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甘民初字第1066号原告：新疆映山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勇，该公司经理。组织机构代码证：79226218-X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农场九连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祥，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国红，甘肃省张掖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海，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新疆映山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映山红种业公司）与被告李国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因需调取新的证据，于2015年2月6日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本院于2015年2月9日予以准许。2016年6月15日恢复审理。原告新疆映山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吉祥，被告李国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映山红种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制种款393144元，承担利息19657.2元，合计412801.2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9年，原告委托被告在张掖市甘州区靖安乡靖安村种植玉米种子，在制种过程中，被告按照原告与河南豫粮种业公司之间合同的约定将收获的五车皮玉米种子发往河南豫粮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收取货款615000元。此外，被告又销售两车皮玉米种子收取货款600000元。在此期间，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现金及亲本款合计552560元，上述款项合计1767560元，被告先后向甘州区靖安乡靖安�农户支付制种款1374416元，剩余制种款没有按期支付给农户。2010年11月甘州区靖安乡靖安村民委员会将原告及被告一同起诉至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该案经法院审理后，作出（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支付靖安乡靖安村民委员会种子款876546元，并承担违约金43827.3元，合计920373.3元，同时判令被告李国红在393144元，利息19657.2元，合计412801.2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宣判后，映山红种业公司与李国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张中民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映山红种业公司承担靖安村民委员会玉米制种款876546元，并承担违约金43827.2元。李国红对所欠的种子款及违约金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分批次履行大部分判决所规定的义务，在此期间，原告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返还没有给农户支付的制�款，被告口头答应协商给付，但一再推诿没有诚意解决实际问题。李国红辩称，一、本案不是不当得利的案件，应是新疆映山红种业公司与李国红的劳务合同纠纷。2009年本案原告聘用被告李国红为片区经理在甘州区靖安村、临泽五泉林场、高台宣化镇利号村种植玉米制种。李国红被聘任为经理后，经公司同意又聘任了王兴军、魏会廷、蒋发利担任片区制种工作人员。受委托后，李国红将原告给付的玉米亲本与先期款项投入到上述三个制种基地。2009年种子收获后，根据原告的要求将玉米种子发往河南豫粮种业公司，因原告与河南豫粮种业公司有经济纠纷，该公司不发放种子款，经新疆映山红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李国红花费资金到河南豫粮种业公司讨要种子款。后讨要了部分种子款，在此期间由于收获看守种子所花费的资金，原告均没有向被告支�。二、2009年被告受聘任后，因秋天收获后原告方不支付种子款，导致五泉林场、高台宣化镇利号村种子没有收回，先期投入无法收回。三、由于原告无权在张掖市范围内进行种子生产，张掖市工商局对原告罚款，并明确该行为为违法经营，罚款30000元，我们只交纳了15000元。我们认为本案原告不具有在张掖市范围内生产种子资质，而聘任被告李国红进行种子生产，原告的行为涉嫌违法经营罪。四、李国红与原告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李国红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在经营过程中原告应为李国红等工作人员发放工资。李国红在经营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原告方承担。由于原告在种子收获后不能积极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损失主要是五泉林场，高台宣化镇利号村的先期投入无法收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卷宗中，第44页映山红种业公司委托书一份；2.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卷宗中，第106页至109页（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判决书一份；3.原告提交的农业种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4.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卷宗中，第62页主要农作物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一份；5.原告提交的2009年4月13日原告与靖安村签订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卷宗中；6.被告提交的张掖市甘州农业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单一份；被告提交的甘州区农业局出具张掖市甘州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7.被告提交的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甘州分局甘州工商扣字（2009）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一份；8.被告提交的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甘州分局第12号财物清单一份；9.被告提交的以新疆映山红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1车皮产生的费用票据合计金额为12670元，其中：运费杂费收据一张，金额210元；甘肃省铁路护路联防收费票据一张，金额24元；甘肃省铁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一张，金额600元；国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一份，金额200元；货票一张，金额11570.7元；过磅费发票一张，金额90元；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14.55元；10.被告提交的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0）年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11.