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宪銮。
委托代理人：朱甲斌、王瑞瑞，均是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宝源制衣厂。
法定代表人：梁德超。
委托代理人：梁国恒，该厂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开平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协怡。
委托代理人：卢泽铭、黄郁坤，均是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兆公司”）、上诉人开平宝源制衣厂（以下简称“宝源制衣厂”）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开平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纺出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2）江开法民二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7月17日，宝源制衣厂与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以下简称“开平中行”）签订一份编号为92开中银字144号《借款合同》，约定宝源制衣厂向开平中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购牛仔布加工服装出口，借款期限从合同生效之日起12个月，本合同全部债务由纺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同日，纺出公司向开平中行出具一份《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承诺为宝源制衣厂的上述借款本息及费用作担保，保证按时归还借款方（宝源制衣厂）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借款本息，并同意在接到开平中行书面通知后七天内代为偿还借款方所欠借款本息。
1992年7月20日开平中行依合同约定支付了借款200万元给宝源制衣厂。宝源制衣厂借款后没有依约还清借款本息给开平中行，仅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开平中行先后于1995年3月20日、5月20日、1996年3月20日、4月16日、1997年9月8日、1998年4月14日、1999年12月31日向借款人宝源制衣厂、担保人纺出公司发出了催收贷款通知书，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均盖章签收了该通知书。
2000年5月16日，开平中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签订了粤中银东方江门人民币第0304031501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开平中行将对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的借款债权（截止于2000年3月20日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应催收利息259020元）转让给东方公司，并将债权转让事实，分别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和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开平中行于2000年6月18日通过邮政快递EMS向宝源制衣厂寄出《债权转让通知》，并于2000年6月29日由广东省公证处作出（2000）粤公证内字第20814号公证书予以公证）。该两份通知未署时间，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在通知回执上盖章但没有签署时间。东方公司先后于2002年3月15日、2004年2月6日、2006年1月18日在南方日报对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的借款债权刊登催收公告。
另外，东方公司曾于2002年11月19日通过邮政快递EMS向纺出公司寄出（2002）中东粤江催字第275号《催收通知书》；并于2002年12月12日由广东省公证处作出（2002）粤公证内字第49725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06年4月13日，东方公司与顺威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威公司”）出具一份《债权转让证明》，证明东方公司又将上述债权及担保权益作为其与SILVERUNIONINVESTMENTSLIMITED共同出资成立中外合作企业—顺威公司的出资及合作条件而转让给顺威公司，而东方公司与顺威公司已于2006年4月5日在南方日报将债权转让事宜刊登了公告。
2006年9月14日，顺威公司与广州兆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基公司”）签订了顺威江兆基转让第209号《江门及阳江地区资产债权包单笔债权转让协议》，顺威公司将上述债权及担保权益转让给兆基公司，顺威公司与兆基公司于2006年10月8日在南方日报将债权转让事宜刊登了公告。2008年4月2日，顺威公司通过邮政快递EMS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寄出《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担保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并于2008年5月26日由江门市公证处作出（2008）江证内字第1791号、第1804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10年3月26日，兆基公司通过邮政快递EMS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寄出《催收通知书》，并于2010年9月21日由江门市公证处作出（2010）江证内字第05138号、第0514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2012年2月1日兆基公司与永兆公司签订一份兆基永兆转让第209号《债权转让协议》，兆基公司将上述借款债权转让给永兆公司。2012年3月23日，兆基公司通过邮政快递EMS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寄出《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担保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并于2012年9月6日由广东省江门市江门公证处作出（2012）江证内字第05221号、第05219号公证书予以公证。原告永兆公司受让上述借款债权后，经催讨未果，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宝源制衣厂与开平中行在平等基础上自愿签订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宝源制衣厂收取开平中行的借款后没有依约清还借款本息给开平中行，开平中行对宝源制衣厂依法享有借款债权。永兆公司提供的证据4（1992年7月17日纺出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虽为复印件，但结合纺出公司在开平中行向宝源制衣厂就涉案借款发出的催收贷款通知书上作担保人盖章签收、在开平中行向其发出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回执上盖章签收，足以证实开平中行与纺出公司就涉案借款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且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故因宝源制衣厂没有清偿开平中行的借款债权，开平中行对纺出公司依法享有保证债权。纺出公司辩称涉案的贷款不存在，理据不足，不予采信。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和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债权人自身的除外。”2000年5月16日开平中行将涉案的借款债权、保证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并通知了债务人宝源制衣厂，尔后，东方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顺威公司，顺威公司又转让给兆基公司，兆基公司再转让给永兆公司，并先后以登报公告、邮政快递形式通知了债务人宝源制衣厂，故永兆公司依法取得涉案的借款债权，永兆公司请求宝源制衣厂清偿借款债权200万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
