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兵08民终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钻石城18号。法定代表人：赵小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新疆四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住所地：新疆石河子市新安镇142团医院东侧。法定代表人：何祖龙，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生福，新疆卓鼎熙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棉公司）与上诉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以下简称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801民初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彩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生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彩棉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新安棉花加工厂赔偿上诉人彩棉公司的经济损失827654.40元；二、由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以上诉人彩棉公司向孙某支付的涉案籽棉款项600000元作为上诉人彩棉公司损失赔偿的基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彩棉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新安棉花加工厂收到了彩棉公司籽棉86.214吨，上诉人彩棉公司的子公司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彩种业公司）与孙某签订的彩棉良种生产种植合同（以下简称生产种植合同）已约定籽棉的收购单价，上诉人彩棉公司代天彩种业公司向孙某支付600000元，仅为部分款项，并非一审认定上诉人彩棉公司交付给新安棉花加工厂全部籽棉的价值。上诉人彩棉公司的皮棉损失应当近乎于籽棉与棉籽价值之和，上诉人彩棉公司提交彩色皮棉销售的价值按涉案皮棉重量计算不低于900000元，上诉人彩棉公司主张的皮棉损失已扣除棉籽价值，本案不应再次扣除棉籽的价值。上诉人彩棉公司与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签订合同的目的也是使籽棉变为价值更高的皮棉。新安棉花加工厂向第三方出售上诉人彩棉公司的皮棉，上诉人彩棉公司的损失应当是皮棉销售应获得的价款，以所谓籽棉折价补偿款来计算上诉人彩棉公司的损失不仅有失公平，更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针对上诉人彩棉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的损失数额无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彩棉公司向新安棉花加工厂交付籽棉86.214吨，彩棉公司将案外人天彩种业公司与案外人孙某之间的合同作为本案其交付籽棉的依据，无相应的证据证实。彩棉公司上诉称其损失应介于籽棉与棉籽价值之和，损失不低于900000元无事实依据。彩棉公司在一审中以及在上诉状中提到相关的数量、金额均是与案外人孙某另一份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因此彩棉公司要求新安加工厂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依据。新安棉花加工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彩棉公司与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无证据证明该合同实际履行。一审将案外人天彩种业公司依据与孙某签订种植生产合同向孙某支付的棉花收购款，认定彩棉公司交给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的籽棉，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该认定无事实依据。由于种植生产合同中天彩种业公司尚未支付全部的收购款，该认定混淆两个合同、四个主体、两种法律关系，损害了孙某的合法利益。二、一审把彩棉公司代天彩种业公司支付孙某的棉花收购款600000元认定为彩棉公司的损失属事实认定错误。该款项是孙某基于彩棉种植合同获取的收益，种植棉花的土地是孙某个人承包的土地，签订种植合同亦是孙某个人行为，与新安棉花加工厂无关，一审错误认定直接损害孙某的合法利益，且无救济途径。上诉人彩棉公司针对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的上诉辩称，对于彩棉公司的实际损失一审已查明。双方之间承揽加工合同已实际履行，新安棉花加工厂处理彩棉公司的皮棉应予赔偿。原告彩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二、判令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27654.4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系新安棉花加工厂总经理）在第八师一四二团监狱旁承包土地，2013年3月12日，孙某与天彩种业公司（原告彩棉公司子公司）副总经理孙香武（亦系原告彩棉公司第一产业部经理）签订种植生产合同一份，约定天彩种业公司委托孙某种植彩棉，种子由天彩种业公司提供，其有权对彩棉种植实施监督和管理，孙某种植品种新彩棉11号，面积1000亩以上，价格按照手采籽棉一级9.8元/公斤，二级9.6元/公斤，三级及以下9.4元/公斤的单价结算，孙某将籽棉送至天彩种业公司委托的棉花加工厂进行加工，并约定了交货地点、时间、方式、违约责任。孙某于2013年3月至2013年8月期间一直履行该合同种植彩棉。2013年9月1日，原告彩棉公司与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签订了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以下简称委托代加工合同），其中孙某作为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代理人，合同约定由新安棉花加工厂对标的物原告彩棉公司实际收购的彩棉予以加工，在2013年12月20日前加工完毕，约定按照每吨900元支付加工费用，被告在未取得原告同意前，无权处理入厂的各种彩棉产品，产品调运前10日内原告一次性付清被告全部加工费，前提是被告应当在原告支付加工费前向被告提供加工费增值税发票。加工合同签订后，孙某以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代理人身份将其种植的棉花在收成后分多批次直接交付至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经天彩种业公司孙香武与孙某核对后，确认孙某实际收购彩棉的重量为86.214吨，由原告代天彩种业公司实际支付孙某彩棉籽棉收购款600000元，余款因孙某未履行双方约定的开具发票义务而未支付完毕，且已经交付的彩棉籽棉等级及单价未经验收确定。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孙某交付的彩棉进行加工，原告未支付加工费用。后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向原告出具原棉报检及过秤码单确认，已用原告交付的籽棉生产加工出皮棉重量为31745.2公斤。后因被告一直未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一直未完成付款提货。直至2016年3月，孙香武要求孙某开具发票后付款提货时，被告知原告交由被告代加工的彩棉皮棉已被销售，故原告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彩棉公司于交付籽棉后，2013年12月11日从新安棉花加工厂拉走棉籽51140公斤，销售至石河子金利源工贸有限公司，石河子金利源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专用发票显示棉籽实际销售单价为每公斤1.80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加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并生效？