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再1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男，195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伟，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2，女，195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畅，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3（曾用名郭莉萍），女，195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才，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某4，男，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再审申请人郭某1、郭某2因与被申请人郭某4、郭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01民终208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6）粤民申747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郭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力伟，郭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畅，郭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才、谭晨到庭参加诉讼。郭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1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确认王桂兰遗嘱有效；确认郭某1继承101.28平方米房屋遗产；确认郭某4丧失继承权。
事实和理由：一、律师见证的内容是由律师见证书、遗嘱以及附件内容组成，一、二审将律师见证内容中的遗嘱部分单独进行拆分割裂认定错误。律师见证工作是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以下简称工作细则）的指导。工作细则中除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有二人见证外，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更为细化的指引了律师见证业务的工作，比如要求是二位律师、出具见证书前应先审查的内容以及律师见证书的主要内容等。本案《律师见证书》正是按照工作细则的指导，做出更为细化了代书遗嘱的内容。律师见证是由律师见证书、遗嘱和其他法律文书组成，是律师见证工作的完整组成部分。原审只是单一审查文书中遗嘱的单独一页，认为遗嘱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名，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认定遗嘱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并没有明确表示见证人签名只能签在遗嘱书上。继承法要求见证人签名的目的，无非是保证见证人已经参与见证活动、见证人的见证内容与遗嘱规定一致，本案遗嘱代书人是李朔，此处只是表明李朔的代书身份，同时王桂兰签名并按指模表示代书人所表达的内容是本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对王桂兰的签名及指模，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同时律师见证书的整套资料中附有遗嘱原文，见证书上有记录遗嘱订立全过程的专门记述，见证内容与遗嘱内容的一致性无可怀疑。工作细则还指出，律师见证书必须经过律师事务所业务主管审查并盖章。委托业务关系建立后，律师完成见证业务，律师事务所已经下班时间无人盖章，律师见证书出具时间是2012年8月2日，符合日常行为法则，更是对律师见证工作尊重事实的体现，不属于事后见证。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见证遗嘱只是做了代书遗嘱要有二位见证人的规定，并没有要求见证人必须要在遗嘱本页上签名。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接受律师协会的管理和工作指引，按照更为细化的工作细则进行律师见证工作，应得到法律的认同和支持。原审拆分律师见证的内容进行认定，认定事实错误。二、假设《律师见证书》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也不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原审法院对法律作出扩大化解释，适用法律错误。1、遗嘱是王桂兰的真实签名与指模，其所作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王桂兰于2012年8月1日做遗嘱时意识清醒，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有完全的辨识能力，且在尾部签名及按手印，对于该部分的真实性，四位继承人均无异议，认可是王桂兰的真实意思。对于王桂兰来讲，其已经做了一个普通市民可能尽到的所有注意义务，有偿聘请了二位律师对遗嘱内容进行见证。因此，该遗愿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与认可。遗嘱解释应探寻被继承人的内心真意，力求符合遗嘱愿望，而非仅仅因遗嘱形式存在瑕疵而轻易否定效力。2、法院在认定遗嘱无效时，必须要有法定的情节，不能扩大解释。《律师见证书》不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继承法第二十二条对遗嘱无效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四种情况才属于遗嘱无效，且在该条规定中无概然性的规定。从立法本意上分析上述四种情形，都是以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作为法定判断遗嘱是否有效的判断依据。同时强调对篡改的遗嘱，法律规定认定标准也只是篡改部分无效，而非整个遗嘱无效。因此，立法的本意始终是尊重遗嘱人自行处分自己财产权利作为法律判断的标准。原审认定见证人在见证上存在形式要件瑕疵认为遗嘱无效，缺乏法律支撑，是在肆意扩大以法律手段干预权利人处分权利的范围。三、原审既否定遗嘱的效力，也没有按照法定继承判决，自相矛盾。《律师见证书》的效力只能有两个结果，一是有效，按遗嘱继承；二是无效，按法定继承。原审在认定《律师见证书》遗嘱内容无效的情况下，又以遗嘱认定了郭某1对老人尽了较多赡养义务，有违常理。四、二审判决郭某4、郭某3、郭某2均等继承，违背了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郭某4十多年没有尽到任何赡养义务，事实清楚，郭某4自己也承认没有参加父母的葬礼，郭某4与父母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感情。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少分”，郭某4理应不分。
