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03民撤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男，1969年1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胜利，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1，男，1939年11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2，女，1945年1月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3，男，1952年1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4，女，1947年10月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5，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6，男，1955年9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7，女，1942年6月5日出生。上诉人刘×因与被上诉人白×1、白×2、白×3、白×4、白×5、白×6、白×7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599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刘×于2015年8月起诉至一审法院称，刘×自1992年起与外婆赵××共同居住在朝阳区460号院（以下简称460号院）内。该院分为南北两个院落，北院登记在赵××名下，南院登记在白×6名下。2004年刘×出资4万元委托北京方盛华装饰装潢工程有限公司在460号院南、北各建平房五间，由刘×居住使用。2015年6月30日，王四营法庭开庭审理白×1、白×2、白×4、白×3诉白×7、白×5、白×6、刘×等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白×1、白×2、白×4、白×3欲以（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460号院20间房屋为七被告与赵××共有，刘×这才得知这一调解书的存在。刘×认为其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原因未能参加上述七被告与赵××的分家析产纠纷诉讼，但有证据证明该调解书内容错误，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上述民事调解书。白×1答辩称，第一，刘×实际居住地是朝阳区×小区×号楼16号，而并非其所说的从1992年起就居住在460号院内；第二，460号院是被告的祖业产，多年来一直是白×1兄弟姐妹七人和母亲赵××共同继承的共有状态，刘×无权在该院内出资建房，且刘×也未在该院落出资建房；第三，刘×诉称其不知（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与事实不符，违背生活常理。在（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中，刘×开车送其母亲白×7来参加诉讼，且460号院拆迁后，在共有纠纷一案中原告多次开车送其母亲白×7来法院参加诉讼。说明刘×其早在2011年就知道该调解书的存在。因此请求驳回刘×的起诉。白×2、白×3、白×4的答辩意见同白×1。白×5、白×6、白×7的同意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在起诉书中称其系在2015年7月16日通过其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诉讼才获知（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的存在；而在庭审中，刘×又称其系于2015年6月30日获知上述民事调解书的存在。又根据庭审中刘×的自认，其在其母亲白×7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诉讼中【白×1、白×2、白×4、白×3诉赵××、白×7、白×5、白×6共有纠纷，一审案号为（2012）朝民初字第33818号】，曾经代表白×7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庭审【二审案号为（2013）二中民终字第04847号，二审再审案号为（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而白×7作为当事人的上述案件，系基于（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而产生。根据生活常理，刘×作为白×7之子并代表白×7参加该案诉讼，对该案案情必然有一定的了解，故一审法院认为其在代表其母亲参加诉讼之前就应当知晓（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的存在并了解该调解书的内容。因刘×代表白×7参加的诉讼系在2014年11月即以该案原告撤诉而结案，距离本案立案日期（2015年8月28日）已经超过六个月，故刘×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且该六个月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裁定驳回了刘×的起诉。刘×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刘×曾代表白×7到二中院参加庭审错误，且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认定，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根据生活常理认定刘×了解（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裁定驳回刘×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刘×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2013）二中民终字第04847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8月21日的《民事询问笔录》和2014年11月14日的《谈话笔录》。证明目的：刘×并未代理其母亲到二中院参与共有纠纷的二审诉讼和再审诉讼。二、2012、2013年刘×在北京肿瘤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七页，2015年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证明目的：刘×在共有纠纷诉讼期间一直生病住院治疗，其亲属为了不影响其治疗，并没有人告知刘×诉讼之事。本院组织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上列证据进行质证。刘×、刘×的委托代理人张胜利律师、白×1、白×2、白×4、白×3、白×5、白×6到庭参加谈话。白×7经合法通知后未到庭。白×1、白×2、白×4、白×3均认可上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否认其关联性。理由为：2014年8月21日的《民事询问笔录》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一次开庭谈话，当时白×7参与了庭审，因此没有刘×的签字。白×7当时称是刘×开车送其到法院的。2014年11月14日的《谈话笔录》是（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撤诉谈话笔录，因此该笔录中只会有原告四人：白×1、白×2、白×4、白×3的签字。