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杭西商初字第4650号原告：黄海峰，男，198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魏亮，浙江哲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赟，男，198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被告：汪盛，男，198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朝阳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钱伍全，浙江通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继生，男，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原告黄海峰诉被告朱赟、汪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9日立案受理。李继生于2016年1月14日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易斌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6年2月25日、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海峰的委托代理人魏亮，被告朱赟、汪盛及其委托代理人钱伍全，第三人李继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海峰起诉称：2014年5、6月份，被告朱赟召集原告、被告汪盛与第三人李继生协商，拟共同出资成立杭州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木公司），经营地点拟确定为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426号岩大房文苑大厦1-2层，公司注册资本金预算为160万元，原告和朱赟各出资65万元，汪盛和李继生各出资15万元，公司股份额按上述出资额确定，朱赟负责财务。因拟注册公司名称无法通过工商部门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原告、朱赟、汪盛、李继生四人遂协商改注册公司名称为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木公司），并由朱赟负责重新向工商部门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公司注册登记事宜因此推迟。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0月24日期间，原告通过妻子马伟丽银行账户陆续向朱赟转账共计人民币64万元，并代为垫付了租房定金人民币1万元。2014年11月8日，禾木餐厅开始对外试营业。在餐厅试营业一段时间后，原告发现朱赟自行将餐厅财务交由其亲戚负责，遂向朱赟、汪盛、李继生三人提议，就各自出资情况、餐厅筹备费用情况、餐厅经营收支情况进行核对并要求更换餐厅财务负责人，但朱赟一直借故拖延。2015年8月份，原告无意中发现餐厅已经可以对外开具发票，遂询问并要求查看公司营业执照，但被拒绝。后经原告查询，注册公司名称为杭州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仅为朱赟、汪盛两人，原告和李继生提出质疑，但该二人答复称原告和李继生的出资款已经在餐厅筹备中亏损完毕，现在注册的公司与原告和李继生无关。原告要求核对各自出资的财务情况，但遭到拒绝。原告认为，两被告没有实际出资，且利用原告的出资款项注册公司在自己名下，违反了约定，欺骗了原告，理应共同返还原告的出资款并赔偿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出资款6500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65127.30元（暂计算至2015年12月28日，此后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继续计算，计算清单附后），共计715127.3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朱赟、汪盛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事实经过。2014年5、6月份，朱赟、黄海峰、李继生、汪盛商议，拟共同出资设立禾木公司，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10万元，总投资拟定为160万元，黄海峰、朱赟、李继生、汪盛分别投资60万元、60万元、30万元、10万元，占比分别为37.5%、37.5%、18.75%、6.25%，还商定了经营地点等。2014年7月8日，由朱赟出面与杭州元发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开始店面装修。此后，各股东的出资陆续到位。设立公司前期准备琐事繁多，原先打算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的事情就搁置下来，大家也没有提出异议。因禾木公司的公司名称当时无法取得工商部门预先登记，故四人商定把公司名称改为和木公司，并于2014年11月6日签署了《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公司设立工商登记的法律文书，委托朱赟办理登记事宜。后因大家仍然认为公司的字号以”禾木”为好，加上实际装修时公司仍以”禾木”招牌对外宣示，故在得知”禾木”字号有可能获准登记的情况下，大家就不再要求立即以”和木”去登记。2014年11月8日，公司装修筹备基本上完成，黄海峰等股东四人以及亲友在公司举行”家宴”。当时黄海峰也比较满意，大家很融洽，并合影留念。黄海峰经常不在杭州，但偶尔也带朋友来餐厅吃饭并挂帐。