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6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燕玲，女，197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朱慧嘉，系广东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翠钰，系广东惠法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北郊石井黄石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智，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曹燕玲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3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3588号民事判决。二、判令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穗公司”）向曹燕玲支付2000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加班费差额147930.56元及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加班费7054.68元。三、判令新穗公司向曹燕玲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补偿款合计2939.58元。四、判令新穗公司向曹燕玲支付2000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差额33318.83元。五、判令新穗公司向曹燕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248.96元。六、由新穗公司承担两审诉讼费用。
上诉理由：一、自2000年9月30日入职至2015年9月30日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曹燕玲一直在新穗公司担任站长。根据新穗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工资项目补充说明》，足以认定曹燕玲在新穗公司工作15年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出法定正常工作时间，存在加班事实。另根据曹燕玲的《工资条》，自2000年9月30日至2006年7月30日，新穗公司仅向曹燕玲支付了6个月的超时加班费。据此，新穗公司存在长期未向曹燕玲支付或足额支付超时加班费的事实，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二、自2008年至2015年9月30日，曹燕玲合计可享受年休假总计为62天，根据曹燕玲的《工资条》，该期间其实际享受的年休假仅为52天。据此，可合理认为曹燕玲2015年3月所休的年休假是2014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即曹燕玲还有10天年休假未休。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三、曹燕玲在双方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分别以陪女儿高考和新穗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上述两个理由均属于导致曹燕玲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原因，新穗公司依法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判决认定曹燕玲实际提出辞职时的辞职理由是需要“陪女儿学习”，事实认定错误。四、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是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曹燕玲每月实收工资高于合同约定的工资，也不能证明新穗公司支付的工资中已包含超时加班费。新穗公司是否已支付或足额支付超时加班费，应当按照《工资条》中“超时”栏的金额确定，新穗公司也已确认超时加班工资发放在“超时”栏中。原审判决认定曹燕玲每月的劳动报酬中已包含标准工作时间内的标准工资及加班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法律适用错误。五、法律并未规定劳动者在收到工资条后要对工资提出异议，也没有规定提出异议的期限，劳动关系终止一年内劳动者仍然可以对劳动报酬争议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原审判决认为曹燕玲在长达十数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对工资发放提出异议与本案无关，不应据此推定曹燕玲认可新穗公司发放的工资金额。六、新穗公司采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并不意味着曹燕玲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中已包含超时加班的加班费，曹燕玲存在超时加班的，新穗公司仍应依法支付加班时间的工资。七、原审判决以2013年9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曹燕玲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合同约定工资为由驳回曹燕玲关于2000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加班费差额的请求，明显缺乏依据。八、本案新穗公司出具的《工资项目补充说明》及曹燕玲提供的《工资条》已证明曹燕玲存在加班的事实及新穗公司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的金额，新穗公司主张其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被上诉人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曹燕玲在原审的诉讼请求：判令新穗公司按曹燕玲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3781.12元标准向曹燕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248.96元，另要求新穗公司以曹燕玲的工资中剔除超时费后计出的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3044.6元（即每天工资139.98元、每小时工资17.5元）为标准，向曹燕玲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的加班费共2939.58元、支付2000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期间20天法定节假日（按上班比例86％统计）的加班费7222.97元、支付2002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139天法定节假日未足额支付的加班费差额18071.87元、支付2000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加班费差额147930.56元、支付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加班费差额7054.68元，合计213468.62元。
原审法院认为：曹燕玲从2000年9月30日起入职新穗公司处工作，任职公交站场的调度员（即站长）工作，自此新穗公司与曹燕玲间已实际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并签订有劳动合同以规范劳动用工双方的权利义务，故该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
本案中，曹燕玲与新穗公司均确认双方间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9月30日终结（曹燕玲最后一天在新穗公司处上班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新穗公司是否应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向曹燕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本案中，曹燕玲主张因新穗公司存在长期、大量拖欠或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况才导致其先后于2015年8月30日、同年9月24日向新穗公司邮递寄送《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15年9月30日解除了涉讼劳动关系，即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在于新穗公司，并据此要求新穗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但实际上，双方当事人均承认，曹燕玲于2015年8月27日已向新穗公司递交涉讼《辞职信》，以其需要陪女儿读书为由申请辞职，而新穗公司对此也当即予以批准，即对于曹燕玲提出的辞职申请，新穗公司在2015年8月27日时已明确表示同意并确定曹燕玲需工作至2015年9月30日止，可见，涉讼劳动关系于2015年9月30日终结的真实原因应为曹燕玲于2015年8月27日递交涉讼《辞职信》申请辞职（此时曹燕玲的实际辞职理由为其需要“陪女儿学习”），至于曹燕玲在其后的2015年8月30日、同年9月24日又向新穗公司寄送涉讼《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张新穗公司没有足额及时支付劳动报酬而迫使曹燕玲辞职的做法，仅是因曹燕玲在递交涉讼《辞职信》同时向新穗公司申请休2015年10天年休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再行对自己离职理由的变更。