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O2民终61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中街1号。
法定代表人：于兆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系辽宁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瑞佳，系辽宁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建，男，汉族，1963年2月14日出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娟，系被上诉人妻子，女，汉族，1966年1月31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系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4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8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开庭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被上诉人王国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娟、张雯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出租汽车合同书》第六条第二款，认定上诉人擅自将营运号牌转租给王文滨，因此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明显错误的。1、《出租汽车合同书》约定的有效期为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曰，期满后合同失效，条款不应再适用。2、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出租汽车合同书》不是承包合同，而是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实现被上诉人的股东收益。因此，《出租汽车合同书》的条款只是一种形式，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3、转租给王文滨经营被上诉人不仅知情，而且同意。第一、有证据证明转租时经过了被上诉人同意。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542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多名证人证实转租时告知了被上诉人。第二、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股东，常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于每辆车的运营情况都了解，尤其对其所有的车辆运营情况，被上诉人更不可能不知情。第三、案涉车辆从对外发包开始，三任承包车主刘付军、孙伟、王文滨都按月付款给被上诉人，时间长达三年多。被上诉人常年收款，不可能对承包人不知情。所以无论被上诉人如何否认，在法律上完全能够认定其应当知道。4、被上诉人作为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和�挂靠单位，有实施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在驾驶人具有严重违章或违反出租车行业管理规定的情形时，有权处理驾驶人直至解除合同更换承包人。在承包人不愿意继续经营时，也有权决定更换承包人。被上诉人行使职责除非有重大过错，否则为了被上诉人的利益实施的选任管理职责，后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一审判决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显失公正。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是案涉车辆和号牌的实际所有人，被上诉人也获得了全部经营收益，就应当承担车辆运营的风险，对车辆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使被上诉人只收取利益，不承担风险，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上诉人作为被挂靠单位，没有获得车辆运营收益，却要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显失公正。三、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上应符合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隐�代理的法律关系，所以车辆运营产生肇事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如果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挂靠关系，车辆的赔偿责任仍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作为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和被挂靠单位，有实施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有权更换承包人，除非被上诉人实施管理过程中有重大过错，否则为了被上诉人的利益实施的选任管理行为，后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国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双方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006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但是合同到期，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止，该事实在双方此前甘井子法院另案中（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得到确认，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另案庭审中自行陈述与被上诉人执行的该合同书延续到2013年12月31日，另外本次诉讼的一审中，上诉人作为证据自行向法院提供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中第二条承包期限一栏，有明确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添加内容，因此双方签订合同的期限截止日期是2013年12月31日，不存在合同期满的情形。2、（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并没有认定出租承包合同书不是承包合同的相应内容，而是认定了通过双方所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案涉的营运号牌已经成为被上诉人实现股东权益的载体，该生效判决同时认定了自2008年后双方虽没有实际续签书面合同，但被上诉人仍然享有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双方均应该履行合同的相应约定。