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商终字第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治远。
委托代理人张存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飞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美春。
委托代理人周大红。
原审第三人温州市远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秀华。
上诉人徐治远为与被上诉人陈飞燕、项美春，原审第三人温州市远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3）温瑞商初字第2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徐治远与许秀华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2年4月30日登记结婚。2009年6月24日，瑞安市远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远华公司）成立。2011年9月9日，瑞安远华公司更名为温州市远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远华公司），即本案第三人，许秀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10月13日，陈飞燕向徐治远借款700万元，项某、阮某为保证人。2012年1月18日，徐治远、项某等在浦发银行，在项某汇款500万元后，徐治远向项某出具一份收条，收条记载：今收到项某人民币伍佰万元，收款人徐治远，收条落款处盖有瑞安远华公司的公章，该笔款项汇入账户名为瑞安远华公司。2012年5月30日，徐治远以涉案700万元借条为据，以阮某为被告提起诉讼（（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诉讼请求标的为500万元，其在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中陈述：“2011年10月13日，陈飞燕向徐治远借款700万元，同年10月20日，仅偿还徐治远借款本金200万元，余款500万元至今未还。”该案在开庭审理后，徐治远却因故撤诉。
另查明，2011年8月，项某、证人汤某于瑞安市加勒比海茶室里与徐治远商量以温州银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座公司）在中信银行瑞安支行的授信开立信用证，与徐治远联系的瑞士、香港等公司开展国际信用证转口贸易。2011年10月31日，徐治远通过中信银行瑞安支行汇款571.2万元至温州银座公司。当日，温州银座公司将该笔款项以“进口信用证保证金1年”存入户头。又查明，2011年7月至11月期间，项某与徐治远（通过徐指定的焦某账户）存在较多的银行款项往来，其中最早的四笔为：2011年7月6日，项某汇付100万元给徐治远，2011年8月2日，项某收101.8万元；2011年9月2日，项某汇付130万元给徐治远，2011年9月5日项某收130万元。
徐治远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10月13日，陈飞燕以经营缺资为由向徐治远借款700万元正，并口头约定按月利息2%计付；并由项某及阮某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徐治远曾向陈飞燕催讨，但终因陈飞燕无还款诚意而无法收回借款及利息。徐治远于2012年6月8日向法院起诉保证人项某、阮某。但项某辩解已于2012年1月18日代借款人陈飞燕清偿500万元，事实上项某2012年1月18日是偿还给温州远华公司500万元；同时由温州远华公司出具收据交项某收执（使用公司前身瑞安远华公司的账户名和印章），并不是项某代借款人陈飞燕清偿500万元。所以，项某于2012年1月18日偿还的500万元与本案无关。事实上徐治远与项某陆续发生多次经济往来，徐治远委托焦某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借给项某款项共计金额2219万元，项某仅偿还1070万元，现还欠徐治远借款1149万元至今未还，同时项某与温州远华公司款项也未结算。基于以上事实，徐治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陈飞燕偿还借款700万元，并赔偿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二、依法判令项某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陈飞燕、项某承担。
陈飞燕在原审中答辩称：一、诉争借款700万元都已经还清。自己经手偿还200万元，项某经手偿还500万元；该500万元也是陈飞燕的，当天因车子和别人撞起来赶不到，所以把钱转给项某，由项某在浦发银行把钱还给徐治远。
项某在原审中答辩称：陈飞燕与徐治远的借贷关系已经消灭，项某不需要再承担保证责任。徐治远利用一份失效的700万元借条起诉系虚假诉讼。陈飞燕已经于2011年10月20日偿还徐治远200万元，另500万元由项某在2012年1月18日归还。徐治远辩解的“项某于2012年1月18日还款500万元系偿还温州远华公司的债务”实系瞎编乱造。项某与温州远华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或其它债权债务关系，该笔500万元就是陈飞燕归还徐治远的借款，徐治远也以其本人名义出具了收条。由于徐治远指定款项汇入其控制的温州远华公司，所以项某汇款后，要求徐治远在收条上加盖公司印章以确认款项流向。徐治远在诉状所称的“徐治远与项某陆续发生经济往来，徐治远委托焦某通过银行转账借给项某款项共计2219万元，项某仅仅偿还1070万元，现尚欠徐治远1149万元至今未还”完全是颠倒黑白。1070万元是徐治远向项某借款，而非项某向徐治远借款，不久徐治远通过焦某归还1073.7万元（具体见清单）；另1146.0684万元是徐治远与项某的“转口贸易”。徐治远诉称的“项某与温州远华公司款项往来也未结算”没有事实依据。