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初682号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住所：长春市解放大路****号。
负责人：王守坤，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广君，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泽华，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东岗村。
法定代表人：薄世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丽敏，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满江红山路。
法定代表人：舒江鸿，董事长。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诉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集团）、第三人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鸿迪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光大银行委托代理人李广君、郭泽华，长久集团委托代理人马丽敏到庭参加诉讼。大理鸿迪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
光大银行诉称：2015年1月7日，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72649561）、《最高额质押合同》等合同，光大银行为长久集团承兑授信敞口额度为5968万元，大理鸿迪公司将授信资金全部用于从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提取商品车辆进行销售。为保证光大银行权益，大理鸿迪公司提取的车辆全部质押给光大银行，为此光大银行与长久集团、大理鸿迪公司签订了《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了第三人同意在光大银行给予大理鸿迪公司授信业务未结清前，接受长久集团为实物监管代表，对质押车辆进行监管，代光大银行直接占有质押车辆，长久集团在收到光大银行《质押物释放通知单》后，方可将车辆合格证及钥匙归还大理鸿迪公司并释放质押车辆，并约定长久集团如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光大银行质押权落空或质押物价值不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同履行中，长久集团未能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大理鸿迪公司私售质押车辆109台，价值4321万元，该款被大理鸿迪公司非法占有或挪用，虽经光大银行采取措施，大理鸿迪公司主要责任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处理，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大理鸿迪公司偿还光大银行4307万元，但大理鸿迪公司并未履行给付义务，且无财产可供执行，致使光大银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因长久集团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监管义务，致使光大银行遭受损失，现光大银行为保障自身权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要求长久集团赔偿光大银行4307万元；2.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长久集团承担。
长久集团辩称：一、本案长久集团、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的质押监管合同关系，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间的最高额质押贷款合同关系中，因大理鸿迪公司具体责任人张亚辉已经涉嫌经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处理，此案现在正在侦查期间，故光大银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错误，应依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光大银行在诉状中也提及监管合同其中一方的实际管理人张亚辉涉嫌合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查中。在刑事案件中大理鸿迪公司在履行本案相关的质押监管合同、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业务中，伪造假的车辆合格证书、假钥匙，以犯罪手段规避监管单位监管，恶意侵占银行贷款，是涉嫌合同诈骗的单位犯罪行为。本案光大银行所诉的质押监管合同经济纠纷案件，因光大银行的报警，侦查机关已经介入，刑事已经立案侦查，本案不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是经济犯罪的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据上述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其质押车辆被非法私卖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在刑事案件中处理一并判决。
