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藏0103民初848号
原告徐栋，男，汉族，1984年9月7日出生，经商，现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唐小民，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岳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告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拉萨市。
法定代表人甄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旸，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甄琦，男，汉族，1979年6月17日出生，经商，现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周旸，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甄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旸，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栋与被告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谦公司）、甄琦、第三人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动鱼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2016年8月10日，本院依法作出（2016）藏0103民初第8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6年11月24日，本院依据原告徐栋的申请，作出（2016）藏0103民初84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瑞谦公司所持成都动鱼公司5.68%的股权，期限为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5月24日止。2016年12月13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栋的委托代理人唐小民，被告瑞谦公司、甄琦及第三人成都动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栋起诉称：2012年7月10日，徐栋与甄琦签订了《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部转让）》（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甄琦将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栋。同年7月11日，徐栋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按照甄琦提供的公司银行账户信息，向成都动鱼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10万元，履行完了徐栋在《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义务。徐栋随后催促甄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户登记义务，但甄琦一直怠于行使其义务。经多次发函要求甄琦履行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甄琦不仅不履行合同义务，还于2016年4月19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徐栋与其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徐栋主张违约金。为此，徐栋提起反诉，要求甄琦履行将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手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受理了徐栋提出的反诉。但甄琦却在上述案件审理期间，将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试图以此逃避履行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应履行的义务。经查阅甄琦与瑞谦公司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只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比例，而对于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等合同一般条款均未约定。经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进行查询发现，甄琦为瑞谦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持有瑞谦公司80%的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由此可见，瑞谦公司为甄琦实际控制和控股的公司，其应当知道甄琦已与徐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徐栋。因此，瑞谦公司不构成善意受让人。并且，上述股权转让发生在徐栋与甄琦股权转让纠纷处理过程中，明显是甄琦为逃避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义务刻意进行的安排。甄琦与瑞谦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合同无效。为维护徐栋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甄琦与瑞谦公司于2016年3月1日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甄琦与瑞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徐栋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瑞谦公司将恶意受让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恢复登记至甄琦名下。
徐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部转让）》（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原件1份，证明2012年7月10日，徐栋和甄琦就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２、《解除协议通知书》、《起诉状》、《传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原件各1份，证明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甄琦于2016年4月12日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无效，甄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恶意转让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股权；3、《工商查询信息》1份、《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明成都动鱼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实际是在徐栋与甄琦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4、《工商查询信息》1份，证明甄琦持有瑞谦公司80%的股权，系控股股东；5、《工商查询信息》、《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1份，证明2016年5月10日变更了成都动鱼公司的股东，转让协议未约定成都动鱼公司股权的价款、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6、《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复印件1份，证明2016年3月25日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甄琦与瑞谦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该决议日期有明显的涂改迹象。
瑞谦公司、甄琦共同答辩称，1、至今未收到徐栋支付的10万元。2、2016年2月26日，成都动鱼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甄琦将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3、2016年3月1日，甄琦与瑞谦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已经生效，受到法律保护。4、成都动鱼公司已经依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其现任股东已变更为：张志雄、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谦公司、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5、成都动鱼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徐栋成为股东，即使回归到甄琦名下其他股东也会行使优先购买权。综上，徐栋要求确认甄琦与瑞谦公司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该《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任何权益。请求驳回徐栋的全部诉讼请求。
成都动鱼公司述称与瑞谦公司、甄琦的答辩意见一致。
瑞谦公司、甄琦、成都动鱼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股东会决议》复印件1份，证明其他股东不同意甄琦将其股权转让给徐栋；2、《股东会决议》复印件1份，证明全体股东同意甄琦将其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3、《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证明甄琦未经其他股东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对外转让股权；4、《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股东情况说明》原件1份，证明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徐栋无法成为股东，甄琦对外转让股权是通过股东会决议，甄琦将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与徐栋无关，未侵犯徐栋的利益。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0日，徐栋（乙方、受让方）与甄琦（甲方、转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甄琦将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总股本的10%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栋，转让后原股东持有成都动鱼公司90%股权，徐栋持有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徐栋即享受10%的除投票权以外的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甄琦不再享受相应除投票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徐栋的股份委托甄琦代持；徐栋任何时候可以将委托甄琦代持的股份转到徐栋名下。
