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民终5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祖旦，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徐伟，浙江导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费少凡，上海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昌兴街*号。法定代表人：俞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建永，浙江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杨允元，男，1963年8月1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上诉人王祖旦与上诉人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公司）、一审第三人杨允元合同纠纷一案，王祖旦、天星公司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祖旦的委托代理人徐伟、费少凡，上诉人天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建永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杨允元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祖旦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天星公司立即支付收益款9800000元，并赔偿自2009年11月19日起至天星公司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3年4月2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损失为4388682元，之后按照该档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诉讼过程中，王祖旦将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变更为2012年12月3日。事实与理由：王祖旦原系天星公司开发的象山一房地产项目的负责人。2004年8月16日，天星公司向王祖旦出具《声明书》，声明王祖旦在天星公司的象山县育才路地块象山职高项目中拥有35%的权益份额。2009年11月16日，天星公司与上述项目的合作方宁波市信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明公司）达成协议，由信明公司以支付天星公司28000000元的对价换取天星公司在该项目中的权益。2010年11月3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7号民事判决，认定信明公司应向天星公司支付28000000元，并判决信明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星公司支付27400000元（扣除已付的600000元）。该判决生效后，信明公司已陆续向天星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其中于2012年12月3日支付了10000000元）。但天星公司收款后，未将王祖旦应享有的9800000元支付给王祖旦。天星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1.王祖旦提交的《声明书》不真实，《声明书》中的印章与天星公司印章不一致。2002年4月8日，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以及宁波嘉和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签订过一份项目转让协议，涉案项目已经全部转让给了嘉和公司［该事实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3）浙民一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中进行了确认，以下简称275号民事判决］，因此，不可能再出具《声明书》说明授权王祖旦进行风险承包的事实。第三人杨允元对《声明书》的内容亦不予确认，认为系在其不知情、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出具，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如果天星公司作出了该《声明书》，也属于无权处分的无效行为。2.王祖旦在涉案项目的开发过程中，仅仅是天星公司派到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在项目开发中并没有任何出资；同时，涉案项目经最后的结算是亏损的，并无利润可分，故王祖旦诉请要求天星公司支付9800000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据此，请求判决驳回王祖旦的诉讼请求。杨允元在一审中述称：1.王祖旦提交的《声明书》不真实。该《声明书》出具时间为2004年8月16日，但天星公司已于2002年4月将涉案项目的权益转给嘉和公司，2004年5月9日，27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该转让事实进行了确认，天星公司不可能在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后，再出具《声明书》，对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作出处分。王祖旦在2004年9月13日与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将涉案项目的所有资料以7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信明公司，时间距《声明书》出具时间不到一个月，如果如《声明书》中所述存在风险承包，则其不可能将项目文件转让给信明公司。2.如果天星公司出具了《声明书》，也因其对涉案项目无权处分而无效。3.王祖旦对涉案项目没有任何投入，涉案项目实际亏损，王祖旦不可能享受任何权益。故请求法院驳回王祖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月8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一、项目概况：开发象山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事宜；二、地块权属，天星公司同意仅以信明公司名义在象山参加土地使用权拍卖；三、出资比例及资金运作：项目投资比例按最高额25000000元总额内，信明公司出资70%，天星公司出资30%，本项目所有对外支付款项均以每次信明公司和天星公司各支付总额的70%、30%进行支付；四、开发形式及管理：项目交由天星公司进行开发总承包，工程单体竣工期限为2003年8月30日，综合验收时间在2003年10月30日；五、承包利润及支付方式：天星公司承包开发经营须向信明公司支付承包利润4000000元（净利），产生的所得税由信明公司自理。