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监三再字第000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运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业二路29街44门*栋*楼。
法定代表人：刘雪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秀琴，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小美，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开发区沌阳街洪山村。
法定代表人：陶保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桂荣，湖北金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俊，湖北金翅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武汉运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盛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外运湖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外运）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武汉海事法院于2010年12月15日作出（2009）武海法商字第237号民事判决，湖北外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12月18日作出（2011）鄂民四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运盛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140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运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秀琴，湖北外运的委托代理人杜俊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运盛公司一审诉称，2008年8月，其与外商签订销售合同，向外商销售HG785D型热轧钢板。随后，运盛公司采购了符合前述合同要求的三种规格HG785D型热轧钢板共323.226吨，总货值为人民币（以下无特指则均为人民币）2493194.04元，运盛公司另承担运费3232.26元将该批钢材从武钢运到一冶仓库。2008年10月30日，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委托湖北外运将上述钢材从一冶仓库经上海港运至南非德班港，约定货物离开上海港的日期为2008年11月27日。湖北外运接货后过失致货物下落不明，无法在约定时间从上海起运。由于湖北外运的违约，致使运盛公司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向外商交付货物并结汇，外商已提出与运盛公司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运盛公司违约责任的权利。运盛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湖北外运赔偿其货物损失2493194.04元；2.湖北外运赔偿其运费损失3232.26元；3.湖北外运赔偿其与外商合同的可得利益损失556443.27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运盛公司称得知湖北外运已找到了本案钢材，将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湖北外运向运盛公司返还323.226吨钢材并赔偿钢材贬值损失1846742.04元，如无法返还，则赔偿运盛公司货物损失2493194.04元。
湖北外运辩称：1.涉案钢材现存放在上海，湖北外运已多次催告运盛公司提取，但运盛公司均予拒绝，故运盛公司提出的返还钢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鉴定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涉案钢材现在的市场价值为2409700元，因运盛公司不能证明其购买涉案钢材的价款，故其主张的钢材贬值损失应不予支持；3.运盛公司主张的运费损失无证据证明，应予驳回；4.运盛公司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未扣除对外贸易必然产生的成本，如货物运输保险费用、出口税费等，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无证据证明。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8月21日，运盛公司与香港祥有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运盛公司向祥有公司出售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HG785D热轧钢板300吨，规格为8mm×1250mm×13000mm、10mm×1250mm×13000mm、12mm×1250mm×13000mm，单价为CIF南非德班港1505美元／吨，总金额为451500美元；装运期限为2008年11月30日前，装运口岸为中国港口，目的港南非德班港；保险由卖方投保，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为履行上述合同，2008年9月4日，运盛公司与武汉运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根据该合同运盛公司向武汉运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实际购买前述三种规格的HG785D热轧钢板共计323.226吨，价款总计2493089.98元。
2008年10月30日，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签订《货物运输协议》，约定运盛公司于2008年10月30日前在武汉一冶仓库备齐323.226吨热轧钢板，湖北外运负责安排从武汉一冶仓库经上海至南非德班港的装卸及运输，上海海轮离港日为2008年11月27日前，双方还就运费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08年11月15日，湖北外运与武汉鸿威水上运输公司（以下简称鸿威公司）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委托鸿威公司将43件323吨钢材从武汉港运至上海港，双方约定当日装船，2008年11月23日运到。鸿威公司将涉案钢材运抵上海港后，与湖北外运发生滞期费纠纷，未将钢材交付湖北外运。2009年4月30日，湖北外运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要求鸿威公司等被告返还涉案钢材、赔偿损失。在该案诉讼中，武汉海事法院于2009年6月11日查封了以他人名义存放于上海兴靖宇钢铁科技有限公司的涉案钢材。
