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10民终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九洲，男，195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科，系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阳县烟草专卖局。
住所地：山阳县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周忠群，系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
住所地：山阳县南大街**号。
负责人：周忠群，系该分公司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陆训、金凌，系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九洲因与被上诉人山阳县烟草专卖局、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2016）陕1024民初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九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今存在劳动关系；3、判令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补缴1993年1月至今的社会保险；4、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发上诉人在岗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30元，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0元；5、判令被上诉人补发上诉人从1998年底待岗至今的最低生活费107230元（暂计算至2016年7月）；6、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自1989年起被二被上诉人招为烟叶专干，1998年底开始待岗。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从1989年起即建立劳动关系，且劳动关系存续至今是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第二条规定，拖欠工资争议，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的除外。根据上述本案事实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仲裁不存在超过仲裁期限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开始待岗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诉人申请仲裁已过期限，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山阳县烟草专卖局、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答辩称，1、我们和上诉人均未建立劳动关系。2、上诉人只能和一个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而不可能与烟草公司和烟草局两个主体建立劳动关系。3、无论从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上讲，都已超过。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郑九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由被告为原告补缴1993年1月至今的社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3、由被告向原告补发在岗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30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30元；4、由被告向原告补发从失业待岗至今（1999年1月至2016年7月）的最低生活费107230元；5、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阳县发展烟草种植业，成立山阳县烟叶生产办公室，并在全县录用烟叶专干，但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具体的设立单位、职能情况。1989年5月7日，山阳县烟叶生产办公室作出山烟生办发（1989）第05号“关于烟叶生产专干起薪时间和工资、奖金兑现办法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一、烟叶专干起薪时间。凡1989年1月18日前参加培训和到岗工作的，发给当月基本工资的50%（30元），同时在各段任务未完成前，每全月浮动20元；2月1日后减少人员，当日脱离岗位当日停发工资；增加人员，当月15日前到岗工作的发给全月工资，16日后到岗工作的发给半月工资。二、浮动工资和奖金兑现时间。县烟办按整地育苗、移栽管理、调整收购三个阶段的任务完成实绩，分期将专干每月工资下浮的20元和奖金拨给各区，各区严格按照各乡（含各区）的任务完成比例进行兑现和超奖欠罚。三、县烟办与各区的结算办法。县烟办以各区的烟叶生产任务和烟叶专干人数，先垫付后结算，在烟叶收购结束后，从烟叶返还税中提留还垫。工资下浮部分（每人每月20元）和奖金全县统一使用。按照各区全年烟叶种植各段任务完成比例进行兑现，务请各区、乡按照当地的烟叶生产进度合理支付工资和奖金。四、烟叶专干的调整配备和名额控制。各区为了促进烟叶生产，并根据各乡的生产任务和专干的工作能力，需要进行调整配备的，由各区研究决定。变动时应给县烟办报文备案，以便联系工作和拨付工资。各区的烟叶专干名额要控制在1989年4月底的在册人数，需要增加名额，应报县烟办批准，并不能随便挪用，否则不拨支工资。五、各区、乡对烟叶专干要进行考勤登记，县烟办每半年进行一次核实，防止管理使用不严和工资拨付失实。1989年10月11日，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山政发（1989）188号“关于印发一九九0年烟叶种植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烟草公司负责烟种供应，烟叶办、区、乡专干负责技术指导。1990年2月14日，山阳县农委、山阳县烟草专卖局作出山农委发（1990）004号“关于配备一九九0年区、乡（镇）烟叶专干的通知”，其中原天桥乡烟干郑九洲到石佛乡任烟叶专干。该文件同时规定：烟叶专干受双层领导，既受县烟办领导，又受区、乡两级直接领导。县烟办采取对各区实行技术集团性承包，签订合同书。（烟干）每人每月工资60元，全年奖金400元，年终按任务完成比例兑现。