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524民初1728号原告：林有萍，女，1956年5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铭，云南华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汝贵，男，住云南省建水县，系建水县临安镇西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被告：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住所地：云南省建水县北正路1号。法定代表人：薛元超，公司工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云南毛荣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建水县北正路1号。法定代表人：代建伟，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云南毛荣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天马路85号。法定代表人：冯锦文，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茂盛，系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原告林有萍与被告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以下简称红运公司工会）、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云2524民初2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林有萍的起诉，原告林有萍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云25民终1393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7）云2524民初24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追加第三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交集团”）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有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浩铭、尚汝贵，被告红运公司工会的法定代表人薛元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被告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皓，第三人红交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茂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有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以其出资额2.6万元对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中的公共股及自然人投资股共计321.65万元占有8.08‰股权比例。事实及理由：原告林有萍系红运公司退休职工，历经公司股权改革的整个过程。红运公司前称为红河州支前汽车运输公司，于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成立；1997年年底公司进行改制成立红运公司，注册资本为576万元，发起人为公司工会社团股及胡跃昆等八名自然人，其中工会社团股占87.29%，自然人股占12.71%。改制时为了保证职工的合法利益，制订并通过了《红运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章程规定：职工合股基金由公司内部职工出资组成，委托工会社团法人向公司出资，代表职工行使股东权利；工会职工共295名，出资额为300.67万元，由职工个人的出资及安置费组成；公司同时设立公共股202.23万元，该公共股由工资结余的45万元及净资产剥离量化在职职工安置费，职工未按1：1配额购足的剩余资产157.23万元共同构成；公司工会主席为职工合股基金的法人代表，合股基金出资由公司内部核算到具体出资人。原告依照当时公司的核定，于1998年12月16日交纳出资款1.3万元，1998年12月20日认购出资2.6万元。对此，公司向原告出具《工会职工合股基金出资证存折》，载明原告出资及2004、2005、2006年分红的情况。2000年3月，因红交集团为红运公司代还银行贷款805万元，在没有对被告红运公司的资产作清算、核定股值的情况下，股东作出决议，直接把805万元作为红运公司新的资本注入，从而改变了公司的股东结构。在股东人数上取消了胡跃昆、尚汝贵、杨家云等八名自然人股东，按照工龄出资的现金股及配额股一并加入到公司工会法人股统一持有、统一注册。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52.25万元，红交集团出资80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43%，红运公司工会出资由原来的576万元变更为647.25万元。并于2005年10月24日修改、制定新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出资人是公司资本的出资者，持有本公司出资证明材料的出资者就成为公司的合法出资人，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享受和承担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出资人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2010年6月修改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公司章程》也维持使用这一规定。从2014年开始，因公司管理方面的问题，引发出资人对公司存在问题的关注，并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出资人要求撤资。出资人与公司另外一名股东即红交集团达成了初步意向。但是处理工会法人股的份额时，红运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4日发布一份通知，称工会法人尚还存在，公共股属于公司公共出资，不能由出资人量化分割，从实质上否认公司所有出资人对工会法人股的全额股权。现原告认为，被告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在公司最初设立时即归全体股东享有，包括当时的公共股202.23万元在内。被告红运公司工会否认所有持股人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归属权而不量化分割是严重损害出资人合法权益的错误行为。