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峰,男,197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王卓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龚小林,男,198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枝江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代理人：张伟，浙江天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峰为与被上诉人龚小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商初字第4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调查取证需要，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峰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年底，龚小林因资金需要向杨国峰借款600万元。2011年1月4日，杨国峰分五次向龚小林转账500万元。2011年1月7日，龚小林出具借条一份，因杨国峰不方便以出借人身份出借款项，该份借条以第三人张一飞名义出借，载明龚小林向张一飞借款600万元，并对汇款账户、借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事项进行约定。借款到期后，龚小林未还款。因龚小林实际向杨国峰借款500万元，2012年11月3日，杨国峰以张一飞为出借人向法院起诉，要求龚小林返还500万元借款及逾期利息损失。经二审终审，法院认为张一飞与龚小林并不相识、无法达成借贷合意，驳回张一飞的诉讼请求。杨国峰将借款500万元转账给龚小林，龚小林出具借条给杨国峰的行为，已经证明杨国峰、龚小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龚小林返还杨国峰借款500万元，支付此款自出借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龚小林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杨国峰诉称的借款关系已经二审终审，现杨国峰以同一事实再次起诉，应一事不再理。二、杨国峰提交的借条和付款凭证无关联性，借条记载的出借人是张一飞，并非杨国峰，杨国峰汇款时间早于借条出具时间，且汇款金额与借条记载金额不一致，均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三、本案杨国峰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与杨国峰在张一飞诉龚小林一案中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杨国峰为了自身利益作出相反陈述，有违诚信原则，也违反禁反言原则。杨国峰称之前的诉讼系张一飞代杨国峰起诉，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杨国峰不能证明自己与龚小林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四、在张一飞诉龚小林一案中，龚小林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龚小林代杭州国源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公司）收款系职务行为，款项通过龚小林账户周转并不意味着龚小林负有还款义务。五、杨国峰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使杨国峰享有借条记载的债权，但该债权于2011年3月30日到期，杨国峰于2014年11月11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4日，杨国峰分五次向龚小林转账500万元。提供的借条载明：“因资金周转需要，特向张一飞借款人民币￥6000000(大写陆佰万元整)。此款汇入如下账户：户名：龚小林，开户行：农行杭州西湖支行，账号：62×××18，借款期限至2011年3月30日，借款期间利息为月息3%，逾期未还，加付违约金每日3‰，……借款人：龚小林(签名)，2011年1月7日。……保证人：国源公司(盖公章)、林中华(签名)、邹沈阳(盖私章)。”该借条系填充式打印件，其中“户名、开户行、账号、借款人”均由龚小林填写，“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落款时间”均由杨国峰填写。张一飞持涉案借条于2012年11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龚小林、国源公司、邹沈阳，要求龚小林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国源公司、邹沈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2012）杭萧商初字第43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张一飞的诉讼请求。张一飞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张一飞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国峰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其曾于2011年1月4日分五次向龚小林转账500万元，由于该汇款行为可能会在汇款人与收款人之间产生多种法律关系，故杨国峰主张该汇款行为在杨国峰、龚小林之间产生借贷关系，应对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杨国峰所提交的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并非杨国峰，不足以证明杨国峰、龚小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国峰要求龚小林返还50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龚小林关于本案属于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抗辩，在（2012）杭萧商初字第4360号一案中，张一飞主张龚小林向其借款，而在本案中，杨国峰主张龚小林向其借款，尽管两案均系民间借贷纠纷，但两案当事人、相应的事实及理由均不一致，对龚小林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龚小林关于本案杨国峰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杨国峰向龚小林汇款时，双方并未对履行期限作出约定，杨国峰可随时主张债权请求权，对龚小林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国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00元，由杨国峰负担。宣判后，上诉人杨国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理由简单粗糙。原审法院对杨国峰提交的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但没有进一步对证据的形成过程和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予以阐明和剖析。关于出借人的争议。银行汇款记录证明了杨国峰是汇款人，借条是双方共同完成，意思表达清晰，证明了杨国峰和龚小林之间达成借贷合意，龚小林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不可能不知道出具这张借条的风险。张一飞起诉龚小林一案的一、二审判决以“双方没有借贷合意”驳回张一飞的诉请，证明了该借条的借贷合意是杨国峰和龚小林之间的意思表达。关于谁是借款人的争议。龚小林辩称收款是代国源公司收款的职务行为，该理由无法成立。其向法庭提交的“国源公司2010年缴费工资审核表”、“社保缴费证明”显示其并非国源公司员工。龚小林未证明其是按照国源公司的指示使用了这笔钱。龚小林接受借款的银行卡和密码均由自己控制，取款转账取决于自身意志。综上，就涉案的借款，杨国峰已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杨国峰的诉讼请求，并判令龚小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龚小林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双方从未就500万元款项达成借贷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杨国峰的汇款与出借人为张一飞的借条，是相互独立、无关联的两个事实。