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粤05民终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朝升，男，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芝，系广东本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若芝，系广东本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文强，男，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朝辉，系广东盈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雄，男，196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原审被告：张坚武，男，198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原审被告：赖泽苹，女，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上诉人张朝升因与被上诉人洪文强、原审被告张坚武、原审被告赖泽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0513民初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朝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芝、陈若芝、被上诉人洪文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朝辉、吴伟雄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坚武与原审被告赖泽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朝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洪文强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洪文强、张坚武、赖泽苹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中洪文强的委托代理人吴伟雄的公民代理委托手续不合法，洪文强没有到庭，一审开庭审理时我方已经提出过异议，应当按照洪文强撤诉处理。吴伟雄没有律师执业资格，属于公民代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以及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立案材料要求的规范意见京高法发（2014）451号第13条：“委托他人代为起诉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四）代理人为当事人的工作人员的，应当提交劳动合同、工作证、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与当事人有合法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当事人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应提交单位出具的载明该工作人员的职务、工作期限等的书面证明。（五）代理人为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的，应当提交推荐信以及当事人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推荐信应当载明所涉案件、当事人与推荐人的关系、被推荐人与当事人或者推荐人的关系、推荐理由等内容。”参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当事人委托他人以公民身份代理自己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以下书面材料：（一）授权委托书；（二）代理人的身份资料；（三）委托近亲属的，应当提交受委托人与其存在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四）委托所在社区、单位或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的应当提交推荐书；（五）委托工作人员的，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受委托人系其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关系等证明材料；（六）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以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等，如果吴伟雄属于洪文强所在单位单位推荐的公民并且吴伟雄与洪文强存在同事关系，那么除需要出具单位推荐信之外，还需要出具洪文强、吴伟雄两人的劳动合同、工作证、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与当事人有合法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否则属于滥用公民代理权利，不属于公民代理范围，应当按照撤诉处理。2013年施行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第58条有关民商事案件诉讼代理人资格条款进行了修改，一是增加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二是删除了“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法条的修改体现了立法层对法律职业代理和公民代理这两种诉讼代理制度的价值重估和选择取向的变化，前一变化体现了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视和扩充解释，是对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补充，后一变化则是对公民代理范围的限制。司法实务必须根据立法精神对公民代理予以更加规范和严格的资格审查，有助于更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有助于法院工作高效有序运行，推动职业化的法治队伍建设。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该车辆原在张朝升处抵押，有《车辆抵押协议》为证。车辆在张朝升处放置几个月的时间，由其进行保管。有时也有行驶，保证车辆能正常使用，使电池能保持正常性能。洪文强陈述2015年6月16日车辆交付不是客观事实。（二）洪文强不是车辆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以及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该车辆的现有登记所有人系张坚武，详见洪文强在一审时提供的DLY998号牌宝马汽车行驶证。（三）洪文强在涉案车辆被查封之前没有实际合法占有涉案车辆。涉案车辆在2015年7月21日被（2015）汕阳法民二初字第56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1、洪文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车辆是于2015年7月21日之前交付的。法院也为查明涉案车辆是何时交付给洪文强的。2、洪文强一审提供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投保时间系在查封之后，不能证明其在涉案车辆查封前已经实际占有了涉案车辆。按照目前保险公司承保程序，即使不是所有人，也可以代为投保，投保只需要提供投保人的身份证即可。