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2631行初15号
原告刘光远，男，1980年10月01日出生，侗族，现住锦屏县，
委托代理人付安河，男，1946年3月29日，侗族，现住锦屏县，系原告之叔。
委托代理人陆再武，男，1961年3月17日出生，侗族，现住锦屏县，系原告之舅。
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平贵，男，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向才林，男，该镇副镇长兼政法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王永炎，男，锦屏县平秋镇司法所所长。
第三人刘光滔，男，1957年6月28日出生，侗族，农民，住锦屏县，
委托代理人吴东成，男，锦屏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刘光维，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侗族，农民，住锦屏县，
委托代理人刘光锦，男，1960年3月26日出生，侗族，现住锦屏县，系第三人刘光维的二哥。
原告刘光远诉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不服发证行为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光远及其委托代理人付安河、陆再武，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黄平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向才林、王永炎，第三人刘光滔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东成，第三人刘光维的委托代理人刘光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于1998年11月20日将现锦屏县平秋镇平秋村斗牛场门口路边“街脚”（小地名）宗地登记在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核发给第三人。
原告刘光远诉称，原告祖父在土地改革以前于平秋村“街脚”（又名“牛塘社后”）有一块宅基地，并建有木房三间。民国中期因失火便把房屋拆除，将该宗地当成菜地经营至1963年土改时期。第三人父亲刘荣谋（又名刘荣权）因土改搬迁至平秋寨上，没有宅基地建房。1964年便口头向原告祖父的大儿子刘荣铭讨借该宗地建房居住。约定第三人父亲在别处寻得宅基地后，便将该宅基地无条件退回。1986年第三人父亲因其它原因拆除房屋后，原告父亲刘荣庭及伯父刘荣铭到第三人家要求履行约定退回宅基地。第三人父亲同意退还，但因双方都未在该宗地上面建房，第三人父亲便又向原告父亲刘荣庭讨借种菜。约定如果原告父亲需要建房，第三人父亲便无条件退回该宅基地。2015年初，第三人违反约定在该宗地上建房。原告得知后上前制止，第三人便出示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原告反复查看，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确权登记历史依据。1976年的“平秋大队社员三地登记卡”都在县档案局存档，而关于“街脚”的社员登记卡以及第三人提供的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县档案局均无法查询。属于不正常渠道取得，且不符合办证的法律程序。被告1998年11月20日发给第三人“街脚”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延包证属违法行为。为此特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发给第三人位于“街脚”的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原告刘光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基本情况；
2、宅基地分关，拟证明争议宅基地历史来源依据；
3.农民“三地”登记卡，拟证明第三人1976年土地承包初始原件，没有争议地登记资料；
4、锦屏县档案馆证明，拟证明县档案局查无被告下发的1137186号土地承包证存根；
5、证明，拟证明平秋村原党支部书记证明“争议宅基地”“街脚”未经申请进行公示、承包办理等手续；
6、起诉的土地承包证（1137186），拟证明第三人领取的土地证。
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辩称，1998年全县范围开展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工作，本府对平秋村集体呈报的11371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依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公章，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当时的政策文件精神及法律规定，本府只是履行审核监督职责，没有越权和违法发证。依照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法[1997]16号、中共贵州省委省发[1997]74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黔府办发[1998]84号等文件精神，我镇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工作按照《锦屏县延长土地承包工作的方法步骤》的规定开展，由农户自报土地相关信息，村级组织实地核查，然后在村级会议上公布登记信息，确定无误后才报本府审核且加盖公章。所以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964年，第三人父亲刘荣谋在“街脚”修建了三间木房居住。1986年第三人刘光维因债务问题将房屋拆卖，空宅基地一直当作菜地使用。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第三人所在的村集体将“街脚”列为自留地划给第三人经营管理。第三人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自留地权属清楚，来源合法。编号为113718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经过平秋村集体统一发包、依法登记的，从登记到发证，整个工作程序严格按照当时的文件规定依法进行。第三人持有的11371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法有效。黔东南州委州党法[1998]16号文件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县人民政府统一印制，村内集体的承包地通过登记、复核、上报审核合格后，加盖乡、镇人民政府印章，及时发给农户。我府依照当时的文件和政策，对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审核盖章，其程序合法不存在侵犯原告权益的行为事实。第三人承包的自留地权属来源清楚，合法，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中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拟证明发证政策依据；
2、省委省发[1997]74号文件，拟证明发证时期的政策依据；
3、省政府黔府办发[1998]84号文件，拟证明发证时期的政策依据；
4、州委州党发[1998]16号文件，拟证明发证时期的政策依据；
5、锦屏县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方法步骤，拟证明被告平秋镇人民政府实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政策依据，操作步骤程序等事实；
6、1137096号《土地承包证》，拟证明本镇同批证件，统一发放均没有要求盖县政府的章；
7、《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本县其他乡镇同批证件均没有要求盖县政府的章。
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述称，原告起诉没有任何法定有效证据证明该宗地土地权属属于自己。该宗地在1976年时是第三人家庭的房屋建设用地。当时“三地登记卡”政策是没有登记房屋建设用地，所以档案局没有存档备案。而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均有相关法律进行土地权利的规定。且锦屏县人民法院的（2015）锦民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上查明认定原告承担排除妨害侵权责任。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使用权根据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发包给农户，由人民政府依职权颁证确定。在1998年平秋村发包土地时，第三人与其他农户一样按照当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经过小组和村民委审查确认，公示后由人民政府盖章颁证。第三人家庭成员在该宗地上居住生活几十年，之后房屋拆除后改为菜地管理使用又是几十年，期间原告与其他农户、村小组和村民委均没有提出异议。113718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锦屏人民政府依法给第三人发放的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效证书，且来源清楚合法，第三人家庭成员一直在该宗地上建房使用。1998年11月30日颁发给第三人该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面明确的将平秋村地面“街脚”列为自留地继续划给第三人使用。所以，第三人历经艰辛，自筹资金在本村范围另择地建房。原房屋拆除后腾空，第三人当作菜地耕种。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第三人继续承包耕管，并按照法律规定领取了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告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身份证，拟证明第三人刘光滔的基本情况；
