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1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营业场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
代表人杨俊，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华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营业场所襄阳市樊城区松鹤路16号。
代表人张全党，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国生，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伟，男，197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肖江云，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永胜，男，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马志元，襄阳市襄州区张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好邻居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邻居公司），住所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45号。
法定代表人张宏涛，好邻居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永乐、林宗善，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杨，男，1986年9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连生，1959年1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伟、谷永胜、好邻居公司、邵杨、邵连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4）鄂襄州民一初字第00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8月17日5时10分，谷永胜驾驶鄂FCNX**“江铃”牌轻型厢式货车，由襄阳市区方向往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方向行驶至316国道刘集飞机场路口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余伟驾驶的“时风”牌三轮汽车发生尾随碰撞，“时风”牌三轮汽车被撞至道路左侧后又与对向行驶的邵杨驾驶的鄂F1XX**“东风”重型仓栅式货车发生碰撞，致余伟受伤。2013年8月29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襄州（交）认字（2013）第A0000578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认定谷永胜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使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此过错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余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和第五十条第一款“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之规定，此过错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邵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此过错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王俊慧、余琦博、余梦琦、王浩阳在此事故中无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谷永胜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余伟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邵杨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王俊慧、余琦博、余梦琦、王浩阳在此事故中无责任。余伟受伤后被送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进行救治，余伟的伤情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左股骨开放性骨折并大面积皮肤剥脱伤、骨盆骨折。余伟在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住院1天，支出医疗费19778.34元，出院医嘱转中心医院继续治疗。2013年8月17日至2013年12月3日期间，余伟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07天及在襄州区疾控中心门诊治疗一次，共支出医疗费194167.88元。出院诊断伤情为左侧额叶血肿、创伤失血性休克、（多发骨折：骨盆骨折（左侧坐骨支耻骨支骨折右髂骨骨折）、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左下肢皮肤大面积碾压撕脱伤、左腓总神经损伤、左胫神经损伤、左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右肘皮肤脱套伤、右膝外伤、右侧创伤性湿肺、肝脏挫裂伤、右肾挫伤右肾周积液、全身多处擦伤及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保持植皮创面干燥清洁，适当按摩，待植皮区完全稳定后（约3月）再次行外固定支架改内固定手术，骨折愈合后（约2年）手术取出内固定，适当保护下功能练习，避免过早负重导致骨折移位及外固定支架断裂，定期复查，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出院后病休90天，护理两人。2013年12月24日至2014年1月26日期间，余伟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33天，支出医疗费1811.71元（含2013年12月24日门诊费6.5元）。出院诊断为左下肢术后钉道感染、左下肢植皮术后、左腓总神经、胫神经损伤、多发陈旧性骨折（骨盆骨折、左股骨骨折、右肩胛骨骨折、右髂骨骨折）。出院医嘱出院后卧床休息，加强营养，继续治疗，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患肢功能锻炼，每月复查拍片，每周四门诊丁主任专家门诊复查，随时复诊，出院后病休90天（即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4月25日）；4、2014年4月26日至2014年7月26日期间休息共三个月。余伟于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7月22日6次在襄阳市中心医院门诊治疗，支出诊费508.94元，三次住院合计141天。综上，余伟花医疗费232566.87元（其中好邻居公司垫付232051.43元，余伟支付515.44元），因就医支出交通费1410元。2014年7月13日，经襄阳中立司法鉴定所鉴定，余伟损伤致残程度分别为7级、7级，其赔偿指数为一级赔偿额的45%，余伟支付鉴定费为2300元。本案事故发生后，好邻居公司另支付余伟12000元。
原审法院另认定：2014年8月1日，襄阳市明正假肢矫形康复器具中心为余伟出具了一份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书。根据该意见书，余伟需要配置坐骨承重大腿免荷支具，该设备每套11000元，更新期为1.5年，余伟需要配置道路型三轮电动轮椅车，该设备每辆5600元，更新期为5年，道路型三轮电动轮椅车每年的电池费需300元，余伟需要配置不锈钢双拐，该设备每付150元，更新期为5年，余伟需要配置坐便器，该设备每具380元，更新期为5年。
原审法院还认定：余伟自2012年5月30日起至今一直租住在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米庄镇谢洼社区居民委员会一组谢家庆家，在谢洼社区居民委员会所辖菜场卖菜。余伟的被扶养人为其父亲、子女。余伟父亲为余玉道，1952年4月9日出生，余玉道有一子即余伟、一女余巧。余伟的儿子为余琦博，2007年1月12日出生，余伟的女儿为余梦琦，2010年4月6日出生。经襄阳市襄州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余伟的“时风”三轮汽车的车辆损失为8100元，该车辆定损费为400元。
