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民终27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6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孙孟强，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1，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刚、韩玉霞，浙江吴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某1，男，194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广萍，绍兴市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某、金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某的委托代理人孙孟强、上诉人金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刚、被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广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宗地号为825号的平屋一间、楼屋楼底一间为上诉人朱某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录像遗嘱合法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一）金某1提交的光盘用于证明录像遗嘱的举证方式违法，根据民诉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金某1应提供原始物质载体即摄像机用以证明该录像证据的真实性，其未能提供，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依据光盘这一刻录件并结合证人证言即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系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录像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我国现行法律对录像遗嘱并无明确规定，参照录音遗嘱认定具有合理性。被上诉人提供的录像遗嘱，即使光盘所载内容真实，但根据继承法关于录音遗嘱的规定，必须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录像内容应当录制遗嘱见证人，以明确遗嘱见证人的身份，并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同时，录像遗嘱应当通过一定方式封存，封口由遗嘱人和遗嘱见证人签字确认。然而本案的录像遗嘱中并未录制遗嘱见证人，也未通过适当方式保存，故该录像遗嘱不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虽然被上诉人申请陈文华、徐国伟出庭作证，但在本案中，该二人身份应为证人，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遗嘱见证人。同时，二证人关于录像的具体拍摄地点位于客厅还是房间的陈述存有重大矛盾，该二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定。陈文华与金某1之间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同父同母的亲姐弟，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存疑，更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三）录像遗嘱中未明确遗产内容，不应包括案涉房屋。证人曾某陈述遗嘱人金惠娟在大叶池小区有拆迁安置房，结合录像拍摄地在该小区，足以认定金惠娟所陈述的房屋系大叶池小区的房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为由认定录像中金惠娟所指的房屋系案涉房屋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金某1系朱连福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金惠娟与朱连福户籍登记并未在同一地址，金某1仅提供其和金惠娟户籍登记为同一地址的证据，且金某1在朱连福去世时以外甥的身份进献花圈。三、一审法院认定金某1多分遗产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朱连福和金惠娟生前所从事的工作均有固定收入来源，在退休后仍有退休金，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均自给自足，金某1无证据证明其为二老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且其并没有为朱连福送终，其主张多分遗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上诉人主张其为朱连福、金惠娟进行了迁坟，其未告知上诉人迁坟的事宜，侵犯了上诉人的祭奠权，现其以此主张多分遗产有违公序良俗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金某1针对上诉人朱某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辩称：一、关于金某1的合法继承人身份，一审中已经提供了户籍登记等证据，一系列的证据均证明金某1的继承人身份，证人证言也证明了金某1的身份，相关证人明确讲到老人的安葬都是由金某1一手操作，故上诉人朱某否认金某1的继承人身份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朱某在本案中不具有继承人的身份。