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焕英，女，195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景宁畲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彬，浙江万申佳（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肖洪（又名陈肖桃），女，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景宁畲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礼剑，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焕英与上诉人陈肖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7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焕英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陈肖洪归还包含2013年7月30日70000元在内的借款。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完整。上诉人认为，本案最大的常理是因为借款原因及借条形成过程不同导致是否书写利息的不同；最核心的习惯是借贷资金现金交付方式。一、两人的关系和身份上的差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姐姐系同学关系，相互认识，但无密切交往。被上诉人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有较高的文化。上诉人为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丈夫瘫痪卧床。无论从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生活环境，被上诉人都比上诉人优越。被上诉人在借款后不还是因为赌博欠债，可上诉人当时并不清楚。在支付方式上，上诉人并不懂网银、手机银行等现代化支付方式，只懂得银行柜台存取这一传统的方式；而被上诉人会熟练运用上述支付工具。二、7月30日借款是合伙找店面目标共益下的借款。前两次借款，被上诉人都是以她做生意需要为名向上诉人借款，而且能正常支付利息。2013年7月，双方约定一起去找店面合伙经营。被上诉人说她个人需要准备途中费用及店面合同费用，向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在家写好借条随身携带，等待一手交付资金一手交付借条，在上诉人帮忙借得资金，根据借入利率水平再确定向上诉人借款的利率。双方共同到武汉，7月30日上诉人妹妹将资金汇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武汉取现后将70000元借贷资金交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落款写明收款时间向上诉人交付借条，没有补充书写利率，称说好了就算数。因店面转让一时难以完成，家中需要照顾，上诉人几天后就回家了。此后，找店面的事不了了之。被上诉人取得该笔借款后，就没再正常支付利息。综合上述理由，7月30日借款已经有借条为证。特别是，判决确定的前两笔借款都是以现金方式交付，这就是双方的交易习惯。结合双方的法律意识、证据意识能力，被上诉人虽无规律但仍然三次支付利息，而未要求取回她所主张的无实际交付资金的借条，这才是最大的不合常理。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陈肖洪辩称：首先，案涉借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形成的，且案涉三笔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其次，周焕英上诉称7月30日借款合伙找店面的事情子虚乌有。所谓的合伙找店面本案只涉及连锁业。而所谓的连锁业只是指资本运作或者说是资金运作的传销模式当中为发展下线而包装起来的一种诱骗的形式。再次，从周焕英上诉状当中陈述的7月30日借款事由来分析，其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周焕英陈述先写借条后写落款时间，有违常理，其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借款已交付。再者，根据一审庭审记录显示，对于7月30日的这70000元，为什么没有约定利息，当时周焕英回答与常理不符。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周焕英的上诉主张。
陈肖洪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焕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亦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诱骗上诉人去做“传销”而引发的诉讼，案涉《借条》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形成，具体如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系多年朋友。2013年初，被上诉人打来电话让上诉人去云和，说有很好的项目（赚钱的事情）要商量，其还说上诉人现在欠有外债，叫上诉人跟着她做生意，她做生意从来没有亏过，还称其儿子、儿媳、女儿、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做得很好，而且钱全部都是她帮忙投的，一年能赚一百多万。上诉人说要投钱是没钱投，她说没钱没关系，你以前帮了我很多忙，这次我一定要帮你，她会把本钱投出来，只要你付半年的利息就可以了，不用你直接拿本钱出来；还说半年就能回本，待本金拿回来后，赚来钱分20%给她，然后写张《借条》给她就可以；她说这个“资金运作”生意是国家批准、很好赚钱，最好是去外面实地考察。因此，上诉人信以为真，就于2013年2月1日写了第一张《借条》给被上诉人，当时上诉人在单位上班就没时间去外面看。后，被上诉人又来诱惑上诉人，说这么好的机会要抓住，外面要追加投资，让上诉人再写张《借条》给她，于是上诉人就于2013年3月16日又写了张《借条》交给被上诉人。直到2013年7月份，在被上诉人的鼓动下，其为上诉人购买了机票，于是就跟她一起去了武汉“考察”。到武汉后，被上诉人就天天带着她去听课，他们以“资金运作”为名进行培训，并包装成“连锁业”、“开发项目”等形式发展下线，并拼命对上诉人进行洗脑，对上诉人跟外界联系也加以约束。