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8民初8414号原告：霍星，女，195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田卫星，男，195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二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河北谦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佳洋，女，198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北京谋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霍星、田卫星与被告李佳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星、田卫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被告李佳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星、田卫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138万元。2、诉讼费等其他一切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分别于2013年10月21日和2014年2月27日通过中间人即被告李佳洋，向杨军政借款400万元和130万元，借款时商定通过中间人李佳洋来还款，后原告通过原告公司以及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向李佳洋转帐共计138万元，用来归还杨军政的借款。然而杨军政于2017年3月7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30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原告偿还杨军政本金530万元，因此被告李佳洋收到原告的138万元的还款构成不得利，被告应将138万元归还原告，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李佳洋辩称，被告通过霍某认识霍星，因霍星急需用钱，当时向被告口头承诺被告给原告融资借款，可以向借款人付3%至6%的利息，并承诺给被告好处费，并未约定通过被告的银行卡号还款，钱确实是打到被告的卡上了，但是这个钱是好处费，好处费就是作为中间人的好处费，而且融资的钱不仅仅这一笔，还有其他的钱。原告打到被告的卡上的钱都是好处费，而且好处费的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并且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以上的都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霍星、田卫星系夫妻。田卫星系北京圣鑫泽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鑫泽公司”）之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20日，圣鑫泽公司向李佳洋账户（账号：×××）内转账五笔，转账金额共22万元，用途为“农、副、矿产品采购款”，转账附言为“货款”；2013年10月21日，霍某向李佳洋账户（账号：×××）内转账44万元；2014年1月17日，圣鑫泽公司再次向李佳洋尾号为“7156”的账户内转账四笔，转账金额共20万元，用途为“农、副、矿产品采购款”；2014年1月24日，张宝珠向李佳洋账户（账号：×××）内转账22万元；2014年5月31日，霍某向李佳洋账户（账号：×××）内转账50万元。上述涉案金额共计158万元，霍星、田卫星主张其中138万元系其委托李佳洋向杨军政偿还借款，但李佳洋未按约定将138万元还给杨军政，另外20万系其替案外人向李佳洋的还款。另查，霍某系霍星之弟，亦系圣鑫泽公司之副经理；张宝珠系圣鑫泽公司之会计。另查，霍星、田卫星分别于2013年10月21日、2014年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军政借款共计530万元。2017年6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12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霍星、田卫星偿还杨军政借款本金530万元及利息。霍星、田卫星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7年9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6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霍星、田卫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圣鑫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田卫星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金额共计158万元的银行相关记录凭条，包括：（1）圣鑫泽公司与李佳洋之间的北京农商银行共九笔转账记录，金额共计42万元。（2）张宝珠与李佳洋之间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记录，载明：2014年1月24日张宝珠向李佳洋转账22万元。（3）霍某与李佳洋之间的银行交易记录，载明：2013年10月21日霍某向李佳洋转账44万元，2014年5月31日霍某向李佳洋转账50万元。霍星、田卫星称其中20万元是替他人还款，与本案无关，138万元是用于归还其向杨军政的借款。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212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649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杨军政未收到李佳洋替霍星、田卫星的还款。4、圣鑫泽公司出具的证明4份，证明霍某为该公司副经理、张宝珠为该公司会计，并证明该公司与李佳洋无业务往来，该公司向李佳洋转账共计42万元用途实为代田卫星通过李佳洋向杨军政还款。6、证人张某书面证言，证明其为圣鑫泽公司会计，2014年1月24日受田卫星指示由其个人建行账户向李佳洋转账22万元，用于归还田卫星向杨军政的借款。7.证人霍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为霍星之弟，亦为圣鑫泽公司之经营者，田卫星是法人（法定代表人），并证明霍星、田卫星向杨军政借款5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李佳洋为介绍人，约定经过李佳洋进行还款，借款是分两次借的，称杨军政有一次在场，有一次不在场，双方未就通过李佳洋还款之约定签订书面协议，并称霍星、田卫星打钱以后，曾与杨军政核实过，杨军政表示收到钱了。