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12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号。
法定代表人：桑振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刚，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克运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号楼西侧***室。
负责人：田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逸鸥，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贺晨，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号。
法定代表人：戴彬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贝妮，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克运物流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克运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芳、张志刚，被上诉人克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逸鸥，被上诉人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驳回克运公司要求北安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的诉讼请求；2.改判堆存费金额为281000元人民币；3.上诉费由克运公司、建工集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支付主体有误。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明确了本案所涉的报关单和提单载明的时间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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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DL-001-2014729号《海洋国际运输代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729协议）的签订日期之后，并据此确认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应当认定该报关单和提单所涉的货运代理业务指向729协议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本案应适用729协议，该协议主体为克运公司与建工集团，且建工集团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了退运保函，确认由其承担退运的责任和费用。（二）一审判决认定堆存费有误。根据克运公司作出的《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堆存费应为1000元人民币/天，故堆存费应为1000*281=281000元人民币（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5月30日）。
克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安公司应当承担相关费用，一审判决认定的堆存费数额符合双方的确认。
建工集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克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安公司与建工集团连带支付货运代理费合计1123781.19元人民币（含货物出口海运费23440美元、其他费用18764元人民币、货物退运包干费47375元人民币、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滞箱费368282元人民币、滞箱费滞纳金89860.808元人民币、计算至2016年5月30日的堆存费421500元人民币、装车费1000元人民币）；2.判令北安公司与建工集团支付上述费用之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北安公司与建工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克运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北安公司与建工集团连带支付货运代理费合计1438705.33元人民币（含出口海运费23440美元，出口港杂费18764元人民币，退运海运费12050美元，退运港杂费98250元人民币，退运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退运滞箱费368282元人民币，滞箱费滞纳金101645.83元人民币，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11月11日的堆存费712500元人民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建工集团作为总包商承建卢旺达KCC工程，北安公司为该项目的分包商，施工机械及物资需自国内运往卢旺达，因北安公司无进出口资质，故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建工集团与克运公司在2014年5月12号签订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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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115-2014304号《国际运输代理服务协议》（以下简称304协议），克运公司在北安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确认。304协议约定项目名称为卢旺达KCC工程，由克运公司作为运输代理，负责将相关物资运往卢旺达工地现场，合同期为2013年及2014年。2014年12月29日，建工集团与克运公司协商，就建工集团发往非洲、东南亚、北美、中东等地区承建工程所需施工材料的出口运输及报关事宜签订729协议，该合同有效期2年，建工集团依据该协议委托克运公司将3批案外货物运往刚果，相关费用已经结清。
2015年2月18日，克运公司安排北安公司将涉案的5个集装箱自天津出运，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承运人签发了EPIRCHNXNG132000号提单，提单记载收货人为建工集团，订舱号为ESLCHNXNG1037941，代理人参考号为ESLXA07471。同年3月19日，北安公司对货物出运海运费23440美元及其他费用18764元人民币予以确认。克运公司实际垫付货物出运海运费14993.55美元，货物保险费18081.4元人民币，港杂费15670元人民币。
