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云01行终9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延文，女，汉族，1963年5月19日生。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地址：昆明市盘龙区新迎路240号。法定代表人鳌文昆，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亚飞、陈婷婷，均系该分局民警，均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地址：昆明市北京路411号。法定代表人刀勇，局长。委托代理人ＸＸ春，系该局法制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牛建东，系该局法制支队民警，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延文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盘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报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5年7月31日12时左右，原告王延文与乔光兰在白云路家乐福附近发生口角，后被路人劝开。当日13时左右，双方再次发生口角，原告王延文骑电动自行车离开途中，停车向正在巡逻的穿金路派出所协警称有人追打其（监控视频13时10分49秒显示），乔光兰及其丈夫张达超随后赶到，相继殴打原告�延文。在派出所协警制止住乔光兰及其丈夫张达超殴打原告王延文的同时，原告王延文推开协警对乔光兰进行殴打（监控视频13时11分28秒显示），乔光兰及张达超随即摆脱协警控制相继对原告王延文进行殴打。穿金路派出所两名协警在劝阻、制止过程中也被张达超打伤。后原告王延文及乔光兰、张达超被带到穿金路派出所进行调查。2015年8月1日，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就此事对原告王延文作出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5年7月31日，因王延文在昆明市盘龙区金色年华和一名女子发生争吵，在争吵中双方互相扭打，导致双方不同程度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王延文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当场向原告宣告《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未当场交付，于当日采用邮政挂号信函方式向王延文家属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4日在昆明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处罚。原告认为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对其处罚决定实体上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上未当场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给其且忽视其的陈述和申辩权，于2015年8月10日向被告昆明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10月9日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作出昆公行复决字〔2015〕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根据各违法行为人行为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过罚相当，并无不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虽有瑕疵之处，但不足以撤销盘龙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王延文不服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对其作出的行�处罚决定以及昆明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于2015年8月1日作出的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的昆公行复决字〔2015〕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是否应当进行行政赔偿。（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在法定处罚权限范围内，对本案原告王延文作出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系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上一级主管部门，�据原告王延文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昆公行复决字〔2015〕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是本案适格被告。（二）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对本案原告王延文作出的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王延文与他人互殴是否正确，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庭审中本院当庭播放事发当时现场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原告王延文本已骑车离开与乔光兰等人第二次发生口角之处，见到路旁巡逻协警后停车以致双方再次纠缠；在两名协警用身体将双方隔开之后，原告王延文推开两名协警踢打对方，因此两级公安机关对双方互殴的认定，并无不当。虽然乔光兰等人纠缠、动手在先，但由于原告王延文不理智、不冷静的两次争吵、还手行为，让一次街头推销上升为双方互相扭打�伤，并最终造成前来处警公安人员也受伤的治安案件，其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未当场向原告王延文交付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向其宣告并邮寄送达其家属，正如复议机关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所言，存在瑕疵之处。但此瑕疵出现在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作出之后的送达工作中，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有效性没有影响，同时由于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宣告并进入执行，且采用邮寄方式送达了家属，实质上没有影响原告王延文对处罚决定内容的知晓以及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因此达不到法定应当予以撤销的程度。（四）由于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作出的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第3161号《�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王延文请求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关于人身权利受损而提出的行政赔偿、精神损失、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五）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的昆公行复决字〔2015〕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基于前述理由，认定事实清楚，且原告对复议程序合法性并无异议，原告要求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２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延文的诉讼�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延文承担。上诉人王延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只身一人在公共场所被乔光兰等人拦截，强买强卖叫去“洗眉”，遭到拒绝后，乔光兰等人谩骂且两次殴打上诉人并伙同多人进行殴打，其丈夫张达超在殴打上诉人的同时，还殴打拦截的警察，一次殴打多人，上诉人看到拦截的两名警察根本拦截不住歹徒也被殴打的情况下，被迫防卫但没有接触到对方身体，被告却将原告拘留四天，这种处罚在实体上严重违法、显失公平。二、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在程序上严重违反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首先，《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当场交付给上诉人及家属，且非常随意极不严谨；其次，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拒不理睬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权，也拒不提供办案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再次，穿金路派出所带班领导教导员陈智勇站在加害人立场说话，为对方开脱的行为和最终“各打五十大板”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令人质疑。三、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庇护下级盘龙分局的违法行为。复议机关昆明市公安局回避盘龙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在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事实，维持了错误处罚决定。四、一审人民法院行政庭枉法裁判、不负责任、有失公道。五、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提供的视频视听资料不完整，不能完整反映事件经过，该视频只对受害人反抗的几秒进行截图，而且是在一定的角度强化放大，为行政机关断章取义的行政行为开脱。综上所述，盘龙公安分局违法处罚，昆明市公安局庇护下级违法行政，一审法院枉法裁判都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盘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2、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未提交答辩状。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未提交答辩状。上诉人王延文在二审中提交了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MRI检查报告单》一份、2016年7月26日出具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证》一份，共两份材料作为二审中新的证据，欲证明上诉人系因加害人乔光兰殴打受伤住院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对两份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时隔1年后作出的检查结论，不能证明确系1年前的加害行为所致，而且与本案上诉人是否应受处罚没有直接关联。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与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材料认证如下：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所提交的�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但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受伤事实与其是否实施殴打他人的行为及其是否应受行政处罚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对两份证据材料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本院二审审查，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对行政机关所作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不服并要求赔偿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符合行政诉讼管辖的相关规定。王延文作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受该决定书的直接影响，依法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作为被诉的昆公（盘穿）行罚决字﹝2015﹞3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机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其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系本案的共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依据该条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盘龙分局有权对其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作出处理，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在本案中具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权限。昆明市公安局作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上级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对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复议决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上诉人王延文与他人互殴的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对此，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提供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及事后对相关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明上述事实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其中，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上诉人王延文确有和对方相互撕扯并有踢打对方的行为；同时，张继红（事发时进行处置的协警）的《询问笔录》第3页中张继红陈述：“我们将双方拉开后，后来报警的那个女子（王延文）激动的又冲上去踢打那个胖女人（乔光兰），胖女人也用手打这个报警的女子，双方相互拉扯，你一拳我一脚的，双方又扭打在一起……”对王延文的《询问笔录》第4页中记载“问：为什么我们警察来了，把双方隔开后，你还要去踢对方？答：因为对方一直骂我，她要打我，当时我太急了。”对乔光兰的《询问笔录》第3页中记载：“问：对方（王延文）是怎样打你的？答：对方用手和脚来打我，还用牙齿来咬我。”对张达超（乔光兰的丈夫）的《询问笔录》中第3页中张达超陈述：“双方（乔光兰与王延文）吵架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揪扯，对方就给了我妻子一巴掌，我妻子也打了对方一巴掌……”上述视听资料及书证已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事发之时与他人的确存在相互扭打的行为。就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而言，行政机关履行了行政处罚的事前告知义务，�王延文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向其家属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主张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当场交付上诉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送达程序上的瑕疵并未实质侵害上诉人王延文提起行政复议及诉讼的权利，并不属于程序重大违法应予撤销的情形；对于上诉人主张行政机关未听取其陈述、申辩的意见，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已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签字，确认其放弃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故在上诉人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行政机关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复议机关昆明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王延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方 玲审 判 员  唐振滔代理审判员  张 锐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书记 员代  亚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