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该份合同应否确认解除？如何确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四、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诉讼时效制度是为规范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系加工合同关系，原告在合同成立后履行过程中一直与被告协商皮棉交付与开具发票后支付加工费等合同履行事宜，直至2016年3月被孙某告知加工好的皮棉已经出售他人才得知其权利受到侵害，从原告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至其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辩称原告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的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约定由原告将2013年度收购的彩棉籽棉交付被告进行皮棉脱绒加工，并约定了加工的标的、质量、报酬、加工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故原、被告签订的该份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综合原告向法庭出示的生产种植合同、收购彩色籽棉实际重量确认单，结合委托代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加工的彩棉以原告实际收购的彩棉数量为准”的条款，且加工合同中未约定籽棉交付时的卸车、装车费用，结合证人孙香武的证言及原告提交的原棉报检及过秤码单、棉籽过磅单等盖有被告公章的证据，该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履行了交付籽棉的义务，该委托代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原告主张其向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交付彩棉籽棉数量为86.214吨，结合该院查明的事实，天彩种业公司系原告彩棉公司子公司，其与孙某签订的生产种植合同约定了其向孙某收购彩棉籽棉的标准和单价，该合同并未全部履行。孙某基于既是生产种植合同的种植户，亦是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总经理的双重身份，对于其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但并未由天彩种业公司收购支付棉花款部分数量的彩棉籽棉，应当视为孙某本人种植并由其本人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而从原告交付被告加工彩棉籽棉的数量中予以扣除。通过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其向孙某支付购买彩棉籽棉的收购棉花款转账凭证，从原告现举证据无法判定其收购的彩棉籽棉的等级及单价，故该院依照现有证据认定原告交付到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彩棉籽棉为从孙某处收购的价值600000元的彩棉籽棉。被告辩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孙某本人与天彩种业公司履行生产种植合同，并未就其辩解理由向该院提交任何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应当提交反驳证据，未提交反驳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请求解除该合同，经被告在庭审中当庭同意与原告解除合同，该院对原、被告双方委托代加工合同的解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代加工合同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现已被确认解除，故原告可以在其履行合同过程中履行了交付籽棉的义务为由，在合同实际解除时要求被告返还原物，无法返还的可以采取折价补偿的措施，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的损失实际为天彩种业公司收购彩棉并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的收购价格，于法有据，但结合该院在第二争议焦点中认定的实际收购价格应认定为60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损失的超出部分，无充分证据加以印证，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支付任何加工费用，也应当是原告先行违约，故即使合同履行因原告违约，其所产生的损失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该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损失系合同解除后导致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的进行折价补偿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已达成合同解除的一致意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关于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系双方之前达成，此时已经终止履行了的合同的约定，当事人不能根据已经终止的合同内容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自行承担损失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四，原告主张依据2013年度实际收购并交付给本案被告的彩棉数量86.214吨，按照9.6元/公斤的单价进行计算出实际损失为827654.4元，经该院核实后确认，原告实际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价值为600000元。被告辩称原告已经从被告处拉走了棉籽，如果原告确有损失产生，也应当从中扣减从原告处拉走的棉籽的价值，该院认为原告交付被告的籽棉经被告加工后形成了棉籽和皮棉，原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及出示的相关证据确以证明其从被告处拉走了棉籽51140公斤，无论该棉籽是否是由原告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的彩棉籽棉所产生，上述棉籽确已被原告从被告处拉走并销售，销售款项归原告所有，故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中应当扣除其已经拉走棉籽的部分损失，故对被告的该辩解理由，该院予以采纳。根据原告实际将棉籽出售的价格结合法庭调查的2013年度的兵团第八师农牧团场棉籽单价，认为当年棉籽每公斤1.805元的单价是符合市场价格标准的，故该院认定原告的实际损失为507692.3元[600000元-92307.7元（51140公斤×1.805元/公斤）]，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解除；二、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返还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彩棉籽棉折价补偿款507692.3元；三、驳回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7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承担7403元，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负担4674元。