2010年3月18日，湖北外运致函运盛公司，要求运盛公司提取涉案钢材。同年4月8日，武汉海事法院依据湖北外运的申请解除了对涉案钢材的查封。次日，湖北外运再次致函运盛公司，称其已于当日将涉案钢材从上海兴靖宇钢铁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至上海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存放，并声明涉案钢材自当日起产生的任何风险与费用均由运盛公司自行承担。2010年7月6日，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在武汉海事法院主持下就涉案钢材的返还达成协议，双方于2010年7月12日在上海华冶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办理了涉案钢材的交接手续。
在本案一审审理中，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共同委托武汉中康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0年4月23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涉案钢材在评估基准日2010年3月16日的含税市场价值为2409700元。《资产评估报告书》在特别事项说明中指出，涉案钢材的清算价值（快速变现价）为1223100元。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涉案运输的目的港系南非德班港，具有涉外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即中国的法律。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系多式联运合同，依法有效成立，该协议约定湖北外运应负责货物的全程运输，故湖北外运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湖北外运虽未从事涉案货物的实际运输，但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其仍应依法对承运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货物运输协议约定，装载涉案货物的海船离开上海港的时间应在2008年11月27日前，然而直至2010年7月12日，湖北外运方在上海将查找到的涉案货物交给运盛公司，运输并未实际完成。湖北外运未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应向运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在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就运盛公司提出的要求湖北外运返还323.226吨涉案钢材的诉讼请求达成了协议，湖北外运已将涉案钢材返还给运盛公司，故对此项诉请不予审理。运盛公司主张，湖北外运应向其赔偿涉案钢材从武钢至一冶仓库的运费损失3232.26元，此项损失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资产评估报告书》对涉案钢材的市场价值及清算价值（快速变现价）均作出了评估，涉案钢材贬值损失应以何种价值作为认定依据；2.运盛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能否认定。针对以上焦点武汉海事法院一审分别评判如下：
1.关于涉案钢材贬值损失应以何种价值作为认定依据的问题。运盛公司购进涉案钢材并非因自身使用需要，而是为完成其与案外人签订的销售合同，通过将涉案钢材出售以获取贸易利润。现因涉案钢材不能按约定日期起运，买受人已明确表示其单方解除与运盛公司的销售合同。涉案钢材如继续长期存放，不仅会产生仓储成本及造成资金积压，钢材的品质亦难免降低，故一审法院对运盛公司提出的涉案钢材应快速变现以减少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资产评估报告书》认为，涉案钢材系特殊钢材，产销量较少，使用局限性强，不能随意替代一般钢材，短期内快速变现难以找到正常使用者。在此情况下，如将涉案钢材的正常市场价值认定为合理变现价对运盛公司显然不公，按清算价值确定合理变现价则符合《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规定的清算价值适用条件。况且，运盛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示，其愿按《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的清算价值将涉案钢材出售给湖北外运。如湖北外运认为此价值过低，完全可将涉案钢材购回，但湖北外运予以拒绝，故按清算价值确定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对其并无不公，涉案钢材的合理变现价款应按评估的清算价值1223100元认定。鉴定机构以运盛公司购进涉案钢材的增值税发票为依据确认涉案钢材的原采购总价为2493089.98元，运盛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将增值税发票的原件提供给法院核对，一审法院对前述采购价款予以认定。将采购价款2493089.98元与合理变现价款1223100元相减，差额1269989.98元应认定为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湖北外运应因其违约造成的该项损失向运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运盛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能否认定的问题。运盛公司与香港祥有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涉案钢材的价格为CIF南非德班港1505美元／吨，而CIF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的出口清关手续，承担货物出口所需缴纳的海关手续费用及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运盛公司与湖北外运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约定，湖北外运负责货物的报关、报检工作，并代缴出口关税，税款于湖北外运报关后，由运盛公司预先支付给湖北外运。上述约定亦说明运盛公司需承担涉案钢材出口所应缴纳的税款和其他费用。同时，依照运盛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约定，运盛公司还应承担货物的保险费用。因此，运盛公司的贸易成本不仅包含其采购涉案钢材的价款及运杂费用，还应包括货物的出口关税、检验费用以及保险费用等。运盛公司主张，涉案钢材系免检产品，无需缴纳商检费用，该类货物亦无需缴纳出口关税并可享受5％的出口退税，至于信用证议付费和货物保险费，合计不足10000元。运盛公司此主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合理成本不能证实的情况下，运盛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金额无法认定，一审法院对运盛公司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武汉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于2010年12月15日作出（2009）武海法商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一、湖北外运赔偿运盛公司货物贬值损失1269989.98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运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23元，由运盛公司负担14743元，由湖北外运负担16480元；鉴定费18000元，由湖北外运负担12378元，由运盛公司负担5622元。
