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民终8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卫国，男，1971年2月1日生，汉族，住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玉梅，江苏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ＸＸ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玲，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景卫国、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安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7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卫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又认定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且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并不违法，一审认定自相矛盾；2.其非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而是京安公司违法行为在先，其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京安公司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京安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景卫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
京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承租人与出租车公司不构成劳动关系。公司与出租车承租人订有《出租车租赁合同》，无论是订立协议的宗旨及协议内容的约定，双方对于租赁经营为协议主要目的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公司对承租人只有通过合同约束，不具有“惩戒权”，承租人并不受公司的安排、约束及劳动管理，也无需向公司汇报工作成果、工作业绩，双方无人身与组织的从属性。承租人的报酬取得完全与其承运直接关联，何时劳动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不承担承租人不劳动也需支付其工资的义务。公司作为从事出租车客运的经营主体，办理承租人的准营证等证件，是政府基于对出租车营运单位及驾驶员行政管理的需要，由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仅凭行政许可无法推断双方具有劳动关系。2.国务院及本省的文件均规定出租车公司与驾驶员之间可以有多种合作模式。公司与承租人的本意是履行汽车租赁合同，双方亦已按约履行，从行业惯例，当事人立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法院径行判令双方需建立劳动关系，让出租车公司承担因劳动关系所引发的法律后果有失公平。特别在涉及到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司法审判应当尊重行业惯例及行业现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轻易干涉打破平衡。
景卫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但京安公司利用垄断地位订立的格式合同使驾驶员签订侵害自身权益的合同，合同终止驾驶员也没有社保补偿，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京安公司的行为没有违反规定不公平、不公正。京安公司提出的2002年2月20日建设部交通部等发布进一步加强出租车管理的规定，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告知合同条款。该意见�仅规定出租车行业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签订合同，但是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对上述规定的曲解。出租车公司占有社会资源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京安公司凭借违反法律规定的租赁合同将驾驶员利益推向社会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但认定京安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景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京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万元、返还混合动力设备折旧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景卫国、京安公司签订《出租车租赁合同》1份。合同约定，景卫国租赁京安公司所有的轿车从事出租车经营，期限自2012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21日；景卫国每月向京安公司缴纳租金4500�，先缴费后经营，不按期缴费逾期15日，京安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车，景卫国承担违约金10000元；景卫国聘用辅驾（即二驾）须京安公司批准，辅驾应向京安公司缴纳风险保证金30000元（不计息）、向京安公司每月缴纳管理费200元；景卫国等人除缴纳租金外，还要承担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含车辆保养、修理等费用，燃料、轮胎、灭火器等工具费用，路桥及过江等费用及罚款，交通事故损失等）；景卫国等每月缴纳的租金，不含医保等社会保险费用；景卫国等人须向京安公司缴纳履行保证金30000元（不计息），合同期满或解除、终止时，京安公司扣除景卫国等人应承担费用后退还履约保证金；京安公司为车辆缴纳各项保险（包括交强险、车损险、100万元三责险、每座不低于40万元的承运人责任险、火灾爆炸自燃险等，其他险种景卫国自理）；双方仅为�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景卫国声明其个人养老等社会保险费用已正常缴纳，为不重复缴纳，要求京安公司不再为其缴纳，如有违约由其自己承担；京安公司同意景卫国的要求，并由景卫国向京安公司提供相关社保缴费证明；景卫国在承租期间，选择是否加装混合动力设施并自行承担费用，合同期满向京安公司还车时，不得拆除该设施，京安公司亦不补偿景卫国该费用。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因近来网约车挤占出租车经营市场，景卫国等人遂向京安公司提出要求降低缴费标准等诉求，未获京安公司同意。2016年10月8日起2016年10月21日，景卫国等人即以罢运的方式向京安公司及有关方面施压。为此，县出租车管理部门海安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信访局等部门参与协调处理。京安公司接受如下方案，罢运表达诉求期间应缴公司费用免除；如�续经营，则减少押金并实行淡季收费下浮；如不愿继续经营，则选择退车、退押金，京安公司免除违约金。
2016年10月21日，景卫国向京安公司出具退车申请，申请退车。10月23日，景卫国出具书面申明，声明景卫国“向贵公司提出解除相关租赁合同的申请，并与……公司结清了所有账目，交还了承租的汽车……公司……放弃追究本人解除合同的相关违约责任，本人也申明今后决不做任何有损贵公司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2016年11月30日，景卫国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京安公司予以经济补偿并返还混合动力设备折旧费用3000元，仲裁委未予受理。景卫国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双方认可2012年5月，协议自主加装了混合动力装置，且协议与上述协议内容一致。
一审要求景卫国等人明确到京安公司公司工作的年月等信息。经景卫国确认，�主张于2008年10月至京安公司公司工作。一审同时责令京安公司提供景卫国主张至京安公司公司工作期间的账务凭证、人员花名册、与景卫国签订的合同等证据，京安公司提供了部分人员各个年度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承认景卫国自2012年5月19日起至京安公司公司工作，其他证据未向法院提供。同时，京安公司主张，其公司系于2004年成立；海安县文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华公司）于2003年成立；两家公司成立后均在海安县原图书馆大楼一楼办公，后因公司遭水灾致档案被水浸泡致档案损毁；2011年6月，文华公司与京安公司合并；2014年4月，公司迁址。景卫国等人认可文华公司、京安公司成立时间，亦认可两家公司合并的事实。
