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3民终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大坤，男，195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成西，男，196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安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向亮，广东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锦元，广东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秀君，男，196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静，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因与被上诉人林秀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5303民初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大坤、洪成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7）粤5303民初16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案件的实际事实经过是：2016年1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共同与陈源合作开采矿产资源的投资事宜，被上诉人自愿出资130,000元，并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交付130,000元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交付的130,000元需要书面凭据，上诉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遂在被上诉人书写的《借条》上签字确认。2016年1月29日、1月30日，上诉人将包括被上诉人的130,000元在内的130,000元投资款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至陈源指定的账户（即陈妙贵的个人账户）。2016年2月2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与陈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共300,000元。《合作协议》签订后，《借条》仍由被上诉人收执。2016年3月15日，上诉人出于投资安全考虑，要求陈源以书面形式确认收到300,000元的投资款。2017年1月3日，被上诉人根据收执的《借条》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诉称的130,000元借款是投资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投资引起的债权纠纷，而非民间借贷引起的债权纠纷。其一，上诉人缺乏借款意图，款项去向明确，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决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的规定，综合本案证据，上诉人缺乏借款意图，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130,000元款项去向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合作协议》，是合作投资关系。本案《借条》虽由被上诉人书写，但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借款的具体用途也没有明确。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130,000元后，没有支取作其他用途，随即通过转账形式支付300,000元给陈源。此时，上诉人支付给陈源的300,000元的法律关系已经明确；2016年2月29日，上诉人、被上诉人与陈源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且陈源于同年3月15日书面正式确认300,000元为投资款后，即可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合作投资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之一，有履行出资的义务，在签订《合作协议》之后，没有向上诉人、陈源支付任何款项，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二，综合本案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作投资关系的证据确实、充分，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合伙投资引起的债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是错误的：1.《借条》仅为债权凭据，《银行交易明细单》只能证明实际交付了款项；2.上诉人的《个人明细对账单》证明130,000元款项全部支付给陈源，去向明确；3.《合作协议》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与陈源共同签订的投资合同，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合伙投资关系；4.陈源出具的《证明》书面确认了300,000元为投资款，并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证明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综上，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林秀君在法定的二审答辩期限内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林秀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洪大坤、洪成西向林秀君归还借款本金130,000元；二、判决洪大坤、洪成西从2016年1月27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以13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给林秀君（暂计至2016年12月26日为21,7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洪大坤、洪成西向林秀君借款130,000元，并出具一份《借条》给林秀君收执，《借条》载明：“今借到林秀君现金壹拾叁万元正。130,000元”。洪大坤、洪成西在借款人处签名确认。林秀君以转账的方式将借款130,000元转账到洪大坤的账户。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林秀君催收无果后，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洪大坤、洪成西履行还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洪大坤、洪成西欠林秀君借款130,000元，有其所立下的《借条》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认定。故林秀君要求洪大坤、洪成西归还借款130,000元，理据充分，应予以支持。洪大坤、洪成西认为是与林秀君之间系合伙关系，所收到的130,000元不是借款，而是合伙投资款，但洪大坤、洪成西又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属于合伙投资款。故对洪大坤、洪成西称《借条》所述的130,000元属于合伙投资款的意见，应不予采纳。关于林秀君主张要求洪大坤、洪成西支付从2016年1月27日起至还清欠款日止以13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属不定期无息借款。林秀君通过诉讼方式向洪大坤、洪成西主张还款，洪大坤、洪成西应以130,0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2017年1月3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给林秀君。