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焦民二金终字第001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民生药业集团河南德尔康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
法定代表人徐海照，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耕，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齐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伊川县。
法定代表人李红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延鸣，河南敬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马万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邢海泉，系该公司投资法务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勇，系该公司法务专员。
原审被告河南省合众汇通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
法定代表人冷朝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铁，河南铭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民生药业集团河南德尔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康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齐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瑞公司）、原审被告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原审被告河南省合众汇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票据纠纷一案，齐瑞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向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放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作出（2015）解民二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德尔康公司不服于2015年6月30日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德尔康公司委托代理人王耕，被上诉人齐瑞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延鸣，原审被告国药公司委托代理人邢海泉、吕勇，原审被告合众公司委托代理人郭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告齐瑞公司向鑫锐公司销售超硬材料六面顶压机，价款213万元，并于2014年7月9日向鑫锐公司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1065000元的增值税发票。鑫锐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出具了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其中本案涉及的承兑汇票信息为：出票人鑫锐公司，收款人齐瑞公司，付款行洛阳银行焦作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年7月25日，到期日2015年1月25日。票面金额50万元，票号为3130052／25349231。原告齐瑞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后，在背书栏加盖了齐瑞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未在被背书人处填写被背书人名称。后原告单位工作人员李状状于2014年7月28日外出，不慎将装有包括本案涉及票据在内的四张承兑汇票丢失。后李状状于2014年7月31日向彭婆派出所报案，彭婆派出所告知原告到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后原告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2015年1月7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公告后，漯河工行向本院申报票据权利，本院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解立催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
原告票据丢失后，被告德尔康公司与案外人高雷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协议，载明如下内容：“一、因资金紧张，甲方（高雷）愿将所持有是银行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0万元）转让给乙方（德尔康公司），票号25349231、出票人新人公司、付款行洛阳银行焦作分行营业部、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日2014年7月25日、到期日2015年1月25日。二、甲方同意乙方在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三日内，向甲方支付合理对价486500元。三、甲方对转让给乙方的银行承兑汇票具有合法的来源且乙方拥有合法的持票资格，如该汇票出现假票、错票、背书瑕疵、被背书人填写不标准或到期不能承兑等导致乙方不能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况，甲方马上退还乙方全部付款。”同日，高雷出具了收条，载明收到了汇票转让款486500元。德尔康公司因与国药公司之间存在药品买卖合同关系，将涉案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被告国药公司。后国药公司因与合众公司的药品买卖合同关系，将涉案承兑汇票又背书转让给合众公司。后合众公司向漯河工行申请贴现，并将涉案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漯河工行。后漯河工行发出托收，但被洛阳银行退票拒付。漯河工行遂将涉案承兑汇票退回其前手合众公司，合众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将票面金额返还给漯河工行。现合众公司持有涉案承兑汇票。
另查明，原告在起诉时曾将漯河工行列为被告、将洛阳银行列为第三人，后申请撤回了对漯河工行和洛阳银行的起诉，本院当庭予以准许。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德尔康公司申请追加高雷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其并非本案的票据当事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此未准许被告德尔康公司的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鑫锐公司具有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鑫锐公司作为出票人以原告作为收款人出具承兑汇票，原告作为收款人、第一手合法持有票据的权利人的身份当无任何异议。
