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商城北路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正方，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旭初，诸暨市暨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琎，诸暨市暨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桂莲，女，196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百年，诸暨市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桂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9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思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致判决错误。一、上诉人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1.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证据系兆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丰公司）的两份销售清单，一份销售清单收货人签字系刘正方，一份收货人签字为董某。一审中，刘正方认为购货单位为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永公司），而上诉人又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过买卖业务关系，那么，本案合同相对方应当是衡永公司或行为人刘正方或董某，而不应认定是上诉人。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纳税申报表证明，在2016年4月底前上诉人一直没有经营销售及外加工，而衡永公司与被上诉人（兆丰公司）有长达两年的业务往来，在衡永公司的应付款账单也反映出尚欠兆丰公司棉纱款的事实。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销售清单编号看，被上诉人尚有30多份销售清单尚未提供，被上诉人仅以两张涂改后的销售清单起诉上诉人，而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在起诉状中所表述的“被告与原告之间一直存在袜子原材料购销业务关系”的事实及销售单上涂改添加的累欠总额的关联性，其证据明显不足。二、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依据的兆丰公司二份销售清单中被上诉人只是联系人，虽然其在一审中提供了兆丰公司的证明，但该证明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或证明出具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明的形式要件和证据的三性原则，因此，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实际上是兆丰公司与衡永公司。本案应由衡永公司承担支付货款责任，如果衡永公司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表明没有与兆丰公司或被上诉人发生过买卖业务关系和欠款事实，则本案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行为人刘正方和董某来负担。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情况下，既没有责令被上诉人补充证据，也没有追加本案第三人兆丰公司、董某及谭爱华等人释明情况，仅凭主观臆断，作出错误判决。
戴桂莲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是否是合同相对人的问题。1.刘正方作为思亿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销售清单上签字的行为是法人的行为。更何况：（1）销售单上写明“共计欠款”，签字是对当日及前面货款的确认；（2）在收货人签名处“说明：客户签字码单属有效欠款凭证”，签字人应当明知；（3）刘正方2016年4月3日支付被上诉人3万元是对前面货款的确认，是代表思亿公司支付货款。2.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只能向思亿公司追偿货款。二、关于上诉人多次提交的无纳税报表问题。1.有纳税一定有销售，但无纳税不一定没有销售，在诸暨袜业行业，一般的内销产品都不会开发票，自然不用纳税，但这不代表没有销售发生。2.袜子生产有一个3-5个月的周期（这是行业常规），上诉人需提供完整的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的全部纳税报表，这比较客观。3.上诉人称4月份之前没有销售，与（2017）浙0681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矛盾。三、销售清单是最直接最客观的证据，合同结束，当事人最后几张有累计金额的销售凭证相当于现实的对账单。四、上诉人质疑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纯是无稽之谈，双方当事人均明知，今递上兆丰公司有法人签字、公司盖章的证明来说明主体适格。五、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九个加工户的案件中判决认定衡永公司与思亿公司人格混同，需对所有加工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结合本案，不管刘正方签字是代表思亿公司还是衡永公司，由于两家公司人格混同，被上诉人均有权要求思亿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桂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思亿公司支付原料款4276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审理中，戴桂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思亿公司支付原料款4679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7日，刘正方在印有“兆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字样的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今日欠款1750元”、“共欠货款大写金额伍拾肆万陆仟伍佰贰拾叁元整￥：546523”。戴桂莲将该销售清单上的购货单位由“衡永”涂改为“刘正方”。同年3月31日，董某在同一种类的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今日欠款1400元”、“共欠货款547923元大写金额伍拾肆万柒仟玖佰贰拾叁元整￥：547923”。该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购货单位为“刘正方”。该两份销售清单的下方，均印有戴桂莲的手机号码和名字。2016年4月3日，刘正方通过银行转账向戴桂莲支付30000元；同年5月23日，谭爱华通过银行转账向戴桂莲支付50000元。
另查明，思亿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成立，刘正方和董某为股东，其中刘正方亦为法定代表人；该两人同时也曾系衡永公司的股东，与衡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签订过一份《衡永针纺有限公司退股内部协议》，约定三人对两家公司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谭爱华兼任思亿公司和衡永公司的财务人员。思亿公司和衡永公司因存在组织机构混同、财产混同和业务混同等情形，构成“人格混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即买卖关系的出卖方是兆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还是戴桂莲？确认欠款的两份销售清单虽均印有“兆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字样，但该清单的下方注明了戴桂莲的手机号码和名字，且戴桂莲为销售清单的实际持有人，能够印证兆丰（杭州）纺织品有限公司在其出具的证明中所陈述的本案买卖关系为戴桂莲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公司无关的事实。结合刘正方和谭爱华向戴桂莲个人支付货款的行为，该院认定戴桂莲系实际的出卖方，其原告主体适格。