被告红运公司工会作为依法维护职工合法利益的组织，不但不能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反而损害职工作为股东、出资人的合法权益，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红运公司工会辩称：红运公司的成立及股权是公开透明的，原告以其出资额2.6万元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并没有受到侵犯，但原告要求确认以其出资额2.6万元对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中的公共股及自然人投资股共321.65万元占有8.08‰股权比例没有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公司公共股是公司按改制方案安置完毕后的剩余资产，不包含任何职工出资。近年来对公司公共股是否量化到出资人存在各种意见，请法院依法对被告红运公司公共股是否量化，享受量化人员范围及量化方式作出裁判。红运公司工会只是合股基金管理的受托人，在没有得到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红运公司工会无权对公共股进行处理。本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除了这一次追加的红交集团外，改制时公司的所有人员包括未配股的职工，登记在册的出资人及中途退股的出资人都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5民终1393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认定原告林有萍和红运公司工会系代持股关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按照《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来确定。现原告属于部分职工对公共股提出量化主张，对公共股应不应当量化没有任何依据。被告红运公司辩称：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认可原告提出的其对公司工会法人股所占比例的计算方法。对公司公共股是否可以量化由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如果公共股可以量化，对公共股享有权利的人员是公司改制时的全体出资人。第三人红交集团述称：2002年3月红交集团向红运公司注入资金805万元时，红运公司的公共股已经形成，红交集团不参与红运公司公共股的分配。红交集团的意见是对红运公司的公共股应由公司改制时的295名工会职工加8名自然人股东和扩股后的出资人，共计307人共同享有权利。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应当由所有的权利人协商处理。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股权材料复印件，证明原告林有萍于1998年12月16日向公司交纳股本1.3万元后，在公司工会法人股中认购出资2.6万元及2004年、2005年、2006年分配红利的情况。3.公司设立时的材料复印件，证明1999年1月28日原红河州交通运输实业总公司改制申请登记设立红运公司。注册资本为576万元，发起人为公司工会社团股及胡跃昆等八名自然人。其中法人股占87.29%，自然人股占12.71%。4.红运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章程中载明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由公司内部职工出资组成，委托工会社团法人向公司出资，代表职工行使股东权利。工会职工共295名，出资额为300.67万元，由职工个人的出资及安置费组成。公司同时设立公共股202.23万元，该公共股由工资结余的45万元及净资产剥离量化在职职工安置费，职工未按1:1配额购足的剩余资产157.23万元共同构成。公司工会主席为职工合股基金的法人代表，合股基金出资由公司内部核算到具体出资人等内容。5.工会设立材料复印件，证明红运公司工会合股基金会申请成立情况。6.股东及股东名册复印件，证明红运公司职工出资及按1:1比例安置配股的情况。7.九八年公司章程复印件，证明九八年公司章程内容。8.公司改制材料复印件，证明红运公司改制的整个过程。9.股东变更登记材料复印件，证明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向红运公司注入资本805万元后，公司决议取消自然人股东工商行政登记注册，已取消注册登记的胡跃昆、尚汝贵、杨家云等八名自然人股东，按照工龄出资的现金股及配额股一并加入到公司工会法人股统一持有、统一注册。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52.2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作相应变更。10.2005年公司章程、2010年公司章程（修改草案）复印件，证明2005年10月24日公司章程第九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金1452.25万元，由红交集团与红运公司工会两大股东共同出资构成。其中：红交集团出资805万元，占注册资本55.43%；红运公司工会出资647.25万元，占注册资本44.57%。11.红运公司工会委员会通告，证明红运公司工会委员会认为公司按相关法规、政策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设立职工合股基金会并制定《职工合股基金会章程》，由公司工会对公共股及职工内部出资代为管理。公共股属于公司公共出资，现公司职工合股基金会部分出资人主张量化公共股，尚缺乏量化的准则、法律依据和操作可能性，公司正处于扩大投资和稳定上升期，不宜对公司资产作任何形式的处置和处理。12.评估鉴定报告，证明目前公司的资产为5709.16万元，红运公司的股权变化依据。13.证人王某证言，证明红运公司改制成立时，由职工自愿出资、公司进行配股，对不愿入股的职工，按每年工龄量化0.05万元领走款项。公司改制时形成公共股，与出资人的出资一起注册登记为合股基金。对职工的出资没有核算过出资比例，只是发放存折。出资人的退股已并入公共股，由于公司原有的资产属于出资人，因此公共股属于改制时的出资人。经质证，被告红运公司工会不认可证人王某证言，对第1至1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根据公司章程，原告属于公司出资人，对出资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到保护。红运公司改制时没有对公共股进行处分，公司委托工会进行管理。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成就原告要求分配公共股及公共股分配后占有比例的主张。被告红运公司同意被告红运公司工会的质证意见，并认为原告方提供的第1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红交集团对原告提供的第1至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采信原告方提供的第1至12组证据。被告红运公司工会、红运公司围绕其答辩理由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红运公司工会系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被告红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各项基本信息，经依法登记和确认被告红运公司的股东是公司工会社团法人股和红交集团。