二、光大银行主张长久集团赔付的4307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光大银行4307万元的主张，与长久集团的监管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性。按光大银行在诉状中所言，其诉讼请求所主张的4307万元是经法院调解确定的数额。该笔欠款，是基于双方借款合同产生，与长久集团的监管行为无关。2.光大银行主张的4307万元不是因三方监管协议而产生的损失。光大银行在诉状中所言该4307万元大理鸿迪公司没有履行给付义务，又无财产可供执行。据了解，公安机关在办理大理鸿迪公司张亚辉涉嫌经济刑事犯罪中，查封了张亚辉个人名下及大理鸿迪公司的部分财产，大理鸿迪公司正在经营中，并没有被强制清算，也没有申请破产，光大银行也没有出具大理鸿迪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终结裁定，怎么能认为是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更不能认定实际损失已经产生。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将已经生效的判决，在还没有履行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就认为执行不能，即走民事诉讼程序，要求长久集团来承担执行不能的法律后果的经济赔偿责任。3.光大银行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4307万元的损失，是由大理鸿迪公司的具体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致，与长久集团无关。不论是刑事案件的侦查，还是在立案之前的沟通，案发后，长久集团均发现了大理鸿迪公司之所以将质押车辆私自移出，是因为其利用三方协议的漏洞，私自伪造了车辆合格证书及钥匙。而三方签订的《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第六条第三款明确：“大理鸿迪公司对向监管单位与银行提供的材料及业务交涉资料真实性负责”，三方监管协议中还明确约定：“（合同1.4款），丙方（大理鸿迪公司）将车辆、车辆合格证、钥匙交给乙方(长久集团)监管。”长久集团在监管中只负责接收工作，正是由于由大理鸿迪公司直接将上述监管的车、合格证、钥匙交给监管单位长久集团，缺少中间的制约机制，导致大理鸿迪公司在接车后没有交给监管单位前就伪造了合格证、伪造了质押车辆的钥匙。而监管单位一名监管员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对合格证、钥匙的真伪进行判断即予以接收。大理鸿迪公司在利用违法犯罪手段骗取监管单位监管员的信任后，将监管车辆在监管员下班后，甚至是伪造停车场状态，将质押车辆偷运出监管场地，私自卖出。而本案中光大银行核对的私自出售的109台质押车中，还有部分合格证仍然在监管员处。部分车辆是利用合同中约定的二级网点销售网上，发布指令的网络技术不成熟的漏洞，在车还没有到监管的停车场时，大理鸿迪公司已经私自转移。并且，光大银行所言的109台质押车缺失是事实，但并不都是私售，还有部分是2015年11月，长久集团已经给光大银行预警后，大理鸿迪公司经营状态恶化，有被蒙骗的买车人强行拖走的车辆，还有被其他债务人强行开走的车辆。4.质押车辆的缺失不仅仅是私售，还有其他与监管根本无关的原因。从我方监管员的风险提示可知，2015年11月27日，我方监管员就分别向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就大理鸿迪公司的经营状态进行了风险告示。之后有许多质押车是被强行拖走，长久集团的监管员明确进行了预警提示。该部分质押物的损失光大银行均知晓，监管单位已经尽了监管义务。造成光大银行109台质押车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大理鸿迪公司利用三方协议的漏洞，私自伪造合格证、车钥匙，采取违法手段躲避监管，利用二级网点网络技术缺陷，还有被大理鸿迪公司的债务人、车辆买主强行拖走车辆造成的。合同约定了大理鸿迪公司负责对交接业务中的相关手续的真实性承担责任，长久集团对此不负责任。债权人强行拖车等问题，长久集团监管员进行了及时预警，履行了监管职责，上述车辆的缺失，与长久集团的监管确实无关。5.光大银行关于质押车辆缺失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进行保险理赔。三方签订的质押监管协议第五条明确规定：“大理鸿迪负责为质押车辆办理质押期间的保险，保险第一受益人是光大银行。投保险种为财产综合险，包括但不限于火灾、盗抢险。保险金额不低于光大银行对大理鸿迪公司的敞口金额。期限不得早于《综合授信合同》到期日，未经光大银行书面许可，大理鸿迪公司不得撤销上述保险或拒绝续交保险费。如果大理鸿迪公司撤销上述保险或者拒绝续交保险费用，光大银行有权代理大理鸿迪公司缴纳保险费，由此产生的保险费及相关费用由大理鸿迪公司承担。”这也是为什么长久集团每月仅仅收取5000元监管费还签署监管协议的重要原因。关于质押车辆缺失的风险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监管单位预期的风险是其监管人员履行交接手续错误产生的损失，而非车辆被盗失等的应该由保险单位承担的损失。光大银行的质押车辆实际损失应当通过依法、依约履行保险理赔得到救济。长久集团认为，光大银行的诉讼程序错误，因为三方监管协议所造成损失的具体额度、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清楚，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是因为监管单位的原因所致，光大银行关于质押车辆的损失应该通过刑事案件的判决实现或者通过保险理赔渠道实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光大银行程序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的诉讼。
大理鸿迪公司未出庭亦未进行答辩。
光大银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证明：2015年1月7日，光大银行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约定光大银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授信最高额度为8480万元，具体授信额度为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法人账户透支2480万元，有效期限为2015年1月7日至2016年1月6日。实际履行中光大银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承兑授信敞口额度为5968万元，大理鸿迪公司将授信资金用于从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提取奥迪牌汽车进行销售。
