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4民初20679号
原告：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负责人柴小平。
被告：郭立明，女，1959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海麟，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
负责人闵建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申邦所)与被告郭立明、第三人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一法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邦所的负责人柴小平、被告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海麟、第三人一法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笔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邦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郭立明支付律师费191.7万元。
申邦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案外人陈某某因与郭立明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而诉至法院。2013年2月22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郭立明败诉，应支付陈某某货款5,640万元。
2013年3月3日，郭立明经人介绍，委托本所代理该案的二审诉讼，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本所指派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郭立明是外籍人士，人在国外，双方通过电话口头约定律师费180万元至190万元，未谈妥具体金额，同意等郭立明回国后再商定最终律师费并签订合同，郭立明还口头承诺，如一审判决被撤销，愿意加倍支付律师费。
出于对郭立明的信任，加上案件紧急，本所柴小平律师立即开展工作，书写上诉状、调查取证、证人证言保全公证、向公安部门报案和递交法律意见书、出庭质证、辩论，要求二审法院中止审理，参与多次调解、和解，从上海到北京、天津往返二十多次，历时一年半。在柴律师的努力下，2013年7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陈某某立案侦查。同月18日，柴律师尽心尽职代理郭立明参与二审庭审，取得较好效果。2013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止二审诉讼，柴律师的意见最终被采纳。柴律师为郭立明利益最大化与陈某某家属多次谈判，双方最终于2014年3月4日达成和解协议：陈某某放弃一审全部诉请，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并赔偿郭立明经济损失300万元，郭立明放弃对陈某某的刑事追究。基于该协议，2014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案件以调解结案，案件得到圆满解决。之后，为解决郭立明房产解封事宜，柴律师又于2014年7月初奔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查询确认该房产已于2014年8月27日被解封。至此，本所已完全履行了二审律师的全部职责，虽然郭立明根据本所推荐还选择了一法所律师代理此案，但主要代理工作均为本所律师承担。
但自2014年8月案件办理完毕至今，郭立明以仍在国外或房产还未解封等理由推脱支付律师费，之后就不接本所律师电话，律师费至今未付分文。至于一法所与郭立明的代理诉讼情况和合同签订情况，本所不清楚，亦与本案无关。
综上，本所已完成全部诉讼代理工作，郭立明应依法支付律师费。根据一审判决郭立明应承担的货款5,640万元，按上海市相关规定，依此标的收费，郭立明应支付律师费191.7万元(10万元以下部分按12％计费得1.2万元，1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部分按7％计费得6.3万元，1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部分按5％计费得45万元，剩余1,000万元以上部分按3％计费得139.2万元，四段费用合计191.7万元)。一法所与郭立明的法律服务合同与本案无关，郭立明既然聘请两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诉讼，就应分别计费，单独支付两个律师事务所相应律师费。更何况本所为郭立明代理的诉讼案件标的巨大，属重大、疑难的涉外案件，本所诉请的律师费金额在合理范围内。
郭立明辩称，不同意申邦所的诉请。本人从未和申邦所、一法所签订过委托合同，柴小平律师个人私自收案，其间还引荐自己老乡陈笔魁律师一同为本人代理，两人均属个人私自收案。两人与本人商定律师费合计65万元，两位律师的委托书统一由柴小平律师发送给本人签署，柴律师还曾提醒本人法律服务合同会让陈律师发送过来，但实际从未让本人签署委托合同。本人实际付清了65万元代理费，是银行转账至两位律师指定的陈律师个人银行账户，两位律师从未给过本人律师费发票，也始终未给过本人律师事务所的银行账户。
相关案件之所以能在二审期间达成调解，是因为本人的朋友在刑事立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二审案件的关键就在刑事立案方面，陈律师实际所做的代理工作与刑事立案无关，如本人已付的65万元仅是支付给陈律师一人，显然不合常理。
综上，本人认为：两位律师属私自收案，混同收费，协同办案，本人与两位律师商定律师费为65万元，且实际已全部付清，该款足以涵盖两位律师所提供的代理服务；两位律师作为专业法律工作者，私自收案，事先不与本人签订合同，事后却要求本人按律师费收费标准，参照疑难、复杂案件收费，本人不予认同。
