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8号
原告：吴友定，（公民身份号码：
330205196302241210），个体工商户，住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孔浦村小陈家**号。
被告：戴正芳，个体工商户。
被告：杨水芬。系被告戴正芳之妻。
原告吴友定为与被告戴正芳、杨水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5年3月2日、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友定以及被告戴正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水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友定起诉称：因需要，被告戴正芳于2012年12月14日向原告借款5万元以及2013年9月25日向原告借款15万元（该笔借款系由戴正芳在2011年10月31日向原告借款5万元、原告于2013年8月30日通过银行账户62×××07转账8万元至被告戴正芳贷记卡账户62×××04以及被告戴正芳向吴友定零星借款2万元组成），合计20万元。后因被告戴正芳对2013年9月25日的借款归还了3万元，故双方对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进行结算，确认截止2014年7月28日，被告尚欠原告本息合计132000元。另，被告戴正芳对2012年12月14日的借款利息仅支付至2013年12月24日，其余利息与借款本金均未归还。上述借款均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归还原告的借款本金182000元以及相应利息（其中以5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5日起，以132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7月28日起计算，以上均按月利率3.3%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5年1月30日止为45500元）；二、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告吴友定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12年12月14日借条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借款5万元的事实；
2.2013年9月25日借条、2011年10月31日的转账凭证以及2013年8月30日的转账凭证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借款15万元的交付情况，双方还约定月利率为3.3%，后被告戴正芳于2013年11月15日归还原告3万元，经结算，截止2014年7月28日，被告戴正芳就该笔借款尚欠借款本金12万元以及计算至2014年7月28日止的利息12000元，以上合计132000元的事实；
3.2014年6月1日欠条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戴正芳在2014年6月1日确认尚欠原告借款12万元，月利率为3.3%，以及确认自2014年4月28日后未支付利息的事实；
4.结婚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被告戴正芳答辩称：首先，其从2011年5月开始到2013年初共向原告借了38万元，这一点在2013年8月原告与被告因借款归还问题发生冲突，后原告吴友定在孔浦派出所出具的一份书面材料可以得到印证。在该材料出具以后，原告就未再借款给其。其次，38万元的借款由其向原告所借的四笔款项以及相应书写的四张借条组成，其中一份借款金额为23万元的借条［该借条所涉案件已经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调解结案，并已经由原告在2013年9月参与法院执行其在王丽萍处的债权和其将在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转让给后履行完毕］和三份金额为5万的借条，即被告在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以及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原告借款5万元，该三笔借款均有借条和转账凭证，因这三笔款项未归还，应原告的要求，被告在2013年9月25日重新向原告出具了一份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但原告并没有将上述借款凭证原件归还其，仅称待其偿还所有债务后再一起归还。因此本案原告所诉的5万元的借条包含在2013年9月25日借条中，故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性质为承诺书，而非新发生的借款。同时，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所涉借款还包含了江北法院调解的关于其将在臧琪华处的6万元债权中所包括的其向原告所借的5万元（即2012年11月29日的5万元借款），当初债权转让后，原告也没有将借款凭证原件归还给其。第三，对2013年9月25日借条所涉的15万元，因其在2013年11月15日归还了3万元，并在借条下面有备注（另，其在2011年10月31日所借的5万元对应的借条下也有归还3万元的备注，现原告持有该借条原件而不予提交），同时在2013年9月25日借条出具后，被告又要求其将臧琪华处的6万元债权转让给吴友定以抵扣2012年11月29日向原告所借的5万元借款以及2013年9月25日结算的1万元欠息，因该1万元利息属于高利息，不应支付，故实际就2013年9月25日的15万元又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归还了6万元，故其实际仅欠原告6万元借款本金，之所以会在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上备注尚欠借款12万元以及在2014年6月1日的欠条上有上述字样，是因为臧琪华未向原告吴友定履行该6万元款项，利息也是按12万元计算的。