长久集团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与要证明的问题均没有异议。
证据二、最高额质押合同。证明：2015年1月7日，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在合同第一章总则中明确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同意以其依法所有或有权处分的奥迪品牌汽车合格证及对应车辆向光大银行出质，为光大银行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全部债务向作为质权人的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担保足额清偿债务。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担保的最高额主债权本金余额为最高授信额度8480万元。
长久集团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与要证明的事项均无异议。
证据三、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编号：10349561）附件。证明：2015年4月9日，光大银行与长久集团、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目的是保证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履行。在第一条第1项中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同意接受光大银行授权的长久集团为实物监管代表，对授信项下对应的未结清债务质押物商品车进行监管，在第3项中明确长久集团对质押物（含合格证、质押车辆及全套钥匙）进行监管。在第六条第2项中明确了长久集团应当妥善、谨慎监管所占有的商品，对质押物实行驻店监管。在第十条第2项中明确长久集团每月底与大理鸿迪公司核对质押物实物库存，并填写《质押物清单》，经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签章后由长久集团传光大银行备案。在第十五条第6项中明确，长久集团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甲方质押权落空或质押物价值不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附件包括《质押物清单》、《质押车辆监管签收明细》《质押车辆移动申请书》《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入库单》《质押车辆释放通知单》等，为光大银行、长久集团、大理鸿迪公司履行仓储质押监管协议时的格式文本。该监管协议约定明确，长久集团违反该监管协议，造成监管的质押车辆被大理鸿迪公司私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长久集团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因监管单位的过程导致抵押物缺失的证明事项有异议，此份合同仅仅是三方就质押物监管的相关事宜的约定，从这份合同本身不能证明监管单位在履行监管职责中有任何过错，同时此份合同的相应条款还能证明关于质押物光大银行及大理鸿迪公司还应有对抵押物缺失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这份合同双方在第15条第6款明确约定的是监管单位仅对不履行监管职责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光大银行诉请中的主张全部赔偿责任。
证据四、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编号为：72649561）。证明：2015年4月9日，由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目的是落实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编号：10349561）。在第二条中明确仓库租赁期限与仓储质押监管协议保持一致，长久集团应在监管期间内对仓库进行管理，并承担对货物的监管责任。在第四条第3项中明确长久集团在没有得到光大银行的解除质押指令之前，不行自行或擅自允许大理鸿迪公司对货物进行移库、出库等，否则长久集团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该合同进一步明确了长久集团对质押物的监管责任。因长久集团违反了监管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长久集团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光大银行证明的事项有异议。该协议第7条第1款明确约定了本案的大理鸿迪公司是货物的保管人，并对仓库进行直接管理，本案所涉及的缺失的质押物是在大理鸿迪公司作为仓库货物的保管人躲避监管单位的监管，伪造合格证、钥匙等违法手段盗出，对于在大理鸿迪公司承担管理责任的仓库丢失的货物应由仓库管理人大理鸿迪公司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证据五、质押物清单。证明：1.长久集团编制，并与大理鸿迪公司共同签章后提交给光大银行；2.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大理鸿迪公司未给付光大银行车款的质押车辆为142台（实际为162台），该清单明确了每辆车的颜色、车架号、发动机号、合格证号、入库时间等，总金额为54653274元。证明长久集团对上述车辆承担监管责任，事实上，上述车辆均被大理鸿迪公司私自出售，长久集团未能尽到监管义务，虽经光大银行努力追索，仍有车款本金4307万元未能追回，长久集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长久集团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光大银行证明的事项有异议。光大银行在证明事项中提及的截至2015年12月3日，监管车辆实际为162台的说法没有证据相支持，此份证据能证明12月3日当日应监管车辆为142台，总金额为54653274元。同时光大银行称该142台车均为缺失的质押车辆说法没有证据相支持，与其在诉状中所言的缺失车辆为109台相矛盾，建议光大银行将实际损失额度计算清楚。
