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钦民二终字第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曹国亮，农民。
委托代理人韦福年，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锡营，农民。
委托代理人潘彩森，钦州市钦南区向阳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曹国亮因与被上诉人黄锡营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15）钦北民初字第440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4月3日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国亮及其委托代理人韦福年、被上诉人黄锡营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彩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以被告名义合伙购买原钦州越洋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洋船代公司）杨某某名下20%股份，总投资30万元，原、被告各出资15万元，各占杨某某名下股权的50%，各占公司10%的股份，组成合伙人后由被告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合伙业务合作期限20年（根据公司营业执照、自动延期），合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盈余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照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协议第七条约定：“出现下列事项，合伙终止：（一）合伙期满；（二）合伙双方协商同意；（三）合伙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四）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合伙协议书还对其他有关事项作了约定。2011年4月23日，被告出具了《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曹国亮交来合伙购买原钦州越洋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投资股金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元）正。”2015年1月21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18万元给原告，并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本案原、被告合伙投资，共同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享有合伙权利的同时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15万元的问题，根据该《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原、被告自愿以被告的名义，每人出资15万元合伙购买“杨某某”原在越洋船代公司名下20%的股份，合伙关系成立，因双方的合伙关系仍然持续，没有出现合伙约定的终止协议情形，双方亦未约定解除合伙协议，尚未共同就合伙帐目进行结算，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曹国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由原告曹国亮负担。
上诉人曹国亮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越洋船代公司是杨某某的公司，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且杨某某成立该公司后，没有完成过一单生意；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某某是越洋船代公司股东，即使杨某某是该公司的股东，其享有该公司的20%股份也最多值20万元，与被上诉人所称的30万元不相符；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各自投资15万元，但被上诉人实际上没有出资，被上诉人在收取上诉人的18万元后，没有交给公司，也没有给予上诉人任何权益；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完成该项义务，其行为违约；一审采信证人陆某的证言是错误的。综上，越洋船代公司不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只是假借合伙之名，编造理由骗取上诉人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被上诉人应将18万元返还给上诉人；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自2011年4月至今，已4年之久，被上诉人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已经违约；而且合伙人入伙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因此，合伙协议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应将骗取上诉人的18万元返还给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偿还18万元给上诉人。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黄锡营答辩称：一、越洋船代公司是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正规公司，被上诉人购买了越洋船代公司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后，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合伙购买该股份，在合伙协议中双方约定了购买股份的价值，该价值是经双方认可的。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在购买股份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都参与了公司管理，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的款项没有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仅收到上诉人支付的15万元股金款，上诉人主张支付了18万元不是事实；三、双方的合伙不存在终止和解散的情形，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股金及主张构成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18万元是否有合同和法律依据。
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以下争议：
一、关于被上诉人与越洋船代公司的关系问题。上诉人认为，越洋船代公司是杨某某的公司，是皮包公司，而不是正规的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某某是该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与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借用该公司的名义骗取了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认为，越洋船代公司是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上诉人所称的皮包公司。越洋船代公司是杨某某、杨某某、雷某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某在该公司中享有20%的股份。被上诉人经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从杨某某手中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其享有的股份，被上诉人是该公司的股东。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
二、关于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是18万元还是15万元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的款项是18万元而不是15万元。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签订《合伙协议书》后，仅收到上诉人的15万元股金款，都是上诉人通过转帐方式转入被上诉人的帐户，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收到过上诉人支付的现金。上诉人主张给付了被上诉人18万元没有依据。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本院调查收集其到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港区大队控告杨某某、被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到该大队调查收集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3年7月16日公安民警询问上诉人的询问笔录；2、雷某与陆某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3、上诉人的刑事控告书；4、上诉人提供给公安机关的证据清单中所列《合伙协议书》、《收条》、委托书》、《协议》、《声明书》、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等10组证据。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材料证明了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的款项18万元。