3、案涉的车辆号牌被上诉人擅自转租给王文滨作为被上诉人确实不知情，上诉人一直提出我方应当知情，却未能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在542号案件中，也根本不存在多名证人证实的情况，而只有一个对方提供的证人，这个证人恰恰是上诉人对外转包车辆的中间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单独的证人证言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明效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自行聘用的驾驶员刘付军于2008年12月15日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该合同是三方签订的，而刘付军之后的两任驾驶员孙伟、王文滨根本不是被上诉人聘用，是上诉人隐瞒事实自行聘用，而且上诉人和后两任驾驶员所签订的合同均没有被上诉人的参与。上诉人之所以要隐瞒转租的事，是因为要通过作为证人的中间人向每一个和上诉人签订合同的驾驶员另行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金，而该承包金本应当属于对案涉营运号牌享有实际权利的被上诉人。但上诉人未得到该承包金，向被上诉人隐瞒了客观事实，上诉人每月收取承包收益的承包方式是通过银行转帐，在与刘付军签订合同的2008年12月15日之后，一直到2013年6月之前，被上诉人收取承包收益的银行帐户没有发生任何的变更，而且每月均按照与刘付军签订合同的约定收取了承包金，因此被上诉人并不知晓上诉人对外转租的事实，而且虽然上诉人是案涉号牌的实际权利人以及公司的股东，但是上诉人单位管理特别混乱，自2005年之后没有召开过股东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资是由石化公司来开工资，所以对上诉人公司的运营非常不负责任，案涉所有车辆的维修和保养，均有聘用司机自行处理，所以被上诉人对驾驶员发生变更根本不知情，上诉人一直强调我方应知道，但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本案中2013年6月，我方的银行帐户没有承包金入帐，被上诉人王国建本人到公司询问之后才知晓案涉号牌被上诉人擅自转租给一个叫王文滨的人，而王文滨在此期间发生了交通肇事，王文滨和王国建直到此次交通事故，�第一次见面。王文滨也一直认为是和上诉人建立了合同关系，并不知晓王国建是实际的权利人。而且王文滨缴纳的承包费用是交给了公司。所以，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当知晓，以及所谓的隐名代理是不存在的。4、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上诉人擅自将营运号牌转租他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案涉号牌实际权利人系被上诉人，驾驶员必须由被上诉人聘用。被上诉人需要对驾驶员专业技能，人品能力，家庭状况做综合考察后才可以聘用。而上诉人为了赚取转包利益，未通知被上诉人，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就任意聘用驾驶员，应自行承担合同的约定责任。5、上诉人作为案涉号牌的登记权利人和登记车主，是存在经济收益的，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每天要向上诉人缴纳70元的费用，按照向驾驶员收取的每�135元的费用，实际上诉人每天的利益只有65元，而且上诉人还直接向驾驶员每月收取固定费用，所以上诉人是有经营收益的。6、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应依据其与王文滨签订的合同向王文滨进行追偿，完全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王文滨作为肇事者，在撞死受害人的情况下，只赔偿了受害人几万元，就获得了缓刑处罚，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应继续向王文滨主张赔偿，上诉人一再向被上诉人进行主张，让被上诉人无法理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给付原告339,980元，并支付自2014年8月8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年息24%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国建原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化服务总公司职工，后开发区石化公�成立了三产企业，即大连实华出租汽车公司，原告出资50,000元购买了营运号牌为AY(W)60626的汽车，落户在大连实华出租汽车公司营运。2002年10月，大连实华出租汽车公司改制为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2006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将AY(W)60626营运牌号汽车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在承包期内，原告不得擅自将本车及营运号牌收回或转租他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等均由原告承担。2008年12月15日，原告、被告及案外人刘付军共同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和被告共同将AY(W)60626营运号牌承包给刘付军从事出租客运，承包期自2008年12月15日至2013年12月15日，车辆由刘付军自己购买，在承包期内刘付军每天向被告交承包金135元，每月按实际天数计算。合同未至履行期届满时，案�人孙伟接替刘付军继续承包，原告与孙伟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将AY(W)60626营运号牌承包给孙伟从事出租客运，承包期自2010年1月25日至2013年12月15日，车辆由孙伟自己购买，承包期内承包金为每天135元，每月按实际天数计算。前述合同未至履行期届满时，案外人王文滨接替孙伟继续承包，原告与王文滨于2011年8月22日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将AY(W)60626营运号牌承包给王文滨从事出租客运，承包期自2011年8月22日至2013年12月15日，车辆由王文滨自己购买，承包期内承包金为每天135元，每月按实际天数计算。2013年5月27日，王文滨在驾驶营运牌号为AY(W)60626车辆时，将行人崔胜福撞到，致车辆损坏、崔胜福当场死亡，经法院判决，原告承担赔偿418,690元的责任。后经法院执行程序，原告于2014年8月8日支付了赔偿金339,980元。2014年8月，原告�案外人潘万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将营运号牌为AY60626车辆承包给潘万强，承包期自2014年8月18日至2031年8月17日，承包金为340,000元，原告用该承包金支付了上述赔偿金339,980元的一部分。其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原、被告继续履行对于AY(W)60626营运号牌的合同关系，原告给付被告自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的承包金93,150元；一审法院又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辽0211民初7402号民事判决：原告与潘万强的承包合同关系解除，原告返还潘万强承包金300,000元及利息36,000元。另查，被告自2009年1月至2013年5月，其银行账户每月均有足额承包金进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其一，原、被告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书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条款对原、被告适用的期限；其二，原告是否有擅自将案涉营运号牌转租他人的行为。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成立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关系，且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在2006年1月1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中予以约定。