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行终字第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林。
委托代理人张佑平，广东威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敏，局长。
委托代理人彭建平，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池俊斌。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富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区同富裕工业园5号一楼A段，组织机构代码555417547。
法定代表人谢素清。
委托代理人霍静，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正林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深圳市社保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行为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行初字第4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5月14日，刘正林妻子杨XX向深圳市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时称，刘正林在第三人公司任职电工，2012年4月28日刘正林上班时碰伤头部，下班后回到宿舍，4月29日、4月30日未出宿舍，5月1日被人发现神志不清并送医院，要求依法认定工伤。刘正林妻子同时向深圳市社保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工作证、病历等诊疗材料。深圳市社保局依职权对刘正林的同事赵XX、周XX、杨XX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笔录。其中，赵XX叙述刘正林4月29日那天还跟老乡一起爬山；周XX陈述4月30日晚刘正林骑电动车回住处，刘正林自称喝醉了并让同事帮他拿电动车；杨XX陈述4月28日刘正林正常上班，没有听到刘正林有受伤，4月30日晚20时左右看到刘正林呕吐。经审核，深圳市社保局于2012年6月12日作出深人社认字（光）（2012）第XX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刘正林受伤情形不属于工伤。刘正林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深圳市社保局作为本市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有权对辖区内员工发生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职工只有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情形，才能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和庭审查明的事实，刘正林主张其在2012年4月28日上班时受伤，但其仅仅向深圳市社保局提交了身份证明、工作证以及病历材料，上述证据仅仅表明刘正林2012年4月30日晚上被人发现神志不清、5月1日被送往医院，并不能证明刘正林2012年4月28日上班时受伤的事实。相反，深圳市社保局对刘正林同事所作调查，证明刘正林4月29日、4月30日均有外出活动，而不是呆在宿舍，也未听说刘正林4月28日有受伤，深圳市社保局作出的深人社认字（光）（2012）第XX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刘正林受伤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应认定和第十条规定的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并无违法或不当，依法予以支持。刘正林诉请撤销深圳市社保局所作工伤认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正林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正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撤销深圳市社保局作出的深人社认字（光）第XX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由深圳市社保局重新认定上诉人为工伤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深圳市社保局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依据和理由：一、原审事实认定有错误，定案依据之调查笔录及员工证明不宜采信。其理由是：（一）深圳市社保局提交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赵XX是第三人的总经理，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谢XX是夫妻关系，即赵XX是深圳市富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老板，赵XX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原审判决认定刘正林“于4月29日还跟老乡一起爬山”，是根据赵XX于2012年5月21日在接受调查时称“我听他（指刘正林）老乡说刘正林在2012年4月29日还一起去爬山”而得出的结论。但是，深圳市社保局和原审法院均没有查明赵XX是听哪个老乡说的、几点钟去爬的哪一座山，事实上4月29日刘正林根本没出门，更没有去爬山。2.周XX是第三人的人事主管，在法律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周XX在其2012年5月21日接受调查时称“不清楚他（指刘正林）去作（做）了什么，也不清楚29日在哪过夜的”，“因为我同事找他（指刘正林）下象棋时他自己说喝醉了”，“但不是很确定”。显然，周XX根本不能确定刘正林4月29日和30日的情况，只是听去找刘正林下象棋的同事说刘正林喝醉了，但周XX自己并没有看到刘正林“喝醉了”（找刘正林下象棋的同事是黎XX，但黎XX在接受调查时表明自己去敲门，而刘正林没开门，这说明黎XX也并没有亲眼看到刘正林喝酒的情况，仅是根据刘正林在室内呕吐，便猜测其是喝酒了）。