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60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荣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精英新洲健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殷代敏，店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华军，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兴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纳，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邦文）：李邦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莉，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荣洲、上诉人深圳市精英新洲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兴文、原审被告李邦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9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精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精英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3、精英公司不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为精英公司应对朱兴文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为本案涉及的装修物拆除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范畴，是严重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条例所称的拆除工程及资质，是指特定的爆破与拆除工程及其资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一）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二）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三）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四）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的规定。第二款已清楚阐明拆除工程的性质和备案要求。拆除工程的资质分为承包一级、承包二级、承包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制定的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法律法规。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的企业。该规定取消了“拆除”活动，并同时取消了对爆破与拆除工程的资质要求，停止了办理资质许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早在2015年即发出通知，实施相应的换证工作。《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我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简单换证工作的通知》第19项明确列出“旧版建筑业企业资质类型与等级”之“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一级、二级、三级资质”对应换领“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类型与等级”为“取消”。《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同时将安全程度要求极高的土石方、混凝土预制构件、电梯安装、金属门窗、预应力、无损检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专业的承包资质取消，在相应专业工程承发包过程中，都不再作资质要求。此外，《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八十一条规定，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监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建筑法》对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这样的比本案拆除作业危险程度高很多的建筑活动都不做资质要求。上述系列法规足以清晰地说明，一审将安全要求极低的一般废弃物拆除作业归入法律规定的专业拆除工程范畴，是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想当然。况且，取消了的资质也无从再进行法律适用。如果中国的生产活动，按一审判决这样随意地适用法律，必将造成无人合法的情形，那将是非常荒谬的。对装修工程等许多专业的工程施工，从未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进行备案，本案的拆除作业连装饰工程的组成部分都谈不上，按一审对法律的理解，则应当进行备案，更是荒唐无比。本案本是一件事实并不复杂的纠纷，但一审的判决折射出基层法院离基本的专业性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抛开法律法规来说，空调风管的拆除是无需特殊安全条件的作业，现实中比比皆是。一审法庭调查也已查明，作业高度仅为2-3米，无需专门工具，仅需基本的注意义务即可保证安全作业。这样的作业并不比家庭换个灯泡更具危险性。恰恰是原告完全忽视起码的安全常识，才造成自身受到损害的结果。一审判决被告精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仅于法无据，也极其不合理、不符合公平原则。（二）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判决精英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是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司法解释适用的必要条件，首先是雇主应具备相应资质，前文已充分阐述本案的废弃物拆除活动，无资质要求。其次是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的雇主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精英公司最多算是将业务发包给被告吴荣洲，吴荣洲再分包给被告李邦文，李邦文则是原告的雇主。