二、思亿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尚欠货款之责？思亿公司辩称，刘正方和董某是作为衡永公司的员工在销售清单上签字，实际买受人为衡永公司，而非思亿公司。在该院作出的（2017）浙0681民初7429号等九个加工合同纠纷系列案件的判决中，该院认定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为“人格混同”的关联企业，对外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无论是否系戴桂莲擅自将2016年3月27日销售清单上的购货单位由“衡永”涂改为“刘正方”，也无论刘正方和董某签收货物和确认欠款的行为是代表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戴桂莲均有权要求思亿公司或衡永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之责。现戴桂莲向思亿公司提出支付尚欠货款467923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之诉请，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之间的纠纷，双方可另行处理。思亿公司另辩称，刘正方和董某在销售清单上签字时，只有斜杠上方的内容，他们仅对当日货款金额的确认，斜杠下方的总欠货款金额均为戴桂莲事后添加。按照交易习惯，签收人刘正方和董某应持有该销售清单的客户联，但其未予提供以证实上述辩称事实，故该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
思亿公司应支付戴桂莲货款467923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14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10234元，由思亿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思亿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衡永公司对账单四页，来自衡永公司财务，拟证明衡永公司财务记账是以兆丰公司为交易对方记账，本案的原告应是兆丰公司，被告应是衡永公司。证据2.思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正方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衡永公司将财务凭证收藏起来，故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应送货单的客户联。证据3.2015年、2016年思亿公司纳税申报表四页，拟证明思亿公司2016年4月底之前没有发生任何业务。证据4.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董某陈述，其曾是衡永公司股东，2015年与衡永公司写了退股协议后不再是该公司股东，但仍是衡永公司职员，2016年8月衡永公司从商城北路508号搬到群贤中路1号后就不在衡永公司工作。证人从2015年思亿公司注册后成为思亿公司股东。2016年3月31日，证人以衡永公司职员身份到戴桂莲门市部签收了一份销售清单，拿了1400元的原料，签字时清单上的内容只有“今日欠1400元”，横杠线下面的字是没有的。思亿公司2016年5月以后开始经营业务。被上诉人戴桂莲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上诉人只提供了2015年12月、2016年4月两份纳税证明，显示该两个月没有纳税，但不能证明没有销售；对证据4，证人陈述的销售清单横杠线下签字时无内容以及证人系代表衡永公司签收不是事实。
被上诉人戴桂莲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兆丰公司2018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印章下面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戚建伟的签名，拟证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真实合法。上诉人思亿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否为兆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
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1、2，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二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3、4，其内容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亦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可分为下列两点：一、戴桂莲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思亿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
一、关于戴桂莲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戴桂莲实际持有二份涉案销售清单，销售清单下方印有戴桂莲的门市部地址和联系电话，刘正方和谭爱华向戴桂莲个人支付货款，上述事实证实戴桂莲系讼争交易出卖方，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思亿公司主张案涉交易出卖方为兆丰公司，戴桂莲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该主张成立，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二、关于思亿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思亿公司上诉认为刘正方、董某系以衡永公司员工身份代表衡永公司签收，故本案应由衡永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思亿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即使思亿公司主张的刘正方、董某系代表衡永公司签收的事实成立，思亿公司亦应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在（2018）浙06民终743-751号张学良等九人与思亿公司、衡永公司、刘正方、董某加工合同纠纷九案中，已认定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人格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指导性案例，思亿公司应对衡永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戴桂莲起诉要求思亿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支持，与思亿公司对债权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不相悖。至于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间的责任划分，系两公司间内部事务，不影响本案处理，两公司间可另案解决。思亿公司另主张本案应由刘正方、董某个人承担付款责任，与刘正方、董某所陈述的身份以及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人格混同等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责任承担明确，思亿公司提出的本案应追加兆丰公司、董某为第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思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14元，由上诉人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