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6766号原告：李光然，男，196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萍、朱沛松，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黄先林，男，196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崇阳县。被告：徐素英，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崇阳县。上列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超鸿，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光然与被告黄先林、徐素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光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萍、被告黄先林、徐素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超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光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款138655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1386559元为本金，从2017年10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从事牛仔布等服装布匹买卖，在新塘开设一间“宏祥纺织”铺面做生意（宏祥纺织并未实际注册），被告从事牛仔裤等服装成品生产制造。2011年开始，被告陆续向原告购入牛仔布布匹，直至2015年2月28日止，被告共拖欠原告1486559元货款未支付。在原告不断催收下，被告于2015年6月9日支付原告5万元货款，于2015年8月15日支付原告2万元货款，于2015年9月14日支付原告3万元货款。2015年11月24日，原告与两被告对数，两被告确认截止至2015年11月24日，两被告仍拖欠原告1386559元货款未付清，并签名确认该事实。随后，原告再次向被告催收货款，经多次催收后，被告黄先林已经拒绝接听原告电话，遂成讼。被告黄先林答辩称：一、原告证据显示的对账金额与事实不一致，原告隐瞒被告黄先林支付的部分金额。1、被告黄先林的对账单虽然没有对所有还款进行记录，但在2013年3月至2014年过年期间，有几笔货款，原告未计入对账中，分别为2013年9月11日支付50000元、9月23日支付50000元、2014年过年期间支付130000元，上述金额合计23万元。对账单显示的其余数据，均能在对账单、账簿、银行汇款记录中予以核对。2、2013年底，原告催促被告黄先林进行还款，要求将仓库内滞销的牛仔裤，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并承诺愿意承担一半损失。当时在场的有被告黄先林、原告及原告的合伙人邹先生（外号“眼镜”）。随后，被告黄先林以每条亏本25元的价格，出售了三万条牛仔裤，亏损了75万，并将得到的货款分几次向原告支付。因此，原告应承担被告37.5万的损失，并在对账单中扣减。3、被告黄先林用尾号0897的民生银行卡，在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支付4.56万元，原告未在对账金额中扣减。4、2015年2月12日收条，被告黄先林支付货款54000元，原告未计入对账。5、2016年年底，被告黄先林向原告支付了1.9万的现金，被告黄先林目睹原告在账簿中予以记载。6、被告黄先林女儿黄瑶，应被告黄先林的要求，用尾号为6915的民生银行卡，在2016年2月5日、10月7日分别向原告支付2万元、1万元。在2017年1月27日、9月12日分别向原告支付1万元、5千元。上述金额合计4.5万元，原告未在对账金额中扣减。综上所述：部分货款未在原告对账单中真实反映，原因是与被告黄先林合作的除了原告，还有其合伙人邹先生。原告往往私下要求被告黄先林先行还款，并承诺在最后结账时一并扣除，目的就是为了隐瞒事情真相，损害合伙人的利益。上述金额，大部分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予以核实，并与账簿、对账单等证据形成证据链，从逻辑和记录均能显示原告的隐瞒行为。至此，被告黄先林拖欠的货款金额应该为617959元。至于利息，被告黄先林认为双方并未约定利息，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徐素英答辩称：原告所诉债务属于被告黄先林的个人债务，理应由被告黄先林个人承担。原告李光然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客户对账单，拟证明截止至2015年11月24日，被告黄先林确认拖欠原告货款数额为1386559元；2、客户对账单，拟证明截止至2015年11月24日，被告徐素英确认拖欠原告李光然货款数额为1386559元；3、银行流水，拟证明两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2015年8月15日、2015年9月9日分别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李光然支付合计10万元的货款。庭后补充：4、2013年3月1日客户对账单，拟证明截止至2013年3月1日，被告黄先林确认拖欠原告货款数额为3742012元；5、2013年4月10日客户对账单，拟证明截止至2013年4月10日，被告徐素英确认拖欠原告货款数额为3368612元。被告黄先林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记载的欠款金额与事实不一致，因为其所支付的部分货款并未记录在账单中。对证据2，因为签字人不是被告黄先林，对该证据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承认。对证据4、5，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具有片面性，该证据所显示的数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5圣凯迪账簿数据一致，间接反映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徐素英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签字人并非是被告徐素英，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2确认签名的真实性，但该证据记载的欠款金额与事实不一致，同时被告徐素英当时签名是因为夫妻关系存续，随后夫妻感情不和，目前已经离异。原告李光然的货款实际上是圣凯迪所欠的，而圣凯迪的经营运作是由被告黄先林自行决定的，被告徐素英只对部分客户进行记账。通过庭审中的银行交易的明细得出货款主要是由被告黄先林自行偿还，被告徐素英并未参与还款，该笔债务应该是被告黄先林的个人债务，与被告徐素英无关。对证据3，因被告徐素英不是实际还款人，对该证据无法确认。