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宇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波、许霈珍，均系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成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炳权、梁健强，均系广东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宇康因与被上诉人黄成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1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宇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黄成辉将保时捷卡宴车辆返还给罗宇康；3、判令黄成辉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保时捷卡宴车辆由黄成辉购买并归其所有的事实存在重大明显的错误，应依法改判。（一）保时捷卡宴车辆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登记的所有权人为罗宇康，黄成辉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罗宇康仅为挂名的车主而其自己为实际的车主。原审法院完全忽视罗宇康是实际登记的车主这一客观事实，竟然重点审查有关购车款是由谁支付这一与案件本身并无多大关系的问题。因为在没有约定登记车主仅为挂名车主的前提下，购车款由谁支付最多也只是构成了一种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能将其作为主张车辆所有权的依据。（二）更重要的，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购车款全额由黄成辉支付也明显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购车款为735000元，其中200000元是罗宇康通过现金方式交给黄成辉，500000元由罗宇康委托其兄嫂开立的某甲驾校通过财务林某甲的个人账户直接支付到卖方叶某甲账户，因黄成辉提出要先使用一段时间涉案车辆，故另外的35000元由黄成辉支付给原车主作为车辆使用费。1、对于购车款200000元部分：由于车辆原是在广州并非在江门本地，罗宇康只能通过黄成辉的描述判断车辆的可购买性，并且当时的报价确实非常优惠，罗宇康与黄成辉是多年的朋友关系，罗宇康出于对黄成辉的信任，相信黄成辉不会欺瞒车辆状况也相信黄成辉所说的车辆能很快过户，于是在决定购买车辆时将其中的200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黄成辉，因为考虑到车辆能很快交到自己手上并办理过户，所以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罗宇康当时没有让黄成辉出具任何收据。2、对于购车款500000元部分：罗宇康是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的挂职教练，罗宇康的哥哥罗某甲是驾校股东之一，基于这一亲情关系，驾校同意预支500000元给罗宇康并从罗宇康以后的应得工资中偿还。该500000元款项为罗宇康让其兄长罗某甲通过公司出纳人员林某甲转账支付给叶某甲。这一事实有驾校出具的证明和林某甲的证词加以印证。3、对于余下的购车款35000元部分：最初黄成辉声称购车款是700000元，在车辆办理过户后，黄成辉提出车辆先借给其开一段时间，罗宇康想到大家是朋友且车辆也是经黄成辉介绍才买下，所以答应了。这时黄成辉才跟罗宇康说其帮罗宇康垫付了购车款35000元，就当是黄成辉借用车辆一段时问的费用。4、特别是原审法院将林某甲向叶某甲转账500000元认定为是黄成辉支付的购车款更是明显错误。林某甲转账支付给叶某甲的500000元，实际上是罗某甲代罗宇康支付购车款而要求林某甲汇出。在黄成辉与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罗某甲、张某甲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中［二审案号：（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罗某甲、张某甲己答辩称三方签订的《确认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黄成辉未参与投资经营驾校；并且该案件的二审判决也驳回了黄成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更重要的是，在455号民事判决第11页明确表示“至于黄成辉主张的罗某甲、张某甲擅自处分合伙体财产成立某甲培训公司的事实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此不作评判，若黄成辉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受损，可另觅途径进行救济。”因此，上述《确认书》以及黄成辉当时是否共同经营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是尚存在争议的事实。