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云23行终2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陶巧芬，1962年8月14日生，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芳，1986年9月18日生，住址同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健，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花建平，男，1960年6月15日生，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代理人张月东，云南张月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姚县金碧镇政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3260151757350。法定代表人刘文跃，系县长。委托代理人钱正平，大姚县林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周文波，云南金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巧芬、唐芳因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元谋县人民法院（2016）云2328行初29号行政判决，于2017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马健，被上诉人花建平的委托代理人张月东，原审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姚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钱正平、周文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2013年9月20日，唐云南、杨伟、齐金荣向被告申请为坐落于大姚县新街乡大古衙村委会闪片房村民小组赖坡的1668.7亩林地办理林权使用证，并提交了花建平、唐云南的身份证复印件；林权登记申请表；大姚县林木（地）流转合同；收条。申请表记载的申请人为花建平，共有权利人为花建平、唐云南共有。被告经过勘查、审核后于2013年12月30日颁发了大姚县林证字（2013）第0050867号林权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为唐云南、花建平。2016年8月，原告花建平向大姚县林业局提出异议，认为大姚县林证字（2013）第0050867号林权证颁证错误，大姚县林业局于2016年9月13日书面告知花建平，建议其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大姚县林业局再依法处理。花建平于2016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唐云南已于2014年12月份病故。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大姚县政府未向本院提供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任何证据，其认为原告花建平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一）林权登记申请表；（二）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的委托书；（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第十条规定：“登记机关对已经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森林、林木和林地所在地进行公告。公告期为30天。”本案中，申请人在申请办理林权登记时未提交花建平的授权委托书、林地由花建平和唐云南共有的权属证明，且登记机关未对登记行为进行公告，其颁证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大姚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30日颁发的大姚县林证字（2013）第0050867号林权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大姚县人民政府承担。原审宣判后，上诉人陶巧芬、唐芳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6）云2328行初29号行政判决，案件受理费全部由原审被告承担。其主要理由：1、被上诉人花建平一审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上诉人一审诉称其是在2016年8月才知道大姚县政府颁发林权证和林权证登记在唐云南名下，不属实。在2015年11月9日，花建平起诉二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庭审中，被上诉人花建平自己陈述明确知道争议林权证办理在他和唐云南名下，且早在2014年，花建平就与唐云南书面协商过林权变更过户的事情，故被上诉人花建平在2014年就知道争议林权的所有权人是他和唐云南两人共有。被上诉人花建平故意隐瞒客观事实，林权证2013年12月就办理完毕，行政行为作出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起诉期限。被上诉人2016年12月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起诉期限。2、被上诉人在起诉二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的大姚县人民法院（2016）云2326民初150号案件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5）民初第00448号案件庭审笔录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意隐瞒办证事实。被上诉人明确知道诉争林权的林权证办理在他和唐云南两个人名下，欺骗和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起诉。被上诉人花建平辩称，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都是在一审判决以后提交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一审三上诉人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证据和答辩意见，一审依法缺席判决并无不当，因三上诉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被上诉人与唐云南原先是合伙关系，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达成很多意向性的协议，但由于出资问题都没有实际履行和兑现协议内容。双方合伙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只能通过诉讼予以解决。原审被告大姚县政府在办理林权证时，颁证程序是违法的，一审判决撤销合理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大姚县政府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并不代表县政府认可一审判决。县政府颁证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一审撤销林权证并不代表花建平就可以申请办理林权登记。花建平和唐云南之间应先解决民事权利纠纷，确定对争议林权的权属归属，县政府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才会依权利人申请重新办理林权登记，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花建平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县政府作为登记机关不掌握被上诉人花建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林权登记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现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花建平早就知道林权登记为他和唐云南两人共有的事实。县政府尊重、服从二审裁判结果。二审中，二上诉人提交林权证户主变更申请、协议、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欲综合证实被上诉人花建平2014年就已经知道诉争林权证已办为花建平和唐云南两个人所有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花建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因没有提交证据原件及注明出处，无法辨识真实性，只有庭审笔录没有相关判决书不能证明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情况，双方虽有交易林权的协议但最终没有成交，关键林权证办理后花建平至今都没有领取和看到过林权证原件。原审被告大姚县政府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变更申请并未实际提交颁证机关，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能证实花建平早就知道林权证办理情况，花建平的起诉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庭审结束后，上诉人补充提交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经本院核对与庭审提交的复印件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花建平的陈述，能证实被上诉人花建平在2014年2月份就知道诉争林权登记为花建平和唐云南两个人共有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2014年2月26日，花建平和唐云南曾共同协商向大姚县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申请将林权户主变更登记为大姚亿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8月4日，花建平和唐云南又协议上述变更申请作废，且约定花建平、唐云南林权证属共同所有，如有一方私自转让或变更买卖属侵犯私有财产，属违法行为。2015年，被上诉人花建平对上诉人等人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在案件庭审中花建平陈述“知道林权证登记情况，登记的是我和唐云南的名字。2014年2月份双方口头协议将林权证过户给他，因唐云南没有还钱，所以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归纳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花建平提起的林业登记行政诉讼是否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二上诉人作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能证被上诉人花建平2104年2月26日知道原审被告大姚县政府2013年12月30日颁发的林证字（2013）第0050867号林权证登记为花建平和唐云南共有的事实。被上诉人花建平于2016年12月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的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二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在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二审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8行初29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花建平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花建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陶巧芬、唐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芳审判员 吴启贤审判员 杨 洁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苏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