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6刑终75号
原公诉机关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代传娥，女，土家族，大学本科文化，1967年12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下称印江县），曾任印江县财政局局长，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住印江县。2016年4月30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印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铜仁市万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谭森，贵州黔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州省印江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印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代传娥犯受贿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一案，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6）黔062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代传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7日、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冉强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代传娥及其辩护人谭森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2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代传娥利用职务便利，为冯某、王某、卢某等人谋取利益，先后9次收受冯某现金人民币共计68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13次收受王某现金共计35.1万元，4次收受卢某现金3.5万元，收受安宗武现金1万元；2016年春节前先后伙同万某、杨某侵吞公款18万元，个人分得7万元；先后向金融机构贷款20万元、50万元、30万元转贷给他人牟利，获取违法所得共计66.725087万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代传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实施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相关项目实施人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项目结余资金，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高息转借他人，牟取违法所得，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代传娥受贿金额共计107.6万元，数额巨大；贪污金额18万元，数额较大；高利转贷违法所得66.725087万元，数额较大。在贪污共同犯罪中，代传娥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对总的贪污金额承担刑事责任。代传娥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代传娥对贪污犯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代传娥亲属在案发后代其退缴大部分赃款，其中高利转贷违法所得全部退缴，大部分信贷资金已归还，未给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代传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七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2、被告人代传娥退缴赃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包括检察机关扣押的十六万六千零八十二元四角七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尚未退缴赃款四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八角七分予以继续追缴。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代传娥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是：
1、2013年6月前，其与冯某无任何联系和交往，也无证据证实冯某所送款项来源，故原判认定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收受冯某5万元不属实。
2、一审出示的住宿发票和公路收费发票以及石某的当庭证言证实代传娥在评审通过的当天白天已经回到印江县，没有时间收受冯某给予的10万元，故原判认定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其收受冯某10万元不属实。
3、原判认定2013年底，冯某所属公司项目申报通过后的一天下午，代传娥在办公室收受冯某10万元，没有口供和证言等证据证实，该起事实不属实。
4、原判认定2013年底的一天，代传娥在办公室收受冯某10万元的原因和理由过于牵强，也无证据证实冯某所送款项来源，该起事实不属实。
5、因冯某两次证言前后矛盾，冯某从财务领款的时间代传娥出国培训去了，冯某不可能将钱随时放在身边，直到年底再送给代传娥，原判认定代传娥2014年底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冯某10万元不属实。原不符合常理。
6、2015年11月19日冯某应给付代传娥28.8万元的利息和退还80万元的本金，而冯某不予支付，证明冯某没有行贿资金，原判认定代传娥于2015年11月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冯某20万元不属实。
7、王某申报实施茶叶加工扩建项目时代传娥只是副局长，并未分管该工作，王某不可能以该项目的名义感谢代传娥，故原判认定2012年12月的一天，代传娥在办公室收受王某5万元不属实。
8、代传娥先后于2013年8月份的一天、2014年6月左右的一天分别收受王某的6万元和5万元，是王某请代传娥转交给评审专家的评审费，且代传娥已经转交。
9、在贪污犯罪中，代传娥所得7万元中有3万元用于公务支出，不应计入贪污金额，只应对所得4万元承担法律责任。
10、侦查人员将代传娥在王某处投资30万元，每季度2万元的利息收入计入受贿金额，又计入高利转贷罪的非法收入，重复评价。
11、代传娥在2012年3月22日在印江农村信用社贷款20万元，已于2013年3月22日偿还，一审证据已经证实。原判计算该次贷款所得违法所得错误。
12、原判认定代传娥从印江城区信用社贷款50万元转贷给代某2非法所得37.73012万元不属实。原因是该50万元贷款是用于偿还文某的，是文某投资给代某2。在案发前，代某2并未支付利息，是公安机关介入后才将利息直接打入公安机关的账户上，不能作为违法所得计算。
13、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
