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1民终8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登发，男，1941年12月5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蔚芬，女，1941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林，江西昌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男，1945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孝祥，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登发、罗蔚芬因与被上诉人刘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6）赣0102民初3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登发及两上诉人共同诉讼代理人李昌林、被上诉人刘涛的诉讼代理人钟孝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登发、罗蔚芬上诉请求：一、撤销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6）赣0102民初3931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刘涛向上诉人赔偿返还102800元，并自2015年5月6日起向上诉人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直至偿付完毕之日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立案时严重误导了原告，立案法官明确要求原告必须提出判决书中所指“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否则不予立案。一审判决却指出“诉讼请求”与事实法律关系不符，导致这一诉讼后果是一审法院的过错造成的。二、一审法院在本案庭审时没有进行必要的法律释明，一审判决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在查明上诉人在广西××市由刘涛发展参加传销活动，也明知被上诉人刘涛欺诈上诉人，诱导上诉人将10.28万元支付给刘涛，造成上诉人血本无归的事实。一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了公正、司法为民的民事审判原则。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进一步证明，刘涛在明知是传销行为时，还误导上诉人，并将上诉人发展成传销下线，尽管被上诉人否认没有收上诉人的第二笔69800元，但被上诉人刘涛书写的发展下线名单中明确注明了两个上诉人都是21份，一份3800元。故上诉人这一102800元的损失与被上诉人的过错有直接关联。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阐述了其发展上诉人等人的下线，其收益是12万元，故现在上诉人确实有巨额损失，是被上诉人的过错导致的，被上诉人刘涛理所应当依法有赔偿义务。
刘涛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非针对起诉的诉讼请求及一审判决，属于新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畴，应当予以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审结本案，是根据上诉人的书面《民事起诉状》以及在归纳争议焦点之后，辩论终结时上诉人及其一审代理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同时，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已尽释明权，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之一“本案究竟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已经给予了上诉人重新确定请求权种类的选择权。另外，案由是寻找和确定当事人请求权基础的重要因素，而请求权基础又决定着当事人是否拥有请求权。如果案由选择错误，当事人和法院将无法找到支持其请求权的基础，从而可能导致诉讼请求被驳回的结果，但这并不能影响当事人根据正确的案由再行起诉，而不是提起上诉。二、不当得利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旧不成立。就本案而言，若为不当得利纠纷，则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且本案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曾登发、罗蔚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1、判令刘涛返还所借曾登发、罗蔚芬102800元，并自2015年5月6日起向曾登发、罗蔚芬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刘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6月23日，曾登发向被告转账71000元，当日，刘涛账号为95×××54支取5万元，2008年6月24日，该账户支取19800元，2008年6月25日，该账户存入1600元，2008年6月28日，该账户支取2000元。2008年8月13日，曾登发出具《委托书》给刘涛，其内容为：“上司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对连锁销售行业有了明确认识，我已申购参加了，因家中有事需回家处理，特委托刘涛同志全权办理有关事宜。”2010年10月21日的《关于刘利民的概况》复印件部分内容为：“刘某，男，出生于1954年，汉族，籍贯江西省于都县人……刘某于2007年5、6月间到达来宾，又于2008年11月大概超1000份业绩，总收入估计超100万元出局，即不见踪影。后由他爱人邱某等七、八个家人继续管理团队。由于团队管理混乱，常常随便拉入伙者等等的原因，整个团队终于2009年6月底解散，致使我们30多人深受其害，造成大家比较重大的经济损失，为此，我们几位受托代表特来要求对刘某立案侦查他的经济犯罪行为。附：刘某中国工商银行来宾支行卡号：95×××40，账号：21×××07；刘某某中国工商银行来宾支行卡号95×××64代表：1、刘涛2、刘某3、王某4、陈某5、曾登发”。