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7民终3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宜波，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代理人：凌晓勇，四川久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永赤，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杨宜波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绵高新民初字第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宜波的委托代理人凌晓勇、被上诉人薛永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如下案件事实:杨宜波与薛永赤于2000年4月4日登记结婚，在2003年—2004年期间购买了位于绵阳高新区园艺街47号1栋1-5-10号的住房一套（建筑面积106.03平方米）并在装修后入住，薛永赤于2005年4月30日生育一女，取名杨某某。2006年2月，杨宜波受单位安排前往美国工作；在美国工作期间，杨宜波于2008年4月因患重大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器质性精神障碍）不能正常工作，经美国华盛顿州立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于2008年8月被送回国内接受治疗。杨宜波回国后由其父母和薛永赤陪同，先后在绵阳三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葛洲坝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医疗、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均由薛永赤垫付后，由社保部门和其工作单位按照当时政策给予部分报销，未报销部分由其自行承担。杨宜波由于生病导致情绪易怒、脾气暴躁，经多方治疗仍未好转，造成婚姻家庭关系极不和谐。2010年7月，薛永赤向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于同年9月自愿撤回起诉。2011年1月，杨宜波随其母亲彭少先回到原籍湖北宜昌生活并继续治疗。2011年5月，薛永赤因杨宜波治疗资金周转及家庭生活所需，在征求杨宜波父母的意见后将位于绵阳高新区园艺街47号1栋1单元5楼7号的住房以350000元价格出售；随后以210000余元的价格在长虹公司开发的“红色家园”小区购买了住房一套（建筑面积约86.1平方米）用于居住生活。2012年5月3日，薛永赤再次向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除前述事实外该案审理过程中还查明：1、薛永赤生育婚生女杨某某后直至2007年5月才恢复工作，2007年5月至2007年年底每月平均实发工资为1499.81元，2008年至2012年期间每月平均工资分别为1647.35元、1891.84元、2183.72元、3033元、2569.48元；2、杨宜波在美工作期间（2006年3月至2008年8月），其在长虹公司每月平均实领工资为2064元，另由其他单位每月给予了一定金额生活补贴（具体金额无法查证，杨宜波之母称每月800美元、薛永赤称每月为400余美元），因杨宜波患病其所在单位现在每月支付其生活费1500元；3、薛永赤在工商银行的工资帐户近两年内最高存款金额为74289.03元，2013年5月20日的存款余额为49823.34元，该帐户内资金包括其工资及杨宜波的医疗费周转金；4、杨宜波与薛永赤其他共同财产有：旧电视和洗衣机各一台、以杨宜波名义投入10000元购入的股票、以薛永赤为被保险人的平安鸿盛保险（从2001年起每年保费918元）、双方各自的住房公积金；5、杨宜波与薛永赤无夫妻共同债务。2013年5月29日，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绵高新民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准予薛永赤与杨宜波离婚；二、杨某某由薛永赤抚养并自行承担子女抚养、教育费用；三、夫妻共同财产：1、位于长虹“红色家园”小区住房归薛永赤所有，薛永赤补偿杨宜波人民币160000元（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2、双方各自的住房公积金归各自所有；3、投资10000元买入的股票归杨宜波所有，以薛永赤为被保险人的平安鸿盛保险归薛永赤所有；4、旧电视、洗衣机归薛永赤所有；四、驳回薛永赤、杨宜波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薛永赤未在指定期间给付杨宜波补偿款；杨宜波向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在执行过程中调查发现薛永赤在中国银行开设有尾号分别为0XXX、3XXX的个人账户，存在杨宜波本案诉称的交易记录。杨宜波知晓该情况后于2015年5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4140元，并按照60%分割给杨宜波，本案诉讼费由薛永赤承担。薛永赤答辩称：杨宜波于2008年两次汇款合计178885元，其中70374元是杨宜波的同事委托其从美国汇款回国的，杨宜波个人实际汇款为108000元。一部分用于归还之前购买住房时的借款，一部分用于为杨宜波治病和抚养女儿，并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已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一审中，薛永赤申请证人刘云生、高佳出庭作证；刘云生到庭陈述：其现在在长虹公司工作，以前与杨宜波系同事。2008年曾委托杨宜波将14226元汇款至国内，且保存了薛永赤转账至其夫人账户上的转款凭证。杨宜波表示对该笔转款费用予以认可。高佳到庭陈述：其在2008年曾委托杨宜波帮助汇款至国内，是应大使馆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当时拿不到这笔费用，在走之前，领导让找人帮忙办理，因为高佳与杨宜波关系比较好，所以委托了杨宜波办理，当时还写了公证书。杨宜波汇款后，薛永赤按当时汇率兑换后将人民币56106.55元交予了其本人；高佳提供的驻美国大使馆工程管理处出具的《援外待遇人员国外津贴补差表》载明：高佳的“补差数”为7865美元、高佳于2008年1月24日离馆。