2002年1月11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通过竞买方式与宁波市商品拍卖中心象山拍卖行签订了象山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书载明成交金额为19500000元，拍卖佣金为390000元。2002年1月8日，天星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王祖旦为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所签编号为“2002-1-8”合同的执行全权代表，全权处理象山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共同拍卖所得地块的与项目有关的开发、经营等一切事宜。2002年8月30日，宁波天诚拍卖有限公司出具对拍入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付款确认书，确认：信明公司、天星公司分别于2002年1月25日之前支付第一期价款4095000元和1755000元；2002年6月21日之前，信明公司支付第二期土地价款5733000元，天星公司在2002年6月24日之前以现金及他人名义支付第二期土地价款2360000元；2002年8月20日，信明公司支付第三期土地价款4095000元，天星公司于2002年8月22日之前以现金及他人名义支付第三期土地价款1969000元；信明公司实际支付土地价款13650000元、佣金273000元，合计13923000元，天星公司名义实际支付土地价款5850000元，佣金117000元，合计5967000元。2003年1月30日，信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天星公司，认为双方于2002年1月8日就象山县丹城镇育才路29号体育场路8号属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县聋哑学校地块项目开发事宜签订《协议书》，但天星公司未按约给付资金，且无视合同约定，擅自将整个项目转包给嘉和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终止）解除合同，并由天星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天星公司则反诉要求信明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向天星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及应退还的土地款59130元。一审法院于2003年10月27日作出（2003）甬民一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9号民事判决），判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并驳回信明公司、天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信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9日作出275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法院19号民事判决，并判令：解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驳回信明公司、天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275号民事判决在阐述理由部分（第18页）写明“《协议书》解除后，土地价款、项目前期开发补偿及房屋预售等其他事宜，可另行解决”，并认定了以下事实：天星公司将涉案项目的承包权转让嘉和公司，其已从嘉和公司收回项目投资款1755000元，并收取一次性补偿款200000元。2004年，天星公司向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9月18日颁发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编号为象国用2002-01-2617号土地使用权证并另行颁发天星公司和信明公司共同共有的土地使用权证。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纠纷历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09年11月16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调，达成编号为20091106号《协议书》。《协议书》明确：信明公司未向天星公司支付过任何为消除该地块项目产权纠纷的资金款项，天星公司始终对该地块项目拥有30%的产权。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来解决相互间的产权纠纷，天星公司同意将自己在该地块项目中的全部权益或称全部债权转让给信明公司，信明公司同意以信明公司原股东郭彦明、张华与信明公司新股东之间的信明公司股权及产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为基础，受让天星公司在该地块项目中的全部债权。天星公司原向信明公司主张返还地块项目竞拍开发金及补偿款40110126.27元，双方协商，达成债权转让计算方法及债权转让总金额如下：1.项目竞拍投入资金5967000元；2.2002年1月12日至2009年12月底，八年的利息补偿6000000元；3.项目前期开发费用4033000元；4.按照以信明公司新股东与信明公司原股东张华、郭彦明的公司股权及产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为基础补偿12000000元。以上形成债权转让总价款28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该款项已经包含该地块项目中的相应的征地补偿费、拆迁费、土地出让金及土地出让相应的税收，前期已经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转让之前天星公司为该项目支付的银行利息、订房户款项返还及其利息、补偿等。上述款项分三期支付给天星公司。第一期：协议签订3日内支付给天星公司600000元整；第二期：信明公司以该地块项目向有关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或向其他单位融资获得资金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信明公司向天星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1400000元整，如贷款未成，信明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所获得的定金及预付款应首先支付给天星公司上述款项；第三期：天星公司在收取信明公司上述第二期债权转让款价款后，并且在天星公司处理完成与该地块项目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后，信明公司再向天星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6000000元整。