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4民终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钦，男，汉族，1967年7月17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耀健，男，汉族，1972年7月10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灯明，男，汉族，1971年3月18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强，广西桂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蒙日辉，男，汉族，1962年6月25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维海，男，汉族，1976年8月13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君，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庆鹏，男，汉族，1963年7月10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因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原审第三人杨庆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1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强，被上诉人何维海及蒙日辉、何维海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杨庆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1716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判决没有依据。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核实上诉人实际砍伐的地段和亩数，单凭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就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砍伐的实际地段和亩数是连片的、确定的（即1300.5亩），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的由昭平县远大营林投资有限公司设计的《昭平县××××村1、2林班2014年度尾叶桉皆伐伐区设计图》可以证实上诉人砍伐的实际地段共86.7公顷即1300.5亩。昭平县林业局的采伐许可证和勾图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补充提交的《昭平县××××村1林班2014年度尾叶桉皆伐伐区设计图（小班：1102、2501、2601、2701、2901、3001、3002、3003、3004、3101、3102）》不是上诉人砍伐林木地段。被上诉人一审附诉状后的证据中，由广西森态工程规范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昭平县××××村1、2林班尾叶桉发包面积调查图（1）》面积82.11公顷1231.65亩及《昭平县××××村2、3林班尾叶桉发包面积调查图（2）》面积25.57公顷383.4亩与开庭后补充提交的《昭平县××××村1林班2014年度尾叶桉皆伐伐区设计图1102、2501、2601、2701、2901、3001、3002、3003、3004、3101、3102）》及《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记载地段、面积明显不符，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互相印证，庭审中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均是被上诉人自行随意选择的地段和面积，并非上诉人实际砍伐的地段和亩数。原审第三人杨庆鹏发包给被上诉人的林木共3559.5亩，其中大部分林木是被上诉人自己砍伐销售的，上诉人实际所砍伐的只有1300.5亩。虽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亩数是约1600亩，但履行合同中实际履行的只有1300.5亩，一审法院最后却以合同约定的约1600亩判决上诉人要按1600亩计算承包款给被上诉人，明显没有事实、没有证据，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案原则。综上，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事实，缺乏证据，明显偏袒一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蒙日辉、何维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支付桉树林承包款62万元给原告蒙日辉、何维海，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请求被告支付桉树林承包款5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06年9月4日，昭平县××××村冲尾、三块田小组与广西高峰林浆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集团)签订《林业用地联营合同书》，将其所有山林与高峰集团联营种植速生桉树。后为了便于投资和管理，北陀镇良佑村冲尾、三块田小组同意高峰集团自主决定经营管理和销售联营种植速生桉树，只收取高峰集团林地租金，经该院调查核实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2013年8月28日，高峰集团与第三人杨庆鹏签订《活立木销售合同(标6、7)》，将位于昭平县××××村桉树林活立木共3559.5亩以470万元发包给第三人杨庆鹏砍伐和销售。同年9月22日，第三人杨庆鹏与原告蒙日辉、何维海和黄监明签订《活立木销售合同》，将其承包高峰集团桉树林活立木共3559.5亩转包给原告蒙日辉、何维海和黄监明共同砍伐和销售。在签订此合同后，由于黄监明没有投资便退股。2013年9月22日，第三人杨庆鹏与原告签订《活立木销售合同》，并在甲方处盖上自己刻制“藤县绿地林业工程队”印章，该工程队不存在。2014年8月8日，原告蒙日辉、何维海与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签订《桉林承包合同》中规定：原告将其承包给第三人杨庆鹏桉树林活立木转包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和销售(面积约1600亩)，单价1950元／亩，按1600亩计总价款312万元，第一期付款190万元，其中先支付定金10万元，第二期开工后一个月内支付50万元，余下款项在砍伐完毕后按实际亩数结算付款。原告以第三人杨庆鹏名义为被告办理《砍伐证》，桉树林面积按原图纸，如林地面积有偏差，被告有权利要求原告重新核准，经林业权威机构测量，如面积少于合同面积，原告以单价2000元／亩扣减。签订合同当日，被告转帐10万元定金给原告，8月30日分二次一共转帐101万元，后来又支付139万元，被告共支付给原告款项250万元。被告砍伐桉树林完毕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余下货款62万元，但被告认为其砍伐桉树林面积不足1600亩，便要求测量其实际砍伐林木面积。2016年4月27日，原告委托广西森态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昭平县××××村第1、2、3林班的桉树林面积进行调查鉴定，并派出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到被告砍伐林木进行实地调查，对已砍伐桉树萌芽林及其幼林进行勾图和面积测量，其中良佑村1、2班尾叶桉面积为1231.65亩，良佑村2、3班尾叶桉面积为383.4亩，两项合计实际面积1615.05亩。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到昭平林业局调取被告在昭平县××村××11个小班面积24.5公顷(折367.5亩)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和砍伐图。被告也到昭平林业局调取被告在昭平县××村××9个小班面积86.7公顷(折1300.5亩)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和砍伐图，两项合计1668亩。2016年12月5日，该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原告蒙日辉、何维海鉴于三被告砍伐桉树林销售造成亏本的原因，同意放弃10万元的诉讼请求，只要求被告支付砍伐桉树林承包款52万元，被告李耀健、许灯明认为自己在这次砍伐桉树林亏本了100万元，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原告承包在昭平县××××村桉树林面积是1600亩或是1300亩问题。根据原告向该院提供《桉林承包合同》、《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和双方提供《林木采伐许可证》，足以证明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经过昭平林业局批准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在昭平县××××11个小班面积24.5公顷(折367.5亩)，在良佑村砍伐9个小班面积86.7公顷(折1300.5亩)，两项合计1668亩。同时，经过具有相应的资质的广西森态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昭平县××××村第1、2、3林班的桉树林面积进行实地调查鉴定面积为1615.05亩。双方在合同确认按面积1600亩计算，没有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砍伐许可面积和实地测量面积，该院予以确认。原告蒙日辉、何维海与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签订《桉林承包合同》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协议，是当事人真实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必须履行合同确定的义务。按合同约定，被告砍伐和销售原告桉树林活立木面积1600亩，以每亩单价1950元计，总价款312万元。被告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并支付价款250万元给原告，尚欠款项62万元至今没有支付。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桉树林余下款项62万元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10万元的诉讼请求，只要求三被告支付桉树林尚欠款项52万元，是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该院准许。被告提出只是砍伐原告的桉树林1300.5亩的意见，与该院查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符，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应当共同给付桉树林货款52万元给原告蒙日辉、何维海。