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赣中行终字第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信宏。
委托代理人余作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
住所地：上犹县平富乡平富圩。
法定代表人钟源才。
委托代理人刘福敏。
委托代理人马达远。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忠确。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庙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忠连。
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启云，。
原审原告廖信奎。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店上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信材。
上诉人廖信宏因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的副乡长刘福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争议山场位于上犹县平富乡前进村浊水组坑尾，登记面积为60.2亩，四至界址为东与黄东娣、原廖球光山为破埂为界，南与廖信宏、廖信奎山（小路）为界，西与平富村黄屋、钟屋山破埂为界，北以山脚、荒田为界。“土改”时期，林桂连取得的土地房屋所有证，登记“棚下”山场，四至界址为东邹宅山，南朱宅山，西田，北朱宅山；郑礼秀、廖忠仁（二原告之父）、廖忠礼、廖忠义等人取得的土地房屋所有证，登载“深垇下”山场一块，但未注明四至界址。“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店上组（原店上生产队）取得犹林证字第052639号上犹县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载“深垇下”山场两块，其一登记面积为27亩，四至界址为东至山脚，南至山顶，西至大路，北至山顶；其一登记面积为17亩，四至界址为东至埂顶，南至廖信付山，西至埂顶，北至天水，该山场后落实给原告廖信宏、廖信奎的父亲廖忠仁作为自留山，并颁发了犹林政字第027782号上犹县自留山使用证。第三人塘面组（塘面生产队）取得犹林证字第052801号上犹县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载“棚下（同庙背共）”山场，四至界址为东为路，南至店上队山，西至田，北至廖球光山，登记面积为70亩。2006年11月10日，黄树连、廖忠先等2户取得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152号林权证，登载“深坳下”山场四至界址为东至横路，南至埂，西至山脚、田，北至黄东娣山。2006年11月26日，原告廖信宏、廖信奎等2户取得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315号林权证，登载“深坳下”山场四至界址为东至黄树连山横路，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廖信权山，登记面积为10.2亩。2013年10月23日，廖忠胜通过山场流转取得上府林证字（2013）第0808110508号林权证，取得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152号林权证登记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2014年10月23日，上犹县人民政府作出上府字（2014）36号决定书，撤销了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152号林权证和上府林证字（2013）第0808110508号林权证中第00916号小班宗地林权登记。2014年10月30日，二原告向被告平富乡政府提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被告平富乡政府于2014年11月5日受理后，组织二原告与第三人塘面组、庙背组、店上组进行了调解，因调解无效，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了平府处字（2015）01号行政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第三人塘面组和庙背组共有。二原告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后不服，向上犹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上犹县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上府复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平富乡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2015年4月24日，二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请求原审法院撤销被告平富乡政府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的平府处字（2015）0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平富乡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另查明，争议山场在当地群众中叫法较为混乱，有的认为仅有“深垇下”一种叫法，有的认为仅有“横江下”一种叫法，有的认为有“深垇下”、“横江下”、“老棚下”、“棚下”等多种叫法，也有人认为“深垇下”和“棚下”山场系相邻的两块山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廖信宏、廖信奎与第三人塘面组、庙背组的山林权属争议，被告平富乡政府接到申请后进行调处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系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被告平富乡政府受理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争议后，组织原告和第三人进行了调解，在调解无效后经走访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未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二原告提交的“土改”时期林桂莲和廖忠仁名下土地房屋所有证中虽有“棚下”、“深垇下”山场的登记，但在有“林业三定”权属登记的情况下，“土改”时期的权属依据不能成为确定权属的参照。在“林业三定”时期，二原告所在的第三人店上组取得了“深垇下”山场两块（后均落实给农户作为自留山，其中一块落实到二原告之父廖忠仁名下），此外未取得“深垇下”、“横江下”、“棚下”或“老棚下”山场。而第三人塘面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取得“棚下（与庙背组共）”山场一块（四至界址为东为路，南至店上队山，西至田，北至廖球光山），四至界址、面积与争议山场四至界址、面积大体相符，被告平富乡政府认定的“与实际方位顺时针旋转了90度”虽不精准，但并不影响对争议事实的整体认定。被告平富乡政府根据“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证照及经走访调查取得的证据，认定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第三人塘面组和庙背组共有，并无不当。综上，被告平富乡政府作出的平府处字（2015）01号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信奎、廖信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廖信奎、廖信宏承担。
