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萍刑二终字第81号
原公诉机关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汉族，大学文化，原系某银行行长助理、某银行分行筹备组负责人、某银行分行行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5月8日被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6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栗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海，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燕，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湘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4年7月28日将该案发回重审。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2014）湘刑初字第12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某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蒋伟华、樊文婕、李丹、王绍红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某及其辩护人王海、何燕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期间，萍乡市人民检察院阅卷一个月，建议补充侦查二个月，本院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黄某于2008年1月28日被南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昌市国资委）任命为某银行行长助理，同年4月9日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核准其某银行行长助理的任职资格。在筹备建立某银行分行期间，被告人黄某作为筹备组负责人，在购买江西绿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海公司）开发的金鼎广场项目1至3层部分商铺作为某银行分行行址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绿海公司原总经理尉某甲所送现金共计人民币4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8年8月，时值某银行与绿海公司签订第一份1750万元购房合同后不久的一天傍晚，被告人黄某在萍乡七星国际大酒店附近与尉某甲见面后，当场收受尉某甲人民币2万元。
2、2008年9月，时值绿海公司收到某银行支付的500万元购房款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被告人黄某在萍乡七星国际大酒店其所住的商务套间与尉某甲见面后，当场收受尉某甲表示感谢的人民币15万元。
3、2008年11月，时值绿海公司收到某银行先后支付的300万元和400万元购房款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被告人黄某在萍乡七星国际大酒店其所住的商务套间与尉某甲见面后，当场收受尉某甲表示感谢的人民币20万元。
4、2009年1月的一天下午，被告人黄某在其某银行分行的办公室与尉某甲见面后，收受尉某甲表示感谢的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为某银行分行购置营业办公场所的过程中，明知行贿人尉某甲有请求促成绿海公司和某银行的买卖交易，并且希望某银行能够在购房款支付的进度、金额上予以关照的情况下，非法收受其现金人民币42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对被告人黄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四十万元。
上诉人黄某上诉提出：1、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主要是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多次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涉嫌疲劳审讯、诱供、逼供等非法取证的相关同步录音录像，但大多数录像都没有提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多次申请本案的关键证人尉某甲、徐某甲出庭作证，但是证人没有出庭；本案发回重审后，3本对上诉人有利的卷宗被检察机关从法院抽走，至今没有归还。2、原判认定上诉人收受尉某甲2万元的证据相互矛盾。3、原判认定上诉人的第二、三、四次犯罪事实不属实。4、原判认定上诉人有收受尉某甲的贿赂而为绿海公司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5、本案赃款去向不明，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构成受贿罪。6、上诉人的日记以及证人证言证实上诉人在2008年9月以及11月的生活轨迹，上诉人没有在萍乡收受尉某甲贿赂的时间。
