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7民撤1号
原告：罗绍模，男，布依族，1936年11月2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原告：莫启云，女，布依族，1940年7月5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娟，女，布依族，1992年12月8日生，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系罗绍模、莫启云之孙女。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华文，贵州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尊语，男，1968年12月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被告：罗遵琴，女，1977年11月29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钦，都匀市墨冲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罗遵武，男，1966年4月2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都匀市，
原告罗绍模、莫启云因罗尊语与罗遵琴、罗遵武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黔27民终839号生效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绍模、莫启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娟、聂华文，被告罗尊语，被告罗遵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钦，被告罗遵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绍模、莫启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7民终839号民事判决；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于1984年承包有拢燕（叶）冲到青山脚土地6丘，龙汤到塘博土地7丘耕种作为主要家庭经济来源。后二原告年岁已高，在1993年到1995年间，逐渐将上述土地中的4丘委托给儿子即被告罗尊语耕种和管理至今，期间二原告和罗尊语对该4丘土地进行过多次开荒扩大，土地原貌和面积均发生巨大变化，被征收时测量面积已经超过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记载面积，但四至和朝向基本不变。2016年因都独同城大道建设需要征收土地，上述4丘土地被征收，分别是塘博1丘，面积2.796亩，征收补偿款157205元；拢燕冲一丘，面积0.569亩，征收补偿款31992元；拢燕冲批燕一丘，面积0.168亩；龙汤到碰墙脚一丘，面积0.158亩，征收补偿款8883.55元；上述4丘土地的补偿款共计207526.35元，由于政府征收部门在征收登记、测量时没有调查核实清楚土地的真实权属情况，只通知了罗尊语配合征收测量，罗尊语为了占有土地征收补偿款隐瞒了二原告系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事实情况，冒领了土地补偿款共计207526.35元。嗣后，在外务工20多年的罗遵琴得知这一情况后，从外地返乡与罗尊语、罗遵武勾结，通过诉讼程序，得到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将二原告应得的补偿款占有。罗遵琴及其父亲罗某1不应享有塘博2.79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收益权，原因如下，一、二原告对该块土地有承包经营权证书，罗遵琴没有；二、土地是二原告委托罗尊语耕种管理开荒的，罗遵琴没有参与该过程；三、罗遵琴对土地的种植情况毫不知情；四、20多年来罗某1及罗遵琴从未对该土地主张过任何权利，从诉讼时效和土地权属管理时效上已过了可以依法主张权利的期限；五、罗遵琴仅能拿出其父的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其父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该证书与二原告持有的证书相矛盾，从土地确权角度和征收赔偿的依据方面不足以证明其父享有承包经营权。罗遵琴在原案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4丘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且申请证人作虚假陈述，导致两审法院均未查清案涉土地的真实权属，从而作出的（2017）黔27民终839号生效判决书损害了二原告的权益。二原告遂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2017）黔27民终839号生效判决书。
罗尊语辩称，案涉土地是其父母亲交给其耕种的，已经耕种了二十多年。
罗遵琴辩称，首先，原案罗遵琴已得到法院支持判令罗尊语、罗遵武返还罗遵琴补偿款，且已进入执行程序。其次，二原告要求撤销的（2017）黔27民终839号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罗遵琴的父亲罗某1已经死亡，罗遵琴及罗某1并未领取罗绍模、莫启云的补偿款；二、罗遵琴起诉罗尊语、罗遵武侵占补偿款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征收罗某1土地周边的群众证明、村委会证明、征收单位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罗遵武主动退还8314.20元的材料证明以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罗尊语的再审裁定书，均足以证明罗遵琴土地补偿款被罗尊语、罗遵武侵占的事实；三、二原告提出的补偿款207526.35元以及征收的面积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且其二人主张的地理位置、面积、数量、金额和实际征收的面积、数量、金额不符；四、本案被告罗尊语、罗遵武系二原告的亲生儿子，又是罗遵琴诉罗尊语、罗遵武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一案的利害关系人，因此罗尊语、罗遵琴所做的有利于二原告的陈述或证实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罗遵武辩称，对于土地情况其不清楚，由其父亲即罗绍模说了算。
都匀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罗遵琴与其父亲罗某1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作为同一承包户承包经营了原案诉争的承包地。罗某1于2016年1月25日离世后，罗遵琴所在承包户承包经营的农地被征收，罗尊语代领补偿款226530.53元，其中征地补偿款216115.56元，青苗费及误工费10414.87元。罗遵武代领其承包地征收补偿款8714.88元，其中征地补偿款8314.20元，青苗费及误工费400.68元。罗遵琴至今未婚，户籍一直在贵州省都匀市良亩乡丙午村四组8号从未迁出。此外，近年来，案涉被征收土地一直是由罗尊语、罗遵武耕种管理。都匀市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是以户为单位的承包方式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罗遵琴及其父亲罗某1作为同一家庭承包户在1998年参与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在2016年1月25日罗某1离世后，罗遵琴成为了其所在承包户的唯一家庭成员。加之，罗遵琴向法庭提供了由墨冲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罗某1土地兑现情况的说明》以及《都独同城快速干道建设项目用地补偿兑现表》，证明了应兑现给罗某1户的补偿款235245.41元（含青苗费与误工费8714.88元）由罗尊语、罗遵武分别代为领取，故罗尊语、罗遵武所领取的除青苗费与误工费外的补偿款共226530.53元应分别向罗遵琴予以返还，其中罗尊语应返还216115.56元，罗遵武应返还8314.20元。而就青苗费与误工费应由谁享有的问题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近年来本案诉争农地一直都由罗尊语与罗遵武耕种管理，故青苗费及误工费应由罗尊语及罗遵武所有。