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达行初字第21号
原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韩盖桥社。
负责人蔺三毛。
委托代理人杨长有，男，汉族，农民。
被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住所地：达拉特旗树林召镇。
法定代表人吉格定。
委托代理人李怀德，系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土地监察大队干部。
第三人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
负责人田文军。
委托代理人康换小，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田外姓，男，汉族，农民。
原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韩盖桥社不服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一案，向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4日作出（2013）鄂中法行辖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指定本案由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韩盖桥社（以下简称韩盖桥社）的负责人蔺三毛、委托代理人杨长有；被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怀德；第三人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以下简称三八素二社）的负责人田文军、委托代理人康换小、田外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于2012年11月21日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作出达政行裁字（2012）184号处理决定书。该决定认为：争议地虽在历史上最早归属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韩盖桥社，但因迁移等原因大红奎村韩盖桥社已实际不经营该地多年，在此期间原吉格斯太乡政府曾组织协商将该地所有权明确给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且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实际经营该地多年，该事实应作为确权依据，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将本案所争议1831.25亩土地确认归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所有。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原吉格斯太乡大红奎村党支部书记张银泰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争议地的历史经营情况，迁移的事实。2、原吉格斯太革委会副主任胡玉成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其叙述与张银泰的证明相吻合。3、合作造林协议书一份，证明：十年期限内争议地由第三人所有并发包。4、王挨兵、黄四毛人、王玉狗、马存河、郝申盖、出具的证明，证明：争议地一直由第三人经营，其中王玉狗，马存河是新建社的社员。5、争议地的草图，证明争议地的面积及四至界限，上面有原告、第三人社长签名。
原告韩盖桥社诉称，《决定》认为：争议土地的权属历史上最早归属于原告，但因迁移原因原告已实际不经营该地多年，期间于1978年原吉格斯太乡政府曾组织协调将争议地所有权明确给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且三八素二社实际经营该地多年，以此作为被告的确权依据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予依法撤销。
争议土地1831.25亩历来属于原告集体土地，这是人所共知、无可争议的事实。1976年达拉特旗政府实施“林木上沙，农田下川”的政策，原告社部分以农为主的社员迁移到大红奎大队，而牧户（主要指养羊户）依然留在原地，且一直经营、管理着本案争议地。并非被告所说原告整体迁移，更没有将争议土地划分给三八素二社的事实。被告没有调查取证、没有走访当时知情村民，仅凭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一面之词就将本属于原告的土地错误地确认给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再有被告不尊重客观事实，凭空捏造了1978年原吉格斯太乡政府开会决定将争议土地分给三八素二社的事实更是子虚乌有，其会议参与人没有当时乡政府主要领导孙树芳（时任乡党委主任）、周玉明（时任乡党委副书记），也没有三八素大队的干部、更没有当时实际经营、管理、使用者即原告社的社长及其他任何社员；划分如此大面积的土地理应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而绝不能像被告说的既没有要土地的村干部也没有土地实际使用人（原告）就能把如此大面积的土地划分给另外一个村，这是既不符合常理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严重剥夺原告的经营自主权和知情权的错误行为。
原告申请证人郝来小、白玉林出庭作证。