精英公司根本不认识雇主李邦文，既无分包的意思表示亦不知道分包关系的存在，更不存在分包给李邦文的事实。要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吴荣洲或李邦文应是接受精英公司发包或分包的雇主。吴荣洲不是雇主，李邦文虽是雇主，但根据合同相对性，精英公司未发包或分包给李邦文，司法解释适用条件根本无法成立。显然，一审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适用上述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吴荣洲与原告朱兴文为雇佣关系，被告李邦文与原告朱兴文为劳动合作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已查明吴荣洲将风管拆除业务分包给李邦文，李邦文再进行分包。即吴荣洲不可能是李邦文及原告的雇主。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会议纪要》、李邦文的收条等证据佐证，李邦文在第一次庭审中也均认可，一审判决书也予以确认。故李邦文与原告是雇佣关系，吴荣洲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但一审判决在阐述判决理由时，又认定李邦文和原告均受雇于吴荣洲，相互矛盾。第一次庭审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均已完成，第二次庭审传票记载事由为对原告补充的证据进行质证，但一审不仅程序违法，让李邦文代理人作无任何证据证明的、与李邦文自认事实相反的陈述，还罔顾法庭调查阶段已经查明的事实，采信了这些陈述，作出错误判决。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存在必须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看双方有无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建立雇佣关系、劳务关系必须双方自愿，被告吴荣洲与原告始终互不相识，不存在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的可能。双方更无建立雇佣关系、劳务关系的合意和事实。实质要件首先看是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看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本案李邦文是收废品的，其独自与吴荣洲商定了自行拆除废品的范围、时间、价格等合同内容，并直接接受全部款项。李邦文然后雇佣原告等人，负责管理作业、保证进度、监控质量、分配报酬，废品的收益则归自己所有。李邦文的收益为废品出售收益4500元加5000元劳务报酬的一部分，其总收益超过合同收入的一半，并非一审所认为的没有藉此赚取额外利润。此外，一审认为李邦文与他人一起共同劳动不构成雇佣关系也是缺乏常识的臆断，无任何事实依据。事实上中国民工中这样的雇佣关系非常普遍，自己做雇主也参与劳动的包工头比比皆是。一审以李邦文没有为其他工友提供劳动工具推定李邦文不是雇主，更缺乏常识及合理性。按此逻辑，吴荣洲也没有为工友提供劳动工具，亦应不是雇主。中国的农民工几乎人人都自带者简单工具在各类工地劳动，按此推论无人能成为他们的雇主。三、一审判决朱兴文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次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承担的责任比例过低。一审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阐述了雇主对雇员的损失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居然又称雇员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应当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显然，一审对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产生了严重错误的理解。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本案雇主李邦文应承担一般过错责任。根据前述分析，本案的拆除作业不需要特殊安全条件和工作技能。朱兴文及其工友经常打工做此类工作，理应对危险性非常熟悉，仅需略加注意即不可能发生危害。原告的人身损害完全是因为自身忽视起码的安全防范、过度自信、贪图省事所致，属于重大过错。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四、一审判决未依法查明与朱兴文共同受雇佣的雇员的责任，未判决有过失雇员承担连带责任，是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之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朱兴文、吴荣洲、精英公司、李邦文均认可朱兴文发生人身损害的原因是原告及同为雇员的两位工友重大过错所致。既然要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一审法院就应依法查明事实，判决有重大过失的雇员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五、一审判决误工天数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护理费的分析中，认定“原告从北大医院出院时，原告伤口愈合良好，原告前往重庆市开县中医院门诊复查，接诊医师为原告开具了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的建议，但这仅为医师的建议，并非确定的医嘱，且与北大医院的出院医嘱不符，而从门诊复查情况来看，原告的伤情并未加重，医师建议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的合理性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误工时间需由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持续治疗且休息的证明。原告第一次前往重庆市开县中医院与从北大医院出院相隔36天，第二次与第一次又相隔93天，且两次均为门诊问诊复查。所谓诊断也只是记载朱兴文的自述，无证据证明存在与损害后果相关的持续治疗。一审认定上述期间朱兴文持续误工无事实依据。同理，医师开具的休息治疗一月的建议，合理性存疑。这样的建议非常随意，朱兴文甚至可以随时要求开具。庭审中朱兴文提交由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其父亲无收入来源的虚假证明，其诚信己被法庭质疑，有笔录佐证。故上述证明更不具有证明力，不应采信。朱兴文误工天数应以北大医院的出院医嘱为准为27日，误工费应为4194.2元。