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相反，上述证据材料证明了被上诉人不存在对上诉人合同诈骗，不存在骗取上诉人股金款的事实。对于询问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及上诉人的刑事控告书，只是上诉人一方的陈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诈骗。上诉人虽然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控告，但公安机关至今没有立案侦查。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如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明了越洋船代公司不是皮包公司而是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设立的正式规范的公司。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钦州港分局出具的越洋船代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基本概况的电脑咨询单，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材料证明越洋船代公司是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设立的公司，杨某某在该公司中享有股份。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材料不能反映杨某某作为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东享有的股份数额。相反证明了越洋船代公司是杨某某的皮包公司，被上诉人不是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利用该公司对上诉人进行了合同诈骗。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了越洋船代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相关资料。本院到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钦州港分局调取了越洋船代公司的登记注册时的设立申请、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年检报告等相关工商登记资料。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材料证明了越洋船代公司是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某是该公司的股东，其享有公司20%的股份。上诉人主张越洋船代公司是皮包公司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但杨某某与杨某某是夫妻关系，该公司从成立之日起至今没有做成过一单生意，是一个空壳公司、皮包公司。杨某某作为公司股东，工商登记的股份是10万元，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以30万元购买，明显是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款项，而且上述工商登记的材料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该公司的股东。
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
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1，是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后，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形成的笔录。该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未经法定程序进行认定，仅是上诉人一方的陈述，不能依据该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免除上诉人举证证明其陈述内容真实的证明责任。证据材料2是雷某与陆某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材料3是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被上诉人及杨某某的刑事控告书，该控告书证明了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控告，但该控告书中所述内容未经法定程序进行认定，仅是上诉人一方的陈述，故不能免除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控告书所述内容真实的证明责任。双方对证据材料4所列10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相关协议及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的目的。综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钦州港分局出具的越洋船代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基本概况的电脑咨询单，上诉人对该证据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咨询单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该证据材料与该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等其他证照相印证，证明了越洋船代公司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某是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关于被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的越洋船代公司登记注册的设立申请、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年检报告等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材料属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司登记机关）存档的档案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分析和认定如下：
一、关于被上诉人与越洋船代公司的关系问题。综合上述对证据材料的认证分析并结合双方当事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以及在一、二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为，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存档的工商登记材料记载，越洋船代公司是2009年6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国家取消公司工商年检制度前，一直进行正常的工商年检。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杨某某、杨某某、雷某。其中，公司登记注册设立时，杨某某出资10万元，享有该公司20%的股权份额。2011年3月24日，被上诉人与杨某某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杨某某在越洋船代公司中享有的股份后，被上诉人以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了该公司股份后也以股东的身份参加该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上诉人主张越洋船代公司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款项是18万元还是15万元的问题。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主张于2011年4月23日给付现金15万元，同年5月26日又汇款3万元给被上诉人，共计支付给被上诉人18万元。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称，上诉人给付的18万元，分别是2011年4月23日在农村信用社汇入被上诉人帐户10万元；2011年5月26日汇入3万元；同日，又向该帐户汇入3万元；2011年10月16日汇入被上诉人帐户2万元。上述款项均是汇入被上诉人的同一帐户（帐号：62×××70）。2011年4月23日当天没有给付现金15万元。在诉讼中，上诉人为此提供了被上诉人于2011年4月23日立写的《收条》1份和2011年5月26日的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无折存款业务回单1份。被上诉人称只收到上诉人转帐支付的15万元。被上诉人为此提供了帐号为62×××70的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查询（单）1份、2011年4月23日和2011年5月26日的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无折存款凭条各1份。本院认为，上诉人给付的股金款应为15万元。理由：1、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在一审时，上诉人主张2011年4月23日给付了现金15万元。但在二审时，上诉人主张2011年4月23日汇入被上诉人帐户10万元，并没有给付现金15万元。上诉人在诉讼中也未能提供其于2011年4月23日支付现金15万元给被上诉人的证据。2、上诉人主张2011年5月26日汇入3万元；同日，又向同一帐户（帐号为62×××70）汇入3万元。上诉人所称与该帐户的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明显不符。在帐号为62×××70的活期存款历史明细中，当天只有汇入（存入）一笔3万元款项的交易记录，即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对该帐户的当天交易记录中没有两笔3万元款项汇入（存入）的记录，而上诉人在诉讼中也只能提供当天汇入（存入）该帐户一笔3万元的证据，没有提供其于当天汇入（存入）该帐户两笔3万元的证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股金款15万元，上诉人主张支付了18万元，但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综上，上诉人主张给付了被上诉人18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共收到上诉人给付的股金款15万元。