辩护人除以相同理由为其辩护外，另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代传娥构成贪污不当，其行为应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建议二审对上诉人代传娥所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高利转贷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对高利转贷部分违法所得的计算有误，建议法庭量刑酌情考虑，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其他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代传娥于2012年7月12日任印江县财政局常务副局长，同年10月17日任局长，主持全面工作。2012年至2016年期间，代传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冯某、王某、卢某、安宗武所送现金；伙同他人贪污公款；高利转贷谋取违法利益。
一、受贿事实
1、代传娥为冯某所属贵州省梵净山土家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农产品开发公司）和印江县西园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园公司）在申报实施2014年“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试点项目等财政补贴项目中提供帮助，先后8次收受冯某现金共计58万元。具体为：
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5万元；2013年底的一天下午，冯某因所属公司申报的两个项目被获准实施向代传娥表示感谢，代传娥在办公室收受其现金10万元；2013年底的一天，代传娥向冯某提出自己资金紧张后，在办公室收受其现金10万元；2014年春节期间，收受冯某安排代传会所送现金1万元；2014年底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冯某现金10万元；2015年春节期间，收受冯某安排代传会所送现金1万元；2015年11月份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20万元；2016年春节期间，收受冯某安排代传会所送现金1万元。
2、代传娥为王某（已判刑）所属贵州省印江自治县梵净青茶业有限公司（下称茶业公司）申报实施2012年年产10万公斤茶叶加工扩建、2013年“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和生态茶叶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等财政补贴项目提供帮助，先后13次共收受王某35.1万元。具体为：
201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在家中收受现金0.3万元；2012年12月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5万元；2013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在家中收受现金0.3万元；2013年8月的一天，在贵州省财政厅附近所住宾馆房间内收受现金6万元；2013年底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4万元；2014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0.5万元；2014年3月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2万元；2014年6月左右的一天，在贵州省财政厅附近宾馆房间内收受现金5万元；2014年7月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3万元；2014年底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5万元；2015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0.5万元；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3万元；2016年春节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0.5万元。
3、代传娥为卢某所属银辉公司申报实施2013年年产20万公斤茶叶加工扩建项目和2014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提供帮助，先后4次共收受卢某3.5万元。
具体为：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印江县交通局楼下公路边收受现金0.5万元；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印江县财政局宿舍楼下收受现金0.5万元；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2万元；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现金0.5万元。
4、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安宗武先后承包实施了印江县木黄镇五甲和新寨生态茶叶示范园区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2013年4月的一天，其在印江县人民医院病房送给代传娥现金1万元。
二、贪污事实
2013年底，代传娥利用担任财政局局长职务之便，以西园综合开发公司申报印江县标准化红皮脆菜基地建设项目名义，套取中央财政农业技术推广资金65万元。该款由万某、杨某保管，除用于向上级部门对接联系工作外尚余18万元。2016年春节前，代传娥和万某以工作辛苦为由私分6万元，各得3万元；后又与万某、杨某私分剩余的12万元，每人分得4万元。
三、高利转贷事实
1、2012年3月22日，代传娥以房屋装修为由从印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下称城区信用社）贷款20万元转贷给王某的茶业公司，并约定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按月利息2分计算，共计领取利息8.4万元。2012年7月17日，代传娥向城区信用社还款10万元，2013年2月22日还清了该笔贷款20万元。扣除同期支付的银行利息1.510307万元后，代传娥在该笔转贷中违法所得0.686993万元。
2、2013年2月27日，代传娥以购房为由从城区信用社贷款50万元，随后又转贷给代某2任法定代表人的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约定利息为三年翻番，前两年还本金，代传娥共计领取利息50万元。2015年12月21日代传娥向城区信用社还清了该笔贷款本息，扣除同期支付的银行利息1.226988万元，代传娥在该笔转贷中获违法所得33.56345万元。
3、2013年5月10日，代传娥以购买住房为由从中国农业银行印江县支行住房公积金贷款30万元，后又通过赵玉莲将该款转贷给赵尚彪，约定月利息2.5分，共计领取利息25.5万元，扣除同期支付的银行利息3.394726万元，代传娥获取违法所得22.105274万元。
另查明，代传娥退缴和被扣缴赃款及违法所得共计140万元。
综上，代传娥分别收受冯某58元，收受王某35.1万元，收受卢某3.5万元，收受安宗武1元，共计97.6万元；伙同他人侵吞项目结余资金18万元，个人非法占有7万元；分别高利转贷给王某20万元、代某250万元、赵尚彪30万元，违法所得共计57.744607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应予确认。
二审期间，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
1、西园公司证明一份，证实代传会于2013年1月2日被该公司聘用为公司下属净山食品厂员工。因代传娥辩解其是通过代传会认识的冯某，该证据拟证明代传娥于2012年下半年收受冯某贿赂5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
2、梵净山土家农产品公司预算拨款凭证复印件41张，拟证明2015年9月17日该公司已拨付完相关资金，同年11月份冯某以需拨付项目进度款为由向代传娥行贿20万元不属实。
