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冼玉莲，女，汉族，1963年8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世强，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关灿权，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英杰，男，汉族，1967年7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吕洁非，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华筠，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卢永辉，男，汉族，1958年2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冼玉莲因与被上诉人朱英杰、原审被告卢永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冼玉莲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英杰归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冼玉莲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英杰返还律师费10000元；三、卢永辉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冼玉莲、卢永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607元，由冼玉莲、卢永辉负担。
上诉人冼玉莲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严重损害冼玉莲合法权益，二审应依法撤销，并驳回朱英杰的诉讼请求。
一、朱英杰未能举证证实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确认朱英杰主张已履行支付500000元给冼玉莲的事实，从而判决支持朱英杰的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朱英杰向冼玉莲主张归还借款，在冼玉莲提出朱英杰没有将借款实际交付抗辩的情况下，根据以上证据规则规定，朱英杰作为先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一审只是以借款合同约定了“合同签订日乙方已收到出借人，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就将该约定的条款视为冼玉莲收到朱英杰借款的收据，事实上免除了朱英杰应承担的履行合同（先行交付借款）的举证责任，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首先，借款合同约定“合同签订日乙方已收到出借人，人民币伍拾万元正。”不能视为冼玉莲已收到朱英杰借款的借条。本案的借款合同，事实上就是一份格式合同（格式与朱英杰提供的另一份借款合同完全一样）。因格式化合同由朱英杰提供，不论朱英杰是否实际履行支付借款的行为，从该条款约定均可得出冼玉莲已收取了朱英杰借款的结论。但，因本案朱英杰是否履行了支付借款给冼玉莲存在众多疑点，因此，不能根据这一格式化的合同条款就得出冼玉莲已收取朱英杰借款的结论。在冼玉莲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朱英杰必须承担已支付借款500000元给冼玉莲的举证责任。
其次，朱英杰提供的证据、朱英杰本人出庭陈述及证人出庭作证，不但不能证实朱英杰已支付借款给冼玉莲，反而证明了朱英杰主张荒谬、不可信、完全违背生活常理。朱英杰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第一、证人罗某本人所书写的《证人证言》表明：其于2013年12月8日借现款500000元给朱英杰，朱英杰当时给其写了一张收据证明。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朱英杰主张其在一汽车修理厂担任管理人员，收入丰厚，家里保险柜长期存放有大量现金，该500000元借款系朱英杰本人的款项。《证人证言》与朱英杰第一次开庭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
第二、证人罗某本人在庭审时所作的证言表明：证人所借给朱英杰的500000元，系在其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10）中提取大部分现金，加上原有的小部分现金一同借给朱英杰的。但朱英杰提供证人上述借记卡2013年3月4日至12月8日的明细对账单证实，在2013年3月6日、3月26日、5月2日、5月10日、5月15日、9月3日、9月30日（取款两笔）、11月2日，共九次（该时间段只取该九次现款），分别取现款45000元、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77000元、50000元（两次分别取30000元、20000元）、50500元，合计472500元（注：以上取款时间和取款金额均由朱英杰在明细账单上特别注明），另加2万多元一同借给朱英杰。这就是本案500000元现金的来源。但本案的借款合同系2013年12月8日签订，朱英杰主张系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向冼玉莲支付该500000元现金的。试想，朱英杰与冼玉莲没有就借款事宜作任何协商沟通情况下，朱英杰就提前八、九个月时间，开始陆续向证人借款几十万元现金存放在自家的保险柜内，为冼玉莲提供借款做准备。而且，向冼玉莲出借该笔借款，朱英杰不收取任何利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证人及朱英杰的解释称得上不合理。
第三、朱英杰提供的录音，虽然通话的内容确实涉及到借款事实，冼玉莲也提到还款有关事宜。但纵观所有录音内容，正好印证了冼玉莲抗辩提出的：该借款合同系冼玉莲代朋友阿芬所签，冼玉莲没有收到500000元借款；冼玉莲长期受到朱英杰的干扰，甚至恐吓等事实。因为录音中多次提到要找阿芬（秦某某）；找到她（实为阿芬）与她计利息；录音中朱英杰还很愤怒地破口大骂阿芬，如此等等。如果该笔借款与阿芬没有任何关系，为何朱英杰要冼玉莲找出阿芬？为何要和阿芬计利息？因此，没有对录音内容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没有考虑冼玉莲长期受到干扰，甚至恐吓，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只片面看到冼玉莲在录音中提及的还款事宜，就得出冼玉莲收取了500000元借款的结论是错误的。