一、原告失票事实的认定。
本案中原告由于意外原因将涉案票据丢失，是本案争议出现的事实基础。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彭婆派出所的证明、报案人的报案材料，能够证明票据因意志外的因素使得本为自己控制的票据脱离控制，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的事实。尽管被告抗辩原告失票报案的真实性，但经本院调查核实，彭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真实，可以印证原告工作人员报案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基础上，本院认定原告失票的事实。失票这一法律事实发生以后，失票人即原票据权利人不经过法定程序无法行使票据权利。而原告通过公示催告、起诉的方式主张权利，正是行使通过法律规定的救济措施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
二、关于德尔康公司取得票据的合法性。
德尔康公司是原告失票后的第一手，亦即名义上的原告的被背书人。由于原告证明了其是意外失票，否认与德尔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本案中，德尔康公司举证证明了其是支付了对价自高雷处受让了涉案承兑汇票，因此认为自己是票据的合法持有人，被告德尔康公司负有举证证明其持票合法性的责任。
第一，德尔康公司与高雷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德尔康公司向高雷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但由于这种对价是就票据本身的交易而支付的对价，并非票据作为结算工具为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清结作为对价，不能据此认定双方是以债权债务关系而进行了票据的转让，恰恰相反，双方是因票据的转让才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德尔康公司与高雷之间的关系属于票据的非背书转让即单纯交付。票据法中一般是通过背书的方式来转让票据权利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直接交付票据的方式来转让票据权利，即所说的单纯交付—即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与他人的一种行为。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移票据权利仅限于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无记名票据，无记名票据只需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一种情形是空白背书票据。本案中，德尔康公司就是通过不在票据上署名的高雷直接将票据交付给自己而完成了票据占有的转移，符合单纯交付的要件。
第三，单纯交付的出让人并非票据当事人。关于单纯交付的性质，从它的后果--
转让权利上看，单纯交付可发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但是单纯交付不是票据行为，因为它不具备票据行为应具备的文义性、要式性，让与人因不在票据上签名，也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票据债务人。故此，德尔康公司申请追加高雷为本案票据纠纷当事人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
第四，德尔康公司在受让票据中有重大过失，不构成票据的善意取得。正如前文所述，本案涉及的承兑汇票是记名票据，需要通过票据当事人在票据上连续的背书来完成票据的流转。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据此，德尔康公司应当对受让票据中原告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但德尔康公司并未对此进行审查。但本案由于现有证据证明原告为意外失票，被背书人栏德尔康公司的名称并非原告书写，德尔康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上，即使本案中原告丢失的票据上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的，也不必然否定被背书人持有票据的合法性。根据司法解释第四十九条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德尔康公司在受让票据时，应当审查是背书人将票据转让给自己，即需要审查转让人高雷有原告的合法授权，即可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但德尔康公司并未证明高雷出示了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高雷交付票据的行为是代表原告。德尔康公司仅凭背书栏加盖有原告的印章就认为构成了对原告的代理，该观点与票据的文义性相悖，不能证明其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属于重大过失，不能依据善意取得的方式获得票据权利。
第五，德尔康公司受让票据的行为属于被禁止的非法贴现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规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才能适用商业汇票。”可见在我国，公民个人之间是不能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和从事所谓票据买卖、承兑和贴现的，否则属于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1998年7月13日，国家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所列非法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票据买卖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64条确认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应予参照适用，故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上述效力规定的票据取得，占有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应当认定为无效的。
综上，被告德尔康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亦未证明其取得票据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也没有证明票据是原告或其委托代理人交予自己，无法证明自己取得票据的合法性，相反，其于高雷的票据转让行为涉嫌非法贴现，故此德尔康公司取得票据不合法，依法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三、关于国药公司、合众公司、漯河工行等票据背书转让的合法性。
