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衢行初字第2号
原告：陈育辉。
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吴水标。
委托代理人：徐华华。
委托代理人：熊美琴。
原告陈育辉诉被告衢州市衢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衢江人力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不作为一案，原告于20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1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育辉、被告衢江人力社保局委托代理人徐华华、熊美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育辉诉称，原告于1962年随父母下放原上方公社一村大队第七生产队，在十年动乱中辍学，后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80年12月原告与父亲陈祯馥对迁户籍顶职，为原衢县上方区供销合作社上方综合商店集体固定工。由于体制的改革，上方区供销合作社上方综合商店在1994年8月解体，原告成为失业人员，并于2009年9月10日一次性补交了5年3个月的养老保险金。现原告已满60周岁，可以根据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应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维持生活。
2013年4月份原告得知招工档案的年龄问题后，向省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13年5月16日衢江人力社保局电话告知原告，“你的信件已转我局”。同时叫原告寻找1980年前的年龄证明，可以给原告更改招工档案上的出生年月。原告接衢江人力社保局的电话后，经四处寻找，终于在衢州市档案馆和衢江区档案馆、上方派出所、上方镇原一村村级保存的原始材料，足以证明原告在1953年7月31日出生。原告将上述材料提供给衢江人力社保局后，该局经办人说，原告的这些出生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原告的出生年月，拒绝为原告办理。原告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现行规定，《身份证、户口簿》、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以及原衢县上方公社一村大队的原始证据，衢州市档案馆和衢江区档案馆保存的关于1962年“精简干部职工家属和城镇人口下放调查表”（1979年）、“精减下放城镇人员安置未落实调查表”（1981年）的材料，证实原告出生日期为1953年7月31日无误。
原告认为，衢江人力社保局以招工档案为由（出生日期：1955年7月31日）拒绝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而在同一系统（供销合作社）内，在同样的情况下给胡某某等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办理，是违法行为。衢江人力社保局视公安机关发放的身份证、户口簿，以及市、区档案馆的精减下放的相关档案，原衢县上方人民公社村级保存的社员土地产量、人口定量、统销粮落实到队的原始依据于不顾，否定上述原始证据，而拒绝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是行政不作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定衢州市衢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依据《劳动法》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行为违法。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精简干部职工家属和城镇人口下放调查表（1979年）》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出生日期是1953年7月31日。
证据2、《精减下放城镇人员安置未落实调查表（1981年）》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出生日期是1953年7月31日。文字说明中可以看出，这份材料是1980年填写的。
证据3、《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上方供销社综合店职工。
证据4、《1985年企业职工工资改革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上方供销社综合店职工。
证据5、《固定制职工视作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上方供销社综合店职工。
证据6、《企业职工认定连续工龄审核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上方供销社综合店职工。
证据7、《按衢江区政办发﹤2009﹥5号文件办理养老保险申请、结算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上方供销社综合店职工。
证据8、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已缴纳养老保险金。
证据9、上方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陈育辉与陈毓辉为同一人。
证据10、《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1953年出生。
证据11、《户口簿》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1953年出生。
证据12、《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1953年出生。
证据13、《原上方人民公社一村大队人口定量簿（1971年）》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当时是19岁，原告是1953年出生。
证据14、上方镇上方村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二份，证明原告1971年度粮食定粮簿上的年龄是用虚岁登记的事实以及人口定量是按照户口簿上的人口登记的。
证据15、《要求更改出生年月的申请》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要求更改出生年月的申请。
证据16、上方居民工作站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陈育辉与陈毓辉为同一人。
被告衢江人力社保局辩称：原告陈育辉的诉讼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本人档案的相关规定，无法证实其出生时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同时，《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核职工退休有关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5）188号）明确指出本人档案是指职工本人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参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规定，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企业职工档案是企业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职工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履行计算职工实际工龄、缴费年限等法定职责时，按照劳社部发（1999）8号通知的精神，结合居民身份证与企业职工档案，对职工出生日期作出认定，且能合理说明理由的，复议机关、审判机关一般应予尊重。
本案中，答辩人调阅了最先记载原告出生年月的人事档案，即原告于1980年12月被招收为集体单位固定工的人事档案--《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其中填写的关于原告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后原告提供了上方一村于1979年做出的《精简干部职工家属和城镇人口下放调查表》和《1971年度粮食以人定量表》，其中分别填写原告的出生年月为1953年和年龄19岁。该两份材料虽然在《新招职工审批表》之前做出，但都不属于原告本人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和户籍档案，不能作为证明原告出生年月的最先记载档案使用。原告虽然提供了户籍档案中1988年11月的《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其中填写的关于原告的出生年月为1953年7月，但该表在1980年12月的《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之后，也不能作为证明原告出生年月的最先记载档案使用。因此，原告的出生时间应以其本人人事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即《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记载的1955年7月。原告要求答辩人按照其出生年月1953年7月办理退休手续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陈育辉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衢江人力社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第一组证据，法律证据：