证据六、民事调解书。证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调解书，因大理鸿迪公司私自出售车辆且拒绝给付光大银行承兑汇票本金及利息，光大银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1.调解书确定大理鸿迪公司及保证人大理辉鸿经贸有限公司、张亚辉（第三人总经理）、费丽萍（张亚辉爱人）承担连带归还承兑汇票本金4307万元及利息的责任。2.该调解书确定了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最高额质押合同的事实，明确了大理鸿迪公司将应当质押给光大银行的车辆私自出卖并将车款及手续费占用不能归还的事实。证明长久集团应当在大理鸿迪公司未能归还光大银行承兑汇票本金数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长久集团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光大银行证明的事项有异议。1.如果光大银行在诉状中主张的4307万元是本调解书体现的数额的话，光大银行的本次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案两诉之错误；2.此份证据恰恰证明光大银行的损失是由本案三方协议的一方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恶意侵占销售款项，拒不归还银行的垫付款造成的，与本案的监管单位没有任何关系；3.此份证据没有任何一句话能证明本调解书所涉及的损失应由长久集团承担。
长久集团为支持其抗辩观点，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1.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2.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3.大理鸿迪公司、张亚辉涉嫌刑事犯罪的卷宗相关材料。（均为复印件）证明：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长久集团的经济纠纷已经形成经济刑事犯罪案件，光大银行提起民事诉讼错误。关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涉及的是另一家监管单位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光大银行方是吉林银行净月潭支行，所涉及的内容和我方案件一样在监管中出现了刑事犯罪案件，净月潭支行以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后，经省高院审理驳回了净月潭支行的起诉，理由是借款合同案件由刑事经济犯罪产生，不属于经济合同纠纷，依据民诉法119条第4款、208条第3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的第11条裁定驳回了吉林银行的起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也就是中外运所涉及的相关判决，该判决书在审理中将单位列为犯罪主体，在判决的第8项责令长久集团单位对吉林银行净月潭支行的损失进行了退赔，也就是说本案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经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诉法解释之139条之规定，本案光大银行就监管合同中发生的因刑事犯罪产生的经济损失应在刑事判决中判令退赔，而不是通过民事渠道解决。大理鸿迪公司、张亚辉涉嫌刑事犯罪的卷宗相关材料，要证明：1.本案光大银行被监管的质押物缺失，是由于大理鸿迪公司及实际经营人张亚辉利用犯罪手段伪造车辆合格证书、车钥匙，利用监管人下班后其公司负责保管仓库货物的职务便利，非法窃取私自转移的，具体转移的数量侦查机关仍在侦查中，该质押物的缺失与监管单位无关。
光大银行质证：1.长久集团所列的两份法律文书与本案没有可比性与关联性，理由：光大银行、长久集团之间是监管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刑事案件发生的事实，另外无论大理鸿迪公司及大理鸿迪公司的主管人员是否发生刑事犯罪的事实，长久集团都应当承担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的赔偿责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9号刑事判决，该判例认定在无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民事案件可以继续审理，本案长久集团所认为的刑事犯罪线索正处于侦查阶段，故长久集团的证明不能成立。
证据二、《仓储质押监管协议》。证明：1.长久集团与光大银行间的是三方监管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是因为监管协议而产生的独立的法律关系，与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基于贷款而产生是逾期付款没有关系。2.协议第三条约定，对于长久集团仅对二级网点的合格证进行监管。3.协议第五条约定，本案所涉及的质押物缺失应该进行保险理赔程序。4.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对提供的材料及业务交涉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5.协议第十五条1项明确约定了监管单位违反入库出库规定的违约赔偿金为1万元人民币。6.协议第十五条6项明确约定，对于长久集团监管失职给光大银行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全部经济损失。
