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奕伽，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富云，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詠娴，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文胜，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原审第三人：白兰君，身份证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富云，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奕伽因与被上诉人杜詠娴、许文胜、原审第三人白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奕伽和其丈夫徐某甲共同生育一女儿徐某乙。周奕伽是白某的女儿。白某和杜詠娴通过跳舞认识。2013年3月8日杜詠娴介绍白某和许文胜认识，白某同意通过许文胜办理其孙女（即徐某乙）入学东川路小学的事情并支付给许文胜择校费7万元。2014年3月25日周奕伽通过其招商银行账户向许文胜转账7万元。许文胜收到给7万元款项后，出具《收条》一份。其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白某女士办学费用柒万元整人民币（70000元），作为凭证。收款人：许文胜日期：2014年3月26日身份证号：440105196912133938”。之后，杜詠娴、许文胜并未办理好徐某乙入学东川路小学的事情，而徐某乙最终就读了其住址相对应的大沙头小学。之后，周奕伽就和杜詠娴、许文胜联系退还7万元择校费，因未协商一致故起诉到法院。
庭审中周奕伽还提供其同杜詠娴、许文胜之间协商退还7万元择校费的短信联系，对此杜詠娴及白某均无异议。杜詠娴辩称其都是直接和白某联系，周奕伽所指的事情全部都是和经办人联系的，与杜詠娴无关。许文胜辩称在与周奕伽及白某协商退还择校费的过程中曾退还到周奕伽农业银行账户1万元，对此周奕伽及白某均不确认曾收到该1万元。对该1万元的退还，许文胜也未在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第一次庭审中许文胜表示让周奕伽将其身份资料发给许，由许去核实欠款具体数额，若周奕伽没有收到1万元就还款7万元给周奕伽；若周奕伽收到了1万元就还款6万元给周奕伽。之后，周奕伽将身份资料发给许文胜后，许文胜并未返还款项。
周奕伽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周奕伽与杜詠娴、许文胜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2.杜詠娴、许文胜连带清偿周奕伽择校费7万元；3.诉讼费由杜詠娴、许文胜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周奕伽、杜詠娴、许文胜及白某的陈述及周奕伽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和收条等证据，能够认定周奕伽及白某将择校费7万元交付了许文胜，可以认定其相互之间委托合同成立并生效。之后，许文胜并未办理好徐某乙入读东川小学的事情，且徐某乙最终入读了大沙头小学，故可以认定上述委托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周奕伽请求解除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形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许文胜所持有的7万元择校费应返还给周奕伽。至于许文胜辩称其已返还1万元给周奕伽方面，因周奕伽及白某均不认可，许文胜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杜詠娴仅是介绍许文胜和白某、周奕伽认识，并未收取到周奕伽和白某的任何费用。周奕伽和白某也仅是提供了其催促杜詠娴、许文胜的短信内容，故对于周奕伽和杜詠娴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并要求杜詠娴对返还7万元择校费方面承担连带责任方面，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其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于2015年6月3日判决：一、解除周奕伽和许文胜之间的委托合同；二、许文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周奕伽70000元；三、驳回周奕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周奕伽已预付），由许文胜负担，该费用由许文胜径付给周奕伽。
