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商二终字第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国润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西顺城万寿寺东巷8号。
法定代表人：王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顺，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628号。
法定代表人：顾本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振洋，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翼，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沈阳国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国润）与被上诉人烟台恒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恒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4）牟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顺，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于振洋、张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烟台恒邦一审中诉称，上诉人与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红土镍矿的买卖关系，后经三方协商，由被上诉人为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从上诉人处购买红土镍矿，据此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30日分别与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与上诉人签订了买卖合同，确定上海鑫可已经支付给上诉人的1，960，000.00元货款转至被上诉人名下作为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提供红土镍矿粉10000吨，单价为400元／湿吨，计款4，000，000.00元。在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1，960，000.00元转至被上诉人名下后，被上诉人于2011年1月6日又向上诉人支付了2，040，000.00元，共计4，000，000.00元。后因市场变更，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将合同标的调整为800号，上诉人于2011年1月14日向被上诉人退还货款800，000.00元，即上诉人共收被上诉人货款3，200，000.00元。在销售该批经工镍矿粉过程中，被上诉人发现上诉人交付的矿粉数额不足，根据港口提货检重显示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提供了7383.52吨矿粉，亏空616.48吨，价值246，592.00元。对此，被上诉人、上诉人一直在交涉中，至今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退还货款200，000.00元，余款上诉人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未返还。另，根据前述买卖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应参照实际堆场过磅单向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供货价值2，953，408.00元，但被上诉人只收到面值为2，588，000.00元的发票，尚欠365，408.00元的发票未开具，被上诉人多次催促未果，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53，093.47元（365，408元÷1.17×17%）。现要求上诉人立即返还被上诉人货款46，592.00元，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上诉人带来的经济损失53，093.4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诉人沈阳国润一审中辩称，一、上诉人与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17日签订的红土镍矿买卖合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在2010年12月30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放货通知单的说明是2011年1月7日，被上诉人于2011年1月14日至2011年5月7日完成提货，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最后一次退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8日，最后一次开发票的时间是2012年2月20日，到此为止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终结全部业务，被上诉人再未与上诉人方联系过。根据上述时间点被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要求返还货款和赔偿发票损失均违反了2010年12月30日的合同约定，在双方的业务中对于被上诉人出现的问题，被上诉人始终未与上诉人及时沟通和解决，其损失是由被上诉人自己造成的。综上，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17日，上诉人沈阳国润与案外人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可）签订一份《红土镍矿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为：“买方：上海鑫可卖方：沈阳国润合同编号：XK20101217NI签订日期：2010－12－17签订地点：上海买卖双方就红土镍矿购销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买卖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着互惠互利、公正公平的原则，达成以下合同条款：一、供货数量13000吨，以港口实际提货量检重为准。二、供货时间：放货通知单开出后30天。三、质量要求：品质、粒度等均以鲅鱼圈港现货为准。货物的化学成分、自由含水量及物理指标，增度不增价，减度不减价，合同价格不再另行调整。因天气等自然因素引起货物水分流失或增加与卖方无关。港口CCTC检测结果参照指标NI：1.51%；H2O：29%；Fe：10.29%”。四、供货地点：营口鲅鱼圈港（船名：衡山海）。五、发运要求及运费承担：1、买方自提，运费买方承担。2、买卖双方协商约定，13000吨（以港口实际检重量为准）红土镍矿买方需在30天内运输完毕。六、价格及付款：1、价格条款：人民币400元／湿吨。（鲅鱼圈港车板含税湿吨价）。2、总货款：人民币5，200，000.00元整。3、付款条款：买方在本合同签订后当日支付10万定金，余下货款在本月31日前付清。4、结算方式：买方付清货款提完全部货物后，参照实际堆场过磅单，卖方向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率17%）结算。七、不可抗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发生不可抗力时，要及时通知合同的对方并提供有效证明。八、本合同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规定时间内，货，票结清后，本合同自动失效。九、争议解决方式：如产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十、特别约定：买方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委托（浙江中大或其他公司）代理付款，继续执行此合同。买方（章）：上海鑫可单位地址：上海市武宁路19号2101室委托代理人：吴亚姑电话：021-6231****传真：012-62316105开户银行：工行曹家营支行帐号：10×××35卖方（章）沈阳国润单位地址：沈阳市沈河区西顺城街万寿寺东巷8号电话：024-2272****传真：024-22724566开户行：中信银行沈阳和平支行帐号：7222210182800010331。”