光大银行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坚持我方原意见之外补充：1.长久集团应当对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质押物包括钥匙、合格证的真实性承担监管义务，根据我方所提供的质押物清单的证据，也足以说明长久集团收到了质押物清单所列的质押物，现质押物脱离监管，造成光大银行未能收取承兑汇票本金，长久集团应承担监管责任；2.长久集团所说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全部经济损失，光大银行认为相应的赔偿责任就是实际造成光大银行的经济损失；3.证明问题的2-5项都是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的约定，与光大银行无关。
证据三、1.大理鸿迪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卷宗材料；2.假合格证书及钥匙交接单；3.风险提示书（电子版输出记录）。证明：监管单位依据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履行了监管职责，监管车辆的缺失，是合同另一方大理鸿迪公司违法犯罪行为所致，还有部分是大理鸿迪公司因民事纠纷被强行拖车所致，与监管单位的监管行为无关。刑事卷宗材料证明监管材料缺失是由于大理鸿迪公司与大理鸿迪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伪造相关证件所为，监管单位并没有任何过错；假合格证书及钥匙交接单证明2015年12月28日监管单位即长久集团对大理鸿迪公司的不正当经营行为向银行多次预警后，与银行进行了监管车辆业务的交接，当日长久集团仍在监管着46台车的合格证，均是大理鸿迪公司在交付长久集团监管前制造的假的合格证，缺失的是在仓库保管的裸车，此份证据还证明监管单位监管的有三项，车、车辆合格证书、车钥匙，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合格证书、车钥匙均由大理鸿迪公司接收后直接交付给长久集团监管员，商品车交由大理鸿迪公司负责管理的仓库保管，本案光大银行主张的109台车辆的损失指的是部分据有销售资格的商品车，还有大部分如我方提交的本证据体现的46台是不具备销售资格的裸车，合格证及钥匙仍在我方监管之中，我方根本不知道该合格证是伪造的。由此证明关于监管车辆的缺失，监管单位履行了应尽的监管职责。风险提示书是从2015年12月10日（预警时间是2015年11月17日）长久集团方书面的即电子文档的风控提示，此份证据证明2015年11月17日长久集团在发现了大理鸿迪公司经营状态恶化后多层次的与光大银行的相关人员进行风险提示和告知，包括2016年1月15日的有部分车辆被强行拖走，1月19日有三台抵押车被强行打开地锁等相关情况的告知，完全能够证明作为监管单位已经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第10条第4款的规定对质押物发生的安全等减损的任何事宜已在约定时间及时通知了光大银行及大理鸿迪公司，监管单位没有过错。
光大银行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一点有异议，风险提示中2015年11月17日之前未向光大银行提示，其他提示的客观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1.针对大理鸿迪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的卷宗材料的质证意见同我方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2.长久集团所谓的风险提示基本都是在抵押物被第三人私售后向光大银行提供的，已经造成了光大银行的损失，其证明的理由根据原长久集团双方监管协议第11条第1项第2、3小项的规定，长久集团只有在收到光大银行质押物释放通知单后方能释放车辆、车辆合格证及全套钥匙，而长久集团恰恰违反了合同该项约定，未能尽到监管义务，在未收到光大银行质押物释放通知单的前提下，造成质押车辆被私售的结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长久集团的证明事项不能成立；3.对于长久集团在风险提示之前发生的实际损失并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7日，原告光大银行与第三人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约定光大银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授信最高额度为8480万元，具体授信额度为银行承兑汇票6000万元，法人账户透支2480万元，有效期限为2015年1月7日至2016年1月6日。实际履行中光大银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承兑授信敞口额度为5968万元，大理鸿迪公司将授信资金用于从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提取奥迪牌汽车进行销售。2015年1月7日，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在合同第一章总则中明确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同意以其依法所有或有权处分的奥迪品牌汽车合格证及对应车辆向光大银行出质，为光大银行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全部债务向作为质权人的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担保足额清偿债务。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综合授信协议（编号：72649561）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担保的最高额主债权本金余额为最高授信额度8480万元。
