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16民初50675号
原告：孙瑞辉,男,1971年1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荣,天津家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宜堂，男，193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祥，天津名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志兰，女，195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祥，天津名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宗歌，男，196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
第三人：杨朝安，男，1981年6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
第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杨家泊镇杨家泊村。
负责人：杨义文，职务：村委会主任。
原告孙瑞辉与被告杨宜堂、武志兰，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追加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家泊村委会）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瑞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荣，被告杨宜堂、武志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祥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杨家泊村委会经本院依法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瑞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应享有的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5年4月9日，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承包了杨家泊村委会的部分土地（位于七加三东、汉沽农场十二队边界河大埝至大黄坨子的河埝，以及老规划宽沟杨作堂葡萄地对面一队小突埝、六队直渠东侧交垫子、大柳树埝、五队直渠东侧、一队直渠东侧的全部沟埝）种植树木。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因资金紧张，在征得杨家泊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原告与其合伙共同经营种植树木。2005年4月14日和2005年4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签订了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各一份。该协议书约定：原告与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合伙期间（2005年4月14日至2019年12月30日），种植树苗、挖坑、浇水、锄草、灭虫及所用的人力等所有的费用均由乙方（原告）承担。甲方（杨宗歌、杨朝安）不承担任何费用；经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树木确需要砍伐的，所获利润的分成为甲方（杨宗歌、杨朝安）20%，乙方（原告）80%。该协议还就双方其它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相关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该协议的约定购买了树苗，进行植树造林，并进行了养护。十多年来，原告对合伙经营土地范围内的树木精心养护，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二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原告合伙经营土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向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申请植树造林补贴资金，并于2015年1月30日领取了植树造林补贴80,340元，据为己有。原告得知该情况后，多次要求二被告返还该款项均无果，二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不当得利。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孙瑞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孙瑞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
2.孙瑞辉与杨宗歌、杨朝安签订的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复印件二份和公证书复印件二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之间的合伙种植树木关系；
3.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关于拨付追加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通知》复印件及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复印件，证明二被告领取了植树造林补贴80,340元；
4.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在合伙经营土地范围内的树木种植情况。
被告杨宜堂辩称，我与杨宗歌系父子关系。我知道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合伙种植树木这件事，杨宗歌、杨朝安委托我和武志兰负责看管树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我和武志兰在原告与杨宗歌、杨朝安合伙种植树木的土地范围内栽种了树苗3000-4000棵，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树苗，哪有空儿就在哪栽，没有通知原告。根据2012年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只有胸径在4-8厘米规格的树木才能发放补贴，大于或小于4-8厘米规格的树木均不予以补贴。原告与杨宗歌、杨朝安合伙种植的树木是大树，均不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的相关规定，我们就没有通知原告；我们栽种的是小树，经过汉沽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规定的只有1608棵树，这些树的补贴款项（80,340元）我们已经于2015年1月30日领取。该植树造林补贴款项（80,340元）是我和武志兰经过多次信访、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申请的，不属于不当得利，是合法取得的，不应该返还给原告。我们以自己栽种的小树向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申请植树造林补贴，与原告无关。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宜堂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杨宜堂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
2.原天津市汉沽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民委员会与杨宗歌、杨朝安签订的农田直渠河埝植树承包合同复印件二份，证明杨宗歌、杨朝安与杨家泊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
3.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关于追加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请示》复印件、《关于拨付追加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通知》复印件、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林业工作站《关于支付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杨宜堂、武志兰等植树补贴款的请示》复印件及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林业工作站《关于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现场勘查情况的报告》复印件，证明杨宜堂、武志兰的植树情况和申请植树补贴的情况；
4.陈某签名出具的证明，证明杨宜堂、武志兰购买杨树苗的情况；
5.申请证人崔某、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杨宜堂、武志兰的植树情况。