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平府处字（2015）01号关于平富乡向前村浊水组坑尾山场的林地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3、依法责成被上诉人再次确认本案争议林地的权属；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争议的“深垇下”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上诉人与原审原告廖信奎共有。上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期，上诉人父辈取得的土地证上明确登记此块林地名为“深垇下”。在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上诉人所在生产队取得“深垇下”的权属证书，权属证上林地面积分别登记为27亩、17亩，其中17亩林地以自留山形式划为上诉人父辈承包经营。此后于农村经济改革实施承包到户时上述27亩林地也由上诉人父辈承包经营。2006年“林改”时期，因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组长廖忠确在知悉“深垇下”林地将租赁给他人经营的情况下，怀着侵占上诉人承包经营的林地的目的，冒用1983年登记在塘面组与庙背组共有的“棚下”林地之名义对上诉人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上述林地进行“私分”，提出借林改之机将上诉人共有的“深垇下”林地错误登记在廖忠恒配偶及廖忠煊名下，并要求廖忠恒不能对外说。随后林地权属确认公示时，上诉人因看到公示榜上对自己共有的林地登记显示有“深垇下”字样，当时便没有认真核实林地四至的具体界线。直到2013年廖忠胜对错登在廖忠恒配偶黄树连及廖忠煊名下的，本属上诉人与原审原告廖忠奎共有的“深垇下”林地进行作业时，才知道该林地已流转至廖忠胜名下，上诉人及时予以制止其开发经营行为，并及时向村、乡反映了上述问题。上诉人为此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对“深垇下”林地进行重新确认归上诉人与原审原告廖信奎共有。2015年1月28日，被上诉人平富乡人民政府将上述林地权属确认归属于第三人。2015年3月2日，上诉人向上犹县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4月13日上犹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维持决定。2015年4月23日，上诉人向上犹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上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上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证据采信存在严重错误。1、关于土改时期的权属证书能否作为确定争议林地权属参照的问题。本案中，土改时期林地的权属状况对于本案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问题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土改时期的权证对于判断争议林地的权属归属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之一。但是原审法院对此却草率认定因为“林业三定”权属登记故不能以土改时期的权属依据作为确定权属的参照，从而排除了此份证据。2、关于争议林地名称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争议山场在当地群众中叫法较为混乱”，对此，原审法院没有就争议林地是否存在多个名称问题做出最终确认。事实上，“深垇下”与“棚下”完全不是同一块山场，只因相关林地彼此相邻，未能确定各块林地的具体界线，导致出现争议林地有三四种不同叫法的现象。关于这一事实，在一审判决中采信的证人证言3、5、6、8、9中都能够直接证明。3、关于“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塘面组与庙背组共有林地的四至界线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平富乡政府认定的与实际方位顺时针旋转了90度虽不精准，但并不影响对争议事实的整体认定”，这一认定也明显存在严重错误。林业勘定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承包农户的山林权益，勘定的界线居然要与实际方位顺时针旋转90度才与所谓的事实相符，这种解释是很难使人信服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判决错误，请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辩称，一、争议林地并非上诉人所在生产队林权证上登记的深坳下山场。上诉人所在生产队林权证上登记的深坳下的山场有两块，一块17亩、一块27亩。17亩的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划给了上诉人父辈作自留山，27亩的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划给了廖信富作自留山。上诉人所在生产队林权证登记的深坳下的山场与争议林地系两块完全不同的山场。二、上诉人提交的土改时期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因本案所涉及的争议山场经过了土改、四固定和林业三定三个阶段，在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确权，应以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林所有权执照和自留山使用证等权属证书作为确权的依据，上诉人提交的53年土改时期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三、上诉人位于深坳下的山场并未包括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上诉人在本案处理的过程中提交了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证号027782，小地名“深垇下”山场的四邻界址为“东与埂顶为界，南廖信付山为界，西与埂顶为界，北与天水为界，其四址与争议山场不符。2006年林改时，县政府向上诉人颁发了林权证，证号为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315号，小地名“深垇下”山场的四邻界址登记为东至黄树连山横路，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廖信权山。争议山场在2006年林改时错登在黄树连的名下，足以证实，上诉人在深坳下的山场并未包括争议山场，只与争议山场相邻。四、关于争议山场的山林权属权源追溯问题。上诉人所在的店上组在深坳下只有两块山场，两块山场分别落实给了上诉人和廖信富作自留山，除了这两块山场外，店上组在深坳下没有第三块山场。上诉人本人在深坳下的山场已经发证，其本人的山场并不在争议山场范围之内。上诉人陈述与塘面组有争议的是其继承的林桂莲名下的山场，而土改时期颁发给林桂莲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证实，林桂莲山场登记的小地名为“棚下“，林桂莲在“深垇下”并没有山场。故从权源的追溯来看，上诉人认为该争议山场归其所有也是毫无根据的。五、关于争议山场的小地名问题。结合本案证据，争议山场的小地名有多种说法，“棚下”、“老棚下”、“横江下”、“深垇下”，并不只有“棚下”一种说法，上诉人以此为理由来认定争议山场的权属归其所有是没有根据的。六、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应属第三人塘面组和庙背组所有。第三人塘面组提交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执照，经现场实地勘查核对，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记的四邻界址与实地基本吻合，因该山林所有权执照将该争议山场登记为塘面组与庙背组共有。因此将上述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权给第三人塘面组与庙背组是正确的，并无不当。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法》第21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社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本案上诉人提供土改时期林桂莲和廖忠红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主张权利只是“参照”，我方提供的是林业三定证才是确权的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二、林地的名称、面积和方位记录并非是林地确权的依据。林地确权的依据是四至界线，也就是说不管方位怎样，只要四边界线清楚，就可以确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本案塘面组犹林证字第0052801号《山林所有权执照》载明棚下面积70亩，山界限东路、南店上队山、西田、北廖球光山，四至界线相当明确，只是方位记录错误，平富乡政府的决定，上犹县政府的复议决定、原审法院的判决描述与实际方位顺时针旋转90度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改变四至界线，只是方位的记录问题。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庙背村民小组辩称，同意塘面村民小组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店上村民小组未到庭，也未作出答辩。
