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45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32号A3号楼101、102、103单元。
法定代表人：胡重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志霞，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佳，福建道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丹玲，女，197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滢，福建建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丹玲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1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郑丹玲擅自离职的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行为违法，裕铭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92218.75元；确认裕铭公司已足额支付郑丹玲擅自离职前的薪酬，无需再支付工资（差额）5072.88元；郑丹玲移交其所保管的属于裕铭公司的商业资料和财产给裕铭公司，并赔偿因此给裕铭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3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主任是一种职务，并非一种职位，一审判决未加以区分，错误地把职务正常调整当成违法调职降薪，严重侵犯了裕铭公司的自主经营权。郑丹玲、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一审法院均混淆了职务与职位（岗位、工种）的区别，均未对裕铭公司提出的“职务”与“职位（岗位、工种）”之区别、因职位（岗位、工种）变动引起工资降低与职务变动引起津补贴减少的不同作出正面阐述和回应，严重侵犯了裕铭公司的自主经营权。2.裕铭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曾长熙顾及老员工情感，不愿看到郑丹玲被追究刑事责任才调整其职务，一审却错误认定裕铭公司无法证实郑丹玲不适合担任经理职务。郑丹玲利用为公司办理电信业务的职务之便侵占裕铭公司30000元，裕铭公司依据调查令取证的《关于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相关号码调查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郑丹玲涉嫌职务侵占，不再适合担任经理职务，却得不到一审采纳。3.裕铭公司已足额支付郑丹玲薪酬，一审认定裕铭公司未足额支付是错误的。裕铭公司依据与郑丹玲于2010年5月2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乙方的奖金及各项津贴、补贴按甲方依法制定的劳动报酬、分配制度规定执行……上述劳动报酬确定后，甲方可根据乙方的技术水平、熟练程度的提高、贡献大小以及生产经营的变化适时调整乙方的工资水平”之约定，按照郑丹玲担任经理代理的职务给予了足额工资和相应的津补贴，并未拖欠郑丹玲工资。4.一审判决认定郑丹玲入职时间为2002年10月23日错误。郑丹玲仅向一审法庭提供一份《新进人员履历表》复印件，自认其上手写笔迹系其所书（即由其变造），并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足以认定郑丹玲于2002年10月23日入职裕铭公司。（2015）厦证内字第31456号《公证书》不仅裕铭公司对附件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而且附件中均以郑丹玲所说为假设前提并不能认定郑丹玲的入职时间和年限。裕铭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单位）》、《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附表》，系经第三方社保机构确认的，足以证实郑丹玲入职时间为2004年6月。5.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1月，郑丹玲向裕铭公司邮寄了一份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故意隐去具体的日子，意在掩饰郑丹玲于2015年11月5日擅自离职的违法行为。6.一审判决认定裕铭公司对仲裁裁决郑丹玲自2015年11月5日与裕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未提起诉讼，是极其错误的。裕铭公司在诉讼请求中提出“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擅自离职的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行为违法”，一审判决无视实际情况。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裕铭公司应承担对郑丹玲入职时间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述已阐明了郑丹玲无法举证证明其于2002年10月23日入职，依法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裕铭公司提交了分别于2014年10月10日、2015年8月3日制作的《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员工花名册》，与郑丹玲提交的《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单位）》、《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附表》记录的入职时间2004年6月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郑丹玲的入职时间为2004年6月2日。2.一审判决认为裕铭公司与郑丹玲变更了劳动合同适用法律错误。裕铭公司在没有改变郑丹玲工作岗位的前提下，对郑丹玲职务进行调整而引起津补贴变动，并未变更劳动合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之规定。3.一审判决错误认为郑丹玲在未与裕铭公司协商一致又辞职未满30天情形下可以解除合同。裕铭公司并未不足额支付郑丹玲职务调整后的工资，郑丹玲自2015年11月5日起无故旷工，擅自离岗已构成违法离职，不符合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第36—40条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规定，也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至第十三条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明确约定，郑丹玲于离职10天后才提出与裕铭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解除合同的理由、条件均不能成立。