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10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国英，男，197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庆，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伶，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丽，女，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叶艳，女，198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龙，上海天安涌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大东，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龙，上海天安涌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国英、上诉人杜庆与被上诉人陶丽、被上诉人熊叶艳及原审第三人高大东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4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国英、上诉人杜庆共同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上海荣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现已注销。以下简称“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中马国英的所得应增加人民币362,823.12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组成为：工资加社保273,840元、垫付款16,893.21元、因少计算投资金额减少的资产分配额10,924.19元)；2、请求法院确认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中杜庆的所得应增加52,924.19元(组成为：工资36,000元、垫付款6,000元、因少计算投资金额减少的资产分配额10,924.19元)；3、案件诉讼费用由陶丽、熊叶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荣达公司设立后，马国英、杜庆与陶丽、熊叶艳于2010年4月3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同年8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陶丽每月支付7.5万元投资款用于原荣达公司日常经营。2011年3月15日以后，陶丽违反前述协议，不再给公司汇款，此后直到2014年4月29日公司注销之日，马国英一直在垫付公司税款、车检费、通讯费等日常支出。二、自2011年4月起至2014年4月29日公司注销之日，原荣达公司尚欠马国英工资259,200元(6,000*36)，社保14,356元(1,253.2*33)，尚欠杜庆工资36,000元；三、原荣达公司经营期间，与上海海移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移公司”)合作所得账款收入为1,226,731.75元，该笔款项因在公司办理注销手续时未实际进行清算，应认定为原荣达公司清偿前的资产。四、2010年5月26日，马国英、杜庆与陶丽、熊叶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马国英、杜庆、熊叶艳三人将股权转让给陶丽，但陶丽并未向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在认定金额时应相应增加马国英、杜庆、熊叶艳对公司的投资金额。
被上诉人陶丽、熊叶艳辩称，一、杜庆于一审中曾提及其垫资6,000元一节，两被上诉人已予认可。马国英则从未提及。现二审中，马国英、杜庆再次提出垫资问题，并不属实，且无有效凭证印证；二、陶丽、杜庆并不在公司坐班，因此公司并不支付二人工资。马国英、熊叶艳是公司专职经营者，公司确实支付二人工资，但由于原荣达公司已于2011年登报注销，并于2014年正式办理完毕注销手续，而公司在此段期间内不再经营，且在办理注销手续时也从未有人提及拖欠工资、社保等事宜，故不可能产生拖欠马国英、杜庆二人工资、社保的问题；三、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所签署的清算报告指出，股东的分配应以出资比例为准。现一审严格按照各方实际投资的金额计算出的比例作为分配依据，公平合理；四、原荣达公司的各股东即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时认可公司财产已处置完毕，故海移公司在原荣达公司清算之后支付的结算款可以作为原荣达公司的剩余资产进行分配。基于此，认为一审判决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高大东述称，同意陶丽、熊叶艳的答辩意见。
马国英、杜庆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荣达公司经营收入1,226,731.75元中的408,910.58元归杜庆所有、817,821.17元归马国英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原荣达公司经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马国英，注册资本500,000元。股东包括马国英(持股50%)及熊叶艳(持股50%)。同年4月，马国英、熊叶艳各自将所持股权部分出让给杜庆。至此，马国英持股40%、杜庆持股20%、熊叶艳持股40%。
2010年4月3日，陶丽作为甲方，马国英、杜庆、熊叶艳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入股原荣达公司并持股66.7%、乙方合计持股33.3%；甲、乙双方按照各自50%的比例分配利润；甲方现金投资金额1,500,000元，签订本协议时(2010年4月5日前)出资400,000元、工商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时出资600,000元、2011年底前出资500,000元；甲方投资及乙方此前所签合同利润属于公司共有投资，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利润每年年底分红一次，分红前应预留下一年运营成本；甲方不参与经营管理，但有权就经营等相关问题咨询乙方，随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属于乙方；双方合作期限五年，五年满后原则上自动延长等等。