第四，关于利息，23万元的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是按月利率5分支付，三次5万元的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是按月利率6分支付，到2013年5月，其实际向原告支付了利息30万元，到2013年6月份与原告协商降至月利率4分，付了一二个月后，从2013年9月开始按3.3%计算，上述利息均超出了正常利息，要求对已经支付部分予以扣除。故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
被告戴正芳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13年8月12日（吴友定在孔浦派出所出具的）书面材料一份，用以证明截止2013年8月12日，包括已经法院调解的被告尚应归还的23万元，被告戴正芳尚欠原告款项38万元未还的事实；
2.2013年8月30日的被告贷记卡账户62×××04取款凭条以及该日吴友定银行账户62×××07的存款凭条以及被告戴正芳关于贷记卡账户62×××04在2013年8月30日的历史交易明细查询一份，用以证明在原告于2013年8月30日转账8万元给被告戴正芳归还信用卡后，被告戴正芳于同日将该8万元在同一银行取出交付给原告，原告存进银行卡，因此2013年8月30日所涉8万元并非新产生的借款的事实；
3.2013年11月15日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曾于2013年11月15日归还原告款项3万元的事实；
4.2013年12月28日、1月28日、2月28日、3月28日（利息）收条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戴正芳曾按时按12万元、月利率3.3%即每月4000元支付利息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杨水芬未作任何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材料。
为查明本院事实：1.本院依法就原、被告在2013年8月30日关于8万元款项发生经过向宁波银行孔浦支行进行调查，调取了2013年8月30日原告转账至被告账户8万元、被告戴正芳取款8万元以及原告吴友定存入银行账户8万元的相关凭证（与当事人在举证过程中提供一致）并对上述业务的宁波银行孔浦支行员工朱彬斌进行了询问。朱彬斌陈述称，上述业务均系其所办，具体的时间其已经记不清楚，以凭证上载明为准。
2.本院调取了关于（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的执行情况。原告吴友定因被告戴正芳欠其23万元未还，于2013年8月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后，约定于2013年8月14日前由戴正芳归还吴友定23万元，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4367元由被告戴正芳承担（该费用由被告戴正芳直接支付给吴友定）。因被告戴正芳未履行，原告吴友定于2013年8月2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2013年8月26日，被告将其在臧琪华的4.9万元债权转让吴友定（吴友定从臧琪华处已经取得上述款项）以及在2013年9月23日，原告参与本院对被告戴正芳在王丽萍的债权分配，领取分配款项197018元，作为案件的履行。
3.本院调取了吴友定起诉臧琪华的案件即（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根据案件材料显示，案件由吴友定于2014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对臧琪华的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吴友定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被告戴正芳于2014年3月13日向原告吴友定出具的载明“将其名下在臧琪华处的6万元债权转让给吴友定”的债权转让协议、臧琪华于2013年11月16日向戴正芳出具的6万元借条、2012年11月29日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出具的载有“今借吴友定人民币伍万元，借期15天，小写：（50000元）”、转账支付凭证和2013年9月25日由戴正芳向原告吴友定出具的载有“今欠吴友定壹万元人民币到10月15日前归还”的欠条各一份。该案于2014年5月5日经本院调解，约定由臧琪华于2014年6月30日前归还吴友定借款本金60000元。
经质证，被告戴正芳对原告提供除结婚证复印件外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结婚证复印件，称系其之前丢失的结婚证所复印，其不知道原告提供的该复印件的来源，该结婚证复印件与现在补办的不一致，但对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原告吴友定对被告戴正芳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2014年2月28日收条上的“4000元”非其书写。原告吴友定以及被告戴正芳对本院向宁波银行孔浦支行所调取的相关业务凭证、朱彬斌陈述以及关于（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的执行情况和（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的审理、执行情况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戴正芳认为（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中其向吴友定出具的借条，包含在2013年9月25日出具的借条中，同时认为（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中所履行的款项超出了应付部分，对此应抵扣本案借款。