二审期间，本院派员到争议山场勘察，组织双方进行指界。根据当事人指认争议山场范围，本院确认争议山场四至实地地形为：东埂（天水），南小路，并与上诉人户“深坳下”山场为界，西埂或天水，北坑口、山脚、田。同时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因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
二审法院确认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上诉人廖信宏、原审原告廖信奎与原审第三人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因本案争议山场发生权属争议，向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因调处无效，平富乡政府遂作出平府处字（2015）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廖信宏、廖信奎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和2006年颁发的林权证所登记的位于深垇下的山场，经现场勘查核实，该山场不在该争议山场范围内，只与争议山场相邻。申请人廖信宏、廖信奎以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和林改时期颁发的林权证认为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为其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申请人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提交的1983年山林所有权执照，经现场勘查核实，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记的四邻界址与该争议山场的实际四邻界址基本吻合。因该山林所有权执照将山场登记为塘面组与庙背组共有，故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应归塘面组与庙背组共有。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位于平富乡向前村浊水组坑尾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被申请人塘面组和第三人庙背组共有。该争议山场的四邻界址为：东与黄冬娣、廖球光山破埂，南与廖信宏、廖信奎等二户山（小路）为界，西与平富村黄屋、钟屋山破埂，北与山脚、荒田为界。”上诉人不服该处理决定，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维持了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平府处字（2015）0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法》第十条规定“公民之间、公民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应先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向山林座落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跨乡（镇）的，可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处申请。”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作为本案争议山场上犹县平富乡前进村浊水组坑尾所在地的乡级人民政府，具有调处本案山林权属争议的权限，在双方当事人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亦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权限。
上诉人廖信宏、原审原告廖信奎向调处机关提供的上府林证字（2006）第0808110315号林权证登载的“深坳下”山场的四至界址为：东至黄树连山横路、南至天水、西至天水、北至廖信权山，与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不相符，也不包含在争议山场范围内。因本案争议山场在06年林改时期错登在案外人黄树连名下，上诉人持有林权证的“深坳下”山场东面界址与黄树连山相邻，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的“深坳下”宗地并非林改时错登在黄树连名下的争议山场，仅仅是相邻，是两块不同的山场。上诉人的林权证在林改发证的时候经过了“三榜”公示程序，上诉人对公示的山场四邻界址、面积等公示内容并未提出异议。上诉人主张与塘面组有争议的山场为其父亲廖忠仁继承的林桂莲的祖业，但从林桂莲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看，登载的只有“棚下”山场，并没有上诉人主张的“深坳下”山场，这也与上诉人所说争议山场只有“深坳下”一个叫法自相矛盾，上诉人父亲廖忠仁等人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载的“深坳下”的山场，并未标注四至界址。
原审第三人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塘面村民小组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的犹林证字第052801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其中登载的“棚下”山场的四至界址为东至路，南至店上队山，西至田，北至廖球光山。对照双方现场指界确认的争议山场四至，即东埂（天水），南小路，与上诉人户“深坳下”山场为界，西埂或天水，北坑口、山脚、田。上述塘面组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执照四至界址按顺时针旋转90度后其四至界址与争议山场基本吻合，虽然争议山场在方位上与原审第三人塘面小组的证照略有差别，但并不影响山场的范围和四至。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社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林桂莲、廖忠仁土改时期的证照都不能作为县内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被上诉人上犹县平富乡人民政府依据原审第三人塘面小组提供的犹林证字第052801山林所有权执照登记的（与庙背共），将争议山场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权给第三人塘面组与庙背组是正确的，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廖信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照旭
代理审判员 高 霞
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英
代理书记员 曾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