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冯万强，男，1964年3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程治国，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19号。
法定代表人李铭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侯斌，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强，北京道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义军，男，1972年10月31日出生，自由职业者。
委托代理人高强，北京道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万强因与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0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冯万强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0年10月，我因天津东丽区空港开发区华明项目二期的园林工程与张义新（系误称，真名为张义军）相识，我与张义新经营的北京天裕欣隆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天津华明项目二期园林工程分包合同》。我在履行该合同的过程中，应张义新要求，又派人参与了天津塘沽区伴山项目的施工，双方对此没有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张义新当时答应该工程与华明二期工程一起结算。2011年1月29日，我如约完成了华明二期及伴山项目的所有工程，与张义新进行了工程结算。
我在对华明二期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得知该工程系北京园林公司承包，张义新系中间人。因此在2011年8月，张义新找到我继续进行华明三期工程施工时，张义新主动告诉我三期的合同由他出面与北京园林公司直接签订，并承诺工程价格肯定比二期高，我听信了张义新的话，随后在张义新的要求下，我在印有“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独立承包工程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上签了字。随后张义新给我一份盖有北京园林公司印章的合同。合同签订后，我进场开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图纸变更及开发商多次改变施工正常程序的特殊要求，给我施工带来了巨大困难，增加了我人工成本，本来能用机械施工的，无奈只能改成人工施工；铺装等工程多次修复重做，为此我就此问题多次找到张义新和北京园林公司现场负责人，张义新及北京园林公司现场负责人均答复结算时将这些问题一并处理。该工程进度款我均是从张义新处领取，工程初期张义新还能按时按我要求向我支付，截止到2011年12月10日，我共从张义新处领取505000元工程款。但到2011年12月中旬，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以后，张义新以北京园林公司未给款为由，拖欠我进度款。为此，我于2011年12月16日到北京园林公司催要工程款时，被北京园林公司告知我出具的公章为假公章，北京园林公司承认工程是转包给了张义新，但并不知道有我的存在。我这才知道，张义新采用假盖公章的手段，故意隐瞒工程实际结算价格，其与我所签订的合同为自己印制的假合同。而且对此工程实际发生的增项张义新均未向北京园林公司报结清算。在这种情况下，时至2011年12月底，我一方面仍然组织工人进行施工，没有给工程进度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工程全面完工；一方面就工程结算问题与北京园林公司进行沟通，但北京园林公司拒绝向我出示其与张义新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其与张义新支付结算的具体数额。在这种情况下，我工人得知工程款结算不了，不能拿钱回家过年，无奈在项目的售楼处聚集，在项目开发商的要求下，北京园林公司在现场给部分工人结算支付了部分工资，共计支付工资234899.5元。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北京园林公司才承诺给我核实工程量，按工程量给我进行结算。于是双方于2012年1月5日到工程现场对工程完工后的工程现状核查了总量。双方确定工程量后，我根据工程总量作出工程总造价为1472903.16元，但该造价还未包括施工过程中的图纸变更及增加的零工等工程增量。但对此造价，北京园林公司却不予认可，为此双方结算陷入僵局。在不影响工人回家过年的情况下，经我与北京园林公司协商，北京园林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向我支付50000元。
随后近两年的时间中，我多次找到北京园林公司要求进行结算，但终因价格无法谈拢而遭到北京园林公司的拒绝。现在我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支付我工程款686980.19元（即依据鉴定报告中的工程款加管理费、利润、税金总额为1476879.69元减去北京园林公司已付的789899.5元计算得出）；2、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给付我因图纸变更及临时增加零工的增项工程款457130.5元（包括图纸变更155350元及零工增项301780.5元）。
北京园林公司答辩称并反诉：不同意冯万强的诉讼请求，冯万强所述的大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华明二期工程也是我公司的项目，已于2011年完工。我公司在华明二期的项目的施工中与冯万强没有接触，张义军将华明二期工程转包给冯万强施工与我公司无关。冯万强与我公司在2011年就华明三期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期为两个半月，工程价款为综合单价乘以硬化面积每平米60元，小区铁艺围栏一延米200元。当时冯万强承诺进场施工人数不低于60人，但实际上进场施工人数最多30人，导致工程在2011年年底完工，拖延工期达两个月。我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已足额向冯万强支付了工程款，共支付冯万强工程款855000元。冯万强从我公司处领取工程款后并未及时发放工人工资，造成了工人窝工。2011年12月中旬，双方在工程结算过程中，冯万强自行组织工人到天津工地现场聚众闹事，在派出所的监督及业主方的参与下，我公司在现场发放工人工资236899.5元，截至2011年年底，我公司已向冯万强支付各项费用达100余万元。经过核实，冯万强未将我公司支付的工人工资实际发放到工人手中。2012年1月，双方就工程价款进行结算，当时结算价款不足800000元，我公司并未欠付冯万强任何工程款。后经冯万强催要工程款，我公司又向冯万强支付了50000元。现在双方就工程量可以确定，但工程款数额不能确定。冯万强一直拖延与我公司进行具体结算。张义军是我公司委托的华明三期项目的负责人，并非我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在项目中的一切行为都由我公司负责。现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冯万强返还我公司多支付的工程款552859.50元。