原告称其与被告的承包合同关系虽然在2008年12月31日之后处于持续状态，但双方并未就2008年12月31日之后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与被告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第二条第2款，有明确将承包期限延至2013年12月31日的改动，这在客观上可以认定，原告认可其与被告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中约定的条款至少在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是约束原、被告双方的，并且，原告在（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案件的答辩意见中亦称，其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经双方协商将承包期限延至2013年12月31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于2006年1月1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条款，至少到2013年12月31日对原、被告都是有效的。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将案涉营运号牌出租给案外人王文滨可以认定是原告擅自将营运号牌转租他人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与王文滨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上并没有被告王国建签字，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王文滨签订合同时得到了被告的同意；第二，被告称因其银行账户每月均有承包金进账，故其不知晓营运号牌承包人有变化，被告的该项辩称具有合理性；第三，被告称其只是将营运号牌承包出去，车辆系由承包人购买，故车辆维修、保养事宜与被告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其分别与刘付军、孙伟及王文滨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来看，车辆确系由承包人自己购买，故被告称其对车辆维修保养事宜并不知情具有合理性，因此对于原告主张汽车的维修保养事宜会让被告知晓承包人变更的事实，不予支持；第四，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知晓案涉车辆号牌承包人已由刘付军变更为孙伟、又变更为王文滨的事实。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2款约定，”在承包期内，原告不得擅自将本车及营运号牌收回或转租他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等均由原告承担”，该条款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均应遵守，本案原告在承包期内擅自将案涉营运号牌转租给王文滨，且并未通知被告或得到被告同意，因此，因承包人王文滨发生交通事故而致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0元，减半收取3,200元，由原告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是：一、双方之间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的期限如何确定；二、上诉人是否系擅自将案涉营运号牌转租；三、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承担给付案涉款项的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根据（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在答辩意见中明确经与被上诉人协商将双方之间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期限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且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中，在承包�限处也另行标注了截至期限2013年12月31日止的内容，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承包期限已延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于2008年12月15日共同与案外人刘付军签订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将案涉出租车营运号牌承包给刘付军运营，这说明在进行转租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共同确认并与他人签订合同，而在此后上诉人将案涉出租车营运号牌出租给案外人孙伟以及王文滨并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并未在该两人的合同中签字，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此知情并同意，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虽上诉人主张在（2015）甘民初字第542号案件有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知情，在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知情。被上诉人虽系上诉人的股东，但并不能以此就证明�上诉人对此应当知情，且被上诉人所收款项长期系现金存入被上诉人账户，不能分辨由谁存入，故被上诉人主张其无法由此知晓承包人发生变更符合常理。此外，根据双方约定上诉人不得擅自转租，故上诉人的转租应得到被上诉人同意，现亦无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转租，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擅自将营运号牌转租他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三个焦点，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约定，在承包期内，上诉人不得擅自将本车及营运号牌收回或转租他人，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等均由上诉人承担。如前所述，上诉人属擅自转租的情况，根据约定上诉人对案涉款项应自行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属于隐名代理及双方系挂靠关系一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应根据双方所签的案涉合同进行确定，根据该合同内容，被上诉人并非委托上诉人进行代理，本案不存在隐名代理的法律关系，同时上诉人主张双方系挂靠关系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亦不符合双方约定，故上诉人此节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大连实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宏翔
审判员 王 歆
审判员 吴义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尚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