货物运输至新加坡时，卢旺达KCC工程停工，北安公司遂委托克运公司自新加坡回运上述货物，克运公司接受委托并于2015年4月3日将货物回运到天津，2015年7月24日货物存入案外人天津克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仓库，北安公司至今未提走。克运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向北安公司出具货物回运报价单，报价单载明，海运费及国外港口费用合计11400美元，国内港杂费等费用合计94750元人民币，并标注“以上报价不含关税、修箱费、洗箱费、滞箱费”。克运公司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说明》载明，“关于堆存费，￥300/箱/天，承诺免堆存期为30天，如果超出30天，按照￥300/箱/天”。北安公司业务人员于2015年4月21日在报价单上签字确认。2015年7月28日、29日，克运公司通过邮件告知北安公司，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滞箱费368282元人民币实报实销。2015年7月30日，北安公司对退运货物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滞箱费368282元人民币、堆存费每天每箱300元人民币予以确认。2015年8月，克运公司向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支付退运货物滞箱费125582.4元人民币，向天津市皆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支付退运货物报关费等费用81769元人民币，向迅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实际支付退运货物海运费及其它费用43013.59美元。
2015年4月，北安公司向建工集团提交支票申请计划，建工集团于同年5月13日支付克运公司退运海运费及国外港口费用11400美元，国内港杂费等费用47375元人民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二是克运公司损失的具体数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729协议是建工集团和克运公司签订的，合同目的是解决建工集团各种施工物资出口代理事宜，而涉案货物为北安公司卢旺达项目施工所需的货物，与克运公司协商涉案货物出运及退运事宜的均为北安公司，建工集团未参与合同的报价、费用确认等合同订立、履行过程，因此涉案纠纷不适用729协议；304协议是建工集团代理北安公司与克运公司签订的，合同目的是解决北安公司各种施工物资出口代理事宜，因克运公司在该合同签订时知道建工集团和北安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304协议的签订主体虽然是克运公司和建工集团，但该合同却直接约束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建工集团不享有该协议的权利，也不承担该协议的义务。304协议明确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为2013年及2014年，由于涉案货物出运及退运的事实都发生在2015年，显然超出了304协议的适用期限，因此涉案纠纷也不适用304协议。故对于建工集团认为涉案纠纷适用304协议、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认为涉案纠纷适用729协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克运公司实际代理北安公司出运、退运货物并履行完毕，因此可以认定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克运公司的报价单、北安公司的费用确认函、双方往来的邮件、函件均为该合同的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克运公司主张涉案货物出运海运费23440美元、其他费用18764元人民币，因北安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克运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货物退运费用，克运公司向北安公司发出退运费用报价单，北安公司签字确认，并按照报价单的约定将货物退运海运费及新加坡港口费用11400美元给付克运公司。另外，北安公司按照报价单约定的国内港杂费及其它费用94750元人民币，给付克运公司50%即47375元人民币，克运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未提出异议，并于3个月后曾要求北安公司支付退运的另外一半费用。据此可以认定，报价单载明的货物退运费用是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据报价单的约定，扣除北安公司已经给付的部分费用，北安公司还应给付克运公司货物退运港杂费及其它费用47375元人民币。克运公司向北安公司发出报价单时货物已经回运到天津新港，按照常理，此时克运公司应该知晓货物回运发生的实际费用，因此克运公司所谓报价单是预估费用，回运费用应以实际垫付为准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克运公司请求的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因北安公司庭审时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克运公司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克运公司请求的滞箱费，因北安公司庭审时提出异议，且报价单中并不包括该项费用，克运公司在给北安公司的邮件中也承诺该项费用实报实销，因此滞箱费应以克运公司实际垫付的数额为准，北安公司应当给付克运公司实际垫付的滞箱费125582.4元人民币，克运公司请求368282元人民币滞箱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克运公司请求的滞箱费滞纳金，因双方事先未就滞箱费的交付时间达成一致且克运公司未提供相应垫付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报价单约定货物堆存费每天每箱300元，免堆存期30天，应视为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就堆存费的计算标准事先达成一致，双方应遵照执行。克运公司就滞箱费曾向北安公司做过减免承诺，但因北安公司并未按期履行，克运公司庭审时主张该减免承诺无效，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个集装箱的货物于2015年7月24日入库，扣除30天，应自2015年8月24日计算至2016年5月30日，共计421500元人民币（300*5*281）。克运公司请求装车费1000元人民币，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克运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但未补交相应的诉讼费用，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理。
综上，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成立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克运公司依约完成了代理义务，有权向北安公司主张代理费用，北安公司拒不支付系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建工集团作为卢旺达工程总包方和北安公司的外贸代理人，代北安公司向克运公司支付代理费，然后在北安公司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属于代为支付，其行为不属于出借银行账户，更不因此与克运公司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克运公司请求建工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北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克运公司货物出运海运费23440美元（按发票开具之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119合计143429.36元人民币）、其他费用18764元人民币、货物退运港杂费等费用47375元人民币；海关查验费20285元人民币、滞箱费125582.4元人民币、堆存费421500元人民币（计算至2016年5月30日），上述费用共计776935.76元人民币。