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申6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戴某2，女，195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白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发，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飞，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戴某3，男，195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发，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飞，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戴某4，男，195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发，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飞，四川和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某1，女，198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绍辉，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戴某5，男，195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再审申请人戴某2、戴某3、戴某4因与被申请人戴某1、戴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字第6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戴某2、戴某3、戴某4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证人李某、戴某6、徐某均到庭作证，能够证明戴某5及戴某1于2005年知晓受遗赠的事实。二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仅凭戴某1一纸护照显示的回国信息就认定戴某1于2015年6月20日回国后才获悉邹秀文的遗嘱赠与公证书，明显缺乏证据证明。遗赠公证书自2004年3月既由戴某1父亲戴某5保管，且2014年2月2日戴某1与戴某5在新加坡为邹秀文烧纸并知晓邹秀文去世的事实被一审法院认定，根据生活伦理及家庭生活经验，戴某5将遗赠公证的事实转告戴某1是完全符合公序良俗和生活经验的，故推测戴某5将遗赠公证书一事转告戴某1符合生活习惯。（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均对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作出明确规定。邹秀文设立遗嘱时，戴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受遗赠权由其监护人戴某5代理行使。戴某5知晓受遗赠的事实应视为戴某1知晓受遗赠的事实，戴某5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视为放弃受遗赠。其次，邹秀文于2013年12月15日去世，戴某1仍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直至2015年6月29日才声明接受遗赠，因超过法定期限当然不产生接受遗赠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规定，戴某1在明知受遗赠以及邹秀文去世的情况下，未依照规定在2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其接受遗赠的权利即丧失，接受遗赠权一经丧失，受遗赠人便不得以“不知晓”为由对抗法定继承人。戴某2、戴某3、戴某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戴某1答辩提出，（一）一审证人李某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首先，证人李某在一审开庭中明确了其与戴某4平时关较于其他当事人而言更好，表明李某与戴某4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次，李某指证的聚会照片无法显示具体拍摄时间、地点，也无法证明在聚会时邹秀文告知了戴某1遗赠一事；再次，李某说2005年2月8日春节聚会时戴某1就知道受遗赠的事实是孤证，无其他证据证明；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二）戴某5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首先，答辩人是2015年6月20日回国才知晓受遗赠的事实，至于谁打开包裹，因时间相隔久远，记得不清楚符合生活常识。其次，戴某5作为本案当事人之一，是按照客观事实进行如实陈述。最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出庭。答辩人及戴某5不出庭，委托代理人出庭符合法律规定。
（三）被答辩人戴某2、戴某3陈述缺乏真实性。戴某2、戴某3一审中陈述，邹秀文立公证遗嘱时戴某5陪同前往。戴某2、戴某3又在上诉状中称“邹秀文去世之前，从未一人独自外出，特殊情况需要外出都是戴某4护送或干休所专门司机护送，家中所有日常生活事务都是由戴某4及其妻子周凤秀打理”，自身陈述前后矛盾，说明被答辩人的陈述缺乏真实性、客观性。
（四）答辩人提供的护照信息能够证明其在回国后才知晓受遗嘱，能够证明答辩人陈述的事实。2014年2月2日答辩人为邹秀文祭日烧纸，只能证明答辩人知道邹秀文去世一事，但无法证明答辩人知道受遗嘱一事。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均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达到被答辩人的证明目的。恳请再审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再审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问题。
1.本案中，戴某2、戴某3、戴某4主张戴某1系2005年2月8日得知此事，其仅提供了证人戴某6、李某的证言，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能证实相关事实。其次，邹秀文即使在2005年2月8日除夕聚餐时，在席间表示了其将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泡桐树街20号5单元2楼4号房屋遗赠戴某1，但戴某1当时尚未成年，且邹秀文也未出示遗赠的公证书，不足以认定戴某1当时即应承担知晓遗赠的责任。第三，邹秀文在其有生之年还可以对遗嘱进行修改变更；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二十五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规定，其中“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应该是在“继承开始后”、并且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相应表示。故戴某2、戴某3、戴某4主张戴某1在2005年2月8日即知道遗赠，应该在知道后二个月内作出受遗赠的意思表示，逾期后视为戴某1放弃受遗赠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2.本案中，戴某1出具了其护照载明其2015年6月20日从国外回到成都，也陈述了在2015年6月20日到成都后获悉了邹秀文的遗嘱赠与公证书，其于2015年6月29日便作出声明接受邹秀文遗赠的意思表示。故戴某1对其主张的权利已承担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2014年2月2日，戴某1、戴某5在新加坡为邹秀文七七祭日烧纸的事实成立，表明戴某1应当已经知道邹秀文去世。但该事实并不能证明戴某5已将此事告知戴某1，不能证明戴某1于2014年2月2日已知晓邹秀文的遗嘱赠与公证书的事实。二审中，戴某2提供的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证言及戴某4当庭提交公证档案中保险公司证明，均意在证明戴某5知晓邹秀文处理公证一事，但并未举出证实戴某5是否将此事告知戴某1的相关证据，而戴某5是否知晓此事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故二审法院对戴某2提供的证人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戴某2、戴某3、戴某4主张戴某1知道邹秀文赠与遗嘱早于2015年6月20日，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其没有举出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戴某1在2015年6月20日前获悉了邹秀文赠与遗嘱，故戴某2、戴某3、戴某4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应当认定戴某1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二）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问题。
由于邹秀文以遗嘱形式表示在邹秀文去世后将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泡桐树街20号5单元2楼4号房屋遗留给孙女戴某1个人所有，该遗嘱同时经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应当认定该遗嘱是邹秀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其对财产的自行处分，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由于戴某1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已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戴某1有权依法受赠取得本案所涉房屋的财产权利。二审判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判决“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泡桐树街20号5单元2楼4号房屋（建筑面积74.31平方米，权0447866）归戴某1个人所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戴某2、戴某3、戴某4申请再审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戴某2、戴某3、戴某4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戴某2、戴某3、戴某4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冯 伟
审判员 任 平
审判员 唐小鸿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梁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