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2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中山北路30号名人城市广场39F。
法定代表人：全先刚，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峰，男，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雷，徐州市铜山区棠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薛峰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2民初10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薛峰在事故发生后应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但事故发生后，薛峰在未依法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离开现场，9小时后才向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报险，且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明确要求其报警处理的情况下，2小时后才报警，明显存在故意延迟报警的情形。另外，薛峰并未在事故中受伤并且曾与朋友联系。因此，薛峰违反了法定义务及合同义务，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薛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薛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赔偿薛峰车辆维修费15015元、救援费用1200元，合计金额1621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日，薛峰为其所有的苏Ｃ×××××号汽车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一份。2016年9月29日21时30分，薛峰驾驶涉案保险车辆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铜山区张集镇上张村路口时，因雨后路滑致车辆侧翻。事故发生后，薛峰因需检查身体而离开事故现场，并于次日7：30分左右，向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报保险，但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迟迟未到事故现场，仅仅要求薛峰报警。薛峰报警后，交警到达事故现场并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薛峰为维修车辆花费修理费15015元、救援费用1200元，但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拒绝赔付，薛峰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9月29日21时30分，薛峰驾驶车牌号为苏Ｃ×××××小型客车，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铜山区张集镇上张村路口时，因雨后路滑致车辆侧翻，造成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薛峰未通知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被家人接走。次日，薛峰向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报案，该公司未到事故现场，但告知薛峰报警处理。2012年10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薛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陈述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薛峰提供拖车费及维修费发票证明其花费拖车费400元、维修费15015元，另提供吊车费收据一张，欲证明其花费吊车费8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月2日，薛峰委托案外人赵某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购买了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一份（约定不计免赔）。该保险合同上由案外人赵某代替薛峰签字，并注明“赵某代”字样。案外人赵某办理完保险手续后，将保险费发票及投保单交与薛峰。
一审法院认为：薛峰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薛峰依据保险合同主张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赔付其拖车费400元、维修费15015元，有发票予以证实，该院予以采信。薛峰主张的吊车费800元，因其没有提供正规发票，待其完善证据后可以另行主张。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虽辩称涉案保险车辆单方肇事后，被保险人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公司，凡通知不及时或未经保险公司同意擅自撤离现场造成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该院认为，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在与薛峰签订保险合同时针对该免责条款时，未能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进行提示，且一审庭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其辩解依法不予采信。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薛峰拖车费400元、维修费15015元，合计1541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5元，由安邦财险江苏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事故发生后第二天薛峰手机通话记录截屏照片一组，拟证明薛峰陈述事故发生在2016年9月29日晚上9点30分左右，其在事故发生后有较多的通话记录，与为其购买保险的赵某也有多次通话记录，故其在事故发生后完全具备报警和报险的条件。
薛峰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且薛峰同赵某通话是为了咨询理赔事宜。
被上诉人薛峰为证明其诉讼主张，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陈述其系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受安邦财险工作人员沈芳的委托，代理安邦财险的业务。涉案保险业务即为赵某代表安邦财险为薛峰办理，并代投保人薛峰在投保单中签字，由沈芳支付给赵某佣金。
薛峰经质证对赵某所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安邦财险江苏公司经质证认为赵某代薛峰到该公司投保，赵某与薛峰之间形成了代理关系，故赵某代薛峰在投保单签字的效力应及于薛峰。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通知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员工沈芳到庭接受询问，沈芳陈述其系安邦财险徐州市云龙公司的负责人，因安邦财险内部对展业人员的要求较高，故该公司会委托其他人帮忙拓展市场。赵某系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沈芳曾找到赵某帮忙拓展业务，并无专门委托，只是一种销售渠道，一般安邦财险会把佣金返给客户，但是赵某带客户办理业务，就把佣金截留给赵某。
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对沈芳的身份及其所作陈述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因薛峰对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提交照片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赵某所作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安邦财险及其工作人员沈芳的陈述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综合阐述。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薛峰为其所有的苏Ｃ×××××号车辆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99720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月27日0时起至2017年1月26日24时止。涉案保险由案外人赵某代办并代薛峰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
还查明，涉案投保单“特别约定”部分第二条载明：保险车辆单方肇事后，被保险人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公司，凡通知不及时或未经本公司同意擅自撤离现场，造成无法收集第一现场资料者，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本院认为：一、关于赵某代薛峰在涉案投保单中签字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主张赵某并非该公司员工，与赵某亦无人事及财务关系，但根据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下属分公司工作人员沈芳的陈述可知，沈芳曾找赵某帮忙拓展业务，并将佣金支付给赵某；赵某亦陈述其系受沈芳委托代理安邦财险的车险业务，其在为薛峰办理涉案保险时亦是代表安邦财险，并从安邦财险处收取相应佣金。因此，结合薛峰、赵某、沈芳的陈述，可以认定赵某系作为安邦财险江苏公司的代理人为薛峰办理涉案保险，其在涉案投保单中签字的效力应及于安邦财险江苏公司。
二、关于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应否承担涉案保险责任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虽然薛峰已交纳保费，并由赵某作为安邦财险江苏公司的代理人代为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但从上述规定可知，薛峰交纳保费的行为是对赵某代签保险合同行为的追认，仅产生薛峰愿意订立涉案保险合同的效果，而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是否已经向薛峰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系事实问题，不能仅因薛峰交纳保费而推定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向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仅凭涉案投保单不能证明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薛峰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在安邦财险江苏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向薛峰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涉案保险免责条款对薛峰不产生法律效力。
由上所述，虽然薛峰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报险即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投保单“特别约定”部分第二条载明的情形，但因“特别约定”的内容限制了薛峰获得保险赔偿的权利、限缩了安邦财险江苏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故应认定为免责条款，又因免责条款对薛峰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仍应承担涉案保险责任。另外，因安邦财险江苏公司二审期间未对一审判决金额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不予调整。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元，由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志名
审 判 员 苏 团
代理审判员 孟文儒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