上海鑫可与本案上诉人分别在该合同的落款买卖双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2010年12月30日本案被上诉人与上海鑫可签订一份《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愿意代理上海鑫可向本案上诉人沈阳国润购买前述XK20101217NI合同中的产品，但数量改为10000吨。同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一份《红土镍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买方：烟台恒邦，卖方：沈阳国润合同编号：HB20101230NI签订日期：2010－12－30签订地点：山东，买卖双方就红土镍矿购销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买卖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着互惠互利、公正公平的原则，达成以下合同条款：一、供货数量10000吨。以港口实际提货量检重为准。二、供货时间：按合同XK20101217NI执行。三、质量要求：品质、粒度等均以鲅鱼圈港现货为准。货物的化学成分、自由含水量及物理指标，增度不增价，减度不减价，合同价格不再另行调整。因天气等自然因素引起货物水分流失或增加与卖方无关。港口CCTC检测结果参照指标NI：1.51%；H2O：29%；Fe：10.29%”。四、供货地点：营口鲅鱼圈港（船名：衡山海）。五、发运要求及运费承担：1、买方自提，运费买方承担。2、买卖双方协商约定，10000吨（以港口实际检重量为准）红土镍矿买方需在合同XK20101217NI规定时间内运输完毕。六、价格及付款：1、价格条款：人民币400元／湿吨。（鲅鱼圈港车板含税湿吨价）。2、总货款：人民币4，000，000.00元整。3、付款条款：由上海鑫可支付给卖方的196万货款全部转入买方名下，视为买方已支付货款，余款204万全部由买方支付，全部货款在本月31日前付清。4、结算方式：买方付清货款提完全部货物后，参照实际堆场过磅单，卖方向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率17%）结算。七、不可抗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发生不可抗力时，要及时通知合同的对方并提供有效证明。八、本合同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规定时间内，货，票结清后，本合同自动失效。九、争议解决方式：如产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买方（章）：烟台恒邦单位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北马路三水大厦501－508室委托代理人：周峰电话：0535－66××××1传真：0535－6680455开户银行：招商银行烟台环山路支行帐号：52×××01卖方（章）沈阳国润单位地址：沈阳市沈河区西顺城街万寿寺东巷8号电话：024-2272****传真：024-22724566开户行：中信银行沈阳和平支行帐号：7222210182800010331”。被上诉人、上诉人分别在合同落款买卖双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2011年1月4日上海鑫可向上诉人发去一份《货款说明》，其内容为：“致沈阳国润：我司在合同号XK20101217NI项下支付贵公司货款人民币196万元：现汇10万元定金，承兑186万元（已扣除贴息费3万）此货款全部转至烟台恒邦名下，视为合同号HB20101230NI项下货款，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请贵公司开至烟台恒邦。特此声明！上海鑫可2011－1－4”。2011年1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达《放货通知单说明》，其内容为：“致：烟台恒邦，鉴于贵司代上海鑫可支付我司与上海鑫可合同号为XK20101217NI项下镍矿货款一事，我司在放货时作如下说明：1、贵公司代为支付总货款为人民币肆佰万元，其中壹拾万元为定金；2、我司应放货总量为10，000吨镍矿，因我司在接到贵司相关款项前就已经收到上海鑫可银行承兑189万元（扣3万元银行贴息）及10万元定金（此款项后经三方协商现已转为贵公司款项），故在2010年12月31日前就已经给上海鑫可放货2000吨，故此次应给贵公司放货数量为8000吨；3、我司在与上海鑫可签订合同时就已经预定提货期截止至2011年1月20日，超过此日期，所产生的港口堆存费由上海鑫可矿产品有限公司承担，因合同的延续性，故该提供期向贵司予以明确。以上事项，特此声明！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沈阳国润2011年1月7日”。2011年1月8日，被上诉人通过网上银行向上诉人付款2，040，000.00元，与受让上海鑫可已付货款1，960，000.00元，共计付款4，000，000.00元。随后被上诉人从辽宁省营口港先后提货15次共计7383.52吨，计款2，953，408.00元。截止2012年2月20日前，上诉人先后向被上诉人开具34张增值税发票，面额合计2，588，000.00元。上诉人先后于2011年1月14日、2011年7月27日和2011年10月19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返还货款800，000.00元、100，000.00元和100，000.00元，合计1，000，000.00元。截止被上诉人起诉前，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46，592.00元未予返还。庭审中，被上诉人为证明本案所涉诉请未过诉讼时效提供两名证人曲某（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部职员）、季某（系被上诉人单位职员）出庭作证以及车票证实上述二人分别在2012年9月3日和2014年6月9日到上诉人处催要欠款和发票这一事宜，同时提供两份《企业询证函》复印件进行佐证。上诉人认为：《企业询证函》系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事实上也从未收到过这些信函；至于证人证言系虚假证言，因为通过当庭与两名证人的询问质证可知此二人未到过上诉人单位，其二人均陈述未看到门牌号牌，但事实上上诉人办公室门口就一直有门牌号牌，且二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仅车票和船票无法证明其在2012年2月20日之后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但上诉人承认双方存在经济纠纷一直在等被上诉人的答复，上诉人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供的《红土镍矿买卖合同》两份、《代理合同》一份、《放货通知单说明》一份、《港口衡重原始记录单》十五份、增值税发票三十四张、车船票、证人证言、《企业询证函》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上诉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过诉讼时效。
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红土镍矿买卖合同》和《代理合同》可知，被上诉人烟台恒邦与上诉人沈阳国润之间签订红土镍矿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故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于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通过《放货通知单说明》可知被上诉人、上诉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将供货数量协商变更为8000.00吨，《港口衡重原始记录单》载明上诉人实际供货7383.52吨，单价为400.00元／湿吨，计款2，953，408.00元，与被上诉人已付的4，000，000.00元（包括承接的上海鑫可货款1，960，000.00元和后续支付的2，040，000.00元）相兑除后，被上诉人多付246，592.00元的货款，后上诉人又返还200，000.00元，截止被上诉人起诉前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多付货款46，592.00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三十四张，面额共计2，588，000.00元，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六条第4项的约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面额为365，408.00元的增值税发票。