上诉人黄某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检察机关对黄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未经公安机关执行，在此期间所形成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侦查机关存在疲劳审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形，因此获得的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检察机关无法提供黄某和尉某甲的全部同步录音录像证明其审讯的合法性，对该部分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黄某的日记本复印件没有侦查机关的提取笔录属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排除。2、黄某的供述以及尉某甲的证言关于受贿的次数、金额、地点等均多次反复且前后矛盾。尉某甲在行贿过程中将部分回扣款予以侵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尉某甲、徐某甲关于行贿款的来源提供了虚假证词，与银行取款明细存在矛盾，且缺乏财务账目等书证予以佐证。3、原判认定黄某明知行贿人尉某甲有请求促成绿海公司和某银行的商品房交易，并且希望某银行能够在购房款支付的进度、金额予以关照的情况下，非法收受其现金42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4、尉某甲送2万元给黄某时没有明确的请托事项，且黄某没有为绿海公司谋取利益，不宜认定为受贿犯罪。5、黄某系某银行聘任为行长助理，且当时是以萍乡分行筹备组负责人的身份与绿海公司商谈购买办公场所，与其行长助理的职务无关，不能认定其涉嫌犯罪时系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即便要认定黄某构成犯罪，也只能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量刑。
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意见：1、本案取证程序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诱供及串供的情况，检察机关已经提供了全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3本侦查内卷依法应当由侦查机关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存档，侦查机关对黄某日记本复印件的取证瑕疵已进行了合理说明。2、黄某收受绿海公司通过尉某甲给予的回扣共计42万元的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以及银行卡明细等证据证实，且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均能合理排除，故黄某受贿4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黄某明知绿海公司总经理尉某甲有请求其促成某银行和绿海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按时支付工程款的请托事项，仍然收受尉某甲42万元现金，视为承诺为绿海公司谋利，且实际上促成了绿海公司楼盘成功销售，应当认定其为绿海公司谋取了利益。4、黄某系南昌市国资委批准任命到国有参股公司某银行担任行长助理，并在某银行分行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5、本案赃款去向不明不影响黄某受贿罪的成立。6、黄某的日记以及证人证言关于黄某在2008年9月以及11月生活轨迹的内容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008年1月28日，南昌市国资委向某银行推荐上诉人黄某担任某银行行长助理。2008年6月19日，某银行聘任黄某为行长助理。同日，某银行党委决定由黄某筹建萍乡分行，任分行行长。当时绿海公司和江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公司）共同在萍乡开发了金鼎广场项目，绿海公司总经理尉某甲负责该楼盘的营销、策划以及其他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在黄某与尉某甲多次谈判后，2008年8月，某银行与绿海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金鼎广场项目1至3层部分商铺作为某银行分行行址的合同，双方按照绿海公司工程部测量的面积初步确定合同标的额为1750万元，同时约定交易时以实际面积为准。尉某甲为了让某银行与绿海公司尽快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从绿海公司财务总监徐某甲处借支了人民币2万元，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约黄某在萍乡市的七星国际大酒店附近见面，将2万元送给黄某。2008年10月10日，某银行和绿海公司根据相关测绘部门测量商铺的实际面积签订了一份标的额为1738万元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之前的合同作废。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某银行营业执照、企业信息及变更登记审核表，证实某银行系国有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财政局为股东之一。
2、南昌市国资委“洪国资字（2008）11号”文件以及南昌市国资委党委“洪国资党字（2008）07号”文件，证实2008年1月28日，南昌市国资委推荐黄某担任某银行行长助理。
3、某银行文件以及会议记录，证实2008年6月19日，某银行聘任黄某为行长助理，某银行党委决定由黄某筹建萍乡分行，任分行行长。
4、萍乡市房产管理局印制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证实某银行与绿海公司在2008年10月10日签订了一份标的额为1738万元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
5、上诉人黄某2013年1月27日内容为“时间越长越安全，真有事何不动手？”以及“绿海，浙江的开发商”的日记复印件，证实因2012年年底黄某得知绿海公司董事长陈某甲已经被有关部门调查，便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想法。
6、收款收据一张，证实2013年7月25日，萍乡市人民检察院从黄某处收到人民币共计42万元。
7、常住人口信息表，证实上诉人黄某犯罪时已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8、证人尉某甲的证言，证实2008年8月份，他作为绿海公司总经理和黄某多次谈判后，某银行和绿海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绿海金鼎广场项目1至3层部分商铺作为某银行分行行址的合同，按照绿海公司工程部测量的面积初步确定合同标的额为1750万元。不久后他从绿海公司财务总监徐某甲处借支了2万元，在一天傍晚，他打电话联系黄某，在萍乡七星国际大酒店楼下拿了一个装有2万元人民币的信封给黄某，并对黄某说：“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尽快把正式的格式合同签掉。”同年10月份，因房管部门测量的面积与绿海公司测量的存在误差，最终确定的房屋成交价为1738万元，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之前的合同作废。他以给黄某回扣为名先后从徐某甲处提取了近80万元，但他并没有全部送给黄某，而是将其中部分钱据为己有。