2016年4月12日，甄琦以徐栋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以及其他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为由，向徐栋发出解除双方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股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通知书》。
2016年4月19日，甄琦以徐栋为被告，以成都动鱼公司、张志雄、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瑞谦公司、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于2016年4月12日解除；2、徐栋向甄琦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徐栋以甄琦为被告向该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甄琦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2、甄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合同义务，将甄琦所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的10%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7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7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部转让）》于2016年4月13日解除；二、驳回甄琦的其他本诉请求；三、驳回徐栋的反诉请求。”
徐栋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在审理过程中，甄琦和徐栋共同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公司股权是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甄琦、成都动鱼公司和徐栋共同确认甄琦于2012年11月29日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1%；甄琦和瑞谦公司共同确认甄琦将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49.84%股权全部转让给瑞谦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时间是2016年5月10日。该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京02民终789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徐栋于2012年7月11日向甄琦指定的成都动鱼公司账号电汇的10万元系按照其与甄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认定徐栋与甄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在甄琦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之时，徐栋与甄琦就甄琦转让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形成了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因成都动鱼公司现有股东均不同意徐栋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且甄琦现已不持有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徐栋请求甄琦将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变更登记至徐栋名下，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且事实上目前不能履行。据此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741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甄琦解除《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三、驳回甄琦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徐栋的其他反诉请求。”
2016年3月1日，甄琦与瑞谦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甄琦将其在成都动鱼公司876853.5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9.8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瑞谦公司。
2016年12月1日，成都动鱼公司现有股东张志雄、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谦公司发出现有股东均不同意徐栋成为该公司正式股东的《股东声明》。
另查明：甄琦系瑞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80%的股权。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789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股权因后续融资已稀释。
上述事实由《股权转让协议》、《民事判决书》、《股东声明》、《工商查询信息》等证据及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生效判决已确认徐栋与甄琦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在甄琦于2012年11月29日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之时，徐栋与甄琦就甄琦转让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形成了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并确认甄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而甄琦在明知其与徐栋之间就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一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将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给其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瑞谦公司存在恶意，瑞谦公司应当明知甄琦与徐栋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纠纷仍受让甄琦的相应股权，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甄琦与瑞谦公司转让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徐栋的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但超出甄琦代徐栋持有的股权部分系甄琦自身所持有，在无证据证明存在无效情形的情况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仅认定甄琦将其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部分无效。
徐栋与甄琦均认可成都动鱼公司经融资，甄琦代徐栋持有的股权已稀释。徐栋提出甄琦代持的股权由10%稀释为5.68%。甄琦提出根据徐栋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甄琦将其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51%股权中的10%转让给徐栋，故徐栋的股权已稀释为2.89%。对此，徐栋与甄琦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转让后原股东持有成都动鱼公司90%股权，徐栋持有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且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徐栋与甄琦就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形成了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故对甄琦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本院确认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已稀释为5.68%。
徐栋要求瑞谦公司将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恢复登记至甄琦名下的诉讼请求，因甄琦将其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5.68%的股权转让给瑞谦公司属于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瑞谦公司应当将其从甄琦处取得的5.68%的股权予以返还，即应将其持有的甄琦代持徐栋的成都动鱼公司5.68%的股权恢复登记至甄琦名下。
综上，徐栋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甄琦关于成都动鱼公司现有股东不同意其将股权转让给徐栋的抗辩理由及《股东声明》，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审查。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与甄琦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甄琦将其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5.68%的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部分系无效；
二、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甄琦代徐栋持有的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5.68%的股权恢复登记至甄琦名下；
三、驳回徐栋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徐栋已预交），依法减半收取50元，由甄琦和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索朗卓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璐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