证据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证据2、《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坚决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问题的通知》（浙劳险（1999）100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严禁职工随意更改职工档案的出生年月。
证据3、《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核职工退休有关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5）188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本人档案是指职工本人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
证据4、《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对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
证据5、《浙江省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联席会议办公室第七次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居民身份证是确定居民出生日期等居民信息的法定证件，但并没有明确其是证明“居民出生日期”的唯一合法有效的证据。
第二组证据，事实证据：
证据6、《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最先记载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是人事档案里最早记载的出生日期。
证据7、《固定制职工视作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年限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
证据8、《按衢江区政办发（2005）5号文件办理养老保险申请、结算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
证据9、《衢江区原县以下城镇集体企业人员晚年生活困难补助申请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
证据10、《一九八九年企业职工普调工资审批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4月。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10份证据，原告对证据1、2、3、4、5、6、7、10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8、9上也记载了原告的身份证号码，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8、9，与其提交的证据6、7、10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在人事档案上记载的出生年月，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证据9均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3-12、证据14、证据16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13，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该三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2不能作为证明原告出生年月最先记载的人事档案使用，证据13不属户籍档案的范畴。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证据1、2不属原告本人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证据13是否属户籍资料本院难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申请，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5，能证明原告曾向有关上级部门反映要求更改招工档案的出生年月，结合被告的当庭陈述，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原告陈育辉又名陈毓辉，于1962年随父母下放到原上方公社一村大队第七生产队。1980年12月原告顶父职被招为原衢县上方区供销合作社上方综合商店集体固定工。其在原衢县新招职工审批表上填写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7月，此后原告在企业职工档案里的出生年月均为1955年7月。1994年8月，由于体制的改革，原衢县上方区供销合作社上方综合商店解体，原告成为失业人员。2009年9月10日原告按国家政策规定一次性补交了5年3个月的养老保险金14398.02元。2013年4月原告向省有关部门写信要求更正招工档案的出生年月，被告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复函后，对原告进行了口头答复，告知原告提供1980年招工前的户籍档案。原告接衢江人力社保局的电话后，经四处寻找，向被告提供了“精简干部职工家属和城镇人口下放调查表”（1979年）、“精减下放城镇人员安置未落实调查表”（1981年）和原衢县上方公社一村大队第七生产队“1971年度粮食以人定量表”。被告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材料不属于原告的户籍档案，不能更改原告的出生年月。
另查明，原告陈育辉的身份证、户口簿以及1988年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表上的出生年月均为1953年7月。其在“精简干部职工家属和城镇人口下放调查表”（1979年）、“精减下放城镇人员安置未落实调查表”（1981年）上填写的出生年月为1953年，在衢县上方公社一村大队第七生产队“1971年度粮食以人定量表”上的年龄为19岁。
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核职工退休有关问题的批复》（浙劳社厅字（2005）188号）指出本人档案是指职工本人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本案中，原告的身份证与其职工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根据上述通知及批复的规定，应以其在单位管理的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参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认真做好干部出生日期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06）41号）规定，对个别干部的出生日期，档案记载与户籍登记不一致的，应当以干部档案和户籍档案中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依据，且该通知又明确规定，干部的出生日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情况，干部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更改出生日期的，均不再办理。浙江省委组织部在干部“三龄两历一身份”等信息审核认定工作中规定，对于干部的出生日期，凡因升学、入伍、就业、结婚等个人原因，已经把年龄改大或改小，现又要求更改出生日期的，一律不准变更。本案原告是在1980年招工就业时改小年龄，现又要求将出生年龄改大，属不得变更之列。因此，原告请求依法判定衢州市衢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依据《劳动法》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育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育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伍辉耘
审 判 员 缪崇民
人民陪审员 汪雪珍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