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1民终48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毛艳秀，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覃华刚，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富川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毛东良，个体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谢世光，1947年1月l日出生，个体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海燕，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吕建国，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
上诉人毛艳秀因与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黄海燕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一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毛艳秀及其委托代理人覃华刚、何天红、被上诉人毛东良、黄海燕以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吕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谢世光、毛东良一直从事客车运输业服务。2007年之前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系由被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共同承包经营。2007年下半年，董世成、郭某要求入伙参与经营，当时经被告谢世光、毛东良口头商议确定对富川至东莞线的桂Ｊ×××××和富川至惠州线的桂Ｊ×××××两台车作价200万元，分8个份额，每份额为25万元，被告谢世光、毛东良各占4个份额，经被告毛东良同意由被告谢世光分别转让1个份额给董世成、郭某，董世成、郭某均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25万元给谢世光。当事各方对原始合伙人为毛东良、谢世光、董世成、郭某均无异议。上述两条班线2015年1-7月份每个合伙份额应分红利款为5万元，毛东良、谢世光、董世成的分红款已分配到位。因原告是否具备合伙人资格存在争议，因此属郭某份额的分红款尚未分配，但各方对该班线的分红款为5万元这一事实无争议。2008年初新增开麦岭至东莞客运班线，谢世光、毛东良将其作价100万元，共分4个份额，每份额25万元。其中董世成实际出资25万元、占1个份额，被告毛东良、谢世光系主要出资者，按2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郭某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郭某一直按1个份额分取红利的事实当事各方均无异议。被告毛东良、谢世光称郭某未出资不承担风险，且按一个份额的比例分取红利，郭某所占的1个份额的实际出资人系被告毛东良与谢世光。2008年底新增富川至深圳客运班线，被告谢世光、毛东良将其作价70万元，共分4个份额，每份额17.5万元。董世成出资17.5万元、占1个份额，被告毛东良、谢世光也系主要的出资者，按2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郭某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郭某一直按1个份额分取红利的事实当事各方均无异议。被告毛东良、谢世光称郭某未出资不承担风险，且按一个份额的比例分取红利，郭某所占的1个份额的实际出资人系两被告。前述客运班线的权利人均为广西贺州华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富川县分公司，后该公司改制变更为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直到2015年8月均是被告毛东良以承包人的身份与该公司签订“企业内部客运班线经营责任承包合同书”。合伙经营期间，每年分红次数都有3-5次。从2011年11月份起原告毛艳秀取代郭某从合伙体中领取前述各班线的分红款，直至2014年底。2015年，因高铁的开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被告毛东良、谢世光认为郭某的干股不能再分红，原告认为自己已购买郭某的股份应该得到分红，于是双方产生争议，2015年1-7月份的分红款因本案纠纷未领取。原告于2015年11月25日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拖欠合伙经营客车分红款25万元及利息。一审另查明，王海燕是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合伙体聘用的工作人员，具体工作是出纳，王海燕不是合伙人。原告主张的25万分红款，有部分在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尚未结清出来，有一部分王海燕已移交。2015年10月9日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作出广富运字（2015）31号《关于终止毛东良承包合同的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毛东良代表各合伙人与广西贺州华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富川县分公司以及后来的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各合伙人共同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该承包经营活动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是否为合伙人？其要求领取25万元的合伙分红是否合理、依据何在？该院认为，原告不是合伙人，不享有合伙人的权利。理由是：首先，原告合伙人身份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事后也未取得全体合伙人追认。