4.一审判决认为应按7100元/年×13.5年计算经济补偿金错误。前述郑丹玲擅自离职行为违法，裕铭公司依法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判决不仅无视郑丹玲违法性，而且无视《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二款“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之规定的约束力及于第一款，错误地以13.5年进行计算（郑丹玲在裕铭公司工作11年5个月），并错误地把“伙食500元”和“住宿补贴400元”纳入计算经济补偿金标准。5.一审判决错误认为裕铭公司无法证明郑丹玲不适合担任经理职务也无法证明双方就职务调整及薪资协商一致。裕铭公司于2015年8月1日已将公司内设机构撤并和人事调整情况在公告栏进行了公示，郑丹玲对其职务调整为财务经理代理及相应津补贴变动了三个月均无异议，完全充分证明了郑丹玲以实际行动表示其与裕铭公司就职务调整及薪资变动协商一致。6.一审判决认为裕铭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而对郑丹玲未移交商业资料和财产给裕铭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作审理。裕铭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已提出反诉，请求郑丹玲移交其所保管属于裕铭公司的商业资料和财产，并赔偿其给裕铭公司造成的损失。
三、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依法应中止本案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涉及企业自主经营权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范围。前述已阐明了职务与职位区别，裕铭公司对郑丹玲职务调整以及因职务调整引起郑丹玲津补贴变动，均属于企业内部事务，涉及企业自主经营权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范围。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事实证明本案案情复杂而无法在三个月内审理终结，本案由助理审判员一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难以胜任，以致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未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是不妥的。郑丹玲涉嫌职务侵占刑事犯罪，依法应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郑丹玲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且正确。1.裕铭公司主张职务调整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围，与调职降薪有根本性区别。实际是裕铭公司无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滥用管理权的表现。首先，裕铭公司有意混淆概念，试图避重就轻规避法律责任，侵犯劳动者权益。裕铭公司三番两次无任何正当事由无故逐步克扣郑丹玲的工资，严重侵犯郑丹玲作为劳动者及时足额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且大幅度的无故削减工资已严重影响郑丹玲的正常生活需要，郑丹玲在百般沟通无效的情况下，针对裕铭公司再次无故克扣郑丹玲2015年8月、9月份的工资报酬共计3200元的行为，诉诸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其次，凡涉及劳动报酬的增减范畴，即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都属于劳动法应予以调整范畴，也是劳动争议审理机构应当予以审查的部分。最后，裕铭公司在仲裁与一审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就职务和职位的区别，以及各自应适用相应不同的法律后果尽应有的举证责任，或者是就可扣减工资充分举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失职，甚至涉嫌刑事犯罪，其曾总念及旧情才仅做调岗处理。郑丹玲认为，裕铭公司没有证据的污蔑已涉嫌诽谤。首先，上诉状中所提及的曾总，从其上诉状看得出是一个心慈手软的大企业家形象，但另一层面，郑丹玲看到的是一个无视员工权益，甚至是蔑视国家法律的独断专横企业君王。其次，任何刑事控告都是得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的，任何的个人、组织不得随意以任何莫须有的刑事罪名控告他人。裕铭公司涉及诽谤。3.裕铭公司主张调薪属于正常的管理规范。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之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减少劳动报酬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裕铭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丹玲没有尽职责任。也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可以证明调薪有充足的规章制度依据，故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入职时间应为2004年6月。郑丹玲已充分就入职时间2002年10月23日提供《新进人员履历表》，同时结合裕铭公司总经理曾总在邮件回复自认的十三年工作年限，足以认定郑丹玲的实际工作年限。5.裕铭公司主张一审判决模糊离职时间，郑丹玲多次向裕铭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并未得到裕铭公司的任何回复，最后才于2015年11月10日以提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方式正式解除。郑丹玲早在通过2015年9月16日向裕铭公司的曾总发送邮件对8月份的扣发工资提出异议；后于2015年10月27日再次就扣发工资提出异议，同时主张解除合同及主张经济补偿金。此后，郑丹玲履行请假制度后又审慎再次于2015年10月15日发函确认解除事实。并不存在模糊之说。6.裕铭公司主张此处应是对郑丹玲实际于2015年10月5日离职的事实提出异议，而非是“提请诉讼”。这并非是事实认定错误，而是裕铭公司未有效行使其权利。