张义军辩称：我与本案无关，不是本案责任主体，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天津华明二期工程和塘沽伴山项目早在2010年就已经完工了。我当时将工程的一部分劳务施工分包给冯万强，工程完工后不久，我和冯万强就结算完了全部工程款。天津华明项目三期是北京园林公司和冯万强签的合同，合同条款是冯万强认可的，价格按照综合单价计费。我是北京园林公司在华明项目三期的现场委托人，我的工作是负责与业主沟通、接洽，负责施工现场、前期付款审核等工作。在华明项目三期的施工过程中，冯万强以各种无赖手段拖延工期、向我催逼工程款，当时北京园林公司和业主方给我的压力很大，不能耽误工期，我从大局出发，为了能够按进度完工，我不得不向北京园林公司为冯万强不断的请款。期间，北京园林公司给了冯万强很多钱，但冯万强拿到钱以后不是用来发放工人工资，而是为自己的女儿购买汽车。2011年12月工程完工时，冯万强和我说这个项目自己油水少、利薄，不能按合同结算。我向北京园林公司汇报后，北京园林公司不同意，冯万强就组织工人到业主方现场闹事，2011年12月中旬，北京园林公司为解决闹事，组织人和资金到业主方现场给冯万强的工人发工钱，但冯万强始终不出面，最后由北京园林公司在当地派出所的监督下直接给工人发的工资。后来冯万强认为钱都给了工人，自己没有钱可赚了，又找人到北京园林公司北京办公室闹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北京园林公司派工程师谢军平与冯万强来到工程现场，根据工程现状核查了所有工程总量，有双方签字确认。工程总量确定以后，双方对工程总量的计价方式发生争议，北京园林公司认为工程款已超额支付，但冯万强认为北京园林公司尚欠工程款未付。
针对北京园林公司的反诉，冯万强辩称：不同意北京园林公司的反诉请求。施工合同是张义新隐瞒北京园林公司与我签订的，合同条款对我没有约束力。合同中对单价约定不明确，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增项。我不认可北京园林公司所述的已付款数额，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华明二期的工程款，我并未多领取北京园林公司的工程款。北京园林公司的反诉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北京园林公司的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15日，冯万强与北京园林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冯万强对天津华明项目三期园林工程进行施工，开竣工日期为8月15日至10月30日。甲方（即北京园林公司）驻地代表为高玉松。关于工程付款及结算的约定：“本工程款用综合单价×现场硬化面积，硬化部分综合单价60元／每平米，该单价所含现场红线内所有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附件1中所有内容）本合同内所有内容的义务和责任的同时，规线内的土地平整、水电施工、配合甲方分包的专业施工的收尾工作以及现场内的合同所规定项目达到最终验收”、“小区铁艺围墙200元人民币每延米（按图施工所有项目，不含铁艺及安装）”、“工程承包范围以外发包方若需用零工，每个工按170元计算”、“每月25号合量下月5号前支付已完工程量的60%；工程完工验收合格移交一周内，支付至工程总款额的80%；工程结算一周内，支付至工程总款额的95%；保质期为1年，保质期满一年结剩余总款额的5%。”合同签订后，冯万强依约进行施工。
庭审中，双方对北京园林公司已支付工程款的数额说法不一，北京园林公司认为已支付共计1141899.5元；对此，冯万强称，2011年8月29日支付的“天津工地人工费”15万元实为华明二期工程款，2011年10月13日支付的“华明三期工地人工费20万元”中“三期”两字为后添加的，该款实际用以支付华明二期工程中伴山工程的工程款，故北京园林公司实际支付的华明三期工程款为791899.5元，包括已发放的工人工资及之后给付的工程款50000元。
另查，在冯万强为华明三期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北京园林公司驻地代表高玉松确认，对施工图纸进行了变更，因此增加人工费共计155350元。冯万强为北京园林公司另行对该工程以外的工程进行施工，人工费为301780.5元，上述费用均有北京园林公司驻地代表高玉松的确认，且在庭审中，高玉松出庭证实，上述工程均发生在涉案工程期间，也由其签字确认。
诉讼中，经冯万强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法院委托北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总造价进行鉴定评估。经该公司鉴定，按合同单价计算，园路工程（铺砖）4869平方米，每平米60元，合计292140元；园路工程（石材）3030平方米，每平米60元，合计181800元；小区铁艺外围墙575.5米，每米200元，合计115100元，工程造价合计589040元。按清单形式造价计算，土建工程人工费1158145.32元，水电工程人工费56128.44元，人工费合计1214273.76元。北京园林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后，北京恒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再次按清单形式进行评估：土建工程人工费为998052.60元；水电工程人工费为56128.44元，人工费合计为1054181.04元。冯万强支付鉴定费100000元。
庭审中，北京园林公司认可张义军系其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张义新与张义军为同一人，并认可其与冯万强于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真实性。
上述事实，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工程量确认单、收据、鉴定报告、鉴定复议回复意见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冯万强虽认为《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张义军隐瞒北京园林公司与其签订，但北京园林公司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故法院认定冯万强与北京园林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禁止性规定，应认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