9、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实金鼎广场项目是由绿海公司与泰和公司共同开发，分别持股75%和25%，但该项目对外是以萍乡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当时他同意尉某甲按照某银行支付购房款的5%提取了近80万元回扣用于送给黄某，而泰和公司的总经理毛某甲表示只同意按成交价的2%提取回扣列入成本支出。尉某甲向他提出，如果按照2%提取可能不够，他就告诉尉某甲，多余部分由绿海公司独立承担。
10、证人毛某甲的证言，证实当时他只同意按照购房款2%的比例提取回扣给黄某，绿海公司实际提取了多少钱他不知道，尉某甲后来采取虚开发票和虚列工程款开支的方式冲抵了回扣款，都做在了金鼎广场项目部的账上。
11、证人徐某甲的证言，证实从2008年8月份开始到2009年1月份，经陈某甲同意，尉某甲分多次用借条从她这里提取了近80万元业务费，提取业务费的时候尉某甲并未告诉她要送给谁，后来她听陈某甲说这些钱是要送给黄某。
12、证人聂某甲、胡某甲、胡某乙、万某甲的证言以及某银行储蓄取款凭证、广东省深圳市服务业专用发票、某银行支行领导工资表等证据，证实上诉人黄某在侦查阶段供述的赃款去向不属实。
13、上诉人黄某的供述，证实2008年8月份左右，他和绿海公司总经理尉某甲就某银行购买绿海公司金鼎广场项目1至3层部分商铺作为某银行分行行址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在8月份的一天签订了一份标的额为1750万元的购房合同，合同条款约定交易价格根据实际测量面积计算。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尉某甲打电话约他在七星国际大酒店广场右侧的花园旁见面，直接拿了一个信封给他，他回房间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有2万元现金。同年10月份，某银行委托相关测绘部门测量房屋面积，和之前存在略微的误差，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1738万元，双方重新签订了合同，之前1750万元的合同作废。
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本院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黄某主体身份的问题。
上诉人黄某的辩护人辩护提出，黄某系某银行聘任为某银行行长助理，且当时是以萍乡分行筹备组负责人的身份与绿海公司商谈购买办公场所，与其行长助理的职务无关，不能认定其涉嫌犯罪时系国家工作人员。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黄某系南昌市国资委推荐到国有参股公司某银行担任行长助理，并在某银行分行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经查，上诉人黄某系南昌市国资委推荐到国有参股公司某银行担任行长助理，之后某银行聘任其担任行长助理，其在代表某银行与绿海公司商谈购买萍乡分行办公场所时既是在履行萍乡分行筹备组负责人的职责，又与其某银行行长助理的职权有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因此，黄某犯罪时的主体身份为国家工作人员。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证据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黄某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
上诉人黄某及其辩护人提出，黄某的法定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检察机关未提供黄某和尉某甲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证人尉某甲、徐某甲没有出庭，3本对黄某有利的案卷被检察机关收回。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检察机关已经提供了全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收回的3本案卷属于侦查内卷，依法应当由侦查机关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存档。
经查：1、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
从检察机关已经提供的对黄某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来看，黄某在2013年5月12日凌晨2时至5月14日下午2时被指定在湘东区安顺宾馆监视居住的36小时内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关于黄某要求检察机关提供2013年5月8日至12日、5月14日至6月4日、6月5日9时50分至11时31分、6月18日、6月27日、7月18日对其所作的同步录音录像以及对尉某甲的相关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函至萍乡市人民检察院要求予以提供。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在2015年4月1日的庭前会议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只须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以及尉某甲本人未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为由答复称不予提供。此外，本院于2014年11月25日将本案20张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光盘移交给萍乡市人民检察院阅卷，但开庭后该院未将20张光盘交回本院，而是函告本院称其已经依照《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将上述光盘交给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归档。