3.杨XX是第三人的生产主管，在法律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杨XX在2012年5月24日接受深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的调查时很肯定地回答“我不知道刘正林出事前有没有喝酒”，且杨XX也说“我不清楚刘正林为什么会晕迷”。这说明赵XX在接受调查时的陈述存在严重虚假（赵XX在调查笔录第2页第8行称“听杨XX说刘正林喝酒喝多了”）。4.杨XX是第三人生产部人员，在法律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原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称“杨XX叙述4月30日晚20：00左右看到刘正林正在呕吐”，我们可以查看杨XX于2012年5月24日接受调查的笔录之第2页第2行是这样回答的：“我（指杨XX）出去买烟回宿舍经过刘正林的宿舍门口时听到刘正林在呕吐”。众所周知，“看”与“听”是有根本区别的，原审判决将“听”认定为“看”实在是犯了汉语文学的基本错误。5.深圳市社保局提交的所有调查笔录均无调查人员的签名，该调查笔录不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唯一依据，而且是原审判决的唯一定案依据。但该调查笔录全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要求，都属于无效证据。（二）第三人提交的员工证明不可采信。1.证人都是第三人深圳市富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人员（包括老板赵XX、人事主管周XX、生产主管杨XX、生产部人员杨XX等全部是第三人公司人员），在法律上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二）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此类证明不宜采信。2.所有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七十一条，证人都没有出庭作证，且不符合“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所列的五种情形之一，更没有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其证言不宜采信。3.证人证言中“29日和老乡去爬山”、“30日喝酒而致呕吐”等都是听别人说、或者自己猜测，且互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的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错误的。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刘正林任电工，平时都是一人单独作业，于2012年4月28日在第三人公司上班时不慎碰伤头部，因当时无特别感觉，以为伤情不严重，也不愿增加用人单位的麻烦，故没有及时告诉其他人，当天下班回到宿舍。4月29—30日均未出宿舍门，30日晚有呕吐现象，5月1日在宿舍被人发现神志不清并送至医院，经诊断为：左颞顶枕硬膜外血肿、左枕骨骨折、左顶枕头皮血肿。此症状属于慢出血、血肿、积血导致呕吐昏迷的病理，虽在4月28日受伤，并于29日头晕、30日呕吐、5月1日昏迷，完全符合常理。其受伤符合“三工”标准，故依法应认定为工伤。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中深圳市社保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唯一依据是调查笔录和第三人的员工证明（所有证明都出自周宝华一人之手书写而成），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四）、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之（三）等规定，认定所有调查笔录及员工证明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本案应适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其车间、宿舍、门禁等多处的摄像记录及其他证据来证明刘正林受伤非工伤，故应根据上述规定判令用人单位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错误地采信了调查笔录和员工证明，直接导致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
被上诉人深圳市社保局答辩称，调查笔录依照行政职权对询问人进行调查，该调查笔录有被调查人的签名确认，调查笔录的抬头有调查人及记录人的签字确认。调查人只是提出问题，由被询问人回答，被询问人对其每一页进行签字，该证据形式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调查笔录的证据形式要求。其次，关于刘正林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深圳市社保局在工伤认定阶段已经对刘正林的同事赵XX、杨XX、周XX等人进行调查。刘正林主张其在2012年4月28日上班时受伤，但是，仅向深圳市社保局提供了病历材料证实受伤的情况，没有提供证人证言及客观证据材料受伤的事实。相反，深圳市社保局对刘正林的同事所进行的调查，已可以证实刘正林在4月29、30日在放假期间，均有外出活动，而不是待在宿舍。刘正林同事也没有听说刘正林4月28日工作期间有受伤的情况，上述证据材料已可以证实刘正林受伤情形不属工伤。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富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述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本案中，深圳市社保局已依职权对第三人的员工详细调查了询问，被询问人已予以陈述，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调查笔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二、本案是工伤认定纠纷，深圳市社保局需要对刘正林的工作单位及工友进行调查了解，刘正林有无发生工伤情形，才可以作出认定。