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榕行终字第3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操，男，199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代理人林星、叶华锦，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
法定代表人黄敦蒲�局长。
委托代理人萨百晖。
上诉人刘操因诉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行初字第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操的委托代理人叶华锦，被上诉人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萨百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于2013年1月28日作出鼓公决字（2013）第001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现查明，2013年1月28日上午12时许，东街派出所民警魏星在五一路中庚财富天下大厦楼下执行职务时，刘操阻碍民警魏星执行职务。以上事实有1、违法人刘操的笔录；2、抓获经过；3、旁证笔录；4、民警魏星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刘操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刘操为鼓楼区市容管理局直属中队的临时队员，2013年1月28日上午12时许，同鼓楼区市容管理局直属中队的其他执法队员一道在中庚财富天下大厦对涉嫌未经审批违法设置广告牌以及保安亭等违章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及现场勘查时，与该大厦保安发生打斗，东街派出所民警魏星在场上前制止时，刘操对民警魏星有推搡等阻碍其执行职务的行为，经该民警多次表明身份，仍有阻碍行为。被告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于同日对此予以立案，并对原告刘操进行询问及对侯新鑫、庄凌、龚东风、吴海英、郑起顺等在场人员制作旁证笔录，再由魏星、吴海英、郑起顺作出辨认指认，确认原告刘操阻碍民警魏星执行职务的事实。2013年1月28日，被告集体研究通过对原告刘操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意见。同日，被告�知原告处罚事项和权利，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对刘操作出鼓公决字（2013）第001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交送福州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10日。
另查，被告作出的鼓公行拘通字（2013）第80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注明于2013年1月28日晚22时30分通过电话135××××2119将通知书内容通知原告家属黄秀珍，被通知家属电话号码为158××××3866，原告在通知书上签字予以确认。但原告提供的上述电话号码的通话详单证明该时段双方无通话。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被告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在对原告刘操作出行政�留10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后，未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家属进行通知，被告行政执法程序存有瑕疵，但此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被诉行政处罚被撤销，对此程序瑕疵，本院予以指正。原告刘操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有当事人陈述、他人旁证可以印证，原告关于笔录制作不合法以及询问过程受到威胁恐吓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原告虽身为鼓楼区市容管理局直属中队的临时队员，在民警对突发治安事件进行处置时应当予以配合，理应不得有阻碍其执行职务之行为，被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处以拘留处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基本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亦在裁量范围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刘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陈述在魏星出示警官证之后上诉人及其城管队友就已经停手，并没有掐魏星的脖子。（2）证人侯新鑫和庄凌的证言均证实在魏星出示警官证之后上诉人及其城管队友就已经停手，并没有掐魏星的脖子。（3）证人龚东风和吴海英的证言均证实在魏星出示警官证之后上诉人及其城管队友就已经停手，并没有掐魏星的脖子。（4）证人郑起顺身份特殊，而且与魏星早已认识，其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且其本人能够出庭作证经上诉人申请拒不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均证实在魏星出示警官证之后，上诉人及其城管队员已经停手，而且上诉人及城管队员均是执行城管执法局指派的任务，本身也是执行公务。�诉人并没有阻碍执行公务的行为。二、被上诉人所作的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根据通话详单纪录，上诉人被执行行政拘留后，被上诉人实际上并没有履行及时通知家属的义务，程序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2）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陈述，上诉人被带至东街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只有一个民警给其做笔录，询问笔录上有两个民警签字，其中一个民警的签字是后面补签的。而且做笔录时，证人郑起顺与上诉人是在同一间房间里做笔录，这严重影响了证人作证及辨认过程的真实性，违反了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同时，证人庄凌也当庭证实，其做笔录时也是一个民警给其做笔录，笔录上另外一个民警的签字是后面补签的。（3）上诉人与证人庄凌庭上均陈述，办案民警在询问上诉人及庄凌时，当事民警魏星不时出入询问场所百般威胁上诉人及庄凌，并对办案民警施加影响，严重影响办案程序公正。（4）魏星一人着便装出现在案发现场，前后说法矛盾，所谓副所长指派查毒存疑；从上诉人等人被传唤、询问、调查、裁决、送拘留所执行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办案人员根本就没有开会时间，被上诉人提供集体研究案件记录明显不实。