由于是负债经营，加上前期投资较大，公司没有任何利润。2015年4月，汪盛接手公司注册事宜，黄海峰、李继生没有任何异议；汪盛以”和木”字号去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获知”禾木”可以注册了。汪盛当即打电话询问大家要不要重新注册禾木公司，在汪盛当时只带了法人代表朱赟和汪盛自己的身份证的情况下，为了抢注”禾木”，就先以朱赟和汪盛二人注册公司，并说明公司注册成功后再添加黄海峰和李继生作为股东，当时他们二人都没有意见。虽然禾木公司于2015年6月获得工商注册，但由于公司一直亏损，朱赟和汪盛主要忙于筹集资金，以维持经营，一直没有时间去办理增加股东的事宜。黄海峰、李继生也并不着急，没有催促，所以直到2015年12月7日，黄海峰、李继生才拿来身份证复印件。但黄海峰、李继生迟迟没有签署增加股东的工商登记文件。黄海峰作为公司股东对一切完全知情，其在诉状中的有关陈述均为不实之词。事实上，到了2015年12月，由于公司一年多的亏本经营，导致借款数量增多，陆续有债主上门讨债，餐厅生意也一直没有起色，加上消防检查要求停业整顿，这才是黄海峰迟迟没有配合办理股东登记的真正原因，也是黄海峰在2015年12月29日突然提起诉讼的真正原因。二、本案以合同纠纷作为案由，无论从合同法角度还是从公司法角度，黄海峰要求返还出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从合同法角度看，虽然四方当事人没有订立书面的公司设立合同，但四方当事人之间的设立公司的合同法律关系事实存在。四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无疑是有效的，且四方当事人的出资义务（包括注册资本出资和股东借款）已经完成，全部出资已经转化为公司的固定资产。在没有证据证明四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司设立合同无效的情形下，黄海峰要求退还其出资并赔偿其损失，没有合同法上的依据。本案中，黄海峰自己也没有主张四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司设立合同无效。黄海峰在起诉状中认为被告”违反了约定，欺骗了原告”，也只能理解为黄海峰要求退还投资款是基于被告的违约。2.四方当事人之间针对2015年6月禾木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是否必须要一次性全部登记为股东，没有约定。当时被告由于情况紧急，先登记朱赟和汪盛两名股东，实属善意。直到2015年12月7日，黄海峰、李继生愿意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增加登记为公司股东，但黄海峰、李继生迄今一直没有签署相应的工商登记文件。李继生已对是否登记成为股东明确说过无所谓。因此，黄海峰没有登记成为禾木公司股东，责任在于黄海峰本人。本案中，被告始终愿意去工商部门办理，表明被告并无违约之处。3、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把黄海峰登记为股东的行为认定为被告的违约行为，但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一方面，被告始终同意黄海峰、李继生登记为公司股东，真正不同意的，恰恰是黄海峰。另一方面，公司因亏损未曾分红给股东，黄海峰没有因股东未登记而遭受经济损失。故不存在黄海峰所谓的”退还投资款”和”赔偿损失”的任何事实和理由。何况，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黄海峰、李继生虽然未成为禾木公司的登记股东，但其出资行为已经完成，且已被计入禾木公司的会计帐目，故黄海峰、李继生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禾木公司及其股东对此均予承认。即使禾木公司设立时，暂时不把黄海峰登记成为禾木公司股东，但只要黄海峰签署相关股东登记资料后，完全随时可以补充登记为禾木公司股东。相反黄海峰要求抽走其出资，则依法不能允许。4.本案中，合同的四方当事人之间的投资经营禾木餐厅的行为已经完成。原告也从未通知或者催促被告，要求登记成为公司股东。被告也从来没有不同意原告登记成为公司股东。四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具备解除的法定条件。故原告要求退还出资不能成立。况且即使公司设立合同被依法解除，也要在公司经清算程序后才能向各股东退还剩余的资产。综上，本案无论从事实和法律上，无论从合同法角度还是从公司法角度，黄海峰要求返还出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要求，都是站不住脚的。黄海峰的要求，无非是因为目前禾木餐厅的经营困难所致，因此黄海峰的此项要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应予以驳回。第三人李继生称：2014年5、6月份，在朱赟提议下，与其另外两个朋友黄海峰、汪盛共同商议出资设立禾木公司，经营地点拟确定为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426号岩大房文苑大厦1-2层，公司注册资本金预算为160万元，黄海峰和朱赟各出资65万元，汪盛和李继生各出资15万元，公司股份额按上述出资额确定，出资款项打入朱赟账户，由朱赟负责财务，李继生具体负责装修。装修自2014年7月份开始，耗时近四个月，装修公司一直向李继生催讨装修费用。2014年11月8日，禾木餐厅开始对外试营业，李继生具体负责餐厅后勤管理事务。后黄海峰发现禾木餐厅财务由朱赟亲戚管理，遂向朱赟、汪盛提议要求核对经营收支情况，未果。2015年4月份，装修公司起诉李继生，李继生要求对账，朱赟借故拖延；2015年9月18日，在李继生与装修公司的案件执行和解协议书上，朱赟、汪盛、禾木公司提供了执行担保。2015年8月份，黄海峰发现餐厅营业执照已经申领，但股东仅为朱赟、汪盛，该二人称李继生、黄海峰的投资已经亏损完毕，现在注册的公司与李继生、黄海峰二人无关。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通过配偶转账给被告朱赟人民币64万元的事实；2.工商登记基本信息，证明二被告违反约定，欺骗原告的事实；3.