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市兴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路新世纪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陈登第，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卫忠，男，195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明来，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高瞻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蚂桥）吉蚂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高成群，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邱红，浙江凌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建德市兴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高瞻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瞻公司）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2民初2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起，高瞻公司为兴金公司供应给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旗滨公司）、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旗滨公司）的石灰石提供船运运输。双方约定从桐庐86码头至平湖旗滨公司的运费为30元每吨，从桐庐86码头至绍兴旗滨公司的运费为23.8元每吨，并约定86码头及目的地码头的码头费、装卸费由高瞻公司支付。实际履行中，兴金公司从发货单位将石灰石以货车形式运至码头，由码头工作人员在发货单位出具的磅单或计量单上签字确认来货的车数后卸货装船，再由高瞻公司以船运方式运至指定的目的地码头。根据兴金公司提供的计量单和磅单显示，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从发货单位发出的石灰石共计5317.7吨。根据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出具的石灰石到货明细表，高瞻公司运送至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的石灰石重量分别为3670.5吨、1647.2吨，共计5138.77吨。运输期间，高瞻公司应兴金公司要求共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金额合计144527.4元，其中票面日期为2015年7月21日的两张发票，金额分别为36988.77元和54560.4元，票面日期为2015年12月23日的一张发票，金额为52978.2元。兴金公司仅向高瞻公司支付运费100000元。关于2015年6月20日开始因起运码头由桐庐86码头更换为87码头后兴金公司代为支付的码头费3900元，双方一致同意在运费中予以抵扣。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对于剩余运费40627.4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焦点在于兴金公司认为高瞻公司运输造成其货物损失20730.76元，要求在未付的运费中予以抵扣，而高瞻公司不同意抵扣。兴金公司在庭审中自认，计量单和发货磅单上的货物重量是其从发货单位购买石灰石装车时过磅称重得来的数字，货物经由货车运输至桐庐86码头或87码头时，并不一定在码头重新过磅。原审法院依职权向桐庐86码头工作人员凌某所作的谈话中，凌某也确认其在兴金公司提供的计量单或发货磅单上签字，只是确认收到了货物的车数，并不对每车货物的重量过磅称重。故原审法院认为兴金公司提交的96份计量单和发货磅单只能证明发货单位装车时过磅所称的货物重量为5317.7吨，不足以证明兴金公司运到码头后交由高瞻公司运输的货物的实际重量为5317.7吨，并且码头工作人员未经高瞻公司的授权委托，其在计量单或磅单上的签字不代表高瞻公司对兴金公司交运货物的重量的确认。兴金公司的业务经手人即法定代表人陈登第的父亲曾于2015年7月21日、2015年12月23日发短信要求高瞻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兴金公司在发送短信当天已经知晓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收到货物的重量，与其从发货单位装车过磅时所称的货物重量相差了百余吨，但兴金公司从未向高瞻公司提出过，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高瞻公司有截留货物等导致货物减损的行为。从兴金公司提交计量单和发货磅单看，上述单据记载了货物从发货单位装车时的品名、日期、数量、承运的车号等信息，但并不能反映该车次的货物是交由高瞻公司运往平湖旗滨公司或是绍兴旗滨公司抑或是其他目的地。在兴金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分别交由高瞻公司运往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的具体货物重量时，对兴金公司提出的运往平湖旗滨公司的货物短缺85.88吨、运往绍兴旗滨公司的货物短缺93.05吨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兴金公司要求高瞻公司赔偿其货物短缺的损失并在运费中予以抵扣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双方之间的水路货物运输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高瞻公司已经按约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兴金公司应当承担支付运费的义务。现兴金公司未按约付款，故高瞻公司起诉要求兴金公司支付剩余运费，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高瞻公司主张从2015年7月21日开始计算逾期利息损失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兴金公司从玻璃厂收取货款后一星期内付给高瞻公司，视为履行期限不明确，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兴金公司本案付款的履行期限及逾期利息计算方式的情况下，对于逾期利息损原审法院调整为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兴金公司应支付高瞻公司运费40627.4元，并赔偿高瞻公司自2016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高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6元，由兴金公司负担。
