区规划局给申请人复函称“天河区怡景花园C栋（涉案房产）属农村集资房，根据穗府【1997】48号文有关规定，我局曾以穗规天建字【1991】4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受理补办报建审批手续，但建设单位至今仍未补正缺失材料并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见证据材料第16页）。可见涉案房产是因没有“补办”而导致至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2013）穗天法民四初字第560号民事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是错误的。申请人有新的证据，即涉案房产宅基地证上面的公章是“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宅基地证”，可以证明涉案房产就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项目，不存在行政主管部门再认定和先行处理的问题。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再审。一审法院对天河区规划局的函件断章取义，认定涉案房产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天河区规划局所称的因没有“补办”而至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存在质的区别。一审法院对这唯一证据未经质证，没有顾及涉案房产建成近二十年后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没有实事求是地办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再审。（四）一审法院凌驾于法律之上裁定驳回本案。申请人再次起诉本案是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立民申字第184号民事裁定的指引，通过再次信访获得天河区规划局答复后进行的，实质是请求一审法院更正双方纠纷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错误认定，否则一审法院应按房屋买卖合同的购房协议第六条“乙方（购房人）按照协议付清房款后，由于甲方（公司）的原因使乙方不能领取房屋的权证时，甲方应补偿乙方由此发生的经济损失”的约定审查案件，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判决。所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题显然是被申请人和开发商之间的问题，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房屋买卖合同以外的问题，与本案解除劳动合同违约赔偿是无关的。退一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以办理，也是被申请人不想办，没有去办理，故一审法院应该追责，对（2013）穗天法民四初字第560号民事裁定进行改判。而一审法院却再次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认为申请人基于继续履行合同提出办证请求及赔偿损失，其中办证请求依法应先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该请求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而申请人的赔偿损失请求业经生效判决处理，没有发生新的事实，该项请求属于重复起诉，上述认定实属无中生有。首先，本案从前诉到后诉之间发生了许多新的事实：(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立民申字第184号民事裁定明确告知“本案应由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先行处理，谢湘平可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理后再行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申请人是遵照该指引再次到天河区规划局信访，该局处理完后才再次起诉的。(2)有新的证据，即涉案房产上面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宅基地证”公章可以证明涉案房产就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项目，不存在行政主管部门再认定和先行处理的问题。(3)申请人调查发现涉案房产没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房产证，是被申请人不想办，没有去办。(4)申请人在2016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将原来“判令被申请人一次性立即向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l380135元”变更为“判令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劳动合同无效，补发申请人从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申请人退休日止的部门经理级别平均工资、奖金以及养老保险等福利；补偿部门经理级别公司上市股票平均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与前诉诉讼标的不相同，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故不构成重复起诉。为此，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而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五）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首先，二审裁定认定“谢湘平与广告公司关于广告公司未依约为谢湘平办理涉案房产房产证，谢湘平请求广告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纠纷不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上没有“约定”，也就不存在未依约，即没有纠纷可言。只有在解除劳动合同时申请人有要求、被申请人有承诺，双方才有“约定”，因此，本案所谓的“未依约”是指未依照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约定，由此产生的纠纷自然是解除劳动合同纠纷。其次，二审裁定认为“本案谢湘平一审起诉请求广告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将涉案房产宅基地证过户到其名下，亦属于谢湘平基于其与广告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提出，故要求广告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办理房屋权证过户责任的诉讼，故本案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因为解除劳动合同后，申请人的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且无法量化，是法院评估房产求取量化标准，并非申请人行为；而且本案是因解除劳动合同后被申请人恶意不兑现承诺构成违约，申请人根据合同法而起诉请求赔偿，并不能证明本案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至于将宅基地证过户到申请人名下的问题，申请人通过“房改”交了钱买了被申请人的房子却没有证，办理宅基地证过户只能证明有房屋买卖关系，并不能证明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第三，二审民事裁定认定“谢湘平上诉请求‘判广告公司恢复谢湘平劳动合同，补发谢湘平从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谢湘平退休日止的部门经理级别平均工资、奖金以及养老保险等福利；补偿部门经理级别公司上市股票收益’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且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二审不予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于是申请人在二审裁定作出前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但一审法院不予理睬；二审法院对申请人变更的诉讼请求也不予审查，剥夺了申请人的民事诉讼权力。（六）再审是本案最后的救济途径。申请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失业后失去了被申请人改制上市股票给员工带来的鸿利一千多万元；整个家庭生活也陷入窘境。是被申请人强行解除申请人劳动合同；解除申请人劳动合同后不去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产证》，属恶意不兑现承诺，不兑现承诺又不赔偿；而且被申请人律师还以提供伪证等手段，导致法官认定事实错误，连续两次作出错误的裁决。如前所述，本案的事实一清二楚，办房产证的“门”已经关死了，经济赔偿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据此，申请人根据事实，依据法律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2.判令被申请人立即一次性向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1380135元；3.判令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无效，补发申请人从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申请人退休日止的部门经理级别平均工资、奖金以及养老保险等福利；补偿部门经理级别公司上市股票平均收益。