经审查，本院对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各方提供的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结婚证复印件所证明的内容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一致，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被告戴正芳提供的证据4中收条（除2014年2月28日收条上的“4000元”外）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2014年2月28日收条上的“4000元”与该收条的其他字体存在明显不一，但结合原告举证的2013年9月25日借条上备注的“2013年11月15日归还3万元，月利率3.3%”来看，至少在2013年11月15日后按月利率3.3%支付利息，而上述四份收条所涉利息均发生在之后，故本院对该四个月所支付利息为4000元每月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因双方对（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的执行情况和（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的审理、审理情况无异议，本院对两案的上述审理、执行情况亦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关于事实的争议焦点有：一、2013年9月25日借条的组成；二、被告戴正芳就（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履行的款项是否超出了其应承担义务；三、案涉借款利息的支付情况以及本案中被告戴正芳尚欠原告吴友定的借款本息金额。
一、2013年9月25日借条的组成。
原告吴友定认为，2013年9月25日借款时单独发生的借款，该借条所涉借款是在2013年8月30日由原告转账至被告戴正芳账户8万元、2011年10月31日被告戴正芳向其所借的5万元（该借款快到过期，故需要被告重新出具借条）以及零星的借款2万元组成。首先，虽然其在2013年8月12日出具的书面材料中提及被告戴正芳尚欠其38万元，该38万元确由已经法院调解的23万元和被告戴正芳于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各借款5万元的组成，但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中仅包括2011年10月31日的5万元借款。其次，如果另外两笔借款包含在2013年9月25日借条中，该借条中应当予以体现，且该两份借条原件应当由被告戴正芳予以收回，而事实恰好相反。再次，从时间看，2012年11月29日的5万元借款所涉的债权转让在2014年3月，晚于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因此两者非包含关系。
被告戴正芳认为，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包含了其在2012年11月29日以及2012年12月14日二次向原告吴友定各借款5万元。首先，原告关于被告戴正芳在2013年8月30日向原告借款8万元不属实。在2013年8月30日，吴友定通过转账支付给其8万元系因其信用卡到期，与原告协商后，由原告转账给其还进后，其马上取款8万元交由原告存进原告自己的银行卡，在这样一来一回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的借款；另外，关于原告吴友定陈述的零零星星借款2万元是不存在的，其与原告的所有借款均有转账凭证对应。其次，在2013年8月12日后，被告戴正芳未再向原告吴友定借款。原告与其关于借款归还问题发生纠纷后，经孔浦派出所调解，由吴友定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明确载明其尚欠原告款项为38万元，分文未付。而该38万元，包括了（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涉的23万元以及其在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吴友定所借的5万元组成，因（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涉的23万元经法院调解后，其无力支付，才发生因借款归还问题与吴友定冲突至孔浦派出所处理，原告吴友定不可能再借款给其。第三，2013年9月25日借条性质属于承诺书。在（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涉的23万元经法院执行和其将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转让作为履行对价后，吴友定要求其对剩下的三张5万元（即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所涉借款）借条进行汇总后重新出具借条，这样才有了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当初其要求吴友定将原来的借条还给其，吴友定称待其全部归还后再将原件归还。后吴友定得知其在臧琪华处有债权，遂称其有办法催讨，故要求其将该债权转让给吴友定，并在2014年3月由其出具了债权转让协议。因此在吴友定提起对臧琪华诉讼的案件中，吴友定提供的2012年11月29日借条，已经包含在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中。后其又多次向吴友定索要原来的借条，吴友定均称待其归还借款后一并归还原借条。故，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其在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吴友定所借的5万元未还，吴友定要求其在2013年9月25日将上述三笔借款汇总后重新出具了借条。