朱某说讼争房屋是她的，但是所有的原始买房资料，包括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等朱某都没有，朱某唯一有的是绝卖屋契，也是从其他人手中得到的。如果朱某是朱连福和金惠娟养女，并且认为房子是她，资料为什么在别人手上。同时，朱某不知道养父母的首次安葬之地，也不知道养父母和奶奶迁坟以后的葬地。关于上诉人朱某祭奠权是否被侵犯的问题，朱连福是1996年3月22日去世，到本案一审期间，朱某认为祭奠权被侵犯，但是其没有对权利进行主张。朱某实际居住地点与本案讼争房屋很近，她明明知道房屋倒塌，但是都没有进行修缮，都是由金某1进行修缮。朱某不知道自己的养母金惠娟去世在哪一年，朱某的起诉状中把金惠娟去世时间都搞错了。到目前为止，朱某也没有任何户籍登记管理机关的原始记录。一审中第三人没有绝卖屋契，但是最后一次开庭时朱某拿出了绝卖屋契，从继承人的角度看是有违常理。综上，朱某在本案不具有继承人身份。三、录像遗嘱是金惠娟自述，是对所有房屋的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在一审中，朱某还否认录像中的金惠娟是与本案有关的金惠娟，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朱某连自己的养母都不认识。至于朱某的一些质疑，这段录像形成于金惠娟最后一次在家期间，录像拍完后金惠娟被她学生送入第二医院治疗，治疗后她没有回家；这次录像的制作没有专业人员在场，朱某认为我国法律对录像遗嘱没有规定，但是有金惠娟的学生、邻居们在场进行见证。朱某认为拍摄时金某1始终在现场，但拍摄者和金惠娟学生都说金某1并不在现场。该录像制作程序合法，在场人也说清了当时的情况，一审中金某1申请法院通知多位见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录像的形成过程，录像带原件金某1也可以提供进行核对。综上，金某1认为朱某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王某1针对上诉人朱某的上诉人请求与理由辩称：二上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与本人无关。上诉人金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对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宗地号为825号的平屋一间、楼屋一间（包括楼底、楼上各一间）享有100%的产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系金惠娟及朱连福的养子，一审判决只认定上诉人系金惠娟的养子，系认定事实错误。以下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朱连福为养父子关系：1、1980年9月朱连福工作单位招工，上诉人以朱连福子女的名义参加考试被录用，为此形成了《考试报名介绍信》等历史资料。2、朱连福生前将本案诉争房产的所有原始资料交付给上诉人。3、1997年朱连福的墓碑上就刻明上诉人系朱连福、金惠娟儿子。二、一审认定朱某与朱连福系养父女关系，证据不足。朱某与朱连福系养父女关系缺乏公安部门原始记载的资料，朱某也不知本案诉争房屋倒塌、由金某1修缮的事实，甚至不知道养父母的安葬地、迁葬地。三、被上诉人王某1不享有本案诉争楼房楼上一间的产权。1、本案出现的三份《绝卖屋契》均载明朱连福购买的是楼屋一间及平屋一间，关于楼屋并没有标注楼上一间不属绝卖范围，这完全可以证明朱连福买入的是100%产权的楼屋一间及平屋一间。2、其中两份《绝卖屋契》均载明楼阁栅及楼板系王某1所有，该记载只是对楼阁栅及楼板这两方面的物件的所有权进行确认，并不能延伸为对楼上一间属王某1所有的确认。3、一审判决认定为有效证据的《绝卖屋契》载明王某1享有居住权，并非所有权。还载明屋桁条、椽子、瓦片等系金某2所有，该记载印证了王某1只享有楼阁栅及楼板的所有权，而不是楼上一间的所有权。4、一审法院现场勘查认为诉争楼屋现存楼梯，该楼梯的存在证明了王某1独立进出，楼上楼下各自独立等事实。但二楼楼板实际尚遗留有另外一个楼梯口，可以证明楼屋内部楼上楼下可以通行。5、被上诉人王某1在涉案地另有住宅，根据宅基地一户一宅的原则，及其自始至终未主张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未申领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证书等事实，可以看出王某1对该房屋并无产权。6、金某2夫妇及宋家溇村相关人员在本案中所作的证词不可信，缺乏证据证实，也不符合《绝卖屋契》的记载，不能排除因利益冲突偏向王某1的可能。7、被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房屋拆迁分户登记表和价格评估表不能作为认定产权的证据，房屋拆迁丈量、确权及评估机构从未通知上诉人到场参加，相关机构也没有核实过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原始资料。分户确认表也并非最后的确定稿，与原始的房屋产权记载不符，价格评估表只是评估机构对房屋的评估，不能作为认定产权的依据。