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鲁16刑终57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卫东，男，196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羁押前住滨州市。2002年3月至2006年5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邹平县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2006年5月至2006年7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案件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2006年7月至2009年4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2009年4月至2010年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滨州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自2010年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2016年1月12日因涉嫌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29日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辩护人李邦广，山东励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惠民县人民法院审理惠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卫东犯受贿罪一案，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16）鲁1621刑初14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卫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3年3月至2014年5月，被告人刘卫东利用担任邹平支行行长、滨州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信贷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三星公司董事长王某1，邹平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刘某1、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正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三利公司董事长刘某2、副总经理刘某3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6.2152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3年3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刘卫东担任邹平支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三星公司董事长王某1的请托，为该公司贷款提供帮助。2005年1月，被告人刘卫东收受由三星公司出资131.2152万元为其购买的青岛碧海花园小区商品房一套。2013年3月，被告人刘卫东将上述房产以212.4万元价格转让给青岛居民房某，获取违法所得811848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王某1、王某2、房某、王某3证言；三星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公司章程、证明，三星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邹平县支行贷款信息、三星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17号碧海花园8号楼4单元302户档案资料，包括青岛市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核表、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委托公证书、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刘卫东身份证复印件、房某身份证复印件、存量房买卖合同、房产证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电划贷方补充报单、房某提供的购房发票、刘卫东招商银行62128654311666666开户信息及交易明细；被告人刘卫东的供述。
二、2006年至2009年，被告人刘卫东在担任邹平支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邹平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刘某1、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某的请托，为运达公司贷款提供帮助。2006年8月，被告人刘卫东先后两次收受任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00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任某、刘某1证言；运达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企业变更情况证明，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运达公司财务会计资料、邹平支行提取现金支票凭证；被告人刘卫东供述。
三、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被告人刘卫东在担任滨州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正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的请托，为该公司贷款提供帮助。2010年2月，被告人刘卫东收受吴某金额人民币5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吴某证言；中国工商银行无棣支行与正海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凭证，王某3尾号为9915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取款凭条、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被告人刘卫东供述。
四、2014年初至5月，被告人刘卫东在担任滨州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三利集团董事长刘某2请托，为该公司贷款提供帮助。2014年2月至5月，收受刘某2及该公司副总经理刘某3给予的现金人民币2000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刘某2、刘某3证言；邹平支行与邹平县三利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三利集团2014年2月-6月融资发放明细表、融资合同、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行审批书，借条复印件三份，三利集团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证明；被告人刘卫东供述。
原审判决认定全案事实的综合证据有：立案决定书、发破案经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滨州分行营业执照，刘卫东任职文件、户籍证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关于对滨州分行机构改革方案的批复、请示、中国工商银行滨州分行岗位职责、信贷管理部工作职能。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卫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刘卫东当庭自愿认罪，退还部分受贿款项，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以被告人刘卫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依法扣押的被告人刘卫东受贿款项人民币三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元一角六分，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惠民县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被告人刘卫东未退缴的受贿款项人民币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二十六元八角四分及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十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八元，依法继续追缴。
宣判后，被告人刘卫东以“一审认定的第一起事实中受贿的购房款系借款；第二、三、四起事实中所收受的款项是为贷款协调关系所用，自己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意图，且实际上也为协调贷款支出了费用，不应全部认定为其受贿；第二、四起事实系在证人指证前主动交代，自己也自愿认罪，还退还部分受贿款项，应按自首和自愿认罪的情况从轻处罚；认定第一起事实中其违法所得81.1848万元不准确，其为转卖房产支付给中介二十余万元，应从中扣除；一审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请求依法从轻判处。
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一审认定的第二、四起受贿事实，系刘卫东通过他人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协调尽快获得贷款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的客观构成要件，第二、三、四起事实中也未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亦非斡旋受贿；2、第二、四起事实系刘卫东在证人指证前主动交代，应当认定为自首；3、刘卫东变卖在青岛的房产支出了中介费22.91万元，可证实其违法所得并非一审认定的81.8848万元，一审认定追缴的违法所得数额错误。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卫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关于上诉人刘卫东提出“一审认定的第一起事实中受贿的购房款系借款”的上诉理由，经查，依据证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证言、相关书证及刘卫东的供述能够证实，因刘卫东为三星公司贷款提供帮助，2005年1月，三星公司出资131.2152万元为刘卫东在青岛购买了商品房一套，刘卫东予以收受，该笔购房款非系刘卫东向三星公司所借，故对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卫东提出“第二、三、四起事实中所收受的款项是为贷款协调关系所用，自己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意图，且实际上也为协调贷款支出了费用，不应全部认定为其受贿”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的第二、四起受贿事实，系刘卫东通过他人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协调尽快获得贷款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的客观构成要件，也未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亦非斡旋受贿”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刘卫东系利用其具有的企业贷款审核、向上级行提交相关贷款材料及汇报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的贷款审批提供帮助，并基于此收受他人财物，其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后对所收受的钱款予以用途支配，其该行为构成受贿罪，对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卫东提出“第二、四起事实系在证人指证前主动交代，自己也自愿认罪，还退还部分受贿款项，应按自首和自愿认罪的情况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第二、四起事实系刘卫东在证人指证前主动交代，应当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上述两起涉案事实系在侦查机关因刘卫东涉嫌受贿对其立案侦查并经依法传唤将其带至办案地点和采取强制措施后刘卫东予以交代，其不符合自首构成要件；原审判决已根据其自愿认罪并退还部分赃款的情形予以酌情从轻处罚，故对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卫东及其辩护人提出“认定第一起事实中其违法所得81.1848万元不准确，其为转卖房产支付给中介22.91万元，应从中扣除，一审认定追缴的违法所得数额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根据刘卫东买卖涉案房产的差价计算其违法所得并无不当，对该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辩称其中支付的22.91万元卖房中介费应从中予以扣除的理由及意见于法无据，对上述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正确，量刑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于国俊
审判员 张树民
审判员 刘超元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宋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