关于纺出公司保证债务诉讼时效问题。在纺出公司向开平中行出具的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中承诺保证按时归还借款方（宝源制衣厂）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借款本息，并同意在接到开平中行书面通知后七天内代为偿还借款方所欠借款本息，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8号）》规定，该承诺应视为连带责任保证的约定。另在开平中行与纺出公司的保证合同关系中，双方就保证责任期限（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和第29条规定“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纺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为宝源制衣厂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期限，开平中行于1995年3月、5月、1996年3月、4月、1997年9月、1998年4月、1999年12月31日先后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主张了借款债权和保证债权，没有超出诉讼时效，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000年5月16日开平中行将涉案的借款债权、保证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后，开平中行何时向纺出公司通知保证债权转让事宜？据永兆公司主张开平中行向纺出公司履行保证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证据10（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及回执）内容显示，开平中行通知纺出公司其将纺出公司为92开中银信144号借款合同设置的1994年7月17日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保证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但该通知未署时间，纺出公司在该回执上盖章也没有签署时间，故从该证据无法确定开平中行何时向纺出公司通知保证债权转让事宜。如该通知时间发生在2001年12月31日之前，则开平中行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对涉案的保证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如该通知时间发生在2001年12月31日之后，则开平中行向纺出公司通知时已过诉讼时效，对涉案的保证债权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东方公司受让开平中行的上述借款债权和保证债权后，于2002年3月15日登报公告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催收债权，永兆公司向纺出公司主张保证债权，其应当对该保证债权具有诉讼时效效力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应对该保证债权在1999年12月31日至2002年3月15日间发生过中断承担举证责任。永兆公司在本案列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在1999年12月31日至2002年3月15日间发生过中断。因此，东方公司在2002年3月15日登报公告向纺出公司催收保证债权时已过诉讼时效，即使东方公司及该保证债权的受让人先后在2004年2月、2006年1月、2006年10月、2008年4月、2010年3月、2012年3月以登报公告、公证邮寄方式向纺出公司催收保证债权，但均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纺出公司对永兆公司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抗辩有理，予以采纳。永兆公司虽然依法受让对纺出公司的保证债权，但其请求纺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已超出诉讼时效保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开平宝源制衣厂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借款本金200万元给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二、驳回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800元，由开平宝源制衣厂负担。
上诉人永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992年7月17日，宝源制衣厂与开平中行签订编号为92开中银字144号借款合同借款200万元并由纺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原审法院在认定纺出公司保证责任诉讼时效问题上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虽认定纺出公司应对涉案2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且属对保证责任期限没有约定，但认定永兆公司保证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了在1999年12月31日前开平中行依法向宝源制衣厂、纺出公司主张了借款债权及保证债权，没有超出诉讼时效。2000年5月16日开平中行将涉案债权转让，同年6月18日开平中行以快递形式向宝源制衣厂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宝源制衣厂及纺出公司均收到通知并在回执上签章确认，但纺出公司收到通知未能标注有时间，因此认定开平中行无法确定何时送达该通知，如送达时间于2001年12月31日后送达则已过诉讼时效。永兆公司认为该对保证时效的认定是违背事实的：1、案件查明事实证实，宝源制衣厂收到该通知，且该通知是以快递形式送达，对该快递送达已有公证书（2000粤公证内字第20814）证实，公证书能够证实该通知书包含有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证明该通知书为一整体，而纺出公司正是在附件三上签章确认。说明纺出公司是在2000年6月与宝源制衣厂相同时间收到该通知书，如果按原审法院推测该通知书在2001年12月31日后即一年半之后送达，纺出公司也不会签章确认，何况在一审庭审中，纺出公司是以完全否定借款债权的存在予以抗辩的，其庭审陈述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2、原审法院认定开平中行对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在1999年12月31日后，应为1999年12月3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明显忽视了开平中行2000年6月18日开平中行以快递形式向宝源制衣厂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宝源制衣厂及纺出公司均收到通知并在回执上签章确认的事实存在；即在开平中行2000年6月18日已发生了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根据原审判决书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第29条“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见判决书第10页）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应从2000年6月18日起计算，而不是从1999年12月31日计算。