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双方争议性质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裕铭公司主张其已就郑丹玲单方离职充分举证，但是，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对于掌握争议事项的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劳动争议案件中的特别规定，而特别法规定优于普通法适用，这是劳动争议案中的法律常识。2.裕铭公司主张职务调整引起津贴变动，未变更合同，即便有也超过一个月期限。郑丹玲认为，裕铭公司是在坚持职务调整的无稽之谈。郑丹玲自始至终异议的是裕铭公司三番两次无故克扣逐步克扣郑丹玲的工资，侵犯的是员工基本工资报酬足额及时取得的权利。2015年9月16日，第一次无故降薪达月额度1600元的情况，郑丹玲第一时间发函对裕铭公司曾总提异议，未得回复，得知第二次依然无故扣薪1600元的情况下，在2015年10月27日就提出异议，均未超过一个月的异议期。3.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擅自离岗属于违法。郑丹玲已就无故克扣工资事宜向裕铭公司的曾总直接发函提出异议并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履行请假职责后又再次发函主张属于正常之举。4.裕铭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最高不得超过十二年的说法，仅适用于工资高于社平工资三倍的劳动者，而并非普通劳动者，郑丹玲工资并不超过社平工资三倍。5.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无法胜任副总及工薪调整事项应由裕铭公司充分举证，裕铭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6.裕铭公司主张移交商业资料和经济补偿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且未在仲裁举证期限内以反申请的方式提出，依法应当驳回。
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正确。裕铭公司无视法定的仲裁庭及法院受理案件的正常程序，只在答辩状和起诉状提及意见，并非正式向仲裁庭提请受理程序，仲裁庭及法院也都对裕铭公司予以释明。裕铭公司拖延诉讼，假意调解实际是拖延时间，导致简单的诉讼迟迟未能在法定的审限内结案，将一个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从2016年2月15日拖延至2016年8月19日才结案。裕铭公司通篇以曾总马首是瞻，却完全无视员工的合法权益，也无视大陆的法律制度，在毫无证据情况下随意污蔑员工，已涉嫌诽谤。
裕铭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郑丹玲擅自离职的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行为违法，裕铭公司无需支付郑丹玲经济补偿金92218.75元；2.确认裕铭公司已足额支付郑丹玲擅自离职前的薪酬，无需再支付郑丹玲工资差额5386.67元；3.郑丹玲移交其所保管的属于裕铭公司的商业资料（《天翼业务受理登记单》、《天翼业务保底消费赠送终端优惠协议（政企团购版）》、《天翼业务登记及终端赠送清单》等相关资料）和财产（电信公司赠送的三星I879、苹果5手机），并赔偿因此给裕铭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30000元（上述两部手机本身的价值及133××××3225、133××××8797、153××××5325、153××××5356、133××××0455、133××××0477、153××××5316、180××××9163这8个号码保底消费给裕铭公司造成损失，折算按3万元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丹玲曾在裕铭公司工作，裕铭公司自2004年6月起为郑丹玲缴纳社会保险费。2010年5月25日，裕铭公司、郑丹玲签订了一份合同期限自2010年6月1日起计算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郑丹玲从事主任岗位（工种）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度，月工资4450元（若有调资，以调资后为准），裕铭公司于每月15日支付郑丹玲上个月1日至31日的工资。
郑丹玲的《工资条》载明，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期间，郑丹玲在裕铭公司担任“经理4”职务，其每月“本薪”为1450元（2015年7月调整为1500元）、“职务补贴”为2000元、“主管加给”为1000元、“伙食”为500元、“住宿补贴”为400元，“特别补贴”为1000元、“年资”为725元（2015年7月调整为750元），应发工资均为7075元（2015年7月为7175元）。2015年8月至11月期间，裕铭公司将郑丹玲的职务调整为“财务经理代理”，并将郑丹玲上述“职务补贴”、“主管加给”、“特别补贴”分别从2015年7月的2000元、1000元、1000元调整为1000元、700元、700元。代扣代缴当月社保、公积金个人应缴部分及个税后，裕铭公司实际已分别支付郑丹玲2015年8-11月期间工资（其中11月为1-4日）5013.36元、5020.11元、5020.11元、372.85元（已分别代扣11月社保、公积金个人应缴部分166.48元、174元）。
郑丹玲自2015年11月5日起未到裕铭公司工作。2015年11月16日，郑丹玲向裕铭公司移交了办公室旧钥匙、公章、钥匙箱等物品。2015年11月，郑丹玲向裕铭公司邮寄了一份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7日），以裕铭公司无故调整其工作岗位并扣减薪资为由，决定与裕铭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裕铭公司为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及补发工资、支付补偿金。2015年11月17日，裕铭公司向郑丹玲邮寄一份复函（落款人为总经理曾长熙、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表示不同意郑丹玲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一事，认为裕铭公司系正常调整郑丹玲职务及薪资、未拖欠工资，要求郑丹玲按规章制度回公司上班。
