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727民初275号原告：钟行添，男，1968年7月24日生，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平，江西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文清，男，1968年1月6日生，汉族，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俊，龙南县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廖海萍，男，1959年3月13日生，汉族。第三人：谢啟胜，男，1953年10月9日生，汉族。第三人：钟建民，男，1959年11月16日生，汉族。原告钟行添诉被告李文清、第三人廖海萍、谢啟胜、钟建民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受理，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赣0727民初465号一审判决，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行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秋平、被告李文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俊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廖海萍、谢啟胜、钟建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7年10月2日，随着稀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稀土资源愈来愈少，为了保证今后长期稀土生产资源的供给，获得更大的收益，原告与钟建民、廖海萍、赖迪龙、谢啟胜、被告李文清等6人共同出资，租用了龙南县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的山场，租期为15年，约定由被告李文清与龙南县汶龙镇里陂村签订租赁合同，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合股协议》。后在2009年10月20日，经股东一致协商，被告代表股东又与里陂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书》，增加了租赁的山场面积租用其山场370亩，租期为20年。2015年12月10日，原告与钟建民、廖海萍、赖迪龙、谢啟胜、被告李文清六人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将180亩稀土山场资源作为入股方式进行开场稀土矿，以每亩1．33万元折价入股，合计240万元股金股民平均分配，每人40万山场股金。原告不愿入股开采稀土矿，于是原告与被告李文清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了《山场股权重组协议》，约定将原告所占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的180亩山场股权以40万元重组给被告李文清，被告李文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原告所转让承租的山场股权。2015年12月24日被告李文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原告30万股权转让金。在剩余10万尚未支付的情况下，出于对被告李文清的信任，原告向被告李文清出具了40万的收条。在2016年4月11日，被告隐瞒原告与其它股东协商一致后，由被告李文清为转让主体将持有的古坑稀土山场468．5亩以4598000元重组给谢啟胜，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并根据约定制作了分配方案，被告在《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及《分配表》中冒充原告签订。按《分配表》原告应获得611684元分配款，扣除被告在2015年12月24日已支付给原告的30万股权转让金均已得到分配，而被告代原告领取的转让金却迟迟不支付给原告。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属欺诈的行为，2016年4月11日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及《分配表》，被告并没有经原告授权委托的情况之下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被告代原告领取的股权转让款应当归属原告所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由被告李文清与第三人谢啟胜支付原告山场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311684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合股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入股协议书。2、龙南县人民法院（2008）龙民一初字第56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在2009年将租赁山场的范围扩大了。3、《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一份、《山场股权重组协议》一份，从补充协议来看，240万元是180*1.333的数字所得，证明所约定的转让股权是180亩，并不是把400多亩全部转让，与协议书相互印证。4、2016.4.11被告与第三人及其他股东所签订的《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六个股东当时所占山场的面积是468.5亩，转让的价格是4598000元，原告也认可该转让合同的有效性；2015年在进行内部重组时转让的是180亩的，原告出资了股金，应当对剩余的200多亩占有股份。