广告集团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1.申请人就与前诉同一诉讼标的提出答辩人向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已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本案事实，涉案房产所在楼宇广州市××××属农村集资房，虽已经批准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建设用地手续尚未完善；且由于建设单位至今未按要求落实公共建设配套设施，亦未按规定办理其他手续，导致至今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人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的穗天国规【2016】758号《关于××××的复函》中，亦明确涉案房产所属楼宇至今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于上述事实，申请人已于2013年起诉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赔偿经济损失，案经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均予以驳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民监【2016】5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亦认为案件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理前，因履行涉案房产买卖合同而发生的财产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申请人就同一诉讼标的要求答辩人赔偿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属于重复起诉。2.对于申请人在本案中要求答辩人将涉案房产的宅基地证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因涉案房产所在楼宇至今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是否属于合法建设需要由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认定，在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涉案房产合法性之前，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该认定正确且适用法律正确。3.对于申请人在本案二审中要求答辩人恢复其劳动合同，补发其从解除劳动合同日起至退休日止的部门经理级别平均工资、奖金以及养老保险等福利，补偿部门经理级别公司上市股票收益的诉讼请求，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的“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情形，故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该诉讼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且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而不予审查。（二）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三)本案系房屋买卖纠纷，并非如申请人所称系劳动合同纠纷，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劳动合同纠纷主要系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房产签订了书面的卖卖合同，申请人也依约向答辩人支付了购房款，双方因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显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与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就涉案房产的纠纷属于劳动合同纠纷，申请人亦应先行向劳动争议机关提起劳动仲裁，而不应在二审阶段增加独立诉讼请求。（四）从本案事实来看，答辩人已按与申请人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积极履行了协助义务，对于涉案房产迟迟未能取得产权证，答辩人并无过错，亦当然不应向其赔偿所谓损失。1.根据答辩人于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三至证据六，对于涉案房产产权之办理，答辩人已尽了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最终未能取得产权证，其责任确不在答辩人。根据证据三，经答辩人努力，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1999年12月23日向答辩人作出了《房改房确权备案通知书》，根据该通知，包括申请人房产在内的答辩人所购置的房改房均被认定为商品房，并同意为该等房屋办理房屋确权备案手续。根据证据四，答辩人于2005年1月5日向天河区政府提交《关于缴纳市政费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报告》，要求单独缴纳答辩人所涉房屋房改房市政配套费，为促使天河区规划局同意该报告，答辩人付出巨大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天河区相关领导作出了批示，但最终规划局仍未接受答辩人提出的该方案。根据证据五，2006年12月19日，天河区规划局向答辩人发出《关于申请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复函》，仍以补办主体应为开发商为由，拒绝为答辩人所涉房屋办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证》等手续。根据证据六，2009年12月，广州市解决历史遗留的办理房产证问题办公室（下向天河区规划局发出《关于协助核办理××××的39套房改房规划验收情况的函》，明确指出包括申请人房产在内的答辩人房改房属于《关于解决我市历史遗留的办理房产证问题的若干意见》的解决范围，并要求天河区规划局协助办理规划验收事宜，但天河区规划局仍拒绝为答辩人办理相关手续。综上所见，为办理包括申请人房产在内的所有答辩人房改房的房产证，答辩人一直在积极努力，并不间断地与天河区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协调，以期尽快取得产权证，但因天河区规划局拒不执行市遗留办的函件，亦对天河区有关领导的批示置若罔顾，方导致房产证迟迟未能取得，其责任实不在答辩人。2.根据答辩人于原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八至证据九，为办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房改房的产权证，答辩人已向有关部门缴纳了大量税费，其中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即已付出140余万元。综上可见，对于答辩人协助申请人办理房产证的义务，答辩人事实上一直采取积极态度，单就“协助”而言，实已竭尽所能，对于申请人至今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答辩人并无过错，亦不应向其赔偿所谓损失。（五）对于答辩人一直积极努力与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办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房改房的产权证，申请人是明知的，申请人于庭审中也承认，对于答辩人所付出的努力和办证过程，其均知晓，甚至申请人本人亦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过程。即申请人明知答辩人并无过错，而且明知答辩为办证已作出了巨大努力并支付大量费用，在答辩人协助办理义务已竭尽所能的情况下，仍然向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并索取巨额赔偿，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六）对于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多处提及“关于案件审理过程中答辩人暗中操作干预法院独立审判，各级法院违背法律枉法裁判的主张”，纯粹是申请人枉顾事实、毫无证据的主观臆断。答辩人认为，本案纠纷自2013年起诉至今，已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检察院监督程序，又重复一审、二审至本次再审，经历两轮司法程序，申请人在此前的审理过程中，均未对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合法性提出异议，从未主张已作裁决的司法机关有任何枉法裁判的行为。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捏造事实诬害答辩人种种莫须有的违法行为，已严重侵犯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污蔑各级司法机关枉法裁判，其行为不但已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并且严重影响司法权威，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天河区分局于2006年12月19日向广告集团公司出具的穗天规【2006】381号《关于申请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复函》载明如下内容：“关于你司到我局来访（来文）要求补办你司所购买××××10套、××××25套住宅（集资房）的规划报建审批手续问题，现函复如下：一、关于申请主体的问题。