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天星公司不再主张对该地块项目的任何产权要求，信明公司系该土地的唯一合法使用人并拥有该地块项目的完整权益。协议同时约定，信明公司如未能按上述规定支付该地块项目债权转让款，则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信明公司每日应向天星公司缴付应付款项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天星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天星公司有权向信明公司追偿赔偿款。在上述行政案件处理期间，天星公司于2004年8月16日出具《声明书》一份，载明：由自然人杨允元和王祖旦全额风险承包该司在象山育才路地块象山职高项目的所有权属问题，经研究决定该项目由于特殊情况，即日起对外发生的与该项目有关的诉讼、洽谈及办理职能部门手续等涉及的所有事宜均特别委托杨允元全权办理。以前授权杨允元、王祖旦的授权书从本发文之日起一律作废。杨允元、王祖旦从内部风险承包开始分别拥有该项目的权益65%和35%。20091106号《协议书》签订后，天星公司于2009年11月18日向信明公司出具委托付款书明确：鉴于杨允元为该项目代天星公司先后垫付了该地块项目开发的各种前期费用、拆迁赔偿款、订房户赔偿款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已超过18000000元。为便于处理该地块项目上的结算问题，特此委托信明公司直接将该地块项目的土地价款、项目前期费及项目补偿款中的18000000元支付给杨允元及其账户。其余款项均打入天星公司账户，统一由公司处理。信明公司如约支付了第一期债权转让款。但第二期和第三期债权转让款，信明公司一直拖延支付。天星公司遂于2010年7月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信明公司，要求支付债权转让款27400000元。2010年11月3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7号民事判决，对天星公司诉称事实予以认定，并判令信明公司支付天星公司27400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78800元。宣判后，信明公司未上诉，该判决已于2010年11月26日生效。上述28000000元由天星公司获得1000000元，杨允元获得18000000元。另查明：一、涉案项目以天星公司名义的总投入为15747299元（包括土地购置款5967000元），其中1040000元属于王祖旦出资，具体为2002年2月9日出资200000元（天星公司于2002年4月10日退还王祖旦100000元投资款），于2002年4月30日、5月9日分别出资100000元，于2003年1月7日出资500000元，于2009年8月14日出资240000元。二、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系信明公司为涉案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9日作出275号民事判决，解除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后，王祖旦与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于2004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一份，说明鉴于涉案项目的开发现状及王祖旦在该项目前期开发等其他事项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双方约定王祖旦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移交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并协助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办妥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销售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支付王祖旦该项目开发补偿等事宜费用7000000元。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协议签订当日，王祖旦移交了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于2004年9月15日、9月17日各支付王祖旦500000元，合计1000000元。2010年3月1日，王祖旦以其已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移交了约定的文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可以正常办理协议所称的各类证书为由诉至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要求信明公司及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按约支付其剩余6000000元费用。后王祖旦因故撤回该案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杨允元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商事纠纷，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因各方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纠纷解决适用的法律，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内地法律处理双方争议。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祖旦是否有权主张涉案28000000元的相关权益。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王祖旦作为涉案项目天星公司的负责人，对涉案项目前期开发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还对涉案项目有实际出资，天星公司因涉案项目取得28000000元，属于项目各出资方可以享有的收益，故王祖旦有权主张该28000000元的相关权益。