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2015年10月24日原告收到被告李文清股权转让款30万元，在2016年上半年又收到2万元，共收到3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6、《收条》三份，证明其他股东已经领取股权转让的处分款。7、《分配表》、《收据》，证明当时入股时每人是3200元，共计19200元；在2009年进行扩股时，每个股东的出资是36000元，总共出资265200元，山场转让款是4598000元，李文清也认定钟行添有股份。8、1997年9月30日《山场租赁协议》，证明所租赁山场是180亩。9、《补充协议》，证明2000年又进行了扩股，整个面积是468.50亩，重组股权时还有两个股东没有到场，严格来说该协议没有法律效力，李文清代收的转让款应当归还原告。被告李文清辩称，原告钟行添已退出自己的股权，无权主张自己退出股权后答辩人等人与谢啟胜签订的古坑稀土矿山场股权重组合同无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包括赖迪龙同为合伙人，股份也为均等，在里陂村小组地名古坑山场租用了山场若干，拟开发稀土（详见合股协议），2015年12月10日原、被告、第三人及赖迪龙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1、稀土资源山场合股人李文清、谢啟胜、廖海萍、赖迪龙、钟建民、钟行添每人40万元山场股金。2、如稀土山场合股人不愿入股开采稀土矿，则以现金40万元退出，合作山场股份解除，今后不再有对此稀士山场收益和亏损的权利…2015年12月10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一份山场股权重组协议，协议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付款方式：1、甲方（原告）同意将持有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山场原始股以40万元重组给乙方（答辩人），甲方双方同意按此比例价格及金额重组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的转让承租山场股权。第二条保证：1、甲方保证所重组股权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的山场，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2、甲方转让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部分山场股权，以后的债权债务和应承担的义务与甲方无关，甲方今后不再有对此稀土山场收益和亏损的权利，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第四条：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股权转让金转到甲方指定账户股权重组合同即生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上述山场股权重组协议后，陆续付了现金十万元给原告，2015年12月24日从银行打账的方式支付了三十万元股金转让款给原告，原告也打印了一张40万元的收条给答辩人收执。2016年4月11日，答辩人代表合股人（甲方）与谢啟胜（乙方）签订了一份古坑稀土山场重组合同，内容基本上与答辩人和原告签订的山场重组协议相同，只是面积为468亩，价格4598000元，甲方签字中的钟行添的名字，为答辩人所为。答辩人认为，原告已于2015年12月10日退出合伙，并签订了书面重组协议，答辩人也依约定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原告，至此，原告已不再是合伙人，原告无权提出确认2016年4月11日答辩人代表甲方与谢啟胜签订的股权重组合同无效。更无权要求分享答辩人和第三人之间于2016年4月11日在重组合同中获得的利益。另应追加赖迪龙为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原件，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原始股权转让协议，原始协议上虽然写的是180亩，山场实际上是370亩；2、收条原件，证明原告已收到被告支付的40万元转让款；3、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双方当事人合伙的始终是同一四界范围的山场。第三人廖海萍原审答辩称，我没有意见。第三人谢啟胜原审答辩称，460亩的山场分两块，其中一块370亩，另外一块是90多亩。180亩山场附近还有100多亩大概一共370亩的样子是一个整体，这个地方大家平时叫老阿山。古坑是更大的范围，老阿山是小地名。180亩里面原告、被告和第三人都有份，468-180亩剩余部分我们也有份，包括原告也有份。李文清算好钱给原告就可以了，大家不必上法庭。钟行添没有委托李文清，李文清就不应当代表钟行添签字。第三人钟建民原审答辩称，本来本案不关我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事情。经审理查明，钟行添分别与李文清、谢啟胜有亲戚关系，钟行添、廖海萍、钟建民、谢啟胜、赖迪龙、李文清六人在1994年前后相识后慢慢熟悉，除原告钟行添系龙南县稀土公司下属的花生食品厂司机外，其他五人系稀土公司员工，后来大家逐渐合在一起从事稀土开采。因租用山场需要与镇政府、村委会、村小组、山场权利人（农户）等多方协调、协商，1997年钟行添、李文清、谢啟胜等人与上述各方进行了多次协调。1997年9月30日，汶龙镇里陂村委会（甲方）与李文清（乙方）签订了一份《山场租用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租期15年，租用山场为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部分山场，山界为东付竹坑埂至古坑中埂上山足下，南老阿山山崠天水，西、北足洞天水为界，租金单价65元/亩，老阿山70亩计币4550元，付竹坑110亩计币7150元，总计11700元等”，双方进行了签字盖章，责任山、自留山代表有邹根德签字、邹根全等人印章。1997年10月20日，李文清、谢啟胜、赖迪龙、廖海萍、钟行添、钟建民6人签订了一份《合股协议》，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经与汶龙镇里陂村委协商，已同意将该村所属的一块具有一定稀土资源储量的山场租用给我们，并达成协议待缴交租金后生效。