鄂F1XX**车的所有权人为邵连生，邵连生为鄂F1XX**车在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处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200000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11月28日，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2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29日至2013年11月28日。
鄂FCNX**车的所有权人为好邻居公司，好邻居公司为鄂FCNX**车在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处购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500000元。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6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5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自2013年6月16日至2014年6月15日。余伟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谷永胜、好邻居公司、邵杨、邵连生赔偿医疗费4430元、营养费11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280元、后续治疗费8000元、误工费28754元、护理费22264元、残疾赔偿金206154元、伤残鉴定费2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3012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46440元、残疾辅助器具鉴定费20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车辆定损费400元、车辆修理费8330元、手机损失1875元，共计838519元，其中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谷永胜、好邻居公司、邵杨、邵连生连带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余伟因本案交通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515.44元、营养费2820元（20元／天×14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820元（20元／天×141天）、后续治疗费8000元、误工费27329.52元（30599元／年÷365天×326天计算至定残前一日）、护理费17671.19元（26008元／年÷365天×（1＋107×2＋33）天）、残疾赔偿金369166.50元（（22906元／年×20年×45%）＋被扶养人生活费163012.50元（余玉道15750元／年×19年×45%÷2人＋余琦博15750元／年×12年×45%÷2人＋余梦琦15750元／年×15年×45%÷2人））、伤残鉴定费23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90300元（①坐骨承重大腿免荷支具154000元（11000元／套×14套）；②道路型三轮电动轮椅车22400元（5600元／辆×4辆）；③道路型三轮电动轮椅车电池6000元（300元／年×20年）；④不锈钢双拐600元（150元／付×4付）；⑤坐便器1520元（380元／具×4具）；⑥住院期间的残疾辅助器具5780元）、交通费1410元、“时风”车辆鉴定费400元、“时风”三轮车损8100元，共计630832.65元。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谷永胜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余伟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邵杨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王俊慧、余琦博、余梦琦、王浩阳在此事故中无责任。责任划分准确，予以确认。余伟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予以支持。余伟请求赔偿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由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优先赔偿15000元，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优先赔偿5000元。
因肇事车辆鄂F1XX**车为邵连生所有，邵连生为鄂F1XX**车在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肇事车辆鄂FCNX**车为好邻居公司所有，好邻居公司为鄂FCNX**车在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及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分别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直接对余伟赔偿119077.72元，共计238155.44元（其中医疗费用限额共计14155.44元（两公司各赔偿7077.72元）、伤残限额共计22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财产损失共计4000元），不足部分412677.21元依照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由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对余伟赔偿60%即247606.33元，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对余伟赔偿20%即82535.44元。好邻居公司已垫付244051.43元，由该公司依照与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约定向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理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余伟366684.05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余伟201613.16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余伟对谷永胜、襄阳市好邻居连锁超市有限公司、邵连生、邵杨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余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90元，由余伟负担290元，襄阳市好邻居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邵连生负担500元。
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他字第25号《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规定，只有农村居民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并达到一年以上的，才可以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伤残赔偿金。经查询，“谢洼社区居民委员会”没有余伟的暂住人口信息，余伟提供的暂住证上加盖的印章为“襄樊高新区米庄镇谢洼社区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发证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而在2012年5月30日前，襄樊市已更名为襄阳市，内容为“襄樊高新区米庄镇谢洼社区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的印章也早已不再使用，余提供的暂住证属虚假证据。