一方面，一审中杨国峰确认借条中的“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落款时间”均由其填写，“出借人”中填写的不是其本人姓名，说明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不与龚小林建立借贷合意。另一方面，张一飞起诉的案件中，杨国峰作为证人多次出庭作证，作证时明确表明其与龚小林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在本案中又主张与其证言矛盾的事实，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张一飞起诉的案件已经认定，杨国峰提供的借条系龚小林出具空白借条给林中华。杨国峰私自填写内容，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不存在。借条的内容和汇款的情况存在根本性区别，借款人、金额、日期三项最基本的要素完全不同，说明借条与汇款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杨国峰实际仅有一笔500万元汇款，真正借款人为何达伟。龚小林向法庭提供了何达伟出具的借条，金额同样为500万元，收款账户也是龚小林的农行账户，落款日期与汇款日期完全吻合。龚小林要求杨国峰出示其另行汇款500万元至龚小林农行账户的证据，但其始终没有提供，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证据。龚小林系国源公司职工的身份情况，已在（2012）杭萧商初字第4360号判决书中作了明确认定。二、即使杨国峰享有借条所记载的债权，但该债权于2011年3月30日到期，杨国峰在张一飞起诉的案件中作为证人已经承认，从未向答辩人追讨过任何款项。此后直至2014年10月28日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于2013年3月30日届满，杨国峰已丧失了胜诉权。综上，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即使存在借贷关系，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杨国峰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为核实本案具体情况，本院向林中华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林中华陈述：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沈阳是林中华的妻子，林中华是国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林中华和杨国峰是朋友关系，曾经一起在山西合作过煤矿业务。龚小林是经人介绍来国源公司工作。经龚小林牵线，何达伟曾向国源公司借款八、九百万元。后因公司急需资金，要求龚小林尽快向何达伟讨回借款。当时何达伟在临安有土地要寻求合作伙伴，杨国峰和何达伟经过商谈达成合作，具体是通过投资方式还是借款方式不清楚，大概知道杨国峰投入1000万左右，一年回报率也是1000万左右。何达伟欠国源公司的款项，在杨国峰向何达伟投入资金时，由杨国峰直接将500万元转账给龚小林，作为何达伟向国源公司的还款，龚小林也按公司的指示交给公司使用。杨国峰在与何达伟合作中留了余地，如果合作出现风险，就由国源公司或林中华向其借款，因整个事情都由龚小林经手处理，相关借条林中华就让龚小林出具，并由林中华和国源公司作为担保人。这500万元和龚小林个人没有关系，杨国峰当时也是清楚的。何达伟现在已经没有清偿能力，人也无法联系上，可能这是导致杨国峰向龚小林主张还款的原因。国源公司通过龚小林与杨国峰发生款项往来关系的只有这500万元，何达伟出具的借条与龚小林出具的借条，都只有这一笔500万元。关于龚小林出具的借条数额为何是600万元，林中华称已记不清楚。针对本院对林中华询问所作的《调查笔录》，杨国峰质证认为：（一）、《调查笔录》明确了以下事实：1、杨国峰与龚小林、国源公司、林中华除了讼争款项，没有其他任何争议。2、本案借条确实是龚小林出具。（二）、在张一飞案件国源公司的答辩意见中，龚小林介绍林中华与何达伟认识并合作项目，有800万元收不回来。林中华认为龚小林有责任，故让龚小林出具空白借条，若投资款收不回来，则由龚小林承担顶替责任。这应当是本案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三）、林中华陈述杨国峰和何达伟经过商谈后，由杨国峰直接把钱转账给龚小林，龚小林把钱交给公司，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林中华和何达伟合作临安地产项目失败，打算转嫁风险，试图让杨国峰接盘，杨国峰并未同意。（四）、关于何达伟的借条复印件，杨国峰并无该借条。可能是林中华要求何达伟、龚小林归还何达伟欠国源公司款项时让何达伟出具的借条，与杨国峰无关。假如是杨国峰持有的借条，龚小林如何有机会复印。（五）、林中华对龚小林出具的借条认为“有这么回事”，最后又确认“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写着‘张一飞’的那张借条上签字的”。由此可见，本案借条属实，是龚小林向杨国峰出具。（六）、龚小林并非国源公司法律意义上的员工，即使是员工，杨国峰作为借款向对方并不妨碍其独立承担还款责任。（七）、林中华自认该借款由国源公司使用并非龚小林使用，杨国峰并无异议，但借款的流向不影响杨国峰向龚小林主张权利。杨国峰并不清楚借款的用途，只是知道龚小林是做投资的，在林中华愿意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出借款项。结合林中华的陈述、龚小林掌握收款账户的情节、国源公司在另案的答辩意见，可以确认龚小林明知林中华让其向杨国峰借款是为了让其承担在林中华和何达伟合作项目亏空的投资款情况下，还是向杨国峰借款并归还国源公司或林中华。（八）、龚小林、林中华、国源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对林中华的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筛选确认。龚小林质证认为：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本案讼争的500万元系龚小林代国源公司收取并已转交国源公司，实际借款人为何达伟。龚小林与杨国峰、何达伟之间无任何借款关系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杨国峰向龚小林主张的原因在于何达伟已无还款能力。对国源公司和林中华以及何达伟及杨国峰之间或者他们互相之间的业务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龚小林不清楚具体情况。本院审查后认为，林中华就本院询问所作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因其在与本案款项有关的事务中一定意义上存在利害关系，且对部分事实陈述不清，在此基础上对其陈述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林中华系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龚小林自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担任国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本院认为：杨国峰持有出借人为“张一飞”、借款人为龚小林、出借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条，结合此前其向龚小林转账500万元的事实，向龚小林主张权利。龚小林对转账事实以及借条上龚小林的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双方对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借贷合意各执一词。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龚小林出具借条时是否与杨国峰有借贷合意。根据林中华的证人证言结合杨国峰的质证意见来看，本案借条出具的背景情况是何达伟不能还款时林中华要求龚小林承担责任。结合借条上出借人隐藏、款项金额不能对应的情况，本院认为，并不能以借条上书写的表象内容作为借贷合意是否具备的判断依据。由于本案款项与林中华、何达伟、杨国峰之间的投资项目有关，考虑到龚小林在国源公司分管财务的身份且500万元款项进入其账户均短暂停留的情况，本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尚无法确信龚小林与杨国峰就500万元存在借贷合意。杨国峰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认为杨国峰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据此驳回杨国峰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76200元，由上诉人杨国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晟审 判 员  章保军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