本院除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上诉人彩棉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有：一、2014年9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关于印发兵团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复印件），该通知规定，2014年皮棉的目标价格为每吨19800元，当采价期平均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对棉花种植者给予补贴，特种棉补贴标准与自治区保持一致。二、2014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管理办法的通知》（复印件），该通知明确特种棉（包括长绒棉和彩棉）目标价格补贴标准（产量部分）为陆地棉目标价格补贴标准（产量部分）的1.3倍。上诉人彩棉公司用上述证据证明彩色皮棉的价值最低不低于每吨25000元，结合一审中彩棉公司出示的彩色皮棉销售发票，彩棉公司主张皮棉的损失与实际相符应予以支持。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对该两份通知的真实性不认可，同时称彩棉公司一审中并未提及该文件，该两份文件出台的时间是2014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孙某在与天彩种业公司签订生产种植合同和两上诉人签订委托代加工合同期间，其是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的经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彩棉公司和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签订的委托代加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二、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是否应赔偿上诉人彩棉公司的损失及赔偿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两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加工合同已实际履行，理由如下：一、从两份合同签订的主体上看，孙某是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的经理，他以个人名义与天彩种业公司签订生产种植合同，后其又以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代理人的身份与彩棉公司签订委托代加工合同，与孙某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的孙香武同时在彩棉公司和天彩种业公司任职，该两公司是母子公司关系，基于上述关系，上述两份合同虽然从形式上看合同主体不同，实际该两份合同具有关联性。二、从两份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孙某依据种植生产合同种植棉花，并将种植收获的彩棉籽棉86.214吨交给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履行上具有连续性。孙某与天彩种业公司签订种植生产合同，其与上诉人彩棉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上诉人彩棉公司向孙某支付棉花收购款600000元，恰好能够说明孙某交售的棉花就是上诉人彩棉公司委托代加工的棉花。三、上诉人彩棉公司从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拉走棉籽51140公斤，如上诉人彩棉公司未将彩棉籽棉交付给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不可能让彩棉公司拉走棉籽。综上所述，孙某基于种植生产合同种植彩棉，其将收获的棉花交给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该棉花亦是上诉人彩棉公司委托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的棉花，两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加工合同已实际履行。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上诉称上诉人彩棉公司未向其交付待加工棉花因而委托代加工合同未实际履行其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两上诉人现均同意解除委托代加工合同，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将上诉人彩棉公司的彩棉籽棉加工成的皮棉销售，上诉人彩棉公司主张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赔偿其因此造成的损失，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本院认为，应以上诉人彩棉公司2013年实际收购并交付给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彩棉籽棉86.214吨的价格为基础确定赔偿数额，天彩种业公司和孙某签订的种植生产合同约定按照棉花等级确定收购价格，确定了三个等级，因天彩种业公司和孙某未对孙某交售的彩棉籽棉等级进行验收确定，本院认为，按照二级彩棉籽棉的收购价格计算赔偿数额较为公平，上诉人彩棉公司的损失数额计算为827654.4元（86214公斤×9.6元），上诉人彩棉公司从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拉走51140公斤棉籽销售所得92307.7元（51140公斤×1.805元/公斤）应从中扣减，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应承担的损失数额为735346.7元（827654.4元-92307.7元）。一审以上诉人彩棉公司实际向孙某支付600000元为基础计算上诉人彩棉公司的损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彩棉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部分处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801民初8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解除；二、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801民初8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即：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返还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彩棉籽棉折价补偿款507692.3元；驳回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上诉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735346.7元；四、驳回上诉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77元（上诉人彩棉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6元（上诉人彩棉公司预交6099元，上诉人新安棉花加工厂预交8877元），一、二审诉讼费共计27053元，由上诉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976元，由上诉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负担24077元，一、二审诉讼费相互折抵后，上诉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与上述案款同时给付上诉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费15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源审判员 孙铭徽审判员 胡春红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