第三人一法所述称，郭立明委托本所代理其与陈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二审诉讼，双方形成合法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所指派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保证及时上诉，陈律师用自己个人的银行账户为郭立明代缴上诉费。2013年4月7日，郭立明回国后，与本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当时，本所充分考虑到郭立明同时还要委托申邦所柴小平律师，另行还要支付一笔律师费，故将应收的135万元律师费减半收取，最终确定为65万元。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郭立明支付本所律师费65万元，郭立明实际分两次付清了该款。
自2013年3月3日本所得到郭立明授权起，至2014年6月9日二审调解结案止，本所律师前往法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缴费通知，代缴上诉费，和申邦所柴律师认真准备，全程参加庭审，取得较好效果。本所律师和申邦所律师同时向法院提出法律意见，建议中止诉讼，被法院最终采纳。申邦所柴律师又积极参与民事部分的调解工作，最终使二审以调解结案，使郭立明不需再支付5,640万元货款，也无需向陈某某返还雕刻佛像和摆件，避免了6,000余万元的损失，案件取得圆满成功。正因为之前，本所陈律师用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为郭立明代缴过上诉费，故郭立明将65万元应付给一法所的律师费支付至本所陈律师个人银行账户，陈律师已就该费用及时向本所作了汇报和结算。
本所认为：本所与郭立明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明确郭立明支付本所律师费65万元，该款系本所应收费用，与本案中郭立明拖欠申邦所的律师费无关，本所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第三人；本所在履约过程中勤勉尽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取得二审胜诉，使郭立明避免了巨额的财产损失，65万元系本所应得的律师费。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3年2月22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案外人陈某某与郭立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一、郭立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某某货款5,640万元；二、驳回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立明负担。
在该案诉讼期间，2013年1月16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郭立明3,000万元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予以查封、扣押、冻结。
2013年3月，郭立明对前述(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民事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案件受理费337,800元由郭立明转账付至一法所陈笔魁律师个人银行账户，再由陈笔魁律师从自己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5月5日，郭立明至最高人民法院签署两份《授权委托书》，分别委托申邦所的柴小平律师、一法所的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在二审阶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邦所、一法所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应的律师函。
2013年4月22日、6月13日，天津滨海艾尔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尔博公司，郭立明为法定代表人)分两次支付至陈笔魁律师个人银行账户30万元、35万元，合计65万元。庭审中，郭立明和一法所确认一致，该65万元系郭立明支付的律师费。
2013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申邦所的柴小平律师、一法所的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庭审中，两位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证据中包括天津市公安局分别于2013年7月4日、15日出具的《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内容为告知已受理郭立明报称的“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且已立案。两位律师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代理词》、《法律意见书》和《中止诉讼申请书》，要求中止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2013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四终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写明，2013年8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发来《关于天津市公安局对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的函》，称案件与该队于同年7月15日立案侦查的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系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法律事实。2013年9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来函称，天津市公安局已对陈某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天津市公安局以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当事人立案侦查的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案，其处理结果对案件有关事实认定和最终处理有重大影响，遂裁定中止诉讼。