宣判后，兴金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货物缺损事实清楚。交由高瞻公司承运的货物吨数为5317.7吨，但高瞻公司实际运至目的地的货物吨数仅为5138.77吨，短缺178.93吨。根据合同相关约定，高瞻公司按照合同价赔偿货款共计20740.76元。二、兴金公司提交的由发货单位经称量出具的计量单和榜单共计96份，榜单均由码头负责人签收，高瞻公司以及86码头负责人凌某对榜单的真实性均认可。根据兴金公司和高瞻公司的运输合同约定，双方在86码头进行货物交接，86码头系由高瞻公司指定，码头负责人凌某经高瞻公司认可的货物交接人。原审庭审中，高瞻公司也认可了经码头负责人签收的发货单系兴金公司交其运输的货物凭证。发货单非兴金公司自行制作，所有发货单上的货物吨数，均系兴金公司向第三方矿场购买货物时，由矿场过磅后所记载，每一单的记载均系当时原始形成，自行制作填写。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货物承运方的高瞻公司对于其所接受的货物数量负有不可推脱的验收义务，上述计量单和榜单经码头负责人签收后系交其运输的货物凭证，清楚地记载了交运货物吨数，作为承运人在清楚榜单记载事项当时未对高瞻公司交运货物数量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兴金公司交运货物数量的认可。无论从实际情况而言，还是从码头负责人凌某在原审法院所作的笔录，以及结合高瞻公司在庭审时的陈述，高瞻公司对兴金公司交运的货物数量是明确知晓的。三、原审法院认为买受人接受货物时高瞻公司就应当知晓货物缺损。对此，兴金公司已经在庭审中说明。首先，兴金公司根据高瞻公司实际运到的货物数量要求高瞻公司开具发票，从而进行运费结算，符合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发票的金额仅只体现实际运到的货物数量情况，必然不包括缺损货物。其次，关于货物缺损情况，兴金公司与高瞻公司之间交运货物一直在进行中，船次量极大且非常频繁，收到平湖和绍兴两地确认货物运到数据又正值年关，兴金公司未经核对一时也无法确认实际货物缺损数量。最后，双方运费尚未结清，货物缺损损失可以在结算时从运费中扣除。在确认货物缺损时也告知了高瞻公司，并且停止支付余下运费。兴金公司的处理方式符合事实情况。原审法院相关推定不能成立。四、原审法院认为兴金公司提交的发货单计量单无法证明货物是运至平湖还是绍兴。对此，兴金公司在提交证据时，已经将运至平湖及绍兴的分组提交，高瞻公司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由兴金公司支付高瞻公司运费19896.61元，由高瞻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高瞻公司答辩称：一、高瞻公司所承运的货物并未存在短缺的情形，双方的工作人员一直有短信往来，兴金公司不仅从未提出缺货的异议，而且短信要求高瞻公司按照收货吨位及合同价开具发票。可见兴金公司清楚知晓具体收货吨位且认可收货的数量。二、高瞻公司提供的计量单上的数量仅能代表货物在装车时的数量，其运送到码头过程中有很大一段距离。桐庐86号码头工作人员凌某也在法院调查笔录中确认其在计量单或发货磅单上签字只是确认收到货物车数，并不对每车货物的数量过磅称重。凌某作为货物交接人，只是对货物车数进行交接而不是具体吨位。兴金公司认为高瞻公司对于货物具有验收义务，但从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开票方式可知，高瞻公司只是承运人，买方才是具体验收人，兴金公司同买方对于最终的到货数量予以确认后结算货款，然后以短信方式告知高瞻公司根据收货数量开具运费发票。对于这一交易习惯，高瞻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且从未提出存在货物缺少要求赔偿的情形。三、兴金公司提供的其与绍兴旗滨公司的买卖合同上也显示，货物被运输到买方码头后，三方均需到场确认货物的数量，这可以说明兴金公司清楚知晓自己的发货数量和买方具体的收货数量，且兴金公司在庭审中也称自己每三船会去买方处结算一次货款。兴金公司一直坚称是因为货物运输非常频繁，兴金公司难以确认缺少情况，才未提出异议。但该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有悖常理。四、对于计量单和磅单的凌某签字部分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高瞻公司在庭审中均提出了异议。磅单和计量单上的发货数量在码头是未经过磅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请求二审依法维持。
二审期间，上诉人兴金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码头装船记载的送货单3份及兴金公司按照送货单制作的明细表格，欲证明该三船货物装船时高瞻公司清楚装船货物的数量，装船货物的数量及到货的数量存在缺少。经质证，高瞻公司认为，凌某已明确他的签字不能代表具体的过磅数量，因为货物大多数是未过磅的。对于其提交的表格，过磅数和装船数不一致，高瞻公司也有异议，既然未过磅，如何得出装船数和差距数。本院认为，兴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证据本身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兴金公司认为案涉货物在高瞻公司承运期间发生了短缺，相应损失应当抵扣运费。对此，兴金公司对于高瞻公司运送至目的地并由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签收的货物数量没有异议，本案中高瞻公司据此主张剩余运输费用。兴金公司主张运输途中发生短缺，应当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交付于高瞻公司运输装船时的货物数量，但是兴金公司提供的计量单和发货磅单上的货物重量是其从发货单位购买石灰石装车时过磅称重得来的数字，该货物数量并未经高瞻公司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兴金公司从发货单位购买的石灰石经货车运输至交运货物地即桐庐86码头或87码头时，由凌某签字确认，但兴金公司无证据证明凌某接受委托，代表高瞻公司对货物数额进行确认，且凌某在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明确，其不对具体数量进行核实，仅对货物的车数进行确认，故由凌某确认的相关凭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兴金公司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兴金公司提供的有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如果兴金公司主张的短缺事实成立，其在知晓平湖旗滨公司和绍兴旗滨公司签收收货的合理时间内未提出异议也有违常理。原审法院对此已有详细阐述，本院不予赘述。综上，兴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6元，由上诉人建德市兴金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