三、被上诉人滥用职权。2013年2月18日，上诉人及其他城管队员接受市容局指派和委托，在现场执法时遭到保安和一伙不明身份者的阻扰和暴力抗阻，身为民警的魏星，看到市容局人员执法受阻，本应制止保安和不明身份者的违法抗法行为，而不应去阻止正在维护市容市貌的上诉人及其他城管队员。据上诉人及证人证实，事发现场曾出现枪支，当事民警看到不明身份人员持有枪支后，非但不立即制止持枪人员，却因之前上诉人及其他城管队员有推�民警魏星而迁怒于上诉人及其他城管队员。明显倾向性执法，偏向执法，执法不公。上诉人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辩称：1、从证据上来说，被上诉人收集了刘操、嫌疑对象3人和魏星的陈述，以及在场3人的陈述。上诉人在明知魏星是警察的情形下，还用手掐住其脖子。关于无利害关系人龚东风和吴海英的证言矛盾的问题，龚东风因为是在店里面，看到的不一定是整个过程。吴海英是在旁边，就在保安亭边上，在其笔录第2页，其陈述看到有人在打架，看到一名便衣警察出示证件后在劝架，有个穿黑色衣服的城管掐民警脖子，民警再次拿出证件说是东街所民警，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才停止推搡当事民警。根据这份笔录可以看出，上诉人在民警多次表明身份后�停止推搡民警。刘操自己的笔录里面也承认了，其第一份笔录第4页中陈述，“我用手推其脖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民警在出示证件后，还被攻击。2、上诉人所述不符合比例原则，存在量罚太重的问题，说明上诉人对案件的性质没有质疑，行政机关的裁量不在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3、通知家属的问题，我们在提交的证据6中家属通知书，有上诉人刘操的签字，上诉人是用自己的手机打给其母亲的，我们民警才让上诉人在上面签字了。通知程序是对执行的补充程序，不影响行政处罚的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在程序上是合法的。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1、受案登记表；2、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集体研究意见表；4、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5、行政拘留执行回执；6、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7、刘操陈述（一）；8、刘操陈述（二）；9、侯新鑫陈述（一）；10、侯新鑫陈述（二）；11、庄凌陈述（一）；12、庄凌陈述（二）；13、魏星辩认笔录；14、龚东风陈述；15、吴海英陈述；16、吴海英辩认笔录；17、郑起顺陈述；18、郑起顺辩认笔录；19、东街派出所情况说明；20、魏星情况说明；21、抓获经过；22、魏星病历；23、魏星警官证复印件；24、刘操身份证明；25、《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上诉人刘操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1）242号）；2、鼓楼区人民政府鼓政综（2005）9号文件；3、鼓楼区市容局证明；4、原告电话号码135××××2119通话详单，号码为158××××3866的原告母亲电话通话详单；5、原告庭审时提交光盘1张，内容为事发当日现场片段（系东街派出所其他民警到场处理的片段）。
以上证据均已随案移交本院。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刘操是否有阻碍民警执行职务的事实认定问题。被上诉人以违法人刘操笔录、抓获经过、旁证笔录、民警魏星情况说明为证，认定上诉人刘操有阻碍民警魏星执行职务的行为；上诉人主张民警魏星系着便装，在民警表明身份后即没有阻碍其执行职务的行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民警魏星在情况说明中陈述：“……本人即刻上前出示警官证亮明身份，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打架。但该20多名男青年不听劝阻，其中一男子还掐本人脖子，本人将该男子推开再次大声表明身份，并将警官证举至头部高度，但该伙男青年又将本人围起来，这时，旁边有几个人高喊‘他是警官，你们不能打他’，但是这伙男青年将本�拿警官证的手格挡开。这时，我听到有人喊‘有枪’，这时该伙男青年一人大声喊‘这个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又被该伙人推搡到过道中……”在被上诉人向现场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其中龚东风、吴海英与本案无利害关系。龚东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他是穿便衣，没穿警服，他被打之前像是劝架一样，说‘快过年了，你们还闹事’。结果，三、四个黑衣男子就围住他并推他。其中有一个黑衣男还抓住他脖子的衣领要把他提起来，这时他自称‘我是警察’。黑衣男听到这句话，才放下他，推了他一把，他们就分开了……这个男子自称是警察后，黑衣男子就放开了，接着又推了这男子一下，这一下是推在胸口，把他推开……在口头声称自己是警察后，被推开之后，他才得空出示证件。”吴海英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民警出示警官证件，嘴里还说我�警察，你们不要打架，当时便衣警察在劝架，接着穿黑衣服的男子以为警察是保安一伙的更不理会民警在说什么，其中有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城管就用手掐住民警脖子，其中掐民警脖子的男子很凶，民警就再次拿出警官证件说我是东街所民警，你们不要打架，后来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才松手，还有几名穿黑色衣服男子在推搡民警……”根据上述笔录，本案无利害关系证人的陈述与民警魏星所陈述的情况能够基本对应，可证明：民警魏星着便装维护治安秩序时，已经表明身份并出示证件，上诉人对民警实施了侵犯；民警再次表明身份后，上诉人仍有推搡行为。因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阻碍民警执行职务，具有相应证据，事实清楚。
关于处罚程序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集体研究意见表》可证明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前经过了负责人集体研究程序。上诉人质疑集体讨论�序以及询问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依法履行了立案、传唤、询问、告知、审批程序，但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程序存在瑕疵。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基本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倩
代理审判员 朱瀚杰
代理审判员 郑 鋆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振云
附注：
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