被告提交的到河南郑州，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票48张，金额6314元；被告提交的张掖到兰州的火车票5张，金额271.5元；被告提交的在郑州住宿费收据两张，金额2720元，被告提交的乌鲁木齐住宿费一张，金额103元；对以上1至9、及11组证据，经原、被告双方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第10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被告提交的金额为15000元的甘肃省罚没款非定额收据一份，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告陈述说该罚款15000元系原告缴纳，但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原告的此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主张的该份证据证明的，罚款15000元由被告李国红缴纳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13.被告提交的新疆映山红种业公司与临泽五泉林场二站、高台宣化镇利号村五组方三银签订的合同，经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方主张张建勇签字并非本�所签，对合同相对方郭国兵、方三银的签字亦无法认可，但并未申请进行鉴定。同时，原告辩解称公司并未委托被告在甘州区靖安乡靖安村以外的地方制种。被告提交的上述两份合同均加盖有原告的合同专用章，原告对以上辩解和主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李国红持有的合同上加盖有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合同专用章。被告李国红系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后果应由映山红种业公司承担。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在临泽五泉林场二站、高台方三银制种过程中的亲本及前期投入的费用是227238元，但庭审中被告除提交了合同书外，再未能举证证明前期投入的费用，故对被告陈述的该笔227238元的费用，本院不予认可。14.被告诉讼代理人转述的魏会廷、王兴军的陈述，经原�诉讼代理人确认，二人确实作过相应陈述，但原告质证认为二人的陈述存在矛盾，不真实，且王兴军与原、被告是有利害关系的，证言不能采信。依据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与质证，故对被告诉讼代理人转述的魏会廷、王兴军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15.原告提交的农种经许字（2006）第0019号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经营执照复印件各一份，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第62页主要农作物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一份，经被告质证有异议。被告认为农业种子经营许可证确定的经营范围是批发零售，范围应为新疆，主要农作物生产许可证的经营范围为阜康市，原告在张掖市是没有生产种子资质的。结合《张掖市甘州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工商部门的处罚决定，被告的异议成立，原告的行为构成违法经营行为。对被告提出的原告涉嫌违法经营罪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的违法经营行为，已经由甘州区农业局、工商局作出了行政处罚，原告亦为其违法经营的行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被告如有异议，可另行解决。16.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第44页2009年10月29日委托书复印件一份。经双方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据此，原告陈述其委托李国红全权代理是在2009年10月29日，在此之前没有委托李国红进行制种事宜，同时委托书没有向甘州区之外的地区提交。而被告陈述说该委托书，是因为原告在靖安乡制种过程中，被工商部门查处，原告为处理此事而出具的委托书。结合经双方质证无异议的：第6组证据中，被告提交的甘州区农业局出具的张掖市甘州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第7组证据，被告提交的张掖�工商行政管理局甘州分局甘州工商扣字（2009）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一份；第8组证据，被告提交的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甘州分局第12号财物清单一份等三份证据，及（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中已查明的映山红种业公司委托李国红与靖安乡签定合同的日期为2009年4月11日及2009年4月13日，综合认定，原告陈述其委托李国红全权代理是在2009年10月29日，在此之前没有委托李国红进行制种事宜，同时委托书没有向甘州区之外的地区提交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被告陈述的该委托书，是因为原告在靖安乡制种过程中，被工商部门查处，原告为处理此事而出具的委托书符合事实，予以认定。17．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原告提交的（2011）张中民终字27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0)年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原告提交的2010年1月8日，李国红收到映山红种业公司制种亲本的收据复印件一张(原件存于(2010)年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原告提交的2010年1月8日，张建军给李国红借钱，李国红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一张(原件存于(2010)年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金额307400元；原告提交的2009年11月24日，张建军给李国红转账120000元凭证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0)年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原告申请法庭调取的（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共6份证据；经被告质证有异议。被告认为：（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书所涉及的393144元，在（2011）张中民终字275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于否定。不存在被告欠原告393144元的事实。在（2011）张中民终字27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7页中，明确说明，当时王兴军向靖安村各社社长出具的条据是在结算之前的，故中院没有采信。该判决书同时认为李国红是映山红种业公司代理人，在代理活动中没有违法行为，所以本案原告应当承担责任。对2010年1月8日，李国红收到映山红种业公司制种亲本的收据一张，金额125160元。收到的不是现金是亲本。而且是补写的一张收据，是对前期的一种总的结算。对2010年1月8日，张建军给李国红借钱，李国红出具的借条一张，金额307400元。我们也没有异议，但是对映山红种业公司委托李国红前期制种的行为的一种总的结算，才出具的。对2009年11月24日，张建军给李国红转账120000元凭证，是客观事实。但是是结算在上述的借条上数字内的。