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05676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建湖镇汇文东路378-12-6号。
法定代表人：戴必洪，总经理。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兼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戴必元，男，1956年8月7日出生。
二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楼向阳，江苏法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马元，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航，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38号金码大厦B座15层。
法定代表人：罗金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礼，女，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常伟，女，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职员。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成华，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
申请再审人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因与被申请人张马元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公司）、周成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51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高民申字第0019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兼盐城益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与戴必元共同委托代理人楼向阳，被申请人张马元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航，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田礼、常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成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张马元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称：2001年10月，我与戴必元、周成华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其承包的中国航天机电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十三研究所502A实验楼主体结构工程劳务由我组织人员施工。我组织二百余名工人施工，在将该工程正负零以下工程主体施工完毕后，戴必元擅自解除合同，将我的施工队清理出工地，且一直未与我就施工部分达成结算。之后，我多次向戴必元、周成华追讨工程款，2005年1月26日，我与周成华就我已施工工程达成结算协议，共计704600元，对方至今拖欠我5046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北京城建公司也应承担给付该工程款的连带责任。为此，我起诉请求判令北京城建公司、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周成华连带给付我工程款504600元，给付逾期付款利息58500元，利息支付至给付之日止，并负担诉讼费。
北京城建公司辩称：我方不同意张马元的诉讼请求。第一，我方与张马元无合同关系。第二，涉案工程分包工程款已付清。我方与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之间的分包劳务款已付清，签字人是戴必元。第三，502A的总体工程2002年12月已竣工，张马元从未向我方索要任何款项，诉讼时效已经超过。
戴必元辩称：一、我并未拖欠张马元劳务费。我接手本案工程后，由于人手不够，通过周成华与张马元认识，由张马元带人参与施工。劳务费按我与北京城建公司约定的标准在撤场时结算。张马元施工至2002年春节前，并向我申请劳务费结算总价近17万元，我审核后确定为15万余元。张马元不接受，带民工闹事，后协商按20万元结算，通过周成华给付了张马元20万元，张马元撤场。二、张马元与周成华签订的劳务协议书及预（结）算书对我不具有法律效力。我与张马元从未针对本案工程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也未授权周成华代表我与张马元签署任何文件。三、北京城建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北京城建公司与我存在合同关系，并已结清了全部劳务款项共计90万元。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非本案工程的签约主体，亦非实际履行主体，并非本案工程的承包人，与张马元不存在任何关系。四、张马元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盐城益源公司辩称：不同意张马元的诉讼请求。第一，我公司与北京城建公司已经结清工程款。戴必元挂靠我公司，为了走账，北京城建公司把钱给我公司，然后由我公司转给戴必元。第二，我公司是2003年10月注册的公司，实际这个项目属于挂靠，戴必元挂靠在我公司下面。时间长了，我公司与戴必元的协议查不到了。开始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准德，2007年戴必元成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经调查，当时与张马元不存在经济纠纷。张马元说欠他70多万，我公司没有欠他，是周成华与张马元之间的欠款。我公司没有授权周成华与张马元签协议，周成华与我公司也无关。第四，张马元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周成华辩称：是戴必元委托我签的协议，签协议时戴必元本人在场。工程是北京城建公司包给戴必元，具体多少钱他没说过。我与戴必元是朋友关系，他雇我，委托我在现场负责，以总产值的5%作为我的报酬。正负零以下由张马元带人施工。张马元所做的工作量，在结算单上有显示，结算单在张马元手上。工程量结算单上有我签字是代表戴必元。北京城建公司工程款汇到三个公司的账户上，有建湖八建、盐城城镇建设有限公司和盐城益源公司，总数不知道。戴必元与三个公司是挂靠关系，先挂靠在建湖八建，后转盐城城镇建设有限公司，后到盐城益源公司。盐城益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准德是戴必元的小舅子，实际上戴必元是法定代表人，李准德只是名义上的，设立公司的钱是戴必元出的。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我不知道。我是夹在中间，张马元逼着我，把我困在家里要钱；戴必元拿了钱不理不问。戴必元给我不到20万，由我付给张马元20万多，我还替戴必元多付了。502A工程签协议是戴必元委托我签的。开始是张马元干的，后来是戴必元自己干。对工程总造价704600元及预结算表没有意见。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1年8月27日，发包方中国航天机电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十三研究所（后依法更名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十三研究所）与承包方北京城建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城建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06年6月依法更名为现名称）签订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承包方承包建设发包方的502A实验室工程，工程总价为27082374元。此后，承包方北京城建公司在施工中又承建了发包方的室外工程-511冷冻站工程。上述工程已于2002年12月30日竣工验收，此后发包方向承包方结清了工程款。
