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2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87号。法定代表人：丁荣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宝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6区302号。法定代表人：罗姬秀，董事长。原审第三人：谷光，男，1953年6月6日出生。上诉人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宝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公司）、原审第三人谷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4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空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航空港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宝泰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及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系罗姬秀与苗世玉之合同纠纷，而本案系航空港公司与宝泰隆公司之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罗姬秀与苗世玉合同纠纷案件不应影响本案审理。2.本案系对谷光持有的宝泰隆公司21%股权的实际股东进行审查，即便罗姬秀与苗世玉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本案诉争的21%股权，也不影响对本案诉争的21%股权的实际股东进行审查。本案对航空港公司与宝泰隆公司争议作出判定后，才能确定诉争的21%股权的实际股东。确定实际股东后才能保护实际股东的合法权益。而本案以罗姬秀与苗世玉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本案诉争的21%股权为由不再对案件进行审查，并驳回航空港公司的诉讼请求，严重侵犯了航空港公司的合法权益。宝泰隆公司未参加本院法庭询问，其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谷光未参加本院法庭询问，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航空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航空港公司为宝泰隆公司登记在谷光名下21%股权的实际股东；2.宝泰隆公司将登记在谷光名下占宝泰隆公司21%的股权变更为航空港公司所有，向航空港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宝泰隆公司与谷光共同配合向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由宝泰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有关宝泰隆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宝泰隆公司设立于2000年7月26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国滨，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宝泰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持股40%），葛钊（出资300万元，持股30%），纪成全（出资300万元，持股30%）。2002年4月，宝泰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宝泰隆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哈尔滨群英实业有限公司。此时宝泰隆公司股权结构为宝泰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持股30%），葛钊（出资300万元，持股30%），纪成全（出资300万元，持股30%），哈尔滨群英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持股10%）。2003年2月，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更，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宝泰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持股30%），葛钊（出资210万元，持股21%），纪成全（出资210万元，持股21%），哈尔滨群英实业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持股8%），季伟（出资200万元，持股20%）。2003年8月，宝泰隆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与股东变更登记。宝泰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世来。宝泰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季伟、哈尔滨群英实业有限公司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航空港公司。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航空港公司（出资580万元，持股58%），葛钊（出资210万元，持股21%），纪成全（出资210万元，持股21%）。2004年10月，葛钊、纪成全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张荣丽。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航空港公司（出资580万元，持股58%），张荣丽（出资420万元，持股42%）。2004年11月，宝泰隆公司进行注册资本增资登记，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增资后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航空港公司（出资3480万元，持股58%），张荣丽（出资2520万元，持股42%）。2007年4月，宝泰隆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张荣丽将所持宝泰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蒋昕呈。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航空港公司（出资3480万元，持股58%），蒋昕呈（出资2520万元，持股42%）。