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6民再4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申请再审人）：朱树杰，农民。
委托代理人：孙宝针，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世波。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毕连生，农民。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朱洪华，农民。
以上两被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窦金花、张云岩，山东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朱树杰与被申诉人毕连生、朱洪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滨中民一终字第167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鲁检民（行）监字（2015）37000000205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6）鲁民抗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旋、李坤辉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朱树杰的委托代理人孙宝针、李世波，被申诉人毕连生、朱洪华及委托代理人窦金花、张云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11日，一审原告朱树杰起诉至无棣县人民法院称，1998年3月27日，朱洪棣和毕连生等四人承包本村“河东地”一宗，期限30年。2003年7月，朱洪棣退出承包合同，朱树杰经东卢马村委会同意，将朱洪棣承包的“河东地”10亩转包过来，期限25年。朱树杰按照合同约定，耕种土地，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2012年春季，朱洪华却突然侵占朱树杰的承包土地，致使朱树杰承包的土地无法正常耕种。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毕连生、朱洪华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并赔偿朱树杰经济损失2万元。一审被告朱洪华辩称，我方合法承包毕连生的土地，朱树杰无故毁坏我方种植的农作物，朱树杰应予赔偿损失，我方保留另行起诉的权利。原告诉称并非事实。一审被告毕连生辩称，涉案土地系我方合法承包的村委会土地，具有合法的使用权，我方将土地转包给朱洪华系合法流转，与朱树杰无关。朱洪棣对涉案土地不具有处分权利，原告诉称并不属实。
无棣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8年3月27日，毕连生与无棣县小泊头镇东卢马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毕连生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承包了东卢马村委会位于“河东”的土地一宗，承包期限30年，自1998年3月27日起至2028年7月1日止，年承包费1500元，前10年的承包费一次交清，10年后（不包括第10年）每年的10月1日逐年交当年的承包费。该合同由毕连生和时任东卢马村党支部书记朱树坤签字捺印并加盖了东卢马村委会公章。同年4月10日在无棣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案外人朱洪棣从上述涉案土地中承包了10亩，承包经营期间，朱洪棣经东卢马村委会同意，将该10亩地的承包经营权转包给了朱树杰，朱树杰按照实际耕种亩数与毕连生凑齐1500元（2010年朱树杰交纳375元，2011年交纳354元），以毕连生的名义向东卢马村委会交纳承包费。2012年春天，毕连生将朱树杰耕种的10亩土地转包给了朱洪华，朱树杰和朱洪华均主张该1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产生纠纷。无棣县公证处的公证卷宗中，申请人栏内有朱树坤、毕连生、朱洪棣的名字。该卷宗中有案外人朱洪棣委托毕连生签订承包合同的委托书。朱树杰和朱洪华因耕种土地产生纠纷后，无棣县公安局小泊头派出所对原东卢马村党支部书记朱树坤进行了询问，朱树坤称1998年3月27日和毕连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合同中的土地约80亩是毕连生、朱洪明、陈长山、陈长林四人耕种，朱洪棣系从毕连生处转包的涉案10亩土地，并称2008年10月26日为孙宝针（朱树杰之妻）出具的证明时间系倒签，实际出具证明时间是在2012年春天。原审法院对朱洪棣进行了询问，朱洪棣称其没有和毕连生共同承包土地，涉案10亩土地是其从毕连生处转包而来。对公证书中涉及的申请人为什么署其名字其称不知情，对委托书其称只是个承诺，与公证无关。东卢马村现任村委会主任朱洪伟证实，2011年11月份，毕连生、朱洪伟、孙宝针都在场的情况下，毕连生通知孙宝针“明年土地不让你种了，我不包给你了，让谁种也不让你种了”。
无棣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朱树杰从朱洪棣处转包的10亩土地是否从毕连生处转包而来。从东卢马村委会与毕连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来看，该土地合同的承包人系毕连生，朱树杰以该合同公证时申请人有朱洪棣和朱洪棣的委托书为由主张朱洪棣系该宗土地的共同承包人，继而认为朱洪棣是涉案10亩土地的原始承包人，毕连生无权和其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朱树杰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外观表现形式上看，发包人系东卢马村委会，承包人系毕连生个人，依据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在朱洪棣未在合同上签字、毕连生和朱洪棣没有内部承包协议的情形下，直接认定朱洪棣系共同承包人，依据不足。第二、本案的关键人物朱洪棣在出具证明的同时接受了法院询问，其否认和毕连生共同承包，其称涉案土地系从毕连生处转包后又转包给朱树杰，朱洪棣的陈述与朱树杰的主张相左。