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鼓民初字第1785号原告黄某某，退休工人。原告苗某某，自由职业。原告苗某。法定代理人郑余惠，无业。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光，江苏诺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州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复兴北路延长段188号红星美凯龙凯利建材广场5#-1-101。法定代表人董建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兵团，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孟宪东，江苏行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某某、苗某某、苗某诉被告徐州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8月12日、9月8日、11月13日、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某、苗某某、苗某的法定代理人郑余惠、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光，被告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兵团、孟宪东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某、苗某某、苗某诉称，原告黄某某、苗某某系夫妻，苗雷系二人之子，原告苗某系苗雷之子。苗雷于2013年3月11日进入被告某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专门为该公司将其他公司生产的车辆运送至外地。2015年1月13日，苗雷和该公司的10名驾驶员为该公司往上海运送11辆专项作业车，每人驾驶一辆。次日早4时左右，苗雷驾驶苏C×××××（临时）专项作业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扬州市××区××路与乐和路交叉口时，与同方向在前李海杰驾驶的苏C×××××（临时）专项作业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苗雷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原告于2015年4月28日向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苗雷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因被告提出异议而被该局中止工伤认定。2015年6月15日，原告向鼓楼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依法确认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于2015年6月16日向原告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故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三原告家属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某公司辩称，苗雷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与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整车运输合同，因被告无法独自完成合同约定的所有车辆的运输工作，故被告与刁振涛所在的运输企业有一份口头运输合同，被告将部分运输业务分包给刁振涛所在的企业完成。苗雷是刁振涛所在企业的职工，职业是驾驶员。对于苗雷在运输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不幸死亡，被告也表示非常悲痛，但鉴于苗雷是与刁振涛所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认定工伤的用工单位不应是被告。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黄某某、苗某某、苗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劳动仲裁申请书原件1份，劳动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原件1份，送达回证原件1份，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原件1份。证明苗雷因工死亡后，原告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1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证明苗雷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3：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发放的苗雷工作卡原件1份。证明苗雷所在的企业就是被告。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工作卡上的公章看不清楚。即便该工作卡是徐州徐工起重机有限公司发放的，工作卡上被告单位的名称也是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填写制作的。因为运输合同是被告与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签订的，所以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对被告将部分业务分包给刁振涛所在企业不知情，而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要求所有进入该公司运输车辆的司机均需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制作工作卡。综上，该工作卡不能证明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运费结算单、银行打款明细原件及复印件各2份。证明被告将部分运输业务分包给刁振涛所在企业，运费由刁振涛负责与被告进行结算，结算后由刁振涛将运费直接发给包括苗雷在内的司机。被告留存运费的20%，其余80%归刁振涛所在企业，在刁振涛书写的结算单中也显示包括苗雷的运费，因此苗雷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是否是刁振涛签字认可的。被告在劳动局认为是刁振涛个人承包被告的部分业务，现在陈述的是刁振涛所在企业承包，其陈述相互矛盾，均没有证据支持，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观点。证据2：徐州市通泰运输队工商登记查询资料原件一份，证明徐州市通泰运输队的工商登记情况。徐州市通泰运输队就是刁振涛所在运输企业，被告认为苗雷是徐州市通泰运输队的员工。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据3：董建国与刁振涛的录音两份及书面整理资料，证明苗雷是刁振涛所在的徐州市通泰运输队的员工。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该录音是刁振涛本人的。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劳动仲裁申请书、劳动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形式与来源合法，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供的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服务工作卡，被告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而通过法院对发卡单位的调查，能够确认该工作卡的真实性，且该证据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提供的运费结算单、银行打款明细，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所载内容亦未显示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徐州市通泰运输队工商档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未显示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与刁振涛的两组录音，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通过本院对刁振涛的调查询问，刁振涛亦未认可两组录音中是他本人的声音，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从证据内容上看，录音虽然有部分内容显示苗雷跟刁振涛当副手带运输队，但因录音中对话内容含混不清，不能明确体现上述情况存在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向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报送的投标材料中驾驶员名录有苗雷的名字，可以证明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并向本院申请调取上述材料，本院依法于2015年9月6日向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调取了徐州某运输有限公司2012年度及2014年度投标材料中驾驶员的名录，该两年度投标材料中驾驶员名录均未显示有苗雷此人。