2014年3月4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陈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同月13日，陈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撤回一审所有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
2014年6月9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陈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陈某某放弃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陈某某不再向郭立明返还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2,520万元，郭立明不再向陈某某返还案涉三尊雕刻佛像及千手观音摆件；三、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陈某某负担。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2013)民四终字第24号民事调解书，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作为郭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签收该调解书，二审以调解结案。
2014年7月8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从申邦所的办公地址以快递形式，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邮寄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要求解除对包括郭立明房产在内的财产保全。
2015年2月9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向郭立明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最近一切好吧，不知您何时回上海，有关您与陈某某的案件的相关扫尾的事情也需要给您汇报，我和我的律师团队为您的案件尽心竭力，案件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临近年关，希望郭总对我及我团队的律师费予以考虑，再次感谢郭总对我的信任！”
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申邦所提供的(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1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2013)民四终字第24号二审诉讼卷宗、艾尔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2015年2月9日电子邮件打印件，郭立明提供的65万元律师费支付凭证，一法所提供的上诉费缴纳情况材料等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确认，一法所未参与刑事部分的工作。
庭审中，关于为何一直未与郭立明签订书面合同，申邦所所作的解释为：郭立明在国外时与本所律师口头约定按上海标准计费，律师费180万元至190万元，然后按2倍计算，未谈妥具体金额，同意等郭立明回国后再商定最终律师费。郭立明回国后，本所律师曾将打印好的空白法律服务合同当面交予郭立明，郭立明说回去考虑一下，之后答应可以，但以银行账户被法院查封为由，要求暂缓支付律师费，而且每次见面，郭立明就谈自己的事，谈完就走，本所律师没有机会与其商谈律师费。二审案件结束后，郭立明又表示房产未解封故未付律师费，房产解封后又说人在美国，回国再谈。
庭审中，一法所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7日的《委托代理合同》，相关内容为：委托人、甲方为郭立明，受托人、乙方为一法所；一法所指派陈笔魁律师作为郭立明代理人，为郭立明诉讼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代理费为135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按130万元减半确定律师代理费为65万元，由郭立明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给一法所。
一法所表示，该合同是由本所律师打印后，交予郭立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艾尔博公司工作人员，转交给郭立明，郭立明签好字，再交予工作人员，转交给本所。
申邦所对该合同无异议。郭立明则对该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表示从未签订过该合同，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根据郭立明的申请，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委托代理合同》上的需检签名不是郭立明本人所写。
庭审中，申邦所还提供的：
1.发生在2013年3月、6月的三份调查笔录,调查人均为申邦所柴小平律师、一法所陈笔魁律师。申邦所表示，这些材料证明本所律师为庭审准备证据材料的情况，且是以本所律师为主。
2.2013年4月18日、7月29日，申邦所柴小平律师发送给郭立明的电子邮件及附件的打印件，证明申邦所律师为郭立明书写向公安部门递交的刑事方面材料。
3.2013年6月24日，申邦所给郭立明用于刑事报案方面的《律师调查报告》。
上述证据2、3证明申邦所不仅为郭立明提供二审的民事诉讼代理法律服务，还提供了刑事方面的报案、调查以及提供法律意见等法律服务。
4.2014年6月6日，申邦所邮寄材料给天津市公安局的快递单，证明申邦所一直跟踪整个案件的进展情况。
郭立明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证明了两位律师混同工作，不存在主次之分，也不能反映是重大、疑难案件；对上述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调查工作是郭立明自己做的，律师只是根据调查情况组织书面材料；对证据4无异议。
