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1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涛，男，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平，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英，女，196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封立军，男，1959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系被上诉人张英丈夫。
上诉人吕涛因与被上诉人张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3民初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而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英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汇入案外人单旭东银行卡上的2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也不需承担讼争的另30万元现金借款责任，上诉人没有收到30万元现金。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为证明52万元借款金额拼凑证据。被上诉人所提供协议的日期与其主张的款项交付日期没有关联甚至相互矛盾，相应协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是分两次提供。2.被上诉人汇付给案外人单旭东的2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有关。3.被上诉人提供的《白银投资理财委托服务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能认定，亦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应予以认定。协议日期存在涂改，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存在矛盾，且可能系他人所为。4.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诉称所交付的30万元。相应协议书并非上诉人所写，如果上诉人当时在场，协议应由上诉人书写。没有通过银行转账交付，且被上诉人应当知晓大额借款没有支付凭证的风险。按被上诉人陈述，当时封立军也在场，但不是封立军自己签名。被上诉人银行账单中显示，封立军同日还有提现10万元及现金11.5万元的不正常记录。5.借条记载“今收到……现金……”字样，表明是当天收到现金，但被上诉人没有将现金52万元借给上诉人。二、一审混淆了公司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民事行为。被上诉人自始知晓单旭东系嵊州市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协议也是该公司签订，款项也是汇入单旭东的个人账户，由单旭东个人支配，与本案52万元借条没有关联，一审法庭对其予以认可错误。单旭东个人借款与上诉人无关。即使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借款也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仅是该公司股东。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缺乏关联，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张英答辩称：一、借款时均是由上诉人签名出具《白银投资理财委托服务协议书》，且上诉人吕涛认可由其安排使用和归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根据上诉人的质疑，当场提供相应证据，并非事后提供。1.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借款8笔合计112万，其中归还60万元本金，剩余借款本金52万元。经当事人清算认可后，吕涛出具52万元借条。关于各笔借款事实及归还本息情况，上诉人均能清楚说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存在矛盾以及没有关联纯属狡辩，不存在被上诉人拼凑证据的问题。2.汇付至单旭东名下的两笔10万元合计20万元借款，均系由上诉人负责出具借款手续，并由上诉人于2015年11月3日归还，足以证明是上诉人借款。3.关于2015年1月的30万元借款，由上诉人丈夫封立军去银行提现后借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于2015年7月19日归还本金30万元及利息4250元。至于当时封立军没有在相应协议书中签名，是因为此前借款均是被上诉人出面，且与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且又均是在场，故写上被上诉人的名字完全正当。至于封立军同一天另提取其他现金，完全不能用以否定当日30万元借款发生。4.本案借款均是现金汇款或现金交付，不存在存单、本票等形式，结算借条中明确为“现金”两字，实质恰是证明了是现金借贷清算的结果。5.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更加证明了上诉人以前述协议书的名义，取得资金进行个人使用的事实。上诉人系正常成年人，应当知道出具结算手续的实质和责任所在。二、被上诉人原不知晓上诉人成立了公司，在借款到期未付以及停付利息后，上诉人才去了解协议书中的公司。案涉借条是由上诉人亲自核算、认可、签名捺指印，是清算借贷事实的结果，是个人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被告吕涛与单旭东各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金的50%成立了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不含证券、金融、期货、保险）。2014年3月起，原告通过被告吕涛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多次订立《白银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合同约定了出资款项、委托投资期限和本金红利分配方案、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据此，原告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4月1日汇入单旭东的银行账户各10万元；于同年7月21日、9月1日、10月21日、11月6日和2015年5月4日分别汇入吕涛的银行账户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和12万元。期间，原告交付的上述款项的大部分红利通过单旭东账户汇给原告。2015年1月20日，原告又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订立《白银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原告与其丈夫封立军根据协议书约定在封立军的银行账户提取现金30万元后交付给吕涛。同年7月19日被告吕涛应原告要求将该30万元及红利4250元汇入封立军账户。同年11月3日，被告吕涛汇入原告账户30万元。原告认为其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借款实际为被告吕涛向原告所借，除被告吕涛已归还的60万元本金外，尚欠原告52万元，原告遂多次向被告吕涛催讨，被告吕涛于2016年3月6日出具给原告借条一纸，载明：今收到张英现金人民币伍拾贰万元正（520000），期限到2016年7月底前全款归还。原告因被告至今未还该款起诉来院。
另查明，2016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为年利率4.35%。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焦点为：1.原告将112万元款项给付吕涛与单旭东，系原告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还是原告与吕涛之间的债务？2.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是否成立？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提出其因为信任被告吕涛，而根据被告吕涛的要求，多次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吕涛之间订立《白银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并按照协议书要求将相应款项通过银行转账与现金方式交付给该公司股东，但实质是其与吕涛之间的借款关系，与该公司无关。被告提出该公司系独立法人，合同上吕涛作为公司业务的经办人而签名，与吕涛本人无关的答辩意见。该院认为，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被告与单旭东各出资50%创办。原告虽与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白银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但原告相应款项却是支付到该公司两股东的个人账户，且后来归还给原告的部分款项也是通过上述两股东的个人账户支付。