综上，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701民初48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罗尊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罗遵琴返还征地补偿款216115.56元；二、罗遵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罗遵琴返还征收地补偿款8314.20元；三、驳回罗遵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罗尊语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701民初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都匀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一审认定罗尊语代领的0.862亩土地补偿款46237.68元（已扣除青苗费和误工费）、0.371亩土地补偿款19900.44元（已扣除青苗费和误工费）及罗遵武代领的0.155亩土地补偿款8314.20元（已扣除青苗费和误工费）归罗遵琴享有，应由罗尊语和罗遵武返还上述代领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此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罗尊语领取的2.796亩土地补偿款14977.44元（已扣除青苗费和误工费）是否应归罗遵琴享有的问题。二审中，罗尊语提供了二份都匀市墨冲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罗尊语和罗某1户土地兑现情况的说明》及《情况说明》，因上述两份说明与罗遵琴一审出示的同样是都匀市墨冲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罗某1户土地兑现情况的说明》相矛盾，故本院依职权于2017年7月12日到墨冲镇人民政府进行调查，该政府重新向本院出具了一份《证明》，载明“我单位于2017年3月8日出具的《关于罗尊语和罗某1户土地兑现情况的说明》和《关于罗某1户土地兑现情况的说明》不能作为土地权属依据”，根据墨冲镇人民政府重新出具的《证明》，本案不能以该政府之前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认定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但罗遵琴在一审时还提供了二份都匀市墨冲镇丙午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2月7日和2017年3月14日出具的《证明》，均证实本案争议的名为“塘博”的2.796亩土地是罗遵琴承包地的事实，上述两份证明上还有丙午村四组历任组长李某1、徐某1、现任组长罗某2以及土地周边农户罗遵洪、徐某2、李某2、罗某3等人的签字确认，二审时上述签字确认的相关人员也出庭作证，证实了丙午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且罗某1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也登记有名为“塘博”的土地，故应确认罗尊语领取的2.796亩土地补偿款149977.44元（已扣除青苗费和误工费）归罗遵琴享有，罗尊语应当返还。罗尊语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作出（2017）黔27民终83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罗绍模提供《都匀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342号和《都匀市土地使用证（存根）》拟证明争议的名为“塘博”的2.796亩土地是其承包地，本院不予认可，该证书只能证明罗绍模承包有塘博的土地，但不能证明争议的名为“塘博”的2.796亩是罗绍模的承包地;2.罗绍模提供都匀市墨冲镇丙午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庭审中罗绍模方自认该份证据是由其自行拟写好内容后再由村委会盖章的，该份证据随意性较大，且在该份证明上签字的证明人徐某3、杨某出庭作证时均只能证明案涉争议地由罗尊语开荒耕种，但不能证明罗尊语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3.罗遵琴提供罗绍尤的《都匀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记载罗某1在“塘博”亦承包有土地，结合都匀市墨冲镇丙午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2月7日和2017年3月14日出具的《证明》，以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申2533号民事裁定书中查明“罗尊语在《再审申请书》中明确自认争议的名为“塘博”的2.796亩土地不属于罗尊语及罗遵琴，实际上应属于案外人罗绍模的承包地”的事实，再结合罗遵武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退还罗遵琴其代领罗某1土地征收款8314.20元的说明，本院认定案涉争议地名为“塘博”的2.796亩土地为罗某1的承包地。
本院认为，罗绍模、莫启云关于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黔27民终83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请求不成立，理由如下：一、罗绍模、莫启云主张罗尊语冒领塘博1丘2.796亩土地补偿款157205元、拢燕冲1丘0.569亩土地补偿款31992元、拢燕冲批燕1丘0.168亩土地、龙汤到碰墙脚1丘0.158亩土地补偿款8883.55元，共计4丘土地补偿款207526.35元，该4丘土地中仅塘博1丘2.796亩土地是原案争议土地，其余3丘土地面积及赔偿金额均与原案涉土地无关；二、罗绍模、莫启云主张案涉争议地塘博2.796亩土地为其二人所承包，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通过原、被告各方举证质证，本院认定罗某1为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罗某1死亡后，该地块的征收补偿款应归罗遵琴享有，原审判决罗尊语、罗遵武将代领的土地补偿款返还罗遵琴并无不当。罗绍模、莫启云认为生效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的主张不成立；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规定，该法条明确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件。根据上述法条规定，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仅要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主体条件，而且还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本案中，罗尊语系罗绍模、莫启云的儿子，罗遵琴系罗绍模、莫启云的侄女，各方当事人不仅是有亲戚关系，还都是同组村民，且罗绍模、莫启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娟是罗尊语的女儿，原案一审时，罗文娟也是罗尊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遵琴与罗尊语、罗遵武因土地赔偿款问题发生纠纷于2017年2月14日诉至都匀市人民法院，一、二审中均有多位同组村民出庭作证，对于土地征收及罗尊语领取赔偿款一事，作为家人及同组村民，罗绍模、莫启云此前就应当知晓，直到罗尊语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才提出争议土地属于罗绍模的承包地，其主张前后矛盾，且无证据证实。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规定，罗绍模、莫启云诉称罗遵琴与罗尊语、罗遵武勾结通过诉讼程序占有二人的赔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及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从原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来看，罗遵琴与罗尊语、罗遵武始终站在对立面，没有相互勾结的可能，罗绍模、莫启云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因不能归责于二人的原因未参加原案诉讼，二人关于撤销（2017）黔27民终83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主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关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件。故，对于罗绍模、莫启云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罗绍模、莫启云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三百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莫启云、罗绍模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莫启云、罗绍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国红
审 判 员 李颖敏
审 判 员 倪 安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裘文昕
书 记 员 黄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