2、关于证人出庭的问题。
本院在二审期间收到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证人出庭申请后，发现案卷中证人尉某甲及徐某甲的联系电话均已失效，便于2015年4月13日将证人出庭通知书通过邮政快递分别寄往案卷中记载的二人的家庭住址，后因邮递人员未能找到二人，上述两份邮件被退回本院。本院于2015年4月23日开庭审理后认为证人尉某甲及徐某甲的证言在侦查阶段存在反复，上诉人及辩护人对二证人的证言有异议，且二证人证言对上诉人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为进一步查明事实，须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并通知二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5年5月5日函至萍乡市人民检察院要求协助查明二证人的经常居住地以及有效的联系方式。2015年5月19日上午，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告知本院，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已在浙江省金华市找到了尉某甲及徐某甲。因二人均拒绝提供家庭住址，本院分别于2015年5月19日、5月20日在金华市向徐某甲和尉某甲送达了出庭通知书，通知二人于5月28日到萍乡出庭作证，二人以家中有事或身体不适等为由拒绝出庭。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二证人拒绝出庭的理由不正当，于2015年5月25日由本院院长签发了强制证人出庭令，但因二证人再次变更了联系电话，本院无法联系到案，故最终未能强制二证人参加5月28日的庭审。
3、关于本案3本案卷材料去向的问题。
在2014年本院第一次二审期间，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移交了3本封面为侦查内卷的证据材料，内容涉及证人尉某甲涉嫌向黄某行贿时对于行贿金额的多次不同供述，上诉人的辩护人已将上述3本案件中的相关材料作为证据在庭审中举证。在本案发回重审后，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15日从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收回上述案卷，在上诉人再次上诉后未将3本案卷随案移送本院。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函至萍乡市人民检察院，要求移送该3本案卷，但该院函复称上述案卷已经归还给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三、关于本案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
上诉人黄某及其辩护人以检察机关对黄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未经公安机关执行，侦查机关存在疲劳审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形，黄某的日记本复印件没有侦查机关的提取笔录属程序违法等为由，要求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予以排除。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本案取证程序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诱供及串供的情况，侦查机关对黄某日记本复印件的取证瑕疵已进行了合理说明。
本院在二审期间根据黄某及其辩护人的申请依法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组织控辩双方共同观看了检察机关提供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对控辩双方在两次庭前会议以及庭审中发表的相关意见进行了全面审查。
经查：1、关于黄某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证据采信问题。
2013年5月8日至6月4日，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在湘东区安顺宾馆对黄某实施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该院在监视居住决定书中填写了“公安机关执行”字样，但并未明确是哪个公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有公安机关参与了执行，侦查程序存在瑕疵，但鉴于原判并未将黄某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供述作为定案依据，故上述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检察机关未提供全部同步录音录像以及尉某甲和黄某的部分言词证据是否应予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
经查，因同步录音录像只能佐证侦查机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上诉人及辩护人并未提供侦查人员涉嫌非法取证的具体线索或材料，故对上述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黄某日记本复印件的证据合法性问题。
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办案说明及补充说明证实侦查人员欧阳文祥、陈清华于2013年5月8日在黄某的办公室扣押了黄某的日记本原件，同年5月18日复印了相关内容，黄某在复印件上签字“复印属实”，之后黄某的妻子领回了原件。鉴于检察机关对该日记本复印件的提取过程予以了补正说明，并作出了合理解释，且黄某对其在日记本复印件上签字的真实性亦没有异议，故该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上述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不予采纳。