二、原审法院认定永兆公司保证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对纺出公司丧失胜诉权，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债权转让通知系在2000年5月16日向宝源制衣厂及纺出公司送达（因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0年5月16日，通知内容亦明确截止至2000年3月20日本息金额），宝源制衣厂及纺出公司均予以确认，而后2002年3月15日，受让债权人以报纸公告形式送达催收通知，期间未超出两年的法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其次，根据时效的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对债务承认，即表示同意履行，即发生时效的中断。本案中纺出公司明确认可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且对通知内容无异议，应当视为同意履行，当然不适用超出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综上，永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虽然认定宝源制衣厂与开平中行签订编号为92开中银字144号借款合同借款200万元并由纺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客观事实并判决宝源制衣厂承担偿付责任，但原审法院在认定纺出公司保证责任诉讼时效问题上，无论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均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纺出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诉人宝源制衣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事实不清，涉案的贷款不存在，故本案诉争的主债权和担保债权也是不存在的。1.从宝源制衣厂现有的资料看，涉案的贷款不存在。宝源制衣厂早已停产，从现存的档案资料看，没有发现涉案的贷款合同、催收通知等材料，宝源制衣厂的企业改制审计报告也没有发现该涉案贷款。2、永兆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4、5、6等证明涉案贷款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均没有原件，且其复印件证据也是随意拼凑组合，与事实不符，相互之间无关联，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上述几项证据是证明涉案贷款是否存在的关键证据，但永兆公司均不能提供原件，故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贷款是真实发生的。其次，上述几项证据是随意拼凑组合的，互相之间无关联，不能形成证据链，不具备证明力。具体理由如下：（1）证据3复印件的《借款合同》上显示的合同编号是92开中银字第（144）号，而证据6的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的借款合同编号则是“92（144）”、“（92）开中银贷字第（144）号”，证据8、10的合同编号又变为“92开中银信144号”。可见，各项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合同各不相同。（2）证据3复印件的《借款合同》上显示的第三条“借款利率与计算利息方法”上，借款利率栏上是空白的；第六条“提款”中关于提款日起、提款金额及提供延期的违约金等处均是空白的；第八条“借款归还计划和提前还款”中关于还款期限和还款金额、提前还款损失补偿等地方也是空白。借款利率关系着借款的成本及贷款人的收益等重要问题，是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无论如何，借款关系双方当事人不可能对此没有约定。借款计划、还款计划、违约责任等这些也是涉及借贷双方如何履行合同义务、责任分担的重要问题，这些内容在正常的借款合同中没有可能空白。（3）证据5复印件的《借款借据》没有相关的划款转账凭证相印证，如此巨额的贷款不可能是以现金的形式借出。而且，该复印件证据上的利率为9.7%，而1991年至1993年期间，人民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是8.64%，显然该借款借据上记载的利率违反了人民银行的利率规定，正规贷款不可能如此。再者，该复印件证据与证据3复印件的《借款合同》的内容非同一性；复印件的《借款借据》上用途一栏显示“购电力纺织”，但复印件的《借款合同》上显示的借款用途却是“购牛仔布加工服装出口”。（4）证据6中的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内容之间也是非同一性。比如：在日期为“96年4月16日”的复印件《催收贷款通知书》上显示的是“截止93年7月20日已逾期30个月”，但在另一份日期为“97年9月8日”的复印件《催收贷款通知书》上，显示的内容却是“93年7月20日到期”。证据6的全部复印件《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的很多重要内容都是手书上去的，具有明显的随意和非同一性，毫无相互关联。3、证据8《债权转让通知》及证据9《债权确认回执》均没有日期，而通知、回执上的时间是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行使开始或终结的关键要素，缺乏时间记载的通知、回执显然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同时，《债权确认回执》上只记录《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编号，没有贷款合同号，更没有具体贷款金额、时间、利息及相关权利义务等内容，而《债权转让通知》与《债权确认回执》是分开的，不是同一页的。因此，即使签收了《债权确认回执》也不能确认签收人已收到涉及本案的文书及具体事项内容。因此，证据8、9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4、永兆公司在原审提供的债权转让及登报或公证催收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涉案贷款存在的依据。在借款合同、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等关键证据均没有原件的情况下，无论登报还是公证催收，都是债权人单方面的行为，对债务人不具约束力，并侵犯了债务人的权益。这样无证据的催收行为，不能与其他复印件证据形成证据链，以证明贷款的真实存在。