本案中，一审法院仅凭罗宇康、黄成辉承认的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是由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培训中心升级而来这一事实，就一并认定了黄成辉经营驾校的身份，而该认定与本案返还原物纠纷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更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纠纷，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已超过本案返还原物纠纷的范畴。因此，对于转账支付给叶某甲的500000元是从驾校的资金中转出，且驾校本身已出具证明该资金是代罗宇康支付的购车款，经驾校委托负责转账的林某甲本人也亲口承认了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却否定了该组证据的证明力；反而对尚存在争议的事实超出本案审理范畴作出认定，从而肯定了黄成辉当时经营驾校的身份甚至在黄成辉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支持了黄成辉辩称该款项为分红款是其要求林某甲代其转账的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凭车辆相关证件的持有情况及类推罗某甲的车辆登记，认定涉案车辆归黄成辉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车辆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原件由谁持有不应作为认定车辆所有权人的依据。车辆的行驶证及登记证书随车放置是大多数车主的行为习惯，也合乎情理，自罗宇康购入车辆至今车辆一直被黄成辉占用不予归还，因此车辆相关证件由黄成辉持有只能说明黄成辉持续占用车辆的事实。并且，一审法院认为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不能作为判别车辆所有权人的依据，从而否定涉案车辆应归罗宇康所有的客观事实，而将车辆证件由黄成辉持有作为认定黄成辉是车辆所有人的判断依据之一，明显本末倒背。2、一审法院结合驾校另一名股东罗某甲也有将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的事实，类推认定黄成辉的抗辩理由合乎情理，明显错误。罗某甲和黄成辉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黄成辉与罗宇康曾经是朋友关系，但罗某甲与罗宇康之间是亲兄弟关系，罗宇康同意将亲哥哥罗某甲的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不代表也同意其他任何第三人借用自己之名。一审法院的类推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涉案车辆一直由黄成辉占用，是因为罗宇康购入车辆后，黄成辉立刻提出借用车辆一段时间，罗宇康考虑到黄成辉是朋友经其介绍才能这么优惠买入涉案车辆，且罗宇康本身有车开，所以才答应将车先借给黄成辉。原本以为黄成辉只是借用一段时问就会归还，没成想黄成辉一直没有归还之意，经罗宇康多次口头催要仍不予理会。又鉴于黄成辉是朋友，罗宇康没有强硬要求其归还。一审法院仅凭黄成辉占用涉案车辆的情形，即适用《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认定黄成辉是实际车主。同时适用《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否定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并非是法律法规，实际上关于机动车登记依法应当既具物权登记的效力，也具有准予上路的行政登记管理效力的双重法律含义。1、将机动车登记仅视为机动车行政管理登记是片面的，机械的，其没有正确理解机动车登记所具有的法律方面的双重含义，除机动车抵押登记具有物权变动效力之外，注册登记和转移登记也属于物权登记，且具有机动车物权设立、转移的对抗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该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而且还是一种物权登记制度，这是一种所有权登记，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登记。2、汽车作为动产中的准不动产，因其以登记为物权变动条件，故不宜适用占有推定规则。这即是动产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例外。换言之，法律对于个别价值较大且便于登记的动产，如汽车、船舶，在物权变动上以登记为生效或者对抗要件，其不宜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而应当与普通的不动产一样适用登记的推定力。3、根据登记效力的不同，也将物权登记称为物权生效要件或者对抗要件。虽然效力上有所区别，但这两种登记都属于物权登记。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物权法》规定的机动登记具有物权登记的法律属性。故，原审法院将机动车登记仅视为准予上路的行政管理登记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黄成辉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黄成辉的答辩意见与原审的意见基本一致。
