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4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佟学荣，女，1969年6月1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佟振玉，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
上诉人佟学荣因与被上诉人佟振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8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霍思宇、李冉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佟学荣在一审中起诉称：佟学荣与佟振玉均系案外人佟德发的子女。1987年村里第一轮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佟学荣的1.5亩口粮地被登记在佟德发名下；1998年村里第二轮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佟学荣的1.5亩口粮地被登记在佟振玉名下；2004年村里确权确地时，佟学荣的1.5亩口粮地仍然确认在佟振玉名下。后村里自2011年起进行土地流转，由村里发给村民土地收益款。佟振玉将2011年至2014年的土地收益款均交给佟学荣，但拒绝将2015年的土地收益款2250元交给佟学荣。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佟振玉返还佟学荣土地收益款2250元。
佟振玉在一审中答辩称：土地承包合同系佟振玉个人所签，所得的土地收益款与佟学荣没有关系，故不同意返还佟学荣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佟学荣和佟振玉均系案外人佟德发之子女。佟学荣系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东鲁村农民，根据其庭审中的陈述，其于1994年结婚时将户口迁入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大松垡村，于2001年离婚并将户口迁回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满庄村，后于2004年再婚并于同年5月将户口迁入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东鲁村。佟振玉系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满庄村农民。1998年4月，佟振玉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满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满庄村委会”）签订《永农（粮田）承包合同书》，承包粮田12亩；案外人佟德发与满庄村委会签订《永农（粮田）承包合同书》，承包粮田3亩；上述合同承包期限均为1998年6月20日至2027年6月20日，共30年。2004年9月，佟振玉、案外人佟德发分别与满庄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确认二人分别承包粮田12亩、3亩，承包期限为2004年8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共24年。根据佟学荣提交的满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我村（满庄村）在1998年签订土地二轮合同时，按村里当时农业人口数每人分得口粮地1.5亩，2004年土地确权，延续了1998年二轮合同，2004年所签土地确权合同以1998年二轮土地合同为基准。”
经一审法院向满庄村委会核实：1998年满庄村承包地分配情况与1987年的情况有不同，系以当时各户农业人口数为标准分配、调整。1998年满庄村发包土地时，案外人佟德发一家在满庄村的村民包括：案外人佟德发夫妇，佟振玉夫妇及其子、案外人佟振国（亦为佟德发之子）；当时佟德发的女儿佟学荣和案外人佟秀荣均已结婚，户口已迁出满庄村；佟德发一家共承包有15亩土地（包括佟振玉名下的12亩和佟德发名下的3亩），其承包的土地面积超过每位村民承包1.5亩的标准，系由于当时村里土地比较多，其还承包了原属于其邻居家的土地；2015年满庄村的土地收益款已于当年7月按照1500元/亩的标准发放，佟德发已领取4500元，佟振玉已领取18000元。
一审庭审中，佟学荣表示，其户口在1998年时虽已迁出满庄村，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1987年时满庄村委会已将土地分配给佟学荣，土地承包状况应该30年不变。佟学荣提出2014年7月13日的录音，证明佟振玉曾将4.5亩“属于佟德发的”土地收益款交给佟德发；佟学荣认为这些钱包含其份额，并提出2015年7月7日的录音，证明满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国杰曾表示佟振玉的承包地中包含佟学荣的份额；但刘国杰未能出庭作证。佟学荣提出佟德发的存折，证明满庄村土地流转前的土地补贴系转入佟德发的银行账户，但该存折未能反映土地补贴的面积数及具体补贴对象。
以上事实，有《永农（粮田）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村委会证明、联系笔录、录音、存折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案外人佟德发和佟振玉系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人，而实际承包方应为其所代表的农户。1998年满庄村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时，佟学荣的户口早已迁出满庄�，已不属于满庄村的村民，不再享有承包满庄村粮田的资格。
佟学荣虽主张1987年时满庄村委会已将土地分配给自己，土地承包状况应该30年不变，并援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认为其在满庄村仍承包有1.5亩土地。但一审法院认为：
第一，佟学荣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其于1987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在满庄村承包有土地，而且，即使其于1987年在满庄村承包有土地，也不代表其于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仍在满庄村承包有土地。
第二，佟学荣主张其1987年承包满庄村土地的状况应该30年不变，但其未能证明1987年满庄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期限为30年，而“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的规定系经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修订才记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故其关于1987年土地承包合同之期限系30年的主张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