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拟证明涉案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家庭，被告颁证行为合法；
3、证明，拟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家庭，被告的发证行为合法；
4、调解终结书，拟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家庭；
5、“三地”登记卡，拟证明1976年“三地”登记是登记自留地、开荒饲料地，没有登记房屋用地，原告的诉讼事实不清，根据错误；
6、契约，拟证明原告诉讼的证据违法，诉讼根据和请求错误。
7、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原告侵害第三人对涉案土地的管理使用行为错误。
8、老地契，拟证明刘光维、刘光滔一直在锦屏平秋居住；
9、相片，拟证明原告刘光远以前是不在锦屏平秋居住的。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现场勘验草图、现场勘验笔录。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刘光远提交的六份证据（按序号）进行质证，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认为，对证据1、3、6均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据只能代表家庭的分配情况，不能代表村委的情况，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证据4本身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是档案馆查不到存根，并不代表我们的证是假的。对证据5有异议，原支部书记出具的证明只能代表个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村委的意见。第三人刘光滔认为，对证据1、6均无异议。对证据2、4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3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有异议，属个人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且本人也没有出庭。第三人刘光维认为，对证据1、6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4、5的质证意见与刘光滔一致。
对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提交的七份证据（按序号）进行质证，原告刘光远认为，对证据1、3、4、5、6、7均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第三人在第一轮承包的地没有包括争议地，在1998年土地延保才有的。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5、6、7均无异议。
对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提交的九份证据（按序号）进行质证，原告刘光远认为，对证据1、6、8、9均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书上登记的是荒地且与事实不符，第一轮承包没有这块地，后来延包时才有的。对证据3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对证据4有异议，当时根本没有分析证书的来源，盲目的调解，我当时也不了解情况就签字了的。对证据5有异议，1976年“街脚”这宗地上面是有房子的，所以不可能是自留地，与事实不符。对证据7有异议，已被州法院驳回了，该判决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认为，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3、4、5、6、7、8、9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刘光远提交的证据1、3、4、6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且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属于土地确权的依据本院不予分析；对证据5系证人证言，且证人未出庭作证，在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争议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2、3、4、5、6、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能证明被告发证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提交的证据1、2、5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3、4、5、6、7、8属于土地确权的依据，本院不作分析；对证据9，该证据与争议事实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制作的现场勘验草图、现场勘验笔录，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刘光滔、刘光维系刘荣谋（已于2006年病故）之子，1964年在平秋镇平秋村斗牛场门口路边“街脚”（小地名）修建了三间木房一栋，第三人一家并在此房居住。1986年，第三人将整栋房屋拆卖，该地基由第三人用作菜地一直种植蔬菜等作物。1997年平秋村委会将“街脚”列为自留地划给第三人及家人经营管理。1998年11月30日被告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向刘荣谋核发了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位于平秋镇平秋村“街脚”，面积为0.3亩，四抵为：东抵保坎，南抵刘荣念，西抵王胜模，北抵路坎，为此，将该宗地继续列为自留地划给刘荣谋经营管理。2006年刘荣谋病故，该地基仍由第三人用作菜地经营管理。2015年第三人在该地基重新修建房屋时，原告以该地基属其祖业为由阻止施工，为此，第三人以侵权为由将原告起诉到锦屏县人民法院，排除原告停止侵害行为，锦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锦民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责令原告刘光远立即停止对第三人位于“街脚”的宗地的侵害，该判决书已经生效。2017年5月4日原告刘光远以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增加延包该宗地给第三人，违法核发编号为1137186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给第三人管理使用，程序违法，且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锦屏县平秋镇人民政府核发给第三人编号为113718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街脚”宗地。
本院认为，根据中共黔东南州委文件即《中共黔东南州委、黔东南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州党发[1998]16号）的意见对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的程序操作规定：1、宣传发动；2、造册登记，由有关人员现场实地查看，确定四至界限，核定面积，以承包户为单位填表造册；3、复核：由承包方和村、组村民代表或村民大会一起对表册内容进行复核；4、表册经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统一组织有关人员按要求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审核合格加盖乡、镇政府印章后，及时发到农户手中。故被告填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主体合法。本案中，被告根据平秋村民委员会提供第三人的父亲刘荣谋户的表册登记，将平秋镇平秋村“街脚”宗地填入编号为113718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发证给第三人。原告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尚未取得该宗地的承包权，而在第二轮延包时，将“街脚”宗地登记给刘荣谋的理由，根据州党发[1998]16号）的意见对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的程序操作规定被告既不是土地的发包方，也不属于土地造册登记和复核部门，被告只是填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部门，故被告发放编号为113718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程序合法，以及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街脚”宗地给刘荣谋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原告的起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理由充分，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政策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光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光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义杰
人民陪审员 陈文聪
人民陪审员 吴化明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