因此保单不足以证实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并且第三者责任险可以同时购买多份，而交强险只能购买一份，但是洪文强并未购买交强险，更说明张坚武一直也有使用涉案车辆。3、洪文强一审提供的涉案车辆理赔手续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涉案车辆查封前已经实际占有了涉案车辆。在《机动车索赔申请书》中，出险原因是2015年11月15日因为停放发生不明车辆撞的事故，并未说明当时驾驶人是谁，也无现场勘查报告，没有确切的事故相对方，属于单方事故，不排除洪文强和张坚武恶意串通，不能直接证明洪文强在当时占有了车辆。退一步讲，即使出险时车辆使用人是洪文强，那么驾驶人也不一定就是车主，不能说车给洪文强开，洪文强就是车主，仅能证实11月份洪文强有使用过车辆，并不能证实涉案车辆已经在查封之前由张坚武交付给了洪文强。4、洪文强一审提供的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和车辆登记证等，不能证明买车的事实。（四）洪文强与张坚武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不能证明买车记车辆交付的事实。合同没有载明车辆交付的时间和地点。假设合同跟收据为真：1、在二手车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58万元。在2015年6月26之前，洪文强仅仅向张朝升支付了55万元，而且都只有收款收据，如此大额的交付，并未有转账凭证或者银行流水，不足以认定已经付款的事实，一审也未查明交付的具体细节。2、剩余3万元尾款是等到2015年8月份才由洪文强支付给张坚武的，在未付清全款之前，张坚武仍然是保留涉案车辆所有权的。3万元的尾款并无任何交付依据，无法证明已经还清全部车款，而且当日去过户知道车辆被查封了还是给了尾款也不符合常理。也就是说车辆在2015年7月份查封之时，合同并未履行完毕，物权所有权也未发生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的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因此该买卖合同不应当对抗执行。（五）洪文强在《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中阐述“2015年6月26日异议人再付给张坚武人民币35万元并约定尚欠3万元等5天后双方去过户时结清。尔后，异议人因联系不到张坚武而无法将车辆过户……”，洪文强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6月26日之后的五天内有联系过张坚武，对于没过户洪文强也存在重大过错。二审中，张朝升当庭又补充了如下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在一审期间，原审原告洪文强的委托代理人吴伟雄既不是执业律师，也不是洪文强的近亲属，依法是不能参与本案诉讼的。而吴伟雄虽以洪文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身份参与诉讼，但其仅提供洪文强所在单位的一纸推荐信，而没有提供洪文强所在单位出具的洪文强、吴伟雄两人的劳动合同、工作证、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记录等与当事人有关的合法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是不符合法律关于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工作人员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诉讼的相关规定的。因为洪文强的委托手续不合法，而洪文强本人又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朝升对此已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本应作出本案按自动撤诉处理的判决。但一审法院却作出支持原审原吿不合法请求的判决。因此，一审判决的程序明显不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合理。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洪文强是本案涉讼车辆所有人的证据，只有洪文强提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收据》、《保险单》和车辆出险记录，这些证据的形成和取得太简单、太容易也太有随意性，基本都可以自行制作和实施，且不具有证据的排他性和唯一性（如车辆投保和出险，包括车主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为车辆投保，也可能在驾驶车辆过程出险，但投保人和出险人并不必然就是车辆所有人）。因此，仅凭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洪文强就是本案涉讼车辆的所有人。因为洪文强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其还必须提供支付购车款的银行转账凭据，或者是现金支付购车款的資金来源（如从银行支取或向他人筹借等）、现金交付地点和在场人、车辆实际交付时间，以及收到车辆的收据等完整证据，才足以证明洪文强确实有向张坚武购买涉讼车辆的事实。否则，洪文强与张坚武买卖涉讼车辆的真实性就难以确认。并且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何时交付车辆。然而一审法院并没有合理要求洪文强继续完善举证责任，相反，却不合理地要求上诉人提供反驳证据，把本应由洪文强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上诉人，从而使洪文强与张坚武买卖涉讼车辆的虚构事实得以蒙混过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因案外人对特定动产的执行有异议而引起的纠纷，该纠纷与其他任何因买卖特定动产而产生的异议纠纷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异议标的物有否被法院查封并执行。而本案从查封、执行到异议整个过程的基本事实是：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根据本案上诉人张朝升的申请，裁定查封了原审被告张坚武名下的粤Ｄ×××××号宝马牌小型轿车，并在进入执行程序后于2016年1月28日扣押了该车辆。洪文强于2016年2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日裁定驳回洪文强的异议。洪文强不服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一审法院却作出了前后自相矛盾的与先前裁定结果截然相反的支持洪文强的判决。既然本案涉及的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那么，解决本案争议就不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因为本案讼争车辆的所有人登记在原审被吿张坚武的名下，根据上述《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的规定，张坚武就是本案讼争车辆的所有人，洪文强则不是本案讼争车辆的所有人，其没有权利对本案执行提出异议。但一审判决并没有适用上述《规定》判决驳回洪文强的诉讼请求，而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认定洪文强是本案讼争车辆的所有人，并作出停止执行该车辆的判决。