第三、时任东卢马村党支部书记朱树坤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称朱洪棣的10亩土地是从毕连生处转包的，作为签订合同时发包方的代表人，朱树坤证实朱洪棣并非和毕连生共同承包。朱树坤同时说明了2008年10月26日的证明系倒签时间，从而证实朱树杰提供的该份证据存在形式上的瑕疵。综上三点，涉案10亩土地的原承包人系毕连生，期间朱洪棣虽转包给了朱树杰，但未明确约定转包年限，作为原承包人的毕连生可以随时和承包人朱树杰解除合同。东卢马村委会现任主任朱洪伟能够证实毕连生在2012年11月口头通知朱树杰之妻孙宝针解除了合同，朱洪伟作为村委会主任的特殊身份见证了毕连生和朱树杰已经口头解除了合同，合同解除后，毕连生再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朱洪华并无不当。朱树杰在与毕连生合同解除的情形下再行要求朱洪华、毕连生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树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朱树杰负担。
朱树杰不服，上诉本院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所举的主要证据是无棣县公证处在1998年4月10日作出的一份完整公证卷宗，包括土地承包合同、委托书、申请表等。该公证卷宗是当初订立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时由朱树坤、毕连生、朱洪棣等申请制作的。而被上诉人所举的全部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主动调查取得的全部证据，仅有朱洪棣、朱树坤二人的证言而已。二人的证言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或者进入诉讼程序后形成的，并且二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证。上诉人所举公证书的证明力大于朱洪棣、朱树坤二人的证言效力。2.公证卷宗中朱洪棣的委托书是这样写的“委托书。受委托人：毕连生。今我们三人共同承包本村河东土地，由毕连生代为与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我们共同履行。委托人：朱洪棣。1998.3.26”。公证卷页面中的申请人栏明确记载的是“朱树坤、毕连生、朱洪棣”三人。一审法院只认可合同的外观形式，而不全面审查公证卷宗中的委托书、申请表等证据的内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采信朱洪棣所谓的承诺说法，将朱洪棣的委托书否定了。3.一审法院采信的另一个证据，是朱树坤在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土地纠纷时的询问笔录。朱树坤所述与事实不符，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共有土地40亩，根本不是80亩；承包人是毕连生、朱洪棣、孙振东（毕连生的姐夫）、毕玉森（毕连生的父亲），在一审庭审笔录中有明确记载，与陈长山、朱洪明、陈长林等毫无关系。4.上诉人举出的公证卷宗、当时做公证的公证员商功圣的证言以及朱树坤、毕连生、朱洪伟等证言，能充分证明我方主张的事实。上诉人承包的10亩土地，与毕连生没有任何关系，毕连生没有任何权利妨碍上诉人耕种，他伙同朱洪华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全部赔偿。二、一审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合同解除权”，是其错误判决的根源之一。假设毕连生将土地发包给了朱洪棣，毕连生也无权对朱树杰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具有相对性，毕连生与朱树杰没有合同关系，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三、毕连生、朱洪华的行为对上诉人构成侵权。假设涉案土地是毕连生一人承包、而后将10亩土地转包给朱洪棣，朱洪棣又转包给上诉人朱树杰，毕连生等人仍然无权干涉上诉人对土地行使使用权。无论将上诉人取得土地权利的方式定性为合同的概括转让、还是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上诉人都对该10亩土地拥有了法定的物权。毕连生、朱洪华对上诉人耕种土地的任何阻挠行为，都是违法的，应当立即停止，造成的损失，应由二被上诉人全部赔偿。请求二审法院纠正错误，作出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毕连生、朱洪华辩称，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无事实依据，公证的目的是合同的真实性，合同上没有朱洪棣的签名，朱洪棣并非原始承包人。2.朱洪棣在法院的询问笔录和签订合同时村书记朱树坤均认可朱洪棣并非原始承包人，毕连生是承包人，且朱洪棣系从毕连生处转包。3.上诉人举证朱树坤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恰恰证明承包土地与朱洪棣无关，同时否定了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落款为2008年10月26日的证明，上诉人现在否定自己提供的证据，实属自相矛盾。4.既然朱洪棣转包了毕连生的涉案土地，后朱洪棣虽转包给上诉人，但未约定转包期限，朱洪棣也认可毕连生随时要地，朱洪棣随时给，因此毕连生可随时解除合同，现任村委会主任朱洪伟证明毕连生又将土地包给了朱洪华，上诉人对合同解除权作出了片面的理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涉案土地承包人的认定问题；2.毕连生解除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一、关于本案涉案土地承包人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和权利人的根据。