2007年7月，宝泰隆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与股东变更登记。宝泰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苗世玉。蒋昕呈将所持宝泰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苗世玉与谷光。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航空港公司（出资3480万元，持股58%），苗世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谷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2009年7月，航空港公司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苗世玉。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苗世玉（出资4740万元，持股79%），谷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2009年8月，苗世玉将所持宝泰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赵长海。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赵长海（出资4740万元，持股79%），谷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2009年9月，赵长海将所持宝泰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卢云菊与吕海峰。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卢云菊（出资3480万元，持股58%），吕海峰（出资1260万元，持股21%），谷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2009年10月，卢云菊、吕海峰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苗世玉。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苗世玉（出资4740万元，持股79%），谷光（出资1260万元，持股21%）。2009年12月，苗世玉将部分股权转让给谷光。此时，宝泰隆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苗世玉（出资3480万元，持股58%），谷光（出资2520万元，持股42%）。2010年1月，宝泰隆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苗世玉变更为王世来。2011年5月，宝泰隆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王世来变更为谷光。二、有关另案诉讼（一）案件一审2014年4月30日，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慈溪法院）受理了原告罗姬秀起诉被告苗世玉、被告航空港公司、第三人宝泰隆公司、第三人谷光、第三人蒋昕呈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慈溪法院作出（2014）甬慈商初字第86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载明如下内容：1、该案中，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罗姬秀诉称：2007年6月24日，罗姬秀委托苗世玉代为处理宝泰隆公司的100%股权及西单地区的综合楼项目（项目指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宏庙胡同，占地4653.7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32052平方米、建筑规模为地上六层，地下三层）受让事宜，且罗姬秀可以随时要求苗世玉交付并办理产权交割手续。2007年6月22日，罗姬秀与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签订《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航空港公司和宝泰隆公司同意将航空港公司100%控股的宝泰隆公司及西单地区的综合楼项目转让给罗姬秀，项目现状转让费（现款部分）为2.8亿元；罗姬秀先行支付首笔项目转让金5000万元，航空港公司收到该笔转让费后将21%的股权过户给罗姬秀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余款待罗姬秀以转让方名义贷款融资后再行支付，转让方负有提供贷款资料的义务。罗姬秀签署《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苗世玉作为罗姬秀的授权代表人也在该协议上签字。由于航空港公司所持宝泰隆公司的股权为国有资产，2007年8月9日，宝泰隆公司和罗姬秀就转让航空港公司58%国有股权的拍卖事宜达成《补充协议》：⑴罗姬秀承诺，该58%国有股权按国家相关规定经上市挂牌拍卖后，无论最终价款如何，罗姬秀势在必得无条件受让58%的股权，并严格遵守2007年6月22日签署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款；⑵此承诺书作为《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苗世玉作为“受让方代理人”在《补充协议》上签字。2007年9月8日，航空港公司和宝泰隆公司共同向罗姬秀出具《承诺函》，承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拍卖的股权无论价值多少，罗姬秀势在必得；转让方将严格履行双方于2007年6月22日签署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款；此承诺书作为《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7年11月20日，罗姬秀的委托代理人苗世玉以自己的名义与航空港公司(持有宝泰隆公司58%股权）及案外人蒋昕呈(代航空港公司持有宝泰隆公司42%股权）通过上交所挂牌出让的方式，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该合同约定：⑴航空港公司把宝泰隆公司100%股权以及其对宝泰隆公司的直接债权以191486900元的价格转让给苗世玉，具体内容包括宝泰隆公司净资产42166720.93元、溢价11225079.07元、航空港公司对宝泰隆公司的直接债权138095100元；⑵转让款于合同生效后5日内一次性付清；⑶2007年11月20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产权交割；⑷苗世玉应在本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代宝泰隆公司付清其他应付款89953609.23元和应付工资款438231.56元。