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903民初1507号
原告：刘某，男。
原告：戴某，男。
原告：付某，男。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湖南振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益阳市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大桃北路796号。
负责人：黄某，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星，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刘某某，男。
原告刘某、戴某与被告益阳市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刘某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立案后，经付某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付某为共同原告，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某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戴某、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三原告退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13万元，并支付利息7万元（以三原告向被告打款的时间及金额为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立案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2年，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以下简称红旗留守处）有一职工安置工程欲对外发包，三原告得知后与红旗留守处取得联系，准备承包部分安置工程。此后，三原告应红旗留守处的要求先后两次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交纳了148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其中2012年6月19日通过原告戴某个人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支付90万元，2012年7月20日通过原告刘某个人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支付58万元。后由于红旗留守处自身原因工程一直未能动工，事实上该工程也无法继续实施。三原告多次向红旗留守处要求退还交纳的保证金，红旗留守处于2012年11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刘某个人账户退还了15万元，2013年2月4日委托益阳红利财务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刘某个人账户退还了20万元，至今尚有113万元仍未退还给三原告。虽然148万元的保证金系三原告各自通过个人账户转给红旗留守处，但该148万元系三原告共同所有。红旗留守处是由被告成立的处理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破产后职工安置等事宜的机关，其自身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红旗留守处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因此，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给三原告造成巨大损失，为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支持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一、被告从未接受过三原告的任何款项，只有第三人刘某某曾向红旗留守处支付过118万元的工程保证金，红旗留守处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相应收据，后因各方原因，该工程未能如期实施，红旗留守处已分多次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主体将该笔保证金全部返还给了第三人刘某某，有相关的借款凭条为证，故本案被告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和事实，三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依据不足；二、被告是益阳市某依法设立的负责全市国有企业监督管理的行政机构，红旗留守处与第三人刘某某的工程合同纠纷与被告没有关系，本案的三原告不是第三人刘某某与红旗留守处工程承包合同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本案的原、被告均不是适格的主体；三、三原告的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证实最后一次收款时间是2013年2月4日，而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的时间是2015年5月4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四、至于红旗留守处以什么名义与第三人刘某某谈项目，以及收取、退还保证金一直没有向被告报告，被告对所有情况都不知情，红旗留守处所收取的第三人刘某某的保证金已全部退还，被告设立红旗留守处仅仅是为完成市委市政府国企改制的需要，是国有企业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故被告不需要对三原告承担任何责任；五、根据益阳市公安局查实的情况，三原告涉嫌虚假诉讼，根据原告戴某、案外人陈某等人的陈述，本案事实是第三人刘某某、原告戴某、刘某三人合伙承包项目，对外以第三人刘某某的名义订立合同，处理合伙事务，以第三人刘某某名义交纳的所谓148万元保证金均通过不同的途径由第三人刘某某领取。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且涉及虚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某某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三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三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三即原告戴某、刘某的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被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形式上是原告戴某、刘某的转账，但实际是第三人刘某某转账的，留守处未向两原告出具收据，而是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收据，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三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四、五、六、七即三原告诉讼代理人对证人周鑫炎、周剑南、刘新春、梁卫忠的调查笔录以及证人周鑫炎、周剑南的当庭证言，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周鑫炎、周剑南的当庭称述与调查笔录不一致，证言明显不真实，且留守处没有与本案的三原告发生直接的经济往来，留守处只收取了第三人刘某某的款项，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方曾多次向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明事实予以认定，除上述证明事实之外的证言不予认定；证据八、微信照片打印件，被告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无法确认是秀峰公园，本院认为，照片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九、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3）雨民初字第53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判决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方无证据证明，判决结果是支付夏海波货款，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益阳市利丰农科发展有限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该判决书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反而证实第三人刘某某是麟辉公司利丰大厦综合大楼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十、工程设计图纸23张，被告有异议，认为图纸来源不合法，本院认为，上述图纸盖有益阳市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三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第三人刘某某往来明细表及附件共26页，三原告认为：1.