第四、2013年7月7日的借款，金额只是35000元，并非大额现金，仅此一次的小额现金借款，不足以认为冼玉莲和朱英杰有现金交易的“习惯”。而且，冼玉莲一审时并没有承认代阿芬归还了该35000元。该35000元与本案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出借35000元的现金和出借500000元的现金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一份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小额借款合同，推导不出本案朱英杰向冼玉莲支付了500000元现金借款的结论。由于朱英杰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均无法证实本案500000元的现金借款已支付给冼玉莲，相反却证实了朱英杰主张的荒谬及与生活常理严重相悖。所以，“合同签订日乙方已收到出借人，人民币伍拾万元正”的格式化条款，不能视为朱英杰已支付500000元的现金给冼玉莲的收据。因此，一审判决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应当适用的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将500000元的现金借款是否已支付给冼玉莲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朱英杰。又鉴于朱英杰就以上事实无法举证，应依法驳回朱英杰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本案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
二、一审庭审程序不规范，导致判决不公，二审应通过撤销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主审法官就借款来源、借款时间、地点、借款过程等等关键问题，对朱英杰的代理人进行了详尽的询问，朱英杰的代理人作了相应的回答。但朱英杰的代理人的某些回答极不符合生活常理，并存在虚假成份。第二次开庭时，朱英杰本人参加了庭审。主审法官核实以上问题时，并没有直接向朱英杰询问，却宣读第一次庭审笔录，并就此询问朱英杰是否属实。对于这一不规范的庭审方式，冼玉莲的代理人当庭提出异议，但主审法院却不予理会。冼玉莲认为，冼玉莲抗辩收不到500000元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对于500000元现金的交付时间、地点、交付过程等关键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一审对这些关键事实的审理却如此草率，难以确保判决结果的准确、公正，二审应通过改判予以纠正。另，对于冼玉莲这样一个每月只领1000多元的退休金，靠打几份零工维持生计的人，向朱英杰借500000元，而朱英杰将500000元现金交付给冼玉莲，这样的事是不可想象的。
补充上诉意见：本案一审开庭时朱英杰主张500000元是其本人的，朱英杰在汽车维修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有资金能力出借500000元给冼玉莲。第二次开庭时，朱英杰提交的一份工商管理部门企业系统资料显示朱英杰主张其所在的汽车维修公司成立时间是2013年8月14日，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0日，即该公司成立四个月后，朱英杰就取得丰厚收入有500000元借给冼玉莲，这不符合事实及常理。
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驳回朱英杰诉讼请求的二审判决。
被上诉人朱英杰答辩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冼玉莲与朱英杰签订的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冼玉莲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了借款合同、证明涉案借款来源的证人证言及证人银行流水对账单、通话录音、朱英杰与冼玉莲以往的借款合同证实本案的借款资金来源、借款关系真实、借款已经实际交付。朱英杰提交的各个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朱英杰已在借款合同签订前将涉案借款500000元现金交付给冼玉莲属实。冼玉莲称没有收到过借款，但又无法合理解释为何会在借款合同中签名按指纹予以确认，并且承认借款金额500000元是秦某某收取的，其一分钱也没有收到过，但其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朱英杰已履行交付借款500000元现金给冼玉莲的合同义务。
二、朱英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的借款500000元已在签订合同前交付给冼玉莲。
（一）从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借款合同中第一条明确约定：“合同签订日乙方（冼玉莲）已收到出借人（甲方）人民币伍拾万元正”，且冼玉莲在合同第一条中的三处填写位置印上指纹（冼玉莲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合同正文中的指纹系其印上的），表明冼玉莲对于合同的第一条已经进行详细的阅读，该条约定具有收据的法律效力，冼玉莲作为一个有正常认知能力的常人，理应清楚知道该约定的法律后果，冼玉莲没有可能在未收到借款500000元的情况下贸然在借款合同中予以确认，故冼玉莲称其未收到朱英杰的借款500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
（二）从双方的通话录音看，冼玉莲在通话录音中多次明确承认需要承担还款给朱英杰的责任，但由于现在手头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要求朱英杰给予时间才能够还款，冼玉莲在通话录音中说道：“如果我跟她努力工作，一年内还十几二十万给你，起码最少还一半或者十几二十万给你。”这句话可以说明朱英杰已交付给冼玉莲借款500000元，也可以说明冼玉莲愿意承担还款责任。