被告在审理期间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另一股东单旭东在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已将相应款项转入公司的账户，并由公司按协议书约定用于给原告投资白银理财之事实。现有证据证明该公司股东以企业名义与原告订立白银投资理财协议书取得资金供个人使用之事实。2016年3月6日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借条，更进一步印证了该借款名为公司投资理财，实系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故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提出其向原告出具借条系因公司经营困难而欲再次向原告借款52万元，其在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相应借款，该借条因原告未支付相应款项而尚未成立的答辩意见。该院认为，被告的主张与生活常理、日常习惯不符。首先，如果被告考虑的是公司资金困难而需要再次向原告借款，应由公司出面与原告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的方式取得，而不是由被告本人直接向原告出具借条；第二，被告吕涛作为一个具有经营投资管理经验的成年人其应该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但其在未收到原告的现金的情况下，仍向原告出具了收到52万元现金的借条，且在长期未收到现金的情况下未向原告索回借条，亦与生活常理相悖；第三，被告所出具的借条的借款金额52万元与原告汇入单旭东账户20万元、被告账户62万元及交付给被告的现金30万元款项减去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30万元、原告丈夫30.4250万元（其中4250万元为红利）后的金额相吻合，该借条印证了被告对其前期向原告借款经结算后所欠款项进行追认的事实。故对被告的该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被告应按借条约定期限及时归还借款，被告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已属违约，原告诉请被告归还52万元借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因被告吕涛在出具借条时未约定利息，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从借款逾期之日起计算，即自2016年8月1日起计算。故对原告诉请中不合理部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吕涛返还张英借款52万元。并支付该借款自2016年8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款限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张英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依法减半收取4500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7770元，由原告张英负担70元，由被告吕涛负担7700元，款限于该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英向本院提交电话录音一份，以证明本案52万元借条以及债务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述称该份录音系其丈夫封立军与上诉人之间的录音。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双方通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录音中无法看出借款情况，上诉人没有明确讲欠款金额；上诉人一再强调反正账都在，即并不是按52万元的借条计；上诉人当时正在开车声音也不是很清楚，加之电话中讲不清，就不管封立军说什么，就讲反正在的，也就是说按账面计；如果存在52万元借款，封立军不需要录音，也不需要在录音中一再说52万元的借条，不需要诱导上诉人，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案涉借款不存在。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力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阐述。上诉人吕涛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起，上诉人吕涛以“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人员名义多次与被上诉人张英订立《白银投资理财委托服务协议书》，合同约定了出资款项、委托投资期限和本金红利分配方案、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期间，被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4月1日汇入嵊州永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单旭东的银行账户各10万元；于同年7月21日、9月1日、10月21日、11月6日和2015年5月4日分别汇入上诉人吕涛的银行账户10万元、10万元、20万元、10万元和12万元。2016年3月6日，上诉人吕涛向被上诉人张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英现金人民币伍拾贰万元正（520000），期限到2016年7月底前全款归还。诉讼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个人以出具《白银投资理财委托服务协议书》的形式向被上诉人借款，上述82万元款项均系上诉人吕涛个人借款；2015年11月3日，上诉人吕涛汇入被上诉人账户30万元，用于清偿前述2014年3月24日、4月1日、11月6日三笔合计30万元的借款，余欠52万元；此外，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与其丈夫封立军在封立军的银行账户提取现金30万元后交付给吕涛，同年7月19日上诉人吕涛应被上诉人要求将该30万元及红利4250元汇入封立军账户；就尚欠被上诉人张英借款本金52万元，上诉人吕涛于2016年3月6日向被上诉人张英出具前述借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案涉52万元借条项下债务是否成立，上诉人吕涛是否应就此承担还款责任。当事人就自身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债权主张，其一，提供了上诉人签名且捺指印的借条，该借条是证明债权债务的直接书证，其本身对讼争债权债务即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不能轻易否定；其二，被上诉人提供了银行凭证、协议书等证据，能够佐证双方间原存在经济往来，具有大额债权债务发生的客观基础；其三，被上诉人提供了微信往来，证明被上诉人方多次向上诉人催讨借款，且其中被上诉人方陈述“吕总.10月底前能不能先想办法20万元。真急用”、“你7月到10月，现在到12月，三次变化，如果是你，会怎么想？不存在质疑，我是急着用，也不是全额一次性崔，共同努力才是办法”，而上诉人在微信中并未就债务本身提出异议，而是一再解释无法还款的原因，其否认微信与本案之间存在关联，亦未就微信中提及的相应债务另行作出合理解释；其四，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电话录音，在录音中被上诉人方多次明确提出尚欠债务本金52万元，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多次肯定账及账单是在的。上诉人辩称其在录音中拒绝认可52万元债务，与录音整体内容明显不符。至此，被上诉人提供的多方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其主张的52万元债权金额。相反，被上诉人否认债务，其一，其在诉讼中原否认前述汇入单旭东账户的20万元款项与其存在关联，后又称为达到向被上诉人新借30万元的目的，故将前述20万元款项的本金红利合计22万元，与新借30万元一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本案52万元的借条，前后矛盾。其二，上诉人否认借条是对此前债务的结算，主张借条中的30万元系拟借新款且借款没有交付，与其电话录音所述内容明显矛盾。其三，上诉人在录音中亦陈述双方存在账目，但没有就账目作出合理说明，更未提供账目予以反证，故其否认债务的主张不足采信。综合上述，被上诉人主张52万元债权金额依据充分，上诉人所作抗辩证据不足且难以自洽，一审法院最终判令被上诉人承担52万元金额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另，上诉人否认自身是案涉债务的借款人，若其该项主张成立，其就相应债务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依法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结果处理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吕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欣
审 判 员 孙世光
代理审判员 黄哲锋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