2015年4月9日，光大银行（甲方，质押权人）与长久集团（乙方）、大理鸿迪公司（丙方）签订《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编号：10349561）附件。协议第一条监管方式约定：“（一）丙方同意在甲方给予丙方授信业务未结清前，接受甲方授权的乙方为实物监管代表，对授信项下对应的未结清债务质押物商品车进行监管……；（三）乙方对质押物（包含合格证、质押车辆及全套钥匙）进行监管，质押监管范围内质押车辆出入库必须经乙方授权监管员确认”。第三条“质押物的存放”约定：“（二）丙方发往在二级网点的车辆按照出库管理，车辆出库需交存足额保证金或经得甲方的同意（甲方需在《质押车辆移动申请书》上签章确认并回传至丙方），丙方需提前向乙方出具由其指定业务负责人签字《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双方业务负责人签字作为车辆出库的凭证；出库车辆返库后，办理车辆入库手续，填写《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入库单》，双方业务负责人签字确认……在乙、丙双方出具《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至双方出具《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入库单》期间，乙方仅对丙方放置在二级网点车辆的合格证负保管责任……”。第五条“保险”约定：“丙方负责为质押车辆办理质押期间的保险，保险第一受益人为甲方”。第六条“三方责任”约定：乙方的责任：“（一）乙方按照经销商的实际工作时间进行驻店监管，包括经销商的营业时间及非营业期间的交接车证时间；如果监管地为非营业性仓库，乙方应按照24小时驻店监管。（二）乙方妥善、谨慎监管所占有的商品，对质押物实行驻店监管……；（三）对质物出现不利于甲方授信安全的情况及时通报甲丙两方”。第九条“质押物接受监管程序”约定：“（三）甲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在指定交车地点接收和监管制造商交付的质押商品车，汽车合格证由丙方交付乙方。甲方在质押商品车发运后，依据乙方提供的指定传真机、指定收件人，指定专人以指定传真机将汽车发货通知书传真乙方，通知书中应告知……与车辆一一对应的合格证编号等。丙方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质押物运到丙方后，丙方验车，乙方依据外观检验/单据核查的原则核证核物，乙方核对无误后，在厂商随车所附的《商品车及合格证交接单》上签章确认，乙方及丙方在《质押车辆监管签收明系》中签章确认，由乙方将交接单和签收明细传真给甲方”。第十条“质押物的管理”约定：“（一）质押物车辆出库试车、参展或其他活动，丙方需提前向乙方提供由其指定业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质押车辆移动申请书》，该申请书一式两份，双方业务负责人各持一份，同时开具《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双方业务负责人签字作为车辆出库的凭证；车库返库后，办理车辆入库手续，填写《质押车辆临时移动入库单》，双方业务负责人签字签字确认；（二）乙方每月底与丙方核对质押物实物库存，填写《质押物清单》，乙丙双方签章，并由乙方传甲方备案”。第十一条“质押物的出库”约定：“（二）甲方确认汇款到达后，将《质押物释放通知单》通过传真通知乙方。签发《质押物释放通知单》指定人员及其《签字样本》；（三）乙方在接到甲方的《质押物释放通知单》后2小时内,将该车的合格证及全套钥匙交给由丙方指定业务负责人,由丙方在《质押物释放通知单》上签字确认”。第十五条“违约责任及不安抗辩”约定：“（六）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甲方质押权落空或质押物价值不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5年4月9日，长久集团（甲方）与大理鸿迪公司（乙方）签订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编号为：72649561），目的是落实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编号：10349561）。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仓库租赁期限与前述《仓库质押监管协议》之期限保持一致，……仓库管理权：甲方应在监管期间内对仓库进行管理，并承担对货物的监管责任……”。第四条第3项约定：“货物入库后，甲方在监管期间内应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在没有得到银行的解除质押指令，办理出库手续之前，不许自行或擅自允许乙方对货物进行移库、出库等，否则甲方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2015年12月3日，三方签章《质押物清单》，载明光大银行与大理鸿迪公司质押车辆142辆，未付清车款总计54653274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实际履行中，光大银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承兑授信敞口额度为5968万元，大理鸿迪公司将授信资金用于从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提取奥迪牌汽车进行销售，大理鸿迪公司用上述贷款购买了融资车辆。光大银行对大理鸿迪公司融资的142台车辆设立质权，光大银行、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签署《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约定长久集团（乙方）对上述融资车辆进行监管及直接占有，长久集团接收了上述融资车辆（含商品车、汽车合格证、钥匙）。2015年11月，长久集团监管下的142台车辆发生缺失，长久集团亦认可其对本案争议的109台车辆均不占有，其余33台车辆中，在2015年11月12日至25日期间，有19台车辆由长久集团购回，价值5184826.92元，已由光大银行实现质权，另14台质押车辆的欠款已由大理鸿迪公司给付于光大银行，上述109台车价值43217577元。2015年12月5日光大银行与长久集团核对的质押车辆还剩余142台，2015年12月28日，双方核对其中缺失的48台车辆被大理鸿迪公司私自盗出售卖。长久集团雇佣的本案所涉车辆的监管人员杨松出庭作证，并陈述其应“负责清点库存车辆的数量，有时一个星期左右清点，查库是其工作职责，每周至少要2次”。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所涉的109台车辆已经设立质权并无争议。光大银行主张本案所涉的109台车辆由大理鸿迪公司私自出售。长久集团则主张是大理鸿迪公司接车后没有交给监管单位前就伪造了合格证、伪造了质押车辆的钥匙，使用伪造合格证和钥匙的犯罪手段偷走的。光大银行主张缺失的109台车辆总价值为4307万元，其依据为（2015）长民四初字第26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大理鸿迪公司应赔偿光大银行4307万元。