执行和解书，证明第三人李继生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以及二被告违反约定、欺骗原告的事实；4.大众点评网短信，证明收入已经打入被告朱赟帐户，被告朱赟帐户的钱不能作为其出资；5.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承包合同二份、杭州禾木餐饮装饰工程程预算书、被告朱赟微信朋友圈截图，证明原告、被告、第三人协商注册成立的是禾木公司，工程预算书中已经涵盖了被告列的支出中材运费用9万元。对于原告的上述举证，二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即原告转帐给被告朱赟64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禾木公司是四方一直想登记的公司名称。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对象，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是欺骗的行为，该证据恰恰证明禾木公司成立之前，大家都是以发起人的身份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和第三人对于这个装修行为是明知的。对于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从时间上看，基本上都是2015年公司装修结束甚至是公司开业后的事，与被告是否利用了经营收入进行投入没有关系。对于证据5，被告朱赟签的合同本身就是不算数的，应以李继生签订的合同为准，且该案件已经通过了法院的审判程序，最终金额也是90多万，超出了施工单位预算的金额77万元，工程预算书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微信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材料费垫付不是事实，装修公司那边的人也是李继生的朋友，不是被告朱赟的朋友。对于原告的上述举证，第三人质证认为：原告所举证据1-3均是事实；证据4证明款项打入了被告1帐户；证据5，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承包合同是有两份，预算书均是真实的，有被告朱赟和装修公司老总签字和盖章，朋友圈截图可以证明装修公司不是我找的是被告朱赟找的，装修公司中有一个人是与我认识，也是被告朱赟的朋友。被告朱赟、汪盛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几组证据：1.《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证明2014年11月6日，朱赟、黄海峰、李继生、汪盛就设立和木公司签署了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所需的法律文件，拟进行工商登记。此时，餐馆即将开业，股东已投入大量资金。2.《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备案证》，证明2014年7月8日，朱贇作为公司发起人，与杭州元发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租用位于浦沿街道岩大房社区的文苑大厦1—2层、面积1130万元米的房屋用以经营餐饮，第1—3年的租金68万元，支付保证金10万元，计租期限从2014年9月1日起算，租期为9年。3.《照片》两张，证明2014年11月8日，禾木公司装修完毕举行开张之前的“家宴”，汪盛、黄海峰、朱赟、李继生合影留念，包括黄海峰在内的各股东投入的资金已转化为公司装修装饰和餐饮设施等资产。4.黄海峰、李继生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5年12月7日，黄海峰、李继生、朱赟、汪盛商议黄海峰、李继生登记为禾木餐饮公司股东事宜，黄海峰、李续生同意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黄海峰在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办证专用、它用无效”字样。5.《杭州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投入明细表》，证明截止2014年11月17日，公司开业营业之时，各股东均已投入相应资金，累计达1百余万元。6.《杭州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开业前支出明细表》，证明截止2014年11月17日，公司开业营业之时，禾木公司因装修采购、培训、添置设施设备等各项开支已达一百多万，各股东投入的100多万元货币资金已经全部转化为公司资产。对于被告的举证，原告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我们认为均不是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公司章程载明的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万元，且原告的出资额只有3.75万元，原告没有签过这样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所签，我们怀疑是模仿的，章程日期是11月6日，那么下面同样是11月6日形成的签名为什么不一样。《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是以前2014年6、7月份为注册公司提供的。并且，当时餐厅是垫资装修的，餐桌椅等事项的支出也只支付了很少的订金。大部分款项都不是一次性支付的，并且餐厅装修款到现在也只是陆陆续续支付了33万元。该证据无法证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也无法证明餐厅即将开业时被告已投入大量资金。