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2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志成，男，1952年6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钱卫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中伟，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泛海公益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3幢25层C08。
负责人卢晓云，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利军，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志成因与被上诉人泛海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泛海基金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0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周晓莉、牟田田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成的委托代理人钱卫清、王中伟，被上诉人泛海公益基金会的委托代理人夏惠民、王利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成在一审中起诉称，王志成是民间文物的收藏爱好者，2012年9月，王志成朋友王映球向王志成介绍说泛海基金会因筹建社会公益性的博物馆，正在收集民间有价值的藏品和展品，在泛海基金会参观了王志成收藏的藏品后，王志成、泛海基金会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了《合同书》，《合同书》约定：王志成将持有的全部文化物品分类登记造册，并以专用包装箱进行分类保管运输，根据泛海基金会指定的地点存放，双方指派专人进行共同管理，共同组织国际国内专家进行分类鉴定。具体细节安排为：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泛海基金会支付王志成1500万元，王志成在收到1500万元后将藏品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文化物品运至泛海基金会指定的保管场地，双方共同登记、管理，组织相关国际国内专家对此进行鉴定。专家鉴定该部分物品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的，泛海基金会在鉴定结果出具后3日内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在专家对部分物品出具鉴定意见后，王志成应按泛海基金会通知启运其全部物品至泛海基金会指定的保管场地并共同进行照相登记保管，共同组织专家鉴定。在全部物品经专家鉴定出具鉴定意见后，根据鉴定结果，若其中大部分物品具有收藏价值，经泛海基金会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认定可用于博物馆收藏和具有社会展示的价值，泛海基金会同意向王志成�付其多年发生的收藏和收集全部物品所发生的成本并给与部分经济补偿，总额不超过10亿元（包括泛海基金会先期支付的3500万元）。如果一方没有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则视为其违约，违约方须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外，还应向对方支付3500万元的10%作为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在泛海基金会支付了首笔1500万元后，王志成按照约定将先期准备进行鉴定的藏品755件，运至了泛海基金会指定的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路18号光彩国际会所一层和二层的房间内保管。按照约定，双方应当共同组织专家对上述藏品进行鉴定，但泛海基金会却迟迟不安排鉴定工作。在王志成反复催促下，泛海基金会以王志成藏品毫无价值为由，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与王志成共同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王志成运至泛海基金会处的藏品，已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泛海基金会对王志成藏品毫无价值的指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现起诉要求泛海基金会支付合同款20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50万元，诉讼费由泛海基金会承担。
泛海基金会在一审中答辩称，2012年12月23日，泛海基金会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当时王志成的儿子也在场。鉴定结论是这些物品市场价值很低，根本不是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的文物。后泛海基金会通知王志成10日内返还款项，30日内运回物品。泛海基金会现同意由法院组织权威的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但现在的鉴定结果是王志成的物品没有价值，王志成要求泛海基金会继续履行合同支付2000万元条件不具备，泛海基金会也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同意王志成的诉讼请求。同时泛海基金会提起反诉，要求王志成返还泛海基金会1500万元及自2013年1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要求�志成支付违约金350万元，诉讼费由王志成承担。
对于泛海基金会的反诉王志成在一审中答辩称，双方约定的是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的物品，不是文物。王志成不同意由法院主持鉴定，因为法院主持是找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无法对是否具有收藏价值进行鉴定，王志成只同意由具体的专家个人鉴定。合同约定是双方共同组织专家鉴定，泛海基金会单方组织鉴定已构成违约。王志成没有收到泛海基金会的通知，即使王志成的物品没有收藏和展示价值，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也不是必然要返还1500万元。故不同意泛海基金会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志成、泛海基金会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合同书》，《合同书》约定：鉴于王志成爱好收藏经过多年探求，从市场、民间收藏一批木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等，上述物品产地、产期不明，其中部分物品有�定认证的价值和必要性。泛海基金会正在筹建社会公益性的博物馆，正在收藏民间有价值的藏品和展品。王志成赞同泛海基金会的义举，同意将其所拥有的全部文化物品赠送于泛海基金会，泛海基金会给予王志成相应的经济补偿。双方承诺并同意，王志成将持有的全部文化物品分类登记造册，并以专用包装箱进行分类保管运输，根据泛海基金会指定的地点存放，双方指派专人进行共同管理，共同组织国际国内专家进行分类鉴定。泛海基金会同意按本合同约定先行支付给王志成35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泛海基金会支付王志成1500万元，王志成在收到1500万元后将藏品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文化物品运至泛海基金会指定的保管场地，双方共同登记、管理，由泛海基金会组织相关国际国内专家对此进行鉴定。专家鉴定该部分物品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的，泛海基金会在鉴�结果出具后3日内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