8、被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村委证明不能作为认定产权的有效证据，村委不具备该权限。9、根据1983年10月20日、1987年10月2日绝卖屋契、1989年11月2日绍兴县土地申报登记费收据、1989年11月3日契税申请书、1989年11月8日契税缴款书、1989年11月8日绍兴县人民政府绝卖屋契本契等原始资料记载，本案诉争楼屋一间、平屋一间产权归朱连福所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朱某针对上诉人金某1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辩称：一、关于朱某与朱连福、金惠娟之间的关系。在一审中朱某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塔山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表中记载户主是陈桂香，她是金惠娟的母亲，朱某是以金惠娟的女儿，即陈桂香外孙女的身份，将户口登记在金惠娟处，可以证明朱某的身份。而一审中仅仅认定了朱连福与朱某的养父女关系，没有认定朱某与金惠娟的养母女关系，应属有误。关于上诉人金某1所陈述的其与金惠娟、朱连福之间的身份关系，上诉人金某1以农行马山营业所、介绍信、墓碑照片等为证据来主张其与朱连福和金惠娟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一审判决第八页即上诉人金某1方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因此没有认可该组证据，在这种情形下，金某1仍旧认为足以证明身份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金某1方提供的证据顶多能证明其与金惠娟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与朱连福之间的关系；二、关于为什么金某1方会持有绝卖屋契、契税证等证据，根据一审的证人陈述，朱某是由金惠娟领养的，当时金惠娟欺骗朱连福的母亲说朱某是其亲生，事后由于知道了这虚假事实，所以朱连福母亲与金惠娟翻脸，婆媳关系不和导致了金惠娟对朱某产生排斥，而且本案中朱连福先于金惠娟去世，金惠娟与金某1事实上还有另外的身份关系，金惠娟与金某1的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即在排除法律关系下，金某1是金惠娟的亲外甥，之后为何会成为收养关系，真实目的我们也不清楚，基于此种关系，金惠娟去世后将绝卖屋契等证据材料给金某1也是符合客观常理的，并不能来说明朱某不具有继承人的身份；三、关于上诉人金某1提到的一审中为何朱某会向法庭提交一份绝卖屋契原件的问题。在一审中原审第三人王某1向法庭提交了绝卖屋契的复印件，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向宋家溇村委核实情况，核实中村委陈述到王某1提交的绝卖屋契原件在朱某手上，基于该事实，一审法院要求朱某方在一审中提交绝卖屋契原件，以核实王某1方提交的绝卖屋契的复印件，至于朱某为什么会同意提交绝卖屋契原件理由如下：朱某从小生活在宋家溇村，其与本案原审第三人共同居住在那里，考虑到其以后生活和名誉，所以朱某才将该绝卖屋契原件提交给法院，也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是为了争夺财产而违反客观事实。四、上诉人金某1认为朱某不认识录像视频中人员的身份。事实上，一审中朱某对于录像中人员身份没有作过否定，而是基于举证规则，朱某方提出录像人员的身份应该由金某1方来提交证据证明，并没有说否认养母的身份。被上诉人王某1针对上诉人金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对本案讼争房屋原始所有权的取得是基于1987年家庭析产而来，几十年来一直由其居住、管理、使用，从没有过任何变动，从未放弃过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从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法院调取的证据，已经还原了本案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房屋的楼上部分系原审第三人所有的事实，包括上诉人朱某的上诉请求也客观证明了此点，上诉人金某1还批评朱某在一审中拿出了绝卖屋契的原件，对本案原审被告金某1提交的证据绝卖屋契，我们认为其系虚假证据，金某1对原审第三人王某1的上诉理由都是推测的，没有事实依据。在拆迁前的所有权确认过程中，上诉人金某1认为这不是所有权的确认，但是金某1并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金某1在与朱某的继承纠纷中才提出了异议，因为是有王某1参与后提出的。若该讼争房屋楼上部分系金某1所有，但是王某1管理、使用了四十年讼争房屋楼上部分，金某1从未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主张过，也没有收取过租金或者使用费。三、关于产权登记的问题。登记只是土地使用面积登记，并没有记载房屋楼层，只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登记。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金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金某1对原审第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坐落于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山镇宋家溇村宗地号825上的房屋归属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朱连福和金惠娟夫妇分别于1996年3月22日、2008年10月28日去世，两人生前未生育子女、户籍亦不在同一处。