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房屋租赁备案证》的办证时间是2015年4月30日，且载明的××是杭州禾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筹），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被告违反约定的事实。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一则原告和第三人并不是现在禾木公司的股东，现在的禾木公司是2015年6月25日注册的，公司股东是被告二人，原告和第三人投入的资金，是转化成了被告二人自己公司的资产，而非原告为股东的公司资产，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二人违反约定的事实；二则原告对二被告一开始就欺骗原告的事实并不知情，以至于原告当时以为自己是餐厅的股东之一，才会有这个合影照片。4.对于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原告既没有跟被告朱赟、汪盛以及第三人商议过登记为公司股东的事实，也没有提供过该身份证复印件，李继生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字迹也不是李继生的字迹。原告发现被告背信弃义的行为之后，对被告已经失去了信任，原告不可能再与被告协商。并且，被告的该事实主张也与被告一直持有原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的这一事实相矛盾。以前准备注册公司的时候，原告和第三人都把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了被告，被告也一直持有原告和第三人李继生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被告真的要将原告和第三人登记为禾木公司的股东，根本用不着原告和第三人再次提供身份证复印件。5.对于第五组证据，该明细表是被告单方制作的，且该公司的公章是被告持有的，被告可以随意加盖。第三人李继生在装修现场管理的，他的资金投入比较特殊，具体投入也不可能是10万元的整数，当时说好扣除第三人李继生现场支付的费用以及工资收入补偿款，再做结算的。但被告二人的资金投入，并没有证据证明。6.对于第六组证据，该明细表也是被告单方制作的，且该公司的公章是被告持有的，被告可以随意加盖。并且，被告所罗列的这些开业前支出明细，基本上都是整数，明显存在虚假。还有一些费用当时根本没有发生。餐厅原本就有一些设施设备，被告也将其罗列在了明细表中。这足以说明被告虚列多列开支。公司的具体支出需要核实公司账册。但据原告所了解，被告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存在虚开多开收据发票的问题，并且也将其应当个人支出的费用，如加油费等发票，开具以公司为抬头的收据发票，拿到公司报销。从承租开始2014年12月底所有产生的租金不超过28万元，被告提出46万元之多明显存在错误。对于被告的举证，第三人李继生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文件我没有签过，不是我的字迹。2015年注册公司包括办理营业执照，什么时候办的，委托谁办理我不知情，也没有相关通知，我个人信息在里面也没有体现，我们口头也说明我不是餐厅股东，现在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我的股东与事实不一致。身份证复印件我确实在12月7日提供过，但当时没有明确是做什么用的，我个人也没有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字。证据五、六，股东投入明细不是整数，我是陆续买了一些东西，累计大概10万多。开业支出，对讲机等价值是对的，冰箱原来就有一套又采购了一套。房租这块不是我操作的我不清楚。点单系统船运、宽带电话、对讲机是我接手的是对的。员工宿舍的租赁费用经过我手的，金额有点出入，其他费用不经过我手，伙食费等我有支出，其他都是整数，没有经过我手是否属实不清楚。因原告对被告所举第一组证据《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黄海峰”字样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杭州明皓【2016】文鉴字第7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分别在标称日期为“2014年11月06日”《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及《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两处“黄海峰”签名字迹，是黄海峰书写形成；2.分别在标称日期为“2014年11月06日”《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的两处“黄海峰”签名字迹，不是黄海峰书写形成。对于上述鉴定意见，原告表示依据不足并申请重新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重新鉴定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应予重新鉴定条件，不予准许。被告对于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没有异议，予以认可。第三人李继生表示没有签过四份材料。