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共同组织专家对部分物品先期进行鉴定并经专家出具相关鉴定意见后，王志成按照泛海基金会通知启运其余全部物品至泛海基金会指定的保管场地并共同进行照相登记保管，共同组织专家鉴定。在全部物品经专家鉴定出具鉴定意见后，根据鉴定结果，若其中大部分物品具有收藏价值，经泛海基金会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认定可用于博物馆收藏和具有社会展示的价值，泛海基金会同意向王志成支付其多年发生的收藏和收集全部物品所发生的成本并给与部分经济补偿，总额不超过10亿元（包括泛海基金会先期支付的3500万元）。
若王志成所拥有的文化物品经专家鉴定无收藏价值或极少部分有收藏价值，王志成需根据泛海基金会的通知，将全部或部分文化物品在泛海基金会发出通知之日起30日内负责运回，并需在泛�基金会发出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将泛海基金会已支付的3500万元一次性偿还泛海基金会（不计付利息）。若王志成无能力偿还，王志成将保证按照泛海基金会要求将其中部分泛海基金会认可的物品无偿转让给泛海基金会，冲抵泛海基金会向王志成已支付的全部费用。
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应严格履行本合同之约定，如果一方没有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则视为其违约，违约方须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外，还应向对方支付3500万元的10%作为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泛海基金会支付了王志成1500万元，王志成将先期准备进行鉴定的物品运至了泛海基金会指定的地点。2013年12月4日，经双方对物品进行清点，双方确认共计有755件物品，双方签署了确认书及物品清单，现该755件物品由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双方共同保管。
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均同意�方自行协商共同组织专家对物品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给予了双方充足的时间，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后泛海基金会提出申请要求法院组织有关机构进行鉴定，王志成表示不同意，认为鉴定机构不能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故只同意由专家个人进行鉴定。
经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文物局鉴定部门咨询，鉴定部门称：只能对物品是否为文物进行鉴定，因为国家对文物有具体的标准。但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没有具体的标准，故无法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王志成、泛海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双方共同组织专家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现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双方都自行组织人员进行鉴定，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一审法院对双方的鉴定结果均不予采信。因确定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是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经一审法院咨询有关鉴定部门，鉴定部门答复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是无法鉴定的，对此国家没有标准，因此现双方签订的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鉴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应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因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未慎重考虑合同是否能够履行，故双方对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结果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双方互相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及泛海基金会要求王志成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王志成对泛海基金会已交付的1500万元应予以返还，因此对于泛海基金会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终止后，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故对于王志成要求泛海基金会给付2000万元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王志成返还泛海公益基金会一千五百万元。同时泛海公益基金会协助王志成按照双方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签署的确认书及物品清单将七百五十五件物品运回；二、驳回王志成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泛海公益基金会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王志成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判决以经向北京市文物局鉴定部门咨询，鉴定部门称”只能对物品是否是文物进行鉴定，因为国家对文物有具体的标准。