对被告以上辩解，因（2011）张中民终字275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否定（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李国红欠本案原告393144元的事实，仅是以“李国红系映山红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后果应由映山红种业公司承担”，撤销了“李国红在393144元中的货款及违约金119657.20（393144×5%），合计4112801.20元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项，故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对以上证据证实的被告李国红从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获货款615000元，自行销售的两车皮玉米获货款600000元，从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处领取现金及亲本款合计552560元。上述款项共计1767560元，被告李国红相继支付靖安乡1374416元，下剩393144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18.被告提交的2009年12月份以甘肃三丰种业有限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种子一车皮，产生费用14255.9元，其中，运费杂费收据一张、甘肃省铁路护路联防收费票据一张、甘肃省铁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一张、国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一份、门网费收据五张、货票一张、过磅费发票一张、增值税发票一张。19.被告提交的2010年1月，以甘肃三丰种业有限公司、张掖市种源工贸有限公司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三车皮，产生费用39391.5元，其中，运费杂费收据三张、甘肃省铁路护路联防收费票据三张、甘肃省铁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两张（三车）、国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两份（三车）、货票三张、过磅费发票两张（三车）。20.被告提交的2010年3月，以张掖市种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向河南新希望种业有限公司，发货两车皮，产生费用26607.9元，其中，运费杂费收据两张、甘肃省铁路护路联防收费票据两张、甘肃省铁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两张、国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两份、货票两张、过磅费发票两张。对以上18至20组证据，即被告提交的以其他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四车皮、向河南新希望种业有限公司发货两车皮的费用，经原告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认可。结合经双方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并在卷佐证的第10组证据，即被告其后提交的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原件存于（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卷中），本院认为原告的异议不成立。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兴军交来新疆映山红种业有限公司发给河南豫粮种业公司先行5号玉米杂交种火车领货凭证两张（车号3424477，货票号第90190号，件数1152件）（车号3329064件，货票第90191号，件数1195件）”。而该收条上所写的两张货票第90190号、第90191号，即第18组证据中，被告提交的以“张掖市种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两车皮的货票。佐证了被告李国红提出自己在销售过程中冒用其他公司的名义为映山红种业公司发货的主张。故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以其他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四车皮、以及�告自行向河南新希望种业有限公司销售发货两车皮的费用，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对以上18至20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向河南豫粮发了五车皮制种玉米“费用是由映山红种业公司支付的，当时映山红种业公司的副经理张建军一直在张掖，费用是由他支付”的辩解。结合在（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本案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在答辩及庭审中多次主张：李国红与靖安村签订的合同，是李国红的个人行为，与映山红种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李国红代理一事拒不认可。对李国红与靖安村之间的结算及李国红向靖安村支付制种款一事实，主张与映山红种业公司无关。在法官询问：“张建军是否是你公司的股东？是不是你公司的员工？”时，映山红种业公司明确回答：“张建军不是我公司的股东，以前公司的员工中有没有叫张建军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没有”。但随后靖安村提交的映山红种业公司股东查询情况后，映山红种业公司立即改口为“张建军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故仅有原告的口头主张，是不可信的。本案中，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佐证其口头主张的“费用是由映山红种业公司支付”的辩解，故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信。但发货及销售已成不争的事实，费用必然产生，经双方质证无异议的第9组证据，即被告李国红提交的以新疆映山红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名义向河南豫粮种业有限公司发货1车皮产生的费用票据合计金额为12670元，其中：运费杂费收据一张，金额210元；甘肃省铁路护路联防收费票据一张，金额24元；甘肃省铁路运输服务统一发票一张，金额600元；国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一份，金额200元；货票一张，�额11570.7元；过磅费发票一张，金额90元；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14.55元，以及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认定的以上第18至20组证据，可以证明，靖安村玉米制种7车皮，60吨/车，发货及销货费用是由被告李国红支付的，故本院对被告李国红辩称的发货及销货费用是由其支付的主张，予以采信。21.被告提交的2010年1月12日，2010年1月8日，张希栋出具的收条两份，金额32160元。其中运费20160元（共420吨，每吨48元）；代办费12000元（张掖市种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映山红种业公司代办8个车皮，每个车皮1500元）；22.被告提交的2009年11月28日，由靖安乡靖安村十三社村民平耀文出具的收据一份，金额21120元（租用他的脱粒机以及加工的费用）。23.被告提交的2009年11月8日，购买的蜜蜂牌手提封包机一台的收据一份，金额480元。24.被告提交的2009年11月6日，育才塑料编织袋经营部出具的收条一张，金额12480元；被告提交的2010年1月4日，张增文出具的领条一张（煤一吨750元、烟酒490元），金额1246元；被告提交的技术员日常生活开支销货清单15张，金额3444.6元。25.被告提交的2009年4月4日，高台宣化镇方三银地膜50卷的收条一张，金额2700元。26.