四、关于本案事实认定的问题。
上诉人黄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黄某的第一次受贿行为即收受尉某甲2万元的证据相互矛盾，黄某的第二、三、四次受贿行为不属实，黄某日记以及证人证言证实黄某在2008年9月以及11月的生活轨迹，黄某没有在萍乡收受尉某甲贿赂的时间。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黄某收受绿海公司通过尉某甲给予的回扣共计42万元的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以及银行卡明细等证据证实，且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均能合理排除，而黄某的日记以及证人证言关于黄某在2008年9月以及11月生活轨迹的内容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故黄某受贿4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关于辩护人提供的黄某日记以及证人李卫东、陈玮的证言的采信问题
经查，因黄某日记的内容以及上述证人证言所反映的黄某的工作日程安排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关于黄某收受尉某甲代表绿海公司所送2万元的问题。
证人尉某甲关于其因绿海公司向某银行销售某银行分行办公场所一事在2008年8月份向黄某行贿2万元的证言一直较为稳定，而黄某在侦查阶段、湘东区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开庭以及本院2014年二审开庭时均承认收受了上述2万元，只是辩解提出此系尉某甲的个人行为，与绿海公司和某银行之间的购房合同没有关系，其没有为绿海公司谋利，而黄某在本次二审开庭时亦称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收受上述2万元的事实。虽然尉某甲和黄某对于该次受贿行为在细节方面的陈述存在一些差异，但尉某甲以及黄某关于该次受贿的时间、地点、事由等基本吻合，结合萍乡市房产管理局印制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可以证明以下事实：绿海公司和某银行在2008年8月份签订了一份标的额为1750万元的购房合同，双方约定交易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不久以后，绿海公司总经理尉某甲为了让某银行与绿海公司尽快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送给黄某2万元。2008年10月10日，某银行和绿海公司根据相关测绘部门测量商铺的实际面积签订了一份标的额为1738万元的商品房买卖格式合同。因此，黄某及其辩护人提出黄某受贿2万元的证据相互矛盾的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原判认定黄某第二、三、四次受贿行为的问题。
经查，黄某在侦查机关对其受贿总金额有8万元、40万元、65万元、47万元、42万元五种不同的供述，尉某甲对行贿总金额有76万元、40万元、65万元、50万元、47万元、42万元六种不同的证言，黄某在2013年5月26日作出了受贿42万元（含第一次的2万元）的稳定供述之后，尉某甲从6月22日起也作出了行贿42万元的稳定证言。综合全案证据，黄某和尉某甲关于第二、三、四次受贿行为的时间、地点、金额、包装物等方面的陈述存在多次反复以及先供后证的情形。尉某甲既是本案的行贿人，又涉嫌侵吞部分回扣款，和本案有较大的利害关系。证人徐某甲关于行贿款的来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且存在矛盾。因此，原判认定黄某第二、三、四次受贿事实的证据不足，黄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予以采纳。
五、关于本案定性的问题。
上诉人黄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尉某甲送2万元给黄某没有明确的请托事项，黄某没有为绿海公司谋取利益，且本案赃款去向不明，不足以认定黄某构成受贿罪。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黄某明知绿海公司总经理尉某甲有请求其促成某银行和绿海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按时支付工程款的请托事项，仍然收受尉某甲的贿赂，视为承诺为绿海公司谋利，且实际上促成了绿海公司楼盘成功销售，应当认定其为绿海公司谋取了利益。此外，赃款去向不明并不影响黄某受贿罪的成立。
经审理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黄某明知尉某甲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应当认定其为他人谋取利益。虽原判未查明本案赃款去向，但赃款的去向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某银行购买绿海公司金鼎广场项目1至3层部分商铺作为某银行分行行址的过程中，明知行贿人尉某甲请求其在某银行和绿海公司的交易中予以关照，仍非法收受尉某甲代表绿海公司所送的人民币2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判认定上诉人黄某的第一次受贿行为即收受尉某甲代表绿海公司所送的2万元贿赂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定黄某的第二、三、四次受贿行为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2014）湘刑初字第125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十七日，折抵刑期十四日，即自2013年6月4日起至2015年6月19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玉奇
审 判 员 胡干成
审 判 员 钟 琰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舒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