本案中，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依法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毕连生依据该合同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朱树杰主张公证卷宗中申请人处有朱洪棣的名字，并且有朱洪棣为委托人、毕连生为受委托人的委托书，用以证实朱洪棣也是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但公证卷宗的证明力不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其不能推翻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而且公证的内容不能超出合同的内容，其公证的内容是合同的真实性，而不是合同签订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第三、在朱树杰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中，朱树杰陈述其在毕连生承包地时“降”了一块地，说明朱树杰系从毕连生处转包的涉案土地。签订合同时的东卢马村党支部书记朱树坤也证实与村委会签订合同的是毕连生。第四、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履行情况看，与东卢马村委会履行合同的主体也是毕连生，东卢马村委会收取承包费后出具的收到条的交款人均记载毕连生。二、关于毕连生解除合同的合法性问题。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将涉案十亩土地转包给了朱洪棣，期限为十年，朱洪棣也交纳了承包费用，后朱洪棣最后三年将涉案十亩土地又转包给了朱树杰耕种，朱树杰支付了朱洪棣相关土地承包费用。前十年届满后，朱树杰继续耕种土地是从毕连生处转包，朱树杰也通过毕连生交纳承包费。在双方未明确约定承包期限的情况下，毕连生通知朱树杰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已通过东卢马村委会主任朱洪伟通知朱树杰之妻孙宝针。在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朱树杰丧失了通过从毕连生处转包取得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上诉人朱树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朱树杰负担。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滨中民一终字第16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经过委托、签订、公证后生效。1998年3月24日，朱树坤、毕连生向当地司法所递交了公证申请及身份证明，当地司法所同日以无棣县公证处名义对两人做谈话记录；同年3月26日，毕连生要求朱洪棣签署委托书并载明“由毕连生代为与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我们共同履行”的内容；同年3月27日，毕连生作为承包户的代表与东卢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同年4月10日，无棣县公证处作出（1998）棣证字第260号公证书，证明朱树坤与本村承包户的代表人毕连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首先，从朱洪棣签署的委托书内容上看，朱洪棣委托毕连生代其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承诺共同履行，可证明双方共同承包涉案土地意思表示一致。其次，该委托书由毕连生交给公证处，说明欲申请公证的合同是由毕连生代表朱洪棣签订。无棣县公证处（1998）棣证字第260号公证卷宗材料载明的时间，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和委托书均在公证期间形成，委托在先，签订合同在后，二者具有关联性。终审判决仅从土地承包合同形式上判断承包主体，认定事实依据不充分。再次，根据毕连生的陈述，涉案土地由毕连生、其父、其姐和朱洪棣共同耕种，并缴纳了十年承包费，说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只毕连生独自享有，朱洪棣经村委会同意将承包土地转给朱树杰后，由朱树杰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事实。二、终审判决认定朱洪棣的承包期限为十年缺乏证据证明。朱洪棣委托毕连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而约定前十年的土地承包费一次性交清，十年期满后逐年缴纳，认定朱洪棣的承包期限为十年，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本院在再审过程中，朱树杰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导致作出错误判决。1.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委托书均在公证期间形成，委托在先，签订合同在后，具有整体性，法院不应当将二者割裂开来，仅从形式上判断合同主体。2.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代表人是毕连生，公证卷宗中存有朱洪棣的委托书，可证明委托书是毕连生要求朱洪棣所写，毕连生认可委托书的内容，能够证实涉案土地是毕连生与朱洪棣共同承包。3.从公证卷宗封面中载明申请人为朱树坤、毕连生和朱洪棣，公证员商功圣的书面证言，可证明朱洪棣与毕连生都是合同主体，并共同承包了涉案土地。4.终审判决认定承包期限为十年错误。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前十年的土地承包费一次性交清，十年期满后逐年缴纳。朱洪棣按规定缴纳了10年的承包费，朱树杰在十年后继续缴纳土地承包费，故承包期限为30年。5.有证据证明东卢马村知道和认可朱洪棣是承包人。如果朱洪棣是转包毕连生的土地，那么朱树杰应当向毕连生交纳承包费，但从东卢马村委会收取朱树杰的承包费的收据，就可证明东卢马村委会认可朱树杰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请求撤销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滨中民一终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朱树杰的一审诉讼请求。