对证据4、5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黄先林的一致。被告黄先林提交以下证据：1、实物出入账簿，拟证明被告黄先林向原告李光然支付部分货款记录，其中有23万元原告李光然未计入对账的事实；2、民生银行账户对账单（黄先林、尾号0897），拟证明被告黄先林于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李光然支付45600元，原告李光然未计入对账的事实；3、收条，拟证明原告李光然收到货款54000元而未计入对账的事实；4、民生银行对账单（黄瑶、尾号6915），拟证明被告黄先林在2016年2月5日、10月7日分别向原告李光然支付2万元、1万元的事实，证明被告黄先林在2017年1月27日、9月12日分别向原告李光然支付1万元、5千元的事实；5、圣凯迪账簿（2015年2月，在原告处拍照）（照片打印件），拟证明证据一的真实性，其内容有相应记录予以核对的事实，证明证据一、二、三、四显示的金额未计入对账中的事实；6、农业银行交易明细（黄先林、尾号9617），拟证明证据一记载内容真实性的事实。庭后补充：7、圣凯迪账簿共20页，拟证明其提供证据5的真实性；8、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被告提供证据3《收条》的真实性；9、客户对账单10页，拟证明被告所主张未扣除的货款并没有实际扣除。原告李光然对被告黄先林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是其自行制作的账簿，具体制作时间和内容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黄先林所签署的对账单并未扣除该笔款项。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是双方在2015年11月24日对账前所收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收到的款项是被告黄先林拖欠原告李光然的货款所产生的利息。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账簿不是原告李光然的，并且被告黄先林没有原件予以核对。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只能证明被告黄先林在标注的时间有转账记录，但是不能证明该转账是由原告李光然收取，即使是由原告李光然收取，也不能证明被告黄先林认为的原、被告对账之前有遗漏部分，2015年11月24日对账后，两被告分别出具对账单给原告李光然，足以证明两被告对其所拖欠原告李光然货款是核对无误后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对账单出具后到原告李光然起诉前，两被告从未向原告黄先林提出过对账有误等说法，由此可见两被告对2015年11月24日所确认的欠款数额是没有异议的。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予以确认，但认为已经在对账单上扣除54000元。对证据9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原被告进行了多次对账，后面的对账单可以看出是多次核对的结果，是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可以看出两被告是共同经营圣凯迪服装店的，故两被告理应共同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徐素英对被告黄先林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徐素英提交以下证据：离婚证，拟证明夫妻近年来感情不和，已于2017年6月5日离婚的事实。原告李光然对被告徐素英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不管两被告是否于2017年6月5日离婚，涉案的货款是在其夫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的制衣店所产生的，而且两被告均在对账单上确认拖欠原告李光然货款1386559元，涉案货款不仅是两被告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亦是共同经营店铺产生的共同债务，应当由两被告承担共同支付货款和利息的责任。被告黄先林对被告徐素英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庭审中，原告李光然先是否认被告黄先林提供的证据5账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后经法庭再三询问，确认账簿为原告李光然制作，但否认在账簿中有遗漏记录被告付款的情况。被告黄先林主张未予扣减的款项为：2013年9月11日由被告黄先林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的5万元（未能显示收款姓名及账号）、2013年9月23日由被告黄先林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的3万元（未能显示收款姓名及账号）、2013年9月23日由被告黄先林的民生银行账户向原告李光然转账的2万元、2014年2月26日由被告黄先林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的3万元（未能显示收款姓名及账号）、2014年9月25日由被告黄先林民生银行账户向原告李光然转账的4.56万元、2015年2月12日、2016年2月5日、10月7日、2017年1月27日、9月12日由被告黄先林女儿黄瑶的民生银行账户向原告李光然转账的5.4万元、2万元、1万元、1万元、5000元。原告李光然在庭后向本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有以下陈述：“关于两被告陈述其于2013年3月至2014年过年期间，向原告支付合计23万的货款、2014年9月25日向原告支付的4.56万元货款以及2015年2月12日向原告支付的54000元货款，原告确认收到前述货款，但这些货款均在原告与两被告对账时，予以扣减”。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被告黄先林、被告徐素英与原告李光然自2013年以来进行过多次对账，其中在2013年3月1日有被告黄先林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3742012元、2013年4月10日有被告徐素英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3368612元、2013年8月2日有被告黄先林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2794644元、2014年7月15日有被告徐素英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2020559元、2014年10月13日有“徐英”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1940559元、2015年11月24日有被告徐素英签名的《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1386559元。