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闽01行终42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福新路315号。法定代表人游易楚，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业业、谢萍萍，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新城商务办公中心区1号楼6、7层。法定代表人王命瑞，局长。一审第三人吴琪，女，199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安县。上诉人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福州市人社局）、一审第三人吴琪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仓山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4行初37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第三人吴琪为死者刘某之女，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刘某在原告承建的文山洲岛102、103电台新址项目工地从事苗圃绿化养护工作，并在原告提供的活动板房内居住生活，2014年7月4日，刘某因周身疼痛就诊于闽侯县卫生所。同年7月10日，刘某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于7月29日在医院死亡，经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死亡医学证明致死主要疾病诊断为：I(a)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循环衰竭；(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多器官衰竭；(c)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恙虫病。”第三人吴琪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榕侯劳险伤(决)字[2014]2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吴琪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闽人社复决字[2015]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榕侯劳险伤(决)字[2014]2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的闽人社复决字[2015]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鼓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6）闽01行中终字15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行政判决于2016年5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6月3日，第三人一方向被告提交了（2016）闽01行终157号行政判决的生效证明，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作出榕侯劳险伤(举)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刘某被恙虫叮咬的死亡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并提交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教材《××学》第8版部分内容材料。2016年6月27日，被告作出榕人社伤险(决)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已合法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仍不服，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福州市人社局作为福州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权，故被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合法的权力来源。根据国家教材《××学》可知，“恙虫病在南方省区多发生于夏秋季，见于5-11月，以6-8月为高峰。潜伏期为4-20天，常为10-14天，从事野外劳动、较多接触丛林杂草的青壮年因暴露机会多而发病率较高。”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刘某在原告承建的文山洲岛102、103电台新址项目工地从事苗圃绿化养护工作，并在原告提供的活动板房内居住生活，根据证人鲜某、赵某的证明，有听到刘某于2014年6月25日被虫叮咬，其丈夫为其抓挠。而刘某发病时间距离刘某被虫咬时间相距10天左右，属于恙虫病潜伏期，与《××学》记载的恙虫病的潜伏期为10-14天能够相符。2014年7月4日，刘某因周身疼痛就诊于闽侯县卫生所。同年7月10日，刘某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经过载明患者以“反复发热9天，气促1天”为主诉入院，刘某于7月29日在医院死亡，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中诊断情况之一为“恙虫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为：“I(a)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循环衰竭；(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多器官衰竭；(c)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恙虫病。刘某系死于循环衰竭、多器官衰竭、恙虫病。恙虫病在叮咬后有一定的潜伏期，发病的时间因个体体质的差异有所不同，刘某虽然是在离开工地4天后才发病，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其非感染恙虫病致死，原告关于刘某非因感染恙虫病而死亡的主张，无相关事实依据及证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关于刘某未经尸检，死亡原因并非因恙虫病的起诉理由与医疗机构出具的《疾病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符，其理由不予采纳。刘某的工作内容、作业环境与草丛频繁接触，其接触恙虫机率很大，因此，刘某感染恙虫病与其工作时被恙虫叮咬并感染存在高度盖然性，而被恙虫叮咬后所受到的伤害并非属于职业病范畴，应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事故伤害的范畴，因此被告作出的榕人社伤险(决)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无不当，至于原告关于刘某未经职业病诊断不能认定为工伤的起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此外，《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适用于企业职工伤亡统计工作，原告以恙虫病不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中的“事故”范畴，故不应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在程序上，被告在收到法院的生效判决后，重新向原告发出了举证通知书，并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榕人社伤险(决)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依法进行了送达，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被告作出的榕人社伤险(决)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建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104行初379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福州市人社局作出的榕人社伤险(决)字［2016］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死者刘某的死亡原因未经病理诊断和司法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死于恙虫病。