天星公司辩称，王祖旦无任何出资，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天星公司辩称项目总体亏损，28000000元不属于可分配利润，但该28000000元属于项目权益转让给信明公司后取得的收益，即便项目总体亏损，也应用于弥补各出资方的亏损，故天星公司的该辩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2.王祖旦有权获取的权益数额。王祖旦依据《声明书》关于其享有该项目权益35%的内容，主张按35%的比例享有28000000元的权益。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声明书》中关于杨允元与王祖旦存在内部承包的事实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王祖旦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内部风险承包的起始时间，其主张《声明书》系天星公司对此前王祖旦出资的追认亦无事实依据。王祖旦认为《声明书》明确了全额风险承包，即所有资金由承包人投入，事务由承包人处理，由承包人自负盈亏，王祖旦与杨允元均按事先口头约定的投资比例即35%、65%进行项目投入和运作，但综观现有证据，虽王祖旦在涉案项目中有出资，但是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土地购置款、前期开发费用、税金及拆迁费、退房补偿费等支出款项中均系按35%比例出资，其提供的证据更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占到了项目总投入成本的35%。故不能确认其与第三人杨允元全额风险承包的事实。其次，天星公司在《声明书》中声明第三人杨允元与王祖旦分别享有项目权益65%、35%的内容涉及第三人杨允元的权益，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权益比例曾经第三人杨允元的确认，故天星公司在《声明书》中对权益比例的确定对杨允元不具法律效力。如果王祖旦主张其与第三人杨允元全额风险承包的事实成立，其应与第三人杨允元确认权益比例。最后，天星公司在《声明书》中关于王祖旦享有项目权益35%的内容，与上述查明的事实亦不符，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王祖旦在涉案项目的出资仅有1040000元，而涉案项目各方出资共计15747299元，王祖旦的出资仅占6.61%，故《声明书》声明的王祖旦权益与其出资明显不成比例。综上，王祖旦主张以《声明书》声明的权益比例享有涉案收益28000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王祖旦作为天星公司委派的项目负责人以及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利用其在项目所在地的自身优势和影响力实际办理了项目开发需审批的各类文件，还参与项目资金筹集和项目纠纷解决等各方面的重要工作，对涉案项目前期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根据天星公司提供的工资支付凭据，王祖旦仅领取每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及少量奖金，天星公司庭审中亦认可并未给予其额外的报酬。在项目相关各方未明确约定各方权益比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王祖旦对项目前期开发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事实，酌定其该部分对应可享有12%的权益比例，加上王祖旦出资比例6.61%，一审法院酌定王祖旦可享有的权益比例为18.61%，即王祖旦有权获取的权益数额为5210800元，其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王祖旦因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移交涉案项目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所取得的费用1000000元，客观上亦属于涉案项目取得的收益，按一审法院上述酌定比例其仅应享有186100元，剩余813900元应当在其应得的权益款5210800元中扣除。关于王祖旦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因涉案项目各方既未约定各方权益比例，亦未约定收益应付时间，故涉案利息损失应从王祖旦起诉之日开始起算，即天星公司应赔偿王祖旦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王祖旦主张自2012年12月3日起算，并要求自2013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杨允元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判决：一、天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祖旦权益款4396900元，并赔偿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4396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王祖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案件受理费1069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1932元，王祖旦负担77246元，天星公司负担34686元。王祖旦、天星公司均不服一审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王祖旦上诉称：一、王祖旦缴付的出资总额应当为人民币510.3197万元，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人民币104万元。王祖旦的出资期限涵盖涉案项目的全额风险承包期间；至2003年10月8日王祖旦投入的土地价款和土地前期开发费用总计为400.55万元；至2009年8月14日，也就是在天星公司完成涉案项目权益转让获得2800万元收益之日2009年11月6日之前，王祖旦投入的土地价款和土地前期开发费用总计510.3197万元。二、一审判决认定王祖旦的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04万元，存在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与证据、双重标准等情形。1、一审判决认定王祖旦第一期土地购置款时，认定王祖旦的出资额为40万元，后却变成了30万元，存在前后矛盾。2、在第二期土地购置款中王祖旦的出资为100万元，并提供了现金缴款单和实际经办人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以王祖旦未持有该100万元现金缴款单原件及王祖旦不能提供天星公司出具的收款手续为由否定上述证据不当。对于王祖旦提供的证人证言，对证人周某因王祖旦不能提供其所开具的收款收据而被否定，证人严某因对100万元的来源存在既听到周某说该款项系王祖旦交付，又存在其看到王祖旦将钱交给周某而被否定，可见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是吹毛求疵、肆意断定。