3、存量房买卖合同1份及贵阳市云岩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务事项通知书、邮政银行转账凭单、信用贷款收回凭证、农行回单和业务凭证各一张（均为复印件），拟证明代传娥高利转贷违法所得40.6828万元不属实，应扣减贷款还款的利息成本。
4、王某出具的借条1份、信用社进账单1份、代传娥出具的借条3份、代某2及其公司向文某出具的收款收据1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代传娥高利转贷获利40万元不属实，
5、旅差费报销单复印件4张，拟证明2014年8月27日至30日、10月10日至11日、14日至17日、11月3日至4日、12月26日至30日在外地出差，2014年底收受冯某10万元不属实。
综合分析上述证据：1、第一项证据不能直接证实代传娥与冯某在2012年下半年是否有往来。2、冯某证实其于2015年11月送钱给代传娥不仅是为了拨付项目款，同时还希望在财政补贴项目方面继续得到代传娥的关照，即第二项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3、关于第三、四项证据，原判并未认定代传在转贷给代某2或赵尚彪处获利40.6828万元或40万元，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4、关于第五项证据，经查，原判认定代传娥于2014年底的一天收受冯某10万元，其时间并未特指哪一天，辩护人提交的旅差费报销单记载的出差时间也未涵盖10月或12月全部日期，故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综上，辩护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关于上诉人及辩护所提第1至12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分别评析如下：
1、关于第一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冯某证实其所属西园公司曾在2012年和2014年先后两次申报并获得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中央贷款贴息补助39万元，结合代传娥于2012年7月12日任印江县财政局常务副局长，同年10月17日任局长的事实，代传娥关于其与冯某2013年6月前，无任何联系和往来的辩解不可信，且代传娥与冯某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和证言，印证了代传娥于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办公室收受冯某现金5万元的事实，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2、关于第二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公诉机关虽起诉指控为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代传娥在贵阳林城宾馆所住房间内收受冯某10万元的事实，并未确定具体的收受贿赂时间，但原公诉机关所出示的冯某证言及代传娥供述，却证实代传娥收受冯某贿赂的时间是在项目评审通过的当天晚上、地点为代传娥所住宾馆的房间内。而项目评审通过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且根据一审辩护人当庭出示的住宿发票和公路收费发票，以及石某的当庭证言证实，代传娥在项目评审通过的当天已经回到印江。本案中虽不能完全排除冯某于项目评审前在贵阳林城宾馆即送予代传娥贿赂的事实，但原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却明确指向有具体的时间，而该具体时间与现已查明的事实相矛盾，故该起事实的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信。
3、关于第三、四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2013年底的一天下午，冯某因其所属公司申报的两个项目获准实施，为表示感谢到代传娥办公室送其现金10万元，以及2013年年底的一天，代传娥因向冯某提出自己资金紧张而在办公室收受其现金10万元，代传娥这两次收受冯某所送现金虽然均发生在2013年底，但冯某这两次送钱和代传娥这两次收钱的原因和理由并未违背常理，且认定上述事实有冯某的证言与代传娥的供述相互印证，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4、关于第五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该事实有证人冯某证言与代传娥的供述相互印证，冯某从财务领款的时间和代传娥何时出国培训与认定该起事实没有关联，且所送款项并不特指是该次冯某从财务所取款项。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5、关于第六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冯某在代传娥办公室送其20万元，是为了感谢代传娥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得到代传娥的帮助，且该事实有冯某证言与代传娥的供述相互印证，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6、关于第七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王某于2012年12月的一天送给代传娥5万元时，代传娥已任该县财政局局长，王某希望代传娥在项目上予以帮忙。该事实有代传娥的供述和王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以及代传娥的任职文件和相关项目资料佐证，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7、关于第八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王某证实其送钱给予代传娥是请其帮忙，代传娥也多次供述该款项是送给其本人的，并非代传娥辩解代王某向专家转送的评审费。故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8、关于第九点上诉理由。经查，根据代传娥的供述和证人万某、杨某的证言，代传娥伙同万某、杨某是基于贪污犯意私分公共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的规定，代传娥即使将贪污的公款用于公务开支，也不应从贪污金额中扣减，且并无证据证实其将贪污款项用于公务开支。另外，代传娥在贪污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对共同贪污的18万元承担刑事责任。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9、关于第十点上诉理由。经查，王某因为项目需要代传娥帮忙，出于感谢而送予代传娥财物，代传娥也明知其送予的系贿赂款项而收受，且认定该起受贿事实有王某的证言和代传娥的供述相互印证。在代传娥犯高利转贷罪中，其转贷给王某的20万元所得的利息并未计算为受贿金额。故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10、关于第十一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代传娥以装修房屋的名义于2012年3月22日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贷款20万元，2012年7月17日还款10万元，2013年2月还清，共计还息1.510307万元，故对代传娥在该笔转贷中的违法所得应从2012年4月算至2013年2月，并分段计算。故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应予采信。