在同一票据之上可以有若干个票据行为，各个票据行为彼此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前一行为的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此后的票据行为的无效。比如票据法第六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以及司法解释第四十六条也做了类似规定，由此可以推导出票据行为各自的独立性。在本案中，存在鑫锐公司的出票行为、原告的空白背书行为、德尔康公司的背书行为等多个票据行为，每个票据行为之间分别具有独立性，并不因之前行为的无效而必然导致之后的票据行为的无效。
国药公司、合众公司在各自的票据行为中，均与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满足了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的规定。且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国药公司和合众公司取得票据时均符合上述规定，故此国药公司自德尔康公司取得票据并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合众公司等票据行为合法有效。
关于合众公司与漯河工行之间的票据转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规定，并未对金融机构的贴现行为进行限制性规定，故此漯河工行作为金融机构接受合众公司的汇票进行贴现，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样合法有效。
四、关于票据合法持有人的确定。
根据司法解释第五十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连续背书的第一背书人应当是在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最后的票据持有人应当是最后一次背书的被背书人”。本案中，票面载明的最后一个合法持有人是漯河工行，漯河工行也在公示催告期间向本院申报了权利，才使得本案进入到了诉讼程序。据此，漯河工行应当是本案票据的票据持有人。但随后，漯河工行将受让的票据退回给其前手及合众公司，对该行为的效力需要进行法律评价。
事实上，本案中漯河工行受让票据中载明了“委托收款”，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的，被背书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据此，漯河工行向付款行洛阳银行提示承兑，但因本案原告申请公示催告，故此洛阳银行拒绝承兑。根据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漯河工行据此规定向其前手合众公司行使追索权，该追索权的行使，并不违反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的规定。而合众公司在向其后手承担了支付追索费用的义务后，即成为事实上的票据持有人。
漯河工行由于其票据权利已经通过追索权的行使而实现，其退出票据法律关系。但在其合法持有票据期间对公示催告申报权利的行为，并不因为其随后的退出而影响其效力。即在公示催告期间，任何人均可以申报权利，只要申报权利时持有相关的票据即可产生使公示催告程序终结的法律效果。
五、关于原告失票后的权利救济。
原告作为真实交易关系的收款人，接受票据后合法持有票据，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保护。在原告其失票后，已经通过了公示催告程序和起诉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德尔康公司不能证明是合法持有票据，但由于国药公司和合众公司都能够证明是合法取得和转让票据，使得原告对票据所享有的权利被合众公司取代。客观上，任何一份票据均只有一个票据的付款请求权，该权益应由合法持票人享有。据此，不能认定原告享有票据权利。
但原告作为失票人，其后手取得票据的行为不合法，即负有向原告返还票据的义务，但由于随后的票据流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后手即德尔康公司返还票据事实上不可能，据此，其应依据票据法第一百零六条“依照本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确认其享有涉案票据权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票面载明金额的诉讼请求，应由被告德尔康公司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民生药业集团河南德尔康药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洛阳齐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500000元；二、驳回原告洛阳齐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和其他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本案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民生药业集团河南德尔康药业有限公司承担。被告承担部分暂由原告垫付，本院不予退还，于执行时一并支付。
上诉人德尔康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票据丢失的事实，报案材料和派出所证明不能证明票据丢失事实，李状状的报案材料应属证人证言，李状状未出庭接受质证，被上诉人丢失了四张票据，系通过不同的自然人流转到不同的公司，引发系列案件，故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丢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查明，存在诸多疑点；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超范围审理案件，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两项内容，涉及不同诉讼请求，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故被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第二个内容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高雷虽不是票据当事人，但其为查明票据丢失事实的关键人物，必须参加本案诉讼；另庭审中补充原审法院称要调查核实票据丢失事实，但事后无下文。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请求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齐瑞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其在二审庭审期间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调查了票据丢失事实，并进行了质证。
原审被告国药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其在二审庭审期间口头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涉及其公司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正确，证据充分，无异议，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原审被告合众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其在二审庭审期间口头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涉及其公司的部分没有异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执焦点为上诉人应否该返还被上诉人50万元。