项某与温州远华公司之间除了项某归还徐治远涉案500万借款时，应徐的要求汇入温州远华公司账户之外，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涉案700万元债务已经全部清偿，请求法院驳回徐治远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温州远华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项某欠温州远华公司借款571.2万元。2011年10月31日项某通过徐治远介绍向温州远华公司借款571.2万元，该款由公司委托徐治远用银行账户转给温州银座公司银行账户上。因温州银座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项某之子蔡正璋，温州银座公司事实上由项某创办。二、2012年1月18日项某偿还温州远华公司借款500万元，现项某还欠温州远华公司71.2万元至今未还。三、2012年1月18日温州远华公司收到项某偿还借款500万元，与徐治远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700万元借条所示的借款是否已经清偿。这一争议焦点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陈飞燕于2011年10月20日是否已经偿还200万元；二、项某于2012年1月18日汇款500万元是否系清偿诉争债务。关于争议焦点的第一部分，陈飞燕主张在2011年10月20日已经偿还200万元，虽然在诉讼过程中陈飞燕未提供支付200万元的凭证，但提供了（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徐治远的起诉状，徐治远在该案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中明确承认：“2011年10月13日，陈飞燕向徐治远借款700万元，同年10月20日，仅偿还徐治远借款本金200万元，余款500万元至今未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本案与（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虽非同一案件，但本案系前案撤诉后重新立案的案件，实为一连贯的诉讼过程。徐治远在诉状中对收到200万元的事实承认构成自认，陈飞燕无需举证。
关于争议焦点的第二部分，对2012年1月18日的项某汇出的500万元款项，徐治远及温州远华公司主张系项某归还其于2011年10月31日向温州远华公司所借的571.2万元借款，项某主张系归还涉案7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如何采信，需看2011年10月31日571.2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数额看，571.2万元不是整数，与大额借款一般没有较小零头这一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其次从款项流动看，徐治远及温州远华公司主张“571.2万元系温州远华公司借给项某的借款”，但款项实际却是从徐治远账上转到温州银座公司账户，款项的付款人、收款人与所谓“出借人”、“借款人”都不相符；再次从借款凭证看，大额借款一般都有借款协议、借条等借款凭证，归还部分借款后一般会结算，重新出具借条，但本案中，温州远华公司声称借款571.2万元，已归还500万元，尚欠71.2万元，但未能提供任何借款协议、借条或欠款结算凭证，其借款之说难以令人信服。而项某主张该571.2万元系温州银座公司与徐治远之间的国际信用证转口贸易往来款，该主张不但在数额上、款项流动上没有明显不合情理之处，而且与温州银座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在中信银行瑞安支行存入571.2万元信用证保证金，在汇款时间、汇款数额及银行凭证都相符合，且与录音资料、证人汤某的证言都能相互印证，其解释符合情理，予以采信。既然该571.2万元不是借款，那么徐治远及温州远华公司主张的500万元系归还温州远华公司借款不成立；项某提出的该“500万元系归还诉争的借款，徐治远要求项某将500万元款项汇进指定账户瑞安远华公司，收条上的瑞安远华公司公章系项某要求徐治远加盖用以明确汇进指定账号”的事实主张得以成立，该500万元是归还向徐治远个人的借款。综上分析，诉争的700万借款已获清偿，徐治远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徐治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徐治远负担。
徐治远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就陈飞燕于2011年10月20日是否已经偿还200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案件已经撤诉，应视为诉讼未发生，徐治远不受该案件的任何约束，一审法院将（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案件中徐治远的“自认”作为无须证明的事实是于法无据的，徐治远在该案件中的“自认”只是一时错误的表述。二、就项某于2012年1月18日汇款500万元是否系清偿诉争债务的问题，一审法院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徐治远和温州远华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项某将500万元汇入温州远华公司的账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是无法认定项某向徐治远个人还款的，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对项某真实意思的篡改；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支持徐治远的原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飞燕、项某承担。