另查明：1、2008年2月，薛永赤先后在中国银行开设了尾号分别为0XXX、3XXX的个人账户；2、2008年2月20日，尾号为0XXX的账户收入美元21265元；次日，薛永赤按当日牌价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在扣除270.07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后将剩余151698.13元人民币存入尾号为3XXX的账户，并随后发生金额分别为14267.40元、56106.55元、80000元的三笔交易，交易后账户余额1334.18元；3、2008年7月16日，尾号为0XXX的账户再次收入美元3990元，薛永赤也于次日按当日牌价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在扣除48.68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后剩余27187.06元人民币存入尾号为3XXX的账户，并随后支取28000元，支取后账户余额为524.31元；4、杨宜波回国后因身患疾病无法继续工作，办理了病休并由工作单位逐月发放生活费；5、2009年9月23日，杨宜波所在单位对其医疗费用给予全额报销，此前的医疗费由薛永赤垫支后单位给予部分报销，具体医疗情况、医疗费金额和报销金额本案未能全部查明，仅查明2008年9月15日至同年10月9日期间在四川华西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6284.24元后实际报销金额为10594.90元；6、杨宜波在绵阳治疗期间（2008年8月至2011年1月），其父母曾到绵阳照顾其日常生活并陪同就医；7、杨宜波回湖北宜昌继续治疗后，其病休生活费由薛永赤代为领取后转汇给彭少先保管、支配，部分药品由薛永赤先行垫资购买再在长虹职工医院报销，报销后又用于购买药品，长期如此循环周转，其余医疗费也由薛永赤代为在长虹职工医院报销后转汇给彭少先；8、杨宜波2000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实领工资（不含在美工作期间国外津贴）逐年分别为14172.28元、7622.70元、11700.63元、12052.74元、14053.72元、17600.83元、20796.69元、22244.36元、23297.03元、10505.74元、15048.00元、14904.00元、19560.00元；9、薛永赤2000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实领工资逐年分别为13618.70元、16488.60元、19127.20元、18249.59元、20916.01元、8226.63元、4783.00元、13123.50元、19768.20元、22702.08元、26204.64元、36396元、30833.76元；10、杨宜波就薛永赤按照（2012）绵高新民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应付补偿款申请执行后，原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薛永赤银行账户信息进行了查询，除该判决已确认银行存款余额外，未发现其余银行账户拥有较大金额存款，执行标的经与长虹公司协调后，由该公司给予薛永赤资助后才得以执行到位。再查明：绵阳地区2000年至2012年期间城镇居民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逐年分别为：4844元、5000元、5494元、5570元、6047元、6422元、6909元、7804元、9959元、10664元、12268元、14070元、15717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明、（2012）绵高新民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中国银行交易信息查询数据、中国银行汇款通知单及外汇兑换水单、病例资料及医药费发票、长虹公司人力资源部《关于资助公司员工杨宜波的处理报告》及附件、长虹公司年收入证明、长虹职工医院《20110101—20120510报销明细》、驻美使馆工程管理处援外人员国外津贴补差表、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原审判决认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合法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等财产，除双方有特别约定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离婚时原则上应均等分割。离婚后，任何一方发现对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导致离婚时未能发现有关财产，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文书未作分割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这一部分财产进行再次分割，且分割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本案中，根据杨宜波、薛永赤诉辩陈述，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案涉汇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金额；薛永赤对案涉汇款是否存在隐藏的行为。一、关于案涉汇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金额的问题，杨宜波诉称其在美国工作期间分别于2008年2月20日向薛永赤汇款21265元、2008年2月21日向薛永赤汇款151698元、2008年7月16日向薛永赤汇款3990元、2008年7月17日向薛永赤汇款27187元，先后四次合计向薛永赤汇款204140元。但根据中国银行交易凭证显示，薛永赤尾号为0235的账户确实于2008年2月20日入账的21265元和2008年7月16日入账的3990元，但入账货币均是境外美元收入，且已分别于入账次日按当时美元牌价兑换为人民币151698.13元和27187.06元存入薛永赤尾号3XXX的账户，故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实际仅向后两次向薛永赤账户汇入25255美元而未汇入人民币，所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后的金额为178885.19元。