郭某2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确认王桂兰遗嘱有效，郭某1继承101.28平方米房屋遗产；郭某4无权继承501房二分之一产权房屋；郭某4无权继承存款70658元。事实和理由：一、《律师见证书》有效，王桂兰生前所留遗产，应依遗嘱继承。王桂兰生前，以郭某1照顾居多，多年来长期陪伴在父母身边照顾。郭某2亲眼目睹王桂兰生前特意委托两位律师到家里进行见证，留下遗嘱将房屋留给郭某1，这是母亲个人真实的意思，《律师见证书》应当有效。郭某2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同样有继承权益在其中，但郭某2愿意遵从王桂兰的意愿，按照《律师见证书》中王桂兰生前所作的遗嘱进行财产分配。二、假设《律师见证书》无效，原判分配方案也显失公平，郭某4对王桂兰未尽赡养义务，不应与郭某2、郭某3享有同等继承权。郭某4几十年来从未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断绝与父母的来往，其行为属于消极事实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消极事实的举证，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主张消极事实发生的行为人负有举证责任。郭某4是否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郭某4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即使郭某2不需要举证郭某4未履行赡养义务的消极事实，但郭某2还是通过叔叔、多年的街坊、家中保姆多种途径证明郭某4未履行赡养义务。父母居住的房屋是工作单位广东省机械工业厅的房改房，该小区内居住的邻居都是父母单位的老同事，邻里街坊对各家的情况也是知晓的。郭某4对自己是否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事实避而不谈，只是说让女儿去探望等借口，从不敢正面回应自己履行过赡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定义务，不是可以由第三人代为履行，郭某4若认为自己履行过赡养义务，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郭某4应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仅凭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认定郭某4具有继承权，且与郭某2、郭某3已尽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均等分配父母遗产错误。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郭某4有抚养能力却未尽抚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
郭某3答辩称，不同意郭某1、郭某2的再审请求。一、省高院因送达问题致郭某3、郭某4没有到庭诉讼，没有充分行使权利。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3代书遗嘱是否有效，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所作的律师见证书是否存在瑕疵，见证人是否符合见证人身份的资格。郭某3认为代书遗嘱无效，法律依据：1、继承法第17条明确规定代书遗嘱应由代书人及其他见证人、遗嘱人在代书遗嘱上签字。2、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项第三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应有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遗嘱有效，根据该规定，即使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也应为遗嘱无效。3、最高院在2011年12月6日作出的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该答复是最高院答复给北京市人民法院的请示，根据答复内容显示，最高院经慎重研究并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最高法院相关部门的意见，在该份答复内明确载明根据继承法及最高院关于贯彻继承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结合全案，代书遗嘱上只有代书人的签字，并无见证人的签字，此内容严重违反了上述规定，因此涉案的代书遗嘱应属无效。且代书遗嘱的时间是2012年8月1日，该时间仅在最高院作出答复半年时间之内，应受最高院答复意见的约束。三、本案律师见证存在瑕疵，而且不应以律师见证所依据的律师协会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来对抗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1、律师法及其他任何法律规定都没有关于律师见证的相关规定，只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2007年作出的工作细则，此工作细则的效力无法对抗全国人大所作出的继承法的法律规定及最高院所作出的专门性司法解释，且本案律师见证不符合工作细则的要求，严重违反律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律师见证和继承法产生冲突应以继承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作出的答复予以认定。四、根据继承法第18条第三项的规定，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朔和张素光律师无见证资格。本案材料及相关情况可以证明张素光与李朔与郭某1存在利害关系：（1）本案的证据及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申请再审时提交给省高院的发票，签收单是郭某1。（2）本案二审庭审笔录第六页可以证明2012年8月1日下午郭某1先到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找到李朔，而后律师和郭某1一起去到被继承人处处理继承事项，可见律师不是被继承人找的，是郭某1找的。