原告朱某曾在1976年5月以与户主陈桂香系“甥女”关系为由迁入金惠娟母亲陈桂香户内（住址缪家桥河沿23#、户口簿号码25498），1986年8月迁出，后以与户主朱连福系父女关系为由迁入朱连福户内（住址马山镇陶家埭4队、户口簿号码266）。被告金某1（自称其亲生母亲为金惠娟妹妹金雅娟）自小随金惠娟生活，户主为金惠娟、住址为缪家桥河沿23#、户口簿号码25498的户口登记表记载金某1与金惠娟系母子关系、该户在1981年8月由长桥直街102#迁入；1994年7月，金惠娟户迁入大池弄3幢107室（户号1012384），金某1亦随迁，登记与户主关系为母子。第三人王某1父亲王阿泰在原宋家溇村染坊下有楼屋两间，后分给王某2、王某1等三个儿子，其中王某2分得西首楼底一大间，王某1分得西首楼上一间及东首楼屋的北面楼底（此处有楼梯上西首楼面）。后因移民王某2将其分得的西首楼底一大间与同村村民金某2的房屋进行了调换，金某2后又在楼底旁建造平屋一间。后朱连福欲在宋家溇村买房，1987年10月，金某2、张某夫妻与朱连福签订绝卖屋契一份，载明“（一）金某2自有房屋五个头平屋壹间以及七个头楼屋壹间（其中楼板及楼阁栅系王某1所有，现楼上也由王某1居住。但屋面桁条、椽子、瓦片等系金某2所有），坐落本乡宋家溇村二组（土名：染坊下）屋内设施包括楼面桁条、椽子、瓦片等以及大门二扇、房门二扇、木栅塞一个等，四壁门塞俱全，该屋东邻陈爱花房，南至空地，西边大路，北靠小弄堂。楼上现由王某1居住。金某2自愿将…房屋绝卖给本村住民朱连福居住。自立绝卖屋契之日起，其产权即归朱连福所有，决无反悔。（二）经双方洽商议定该屋卖价为人民币贰仟肆佰元正，在立约之日由朱连福当场付给现款人民币贰仟元正，其余肆佰元在金某2出屋之日全部付清。经商定，金某2应在公元1988年2月28日以前搬迁出屋，以便朱连福居住使用。以上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立绝卖屋契人：金某2，受主：朱连福，证明人：钟某，立绝卖屋契日期：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二日”。屋契签订后，朱连福按约支付房款2400元、接收房屋，并于1989年11月向原绍兴县人民政府申请获得了《绝卖契本契》，及在1989年12月宋家溇村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表总，申报图号为3-2-2、宗地号825、国有土地使用面积60.5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旧房屋2间。现所涉房屋列入拆迁范围，袍江新区马山镇拆迁办在测量调查时标注朱连福户编号为490，房屋分为：490-1为架设楼板的楼屋楼底（面积27.3平方米），490-2为未架设楼板的中空楼屋（面积14.028平方米），490-3为平屋（面积为20.72平方米）。另将490-1架设楼板的楼屋楼面（27.3平方米）标注为王某1户491-1.各方当事人对房屋所有权及继承事宜发生争议。另查明，金惠娟于2008年5月2日在大池弄房屋内由见证人为其录制了录像遗嘱，在录像中其明确表示：房子是给被告金某1一个人的。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作为继承纠纷的焦点有三：一是被继承人遗产的确认；二是继承人的确认；三是遗产如何分割。关于遗产部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首先，原告提供的登记时间为1989年12月的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归户情况表显示，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宗地编号为825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朱连福名下，登记面积为60.5平方米，与1989年11月3日朱连福为办理契税提交的申请书中记载的房屋面积一致，与第三人提供的1989年10月29日宋家溇村勘丈记录表打印件登记的面积一致，与袍江马山镇房屋征收办公室现丈量的宗地号为825号楼屋楼底与平屋面积之和基本一致，故可以认定楼屋楼底与平屋一间归属于朱连福所有，而上述房产购置于被继承人朱连福与金惠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应当作为两人的共同财产；其次，根据证人钟某、金某2、王某2、张某的证言可以确认的事实，结合原告提供的1987年10月2日绝卖屋契中“楼板及楼阁栅系王某1所有，现楼上也由王某1居住”的记载及被告提供的朱连福契税申请书中“房屋位于十都二十二图一三三二号，坐落染坊下（原王阿泰户）”的记载相吻合，契税申请书中登记的面积与现实际丈量的西面平屋及东面楼屋楼底面积之和基本一致，结合该院实地踏勘讼争楼屋的布局及现状，第三人在宗地号为826号陈爱花户北面楼底有一处产权，并有楼梯向西通向讼争楼屋的二楼楼面。被告称除了目前保留的楼梯以外，楼板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楼道口，即从楼屋的楼底能通过楼梯通向楼屋的楼面，其未能提供切实的证据加以证实，与该院现场踏勘的情况不相一致，现西首楼屋楼面目前尚由第三人王某1实际占有。综上，可以认定宗地号为825号楼屋楼上部分的产权应为王某1所有，该部分不应当在该案中作为被继承人朱连福、金惠娟的遗产处理。关于继承人的确定。