2013年7月4日，曾登发到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报案，该局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曾登发报案称被刘涛诈骗了102800元，起因为2008年4、5月份刘涛找到曾登发，称中央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为了扶持西部开发正在广西承办项目，如果个人投资7万多元少则2、3年多则5、6年之后至少可以得到300、400万元的回报，投资的越多回报越高，刘涛并要求曾登发保密；后曾登发在2008年6月23日通过南昌市工商银行青山湖支行汇了71000元到刘涛账户（95×××54），大概在2008年和2009年中间应刘涛要求去广西来宾三、四次考察，考察内容为看文件及到来宾市内看看，2008年7、8月份，刘涛称赚了一部分钱并给了曾登发19000元现金，在10月份曾登发打电话问刘涛是否可以继续投资，刘涛称不能再投资了，如果要继续投资必须再弄一个身份，曾登发用其妻子罗蔚芬的身份投资，在2008年10月份在来宾考察时给了刘涛现金69800元，2009年元旦刘涛称赚钱了又给了曾登发19000元；2010年8、9月份，刘涛称总公司的老板因未交税跑路，然后刘涛带着曾登发、陈某、王某到来宾市公安局报案，民警简单询问了下，后就没有消息了；公司老总叫刘某，刘涛称其为堂弟。”2013年7月5日，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对刘涛进行了询问，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刘涛称国家西部大开发投资项目是效仿美国直销的模式，进行资本运作，培养中国的直销人才的，没有具体的投资项目，只是向别人讲述西部大开发的发展形势、未来前景，让别人自愿拿钱来搞资本运作……2007年年底，同乡刘某的爱人邱某打电话称其一家人在广西采矿赚了钱想把儿子安排到国外读书，后陆续打电话给刘涛，2008年3月份，刘涛答应了邱桂香的邀请去了广西××市，刘某对刘涛称来宾有一个国家项目秘密并要求刘涛在来宾多住几天，接着刘某经常请一些所谓的专家、总工程师给刘涛介绍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介绍资本运作模式，并介绍资本运作要求每个人至少投入一份资本，最高每人只能投21份即69800元……后刘涛投入了资本金购买资本……资本运作的实质在圈子里称为直销、连锁经营，对外就属于要受打击的传销……”。2015年5月6日，南昌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其部分内容为：“王某、张某、曾登发对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东公（经）复字〔2015〕0001号刑事复议决定书不服并申请复核。经审查，认为王某、张某、曾登发等人在广西××市由刘涛发展参与传销活动，成为传销案件的受害人，案件的主要发生地在广西××市，并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涛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因此，认定刘涛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证据不足……维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东公（经）复字〔2015〕0001号刑事复议决定”。2016年8月4日，曾登发、罗蔚芬以刘涛未归还借款102800元及相关利息为由，诉至法院。审理中，刘涛称收到了原告曾登发转账的71000元，但于转账当日及第二日向刘某转账合计69800元，剩余的1200元通过支取现金的方式归还了曾登发；刘涛未向曾登发转账19000元，系刘利民转账19000元给原告曾登发，每个购买了“产品”的人都会收到刘某转账的19000元；曾登发、罗蔚芬未另给刘涛69800元现金。曾登发称“第一个19000元”是谁给的已不记得了，“第二个19000元”可能是刘某给的，时间较长记不清楚，但账号都是刘涛给的；《关于刘某的概况》的复印件内容估计是刘涛写的，落款是曾登发签的字，并写了电话号码。另查明，本案在立案时，一审法院已特别提示了诉讼风险，曾登发书面确认坚持诉请，本案一审辩论结束时，曾登发、罗蔚芬坚持要求刘涛偿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曾登发、罗蔚芬与刘涛之间明显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曾登发、罗蔚芬坚持要求刘涛归还相关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曾登发、罗蔚芬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60元（曾登发、罗蔚芬已预交），由曾登发、罗蔚芬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曾登发、罗蔚芬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起诉状，证明：其所称的“民间借贷”是受一审立案庭法官的误导。另曾登发、罗蔚芬申请证人王某到庭证明刘涛对其进行欺诈。刘涛对曾登发、罗蔚芬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三份起诉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二审期间，刘涛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曾登发、罗蔚芬主张其在一审法院立案时，受立案法官严重误导，故在诉请中加上“借款”字样，并提交了三份起诉状佐证其主张。但一审庭审笔录明确载明：“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是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2、两原告给付被告的金额”，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多次就曾登发、罗蔚芬主张的借贷事实进行发问，刘涛多次抗辩借贷关系不属实，但曾登发、罗蔚芬的回答均主张借贷关系存在。且一审法院卷宗中的起诉状载有曾登发手写并签名的“诉讼风险已告知，坚持诉请”字样，表明一审法院在立案时已就本案的诉讼风险向曾登发进行过释明。一审法院依据其查明的事实认定曾登发、罗蔚芬与刘涛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而驳回曾登发、罗蔚芬的诉请并无不妥。曾登发、罗蔚芬在上诉中以新的基础法律关系向刘涛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二审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曾登发、罗蔚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曾登发、罗蔚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莉
审判员 谢 芸
审判员 曾 琴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戴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