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7456号
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宋昌健，男，1985年12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北京兴宇鹏达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广阳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梁宇鹏，总经理。
上诉人宋昌健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3）房民初字第03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昌健、被上诉人北京兴宇鹏达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贸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梁宇鹏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3月，宋昌健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9年12月入职科贸公司。入职后，科贸公司未依法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没有为我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一直克扣和拖欠我的工资。2011年6月，在我一再催促科贸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事项的情况下，科贸公�单方面强行违法与我解除劳动关系。2012年1月10日，我申请劳动仲裁。同年3月9日，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2）第703号裁决书，只裁决科贸公司向我支付克扣的工资，未支持我其他请求，故我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科贸公司：1、支付我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克扣的工资78000元及50%的赔偿金39000元；2、支付我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0000元；3、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6666元；4、为我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科贸公司答辩并起诉称：《收入证明》系宋昌健伪造的，我公司从未拖欠其工资。宋昌健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部分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裁判。宋昌健于2011年5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并给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宇鹏发送了手机短信，故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无任何依据。综上，我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请求法院判决我公司无需向宋昌健支付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期间克扣的工资78000元。
宋昌健辩称：我不同意科贸公司的诉讼请求，坚持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科贸公司向宋昌健发放第一个月工资报酬所对应的《支出凭单》记载的日期和科贸公司未依法提供备查期考勤表之事实，结合宋昌健庭审中主张的离职时间，法院认定2009年12月28日至2011年6月6日期间，宋昌健与科贸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满一年起，开始计算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本案中，在双倍工资仲裁时效期间内，宋昌健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申请仲裁，故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向对方主张权利而中断。宋昌健请求支付2010年1月28日至2010年1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法律应予强制性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用人单位不需要再支付二倍工资。宋昌健请求支付2010年12月28日至2011年6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无法律根据，法院不予支持。因科贸公司未与宋昌健约定月工资标准，故应以宋昌健实发工资确定双倍工资差额。宋昌健提出任职期间科贸公司单方将每月的提成比例从1%降为4‰导致其月工资收入减少，而为其出具年薪10万元的《收入证明》作为年底补足提成差额之用；科贸公司则主�宋昌健持有的《收入证明》是为办理银行信用卡之用并提交了宋昌健任职期间的实发工资《支出凭单》等予以反驳。根据科贸公司提交的《支出凭单》可以反映：宋昌健工资构成主要为保底工资加提成且系按月发放；客观分析，宋昌健在科贸公司前后任职不足一年半，劳动者任职后的第四个月开始调整提成比例，调薪时间距离宋昌健离职时间有一年以上；结合宋昌健为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宇鹏发送的短信内容，宋昌健领取《支出凭单》所显示的实发工资的事实，综合判断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就调薪协商一致；宋昌健提出未经协商一致降低提成比例并依据《收入证明》提出克扣工资的主张因证据并不充分而法院不予采信。故宋昌健请求支付克扣工资及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科贸公司请求无需支付克扣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宋昌健离职前�个月通过手机短信向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宇鹏提出离职申请。根据手机短信内容的文义解释，可以推知宋昌健的离职原因系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而事后宋昌健提出因科贸公司拖欠、克扣工资并迫使其离职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故宋昌健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未按法律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劳动者可向劳动行政部门寻求救济，故宋昌健要求科贸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判决：一、北京兴宇鹏达科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宋昌健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四万九千七百五十九元七角五分；二、北京兴宇鹏达科贸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宋昌健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一年六月期间克扣的工资七万八千元；三、驳回宋昌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宋昌健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未支持其关于克扣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有误，并导致计算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基数错误。基于上述理由，宋昌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科贸公司向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并向其支付：1、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克扣的工资78000元及50%的赔偿金39000元；2、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1666元；3、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6666元。