之后，被上诉人又说上诉人的年龄已经超了，要用她弟弟的名义将所谓的“连锁业”转让给上诉人，让上诉人向其出具《借条》给她；还说这样以后一年就可以赚一百多万了，做三年就出局，上面就会有房子车子发给你了。过了将近一个月，被上诉人叫上诉人回去发展下线，上诉人就这样离开了武汉去了天津，上诉人于2014年3月份回到景宁后，才知道自己是被被上诉人骗去做传销了，于是就停止支付利息。后来，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索要《借条》，但被上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不给；上诉人觉得是被上诉人骗去做传销的，且自己也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所谓“借款”，她不敢把上诉人怎么样。但是，令上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上诉人居然以“民间借贷”为由将上诉人诉至法院。据上可见，被上诉人以做“资金运作”为诱饵骗上诉人去做传销，上诉人才会写《借条》并支付利息；实际上，上诉人从未收到过所谓的“借款”。其次，一审认定本案“借款交付”的证据不足。案涉《借条》的内容均是载明“今向周焕英借人民币……”，可见，从“今借”的字面上理解，其仅仅可表明双方有借款的合意，但其尚不能反映出借人已经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本案虽有借据，但上诉人认为本案所谓的“借款”根本不存在，本案尚存在诸多与常理相悖之情形，就当时被上诉人经济状况而言，其缺乏案涉大额款项出借能力；且被上诉人周焕英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将所谓的“借款”交付；甚至周焕英连所谓“借款”款项来源也无法说清；特别是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他人处借得款项再转借给上诉人。就本案而言，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而本案一审法院仅凭《借条》及被上诉人有悖常理的陈述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显然是武断的。鉴于做“连锁业”等传销业务当中“让下线出具借条”是上线控制下线的一种惯用手段，而本案当中之所以会出具《借条》则正是如此；更何况本案也没有借款交付凭证证明、也无充分证据印证该所谓的“借款交付”的事实。故而，就被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根本无法确认该借款已经真实发生。再次，一审在法律的适用上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亦不当。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那么，根据《合同法》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该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而可见，被上诉人周焕英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出借方已经将借款提供给借款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但是，在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且在上诉人已经提出“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简单以“上述两笔借款，有原告提交的借条两张和银行分户明细对账单予以证明”就直接得出“借款事实存在”，相当于直接免除了周焕英应继续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这对上诉人方而言，显然是不公。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债务属于未真实发生。而一审法院则在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显然是错误的。恳请终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焕英的诉讼请求。
周焕英辩称：1.陈肖洪上诉状里面提到的所谓的周焕英从事传销业务入伙一事，客观上没这样的事实。对方更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请法庭不予考虑。2.对方认为前面两笔借款没有交付。答辩人认为，银行转账与现金交付都是常见的交付方式，并不是说没有银行转账记录，就否定交付的事实。3.案涉借款不但有借条能够证实，而且有实际的支付利息，利息的数额不是整数，而是1260和720这么具体的数字，与借条上面所反映的借款金额、利率水平完全吻合，而且付利息行为持续多月。这些都是对于借款事实从实际履行的角度予以确认了。
周焕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陈肖洪归还原告周焕英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72140元，共计252140元（其中本金7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分8厘从2013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8月2日止，本金4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分8厘从2013年3月16日起计算至2017年8月2日止，利息共计105840元，被告已支付337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焕英与被告陈肖洪原系朋友关系。2013年2月1日，被告陈肖洪向原告周焕英借款人民币7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约定利息每月一分八厘，落款具借人为陈肖桃，原告扣除一个月利息1260元后，将6874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2013年3月16日，被告陈肖洪又向原告周焕英借款人民币4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约定利息每月一分八厘，落款具借人为陈肖桃，原告扣除一个月利息720元后，将3928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被告在借款后于2013年3月4日、4月2日、5月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每月向原告支付第一笔借款利息1260元，于2013年4月16日、5月2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每月向原告支付第二笔借款利息720元。