毕连生、朱洪华辩称，申诉人朱树杰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涉案的土地是朱洪华承包的毕连生的土地，属于合法承包。毕连生于1998年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毕连生有合法的转包权。朱洪棣所承包土地是从毕连生转包的，有法院询问朱洪棣的笔录予以证实。朱树杰以提交的无棣县公证处（1998）棣证字第260号公证卷宗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不能成立。该公证卷宗申请人一栏内尽管填写有朱洪棣的名字，但并不能证实朱洪棣就是该公证的申请人。公证卷宗中申请表只有两份，分别是申请人朱树坤和毕连生，而朱洪棣没有申请表。公证人员所作的谈话笔录也只有两份，分别是对朱树坤和毕连生进行的谈话，也没有对朱洪棣的谈话笔录，所以卷宗里面的材料均不能证实朱洪棣是合同公证的申请人。对公证卷宗中的“委托书”不能证实申诉人的主张。首先从委托书内容来看，假如委托内容成立，是委托毕连生代为签订合同，而不是代为办理公证，所以该委托书与办公证无关联性。委托合同记载三人共同承包的土地，与申诉人主张的由毕连生、朱洪棣、孙振东、毕玉森四人承包相矛盾。如果委托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合同，那么委托人不应是朱洪棣一人委托，朱洪棣代表不了其他承包人，所以该委托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委托人的签名上都与土地承包合同相互矛盾，所以根本不能证实申诉人主张。委托书不是毕连生提交公证处的，也不是毕连生要求朱洪棣所书写。朱洪棣是否是土地合同的承包人，应以土地承包合同为准，该公证人员的证言不能证实朱洪棣是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毕连生于2011年11月在村委会主任朱洪伟在场的情况下向朱洪棣打电话解除与朱洪棣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朱洪棣也予以同意，朱洪棣与毕连生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依法解除，朱洪棣与孙宝针之间的转包合同也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也自动解除。毕连生又依法将土地转包给朱洪华，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所以申诉人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申诉人朱树杰的申诉请求和被申诉人毕连生、朱洪华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土地是毕连生个人承包，还是毕连生与朱洪棣共同承包。根据东卢马村委会与毕连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订立合同双方为东卢马村委会和毕连生，即合同主体为东卢马村委会和毕连生。虽然无棣县公证处（1998）棣证字第260号公证卷宗材料中记载申请人为朱树坤、毕连生和朱洪棣，但申请人申请的内容是对签订合同进行公证。公证机关对涉案合同进行公证时，既审查签订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审查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如果签订合同一方为多人，应当在当事人栏目中列明，并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或盖章；如果有的当事人委托受托人办理签订合同事宜，应当在合同的当事人栏目中列明委托人的名称，受托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名或盖章。而本案公证机关在对合同公证过程中并没有要求申请人对合同主体进行更正，合同公证后的当事人是东卢马村委会和毕连生。假如朱洪棣委托毕连生共同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当事人栏目中应当署有朱洪棣的名称，受托人毕连生在合同落款处签名或盖章。而本案中朱洪棣在合同当事人栏目中并未署名，毕连生也不承认和朱洪棣共同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合同，应当认定毕连生没有完成其与朱洪棣之间的委托事宜。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是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而毕连生与朱洪棣是委托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以委托合同关系改变毕连生与东卢村委会土地承包关系。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朱洪棣转包毕连生承包的土地，与公安机关对朱树坤的询问笔录和一审法院对朱洪棣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成立。朱洪棣与毕连生之间既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约定承包期限，按法律规定，毕连生可随时解除合同并给予另一方合理的准备期间。虽然朱树杰也向东卢马村委会缴纳土地承包费，但东卢马村委会收取的是毕连生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毕连生应当履行的义务，并没有改变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朱树杰主张毕连生与朱洪棣共同与东卢马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滨中民一终字第16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胜伦
审判员 张魁海
审判员 吴金魁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