上述协议签订后，罗姬秀先后向航空港公司，或根据航空港公司的指示向宝泰隆公司支付了共计196000000元，但是迄今为止，罗姬秀却未得到任何股权及债权凭证及文件。罗姬秀多次催促苗世玉履行其代理义务，苗世玉却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诿。经罗姬秀在工商管理部门调取宝泰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得知，目前，苗世玉将宝泰隆公司79%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宝泰隆公司21%股权登记在谷光名下。航空港公司称谷光是代其持有该部分股权。基于上述事实，罗姬秀诉请判令：苗世玉与航空港公司向罗姬秀交付宝泰隆公司的100%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罗姬秀名下。苗世玉答辩称：苗世玉认可应当向罗姬秀交付股权，但是由于其中21%的股权登记在第三人谷光的名下，所以苗世玉无法向罗姬秀交付该21%的股权；其次对于苗世玉名下79%股权，是准备在获得100%股权后一并向罗姬秀交付，所以目前还是登记在苗世玉名下。航空港公司答辩称：慈溪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将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坚持管辖。罗姬秀所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罗姬秀自始至终没有与航空港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委托代理是不存在的，是苗世玉精心设计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罗姬秀不具有主体资格。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有协议都不是罗姬秀签订的，而是苗世玉所为，与罗姬秀没有关系。委托代理应该是合法的代理，罗姬秀和苗世玉是夫妻关系，从共同财产的角度这种委托代理是不应成立的。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合同应该是苗世玉在履行，包括诉讼等都是苗世玉出面，航空港公司根本不知道罗姬秀，另外罗姬秀讲依据合同全部履行了，这不是事实。航空港公司认为罗姬秀不是合同主体，是苗世玉履行了合同相关义务，但是在履行过程中存在瑕疵，是违约的，并不是罗姬秀讲的全部履行了合同。罗姬秀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权当罗姬秀主体适格，因签约时间为2007年6月22日，从签约到提起诉讼有7年时间。蒋昕呈述称：2007年，蒋昕呈因与航空港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而暂时代持了航空港公司下属的宝泰隆公司42%股权，同年，航空港公司清偿了债务，且蒋昕呈只是收回了本金，没有谋取任何利益。罗姬秀诉称的2007年6月22日与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签订了《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2007年8月9日与宝泰隆公司达成《补充协议》，2007年9月28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出具了《承诺书》等，蒋昕呈均不知情，不知晓苗世玉是罗姬秀的委托代理人，也不知晓罗姬秀受让了宝泰隆公司的股权。蒋昕呈只是按照航空港公司的指示进行配合，于2007年11月23日在《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上签了字，该合同的出让方是航空港公司和蒋昕呈，受让方是苗世玉，之后也是按照航空港公司的指示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蒋昕呈没有享受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责任。该案中宝泰隆公司、谷光未作出陈述。2、该案中，慈溪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宝泰隆公司共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借款1亿元。2005年6月，宝泰隆公司提前归还了2726万元，2008年7月至10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扣收了300万元用于归还本金。至今尚有6974万元本金未归还，上述债务经法院审判后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2007年，蒋昕呈因与航空港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而暂时代持了宝泰隆公司42%股权(其余58%股权登记于航空港公司名下），之后，航空港公司清偿了蒋昕呈的债务，蒋昕呈确认将根据航空港公司的指示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2007年6月22日，罗姬秀与宝泰隆公司（谷光作为签字代表）签订《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一份，转让方为宝泰隆公司、受让方为罗姬秀，约定：转让方将其股权及位于西单地区的综合楼项目转让给罗姬秀；项目规划建筑面积32052平方米，地上六层，地下三层；转让方已申请增加建设规划指标，即将地上六层增加到地上十二层；转让总价是指项目原规划批复及已完成的现状(地下三层、地上四层）；项目现状转让费(现款部分）为2.8亿元；罗姬秀将项目建造完毕的顶层全部交予宝泰隆公司；由罗姬秀向转让方追加支付500万元，用于补偿转让方为办理增加建筑规划面积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如罗姬秀未将项目增加建筑面积规划指标的批文完成或未将建筑物顶层交予转让方，届时罗姬秀向转让方再行追加转让费8000万元，项目最终转让总价为3.65亿元；在协议签署之日，将首笔款项转让金5000万元支付给转让方，之后再于15个工作日内支付5000万元，转让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于15个工作日内将42%股权及法人变更至罗姬秀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同时罗姬秀以转让方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不少于1.85亿元），贷款到账后，转让方将剩余转让金1.85亿元自行支取，贷款金额不足1.85亿元的，由罗姬秀在10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转让金支付完毕；转让方在收到全额转让费（现款部分）后5个工作日内，向罗姬秀出具所有股东签字的转让协议，并在1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转到罗姬秀名下，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因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房产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审理等。