2001年10月、11月，用工单位北京城建公司与包工单位”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承包定额用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及协议有双方单位盖章，戴必元在包工单位代表处签名。原审时，戴必元称”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系其自己起名并加盖印章，该建湖分公司未在工商机关登记注册，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未设立过建湖分公司。上述合同及协议约定：工程项目为502A实验楼结构工程，预算包价为90万元（以结算为准），施工期限为2001年10月19日起至2002年4月30日止；工程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进场人数为150人。2003年4月，盐城益源公司（原名称为盐城益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更名为现名称）向北京城建公司发出企业更名函，告知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现更名为盐城益源公司。
2001年10月，戴必元、周成华与张马元达成502A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协议书约定，由张马元负责组织人员施工，戴必元、周成华支付张马元劳务费。周成华、张马元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此后，张马元组织施工人员对约定的工程进行了施工劳务。2005年1月30日，周成华与张马元签订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约定：工程名称为502A工程，建筑单位为航天三院，施工单位为北京城建公司，总造价为704600元，分包为江苏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该分包工程预（结）算书包括分包工程预（结）算表三页，对工程项目、单位、数量、单位用工等项目进行列表，造价合计为704600元。由周成华经手共支付张马元工程劳务款20万元，尚欠工程劳务款504600元，张马元多次催要未果，故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盐城益源公司与戴必元均认可与北京城建公司结清了全部劳务款项共计90万元，该款最终由戴必元收取。
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于2002年3月更名为江苏省建工工程有限公司，又于2004年9月依法更名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江苏建工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戴必元用自己起名并不存在的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承包定额用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该行为应认定为戴必元的个人行为。盐城益源公司系由戴必元发起设立，在戴必元与北京城建公司履行合同中，该公司函告北京城建公司，建湖分公司更名为盐城益源公司，虽该公司并非由建湖分公司更名而来，但该公司已经实际加入到戴必元与北京城建公司所签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盐城益源公司承继了上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2001年10月戴必元作为包工单位代表并同周成华与张马元达成502A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协议，该协议应认定系戴必元与张马元之间达成的协议。随后，张马元依协议约定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劳务，2005年1月30日与周成华签订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约定工程劳务款共计704600元。此后，由周成华经手给付张马元工程劳务款20万元，戴必元尚欠张马元工程劳务款504600元。鉴于戴必元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承包定额用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系个人行为，后由盐城益源公司承继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后戴必元又非法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张马元，而戴必元最终从北京城建公司领取了劳务工程款90万元，故戴必元应与盐城益源公司连带承担给付张马元尚欠劳务工程款及相应利息。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主张张马元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城建公司已将劳务工程款付清给戴必元和盐城益源公司，故对张马元要求北京城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张马元要求周成华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作出（2009）丰民初字第09983号民事判决：一、戴必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马元工程劳务款五十万四千六百元，并自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工程劳务款付清日止；二、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张马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零六百四十一元，由戴必元、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三百五十元，由戴必元、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张马元）。
判决后，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不服，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张马元与周成华签订的协议及结算对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具有法律效力，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戴必元已与张马元结清了劳务费，原判认定欠款严重错误；盐城益源公司承继的是戴必元与北京城建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与张马元之间并不存在经济纠纷，也没有授权周成华与张马元签订任何协议，一审法院判决盐城益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张马元与周成华签订结算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常理，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张马元的诉讼请求。张马元、周成华、北京城建公司同意原判。
