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9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男，宁夏中宁县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宗国锋，男，河南省杞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强，甘肃油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男，河南省商水县人。上诉人李军因与被上诉人宗国锋、王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玉门市人民法院（2016）甘09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军，被上诉人宗国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强，被上诉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军上诉请求：1、撤销玉门市人民法院（2016）甘09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5月19日，上诉人和王伟签订劳务用工协议，由王伟承揽上诉人在大昌河种植的260亩枸杞的采摘劳务，上诉人按王伟采摘枸杞斤数每公斤以2.88元支付报酬。协议就采摘人数及造成损失均作了明确约定。2016年6月29日，王伟招用被上诉人宗国锋等河南老乡采摘枸杞。采摘期间，被上诉人宗国锋与王伟因80000元的定金事宜协商未果，被上诉人即带人离开，最终导致上诉人下剩的140亩已成熟的枸杞熟烂糟蹋，给上诉人造成近70万元的经济损失。综上，被上诉人宗国锋系由王伟直接招用，王伟是被上诉人的实际雇主。被上诉人宗国锋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上诉人认为承担付款责任的应该是原审被告王伟的论断是错误的。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将王伟的位置列为原审被告，而不是被上诉人，也就是说李军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伟不承担责任是无异议的。2、被上诉人的工人是给上诉人李军采摘枸杞的，王伟与李军签订采摘合同也是为了给李军采摘枸杞，最终的劳务对象都是李军，承担支付劳务费责任的就应该是李军。三、上诉人李军拒绝提供帐目，采取对抗方式摆脱付款责任，给答辩人再次造成损失。被上诉人王伟答辩称：上诉人李军是我的雇主，雇主算帐就认我，然后我再把帐结给宗国锋。宗国锋在采摘的高峰期将工人带走，给雇主造成了损失，宗国锋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宗国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李军、王伟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139338.7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夏天，被告王伟率领工人给被告李军采摘枸杞，因被告王伟的工人不够，被告王伟便给原告打电话让其联系工人帮忙，被告李军亦在电话中同意让原告率领工人过来，并承诺采摘费与被告王伟的一样。2016年6月28日原告率领工人到达花海镇大畅河，6月29日，原告的工人开始在被告李军的地上采摘枸杞。期间，原告问被告王伟采摘费的标准，王伟表示原告方的采摘费为每公斤2.85元。在采摘过程中，因原、被告三方协商补偿原告另一合同的押金及原告工人采摘枸杞的质量等问题发生矛盾，于是原告不愿意再给被告李军采摘枸杞并提出要返回玉门镇。二被告表示先干着活，等联系到其他工人后再走。后在被告王伟另联系他人期间，原告于7月13日率领工人返回玉门镇。后原告向二被告索要劳务费时，二被告互相推诿。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李军给付劳务费139338.72元，被告王伟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被告李军提出原告之子在誊抄7月11日的过磅单时私自更改，要求对更改处进行司法鉴定，但被告李军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支付原告方劳务费的主体。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率领的工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及监管、人员安排等方面均由被告李军指挥、授意，其劳务费的标准也由被告李军制定，因此被告李军系原告的雇主，应支付原告方的劳务费；被告王伟系原告和被告李军的联系人，与原告方未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原告要求被告王伟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李军辩称原告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要求原告承担一定责任的意见，因双方对劳务合同的内容均系口头约定，被告李军无证据证明原告的违约行为，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方的枸杞采摘量，庭审中，被告李军承认其有原告方的过磅单，但拒不向法庭提供，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原告提交的过磅单记录表、工人采摘量花名册予以认定，但对于7月12日的采摘量，过磅单记录表中有记录，而工人采摘量花名册上无记录，二者不一致，故对于原告方7月12日的采摘量不予认定，因此，原告方自6月29日至7月11日的枸杞采摘量为45160.1公斤；对于原告方劳务费的标准，根据原、被告三方庭审中的陈述，每公斤2.8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军支付原告宗国锋劳务费12870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宗国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7元,原告宗国锋承担247元，被告李军承担2840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宗国锋、被上诉人王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上诉人李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军向本院提供《劳务用工协议》一份，试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王伟约定，由乙方（王伟）为甲方（李军）采摘枸杞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宗国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王伟无异议。经审查，该份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王伟负责为上诉人李军采摘枸杞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宗国锋、王伟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查明，2016年5月19日上诉人李军与被上诉人王伟签订《劳务用工协议》，协议约定：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9月5日乙方（王伟）为甲方（李军）采摘枸杞，劳务履行地为玉门市花海镇大畅河农业开发基地；工资按计量每公斤2.88元计算，付款方式为第二茬结束后付第一茬工资，依次往下推；采摘结束后甲方付清乙方劳务费，不得拖欠。乙方提供甲方劳务人员为300人（人员必须保证在总人数的90%）；如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人数未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每茬枸杞十五日之内采不下来，有乙方承担相应经济损失。同时，协议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均做了约定。之后，被上诉人王伟率领工人给上诉人李军采摘枸杞。期间，因被上诉人王伟采摘枸杞的工人未达到协议约定的人数，便通过电话联系被上诉人宗国锋帮忙。2016年6月28日，被上诉人宗国锋带领工人到达玉门市花海镇大畅河，在上诉人李军的地上采摘枸杞。采摘期间，被上诉人宗国锋及其采摘人员的饮食均由被上诉人王伟负责。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并由过磅单记录表、工人采摘量花名册、证人证言、录音资料、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王伟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确定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本案中，上诉人李军在其上诉状中将王伟列为原审被告，但在陈述上诉理由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由王伟承担支付被上诉人宗国锋劳务费的义务。综合李军的上诉理由，王伟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为被上诉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应由谁来支付被上诉人宗国锋的劳务费？首先，二审中，上诉人李军提供了其与被上诉人王伟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劳务用工协议》，证实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王伟为其提供劳务人员300人，于2016年6月12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负责采摘上诉人李军在玉门市花海镇大畅河种植的枸杞，如王伟在本合同签订人数未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每茬枸杞十五日之内采不下来，由王伟承担相应经济损失。其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宗国锋与被上诉人王伟相识，被上诉人宗国锋带领工人前往玉门市花海镇大畅河采摘枸杞，系被上诉人王伟先通过电话与其联系，采摘过程中，被上诉人宗国锋及其采摘人员的饮食均由被上诉人王伟负责。第三，被上诉人王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我给李军采摘枸杞的工人没有上够，我叫宗国锋过来给我帮忙。”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伟陈述：”宗国锋是我找的，找来给李军干活，不是李军直接叫来的。宗国锋的劳务费应该是李军结给我，我再给宗国锋。我和宗国锋是老乡，都是带人摘枸杞的。””宗国锋干多长时间，是我和宗国锋商量的，宗国锋的生活起居都是我负责的，工人干活是我安排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故对被上诉人王伟陈述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以上三点，被上诉人王伟与被上诉人宗国锋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被上诉人宗国锋的劳务费应由被上诉人王伟支付。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玉门市人民法院（2016）甘098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王伟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宗国锋劳务费128706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宗国锋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87元，由被上诉人宗国锋负担247元，被上诉人王伟负担28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元，由被上诉人王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丽审判员 徐安全审判员 崔莉娟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