第三，事实上，满庄村1998年的《永农（粮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1998年6月20日至2027年6月20日，此系1987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关系期限届满并终止，而开启新一轮的土地发包和承包，绝非1987年土地承包关系的当然延续。
第四，“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系为维护农村土地承包期内承包关系之稳定，故法律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因承包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这不代表农村土地承包状况永远不调整，也不代表曾经的集体组织成员在土地发包时能够主张再次承包土地的权利。
第五，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根据一审法院向满庄村委会核实的情况，佟德发（含佟振玉）一家承包的土地面积超过每位村民承包1.5亩土地的标准，此系由于�时村里土地比较多，而且其承包了原属于邻居家的土地。故即使佟德发（含佟振玉）一家在满庄村承包的土地超出基本分配标准，也不代表其中含有属于非本村村民的佟学荣的份额。
第六，佟振玉将部分土地收益款交给佟德发的行为不代表其认可佟学荣在满庄村的土地承包权益，而且，即使佟振玉同意佟学荣分享上述收益，也不代表佟学荣在法律上享有满庄村的土地承包权益。
第七，佟学荣提出录音，证明满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国杰曾表示佟振玉的承包地中包含佟学荣的份额，但刘国杰并未出庭作证，且该陈述与佟学荣提交的署有刘国杰姓名并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证明中“我村（满庄村）在1998年签订土地二轮合同时，按村里当时农业人口数每人分得口粮地1.5亩”的内容相矛盾，故不能作为裁判之依据，更不能作为判断佟学荣之土地承包权益的标准。
综上所述，佟学荣关于其在满庄村拥有1.5亩承包地并登记于佟振玉名下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佟振玉返还土地收益款225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佟学荣的诉讼请求。
佟学荣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持一审时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
佟学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2015年9月23日一审法院开庭结束后，大姐佟振荣与书记兼村长刘国杰的电话录音，证明刘国杰承认佟秀荣的地登记在佟振玉处，一人一亩半。
佟振玉服从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其针对佟学荣的上诉理由答辩称：1987年合同已经�止了。1998年佟振玉签订合同的时候家人包括佟振玉及妻子、儿子，谁承包谁交公粮。承包合同以户为单位，佟振玉和佟德发不是一个户。12亩地合同是佟振玉与村委会签订的。佟振玉没有错误。
佟振玉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佟学荣二审中提交的电话录音在一审审理时未提交，该证据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且佟振玉认为刘国杰已经向佟振玉说过，以合同为准，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和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既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原因。在诉讼中，如何证明获利“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案件的核心。应由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人（诉讼中的原告）证明被请求人（诉讼中的被告）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还是由被请求人证明获利具有合法依据，会直接导致截然相反的诉讼后果。
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而在民法理论上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根据请求权发生的事由又可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基于行为、事件和法律规定而生的不当得利；根据请求权的内容的不同，还可将其分为因权益受到侵害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因支付费用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和因求偿所产生的不当得利。从程序法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可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种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有所不同。
依照佟学荣的主张及佟振玉的答辩可以认定，本案应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系因权益受到侵害而成立，因此该类型的不当得利应首先由佟学荣证明其对不当得利的标的物具有权益，即佟学荣应当证明其是土地收益款2250元的所有人。
经一审法院向满庄村委会核实：1998年满庄村承包地分配情况与1987年的情况有不同，系以当时各户农业人口数为标准分配、调整。1998年满庄村发包土地时，案外人佟德发一家在满庄村的村民包括：案外人佟德发夫妇，佟振玉夫妇及其子、案外人佟振国（亦为佟德发之子）；当时佟德发的女儿佟学荣和案外人佟秀荣均已结婚，户口已迁出满庄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案外人佟德发和佟振玉系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人，而实际承包方应为其所代表的�户。1998年佟秀荣的户口已迁出满庄村，不属于满庄村的村民，不再享有承包满庄村粮田的资格。故可以认定，承包方所代表的农户并未包含佟学荣，因此其不应享有该土地的收益款。现佟学荣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土地收益款享有所有权，一审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佟学荣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佟学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巍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郭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