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国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郦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永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放。
上诉人戴国林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方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戴国林曾向三方公司借款。2013年4月5日，双方经结算确认戴国林尚欠三方公司借款800000元未予归还。为此，戴国林向三方公司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兹因生活需要向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借到人民币800000元”，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事后，戴国林未归还借款，三方公司为此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处理。另查明，三方公司为本案支出司法鉴定费18434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三方公司、戴国林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借款事实是否成立；2、三方公司因本案支出的鉴定费由谁承担。关于焦点1，三方公司为证明借款事实成立，提供了由戴国林出具的借据，完成了举证责任。戴国林虽辩称借款事实不成立，但并未提供有效的相反证据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从款项交付的角度，三方公司提供了其通过员工陈惠凤将款项交付给戴国林的证据，戴国林在庭审中亦陈述其与陈惠凤个人之间并无经济往来。据此，原审法院认为三方公司主张本案借款成立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关于焦点2，原审法院认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鉴定费属于诉讼成本的范畴，应按照诉讼成本的承担原则由败诉的一方承担。据此，原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及认定的事实，确定司法鉴定费由戴国林承担。综上所述，戴国林尚欠三方公司借款800000元的事实清楚。双方未明确约定还款期限，戴国林理应在三方公司催讨后的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其拖欠借款不还的行为已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逾期利息，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三方公司亦未提供其在2013年8月1日之前即已经向戴国林催讨借款的有效证据，其要求从2013年8月1日起计算逾期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将逾期利息调整为自三方公司起诉之日（2013年12月23日）起计算。故原审法院对三方公司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戴国林关于借款不成立的辩解因缺乏有效的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戴国林归还三方公司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戴国林支付三方公司司法鉴定费184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三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968元，由三方公司负担168元，戴国林负担11800元。
上诉人戴国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原审过程中，戴国林提交了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一份即证据6，用以证明双方约定案涉款项并非借款，仅作为三方公司对账使用，三方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戴国林追索、催要借款。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为“上述《补充协议》上浙江三方控制阀有限公司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即该补充协议上的公章确系三方公司所盖，戴国林已完成举证责任。该补充协议是先盖印后形成文字还是先形成文字后加盖印章，戴国林也无从知晓三方公司提供的协议是如何形成的。补充协议系三方公司拟订后与戴国林签署，三方公司的印章是由专人管理的，戴国林对该枚印章并没有控制权。如三方公司认为补充协议系伪造，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原审中，戴国林又提交了一份鉴定结论，也是由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浙汉博（2014）文鉴字第640号，用以证明在同一段时间内三方公司与其销售员汪某也签订过内容相同的补充协议，且鉴定结论为“先文后印”。显然，三方公司为财务对账所需，要求销售员出具借据，并与销售员签订协议明确如何处理借据纠纷系三方公司内部管理行为。故戴国林提交的补充协议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应当采信而未采信。而销售管理制度系三方公司的单方行为，其真实性并未得到戴国林认可，戴国林即使领取了上述销售管理制度也不表示戴国林认可该制度的全部规定，且对于借款双方之间又存在特别约定，故原审法院认定该证据有失偏颇。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三方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均由三方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三方公司答辩称：原审中，原审法院召集双方对戴国林提交的补充协议进行鉴定，根据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三方公司认为该补充协议系一份伪造的证据。戴国林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戴国林在三方公司担任销售员期间所经手的标书均由其自行负责对标书加盖公章，戴国林有盗盖公章的机会。戴国林提交的补充协议即是在其离职前盗盖所得，其提交该份证据蒙骗法院，其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三方公司已递交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审期间，上诉人戴国林向本院递交了以下证据：1、应收款查询，证明经三方公司销售主管陈惠凤确认戴国林2012年底应收款为4052912元，此金额与销售员年度结算报告金额空格栏第六项应收款金额相一致的事实。2、戴国林2011年订货2012年发货及2012年订货2012年发货汇总，证明经三方公司确认戴国林2012年发货金额为8139584.5元，此金额与销售员年度结算报告金额空格栏第二项的已销售金额相一致，且三方公司确认戴国林2012年最终结算合计为1044909.309元，该金额与销售员年度结算报告金额空格栏第三项的预结算销售费相一致。3、汪某的补充协议，证明在同一时期内三方公司与销售员汪某也签订过内容相同的补充协议，戴国林原审中提交的补充协议具有高度盖然性。4、销售员年度结算报告，证明在2013年年初，三方公司与其销售员杨国奇也签订过内容相同的销售员年度结算报告，填写人均为陈惠凤，戴国林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具有可信度。5、协议，协议中甲方为三方公司，乙方为戴国林，证明三方公司与戴国林约定“甲方为乙方预支业务费用……，乙方以‘生活需要’借据形式领取，事后甲方不得追索乙方还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三方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戴国林提交的证据，经质证，三方公司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中证据1、2、4均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三方公司在2010年1月并没有和汪某签订过证据3补充协议，汪某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三方公司也没有和戴国林签过证据5协议，该证据系伪造的证据。本院认为戴国林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不予采信。