所谓病理诊断是指通过活体检查，脱落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以及尸体剖解，为临床提供明确的病理诊断意见，确定疾病的性质，查明死亡原因。因为病理诊断报告不是影像学的描述，而是明确的疾病名称，临床医师主要根据病理报告决定治疗原则，估计预后以及解释临床症状和明确死亡原因。病理诊断在所有诊断手段中处于核心作用，其结论具有权威性。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未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病理诊断，而是医生的个人临床治疗经验诊断刘某可能感染恙虫病。家属也未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实体解剖或司法鉴定。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和《出院小结》不能作为刘某死亡原因的结论意见。因此，导致刘某死亡的疾病性质和刘某的死亡原因都没有明确的，权威的诊断意见。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在未对死者进行司法鉴定或尸体解剖等病理诊断，亦未查清死亡原因和相关事实的情形下，仅凭一份《死亡医学证明书》就武断作出刘某死于恙虫病的认定结论，完全错误。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如果是被恙虫叮咬导致死亡，若未经职业病诊断和鉴定得以确认，是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1、职工被恙虫叮咬导致死亡不属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中的工伤事故伤害。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的规定及《工伤保险条例》的基本精神，工伤事故应该是指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即职工在本岗位工作，或虽不在本岗位工作，但由于其所在单位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管理不善，以及本单位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从事工作时，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其本质特征是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害和急性中毒事故。根据损伤原因划分，工伤事故类型可分为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冒顶片帮、透水、放炮、火药爆炸，瓦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他爆炸，中毒，窒息以及其他伤害。根据以上分类可知，因有了人的活动或参与，或是不尽职，而导致事故发生，同时也说明自然灾害或是意外事件引起的是事件而非事故。职工患恙虫病死亡，病因是病菌感染，属于疾病的范畴，即属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的范畴，是因自然原因引起的疾病，没有人为的因素，不能划入事故范畴，同时恙虫病亦不能归入《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中的任何一种类别，也可说明恙虫病不属于事故。因此，职工被恙虫叮咬导致死亡的事件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类型，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事故的情形。2、职工如果是被恙虫叮咬导致死亡的，应先进行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经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可以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可以认定为职业病。职工因在工作中接触恙虫、感染恙虫病，之后进一步引发自身各种器官性疾病、多器官衰竭、循环衰竭后死亡，这种始于有毒物质的接触后引起自身疾病导致死亡的情形，若认定为工伤，应先进行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因此，职工因恙虫叮咬导致死亡的事件，应当先进行职业病诊断和鉴定。三、退一万步说，即使刘某系死于恙虫病，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刘某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被恙虫叮咬。1、关于恙虫病的潜伏期目前没有统一的、明确的结论。关于恙虫病的潜伏期，目前在医学界没有明确和统一的观点，学术界对此也是说法不一，从1-60天观点均有。百度百科虽常有介绍科普知识，但因相关词条编写的随意性，不具有权威性。因此，学术观点和百度百科不能作为本案的审查依据。刘某家属也未提交明确的、权威的鉴定意见和尸检报告，不能确认造成刘某死亡的原因系恙虫病，甚至连恙虫叮咬的部位也未能明确，当然更不可能确认恙虫病在刘某体内的潜伏时间。因此，在未明确刘某死因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仅凭学术观点主观臆断刘某因2014年6月25日被恙虫叮咬导致死亡的结论，是错误的。2、根据一审判决所引用的《××学》一书，恙虫病极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3、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被恙虫叮咬。刘某于2014年6月30日中午离开文山洲岛102、103电台新址项目部。当时与刘某夫妇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几位工友都证实：刘某在离开工地之前，从未提起6月25日在工地被虫叮咬一事，而且其身体状态一直良好，没有发现任何不适。2014年7月4日刘某离开原告公司4天后，才第一次出现发热症状，第一次到诊所就诊，在此之前，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刘某于2014年7月29日10时37分死亡。恙虫病为啮齿类动物所携带的病菌感染引发，说明刘某应在生前有接触啮齿类动物史。而刘某从事花草养护工作，是动态工作，啮齿类动物在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一般不会出现，且至今为止，文山洲岛尚未有人因感染恙虫病而死亡的记录。以上事实说明，刘某系离开原告工作岗位四天之后才发病的，在离开上诉人公司近一个月后才死亡，可见刘某既非在工作时间亦非在工作场所内受到恙虫叮咬伤害的。4、两位证人鲜某和赵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刘某在2014年6月25日系被恙虫叮咬。