第三人刘某某往来明细表不属于证据，且内容不真实；2.对2012年6月19日原告戴某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2012年7月20日原告刘某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2012年11月23日留守处向原告刘某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3.对2012年6月20日编号为0017918的收款收据、2012年7月20日编号为0017942的收款收据、2012年8月1日编号为0017945的收款收款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也无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对2012年7月20日第三人刘某某支取工程备料款18万元的借支单、2011年8月10日第三人刘某某支取工程备料款20万元的借支单、2012年9月30日和2012年10月3日分别付第三人刘某某2500元和2.5万元的现金支票记账凭证、2012年9月29日第三人刘某某借用5万元的领款单、2012年10月20日第三人刘某某退还定金5万元的借支单、2012年10月23日第三人刘某某退还合同定金15万元的借支单、2012年11月23日第三人刘某某退工程保证金15万元的借支单、2012年11月29日第三人刘某某退回工程款20万元的借支单、2012年11月5日第三人刘某某退还工程定金20万元的借支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单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所涉是工程保证金，而单据上所载明是备料款、订金、抵扣应付款等，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5.2012年10月20日编号为0000093的收款收据、2012年10月23日编号为0000092的收款收据，与本案以及第三人刘某某均无关联性；6.2012年11月29日编号为0016768的收款收据、2012年7月20日和2012年9月29日留守处向刘进分别转账3万元、4.7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2012年8月9日留守处向王丹、陈光前、陈治国分别转账9万元、10万元、1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012年7月19日和2012年7月20日留守处向梁卫忠分别转账30万元、1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与原告方以及第三人刘某某均没有关联性，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二、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关于对（2015）益赫民一初字第753号民事判决书的建议函，三原告认为，该建议函是益阳市公安局违法介入民事诉讼，本身就是越权和不合法的行为，形式不合法，来源不合法，该建议函不具有证据的效力；证据三、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职工安居房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三原告认为，被告在庭审中和上诉状中均陈述没有与第三人刘某某签订承包合同，该合同是虚构的、伪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证据四、益阳市红旗化工厂职工安置房工程内部合伙协议，三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原告刘某起草，但该协议没有签字，没有任何意义；证据五、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第三人刘某某的三份询问笔录，三原告认为，该三份笔录是益阳市公安局违法插手民事案件，来源不合法，三份笔录内容前后矛盾，不符合基本逻辑和客观事实，公安机关存在诱供的行为，第三人刘某某未接受当庭询问，真实性存疑；证据六、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6年4月25日对原告戴某的询问笔录，三原告认为，该笔录内容部分真实，部分虚假，原告戴某有些陈述内容并未记录，而笔录上有些内容原告戴某并没有陈述；证据七、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6年4月27日对案外人陈某的讯问笔录，三原告认为，陈某当时是留守处的负责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陈某的口供内容不真实，且陈某是因涉嫌犯罪过程中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不能排除陈某作出对被告有利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七份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且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另，虽三原告当庭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确凿的反驳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三、三原告主张是三原告合伙就涉案11号综合楼工程项目单独与红旗留守处发生往来并交纳了148万元工程保证金，但三原告与红旗留守处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红旗留守处未向三原告出具任何收款收据，且三原告也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另外，三原告的上述主张与原告戴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本院对三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08年8月17日因宣告破产而被注销后，为了处理原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的后续事宜由被告设立了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以下简称红旗留守处）。2012年上半年，红旗留守处为了安置原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的职工欲建设安置工程，第三人刘某某在从红旗留守处负责人陈某处得知此事后欲承建部分工程，因资金不足，第三人刘某某遂向原告刘某介绍了上述工程项目并欲邀其合伙共同承包安置工程，经商谈，原告刘某起草了一份工程内部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各占50%的股份，各出资200万元，利润各占50%，由第三人刘某某负责工程全盘并负责与红旗留守处协调一切事项等，但上述合伙协议未经原告刘某签字。2012年6月18日，第三人刘某某以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红旗留守处签订一份《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职工安居房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刘某某承建红旗化工厂职工安置楼11号综合楼，由第三人刘某某交纳质量保证金3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第三人刘某某向原告刘某出示了合同，并要求其交纳质量保证金。2012年6月19日，原告戴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90万元，2012年7月20日，原告刘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58万元。之后，因应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红旗留守处向案外人梁卫忠转账30万元用于支付钢材款，故红旗留守处分三次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收取工程保证金共计118万元的收据。2012年下半年，因上述11号综合楼工程项目系陈某虚构，并未实际动工，第三人刘某某遂要求红旗留守处退还上述118万元工程保证金，红旗留守处通过银行转账给第三人刘某某指定银行账户或支付现金的方式陆续退还了上述款项，并由第三人刘某某办理了相关的财务手续。其中，因原告刘某、戴某多次找第三人刘某某要求退伙并退还上述款项，第三人刘某某曾带原告刘某、戴某至红旗留守处要求办理退款事宜，红旗留守处应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于2012年11月23日向原告刘某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于2013年2月4日通过益阳红利财务服务有限公司账户向原告刘某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之后，因无法找到第三人刘某某，原告刘某、戴某多次至红旗留守处要求退还工程保证金但未果，故酿成纠纷。