根据《关于处理我市集资房问题的决定》（穗府【1997】48号）的规定以及现行城市规划管理法规等方面的规定，申请补办‘怡景花园’集资房规划报建审批手续的主体应该为该集资房的建设单位千鹤公司，请你司与千鹤公司协商有关事宜。二、关于补办规划报建等手续问题。经查阅档案资料，你司所购上述两处住宅物业所处的××××，我局曾以穗城规天建字【1997】第41号和穗规天建字【1999】第26号《建设工程报建审核书》补办过报建审批手续，但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完善相关手续后领取规划报建审批文件。就农村集资房补办报建手续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经请示市规划局，对于符合穗府【1997】48号文有关规定，按照当时市规划局批复同意意见补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报建审核书》的，可经审核后继续办理后续相关手续即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怡景花园’的建设单位千鹤公司可按照穗府【1997】48号文的规定以及规划部门的批复，完善相关手续后向规划部门申请补办报建审批手续和规划验收手续。”谢湘平因不服二审法院（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249号民事裁定，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监【2016】5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同时认为“一、本案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首先，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可知，在2001年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广告公司）与谢湘平解除劳动合同时，已按照国家规定向谢湘平支付5000元医保补偿和17万多元的工资补偿款。可见，广东省广告公司已依法向谢湘平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款，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依法解除，谢湘平主张的其将广东省广告公司办好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作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唯一前提条件并不属实。其次，广东省广告公司于2001年12月25日向谢湘平出具一份书面材料，告知谢湘平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本应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证发给谢湘平，但鉴于该房地产证正在办理之中，只能等广东省广告公司领取该房地产证后，再由该公司人事部通知谢湘平到公司领取。从该份书面材料的内容来看，广东省广告公司仅告知谢湘平尚未办好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将于办好后通知谢湘平领取，其并未表明将办好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作为与谢湘平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再次，广东省广告公司与谢湘平于1999年12月25日签订的《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乙方一次性付清房款后，由甲乙双方向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及房地产登记所办理交易及权属转移手续，为乙方领取《房地产证》。综上，为谢湘平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是广东省广告公司在双方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本案亦是因广东省广告公司未依约为谢湘平办理涉案房屋房产证，谢湘平请求该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成讼，因此，本案不属于劳动合同纠纷，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院认为：针对谢湘平申请再审所主张的事由，首先，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谢湘平起诉时主张的主要诉讼请求为判令广告集团公司向其赔偿经济损失1380135元以及将涉案房产宅基地证过户到其名下，虽然谢湘平在本案二审期间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请求将“判令广告集团公司一次性立即向谢湘平赔偿经济损失l380135元”变更为“判令广告集团公司解除谢湘平劳动合同无效，补发谢湘平从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谢湘平退休日止的部门经理级别平均工资、奖金以及养老保险等福利；补偿部门经理级别公司上市股票平均收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第二款“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对于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要么直接进行调解；要么得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在二审阶段一并审理。而谢湘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已征得广告集团公司的同意，且该变更后的请求与其主张将涉案房产宅基地证过户到其名下的请求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二审法院不予审查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仍以其起诉时主张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的定性并无不当。根据谢湘平起诉本案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相较其提起的前诉，均是围绕其认为广告集团公司在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约为其办理涉案房产的房产证，故应承担相应责任及继续履行办证义务这一基本事实，因此，根据本院（2015）粤高法立民申字第184号民事裁定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民监【2016】5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本案仍属于基于房屋买卖而引发的纠纷。其次，关于谢湘平是否基于新的证据、新的事实重新起诉的问题。根据前诉认定的事实和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房产之所以至今未能办理房产证，主要是因为涉讼房屋所在楼宇广州市××××属农村集资房，虽已经批准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但建设用地手续尚未完善；且由于建设单位至今未按规定补齐报建必需的文件材料的原因，导致至今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此外，天河区规划局至2016年8月15日仍未查到该建设单位申办规划验收的记录。而谢湘平起诉本案时所提交的证据、所主张的“新的事实”并不足以推翻前诉认定的事实，故不构成新证据、新事实。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另行起诉”的规定，本院于现阶段仅就谢湘平起诉时主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关于谢湘平主张涉案房产办证的请求，所谓的宅基地证，是当前农村村民合法拥有房屋和用地的权利凭证，是村民用地申请经所在的集体组织报送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并由县（市）人民政府颁发。由此可见，谢湘平能否取得涉案房产的宅基地证不属于民事诉讼可处理的范畴。而涉案房产所在楼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能否取得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审查范围，亦不属于民事诉讼可审查处理的范围。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鉴于涉案房产的产权登记因缺乏前提条件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故对于涉案房产能否办证的请求，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至于谢湘平所主张的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其在前诉已主张过并经前诉作驳回起诉处理，故其在没有新的事实的情况下再次主张，构成重复起诉。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以本案涉讼房产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先行处理为由驳回谢湘平的起诉、上诉并无不当。谢湘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谢湘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詹伟雄审判员  邹 莹审判员  邵静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日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