项某答辩称：一、原审认定200万元已经由陈飞燕归还是正确的。2011年10月20日陈飞燕归还200万元的事实有（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案件中徐治远提交的起诉状以及庭审笔录等材料为证。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第74条规定，对于徐治远提供的对其不利的自认，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徐治远引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75条作为上诉理由是曲解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据。二、原审认定500万元已经由项某归还是正确的。徐治远在一审中没有提供项某欠温州远华公司的借条或者借款协议等，仅仅提交了徐治远汇入温州银座公司的571.2万元的材料，该汇款单是徐治远与温州银座公司之间的往来，不能作为项某欠温州远华公司的凭证。徐治远主张500万元不是归还本案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一审庭审中，证人焦某也作证称该500万元并未入账，温州远华公司在一审中也承认该500万元没有入账，可见该500万元不是徐治远所谓的项某归还欠温州远华公司的钱。收条上的收款人是徐治远，收条载明也是收款人而非经手人，项某当时为了达到收条与汇款账户相一致的目的，才让徐治远在收条上加盖了瑞安远华公司的公章，但实际上瑞安远华公司当时已经变更为温州远华公司，瑞安远华公司的公章当时已经作废。
陈飞燕、温州远华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徐治远提交了如下证据：1、光盘、公证书及翻译件，拟证明项某在一审中提及的荷兰公司与徐治远没有关联性，同时证明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荷兰公司的性质，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本院不予审查。2、（2013）浙温商终字第139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一审法院就该案件所作的相关谈话笔录复印件，拟证明陈飞燕没有向徐治远清偿200万元，本院认为，该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相关谈话笔录中关于200万元款项支付的目的，陈飞燕与徐治远作出的回答各不相同，故不能证明待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另，徐治远还提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依法调取温州银座公司在中信银行温州分行国际部开出的信用证交单单据，经本院审查，认为徐治远的上述申请并未明确申请事项与本案待征事实的关联性，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陈飞燕、项某、温州远华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查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飞燕向徐治远借款700万元，并约定由项某及阮某对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以上事实有相关借据证实，并经各方当事人确认，该借贷及担保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如下：第一，陈飞燕是否已经偿还本案70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徐治远之前曾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2012）温瑞商初字第1639号民事诉讼，其在起诉状中及其代理人在该案件庭审中多次承认陈飞燕已经偿还该笔70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虽该案件因徐治远撤诉而终结，但该案与本案系由同一事实引起，且徐治远至今无法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曾经自认过的事实，故对于徐治远自认的“陈飞燕已经偿还了该700万元借款中的200万元”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二，项某于2012年1月18日汇款500万元至瑞安远华公司账户是否系清偿本案诉争债务。关于这一事实，项某在原审时提供了相关银行汇款单及收条，收条上载明：今收到项某人民币伍佰万元正（5000000元），收款人：徐治远，并加盖了瑞安远华公司的公章。虽然项某并非汇款至徐治远的个人账户，但其对于该行为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徐治远以收款人身份签名确认的收条也证明了项某所主张的事实。而徐治远及温州远华公司所提出的该500万元系偿还项某欠温州远华公司的571.2万元借款的反驳意见，并无任何借条或者结算凭证证明，且项某已经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571.2万元系温州银座公司和徐治远之间的国际信用证转口贸易往来款，同时，证人焦某和第三人温州远华公司也承认该500万元并未入温州远华公司的帐，故徐治远关于项某偿还的500万元系偿还项某向温州远华公司的借款，并非清偿本案700万元借款的上诉理由无法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本案诉争的700万元借款已获清偿，原判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上诉人徐治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潘爽爽
代理审判员 曾庆建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何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