李佳洋认可上述第1-6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收到了相关款项，但认为：1.收到的钱只是好处费，对霍星、田卫星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上述判决书与本案无关；3.霍某是霍星的亲弟弟，又是圣鑫泽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与原告关系密切，对霍某之证言不认可。李佳洋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霍星与案外人高富强借款担保协议一份，出借人为高富强、借款人为霍星、担保人为霍某。证明李佳洋作为中间人起到融资的作用，霍某作为担保人，也没有通过李佳洋的账户还款，霍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2、署名为杨军政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霍星、田卫星通过李佳洋介绍从其处借款530万元，双方未约定通过李佳洋的账户还款，霍星、田卫星也未告知过其打入李佳洋账户的钱是用来归还借款的。对上述证据，霍星、田卫星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担保协议中没有李佳洋的名字，跟本案无关；2、杨军政未出庭，无法证明系杨军政书写，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杨军政了解情况并制作了谈话笔录，杨军政表示，李佳洋出示的署名为“杨军政”的书面证人证言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通过李佳洋的介绍借钱给霍星、田卫星，双方约定按月还息，双方并未约定通过李佳洋还款，且其对霍星、田卫星给李佳洋账户打钱一事是在其于海淀法院起诉霍星、田卫星还钱时才知道的，此前霍星、田卫星并未联系其确认是否收到过还款。其对霍星、田卫星与李佳洋之间是否有好处费等约定并不知情。霍星、田卫星认为杨军政所述与事实不符，且杨军政与李佳洋系朋友关系，对其证言不予认可。李佳洋认可杨军政之证言。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向李佳洋账户内转账及汇入的涉案共计138万元的款项是否用于归还霍星、田卫星向杨军政之借款。圣鑫泽公司出具的涉案款项用途之书面证明，与北京农商银行转账单据上记录的用途不符，田卫星系圣鑫泽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圣鑫泽公司与田卫星具有较高的利害关系，故对圣鑫泽公司出具的涉案款项用途之书面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张宝珠系圣鑫泽公司员工，张宝珠称其转账行为系受田卫星之指示，其证言并不足以证明转账款项的实际用途，且张宝珠未出庭接受质询，张宝珠与田卫星具有较高的利害关系，故对张宝珠出具的涉及涉案款项用途之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霍某虽出庭作证，证明霍星、田卫星与李佳洋约定通过李佳洋偿还其向杨军政的借款，并证明约定时有一次杨军政也在场，且称起初打款后，曾和杨军政核实，杨军政表示收到钱了。但杨军政出具书面证明及其在本院调查时的表述与霍某互为反证，不仅否认其与霍星、田卫星约定通过李佳洋还款一事，亦否认霍星、田卫星向李佳洋打款后，有人向其确认收款一事。因霍某系霍星之弟，亦系圣鑫泽公司之副经理，与霍星、田卫星具有较高的利害关系，杨军政虽与李佳洋系朋友关系，但密切程度不及霍某之于霍星、田卫星，相较而言，杨军政之证言在证明力上效力高于霍某之证言，故对二人证言相反之处，本院将采信杨军政之证言。涉案金额中，向李佳洋账户内转账及汇款的主体包括圣鑫泽公司、张宝珠、霍某，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上述主体向李佳洋账户内转账及汇款均是受霍星、田卫星之指示，亦系霍星、田卫星于诉状中主张的“原告公司以及原告公司工作人员”，上述转账及汇款的金额共计158万元，庭审期间，霍星、田卫星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其中138万元为涉案金额，剩余20万元为其替案外人向李佳洋的还款，该事实情况与霍星、田卫星所主张的其与李佳洋无任何经济往来之表述相异。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而且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控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对利益转移的原因应负合理的说明义务。本案中，杨军政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借款给付霍星、田卫星，可见霍星、田卫星对杨军政之银行账号应为明知，其在还款时未直接向杨军政账户打款而向李佳洋账户打款，该还款行为与常理不符。且霍星、田卫星向杨军政借款时均出具了借条，如其向李佳洋账户的打款为偿还其对杨军政的欠款，打款后未向杨军政及李佳洋索要书面凭证，亦与常理不符。本案中，依照现有证据仅能证明霍星、田卫星主张的涉案金额转账及汇款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霍星、田卫星与李佳洋之间有委托还款之法律关系，亦不足以证明霍星、田卫星向李佳洋账户内汇入的138万元是用于归还霍星、田卫星向杨军政之借款。霍星、田卫星在李佳洋收到涉案款项“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构成要件上虽尽到初步证明责任，但李佳洋之反证相较之下证明力更高，且霍星、田卫星提交的证据与其自身之表述亦存在矛盾之处，现转账及汇款的涉案138万元是否系霍星、田卫星委托李佳洋向杨军政还款之事实已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霍星、田卫星提交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及不当得利之事实，故对霍星、田卫星主张李佳洋归还其不当得利138万元之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涉案款项之用途已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涉案权利人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起算时间无法确认，故李佳洋主张霍星、田卫星之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之答辩，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霍星、田卫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八千六百一十元，由原告霍星、田卫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法官助理  陈义建书 记 员  张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