罗宇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成辉将保时捷卡宴车辆返还给罗宇康；2、黄成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宇康与黄成辉原是朋友关系。小型越野客车原号牌为，原登记车主为黄某甲，原实际车主为叶某甲。2011年5月31日，该车辆通过购买方式变更登记到罗宇康名下，车辆号牌变更为。变更登记后，该车辆一直由黄成辉占有使用至今。罗宇康认为该车辆是其购买后借予黄成辉使用，但黄成辉一直拒绝返还，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2011年5月23日，黄成辉转账支付了200000元给叶某甲。同日，林某甲转账支付了500000元给叶某甲。林某甲是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原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的出纳人员。
再查：在黄成辉诉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罗某甲、张某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364号、（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一案中查明，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于2006年7月20日成立，性质为个体工商户，而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是由黄成辉出资50%、罗某甲、张某甲共同出资50%，并以张某甲个人名义登记成立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小型越野客车的实际所有人是谁。罗宇康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证明小型越野客车的所有人登记为罗宇康，主张车辆属其所有，现黄成辉占有该车辆，应予以返还。而黄成辉则抗辩认为该车虽然名义上登记为罗宇康所有，但该车辆实际是黄成辉购买，购车款也是黄成辉支付的，因此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应为黄成辉。综合罗宇康的起诉和黄成辉的抗辩，对于小型越野客车的实际所有人问题，原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认定。
关于小型越野客车的购买经过的问题。罗宇康主张通过黄成辉了解到黄成辉有朋友急于出售一台保时捷牌汽车，因罗宇康对汽车较为热爱，认为价格也合理，并出于对黄成辉的信任，因此决定购买该车辆，但罗宇康庭审中表示在购买该车辆之前不认识上一手车主，购买时没有看过现车，对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也不清楚，直至过户时才看到车辆。黄成辉则否认有向罗宇康透露过有朋友需要卖车的信息，黄成辉主张实际上是自己需要购买该车辆，其与在广州经营车行的叶某甲是朋友关系，当时得知该车行收购了一台保时捷牌车辆回来，认为车辆不错，遂决定购买，购买手续均是与车行办理的，因当时黄成辉与罗宇康的哥哥罗某甲合伙经营驾校，而黄成辉经常出国，罗某甲提出为了便于办理车辆的年审而将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黄成辉认为合理及基于对罗某甲的信任，因此同意将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另外，在小型越野客车的登记信息中，登记联系电话为137××××0608，该电话号码属于黄成辉使用。
关于小型越野客车购车款支付的问题。罗宇康及黄成辉均主张购车款是由己方支付。但对于购车款的支付方式问题，罗宇康在第一次庭审时称车辆价格为700000元，车辆是通过黄成辉购买的，因此购车款也是通过黄成辉交付给原车主的，其中500000元通过转账支付给黄成辉，另外200000元通过现金方式交给黄成辉，但罗宇康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有支付200000元给黄成辉的事实；在第二次庭审时，罗宇康改称车辆价格为735000元，其中500000元是罗宇康的哥哥罗某甲代为支付给黄成辉买车，另外200000元是现金支付给黄成辉，余下35000元是黄成辉提出租用车辆的费用；而在罗宇康补充提交（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民事判决书时，一并提交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主张2011年5月由林某甲转账支付给叶某甲的500000元，实际上是代罗宇康支付的购车款。黄成辉则主张其与叶某甲约定以7350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车辆，其中200000元通过黄成辉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给叶某甲，500000元通过当时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的出纳人员林某甲转账支付给叶某甲，余下35000元为现金交付给叶某甲，黄成辉并提供银行转账凭条和收据，证明其支付了全部购车款给叶某甲。
关于小型越野客车的使用问题。该车辆购买后一直由黄成辉支配使用至今，车辆的行驶证及登记证书的原件也由黄成辉持有，只是在车辆年审和购买保险时交由罗某甲或驾校代为办理。而罗宇康则主张由于车辆是通过黄成辉帮忙购买，考虑到当时自己有车开，而黄成辉没有车开，黄成辉也答应支付35000元的使用费，因此同意将车辆租给黄成辉使用。但罗宇康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有将车辆租借给黄成辉使用的约定，也未能明确将车辆租予黄成辉使用的期限。罗宇康在庭审中也表示在小型越野客车购买的期间在公立医院从事医生职业，当时自己使用的是夏利牌汽车，另外名下还有一台皇冠牌汽车，但该皇冠牌汽车的实际所有人为罗宇康的哥哥罗某甲；而黄成辉则称在2011年5月期间名下有一台宝马牌汽车，另外有两台奥迪牌汽车，但奥迪牌汽车后来出售了。