一、山场的基本情况：总面积180亩，其山界为“东、付竹坑埂至古坑中埂上山足下，南、老阿山山崠天水，西、北足洞天水为界”；二、开采年限15年；三、出资方式：山场租金共计19200元，6人合股，每人3200元，出资后山场产生的收益和亏损由股民平均享有和承担……；四、征收山场全权委托李文清签字，并负责付款。协议签订后6人按份额及时缴交了每人3200元的股份款，随后李文清代表合伙体支付了租金给里陂村委会及相关农户。1999年4月18日，汶龙镇里陂村委会（甲方）与李文清（乙方）又签订了一份《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与前一份协议内容基本相同，包括“租期15年，在原租用山场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新增加山场范围，山界为东：老虎坑栋天水，南：山足田，西：老阿山天水，北：模栋天水、足洞天水，总面积按图纸划定数量，增加租金1万元”，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了签字盖章。2000年4月7日，汶龙镇里陂村委会（甲方）与李文清（乙方）再次签订了一份《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与前二份协议内容基本相同，包括“租期15年，在原租用山场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新增加山场范围，山界为东：坑尾田，南：茶山田，西：茶山古坑小河，北：软坳，总面积67.5亩按图纸划定数量，租金单价120元/亩67.5亩计币8100元等”，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了签字盖章。2006年林权改革基本完成后，政府向相关权利人颁发了林权证，林权证上标明了各农户每块山林的林地面积，与1983年左右林业“三定”时政府发给各农户责任山或自留山证的面积相比较，普遍有大幅度增加。本案原、被告合伙租用山场的权利人邹根全认为按原面积计收租金不公平、自己明显吃亏，于2008年10月27日以李文清、汶龙镇里陂村委会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山场租赁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案号（2008）龙民一初字第561号】。审理中经本院调解，李文清等各股东一致协商后被告李文清代表股东与原告邹根全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了一份《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租赁的山场面积增加至370亩（含被告已付租金的70亩），四界为“东、付竹坑埂至古坑中埂上山足下，南、老阿山山崠天水，西、北足洞天水为界，具体以附图圈定为准”；租期为20年，即从200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止；被告弥补山场租金每亩360元合计人民币108000给原告。当天双方提交了该协议书给我院，我院审查后于当天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给当事人。后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共六人各按每人36000元的数额缴纳了股金合计216000元，除付清了邹根全的补偿款108000元外，剩余部分用于上缴每年的管理费用及支付聘请看护山场人员的工资等开支。至此次调解后，原告、被告、第三人合伙租用的山场的范围、四至界址等最终确定下来，山场分两块（大的一块面积370亩、小的一块面积98.5亩），总面积为468.5亩。2015年12月10日，原告与钟建民、廖海萍、赖迪龙、谢啟胜、被告李文清六人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就1997年10月20日承租的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180亩稀土山场资源，经股民商议利用稀土山场资源作为入股方式进行开场稀土矿，以每亩1．33万元折价入股，合计240万元股金股民平均分配，合股六人每人40万山场股金;如合股人不愿入股开采稀土矿，则以现金40万元退出合作山场股份解除，今后不再有对此稀土山场收益和亏损的权利；新开稀土矿有关事项还是按照原来协议由李文清进行山场整合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合伙山场并未正式开采，也未产生收益。全体股东商议重组后不久，原告钟行添提出不再参与重组的意向，李文清则有收购股份的意愿。2015年12月23日或24日，双方协商后李文清将其拟好的《山场股权重组协议》带到钟行添开在龙南县中医院对面的南杂商店内，双方签订了该协议（协议上未签时间）。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本合同由甲方（钟行添）与乙方（李文清）就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的山场股权（1997年10月20日谢啟胜等六人合股承租的山场协议）重组事宜订立。一、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钟行添同意将持有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的山场原始股权以40万元重组给被告李文清，被告李文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原告所转让承租的山场股权；二、保证：2、甲方转让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部分承租的山场股权，以后的债权债务和应承担的义务、收益和亏损与钟行添无关，由李文清享有和承担。四、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股权转让金转到钟行添指定账户后合同生效。同时，李文清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收条》，收条记载内容为“今收到汶龙镇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承租的山场股权转让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此据”，钟行添在今领人处进行了手写签名，并手写银行账户：62×××10，但收条上未签时间。