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燕顺，男，196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立业，绍兴市越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冬，绍兴市越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凯杰，男，196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民，浙ＸＸ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仲丽华，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单燕顺与张凯杰、仲丽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单燕顺、张凯杰均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4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张凯杰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另行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燕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单燕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援引的我国商业银行法相关条款是管理性规范，一审法院将其作为效力性规范评判案涉借贷行为，是错误的。1.案涉借款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陆晓明集资诈骗款，相应借款合同并非无效。（1）一审法院援引的我国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基于相关法律业已修改，其中的“中国人民银行”应为“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2）相关条款的设置，旨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规范，其规范内容指向市场准入资格，而非合同行为。（3）一审判决认为被认定集资诈骗的借贷行为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意指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但是，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包含于公序良俗之中，人民法院据此裁判时应审慎适用，不宜作不合法理的扩张解释和不合逻辑的牵强解释，且参考国外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学说，违反公序良俗的类型并无“非法占有集资型”。（4）我国商业银行法的第十一条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该法的立法目的、调整对象、违法后果等方面来看，该法的性质是经济行政法，违反其规定的法律后果是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而不影响民事合同效力。（5）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而非法集资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募集资金的行为。该交易行为本身法律并不禁止，法律禁止的仅是市场主体在未经审批、取得资格时而进行该类交易，此时对市场主体进行行政处罚已足以实现规范目的，认定交易无效明显不妥。2.案涉借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上诉人未行使撤销权，应认定仍然有效。集资诈骗犯罪中，各民间借贷行为都属于合同欺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受欺诈方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但并非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也是持此观点。3.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人民法院的最新审判观点、有关判例，都认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的相应借款合同，只要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关于合同无效规定的，都应属有效。二、由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导致错误认定保证合同无效，并由此错误认定保证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不再适用，错误否定保证合同项下关于债权实现费用由张凯杰负担的约定。1.保证合同中对担保合同效力和担保人在合同无效后的法律责任作出了特别约定。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一审判决认为未就主合同无效情形下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作出特别约定，属断章取义，与承诺全文内容不符，承诺内容的言下之意十分清楚。2.各级人民法院诸多同类判例充分表明，借款人涉嫌或构成犯罪，借贷合同有效，担保人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三、张凯杰所负的担保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仲丽华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其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条件是时间条件，别无其他任何条件，一审法院关于“保证债务的产生并非使夫妻共同生活受益”的评析，缺乏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仅是针对个案的处理意见，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足以对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3.仲丽华知道或应当知道张凯杰的担保行为，并追认同意。（1）借款人陆晓明与担保人张凯杰是高中同学，多年朋友，交往频繁，且案涉借款金额较大笔数较多，仲丽华不可能一无所知。（2）张凯杰给单燕顺电话录音中，张凯杰向单燕顺拿取借据和收据复印件的理由是“我回去我老婆要”、“要我给她一个交待”、“我老婆要看（陆晓明）到底借了多少，我们能够承受多少”，等等。（3）陆晓明、单燕顺、张凯杰夫妻，曾相约商谈借款、担保、还款有关事项，期间陆晓明与某人通话谈及所谓股权转让事宜，仲丽华问陆晓明股权相关问题。以上可见，仲丽华对张凯杰担保知道或应当知道；对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有思想准备；曾参与协商归还借款事宜；陆晓明编造股权转让事宜，仲丽华与其一唱一和，有共同继续蒙骗单燕顺的嫌疑。此外，单燕顺没有就本案借款报案，但被动列入陆晓明集资诈骗犯罪，而其他没有报案直接起诉的借款合同在民事诉讼中均作有效判决，故如果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则是同案不同判。