显而易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都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案讼争车辆是特定动产，且已被查封并已进入执行程序，一审判决必须适用而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执行异议纠纷的专门规定，反而错误地适用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第二,就适用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的问题而言，一审判决也存在适用法律条文不正确的问题。如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其司法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认定讼争车辆已交付洪文强，虽未登记，洪文强也是该车辆所有人，且能够对抗执行。该适用和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虽然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同时还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本案争议的事实，完全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这里所指的除外情形，就是车辆等特定动产如涉及被查封和执行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法院的查封和执行，也就是说车辆的所有权并未转移。因此，本案争议不能适用上述法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法条规定审理本案，是对本案事实视而不见，对法条适用断章取义。洪文强辩称，一、洪文强在一审阶段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代理资格。洪文强在一审阶段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是同单位的同事，其经洪文强所在单位推荐，依法有权作为洪文强的诉讼代理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关于有权可以作为代理人的条件，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作为代理人，洪文强也在一审阶段提供了单位的推荐信，以此证明洪文强与委托代理人吴伟雄是同事关系，同属汕头市嘉兴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该推荐信足以证明代理人吴伟雄具有合法的代理权限。且吴伟雄的代理资格也经一审法院审查确认有效，被答辩人的代理诉讼人在庭审时也承认了洪文强与代理人是同事关系没有异议。因此，洪文强认为其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代理权限，原审程序合法，张朝升提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于法无据。二、洪文强与第三人张坚武之间关于车牌号“粤Ｄ×××××”宝马汽车的转让行为真实、合法有效。（一）2015年6月16日，张坚武将粤Ｄ×××××宝马汽车转让给洪文强，双方并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合同”，证明张坚武将车辆转让给洪文强的事实。（二）洪文强已经支付张坚武全部购车款，该车辆的所有权已归洪文强所有。合同约定购车款58万元，洪文强已经全部支付给张坚武，并有张坚武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张坚武本人两次在法庭询问笔录中确认，这足以证明洪文强已支付全部购车款的事实。（三）转让车辆已经在车辆转让合同签订之日完成交付，该车辆已经归洪文强所有。张坚武在签订转让合同当日，就将车辆交付给洪文强使用，同时将与车辆转让相关的凭证全部交付给洪文强持有。张坚武将该车交付给洪文强，同时将与转让车辆相关的车辆行驶证、机动车辆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保险单、车辆通行年费专用票据、车船税缴费凭证等交付洪文强。洪文强也将相关凭证向一审法院出示，张朝升也承认相关证件由洪文强持有的事实。（四）车辆转让后，洪文强一直在占有和合法使用该车辆。首先，因车辆转让后，洪文强发现该车的第三者责任险即将到期，所以在2015年10月10日，洪文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车辆投保了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人即为洪文强，如果洪文强并非车辆的所有人，洪文强没有义务，也不可能为该车辆续缴保费。其次，洪文强在使用该车过程于2015年11月15日发生意外事故，洪文强发现后，立即向汕头市公安局潮阳分局谷饶派出所报警，并向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司索赔因事故引起的损失。上述情形，更能说明了洪文强对于该车的实际占有。再次，2016年1月28日，也就是转让车辆被潮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扣押当日，当时驾驶车辆的司机张晓龙证实车辆是向洪文强所借，这有潮阳法院的询问笔录为证。综上，以上事实和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张坚武将宝马车辆转让给洪文强的事实，洪文强也已交付了购车款，且车辆已经交付洪文强占有和使用，洪文强已经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关于张朝升对洪文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的质疑，都是张朝升一方一厢情愿的辩解，但都不属实，也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和反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车辆是由张朝升在保管，车辆的相关车行驶证、登记证、机动车辆销售统一发票等原始凭证不可能在洪文强手中持有，张朝升也不需要跟踪车辆并向潮阳执行局通报后进行查扣，洪文强也不会去给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车辆进行投保，及车辆发生被碰撞事故后去报警理赔，车辆被查扣时，驾驶该车辆的司机张晓龙也不可能证实车辆是向答辩人所借；恰恰是因为张坚武将车辆转让给洪文强的事实，洪文强才可能持有车辆相关证件，才可能给车辆续保，才可能约定分期向张坚武付款，限制张坚武协助过户手续才支付3万元尾款，才可能对车辆受到损伤报警和取得索赔，才可能出借给张晓龙。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洪文强和张坚武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且交付车辆时，该车的所有权就发生变动，而且也支付了购车款，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取得，以占有为产生物权效力，该车的物权已变动为洪文强所有。另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和《最高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对于张朝升对张坚武享有的是债权，并不能对抗洪文强享有该车的物权效力。其次、张朝升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而不宜适用《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错误。洪文强认为原审法院和潮阳执行局所做出的两种裁定结果并不矛盾。潮阳执行局在查封洪文强的车辆是基于该车辆尚登记在张坚武名下，但并不清楚该车辆实际已经转让给洪文强而查封。但在洪文强知情后并提出执行异议时，潮阳执行局因其履行的是程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所以无权对该车辆是否已经转让给洪文强作出认定，所以驳回洪文强的异议申请。