食宿、办公由各区、乡（镇）妥善安排。望各区、乡（镇）迅速通知本人，立即到岗工作。1990年4月12日，山阳县烟叶生产办公室、山阳县粮食局作出山烟生办发（1990）第009号“关于全县烟叶专干兑换粮食的通知”，为解决烟叶专干的生活问题，由粮食部门用兑换粮票办法解决。该文件所附全县烟干花名册中，原告郑九洲（郑久周）位于天桥乡。1990年9月17日，山阳县人民政府作出山政发（1990）101号“关于大力抓好一九九一年烟叶生产的意见”，该意见载明：将烟叶生产返还稅计入区财政创收中，除县财政在下拨各区的补贴基数中含5%外，其余由各区支付。区、乡配的烟叶专干工资由区乡发给，从财政扭补、扶贫等方面对烟叶生产实行倾斜扶植。被告烟草公司给原告发放过1991年8月份工资。1991年10月23日，陕西省烟草公司山阳县公司作出山烟发（1991）036号“关于一九九一年烟叶收购人员安排定岗的通知”，原告郑九洲为照川站保管员。1992年10月21日，陕西省烟草公司山阳县公司作出山烟发（1992）042号“关于一九九二年烟叶收购人员定岗的通知”，原告郑九洲为漫川站保管员。1993年10月28日，陕西省烟草公司山阳县公司作出山烟发（1993）018号“关于一九九三年烟叶收购人员定岗的通知”，原告郑九洲为中村区保管。1997年3月14日，山阳县烟草专卖局、陕西省烟草公司山阳县公司作出山烟发（1997）005号“关于印发行政管理、烟叶、专卖、财务、车辆等五项制度的通知”，规定纪律制度：烟叶专干每月规定4天假，由乡长或包片站长批准，以请假条为准；旷工一天的扣技术员工资10元；超假一天扣6元；旷工8天以上辞退工作；病假每月超过15天以上扣当月浮动工资。后来，由于山阳县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原告郑九洲返回家中，但具体时间不详，此后原告再未从事烟叶专干工作，也未领取报酬。后陕西省烟草公司山阳县公司更名为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2012年6月6日，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山政人社发[2012]369号“关于印发《山阳县对按计划招用的曾在我省国有、集体企业工作过的农村户籍人员发放养老补助操作办法》的通知”。根据该通知要求，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于2012年6月24日向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山烟发[2012]58号“关于秦吉朝等78人（含原告郑九洲）曾是烟叶专干的公示证明”。2012年6月30日，商洛市烟草公司山阳分公司向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山烟发[2012]59号“关于呈报郑九洲同志享受农业户籍人员养老补助的申请”，该文件中载明：郑九洲1989年1月参加烟叶专干，连续工龄10年。2016年7月26日，原告郑九洲向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超过仲裁申诉时效，于2016年8月1日作出山劳仲不字[2016]3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根据原告陈述，在该法施行前后，原告均从事烟叶生产，被告并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对此原告应是知情的，在原告离开工作岗位后，再未从事与被告有关的工作，被告也未再向原告支付过劳动报酬，原告在离开工作岗位后未再获得劳动报酬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原告直至2016年才申请仲裁，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认为超过仲裁申诉时效，决定不予受理，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申请仲裁，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故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九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郑九洲负担。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没有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那么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时间应当确定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在2002年前后，上诉人就找被上诉人，没有结果才走诉讼的途径。按照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和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判断双方劳动争议发生在2002年前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仲裁时效是60日，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劳动争议发生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2002年前后到2016年有10多年时间，早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如果上诉人认为其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者中止情形，诉讼时还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但因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只能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超过了仲裁时效并无不当。
另外，上诉人在岗期间双方并未发生工资争议，上诉人请求补发在岗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不属拖欠劳动工资争议，本案不适用追讨拖欠工资不受仲裁时效限制的规定。二审中，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导致协商解决纠纷无法进行。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郑九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尤永刚
审判员 卢洛军
审判员 文改云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宁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