并支付上述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6年3月12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克运公司对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克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北安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2元人民币，由北安公司负担10351元人民币，克运公司负担4621元人民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北安公司补充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729协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建工集团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退运保函，拟证明本案业务履行的是729协议，该协议主体为克运公司与建工集团，建工集团是支付主体，应由其承担退运的责任和费用；第二组证据为克运公司制作的《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拟证明堆存费应按照该报价单标准计算。
克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729协议已经在一审中由克运公司提交过，故不属于新的证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为程序性认定，与本案的事实认定无关；退运保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北安公司授权建工集团出具的；《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其内容仅是一个意向，因未经双方签字确认下而并未生效，同时一审判决认定的堆存费标准是经过北安公司确认的，故该报价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建工集团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729协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的真实性无异议；退运保函、《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克运公司、建工集团二审期间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了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729协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该部分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分析阐述；退运保函、《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均系复印件，且相关方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对于克运公司所诉费用系涉案货物出运及退运所产生的事实以及除堆存费外的费用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一、北安公司应否承担克运公司所诉费用的支付责任；二、克运公司所诉的堆存费用数额是否具有依据。
关于北安公司应否承担克运公司所诉费用的支付责任问题。卢旺达KCC工程系建工集团作为总包商承建，北安公司为该工程的分包商，所需的施工机械及物资自国内运往卢旺达。涉案货物即为北安公司卢旺达项目施工所需的货物，自2015年2月18日天津新港出运，至新加坡时，卢旺达KCC工程停工。在案证据表明与克运公司协商涉案货物出运及退运事宜、并对运输费用进行确认的人员均为北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克运公司和北安公司就涉案货物形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对于北安公司提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系克运公司为履行与建工集团签订的729协议，建工集团是费用支付主体的主张，本院认为，729协议系建工集团就其发往非洲、东南亚、北美、中东等地区承建工程所需施工材料的出口运输及报关事宜而与克运公司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建工集团作为委托方有权确定发运计划并通报克运公司，克运公司根据建工集团发运计划提出运输方案后报建工集团审定、认可，建工集团在货物发运前确认报价、运抵目的地后确认运输费用。而涉案货物系发往卢旺达KCC工程，建工集团未参与涉案货物运输的订舱、报价、费用确认等合同订立、履行过程，故并非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委托方，北安公司主张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系履行729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北安公司提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94号民事裁定认定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指向729协议，并由此确定管辖一节，本院认为，该民事裁定系对天津海事法院是否因304协议的仲裁条款而不具有管辖权问题作出的程序性认定，并未对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是否系履行729协议的事实问题发生既判力效果，故本院对北安公司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此外，因涉案货物出运及退运的事实都发生在2015年，而304协议明确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为2013年及2014年，故涉案纠纷也不适用304协议。综上，克运公司依约完成了涉案货物运输的代理事项，北安公司作为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委托方，应当承担承担克运公司所诉费用的支付责任。
关于克运公司所诉的堆存费用数额是否具有依据。涉案货物2015年7月24日入库，扣除30天免费期，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5月30日共计算281天，各方对此无争议。北安公司以其提交的《第37批船货物从新加坡退运至天津报价单》为据主张堆存费用标准为1000元人民币/天，本院认为，首先，从证据形式上，北安公司提交的报价单为复印件，该证据所显示的出具方克运公司并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而北安公司对该证据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其次，从证据内容上，2015年4月21日报价单和2015年7月30日报价单系克运公司缮制后经北安公司确认，应当认定为双方就该两份报价单项下费用项目和数额已经协商一致，故一审判决按照该两份报价单标准计算的堆存费用依据充分，北安公司关于堆存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北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23元人民币，由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