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0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女，197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超，广东凯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5号。法定代表人：钟德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该银行的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男，198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江陵县。上诉人罗某因与被上诉人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广州分行）、严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3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支付30199.28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愿将信用卡交由被上诉人，知晓相关信息，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虽将信用卡交由被上诉人，但是并不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并且上诉人并未将相关利益让渡给被上诉人，双方不存在法律依据。同时，上诉人因此产生了损失，被上诉人因此获得了不当利益，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属于不当得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名片、短信记录、聊天记录虽有涉及信用卡相关情况，但无法证明通信对象是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消费确系被上诉人产生。首先，以上对话中双方称呼为“罗姐”、“阿辉”，谈话内容均是与本案信用卡事宜有关，并且上诉人至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供了该微信记录及短信电话号码，公安机关虽不能进行刑事立案，却能提供被上诉人具体的个人信息，以供上诉人起诉。同时，被上诉人在接到一审法院应诉材料后，却不进行任何的答辩，而是直接拒绝出庭，表明其并不认为其与本案无关。招行广州分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应予以维持。我方认为从本案上诉人的起诉和上诉状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本人明确知悉并授权严某持有其信用卡造成，我方无法判断也无法知悉上诉人是否受到严某的欺骗，但无论是什么情况，本案的争议款项损失不应由我方承担。至于上诉人与严某之间的是非请法院酌定，与我方无关。严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罗某在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严某支付罗某30199.28元；2.判令撤销招行广州分行为罗某办理的信用卡账号、备用金账号并删除不良信用记录；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严某、招行广州分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16日，罗某向招行广州分行申领信用卡，并填写了申请表一份，该份申请表印有《某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通用领用合约》，罗某在申请表中签名确认“愿意遵守领用合约和须知的各项规则”。该领用合约第二条载明：“…8.乙方（指罗某，下同）有义务保管好信用卡及卡号、有效期、CW2等卡片信息，因信用卡或相关卡片信息保管不善被他人使用信用卡，由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若乙方故意将信用卡出售、出租、转借或以其他方式交由他人持有或使用的视为违约…9.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应妥善保管查询密码和交易密码，如乙方遗忘密码或需要更换密码，可通过甲方客户服务热线、信用卡网站免费办理重置密码手续。对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密码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及其持卡人自行承担。10.信用卡如遗失、被窃或发生其它遭乙方以外的他人占有的情形，乙方应立即致电甲方（指招行广州分行，下同）客户热线办理挂失，挂失经甲方确认后即为正式挂失…”招行广州分行接到罗某的申请后，核发某银行信用卡给罗某使用，卡号为62×××79，信用额度4000元。2016年9月底，该信用卡开立了备用金账户（账户号01×××01）并申领了备用金18000元，该18000元支付至上述罗某名下的信用卡账户。罗某于2017年3月下旬申请招行广州分行冻结该信用卡。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罗某共还款27260.36元（其中向信用卡账户于2017年2月28日还款700元、3月24日还款3671.5元、4月24日还款4574.86元、5月23日还款8365元、6月23日还款600元、7月22日还款1000元；向备用金账户于2017年3月24日还款1809元、4月24日1635元、5月23日还款1635元、6月23日还款1635元、7月22日还款1635元）。罗某主张其于2015年10月中旬将前述卡号为62×××79的信用卡将给严某用于提升该卡的信用额度，之后严某恶意消费该信用卡，现罗某要求严某返还不当得利30199.28元（包括罗某代为偿还的信用卡欠款、信用卡尚未还清款项以及利息）。对此，提交了：证据一、信用卡账单、备用金账户账单。证据二、严某的名片。证据三、罗某与严某之间的短信记录、聊天记录。证据四、报警回执。经质证，招行广州分行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证据三有异议，认为严某未到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而且罗某在明知严某存在信用卡套现的违法行为，却有意识的将其信用卡交付，并自己主动泄露个人信息、信用卡信息以及短信验证码，由此引发的后果应由罗某自行承担；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罗某有报警行为，但不能证明罗某的损失与招行广州分行与无直接因果关系。罗某陈述其出于对严某的信任，将信用卡、身份证、密码信息都交给严某用于提升涉案信用卡的额度，但没有签收；在2016年9月底严某开立备用金账户时还将银行发送的验证码以短信形式告诉了严某，罗某是知道严某使用涉案信用卡消费，但一直认为是用于提升额度之用，直到收到招行广州分行催告还款的电话才得知严某欺骗了罗某。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罗某主张严某已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罗某提交的信用卡账单及银行还款记录只能证实罗某信用卡存在消费和还款，不能证实就是严某在使用该信用卡。其次，罗某提交的名片、短信记录、聊天记录其内容虽有涉及信用卡相关情况，但无法证明通信对象就是严某。故罗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消费确系严某产生。而且，即使涉案消费确为严某所为，但是根据罗某的陈述其自愿将涉案信用卡、其本人的身份证、信用卡密码信息、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自愿交付给严某用于提升涉案信用卡的额度，罗某交付信用卡时目的明确；罗某手机亦有收到信用卡消费信息提示，罗某对消费情况是知情的，亦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对罗某的主张不予支持。罗某要求招行广州分行撤销罗某办理的信用卡账号、备用金账号并删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请求，罗某与被告招行广州分行之间并非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调处，罗某可另案主张。严某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罗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5元，由罗某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期间罗某向本院申请调查收集电话188××××1381所绑定的身份证个人信息。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不当得利还是其他性质的纠纷。罗某主张严某恶意消费涉案信用卡致其受到损失构成不当得利，要求严某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判断不当得利有无法律上的根据，要看构成财产转移基础依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根据罗某的主张，涉案款项是因其将信用卡、本人身份证、信用卡密码、银行发送验证码等信息交予严某用于提升信用卡额度而被严某消费所产生。罗某基于与严某之间的约定，将信用卡及相关信息交予严某，即便罗某能够证明涉案款项系严某消费产生，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属于信用卡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范围。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则当事人应围绕其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实和权利义务进行诉讼。从罗某的诉讼请求来看，本案已经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故罗某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严某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时，法院已经向罗某释明，但罗某仍坚持以不当得利进行诉讼，其不利后果应由罗某自己承担。罗某与严某及招行广州分行的纠纷，应按照其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关于罗某申请调查收集电话188××××1381所绑定的身份证个人信息问题，经审查，该申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规定之情形，故本院不予准许。至于罗某上诉提及的其他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罗某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元，由罗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金华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李 婷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唐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