张凯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是正确的。1.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不仅是管理性规定，更是禁止性规定。案外人陆晓明以诈骗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违反了该禁止性规定，不但侵害了债权人单燕顺的合法利益，也同时侵犯了保证人张凯杰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除了国家允许的商业银行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陆晓明无视法律禁止性规定向单燕顺筹集巨额款项，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款合同无效具有法律依据。而且，单燕顺以高出国家法律保护的贷款利率四倍、正常民间借贷利率五倍的高额利息出借借款，不但扰乱了金融管理制度，还破坏了民间资金流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显然不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保护对象。3.单燕顺认为，法律禁止的是市场主体未经审批从事相应行为，而不禁止该类交易行为，这是其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的曲解。陆晓明作为自然人，在没有任何银行业务授权的情况下，从事集资诈骗活动，违反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4.本案合同是否有效，不是取决于单燕顺有无行使撤销权，而是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审查结论。5.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是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一审法院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是正确的，而单燕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案例证明其与陆晓明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二、我方并没有发现单燕顺所主张的关于担保的特别约定，所谓的特别约定应当是一般合同条款以外的条款，而本案中的约定仅是对连带责任的一种正常约定。三、单燕顺认为仲丽华和张凯杰在业务发生期间还是夫妻关系，据此认为作为妻子的仲丽华必须承担担保之债。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明确了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近期向有关部门的复函，也再次说明夫妻一方的对外担保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此外，单燕顺主张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其作为一个受害者，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排除其与借款人恶意串通的可能；单燕顺没有选择报警不能说明本案借贷合同有效。
仲丽华在本案二审中未作答辩。
单燕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承担借款本金5935600元及该款分别自借款日起至2017年6月21日止的利息2957678.39元，二项合计8893278.39元；二、判令被告仲丽华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被告承担其他约定的费用4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5日-2015年6月21日，案外人陆晓明作为借款人，被告张凯杰作为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陆续向原告出具20份借据（附收据）。借款人均承诺：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计息，如逾期归还，自愿按借款金额每天10%计付违约金，如产生纠纷愿意承担债权人的一切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调查取证费等等经济责任）。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承诺：借款人如到期履行不了，由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履行本借款等事项。如产生纠纷，出借人有权直接起诉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出借人为了实现本债权的追回所产生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调查取证费等经济损失），由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承担。
2015年4月15日借据约定，借款40万元，2015年4月21日前一次性归还，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共计40万元。
2015年4月22日借据约定，借款100万元，2015年5月5日之前一次性归还，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共计100万元。
2015年5月8日借据约定，借款10万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10万元。
2015年5月14日借据约定，借款12万元。
2015年5月19日借据约定，借款1525600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指定的账户汇款，陆晓明确认收到借款现金转账1525600元。
2015年5月20日借据约定，借款19万元。
2015年5月21日1份借据约定，借款16万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16万元。
2015年5月21日另有2份借据约定，借款分别为10万元和19万元。当日，原告办公室有约50余万元现金。
2015年5月22日借据约定，借款10万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10万元。
2015年5月26日1份借据约定，借款10万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10万元。
2015年5月26日另1份借据约定，借款50万元，2015年5月29日之前一次性归还，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50万元。
2015年5月27日借据约定，借款15万元。
2015年5月28日借据约定，借款50万元，2015年5月29日之前一次性归还，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汇款50万元。
2015年6月8日1份借据约定，借款15万元。
2015年6月8日另1份借据约定，借款5万元，当日原告向陆晓明指定账户汇款5万元。
2015年6月18日借据约定，借款15万元。
2015年6月20日2份借据约定，借款均为15万元。
2015年6月21日借据约定，借款15万元。
上述借据20份约定借款总计5935600元，有相应汇款凭证的借款总计443.56万元，该部分借款陆晓明均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现金转账，无相应汇款凭证的借款金额150万元，陆晓明均在借据出具当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现金（除2015年5月20日19万元借款于2015年5月21日出具收据确认以外）。