对于杨宜波所汇回的人民币178885.19元，薛永赤辩称其中2008年2月20日入账的21265美元不完全是杨宜波的津贴收入，还包括了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同事委托其汇回款项，该部分兑换为人民币约70374元并已经分别交给他人，故杨宜波个人实际仅汇回约108000元人民币。薛永赤为证明其辩称事实，申请了高佳、刘云生出庭作证。证人高佳当庭陈述：与杨宜波系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同事，回国前曾委托杨宜波汇回在美国工作津贴收入7865美元，薛永赤按当时汇率兑换后将人民币56106.55元交予本人；并在作证时提交了中国驻美使馆工程管理处《援外待遇人员国外津贴补差表》，该表显示高佳尚应领取外国津贴补差额为7865美元。证人刘云生当庭陈述：与杨宜波系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同事，回国前曾委托杨宜波汇回在美国工作津贴收入，薛永赤按当时汇率兑换后将人民币14267.40元转入本人妻子账户；并在作证时提交了其妻子的银行存折，该存折显示2018年2月21日曾入账人民币14267.40元。经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证人高佳、刘云生的证言及其所出示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核，认为证人高佳、刘云生与杨宜波、薛永赤均不存在特殊的利害关系，且对其证明的事实均出示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再结合薛永赤尾号为3XXX的账户于2008年2月21日所发生的金额分别为14267.40元、56106.55元人民币的交易记录，可以确认证人高佳、刘云生的证言具有较高可信度，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对薛永赤所辩称事实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向薛永赤汇回的人民币178885.19元之中属于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为人民币108511.24元。二、关于薛永赤对案涉汇款是否存在隐藏的问题，杨宜波与薛永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除工资及杨宜波在美工作期间的津贴外无其他收入来源，也以此收入承担日常生活、子女抚养、安家置业、医药费用等支出，且在双方离婚纠纷审理、执行过程中均未发现薛永赤除工资账户余额外尚拥有其他较大金额存款，故对于薛永赤是否在离婚前隐藏了夫妻共同财产仅能通过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对比分析。2000年至2004年5年间，杨宜波与薛永赤工资收入合计约148000元，按照本地同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其家庭必然发生的合理消费支出约54000元，即整个家庭五年间所得收入除日常生活支出外可能产生的结余约为94000元；而在此期间内，双方购买并装修了一套面积为106.03平方米的住房，并添置部分家具家电等满足正常生活需求，虽因时间已较久远等原因无法查明因此产生的具体支出，但结合众所周知的本地2003年前后房价（约1000元—1500元每平方米）、装饰装修情况来看，前述家庭收入结余基本不可能足额承担该项支出，故薛永赤所称为购置前述房产及装修等相关事宜曾对外负债存在较高可能性。2005年至2010年六年间，杨宜波与薛永赤工资收入（不含杨宜波国外津贴）合计约204000元，此收入除生活日常生活开支外还需抚养婚生女杨某某，按照本地同期生活水平其家庭必然发生的合理消费支出约162000元，即其家庭收入除日常生活支出外可能产生的结余约为42000元；而在此期间内，杨宜波因患病于2008年8月回国并先后在绵阳三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等地多家医院多次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其2009年10月前因治疗发生的医疗、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社保部门和工作单位除部分报销外其余均由薛永赤支出，虽具体医疗和报销情况未能查明，但结合杨宜波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10日期间医药费报销情况（实报实销，金额合计301841.58元）和2008年9月在四川华西医院所发生医疗费报销情况（报销比例约65%）来看，薛永赤支出的未报销医疗费及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之和极可能是一个较为巨大的数据，且同期薛永赤还需支出婚生女杨某某的教育、医疗费用等其他开支；因此，根据杨宜波与薛永赤2005年至2010年收支情况来看，由于杨宜波患病、婚生女杨某某的教育和医疗等原因，双方在此六年间的工资收入（不含杨宜波国外津贴）几乎不存在产生结余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如果仅杨宜波与薛永赤从2000年至2010年的工资收入，根本不足以承担其家庭因日常生活、住房买受及装修、杨宜波医疗、婚生女教育和医疗等必然产生的合理支出，但双方在离婚纠纷审理过程中均确认对外不存在共同债务，并认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所涉国外津贴收入的事实，仅对该津贴的具体金额和是否已合理支出存在争议，而本案审理查明的杨宜波国外津贴收入与薛永赤在离婚时所作陈述大致相当，且无证据证实薛永赤保管、支配夫妻共同财产期间存在较大金额用途不明的支出的行为，故薛永赤就杨宜波国外津贴收入使用情况的陈述（用于清偿因住房买受及装修产生的债务和承担因杨宜波患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合理性，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薛永赤隐藏、转移了杨宜波取得的国外津贴收入。