一法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庭审中，郭立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
1.两位律师向郭立明报销差旅费时提交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等方面的发票。
2.2014年3月27日，艾尔博公司转账支付6万元至柴小平律师个人银行账户的银行凭证，证明郭立明还另行支付柴律师6万元，该款不是律师费，是额外的其他费用。
3.6万元发票，付款单位为艾尔博公司，收款单位为案外人倍拓菲(上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拓菲公司)。郭立明表示，这是柴小平律师收取证据2中的6万元后提供给郭立明的发票。
4.柴小平律师书写并提交郭立明的差旅费报销申请和清单。
上述证据证明两位律师存在私下收费的情况，让郭立明将钱款均支付至律师私人银行账户。
5.刘某某当庭所作证人证言，证明刑事立案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刘某某完成的，柴小平律师仅提供过案外人陈某某的身份信息，书写了报案材料，且证人曾某陈笔魁律师谈过律师费的事，陈笔魁律师表示自己和柴小平律师是老乡，两人的律师费一起算。
6.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于2016年10月11日出具的(2016)沪东证字第51166号公证书，公证书显示的是2013年3月至7月期间，申邦所柴小平律师发给郭立明的电子邮件打印件。
郭立明表示：2013年3月3日的电子邮件显示，柴小平律师将自己的委托书和陈笔魁律师的委托书一并发送给本人，让本人签署，由此可见，两位律师的委托手续是合并由其中一位律师办理；
2013年4月6日的电子邮件显示“另北京陈律师告诉我已将法律服务合同发给您，请您抽空查阅。”由此可见，柴小平律师当时提醒郭立明，法律服务合同会由陈笔魁律师发送过来，尽管郭立明实际并未收到邮件中提到的法律服务合同，但该邮件内容表明，两位律师是捆绑在一起与郭立明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的，双方约定的65万元涵盖了两位律师的全部工作；
2013年6月23、24日的电子邮件显示，柴小平律师在邮件中表示“根据刘总沟通的情况，特将昨日发给情况反映再次进行修改，请查收。非常感谢刘总的帮助和关心！”由此可见，柴小平律师在邮件中也自认书写的刑事方面材料，是根据“刘总”，也就是郭立明朋友刘某某的调查材料而组织汇总的；
2013年7月8日的电子邮件显示，柴小平律师发送给郭立明一份拟好的长期法律顾问服务合同，让郭立明审阅签署。由此可见，柴小平律师能想到将长期法律服务合同发给郭立明，如果就本案所涉二审诉讼要单独与郭立明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完全可以将合同文本发送给郭立明，说明柴小平律师也确认陈笔魁律师另外发给郭立明的法律服务合同，涵盖了两位律师的法律服务工作。
申邦所对上述证据1中与本所律师有关的部分无异议，并表示这些差旅费本就应由郭立明承担，实际也得到了报销；对上述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该6万元就是郭立明报销的差旅费，本所律师也提供了相应的发票，但并非证据3中的发票，证据3中的发票与本所律师无关；对上述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相应差旅费实际得到报销，本所律师也提供了相应发票；对上述证据5有异议，表示证人系郭立明朋友，所作证言不属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申邦所对上述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并解释：关于第一封电子邮件，两位律师的委托书是郭立明要求本所柴小平律师统一发送的，便于她签字，且共同办案，不代表共同收费；关于第二封电子邮件，是因为陈笔魁律师将一法所的合同发给郭立明，未得到回复，所以本所柴小平律师才会在邮件上提醒郭立明，至于本所和郭立明的合同，由于郭立明答应回国后再商量，故未再发送本所的法律服务合同；关于第三封电子邮件，“刘总”确实是郭立明的朋友刘某某，但刘某某只是在电话中提了建议，并未进行调查，该邮件不能证明刘某某做了调查工作；关于第四封电子邮件，本所向郭立明催讨律师费，郭立明主动提出要与本所签订长期法律服务合同，同时提出暂缓支付律师费，在此情况下本所律师才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了长期法律服务合同。
一法所对上述证据1中与本所律师有关的部分无异议，并表示原始发票均已提交给郭立明；对上述证据2至4表示不了解，且与本所无关；对上述证据5有异议，表示自己从未与证人见过面；对上述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
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一法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由于郭立明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其本人所写，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关于申邦所提供的证据1至4，由于郭立明和一法所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反映了申邦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郭立明提供的证据1、2、4、6，由于申邦所、一法所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反映了郭立明为律师报销差旅费用，以及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商谈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郭立明提供的证据3，由于申邦所否认提供过该发票，且发票的收款人系案外人，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郭立明提供的证据5，由于证人与郭立明系朋友，且所作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郭立明于2013年5月5日至最高人民法院签署《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申邦所、一法所代理二审诉讼，申邦所、一法所出具相应律师函，随之指派律师为郭立明进行二审诉讼代理，这些事实表明，郭立明与申邦所、一法所形成为郭立明二审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关系。