但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没有具体的标准，故无法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为由，认为本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认定荒谬至极。第一，一审法院判决不顾双方合同约定，向北京市文物局咨询本案合同约定的鉴定工作能否进行，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书》已经约定选择具体专家对物品的收藏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所以能否进行本案约定的鉴定工作，也应当由按照合同约定选择的鉴定专家予以确认，或者看双方对收藏和展示价值的认定标准如何，一审法院判决不顾当事人合同约定，向与合同履行毫无关联的北京市文物局进行咨询，完全是刚愎自用，也令人匪夷所思。第二，�审法院判决以北京市文物局答复称国家没有具体标准无法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为由，认为本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对文物局答复的断章取义。首先，正如北京市文物局所称，北京市文物局只能对物品是否文物进行鉴定，法院将不适于北京市文物局工作范畴内的物品收藏和展示价值的鉴定工作向北京市文物局咨询意见，显然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北京市文物局的答复并没有否定其他主体可以对物品收藏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判决以北京市文物局不能进行鉴定，就武断地认定任何主体对本案物品收藏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纯粹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其次，即使没有物品收藏和展示价值鉴定的国家规定，也不能说明双方约定的收藏和展示价值鉴定不能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商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能按照国家标准，在没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还可以参照行业标准或者是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一审法院判决仅以没有对物品进行收藏和展示价值鉴定的国家标准，甚至连双方收藏和展示价值的鉴定标准是什么，都没有向双方询问的情况下，就认定双方合同约定的鉴定工作缺乏标准，无法履行，纯属枉法�判。第三，退一步讲，假定客观上确实无法进行收藏和展示价值的鉴定，一审法院判决未履行法律规定的释明义务就解除双方合同同样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在这些情形下，法院有义务提醒当事人把不正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具体到本案，假定客观上无法对物品进行收藏和展示价值的鉴定工作，一审法院也有义务向当事人释明并询问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是否可以协商变更鉴定标准�以将不当的鉴定诉求排除、修正。事实上，一审法院在根本没有询问双方收藏和展示价值的具体标准约定，也未告知当事人修正诉求的情况下，就径行裁决，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判决对证明王志成收藏品已经双方共同选定专家进行鉴定且鉴定结论证明王志成藏品具有价值的证据不闻不问，违反法律规定，枉法裁判。在一审法院2013年12月25日下午开庭时，王志成提交了一组照片证据，照片内容证实泛海基金会聘请的曾在苏富比拍卖行担任鉴定师的台湾专家，经王志成同意后，在泛海基金会经理及王志成的陪同之下，对王志成交付的藏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王志成的大部分藏品属不同历史年代，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价值，其中三十余件瓷器具有极高的文化和经济价值，鉴于照片内容已经证明泛海基金会工作人员对鉴定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泛海基金会应当提交上述鉴定录像以说明鉴定事实和结论。如果泛海基金会不提供鉴定录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依法应当认定王志成关于双方已经共同选定专家进行鉴定，且王志成物品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的主张成立。对该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只字不提，而且一审法院开庭后立即下发判决的情况已经说明，在王志成提交照片证据之前，一审法院已经拟好判决，一审法庭根本没有对该证据进行审查，违法排除了直接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关键证据。三、一审法院判决对泛海基金会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鉴定工作的违约行为不予认定是错误的。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在《合同书》第一条、第四条内容明确约定了共同组织专家对王志成交付物品进行鉴定，而泛海基金会在一审审理中又要求选择独立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泛海基金会单方面变更合同约定的鉴定主体的要求，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与选择专家进行鉴定工作，是为了撕毁合同，不再向王志成支付剩余2000万元合同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对泛海基金会的违约行为视而不见，不予认定，纯属偏袒泛海基金会。至于泛海基金会关于王志成藏品没有任何价值的主张更是无稽之谈。而且双方交易的合同标的是在价值不超过10亿元的藏品，先期交付的700多件藏品仅是合同履行的一小部分，即使这部分藏品不能鉴定或不具有价值，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合同其余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不能履行的，更不能因此解除合同。四、藏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可以通过鉴定确定，一�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藏品年代可以通过传统目鉴与现代科学鉴定的方法确定，只要不是现代制品，自然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文化物品的年代可以通过观察、比较其器型、胎、釉、画面、款识、纹饰、材质等传统目鉴方法以及自然老化痕迹检测、碳-14检测等多种现代科学鉴定方法确定，国内也有具有相关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权威鉴定。