（三）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冼玉莲与朱英杰在此次500000元的借款发生前曾经发生过多次借贷交易。但由于此前的多次交易中冼玉莲偿还借款后，借款合同已由朱英杰返还给冼玉莲，朱英杰仅仅保留了2013年7月7日的一份借款合同的复印件，该借款合同与本案签订的借款合同除金额不相同外其他条款和内容均一致，交易方式也与本案一致为先交付现金再签订借款合同。冼玉莲在一审中亦承认2013年7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并且承认已由冼玉莲归还给朱英杰。双方此前交易习惯足以说明双方有交付现金再签订借款合同的交易习惯，本案借款500000元已在合同签订前交付给冼玉莲。
三、冼玉莲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不合理之处，朱英杰需要进行逐一回应：
（一）冼玉莲在上诉状中提及：“不能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就得出冼玉莲已收取朱英杰借款的结论。”冼玉莲这样的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这种推理属于扩大推理，不能用于得出合同条款不可视为收取借款的收条的结论。本案中借款金额仅有500000元，在社会正常的交易过程当中，500000元使用现金交易极为常见，也是常态交易惯例，所以在合同中直接约定合同签订前已收到朱英杰的借款500000元合乎常理，而冼玉莲所称没有可比性。
（二）冼玉莲在上诉状中提及：“证人证言与朱英杰第一次开庭所作陈述相互矛盾”，需要解释的是，第一次庭审中说500000元是朱英杰本人的资金与证人证言并不矛盾。朱英杰向证人罗某借的500000元，朱英杰已分多次全部归还给证人，朱英杰认为本案的借款资金500000元就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资金，合情合理，二者并不矛盾。
（三）冼玉莲在上诉状中提及：“证人所借给朱英杰的500000元系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10）中提取大部分现金，在加上原有的小部分现金一同借给朱英杰的……朱英杰提前八、九个月，开始陆续向证人借款几十万元现金存放在自家的保险柜内，为冼玉莲提供借款做准备”，冼玉莲的这个说法明显歪曲了朱英杰的证明目的，朱英杰提交证人的银行对账单是为了证实证人具有借款500000元给朱英杰的资金实力而不是用于证明证人提前多少个月取款。证人是从事汽修工作的，经常会出现现金交易的情况，且证人从事的其他生意也经常会有现金交易的情况，所以证人在其汽修厂内长期存有大量现金。证人在庭审中也说过其大部分的资金处理都是由其财务进行的，且2013年12月8日的借款距今时间较长，也记不清楚借给朱英杰的500000元是如何构成的。再者，证人有多个银行账户，其也没有可能将所有的银行账户取款记录全部打出来，故仅仅打印农业银行的银行流水以证实其有出借500000元的资金实力。冼玉莲扭曲朱英杰证明目的的说法，法院不应采纳。
（四）冼玉莲在上诉状中提及：“纵观所有录音内容，正好印证了冼玉莲抗辩提出的：该借款系冼玉莲代朋友阿芬所签，冼玉莲没有收到500000元的借款；冼玉莲长期受到朱英杰的干扰，甚至恐吓等事实。”也明显歪曲了冼玉莲通话录音中的意思表示，录音中的这通电话是冼玉莲主叫的，在通话录音中冼玉莲明确表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若朱英杰真没有交付过借款给冼玉莲，冼玉莲为何要主动承认需要还款，并要求朱英杰给予冼玉莲时间呢？冼玉莲称没有收到借款500000元显然属于狡辩。需要向法院说明：由始至终，朱英杰都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向冼玉莲施加还款压力，迫使冼玉莲还款的，并没有任何恐吓或干扰的事实。冼玉莲提出受到恐吓，但又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纯粹系其为了逃脱还款责任而胡乱编造的。
（五）冼玉莲的上诉状中提及：“冼玉莲一审时并没有承认代阿芬归还了该35000元。”这种说法明显不实，冼玉莲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承认该35000元借款是秦某某和冼玉莲共同向朱英杰借的，后来冼玉莲已向朱英杰归还了该35000元，也承认冼玉莲与朱英杰除本案借款外还有多次借贷交易。一审法官还在庭审中多次询问：冼玉莲和秦某某是什么关系？为何冼玉莲称借款人系秦某某，但冼玉莲又帮助秦某某向朱英杰归还借款？但冼玉莲并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只是闪烁其词，虚构事实以蒙骗法官。冼玉莲与朱英杰的35000元的借款交易是秦某某和冼玉莲共同向朱英杰借的，朱英杰交付现金后冼玉莲再签订合同并偿还借款，足以证实冼玉莲与朱英杰之间有类似的交易惯例，本案的借款已实际交付。
原审被告卢永辉没有提出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朱英杰是否已实际交付500000元借款给冼玉莲。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已明确载明“合同签订日乙方已收到出借人伍拾万元正”，虽然该借款合同格式与双方2013年7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相近，但冼玉莲在该条款上捺印，表明其注意到了该条款记载的内容，因此，从该条款的字面表述即为冼玉莲对已经收到款项的确认；其次，朱英杰在庭上的陈述及证人出庭所作证词也对现金款项的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再次，根据朱英杰所提供的双方通话录音，冼玉莲明确承认其向朱英杰借款，只是没有能力归还需分期清偿；最后，从冼玉莲的抗辩意见分析，其辩称只是与秦某某合作做生意所以代秦某某在借款合同签名，但其从未实际收到借款，且承认秦某某收到过部分借款，其已代秦某某还款35000元。综上，朱英杰诉请判令冼玉莲归还借款500000元及利息的证据已经充分，应予支持。冼玉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清楚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捺印的法律后果，其辩解意见并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冼玉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14元，由上诉人冼玉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代理审判员 谭允仪
代理审判员 袁秋华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