可见，在本案中，永兆公司不能提供涉案贷款存在的直接证据，其他证据即复印件证据之间也不能形成证据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永兆公司对其主张无法举证证明，法院依法应驳回其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二、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涉案贷款存在，但涉案主债权、担保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假如证据6的日期为“96年4月16日”复印《催收贷款通知书》涉及本案，但均无原件提供庭审，证明已超过诉讼时效。永兆公司在原审提供的证据8、9、10均未署时间。故这三项证据无法确定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何时向宝源制衣厂及贷款担保人发出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转让通知，也无法确定宝源制衣厂及贷款担保人何时收到及何时确认涉案转让通知。结合永兆公司在原审中提供证据6中一份所署时间为“1999年12月31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可知，如上述转让通知发生时间在2001年12月31日之前，则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如担保人通知发生在2001年12月31日之后，则开平中行向借款人、担保人通知时已过诉讼时效，对债权、担保债权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而东方公司最早通过报纸的催收时间是2002年3月15日。从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已经到时间是2002年3月15日。从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已经过两年多，永兆公司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在这两年多，永兆公司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涉案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这两年多时间内发生中断、中止的事由。由此合理认定，即便之后有东方公司等受让人一系列的登报催收行为，但均已过诉讼时效。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涉案的主债权、担保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综上所述，涉案贷款并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宝源制衣厂应承担所谓偿付本金200万元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永兆公司在原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永兆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纺出公司答辩称：一、永兆公司向纺出公司主张的保证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理由如下：1、从永兆公司原审提供的1999年12月31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可证实，原贷款人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在1999年12月31日向宝源制衣厂及纺出公司进行催收，而所谓的《担保权利转让确认回执》只有盖章没有时间，不能证明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是何时向纺出公司发出该回执的。因此，该回执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使用。而东方公司最早通过报纸的催收时间是2002年3月15日。从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已经过两年多。因此，事实表明，涉案的主债权、担保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2、至于永兆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9（2000）粤公证内字第20814号公证书，只能证明永兆公司在2000年6月将通知寄给开平宝源制衣厂，并不能证明其在2000年6月将这些通知寄给纺出公司。因此，该公证书不能证明纺出公司在上述时间收到了所谓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诉讼时效没有中断。3、永兆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推定相关通知的送达时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债权转让协议》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与东方公司于2000年5月16日签订的。协议的签订与债权转让的通知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协议的签订不代表债权转让通知的发生。因此，不能凭协议的签订时间久推定通知的寄出时间。
二、永兆公司一审证据10的“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及确认回执”与证据4“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之间没有关联性，相互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链。由此可以否定证据10是就涉案担保关系的转让通知纺出公司这一主张，所谓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更是不存在的。理由如下：1、永兆公司的证据4“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是没有原件的。其不能作为证明担保关系存在的依据。2、从名称和时间等关键要素看，证据4与证据10所反映的是两个不同的担保关系。从证据4看，中行开平支行与纺出公司于1992年7月17日签订的是《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但证据10显示的通知转让的标的是1994年7月的不可撤消担保书，名称与时间显然是不同的。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担保关系。3、从借款合同编号看，上述两证据反映的是两笔性质完全不同的借款。证据4显示担保的借款合同号是开银字第144号借款合同，但证据10的显示转让的借款合同号是92开中银信144号。根据一般的贷款编号规则，含有“信”字的贷款应是银行的信用贷款，也就是不设担保人、担保物，单是凭借款人信用履行偿还义务的贷款。证据10显示的信用贷款显然与永兆公司主张的担保债权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4、从证据4显示的约定内容看，涉案的贷款根本不需要通过发出通知的方式中断诉讼时效，所以证据10的通知反映的显然是与涉案贷款不同的另一笔贷款的担保关系。证据4“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第二条约定“自借款方逾期未还借款日起即有权从担保方的存款账户中扣除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如果证据4是真实的，那么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扣划纺出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来证实其向纺出公司主张担保人权利，从而实现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而且，纺出公司的账户一直以来都有资金。债权人采取扣划本息的方法，是简单而有效的，根本没必要发出所谓的权利转让通知。5、证据10是没有显示该通知寄出的时间，也没有显示回执的时间。不能证明该通知是何时寄出、何时确认的。不能作为时效中断的证据使用。事实上，纺出公司当时与中行开平支行的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与本案涉案贷款无关的其他业务关系。为方便业务，纺出公司经常配合中行开平支行在一些空白的即无具体贷款合同号、无担保合同号、无日期的文件上盖章。这些盖章只是为方便办理纺出公司与中行之间的其他业务，与本案无关。显然，永兆公司提供的证据10就是上述这些空白盖章的文件之一，该文件上的贷款合同号、不可撤消担保书等内容是对方后来补上去的。因此，纺出公司当时盖章，并不是表示确认涉案贷款的担保关系，更不是确认收到涉案的担保债权转让通知。