如果经鉴定确定一件藏品是老东西，不是现代制品，那么因其承载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信息，自然是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的。更何况，即使是现代仿品，因其艺术价值本身，也完全有可能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一审法院绕开当事人与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向北京市文物局咨询能否鉴定缺乏依据，提问明显不当，机械、片面地引用答复，最终做出了无法鉴定这一完全错误的事实认定。首先，北京市文�局并不是专门负责艺术品年代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在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都认为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是可以通过鉴定确定，国内也有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绕开当事人直接与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向北京市文物局进行简单地咨询，武断地以司法判断代替专业判断，明显缺乏依据，有违公平公正。其次，根据《文物保护法》、《文物认定管理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化资源”方能称为文物。如果北京市文物局能够将某一物品鉴定为文物，那么该物品自然就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实际已经包含了能够确定藏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与展示价值的意思。然而，一审法院提问方式明显不当，甚至有故意诱导之嫌。一审法院直接向北京市文物局提问”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能否鉴定，故�将其中鉴定年代的进一步剥离，让北京市文物局很难做出很肯定的答复，又无视北京市文物局答复中能够鉴定文物的含义，极为机械、片面地引用”无法对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的结论，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事实认定。此外，一审法院制作的电话咨询笔录应视为一审法院收集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并未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充分说明，也没有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五、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已经认定了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却不保护这一有效的合同与相应的交易安全，不要求违约者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合同，反而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的情况下解除了合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六、一审法院自行�决解除了合同，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严重违法。本案一审审理中，无论是王志成的本诉诉讼请求还是泛海基金会的反诉诉讼请求，都没有请求判决解除《合同书》，一审法院却自行解除双方的《合同书》，该判决明显超出诉讼请求，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严重违法。王志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泛海基金会向王志成支付合同款2000万元及违约金350万元；判决驳回泛海基金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泛海基金会负担。
泛海基金会服从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其针对王志成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泛海基金会不同意王志成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王志成要求泛海基金会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及350万元违约金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合同书》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泛海基金会无须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及350万元违约金。根据合同约定，泛海基金会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的前提条件是由泛海基金会组织专家对王志成提交并声称最有价值的部分文化用品（以下简称已交付物品）进行鉴定，并且专家鉴定后认定该等物品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2012年12月23日，泛海基金会根据《合同书》约定组织玉器专家古方、木器鉴定专家张德祥、陶瓷器专家王春城以及青铜器鉴定专家贾文忠对已交付物品进行鉴定，王志成委派其子王硕配合鉴定并参与了整个鉴定过程。鉴定结论显示：（1）玉器均为仿古玉、仿真程度较低、玉质较差，应为安徽蚌埠及河南南阳仿古市场生产；（2）木器基本上为近20年内生产的物品，工艺中等、市场价值较低；（3）陶瓷器基本上为近20年内的物品，不伦不类，做工粗糙、市场价值较低；（4）青铜器均没有价值。由此可见，王志成向泛海基金会提交的�交付物品根本不是其宣称的文物，不具有任何收藏和社会展示价值。因此，泛海基金会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泛海基金会无需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更无须支付所谓的350万元违约金。（二）王志成主张泛海基金会支付2000万元合同款及350万元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王志成在本案一审程序及其提交的上诉状中，王志成主张泛海基金会拒绝共同鉴定以及在一审程序中要求选择独立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属于违约行为。泛海基金会认为，王志成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根据《合同书》约定，对已交付物品的鉴定活动由泛海基金会负责组织，而并非由双方共同组织。2、退而言之，即便应由双方共同组织专家对已交付物品进行鉴定，泛海基金会也不存在王志成所称的拒绝共同鉴定之行为。事实上，泛海基金会已组织专家并在王志�的配合下共同完成了已交付物品的鉴定活动。3、在一审程序中，泛海基金会提出由权威机构进行鉴定并不构成违约。