2015年7月6日，陆晓明和被告张凯杰在一份结算单上签名，结算单记载：“1、资金全部归（还）情况：陆：半月之内全部归还（21-22号）；2、期内底（抵）押情况：八达的股权10-15万股低（抵）押（7号经办），3、利息合计1112143.89；4、张立即提供房产手续，补办担保抵押手续。”
2015年6月、7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张凯杰催还款，被告张凯杰多次陈述陆晓明在想办法筹资金及具体计划。
2015年7月22日，被告张凯杰打电话给原告，询问：“我们最后签字一笔的钱是不是利息的钱？”“那天晚上你又写了很多条子”，原告回答“利息利息”。被告张凯杰询问利息多少，原告回答“***万元”，该回答语速快、较模糊，原告认为是“160万元”、被告认为是“150万元”。
2015年8月6日，原告出具借条1份，记载：“今借到张凯杰现金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原告同意在本案中抵销。
2015年9月7日，被告张凯杰与被告仲丽华协议离婚，分割了名下房产、车辆等。
原告为本案支出律师代理费4万元，财保担保费6000元。
2017年3月17日，该院就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陆晓明犯集资诈骗罪一案作出（2016）浙0602刑初705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第24节载明：2015年4月至6月期间，被告人陆晓明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承诺高额利息，向被害人单燕顺“借款”共计人民币5935600元（含叠加在本金上的利息155万元），后支付利息15万元，造成单燕顺实际损失423.56万元。本节事实中，虽借据上的数额为5935600元，但根据银行转账凭证记载，单燕顺通过银行转账实际汇入陆晓明及陆晓明指定的人共计438.56万元，陆晓明亦供述其实际收到单燕顺借款为438.56万元，故对本金就低认定为438.56万元。该判决书认为，被告人陆晓明明知自己无归还能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判决：一、被告人陆晓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该案陆晓明上诉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原告陈述，其未通过追赃程序得到受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二、原告主张本金、利息、担保费、代理费是否合理；三、被告仲丽华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本案原告与案外人陆晓明之间的“借款”，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属于案外人陆晓明集资诈骗的犯罪情节之一。借款人的借贷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构成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准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本案借款人陆晓明的借贷行为构成集资诈骗，即以诈骗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陆晓明集资诈骗行为不但侵害了债权人的财产，也使保证人的权益受到损害，保证人因借款人的诈骗手段，在无法正常认识保证和追偿的风险情况下作出保证，同时还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不当阻碍了资金的正常流动和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管控。据此，被认定集资诈骗的借贷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构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无效。保证合同是借贷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无效，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保证合同亦无效。
二、原告主张本金、利息、担保费、代理费是否合理。
第一，本金问题。本案中，被告张凯杰主张以刑事判决认定的4385600元，扣除违背被告张凯杰意愿转给他人账户的1425600元，以296万元认定本金。因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案外人陆晓明是否构成犯罪及其涉案金额大小、情节轻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精神，采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其集资数额。而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采信证据，认定借款金额。因而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借款本金认定，并非必然以刑事判决认定为准。本案中，有借据、收据、汇款凭证相互印证的借款金额443.56万元，该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张凯杰要求扣除陆晓明指定汇入他人账户中的借款金额，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剩余150万元借款本金，由陆晓明、张凯杰共同出具借据，并由陆晓明签署收据确认收到借款本金，部分借款原告还提供了其有现金来源的证明，该院亦予认定。被告张凯杰认为该些借据系事后同一天补出，所涉借款实际是利息，但其提供的录音证据表述并不清楚，最后签字的文书内容、时间不清楚，利息是什么债务的利息也未明确，且原告作了相应解释，故该录音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陆晓明、张凯杰签字确认的借据、收据，该院不予采纳。
第二，利息、财保担保费和律师代理费问题。借贷合同无效的，自始无效，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应恢复至合同成立之前，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因合同无效而不再适用。现原告因被告陆晓明集资诈骗受损借款本金5935600元，可以要求陆晓明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法定利息，作为损失赔偿。财产担保费、诉讼代理费，并非必要支出的费用，原告作为损失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第三，被告张凯杰应承担的责任。被告张凯杰为陆晓明借款提供担保，原告出借款项有一部分因素是基于对债权存在保证担保及对保证人的信赖，且被告张凯杰与陆晓明系朋友关系，其提供保证时未能谨慎、仔细了解借款的背景、用途等，未能有效预防陆晓明集资诈骗行为的发生，对主合同的无效有过错，应当就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同时，因原告和被告张凯杰互负债务，原告同意抵销10万元，可在被告张凯杰应返还本金金额中扣减10万元；因原告认可已经收到陆晓明支付的利息15万元，该部分利息应在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中扣除。