原告毛艳秀及证人董世成均强调原告与郭某之间签订了书面合伙转让协议，但原告并未提交该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对原告与郭某是否签订书面合伙转让协议的情形并不知情，由此可以证实原告主张的合伙人身份未经全体合伙一致同意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之规定，原告主张其系合伙人于法无据。其次，原告主张从2009年12月份就受让了郭某的3个合伙份额，而且取得了相应的分红，并提交了以接受分取红利的银行清单支持其主张。但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证实其从2011年11月份才开始分取红利，这期间有近两年未分配红利，与查明的每年有3-5次分红的事实不符。原告对近两年未分取红利的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也未对其他合伙人进行追偿。综合当事各方确认在此期间有多次红利分配及合伙人中无人被拖欠分红款的事实，即可确认在此近两年间属郭某份额的分红款已被领取，但领款人并不是原告毛艳秀。因此，原告称其系合伙人的主张不足为信。而且原告对从郭某处受让合伙份额的时间、转让金额以及有几个受让人都出现了前后不一的表述，无法得出唯一结论，不符合常理。原告不是合伙体的原始合伙人，在未取得被告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其不能成为合伙人。因此，原告诉请分取合伙红利2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海燕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被告及证人董世成均确认王海燕不是合伙人，只是合伙体聘请的出纳。原告以王海燕系出纳，负责保管合伙体资金，不给其分红，已构成了对原告侵权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本案不是侵权责任纠纷，王海燕不具备被告主体资格。故原告对王海燕的起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认为徐润生、郭某强行向被告索取两个干股并分取数百万元红利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查，被告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毛艳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5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毛艳秀负担。上诉人毛艳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l、本案由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其他未参加诉讼的股东从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合伙协议，且对入股、退股无任何约定，因此一审将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没有依据。相反从上诉人起诉的事实、理由看，应当是因联营产生的侵权诉讼。上诉人起诉的对象均是不认可不愿意分红给上诉人的股东，而董世成、林桂文、杨军、黄家俊等股东认可并同意支付分红款25万元给上诉人毛艳秀，所以就没有起诉他们，本案是因合伙产生的侵权之诉而不仅仅是合伙或者联营问题，但一审未予释明，而以合伙协议纠纷立案审理，但又未依法追加郭某、董世成、林桂文、杨军、黄家俊等股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程序违法。既然三被上诉人均认可郭某、董世成是股东，本案又是因郭某的合伙股权转让产生纠纷，案件的处理结果（即郭某是否有股权、股权是多少、是否真的已转让给毛艳秀以及25万元分红款归属等问题）均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郭某、董世成、林桂文、杨军、黄家俊均是合伙人，属于共同诉讼人，是本案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未依职权追加显然错误。2、一审未依职权和上诉人在一审的申请调取关键证据，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双方当事人以及其他股东在富川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问话笔录等案卷材料，该材料能证实郭某实际出资入股，上诉人已实际购买郭某的股份，三被上诉人虚假控告等事实。一审中法官也要求被上诉人一方在庭审后七日内提交掌握的出纳收支帐本以确认历年来上诉人是否入股取得分红还是为郭某代领分红等事实，但庭审结束后一审未依职权调取上述材料，也未要求被上诉人交出帐本就草草结案，审判程序明显违法。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的陈述当作事实来认定属主观臆断，具体表现在：l、一审认定董世成、郭某于2007年下半年要求入伙的事实是错误的。董世成、郭某没有主动要求入伙，是被上诉人一方缺少资金，同时为便于管理、扩大生产而邀请董、郭二人参加的。2、一审认定2008年新增麦岭到东莞线路、新增富川到深圳线路时郭某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也是错误的。不管是合伙或联营，经济实体已存在8年均无争议，只是2015年才发生争议，所谓的“干股”以及“没有同意毛艳秀入股”均是在2015年才提及。认为郭某是否出资存在争议这一说法是被上诉人提出的，但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只要被上诉人提交掌握的出纳收支帐本即可一清二楚，一审只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定存在争议，与客观事实不符。3、一审认定合伙经营期间每年分红次3-5次没有依据。4、一审不认定上诉人毛艳秀已从郭某处合法取得股权和分红的事实是错误的。第一，2011年起至2014年的银行转帐记录等证据已证实上诉人从郭某处购买股权时实际给付了款项，同时还证明上诉人入股后参与经营管理并多次取得分红款的事实，上诉人未提供2009年和2010年的分红证据并不等同于没有获得分红，只要被上诉人提交其掌握的出纳收支帐本就能查明上诉人取得入股分红的时间、金额、次数，是否属于“代领”就一目了然。第二，证人董世成的证言以及2015年度分红25万元的银行流水帐，已证实上诉人入股取得了股东认可并在经营中以股东身份取得分红款的事实。