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赣07行终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福堂，男，1977年4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系崇义县过埠富堂生态养殖家庭农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张征相，男，1946年4月13日生，汉族，住崇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崇义县农业和粮食局，住所地：崇义县政务大楼。
法定代表人肖开朗，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权平，系该局渔政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肖剑鸣，江西江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福堂因其与崇义县农业和粮食局渔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崇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赣0725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郑福堂在陡水水库大门江板坑口库汊水域进行渔业养殖，并自行建造了一些养殖设施。2013年2月25日，原告取得了赣崇府（淡）养证[2013]第00028号水产养殖证，其中登记有水域、滩涂所有制性质为国家所有，面积为10.0公顷，并注明了四至范围、位置座落和示意图例，该养殖权期限为2013年2月25日至2014年6月30日。该养殖证有效期到期日前，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2014年12月12日两次核准延期，有效期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底被告崇农业和粮食局收取了原告2015年度的相关费用，2015年底未再收取原告2016年度的相关费用，也未再次核准延期。被告于2016年7月12日予以立案受理，经过调查询问、内部审批、事先告知、接受原告陈述申辩、书面回复，于2016年8月24日向原告作出了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原告限期在2016年9月10日前自行拆除渔业养殖设施，并送达了原告。原告不服被告的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于2016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崇自2015年6月起开展陡水湖水面整治工作，相关部门及时发布了搬迁通告，包干单位向水上养殖户散发了公开信和逐家逐户持续做工作；目前绝大部分水上养殖户已经上岸搬迁，但原告等极少数水上养殖户认为补偿不合理，仍未上岸搬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渔业法和江西省渔业条例的规定，使用国家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的，需要取得养殖证；本案原告郑福堂所在的养殖水域、滩涂属于国家所有，依法应当办理养殖证，事实上原告在2013年就办理了养殖证。同时，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崇义县农业和粮食局作为崇义县人民政府的渔业主管部门，具备渔业行政执法职责；原告郑福堂提出被告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与法律法规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养殖证应当记载主要登记事项，法律上的无证养殖包含以下情形：自始至终没有办理任何养殖证，养殖证登记的有效限期或者经过核准延期的有效期已经过期，超越养殖证登记的四至范围等等。原告2013年2月25日取得的养殖证，经过两次核准延期后，有效期于2015年12月31日已过期，未再核准延期；因此，被告认定原告的养殖行为是无证擅自养殖，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对无证养殖的，法律规定了限期拆除的处理方式，被告在作出本案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进行了调查询问、事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书面答复，并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材料，被告的处理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
原告2013年2月25日取得养殖证后，在养殖证有效期到期日前，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2014年12月12日两次核准延期，并按期缴纳了下一年度的相关费用；因此，原告提出不需要养殖户提出申请、是被告主动核准延期，与事实和法律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崇自2015年6月起开展陡水湖水面整治工作，相关部门及时发布了搬迁通告，包干单位向水上养殖户散发了公开信和逐家逐户持续做工作；被告在2015年底未再收取原告2016年度的相关费用，对原告已到期的养殖证也未核准延期；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未告知养殖证不予核准延期和应当依法注销，误导了原告的养殖行为，与事实和法律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此外，陡水湖水面整治上岸搬迁补偿问题，与本案被告行政执法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不能以补偿问题抵制被告的行政执法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郑福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福堂承担。
上诉人郑福堂上诉提出，请求撤销崇义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5行初10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所做行政处罚事实证据不全，认定错误，适用法律牵强。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没有依法维护上诉人的正确权益。上诉人从2012年末合法继受得到标的渔业养殖权证，本已请求主管部门改签办证，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不需要，只需遵循原权责义务，视原证继续有效。直到2015年6月，国家需要整治水库水质，交通等环境保护工程，开始启动收尾终止养殖的善后事宜，上诉人未再新增放养，扩大生产，而是等待一年一度的枯水捕捞期，将原放养产品捕获。但因2016年2-5月的枯水期反常未出现(客观天象与减灾抗洪因素)，上诉人才未进行捕捞，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就对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未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水域从事养殖生产”不符合事实。上诉人的养殖证到期后上诉人并未继续投放，坚持原样养殖生产，仅仅是在守护养殖准许期前产品，待机捕捞收获。而且也不是故意拖延，抵抗政令不从，而是一再请求政府合理解决不能及时收获之权益损失的补偿问题。所以不能说上诉人未取得养殖证，而是养殖证已逾期。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根据《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从未取得养殖证仍可责令改正、补办或限期拆除，上诉人本来有养殖证，只是逾期未获补办，这与“未依法取得”是有性质原则和重大程度上的不同，完全有别于“无证”、“未依法取得”之概念，更不能使用“擅自”一词，留守看护等待善后与继续“进行养殖生产”也不能等同定论处罚，对上诉人的处罚过重。对照江西渔业条例第十一条则更难对应引用，因上诉人并无抗抵国家政令之意，也不要求再申请生产经营活动，只是等待捕获时机或得到政府的相应补偿。上诉人务请法院或今后受理本案部门不要忽视渔业法第二章整篇之立法宗旨。申请二审法院调取崇过埠镇政府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6年2月签订的拆撤协议，拟证明被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律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辩称，上诉人郑福堂投放鱼苗的时间是2013年4月12日，并非其到超核准期我局还准许投放鱼苗。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有说明，即2015年6月政府通知延期终止后，上诉人并无违抗，再无新增投放投入。而我局验收上诉人投放鱼苗的时间是2013年4月12日，目的是投放的鱼种应符合国家规定，而上诉人投放的鱼种是从本库区内何如洋处调运的鳙鱼，而这种鱼的成长周期是1至2年，这是基本常识，这也是我局核准许可上诉人养殖证延期1年半至2015年12月的原因。上诉人有1年至1年半的时间进行捕捞销售。因此，上诉人所谓“主管部门认可下继续投放投入”的说辞无事实依据。2、所谓隐匿证据问题。水面承包费是依据水面承包合同由崇大水面开发公司收取，船检费是由县农粮局船检站收取，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是由县农粮局渔政站收取。后两个费用是上缴县财政;而这些收费均是2015年度以前(含2015年度)的费用，2015年后我局未收取上诉人任何费用。至于上诉人交给工商部门的会费，均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一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二审询问协调笔录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六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是崇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渔业违法案件作出渔业行政处罚的职权。上诉人郑福堂自2013年开始，在崇陡水水库大门江板坑口库汊水域设置养鱼设施从事渔业生产养殖，郑福堂2013年2月25日取得的养殖证，经过两次核准延期后，有效期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未再核准延期。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郑福堂于2015年12月31日后仍在水库从事渔业养殖是否属于无证养殖。本院认为，养殖证具有时效性，时效过期则证件失去法律效力，郑福堂不再具有合法养殖资格。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认定上诉人郑福堂在其持有的渔业养殖证失去效力的情况下仍在水库从事渔业养殖属于无证养殖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上诉人郑福堂在养殖证有效期过期的情况下在崇义县××水库库区水域从事养殖生产，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故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作为陡水水库库区水域渔业工作的主管机关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上诉人郑福堂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属明显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根据法律之规定，对上诉人郑福堂作出限期拆除养鱼设施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上诉人郑福堂上诉称被上诉人崇农业和粮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郑福堂申请本院调取其与过埠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签订的拆撤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确认该份协议在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就已签订，郑福堂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法院调取，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关于“新证据”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福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晓玲
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
代理审判员 高 霞
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曾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