湖北外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中的“市场价值”应作为确定涉案钢材现有价值的依据，该报告特别事项说明中提及的“清算价值”与评估对象、评估目的无关，一审判决将“清算价值”作为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进而确定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认定事实错误；2.运盛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涉案钢材的购买发票，也并未将其作为证据提供，一审判决将发票记载的金额认定为涉案钢材的采购价款，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证据“新产品试制协议”、“钢材购销合同”均系运盛公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一审判决仍予以采信，亦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09）武海法商字第237号民事判决，判令运盛公司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运盛公司辩称：1.《资产评估报告书》的结论及特别说明均属评估结果，报告书中的特别事项说明可作为认定涉案钢材贬值的依据。2.清算价值也是市场价值，涉案钢材为特种钢材，短期内很难变现，因此应按照清算价值来认定。且一审时运盛公司愿意将钢材以清算价值转让给湖北外运，让湖北外运以市场价值变现，但遭湖北外运拒绝，故一审判决以清算价值来认定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进而计算其贬值损失是正确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法院可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主要证据，一审中运盛公司是在法院指定期间内提供的相关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湖北外运的上诉请求。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运盛公司是否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2.涉案钢材的采购价格；3.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针对以上焦点，本院二审分别评判如下：
1.关于运盛公司是否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的问题。一审法院举证通知书载明“当事人应当在举证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提交全部证据材料”，运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小美于2009年6月4日签收举证通知书，并于2009年7月2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时，向一审法院提交“新产品试制协议”、“钢材购销合同”等相关证据，以上内容均记载于庭审笔录，故运盛公司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六份证据，湖北外运关于运盛公司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涉案钢材的采购价格问题。虽然运盛公司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购买钢材的发票，但《资产评估报告书》明确列明钢材采购价以增值税票开具的金额为准，且在该报告书附件中列明相关发票的复印件。由于对涉案钢材的评估系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评估机构和人员均具有相应资质，湖北外运对评估报告也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采购钢材的价款为2493089.98元是合理的。
3.关于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问题。清算价值是指在评估对象处于被迫出售、快速变现等非正常市场条件下的价值估计数额。涉案钢材自2010年7月12日起由运盛公司实际控制，运盛公司作为从事钢材贸易的商家，应通过市场积极寻找买家，变卖和处置涉案钢材，但运盛公司在诉讼中并没有举证证明其积极联系买卖涉案钢材事宜以及存在被迫出售或快速变现的情形，故不能将《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清算价值作为涉案钢材合理变现价，进而认定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考虑到运盛公司2008年11月15日交运钢材，直到2010年7月12日才重新接收钢材，因湖北外运的原因导致货款长期积压而产生的各项损失无法避免，且涉案钢材属于特殊钢材，市场产销量较少，使用用途具有一定局限性，不能随意替代普通钢材，处置变现比较困难，如以《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合理市场价值作为计算涉案钢材贬值损失的依据，亦不符合客观事实，有失公平。本院根据本案客观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裁量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为《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含税市场价值和清算价值的平均值，即1816400元［计算方法：（2409700＋1223100）／2］。鉴于运盛公司釆购价格为2493089.98元，故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为676689.98元。
综上，本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2011年12月18日作出（2011）鄂民四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09）武海法商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主文；二、湖北外运于二审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运盛公司货物损失676689.98元；三、驳回运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223元，由运盛公司负担18733元，湖北外运负担12490元；鉴定费18000元，由运盛公司负担7200元；湖北外运负担1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29.91元，由湖北外运负担6492元，运盛公司负担9737.91元。
