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9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杨浜村。
法定代表人：秦永祥，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育，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照，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德英，男，195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绍兴市三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农公司）因与上诉人王德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农公司上诉请求：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工农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素有承包合同关系，双方均认可的最后一份结账书面凭据就是2015年2月28日箱包车间2月份汇入加工费明细，该书证上王德英言明截止2015年2月28日止，王德英应付工农公司各项生产经营费用496851.37元。该书证的效力也被生效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所确认，该判决认为该书证的记载形式可以说明双方是连续记账，后面的账目是在前面的账目基础上连续形成的，该书证是双方在这一天进行的总结算，在此日期之前的所有收据、收条、结账单等形式的结算凭据都已经被该书证所包含。相应的工农公司所提供的2015年2月10日的汇入加工费明细的证明效力也同样可以认定，该证据虽然是一份复印件，但是该书证中载明的事实却是真实的，而且有2015年2月28日已经认定的证据所佐证。这两份证据的行文格式完全一一致，正是双方在平时月底年底结账所用，有“上年结转欠”、“本月已收”、“本月应收”和“结余”等表述，说明双方是连续记账的，2月28日的“上年结转欠584723.25元”与2月10日的“结欠584723.25元”完全对应，且前后关联、相互印证，可作为证据使用。该2月10日加工费明细结算单中，可以证明工农公司在2015年1月份为王德英支付的代付款有590000元，生产费用有679617.45元，按理，王德英应该支付给工农公司这些款项，因为工农公司支付赔偿款也到期了，故双方相互抵冲，结欠584723.25元。因为是抵冲，双方之间根本没有现金或转账往来，都是在账目上处理一下，记载最后尚欠的数字就好，王德英在原审提交的59万元收据并不是另有款项支付，只是双方结算后的手续而已。王德英所提交59万元收据的行为恰恰也可以印证2015年2月10日汇入加工费明细的证明效力，其中各项款项的记载都是有证明效力的。二、根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的认定，截止2015年2月28日止，王德英应付工农公司款项496851.37元，而工农公司也只需于同年7月底支付赔偿款650000元，事实本来很清楚，但王德英节外生枝，起诉要求返还2015年上半年承包款65万元，依据就是王德英自己出具的一份收条，该收条其实已经被2月28日结算书证所包含，王德英收到的赔偿款是从其应支付的工农公司的代垫费用和应付的生产经营费用所冲抵的，在加工款明细单上根本就没有注明是冲抵承包款，而且费用都是有根有据的，是实际发生的，但是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6886号民事判决却认为上诉人支付的赔偿款是以承包款冲抵的，认为生产经营费用工农公司可另行主张。综上，双方之间往来并没有现金及银行转账，而是通过代收代付款的形式来进行结算，王德英并没有另行支付款项。
王德英辩称，王德英承包印染车间期间的财务收支由工农公司在管理，也就是说王德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王德英没有缴纳59万元，那么工农公司不会出具收据；相比之下，比涉案该笔货款迟发生的纠纷工农公司已早在2016年就向法院起诉，要求王德英支付，由此可知本案款项早已付清。综上，工农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王德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二项，改判工农公司返还王德英19307元及该款自2015年2月1日起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工农公司因应诉案外人鑫乐涂料厂一案已向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费2万元的事实错误。首先，鑫乐涂料厂起诉工农公司后，王德英即于2015年1月31日将59万元交付给工农公司转交，工农公司亦于同年2月10日将款项交给鑫乐涂料厂，既没有开庭，也没有参加具体的诉讼活动，鑫乐涂料厂收款后即撤诉并承担了诉讼费用。其次，该案裁定书中没有记载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系诉讼代理人，其没有参加本案的诉讼代理活动。再次，2015年2月28日前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为工农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结案时间在2014年年底，与收费发票日期基本吻合。还有，工农公司没有在法院指定时间内提交诉讼代理合同，逾期提交的代理合同完全系工农公司与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为了诉讼利益而于事后编造。
工农公司辩称，王德英的上诉请求和陈述的事实不符客观事实。王德英在原审中已经承认案外人的59万元货款是工农公司垫付，承包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王德英承担，该费用包含诉讼费等一切费用。工农公司在法院规定期限内已经提交法律服务合同，也出具了相应的发票，为了处理鑫乐涂料厂起诉的案件，工农公司已经支付2万元的代理费确系事实，该案中工农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本案的委托代理人。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德英的上诉请求。
工农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德英立即支付工农公司代为垫付的570693元及该款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
王德英反诉请求：判令工农公司返还19307元及该款自2015年2月1日起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案外人鑫乐涂料厂曾向该院起诉工农公司，其诉称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向工农公司出售价值1418918元的货物，工农公司尚欠其货款570693元。后工农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向鑫乐涂料厂支付570693元。鑫乐涂料厂于同日以双方已和解为由，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2015）绍越商初字第34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鑫乐涂料厂撤回起诉。工农公司为该案与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签订《诉讼委托代理合同》1份，约定代理费为2万元，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开具发票3份，金额合计为2万元。