同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作为转让方、罗姬秀作为受让方又签订《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一份，其中罗姬秀的签名为苗世玉代签，苗世玉在受让方授权代表处签字，谷光在宝泰隆公司授权代表处签字，航空港公司在2007年6月23日盖章，该协议约定内容与前述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仅变更约定：转让方在收到首笔转让费5000万元后，于15个工作日内将21%股权及法人变更到罗姬秀名下；同时，罗姬秀以转让方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不少于2.35亿元），贷款到账后，转让方将剩余转让金2.35亿元自行支取，贷款金额不足2.35亿元的，由罗姬秀在10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转让金支付完毕。2007年6月25日至7月12日，罗姬秀向宝泰隆公司陆续支付了5000万元，航空港公司在2007年9月6日出具的宝泰隆公司股权转让方案中明确上述5000万元为代收股权款。2007年7月，蒋昕呈分别与苗世玉、谷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蒋昕呈、谷光签字时间均为2007年7月22日，苗世玉签字时间为2007年7月29日），蒋昕呈将其名下的宝泰隆公司42%股权，各半转让给苗世玉(21%股权）和谷光（21%股权），但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同时宝泰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由王世来变更为苗世玉，之后宝泰隆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7年9月28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向罗姬秀出具《承诺函》一份（谷光在宝泰隆公司代表处签字），承诺：航空港公司持有的58%国有股权，在挂牌和拍卖的操作事宜上，双方各自承担自已应承担的费用；上交所拍卖的股权价格无论价值多少，受让方应势在必得；转让方将严格履行双方在2007年6月22日签署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此承诺书作为2007年6月22日签署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2007年11月20日，航空港公司、蒋昕呈作为出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苗世玉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一份，约定：航空港公司将所持有的宝泰隆公司58%股权、138095100元直接债权，蒋昕呈将其持有的宝泰隆公司42%股权有偿转让给苗世玉；航空港公司、蒋昕呈将上述100%股权及直接债权以191486900元转让给苗世玉，转让款包括评估净资产42166720.93元、溢价11225079.07元、航空港公司对宝泰隆公司直接债权为138095100元；苗世玉须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代宝泰隆公司付清其他应付款89953609.23元和应付工资款438231.56元；产权转让款在产权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苗世玉须以货币方式付清；双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按照“产权交割清单”，于2007年11月20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航空港公司、蒋昕呈未能按期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或苗世玉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的总价款，每逾期1天，应按总价款的0.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向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申请调解，如调解不成可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等。2007年11月23日，上交所在合同上加盖合同鉴证专用章，同日，上交所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交易凭证确认的转让价格为191486900元。2008年1月4日至2008年3月18日，罗姬秀陆续向航空港公司支付4500万元。2009年7月30日，苗世玉向航空港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称宝泰隆公司已向浙商银行申请贷款3-3.5亿元，还需将航空港公司持有的宝泰隆公司58%股权转至苗世玉名下，贷款才能发放，苗世玉确认欠航空港公司股权转让款2.7亿元，并承诺：办理贷款的期限为航空港公司将股权转让给苗世玉之日起2个月，如上述贷款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时发放，苗世玉持有的79%股权保证转让给航空港公司或指定的受让方；签订本承诺时，苗世玉同意签署79%股权的工商抵押备案登记文件和79%股权的回转协议。同日，航空港公司与苗世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航空港公司同意将58%股权转让给苗世玉，经股东会决议之后宝泰隆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8月30日，苗世玉与案外人赵长海签订股权授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苗世玉同意将其持有的宝泰隆公司79%股权转让给赵长海，经股东会决议之后宝泰隆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9月30日，赵长海将上述79%股权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卢云菊(58%）、吕海峰(21%），经股东会决议之后宝泰隆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2009年10月21日，罗姬秀向航空港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2009年10月29日，卢云菊、吕海峰分别与苗世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共计79%宝泰隆公司股权转让给苗世玉，经股东会决议之后宝泰隆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9年11月2日，航空港公司和苗世玉签署《双方承诺函》一份，约定：截至2009年10月30日，苗世玉共欠航空港公司1.87亿元；苗世玉于2009年11月3日前支付航空港公司1亿元，剩余款项8700万元在本承诺书签订后三个月内付清；航空港公司承诺宝泰隆公司在上交所摘牌时(2007年11月23日）所有债权债务由航空港公司负责(不含农行贷款），没有用宝泰隆项目和股权对外做过任何抵押和担保。