另查明，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陈某（原红旗留守处主任）于2016年1月30日被益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采取监视居住，在益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侦查过程中，对陈某、原告戴某、第三人刘某某分别进行了讯问、调查，在上述讯问或调查询问笔录中：
一、陈某承认，2012年上半年，红旗留守处准备对外发包建设综合楼，第三人刘某某得知消息后欲承包工程，谈妥后，第三人刘某某找陈某欲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陈某遂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红旗留守处的公章。之后，第三人刘某某向红旗留守处转账了148万元，具体是以谁的账户转账不清楚，红旗留守处只认第三人刘某某的往来，期间第三人刘某某借支了30万元，红旗留守处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118万元的收据。因综合楼工程未开工，118万元质量保证金按照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红旗留守处已退还，并与第三人刘某某办理了相关的财务手续。其中，在2012年底，第三人刘某某带人到红旗留守处要求退款，原告刘某、戴某也在场，经财务查账，当时尚有35万元未退还，应第三人刘某某要求，红旗留守处分两次将该35万元直接转账至原告刘某的银行账户，由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收据。陈某此前不认识原告刘某、戴某，红旗留守处与原告刘某、戴某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也未与两人签订过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二、原告戴某承认，2012年，原告刘某邀其合伙至益阳做项目，经原告刘某介绍认识了第三人刘某某，当时三人商量合伙至益阳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由第三人刘某某负责与红旗化工厂商谈。之后，第三人刘某某作为代表与陈某进行商谈，并与红旗留守处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第三人刘某某交300万元工程保证金。按照合伙方案，第三人刘某某要求原告刘某、戴某准备2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2012年6月19日，原告戴某按照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了90万元，2012年7月20日，原告刘某按照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了58万元。在原告戴某、刘某转账后，红旗留守处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工程保证金的收据。之后工程未动工，原告戴某、刘某找第三人刘某某要求退款，第三人刘某某遂带两人至红旗留守处找陈某，当时陈某说一部分工程保证金已经退给第三人刘某某了，还有部分余款未退。2012年11月23日和2013年2月4日，红旗留守处分两次向原告刘某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5万元和20万元，由第三人刘某某办理的相关财务手续。后原告戴某、刘某继续找第三人刘某某，第三人刘某某通过益阳利丰公司账户向原告刘某转账10万元后，第三人刘某某还欠原告戴某、刘某103万元，因无法找到第三人刘某某，也无法找到陈某，两人只好起诉红旗留守处；
三、第三人刘某某承认，2010年，第三人刘某某通过亲友认识了陈某。2012年3、4月份，第三人刘某某通过案外人梁卫忠认识了原告刘某。2012年5月，陈某告诉第三人刘某某红旗化工厂有职工安置房11号楼的建设工程项目，可以承包给第三人刘某某，但需要交纳3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因资金不足，第三人刘某某就将工程项目介绍给原告刘某，原告刘某听后与第三人刘某某进行了实地考察，两人并达成合伙协议，两人各占50%的股份，各出资200万元，利润各自50%，由第三人刘某某负责工程全盘以及与红旗留守处协调一切事宜等，原告刘某起草了协议。第三人刘某某与陈某洽谈后，2012年6月18日，第三人刘某某以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红旗留守处签订了《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留守处职工安居房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第三人刘某某承建11号楼并支付工程保证金300万元。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刘某某向原告刘某出示了合同。2012年6月19日，原告戴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转账了90万元，2012年7月20日，原告刘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了58万元，该两笔款项是第三人刘某某要求原告刘某支付的工程保证金，第三人刘某某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原告戴某转账的90万元，也不认识原告戴某，后才知道原告戴某是原告刘某的合作伙伴。应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红旗留守处于2012年7月19日向梁卫忠转账30万元用于支付钢材款，所以红旗留守处只向第三人刘某某出具了118万元工程保证金的收据。因合同未履行，根据第三人刘某某的要求，红旗留守处已退还118万元工程保证金，由第三人刘某某签字领款单或借支单的形式办理了财务手续。项目一直未开工，原告刘某找第三人刘某某要求退伙退款，第三人刘某某和原告刘某至红旗留守处找陈某，所以其中2012年11月23日和2013年2月4日两笔是红旗留守处应第三人刘某某要求直接转账至原告刘某银行账户，也是第三人刘某某办理的财务手续。后第三人刘某某与原告刘某就148万元内部结算，第三人刘某某向原告刘某出具了150万元的欠条。
在本案庭审中，三原告一致认可三原告在本案中系合伙关系，三人各出资50万元，其中148万元已转账给红旗留守处，2万元给了第三人刘某某，原告付某只负责投资，不负责合伙事宜。
本院认为，虽本案三原告所主张的涉案148万元款项系通过原告刘某、戴某的银行账户向红旗留守处交纳，但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三人刘某某与原告刘某系合伙承包涉案11号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第三人刘某某全盘负责工程有关事宜，原告刘某与原告戴某、付某就原告刘某所享有份额形成合伙关系，三原告未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是三原告与红旗留守处发生往来。第三人刘某某以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红旗留守处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交纳了工程质量保证金，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第三人刘某某无建设工程承包资质，其借用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质与红旗留守处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且涉案11号综合楼工程项目不存在，并未实际动工，故红旗留守处收取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应予以退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红旗留守处收取的148万元已通过银行转账给第三人刘某某指定银行账户或支付现金的方式陆续退还，并由第三人刘某某办理了相关的财务手续。另，原告刘某与第三人刘某某之间以及三原告之间的合伙事宜应另行解决。综上，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戴某、付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原告刘某、戴某、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 武
审 判 员 伍敏菁
人民陪审员 李 琳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姚远航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