（3）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在完成见证书盖章后并没有将见证书交给王桂兰，而是交给了郭某1，这在二审庭审笔录中李朔的陈述中可以证明。（4）本案的代理人一直都是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可见郭某1与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是认识的，存在利害关系。本案遗嘱在见证过程中，相关委托律师的寻找、律师发票的签收及见证书的收取都是郭某1，没有王桂兰的相关授权。由此证明本案的律师见证及代书遗嘱是王桂兰被众多继承人里面的某一两个继承人所胁迫所签订的，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律师见证存在瑕疵，第一，律师见证张素光的签名存在李朔代张素光签字的情况。第二，张素光在2012年7月1日已经转所，不是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在见证过程中并没有按照律师见证工作细则制作见证笔录，没有对被继承人进行意思能力及表达能力的审查，也没有相关的律师见证视听资料。第四，律师见证代书遗嘱的内容并不是当场书写，是李朔打出来后找被继承人签字。第五、律师见证的见证时间并非代书遗嘱当天的时间，根据律师见证工作细则，律师见证时间应是8月1日而非8月2日。
2015年7月23日，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郭某1继承其父母五分之四的遗产，即115.744平方米房屋；郭某4、郭某3的份额在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403房中分割。
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郭绍舜于1927年3月3日出生，于2008年5月8日死亡，其配偶王桂兰于1925年1月27日出生，于2015年2月23日死亡，婚后共生育郭某1、郭某4、郭某3、郭某2四人，无收养其他子女，无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郭绍舜父亲郭爱隆、母亲冯秀荣均死亡。王桂兰父亲王凤章于1949年死亡、母亲王粦化于1966年死亡。
被继承人郭绍舜与王桂兰共留下三套房产，分别为登记在郭绍舜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403房[广州市房地产证号为穗房地证字第××号，房产登记号统字311243号]，总建筑面积31.38平方米，登记在郭绍舜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501房、502房[广州市房地产证号为穗房地证字第××号，房产登记号统字311245号]，总建筑面积113.30平方米。被继承人郭绍舜生前未有立下遗嘱。
郭某1提供被继承人王桂兰于2012年8月1日立下的《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王桂兰今年87岁，在立本遗嘱时神智清醒。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此遗嘱，表示我对自己的财产在我去世之后的处理意愿。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501、502房和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403房这两处房产是我和我丈夫郭绍舜共有的房产，我丈夫于2008年5月8日过世。我愿在我过世后，由我的二儿子郭某1继承我于上述两处房产中所有的份额。以上是我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有王桂兰名义签名和捺指模，代书人有李朔签名。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于2012年8月2日出具（2012）粤华民（232）见（001）号《律师见证书》，见证律师签名栏中之一“张素光”签有二个笔迹不同的签名。
2015年7月8日，郭某2立下赠与《声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郭某2，女，汉族，1953年9月7日出生，身份住址，恒宝广场141号7幢701房，身份证号：，系郭绍舜与王桂兰的女儿，现我父母已去世。母亲留下遗嘱：其名下财产由郭某1继承。因兄郭某1在父母晚年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我自愿将父亲郭绍舜遗产中自己的份额赠与给兄郭某1。”郭某1在该《声明》上签字“同意接受”。
郭某1提供王桂兰保姆潘美珍、李耀梅的证人证言，证明郭某1经常照顾王桂兰，王桂兰生前经常讲要将全部财产留给郭某1，王桂兰身体很好，很清醒。
郭某4、郭某3提交中国工商银行越华路支行定期（一年）存折6222023602029810678复印件，证明被继承人王桂兰有一笔定期存款282633.31元，其余当事人对该遗产予以确认，郭某2确认该存折在其手上保管。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的争议问题，关键在于被继承人王桂兰在2012年8月1日立下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经审查该《遗嘱》非王桂兰本人书写，为代书遗嘱，该遗嘱中只有遗嘱人和代书人签名，没有其他见证人签名，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法定形式要件，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在2012年8月2日才作出《律师见证书》，属事后见证，而非当场见证，且律师签名存在笔迹不相同的重大瑕疵，故法院对该律师见证行为的效力不予认定，因此，对上述遗嘱效力不予确认，以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处理。郭某1、郭某4、郭某3、郭某2均为被继承人的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权。
关于遗产分配份额的争议问题。郭某1提供二个保姆的证人证言，与被继承人王桂兰生前的意思表示、郭某2的声明内容能相互认证，法院予以采信，故认定郭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依照《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法院依法对郭某1予以多分。依照《继承法》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的规定，法院在分割房屋遗产时将适用归边处理原则，考虑郭某1已长期居住上述502房，该房屋面积较大，价值较高，故由郭某1继承所有，以便于郭某1继续使用管理；501房的1/2与403房的面积、价值相当，可由郭某4、郭某3共同继承501房，各占1/2产权份额；403房则由郭某2继承所有。至于遗产定期存款282633.31元（另含利息）可由郭某1、郭某4、郭某3、郭某2四人平均分配。