同时查明，工农公司与王德英于2013年1月1日签订《车间承包合同》1份，约定工农公司将染色车间一幢整体承包给王德英生产经营，承包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王德英承担，若因王德英的原因给工农公司造成损失的，工农公司为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由王德英承担（包括因此而支出的其他费用）。王德英自认上述鑫乐涂料厂应付款570693元系其承包车间期间对外所负债务。另2015年1月31日，工农公司向王德英出具收款收据1份，载明缴款单位为箱包车间，款项内容为收回代付鑫乐涂料厂货款，金额为59万元。
又查明，王德英于2016年1月11日向该院起诉工农公司，其诉称工农公司未按约定向其支付火灾赔偿款130万元，故请求判令工农公司立即支付火灾赔偿余款130万元及利息损失。该案中，该院查明王德英（甲方）与工农公司（乙方）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因乙方的锅炉于2012年10月28日发生爆炸致其损失为由起诉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4017592.51元，2014年9月17日，该院作出（2014）绍越民初字第19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甲方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现甲乙双方就上述损失再次进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已将本次事故保险理赔款258万元支付甲方，现乙方再赔偿给甲方损失人民币170万元，于2014年11月6日前付人民币40万元，于2015年1月31日前付人民币65万元，于2015年7月31日前付人民币65万元；2015年1月31日前及2015年7月31日前甲方应分别支付给乙方承包款各65万元，该款双方可相互抵冲。二、甲乙双方就本次锅炉爆炸事宜产生的其余损失互不追究侵权或违约责任。三、甲方不再提起上诉。同时查明，王德英已向工农公司交清2014年度上交款130万元。2014年11月30日，王德英领取了和解协议第一项中第一笔赔款40万元。2015年2月10日，王德英出具领据一份，载明其收到双方的和解协议规定的2015年1月31日前的第二笔赔款65万元。
该案中，该院认为，根据和解协议约定，工农公司应在2015年1月31日前支付王德英赔偿款65万元，王德英应在同日前支付被告承包款，该款双方可相互冲抵。王德英在2015年2月10日的收据中签字认可收到工农公司应于2015年1月31日前支付给其的第二笔赔款65万元，但其实际并未收到上述赔款，该行为表明其已经认可该款项与其应支付给被告的承包款相互冲抵。王德英认为车间承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无需支付承包款的意见，因王德英已通过自身意思表示认可该赔款与承包款相互冲抵，故王德英可另行主张权利，要求工农公司返还承包款。关于王德英要求工农公司支付2015年7月31日前支付给其赔款6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和解协议约定，该院予以支持。该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6）浙0602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工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王德英赔偿款人民币650000元及利息（2015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6年7月18日，王德英再次向该院起诉工农公司，其诉称2015年2月10日，其拟继续承包工农公司印染车间，而将火灾赔偿款65万元作为2015年上半年度的承包款冲抵，但工农公司于2014年12月已被政府责成关闭退出企业范畴，导致其承包意向落空，故起诉要求工农公司立即返还其预交的承包款65万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而工农公司辩称该款告双方于2010年2月10日进行了结账，工农公司应赔付给王德英的65万元，王德英已经同意冲抵应付给工农公司承包车间期间的生产经营费（包括代付代垫款项），故要求驳回王德英的诉讼请求。
该案中，该院认为王德英主张该收条中载明的第二笔赔款65万元实际与其应支付给工农公司的2015年度上半年的承包款相互冲抵，现双方车间承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无需支付承包款，要求工农工公司返还承包款；工农公司认为双方已于2015年2月10日结算，该65万元赔偿款已在王德英应支付2015年1月份的代付款及生产费用中予以冲抵，故工农公司无须支付该项赔偿款。针对上述争议，该院认为，因为工农公司提交的“箱包车间1月份汇入加工费明细”系复印件，缺乏证明效力，虽工农公司认为双方系每月连续结算记账，但账目结算的连续性和真实性应建立在具有真实有效结算凭证的基础上，现根据生效的（2016）浙0602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其也仅对双方均无异议的2014年1月29日和2015年2月28日的汇入加工费明细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工农公司提交的其余月份汇入加工费明细的证明效力均以未经原告方的签名而不予认定，现因工农公司提交的2015年2月10日的汇入加工费明细结的证明效力无法认定，故对工农公司认为该65万元赔偿款已在王德英应支付2015年1月份的代付款及生产费用中予以冲抵的主张不予采信，而王德英的上述主张虽仅为其单方陈述，且王德英自认其也于2015年1月份不再在承包车间经营生产，但根据双方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该赔偿款可用于冲抵王德英应支付的承包款，且双方在2015年2月10日前也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关于解除承包合同的书面协议，根据此后双方之间的多起诉讼，证明了双方就承包期间的往来账目一直未予全面的结算，故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该院对王德英认为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收条旨在为冲抵2015年度上半年承包款的主张予以支持，因双方一致确认承包合同自2015年1月底前已经不再履行，故王德英现起诉要求工农公司返还该65万元承包款及支付给其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和解协议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对王德英要求工农公司支付该款从2015年2月1日起至该案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年利6%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工农公司认为王德英在承包车间期间尚有应支付的生产费用，因工农公司未提出该项反诉请求，故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工农公司可另行向王德英主张权利。