科贸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8日，宋昌健入职科贸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试用期工资为保底工资1500元加销售业绩1%的提成，自2010年3月起调整为保底工资1500元加4‰的提成（负责店面增加）；2010年7月起，其待遇调整为保底工资2000元加4‰的提成。宋昌健后于2011年6月6日因故离职，并于2011年8月15日申诉至丰台仲裁委。2011年12月22日，丰台仲裁委作出京丰劳仲字（2011）第2324号裁决，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宋昌健的申请。宋昌健未在法定期限内就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该仲裁裁决已生效。2012年1月10日，宋昌健就本案争议申诉至房山仲裁委。2012年3月9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2）第703号裁决书，裁决科贸公司支付宋昌健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期间克扣的工资78000元，并驳回了宋昌健的其他申请请求。宋昌健和科贸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分别起诉至原审法院。
诉讼中，宋昌健主张科贸公司欠发其工资，并违法将其辞退。科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宋昌健系因个人原因辞职。宋昌健为证明科贸公司欠发其工资，提交了加盖科贸公司公章的《收入证明》（主要内容为：兹证明我司人员宋昌健，在销售部门任业务经理职务，年薪10万元。特此证明！2010年8月11日），证明其年薪为10万元，要求科贸公司补发差额。宋昌健对此解释称，因其对工资标准曾提出异议，科贸公司向其承诺年收入不低于10万。如按照底薪加提成的计算收入超过10万元的，则按照实际收入计算，如不足则在年底补足。科贸公司称：宋昌健并非其公司业务经理，只是业务员；宋昌健曾因欲办理信用卡要求公司为其出具收入证明，但公司未同意，后来宋昌健借工作之便私盖了公章，对《收入证明》上的公章真实性不持异议。科贸公司提供的《公章使用登记本》显示，宋昌健在2010年8月13日、8月17日均曾使用公章，其中8月13日的”盖章用途”为”沃尔玛零售链（前面部分内容涂黑）”，8月17日的”盖章用途”为”公章领走”。经质证，宋昌健认可其在《公章使用登记本》上前述两天的签名，”沃尔玛零售链”字迹也是其本人书写，8月13日使用公章就是为了出具《收入证明》，被涂改的内容就是《收入证明》；8月17日其签字时，”盖章用途”一栏是空白的，并无”公章领走”的内容。宋昌健为了证明《收入证明》已经科贸公司同意，提交了其于2010年8月13日向”高姐”（邮箱地址gaoyanchao1997@126.com）发送的电子邮件打印件，其中附件系名称为”工资证明”的word文档。科贸公司认可高姐即高彦超（梁宇鹏的爱人），担任科贸公司的财务，但称宋昌健向高彦超发邮件是为了办理银行信用卡，希望公司出具收入证明，公司未同意。此外，该邮件发送的日期为8月13日，而宋昌健所提交的《收入证�》为8月11日，从时间上来看，宋昌健所称出具证明经公司事先同意的说法亦不能成立。宋昌健解释称，《收入证明》是其于8月11日拟定的，但是在8月13日发给高彦超的，高彦超在征得了梁宇鹏的同意后为其加盖的公章。
宋昌健的领取工资的记录显示：科贸公司自2009年12月28日起向宋昌健支付工资，工资构成为保底工资加提成；科贸公司最后向宋昌健支付工资的日期为2011年6月29日，支付了5月工资4983.70元（含补发4月相关费用），当月《支出凭单》显示有”工资已结清”字样，宋昌健称该内容是科贸公司后来自行填加的。科贸公司对此则予以否认，称其公司对全部离职人员领取最后的工资时均进行如此记载。本院审理期间，宋昌健还提交了其与高彦超、梁宇鹏两人的电话录音（含文字整理稿），但其中均未涉及年薪10万元的内容。
关于宋昌健的离职时间和原因，双方�存有分歧。宋昌健主张其正常工作至2011年6月6日，当日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宇鹏要求其休假，实际上就是劝退。科贸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称自2011年4月底宋昌健就已经短信提出了辞职，实际上已经离职了，只是未办理工作交接而已。6月6日宋昌健确曾找梁宇鹏谈话想解决之前的一些问题，但双方未达成一致。经询，双方均认可科贸公司对员工无考勤记录，但是要求员工每天都要到公司报到。2011年4月29日、5月8日、6月19日、6月29日、7月5日，宋昌健分别向梁宇鹏发送手机短信，其中：4月29日的短信中提到”家里事太多，工作也打不到预期效果，业绩也不断下滑，请公司尽快招人，我再次提出离职申请，下个月10号前放我走吧”；5月8日的短信提到”第一，保险给我补办......第二，分红你要说没有，就多少给我点奖金......这事不能再拖了，如果你不认可，那请在10号找人�我交接吧”；6月19日的短信提到”休的差不多了，钱花的也差不多了，去年的那些事和工资啥时候能落实”；6月29日的短信系祝梁宇鹏生日快乐；7月5日的短信提到”因公司不能履行对各位员工和我的义务......在这公司是没法干下去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前已提及的各项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之一为科贸公司是否曾以《收入证明》的形式向宋昌健做出过最低年薪承诺。宋昌健提交的《收入证明》虽有”年薪10万元”的内容，亦加盖有科贸公司的公章，但是：宋昌健称该证明由高彦超征得梁宇鹏的同意之后为其加盖公章，但其向高彦超发送电子邮件的日期（2010年8月13日）在《收入证明》日期（2010年8月11日）之后，时间上存在逻辑冲突；《公章使用登记本》记载内容显示宋昌健曾在2010年8月17日领走公章，宋昌健关于其签名时”盖章用途”一栏空白无内容的说法有悖常理（8月13日公章领取时宋昌健就曾自己填写使用公章的用途），即《收入证明》上科贸公司公章存在系宋昌健私盖的可能；宋昌健曾在2011年4月之后多次以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与梁宇鹏沟通欲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但多次的沟通中均未涉及到年薪10万元的内容，此亦不符合常理；宋昌健的实发工资为保底工资加销售业绩提成，其每月领取的工资均不固定，宋昌健关于科贸公司承诺年度补发工资的主张亦不符合该行业的一般特征。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宋昌健关于其科贸公司曾向其承诺保底年薪1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按照年薪10万元标准要求科贸公司补发工资、支付欠发工资50%赔偿金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等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6月6日解除，宋昌健表示同意，科贸公司亦未上诉，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均认可科贸公司对宋昌健不记考勤，因宋昌健未举证证明其于2011年6月仍向科贸公司提供劳动，同时结合其自2011年4月29日起向梁宇鹏所发若干份手机短信的内容，本院认定宋昌健于2011年6月未向科贸公司提供劳动，科贸公司无需向其支付2011年6月的工资。
关于宋昌健的离职原因一节。宋昌健虽称科贸公司违法将其辞退，但亦自认科贸公司未曾明确做出对其辞退的意思表示。从宋昌健向梁宇鹏发送的多份手机短信内容来看，可以看出宋昌健有明确的辞职意思表示，故本院采信科贸公司关于宋昌健系辞职的�张，对宋昌健关于要求科贸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科贸公司未依法向宋昌健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宋昌健可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张，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宋昌健要求科贸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上诉请求，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兴宇鹏达科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宋昌健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猛
代理审判员 李亚男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