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2014年度投标事项是苗雷受被告委托亲自参与办理的，应是被告投标时没有将苗雷等的资料加进去，导致苗雷等人员的资料不在投标资料中。被告认为，上述资料恰恰能证明苗雷并非被告的员工。因原、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9月6日就原告提供的工作卡的申请、制作、发放等情况向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接受调查时称，该工作卡是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发放的，是针对频繁进出其公司的人员办理的长期出入证。该卡的申请人应是某公司，应该是某公司负责人口头给我们申请，说有几个驾驶员要送车需办卡，让苗雷本人带照片来填卡盖章。发放该卡并不仅限于申请公司的员工，因与申请公司业务关系需要频繁进出的人员也会发放该卡，徐工在发放工作卡时不审查劳动合同等文件。原、被告对该调查内容均无异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9月18日在香山物流园洪升物流办公室二楼对刁振涛进行询问。刁振涛称，苗雷谁的员工也不是，谁有活他跟谁干，谁也没和他签过合同。我和苗雷从小就认识，苗雷是驾驶员，我有个朋友干通泰运输队，开始苗雷在通泰运输队干随车吊的活，2011年左右，我朋友不干了，我就将苗雷介绍给董建国当时的董浩运输公司继续干随车吊的活。苗雷在董建国这里干，也在孟老大及通泰运输队那干其他活。董建国这里的活工钱有时直接付给苗雷，有时让我转交苗雷。干这种运输都买保险，保险都是驾驶员自己付钱买自己的。2014年董建国做投标书时，是苗雷给办的。在询问时，本院向刁振涛播放了被告提供的董建国与刁振涛的两段录音，刁振涛称不知道是否是其本人的声音，不认可真实性。原告对刁振涛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调查内容不完全认可，刁振涛称“徐州市通泰运输队在2011年就不干了，之后苗雷就到被告单位干活，一直到其出事死亡”，对该陈述原告认可，对刁振涛其他陈述，原告均不知情，苗雷已去世也无法核实。被告对刁振涛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刁振涛所述大部分都不客观，刁振涛陈述其是介绍苗雷到被告公司工作，这与被告提供的证据相矛盾，对此陈述法庭应不予认可。在该份笔录中刁振涛承认其曾说过“苗雷出这事幸亏给买保险了”，从该句话中可以证实苗雷是受刁振涛的领导。对被告提供的与刁振涛的录音，其并未否认是他的声音，只是称不知道是否是他的声音，由此也可以确定该录音确实是被告与刁振涛的通话，法庭应当将该录音资料作为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被告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1日，其前身为徐州董浩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及其前身公司长期从事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的专项作业车的运输业务。三原告系苗雷的家属，苗雷生前系驾驶员，多次为被告某公司运输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的专项作业车。2015年2月14日4时左右，苗雷在为被告某公司运输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的苏C×××××号（临时）专项作业车，行驶至扬州市××区××路与乐和路交叉路口时，与同方向在前李海杰驾驶的苏C×××××号（临时）专项作业车发生交通事故，致苗雷死亡。后原告依法就苗雷的死亡提起工伤认定，因被告某公司提出异议而被中止工伤认定，原告遂又提起劳动仲裁，形成本次诉讼。另查明，苗雷生前持有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发放的服务工作卡一张，上记载：公司徐州某运输有限公司，姓名苗雷，业务部门客服中心。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称，该卡是针对频繁进出其公司的人员办理的长期出入证。发放该卡并不仅限于申请公司的员工，因与申请公司业务关系需要频繁进出的人员也会发放该卡，徐工在发放工作卡时不审查劳动合同等文件。同时，在本院从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调取的被告某公司及其前身2012年度及2014年度的投标材料中，驾驶员的名录上均未显示有苗雷此人。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劳动仲裁申请书、劳动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工伤认定终止通知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服务工作卡、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因原、被告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无果。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综合考虑具体情况分析认定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苗雷与被告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三原告主张苗雷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针对苗雷是否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仅提供了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发放的服务工作卡。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但三原告提供的工作卡并非某公司向苗雷发放的，而是由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制作、发放。该卡上虽然载有“公司徐州某运输有限公司，姓名苗雷”，但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亦称，发放该卡并不仅限于申请公司的员工，因与申请公司有业务关系需要频繁进出的人员也会发放该卡。因此，仅凭此卡无法认定苗雷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并未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同时，三原告向法院申请调取了存放在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的被告某公司的投标文件，其认为在驾驶员名册中应当有苗雷的资料，但经本院调取后，上述投标文件驾驶员名册上并未显示有与苗雷相关的资料，故三原告仍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再者，通过法庭调查，苗雷生前未缴纳社保、其在被告某公司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需考勤、没有基本工资，而关于其每次运输车辆的工作安排及工作报酬的支付主体及支付方式，三原告既无法作出明确说明，亦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系由被告安排和发放，故，本院从苗雷是否接受被告单位管理、劳动报酬支付情况、工作岗位等各方面综合分析后，仅能确认苗雷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驾驶被告某公司承运的徐州徐工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的专项作业车这一事实。虽然苗雷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从事的劳动是被告某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但这一行为并不仅限于劳动法律关系中，其他法律关系亦可能发生上述行为，故三原告主张苗雷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综上，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苗雷与被告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选择合适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某某、苗某某、苗某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刘晓璐审判员匡伟审判员孙超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郭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