2、被告黄先林提交一份手写“圣凯迪”账簿影印件，主张支付的部分款项原告李光然未记录在“圣凯迪”账簿上，原告李光然确认该账簿的真实性。经核对，2013年4月10日《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金额与账簿上2013年3月27日一栏余额一致，旁边标注“打对账单”；2013年8月2日《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金额与账簿上2013年7月22日一栏余额一致；2014年7月15日《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金额与账簿上2014年7月11日一栏余额一致；2014年10月13日《客户对账单》确认前款金额与账簿上2013年9月16日一栏余额一致；2015年11月24日《客户对账单》确认截至2015年2月28日止的欠款金额与账簿上最后记录2015年2月16日一栏余额一致。被告黄先林提交其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被告黄先林于2013年4月1日转账150000元与“圣凯迪”账簿记载2013年4月1日“收到圣凯迪货款150000元”一致。被告黄先林于2013年7月12日、7月17日转账120000元、100000元与“圣凯迪”账簿记载2013年7月12日“收圣凯迪货款120000元”、“收圣凯迪货款100000元”一致，等等。被告黄先林提交其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被告黄先林于2014年9月16日分别向原告李光然转账50000元、30000万元与“圣凯迪”账簿记载2014年9月16日“收圣凯迪货款80000元”一致。于2014年11月29日向原告李光然转账30000元与“圣凯迪”账簿记载2014年11月30日“收圣凯迪货款30000元”一致。2014年12月2日、12月25日向原告李光然转账50000元、30000元与“圣凯迪”账簿2014年12月2日、12月25日记载一致。被告黄先林主张于2013年9月11日转账的50000元、2013年9月23日转账的30000元、2013年9月23日转账的20000元、2014年2月26日转账的30000元、2014年9月25日转账的45600元、2015年2月12日、2016年2月5日、10月7日、2017年1月27日、9月12日转账的54000元、20000元、10000元、10000元、5000元，在“圣凯迪”账簿中均无记录，以上合计274600元。原告李光然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并非货款，且认为即使是货款，也存在原告李光然在制作账簿时有失误的情况，但不能否认双方以《客户对账单》进行对账确认最后欠款金额的事实。3、被告黄先林的女儿黄瑶于2016年2月5日向原告李光然转账20000元、于2016年10月7日向原告李光然转账10000元、于2017年1月27向原告李光然转账10000元、于2017年9月12日向原告李光然转账5000元，合计45000元。原告李光然确认收到黄瑶的转账，但主张是支付利息。本院询问原告李光然除了涉案货款往来，与两被告及被告女儿黄瑶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告李光然的代理人称不清楚，但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予以否认。4、被告黄先林与徐素英于2017年6月5日登记离婚。本院认为，原告李光然主张与被告黄先林、徐素英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黄先林不持异议，被告徐素英抗辩称其未参与经营活动，但根据原告李光然提交的有被告黄先林、徐素英签名的多张《客户对账单》显示，被告徐素英曾多次就欠款事实予以确认，且涉案交易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徐素英称未参与经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两被告拖欠原告李光然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两被告在2015年11月24日的《客户对账单》中确认拖欠原告李光然货款1386559元，被告黄先林主张曾支付多笔货款却未在对账单中扣减。根据原告李光然承认“圣凯迪”账簿为其制作以及被告黄先林提供的一系列转账记录与“圣凯迪”账簿一一对应的事实，本院对被告黄先林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黄先林支付的274600元确实未在“圣凯迪”账簿中予以记载，故双方根据账簿出具的《客户对账单》中金额也未将该部分款项予以扣减。原告李光然承认收到该部分款项，但主张并非支付本案货款以及在账簿中存在遗漏等辩解，原告李光然未能举证证明收取的上述款项属于其与两被告及被告女儿黄瑶之间存在的其他经济往来，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院认定被告黄先林及其女儿向原告李光然支付的款项274600元，应扣减涉案货款。两被告在2015年11月24日《客户对账单》确认欠款1386559元，在扣减274600元后应向原告李光然支付货款1111959元。至于被告黄先林关于其与原告李光然串通对李光然合伙人隐瞒真实欠款的陈述，若属实，两人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予以谴责。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在《客户对账单》中亦未对履行期限、违约责任作出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李光然现诉请自2017年10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先林、徐素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李光然支付货款1111959元；二、被告黄先林、徐素英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李光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111959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光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39.50元，其中2709.50元由原告李光然负担；案件受理费59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0930元由被告黄先林、徐素英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董斯颍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黎剑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