被告提交的靖安乡靖安村委会出具的收条一张，金额5470元；2010年2月12日杨生林出具的收条清单一份。证明李国红承担了靖安村委会用于发放制种款的借款170000元而产生利息5470元。27.被告提交的2009年11月12日，蒋发利出具的工资收条一份，金额20500元。28.被告提交的2009年11月24日，王兴军出具的收据一份，金额1075元。经原告质证，对以上21至28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此外还对第26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经被告申请延迟开庭后，亦未能举证对以上收条（据）的真实性加以佐证，故原告的异议成立，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9.被告提交的2009年3月6日华山到新乡的火车票1张金额75元、2009年9月16日、2010年7月4日张掖到兰州的火车票2张金额合计152元，经原告质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结合法庭调查查明的被告讨要种子款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1月、3月、5月前后，故综合案件情况，以上费用并非在讨要种子款过程中产生，原告异议成立，对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0.被告提交的购买了火车票的手续费发票17张，金额85元。经原告质证对火车票的代理费的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费用过高。结合经双方质证无异议的第11组证据，该组证据中，被告提交的火车票总数为53张，而手续费发票17张，并未超出合理范围，故原告的异议不成立，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据此主张因催要种子款支出手续费85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李国红主张的支出的手续费85元，应从欠款中扣除的主张，予以支持。31．被告提交的张掖市银达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收据五份。经原告质证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主张公司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去贷款，所贷的款用于何处，公司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也不认可，这90000元贷款与映山红种业公司没有关系。同时关于贷款利息的问题，原告主张王兴军曾以同样的理由起诉过映山红种业公司，该主张没有受到法院支持的辩解理由。经审理查明，在（2014）甘民初字第861号案件中，王兴军确实以同样的理由要求映山红种业公司返还垫付的利息，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而二审法院以（2014）张中民终字第410号判决部分改判，未予支持。二审法�认为“王兴军主张为映山红种业公司垫付款向银行贷款，产生利息6300元，该事实只有李国红的陈述，并无贷款及支付利息的凭证，故不予认定”，同时二审法院还认为“李国红作为映山红种业公司该制种事宜的代理人和负责人，其当时履行职责所作决定或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映山红种业公司承担”。现李国红提交了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凭证，故原告的异议不成立，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据此主张因经营需要借款90000元产生的利息及手续费18450元由李国红支付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李国红主张的利息18450元，应从欠款中扣除的主张，予以支持。此外，关于原、被告之间是何关系的问题，在（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及（2011）张中民终字275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映山红种业公司与李国红为委托关系，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为委托�系。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经生效的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中，被告李国红受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委托，在甘州区制种。经（2010）甘民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的制种款393144元，尚在被告李国红处。但在该案的审理中，并未涉及被告李国红在经营及发货过程中的费用开支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于生效裁判上认定的事实，不宜从即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据此，对李国红主张，本院已确认的其因经营及销货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9493.5元（经确认�第11组证据，即：到河南郑州，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票48张，金额6314元；被告提交的张掖到兰州的火车票5张，金额271.5元；被告提交的在郑州住宿费收据两张，金额2720元，被告提交的乌鲁木齐住宿费一张，金额103元；经综合认证的第30组证据，即：购买了火车票的手续费发票17张，金额85元）；缴纳罚款15000元（第12组证据）；向河南豫粮种业公司发货五车皮，自行销售两车皮的发货费用合计92825.3元第9组、18组、19组、20组证据；支付利息18450元（第31组证据），以上款项合计：135768.8元，应从欠款中扣除的主张，予以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制种款393144元的主张，扣除被告支出的费用135768.8元，本院确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257375.2元。关于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主张（2010）甘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中让其承担了5%的违约金，原告起诉李国红，以挽回损失为目的，利息金额是以靖安村让原告承担的5%违约金计算的。被告辩称，原判决当中认定的393144元，没有扣除李国红在委托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及支出。本院认为，原告以挽回损失为目的，要求被告承担利息金额为不当得利总额的5%，并未超出法律限制性规定的范围，但不当得利金额应为货款257375.2元，本院认为利息总额以12868.76元（257376元×5%）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国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货款257375.2元，并承担利息12868.76元，合计270243.96元；二、驳回原告映山红种业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2元，由被告新疆映山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138元，被告李国红负担5354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本院收取原告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玉霞审 判 员  何洪波代理审判员  那海燕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睿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