关于继承人接受继承后是否将自已的份额赠与他人属另一法律关系，依法不作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郭绍舜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502房全部产权份额由郭某1继承所有；二、登记在被继承人郭绍舜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501房由郭某4、郭某3继承所有，各占1/2产权份额；三、登记在被继承人郭绍舜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403房全部产权份额由郭某2继承所有；四、被继承人王桂兰遗留在中国工商银行越华路支行定期存折6222023602029810678内定期存款282633.31元（另含利息，总金额以提取现值为准）由郭某1、郭某4、郭某2、郭某3各继承占有1/4金额。郭某2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负责提取该存款分配给郭某1、郭某4、郭某3；五、驳回郭某1、郭某4、郭某3、郭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510元，由郭某1、郭某4、郭某2、郭某3各负担5877.5元。
郭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确认郭某1继承父母遗产中108.6平方米的房子；2.确认郭某1获得母亲的现金遗产中的15万元；3．对郭某4不予分配父母遗产。
郭某3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15栋501、502、403房的产权份额由郭某4、郭某1、郭某2、郭某3四人均等继承；2.对王桂兰遗留的退休金、金银首饰等遗产进行分割；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郭某1、郭某2承担。
郭某2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郭某4无权继承501房的1/2产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郭某4无权继承存款70658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某4、郭某3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一、501房、502房登记于同一本房地产权证，总建筑面积113.30平方米，其中501房约60平方米，502房约50平方米。501房由被继承人郭绍舜与王桂兰居住使用，502房长期以来一直由郭某1居住使用。二、二审时，李朔、张素光律师和苏小芳出庭作证，以证实李朔、张素光见证王桂兰订立代书遗嘱及其后出具《律师见证书》的过程和有关事实。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因遗嘱事涉重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各类遗嘱均有严格的形式要求，或称法定形式要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具备全部法定形式要件，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否则是无效遗嘱。本案《遗嘱》为打印体，并非由被继承人王桂兰本人亲笔书写，因此属于代书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对该条款应理解为：“两个以上见证人”应当当场见证并在代书遗嘱而非其他文书上签名。本案中，作为代书遗嘱的《遗嘱》上仅有遗嘱人和代书人（李朔律师）签名，“其他见证人”张素光律师没有在《遗嘱》上签名，即没有其他见证人的签名，因此，《遗嘱》欠缺法定形式要件，是无效的。张素光律师在见证遗嘱后的第二天在《律师见证书》上签名，既不符合“当场”的要求，也不符合“在代书遗嘱上签名”的要求，因此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本案所涉被继承人郭绍舜与王桂兰的遗产，应由郭某1、郭某4、郭某3、郭某2四人作为被继承人的子女即第一顺序继承人，以法定继承方式进行分配处理。一审判决对《遗嘱》的法律效力认定准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郭某1上诉认为被继承人王桂兰的遗嘱有效，该观点与继承法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相悖，本院二审不予支持。
关于遗产分配份额的问题。郭某1提供二个保姆的证人证言，与被继承人王桂兰生前的意思表示、郭某2的声明内容能相互认证，证据确实充分。其中，被继承人王桂兰的《遗嘱》虽因欠缺法定形式要件而被认定无效，但是在实体事实方面仍具有其证明效力。据《遗嘱》记载，王桂兰自愿将其在403房、501房和502房的所有产权份额交由郭某1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比其他继承人，郭某1对母亲王桂兰照顾较多，母子间感情较深。综合上述证据和分析，本院二审认为，应认定郭某1对被继承人王桂兰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适当多分得遗产。至于郭某4、郭某3、郭某2三个继承人，以均等继承为宜。郭某3上诉认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郭某1对被继承人王桂兰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以及郭某2上诉认为郭某4未尽任何赡养义务，均缺乏足够的证据，本院二审均不予采信。
郭某1上诉提出，本案在分割遗产前应首先偿还其借予父母购房的15万元，经查郭某1一审时的诉讼请求，其一审时并无提出该项请求，即属于二审时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调处。郭某3上诉要求对王桂兰遗留的退休金、金银首饰等遗产进行分割的问题，本案并无证据显示，王桂兰尚遗留有退休金、金银首饰等尚未分配的遗产，故对郭某3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二审不予支持。涉案房屋的具体分配问题，考虑502房长期以来一直由郭某1居住使用，维持原状为宜。同时，501房的1/2份额恰好与403房的面积、价值基本相当，一审判决判令由郭某4、郭某3共同继承501房（各占1/2产权份额），由郭某2继承403房，由郭某1继承502房，符合《继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遗产分割原则，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郭某1、郭某3、郭某2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二审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9672元，由郭某1负担14241元，由郭某3负担17821元，由郭某2负担7610元。