3.公司章程，证明：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人和股东与工商登记一致，合股基金出资人并非与公司相对应的出资人或股东。4.合股基金章程（节录），证明：公共股系公司改制时的余留资产，由公司委托工会向公司出资，公共股不含职工出资成分。5.工会合股基金职工出资人明细表，证明：工会合股基金出资人由章程记载的295名变更为现有119名以及各自身份情况，同时证明原告出资及相应权益与他人同等，且未发生争议。6.实收资本组成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红运公司2002年账面实收资本1452.25万元，由三部分组成：红交集团股本805万元、红运公司公共股130.98万元、红运公司工会自然人股518.27万元。其中工会自然人股共307名出资人，出资额516.27万元；在2007年7月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88名出资人退资，退出资款325.69万元，所退出资款是红运公司用自有资金支付，账务处理在其他应付款科目，现有119名出资人，出资额190.58万元。截止2017年4月公司账面实收资本1452.25万元，由三部分组成：红交集团股本805万元、红运公司公共股130.98万元、红运公司工会自然人股516.27万元。公司账面实收资本金额与注册资金一致。7.红运公司在岗和退休职工情况统计表复印件，证明红运公司从成立到改制及至今，已办理退休健在的人员有206人，退休人员中参加改制并入股人数51人；公司现有在册在岗职工121人，其中27人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22人，持有公司股份人数30人。8.关于实施内部扩股交纳出资额说明、建水红运有限公司工会合股基金职工出资人明细表、建水红运有限公司工会合股基金职工出资人明细表,证明红运公司根据红支发(2000)23号文件“关于实施内部扩股的决定”，自2000年4月—2001年6月共有职工157人，交纳扩股现金出资额97.35万元；红运公司在岗职工人员、退休人员、改制前退休出资人员、死亡人员、外调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等各类人员的出资明细；红运公司职工退出资的明细情况。9.红运公司红运发（2000）23号文件《关于实施内部扩股的决定》，证明红运公司于2000年4月10日向司属各部门通知实施扩股方案的决定内容。10.《关于建水红运公司社团法人公共股变动的说明》，证明1998年红运公司改制时注册资本576万元，包含自然人股本73.1万元，工会法人自然人股300.67万元，公共股202.23万元。2000年根据红支发（2000）23号文件“关于实施内部扩股的决定”，职工在2000年4月后—2001年内补交了97.25万元的现金股。按照职工按工龄出资认购、企业给予相应身份转换补偿金按1:1为配股的改制模式，2002年10月转92#凭证用公共股97.25万元做为工龄配股额，致使公共股减少97.25万元。又于2002年10月转91#凭证原自然人股的风险责任股退出，致使其配股额收回，从而增加了26万元的公共股。截止2002年10月底形成了社团法人公共股130.98万元的实有股份额。11.“关于已退出资款未变更注册资本的说明”及辅助明细账复印件、《红运有限公司出资人退资实施方案》（讨论稿）各一份，证明2007年，部分出资人提出退资请求后，红运公司于2007年7月下发《出资人退资方案》、《退资公告》，2007年7月至2013年12月31日止共有188名出资人退资，退出资款325.69万元，所退出资款公司用自有资金支付，账务处理在其他应付款科目，是公司资金收购了原出资人的出资额，所以未做注册资本的增减变更。12.“关于建水红运公司股本变动事项说明”，证明红运公司实收资本1452.25万元的组成情况。经质证，原告对第1、2、7、8、9、10、11、12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4组证据的被告方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5组证据不予质证，对第6组证据记载的退股名册及数据无意见，但对退股的资金是由公司还是工会出资有异议，公司是以工商登记为主，红运公司只存在公共股，不存在自然人股。第三人红交集团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红运公司工会、红运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对证据1、2、3、4、7、8、9、10、11、12及证据5中载明原告林有萍的出资情况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证据6记载的退股名册及数据无异议，第三人红交集团未提出争议，本院综合予以采信。第三人红交集团未提交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红运公司前称先后为红河州支前汽车运输公司、红河州交通运输实业总公司（国有企业）。1996年，根据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重组设立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公司的批复》（红政复〔1999〕6号）注册成立红运公司，注册资本为576万元，股东登记为胡跃昆、尚汝贵、杨家云、白云德、王某、靳选荣、薛元超、段明忠及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其中，八名自然人出资73.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71%；工会法人股出资502.9万元（含295名职工出资300.67万元及公共股202.2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7.29%。2000年4月至2001年期间，红运公司决定实施内部扩股后职工补交股金97.35万元加入工会法人股，后因职工何康死亡退资0.1万元，故工会法人股的实际出资为600.15万元。2002年3月，红运公司接纳第三人红交集团注资805万元，公司原登记的八名自然股东所持资本73.1万元在退还风险股本的个人现金出资26万元后，余下47.1万元并入工会法人股统一持有，工会法人股持股金额变为647.25万元（600.15万元+47.1万元）。上述资本发生变化后，红运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总注册资本变更为1452.25万元，其中第三人红交集团出资80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43%，工会法人股出资647.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57%。2007年，因部分出资人提出退资请求，经红运公司决定后在2007年7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共办理自然人现金退资188人，计325.69万元，所退资金由红运公司资金支付，因该退资款在红运公司财务账目上为应付款科目，仍可在公司内部依法转让，故未作注册资本的增减变更。至此，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647.25万元的资本构成为：119名自然人出资额190.58万元，188名自然人退股后尚在公司财务账目上的325.69万元及公共股130.98万元。