该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6）浙0602民初688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工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给王德英承包款人民币65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本诉中，工农公司主张其已向案外人鑫乐涂料厂代王德英垫付了货款570693元，并根据双方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要求王德英支付该款项。而王德英对工农公司垫付货款的事实无异议，并同时提交2015年1月31日工农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以证明其已向工农公司支付该货款59万元，故王德英已就反驳工农公司的本诉主张尽到举证责任。工农公司进而提出2015年1月31日其向王德英出具的收款收据59万元并未实际收到，是双方协商一致本案所涉59万元货款与火灾赔偿款65万元相互充抵的情况下而出具的收据，因王德英另案起诉主张火灾赔偿款65万元，表明王德英不认可双方自愿抵销债权债务，故其认为其亦可向王德英重新主张该垫付的货款。工农公司就其上述主张，应当对其所称“双方协商一致本案所涉59万元货款与火灾赔偿款65万元相互充抵”的内容进行举证，但在（2016）浙0602民初6882号民事判决中，该院已对工农公司主张的“65万元赔偿款已在王德英应支付2015年1月份的代付款及生产费用中予以冲抵”内容进行了评析，并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对王德英认为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收条旨在为冲抵2015年度上半年承包款的主张予以支持，现工农公司再次提出该主张的内容，明显与前述法律文书认定的内容相悖，故对工农公司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定。综上，工农公司的本诉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德英反诉要求工农公司退还其多支付的19307元及相应利息，对此，因工农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向案外人鑫乐涂料厂已支付货款570693元和向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费2万元，合计590693元，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关于“承包期限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王德英承担，若因王德英的原因给工农公司造成损失的，工农公司为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由王德英承担（包括因此而支出的其他费用）”的约定，故上述590693元均应由王德英承担。而该590693元已超过王德英向工农公司支付的59万元，故该院对王德英提出的反诉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工农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德英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53元、财产保全费3395元，合计8148元，由工农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1元，由王德英负担。
二审中工农公司、王德英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王德英有否付清工农公司代偿货款570693元；二是王德英要求返还19307元的主张能否成立。
针对前一争议焦点，工农公司主张王德英并未实际支付代偿货款，而是与工农公司应付王德英的火灾赔偿款相互冲抵；王德英则予否认，表示已实际以现金和承兑汇票等付清。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工农公司就火灾赔偿问题与王德英达成书面协议，系以承包款与赔偿款相互冲抵，此后双方从未就赔偿款与代偿货款或生产经营费用等相互冲抵达成书面协议，工农公司亦未能就此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难以证明工农公司主张两者冲抵的主张。另经审查，工农公司提交的箱包车间1月份汇入加工费明细复印件上记载“……本月已收：901967.84其中加工费251967.84现金650000.00本月应收：1269617.45其中代付款590000.00生产费用等679617.46……”，同时结合该复印件下半部分鲁雪琴名义记载的1月31日止承包款已付清及应付鑫乐涂料厂款项59万元已付等内容，即使该复印件可予认定其真实性，工农公司主张赔偿款冲抵65万元的上诉理由也难以成立，反而通过该明细复印件可确认工农公司于2015年1月收取现金65万元及通过银行电汇或支票收入251967.84元，从而以此结算代付款及生产费用等款项的事实。此外，结合工农公司提交的箱包车间2月份汇入加工费明细亦可看出工农公司每月收款方式分为现金收取和通过银行电汇或支票收取，工农公司既已向王德英开具收款收据，理应视为王德英已付清款项，故工农公司以王德英未付代偿货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后一争议焦点。根据工农公司提供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工农公司已委托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代理鑫乐涂料厂起诉工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合同约定，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开始代理工作包括开庭前搜集、整理、分析证据等，因此虽然该案最终以鑫乐涂料厂撤诉结案，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也未向法院提交公函及授权委托书，但难以排除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在该案中提供了法律服务、促成工农公司履约而使对方最终撤诉的可能性，而王德英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绍兴市为民法律服务所并未在该案中提供任何法律服务的事实，且王德英在明知欠付货款金额的情况下适当多支付款项的行为应包含了其认可由工农公司出面解决诉讼而支出的相关费用，故对王德英请求返还多付款项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工农公司、王德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均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可予维持。但需指出，一审法院未判决金钱给付义务，却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显系笔误，故应予删除引用该法条加付债务利息的相关内容，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88元，由上诉人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9506元，上诉人王德英负担2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陆卫东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