被告武志兰辩称，我与杨朝安系母子关系。我知道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合伙种植树木这件事，杨宗歌、杨朝安委托我和杨宜堂负责看管树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我和杨宜堂在原告与杨宗歌、杨朝安合伙种植树木的土地范围内栽种了树苗3000-4000棵，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树苗，哪有空儿就在哪栽，没有通知原告。根据2012年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只有胸径在4-8厘米规格的树木才能发放补贴，大于或小于4-8厘米规格的树木均不予以补贴。原告与杨宗歌、杨朝安合伙种植的树木是大树，均不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的相关规定，我们就没有通知原告；我们栽种的是小树，经过汉沽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规定的只有1608棵树，这些树的补贴款项（80,340元）我们已经于2015年1月30日领取。该植树造林补贴款项（80,340元）是我和杨宜堂经过多次信访、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申请的，不属于不当得利，是合法取得的，不应该返还给原告。我们以自己栽种的小树向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申请植树造林补贴，与原告无关。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武志兰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武志兰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
2.原天津市汉沽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村民委员会与杨宗歌、杨朝安签订的农田直渠河埝植树承包合同复印件二份，证明杨宗歌、杨朝安与杨家泊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
3.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关于追加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请示》复印件、《关于拨付追加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通知》复印件、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林业工作站《关于支付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杨宜堂、武志兰等植树补贴款的请示》复印件及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林业工作站《关于杨家泊镇杨宜堂、武志兰等村民植树现场勘查情况的报告》复印件，证明杨宜堂、武志兰的植树情况和申请植树补贴的情况；
4.陈某签名出具的证明，证明杨宜堂、武志兰购买杨树苗的情况；
5.申请证人崔某、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杨宜堂、武志兰的植树情况。
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杨家泊村委会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依法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第二分中心调取相关证据如下：
1.被告杨宜堂、武志兰、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居民信息表，证明其主体资格。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均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被告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原、被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提出异议，主张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在合伙经营土地范围内种植的树木与诉争植树补贴的关联性，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李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所种植树木的真实情况，原告亦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2.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4提出异议，主张该证据不是原始的购买票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被告提交的证据4不是原始的购买票据，出证人陈某未出庭质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3.原告对崔某、张某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主张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二被告所种植树木的情况，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崔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证明二被告所种植树木的真实情况，二被告亦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
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4月13日，原天津市汉沽区杨家泊镇杨家泊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签订农田、直渠、河埝植树承包合同二份，该合同约定：甲方（杨家泊村民委员会）将该村的土地（位于七加三东、汉沽农场十二队边界河大埝至大黄坨子处、老规划宽沟作堂葡萄地对面至一队小突埝、六队直渠东侧交垫子、大柳树埝、五队直渠东侧、一队直渠东侧）承包给乙方（杨宗歌、杨朝安）植树并管理；承包期为15年，自2005年4月9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在承包期间所有地上物归乙方（杨宗歌、杨朝安）所有。上述承包合同签订后，因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资金紧张，经征得杨家泊村民委员会的同意，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协商合伙共同种植树木。2005年4月14日和2005年4月25日，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分别签订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共计二份）并进行了公证，上述协议书约定：甲方（杨宗歌、杨朝安）同意与乙方（孙瑞辉）合伙共同在甲方（杨宗歌、杨朝安）所承包的杨家泊村民委员会土地（位于七加三东、汉沽农场十二队边界河大埝至大黄坨子的河埝；老规划宽沟杨作堂葡萄地对面至一队小突埝、六队直渠东侧交垫子、大柳树埝、五队直渠东侧、一队直渠东侧的全部沟埝）种植树木；甲乙双方合伙种植期限自2005年4月14日至2019年12月30日止；甲乙双方合伙期间，种植树苗、挖坑、浇水、锄草、灭虫及所用的人力等所有的费用均由乙方（孙瑞辉）承担，甲方（杨宗歌、杨朝安）不承担任何费用；合伙期间，甲方（杨宗歌、杨朝安）负责上述大埝所种植树木的看护，防止树木的丢失；经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树木确需要砍伐的，所获利润的分成为甲方20%（杨宗歌、杨朝安各10%），乙方（孙瑞辉）80%。上述协议还就双方其它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相关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即投资购买树苗，在上述土地范围内进行树木种植。双方合伙期间，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委托被告杨宜堂（杨宗歌之父）、武志兰（杨朝安之母）负责看护种植的树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杨宜堂、武志兰未经原告同意，自行购买树苗在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经营的上述土地范围内进行栽种。2012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制定农村造林绿化实施方案，对列入新区年度造林计划的各项工程给予财政补助。被告杨宜堂、武志兰得知相关的财政补助政策后，未经原告同意，多次上访就其种植的树木申请植树造林补贴资金。2014年10月13日，经汉沽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上述土地范围内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规定的杨树（胸径在4-8厘米）为1608株，该树木的补贴资金共计80,340元。2015年1月30日，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林业工作站将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分别转入被告杨宜堂、武志兰的个人账户。原告得知上述情况后，多次要求二被告返还该款项均无果。2016年12月，原、被告就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的权属问题未能协商一致，遂成诉。