原告林有萍系红运公司退休职工，参与了红运公司改制，改制时按照公司的核定，于1998年12月16日交纳出资款1.3万元，在按1︰1配股后认购出资2.6万元，红运公司工会向其签发了《工会职工合股基金出资证存折》作为其出资证明书。2016年12月14日因红运公司合股基金会部分出资人对公司公共股的处理提出不同主张，红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通告”形式进行通告：公共股属于公司公共出资，缺乏量化的准则、法律依据和操作可能性，公司正处于扩大投资和稳定上升期，不宜对公司资产作任何形式的处置和处理。原告林有萍认为该通告否认了出资人对公共股依法应享有的权利，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其出资额2.6万元在工会法人股中的公共股及自然人出资股共计321.65万元中享有8.08‰的股权比例。另查明，红运公司改制时，为规范公司内部职工的出资行为，保障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制订并通过了《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章程第二条规定“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由内部职工出资组成，委托工会社团法人向公司出资，代表职工行使股东权利”；第三条规定“公司职工共295名，出资额为3006700.00元，折合30067股，由二部分资金组成：（一）公司净资产剥离量化在职职工安置费1497400.00元；（二）职工个人出资1509300.00元”；第四条规定：“公司设公共股，委托工会社团法人向公司出资，出资额为2022300.00元，由二部分组成：（一）工资结余450000.00元；（二）净资产剥离量化在职职工安置费，职工未按1:1配额购足的剩余资产1572300元”；第五条规定：“公司工会主席为职工合股基金的法人代表，合股基金出资由公司内部核算到具体出资人”；第六条规定：“公司股东（职工）的股份，统一由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人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与公司共担风险，并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再查，《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各出资人缴纳出资后，公司向出资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作为出资人出资证明和参与分红依据；第十六条规定：出资人是公司资本的出资者，持有本公司出资证明书的出资者就成为公司的合法出资人，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享受和承担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出资人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本院认为：原告林有萍参加了红运公司的改制，向公司缴纳了出资，红运公司亦向其签发了出资证明书，按照《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林有萍系红运公司的合法出资人，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并对公司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因红运公司系由国有企业改制后注册成立，改制时红运公司制订并通过了《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原告林有萍与红运公司工会之间系代持股关系，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按照《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及《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来确定。关于工会法人股中的公共股能否量化到每个出资人的问题，根据《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第四条规定，公共股由红运公司改制时的工资结余及剥离量化在职职工安置费后的剩余资产两部份构成，其实质为改制时公司的剩余资产，属于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对该资产能否量化到每个出资人应由红运公司根据公司的经营实际确定，能不能量化及如何量化均系公司重大事项，按照《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红运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出资人大会决定。关于原告林有萍的出资额2.6万元所享有的出资人权利比例问题，按照《云南省红河州红运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合股基金章程》第五条规定，合股基金出资应由公司内部核算到具体出资人。原告林有萍的出资虽已由红运公司工会签发了《工会职工合股基金出资证存折》作为其“出资证明书”，但对其所持有的出资额在工会法人股中所享有的权利比例仍未具体确定，故应当由公司内部继续核算。但因红运公司系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注册成立的公司，改制时设立了公共股，且该公共股尚未量化到具体出资人；加之改制后存在188人退出，退出的资本325.69万元由新股东红交集团加入后的公司资金支付，尚在公司财务账目上，未确定新的权利义务承受人，致使工会法人股所持有的实际资本价值尚无法确定，故原告林有萍的出资在工会法人股中所享有的权利比例亦无法确定。现原告林有萍主张只计算其出资在工会法人股中的自然人出资及公共股中所享有的权利比例，其计算方式不符合红运公司的实际，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损害了其他出资人的权益，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红运公司工会法人股中的公共股属于改制时全体出资人共同所有，能否量化及如何量化应当由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确定，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原告林有萍的出资在工会法人股中所享有的权利比例，应当在红运公司对188人的退资进行处理后才能确定，其仅要求确认其出资额在自然人出资及公共股中所享有的权利比例的主张不符合本案实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有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原告林有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世红审 判 员  陆昱文人民陪审员  李忠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黄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