针对焦点问题，上诉人德尔康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票据丢失事实没有查明，判决书中引用的证据实际上也没有被调查核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丢失票据存在非常多的疑点，请求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把票据纠纷和返还不当得利纠纷混为一谈，而两项不同的法律关系涉及了不同的案件当事人且举证和质证也不同。本案遗漏了必须参加的诉讼当事人，虽然高雷不是票据纠纷的当事人，但是其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在票据的流通当中，一审法院已经判决被上诉人丧失了票据权利，那么从票据纠纷角度而言被上诉人的权利不能被救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高雷之间的票据转让协议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有其法定的条件，一审法院以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来判定双方的合同效力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从票据纠纷而言，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实际是以失票人身份主张权利，票据法中失票人的救济方式有两种，是让出票人再出票和非法持有人返还票据，不存在返还票据利益这一项救济方式。本案中上诉人在票据流通环节中的票据权利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从票据关系中已经解脱出来，一审法院应当着重审理的是票据最后持有人与本案被上诉人之间票据权利的归属问题，也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发出了票据丢失公告，票据持有人申报了权力，和其他的背书人并无实质性的关系。被上诉人反复称上诉人持有票据没有合法的理由，但是事实是上诉人已经向法院申明了票据取得的途径以及从高雷处取得票据，而且上诉人还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的请求，要求将高雷列为本案的第三人，但是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直接导致了本案票据纠纷票据流转环节事实没有查清。即便被上诉人所称票据已经丢失，那么作为上诉人而言已经向法庭提供了谁拾到票据的信息，为何不查明该事实。虽然被上诉人所称到当地派出所核实，但是上诉人没有得到法院任何书面的答复。被上诉人所称票据丢失，但是被上诉人丢失的票据是加盖了他们的印章，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本意是要将票据流转出去，而且根据报案材料所述，被上诉人当即在票据丢失后就发现了票据丢失的情况，但是在时隔五个月之后才向法院公告。李状状的身份无法核实，而且没有到庭说明情况，而一审法院却根据李状状单方的说明就认定票据丢失显然不合常理。
被上诉人齐瑞公司认为，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50万元，涉案票据上手和下手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上诉人取得涉案票据合法性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与票据的上手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第二是要向票据的上手支付合理的对价，第三是受让人和转让人之间转让人必须具有转让的权利，上诉人均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票据上显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票据关系是相连的，但是上诉人和我们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也没有向我们支付合理的对价。上诉人在取得票据时是违法的，高雷不是我公司的人，我公司也未委托高雷进行任何交易。从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向高雷支付了金钱之后从高雷处拿到了涉案票据，这是典型的买卖汇票，这在我国是非法的行为，汇票本身就是钱，上诉人要取得汇票要么向我们提供商品或者其他有形或无形价值存在，上诉人取得票据是用钱买的，上诉人取得汇票是非法的。票据纠纷中就有票据纠纷，关于票据是否丢失，一审法院也去了彭婆派出所，该派出所的办案记录和询问笔录等都在卷宗里，经过调查确实存在丢失报案。失票救济也包括司法救济，我们认为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取得的票据是不合法的，上诉人陈述是从高雷的手中取得的，上诉人取得时应该看到上手是
我们，那么上诉人应当了解高雷和我公司是何关系，高雷没有权利转让该票据，上诉人取得票据本身不合法。高雷不是票据的权利人，将高雷列为本案当事人是错误的。上诉人主张我们票据丢失是虚假的，应当举证证明，而且李状状的证明也经过上诉人当庭质证。关于被上诉人经过几个月去法院公告，因为被上诉人不懂，开始去公安局，后来去了当地的法院和当地的中级法院，后来得知应当去解放区法院。
原审被告国药公司认为没有意见发表。
原审被告合众公司认为没有意见发表。
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德尔康公司对原审法院调取的彭婆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和原审法院在派出所对李状状的询问笔录进行质证，德尔康公司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调查核实，彭婆派出所的证明可以和齐瑞公司的主张及李状状的报案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齐瑞公司票据丢失的事实；本案中，德尔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齐瑞公司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及其取得汇票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也未证明票据系齐瑞公司或其委托代理人交付，故德尔康公司不能证明其获得票据的合法性，而国药公司和合众公司取得票据时，均与其前手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并且票据的背书连续，合众公司享有该票据权利，德尔康公司不享有该票据权利，故德尔康公司事实上已经不能返还该票据，故其应对齐瑞公司要求返还的50万元承担责任；本案争执的票据上并未有高雷的签字，高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票据债务人，故上诉人申请追加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德尔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德尔康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文宇
审 判 员 胡永平
代审判员 米新秀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