同日，罗姬秀向宝泰隆公司支付了8220万元(航空港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对该款项予以认可）。同日，宝泰隆公司另向苗世玉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股权转让款780万元(其中的4800457.43元于2009年10月21日汇给宝泰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世来）。2010年，航空港公司为与苗世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11年5月31日，该院作出民事裁定，准许航空港公司撤回起诉、苗世玉撤回反诉。2010年9月6日，苗世玉就本案诉争股权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仲裁过程中，航空港公司提出反请求申请。2011年4月18日，仲裁庭作出裁决，对苗世玉的仲裁请求均不予以支持，对航空港公司提出的解除《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之后，苗世玉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该院于2011年7月5日立案受理。2011年8月18日，该院作出（2011）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44号民事裁定，驳回苗世玉要求撤销前述裁决的申请。2013年5月9日，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民事裁定，再审该案。2013年7月23日，该院作出（2013）沪一中民四（商）再撤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1）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44号民事裁定，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前述裁决。当前，宝泰隆公司79%股权登记于苗世玉名下、21%股权登记于谷光名下。3、该案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争议焦点为：罗姬秀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罗姬秀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罗姬秀是否有权要求苗世玉、航空港公司交付全部股权。关于第一个问题，慈溪法院认为，2007年6月22日，双方签订的两份《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确定的受让方均为罗姬秀，且苗世玉仅在授权代表处签字，2007年9月28日由宝泰隆公司、航空港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亦确定受让方为罗姬秀，且承诺内容涉及宝泰隆公司股权在上交所挂牌和拍卖操作事宜，上述证据均能证明与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达成股权转让以及挂牌拍卖事宜的为罗姬秀，并非代理人苗世玉。因此，虽然经上交所鉴证的2007年11月20日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确定的受让方为苗世玉，但航空港公司应明知真正的受让方应为双方之前协商确定的罗姬秀，苗世玉仅是罗姬秀的委托代理人，故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直接约束罗姬秀、航空港公司以及之前为航空港公司代持股权的蒋昕呈，罗姬秀的主体资格适格。关于第二个问题，慈溪法院认为，苗世玉与航空港公司因诉争股权进行了相关仲裁和诉讼，2010年9月6日，从苗世玉提交仲裁申请，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民事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而苗世玉系罗姬秀的代理人，故诉讼时效的中断亦对罗姬秀产生效力，故罗姬秀于2014年4月30日向慈溪法院起诉之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三个问题，慈溪法院认为，首先，苗世玉作为受托人，应履行受托义务，将其名下宝泰隆公司股权交付给委托人罗姬秀。其次，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转让标的为宝泰隆公司100%股权以及航空港公司对宝泰隆公司的直接债权，而产权转让价格为191486900元，因此罗姬秀支付航空港公司195000000元之后，已履行支付该部分转让价款的义务，航空港公司有义务将转让标的100%股权(包括谷光代持的21%股权）及直接债权相应的有关凭证和法律文件交付罗姬秀。再次，合同虽然约定受让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代宝泰隆公司付清其他应付款89953609.23元和应付工资款438231.56元，但该部分约定的标的为宝泰隆公司的应付款和工资，支付对象应为宝泰隆公司的债权人和员工，非宝泰隆公司的股东，即该部分约定系合同的随附义务，作为股东的航空港公司并不能据此拒绝履行交付转让标的的义务，且航空港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替宝泰隆公司支付了应付款和工资。再次，关于转让款的支付期限，虽然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为5个工作日，但根据双方于2009年11月2日签署的《双方承诺函》，罗姬秀代理人苗世玉对款项支付期间进行了承诺，而航空港公司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此予以认可，即付款履行期限已经双方合意变更。故罗姬秀在2007年6月25日至2009年11月2日陆续支付航空港公司195000000元后，已实际履行了支付产权转让价款的义务，航空港公司亦应履行交付转让标的的义务。最后，关于宝泰隆公司21%股权。