本院二审中，戴必元否认曾与张马元、周成华签订劳务协议书，但认可曾就诉争工程达成口头协议。张马元、周成华确认，自2001年年底至2004年，戴必元经周成华之手分批支付张马元劳务费20万元。戴必元称20万元系2002年张马元撤场时支付，但收条找不到了。张马元另提供有案外人董×签字确认的证明、《北京城建（集团）一公司分包工程预（结）算表》，用以证实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中704600元的真实性。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认可董×系戴必元当时派驻的技术人员，但认为董×仅有权确认施工范围，无法确认施工量及价款，704600元的计算没有依据，张马元的工程款早已结清。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戴必元、周成华与张马元于2001年10月达成502A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协议书，虽戴必元未签字确认，但张马元已进行了相应的施工行为，戴必元亦曾向张马元支付过劳务费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劳务协议书对戴必元具有法律效力，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系针对502A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协议书所涉工程的结算，虽无戴必元的签字确认，但有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周成华的确认，且该结算书的有关内容与戴必元当时派驻工地技术人员签字确认的分包工程预（结）算表可相互印证。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反驳依据为北京城建公司对工程量的核对与结算，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据此对抗张马元的主张，缺乏依据。我国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事实，最终确认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的法律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
至于盐城益源公司的连带责任问题，盐城益源公司承继了戴必元与北京城建公司之间就本案诉争工程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盐城益源公司就诉争工程款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于2011年4月20日作出（2011）二中民终字第51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告费3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641元，均由戴必元、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8846元，由戴必元、盐城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申请再审称：1、本案被告主体错误。北京城建公司于2001年10月30日与江苏建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江苏建工公司任命戴必元为建制队长，任命周成华为施工队长。江苏建工公司系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合同的承包主体，其应当为502A实验楼劳务项目的法定责任主体。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相当于江苏建工公司的内设机构，戴必元与江苏建工公司属于企业内部关系，应由江苏建工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原判决判令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承担支付劳务款义务，判决确定的义务主体错误。2、原判决判令支付的劳务款金额无事实依据。工程决算须双方企业指派有职业资格的人员以施工图、洽商变更、施工日记、现场实际施工工程量为依据而得出结算，并经双方企业盖章确认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2005年1月30日周成华与张马元签订的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符合建筑行业决算的法定规则及责权时效性。戴必元提供了2002年春节前停工时周成华派驻工地的预算员宋孝国提供的当时工程施工现状的工作量结算，并经过北京城建公司共同审核确认，2002年春节前北京城建公司正是依此实际完成工程量支付江苏建工公司15万元劳务费。此份预算文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显然高于周成华与张马元签订的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江苏建工公司也正是根据此份预算文件及未认可的部分零工，支付周成华、张马元劳务款20万元。北京城建公司与江苏建工公司之间劳务合同的总价才90万元，周成华与张马元签订的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对比此劳务总价，明显夸大虚假。原二审判决认定董×对张马元的结算价格予以确认与事实不符，董×2005年1月15日未见到张马元的劳务结算表，而在单独的一页纸上签署了一份当时张马元班组施工范围的证明。周成华与张马元编造的结算时间是2005年1月30日，董×证明与周成华签署的结算表无关联。对于张马元劳务款总额，只要委托审计鉴定即可明朗，原审时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提出过鉴定要求，但法院未予理睬，申请再审前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亦想主动请权威机构鉴定，但担心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徒增鉴定成本，建议再审时请法院指定鉴定机构鉴定。故请求再审依法改判。
张马元、北京城建公司、周成华均同意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另查，本案系张马元于2007年起诉的案件。张马元最初起诉要求北京城建公司、江苏建工公司、戴必元、周成华连带给付工程款504600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9日作出（2007）丰民初字第03616号民事判决：一、江苏建工公司给付张马元工程劳务款五十万四千六百元，并自二00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工程劳务款付清日止。二、北京城建公司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张马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此后，北京城建公司、江苏建工公司、戴必元均提出上诉。其中，戴必元上诉称：一审对本案工程承包主体认定错误。戴必元于2001年初打算承揽本案工程，但苦于没有法人资质，无法直接在京承接工程。因江苏建工公司在北京具有较好声誉，竞争力较强，故戴必元与江苏建工公司协商欲挂靠在其名下，但最终因江苏建工公司不同意未果。此间，为争取获得本案工程，戴必元以”江苏省建设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公司建湖分公司”的名义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承包定额用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承接了此项工程并实际施工。戴必元随后于2003年4月组建了具有法人资质的盐城益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向北京城建公司发函表示承受建湖分公司对本案工程的权利、义务。该过程证明与北京城建公司、张马元建立劳务发承包关系的是盐城益源公司，故一审法院对江苏建工公司系本案工程承包方的事实认定是错误认定。本院经审理于2008年12月15日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1525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7）丰民初字第03616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重审。