2015年12月24日，李文清向钟行添的银行账户（农行）转存了30万元现金，另原告自认2016年上半年李文清又支付了2万元。在重组过程中，起初李文清想接手上述租赁的稀土资源山场进行重组，并就转让价格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沟通、协商，后因价格、资金等问题未能达成协议，后来谢啟胜也想参与重组。2016年4月左右，合伙人之间再次就重组价格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就合伙承租的稀土山场全部转让、转让价格、谁先支付100万元定金就由谁来接手重组、转让款项在原股东之间如何分配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后谢啟胜先交纳了该定金，故最后由谢啟胜作为接收方（乙方）接手了该合伙稀土山场的重组。2016年4月11日，各合伙人（甲方）之间签订了一份《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原合伙人同意退出合伙，由合伙人谢啟胜一人作为接收方（乙方）自行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有：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古坑稀土山场468．5亩以4598000元重组给谢啟胜，甲方重组前的利润分配计实按照原始股权归甲方所有……。该份协议甲方签名的有：钟建民、廖海萍、谢啟胜、李文清、钟行添（李文清代写）。李文清提出其已经购买了钟行添的股份，故钟行添未参与此次协商及合同签字，而由李文清处理。同时，就各合伙人合伙股金的数额、转让款项分配等问题合伙人进行了结算，并由李文清执笔制作了一份《分配表》，其主要内容包括：汶龙里陂租用山场费用：1、3200×6=19200（6人），2、36000×6=216000（6人），3、15000×2=30000（2人）谢啟胜、李文清，合计265200元；转租山场总额4598000元，山场面积468亩，平均分配金额4598000265200=173380元。谢啟胜、李文清各分配金额为54200×173380=939719元，余留10%93972元，实付金额为845747元，谢啟胜、李文清签名领取了该款项；钟建民、赖迪龙、廖海萍、钟行添各分配金额为39200×173380=679649元，余留10%67965元，实付金额为611684元，钟建民、廖海萍签名领取了该款项，赖迪龙了解重组过程，因要保留其股份未在《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上签名，也未领取转让款，但赖迪龙对谢啟胜重组收购其他合伙人的股份没有意见，钟行添名下股金转让款则由李文清签注李文清代钟行添暂收股金50%转租金，分配表中钟行添名字后李文清标注（叶紫扬）字样。谢啟胜在庭审时表示，钟行添名下未领取的50%股金转让款暂时在他手中，如钟行添与李文清两人的纠纷妥善解决后他随时可以支付。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调取的（2008）龙民一初字第561号民事案卷相关材料以及本院庭审笔录、询问笔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各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并且已经在合伙人之间协议转让了股权。原告钟行添虽然未参加退伙协商及结算，但其明确表示认可其他合伙人之间形成的退伙、重组及结算的意见，要求支付转让款，赖迪龙表示要保留其股份，且对谢啟胜重组收购其他合伙人的股份没有意见，故2016年4月11李文清、谢啟胜等合伙人签订的《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和李文清执笔制作的《分配表》在参与股权重组的合伙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谢啟胜应当向被收购股权的合伙人支付转让款。本院向赖迪龙询问时赖迪龙表示了解重组过程，对谢啟胜重组收购其他合伙人的股份没有意见，本案处理的是钟行添与李文清、谢啟胜之间的转让款纠纷，并不构成对赖迪龙的利益影响，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应追加赖迪龙为当事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李文清主张其重组钟行添名下股份的实际受让人是其小舅子叶紫扬的问题。一方面，双方协议中的受让人只是李文清而不是叶紫扬，目前李文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叶紫扬是合同当事人中的受让人；另一方面，即使叶紫扬是实际受让人，其加入合伙是否经过了其他合伙人同意、入伙是否有效也需要其他合伙人的确认。因此，李文清该项主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如相关人员确实有证据证明，可以另行主张或处理。关于钟行添与李文清之间签订《山场股权重组协议》时转让的是钟行添在合伙山场中的全部股权还是部分股权的问题。本院结合原、被告及其他合伙人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被告于2016年4月11日将山场整体转让给谢啟胜的《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及分配表综合认定。首先，在原、被告及其他合伙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40万元价格转让各自股权是基于整个山场还是仅针对180亩对应的股权份额，通过除原、被告以外的无利害关系的其他合伙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均表示转让180亩山场，重审时尚被羁押的赖迪龙对本院陈述：“2015年12月协议是没有包含全部，按理李文清应该把面积全部摊开来说清楚，他说180亩就是想把总价压低来，所以钟行添该拿的钱没有拿到”可以看出，该《补充协议》仅仅是针对180亩（每亩1．33万）对应的股权份额全体合伙人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而《古坑稀土山场股权重组合同》是基于上述《补充协议》签订的。