本案中，谷光名下该部分股权系从蒋昕呈处无偿受让取得，而蒋昕呈和航空港公司均陈述蒋昕呈系代航空港公司持有股权，航空港公司也陈述谷光系代持。在2007年6月22日罗姬秀与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签订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中，谷光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签字，而谷光于2007年7月从蒋昕呈处取得宝泰隆公司21%股权后，又在2007年9月28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向罗姬秀出具的《承诺函》上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签字，可见在航空港公司将宝泰隆公司100%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中，谷光未曾提出异议，故应认定谷光名下21%股权系替航空港公司代持，且经慈溪法院通知后谷光也未举证证明其非代持。退一步讲，即使谷光名下的21%股权非代持，应视为同意航空港公司的转让行为。综上，苗世玉应将其名下股权交付罗姬秀，航空港公司、谷光应按约将其余股权交付罗姬秀。综合全案，慈溪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成立并生效，苗世玉系罗姬秀的受托人，且航空港公司也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罗姬秀、航空港公司以及之前为航空港公司代持股权的蒋昕呈。罗姬秀已支付航空港公司195000000元，已履行支付《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产权转让价格的义务，航空港公司有义务将所有股权及直接债权相应的有关凭证和法律文件交付罗姬秀。因罗姬秀尚未代宝泰隆公司支付完《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其他应付款和应付工资，故罗姬秀要求苗世玉、航空港公司向其交付相关凭证和法律文件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罗姬秀尚未支付的其他应付款、应付工资，航空港公司或者其他相关权利人有权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罗姬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罗姬秀诉请合理部分，慈溪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4、该案中，慈溪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苗世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宝泰隆公司的79%股权交付罗姬秀，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谷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名下宝泰隆公司的21%股权交付原告罗姬秀，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航空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罗姬秀交付《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项下航空港公司对宝泰隆公司享有的直接债权138095100元对应的凭证和文件；驳回罗姬秀的其余诉讼请求。（二）案件二审及其他程序前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航空港公司提出上诉。案件经由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审理，作出（2015）浙甬商终字第229号终审判决书。该判决载明主要内容如下：1、宁波中院对慈溪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2、该案“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罗姬秀、苗世玉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007年11月20日经上交所鉴证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确定的受让方确为苗世玉，而不是罗姬秀。但之前罗姬秀与谷光作为代表签字的宝泰隆公司于2007年6月22日签订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转让方为宝泰隆公司、受让方为罗姬秀。同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作为转让方、罗姬秀作为受让方又签订《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一份，其中罗姬秀的签名为苗世玉代签，苗世玉在受让方授权代表处签字，谷光在宝泰隆公司授权代表处签字，航空港公司在2007年6月23日盖章。2007年9月28日由宝泰隆公司、航空港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确定受让方为罗姬秀。同时内容涉及上交所挂牌与拍卖事宜。因此航空港公司应知股权的实际受让方为罗姬秀。故可以认定罗姬秀与苗世玉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罗姬秀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从苗世玉于2010年9月6日提交仲裁至2013年7月23日撤销仲裁裁决，诉讼时效中断，而苗世玉与罗姬秀系代理关系，故罗姬秀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罗姬秀是否可以要求航空港公司、谷光交付宝泰隆公司全部股权。《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产权的转让价格为191486900元，罗姬秀已支付航空港公司至少高于该价格的转让款，应认定罗姬秀已履行了支付该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航空港公司应将100%股权及直接债权相应的凭证等交付给罗姬秀。关于其中谷光名下的21%股权，该股权是谷光从蒋昕呈处取得，蒋昕呈持有的该股权系替航空港公司代持，航空港公司在原审中也认为谷光系代持，谷光认为不是代持，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支付过相应股权转让款而非代持的主张。而且谷光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两次在《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签字及与航空港公司向罗姬秀出具《承诺函》，也至少表明了谷光对航空港公司将宝泰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罗姬秀这一事实，不持异议，同意航空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故谷光应交付其名下的21%股权。