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8民终37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海梅，女，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国，男，1979年7月10日出生，住淮安市淮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伟华，淮安市淮阴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经济开发区珠海路23号。
法定代表人：杜少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世权，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朱海梅因与被上诉人淮安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6）苏0804民初2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海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旗袍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上诉人不可能将已被污染后的旗袍销售给客户，产品无法销售，价值贬低，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邮寄的旗袍价值12380元，因被污染后无法销售，已不具备任何剩余价值，被上诉人应当全额赔偿。
申通公司辩称：1.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根据朱建国本人提供的旗袍，并没有看出旗袍受污染；2.朱建国本人已经收到快递，在法庭上提供的旗袍到底是不是快递的旗袍无法确认；3.如果旗袍确实受到污染，朱建国肯定会拒收；4.鉴于发件人与收件人属于亲戚关系，无从认证寄出货物和收到货物是什么样，无法确定具体货物内容。
朱海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38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朱建国在淮安市淮阴区开办了旗韵阁旗袍厂，又在苏州市虎阜路999号虎丘婚纱城B2-120a做旗袍销售生意，并设立了苏州古韵阁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朱海梅与朱建国系亲属关系。
旗袍厂系被告申通公司大客户，在平时寄递过程中，被告仅对原告方包装好的邮件进行称重，并未当面验对件数。该批货物邮寄时按每公斤0.8元，总重16.8公斤计算的，邮寄费用为13.4元。2016年1月2日，朱海梅自淮安市淮阴区棉花庄旗袍厂向苏州市虎阜路999号虎丘婚纱城B2-120a邮寄了一批旗袍，收件人为朱建国。原告称邮寄了21件旗袍，其中大红色旗袍10件，价值5800元；香槟色旗袍5件，价值3100元；黄色旗袍6件，价值3480元。原告方并提供了苏州古韵阁贸易有限公司的购货清单。该批货物到达收件人处，发现丢失了4件，仅剩17件。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方提交8件红色旗袍，5件香槟色旗袍，1件黄色旗袍，3件蓝色旗袍，与原告的购货清单不一致。第三次庭审中，原告方以第二次庭审提交的旗袍有误为由又提交2件红色旗袍和1件黄色旗袍。一审法院当庭对原告提交的旗袍进行了查验，原告认为旗袍有异味且颜色有污染，但并未查出。原告称时间太久，异味已经散发。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还提交原告方与苏州申通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电话中明确因为原告方与苏州申通公司关系较好，原告没有签字就将包裹领走。
庭审中，被告认可在该批货物到达苏州时，收件人处的签名是苏州申通公司工作人员代签的，原告认可收件时包裹是完整的，包裹是收件人朱建国打开的，但原告方认为包裹系被告方打开后又重新包装的。苏州申通公司已赔偿原告损失1000元。原告方每件旗袍均有塑料袋包装。原告方以邮寄包裹被污染为由，向邮政局投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寄递服务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遵守合同约定，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原告邮寄物品出现一定的“污染”，应当适当赔偿原告损失，但赔偿原告的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限。旗袍确实存在“污染”的可能，但原告所举的旗袍与其陈述的颜色不符。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所举旗袍受到“污染”，“污染”也已无法看出或闻出，其所谓的“污染”程度应属较轻，且苏州申通公司已赔偿原告1000元，足以填补原告损失。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丢失4件旗袍损失，因无证据证明，无法予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海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元，由原告朱海梅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寄递过程中丢失四件旗袍，所寄递的旗袍受到污染，造成上诉人经济损失12380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作如下评述：
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寄递合同关系后，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履行不当行为，在寄递服务过程中，将上诉人的旗袍与腌制食品混装，造成旗袍外包装被污染（不排除旗袍本身受到轻微污染的可能性），但从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被污染的旗袍实物看，在上诉人未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旗袍既无任何异味，亦无被污染的渍迹，从外观上根本无法判定旗袍受到了污染，证明旗袍被污染的可能性极小；其次，被寄递的旗袍并非是量体裁衣的订制物品，而是按照统一型号、规格流水线作业的产品，具有可替代性，即使如上诉人所言，旗袍受到污染，其可以用其他同类型旗袍所替代，并不会对上诉人的销售产生影响。损害赔偿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中，损害后果是构成要件之一，即受害人因侵害人的侵害行为给其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方能有权提出赔偿之请求，如果仅有侵害的事实而没有造成损害后果，则侵害人不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由于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损害后果的事实，则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退步而言，即使上诉人的旗袍在寄递过程中受到污染，在能够采取补救措施将损害后果弥补时，一般情形下，不应采用赔偿损失的处理方式。本案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被污染旗袍，在未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即难以分辨污染事实，说明即使旗袍外观包装或旗袍本身受到轻微污染，完全可以通过补救措施加以解决，上诉人所获得的1000元补偿，应当完全可以弥补上诉人因采取补救措施所受到的损失，上诉人坚持主张被上诉人全额赔偿旗袍损失的观点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如果判决由被上诉人全额赔偿上诉人的旗袍损失，对被上诉人亦不公平。
关于旗袍在寄递过程中是否受到丢失问题。由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大客户，双方此前存在大量寄递业务，双方在寄递过程基于充分信任而没有履行清点过数手续，导致双方对于寄递旗袍数量产生分歧。本院认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上诉人主张旗袍丢失，其负有证明旗袍丢失事实的责任。上诉人虽然提供了苏州古韵阁贸易有限公司的购货清单，由于苏州古韵阁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朱海梅所在的旗袍厂均系朱建国所开办，而朱海梅与朱建系亲戚关系，上诉人朱海梅所寄递的旗袍实际是旗袍厂所为，即寄件人与收件人均为朱建国的企业公司，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一份购货单，尚不足以证明旗袍丢失的事实。同时，上诉人在纠纷过程中，第一时间向邮政部门投诉的内容中，也无旗袍丢失的投诉内容，且上诉人在原审三次庭审中对丢失旗袍数量及颜色前后陈述不一的事实，致本院更加确信上诉人所言旗袍丢失的事实难以成立。
综上所述，朱海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10元，由上诉人朱海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玉虎
审 判 员 蒋其举
代理审判员 黄春丽
二○二○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