本案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自行在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土地范围内所栽种树木的权属如何确定？2.二被告取得的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3.原告的诉请是否合理合法？二被告取得的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是否应返还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提交的证据2（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证实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合伙期间，种植树苗、挖坑、浇水、锄草、灭虫及所用的人力等所有的费用均由乙方（孙瑞辉）承担，甲方（杨宗歌、杨朝安）不承担任何费用。该项约定可以证明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土地范围内所栽种的树木均为原告孙瑞辉所种植，所有的费用亦由原告孙瑞辉承担。二被告抗辩主张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土地范围内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规定（树木胸径在4-8厘米之间）的1608株杨树系二被告自行购买树苗种植的，与原告无关。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二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二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杨宜堂、武志兰与原告孙瑞辉不存在合伙（种植树木）经营关系。二被告在接受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的委托看护原告所种植的树木期间，未经原告同意，自行购买树苗在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土地范围内进行栽种，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孙瑞辉种植树木的经营权，二被告自行购买树苗在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的土地范围内进行栽种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二被告自行负担，二被告所栽种的树木的所有权应归属原告孙瑞辉。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以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土地范围内的树木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缺乏合法依据。二被告向本院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实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经营土地范围内符合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植树造林补贴规定（树木胸径在4-8厘米之间）的1608株杨树的所有权人为二被告，亦不能证实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系二被告合法取得，且原告经济受损与二被告取得上述不当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二被告所取得的上述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应属不当得利，二被告依法应将其所取得的上述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返还给原告和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二被告没有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是形成此纠纷的根本原因，二被告对此应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原告主张二被告向其返还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予以支持。因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签订的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中对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如何分配并无相关约定，本院酌定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按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合伙种植树木所获利润予以分配。依据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与原告孙瑞辉签订的合伙种植树木协议书第五条“经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树木确需要砍伐的，所获利润的分成为甲方20%（杨宗歌、杨朝安各10%），乙方（孙瑞辉）80%”的约定，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中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应分得16,068元（80,340元×20%），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应各自分得8034元；原告孙瑞辉应分得64,272元（80,340元×80%）。鉴于二被告均系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的直系亲属，第三人杨宗歌、杨朝安各自所得的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元）可暂由二被告分别保管；二被告应依法各自返还原告孙瑞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32,136元，原告孙瑞辉实际应得植树造林补贴资金共计为64,272元。原告主张二被告向其返还诉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80,34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对原告的此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宜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孙瑞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32,136元；
二、被告武志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孙瑞辉植树造林补贴资金32,136元；
三、驳回原告孙瑞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本院减半收取904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瑞辉负担300元（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汉沽审判区办理退费604元的手续），由被告杨宜堂负担302元；被告武志兰负担302元（该费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述期限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予以处理）。
审判员 刘卫东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媛媛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二条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六十六条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
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第三百二十条一审宣判时或者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未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虽递交上诉状，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