运盛公司申请再审称：1.本案钢材使用对象局限性强，考虑仓储和资金积压成本，只有快速变现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应当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清算价值认定本案钢材现有价值；2.本案审理过程中运盛公司愿以评估的清算价值将本案钢材出售给湖北外运，遭到拒绝，故按清算价值确定本案钢材贬值损失对湖北外运并无不公；3.有新证据证明，本案钢材在2013年4月才以总价1131291元实际转售，卖价低于评估的清算价值，且另造成仓储费用损失129990.27元、资金利息损失699203.92元，运盛公司的损失远高于二审判决确定的损失额。综上，请求撤销本案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湖北外运辩称：1.二审判决对本案钢材现有价值的认定体现了公平原则及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公；2.运盛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返还本案钢材，湖北外运是否拒绝买受该钢材与其价值确定无关；3.运盛公司2013年4月转卖钢材系二审判决生效之后发生，相关证据不属再审新证据，该项事实与本案无关；4.本案钢材在一审中已由运盛公司控制，其在一、二审中均未就钢材转卖变现进行举证，故不能将清算价值作为本案钢材现有价值；5.湖北外运已将二审判决确定的款项支付给运盛公司，运盛公司接受了该款项，已经认可了二审判决。综上，请求维持本案二审判决。
在本案再审期间，运盛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钢材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提货通知函、收货确认函各一份。拟证明运盛公司于2013年4月12日将涉案钢材以1131291元的总价转卖。
第二组证据：钢材仓储协议及增值税发票各两份。拟证明运盛公司为本案钢材支付了仓储费129990.27元。
湖北外运质证认为，以上两组证据均为本案二审判决生效之后形成，不属再审新证据；且对以上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湖北外运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湖北外运致运盛公司的函件两份、银行进账单一份。拟证明二审判决在运盛公司申请再审之前已履行完毕，运盛公司申请再审属缠诉累诉。
运盛公司质证认为，湖北外运提交的证据形成于二审判决生效之后，不属再审新证据，对于其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实，但运盛公司认可本案二审判决已执行完毕。
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运盛公司和湖北外运在本案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本案二审判决生效之后，拟证明的事实亦发生于本案二审判决生效之后，均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再审不予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意见，本案再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本案钢材的贬值损失究竟该如何计算。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第九条的界定，清算价值是指在评估对象处于被迫出售、快速变现等非正常市场条件下的价值估计数额。运盛公司一直主张本案涉案钢材属于特种钢材，无法以市场价格处理，只能以清算价值变现，但本案钢材自2010年7月12日起由运盛公司实际控制，一直到2011年12月18日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运盛公司并未将涉案钢材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快速变现。也就是说，本案钢材快速变现、被迫出售的情况并没有实际发生。因此，清算价值不能作为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直接用于计算钢材贬值的损失，即本案钢材贬值的损失不能按照采购价款与清算价值的差额予以计算。运盛公司诉请湖北外运返还涉案钢材并已交接完毕，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应按照钢材市场的客观规律和涉案钢材的实际情况综合判定，湖北外运系本案多式联运经营人，并非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当事人，除非双方达成合意，否则运盛公司愿以何种价格将涉案钢材出售给湖北外运与该钢材现有价值的确定无关。运盛公司称其愿以清算价值将涉案钢材出卖给湖北外运，但遭拒绝，故其主张按清算价值确定本案钢材贬值损失对湖北外运并无不公，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湖北外运的严重违约，涉案钢材在交运后未能按约定于2008年10月27日从上海港起运，滞留上海长达一年多，于2010年7月12日才返还给运盛公司。鉴于运盛公司购买涉案钢材目的在于转售牟利，因湖北外运的违约，其原转售合同未能履行而被解除，导致货款长期积压，且涉案钢材属于特种钢材，市场产销量较少，使用用途具有一定局限性，不能随意替代普通钢材，处置变现比较困难，如直接以《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市场价值作为计算涉案钢材贬值损失的依据，有失公平。同时，运盛公司继续持有钢材，则其未来的实际转卖价格会随着市场的波动或高或低，可能高于《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市场价值，也可能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清算价值。在此情况下，经综合考量，本院二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裁量涉案钢材的现有价值为《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含税市场价值和清算价值的平均值，并进而依此计算出涉案钢材的贬值损失为676689.98元，已充分考虑到对守约方运盛公司利益的保护，同时也兼顾了在运盛公司选择继续持有涉案钢材的情况下湖北外运赔偿损失的合理限度，运盛公司主张应按清算价值认定涉案钢材现有价值进而计算涉案钢材贬值损失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鄂民四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军
代理审判员 宗澄宇
代理审判员 李 承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