案件受理费10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下旬，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委托广西森态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砍伐的桉树林面积进行调查，广西森态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出具《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该意见第三点调查方法第2点载明：“技术人员与委托人共同到桉树林分现场，并根据委托人现场指界，确认桉树林发包范围，用1︰10000的地形图对桉树萌芽林及其幼林进行勾图”；第四点调查结果载明：“根据本鉴定意见第三条第一款，委托人（蒙日辉）2014年该林地桉树林发包面积为107.67公顷（1615.05亩）”，该调查鉴定意见显示林木的砍伐情况为：昭平县××××村1林班12.6亩、2林班1494.65亩、3林班107.8亩。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对被上诉人单方委托的调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并主张其砍伐的林木面积为1300.5亩，为此提供了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及砍伐图，该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和砍伐图显示砍伐林木的情况为：昭平县××××村1林班22.5亩、2林班1278亩，合计1300.5亩。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补充提供了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该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显示砍伐的林木情况为昭平县××××村1林班，面积为367.5亩），拟证明上诉人除了其自认的1300.5亩外，还砍伐了367.5亩，故上诉人砍伐的总亩数约1600亩。除以上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向原审第三人杨庆鹏承包砍伐和销售的林木为3559.5亩，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在其承包的林木范围内又将1600亩转包给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和销售，双方并签订了《桉林承包合同》，但合同对1600亩的具体范围未进行约定。《桉林承包合同》第三条“双方的权利义务”第4点约定：“甲方（蒙日辉、何维海）确保……如林地面积有偏差，乙方（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有权利要求甲方重新核准，如经林业权威机构测量，发现面积小于合同面积，甲方无条件在合同款内减除，每亩按2000元减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双方表示所有的林木砍伐许可证均以原审第三人杨庆鹏的名义办理，对于上诉人砍伐林木的具体范围，只能通过双方到现场指认。目前讼争林地已经重新长出了林木，且双方当事人一直对上诉人砍伐林木的具体范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将其承包的林木其中的1600亩转包给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和销售，双方签订了《桉林承包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约定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和销售的林木面积为1600亩，但合同对1600亩的具体范围并未进行约定。现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实际砍伐林木的亩数产生争议，对砍伐林木的具体范围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主张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林木的面积为1600亩，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则主张其砍伐林木的面积为1300.5亩，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处承包砍伐的林木面积是多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主张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销售林木的面积为1600亩，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为此，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提供了其在起诉前单方委托广西森态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调查出具的《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首先，该《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为被上诉人诉前单方委托所作，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其次，该《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为技术人员根据委托人到现场指界确认桉树林发包范围，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上诉人并未参与也未到现场进行确认，即该鉴定意见所确定的林木砍伐范围仅为被上诉人的单方所述；再次，对于《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的调查结论，即“委托人（蒙日辉）2014年该林地桉树林发包面积为107.67公顷（1615.05亩）”，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并未能提供相应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予以印证。因此，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提供的《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不能充分有效证明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销售林木的面积为1600亩。
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主张其砍伐销售林木的面积为1300.5亩，并提供了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予以证明。从上诉人提供的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来看，分别是昭平县××××村1林班22.5亩、2林班1278亩，合计1300.5亩。而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提供的《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显示林木砍伐范围为昭平县××××村1林班12.6亩、2林班1494.65亩、3林班107.8亩，可见，上诉人提供的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记载的林木采伐范围与《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所记载的1林班、2林班林木砍伐范围基本一致，故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的主张，依法可以采信。而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后来提供的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所显示的林木砍伐范围全是昭平县××××村1林班，面积为367.5亩。从范围上看，该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所反映的林木砍伐范围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所显示的林木砍伐范围并不一致，且与上诉人提供的9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所显示的林木砍伐范围也不一致。同时，若根据被上诉人前后提供的《林业技术调查鉴定意见》及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则上诉人砍伐林木的面积已达到1900多亩，对此，被上诉人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因此，对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后来提供的11份《林木采伐许可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由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为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双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及证明力大小，本院确认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从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处承包砍伐的林木面积为1300.5亩，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砍伐和销售的林木以每亩单价1950元计，总价约为312万元，若林地面积小于合同面积，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无条件在合同款内减除，每亩按2000元减除，故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应向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支付252.1万元〔312万元-（1600亩-1300.5亩）×2000元／亩＝252.1万元〕。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250万元，因此上诉人尚应向被上诉人支付21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171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应当共同支付21000元给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权利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为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被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负担404元，由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负担9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周文钦、李耀健、许灯明负担404元，由被上诉人蒙日辉、何维海负担95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朱卓慧
审 判 员 黄 俊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郭 琪
书 记 员 廖远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