之后，被告分两次支付给原告利息各10000元。2016年被告又支付给原告2000元。原告自认被告共支付利息33700元，含交付时预扣的第一个月利息198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未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遂成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周焕英主张被告陈肖洪于2013年2月1日和3月16日向其借款共计110000元，被告称借款实际未交付，所有款项由原告用于传销，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被告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上述两笔借款，有原告提交的借条两张和银行分户明细对账单予以证明，借条上写的具借人虽为陈肖桃，但双方对身份和姓名都没有异议，被告对出具借条和支付利息的事实无异议，该院依法予以认定借款事实。原告在交付这两笔借款的时候，预先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1260元和720元，应当从本金中扣除，借款本金应认定为68740元和39280元。利息部分，其中的68740元从2013年2月1日起按月息一分八厘计算至2017年8月2日止为67763.89元，39280元从2013年3月16日起按月息一分八厘计算至2017年8月2日止为37708.8元，被告已经支付的且经原告确认的31720元利息应当从中扣除。原告主张2013年7月30日被告向其借款70000元，除借条外，原告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且违背常理，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该院对该笔借款不予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肖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周焕英借款本金108020元及利息73752.69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2元，由原告周焕英负担1418元，由被告陈肖洪负担3664元。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陈肖洪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的报告，待证周焕英亲友在2013年期间确实有参与传销行为的事实；2.证人柳某的证言，待证陈肖洪被骗去做传销。周焕英质证认为，证据1的来源不是由第三方保存材料，对真实性有异议；报告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时间至今已有三年的时间，应当有一个结论，如报告中所说的传销属实，系违法活动，公安机关应当已经立案；即便能够确认报告中所讲的这些人的行为构成传销，也不等于周焕英有传销行为。证据2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证人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肖洪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有无实际交付及具体数额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陈肖洪自2013年2月1日、3月16日借条形成后先后向周焕英支付了33700元，这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进行了确认，且前几期支付的数额与借款本金及约定利率相符。陈肖洪称在借款未发生的情况下而向对方支付利息的行为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上述两笔借款应认定为已交付，预扣的利息应从借款本金中扣减。陈肖洪主张案涉款项系传销引起，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肖洪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周焕英主张2013年7月30日借款已实际交付，但除借条外未能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二审庭审期间，周焕英陈述借款用途是用于与陈肖洪二人合伙去武汉找店面开超市，借款来源中有20000元系其自己所有从家中带至武汉，有50000元是由其妹妹帮忙向他人借款后汇至其儿媳妇银行帐户，借条是在去武汉之前在周焕英家中出具。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周焕英确认其未与陈肖洪合伙开超市，而在合伙资金未确定的情况下，陈肖洪直接向周焕英出具具体数额的借条与常理不符。周焕英对付款方式的陈述亦不合常理。如周焕英所述，在去武汉之前，陈肖洪已向其出具了70000元的借条，对其自有的20000元，其无需带至武汉后交给陈肖洪；对其妹妹帮忙借取的50000元直接汇至陈肖洪银行帐户即可，也无需转至他处。且周焕英陈述借款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息差，该借条未约定利息的原因是陈肖洪不愿在借条上注明，而当时借款尚未交付，如双方不对利息作出约定也将导致周焕英的赚取利息差的目的无法实现，故该陈述亦不合常理。综上，通过严格审查该笔借款发生的原因、地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本院无法认定2013年7月30日的借款已实际交付。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焕英、陈肖洪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85元，由周焕英负担1550元，陈肖洪负担39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海燕
审 判 员 丁悦琛
审 判 员 陈俊明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徐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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