针对精英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朱兴文答辩称：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属现行法律法规，应予以适用。二、本案中拆除工程是由精英公司发包给吴荣洲，吴荣洲没有相应的资质，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李邦文答辩称：李邦文与朱兴文同为本案涉案施工工程的被雇佣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吴荣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朱兴文对上诉人吴荣洲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兴文或李邦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被上诉人朱兴文提交的《会议纪要》记载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1、《会议纪要》载明的签字人员包括吴荣洲、李邦文、精英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2、《会议纪要》在“与会人员”部分注明了吴荣洲为一包，李邦文为二包。3、《会议纪要》记录了李邦文三段话，其中两段为：“大约18号下午我在等工，吴老板来叫我要不要铁皮，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拆风管5000元，由李组织人拆除”。“工程款由吴支付5000元，然后我分配给下面员工”。二、庭审调查过程中，李邦文自认的事实简述：1、李邦文自行组织了包括朱兴文等十几人负责拆除风管的施工。2、李邦文及其组织的工人自己携带铁锤、扳手等劳动工具。3、李邦文自认精英公司向其支付了5000元的报酬，且李邦文自认先后两次出售拆除后的风管的收益为4500元。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以及庭审中李邦文自认的事实，很明显，吴荣洲与李邦文存在承揽法律关系，李邦文与朱兴文存在雇佣法律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李邦文与朱兴文为合作关系、吴荣洲与李邦文为雇佣关系属于法律适用的重大错误。1、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会议纪要》及《合同法》第251条的规定，吴荣洲与李邦文间为承揽法律关系。2、朱兴文与李邦文存在雇佣关系，李邦文为朱兴文的雇主。四、受害人朱兴文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错，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李邦文与朱兴文应根据各自的过错对朱兴文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综合本案事实，朱兴文应至少自行承担50%的损失。但原审判决仅认定朱兴文自行承担30%的损失，该比例明显过低，与朱兴文的过错程度明显不符。本案中，受害人朱兴文是站在脚手架上进行拆除风管工作的，朱兴文应当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风险性，应道知道施工时不仅需要戴安全帽等保护措施，还需要移动脚手架的人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朱兴文在下方的工友尚未移动脚手架的情况下，完全不与工友打招呼、也不注视工友的动作，擅自移动自己位置导致踩空而从脚手架上跌落受伤，根据以上事实，朱兴文只要稍微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即可避免损害的发生，但朱兴文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至少自行承担50%的损失。但原审判决仅认定朱兴文自行承担30%的损失，该比例明显过低，与朱兴文的过错程度明显不符。五、退一步讲，如果原审判决关于“本案涉及的装修拆除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范畴，依法应由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的判决理由正确，那么同理，李邦文承揽的拆除风管工程也需要资质，而朱兴文由李邦文雇佣，故精英公司（发包人）、吴荣洲（承包人）和李邦文（分包人）三方应当对朱兴文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仅判决精英公司和吴荣洲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重大错误。1、首先，吴荣洲与李邦文为承揽关系、李邦文与朱兴文为雇佣关系。2、其次，如果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涉及的装修拆除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范畴，依法应由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的判决理由正确，那么同理，李邦文承揽拆除风管的工程时也需要相应资质，但李邦文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该资质，因此本案事实成为精英公司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吴荣洲，吴荣洲又将精英公司临时增加的拆除风管的工程分包给了同样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李邦文，而李邦文自行雇佣了朱兴文，故精英公司（发包人）、吴荣洲（承包人）和李邦文（分包人）三方都应当对朱兴文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受害人朱兴文受伤住院后，吴荣洲出于同情，已为朱兴文垫付了35000元的医疗费用，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赔偿朱兴文损失时，应先确定连带责任人应赔偿的损失金额（即受害人朱兴文实际损失金额），然后再确认吴荣洲已支付了3.5万元。而按照原审判决的思路，先用实际损失金额减去吴荣洲已支付的3.5万元，然后再判决连带责任人应赔偿的金额，必然会导致吴荣洲多支付赔偿金额，因此原审判决的逻辑有误。
针对吴荣洲的上诉，精英公司答辩称：同意吴荣洲的上诉意见。朱兴文则答辩称：一、《会议纪要》只是对相关事实的记录，不是法律文件，其中对参会人员所作的一包、二包的记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一审诉讼请求中朱兴文要求李邦文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李邦文则答辩称：李邦文与朱兴文同为本案涉案施工工程的被雇佣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兴文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415754.33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如下事实：2015年11月，精英公司拟重新装修“信托花园”健身房，将原装修物的清拆工作发包给被告吴荣洲施工。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手，被告吴荣洲找到站在路边揽活的被告李邦文，将其中的空调风管拆除工作分包给李邦文施工，双方商定由被告李邦文负责联系工友，空调风管的拆除费为5000元，拆除下来的空调风管归被告李邦文等人所有。