综上，对原告要求被告张凯杰返还借款本金5935600元的诉请及相应利息、财保担保费、诉讼代理费的诉请，该院仅对1878533.33元和每笔借款本金自出具收据确认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15万元）的三分之一予以支持，对其他部分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保证人承诺：“如产生纠纷，出借人有权直接起诉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因此不管借贷行为的效力如何，均不能免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该院认为，出借人直接起诉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是法定权利，并非特别约定，而本案保证合同并未作出主合同无效情形下保证人应承担责任的特别约定，故原告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被告张凯杰抗辩，本案中应先确定“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才能认定被告张凯杰应承担的责任。该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该解释第一百三十一条同时规定，“不能清偿”指对债务人的存款、现金、有价证券、成品、半成品、原材料、交通工具等可以执行的动产和其他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债务仍未能得到清偿的状态。但该条规定的仅是裁判具体清偿份额的实体性规定，而非保证合同权利人以保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保证人的前提条件。且从陆晓明集资诈骗案判决书及原告陈述可见，陆晓明无清偿能力，司法机关也未从陆晓明处查封扣押到财产或追缴到赃款。故原告起诉被告张凯杰并不以明确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为前提。
三、被告仲丽华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认为,被告张凯杰担保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担保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与原告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的是被告张凯杰个人，保证责任属于保证人个人的信用责任，保证债务的产生并未使夫妻共同生活受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要求被告仲丽华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对其该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认为二被告之间存在利用离婚逃避债务的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院不予理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凯杰返还原告单燕顺本金1878533.3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案涉每笔借款自出具收据确认之日(见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扣除15万元）的三分之一，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单燕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3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79375元，由原告负担52917元，被告张凯杰负担26458元；被告张凯杰负担部分，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前述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及保证责任的认定；仲丽华对案涉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借款合同效力。案涉“借款”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属于案外人陆晓明集资诈骗犯罪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相应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因此当然无效，其效力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各方就此亦无实质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具体而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如一审判决所述，借款人陆晓明的借贷行为构成集资诈骗，即以诈骗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违反了我国商业银行法上述规定。可见，陆晓明集资诈骗犯罪行为，不但侵害了诸多债权人、保证人等相关主体利益，而且还违反了我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妨害了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管控，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案涉借款合同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当作无效认定。上诉人所述的案例、观点、学说，对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相关案件与本案也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二、关于保证合同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故保证担保合同无效。上诉人主张，担保合同就担保合同效力及其无效后的法律责任另行作出约定，但纵观上诉人据以主张的前述担保人承诺全文，均未涉及担保合同效力等事项，上诉人主张另有约定首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并判定张凯杰就陆晓明不能清偿债务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仲丽华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认为张凯杰所负保证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主张仲丽华应就此承担连带责任。但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而张凯杰所负保证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且，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审法院未作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其次，上诉人主张，仲丽华知道或应当知道张凯杰的担保行为，以及对债务进行追认。但即使按照上诉人所述的陆晓明与张凯杰关系、事后录音、协商过程等，也不足以充分证明仲丽华在张凯杰提供担保之时，即知晓并同意张凯杰提供担保，更不足以证明仲丽华同意与张凯杰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对债务进行了追认，故对上诉人相关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375元，由上诉人单燕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欣
审判员 单卫东审判员孙世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高 怡 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