刘正林认为被询问人是第三人的员工，就通通认为有利害关系，而不能采信其证言，这种认识是对法律的曲解。实际上，被询问人中，包括杨XX、黎XX、杨XX都是刘正林的老乡，都是江西人。而且，平时与刘正林的私交是非常好的。所以，才会在2012年4月30日晚上发现刘正林的房内有异常的举动，而上前关心。这些被询问人听到刘正林房内呕吐的声音，询问其发生什么事，刘正林告诉他们其喝酒了。正是这些被询问人，出于对刘正林的关心，在5月1日发现刘正林的房门钥匙仍然挂在外面，情况出现明显的异常，才叫来开锁的人，强行打开房门，进入刘正林的房内，发现刘正林已昏迷，挽救了刘正林的生命，这些举动是关心刘正林的，证人与刘正林有很好的私交，如果说是有利害关系，应当说证人与刘正林有利害关系，而这些证人的证言更具有可信度。三、所有的第三人员工，仅就自己了解的事实作出了陈述，多份调查笔录，即证人证言不是孤证，而是形成证据链，证明刘正林没有发生工伤的情形。深圳市社保局据此作出了刘正林不属于工伤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应当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十条情形。刘正林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属于上述哪种情形，深圳市社保局在刘正林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依职权作出调查结论，认定刘正林不属工伤，第三人是没有举证责任的。更何况，第三人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言与深圳市社保局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而刘正林在一审庭审中，多次出现前后不一致矛盾陈述，不能自圆其说。其所称的假期中3天没有出宿舍门，并且，在受了严重的外伤，并有出血的情况下，仍然不就医，导致在宿舍内昏迷，刘正林的这些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的，已充分证明刘正林所述并非事实。综上，我方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各方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卷移送本院。
本院审理过程中，经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向法院请求并相互同意刘正林本人与原审第三人的证人在二审出庭陈述和证明案件事实，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和相关证人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再次核实。刘正林本人否定其妻子在工伤认定书中代其陈述的“4月28号上午”“在厂里安装电时受伤的”内容，重新陈述其受伤经过为：2012年4月28日下午16：00左右在公司车间维修抽粒机，抽粒机是停止状态，在抽粒机上做电焊时，蹲下撞到不锈钢管受伤，受伤时无任何同事看见，因出血不多，为不增加老板的麻烦未说受伤的事情，4月28日下班回公司宿舍后一直在公司宿舍未出门。证人赵XX、周XX、杨XX、杨XX、黎XX、杨XX、谢XX出庭作证并接受了询问。各证人确认接受社保机关调查时和向社保机关提交证言时陈述的内容，其中：证人赵XX证明刘正林的职责是为新厂装电，配合另外一个电工工作，负责维修机器的不是刘正林；证人周XX证明，招聘刘正林作电工，机器维修是谢XX，刘正林有时候会配合机器维修，不会单独维修机器；证人杨XX证明工厂的设备维修是谢XX，4月28日当天生产设备未出故障、没停机，没有安排刘正林维修机器，上班期间见刘正林在挑物料；证人谢XX证明，2012年4月28日给刘正林安排的工作是挑料；证人杨XX证明2012年4月28日与刘正林一起挑料，没有发现、没有听说刘正林受伤，当天机器运转正常，4月30日晚上8点左右买烟回宿舍经过刘正林房间听见刘正林呕吐的声音，并告诉了黎XX；证人黎XX证明，4月28日上午、下午刘正林都在挑料，4月30日晚上杨XX说刘正林好像在呕吐，黎XX去叫刘正林下象棋，刘正林在宿舍回答说其喝醉酒了，要黎XX帮他把电动车推到宿舍楼下来，但黎XX没有找到电动车钥匙；证人杨XX证明，2012年4月29日早上看见刘正林来骑走停在保安室外的电动自行车；证人杨XX、杨XX、黎XX均证明5月1日下午17点左右刘正林的房门强行打开前是反锁的，钥匙挂在门外。刘正林本人称证人的陈述不属实。
经审查，以上证人陈述内容与在工伤认定阶段陈述内容一致。根据本案证据以及原审、二审诉讼过程中法庭调查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上诉人刘正林系原审第三人的员工，于2012年4月3日入职担任电工，主要配合原审第三人新厂电路安装，有时辅助、学习机器维修或从事挑料工作。原审第三人为刘正林缴纳了深圳市工伤保险。2012年4月28日，原审第三人的生产主管谢XX安排刘正林在原审第三人老厂挑料，刘正林与黎XX、杨XX等同事在挑料车间从事挑料工作。2012年4月29日至5月1日，原审第三人安排五一劳动节放假，刘正林放假休息。2012年4月29日早上，保安杨XX亲眼见刘正林将保安室外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骑走。2012年4月30日晚8点左右，刘正林同事杨XX听见刘正林在房间内呕吐声，告诉同事黎XX，黎XX随后叫刘正林，刘正林回应喝醉酒了，要黎XX帮忙推电动自行车，黎XX因未找到车钥匙未推。2012年5月1日，杨XX、黎XX发现刘正林房间情况异常，报告公司主管杨XX、周XX等人，于下午5点左右强行打开刘正林房间后，发现刘正林昏迷在床，拨120接到深圳宝田医院救治。2012年5月1日深圳宝田医院病历记载“发现昏迷意识不清尿失禁约一天，该患昨晚九时有人见过，今一天未出宿舍，被人发现意识不清尿失禁，右侧上下肢瘫痪，急呼120接回本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诊断为“脑外伤、左侧顶部硬膜外血肿”。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住院病历诊断为“①左颞顶枕硬膜外血肿、②左枕骨骨折、③左顶枕头皮血肿”。