其次，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以强制程度保护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限，即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期间而致使其请求权丧失强制力或者胜诉的法律事实，又称消灭时效，一般适用于债的请求权，包括普通诉讼时效（2年）和特殊诉讼时效（2－20年）。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返还多付的货款和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产生的经济损失的诉请系债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本案买卖镍矿的合同交易中，双方最后交易行为是2012年2月20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庭审中上诉人承认与被上诉人存在经济纠纷并且一直在等被上诉人的答复，即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对被上诉人长付的46592.00元货款未约定履行期限，也就意味着直至起诉前被上诉人并没得知上诉人明确不履行返还多付货款和开具发票的义务，可以随时要求上诉人履行上述义务，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诉请已过两年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立即返还46，592.00元货款的主张予以支持。
再者，对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因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无法抵扣产生经济损失的问题，增值税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限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的，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国家依法征税手段。涉案买卖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应按供货数量给被上诉人开具足额的增值税发票，现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面额为365，408.00元的增值税发票已构成违约，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应继续向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能开具的应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经查本案上诉人现在仍系一般纳税人具有开具增值税发票资格和能力，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诉请要求上诉人直接赔偿经济损失理由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沈阳国润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烟台恒邦返还货款46，592.00元。二、驳回烟台恒邦对沈阳国润赔偿经济损失53，093.47元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92.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1，192.00元，上诉人承担1，100.0元，
上诉人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烟台恒邦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海鑫可XK20101217NI买卖合同签定日期为2010年12月17日。烟台恒邦HB20101230NI买卖合同签定日期为2010年12月30日。沈阳国润的放货通知单说明时间为2011年1月7日。烟台恒邦在2011年1月14日起至2011年5月7日止为提货期。沈阳国润最后一次退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8日。沈阳国润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时间为2012年2月20日，同时告知：由于烟台恒邦执行合同自身违约行为的原因，沈阳国润不再开具发票和结尾款。此后烟台恒邦未与沈阳国润有过任何业务往来。烟台恒邦没有任何主张权利文书、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无诉讼时效中止与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以上数据均是由烟台恒邦提供的文件证据中有所证明。然而，原审判决中适用法律有着明显的错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第七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诉讼时效有着明确的规定与释义。原审判决中有关诉讼时效的解释被说成“所谓的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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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消灭时效”。“消灭时效”是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民法典的称谓，中国法律没有“消灭时效”法条。原审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关于特殊诉讼时效（2〜20年）同样不适用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69条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烟台恒邦在本案中权利属于普通诉讼时效，烟台恒邦不具有特殊诉讼时效事由。“客观障碍”是指客观的原因，不可抗力、地震、洪涝干旱、海啸等自然灾害。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4年7月21日开庭双方就诉讼时效、买卖合同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在诉讼时效问题上，法庭和沈阳国润再三要求烟台恒邦出具证据，烟台恒邦没有做出表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诉讼过程中，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烟台恒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身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应被视为自动承认超出诉讼时效。2014年11月7日开庭，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主要围绕烟台恒邦超过诉讼时效展开质证。但是在原审判决书没有充分表述沈阳国润对烟台恒邦出现的证人、出具的证据的质疑。上诉人认为，烟台恒邦出现的证人、出具的证据存有重大瑕疵，涉嫌出庭作伪证；证人曲某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部职员，其工作身份主体不具有证人身份。第一、其本人单位与烟台恒邦分属两个单位，曲某仅仅凭借所谓口头授权、没有任何证明就来我公司办理业务，并且烟台恒邦从未事前与沈阳国润有过任何方式联系，这不符合企业之间有关业务往来的惯例。同时证人曲某明确表明，他与原告公司一名经理原来属于上下级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款、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第二、沈阳国润在质证时几次问询证人曲某记忆力的问题，证人曲某特殊强调自己的记忆力非常好。沈阳国润在质证时问询证人曲某是如何找到沈阳国润公司的过程。证人曲某强调在2012年9月3日下午乘坐出租车到达沈阳国润。但是该人对其如何找到沈阳国润的具体位置，无法表述清楚。该人又说知道沈阳国润公司的地址，是合同上签订的地址。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沈阳国润公司所在地，是没有人知道我公司的名称的，因为我公司门前挂的是另一公司的牌匾，沈阳国润的牌子在室内。沈阳国润问证人曲某，沈阳国润的门牌号是什么样子？在哪个位子？证人曲某无法回答。既然证人曲某强调过自己记忆力很好，为什么记不住这件事？