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查明，越洋船代公司是2009年6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杨某某、杨某某、雷某。其中杨某某出资10万元，享有该公司20%的股权份额。2011年3月24日，杨某某与被上诉人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书》，被上诉人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杨某某享有的越洋船代公司的20%股份。购买股份后，被上诉人以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股东会议并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购买了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后，于2011年4月22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各出资15万元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买原杨某某的股份。签订协议后，上诉人共支付股金款15万元给被上诉人。2012年4月6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均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了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东会议。2012年4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外人陆某签订《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案外人陆某将各自在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份以托管合作方式无偿借给上诉人使用并委托上诉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同日，被上诉人分别出具了《委托书》，委托上诉人全权处理被上诉人在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份。被上诉人于同日还出具了《声明书》，声明放弃其在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份，统一更名至上诉人名下，且此后不再参与公司经营，全权委托上诉人处理一切事务。
还查明，1、2013年7月，上诉人向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港区大队提出控告称，上诉人受被上诉人“邀约”，到钦州港开办一家公司，公司名称为越洋船代公司，约定总投资为30万元，上诉人出资15万元，占投资总额50%，签订了合伙合同。上诉人一次性将15万元交给被上诉人，用于购买越洋船代公司的投资股金。但被上诉人实际没有出资，杨某某用上诉人投资的钱购买了高档轿车，没有用于建设公司，上诉人发现后决定停止投资。2012年4月6日上诉人、被上诉人、杨某某开了所谓股东会作出决议后，上诉人找杨某某要求退还15万元，但其推给被上诉人，现已找不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杨某某触犯刑法，应追究合同诈骗行为的刑事责任，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2013年7月16日，公安民警对上诉人进行了询问，在接受公安民警询问时，上诉人称：2011年4月，在钦州港碰见以前认识的被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闲谈时，被上诉人称其朋友做船代公司，刚一两年就赚了一两百万。被上诉人称其已购买了一部分股份，但资金不足，建议一起投资入股，不用上诉人管理，一年能得回投资本钱，并称船代证价值六七十万元，出租该证每年都可赚15万元。被上诉人还请上诉人到越洋船代公司办公室饮茶并看看，后来上诉人到该公司办公室饮茶，被上诉人称以15万元价格卖该公司10%的股份给上诉人。2011年4月22日下午，上诉人到越洋船代公司办公室交给被上诉人现金15万元，当时杨某某也在公司办公室。被上诉人收钱后出具了收条给上诉人，还与上诉人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各出资15万元购买杨某某名下的20%股份，但被上诉人是否出资、出资多少不清楚。过了四五个月，被上诉人打电话给上诉人，称公司维持不下去，要股东继续投资，但上诉人没有钱投资。上诉人回到公司后，问杨某某有没有业务做。上诉人还为此支付了1.2万元的加油款和吃饭钱。2011年9月份，杨某某对上诉人讲过他与被上诉人签过一次公司破产，公司已无钱经营，要求上诉人交钱。但上诉人没有再交钱进公司。2012年4月6日，杨某某叫上诉人、陆某、被上诉人一起到钦州市星岛咖啡的包房开股东会议作出股东会2号决议后，叫上诉人找老板投资，但上诉人未能找到老板投资，杨某某让上诉人将上诉人的股份给他，让他经营，赚钱后再还给上诉人上诉人拒绝杨某某的要求后，杨某某不接听上诉人的电话也不让上诉人进入公司。杨某某在上诉人和陆某交钱入股后，就购买了一台别克商务车，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和杨某某骗上诉人和陆某的钱用于买车。3、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称，上诉人听其朋友（该朋友也认识被上诉人）说，越洋船代公司将接一笔生意（几十万吨的货轮），可以赚几百万元。在签订合伙协议前不认识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入股该公司能够赚很多的钱。在签订《合伙协议书》前，上诉人已经知道被上诉人购买了越洋船代公司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各出资15万元购买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实际上是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手上购买原股东杨某某股份的一半。
本院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越洋船代公司是杨某某的皮包公司，被上诉人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但被上诉人借用该公司的名义，骗取上诉人18万元。原股东杨某某只投资了10万元，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以30万元价格购买，显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以20万元价格从该公司原股东杨某某处购买了股份后，被上诉人是该公司的股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以各出资15万元的价格购买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是双方对该股份价值协商一致的结果。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实施过欺诈或合同诈骗行为。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公司登记机关存档的档案记载，越洋船代公司是由杨某某、杨某某、雷某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某出资10万元，享有该公司20%的股权份额。2011年3月24日，被上诉人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从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购买了杨某某的股份后，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该公司的股东会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越洋船代公司没有关系，借用该公司的名义欺诈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主张原股东杨某某在成立公司时仅投资10万元，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约定各出资15万元共30万元购买该股份，属于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成立时的出资，仅表明了该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的出资额，在公司成立后，该出资额通常表现为该出资人享有的股权份额，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该股权份额的价值一般不会保持不变，通常会发生增值或贬值或持平。在转让股权（股份）时，股权（股份）的价格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协商确定，而不以股东出资设立公司时的出资额确定其价格。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原股东杨某某在越洋船代公司中享有的股份，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购买了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后，以15万元的价格向被上诉人购买原杨某某享有股份的一半（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时已经知道被上诉人购买了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上诉人实际上是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股份。也与上诉人在接受公安民警询问时所称“被上诉人称以15万元价格卖该公司10%的股份给上诉人”相印证），均是当事人自行协商的结果，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认知作出的价值判断，也是当事人从事商业行为中应承担的商业风险。