原审法院依据余伟提供的虚假暂住证，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余伟的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余伟的残疾赔偿金应为79803元（8867元／年×20年×45%），原审法院对此多计算了126351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被扶养人的法定条件包括无劳动能力和无其他生活来源，余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父亲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审法院判决支付余伟父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余伟起诉请求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小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没有证据证实被扶养人在城镇居住，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原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的扶养年限错误，多计算12768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明确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余伟提供的用以证实误工费计算标准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无证据证实其有固定收入，也无证据证实其从事批发零售业，故余伟的误工费应当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应为21161元（23693元÷365天×326天），原审法院判决该公司多承担6168元误工费；四、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是指因伤残的受害人为补偿其遭受到创伤的肢体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处理或者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制的生活自助器具的费用，残疾生活辅助器具包括肢残者用的支辅器，假肢及其零部件，假眼、假鼻、内脏托带、矫型器、矫型鞋、非机动助行器、代步工具（不包括汽车、摩托车）、生活自助具、特殊卫生用品，视力残疾者使用的育杖、导育镜、助视器、育人阅读器，语言、听力残疾者使用的语言训练器、助听器，智力残疾者使用的行为训练器、生活能力训练用品。余伟的伤残等级为七级，无证据证明完全瘫痪卧床不起，余伟所主张的残疾生活器具不是法律规定的残疾生活辅助器具，因此，余伟主张的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不应支持；五、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予以确定，本次事故未对余伟生活造成严重障碍及造成精神损害，余伟对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六、本案事故还有另外几名受伤人员，人民法院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为其他几名伤者预留相应份额，原审法院将两个交强险的保险限额全部赔偿给余伟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不支持1903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核减精神损害抚慰金。
上诉人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余伟为农业户口，原审法院仅凭一张证明即认定为非农业户口，应以农业户口计算残疾赔偿金及其他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过高，多数不是必须配备的器具。按照本案事故责任，该公司只应承担不超过15%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承担20%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核定该公司的赔偿数额。
其他当事人未提出答辩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王俊慧、余琦博、余梦琦、王浩阳向原审法院递交书面意见，表示放弃因本案交通事故遭受损害的赔偿权利。
本院认为：谷永胜驾驶的鄂FCNX**“江铃”牌轻型厢式货车、余伟驾驶的“时风”牌三轮汽车、邵杨驾驶的鄂F1XX**“东风”重型仓栅式货车于2013年8月17日发生交通事故致余伟受伤，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谷永胜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余伟、邵杨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故鄂FCNX**“江铃”牌轻型厢式货车与鄂F1XX**“东风”重型仓栅式货车的相关义务人应当承担余伟所遭受损害的赔偿责任。由于F1XXXX“东风”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鄂FCNX**“江铃”牌轻型厢式货车在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故应由该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余伟所遭受损害的赔偿责任。
余伟提供了加盖印章为“襄樊高新区米庄镇谢洼社区暂住人口管理服务站”的暂住证，证实受伤前在城镇居住，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暂住证属不应采信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采信该暂住证认定余伟受伤前居住在城镇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该规定并未规定依据被扶养人的居住地作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扶养人的居住地作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该规定，被扶养人包括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包括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及年满60周岁以后推定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人。余伟遭受损害时，余伟的父亲已年满60周岁，属于推定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余伟提出的其父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的扶养年限并无错误。
余伟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前，暂住在城镇从事蔬菜销售职业，与批发零售业相近，收入并不固定，也不能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审法院参照批发零售业的收入计算余伟的误工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主张按农、林、牧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襄阳明正假肢矩形康复器具中心即辅助器具配置机构为余伟出具了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意见，且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配置意见，故原审法院依据该配置意见判决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亦符合法律规定。
余伟因本案交通事故致残疾，依法应当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本案伤残情形下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对此享有自由裁量权，原审法院酌定赔偿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因本案交通事故遭受损害的其他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赔偿的权利，故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提出的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为其他几名伤者预留相应份额的上诉请求不应支持。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提出的该公司只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该上诉请求不应支持。
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的其他内容未提异议，本院不再予以评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费2832元，由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中支公司负担1524元，由上诉人人寿财保襄阳中支公司负担13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新宇
代理审判员 海 飞
代理审判员 张敏杰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