二、王志成应向泛海基金会返还1500万元合同款。（一）根据《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泛海基金会有权要求王志成返还1500万元合同款。2012年12月3日，泛海基金会组织专家对已交付物品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已交付物品根本不是王志成所声称的文物，不具有收藏价值和社会展示价值。因此，2012年12月24日，泛海基金会向王志成当面送达了《通知》，要求王志成返还1500万元款项并运回已交付物品。根据以上事实及《合同书》约定，王志成应当向泛海基金会返还1500万元合同款。并且，尽管泛海基金会未就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但泛海基金会仍坚持认为，王志成拒绝返还1500万元款项并拒绝运回物品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应当向泛海基金会支付违约金350万元。（二）退而言之，《合同书》亦因无法继续履行而应当予以解除，王志成应向泛海基金会返还1500万元款项。第一、对王志成已交付的物品进行鉴定，是《合同书》得以继续履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王志成坚持只能由其推荐的专家对已交付物品进行鉴定，双方无法就鉴定人选达成一致，因此，《合同书》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第二、确定已交付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是《合同书》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但经一审法院向市文物局鉴定部门核实，鉴定部门只能对于物品是否属于文物进行鉴定，而无法对于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因此，《合同书》事实上也无法继续履行。第三，根据合同约定，除了明确约定的3500万元款项之外，如《合同书》继续履行，还将涉及不超过10亿元价款的洽商和支付。但是，一方面，双方无法通�鉴定活动确定王志成所收藏全部物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双方在对涉案物品存在截然相反认识的情况下，显然也无法通过协商确定所谓不超过10亿元的具体金额。因此，由于合同价款无法确定，《合同书》事实上也将无法履行。三、王志成关于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合同书》、电话咨询笔录及法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王志成、泛海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王志成与泛海基金会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双方承诺并同意，王志成将现持有全部文化物品分类登记造册，并以专用包装箱进行分类保管运输，根据泛海基金会指定的地点存放，双方指派专人进行共同�理，共同组织国际国内专家进行分类鉴定。泛海基金会同意按本合同约定先行支付给王志成3500万元，作为王志成所发生的部分代价和成本的补偿。双方承诺并同意，自合同签订后3日内，泛海基金会支付王志成1500万元，王志成在收到1500万元之日起15日内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文化物品运至泛海基金会指定的保管场地，双方共同登记、管理，由泛海基金会组织相关国际国内专家对此进行鉴定。专家鉴定该部分物品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的，泛海基金会在鉴定结果出具后3日内向王志成支付2000万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泛海基金会认为其已经委托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王志成提供的文化物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王志成虽对泛海基金会主张的鉴定专家、鉴定程序和鉴定过程均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2000万元的前提条件是，泛海基金会组织相关国际国内专家对此进行鉴定，专家鉴定该部分物品具有收藏和展示价值，现王志成不能证明支付该款项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故其上诉主张泛海基金会向其支付合同款200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若王志成所拥有的文化物品经专家鉴定无收藏价值或极少部分有收藏价值，王志成需根据泛海基金会的通知，将全部或部分文化物品在泛海基金会发出通知之日起30日内负责运回，并需在泛海基金会发出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将泛海基金会已支付的3500万元一次性偿还泛海基金会（不计付利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合同履行中，泛海基金会并未采用书面方式通知王志成运回合同约定的文化物品并返还1500万元，但双方曾口头协商过该事项。本案中，确定物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是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现王志成、泛海基金会对此产生重大分歧，双方《合同书》已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应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原状。因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书》时均未慎重考虑合同是否能够履行，故对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结果双方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双方互相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及泛海基金会要求王志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王志成对泛海基金会已交付的1500万元应予以返还。综上，王志成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100元，其中本诉案件受理费159300元，由王志成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132800元，由泛海公益基金会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300元，由王志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周晓莉
代理审判员 牟田田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诚
书 记 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