证人曲某的答非所问，臆想捏造。经质证，证人曲某承认没有注意到公司门牌号是否存在，同时也没有给过沈阳国润电话查询我公司的具体位置，同时证人曲某无法表述出沈阳国润的外观以及内部办公环境、无法表述出与沈阳国润哪位员工有过接触、办理过哪些相关事宜。此两点充分说明曲某是一伪证人。证人季某系原告单位职工，声称在2014年6月9日下午2点至3点乘公交车来沈阳国润。而这一时间点恰恰证实了证人季某表述的是谎言。因为烟台恒邦在2014年5月9日己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既然烟台恒邦已经通过司法途径起诉，证人季某只身一人在2014年6月9日来沈阳国润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上的意义。证人季某没有单位授权或身份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曲某、季某无法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后，法院依然采信了无法说清楚的证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证明车、船票等书证，没有证据是证人曲某、季某本身持有。关于企业询证函，在法庭质证中烟台恒邦没有出示（企业询证函）原件，因此，烟台恒邦提供的两份（企业询证函）复印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证据效力。
沈阳国润承认与原告存在经济纠纷是双方互有权利的客观事实，原审庭审中，沈阳国润明确指出由于烟台恒邦执行合同违约从而直接导致沈阳国润的损失不履行赔偿。这才是双方存在经济纠纷的真正含义。烟台恒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诉人明确不履行返还多付货款和开具发票的义务。如果说烟台恒邦并没得知沈阳国润明确不履行行为，是烟台恒邦企业自身疏于管理、相关责任人失职的结果，是烟台恒邦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的结果。因此，“承认与原告存在经济纠纷并且一直在等原告的答复”的时间段是以沈阳国润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时间前为准的事情，与烟台恒邦超出诉讼时效无关。2011年11月18日是上诉人最后一次返款，上诉人明确了如果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没有解决，就不继续开发票和结算尾款，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中，被上诉人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与提起诉讼，但是被上诉人放弃了这个权利。
三、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裁判。原审判决脱离双方合同约定，判定沈阳国润未开具发票构成违约、片面强调沈阳国润欠款事宜。而对烟台恒邦执行合同违约给沈阳国润直接造成的损失只字未提。这一判决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烟台恒邦提供的证据中都能证明烟台恒邦执行合同违约在先。而原审判决却无视这一事实存在，反而指摘沈阳国润没有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合同义务。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建立时效制度的意义，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是以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为前提的，不是无限制的，这有利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烟台恒邦因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3两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烟台恒邦负担。
被上诉人辩称，1、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上诉人却没有履行返款的义务，是违约行为。2、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没有过诉讼时效，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以及上诉人在这方面也作了明确的答复，均记录在案，证明时效没过。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认为很多地方是断章取义的，歪曲了一审中的观点。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欠被上诉人46，592.00元款项没有异议，但认为被上诉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已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起诉时是否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据被上诉人主张款项的性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款项的返还是否有约定进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红土镍矿买卖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为：买方付清货款提完全部货物后，参照实际堆场过磅单，卖方向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率17%）。关于争议解决方式，合同第九条约定：如产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被上诉人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为，对被上诉人超额支付的货款，上诉人于2011年1月14日、2011年7月27日和2011年10月19日分三笔共退还100万元，至2012年2月20日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后开具34张增值税发票，但对其余款项的退还及发票的开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由此可见，对本案所争议的超付货款的退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中及事后并没有具体的约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向被上诉人已明确表明对超付的货款不予退还。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受到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届满之日起起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对超付的货款的偿还问题，上诉人虽称在2012年2月20日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时告知被上诉人业务员上诉人不再开具发票和结算尾款，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不再返还超付的货款。因此，上诉人所称已向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再开具发票和结尾款的说法不能成立。对于超付的货款，被上诉人没有放弃的意思表示，可以随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根据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被上诉人可通过诉讼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为追要超付货款提起的诉讼，没有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行使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沈阳国润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玉新
审 判 员 李学泉
代理审判员 纪晓静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汤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