现有证据及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表明，郭立明实际支付了65万元律师费。申邦所、一法所认为该款系郭立明与一法所约定的一法所应得律师费，与申邦所无关；郭立明则认为该款为自己与两位律师商定的全部律师费。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双方的主张是否有事实、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均应对各自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现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及查明事实，作如下分析：
首先，申邦所、一法所是具备专业能力的法律服务机构，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具备基本的专业能力，正因为如此，郭立明提供的电子邮件打印件显示，在二审诉讼程序启动之初，申邦所律师于2013年3月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将申邦所、一法所的律师委托书发送给郭立明签署，然后于2013年4月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提醒郭立明，一法所的陈律师“已将法律服务合同发给您，请您抽空查阅。”随之就发生郭立明支付65万元律师费的事实，且该款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为2013年4月22日即在郭立明至法院签署《授权委托书》之前，第二次为2013年6月13日即二审诉讼庭审之前。上述事实经过，形成一个完整的郭立明与两家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服务合同签订、费用支付、合同正式开始履行的正常发展过程。
双方当事人现对合同签订一节事实中，双方合意内容存有争议：申邦所、一法所主张，当时双方仅就一法所应收的律师费达成65万元合意；郭立明则确认存在65万元律师费合意，主张该费用系针对申邦所、一法所两家律所。郭立明为此提供了申邦所律师统一发送两家律所委托书，并提醒郭立明查阅一法所律师发送过来的法律服务合同的电子邮件，从邮件内容结合常理理解，该法律服务合同应针对共同为郭立明提供法律服务的申邦所、一法所，郭立明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与申邦所、一法所商定律师费，郭立明的主张更符合事情发展的正常脉络，即正因为申邦所、一法所就律师费与郭立明达成合意，才会随之发生律师费用支付，两家律所共同开始履行合同的后续事情发展。现申邦所、一法所主张65万元仅针对一法所，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但一法所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经鉴定并非郭立明本人所签，本院难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其二，申邦所、一法所主张双方仅就一法所收费事宜达成合意，亦不符合常理：如果申邦所主张属实，为何在发送给郭立明的电子邮件中既提到一法所发送的法律服务合同，也提到要与郭立明签订长期法律服务合同，却只字未提另行与自己律所签订合同和收取律师费事宜；申邦所对为何一直未能与郭立明签订法律服务合同，解释为郭立明人在国外，回国后见面就谈自己的事，谈完就走，本所律师无机会与其商谈律师费，该解释无法令人信服；申邦所主张，双方曾通过电话口头约定律师费180万元至190万元，郭立明还口头承诺，如一审判决被撤销，愿意加倍支付律师费，申邦所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其律师在二审诉讼结案后于2015年2月9日发送的电子邮件也只是希望郭立明对“我及我团队的律师费予以考虑”；此外，根据当事人一致的确认，二审诉讼的主要工作在于刑事立案部分，而一法所律师并未参与其中，故申邦所、一法所主张65万元律师费全部是一法所收取的，同样无法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申邦所、一法所主张郭立明分别与两个律所单独约定代理二审诉讼的法律服务合同，单独收费，郭立明已付的65万元仅为一法所收取的律师费，郭立明应按律师收费方面的规定另行支付申邦所律师费，这些主张既缺乏事实、合同依据，亦于法无据。至于申邦所主张代理的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向郭立明加倍收取律师费，这也需要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双方既未签订律师服务合同，亦未协商一致加倍收费，故申邦所关于加倍收费的主张，同样缺乏事实、合同依据。
郭立明主张与申邦所、一法所就两所共同提供的法律服务达成收费65万元的合意，并提供了电子邮件等证据证明，根据已查明的法律事实以及双方举证材料的强弱程度分析，郭立明的证据优势强于申邦所、一法所的证据，其主张更符合常理，本院对此予以采纳，申邦所的诉请缺乏事实、合同依据，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053元、保全费5,000元(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均已预缴)，由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负担；鉴定费15,000元(郭立明已预缴)，由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和第三人在十五日内、被告在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仪蔚
人民陪审员 沈鸣放
人民陪审员 单春梅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施旭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