三、涉案的贷款关系、担保关系是不存在的。具体理由如下：1、永兆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4、5、6等证明涉案贷款关系、担保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均没有原件，故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上述几项证据是证明涉案贷款是否存在的关键证据，但永兆公司均不能提供原件，故这些证据不能证明贷款是真实发生的。2、退一步讲，作为复印件的证据4与作为原件的证据10两项证据相互冲突，不能证明担保关系的存在；证据10更不能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使用。具体理由答辩状的第二点已作详细论述，在此不再重复。3、永兆公司原审提供的各项证据的复印件也存在诸多明显的错漏，相互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链，根本不具备证明力。具体事实理由如下：证据3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上显示的合同编号是92开中银字第（144）号，而证据6的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的借款合同编号则是“92（144）”、“（92）开中银贷字第（144）号”，但证据8、证据10的合同编号又变为92开中银信144号。可见，各项证据显示的涉案借款合同编号各不相同，其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证据3《借款合同》复印件上显示的第三条“借款利率与计息方法”上，借款利率栏上是空白的；第六条“提款”中关于提款日起、提款金额及提供延期的违约责任等处均是空白的；第八条“借款归还计划和提前还款”中关于还款期限和还款金额、提前还款损失补偿等地方也是空白的。借款利率关系着借款人借款的成本及贷款人的收益等重要问题，是借款合同的基本要素，无论如何，借款关系双方当事人不可能对此没有约定。借款计划、还款计划、违约责任等这些也是涉及借贷双方如何履行合同义务、责任分担的重要问题，这些内容在正常的借贷合同中没有可能是空白的。证据5《借款借据》复印件没有相关的划款转账凭证相印证，如此巨额的贷款不可能是以现金的形式借出的，故该证据复印件反映的内容存疑。而且，该证据复印件上的利率为9.7%，而1991年至1993年期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8.64%，显然该借款借据上记载的贷款利率违反人民银行的利率规定。再且，该证据复印件与证据3《借款合同》复印件的内容相冲突。《借款借据》复印件上用途一栏显示“购电力纺布”，但《借款合同》复印件上显示的借款用途是“购牛仔布加工服装出口”。证据6多份《催收贷款通知书》之间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日期为“96年4月16日”的一份《催收贷款通知书》复印件上显示的是“截止93年7月20日已逾期30个月”，但在另一份日期为“97年9月8日”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复印件上，显示的内容却是“93年7月20日到期”。由于证据6的全部《催收贷款通知书》复印件上的很多重要内容都是手写上去的，且存在矛盾的地方，相互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链，所以这些《催收贷款通知书》不能作为认定贷款存在的依据。证据8《债权转让通知》及证据9《债权确认回执》均没有日期，而通知、回执上的时间是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行使开始或终结的关键要素，缺乏时间记载的通知、回执显然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同时，《债权确认回执》上只记录《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编号，没有贷款合同号，更没有具体的贷款金额、时间、利息及相关权利义务等内容，而《债权转让通知》与《债权确认回执》是分开的，不是同一页的。因此，即使签收了《债权确认回执》也不能确认签收人已收到发出通知人通知的具体事项及内容。因此，证据8、证据9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4、永兆公司的原审提供的债权转让及登报或公证催收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涉案贷款存在的依据。无论登报还是公证催收，都是债权人单方面的行为，是没有得到债务人确认的。在借款合同、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等关键证据均没有原件查实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债务人确认的所谓催收证据，其即使有原件，也不能与其他证据复印件形成证据链以证明贷款的真实存在。可见，在本案中，永兆公司不能提供涉案贷款关系、担保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其他证据即证据复印件之间也不能形成证据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永兆公司对其主张无法举证证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开平宝源制衣厂在1992年7月17日由中行开平支行出具的《借款借据》上盖章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永兆公司和宝源制衣厂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与开平中行之间是否存在金融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2、永兆公司向纺出公司主张的保证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与开平中行之间是否存在金融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的问题。经查，本案一审期间，永兆公司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催收贷款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宝源公司和纺出公司与开平中行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关系和担保关系。虽然《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是复印件，但本案有宝源制衣厂签字盖章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及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签字盖章的《催收贷款通知书》、《债权确认回执》、《担保权利转让确认回执》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上述证据可以形成一条有效的证据链，证实宝源制衣厂与开平中行之间存在金融借贷关系，纺出公司与开平中行之间存在担保关系。