对于该份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的举证，本院认为：证据1、2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予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明效力下文分析；证据3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予认可，予以认定，证明效力下文分析；证据4、5系当庭提交，均超出举证期限，且与案件基本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于被告的举证，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虽系复印件，但结合当事人有关陈述及鉴定意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及《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结合证据形式及鉴定意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予以认定；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并无原始凭证相佐证，不予认定。根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5、6月份，朱赟牵头，约集黄海峰、汪盛、李继生一起，拟共同投资设立禾木公司，经营地址拟定于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426号岩大房文苑大厦1-2层。2014年7月14日至10月24日间，黄海峰通过其妻马伟丽账户陆续向朱赟账户汇款64万元，黄海峰还交纳了拟设立公司的房租费1万元。2014年7月8日，朱赟（××）与杭州元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上述文苑大厦1-2层租给××等事宜。房屋租赁事项于2015年5月13日在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经营场地租定后，由李继生具体负责装修事宜；后因该场地的装修款支付问题，嘉兴市集典装饰有限公司以李继生为被告提起诉讼，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达成和解，禾木公司、朱赟、汪盛以案外人身份提供担保。2014年11月8日，禾木公司试营业，照片显示经营场所名称为“禾木餐厅”，朱赟、黄海峰、汪盛、李继生四人合影留念。公司申请设立过程中，起初由于预先拟定的禾木公司无法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名称审核，朱赟、黄海峰、汪盛、李继生四人遂协商将拟注册公司名称改为和木公司，并委托朱赟继续申请注册。为此，有关当事人还签署过《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和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后获知禾木公司名称可以注册，便仍将公司名称注册为禾木公司。禾木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核准成立，登记的股东为朱赟、汪盛二人，注册资本10万元，朱赟、汪盛分别占股51%、49%。为办理拟设立公司公司登记，黄海峰、李继生向被告提交了各自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本案争议在于原告诉请退还投资款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2014年5、6月份，朱赟、黄海峰、汪盛、李继生四人商议共同出资设立禾木公司，当事人之间存在口头的设立公司协议。2015年6月25日禾木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显示股东只有朱赟、汪盛二人，故两被告的行为客观上已经违反了当事人之间共同设立禾木公司并成为公司股东的口头设立协议。被告辩称公司注册时原告、第三人同意事后加名成为股东缺乏证据证明，无法认定。被告辩称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将原告、第三人增加为公司股东方式继续履行合同，该主张同样难以成立：首先，公司设立协议的履行过程即是公司设立的过程，公司正式登记成立通常也是设立协议履行完毕的标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为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现禾木公司已登记设立，原告、第三人并未签署公司章程，显然已非设立时股东，即使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原告、第三人为公司股东，已非设立协议的继续履行；其次，本案当事人所从事的是设立公司行为，相互之间虽然存在设立公司的口头协议，但各人关于公司注册资本、每人出资数额及所占公司股权比例陈述并不一致，在当事人未将口头设立协议内容固定为公司章程及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诉讼彼此失去信任基础的情况下，如何将原告、第三人吸收为公司股东势必又将发生争议，导致被告辩称的解决问题方式缺乏现实可能性。综上，因被告在履行公司设立职责上的违约行为，致使本案当事人之间共同投资设立禾木公司成为股东的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被告二人应退还原告缴纳的投资款65万元，并负担自违约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赟、汪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海峰出资款6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65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海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2元减半收取5476元，由被告朱赟、汪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款汇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易斌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