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4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东阳，男，1985年9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临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磊，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印，女，1972年9月7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静，女，1984年4月1日出生，住吉林省松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新华，男，1963年5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滨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北京驰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盛世新大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康街1号1幢D单元102室（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翟新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北京驰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东阳因与王印、姜静、翟新华、北京盛世新大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1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吕东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丙磊、翟新华与盛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到庭参加了诉讼。王印、姜静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东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吕东阳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印、姜静、翟新华、盛世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认定吕东阳提供的翟新华出具的2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款条复印件的效力错误。吕东阳虽提供的是收款条的复印件，但吕东阳通过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支付数额已达到175万元，对此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定，而翟新华称仅收到140万元转让款，该说法与银行转账记录不符，翟新华对多支付的款项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在另案判决书中，吕东阳的律师称其为购买盛世公司股权支付了150余万元，此非吕东阳的陈述，是律师将原股东的出资额错误表述成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数额。故，根据吕东阳提供的收款条证据及翟新华的主张，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一审法院未确认翟新华收到股权转让款220万元错误。2、一审法院未认定吕东阳提供的盛世公司财务报表证据的真实性错误。该财务报表是吕东阳在知情权案件执行程序中，翟新华应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要求自行提供的，在各方均在场情况下，经执行局同意后吕东阳复印的，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吕东阳亦对财务报表的来源进行了明确说明，一审法院对来源于法院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系严重认定证据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股权转让无可撤销情形不当。首先，工商档案中《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显示股权转让时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额为正，而实际上盛世公司净资产为负的795862.3元，该报告表系翟新华委托人员办理的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系同一时间，能够证明翟新华在股权转让时故意告知了吕东阳盛世公司净资产为300余万元的虚假事实。其次，翟新华未披露2012年1月对盛世公司增资后全部抽逃出资的事实，该事实属股权转让中的重大事实，吕东阳亦是通过知情权诉讼查账后方得知，能够证明翟新华隐瞒了与股权转让价值相关的事实真相。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东阳从王印、姜静处受让的股权对应的出资分别为105万元和48万元，说明当时转让方强调了其出资额与股权转让价款的对价关系，吕东阳也一直认为受让的股权存在真实的增资，而原股东隐瞒增资后抽逃出资的事实，能够证明故意告知了吕东阳虚假情况,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本案中，翟新华实施了积极的故意陈述虚假事实并消极的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行为，致使吕东阳因该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而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一审法院未认定构成民事欺诈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吕东阳受让股权时了解盛世公司经营状况不当。首先,吕东阳担任盛世公司经理的时间是2007年8月至2009年12月间，翟新华等原股东对盛世公司增资的时间是2012年1月份，从时间上看，盛世公司增资时吕东阳已离开该公司2年多时间，证明吕东阳不可能了解盛世公司经营状况。其次，盛世公司的财务始终由实际控制人翟新华把控，吕东阳通过知情权诉讼途径了解财务情况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吕东阳受让股权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后都无法查阅账目，进一步说明吕东阳事实上无能力且确实不了解盛世公司经营情况。第三，盛世公司由注册资金10万元增资至300万元，吕东阳对其增资的真实性是充分信赖的，吕东阳才同意支付220万元购买盛世公司51%的股份，在受让股权时确不了解原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最后，吕东阳担任过盛世公司职务还担任过其他公司董事长职务的履历，不能据此轻易推定吕东阳应知原股东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及公司经营情况。一审法院做出吕东阳了解盛世公司经营状况的认定无证据证明，亦无正当理由。3、一审法院认定翟新华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不当。翟新华是盛世公司的绝对控制人，姜静和王印仅为名义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是姜静、王印二人本人签字，吕东阳亦从未见过此二人，该案股权转让款全部由翟新华收取，一审法院仅凭翟新华的陈述认定转让款已支付给以上二人明显不当，翟新华作为盛世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翟新华、盛世公司辩称，不同意吕东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姜静、王印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进行答辩。吕东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撤销吕东阳与王印、姜静之间的股权转让（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发生后的行为）；2、判决姜静、王印返还吕东阳股权转让款220万元以及以220万元为本金，从2012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翟新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盛世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为吕东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姜静、王印以及翟新华予以配合；4、本案诉讼费由姜静、王印以及翟新华、盛世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盛世公司的工商材料中显示，2012年12月11日，吕东阳与王印、姜静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吕东阳从王印、姜静处分别受让盛世公司35%和16%的股权，上述股权对应的出资分别为105万元和48万元。