另外，对于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主张的开平中行向其发出的部分《催收贷款通知书》中所记载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原《借款合同》编号有出入，利息计算时间有疑问等问题，虽然本案永兆公司提供的部分《催收贷款通知书》中所记载的借款合同编号与原《借款合同》的编号内容略有差别，利息计算时间也有一定偏差，但其中记载的年份92年和合同号144号及借款本金数200万元，均与原《借款合同》中记载的情况相一致；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债权转让过程债权人签订转让合同时的表述问题，不足以证明贷款关系的不存在。且宝源制衣厂与纺出公司均已在上述《催收贷款通知书》盖章确认。而在上述期间也未提出异议，证明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实际上已确认《催收贷款通知书》中所记载的借款与原《借款合同》中所列明的借款是同一笔借款。因此，上述情况并不影响本案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与开平中行之间借款关系和担保关系的认定，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永兆公司提供的证据的效力，以证明其与开平中行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和担保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永兆公司向纺出公司主张的保证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开平中行已分别于1995年3月20日、5月20日、1996年3月20日、4月16日、1997年9月8日、1998年4月14日、1999年12月31日就涉案债权向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进行了催收，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也盖章对此予以确认。即本案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至1999年12月31日处于中断状态，诉讼时效的截止日均应为2001年12月31日。而后开平中行于2000年5月16日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东方公司，随后其将转让债权的事实分别向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和《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宝源制衣厂和纺出公司在上述通知的确认回执上也分别进行了签字和盖章确认；同时，对于在2000年6月18日通过邮政快递EMS方式向宝源制衣厂寄送《债权转让通知》的情况，也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广东省公证处于2000年6月29日出具了（2000）粤公证内字第20814号公证书。虽然，上述《债权转让通知》和《担保权利转让通知》及两份通知的确认回执上均无写明日期，不能显示上述通知和回执的具体发生时间，但开平中行对向宝源制衣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并有广东省公证处于2000年6月29日出具了（2000）粤公证内字第20814号公证书予以证实，可以认定开平中行向宝源制衣厂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的时间为2000年6月18日，而宝源制衣厂也在《债权转让通知》的确认回执上签字盖章，说明宝源制衣厂已收到上述《债权转让通知》，本案涉案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于2001年12月31日前再次中断，即本案主债务在此之前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1条：“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第29条：“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的规定，本案开平中行与纺出公司在《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中并未明确约定保证责任期限，因此本案在主债务诉讼时效在2001年12月31日前中断的同时，本案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即据此本案永兆公司向纺出公司主张的保证责任在上述期间亦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永兆公司的该上诉主张，理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另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8号）》第二点：“担保法生效之前订立的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始承担保证责任的，视为一般保证。……”的规定，本案依据中开平中行与纺出公司在《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第二点约定“担保方保证按时归还借款方在
--字第--
号借款合同项下不能按期偿还你行到期借款本息。……”，由此可以认定，纺出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保证责任应为一般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据此，纺出公司应对宝源制衣厂欠永兆公司的款项200万元，在宝源制衣厂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履行债务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有误，应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8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2）江开法民二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2）江开法民二初字第15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广东省开平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应就开平宝源制衣厂欠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200万元债务，在开平宝源制衣厂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四、驳回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合共45600元，开平宝源制衣厂负担，广东省开平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对此负担补充清偿责任。对于本案二审期间，江门市蓬江区永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本院预交的二审诉讼费228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德
审 判 员 徐 闯
代理审判员 蔡镇海
二〇一四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李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