2012年5月8日，刘正林的妻子杨XX为刘正林申请工伤认定。杨XX在填报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述称：“病人陈述2012年4月28号在厂里安装电时受伤的，当时只感觉头有点痛，本人说去看医生，管理员说不要紧，说不碍事。结果病人在4月30号晚上睡觉到5月1号，厂里员工下午发现，病人没有醒过来，把门弄开，给病人送往宝田医院，在那里不行，后转送光明新区人民医院外五科治疗，只付了500元医药费，至今厂里人没有来付过医药费和关心过。病人现在头还不太清醒，只能先提供这些。”刘正林向社保机关提供了身份证、工作证、病历诊疗资料。深圳市社保局向原审第三人的员工、刘正林的上级和同事进行了调查。深圳市社保局根据刘正林的申请材料、病历、调查笔录和原审第三人证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和证明，于2012年6月12日作出深人社认字（光）（2012）第551103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刘正林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十条规定，认定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
刘正林不服该工伤认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否认妻子杨XX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陈述的装电时受伤的事实，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受伤经过是做电焊受伤，撞到不锈钢管，出血不多以为不要紧就没有跟人说；在二审陈述确认其受伤经过为：2012年4月28日下午16：00左右在公司车间维修抽粒机，抽粒机是停止状态，在抽粒机上做电焊时，蹲下撞到不锈钢管受伤，受伤时无任何同事看见，因出血不多，为不增加老板的麻烦未说受伤的事情，4月28日下班回公司宿舍后一直在公司宿舍未出门。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正林于2012年5月1日在其宿舍被同事发现受伤昏迷的事实属实，争议问题是刘正林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是否符合工伤情形。根据本案证据情况，应通过审查比较刘正林的陈述和同事的证言以认定案件事实。因为刘正林受伤无直接目击证人，主要审查比较的应是刘正林自述受伤时间、地点、原因的确定性、准确性和合理性，以及自述受伤前后活动情况与同事证言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性。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申请人如实向社保机关陈述事故时间、地点、原因等基本情况，是社保部门进行工伤调查认定的基础。本案系上诉人自行向深圳市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无证据表明存在受胁迫、干扰或有其他紧急情况须匆忙提出申请，没有必要在刘正林本人意识不清、无法确认拟向社保部门陈述的受伤时间、地点、原因等意思的情况下，向深圳市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因此刘正林应当对其首次向深圳市社保局陈述的内容负责。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深圳市社保局以刘正林在申请工伤时陈述的受伤经过为基础进行调查核实，询问了原审第三人的员工、亦即刘正林的同事，原审第三人也向深圳市社保局提交了其他员工、亦即刘正林同事的证明，工伤调查认定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深圳市社保局的调查结果否定了刘正林自行陈述的装电时受伤的内容。刘正林在本案诉讼阶段否认工伤申请表所陈述的受伤原因，重新陈述了受伤原因，即属于在诉讼阶段主张了未在行政程序中主张的新的事实。但刘正林关于新的受伤事实的主张，同样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且以妻子申报受伤经过时不清醒、清醒后才确认受伤事实作为改变事实主张的理由，缺乏充分、合理性和相应证据支持。
针对刘正林重新主张的受伤事实，深圳市社保局业已查明的事实和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并无变化。本案原审第三人为刘正林缴纳了深圳市工伤保险，在保障职工工伤权益方面履行了义务，证人虽为原审第三人的员工，但也曾是刘正林的同事，没有证据表明证人主动或受原审第三人的指示故意作不利于刘正林的证言。从证人的证言各有证明内容、证明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来看，足以与刘正林的自我陈述相比较甄别，否定所有证人证言而单独采信刘正林的自我陈述，不符合证据规则和查明案件事实的要求。具体来看，相应证人证明刘正林2012年4月28日下午是在挑料车间挑料，并未看见刘正林维修机器受伤；刘正林在申请工伤时称从4月30日晚上睡觉到5月1号，在诉讼中称4月28日下班回宿舍后一直未出宿舍，这与首次陈述有出入，且也与保安杨XX证明4月29日早上亲眼看见刘正林骑走保安亭外电动自行车不符；刘正林自述4月30日未与黎XX对话，这与宿舍楼同事杨XX证明4月30日晚上听见并告诉黎XX刘正林在房间呕吐、黎XX证明叫刘正林时刘正林自答喝醉酒了并要帮忙推自行车的直接证据相反。从2012年4月28日上班期间情况与之后放假期间情况的各方证明来看，通过甄别刘正林在本案对受伤经过的前后陈述和证人的证言，不能认定刘正林在本案所述受伤原因属实。刘正林受伤属实，但刘正林无证据证明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或其他工伤情形，深圳市社保局和原审第三人均有证据证明刘正林不属于工伤，故不应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关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
综上所述，刘正林关于案件事实、证据和举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证人陈述事实的认定不准确，但案件判决结果与本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冲突，本院予以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正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晓琴
审 判 员 陈 亮
代理审判员 王强力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郑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