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初字第3154号
原告：李隆川，男，1958年12月13日出生，淄博洁水化工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淄川区。
原告：李雯雯，女，1983年11月22日出生，淄博市凯瑞幼儿园教师，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李钦运，男，1990年7月17日出生，淄博洁水化工有限公司职工，现住淄川区。
原告：王光正，男，1931年6月8日出生，周村区商家镇代家村村民。
原告：罗茂芬（系王光正之妻），女，1935年4月25日出生，周村区商家镇代家村村民，住。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东，男，1981年11月13日出生，淄博淄川鼎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淄川区。
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淄川区淄矿路***号。
法定代表人：任清涛，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群，女，1980年6月28日出生，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现住淄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铭，山东全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与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通知王光正、罗茂芬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7月18日、2017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及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东，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秀青、高铭到庭参加诉讼。后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秀青更换为车群。第二、三次开庭，原告李钦运及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跃东，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群、高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王光正、罗茂芬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30900.00元、丧葬费2319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496.00元、误工费10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交通费2000.00元，合计693589.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2日12时许，患者王翠玲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精神疾病期间，因被告在治疗和监护方面存在严重错误，造成王翠玲当日在医院内服毒自杀。原、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为此起诉。
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辩称，王翠玲服用农药死亡，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其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自2015年9月4日起，王翠玲自由出入病房，被告已履行告知义务。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翠玲是淄川区昆仑镇石牛埠村村民，原告主张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首先，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述王翠玲死亡前一年半一直居住于上湖御园的楼房内，但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又陈述，自2014年4月起，李隆川与王翠玲在该楼房居住，但每周回石牛埠村居住二、三日，前后陈述不一致，且按后述内容，已非连续居住；其次，按原告所述的居住情况，应有正常的用水、用电等情形，但按本院调查的该楼房的水、电、燃气、供暖费用发生情况，与原告所述情形不符，另结合本院到石牛埠村所进行的调查，应当认定王翠玲在2015年5月27日住院治疗前的一年内在上湖御园的楼房内连续居住的情形不存在，故原告主张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予采纳，并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被告辩称，王翠玲死亡与李隆川有串通嫌疑，无证据印证，不能成立。被告辩称王翠玲在死亡前已达到临床治愈，进入康复期，但根据病历中在王翠玲死亡前的如下记载：“2015年10月24日，患者总是逃避各种活动，××好不了，今日与患者丈夫沟通病情，认为患者目前的状态不能完全靠药物调整，××人活动，××人更多的信心；11月2日，患者目前住院时间较长，××人去上级医院就诊，××已经治了很多年，也用了很多方法……觉得再去北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要求继续在我院治疗，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已经和家属讲解清楚”，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临床治愈的具体标准，结合上述病历记载，应认定被告的辩称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但根据案情，应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王翠玲入住被告处治疗，经被告诊断为不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抑郁发作。除李隆川带王翠玲出入病房外，其家人一直未在医院陪护，李隆川作为王翠玲的法定监护人，在王翠玲住院期间已不能履行监护职责，被告除应给予王翠玲恰当的治疗外，还必须负有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住院告知书，被告已向原告方履行了告知义务，××患者因受到精神症状影响，可能会有突发的消极自杀、自伤、冲动伤人甚至死亡等情况，但被告对王翠玲在住院治疗期间其医务人员是否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举证证明。
责任认定。按李隆川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自2015年9月4日起，××区，根据被告的具体情形，××区外出后，无人陪护，如发生突发的自杀、伤人等情况时，被告的约束、陪护等保护性措施已无法实施。基于被告对患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被告对此类自己自由出入病区的患者病情应有准确界定，对病情较重可能有自杀、伤人等潜在可能的患者则不应同意让其个人自由出入。原告方陈述在王翠玲住院治疗前后均发现其有自杀倾向，并将该情形告知被告方医生，及被告方医生曾对此询问王翠玲，王翠玲回答有自杀倾向，但病历中对此无记载，且被告予以否认，而原告无证据印证，故原告所述告知被告及被告方询问的情形不能成立。根据病历中的入院记录，“王翠玲情绪低落，悲观厌世9年，患者于2005年开始无明显原因渐出现情绪异常的表现……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对生活不抱有什么希望，觉得生不如死，病后四处就诊，并于2006年4月13日第一次入我院住院治疗，诊断抑郁症……也曾去别的医院就诊，效果不理想，近期患者的病情加重，于今日在丈夫的陪同下来我院就诊”，结合2015年11月2日及其他时间的病程记录，应当认定基于王翠玲的病情，其不能独自自由出入。李隆川作为王翠玲的法定监护人，在王翠玲住院治疗前后均发现其有自杀倾向，李隆川及被告对于如果王翠玲在独自外出病区后可能发生的自杀、伤人等意外事件，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虽然已预见却轻信这种结果可以避免，最终在李隆川提出要求并与被告签订自由出入协议书后，王翠玲一直可以自由出入，在此两个月后自杀死亡。故李隆川及被告对于王翠玲的死亡均存在过错。××患者，寻求自杀是造成其死亡的一个内在原因，但其在患病期间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因为其实施自杀行为而认为其存在主观过错。××患者的症状表现之一，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的特点，1被告的过错行为并不直接导致王翠玲的死亡，只是在客观上为王翠玲自杀创造了条件。故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综上，本院酌定被告的赔偿份额为40%，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
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2015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要求不当，应按该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930.00元计算，计款258600.00元（12930.00×20）；依法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为王光正、罗茂芬，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主张按2015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748.00元计算，计款17496.00元(8748.00元×5年÷5人×2)，予以认定，合计276096.00元。二、丧葬费，原告主张按2015年度淄博市在岗职工工资计算，要求不当，应按2015年度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2460.00元为标准计算，计款26230.00元(52460.00÷12×6)，原告主张23193.00元，并无不当，予以认定。三、交通费，原告主张系处理事故人员到医院、火化厂及进行尸体鉴定所支出，本院酌定300.00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合计299589.00元。原告主张被告未尽到职责，存在过错，导致王翠玲自杀，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情况确定，本案中，被告方的过错表现为过失，过错程度不高；其次，因被告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较大程度上带有公益性质，且获利不高，又因王翠玲系自杀，原告方有过错，根据以上情形，可免除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0000.00元，主张其有亲属约40～50人参与协商7日，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人数过多，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合理的具体人员与被告协商的事实及因此导致收入减少，故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王光正、罗茂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119835.60（299589.00×4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王光正、罗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36.00元，原告李隆川、李雯雯、李钦运、王光正、罗茂芬负担8039.00元，被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269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启刚
代理审判员 孙运超
人民陪审员 相建逢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刘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