第三，证人董世成提供的帐本和上诉人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所记录的历年分红的时间、金额与上诉人的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记载的分红款进账记录一致，证明上诉人历年参与分红的事实。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上诉人作为股东应当继续享有分红权利。但一审将被上诉人没有依据的陈述认定为事实，而将上诉人有充分证据可以认定的事实不予采信，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此外，一审没有将双方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就认定事实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l、一审判决适用《合伙企业法》错误。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基于与富川富通客运公司（原华安运输公司）签订《企业内部客运班线经营责任承包合同书》共同出资经营车辆营运的，双方未签订有合伙协议，未领取合伙企业或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不属合伙企业，不应适用《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作为判决依据。2、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也是错误的，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合伙没有订立书面协议，故不应适用该条款。第二，根据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第50条的规定，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没有任何无利害关系证明人证明合伙关系，因此不应作为合伙协议纠纷审理。第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l条的规定，合伙经营过程中发生增加合伙人情形的，有书面协议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没有书面协议就不存在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说法。上诉人毛艳秀入股后多年参与经营、分红的事实完全能够证明其为股东，不需要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被上诉人只是到2015年才以“高铁开通，亏损为由”拒绝分红给上诉人，一审在没有充分调查取证的情况下，错误认定事实并错误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股东权利。3、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分析以及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理由是：第一，上诉人一审中提供了购买郭某股权时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存在股权转让交易。尽管转让协议被盗丢失，但结合历年分红记录等情况完全可以认定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股东是知道并且同意了的；第二，被上诉人拒绝提供经营期问的帐本、分红领款记录，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履行了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反驳上诉人的主张同样也应提供证据。对于被上诉人提出郭某的“干股”份额，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是帮郭某领取分红款，也应当提出代领的收据、签单等证据，被上诉人甚至陈述称是郭某叫其毁灭账本的，则更应举证证明。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违反了公平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共同答辩称：一、本案关键事实是上诉人毛艳秀是否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且是否经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此，一审已经查明，并据此作出了正确的判决。1、关于受让合伙份额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并签订有转让协议书，但上诉人始终无法提供该转让协议书，上诉人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关于合伙份额转让受让是否已经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问题。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他合伙人已一致同意郭某的合伙份额已转让给上诉人，而且作为合伙人的毛东良、谢世光从未知晓、也从未同意郭某的合伙份额已转让。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此事实即可判定上诉人毛艳秀不是合伙人，无权要求分红。至于上诉人提出的诸多其他问题，均不影响对上述核心问题的认定，也不会对案件的正确判决产生任何影响，因而无需一审法院逐一核查。
