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行终6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黔佼，女，194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紫阳派出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南瓦坊3幢。
法定代表人夏军，所长。
负责人金一飞，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紫阳派出所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王晓光、顾亮，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民警。
上诉人杜黔佼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行初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紫阳派出所（以下简称紫阳派出所）于2016年3月5日对杜黔佼作出杭上公（紫）行传字[2016]10024号《传唤证》，对其实施传唤，传唤时间自2016年3月5日0时5分起至同日22时17分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4日，杜黔佼及其丈夫陈兆容从杭州乘坐火车欲前往北京上访。当日23时30分许，紫阳派出所接杜黔佼所在街道工作人员报案称杜黔佼夫妇要到北京敏感部位上访，遂进行受案登记及审批，尔后出具了杭上公（紫）行传字[2016]10024号《传唤证》将杜黔佼传唤至该所询问查证。杜黔佼到达紫阳派出所的时间为2016年3月5日0时5分。紫阳派出所经进一步审查后，认为杜黔佼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该违法行为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故经内部审批程序后，延长了杜黔佼的传唤时间，对杜黔佼询问查证至当日22时17分。期间，紫阳派出所还调取了杜黔佼及其丈夫陈兆容曾经去北京上访的相关证据材料，并对陈峰等三人进行了询问调查。紫阳派出所经调查后于同年5月3日对杜黔佼作出杭上公（紫）不罚决字[2016]10006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综合到案证据可以认定，2016年3月4日晚上，紫阳派出所接到杜黔佼所在紫阳街道工作人员报案称杜黔佼夫妇欲前往北京上访，且该二人曾经有多次去北京敏感部位上访的记录，紫阳派出所根据上述规定在受案后并经内部审批程序，将杜黔佼传唤至该所询问查证，符合法律规定。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紫阳派出所经进一步审查后，认为杜黔佼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该违法行为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经内部审批程序后，对杜黔佼的传唤时间自2016年3月5日0时5分起至同日22时17分止，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杜黔佼要求撤销紫阳派出所作出的杭上公（紫）行传字[2016]10024号《传唤证》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杜黔佼要求紫阳派出所赔偿其于2016年3月4日17时15分至2016年3月16日9时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主张，经审理认为该期间包括《传唤证》载明时间和《传唤证》载明时间以外的期间，其中《传唤证》载明的时间系紫阳派出所对杜黔佼进行合法传唤的时间，杜黔佼要求主张相应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传唤证》载明时间以外的期间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故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黔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杜黔佼负担。
宣判后，杜黔佼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解读、运用法律条款错误。2016年3月4日，上诉人杜黔佼及其丈夫陈兆容从杭州乘坐火车前往北京，是否上访只是被上诉人单方臆想，况且国家《宪法》第41条赋予上诉人正常的进京上访权，被上诉人派员赶到嘉兴站进行拦截本身属违宪行为。街道工作人员实施报案行为明显违法，中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没有赋予政府工作人员可以举报社会公民的畸异权力，自古不能仆人告主人，所谓“报案称原告夫妇要到北京敏感部门上访”只是街道人员单方臆想，不是实施行为，是诬陷；而被上诉人仅凭街道人员无凭无证的口头报案，就采取长途异地强制拦截手段，直到3月5日22时17分才出具《传唤证》，明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传唤对象只能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即有事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特征的人，而上诉人在乘火车到北京的环节中并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举动，若有，也应由案发地公安机关直接出警，和被上诉人没有关联。被上诉人先行设定上诉人已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先行强制拦截抓捕，直至上诉人离开紫阳派出所时方才向上诉人出具传唤证，明显违反公安部有关办案程序规定，况且拦截过程前没有向上诉人说明传唤及传唤原因，明显是在乱用警力和暴力强制手段。如此对待国民党将领后代，也违反共产党中央有关统战政策。被上诉人5月3日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了上诉人3月4日没有所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2016年3月5日开具的案涉《传唤证》是其故意强制截访的一种手段，故意剥夺上诉人正常的上访权，程序违法、目的违法、手段违法。二、非法拘禁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3月5日出具的《传唤证》关押上诉人24小时，4月3日方办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手续，5月3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时效违法，违反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规定。但充分证明这是被上诉人整一个连贯连续的办案程序，案件结案时间是在2016年5月3日，期间被上诉人和紫阳街道为达到剥夺上诉人夫妻上访权，花大力拘禁上诉人在家中，是被上诉人一个手段和过程。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3月4日17时至3月16日9时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主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2行初58、59号《行政判决书》，并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紫阳派出所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称坚持一审的答辩理由。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紫阳派出所在接到报案后，经调查询问后，确定需要传唤上诉人接受调查，其使用传唤证传唤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因上诉人曾多次至中南海或天安门周边信访，并多次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再次欲进京上访，故紫阳派出所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可能适用行政拘留的处罚，并经内部审批后延长传唤时间，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杜黔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
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朱俊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