2015年11月10日，郑丹玲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郑丹玲、裕铭公司自2015年11月5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裕铭公司支付郑丹玲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差额4800元、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期间的工资586.67元、经济补偿92218.75元。2016年1月19日，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湖劳仲案[2015]627号裁决书，裁决：1.郑丹玲、裕铭公司自2015年11月5日起解除劳动关系；2.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裕铭公司应一次性支付郑丹玲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386.67元；3.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裕铭公司应一次性支付郑丹玲经济补偿92218.75元。裕铭公司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针对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郑丹玲的实际入职时间。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系于2004年6月起入职，裕铭公司有依法自当月起为郑丹玲缴纳社保；郑丹玲则主张其于2002年10月23日入职，并为此提交了（2015）厦证内字第31456号《公证书》、《新进人员履历表》等证据。裕铭公司对上述《公证书》的附件内容不予确认，认为无法证明郑丹玲已入13年之久；对《新进人员履历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系郑丹玲变造的，没有原件也没有裕铭公司的盖章等。经分析认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并在员工入职和离职时办理入职和离职手续。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自2004年6月起入职，但仅凭郑丹玲的社保缴交情况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入职时间，裕铭公司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郑丹玲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其自2002年10月23日起入职。2.郑丹玲的工作表现与管理能力是否不适合担任经理职务，双方就裕铭公司自2015年8月起调整郑丹玲的职务及薪资是否协商一致。裕铭公司主张其系根据郑丹玲的工作表现与领导能力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于2015年8月1日公示将郑丹玲职务调整为财务经理代理，郑丹玲对此无异议；郑丹玲则主张裕铭公司系无故扣发工资、调岗调薪，双方并未协商一致，其已于2015年9月16日发邮件给裕铭公司的总经理曾长熙，就其职务薪资调整提出异议。裕铭公司为此提交了《郑丹玲上下班考勤打卡记录》、《请假单》、《潘雪花上下班考勤打卡记录》、《天翼业务受理登记单》、《天翼业务保底消费赠送终端优惠协议（政企团购版）》、《天翼业务登记及终端赠送清单》、《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职务级别对应补贴一览表》、《ALA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产品说明》、《关于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相关号码调查的情况说明》等证据，郑丹玲对《郑丹玲上下班考勤打卡记录》、《请假单》、《潘雪花上下班考勤打卡记录》、《产品说明》、《关于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相关号码调查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无法证明裕铭公司提交的打卡记录未经篡改及郑丹玲有侵占公司手机、手机号的事实；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并未侵占公司财产，且裕铭公司并未以其工作表现与管理能力不适合经理职务为由对其扣发工资、调职调岗。经分析认为，仅凭裕铭公司提交的上述考勤记录、电信业务办理资料等证据，不足以证明郑丹玲的工作表现与管理能力不适合经理职务，也无法证明双方就裕铭公司自2015年8月起调整郑丹玲的职务及薪资协商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一、虽然裕铭公司与郑丹玲在2010年5月25日的《劳动合同》中约定郑丹玲的月工资仅为4450元，但裕铭公司自2014年11月起支付给郑丹玲的应发工资数额均超过该4450元，并于2015年7月达到7150元/月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郑丹玲的工资标准应按裕铭公司实际支付的数额、项目等进行确定。裕铭公司自2015年8月起将郑丹玲的职务调整为“财务经理代理”，并将郑丹玲应发工资中的“职务补贴”、“主管加给”、“特别补贴”等项目分别从2015年7月的2000元、1000元、1000元调整为1000元、700元、700元，即每月应发工资降为5550元。裕铭公司未充分举证证明郑丹玲的工作表现与领导能力不适合原经理职务、且裕铭公司系以该理由调整郑丹玲的职务与薪资，也未举证证明郑丹玲同意公司调整其职务并进而调低其工资标准；同时，裕铭公司主张其调整郑丹玲职务系企业实行自主经营权，是其对企业员工德、能、勤、绩考核的结果，由此导致郑丹玲职务变动并引起津补贴减少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畴等亦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裕铭公司自2015年8月起对郑丹玲调职降薪的行为违法，其应按郑丹玲降薪前2015年7月份应发工资7150元的标准足额支付郑丹玲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期间的工资。根据裕铭公司的实际工资支付情况及郑丹玲2015年11月份的出勤应计薪天数，其还应支付郑丹玲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72.88元[1600元+1600元+1600元+（7150元/月÷21.75天×3天-372.85元-166.48元-174元）]。二、裕铭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郑丹玲2015年8-11月份工资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郑丹玲有权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裕铭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郑丹玲实际自2015年11月5日起未回裕铭公司上班，厦湖劳仲案[2015]627号裁决书根据其2015年11月10日的仲裁申请裁决其与裕铭公司自2015年11月5日起解除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裕铭公司对此亦未提起诉讼，依法予以确认。裕铭公司主张“伙食500元”和“住宿补贴400元”两项为非工资组成部分，计算郑丹玲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时不应计入在内，但该两项补贴裕铭公司均系按固定数额逐月发放，故依法亦应计入郑丹玲的月平均工资当中。