重审期间，戴必元辩称：北京城建公司与戴必元存在合同关系，江苏建工公司既非本案工程的签约主体，亦非实际履行主体，并非本案工程的承包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此后，张马元撤回对江苏建工公司的起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追加盐城益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
再审期间，戴必元否认自己为本案工程的劳务承包主体，又称：江苏建工公司系本案工程的劳务承包主体，江苏建工公司于2001年10月30日与北京城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后，指派施工队长周成华负责施工，周成华经人介绍找张马元协助组织工人施工，施工到2002年1月9日，因施工质量问题江苏建工公司免除周成华施工队长职务，另指派戴必元负责施工；2002年4月，戴必元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在戴必元的要求下2002年4月22日江苏建工公司与北京城建公司再次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关于戴必元、周成华、张马元之间的关系，张马元认为戴必元与周成华系合伙关系，二人合伙将本案劳务工程发包给张马元施工。周成华在原二审期间称其与戴必元是朋友，开始是让周成华干工程，周成华找到张马元，征得戴必元的同意。原一、二审期间，经多次询问，戴必元均称其经周成华介绍与张马元达成劳务合同关系并支付给张马元劳务款20万元，在此过程中周成华只是中间介绍人。再审期间，戴必元否认自己与张马元存在合同关系，称系周成华找张马元进场施工，戴必元系在周成华被江苏建工公司免职后才接手本案工程。
再查，原审期间张马元提交2005年1月25日、2005年2月3日、2005年2月21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江苏省驻京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江苏省盐城市信访局出具的信访转办单，用以证明因本案欠款问题其曾向有关部门进行信访。再审期间，周成华称因张马元信访，有关部门找周成华、戴必元协商解决欠款问题，周成华请示戴必元如何处理，戴必元表示让周成华自己处理；后周成华找到戴必元的本案工程负责人董×，在董×确认张马元的工程量后，周成华于2005年1月30日与张马元签署了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再审中，戴必元否认其曾去有关部门与张马元协商解决欠款问题，亦否认其授权周成华签署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
又查，2005年1月15日董×书写《证明》，内容为：”1、502A厂房1-7轴地梁以下张马元队施工；2、防微振基础张马元施工（1-7轴）；3、地梁以下回填土张马元施工。证明人：董×。”再审时，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提供证人董×出庭作证，董×称其系戴必元在工地的现场负责人，2005年1月周成华找董×证明张马元的工程量，董×签字后将情况告诉戴必元，戴必元说有董×签字他认账。
原审期间，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未申请就张马元劳务款数额进行鉴定。再审中，经询问，盐城益源公司、戴必元表示不申请鉴定。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承包定额用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盐城益源公司企业更名函、502A实验楼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协议书、建安分包工程预（结）算书、北京城建（集团）一公司分包工程预（结）算表、信访转办单、证明、证人证言、本案历次诉讼开庭笔录及谈话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再审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诉讼已历时七年，关于戴必元与江苏建工公司之间和戴必元与周成华、张马元之间的事实关系，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反复发生变化，其行为对法院查明事实造成妨碍，对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造成干扰，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应承担其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
再审中，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认为不应由其承担法律责任，而应由江苏建工公司或周成华承担责任。然而，原审时戴必元自认其个人向北京城建公司承包本案劳务工程后，经周成华介绍与张马元达成劳务合同关系，交由张马元组织施工并向张马元支付劳务款。戴必元行为的实质系自愿处分实体权利，要求承担本案法律责任。原审依据戴必元自愿作出的诉讼行为以及盐城益源公司确认与戴必元系挂靠关系的事实，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处理并无不妥。
关于本案劳务款数额问题，张马元与劳务协议书中的另一方当事人周成华于2005年1月30日签署结算书，该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再审中，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虽就劳务款结算数额提出异议，但表示不申请进行鉴定，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关于要求按照其与北京城建公司认可的劳务款数额进行结算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在综合考虑本案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主张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原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戴必元、盐城益源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518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盈
代理审判员 江慕南
代理审判员 陈捷鹰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陶枳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