洪文强进入执行异议追诉后，原审法院对该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进行实质审查，必将依法、全面对本案的程序和实体进行审查，而非如张朝升所局限、片面认为仅适用执行的相关规定。如果抛开车辆的所有权的事实的实体审查，简单只适用执行相关程序性规定，忽视车辆真实所有权的审查认定，会导致本案作出错误的判决。洪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粤Ｄ×××××号宝马小汽车为洪文强所有；2、立即停止对粤Ｄ×××××号宝马小汽车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3、由张朝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坚武于2013年6月份购买了宝马牌小汽车一辆，登记号牌为粤Ｄ×××××。2015年6月16日，张坚武将粤Ｄ×××××宝马汽车转让给洪文强，双方并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车款58万元。签订合同的当天，洪文强支付了20万元给张坚武，张坚武将该车交付给洪文强，同月26日洪文强再支付35万元给张坚武，余款3万元于2015年8月份洪文强支付给张坚武。2015年10月10日，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人为洪文强。洪文强在使用该车过程于2015年11月15日发生意外事故，洪文强向汕头市公安局潮阳分局谷饶派出所报警，并向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分公司索赔因事故引起的损失。因张坚武、赖泽苹拖欠张朝升借款，张朝升于2015年7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以（2015）汕阳法民二初字第56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张坚武名下的粤Ｄ×××××号宝马牌小型轿车。张朝升与张坚武、赖泽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2015）汕阳法民二初字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坚武、赖泽苹应归还张朝升435万元及违约金。判决生效后，张朝升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执行过程，执行人员于2016年1月28日在谷饶镇××对××号小汽车实施扣押。洪文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以（2016）粤0513执民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洪文强的异议。洪文强遂于2016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动产物权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道路行驶的登记，而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洪文强对作为执行标的的粤Ｄ×××××号宝马汽车是否享有所有权。为此洪文强提供了“广东省二手车买卖合同”、“收据”，保单以及占有车辆使用过程出险记录，上述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洪文强。张朝升虽然对此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故张朝升的异议不成立。对洪文强要求停止对扣押的粤Ｄ×××××号宝马车执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张坚武、赖泽苹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停止对粤Ｄ×××××号宝马小汽车的执行。二、粤Ｄ×××××号宝马小汽车为洪文强所有。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张朝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张朝升提供了洪文强的社保记录打印件，用以证明洪文强与吴伟雄不是汕头市嘉兴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吴伟雄在本案中没有代理资格。洪文强质证认为，对上述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材料无法证明洪文强与吴伟雄不是同事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洪文强主张其向张坚武买受讼争车辆，提供有《二手车买卖合同》、《收条》及等证据予以证明；张坚武一审诉讼中也确认了与洪文强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及已依约将车辆交付洪文强的事实，而洪文强现持有车辆的相关证照、为车辆投保、车辆发生意外事故后其向公安机关报警及向保险公司索赔等事实，也能印证涉讼车辆已交付洪文强。故涉讼车辆已交付洪文强占有使用的事实，依法应予以认定。张朝升上诉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张朝升的异议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也认为：“公安机关办理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使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本案讼争车辆性质属动产，其所有权的设立和转让，依法应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该车辆现虽登记在张坚武名下，但本案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张坚武已将该车已交付予买受人洪文强，故依法应认定该车的所有权属洪文强所有。洪文强关于确认该车权属及停止对该车强制执行、解除查封扣押的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准洪文强上述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因讼争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与实际所有权人已不一致，故张朝升以讼争车辆登记在张坚武名下为由，上诉主张可执行该车辆的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张朝升上诉提出的洪文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资格的问题，洪文强在本案诉讼中已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委托手续资料，而张朝升以代理手续问题，主张本案应按洪文强撤诉处理也缺乏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张朝升关于该问题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朝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上诉人张朝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瑞标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一六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方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