本院认为，首先，从本案证据来看，2013年8月30日吴友定通过转账至戴正芳账户的8万元不是2013年9月25日借条所涉款项的组成部分。从宁波银行孔浦支行提供的相关凭证来看，原告吴友定通过其银行账户62×××07在2013年8月30日14时32分转账8万元至被告戴正芳贷记卡账户62×××04中，14时37分，原告吴友定在该银行经同一工作人员存入8万元至其上述银行账户中。同日，戴正芳的上述银行卡在同一银行经同一工作人员取款8万元，因该银行非被告戴正芳的贷记卡账户62×××04的发卡行，故无法显示时间，但吴友定银行账户62×××07转账、进账8万元的时间前后相差5分钟。后经被告戴正芳向发卡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调取了上述贷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查询得知，戴正芳的贷记卡账户62×××04在2013年8月30日14时29分由同城自行柜面转入8万元，在同日14时34分在贷记卡异地他行柜面取款8万元，进账和取款时间同样相隔5分钟。从上述两银行各业务的交易时间来看，虽然被告戴正芳进账的时间早于吴友定转账的时间，但系因银行交易系统的不同，可能导致显示时间有区别，但从上述业务凭证可以看出，吴友定转账8万元给被告戴正芳、戴正芳取款8万元，吴友定存款8万元，三笔业务在5分钟内由同一银行同一工作人员办理，而原告吴友定未能说明存入银行卡的8万元来源何处，从事件的发生时间以及高度盖然性标准来看，本院认为该8万元系戴正芳取出交由吴友定存入其账户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从本案证据来看，被告戴正芳陈述关于2013年9月25日借条所涉的借款的组成更合理。第一，在2013年8月12日，原告与被告戴正芳因借款归还问题发生纠纷后，经孔浦派出所调解，由吴友定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明确戴正芳尚欠吴友定款项为38万元，分文未付。对该38万元，双方均确认系由（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涉的23万元以及其在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吴友定所借的5万元组成，而（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涉的23万元已经戴正芳向吴友定转让戴在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和原告吴友定参与债权分配作为履行，那么戴正芳当时确有15万元没有归还原告，故此时原告要求被告戴正芳对上述借款一并出具借条是说得通的。第二，2013年9月25日，双方对利息进行结算、并由戴正芳出具了欠条（即2013年9月25日戴正芳向原告吴友定出具的关于1万元的欠条）。这说明原告吴友定与被告戴正芳在2013年9月25日确实对之前借款有过结算，因此由被告戴正芳就未归还的三笔借款（即于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借款5万元）一并出具借条是可能的。第三，在2013年9月25日被告戴正芳确认尚欠吴友定15万元后，在2013年11月15日归还了3万元，因此借款本金变更为12万元，若被告戴正芳另外尚欠原告款项，那么双方在2014年4月28日结算利息时不应仅按12万元利息计算，故原告认为被告于2012年12月14日所借的5万元自2013年12月25日起的利息没有支付不合情理。第四，在被告戴正芳将其债权转让给吴友定后，吴友定理应归还对应的戴正芳向其借款的原始凭证，但在（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吴友定除向法院提供了戴正芳转让给其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臧琪华出具给戴正芳的借条，但同时提供了本应消灭的债权凭证即戴正芳出具给其的借条和欠条。这说明被告戴正芳所称的吴友定要求其就所欠款项一并出具借条、待归还所有借款后再归还原借条的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被告戴正芳就（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履行的款项是否超出了其应承担义务？
原告吴友定认为，（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以其参与债权分配、从法院领取的款项以及戴正芳将在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转让作为履行完毕的依据，上述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
被告戴正芳认为，在（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确定其仅支付原告23万元，现经原告参与债权分配了19万元多以及其将在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转让给吴友定，超出了应负担标的，对超出部分应抵扣本案借款。