由此，在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这一基础上，可以认定曹燕玲实际提出辞职时的辞职理由应为曹燕玲需要“陪女儿学习”，曹燕玲的上述辞职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的过错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法定情形，故曹燕玲现以新穗公司存在没有足额及时支付劳动报酬迫使曹燕玲辞职并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为由，要求新穗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0248.96元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由于双方当事人在所签订的涉讼劳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曹燕玲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实行计时工资（其中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9月份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工资〔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1750元/月，该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劳动行政部门也已先后于2011年4月29日、2012年3月6日、2013年3月7日、2014年2月19日、2015年4月22日批准新穗公司对曹燕玲等员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而涉讼曹燕玲在2013年9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条》已显示，曹燕玲的每月工资构成具体情况（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工作贴”、“效益工资”、“加班费”、“加班效益”、“超时费”、“加班奖励”、“节日加班”、“综合奖”、“其他补贴”、“其他发款”、“高温贴”、“年假”、“考勤发”、“应发工资”、“实发工资”等），双方当事人也确认上述工资构成项目中“加班效益”、“超时费”及“节日加班”等三项是属于加班工资性质的款项；且实际上，曹燕玲在上述期间每月的工资收入基本均由数额不等的“岗位工资”、“工作贴”、“效益工资”、“加班费”、“加班效益”、“超时费”、“节日加班”、“综合奖”、“其他补贴”、“考勤发”等构成，曹燕玲在上述期间的每月“应发工资”数额在2496.82元至4554.48元之间、“实发工资”数额也在1878.74元至4268.58元之间，曹燕玲在正常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数额是远高于涉讼劳动合同所约定之工资标准的；同时，在长达十数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曹燕玲在收到每月工资后也并无就工资发放情况向新穗公司提出过异议；结合曹燕玲本就担任新穗公司方公交站场的调度员（即站长），平时负责协助公司在公交站场管理司机、车辆调配等这一工作本身所具备的岗位特性、工作性质及本地同行业正常收入水平等分析，现有证据已可以认定曹燕玲在新穗公司处每月所领取的劳动报酬应是对应其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情况下所提供的劳动，曹燕玲的月劳动报酬中已包含标准工作时间内的标准工资及加班工作时间内的加班工资（经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并没有违反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鉴于曹燕玲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理的证据以证实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长期存在加班工作而新穗公司没有足额支付加班费之情形，因此，现曹燕玲仅凭借自行对《工资条》的统计计算，就主张新穗公司尚拖欠曹燕玲在2000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期间20天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7222.97元、在2002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139天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差额18071.87元、在2000年9月3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加班费差额147930.56元以及在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加班费差额7054.68元，并进而要求新穗公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加班工资之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关于曹燕玲主张的年休假工资问题。曹燕玲于2000年9月30日入职新穗公司处工作，至2015年9月30日涉讼劳动关系解除时，曹燕玲已在新穗公司处工作15年，故根据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之规定，曹燕玲从2010年9月30日起即可享受每年10天的带薪年休假；结合曹燕玲的实际工作年限及双方当事人已于2015年9月30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等因素折算，至涉讼劳动关系解除时止曹燕玲在2015年度实际上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期间天数应为7天（即曹燕玲2015年度在新穗公司处已过日历天数〔272天〕÷365天×曹燕玲2015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年休假10天〕）。虽然曹燕玲坚称其在2015年3月所休10天年休假假期是曹燕玲在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所应享受的年休假，其并未休2015年度（即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年休假假期，但综合新穗公司就曹燕玲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年休假情况所作陈述及涉讼《工资条》中“年假”项目所反映的年休假休假情况综合分析，曹燕玲一直有享受年休假待遇，其中曹燕玲在2011年已休年休假12天、在2012年已休年休假10天、在2013年已休年休假10天、在2014年已休年休假10天、在2015年3月已休年休假10天，由此可见，曹燕玲实际已享受了其至涉讼劳动关系解除时止所应享受的2015年度带薪年休假，故曹燕玲现继续主张新穗公司向其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曹燕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曹燕玲负担，并由曹燕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另查明，双方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第四条劳动报酬约定，曹燕玲正常工作时间（计算加班工资基数）为1150元/月。
曹燕玲在二审提交《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行车记录表》（空白表格）和《广州新穗巴士有限公司无人售票行车记录表》（空白表格）作为新证据，拟证实新穗公司在日常运营管理中存在早晚班排更表和行车记录表，该表可以显示曹燕玲每天的上下班时间，进而拟证明新穗公司保存有曹燕玲工作时间的记录。
新穗公司质证认为，一是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二是空白的表格不能证明曹燕玲所主张的事实，因为不同站点实行不同的操作，并不是所有站点都以这种模板进行管理，还存在用电子登记管理的情形；三是相关记录只保存两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加班工资是否已足额支付的问题。该问题的判断涉及加班时间、计算加班工资的工资标准及已支付工资的情况等三方面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曹燕玲应对其主张的加班时间承担举证责任，而法律也缺乏要求用人单位保存劳动者上班时间记录长达15年的规定。因此，本案中曹燕玲首先应就其主张的加班时间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其次，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两年的情况来看，新穗公司实际已支付的工资，远远高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或法定的最低标准工资，且超出的数额并未低于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计算加班工资的工资基数及曹燕玲主张的加班时间计算的应得加班工资数额。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可以认定曹燕玲已领取的月劳动报酬中已包含了足额的加班工资，理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曹燕玲上诉主张只应以《工资条》中“超时”栏的金额来确定已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2011年至2015年期间，曹燕玲每一年度均已足额休够年休假，原审判决根据曹燕玲2011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已实际休年休假天数的情况，认定曹燕玲于2015年3月所休10天年休假已享受了2015年度带薪年休假待遇，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曹燕玲以2008年至2015年9月30日为周期计算其可享受年休假的总天数并据此推算其尚未休2015年度的年休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性质的问题。曹燕玲最初以陪女儿读书为由申请辞职，新穗公司已予以批准，该事实证据充分，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是因曹燕玲自愿辞职所致，并无不当。劳动关系解除的该种情形，用人单位依法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曹燕玲以其是因为新穗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一方面该主张与涉案证据《辞职信》证明的辞职经过不符，另一方面本案也不存在新穗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本院对曹燕玲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相关法律的适用，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曹燕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巍
审判员 乔 营
审判员 张蕾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