周奕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周奕伽的母亲白某通过跳舞认识杜詠娴，继而杜詠娴主动表示可帮助白某办理其外孙女徐某乙(周奕伽之女)进入广州市东川路小学入读的手续，并介绍白某认识许文胜，两人共同承诺只要支付赞助费7万元，一定可以办理成功。2014年3月25日，白某前往杜詠娴家商量此事，杜詠娴再次保证其人脉颇广，许文胜也有办理成功的案例，让白某放心。在白某离开杜詠娴家后，杜詠娴又发短信向白某解释收取所谓赞助费7万元的原因，以及办学流程，并在短信中明确表示其本人将去走关系，联系“苏某”，并送礼送东西，表示收到钱之后会把事情办好。周奕伽和白某基于对杜詠娴的信任，于当天按照杜詠娴的指示将7万元汇入许文胜的银行账户，许文胜在确认收到款项后出具了收条。由此可见，周奕伽和白某已提交了明确的证据证明杜詠娴在协商过程中明确表示其本人非常了解办事程序，认识可以办理学位的人并将利用其人脉关系办理学位，周奕伽和白某基于对杜詠娴的信任才同意与杜詠娴、许文胜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并支付择校费7万元，杜詠娴完全符合处理委托事务的被委托人特征。原审法院无视该等事实和证据，而仅在判决书中表述“杜詠娴仅是介绍被告许文胜和第三人白某、原告周奕伽认识，并未收取任何费用”，背离事实。杜詠娴在本案中的真实身份是委托合同的当事人，系被委托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九条的规定“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及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周奕伽请求判决确认周奕伽与杜詠娴、许文胜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依法解除，并连带偿还周奕伽7万元。综上，周奕伽上诉请求：1.确认周奕伽与杜詠娴、许文胜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依法解除；2.杜詠娴与许文胜连带偿还周奕伽择校费7万元；3.杜詠娴、许文胜承担本案原审及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杜詠娴答辩称：我与周奕伽无关联，是许文胜帮助白某办理徐某乙入读东川小学事宜，且我未经手任何款项及办理事宜，只是白某与许文胜的介绍人。去年9月我约了许文胜和经办人，想了解全过程，我告诉许文胜赶紧收手并要求他们赶紧还钱。许文胜称已经退还1万元，周奕伽一方不承认，为了这件事我专门去查，许文胜退钱之前给了我电话，之后我问白某有无收到钱，白某称她收到了。
被上诉人许文胜未作答辩。
第三人白某述称：1.杜詠娴所述与本案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我方提交了书面材料证明杜詠娴在本案是受托人并非介绍人。白某是基于信任才委托杜詠娴，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并且将款项汇入了杜詠娴指定的许文胜的账户，杜詠娴是以短信的方式明确向周奕伽表示其熟悉流程亲自参与办理徐某乙入学事宜，周奕伽才决定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将7万元汇入杜詠娴指定的许文胜的账号内。由此可见杜詠娴并非介绍人应为受托人，其言行表现完全符合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的基本特征。2.关于许文胜归还1万元的事情，原审庭审时，原审法院要求许文胜10日内提交证据证明已经还款1万元，但是许文胜没有提供，我方也确实没有收到。徐某乙入学事宜我方有委托另外一个朋友在办，但是5月份才出结果，因杜詠娴主动和我们说她这条线3月份就能出结果，杜詠娴称她人脉很广，没有许文胜这条线，也有其他的方法，我方才放弃另外一个朋友的帮忙。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周奕伽与许文胜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据此解除周奕伽与许文胜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判决许文胜返还7万元择校费给周奕伽，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杜詠娴是否为本案委托关系中的共同受托人并应当对返还择校费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就委托关系订立书面合同，从现有证据来看，许文胜系杜詠娴介绍与周奕伽一方人员认识并商谈有关徐某乙入学事项。其次，涉案款项系周奕伽一方与许文胜商议并直接交付给许文胜，之后由许文胜以本人名义出具了收条；再次，从追款方式来看，周奕伽系直接或通过杜詠娴向许文胜要求退款。最后，周奕伽原审提供的其丈夫与杜詠娴通话录音反映，其明确表示杜詠娴是中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促成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周奕伽经由杜詠娴介绍，与许文胜口头约定由许文胜办理徐某乙入读东川小学事宜，在此过程中，杜詠娴为周奕伽与许文胜之间订立委托合同提供了机会及媒介服务，因此，本案中杜詠娴的行为属于居间性质，不能认定其就是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周奕伽主张杜詠娴系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并因此要求其与许文胜作为共同受托人承当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周奕伽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周奕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喜
审判员 张永忠
审判员 刘革花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海涛
张罗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