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朱某与朱连福系养父女关系，被告金某1与金惠娟系养母女关系，原、被告均系被继承人朱连福、金惠娟夫妻的合法继承人。关于遗产的分割。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被继承人朱连福先于金惠娟去世，且其去世前并未留下遗嘱，故其对该房屋享有的份额依照法定继承，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后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即金惠娟、原告朱某、被告金某1法定继承；被继承人金惠娟去世前录制了录像遗嘱，在遗嘱中其指定将其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份额由被告金某1一人继承，应当系被继承人金惠娟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称录像中人物的身份不能确定。该院认为，该案作为继承纠纷，原告主张作为继承人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其对被继承人金惠娟的形象应当是明确的；同时，原告称录像中金惠娟所谓的房子指向不明，应该不是该案讼争的宋家溇村的房子，但其未能举证加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同时，结合原、被告提供的书面证据、申请的证人证言及本院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金某1对被继承人朱连福、金惠娟尽到了较多的赡养、送终以及对房屋的修缮义务，其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故该院酌情确定宗地号为825号的楼屋楼底一间和平屋一间由被告金某1继承90%，由原告继承1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宗地号为825号的平屋一间、楼屋楼底一间由原告朱某享有10%产权，被告金某1享有90%产权；二、确认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宗地号为825号的楼屋楼上一间为第三人王某1所有；三、驳回原告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2780元，由原告朱某负担780元，由被告金某1负担2000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受理费减半收取582.5元，由第三人王某1负担，均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结清。上诉人金某1在二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绍兴第二医院心内科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金惠娟自2008年5月2日起到10月28日去世止在该院住院治疗，治疗过程中都是由上诉人金某1照料，录像遗嘱制作于住院治疗前的事实；2、录像机一只，用以证明录像遗嘱的真实性；3、绍兴县土地申报登记费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在1989年11月2日本案讼争房屋所对应的土地由朱连福向土地登记部门进行了申报，该申报的面积60.5平方米，也证明了朱连福所购买的本案讼争房屋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是100%的，并没有相关的权利限制。上诉人朱某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明的证据三性有异议，至少应该有医院相关经办人员到庭接受询问，对于朱某没有在医院照料的事实我方没有异议，但印章是心内科，并非第二医院的印章，第二医院的独立法人，心内科只是内部科室，不具有出具证明的权利。对于录像的真实性问题，要求进行鉴定来确认完整性与真实性。对土地申报登记收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王某1质证认为：证据1、2与我方无关。证据3在一审时已提交，并非新证据，该收据上朱连福申报的是占地面积，与被上诉人王某1的诉求无关，被上诉人诉求的是楼层面积。上诉人朱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王某1在二审中提交了证据4、经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的勘丈记录表一份，证明涉案房屋楼上一层属王某1所有的事实。上诉人金某1质证认为：勘丈记录表并非权属证明，不能证明产权问题，上面的记载最多理解成相关物件所有人是王某1，并不是说房屋的所有权属于王某1。村委写的注是村委的证明，该村委的证言内容与本案的事实相违背，而且该证言没有有效证据佐证，村委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出具这方面证明，村委的批注没有法律效力，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朱某质证认为：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勘丈记录表上写的是第三人居住使用，并没有说楼上的产权是王某1的，楼阁栅和楼板系第三人所有能否认定为楼上一间的房屋是王某1的，请法院依法认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金某1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1，上诉人朱某虽认为绍兴第二医院心内科无权出具该份证明，但其对金惠娟住院期间由上诉人金某1照顾这一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本院认为，该以录像形式制作的遗嘱之效力应参照我国继承法中关于录音遗嘱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在录音遗嘱中，见证人应当口述自己的姓名等基本资料，明确自己的见证人身份。