刘某家属提供的两位证人鲜某和赵某，都是刘某的四川籍老乡，该二人平时的巡逻路线不可能在刘某夫妇的工作场所碰面。另外，刘某是女的，她老公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为她抓背，又怎么可能被这两个证人看到。如果只是在公开场合隔着衣服抓背，那么这两个证人的证言就不能证明他们是亲眼看见了刘某老公为她抓背，更不能证明刘某是被恙虫或者什么虫叮咬。即使2014年6月25日上午，该二人恰巧在刘某夫妇的工作场所听到刘某说他老公为其抓背，并听见刘某说腰杆被虫咬。这种非亲眼所见的证言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也不能确认当时刘某就是被恙虫叮咬，有可能只是普通的蚂蚁、蚊子等小虫。根据法律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证人可能作虚伪陈述，也可能由于感受、记忆、表达等方面的原因而使证言失实，尤其是本案中的两位证人，只是转述了从别处听到的情况，因此对该两位证人的证言更是应认真进行审查。但是，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却都没有对这两位证人的证言进行查证、审查，就武断认定该两位证人足以证明刘某被虫叮咬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临床症状，感染恙虫病的特征性体征是被恙虫叮咬的部位会形成焦痂。根据鲜某和赵某两位证人的证言，若刘某是腰杆被恙虫叮咬，则腰部将形成焦痂。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在刘某“出院小结”的入院查体中对其腹、背部均有查体检查，但并未在刘某的腰部发现焦痂，仅发现“左侧腋窝可触及数个淋巴结”。可见，两位证人要么当时压根就没有听到或看到刘某的老公为其抓背，要么当时所听到的刘某说叮咬她腰杆的小虫子只是普通的小虫子，根本不存在什么恙虫。四、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与本案的情形不符，不具有类比和参考价值。被上诉人省人社厅参考该判决书做出复议决定书，是错误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成文法作为人们遵守的规范是稳定的，只有稳定的法律，人们才能根据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法律保持一致，否则，社会将陷入混乱，也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因此，其他法院的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审判依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厦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中的职工沈春兰在病发前一直在花场工作，从未离开过花场，在东坪山花场工作后下来的当日就身体不舒服，反复高烧，一直持续三日，直至送医治疗并诊断为恙虫病。沈春兰受害身亡与工作时间、地点被恙虫叮咬的紧密性联系很强，存在较高的可能性。而在本案中，刘某的几位工友都可证明刘某在离开工地之前，身体状况一直良好，从未出现不适，其是在离开工地整整4天之后，才首次出现发热等症状。因此，刘某的死亡与工作联系的紧密性恨弱，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被恙虫叮咬后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不大，不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证明标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刘某的死亡事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应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被上诉人福州市人社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一审第三人吴琪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提交本院并经一审庭审开庭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刘某是否属于感染恙虫病死亡及其死亡能否认定为工伤。根据国家高等学校教材《××学》可知，“恙虫病在南方省区多发生于夏秋季，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多发，见于5~11月，以6~8月为高峰。潜伏期为4~20天，常为10~14天，从事野外劳动、较多接触丛林杂草的青壮年因暴露机会多而发病率较高。”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刘某在上诉人承建的文山洲岛102、103电台新址项目工地从事苗圃绿化养护工作，并在上诉人提供的活动板房内居住生活，根据证人鲜某、赵某的证明，有听到刘某于2014年6月25日被虫叮咬，其丈夫为其抓挠。而刘某发病时间距离刘某被虫咬时间相距10天左右，属于恙虫病潜伏期，与《××学》记载的恙虫病的常见潜伏期10~14天能够相符。2014年7月4日，刘某因周身疼痛就诊于闽侯县卫生所。同年7月10日，刘某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经过载明患者以“反复发热9天，气促1天”为主诉入院，刘某于7月29日在医院死亡，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中诊断情况之一为“恙虫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致死的主要疾病诊断为：“I(a)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循环衰竭；(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多器官衰竭；(c)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恙虫病。刘某系死于循环衰竭、多器官衰竭、恙虫病。恙虫病在叮咬后有一定的潜伏期，发病的时间因个体体质的差异有所不同，刘某虽然是在离开工地4天后才发病，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其非感染恙虫病致死，上诉人关于刘某死亡原因未经病理诊断和司法鉴定，无法证明刘某因感染恙虫病而死亡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刘某的工作内容、作业环境与草丛频繁接触，其接触恙虫机率很大，因此，刘某感染恙虫病与其工作时被恙虫叮咬并感染存在高度盖然性，而被恙虫叮咬后所受到的伤害并非属于职业病范畴，应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事故伤害的范畴，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榕人社伤险(决)字［2014］28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关于刘某死亡未经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确认不能认定为工伤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福州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福州建工（集团）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学凯审 判 员 王小倩审 判 员 徐 晶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俊杰书 记 员 陈佳怡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