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02民初934号
原告：张锦明，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270，住址：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
委托代理人：李新民。
被告：张景阳，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211，住址：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
委托代理人：巫润隆、洪树钦，均系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锦明与被告张景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诉辩意见
原告张锦明诉称，原、被告于2000年4月18日正式开始合作在沥林镇企岭村兴办了“新星洗衣厂”（下简称工厂），各占股50%，双方合作至2012年因无法继续合作而拆股。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2年10月20日在沥林镇司法所签订了《退股协议》，约定工厂一切财产归被告所有并由被告单独经营，被告退回原告70万元投资款。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签订《退股协议》之日付5万元，余款在每月的15日前支付2万元，直至付清为止。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退出了工厂，厂里的所有财产及经营管理全部交给被告，然而被告在支付首期款后并未按约支付原告剩余退股款项，原告经无数次追讨，至今未果。为此，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退股款人民币65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分自应付款之日2012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张景阳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伙关系仍然存续，被答辩人主张其已退出合伙关系，并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65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03年4月18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合伙经营惠阳沥林新星洗衣厂，并于2004年2月20日经核准登记，成立惠州市惠城区新星洗衣厂，类型为个体户，经营者为被答辩人。该个体户自成立至今，一直由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共同经营，其经营者未发生过变动。前述《合伙合同》中第六条约定，经双方合伙人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退伙，否则造成损失的，应由其个人进行赔偿。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的，应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被答辩人对其已退伙之合同变动主张，应提供经双方合伙人书面同意之事实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2年下半年，被答辩人拟退出合伙关系，并要求以其所有之份额折现70万元用以资金周转。因双方均希望沥林镇司法所能对退伙事宜协助起草合同并予以见证，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一同在沥林镇司法所协商退伙事宜。协商过程中，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交付了5万元予其应急之用。后双方协商未果，被答辩人放弃了退伙请求。因此，双方继续合伙经营新星洗衣厂，并由被答辩人张锦明担任新星洗衣厂经营者至今。二、被答辩人提供的“询问笔录”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且该证据亦无法证明被答辩人主张的待证事实。该询问笔录未载明询问人，制作程序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被害人询问笔录的制作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询问笔录，必须用于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复印侦查笔录人为有权机关及辩护律师，案外人是无权对侦查笔录进行复印的，案外人如持有该证据，其来源应当是非法的。该证据的取得方式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侵害了答辩人的隐私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证明对象来看，被答辩人主张其已退出合伙关系，而该份询问笔录却恰好相反，反映了双方未就退伙达成协议，亦没有履行退伙结算及经营者变更手续。三、个人合伙一般均系基于合伙各方的相互信任而成立，合伙人不能因经济不景气、合伙经营不善等原因，逃避合伙人责任。被答辩人要求退出合伙关系，应遵循退伙约定，经合伙人协商一致，并就合伙债务及资产进行结算后方退出合伙关系。原告诉请应付款自2012年10月20日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
查明的案件事实
经审理查明，2000年6月30日，原、被告经沥林镇司法所见证，就共同在沥林镇企岭村上黄岗村老砖厂空地投资兴建洗衣厂签订《合股协议书》。2003年4月18日，原、被告就合伙共同投资开办上述洗衣厂又签订了《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伙兴建经营惠阳市沥林新星洗衣厂（以下简称：“新星洗衣厂”），经营范围为服装漂洗；合伙期限为50年，自2000年4月18日起至2050年4月17日止；出资额、方式及出资比例：双方以共同共有位于惠阳市沥林镇（现为惠州仲恺高新区沥林镇）企岭村上黄岗老砖厂1650平方米地皮作为投资，首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万元，双方各自出资人民币贰拾伍万元（已经按约定实际缴付出资款），双方出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均为50%；退伙：未经双方合伙人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退伙，否则造成损失的，由个人进行赔偿，经同意退伙的，应以退伙时财产状况结算，不论以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双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约定。该合伙合同并经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见证。上述洗衣厂成立后，原告为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负责人，日常事务实际由被告负责。2012年下半年，原、被告因退伙纠纷到沥林镇司法所调处。2015年12月2日，原告在向被告催要退伙款时，与被告再次发生纠纷，被告向惠州市公安局沥林派出所报警。2016年2月2日，原告以被告未按约定履行退股款给付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原、被告对2012年双方因退伙纠纷在司法所调处后，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对原告是否已退伙存在争议。原告认为，原、被告因合伙产生纠纷，双方在沥林镇司法所签订了退伙协议，原告已退伙；被告认为双方就退伙一事确有到司法所协商过，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签订退伙协议，双方仍存在合伙关系。为此，原告向本院申请向惠州市公安局沥林派出所调取了原、被告于2015年12月3日在该所的询问笔录。在接受该所的询问中，原、被告一致陈述，2012年下半年，原、被告经协商一致，原告退出新星洗衣厂合伙经营，并将该厂的负责人变更为被告，由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70万元，被告在签订退伙协议后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5万元，新星洗衣厂自此一直由被告经营管理。在向该所的陈述中，原、被告对未完成新星洗衣厂负责人变更登记的原因存在分歧。原告称双方签订退伙协议后，其多次要求被告办理过户登记，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被告称是原告没有将负责人过户给被告，所有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裁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为：原告是否已退伙？如已退伙，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6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本案中，双方在《合伙合同》约定未经双方合伙人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退伙，否则造成损失的，由个人进行赔偿，经同意退伙的，应以退伙时财产状况结算，不论以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原告虽没有提供双方签订的书面退伙协议，但根据原、被告在沥林派出所的陈述，双方对以下事实是无争议的，即2012年下半年原、被告就原告退出新星洗衣厂的合伙经营问题在沥林镇司法所确有共同签订了退伙协议，且被告在退伙协议签订后已按约定履行了支付部分退伙结算款义务，新星洗衣厂自此亦一直由被告经营管理，双方仅对是原告未按约定将洗衣厂的负责人过户给被告还是被告故意推脱，不愿办理负责人变更登记手续问题存在争议。原、被告在沥林派出所的陈述中，对新星洗衣厂负责人变更登记的争议涉及违约责任问题，并不影响双方合伙关系解除的法律效力。结合原、被告双方在沥林派出所的一致陈述，应认定原、被告的合伙关系于2012年下半年签订退伙协议后已予解除，即原告已退伙。被告称涉案洗衣厂自成立至今一直由原、被告共同经营，双方的合伙关系仍存续，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的该陈述与其在沥林派出所的陈述内容相矛盾，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在沥林派出所的一致陈述，双方在签订的退伙协议中约定，原告退出新星洗衣厂合伙经营，由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70万元，被告在退伙协议签订后亦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5万元。由此可知，双方就合伙期间合伙财产的折价处理形成了合意，被告亦已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部分价款，则被告对剩余退伙结算价款人民币65万元，亦有支付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退伙结算价款人民币65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此外，被告在原告退伙后，至今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剩余退伙款，其行为已构成了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原告主张被告按月息2分支付其自2012年10月20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原告起诉之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景阳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张锦明支付退伙结算价款人民币650000元及利息（计算基数：本金65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300元，由被告张景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顺喜
代理审判员 马家驹
人民陪审员 彭 波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