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杨宜波要求对其在美国工作期间取得的津贴收入再次分配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2011年至杨宜波与薛永赤解除婚姻关系期间，因双方的收入已基本独立支配，薛永赤个人的工资收入在承担其本人和子女日常生活及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合理支出后基本不存在结余，薛永赤因出售原有住房和新购置住房所取得的差额以及薛永赤当时实际拥有的大额存款，法院在审理双方离婚纠纷过程中也已做合理分割，且对此作出的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本案中不再予以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宜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181元，由杨宜波负担。杨宜波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杨宜波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薛永赤负担。杨宜波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薛永赤在离婚诉讼中隐匿财产，一审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定薛永赤没有隐匿行为，属于错误认定。杨宜波从美国向薛永赤汇款系事实，薛永赤在一审中认可自己收取了108000元，薛永赤应当证明她一年的实际消费，才能证明其没有隐匿财产。证人高佳的证言没有相关证据印证，56106.55元是杨宜波代其汇款的事实不成立。二、一审判决多次出现“可能”、“大约”等词汇，缺乏公正性。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杨宜波已经举出了薛永赤隐匿财产的证据，要看薛永赤举出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该财产的具体用处，才能免责。薛永赤答辩称：杨宜波与薛永赤的收入是可以查得到的，以当时的收入，无能力购买房屋，买房时向薛永赤的父亲、表姐、杨宜波的同学等人借了钱的。杨宜波到美国去之后的两年，薛永赤没有上班，每个月只有基本工资300元，杨宜波工资也只有1600元，孩子经常生病，无多余的钱还债，只有靠杨宜波2008年寄回来的钱还债，且寄回来的款项中有70374元是帮他人汇的。这108000元一部分用于偿还以前买房子的借款，还要用于给杨宜波治病和抚养女儿。杨宜波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二审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汇款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金额；二、薛永赤是否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一、关于案涉汇款中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金额问题，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分两次向薛永赤账户汇入25255美元，所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后的金额为178885.19元。对于杨宜波所汇回的人民币178885.19元，薛永赤辩称其中2008年2月20日入账的21265美元不完全是杨宜波的津贴收入，还包括了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同事委托其汇回款项，该部分兑换为人民币约70374元并已经分别交给他人，故杨宜波个人实际仅汇回约108000元人民币。薛永赤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成立，申请了高佳、刘云生出庭作证。刘云生陈述：其现在在长虹公司工作，以前与杨宜波系同事。2008年曾委托杨宜波将14226元汇款至国内，且保存了薛永赤转账至其夫人账户上的转款凭证。杨宜波当庭表示对该笔转款费用予以认可。高佳陈述：其在2008年曾委托杨宜波帮助汇款至国内，是应大使馆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当时拿不到这笔费用，在走之前，领导让找人帮忙办理，因为其与杨宜波关系比较好，所以委托了杨宜波办理，当时还写了公证书。杨宜波汇款后，薛永赤按当时汇率兑换后将人民币56106.55元交予了其本人，转款的金额为驻美国大使馆工程管理处出具的《援外待遇人员国外津贴补差表》上“补差数”载明的7865美元。该表格还载明高佳于2008年1月24日离馆。证人高佳、刘云生与杨宜波、薛永赤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且对其证明的事实均出示了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再结合薛永赤尾号为3XXX的账户于2008年2月21日所发生的金额分别为14267.40元、56106.55元人民币的交易记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可以确认证人高佳、刘云生的证言具有较高可信度，对薛永赤所辩称事实予以采信，并对杨宜波在美国工作期间向薛永赤汇回的折合人民币178885.19元之中的108511.24元属于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关于薛永赤是否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首先，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合法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等财产，除双方有特别约定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离婚时原则上应均等分割。