其次，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已经通过多年多次（包括诉讼调解方式）的山场范围认定，确定租赁山场面积为370亩，在这个情况下，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的山场面积仍为180亩。第三，1999年4月18日和2000年4月7日的两份《山场租用补充协议书》均载明在原租用山场里陂村老阿山、付竹坑一带新增加山场范围，四界也不同，可以看出山场四界和面积在合伙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第四，从2016年4月11日租用稀土山场重组的价格与此次《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来看，前者转让价格接近460万元，而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仅为240万元，而时间仅相差四个月，如果转让的山场范围、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其价格差异达到220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应认定钟行添、李文清之间签订的《山场股权重组协议》约定的山场范围仅为1997年10月20日《合股协议》的180亩山场，而不是全部山场。关于李文清是否已经向钟行添支付了4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问题。该问题虽然仅是李文清与钟行添两人之间的纠纷，与第三人无任何关系，但为了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减少诉累，节约社会成本，故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第一，双方签订的《山场股权重组协议》明确约定“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股权转让金转到钟行添指定账户后合同生效”，故采用的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第二，钟行添在被告李文清提供的打印件《收条》上手写签名，但钟行添同时写了银行账户，收条上虽然写明的金额为40万元，但款项的支付应以李文清打入钟行添银行账户的实际数额为准。第三，2015年12月24日李文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30万元给钟行添，现有证据只能确认李文清支付了股份转让款30万元给钟行添。第四，对于未支付部分的款项，李文清在提交本院的书面答辩状中陈述“陆续付了现金十万元给原告”，在本院向其询问时陈述“另外十万元是之前我借了10万元给他（钟行添）”，其前后陈述明显不一致，且在本院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时，被告李文清未举证证明钟行添之前向他借款10万元或签订协议后陆续支付10万元给钟行添的事实，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外，如签订协议之前钟行添尚欠李文清10万元借款未还，按常理在协议或收条中即可明确相应内容，并在李文清应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直接予以扣除或核减。综上，核减李文清转账支付的30万元及钟行添自认李文清2016年上半年支付的2万元后，李文清还应支付双方重组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8万元给原告钟行添。综上所述，原告钟行添要求被告李文清支付其全部山场股权转让款与实际已付款项之间的差额的诉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是，钟行添与李文清两人签订股权重组协议后，钟行添已经取得大部分转让款，降低了自身风险且取得了相应的资金使用收益，而此后的重组转让仍然存在一定风险的，其转让价格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双方协议的价格，故差额部分的收益也应适当考虑承担了风险的被告李文清。2016年4月11日退伙结算分配时钟行添在合伙中全部股权转让后分得的股份转让款为611684元，核减双方重组时约定的转让款40万元，差额为211684元。本院综合各种因素后酌定差额211684元的70%计148179元由钟行添享有，30%计63505元则由李文清享有。因钟行添名下股金转让款611684元中未领取的50%股金转让款（计人民币305842元）暂时在第三人（同时为重组受让人）谢啟胜手中，且谢啟胜表示如钟行添与李文清两人的纠纷妥善解决后他随时可以支付，故可以由第三人谢啟胜在其未支付的50%股金转让款（计人民币305842元）中直接支付相应的数额给原告钟行添，剩余部分则支付给李文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文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其与钟行添之间签订的《山场股权重组协议》中约定的股份转让款中未付的8万元给原告钟行添；二、由被告李文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退伙时分配的股份转让款148179元给原告钟行添；三、上述第一、二项中确定的被告李文清应支付给原告钟行添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28179元，由第三人谢啟胜在其未支付的50%股金转让款（计人民币305842元）中直接支付给原告钟行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规定的履行期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案件受理费5974元，由原告钟行添负担1251元，被告李文清负担47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姜万勇审判员  曾 莹审判员  谢先勤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李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