即被上诉人向原股东杨某某购买股份时，双方协商确认该股份当时价值为20万元；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确认原杨某某享有股份一半的价值为15万元，上诉人愿意以15万元的价格购买该部分股份。上诉人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有故意告知上诉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因此，上诉人仅以原股东杨某某的出资额10万元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对其进行欺诈没有法律依据。在上诉人购买了该公司股份后，上诉人也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了该公司的股东会议，即上诉人受让股份后，取得了该公司的股东地位。公司股东会议于2012年4月6日作出决议后，2012年4月1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委托书》，被上诉人将其享有的股份委托上诉人全权处理，并由上诉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另外，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直至2013年7月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时止，上诉人均未以受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导致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收取18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的性质以及法律效力，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18万元是否有法律和合同依据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入伙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因此，合伙协议无效。被上诉人认为，《合伙协议书》是经双方自愿协商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至于工商变更登记，在2012年4月6日的股东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由上诉人自行办理，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购买了股份后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股东会议，证明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上诉人受让股份没有异议，上诉人购买股份的行为有效。因此，上诉人主张合伙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民事行为和合同的效力审查，一般应当从签订合同的主体是否合格、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个方面进行审查，而不能以合同的履行行为是否合法来判断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购买了越洋船代公司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后，取得了越洋船代公司的股东地位。从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而言，一般情况下，转让股权只需取得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股东地位的取得并不以工商登记中股东名册是否变更为前提。因此，被上诉人经越洋船代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购买了原股东杨某某的股权（股份）后，享有该公司相应的股权份额，取得该公司股东的地位，有权依法转让其享有的股权份额。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权依法受让该公司股权。因此，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合同主体是适格的；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的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进行欺诈，但上诉人在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没有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撤销该协议，因此，上诉人提出的签订合伙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证据不足；最后，双方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的规定。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没有履行股东名册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是合同的履行问题，不能作为认定协议是否有效的判断依据。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入伙未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合伙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本案的所谓合伙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并不涉及第三人以及入伙等问题，因此，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前，上诉人已经知道被上诉人已购买了越洋船代公司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即上诉人知道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已经归被上诉人享有。协议中虽然约定合伙购买该股份，但实际上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该股份，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名称虽然是《合伙协议书》，但其实质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在被上诉人、上诉人受让股权后，上诉人、被上诉人都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加了公司的股东会议，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提出过异议，因此，上诉人以未经其他人同意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在诉讼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主体合格，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因此，上诉人上诉提出的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欺诈且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协议无效，被上诉人应返还其18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进行合同诈骗，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控告的问题。经查，上诉人曾于2013年7月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控告，但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应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控告，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关于本案的案由，一审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理由：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承认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书》前，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已购买了越洋船代公司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即上诉人知道原股东杨某某的股份已经归被上诉人享有。协议中虽然约定以合伙名义购买涉案股份，但实际上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涉案股份，从受让涉案股份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以公司股东身份参加公司股东会议也证实了此一事实，因此，实际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股权转让。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以及签订协议后双方履行行为的实际情形，双方的行为符合股权转让的法律特征。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欠妥，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曹国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枝仁
审判员 黄润莲
审判员 李忠祝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春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