本院认为，（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调解书确认戴正芳于2013年8月14日前归还吴友定23万元，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4367元由被告戴正芳承担（该费用由被告戴正芳直接支付给吴友定），即被告戴正芳负担总金额为234367元。后向法院申请执行后，被告戴正芳处在2013年8月26日将其在臧琪华处的4.9万元债权转让给吴友定并已经臧琪华履行，后吴友定在2013年9月23日从本院领取了197018元，上述款项合计246018元。因此上述款项中吴友定实际多领取的款项为11651元，应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抵扣。
三、案涉借款利息的支付以及本案中被告戴正芳尚欠原告吴友定的借款本息金额。
原告认为，本案借款应以证据为准，现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为2012年12月14日的5万元以及2013年9月25日借条结算后的132000元以及相应利息。另，其记不清楚被告戴正芳已经支付的利息是按什么标准支付，仅认为自2014年4月28日起按月利率3.3%即4000元计算并在欠条上予以注明，这属于戴正芳自愿支付，法院不应干涉。
被告戴正芳认为，因本案借款经结算为其尚欠原告12万元后，其又在2013年11月15日归还了3万元以及之后将其在臧琪华处的6万元转让给了吴友定，因此实际尚欠的借款本金应为6万元左右。其就23万元的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是按月利率5分支付，三次5万元借款的利息是按月利率6分支付，到2013年5月，其实际向原告支付了利息30万元，到2013年6月份与原告协商降至月利率4分，付了一两个月后，从2013年9月开始按月3.3%计算，上述利息均超出了受法律保护的利息，其要求对已经超额支付部分予以扣除。
本院认为，就利息的支付，从借条约定来看，被告戴正芳于2012年12月14日向原告所借的5万元借条上明确利息为月3.3%以及2013年9月25日借条上备注“2013年11月15日归还3万元，利息为月3.3%”，双方之间的借款应属于有偿借款，而从目前证据来看，对2011年10月31日和2012年11月29日的两次借款利息究竟为多少无法查明，对戴正芳所称在2013年9月25日出具的1万元利息欠条究竟如何组成亦无法查明，但至少对2012年12月14日5万元的借款以及在15万元借款归还3万元后、自2013年11月15日后的利息是按月利率3.3%支付的，该标准明显超出相关规定，本院对此酌低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计算，上述利息计算至2014年4月27日止的利息为29254元，而戴正芳按月3.3%即4000元标准支付（总金额为48770元），超出部分即19516元应抵扣本金。
另，因本案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所涉的15万元实际为戴正芳在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原告所借的5万元组成，后戴正芳在2013年11月15日归还了3万元，后戴正芳将其在臧琪华处的6万元转让给原告来扣除其中的2012年11月29日5万元，因此戴正芳实际尚欠原告吴友定的借款本金为7万元。但正如被告戴正芳所陈述，其在转让后的2014年6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仍明确借款尚欠12万元以及利息按12万元为本金计算，系因上述债权转让后吴友定并未从臧琪华处催要到相关款项，这说明，债权转让的真实意思是，对吴友定无法从臧琪华处受偿的款项，戴正芳仍应承担清偿责任。
因此将戴正芳归还、经债权转让抵扣的款项、将超出法律规定支付的利息抵扣本金以及吴友定就（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所得超出部分抵扣本案尚欠本金后，截止2014年4月27日，戴正芳实际尚欠原告吴友定的款项为38833元，但其对臧琪华的6万元债务应承担补充责任。
本案根据原告吴友定、被告戴正芳的庭审陈述以及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被告戴正芳于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吴友定所借的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吴友定均于同日通过转账交付给被告戴正芳，其中2012年12月14日的借条上载明利息为月利率3.3%。
2012年6月13日，戴正芳向吴友定借款23万元，约定借期为6个月。因被告戴正芳未归还相应款项，故吴友定于2013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即（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经本院调解后，双方约定于2013年8月14日前由戴正芳归还吴友定23万元，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4367元由被告戴正芳承担（该费用由被告戴正芳直接支付给吴友定）。
2013年8月12日，原告吴友定与被告戴正芳因借款归还发生纠纷至孔浦派出所，原告吴友定出具了书面材料一份，载明：因戴正芳借我吴友定38万元借款，至今分文未还……。
因被告戴正芳未履行（2013）甬北商初字第448号案件确定的还款义务，原告吴友定于2013年8月20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原告参与本院对被告戴正芳在王丽萍的债权分配，原告于2013年9月23日从本院领取197018元以及在2013年8月26日由被告将其在臧琪华的4.9万元转让给原告（该款已经由臧琪华支付给吴友定）作为该案的履行。