再审期间，郭某3提供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关于审判长佘琼圣、经办王振宏等严重违法恶意剥夺投诉人诉讼权利及借此枉法裁判的投诉信；2、关于请求贵院依法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佘琼圣、经办王振宏等严重违法恶意剥夺本人诉讼权利枉法作出的裁定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该裁定提出抗诉的请求书。第二组证据：3、发票签收单；4、本案二审开庭笔录；5、广东省司法厅网站信息。第三组证据：6、本案一审开庭笔录；7、本案二审开庭笔录；8、律师见证书；9、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签收单；10、遗嘱；第四组证据：11、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病历；12、遗嘱；13、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签收单。第五组证据：14、民事裁定书；15、郭某1证据清单；16、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17、笔迹鉴定申请书；18、财产保全申请书；19财产保全担保书；20、案件排期通知单；21诉讼送达地址确认书；22、本案一审开庭笔录；23、应诉通知书邮寄单；24、邮件退件单；2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26、广州市越秀区法院邮寄送达回证；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郭某1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2不属于法律上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组证据3、4、第三组证据6、7、8、9、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第四组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四组证据12、13、第五组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5-2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再审查明，对于《律师见证书》上的签名，张素光在本院2016年3月16日开庭时陈述：“因为当时我家庭有点变故，一审时律师也找过我。我有两种签名。我没有看到签名，一审判决后，郭先生找到我，下面的签名绝对是我签名的，上面那个可能是李律师顺手签的”；李朔陈述：“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原因了。当时签名的时候张律师不在，这份见证是我做律师以来为数不多的见证，后来郭某1急着要这份见证书，张素光律师就又取回了这份见证书给了郭先生，张素光律师的补签名也是当天签的”；对于遗嘱的鉴定过程，张素光在本院2016年3月16日开庭时陈述：“录音录像没有，谈话记录应该有”。
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实施后，遗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订立。涉案《遗嘱》仅有遗嘱人及代书人签名，没有其他见证人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一、二审据此认定《遗嘱》无效，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法律，《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工作规范，律师在见证过程中，不但要执行行业规范，亦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律师作为见证人，与其他人作为见证人，在法律层面上并无不同。二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两个以上见证人”的理解，即“应当当场见证并在代书遗嘱而非其他文书上签名”，并无不妥；《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三条规定：“律师见证的时间应当是被见证的法律行为发生之时”，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应当制作笔录”。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订立《遗嘱》时不但没有制作笔录，《遗嘱》也不是现场形成，而是李朔一人去外面打印的，在这种情况下，难保《遗嘱》与遗嘱人的原意没有出入，《遗嘱》的客观性及真实性存在瑕疵。此外，张素光、李朔称见证了《遗嘱》订立的整个过程，但张素光在二审开庭时陈述：“录音录像没有，谈话记录应该有”，而事实上《遗嘱》见证并未制作笔录，如果张素光见证了《遗嘱》订立的整个过程，如此重要的事实都记不清楚，不符合常理；张素光二审开庭时陈述：“因为当时我家庭有点变故，一审时律师也找过我。我有两种签名。我没有看到签名，一审判决后，郭先生找到我，下面的签名绝对是我签名的，上面那个可能是李律师顺手签的”。根据上述陈述，《律师见证书》上张素光有两个签名，一个是李朔代签的，一个是《律师见证书》交给郭某1后再取回补签的。对于代书《遗嘱》，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非常严格，如此随意，难免令人对《律师见证书》的证据效力产生怀疑。综上，郭某1、郭某2主张《遗嘱》有效，请求按照《遗嘱》继承遗产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采纳。
关于遗产分配问题，一、二审均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说理充分，本院再审认同一、二审的认定及处理，不再赘述。
综上，审查郭某1、郭某2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其再审请求予以驳回。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粤01民终208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兰永军
审判员 张一扬
审判员 林 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 霞
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