根据景卫国等同批次起诉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据，历年京安公司与驾驶员签订了相关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与上述合同也大体相似。
审理中，景卫国等人主张京安公司收取其30000元的押金，违反了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主张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为避免亏损，不得不起早贪黑跑出租。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景卫国或相关人员历年来与京安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内容，京安公司公司均以租赁合同的形式规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相关规定，故双方之间虽然名为租赁合同关系，但实际兼具劳动合同关系特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京安公司所辩，不符合事实与法律，不予采信。
由于对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开始时间，只有景卫国的主张而无京安公司的档案证据。对此，一审认为，保留劳动者的档案是京安公司公司的职责，京安公司单位用以证明景卫国等人的劳动者身份的途径很多，京安公司虽然主张单位档案遭水灾损毁，仍不足以免除京安公司的举证责任，仍应推定京安公司持有证据而拒不提供。由于京安公司持有证据而不提供的行为依法构成证据妨碍，故应当承担依法推定景卫国主张事实存在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认定景卫国自2008年10月起与京安公司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对于2016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法院照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采用内部承包经营方式经营，由劳动者在自己负担自身报酬、社保费用、运营费用等的基础上，向用人单位缴纳一定的经营收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奖勤罚懒原则的要求，应当予以允许。用人单位采用内部承包经营模式对劳动者实行内部承包经营时，劳动者必须在保障自身的基本报酬获得、社保保障费用支出的基础上，向用人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经营收益，用人单位还必须在社会基本保障托底的基础上分摊亏损风险，必须保证劳动者获得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的报酬，防止劳动者依赖经营收益尚无力承担自身基本报酬（维持本地区最低工资收入标准）并无能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目的是防止用人单位倚仗内部承包合同，将用人单位的所有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一旦出现内部承包经营的劳动者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最低工资收入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等亏损情形时，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予以托底保护并分担亏损。本案中，景卫国与京安公司之间采用内部租赁经营的方式经营，符合法律规定。国家法律虽然禁止向劳动者收取履行劳动合同的押金，但并不禁止内部承包经营模式下的押金。本案中，京安公司向景卫国收取押金，不同于《劳动合同法》所禁止的，为强迫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而在招用劳动者时以扣押劳动�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提供担保或收取的其他财物所实施的行为，故景卫国主张京安公司向其收取租赁押金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不予支持。同时，景卫国并未举证证明其经营收入不足以维持其本地区最低工资收入标准、不足以缴纳社保费用等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且需要京安公司对于景卫国保障最低工资收入并缴纳社保费用、分担运营风险。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致使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予以经济补偿。本案中，景卫国等人以内部承包经营的方式，不构成用人单位对其基本劳动保护规定的违反，不成立迫使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需要用人单位经济补偿。景卫国等人在相关行政机关参与、协调之下主动向京安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关系，不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给予其经济补偿的其他条件。同时，景卫国主张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景卫国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景卫国自主选择加装混合动力装置，并承诺在合同到期后不拆除、不要补偿，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景卫国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景卫国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10月23日，景卫国出具申(声)明，载明其今后与京安公司无涉，京安公司放弃追究其解除合同的相关违约责任，其也不做任�有损京安公司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能否认定景卫国与京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1号）明确要求，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依法理顺出租汽车企业与司机的劳动用工关系，切实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出租汽车企业必须依法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向司机详细解释合同的主要条款。本案中，首先，京安公司未能按照国务院通知的要求与景卫国签订劳动合同，其与景卫国订立租赁合同显然是为了规避上述通知的要求。其次，在具体的日常管理中，虽然景卫国独立经营，但对出租车在占有、使用、受益处理中任意一项权能的行使都受到出租公司在管理上的限制，京安公司也为景卫国办理从业资格证和监督卡，缴纳各项税费、代办保险，并对出租�和景卫国有全方面的监督和培训的责任。因此，京安公司与景卫国之间，其实质并非租赁，而是借用租赁的概念，在出租车行业内部实施的有别于承包的独特管理方式，故不应当因“租赁”的名称而割裂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关系。鉴上，一审法院认定京安公司与景卫国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景卫国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因景卫国与京安公司系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解除劳动合同，且从景卫国出具的申明可以看出，景卫国对合同的解除存在违约行为，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景卫国的社会保险已缴纳，要求京安不再为其缴纳，鉴上，对景卫国现再行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景卫国、京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泊霖
审 判 员 王吉美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