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17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685号。
法定代表人：龙洋，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男，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建国南路247号5层。
法定代表人：施建强，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淼淼，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胜利,男,196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美翠,女,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玉磊，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英陶，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赵胜利、于美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702民初13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赵胜利、于美翠原审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赵胜利、于美翠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履行送货义务。1、本案中用于证明履行送货义务的证据没有原件且存在诸多矛盾，如本案证据5中的订单、对账单仅是复印件，并非原件，而且没有任何送货凭证，依据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及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第8条之规定，赵胜利、于美翠根本无法证明已履行71009.9元的送货义务。又如本案证据6更加是自相矛盾，订单的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要求到货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之前，发票要求开具给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但用以证明收货的暂估入库单时间却是2012年3月25日、4月2日，增值税的发票是4月9日开具，但抬头却是浙江福士达有限公司，上述证据无法互相印证。此外，赵胜利、于美翠在庭审中却又陈述暂估入库单只是先行虚开，并非真正实际送货，货物是在之后送到上诉人仓库，但对于何时送货却说不出具体时间，也拿不出送货依据。对于价值48万元货物的实际送达，却没有任何依据，这明显是不合逻辑的。一审法院认定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已收到5000桶机油，进而支持赵胜利、于美翠的诉请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判决由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与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货款151426.1元（扣除489008.8元），扣除的依据是因基于不同的买卖关系不予处理，该判决并没有对489008.8元货款是否属实进行核实，一审法院径直把489008.8元货款作为事实进行认定是不合适的。二、即使货款真实存在，该项业务发生在2012年，本案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均是2012年开具。涉案《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在收到产品，验收通过并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甲方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乙方货款。最后一份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是在2012年6月26日，付款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而本案起诉时间为2016年5月30日，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本案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上诉人在一审中进行了抗辩，但一审法院仍判令其承担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赵胜利、于美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陈述称，对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付489009.9元及利息的判决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一审、二审的受理费由赵胜利、于美翠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未查明赵胜利、于美翠是否履行供货义务的情况下，判决其承担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赵胜利、于美翠在一审中虽然提交了订单、发票、对账函等有关材料，但该等材料之间存在多处矛盾。1、案涉两笔订单均系案外人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乘用车集团公司”）所下，而并非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或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2、就金额为71009.9元的款项，除了2012年5月8日的订单外，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的交货凭证。而2012年1月10日的对账函同样也不能证明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该函件载明截止2012年12月31日的货款，对账单位系案外人乘用车集团公司和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并未有两上诉人的任何确认。且事实上，案外人同利公司与两上诉人于2012年5月24日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赵胜利、于美翠提交的七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由同利公司向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开具的，进一步证明，即便对该对账函与发票项下的供货真实存在，也与2012年5月8日的订单无任何关联。3、就金额为418000元的款项。赵胜利、于美翠提交的证据显示下订单的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要求到货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之前，且明确发票开具给乘用车集团公司。赵胜利、于美翠提交的暂估入库单及发票却与该订单完全不符。暂估入库单所载明的入库时间（分别为2012年3月25日和4月2日）和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时间（2012年4月9日、4月10日）均早于订单时间，收货单位为乘用车集团公司并非原审被告，发票系开具给上诉人而非乘用车集团公司，且具体的货物与数量也与订单完全不符。此外，该等入库单的签收人员是否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员工一审并未查明，赵胜利、于美翠对此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4、虽然开具给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增值税发票已抵扣，但这并不代表供货方已履行了供货义务。正如前面所述，开票金额为418000元的四份发票开票时间早于下订单时间，且在一审庭审中，赵胜利、于美翠也确认暂估入库单是指现暂估开具的单据，只是用于开票，但后续有无实际供货在一审中赵胜利、于美翠并未提供证据。而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实际收货方已明确否认收到过对应货物，因此，即便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抵扣，也并不能证明赵胜利、于美翠履行了供货义务。一审判决仍然认定供货方履行了供货义务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无论案涉款项是否真实存在，赵胜利、于美翠的诉请早已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不存在任何引起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情况。1、案涉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开具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而开具给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发票最晚的日期为2012年4月10日，付款日期应为2012年7月10日，故赵胜利、于美翠应当在2014年7月10日前主张，而至本案起诉之日早已超过两年。2、至赵胜利、于美翠起诉之前，赵胜利、于美翠从未向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过任何款项。3、2015年3月6日同利公司以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为两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案件虽然将案涉款项一并主张，但对案涉款项也未作出任何的事实认定。此外，同利公司与赵胜利、于美翠之间虽为关联企业，但均系独立的法人。同利公司的起诉行为不能视同赵胜利、于美翠的行为，自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4、在一审当中，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与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已就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过抗辩。一审法院仍判令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属于法律适用严重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要求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的内容，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赵胜利、于美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陈述称，对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