另查明，因大理鸿迪公司私自出售车辆且拒绝给付光大银行承兑汇票本金及利息，光大银行以大理鸿迪公司、案外人大理辉鸿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张亚辉、费丽萍为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本院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1.大理鸿迪公司于2016年6月10日前归还光大银行承兑汇票本金4307万元，另外给付截止2016年5月20日的利息192万元；2.大理辉鸿经贸有限公司、张亚辉（大理鸿迪公司总经理）、费丽萍（张亚辉爱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再查明，大理鸿迪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亚辉因涉嫌经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处理，此案现在正在侦查期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应进行实体审理的问题。长久集团主张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经济纠纷，应当裁定驳回光大银行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大理鸿迪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私售质押车辆的行为侵犯了光大银行对质押车辆的占有，亦因此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已经对该案进行侦查。本案中，光大银行系依据其与长久集团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提起的违约之诉，与经济犯罪案件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进行实体审理。
二、关于光大银行在行使质押权时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条款可知，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本案光大银行作为贷款人和质权人，具有审查保管质押财产的法定义务，应当对债务人大理鸿迪交付的质押物进行保管。但光大银行未履行相应的义务，光大银行履行该义务的方式系委托长久集团进行质物监管，光大银行、长久集团、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约定的监管内容包括车辆、钥匙和合格证，监管方式则采用大理鸿迪公司的仓储场地、使用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办公条件及保险柜，上述关于监管内容和监管方式的设计和约定亦难以保证切实、实际的控制质押物，换言之，光大银行依据委托关系而对案涉质押物的占有并不完整。光大银行在设立质权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对造成质物丢失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关于长久集团在履行监管义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对于光大银行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一）长久集团对《仓储质押监管协议》及其应承担相应质押监管责任无异议，但主张光大银行所受到的损失是应为大理鸿迪公司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且其已尽到监管义务，并无违约之处，对于光大银行所受损失亦无过错。关于长久集团的抗辩主张，本院作如下评判：1.关于长久集团是否应对大理鸿迪公司私售车辆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仓储质押监管协议》虽为光大银行、长久集团及大理鸿迪公司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但依据该合同“鉴于”部分的说明和关于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具体监管流程的约定，可以认定光大银行与长久集团之间形成了委托监管关系。《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约定长久集团的监管范围包括车辆本身、钥匙及合格证。该合同第六条2.乙方的责任亦明确约定长久集团有驻店监管的义务，且明确约定监管范围包含合格证、质押车辆及全套钥匙，因此长久集团有义务对质押车辆本身进行监管，车辆的缺失和车辆钥匙、合格证数量不足的事实足以认定长久集团存在违约行为。大理鸿迪公司虽参与订立了《仓储质押监管协议》，但当评判光大银行与长久集团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时，其显然处于合同相对方以外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故若长久集团确有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则大理鸿迪公司私售车辆的行为亦不影响长久集团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向光大银行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因违反合同约定义务而来，性质上属于违约责任。