被告李邦文联系好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工友后，众人于2015年11月19日自备铁锤、扳手等简单劳动工具进场施工。次日施工过程中，原告站在脚手架上面工作，当地面两名负责协助原告的工友准备移动脚手架时，由于双方没有配合好，原告失足跌落地面致颅脑受伤。被告李邦文随即送原告到附近的北大医院急诊治疗，后转为住院治疗，被诊断为“颅脑外伤”。原告在北大医院共住院治疗11天，经手术治疗后恢复良好，于2015年12月1日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医嘱为“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建议全休两周，住院期间留陪一人；2.定期门诊复查，我科随诊。”2016年1月6日，原告前往重庆市开县中医院门诊治疗，被诊断为“颅脑外伤术后50天”，接诊医师的建议为“1.门诊休息治疗一月后复诊；2.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2016年4月8日，原告再次前往重庆市开县中医院门诊治疗，被诊断为“左额额颞顶硬膜外血肿（术后）；2.颅骨术后改变”，接诊医师的建议为“门诊休息治疗一月后随访复诊；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留陪伴一人。”原告在北大医院治疗期间自付门诊医疗费1131.1元、住院医疗费30224.99元，合计30224.99元。原告在重庆市开县中医院门诊治疗期间自付门诊医疗费1516.65元。其间，被告吴荣洲通过被告李邦文向原告支付了3.5万元医疗费，该笔费用未从原告诉讼请求当中扣除。
2016年8月1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应原告委托，对原告的伤情进行了司法鉴定，将原告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
另查明，原告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投保了《无忧医疗A条款》保险，原告受伤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赔付原告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本案涉及的装修物拆除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范畴，依法应由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被告精英公司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被告吴荣洲个人施工，依法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吴荣洲承包拆除工程后，碍于人手不足，找到站在路边揽活的被告李邦文，由被告李邦文出面联系其他工友后，将空调风管拆除工作交由被告李邦文等人施工，被告李邦文只起到联系介绍作用；被告李邦文与其他工友一起共同劳动，双方地位平等，彼此之间不存在管理关系；被告吴荣洲所付工钱由参与施工的工人平均分配，被告李邦文没有从中赚取利润差价；被告李邦文和其他工友一起自备简单劳动工具进场施工，被告李邦文没有为其他工友提供劳动工具，更没有籍此赚取额外利润。综合以上情形考虑，被告李邦文揽活后，邀约其他工友参与施工，双方之间是劳动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被告李邦文和其他工友一样共同受雇于被告吴荣洲，被告吴荣洲作为雇主依法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邦文作为原告的工友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站在脚手架上面施工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当两名工友准备移动脚手架时，原告为图省事没有下到地面，最终因双方配合不到位跌落受伤，说明原告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次要过错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雇主对雇员的损失承担的是过错责任，雇员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的，应适当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故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吴荣洲、精英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关于原告起诉主张的损失，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医疗费。原告主张的32872.74元医疗费有相应的医疗费票据为证，予以采信；二、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共住院11天，按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为1100元；三、护理费。原告从北大医院出院时，原告伤口愈合良好，医嘱住院期间留陪护一人，出院后无需陪护。仅管此后原告前往重庆市开县中医院门诊复查，接诊医师为原告开具了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的建议，但这仅为医师的建议，并非确定的医嘱，且与北大医院的出院医嘱不符，而从门诊复查情况来看，原告的伤情并未加重，医师建议门诊休息治疗期间需陪护一人的合理性存疑。按照司法实践中掌握的裁判标准，受害人主张出院后护理费一般需要构成三级以上伤残，或者经司法鉴定确有护理必要，而上述两项条件原告均不具备，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出院后的护理费不予支持，原告的护理费应为1898.24元（62987元／365天×11天）；四、交通费酌情确定为2000元；五、营养费酌情确定为2000元；六、鉴定费。原告为申请伤残等级鉴定支出2870元，有相应票据为证，予以确认；七、残疾赔偿金。原告为城镇居民，按照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178533.2元（44633.3元×20年×赔偿系数0.2）；八、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九、误工费。原告于2015年12月20日受伤，至重庆市开县中医院于2016年4月8日再次为原告开具治疗意见载明的休息治疗一月截止后的2016年5月7日，原告的病休时间累计为142天，之后原告未再提交需要病休的医嘱意见，故原告的误工期为142天，由于原告没有固定收入，且未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参照深圳本地国有建筑装饰行业在岗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误工费，为22058.6元（56700元÷365天×142天）；十、被扶养人生活费。