被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辩称，经答辩人审理查明：争议地面积为1831.25亩，现状为荒地，1976年达旗政府实施“林木上沙，农田下川”政策，将原吉格斯太乡孟太圪卜大队的韩盖桥生产队和二梁壕生产队人员，整体迁移到吉格斯太大红奎大队，迁移后将原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土地划归大红奎大队所有，二梁壕生产队的土地划给了吉格斯太乡办林场，迁移后，大红奎大队从三八素大队等集体抽调土地组建新建队，安置被迁移人员。当时组建新建队共占用18000多亩土地，新建队社员每人分4.3亩土地。后新建队又分成了几个社，韩盖桥社（沿用了原名称）是其中的一个社。由于组建新建队时抽调了三八素大队二小队600多亩河头地，三八素大队二小队认为抽调土地较多，于是三八素大队二小队向吉格斯太乡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吉格斯太乡政府协调大红奎大队将未迁移前隶属于原韩盖桥生产队东大碱壕土地，划归其社所有。1978年原吉格斯太乡政府开会决定将东大碱壕地分给了三八素大队二小队，参加人有胡玉成（原任革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树华（原任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已故）、刘子清（原任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已故）、张银太（原任大红奎村党支部书记）、孙埃文（原任三八素大队二小队队长）、武栓小（原任副小队长）及三八素大队二小队社员田宽小等，土地划分开后三八素二社曾在该地上，种过糜子、麻子、葵花等低产作物，断断续续经营该地，2001年4月8日三八素二社与机械化林场沟心召分场签订《合作造林协议书》，因种植沙棘、纯林成活率较低，鄂尔多斯市造林总场沟心召分场于2011年9月5日将该地归还三八素二社。后三八素二社在现争议地上经营开发，韩盖桥社出面阻拦从而引发纠纷。为此，申请人申请至旗政府，请求依法确认本案争议地权属。
旗政府认为：争议地虽在历史上最早归属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韩盖桥社，但因迁移等原因大红奎村韩盖桥社已实际不经营该地多年，在此期间原吉格斯太乡政府曾组织协商将该地所有权明确给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且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实际经营该地多年，该事实应作为确权依据，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将本案所争议1831.25亩土地确认归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所有。
旗政府作出的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旗人民政府做出的达政行裁字（2012）184号处理决定书。
第三人三八素二社述称，迁移是事实，迁移的时候我们社分了600亩河头地给原告，带了60多口人，我们的地就少了，当时原告要在争议地种树，因为我们的地本来就少了，就没有让原告种植，后来由乡里调解，确定大碱壕的地为我们的地。一万八千亩应该是一千八百亩。争议地一直是由我们经营着。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原吉格斯太乡大红奎村党支部书记张银泰的证言和原告方证人郝来小、白玉林出庭证言可以证实：1976年“林木上沙、农田下川”，原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迁移到大红奎大队并每人分得4.3亩土地的事实，以及原吉格斯太乡书记胡玉成的证言证实：1978年乡、村两级政府根据三八素二社的要求，开会研究决定将原属于原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的东大碱壕土地划分给三八素二社。
经审理查明，1976年达旗政府实施“林木上沙，农田下川”政策，将原吉格斯太乡孟太圪卜大队的韩盖桥生产队和二梁壕生产队成员整体迁移到吉格斯太大红奎大队，其中原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土地划归大红奎大队所有，二梁壕生产队的土地划给了吉格斯太乡办林场，迁移后，大红奎大队从三八素大队等集体抽调土地组建新建队，安置被迁移人员。新建队社员每人分得4.3亩土地。由于组建新建队时抽调了三八素大队二小队600多亩河头地，三八素大队二小队认为抽调土地较多，向原吉格斯太革委会提出申请，请求政府协调大红奎大队将未迁移前隶属于原韩盖桥生产队东大碱壕土地，划归其社所有。1978年原吉格斯太革委会研究决定将东大碱壕地分给了三八素大队二小队，2001年4月8日三八素二社与机械化林场沟心召分场签订《合作造林协议书》将东大碱壕地交给林场造林护沙，2011年9月5日林场将该地归还三八素二社。争议地面积为1831.25亩，有三八素二社和韩盖桥社以及村委会的相关人员参加测量签字的草图为证，土地现状为荒地。
另查明，当年随迁移政策整体迁移的村社还有孟太圪卜大队田太圪卜生产队整体连人带户插迁到蛇肯点素；将沟心召大队卜尔洞生产队整体迁移连人带户插迁到梁家圪堵组建新建队。当时革委会一并作出的决议。
本院认为，争议地虽在历史上最早归属原吉格斯太乡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但因涵盖桥生产队已经整体迁移到大红奎大队组建新建队，并从三八素二生产队等处抽调土地，每人分得4.3亩，故迁移前原孟太圪卜大队韩盖桥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包括本案争议地东大碱壕地）不再属于韩盖桥生产队所有。而原吉格斯太革委会与大红奎大队已经组织协调将东大碱壕土地所有权明确给大红奎大队三八素二小队，且从大红奎村三八素二社与机械化林场沟心召分场签订《合作造林协议书》的情况也可以佐证三八素二社对争议地的经营与控制。故被告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将争议地所有权确定给第三人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做出的达政行裁字（2012）184号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白玲
审 判 员 薛 芸
人民陪审员 高志林
二〇一四年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魏 华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判决撤销或
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
超越职权的；
滥用职权的。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
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