根据郑丹玲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应发工资标准，其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7100元；该月平均工资标准未高于厦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裕铭公司主张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不应超过十二年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因郑丹玲实际于2002年10月23日入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裕铭公司应按郑丹玲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7100元的标准、2002年8月23日至2015年11月4日的在职期间，支付郑丹玲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95850元（7100元/年×13.5年）。郑丹玲仅申请裁决裕铭公司支付经济补偿92218.75元，未超过上述数额，依法予以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移交其所保管的属于裕铭公司的商业资料和财产，并赔偿因此给裕铭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其该项诉求在本案仲裁阶段时并未作为独立的仲裁请求予以提出并进行审理，故裕铭公司的该项诉求依法仍应先行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在本案中不作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与郑丹玲自2015年11月5日起解除劳动关系；二、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丹玲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072.88元；三、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丹玲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92218.75元；四、驳回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裕铭公司认为郑丹玲的入职时间是2004年6月，主任是职务并非岗位，以及一审对郑丹玲向裕铭公司邮寄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没有认定日期外，双方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另查明，裕铭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下午收到郑丹玲邮寄的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郑丹玲对EMS显示的投邮时间11月13日予以确认。
还查明，曾长熙是裕铭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在曾长熙和郑丹玲的往来邮件中，双方提及过郑丹玲在裕铭公司已经工作13年。裕铭公司对此解释称，曾长熙是裕铭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曾长熙在邮件中提到郑丹玲的工作时间长短均顺着郑丹玲所说13年的口吻，并没有经过核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裕铭公司、郑丹玲自愿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应当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
裕铭公司主张郑丹玲涉嫌刑事犯罪，但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裕铭公司亦没有就该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院对裕铭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确认。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裕铭公司单方调整郑丹玲的岗位，并造成郑丹玲实际领取的薪酬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对劳动者的权益造成较大影响，属对原劳动合同履行情况的重大变更。在此情形下，裕铭公司并无确切证据证明郑丹玲在原岗位存在不胜任工作或有重大违规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裕铭公司对郑丹玲调职降薪的行为违法有事实为据，可予以维持。
郑丹玲实际在裕铭公司工作至2015年11月5日，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自该日起解除是正确的。在郑丹玲和裕铭公司实际经营人曾长熙的往来电子邮件中，双方对郑丹玲在裕铭公司工作13年的事实均没有提出明确异议，因此，郑丹玲已就其主张的入职时间提交基本证据予以证明。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解释，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在裕铭公司无法对郑丹玲主张的入职时间提交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对郑丹玲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一审法院根据郑丹玲的工作年限计算其经济补偿金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裕铭公司主张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
裕铭公司并无证据表明其在劳动仲裁阶段有正式提出反请求，一审法院对裕铭公司超出仲裁请求的事项不予审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裕铭公司如对相关问题存在争议，可另案处理。
此外，一审的其他判决亦无不当，且已作必要分析，本院不予累赘并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裕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厦门裕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 赐 进
审判员 许 向 毅
审判员 张 南 日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李仁莹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