上诉人金某1提交的视频资料中并未出现相关见证人的资料，包括身影以及声音。因此该录像遗嘱不具备有效遗嘱的要件，一审法院对该录像遗嘱之证明力予以认定应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本院认定该录像遗嘱不符合法定遗嘱形式要件，不具备遗嘱效力，故上诉人朱某要求对证据2之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之申请已无必要，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同理，上诉人朱某为确定金惠娟在录像遗嘱中指明的房屋对象而申请本院对金某1、金惠娟、朱连福名下的财产登记情况进行调查，本院亦不予准许。对证据3，该申报登记费收据可以证明朱连福曾就涉案房屋向土地登记部门进行了申报的事实，但该收据并非物权凭证，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故本院对该证据之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4，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经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村名委员会盖章确认与原件相符，本院对该证据之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证据之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判决中除“另查明，金惠娟于2008年5月2日在大池弄房屋内由见证人为其录制了录像遗嘱，在录像中其明确表示：房子是给被告金某1一个人的”这节事实外，其他予以认定。本院围绕上诉人朱某、金某1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宋家溇村宗地号为825号的楼屋楼上一间产权是否系被上诉人王某1所有；二、上诉人朱某、金某1与朱连福、金惠娟之间养父母子女关系是否成立，是否系本案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三、一审法院认定由上诉人金某1对遗产享有90%的权利，由上诉人朱某享有10%的权利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金某1主张其拥有涉案房屋的绝卖契本契、契税申请书、契税缴款书、土地申报登记费收据等原始物权凭证，可以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经审查，涉案房屋原由王某1之父王阿泰建造，故房屋的原始物权应属王阿泰所有。涉案房屋经分家析产由王某2、王某1等人取得，其中西首楼底一大间由王某2所得，西首楼上一间（即本案诉争的楼上一间房屋）及东首楼屋的北面楼底由王某1所得。后王某2将其分得的房屋与金某2的房屋进行了调换，金某2再将其调换所得房屋出卖给了朱连福。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金某2夫妇在出卖房产时已取得楼上一间房屋的所有权，金某2夫妇亦陈述仅仅将西边楼屋的楼下一间及旁平屋一间出卖给朱连福，在未取得楼上一间房屋所有权的前提下，即使金某2夫妇确将涉案房屋楼上一间一并出卖给了朱连福，朱连福亦仅因此对金某2夫妇享有相应的债权，而并未因此取得楼上一间房屋的物权。同时，上诉人金某1在向金某2夫妇购得房屋后，提供的绝卖契本契、契税申请书、契税缴款书、土地申报登记费收据等证据并非物权凭证，仅是其基于债权办理物权登记过程中所形成的材料，但因并未完成权属证书办理的所有手续，故此时朱连福之权利仅为债权，尚未形成物权，其并不具备直接证明房屋及土地权属的法律效力。况且，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时，人民法院也应根据真实权利状态确认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因此，上诉人以上述材料要求直接确认讼争房屋楼上一间所有权归属于朱连福，于法不符。另，关于三份《绝卖屋契》的认定问题，原审中出现了三份《绝卖屋契》，证人金某2、张某作为涉案房屋的原所有人，二人均表示其二人将西边楼屋的楼下一间及旁平屋一间出卖给了朱连福，买卖双方只签过一次《绝卖屋契》，证人金某2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当庭指认由被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落款时间为1987年10月2日的《绝卖屋契》复印件为其盖章确认的绝卖屋契，该份《绝卖屋契》复印件经本院核对与上诉人朱某提供的《绝卖屋契》系同一份，故可视为证人金某2对上诉人朱某提供的《绝卖屋契》之认可。张某称当时约定买卖价款为2400元，有且只有钟某一人见证，证人钟某陈述其曾作为见证人在《绝卖屋契》上盖章。综上可知，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1983年10月20日之《绝卖屋契》在价款及见证人身份等方面与证人证言陈述不符，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1987年10月2日未载明“楼板及楼阁栅系王某1所有”之《绝卖屋契》在价款、标的物等方面与证人证言不符，而上诉人朱某提供的1987年10月2日之《绝卖屋契》与证人证言陈述均能吻合。