因被告戴正芳贷记卡62×××04贷款到期，与原告协商后，2013年8月30日下午原告吴友定通过其银行账户62×××07在宁波银行孔浦支行于该日下午转账8万元至被告戴正芳上述账户中，后由戴正芳在吴友定转账的同一银行同一柜面从上述贷记卡中取款8万元，交由吴友定在同一银行同一柜面将该8万元存入其转账的银行账户中。
2013年9月25日，原告吴友定与被告戴正芳对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因被告戴正芳于2011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分别向吴友定所借的5万元尚未归还，故由戴正芳重新向吴友定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本人借吴友定壹拾伍万元人民币从2013年10月1日起，6个月内分期归还。但吴友定未向戴正芳归还原借条。
同日，戴正芳就所欠利息向原告吴友定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吴友定人民币壹万元到10月15日前归还”。
2013年11月15日，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吴友定归还了3万元，因此在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复印件上的落款日期上方对该事实进行了备注，并载明月利率为3.3%。
因案外人臧琪华尚欠戴正芳6万元，吴友定遂要求戴正芳将该债权转让给来抵扣戴正芳在2013年9月25日出具的1万元欠款以及其中5万元借款，同时约定若臧琪华未履行，将由戴正芳承担责任，故戴正芳将臧琪华出具给其的借条交付给吴友定，并于2014年3月由戴正芳向吴友定出具了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后吴友定于2014年4月2日向本院对臧琪华提起诉讼，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被告戴正芳于2014年3月13日向原告吴友定出具载明“其将其名下在臧琪华处的6万元债权转让给吴友定”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臧琪华于2013年11月16日向戴正芳出具的6万元借条、2012年11月29日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出具的载有“今借吴友定人民币伍万元，借期15天，小写：（50000元）”以及当日的转账支付凭证和2013年9月25日由戴正芳向原告吴友定出具的载有“今欠吴友定壹万元人民币到10月15日前归还”的欠条各一份。该案于2014年5月5日经本院调解，约定臧琪华在2014年6月30日前归还吴友定60000元。后经本院执行，吴友定就该案领取执行款项21000元，尚有39000元未执行到位，本院以被执行人臧琪华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程序终结该案执行，并认为申请执行人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请求继续执行。
后因该案未执行到位，于是在2014年5月11日，被告戴正芳在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复印件上的落款日期下方备注“上述12万元借款还未还过”。
在2014年6月1日，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吴友定4月份利息（4月28日开始）肆仟元整未付。利息为月3.3%。原借款壹拾贰未还。
2014年7月28日，原告吴友定与被告戴正芳就2014年4月28日至7月28日的利息进行结算，由戴正芳在2013年9月25日的借条复印件上备注该三个月利息为12000元，因此总数已增加至132000元。
根据前述分析，截止2014年4月27日，戴正芳实际尚欠原告吴友定的借款本金为38833元。
本院认为：被告戴正芳向原告吴友定出具的借条说明两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上述分析来看，截止2014年4月27日，戴正芳实际尚欠原告吴友定的款项为38833元，对之后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戴正芳仍应对臧琪华未履行部分承担补充支付责任。另因所涉借款均系被告戴正芳出面所借，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因此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杨水芬对戴正芳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予以驳回；本院对被告戴正芳认为其转让给臧琪华处的6万元债权应扣除、超出法定利息部分应当抵扣本金中合理辩解部分，依法予以采纳。被告杨水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正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吴友定借款本金38833元并支付以该本金为基数、计算自2014年4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戴正芳对臧琪华就（2014）甬北商初字第266号案件中未履行的39000元承担补充支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吴友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57元，由原告吴友定负担1463元，由被告戴正芳负担8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陈建贞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