（二）关于长久集团对于光大银行的损失是否存有过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仓储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了长久集团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光大银行质押权落空或质押物价值不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评判长久集团是否应对长久集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以长久集团是否对其违约行为存在过错为前提。依据杨松的证言，足以认定长久集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履行每日盘库的监管义务，车辆钥匙、合格证不足清单数量的事实亦足以认定长久集团并没有履行于每日盘库后核对账、车、证相符情况的义务。同时，长久集团未能就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即时通知光大银行的行为亦对其损失的产生及补救有所影响。故长久集团对于其违约行为的产生确有过错。因此，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还是依据《仓储质押监管协议》之约定，长久集团均因其有过错的违约行为应向光大银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长久集团主张在大理鸿迪公司的债权人强行取走车辆时，已采取向光大银行报告、报警、阻止等措施，已尽到监管职责，但这些措施均未起到保护质押物的作用，不能构成对原告的免责，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长久集团对于光大银行质物损失的责任承担方式问题。在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中，债务人是终局性义务人，担保人在替代债务人清偿债权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属于从义务人，二者依法或依约而产生，都是债权人的直接义务人。相对于债务人与担保人而言，担保物监管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其责任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除因自身原因造成监管担保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所以其只可能是前述直接义务人后的辅助性补充义务人。本案中，质押车辆的丢失主要原因系由于大理鸿迪公司采用违约、违法手段私售车辆造成，而不是因为长久集团的监管行为直接导致。因此，监管人长久集团的责任应当排位在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的直接责任之后，责任方式应认定为补充赔偿责任。即只有在债务人不能依约清偿债务时，监管人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为即使质物灭失导致质权人无法行使优先受偿权，但债务人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质权人并无实际损失，也就谈不上监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债务人仍能清偿部分债务时，监管人的赔偿责任应以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为限。同时，应以因监管人过错导致的质物灭失或短少的价值为限。而光大银行的主债权在本院对主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的诉讼及执行程序中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救济与填补，且大理鸿迪公司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而该刑事程序是否能够部分或全部返赃尚不能确定。另外，长久集团虽收取监管费用，但仅为每月3000元，与其所承担的风险和义务相比，《仓储质押监管协议》中约定的监管人的权利义务不构成对价关系。长久实业公司每月收取的3000元实际仅为必要的费用，而不宜认定为报酬。因此，由于质押人大理鸿迪公司、质权人光大银行、监管人长久集团均对质物的缺失存在过错，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作为质押人的大理鸿迪公司为主要责任。因此，本院酌定监管人长久集团对案涉质物缺失的损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以不超过30%为宜，即对人民法院对大理鸿迪公司强制执行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责任限额亦应以质押财产价值43217577元的30%即12965273.1元为限。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强制执行后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仍不能获得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补充赔偿责任限额不超过12965273.1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71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2150元，由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负担183505元，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86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雨萍
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邹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