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洪大坤、洪成西欠林秀君借款130,000元及以此为本金从起诉之日（2017年1月3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的利息，限洪大坤、洪成西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付清给林秀君；二、驳回林秀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34元，由洪大坤、洪成西负担。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主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林秀君据2016年1月27日所立《借条》，而于当日转账支付给上诉人洪大坤的130,000元，在性质上究竟系出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而产生争议。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一份由洪大坤、洪成西、林秀君三方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该协议载明三方合伙开采生产销售信宜市新堡镇清水村委山头的陶矿，并约定各合伙人出资为洪大坤和林秀君各出资150,000元，洪成西以技术和人脉资源作出资，三方对合伙利润和债务均占三分之一。上诉人据此主张本案讼争的130,000元，在性质上与上述协议所约定的出资款项均为合伙出资款而非借款。被上诉人林秀君质证时，对上述《合伙投资协议》的真实性和其据此实际出资15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此证据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没有关联性。
而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为支持其提出的本案讼争的130,000元属合伙出资款的性质事实，而举示了如下书面证据材料：1.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29日、由甲方陈源与乙方洪大坤、林秀君、洪成西签订《合作协议》，载明乙方三人出资300,000元，取得日后成立的公司25%股份，拟为此成立公司并在罗定市黄豆坪村委会承包取陶土事宜。2.账号为62×××12、户名为“洪大坤”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2016年1月27日，林秀君通过其在农业银行开立的62×××19账户转账支付13万元至洪大坤开立的该账户；同年1月29日、30日，洪大坤通过其该账户，先后分两笔支付了200,000元和100,000元共300,000元至陈妙贵开立的62×××11账户。3.2016年2月29日由甲方陈源与乙方洪大坤、林秀君、洪成西签订的《合作协议》，载明乙方三人出资300,000元，取得日后成立的公司25%股份，拟为此成立公司并在罗定市黄豆坪村委会承包取陶土事宜。4.2016年3月15日，陈妙贵作为收款人开立的《收条》，载明“兹收到洪大坤人民币共叁拾万元，用于办理金顺矿业有限公司立项手续费用。”在该《收条》签名及日期落款下方，陈妙贵又书写有“2017年6月30日前，未办妥完善立项手续，将原款退还”字样并签名。5.2017年1月12日由陈源出具的《证明》，载明：“陈妙贵收到洪大坤的叁拾万元是我与洪大坤、林秀君、洪成西于2016年2月29日《合作协议》项目的投资款。”6.2017年1月14日由陈妙贵出具的《证明》，载明：“我收到洪大坤的叁拾万元是用于陈源与洪大坤、林秀君、洪成西合作投资项目的。”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其与上诉人和陈源签订《合作协议》属实，但本案《借条》订立早于《合作协议》，两者反映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故上述证据不足以支持上诉人的事实主张。
本院评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林秀君起诉主张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向其借款130,000元，举示了抬头标明为“借条”字样，并由两上诉人作为借款人签名、载有“今借到林秀君……130,000元”内容的《借条》，且其举示的银行转账单，也载明被上诉人于立《借条》当日转账支付了130,000元至洪大坤开立的银行账户，两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没有异议。因此，被上诉人已经据《民诉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完成了其提出的借款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反驳认为上述130,000元并非借款法律关系，而主张属当事人三方合伙事务中林秀君的出资款，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举示足以证明本案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反驳证据。
根据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举示的上述反驳证据及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评判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虽然可以证明本案当事人合伙作为一方当事人与案外人陈源签订了《合作协议》，上诉人及案外人陈源也承认由洪大坤转账支付了300,000元给陈源以作为该协议中的出资款，但是，现有证据仍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条》所涉130,000元应作为林秀君的合伙出资款：其一，《借条》所涉款项立据和实际出借时间在《合作协议》和洪大坤转账支付300,000元给陈源（由陈妙贵代收）之前，在《借条》无论从抬头标题到内容以至落款人身份注明为“借款人”的情况下，《借条》已经明确反映当事人双方确立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性质，若在后发生的、由洪大坤转账支付给陈源的300,000元以及《合作协议》所载应由本案三当事人出资的300,000元，应包括《借条》所涉的130,000元，上诉人对于该130,000元借款已转化为被上诉人林秀君的合伙出资款的事实，应举示已获得林秀君本人同意的证据或者其他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但上诉人在本案中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其事实主张；其二，对于上诉人所称因在《借条》上签名匆忙而没有注意到该凭据所载内容属借条性质，本院评判认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应当对自己从事的民事行为负责；从《借条》的抬头标题、内容及落款人身份注明等内容看，多处均清楚地表明了《借条》反映的借款性质，而且，俩上诉人是先后签名，《借条》内容也较为短小，上诉人足以清晰知道其一旦在借款人处签名，当事人双方确立的将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以此作辩解，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其三，至于被上诉人作为《投资协议》中合同乙方的一员，是否履行了应由乙方负责的出资义务中其自身的出资义务，属另一法律关系处理的范畴，应由相关当事人另循合法途径处理。因此，上诉人在《借条》及转账事实所载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在前确立的情况下，主张在后发生的《合作协议》所涉合伙关系为《借条》的基础法律关系，依据不足，本院对其反驳事实主张依法不予采信。
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上诉主张本案讼争的130,000元，属于被上诉人林秀君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所履行的合伙出资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据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纠纷正确。被上诉人林秀君举示的证明足以支持其起诉提出的借款事实主张；一审法院依法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恰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3,334元，由上诉人洪大坤、洪成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启波
审判员 彭国荣
审判员 李开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黄靖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