赵胜利、于美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489009.9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胜利、于美翠系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同达利）的股东，山东同达利于2014年8月19日注销，其债权债务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第1被告系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年集团）旗下的基地公司，第2被告系青年集团的合作采购商。2011年6月2日，山东同达利（乙方）与两被告（甲方）签订1份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向乙方购买油类产品，产品名称、规格、含税价格详见山东同达利价格清单；本合同项下产品的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以甲方下达的《月供货订单》确定的为准。甲方提前15日下达《月供货订单》，以保证乙方按时供货。乙方负责将产品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收到产品，验收合格并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乙方货款等内容。合同落款，第1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青年集团的员工高凯。2012年5月8日，青年集团采购部的林菲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订单通知山东同达利，采购订单由高凯审核。6月26日，同利公司开出了增值税发票。2013年1月10日，青年集团员工高凯在同利公司的对帐函中对货款金额签字确认，该笔订单货款为71009.9元。2012年3月25日、4月2日，青年集团出具的暂估入库单中载明入库机油5000桶，计货款418000元（青年集团的林菲向山东同达利的电子邮件订单中为8000桶机油）。4月9日，山东同达利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2015年3月6日，同利公司以本案两被告向该院起诉，要求支付包括本案货款489009.9元在内的640436元，该院以“被告与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产生，原告在本案中一并主张，但对山东同达利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由同利公司一并承担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山东同达利与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以处理”，遂作出由两被告支付同利公司货款151426.10元及相应利息的判决。同利公司及第2被告不服，上诉金华市中级法院，中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另查明：2012年6月15日，山东同达利、同利公司共同向青年集团出具证明函1份，内容为：因我公司市场业务扩展的需求，需将山东同达利予以注销，之前该公司与贵企业的所有业务往来全部转入同利公司，山东同达利与同利公司皆属同一法人代表拥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等规定，判决：由被告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赵胜利、于美翠货款489009.9元及利息（从2016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18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赵胜利、于美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对帐单2份，证明机油5000桶已经送达给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
二、2011年9月5日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的高凯及其委托代理人给山东同达利的刘伟发出的关于对账情况的说明，明确记载了各供应商与集团各基地对账时向各基地对账人员索要入库单（可以是复印件），该证据与上述证据一可以相互印证；
三、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给青年汽车供应商的函，出具的时间是2011年4月14日。证明供应商与各基地对账后开具增值税发票（按入库单合格数量）开给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由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被上诉人是按入库单合格数量给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的。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已予以抵扣，这充分说明了该批次的货物已经送达;
四、《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专业凭证》、《转账凭证》。证明：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3月23日向山东同达利支付货款2万元，诉讼时效已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3年3月23日开始计算。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6日以上诉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五、2014年12月3日《对账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2014年12月3日签署对账函，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2月3日起重新计算。
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暂估入库单是矛盾的。暂估入库单有一份是3月25日开具，有一份是4月2日开具，依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说法，暂估单并没有实际的送货，而在二审中又说3月15日送货，一份是4月1日送货，这是明显自相矛盾的。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不是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2万元是2013年3月23日支付的，本案一审是2016年7月13日受理，本案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证据五中没有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所以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暂估入库单开具时间是2012年4月2日和3月25日，而二审庭审中其提交的对账单体现的发货日期是2012年3月15日和2012年4月1日，因此从订单、入库单以及对账单的时间看，该组证据本身存在多处矛盾。而事实上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在一审中也明确没有收到这5000桶机油，被上诉人主张的送货事实不能成立。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是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四与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没有关联，且从付款时间及本案的起诉时间来看，本案的起诉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对证据五并不是对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且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在函件对应的数据证明栏里没有任何的签字确认，该函出具方与本案的诉讼主体是两个独立的法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院认为，证据一至证据三可以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对账函等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山东同达利已提供给上诉人5000桶机油。证据四可以证明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3日支付给山东同达利货款2万元。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证据五中盖章或由工作人员签字，故证据五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3日支付给山东同达利货款2万元。
本院认为，关于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已收到涉案货物问题，被上诉人已提供山东同达利与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入库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本案中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已收到涉案货物。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未收到本案货物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赵胜利、于美翠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涉案合同约定，买受人在收到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支付货款。涉案合同增值税发票最后的开具时间为2012年6月26日。2012年6月15日，山东同达利、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共同向青年集团出具证明函1份，内容为：因我公司市场业务扩展的需求，需将山东同达利予以注销，之前该公司与贵企业的所有业务往来全部转入同利公司，山东同达利与同利公司皆属同一法人代表拥有。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3日支付给山东同达利货款2万元，此时诉讼时效中断。山东同达利于2014年8月19日注销，其债权债务由股东赵胜利、于美翠按出资比例承担。2015年3月6日，同利公司以本案上诉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包括本案货款489009.9元在内的640436元货款，故在此时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7月13日赵胜利、于美翠提起本案诉讼，本次起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赵胜利、于美翠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36元，由上诉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林军
审 判 员 韦红平
代理审判员 王小青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胡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