戴国林、三方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原审判决中均已列明。对三方公司原审中提交的证据1、2、3、4、5、6、7、9，戴国林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1、2、3、4、5、7，本院的认证意见和原审判决相同。对三方公司原审中提交的证据8浙汉博（2014）文鉴字第2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对鉴定意见书本身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信。该份鉴定意见书确认了戴国林原审中提交的证据6即日期为2010年1月1日的补充协议中加盖的“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虽印文的形成时间不是标称日期2010年1月1日，且存在先盖印后形成印刷体文字的情况，但三方公司作为公章的保管者和持有人，在未能举证证明补充协议系戴国林私自制作并盖章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补充协议予以确认，对三方公司主张的补充协议系伪造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二审查明以下案件事实：戴国林原系三方公司销售员，在三方公司工作多年，后于2013年6月底离职。鉴于三方公司的销售经营管理模式，为便于销售员开展工作，三方公司先后于2011年2月11日、2012年5月10日推出的《销售管理制度》中均确定实行借款制度，其主要内容大致为“销售员可以向公司借款，承诺不以任何理由拒绝偿还所借款项。销售员应及时与公司办理挂账结报手续。销售员每次出差回公司时，必须结报清楚，所有结报必须经公司审核。因销售业绩不佳，但还具备销售前景的新销售员，允许借款适度放宽，最高限额预结算后不超过5万元。销售员自行离开公司或被公司辞退的，其所结业务提成费尚不足抵扣借款时，销售员必须归还其缺额部分借款。”其中2011年2月11日的《销售管理制度》确定“销售员以生活借款的形式向公司借款”。上述两份《销售管理制度》戴国林分别于2011年3月2日、2012年5月25日签收领用。2011年8月12日、2011年11月26日、2012年3月8日，三方公司员工陈惠凤接受公司委托，从其个人银行账户分别转款400000元、396000元、326000元至戴国林账户。2013年4月5日经结算，戴国林向三方公司出具借据一份，上载明“兹因生活需要向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公司借到人民币捌拾万元正”。
又查明：戴国林原审中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1日的《补充协议》中三方公司作为甲方、戴国林作为乙方，双方就戴国林在三方公司工作期间因销售需要所产生的费用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以生活需要形式向甲方出具借据，领用销售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请客吃饭等费用）开展业务，此借款转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销售业绩以奖金形式按月打入工资卡上，费用实报实销，所有业绩年终进行汇总清算，连续六个月无业务产生，停止该业务员费用借支。乙方向甲方借取的借款每月应提供相应费用票据，甲方有权监督此款项用途。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借据仅作对账用，所有借据甲方均不归还给乙方、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乙方追索、催要借款。”原审中，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浙汉博（2014）文鉴字第25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了上述《补充协议》中甲方落款处加盖的“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与三方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同时指出该印文并非标称日期2010年1月1日盖印形成，且系先盖印“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后形成印刷体文字。
再查明：三方公司、戴国林均确认2013年6月底戴国林离职后，尚有业务提成费未进行结算。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或反驳对方主张的事实应各自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戴国林原审中提交的2010年1月1日的《补充协议》，经鉴定虽存在先印后文、印文并非标称日期2010年1月1日盖印形成等瑕疵，但所盖印章的真实性已得到确认，三方公司作为“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持有人，对其主张的印章系戴国林私自所盖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方公司为鉴定支出的鉴定费18434元应由其自行负担。对戴国林2013年4月5日出具借据确认的借款800000元，三方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款项系戴国林为购买房屋及车辆向三方公司所借。结合戴国林系三方公司的销售员身份及三方公司执行的销售管理制度中业务提成与预支费用的处理方式等情况，本院认为，戴国林2013年4月5日出具借据确认的款项名为生活需要所借，其实质为《销售管理制度》中确认实行的销售员借款制度项下的款项，即销售员为开展业务，向三方公司以生活借款形式预支的费用。戴国林作为在三方公司工作多年的销售人员，应当了解三方公司关于销售方面的规章制度，且其已签收2011年及2012年《销售管理制度》，在其提供的订立时间更早的《补充协议》与《销售管理制度》对业务费用如何处理的约定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后订立《销售管理制度》为准，戴国林及三方公司均应受《销售管理制度》的约束。综上，结合原审中三方公司提交的2011年及2012年的《销售管理制度》中对于销售员预支费用的处理，即销售员以借款形式预支费用，并向公司出具借据，年终或者离职、辞退时进行结算，如销售员的业务提成费尚不足抵扣预支金额的，销售员必须归还缺额部分。现双方均确认戴国林2013年6月底离职时未办理结算手续，三方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戴国林的未结业务提成费不足以抵扣2013年4月5日借据确认的预支费用，更无法证明戴国林应当归还的缺额部分为800000元，三方公司现主张要求戴国林归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戴国林依据《补充协议》认为借据仅为三方公司做账凭证，借据中的款项无需归还的主张与《销售管理制度》的约定相矛盾，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戴国林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9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均由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审 判 员 袁正茂
代理审判员 崔 姗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倪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