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09民终9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女，197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现居广东省东莞市××镇。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9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樟树市人，现居广东省东莞市××镇。系聂某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赞，男，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居浙江省兰溪市××道。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神池县人，居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四，男，197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神池县人，居本村。系李某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山，山西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某、孙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2017）晋0927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赞，上诉人聂某、孙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被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四、李虎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聂某、孙某上诉请求：撤销（2017）晋0927民初8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存在遗赠协议书，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该《遗书》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符合协议书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根据《遗书》内容和证人证言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获得本案诉争的四个银行账户内的余额毫无事实根据。上诉人怀疑《遗书》不是遗嘱人的真正意愿，结合遗嘱人孙振发在《遗书》上面的模糊手印，请求对《遗书》的效力核查。一审认定2017年4月10日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成立，请求详查后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李某辩称，孙振发生前一直由我照顾，八年间其家属从不过问，甚至在孙振发手术时其儿子都明确表示不管。孙振发出于感谢给我所立遗嘱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聂某、孙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6年10月5日孙振发为李某书立的遗赠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自2017年3月13日起（孙振发去世之日），孙振发的以下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归李某所有：(1)广发银行东莞虎门支行，账号×××；(2)广发银行，账号×××；（3）广发银行东莞执信支行，账号×××；（4）中国工商银行，账号×××；3、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4月10日在神池县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聂某、孙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振发1927年7月9日出生，2017年3月13日去世。聂某、孙某系孙振发的法定继承人。李某与孙振发系重外甥与老舅舅关系，双方之间无法定的赡养或扶养义务。2010年以来，李某一家与孙振发共同生活，连续对孙振发进行扶养，照顾其生活。2016年10月5日，孙振发为表达对李某的谢意，在赵某和张四的见证下，由孙振发口述，赵某执笔书写，孙振发立遗书一份，内容是：”东莞老干局虎门中医院，我叫孙振发，至今没有安身处，在小外甥家度日，小外甥（李某）等我走后安葬工资由小外甥李某安排一切。”其时，孙振发已将本案所涉银行卡（存折）交给了李某。孙振发去世后，丧葬事宜均由李某及其家人办理。2017年4月1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约定，一、本协议系对2017年4月10日起东莞市老干局、社保局等单位因孙振发去世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等所有钱款进行分配；二、前述标的内，首先应支付李某安葬孙振发实际支出的费用贰万元整；三、前述标的内，其次支付聂某、孙某将孙振发的骨灰带回东莞安葬，购买墓地的费用五万元整；四、除支付前述两笔费用外，剩余的全部钱款，由甲方（聂某、孙某）享有其中的50%，乙方（李某）享有其中的50%......。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系孙振发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对《遗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李某已实际履行了安葬孙振发的义务，且孙振发书立《遗书》的行为有李某对其连续多年照顾的基本事实为基础，故依法确认该《遗书》合法有效。证人赵某和张四证实，孙振发书立《遗书》时的意思表示是在其去世后，李某负责孙振发的安葬事宜，然后孙振发的所有财产归李某所有。本案诉争的银行卡（存折）当然被包含在孙振发的所有财产之内。书立《遗书》时，孙振发已将本案诉争银行卡（存折）交给了李某，说明孙振发书立《遗书》的目的是将本案诉争银行卡（存折）遗赠给李某。李某在孙振发书立《遗书》时已经接受孙振发交付的银行卡（存折），证明李某同意接受遗赠。在孙振发去世后，李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前述银行账户内存款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亦表明李某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孙振发与李某之间形成遗赠本案诉争的银行卡（存折）的法律关系，聂某、孙某辩称《遗书》无关联性的意见不能成立。遗赠在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诉争的银行卡（存折）内的存款所有权在孙振发死亡时才发生遗赠给李某的法律效力，因银行账户存在动态变化，故应确认孙振发遗赠给李某的银行卡（存折）内存款的所有权自2017年3月13日起的余额全部归李某所有。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均认可，且协议内容与本案无关，故李某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聂某、孙某的其他辩解理由，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2016年10月5日孙振发为李某书立的《遗书》合法有效；二、孙振发（身份证号码：×××）以下银行账户内的存款，自2017年3月13日起的余额全部归李某所有：1、广发银行东莞虎门支行，账号×××；2、广发银行，账号×××；3、广发银行东莞执信支行，账号×××；4、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三、驳回李某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聂某、孙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聂某、孙某提交了《东莞市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及未改制企业离休人员移交管理协议书》、《委托书》和《收条》各一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与”遗书”中的有明显区别。