而对天星公司提供的两份调查笔录，一审法院既没有传唤两份调查笔录涉及的相关人员到庭作证，也没有进一步核查两份调查笔录在相关案件的真实性认定情况，即对两份调查笔录予以认定不当。3、王祖旦已提交借条、委托付款证明、银行进帐单、现金缴款单和实际经办人的证人证言，以证明王祖旦在第三期土地购置款中出资95万元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仅依据天星公司提交的一份与王祖旦95万元第三期土地购置款无关的领款凭证否定王祖旦的95万元第三期土地购置款不当。4、对于前期投资，王祖旦在一审时提交了收款收据、借条、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取款凭条等证据，以证明王祖旦的前期投资总额为263.8197万元，一审判决以王祖旦提供的证据未加盖天星公司的公章、也无第三人签字确认、收款收据上的交款用途多数显示为借款以及或只写明现金未明确款项性质为由，否定王祖旦的前期投资189.8197万元，仅认定74万元不当。综上，王祖旦在涉案项目的出资总额，一审判决分别否定的10万元、100万元、95万元、189.8197万元，属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三、涉案项目的投资总额应确定为10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投资总额为1574.7299万元存在重复计算和额外增加两种情形。四、王祖旦依据涉案《声明书》要求天星公司支付涉案项目权益35%的诉求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在认定《声明书》真实的同时，却以王祖旦未提供证据证明内部风险承包的起始时间、王祖旦的35%权益应当得到杨允元的确认、王祖旦的出资比例未达到涉案项目投资总额的35%为由，否认王祖旦的诉请毫无根据。五、一审判决扣除本质上属信明公司支付王祖旦的劳务报酬100万元之中的81.39万元，实属主观臆断，无根无据。六、一审法院将本案发回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东法院）重审，江东法院作出（2015）甬东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后，却又依据杨允元所谓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江东法院无管辖权为由而撤销前述民事判决，进而由一审法院行使本案管辖权，程序严重违法。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天星公司立即向王祖旦支付权益款980万元，并赔偿王祖旦损失438.8682万元（参照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09年11月19日起暂计至起诉日止，之后按照该档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到天星公司实际支付日止）；判令天星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天星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王祖旦出资104万元，不当，其中周海英50万元借款已经归还。王祖旦提供的借款，其在2003年已从公司领走了90万元，应已视为归还。一审判决没有厘清投资款、借款和垫付款的区别，均作为投资款处理不当。此外，一审判决以王祖旦积极工作为由给予12%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作为项目实际操作人杨允元亦不认可。综上，王祖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王祖旦的上诉。天星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地块的投资方之前为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2002年4月之后为嘉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杨允元与信明公司。2、一审判决对天星公司及杨允元对涉案项目的总投入认定错误。涉案项目投入的成本在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的调解协议中认定为2800万元，实际上前期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2800万元，即使是已经补偿的利息也不足以补偿实际利息支出，且本案最初在江东法院审理时，双方均确认项目是亏本的。3、一审判决认定王祖旦投入104万元错误。2003年1月7日的款项系杨允元向王祖旦妻子的借款，该款项王祖旦于2003年4月3日从天星公司处领取50万元转账支票一张，王祖旦认可已收到该款项，以证明此款已归还。2002年2月9日天星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中的20万元及2002年4月30日杨允元出具收条的10万元款项均已归还。缴纳到象山县人民法院的24万元执行款亦系天星公司缴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王祖旦对涉案项目前期开发作出的特殊贡献酌定其可享受12%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王祖旦不是涉案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之一，涉案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为天星公司和杨允元。办理项目开发需审批的各类文件是王祖旦履行作为天星公司职工的本职工作，不存在特殊贡献的情形。项目资金筹集和项目纠纷解决等工作也是王祖旦的本职工作，不存在特殊贡献的情形。项目经营不久，因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发生纠纷诉诸法院，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之一的王祖旦按照公司的委派参与解决诉讼纠纷也是王祖旦应履行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不能因此认定为特殊贡献。事实上，王祖旦没有对公司作出任何贡献，而且在公司陷入纠纷时把公司保存的有关项目资料私下出卖给信明公司，使涉案项目的资料至今几乎全部缺失。王祖旦在涉案项目整个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当然不能参与权益的分配。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借款与投资、本职工作与股东利益分配等法律关系，将上述法律关系均认定为投资关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祖旦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王祖旦承担。