同年5月26日，马国英、杜庆、熊叶艳与陶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马国英将所持原荣达公司26.7%股权作价133,500元转让给陶丽；熊叶艳将所持原荣达公司26.7%股权作价133,500元转让给陶丽；杜庆将所持原荣达公司13.3%股权作价66,500元转让给陶丽；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出让方按出资比例享有和承担，股权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按出资比例享有和承担等等。
同年8月29日，陶丽作为甲方，马国英、杜庆、熊叶艳作为乙方共同签订《股东补充协议》。该份补充协议载明：“甲方(陶丽)、乙方(熊叶艳、杜庆、马国英)于2010年4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规定的甲方的投资款150万人民币，现按甲方的建议执行账户共管。甲方的投资款按月打入指定账号，用于公司每月的经营活动和人员工资。特指定以下补充协议：1、甲方须于每月十日经一般户双方确认，打款给乙方，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户名：马国英，开户行：中国银行，数额7.5万元人民币，用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每月的实际经营费用和人员工资按公司当月的财务账目上数额为准。次月打款时上个月多出部分计入下月的数额。如甲方不按时或足额打给乙方，次月乙方所签客户的利润甲方不得享受，并扣除上月所签客户利润的10%。乙方不受双方于2010年4月3日所签协议中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约束，次月乙方所签客户的利润由乙方单独享受。如甲方连续两个月不打款，甲方除不得享受此两个月的利润外，扣除本年度所签客户利润的10%。如甲方连续三个月不打款则视为甲方行为为主动违约，退出与乙方的合作，不得享受本年度所签客户利润以及公司还未获得签证的所有客户的利润(与双方于2010年4月3日所签协议条款一致)。2、150万元做为股本进入，第二笔三十万元于八月三十一日或九月一日打入公司一般户，另外三十万元于九月底进入公司一般户。……7、海移费用每半年结算一次，不以现金方式结算，汇入公司一般户。8、马国英、熊叶艳经营指标定为：2010年营业额为180万人民币、2011年营业额200万人民币。如完不成则扣除马国英、熊叶艳年分红的各50%作为公司发展基金。……”一审庭审中，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均确认该《股东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签订目的是规范陶丽当时已投资到位的400,000元如何支取，第二条所指第二笔投资款指的是《合作协议书》中约定陶丽于工商变更登记时应投资到位的600,000元。
2014年4月29日，原荣达公司《注销清算报告》中载明：因公司停止运营原因，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解散公司；清算组成员由陶丽、熊叶艳、马国英、杜庆担任，其中，熊叶艳为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已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所有债权人，并于2013年6月5日在《上海法治报》上刊登了注销公告；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了清算方案，并已经股东会确认；清算结果：1、清算组按指定的清算方案处置公司财产，并按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2、清偿顺序：……(5)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马国英、杜庆、熊叶艳、陶丽作为清算组成员及股东对《注销清算报告》签字确认。原荣达公司于同年5月16日注销。
一审法院另查明：原荣达公司于2009年4月28日与案外人海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原荣达公司利用自身在办理澳洲商业移民、澳洲技术移民与加拿大技术移民方面的技术优势及在澳洲、加拿大的资源优势，海移公司利用自身出入境资质、强大的实力及良好的声誉，双方展开合作；合作项目为澳洲商业移民、澳洲技术移民、加拿大移民AEO项目和加拿大技术移民；原荣达公司所有客户直接同海移公司签约，待客户成功取得签证后，双方进行项目结算；合同有效期2009年4月28日至2012年4月28日等等。
2014年，海移公司共计汇入原荣达公司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原开户名：上海荣达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经营款项281,394元。原荣达公司账户余额共计282,140.35元(该资金现存于中国工商银行待处理久悬未取款项账户，账号为XXXXXXXXX)。
因原荣达公司注销时未与海移公司结算，陶丽、熊叶艳于2015年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移公司支付属于原荣达公司的经营利润1,190,357.46元，案号为(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88号。该案中，马国英、杜庆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12月24日，徐汇法院判决海移公司支付陶丽、熊叶艳、马国英、杜庆共计944,591.40元，履行方式为将款项汇入该院代管款专用账户，待法院对原荣达公司股东分配纠纷作出处理后再行分配。该案现已生效。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均确认海移公司现已将944,591.40元汇入该院代管款账户。