综合上述关于小型越野客车的购买经过、款项支付、车辆使用等情况。原审法院认为，罗宇康仅在得知黄成辉有朋友需要出售车辆，但并未了解车辆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对现车进行检视的情况下，便决定花费七十多万元购买车辆，且车辆过户后自己从没使用过的情况下就将车辆交由黄成辉使用，结合罗宇康当时的职业以及其自己使用车辆的情况，罗宇康主张车辆通过黄成辉购买后将车辆借给黄成辉使用，明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生活习惯和情理。而罗宇康对购车款支付情况的陈述，前后出现明显的差异，在证人出庭作证和提供（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民事判决书后，均对购车款支付情况的说法进行了变更，故罗宇康的主张无法达到足以令人确信其真实出资购买车辆的高度盖然性。因此，对于罗宇康主张的购车经过以及其支付购车款的情况，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而黄成辉能够清晰陈述详细的购车过程及购车款的支付经过，且根据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小型越野客车上一手实际所有人叶某甲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黄成辉已经支付了全部购车款给叶某甲的事实。对于通过林某甲转账支付给叶某甲的500000元，黄成辉主张属其在驾校的分红，是其要求林某甲支付给叶某甲的。虽然（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黄成辉主张其占有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的请求，但该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是2014年11月28日登记成立，而罗宇康、黄成辉在本案庭审中均承认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是由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升级变更成立的，而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是黄成辉与罗某甲、张某甲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其中黄成辉出资50%。因此可以证明黄成辉在购买小型越野客车期间确有参与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的经营，其使用有关的资金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的问题，黄成辉辩称由于其经常出国，为了便于办理车辆年审等业务而将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结合黄成辉当时经营驾校的身份，以及驾校的另一股东罗某甲也有将车辆登记在罗宇康名下的事实，黄成辉的抗辩理由也合乎情理。而该车辆自变更登记起一直由黄成辉支配使用，在车辆登记信息中的联系电话也是黄成辉的电话号码，综合以上情况，可以使人产生该车辆实际是黄成辉自己购买使用的内心确信，因此对于黄成辉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本案中，虽然小型越野客车登记在罗宇康名下，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本案涉案标的属于机动车辆，其物权的设立以交付为生效标志，而登记产生对抗效力。同时参照《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的答复，机动车登记是为了管理上的需要，而不是作为唯一确定车辆所有权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罗宇康仅依据车辆登记在其名下，且在黄成辉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的情形下，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罗宇康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真实出资购买车辆，其主张车辆属其所有并请求黄成辉返还车辆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罗宇康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020元，合共3320元，由罗宇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罗宇康请求黄成辉返还涉案车辆，应首先举证证明其系车辆所有权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可知，双方均认为自己系车辆所有权人，罗宇康主张其曾与黄成辉形成车辆租赁关系而转移占有，黄成辉则主张其与罗宇康就该车辆形成借名登记的委托关系，双方各执一词。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而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知，对于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权属登记在因买卖产生等法律行为产生的外部关系上具有公示对抗效力，但在内部关系上仍应适用一般动产所有权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设立变动规则。因此，在对车辆所有权产生内部事实物权争议，特别是实施付款行为的车辆实际使用人主张物权且登记所有权人对于为何移交使用未能提供直接证据时，应从买卖合同订立、付款、登记、使用等各方面事实进行审查，由此确定车辆所有权的真实状态。