二、关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1、关于董世成、郭某于2007年下半年要求入伙参与经营的事实。该事实与上诉人要求合伙分红的诉求基本无关，且无证据证明该事实不成立。2、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新增麦岭至东莞线路、新增富川至深圳线路时，郭某是否出资存在争议这一事实错误。事实上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是偏袒了上诉人的，真正的情况是郭某对该两条线路没有出资，而是向被上诉人索要了干股，只是因为干股问题并不影响认定上诉人毛艳秀无合伙人资格，所以被上诉人才没有对此提出上诉。3、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合伙经营期间每年分红有3-5次没有任何依据。对此，上诉人自己在一审庭审中已清楚陈述，而且也得到了被上诉人的当庭确认，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正确无误。4、关于上诉人称一审未查清并确认其从郭某处合法取得股权和分红的事实。第一，既然上诉人称签订有转让协议书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只要上诉人拿出协议书即可。第二，加入合伙体依法应经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被上诉人再次重申没有同意过上诉人入伙。第三，上诉人虽曾领取过分红款，但其只是帮郭某代领而已。分红款的权利人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代领多少、代领多长时间都改变不了其不是合伙人的基本事实。第四，上诉人如果坚持认为不是代领而是以合伙人身份领取分红款，则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合伙人，否则改变不了只是代领分红款的事实。第五，上诉人称只要被上诉人提交掌握的出纳收支账本，就能知道上诉人的入股时间、金额、分红次数以及是否是代领的事实。上诉人对该所列待证事项应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可能为此承担举证责任。5、上诉人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不客观。例如对于受让合伙份额、时间、价款等问题，上诉人就有几种不同说法：①在2015年11月1日的开会录音中称“2010年4月16号左右（买郭某的股份），我是4月6日分的钱”；②在2015年11月29日的录音中又称：“我不是现在买的，我是09年就在那里面了。一起就是两个股加那个股共三个股，25万元”；③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又称“原告和被告于2009年12月份合股经营客车”；④在一审庭审中又称是2010年4月份以60万元的价格买郭某的3个股份。上诉人一审中称2010年4月份以60万元购买了郭某的全部3个股份也是谎言，第一，郭某的3个股原始价值就达67.5万元，怎么可能贬值以60万元出让；第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2011年11月份才领取分红款，怎么可能2010年4月份就受让股份；第三，上诉人对30万元现金支付问题说法不一，说明该3O万元现金的支付方式不是事实。又如，对于是否签订过转让协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有协议，但不见了”，在上诉状中又称协议书被盗丢失了。如果确实签订有协议书，相关当事人都应持有一份，即使上诉人的协议书真的不见或被盗丢失，还可以由其他人进行举证。但上诉人既不能提供协议书，也不提供被盗的证据。上诉人对协议书问题的陈述不能自圆其说，漏洞百出。三、关于审判程序问题。1、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度的合伙分红款。本案是典型的合伙协议纠纷，而不是侵权之诉。2、上诉人提出一审漏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问题。由于本案中上诉人未能证实其是合伙人，故其无资格向合伙体或任何合伙人主张合伙分红。本案处理结果对各合伙人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无需追加其他合伙人为当事人参与诉讼。3、关于一审未依职权和上诉人的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有关笔录材料以及被上诉人没有在一审要求的时间内提交账本的问题。首先，人民法院并无调取该方面笔录材料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其司法解释的第九十六条已有明确规定，上诉人所称的该事项并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畴。其次，上诉人没有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该证据，而是在一审庭审中才含糊其辞地表达过该意向，而没有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第三，更重要的是该笔录材料对本案的审理无实际影响，本案的核心问题已经查清，并足以作出正确的判决。第四，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账本是因为上诉人不是合伙人，上诉人无资格查阅；此事项对本案审理没有实质影响，被上诉人愿意为此承担法律后果。4、关于上诉人上诉要求发回重审的主张。一审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即上诉人是否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以及是否经得其他合伙人同意的事实均已查清。一审据此作出的判决正确无误，本案没有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被上诉人也坚决不同意发回重审。上诉人提出发回重审的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综上，一审程序完全合法。
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1、一审在认定、处理合伙关系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是完全正确的。新增合伙人、转让合伙份额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的限制性规定。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上诉人对其诉讼主张负有首要的举证责任，其首先应当提供受让合伙份额时所签订的协议书，并提供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证据材料。至于“干股”问题，一审认定为另一法律关系而不予审查，并告知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因而被上诉人对此无需举证。