离婚后，任何一方发现对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导致离婚时未能发现有关财产，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文书未作分割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这一部分财产进行再次分割，且分割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法律赋予了夫妻间权利被侵害的一方依法分割隐藏财产的权利，但主张分割隐藏财产的一方应当就隐藏财产的存在进行举证。2008年2月，薛永赤先后在中国银行开设了尾号分别为0XXX、3XXX的个人账户，2008年2月20日，尾号为0XXX的账户收入美元21265元，次日，薛永赤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在扣除270.07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后将剩余151698.13元人民币存入尾号为3XXX的账户，并随后发生金额分别为14267.40元、56106.55元、80000元的三笔交易，交易后账户余额1334.18元；2008年7月16日，尾号为0XXX的账户再次收入美元3990元，薛永赤也于次日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在扣除48.68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后剩余27187.06元人民币存入尾号为3XXX的账户，并随后支取28000元，支取后账户余额为524.31元，薛永赤尾号分别为0XXX、3XXX的两个个人账户所发生的交易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2012年薛永赤与杨宜波离婚时，该账户已不存在案涉转账的款项，即杨宜波无证据证明该款项尚存在。其次，杨宜波与薛永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除工资及杨宜波在美工作期间的津贴外无其他收入来源，双方以此收入承担日常生活、子女抚养、安家置业、医药费用等支出，且在双方离婚纠纷审理、执行过程中均未发现薛永赤除工资账户余额外尚拥有其他较大金额存款，故对薛永赤是否在离婚前隐藏了夫妻共同财产仅能通过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做对比而进行分析。2000年至2004年5年间，杨宜波与薛永赤工资收入合计约148000元，按照本地同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其家庭必然发生的合理消费支出约54000元，即整个家庭五年间所得收入除日常生活支出外可能产生的结余约为94000元；而在此期间内，双方购买并装修了一套面积为106.03平方米的住房，并添置部分家具家电等满足正常生活需求，虽因时间已较久远等原因无法查明因此产生的具体支出，但结合众所周知的本地2003年前后房价（约1000元—1500元每平方米）、装饰装修情况来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四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前述家庭收入结余基本不可能足额承担该项支出，故薛永赤所称为购置前述房产及装修等相关事宜曾对外负债存在较高可能性。2005年至2010年间，杨宜波与薛永赤工资收入（不含杨宜波国外津贴）合计约204000元，此收入除生活日常生活开支外还需抚养婚生女杨某某，按照本地同期生活水平其家庭必然发生的合理消费支出约162000元，即其家庭收入除日常生活支出外可能产生的结余约为42000元；而在此期间内，杨宜波因患病于2008年8月回国并先后在绵阳三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等地多家医院多次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其2009年10月前因治疗发生的医疗、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社保部门和工作单位除部分报销外其余均由薛永赤支出，虽具体医疗和报销情况未能查明，但结合杨宜波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10日期间医药费报销情况（实报实销，金额合计301841.58元）和2008年9月在四川华西医院所发生医疗费报销情况（报销比例约65%）来看，薛永赤支出的未报销医疗费及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之和极可能是一个较为巨大的数据，且同期薛永赤还需支出婚生女杨某某的教育、医疗费用等其他开支；因此，根据杨宜波与薛永赤2005年至2010年收支情况来看，由于杨宜波患病、婚生女杨某某的教育和医疗等原因，双方在此六年间的工资收入（不含杨宜波国外津贴）几乎不存在产生结余的可能性。故，如果仅杨宜波与薛永赤从2000年至2010年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承担其家庭因日常生活、住房买受及装修、杨宜波医疗、婚生女教育和医疗等必然产生的合理支出，但双方在离婚纠纷审理过程中均确认对外不存在共同债务，并认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所涉国外津贴收入的事实，仅对该津贴的具体金额和是否已合理支出存在争议，而本案审理查明的杨宜波国外津贴收入与薛永赤在离婚时所作陈述大致相当，且无证据证实薛永赤保管、支配夫妻共同财产期间存在较大金额用途不明的支出的行为，故薛永赤就杨宜波国外津贴收入使用情况的陈述（用于清偿因住房买受及装修产生的债务和承担因杨宜波患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合理性，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薛永赤隐藏、转移了杨宜波取得的国外津贴收入。因杨宜波不能证明案涉转账的款项在婚姻关系结束之时尚存在，加之薛永赤对于汇款金额之用途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杨宜波要求对其在美国工作期间取得的津贴收入再次分配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9元，本院决定予以免收。审判长 陈 谦审判员 吴莹迪审判员 陈 江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谭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