对此，罗宇康主张该车辆归其所有的主要依据为车辆权属证书、车辆登记信息、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该50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证明等；而黄成辉则提供了叶某甲出具的购车款收据、其手机的车辆违章短信截图、黄成辉于2011年5月23日向叶某甲支付20万元的转账凭条以及申请原审法院向叶某甲、黄某甲所作的询问笔录等。本院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从买卖合同的订立过程来看，双方均确认由黄成辉直接洽谈购买，若按罗宇康的主张，其为实际购车人，黄成辉仅作为介绍人、居间人的身份，则罗宇康应当在合同订立前清楚了解车辆具体情况，但罗宇康承认其在过户前未见过车辆，且对购买时车辆行驶里程这一反映二手车辆价值的重要指标表示不记得，让人对其是否具有真实购车意思产生重大怀疑。而对于价格问题，此属购车人的主要对价，而罗宇康在原审过程中先主张购车款为70万元，但在原审法院向其出示黄某甲、叶某甲的询问笔录后又改称在确定购车前已知悉购车款为73.5万元，其在原审过程中对购车价格的两次前后不一的主张，且在一、二审过程中亦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令人难以确信该价格系由其与售车方达成的合意。
其次，对于付款情况来看，罗宇康主张其以自有资金支付了70万元的购车款，但其对此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具体如下：对于其中20万元款项，黄成辉提供的证据证实其以账户内资金向叶某甲支付了20万元；罗宇康虽主张该20万元因不知道卖方账户而向黄成辉现金支付，但其还表示另外50万元系其要求罗某甲向叶某甲账户内支付的，亦即其承认可以从黄成辉处知悉卖方账户，结合两笔款项系同日支付的事实，由此可知其并无向黄成辉交付现金的必要，且其对于向黄成辉提供20万元现金的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故其主张该20万元款项由其提供明显缺乏依据。对于其中50万元购车款，罗宇康陈述因其担任江门市蓬江区某甲汽车驾驶培训中心兼职教练且该培训中心未向其支付过教练费，故由该培训中心代付后多除少补，但其对于存在应收教练费的事实未作举证，对其主张难以采信；而从（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364号和（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5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罗某甲、张某甲曾确认与黄成辉各占50%的份额合伙经营该培训中心，而该50万元款项支付于双方合伙期间，黄成辉主张属其以合伙分红支付的购车款相较于罗宇康的主张而言更为可信。
再次，就车辆登记及证件的持有情况来看，涉案车辆虽登记在罗宇康名下，但罗宇康在亲自办理过户登记时留存黄成辉的手机号码，众所周知，车辆登记信息中记载的手机号码作为车主及时了解车辆是否违章、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等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罗宇康对此未能作出解释，更让人对其是否为实际车主产生怀疑。该车辆于5月份过户后交由黄成辉使用时，罗宇康不但将车辆行驶证交给黄成辉，还将车辆的权属证书交给黄成辉，其解释为因黄成辉使用期间车辆需年审故将权属证书一并移交，但罗宇康在二审过程中主张与黄成辉约定使用期限为半年左右，而从车辆行驶证记载的年审时间来看，该车辆为每年3月年审，并不存在因年审而移交权属证书之需。故上述情况亦难以确认罗宇康为该车辆的真实权属人，黄成辉以持有权属证书的事实主张借名登记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最后，就车辆的使用情况来看，二审过程中，罗宇康主张在购车后因黄成辉无车用且支付3.5万元尾款作为租用费故交由黄成辉使用半年左右时间，但罗宇康在原审过程中曾陈述系借用关系且未约定使用期限，其陈述显然前后不一。若如罗宇康先前主张的借用关系，其当时仅使用夏利m3此一显著低于涉案车辆价格的车辆而将刚购得的高价车辆在未约定使用期限的情况下无偿交由黄成辉使用令人难以置信。而若按罗宇康有关租用车辆的主张，其承认车辆年审和保险由其哥哥罗某甲办理，若黄成辉未按期归还车辆，其完全可以通过由罗某甲代办年审的机会将车辆收回，但其在至今长达5年期间对此未作处理，更令人无法确信其系该车辆的真实权属人。
综合上述情况，罗宇康对其实际购买车辆后向黄成辉出租车辆的主张，因其就协商购买、价格及款项支付以及租用关系等事实的主张存在诸多不合常理及前后不一的情况，故本院对其凭车辆登记主张系车辆所有权人并请求黄成辉返还车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罗宇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由罗宇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许世清
审判员 陈雪娟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