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得当，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五、一审对“干股”问题虽没有深入彻查，但郭某在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两条线路各索取过一个干股，多年来已取得巨额分红，已经涉嫌严重的索贿犯罪，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本案不只是25万元分红款的问题，而是有关人员企图以民事诉讼方式漂白“干股”并欲继续取得“干股”分红的犯罪问题。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道理，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王海燕陈述称：黄海燕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黄海燕不是合伙人，只是合伙人聘请的财务人员。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毛艳秀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郭某的证言。证人郭某出庭作证证实其本人最初于2007年出资25万元参加合伙，后在合伙期间于2008年又以分红款追加出资参与增加的客运班线，自己在合伙期间没有直接参加合伙事务管理，后于2010年4月份将全部合伙份额以60万元协议转让给了上诉人毛艳秀，已收取了全部转让款，签订转让协议时被上诉人也在协议上签字同意，合伙股份转让之后一直是被上诉人向毛艳秀分红。2、合伙车辆客运收支《记录本》1本共77页，证明上诉人参加合伙车辆营运时票款收入记录以及2012年7月6日更换客运车辆时上诉人交付出资款情况记录、上诉人于2013年7月领取合伙分红款记录等。3、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9笔以及对应的银行卡取款凭条，证明2012-2015年期间被上诉人王海燕经手累计9次转账支付分红款给毛艳秀。4、银行卡取款凭条。证明上诉人于2012年7月16日通过杨成生的银行账户转款给被上诉人毛东良购车，与记录本记录购车时间吻合。5、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汽车客运站于2016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毛艳秀自2010年5月至今一直参与四辆涉案合伙车辆的经营管理活动。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证据的质证意见：1、证人郭某最初出资25万元参与合伙是事实，但后来增加合伙客运班线时郭某再没有出资，也没有以分红款抵作出资，其后来取得的合伙份额属于“干股”，2010年以前的分红款被上诉人直接付给了郭某，但从2011年11月起被上诉人按郭某的要求将分红款交给了毛艳秀代收。证人郭某称其合伙份额已从2010年4月份起协议转让给上诉人，这不是事实，一是被上诉人没有在转让协议上签名同意合伙份额转受让，二是上诉人和证人均不能提供协议书予以证实，三是郭某的合伙份额含出资价值达67.5万元却以60万元转让，不合常理。证人所述除最初出资25万元参加合伙属实以外，其余不是事实，不予认可。2、证据2记录本的原始记录中没有记载上诉人毛艳秀经手的客运收入数据，而是上诉人在诉讼期间添加的签名附注，不能证明上诉人参与合伙经营管理的事实；记录本中关于2012年7月16日购车出资人员交款金额记录有“毛妹”的交款数额其实就是上诉人毛艳秀代郭某这一合伙股份交缴更换新车的出资，而不是毛艳秀对合伙的出资；记录本中关于2013年7月份领分红款人员列有上诉人毛艳秀的名字是上诉人代郭某领取合伙分红款时所记载，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合伙人。3、证据3、4的银行转账取款等凭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将郭某合伙份额的分红款转账付给上诉人代收以及上诉人取款代交换车购车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合伙人。4、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汽车客运站出具的《证明》不属实，经手出具证明内容的唐某是2015才到该客运站工作的，对2015年之前的情况并不知情，该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综上，上诉人二审提出的证据都不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予以认定。
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交证据的分析认证：1、被上诉人对证人郭某最初出资25万元参与合伙以及在合伙期间增加合伙客运班线时郭某再没有出资而取得增加的合伙份额数量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该部分事实以及郭某不参与合伙事务管理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于郭某是否有以合伙期间的分红款抵作后续出资以及郭某的合伙份额是否从2010年4月份起协议转让给了上诉人，双方说法不一，例如：（1）分红事项，被上诉人述称2010年以前的分红款都付给了郭某，而郭某陈述称参加合伙后没得到过分红，只承认2010年春节后结算收到过10多万分红，此说法与其他合伙人陈述所称合伙期间每年分红3-5次相差甚大；证人称2010年4月签订协议转让股份给上诉人，但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曾诉称是2009年起参与合伙，双方所述不一；另从上诉人在一审的陈述以及举证情况看，上诉人称从2011年11月起才开始领取分红，则意味着上诉人自2010年4月受让合伙股份后1年零6个月时间里未得到过分红，与其他合伙人的说法不一致。证人郭某和上诉人均声称三方签订有合伙股份转让协议且被上诉人却已在协议上签名同意，但被上诉人坚决否认，而证人和上诉人不能提供协议书予以证明。故证人述称其合伙份额已于2010年4月书面协议转让了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2、证据2记录本的原始记录中没有明确记载上诉人毛艳秀经手的客运收入数据，而是上诉人事后自行添加的附注签名，该部分收入记录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参与合伙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记录本中关于2012年7月16日购车出资人员交款金额名单虽然有上诉人毛艳秀即“毛妹”交款数额160000元的记载，但同时除了记录有初始合伙人毛东良、谢世光、“枪哥”（董世成的绰号）的交款数额以外也有其他人员如“唐梅兰”、“廖永”、“老红军”等人的交款记录。