王祖旦在二审中答辩称：一、2009年11月16日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的1200万元股权补贴，王祖旦不认可该款属于“拆迁户补偿款项、订房户损失赔偿款项、财务费用等其他开支费用”，而是属于土地的溢价款，故2800万元并非项目投入的总成本。二、关于涉案项目的总投入，王祖旦一直主张为1000万元左右，其在上诉状中就此已作进一步的阐述，并纠正了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需要强调的是，前述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已明确以天星公司名义投入的土地拍卖款为596.7万元、前期费用为403.3万元，该协议由天星公司盖章、杨允元签字确认。三、关于王祖旦的出资金额问题，一审中王祖旦提交的证据表明，其出资金额达508.8197万元，在上诉状中对此已作明确说明。四、本案经过多个程序、多次庭审，相关事实及证据已经非常清楚。王祖旦不仅仅对涉案项目作出重要的贡献，更在于其实实在在向涉案项目投入资金用于拍卖土地及后续开发。由于历史原因，兼之主要凭证保存于杨允元手中，导致王祖旦的出资情况按照现有证据审查标准有所不足，但2004年8月16日的《声明书》足以证明王祖旦的出资者身份以及其所享有的35％的权益。该证据可以对抗天星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种种无理的意见和观点。综上，王祖旦认为天星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天星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王祖旦及天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杨允元均未陈述意见。二审期间，王祖旦、杨允元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天星公司提交2003年1月7日借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王祖旦投资款104万元中的50万元，已于2013年4月30日归还。王祖旦质证认为：该借条一审时已提供，对该借条本身无异议，但借条下方周海英批注“已收回项目前期费用伍拾万元”，一审时提供的借条上并没有该内容，故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核认为：除借条上的批注部分外，对借条本身一审法院已作出认定，二审不再赘述。由于二审提供的借条系复印件，王祖旦对批注部分不予认可，且一审时的借条原件并没有批注部分，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经审理，除王祖旦的出资款及涉案项目的总投入外，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王祖旦的出资款及涉案项目的总投入，本院将在其后争议焦点部分论述。本院认为：杨允元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各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纠纷解决适用的法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正确，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王祖旦对涉案的2800万元是否享有相关权益及天星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王祖旦对涉案的2800万元是否享有相关权益及天星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涉案2800万元系天星公司因涉案项目而取得，涉案项目的各出资方对2800万元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王祖旦主张其系涉案项目的出资人，对2800万元收益享有35%的份额。天星公司认为涉案项目的出资人为天星公司和杨允元，王祖旦并无出资。对此，本院认为：1、本争议涉及王祖旦的出资额及项目总投入。对于王祖旦的出资额。涉案项目的投资包括土地购置款投入和前期投入两部分。土地购置款分三期支付，以天星公司名义支付的共计596.7万元。第一期土地购置款为175.5万元。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认定王祖旦在第一期土地购置款中出资30万元。天星公司上诉认为，其一审时提供的由王祖旦签字确认收到的90万元中，其中30万元系归还2002年2月9日及2002年4月30日收款收据和收条的投资款30万元，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本院认为，从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可以证明王祖旦在2003年4月29日收到款项90万元，上述凭证注明款项用途为还款，而非投资款，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天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祖旦虽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存在矛盾，但从一审判决内容看并不存在王祖旦所述的情况，故对王祖旦的该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第二期以天星公司名义支付的土地购置款为235万元。王祖旦认为其中100万元系其出资，并提交了2002年6月12日的中国农业银行象山支行现金缴款单复印件及证人严某、周某出庭所作的证言予以证明。天星公司对该现金缴款单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祖旦未持有原件，其非真正的缴款人，该100万元由天星公司的翁美定经手存入银行。并提供了275号案中天星公司的代理律师对象山产权交易中心会计干淑琼和出纳李丹俊做的调查笔录及信明公司象山项目负责人张君柱的调查笔录。从王祖旦提供的证据看，存在一审判决所述的瑕疵，如周某陈述的缴款单由严某填写，与严某的陈述相矛盾；根据王祖旦提供的收款收据可知，王祖旦交入包括数额较小的款项均由周某出具收款手续，而100万元现金缴入未出具收据，不符合常理。从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干淑琼、李丹俊的证言能证明交付土地拍卖款天星公司第一次去的是姓严的女性，后来去的是姓翁的会计。张君柱在笔录中陈述第二期土地拍卖款中的100万元现金付入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农行账户，当时是翁会计去付的，俞珍华一起陪去。天星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100万元现金交付给象山产权交易中心的相关情况，但该100万元现金来源于哪里并不明确。