同时，还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被上诉人李某没有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是否合法有效？二、双方当事人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关于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遗书》中”我叫孙振发，至今没有安身处，在小外甥家度日”的表述，与李某”2010年以来，我一家人与孙振发共同生活，连续对孙振发进行扶养，照顾其生活”的陈述，还与李某所举证明其对孙振发进行扶养的其他证据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孙振发书立《遗书》的行为有李某对其连续多年照顾的基本事实为基础。本案中，《遗书》上面有证人赵某和张四的签名，注明了代笔人为赵某，时间是2016年10月5日，还有孙振发的签名和手印。同时，证人赵某和张四关于《遗书》形成过程的证言相互印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形式合法。《遗书》中”等我走后安葬工资由小外甥李某安排一切”的表述虽不具体，但见证人赵某和张四的证人证言证明，孙振发书立《遗书》的意愿是基于李某一家人对其照顾的很好，在其去世后，李某负责孙振发的安葬事宜，然后其财产归李某所有。结合孙振发书立《遗书》时已将本案诉争银行卡（存折）交给了李某的事实，可见孙振发书立《遗书》的意愿是将包含本案诉争银行卡（存折）在内的个人财产遗赠给李某。孙振发书立《遗书》处分个人财产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他人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规定，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内容合法。一审庭审质证过程中，聂某、孙某一方明确表示对《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一审判决2016年10月5日孙振发为李某书立的《遗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聂某、孙某在二审过程中对《遗书》的效力提出异议，并提交《东莞市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及未改制企业离休人员移交管理协议书》、《委托书》和《收条》各一份（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与”遗书”中的有明显区别。同时，还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首先，聂某、孙某一方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对《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的意见是自认。诉讼中的自认一经做出，对当事人即产生拘束力。当事人不能随意撤回自认或者再作相反的主张。根据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一定的诉讼行为后，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得随意实施否定前一行为或与前一行为相矛盾的诉讼行为。聂某、孙某在二审中对《遗书》的效力提出异议与其一审的意见前后矛盾，且没有提出正当的理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聂某、孙某一方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对《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则免除了李某对《遗书》真实性、合法性事实的举证责任。第三，聂某、孙某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否定《遗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聂某、孙某拟通过对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与《遗书》中的签名、手印相比对来否定《遗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前提是必须证明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确系孙振发本人签署或按印。即便这些材料是孙振发与第三方之间形成并由第三方保管提供，亦不能免除聂某、孙某对此的证明责任。但聂某、孙某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佐证。第四，聂某、孙某仅以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与”遗书”中的有明显区别为由对《遗书》的效力持异议。而李某提交了《遗书》的原件，证人赵某和张四的证人证言，并经当庭作证、质证。经本院分析认定，李某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聂某、孙某所举证据。第五，聂某、孙某所举证据的形成时间均远远早于本案一审的立案时间，聂某、孙某应当最迟在一审开庭审理时提出。现聂某、孙某在二审中提交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且未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的规定，对聂某、孙某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第六，基于聂某、孙某一方对《遗书》的效力问题构成自认，亦不能证明其所提交材料中孙振发的签名、手印确系孙振发本人签署或按印，加之孙振发已去世，不具备司法鉴定条件，本院对其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孙振发2016年10月5日所立《遗书》合法有效，聂某、孙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聂某、孙某认为本案不存在遗赠协议书，一审判决根据”遗书”内容和证人证言认定被上诉人有权获得本案诉争的四个银行账户内的余额毫无事实根据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双方当事人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本案是遗赠纠纷，是实施孙振发所立遗嘱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而2017年4月10日的协议书是基于李某对孙振发进行了生养死葬，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4月10日起东莞市老干局、社保局等单位因孙振发去世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等所有钱款进行分配签订的，该部分财产依法不属于孙振发遗嘱处分的范围。且二者之间主体不同，内容不同，性质不同，故双方当事人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一审庭审辩论过程中，聂某、孙某一方亦表示该协议与本案无关，故对聂某、孙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10日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聂某、孙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聂某、孙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左长军审判员刘勇审判员王晓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董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