关于航空港公司上诉提出罗姬秀未履行《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宝泰隆公司其他应付款和应付工资问题，因在原审中未提出反诉，原审法院已就此认为航空港公司或者其他相关权利人有权另行提起诉讼，追究罗姬秀相应法律责任，并无不当。3、宁波中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另查，前述终审判决作出后，航空港公司、谷光、宝泰隆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该院经审查后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2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三方的再审申请。谷光还向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检察监督申请，经审查，该院驳回了其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就案件所涉股权问题，业已生效的（2014）甬慈商初字第860号案件与（2015）浙甬商终字第229号案件（以下简称浙江案件）作出了如下认定：慈溪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谷光名下该部分股权系从蒋昕呈处无偿受让取得，而蒋昕呈和航空港公司均陈述蒋昕呈系代航空港公司持有股权，航空港公司也陈述谷光系代持。在2007年6月22日罗姬秀与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签订的《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中，谷光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签字，而谷光于2007年7月从蒋昕呈处取得宝泰隆公司21%股权后，又在2007年9月28日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向罗姬秀出具的《承诺函》上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签字，可见在航空港公司将宝泰隆公司100%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中，谷光未曾提出异议，故应认定谷光名下21%股权系替航空港公司代持，且经慈溪法院通知后谷光也未举证证明其非代持。综合全案，慈溪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成立并生效，苗世玉系罗姬秀的受托人，且航空港公司也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罗姬秀、航空港公司以及之前为航空港公司代持股权的蒋昕呈。宁波中院终审认为：关于其中谷光名下的21%股权，该股权是谷光从蒋昕呈处取得，蒋昕呈持有的该股权系替航空港公司代持，航空港公司在原审中也认为谷光系代持，谷光认为不是代持，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支付过相应股权转让款而非代持的主张。而且谷光作为宝泰隆公司代表两次在《项目公司股权、项目转让协议》签字及与航空港公司向罗姬秀出具《承诺函》，也至少表明了谷光对航空港公司将宝泰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罗姬秀这一事实，不持异议，同意航空港公司的转让行为。故谷光应交付其名下的21%股权。通过前引部分内容，显见，浙江案件所涉事实认定与本案所涉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浙江案件所涉股权处置与本案股权确认具备同一性。本案中，航空港公司、宝泰隆公司、谷光在本案中提出的有关证据现不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作出的认定。一审法院对浙江案件有关谷光股权归属的意见不持异议。但是，航空港公司之请求权欲获得支持，必要前提之一为，至本案做出裁判之前，诉争标的即宝泰隆公司21%的股权，依然属于谷光所有，只有如此，在谷光与航空港公司之间，才存在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可能性。而本案的实际情形是，在本案审理至法庭辩论终结之前，浙江案件的生效判决，已经将包括本案争议标的在内的宝泰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全部确认属于本案之案外人罗姬秀所有，同时判定有关当事人负有变更登记义务。这一情形意味着，登记于谷光名下的宝泰隆公司21%的股权，已经不存在。进而，在航空港公司与谷光之间，没有可供确认归属的股权作为争议标的，航空港公司在本案中就上述21%的股权提出的确认归属、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均不可能在本案中获得支持。否则，必然导致一审法院所作出的裁判与业已生效的浙江案件的裁判产生冲突。因此，航空港公司在本案中向一审法院提出的有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航空港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其为谷光名下宝泰隆公司21%股权的实际股东，并要求宝泰隆公司配合向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登记。而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上述涉案股权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由案外人罗姬秀所有，并判决谷光协助案外人罗姬秀办理上述涉案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否则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现航空港公司提出相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相悖，航空港公司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航空港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航空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飞代理审判员    杜彦博代理审判员    陈洋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吕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