本案一审中，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及高大东一致确认：一、原荣达公司存续至公司注销期间，马国英实际现金出资75,000元、杜庆实际现金出资100,000元、陶丽实际现金出资700,000元、熊叶艳实际现金出资75,000元；二、陶丽系代高大东持股；三、自原荣达公司2009年3月成立至2010年4月3日马国英、杜庆与陶丽、熊叶艳签订《合作协议书》期间，原荣达公司业务已产生利润为130,000元。该款项按照《合作协议书》第2条之约定，作为马国英、杜庆及熊叶艳共同投资用于公司经营。按该三人内部约定，马国英占比40%，杜庆占比20%，熊叶艳占比40%；四、杜庆曾为原荣达公司垫付人员社保费用6,000元，各方当事人均同意从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中先行返还杜庆垫付款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在公司注销后，取得公司在清算中遗漏的债权或财产权益，该债权或财产权益原属于公司财产，应当归属于全体股东，由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或法律的规定进行分配。原荣达公司注销清算时，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作为清算组成员及股东，签字确认《注销清算报告》，明确公司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此系原荣达公司各股东关于公司剩余资产分配原则的约定，于法不悖，各方均应遵守。
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自原荣达公司2009年3月成立至2010年4月各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期间，原荣达公司已获利润作为马国英、杜庆及熊叶艳共同投资。现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一致确认该期间原荣达公司经营利润为130,000元，按马国英40%、熊叶艳40%、杜庆20%的比例分配并转投资该部分利润，即马国英以利润转投资方式投资52,000元、熊叶艳以利润转投资方式投资52,000元、杜庆以利润转投资方式投资26,000元。因此，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共计实际投资1,080,000元。其中，马国英实际投资金额为127,000元(75,000元+52,000元)、投资比例为11.759%，杜庆实际投资金额为126,000元(100,000元+26,000元)、投资比例为11.667%，陶丽实际投资金额为700,000元、投资比例为64.815%，熊叶艳实际投资金额为127,000元(75,000元+52,000元)、投资比例为11.759%。
综上，因原荣达公司已清算完毕并注销，故海移公司支付的款项即属于原荣达公司剩余财产。现剩余资产共计1,226,731.75元(944,591.40元+282,140.35元)，扣除各方一致同意返还杜庆的垫付款6,000元，马国英、杜庆、陶丽、熊叶艳可分配的剩余资产共计为1,220,731.75元。马国英按照11.759%的比例可分得143,545.85元，杜庆按照11.667%的比例可分得142,422.77元、共计可分得148,422.77元，熊叶艳按照11.759%的比例可分得143,545.85元，陶丽按照64.815%的比例可分得791,217.28元。
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确认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1,226,731.75元中的143,545.85元归马国英(一审判决书笔误为“马国庆”)所有；二、确认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1,226,731.75元中的148,422.77元归杜庆所有；三、确认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1,226,731.75元中的791,217.28元归陶丽所有；四、确认原荣达公司剩余资产1,226,731.75元中的143,545.85元归熊叶艳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为8,475元，由马国英负担997元、杜庆负担988元、陶丽负担5,493元、熊叶艳负担997元。
二审中，马国英、杜庆提交财务凭证若干，旨在证明马国英为原荣达公司垫资以及公司拖欠其二人工资、社保等事实。陶丽、熊叶艳、高大东不予认可其真实性，表示所有的款项已经在公司办理注销手续时结清，且马国英、杜庆在一审中均未提及上述理由。本院认证认为，首先，马国英、杜庆于二审中提交的材料均不属于在一审中有正当理由无法提供的证据，故不符合新证据的特征；其次，在缺乏系统财务资料进行比对的情况下，该组材料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且该组材料的内容均无法直接体现马国英为原荣达公司垫资以及公司拖欠马国英、杜庆二人工资及社保等事实。故对马国英、杜庆于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作为新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原荣达公司仍拖欠马国英、杜庆二人垫付款、工资、社保等款项；2、一审法院认定的原荣达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依据是否合理。
本院认为，结合上文中本院对于马国英、杜庆二人提交的材料作出的分析可知，其二人于一审中并未明确提出二审中所主张的各笔款项，故首先于常理不符；其次，前述材料从形式及内容上尚难以证明马国英、杜庆二人关于替公司垫资以及公司拖欠其工资、社保的事实。基于此，仅凭现有证据尚无法确定原荣达公司仍拖欠马国英、杜庆二人垫付款、工资、社保等款项的事实。关于分配依据一节，一审并未简单参照《股权转让协议》或工商登记比例，而是基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的实际投资金额计算出的比例来作为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依据，故合法合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马国英、杜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65.45元，由上诉人马国英负担6,742.35元、由上诉人杜庆负担1,123.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炜
审判员 陶 静
审判员 杨怡鸣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