开县长沙镇齐圣村民委员会为原告开具的《证明》，声称其辖区居民朱洪云、杨珍碧为原告父母，两人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及收入来源，生活全靠原告一人赡养。该《证明》上面没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的签名，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在被告提出异议后，原告没有进行补正，且该《证明》的部分内容严重失实，如被证明人朱洪云并非开县长沙镇齐圣村村民，朱洪云的户口本显示其为重庆市梁平县城镇居民，工作单位为梁平县运输公司客运站，职业为工人，从朱洪云的年龄分析，其应为企业退休职工，按常理朱洪云应享有退休金待遇，经当庭核实，原告承认朱洪云领有退休金，由此证明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予采信，原告可在完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的损失共计263332.78元。原告的医疗费损失具有财产损失的性质，应以补偿为原则，不应重复获赔，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原告赔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2万元后，就医疗费用保险金取得代位求偿权，原告无权再请求赔偿，故原告实际损失应为243332.78元（263332.78-2万元）。按照70%的过错责任比例，被告吴荣洲、精英公司应连带赔偿原告170332.95元（243332.78元×70%），减去被告吴荣洲已经垫付的3.5万元后，被告吴荣洲、精英公司实际还应赔偿原告135332.95元。对原告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荣洲、深圳市精英新洲健身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朱兴文135332.95元；二、驳回原告朱兴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91.2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1747.77元，被告吴荣洲、精英公司连带承担843.49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1日，涉案地点所在的信托物业公司出具一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记载吴荣洲为一包，李邦文为二包，李邦文陈述“吴老板问我要不要铁皮，最后达成协议，三楼风管由李组织人手拆除”、“工程款由吴支付我5000元，然后由我分配（注：由李邦文分配他下面的员工）”。吴荣洲、李邦文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及各主体的责任比例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各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会议纪要》的记载，精英公司需将其管理的健身房中的中央空调风管拆除，其将该项工作任务发包给吴荣洲，并向其支付报酬。可见，精英公司与吴荣洲之间构成加工承揽关系。吴荣洲接受这一工作任务后，找到李邦文实施这一工作，并约定给与李邦文拆除费5000元。结合这一情况并参考《会议纪要》中记载的“吴荣洲为一包，李邦文为二包”的内容来看，吴荣洲与李邦文之间亦属加工承揽关系。李邦文接受工作任务后其再找来朱兴文及其他工友实施该项工作，工作完成后李邦文将其从吴荣洲处取得的款项分发给朱兴文等人，综合这一情况并结合《会议纪要》中李邦文的自述来看，李邦文与朱兴文构成劳务合同关系，朱兴文受李邦文雇请从事风管拆除工作并从李邦文处取得劳动报酬。
二、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如前所述，李邦文与朱兴文为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李邦文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条件，也没有尽到提醒、督促等注意义务，李邦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朱兴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莽撞行事，疏忽大意，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确定朱兴文承担30%的责任，比例恰当，本院予以确认。李邦文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拆除中央空调风管一般需登高作业，还涉及到建筑物中水电的处理，此类作业即便无需专门资质的企业处理，参与人员也需具备此方面的专业技能，特别是有关电路的处理，工作人员一般应有电工资质。本案中，根据双方陈述，吴荣洲找来的承接工程的李邦文系在路边揽活为业，受伤的朱兴文登高2至3米作业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参与作业的人员包括吴荣洲均没有电工资质，从这些细节来看，参与作业的人员并无拆除中央空调的经验和专门技能，甚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包工头和施工队，精英公司作为发包人，吴荣洲作为转包人，均存在明显的选任过失，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又没有尽到提醒、监督的义务，应与李邦文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一审法院并未判决李邦文承担责任，作为受害人的朱兴文并无异议，并要求维持原判，可见其在二审审理期间并未要求李邦文承担责任。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也就说，朱兴文可要求李邦文、精英公司、吴荣洲中间的全部或部分主体承担责任。基于朱兴文的主张，李邦文在本案中可不承担责任，精英公司也吴荣洲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另循法律途径，要求李邦文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一审法院对朱兴文各项损失的金额合法有据，计算准确，本院予以维持。精英公司主张误工天数有误，但一审法院按照医嘱确定误工时间，依据充分。吴荣洲又主张其垫付的医疗费应在其应当支付的金额内扣除，但由于吴荣洲与精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人在赔偿款项后内部如何分配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时存在部分错漏，但考虑到朱兴文的主张，一审判决结果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4元，由上诉人吴荣洲、上诉人深圳市精英新洲健身有限公司各负担人民币11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卫峰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