现天星公司或杨允元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00万元现金系由天星公司或杨允元交付。此外，纵观275号案的一、二审判决均未对天星公司提交的调查笔录作出认定，上述证人亦未出庭作证。故王祖旦与天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均存在不足。第三期土地购置款共计186.2万元。王祖旦主张其中95万元由其出资，其中90万元由浙江良和交建公司滨海大道IV标段项目部的名义直接以转账支票分二次付入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5万元由周某现金存入象山产权交易中心银行账户。在一审时提交了其向曹国林出具的二份借条、委托付款证明、银行进账单、现金缴款单予以证明。天星公司则认为90万元系其委托浙江良和交建公司滨海大道IV标段项目部付款，王祖旦只是经办人，该笔借款最后亦由天星公司归还。其对现金缴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王祖旦让周某支付的款项，相反是天星公司让会计翁美定存入的款项。在一审时提交了2003年7月16日的领款凭证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90万元款项系天星公司委托支付，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天星公司在二审时的陈述，涉案项目天星公司在2002年4月转让后，其并未出资，实际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出资，故该90万元款项系王祖旦以其个人名义向曹国林所借，曹国林则以其担任负责人的浙江良和交建公司滨海大道IV标段项目部的名义实际支付了借款。天星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领付款凭证，可以证明王祖旦在2003年7月16日向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领取款项45万元用于归还90万元借款中的45万元，故从这点讲45万元的实际借款人系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鉴于现有证据难以确认剩余45万元款项的归还情况，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王祖旦、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主张。至于现金5万元，天星公司对王祖旦提供的现金缴款单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故该缴款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缴款单仅能证明5万元现金缴入象山产权交易中心，仅凭此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来源于王祖旦或杨允元。对于前期投入。王祖旦主张其自2002年2月1日至2009年8月14日其支付的前期投入共298.3694万元，在一审时提供了收款收据、借条、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取款凭条等证据证明。经查，收款收据基本上系王祖旦以借款、现金、前期费用名义支付。虽然上述收款收据未盖天星公司的公章或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的公章，但上述收款收据由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出纳周某出具，天星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领付款凭证上无天星公司或信明公司象山分公司盖章，亦无证明人或核准人签名。现并无证据证明前述收款收据系伪造，故现有证据难以否认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对收款收据中王祖旦支付的款项应予认定，鉴于杨允元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根据现有证据难以确认该款项的性质。至于王祖旦提供的24万元现金缴款单，根据王祖旦提供的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取款凭条可以证明该笔款项系王祖旦交纳的执行款。天星公司虽持有诉讼费专用票据，但其未提供实际交款的凭证，故一审判决对该笔费用认定为王祖旦的出资并无不当。对于项目总投入。经查，2009年11月6日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签订的协议明确载明：涉案项目竞拍投入资金596.7万元，项目前期开发费403.3万元。据此，王祖旦主张涉案项目的总投入为1000万元。天星公司则认为协议书约定的费用并非准确的数字，系天星公司与信明公司为调解而协商的结果，除了项目土地投入资金，目前有证据证明的投入超出2000万元，并在一审时提供了相关收费通知书、领款凭证、相关发票、订房补偿款统计表等证据予以证明。纵观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及一审判决认定，除土地竞拍投入资金与协议一致外，主要是前期投入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数据比协议约定的前期投入增加了978.0299万元-403.3万元=574.7299万元，其中订房补偿款一项为544.5056万元。天星公司提供的收条等证据可以证明订房户的退款手续已完成。但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1、收条上均载明各订房户的银行帐号，说明退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但天星公司并未提供相关支付凭证，该笔款项由谁支付无法确认。2、上述订房户的退房及补偿事宜均发生在2009年至2010期间，而根据275号案反映，就杨允元及王祖旦未取得预售证出卖房屋收取房屋订金在2003年公安就对杨允元、王祖旦进行立案调查，当时公安就提出退还预付款的事宜。后直到2009年至2010年才处理完毕，时间近6年，让人生疑。综上，本院认为，王祖旦、天星公司提供的证据均存在不足和瑕疵。根据现有证据王祖旦的出资额及涉案项目的总投入在本案中难以确认。2、对于2004年8月16日《声明书》的证明力。经查，涉案《声明书》上盖有天星公司的公章，现并无证据证明该公章系伪造，天星公司也只是主张该《声明书》未经杨允元同意，故对该《声明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声明书》载明，涉案项目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全额风险承包，并按65%和35%的比例分别拥有该项目的权益。虽然从现有证据看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杨允元和王祖旦风险承包的事实，但信明公司与天星公司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涉案项目由天星公司总承包。