同时，根据被上诉人王某1提供的勘丈记录表显示，该勘丈记录表备注栏中载明“东首一间楼上由王某1居住使用，其中楼阁栅及楼板系王某1所有，屋面桁条、椽瓦四壁系朱连福所有”，该备注与上诉人朱某提供的1987年10月2日之《绝卖屋契》中记载能相吻合，若如上诉人金某1主张双方已形成新的绝卖屋契并将楼板及楼阁栅的归属约定予以去除，该勘丈记录表形成时间为1989年10月29日，宋家溇村在制作勘丈记录表时不可能再将该部分内容记录在案。可见各方最后实际是按照1987年10月2日朱某提供的这份绝卖屋契履行，该有效的《绝卖屋契》载明“其中楼板及楼阁栅系王某1所有，现楼上也由王某1居住”。此外，根据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1989年11月8日出具的绝卖契本契载明立契时间为1983年10月，而与该立契时间相对应的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1983年10月2日之绝卖屋契中，同样存在“其中楼阁栅及楼板系王某1所有”的字样，故可见朱连福于1989年申报时亦认可楼上一间系王某1所有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房屋楼上一间系木质楼板及楼阁栅架设而成，该楼板及楼阁栅系构成楼上房屋的重要部分。同时单纯从楼板及楼阁栅的市场价值及使用价值看，单独约定楼板及楼阁栅所有权亦有违常理，若王某1仅对楼板及楼阁栅享有所有权，在朱连福购房后其可通过拆除或折价的方式对楼板及楼阁栅进行处理。因此，本院认为，从买卖双方关于楼板及楼阁栅的约定意图看，系约定楼上一间房屋所有权属王某1之可能性更大。同时根据一、二审法院实地查勘，被上诉人王某1关于其在宗地号826号陈爱花户北面楼底有一处产权，并有楼梯向西通往诉争房屋的二楼楼面之陈述与事实相符，而上诉人金某1称涉案房屋内原有木质楼梯从一楼通向二楼楼面，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本院查勘的情况亦不一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宗地号为825号楼屋楼上一间产权系被上诉人王某1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审查，根据上诉人朱某提供的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陶家棣村村民委员会、绍兴市公安局袍江分局马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人民政府、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马山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户口登记表及证人陈某、宋某之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朱某与朱连福系养父女关系。根据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户口薄、户口登记薄及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塔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金某1与金惠娟系养母子关系。根据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结婚证可以证明金惠娟、朱连福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因无证据证明金惠娟、朱连福曾发生过离婚事宜，故可以认定二上诉人与金惠娟、朱连福之间系养父母子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系金惠娟、朱连福之合法继承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上诉人对此提出的异议，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本案中，根据上诉人金某1提供的书面证据及相关证人证言可知，上诉人金某1对二被继承人尽到了较多的赡养、送终（包括坟墓迁葬）等义务，上诉人朱某亦认可金惠娟生病住院期间确由上诉人金某1照顾，上诉人金某1对涉案房屋亦进行了一定的修缮。基于上述原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处上诉人金某1对遗产享有90%的继承权，上诉人朱某享有10%的继承权亦无不可，上诉人朱某有关此项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朱某、金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金惠娟所立遗嘱之效力认定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80元，由上诉人朱某负担1390元，由上诉人金某1负担13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艳代理审判员 王 翠代理审判员 叶利翔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俞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