吕东阳通过此次受让且经过工商登记变更成为盛世公司持股51%的股东。在已经生效的二审判决书中，吕东阳述称其为购买王印、姜静所持有的盛世公司的股权支付了150余万元。盛世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所显示的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中显示的吕东阳所受让的姜静16%盛世公司的股权和王印35%盛世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为正。2012年11月29日、12月4日，吕东阳通过其他人员的账户向翟新华的账户汇款140万元。翟新华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在收到后通过现金的方式向王印、姜静进行了支付。二、吕东阳在成为盛世公司的股东前，于2007年8月至2009年12月担任盛世公司的经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吕东阳与姜静、王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以及翟新华对于上述股权转让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在本案中，吕东阳述称其在认为盛世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受让的王印与姜静所持有的盛世公司的股权，但通过股东知情权诉讼，才了解到盛世公司在其受让股权时系负资产的情况，并非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在其受让股权时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均为正的情形，导致吕东阳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故其主张应当撤销此次股权转让。一审法院的意见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系转让方出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受让方通过支付对价款获得目标公司的股权。现吕东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在其受让王印和姜静的股权时，二人未如实向其告知盛世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且未如实告知的内容系与盛世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状况相悖的内容。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情形。其次，吕东阳在成为盛世公司的股东之前，即在盛世公司担任过经理职务，也参加过公司的经营，且根据其履历所列内容其还担任过其他公司的董事长职务，故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其在受让盛世公司的股权之前，对于盛世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了解的，同时对于在受让王印和姜静所持有的盛世公司的股权时亦是有能力对盛世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持股后的风险进行审慎的判断和评估，其现在以转让时未能了解盛世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做出受让股权的错误判断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亦不符合一般认知。第三，吕东阳在本案中主张其支付了2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亦因其举证不能且与之前其所陈述内容相悖，而使关于其在本案中所述称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220万元的主张，无法被予以采纳。第四，翟新华作为现盛世公司的另一名在册股东，并非此次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仅是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过程中进行了协调，故翟新华作为本案的被告并不适格，翟新华与本案涉案股权转让并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吕东阳与王印、姜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吕东阳要求撤销股权转让、退还股权转让款220万元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吕东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吕东阳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吕东阳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吕东阳提交的证据为2013年2月和3月吕东阳与翟新华通话的两份录音，证明目的是吕东阳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220万元，而非对方主张的140万元。翟新华和盛世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吕东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吕东阳提供的收款条系复印件，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取的金额共计175万元，与收款条复印件中所反映的220万元并不相符，且与之前其所陈述的内容相悖，本院对其提出的已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22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吕东阳亦不能举证证明其提供的财务报表的具体来源，且该财务报表无盛世公司的财务印章，故一审法院对其客观真实性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吕东阳上诉认为其与姜静、王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以及翟新华对于上述股权转让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该合同具有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现吕东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在其受让王印和姜静的股权时，王印和姜静未如实向其告知盛世公司的经营状况，且告知的内容系与盛世公司当年的经营状况不一致的虚假内容，因此吕东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况且，吕东阳在成为盛世公司股东前，在盛世公司任经理，其是有能力对盛世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持股后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估的。另，翟新华非涉案股权转让的相对方，翟新华与本案涉案股权转让并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翟新华作为本案的被告并不适格。因此，吕东阳上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退还股权转让款220万元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吕东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东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吕东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飞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琳琳书 记 员  马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