同日，天星公司出具委托书，授权王祖旦为执行涉案合同的全权代表及处理与涉案项目有关的开发、经营等一切事宜。2002年2月9日天星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王祖旦投资款（象山项目）20万元。说明天星公司与王祖旦就涉案项目的开发、出资等事宜达成合意。根据生效的275号民事判决认定：信明公司和天星公司通过竞买方式取得涉案地块后，天星公司已于2002年3月29日、4月29日从嘉和公司收回了投资款175.5万元，并取得了一次性补偿款20万元，项目实际由嘉和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杨允元的具体操作进行开发和经营，天星公司已将项目转让给嘉和公司。2002年5月9日杨允元以嘉和公司名义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王祖旦投资款10万元。2003年1月7日杨允元在王祖旦因涉案项目前期费用而向周海英出具的借条上签字。天星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时陈述：天星公司将涉案项目的相关权益转让后，天星公司并没有出资过，只是杨允元以天星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关的开发等事宜。现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项目全部由杨允元出资。结合天星公司一审时提交的相关财务报销凭证上杨允元与王祖旦作为审批人签字的事实，可以确认涉案项目实际由杨允元和王祖旦出资并经营开发。关于杨允元反证及合同履行。由于本案需要解决的争议系天星公司因涉案项目转让所获得的收益2800万元的分配问题，天星公司因自认未进行实际项目开发而没有法定理由或合同依据获取或留存因涉案项目所产生的权益。该2800万元权益分配涉及到涉案项目的总投入及各出资方的出资额，但根据前述分析，在案证据难以确认涉案项目的总投入及实际出资情况。本案在当时江东法院重审期间，为查清本案事实，江东法院依法追加杨允元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杨允元在江东法院审理及一审法院随后提审本案而发生的本案一、二审期间，其作为涉案项目的实际经营者和出资者，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投资大于涉案项目总投入的65%，亦未到庭参加诉讼，致使涉案项目的总投入及实际出资等情况在本案中难以查清。由于涉案《声明书》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尽管从《声明书》的内容看，《声明书》涉及到杨允元的权益，杨允元并没有在该《声明书》上签字确认，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信明公司支付的2800万元转让款中杨允元已获得1800万元，占比64.2857%，与《声明书》载明的杨允元权益比例65%，仅差0.7143%，两者基本一致。2009年8月14日王祖旦支付执行款24万元，该款项为涉案项目中涉及的有关拆迁户的赔偿款，天星公司在本案前期审理程序即一审法院（2014）浙甬商终字第103号案的二审庭审中明确，拆迁户的执行款项为60-70万元。王祖旦支付的比例亦基本为35%，与《声明书》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当事人合同履行方面的证据对《声明书》的证明力也予以确认。根据《声明书》载明的内容，王祖旦对2800万元权益款享有35%的权益，一审判决对此所作的认定不当。鉴于王祖旦移交了关于涉案项目的全部文件、证件和资料，信明公司象山公司为此支付了100万元，该费用属于涉案项目取得的收益，应按比例计入，即在王祖旦应得的权益款中扣除，即2800万元*35%—100万元*65%=915万元。至于涉案项目是否存在亏损等可另行解决。因涉案项目未约定收益应付时间，故一审判决对涉案利息损失的认定并无不当。二、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经查，2013年4月23日，王祖旦向江东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2013）甬东商初字第651号民事判决。王祖旦不服提起上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2014）浙甬商终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以原审事实不清，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判决为由，发回江东法院重审。2015年5月12日江东法院通知杨允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甬东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天星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5）浙甬商终字第1481号民事裁定，以杨允元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江东法院无管辖权为由，裁定撤销江东法院的一审判决，本案由该院审理。由此本案由一审法院予以审理并作出判决的程序并无违法之处。王祖旦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否认涉案《声明书》的效力，涉案《声明书》依法予以认定，一审对此所作的认定不当，应予纠正。王祖旦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天星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二、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祖旦权益款915万元，并赔偿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9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王祖旦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69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1932元，由王祖旦负担11194元，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7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932元，由王祖旦负担10694元，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962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黄 青审判员 吴云辉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书记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