张义军系北京园林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其所实施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北京园林公司承担。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工程总造价应按合同单价形式或依清单形式的取费标准问题。根据冯万强与北京园林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来看，该合同中已就工程款结算方式作出约定，即用综合单价×现场硬化面积计算得出，其中硬化部分单价60元平方米，铁艺外围墙200元人民币每延米，每个零工按170元计算。在工程单价、面积均固定的情况下，涉案工程应按合同单价形式取费。工程造价合计589040元，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庭审中，冯万强虽称北京园林公司于2011年8月29日及同年10月13日的先后支付的两笔工程款共计350000元并非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应当从已付工程款中扣除一节，未向法院提供可信证据加以证明，故法院认定包括北京园林公司直接发放给工人工资236899.5元在内，北京园林公司向冯万强已支付工程款合计1141899.5元。据此，北京园林公司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存在拖欠冯万强工程款的行为。故冯万强的各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涉案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洽商变更，期间经北京园林公司驻地代表高玉松确认，因施工图纸变更增加人工费155350元，因对涉案工程外的其他工程进行施工增加的人工费301780.5元，两项合计457130.5元，上述两笔款项依据双方合同约定亦应由北京园林公司向冯万强支付。
在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北京园林公司分数次以不同方式向冯万强支付工程款，表明其对已付款项的认可，现其以多支付了工程款为由，要求返还，依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11月判决：一、驳回冯万强之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之反诉请求。
判决后，冯万强不服，以工程造价按照589040元认定属事实错误、有争议的35万元认定为华明三期的工程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支持冯万强的诉讼请求。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北京园林公司已付款1141899.5元，双方当事人均对该数额没有异议，但就其中两笔共计35万的款项指向有争议，冯万强主张35万元系从张义军处取得，且系针对华明二期工程和伴山工程；北京园林公司与张义军均认可35万元系支付涉案华明三期工程的工程款。关于应付款，双方均认可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合同工程造价，该部分冯万强主张应按照清单形式造价计算、北京园林公司主张应按照合同单价形式造价计算，一部分为原审法院认定的457130.5元。
上述事实，有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张义军代表北京园林公司与冯万强签订，北京园林公司对此也进行了追认，所以《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应在北京园林公司与冯万强之间产生拘束力。冯万强主张张义军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提供证据举证证明，所以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冯万强要求张义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冯万强要求北京园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已付款、应付款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已付款问题。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均认可向冯万强支付的1141899.5元系针对涉案华明三期工程的工程款，但冯万强主张其中有两笔款项共计35万元，系针对案外的华明二期工程、伴山工程，其一，冯万强认可该35万元系从张义军处取得，但是张义军亦认可该35万元系支付涉案华明三期工程的工程款，其二，冯万强就其主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据此，本院采纳北京园林公司、张义军的意见，认定有争议的35万元系支付涉案华明三期工程的工程款，进而原审法院认定北京园林公司对冯万强的已付款为1141899.5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应付款问题。除《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外，双方均认可北京园林公司还应向冯万强支付457130.5元，本院不持异议。但是关于《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如何计算合同价款，双方意见不一致。结合鉴定结论，北京园林公司主张以合同单价形式造价计算，冯万强主张以清单形式造价计算，对此《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有明确约定，结合冯万强的主张与该合同的约定不一致的情况，冯万强的主张实质上应是冯万强认为双方对合同相应条款进行了变更，但是其又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就该变更协商一致，故此《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价款应按照合同单价形式计算，为589040元。
综上，北京园林公司向冯万强支付的已付款数额已超出应付款数额，冯万强背离该事实仍向北京园林公司索要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且北京园林公司也未就原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此，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冯万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100000元，由冯万强负担（已交纳）。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097元，由冯万强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4664元，由北京市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7元，由冯万强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羽红
代理审判员 高 磊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