但当时白×5、白×6和刘×都到法院了，刘×是代表其母亲白×7出庭的。至于《住院病案首页》和《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和本案无任何联系。白×5、白×6均认可上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理由为：460号院是白家的财产，与刘×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刘×在生病，为其身体健康考虑，所以没必要和刘×谈论此事。2014年11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谈话，是刘×开车送白×5、白×6二人到法院的。刘×坚持已方的证明意见，且认可其在2014年11月14日开车送白×5、白×6二人到法院，但自己只是进入法院的停车场。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4日，白×1、白×2、白×4、白×3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起诉。白×5、白×6亦出庭。在2015年11月2日一审法院的庭审中，刘×自认其曾代表其母亲白×7参加诉讼，但到二中院时已经结束了，所以具体什么事情他并不知道。但在2016年3月25日本院组织的质证谈话中，刘×自认其只是送白×5、白×6到法院，其仅到法院停车场。对自己于2014年11月14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行为，刘×在两次庭审中做了两次不同的表述。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自认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第一，一审裁定运用生活常理来认定法律事实是否属于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是不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因此，一审裁定运用生活常理来认定法律事实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刘×是否在六个月之前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白×1主张刘×曾代表白×7参与（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诉讼中，对此，刘×承认其是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只是到那什么都结束了。该自认表明刘×已经抵达法院并意愿参与到该诉讼之中的。按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刘×对准备代表母亲白×7参与诉讼的案情应当是有所了解的。换言之，虽然因为抵达时什么都已经结束了而不能作为诉讼参与人，但这也并不能证明已经抵达法院准备参与诉讼的刘×对案件是不知情的。而（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是（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核心证据，是白×1、白×2、白×3、白×4提起诉讼的依据，因此，可以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刘×对此应当是知情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刘×向一审法院作出对己方不利的陈述后，在向我院上诉期间提交了新的证据以证明其对（2011）朝民初字第00710号民事调解书不知情，且对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件事做出了与在一审庭审中不一样的陈述。但经审查，该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裁定，因此，我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当事人双方均认可2014年8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进行的谈话刘×并未参加。因此2014年8月21日的《民事询问笔录》中并无刘×参与庭审的记录及其签名。第二，当事人双方均认可刘×在2014年11月14日去过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2014年11月14日的《谈话笔录》是（2014）二中民监字第08031号案件的撤诉谈话笔录，因此该笔录记录和签名中只能有原告四人：白×1、白×2、白×4、白×3。即便是明确表示自己到庭的白×5、白×6都在该份《谈话笔录》中无任何体现。换言之，这是一份不能体现出参与当时法庭谈话的全部人员名单的《谈话笔录》，其本身就不能证明刘×到庭或者不到庭。第三，《住院病案首页》和《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只能证明刘×身患重病，但是生病住院、劳动能力的丧失与知晓案情之间并无直接的冲突关系。因此我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第三，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起诉期限的审查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这个问题涉及两点。一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类型应当是包括裁定驳回起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关于：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指的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审查后作出的裁判类型。但任何的诉都会面临着起诉条件的审查，且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的。审查起诉条件的结果包括四种情形：立案、不予立案、立案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而裁定驳回起诉、立案后予以判决，第三人撤销之诉也不例外。二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六个月的审查，是属于起诉条件的审查，而非实体审查。即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刘×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应适用裁定驳回起诉是无法律依据的。因刘×代表白×7参加的诉讼是在2014年11月即以该案原告撤诉而结案，距离本案的立案日期（2015年8月28日）已经超过六个月，故刘×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且该六个月的期限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刘×的起诉裁定驳回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蕾蕾代理审判员  玄明虎代理审判员  巫扬帆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龚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