在涉案的四条客运班线的合伙人自始至今没有订立过书面合伙协议以明确各合伙人合伙份额的情况下，毛艳秀的交款行为是代表郭某交款或者属于毛艳秀个人对上述合伙班线的出资，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因此，上诉人毛艳秀以该证据证明其已受让郭某的合伙份额并以此追加合伙出资的依据不足；同理，记录本中关于2013年7月领取分红款人员名单中列有上诉人的名字不排除存在上诉人代表其他个别合伙人领取分红款的可能，因该领取分红人员名单中另还列有“唐梅兰”、“廖永”的名字，故该分红记录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受让郭某合伙份额的合伙人。3、关于证据3、4的银行转账取款等凭单，该部分银行凭证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将郭某名下合伙份额2012至2015年期间的9次分红款转账至上诉人银行账户的情况，以及上诉人经手交纳购车款的资金来源情况，但在被上诉人否认郭某合伙份额已转让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受让了郭某合伙份额的合伙人。4、广西富川富通运输有限公司汽车客运站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必须具备的要件，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综合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在一、二审中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本院认为，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郭某、董世成等人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合伙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四条客运班线、合伙期间每年约分红3-5次不等、被上诉人自2011年11月起至2014年底将郭某名下合伙份额对应的部分分红款付到上诉人毛艳秀的银行账户、上诉人毛艳秀曾于2012年7月6日向被上诉人交付过集资购车款16万元等主要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一审是否遗漏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2、上诉人毛艳秀主张其已于2010年4月协议受让郭某的合伙份额成为合伙人从而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度分红款25万元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本案中，上诉人毛艳秀是基于认为其已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而成为合伙人，故而以合伙人身份主张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度分红款25万元，上诉人的该诉讼请求是针对被上诉人拒绝向上诉人分红而主张作为合伙人应当享有分红权利，其诉讼请求没有指向其他合伙人，不追加其他合伙人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一审不将其他合伙人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本案也不存在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二）关于上诉人毛艳秀要求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度分红款25万元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1）上诉人主张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给付2015年度合伙分红的理据是认为其已协议受让了郭某的合伙份额，但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郭某签订的合伙股份转让协议书，且被上诉人坚决不同意上诉人毛艳秀作为新的合伙人受让郭某的合伙份额参与合伙。上诉人毛艳秀在不能提供其所述2010年4月与郭某所签合伙股份转让协议且被上诉人又不认可转让行为的情况下，上诉人仅以2012年7月6日交付过集资购车款以及自2011年11月起收到过9次分红款以及2013年7月的分红名单列有其名字为由，提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郭某名下合伙份额2015年度分红款的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郭某合伙份额对应2015年度的分红款25万元，应由权利人另行处理。（2）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与案外人郭某、董世成之间的合伙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故不能排除有新的合伙人参与合伙的可能。上诉人从2011年11月起收到过被上诉人转来郭某合伙份额对应部分分红款，另上诉人在2012年7月6日曾交过集车购车款160000元给被上诉人收执，除没有明确是初始合伙人的上诉人之外同时交款的还有“唐梅兰”、“廖永”、“老红军”等人，2013年7月领取分红人员名单中除初始合伙人以外同时也列有上诉人和“唐梅兰”、“廖永”的名字，上诉人的上列行为是属于代收代管性质还是作为新加入的合伙人领取分红，有待各方当事人对合伙人员构成以及合伙份额进行清理确认后才能作出定论。因此，关于上诉人毛艳秀经手交付过集资购车款以及收到相应分红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代理其他合伙人履行合伙事务，还是以显名合伙人或者是作为隐名合伙人参与合伙，上诉人是否占有合伙份额以及占有多少合伙份额等问题，均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一审对此未作审理，本院对此亦不予审查，上诉人可以另寻解决途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毛艳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峰
审 判 员 严永茂
代理审判员 贺昌盛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