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9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门×1，男，1937年10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门×2，女，1966年5月3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门×1、门×2之委托代理人）门×3，女，1970年5月16日出生。
上诉人门×1、门×2、门×3之委托代理人闫会东，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门×4，女，1968年2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丽丽，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1，女，1944年12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门×5（邢×1之女），女，1964年4月27日出生。
上诉人门×1、门×2、门×3因与被上诉人门×4、邢×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通民初字第08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张岚岚担任审判长，法官申峻屹、法官禹海波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门×3，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闫会东，被上诉人门×4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丽丽，被上诉人邢×1之委托代理人门×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门×4在一审法院中诉称：门×1和邢×1系夫妻，二人育有四个女儿，分别为门×5、门×2、门×4、门×3。两人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田家府村原有宅基地一处，2002年8月因建设九德路被拆迁占用，但是宅基地内常住且有户籍的人口为门×1、邢×1和门×4。后田家府村民委员会按3人核定了新宅基地，3人出资建前后两排房各7间，东西厢房各2间，新院落为田家府村××6号。门×4系门×1和邢×1的三女儿，其他姐妹出嫁后均迁出且另有住所，门×4一直在家照顾父母。2013年底田家府村开始拆迁，门×2、门×3不是本村户口且不在本村居住，不属于安置对象。二人为了达到向拆迁单位索要安置房的非法目的，欺骗父母签订了《赠予协议》。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所有权。门×4认为《赠予协议》属于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赠予协议》无效。
门×2、门×3、门×1在一审法院中辩称：《赠予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
邢×1在一审法院中辩称：《赠予协议》是无效的，邢×1和门×1当时都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认为可以向开发商多要房。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门×1和邢×1系夫妻，二人生育四个女儿，分别为门×5、门×2、门×4、门×3。门×1与邢×1原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田家府村××5号（以下简称××5号院）有宅基地一处，二人于1984年翻建北房五间。
2002年因九德路工程建设，××5号院被拆迁，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人民政府（甲方）与门×1（乙方）签订了《地上物补偿合同书》，约定：一、乙方村民被占用土地及房屋位于田家府村，合计建筑面积239.29平方米；二、根据实地勘察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结果，被占用土地的地上物价值101609元，地上设施价值11883元，甲方给予乙方拆迁误工补助金3000元，雨季建房施工补助款按房屋拆迁面积折算每平方米100元，总计140421元。在本村异地迁建未建成之前，甲方给予乙方800元／月用于周转房的周转金。加上各项补贴此次拆迁门×1共获得161971元。拆迁时，××5号院居住人为门×1、邢×1和门×4。同时，村里因此次拆迁给三人安排新的宅基地即为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田家府村××6号（以下简称××6号院），并在××6号院建南北两排房各7间，东西厢房各2间。门×4和邢×1称××6号院房屋系用××5号院拆迁款建设，门×2和门×3并未出资。门×2和门×3辩称在建××6号院房屋时其二人每人出资3万元现金，父母为了回报，故将××6号院北房给每人2间，并提交了《赠予协议》，门×4和邢×1不予认可，并提供与门×2、门×3等人的录音，证明签订《赠予协议》的目的是门×2和门×3为了向拆迁方多要安置房。为此，门×2和门×3将其父母门×1和邢×1诉至法院，要求依据《赠予协议》确认××6号院北房的所有权。在所有权确认案件审理过程中，门×4得知门×2和门×3要确认××6号院北房的所有权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赠予协议》无效，理由为协议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签订是门×2和门×3为了要安置房，侵害了他方利益。
一审法院认为：
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赠予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门×1和邢×1先前所建的××5号院被拆后，村委会又给门×1、邢×1和门×4安排了××6号宅基地，三人在该处宅基地建两排南北房各7间，东西厢房各2间。门×2、门×3以建××6号院房屋其有出资，父母赠与二人各2间北房为由主张协议有效，门×4和邢×1以门×2、门×3为向开发商要安置房为目的签订协议，协议不是父母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协议的动机和目的不合法为由主张协议无效。门×2、门×3称2003年建××6号院时各出资3万元现金，其仅提供村委会的证明，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出资凭证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根据门×4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及录音可以证明协议签订是已出嫁多年的门×2、门×3为了向开发商要安置房，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应属无效，故一审法院对门×4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判决门×1、邢×1、门×2、门×3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赠予协议》无效。
判决后，门×1、门×2、门×3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法院改判驳回门×4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为：首先，××6号院房屋系各方当事人的家庭共有财产，门×1、门×2、门×3均对房屋建设进行了出资。××5号院内的房屋也属家庭共同共有财产，1984年申请翻建××5号宅基地是以全家6人的名义申请的。且拆迁补偿协议并没有明确写明补偿给在户的门×1、邢×1和门×43人。其次，《赠与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认定合同无效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门×4主张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本案中，门×4提供的录音证据从内容上看无法证明上诉人是为了争取补偿安置而进行所谓的“串通”，更不能证明其“共同”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签订是各方合意的结果，如果是恶意串通，也只能说明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串通，这显然与被上诉人的主张不符。且就本案而言合同无效不仅需要恶意串通，还需损害第三人利益，对此门×4也未明确被侵害利益主体。“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门×4提供的视听资料显然有伪造嫌疑，根本不能被法院采纳，即使结合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关于门×2、门×3系为了向开发商要安置房，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认定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最后，一审法院遗漏了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事实，即：涉案××6号（含××7号）院系门家原来的××5号院拆迁而获得的置换宅基地。××6号（含××7号）房屋均有使用××5号房屋拆迁款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情形，合同是否有效不损害门×4的利益。
门×4同意一审判决，答辩称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最早××5号院取得的时候是父母投资建的房屋，从土地使用权上讲，门×2、门×3在20多年前户口分别迁出了田家府村，门×3的户籍也变更成了居民，丧失了田家府村宅基地的使用资格。审核宅基地的时候是门×4和父母，没有其他人，村委会出具了证明。××6号院审核的是基于父母加门×4的宅基地使用资格，用的是××5号院的拆迁款，没有其他人的出资。去年是整体拆迁，在拆迁开始之前跟父母生活的仍然只是门×4，门×2、门×3、门×5都没有在××6号院居住生活。门×3、门×2不符合拆迁安置人员的政策条件。门×4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明门×3、门×2多次陈述就是走一个虚假诉讼为了多要房。
邢×1同意一审判决，答辩意见与门×4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赠予协议》、地上物补偿合同书、村委会证明、北京市通县农村社员修建房屋使用土地许可证、录音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即各方当事人签订《赠与协议》是否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且损害了他人利益。一审法院根据门×4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及录音证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赠与协议》的签订是门×1、邢×1夫妇为门×2、门×3向开发商要安置房；该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判定《赠与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门×1、门×2、门×3称本案录音证据有剪辑可能，但未就该重要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提供相反证据。就门家的拆迁利益如何分配，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评述。门×1、门×2、门×3以门×4不是涉案合同损及的第三人为由主张门×4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门×1、门×2、门×3主张驳回门×4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门×1、门×2、门×3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门×1、门×2、门×3、邢×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门×1、门×2、门×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岚 岚
代理审判员 禹 海 波
代理审判员 申 峻 屹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震霄书记员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