11、关于第十二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代传娥以购房的名义于2013年2月27日向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贷款50万元，2015年12月21日还请本息，共计还息1.226988万元。代传娥于2013年2月将该笔贷款转贷给代某2，并约定三年本息翻番。证人代某1、代某2供述以及代传娥的供述均证实系代传娥将50万元转贷给代某2。故对代传娥所提系文齐国投资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代传娥所提案发前代某2并未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经查，该转贷利息已经产生，该利息可由代传娥可随时支配，故应该计算为代传娥的非法所得，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但由于代传娥2015年12月21日还清本息，其违法所得应算至2015年12月。
关于代传娥所提他人所送贿赂款项来源缺乏证据的上诉理由。经查，冯某等行贿人为得到或感谢代传娥的帮助而送予其财物，代传娥也有受贿的故意，且其收受贿赂的原因、款项数额和收受贿赂过程，有其供述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和相关项目资料佐证；同时，资金的来源不影响受贿事实的认定，且现金作为非特定物，无须将受贿款项来源一一对应，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代传娥收受了上述贿赂。
本院认为：上诉人代传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项目实施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其财物共计97.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的规定，构成受贿罪；伙同他人侵吞项目结余资金18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的规定，构成贪污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高息转借他人，获取违法所得57.744607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的规定，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并实行数罪并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和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之规定，代传娥受贿金额共计97.6万元，属于数额巨大，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金额18万元，属于数额较大，依法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代传娥高利转贷违法所得57.744607万元，数额较大，依法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幅度内量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在贪污共同犯罪中，代传娥其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对共同贪污的18万元承担刑事责任。代传娥在办案机关没有掌握贪污犯罪线索的情况下主动交代了贪污事实，属自首，应对所犯贪污罪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上诉人代传娥的部分受贿事实以及对高利转贷违法所得计算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且量刑偏重，应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所提代传娥侵吞公款18万元的行为应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代传娥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代传娥及辩护人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所提对代传娥所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高利转贷罪数罪并罚，执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经查，鉴于二审认定代传娥的受贿和高利转贷违法所得金额有变化，应在量刑时予以体现，故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所提量刑建议偏轻，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上诉人代传娥犯受贿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部分事实和违法所得金额计算有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刑062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定性部分。即被告人代传娥犯受贿罪、贪污罪、高利转贷罪。
二、撤销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刑062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量刑部分和第二项。即以受贿罪判处代传娥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以贪污罪判处代传娥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高利转贷罪判处代传娥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七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代传娥退缴赃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包括检察机关扣押的十六万六千零八十二元四角七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尚未退缴赃款四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元八角七分予以继续追缴。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代传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总和刑期五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九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30日起至2021年10月29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书宣告或送达后三十日内缴纳。）
四、上诉人代传娥退缴赃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包括检察机关扣押的十六万六千零八十二元四角七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尚未退缴的赃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元零七分，予以继续追缴，其中贪污的七万元退还原单位，其余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靳 皓
审判员 王永生
审判员 杨 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