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302民初5186号
原告：刘某某，男，1982年8月27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华，山东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军，山东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183号。
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女，1972年10月17日生，汉族，该单位楼层经理，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祥，男，1952年2月28日生，汉族，该单位法律顾问，住临沂市兰山区。
原告刘某某与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军、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朱文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退回购买货款28229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购买货款的三倍84687元；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检测费损失35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在被告处购买了“MAXTU”、“FAIOSH”、“伊莎贝拉”品牌服饰共计41件，花费金额共计28229元人民币。经委托天津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检验项目为纤维含量，检验结果：1.纤维含量，检验结论为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不合格。2.判定为不符合。原告认为此销售行为是欺诈消费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属于掺杂掺假，虚假宣传，以假充真，虚假标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此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诉。
被告某集团公司辩称，一、原告刘某某不是涉案服装的购买者，也不是涉案服装的消费者，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原告刘某某在诉状中诉称，他在2016年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在答辩人的某商厦购买三种品牌的服饰45件,原告在诉状中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起诉讼。但事实上，购买上述服装的是三位女性，不是原告刘某某。原告作为男性，既不是涉案女装的购买者，也不是涉案女装的消费者，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买卖服装合同法律关系，不具备涉案商品的索赔主体资格，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二、答辩人的销售行为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原告诉求答辩人依照“消法”中关于欺诈性销售的规定按照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给其赔偿，没有事实证据。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行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判断：第一，消费者应当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之故意，即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欺骗消费，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购买了涉案商品；第二，消费者应当举证证明因该欺诈行为受到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第三，欺诈行为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消费者因商家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选择。原告刘某某提供不出证据证明答辩人作为经营者有欺诈之故意，答辩人没有诱导原告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同时，原告刘某某没有就其受到的财产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损失与欺诈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刘某某主张答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三、法律对销售者承担责任的规则原则系过错原则，本案原告不能证实答辩人有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不能证实答辩人的销售行为造成了原告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故原告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和《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均规定销售者向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销售者在销售过程中有主观过错。《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述三部法律有关条款，均明确规定了作为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系过错原则，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二是造成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损失；三是不能指出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和供货者。答辩人所销售的服装，一是没有产品缺陷，二是没有造成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损失；三是在所售出服装的吊牌上清楚地写明生产厂家和相关信息。此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答辩人作为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过错，故原告诉求不符合上述三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四、原告在诉前自己选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检测结论在实体上也存在违法问题，即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系无效证据，不能支持原告诉求。1、原告在诉前自己选择鉴定机构进行检测，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8份检测报告，而这8份检测报告均系原告在诉前自己选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在诉前自己选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在我国目前所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找不到法律依据。因原告自己在诉前选择检测机构没有法律依据、检测程序不合法，必然导致这种检测报告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我国法律对当事人申请鉴定问题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至七十九条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对司法鉴定中的申请、程序、鉴定机构的协商确定和指定，鉴定所需材料、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人出庭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最为具体的规定是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即“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本案中，原告刘某某住所地在北京市昌平区，他在诉前自己选择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测，这在所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原告这种做法，剥夺了对方对检测机构的协商权、选择权，也剥夺了受诉法院对检测机构的指定权和委托权。由于原告在诉前自己选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涉案物品，没有法律依据，检测程序不合法，必然导致这8份检测报告在本案中系无效证据。2、原告所检测的商品存在掉包的嫌疑。原告购买商品的时间是2016年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而他跑到天津申请检测的时间是2016年3月28日。从购买商品到检测中间相隔七八天的时间。原告购买商品过程没有经过公证机关全程公证和封存，原告存在掉包的嫌疑。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的惯例做法是：原告购买商品由公证机关全程公证，再由公证机关对所购商品当场封存。诉讼中法庭开封，经济庭和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后，再进入检测程序。但本案原告违反上述程序，对所检测的商品存在掉包的嫌疑。3、这8份检测报告中存在诸多问题。（1）这8份检测报告的检测结论均违反GB/T298622013即《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第7.4条款的具体规定。原告提供的检测报告适用的检测标准是GB/T298622013即《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该标准第7.4条款规定了含量纤维的含量允差和微量纤维的含量考核要求。即当某种纤维含量≤1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3%；当某种纤维含量≤3%时实际含量不得为0。当某种填充物纤维含量≤2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5%；当某种填充物纤维含量≤5%时实际含量不得为0。按照原告提供的这8份检测报告所述，每一份检测报告第2页中的“标识含量”的含量均是100%。依照《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第7.4条款“当某种填充物纤维含量≤2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5%”的具体规定，当所送检的物品纤维含量≤2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5%即为合格。原告所送检的服装其纤维含量均超过20%，检测结果其纤维含量允差均在5%之内。按照GB/T298622013即《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第7.4条款的规定，8份检测结论应当均为合格。但是，原告所提供的这8份检测报告的检验结论均是“该样品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不合格”。显然，这8份检测报告的检验结论均违反《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第7.4条款之规定，均系检验结论违法的检测报告。（2）有的检测报告只是对服装的里料进行检测，有的检测报告是对面料进行检测，但只是检测了面料的一部分，检测报告明显存在瑕疵。检测报告中的2016T03091、2016T03092、2016T03093、2016T03104这4份检测报告均是对服装的里料进行检测，而不是对面料进行检测。其中2016T03119、2016T03120这两份检测报告中显示是对面料标识含量进行检测，但是只是对三种面料中的前两种面料1和面料2进行检验，而对面料3没有进行检测，可检验结论仍然是“该样品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不合格，”检测报告明显存在瑕疵。3、另外，原告在诉状中陈述，他购买45件服装，但根据它提供的检测报告，他提供给检验中心进行检测的服装只有8件，不能代表他所购买的服装的全部。综上所述，此案证据足以证实，原告既不是涉案服装的购买者，也不是涉案服装的消费者，他不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不应受消法保护。原告提供的检测报告系无效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答辩人的柜台承租人销售服装行为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没有对原告进行欺诈性消费，没有主管过错，原告诉求让法院判令答辩人对他承担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没有事实证据,不符合法律政策之规定。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9日、3月20日、3月21日，原告刘某某在被告某集团公司分别购买“MAXTU”服装22件、“FAIOSH”服装6件、“伊莎贝拉”服装13件，以上服装共计41件，购买后原告送样委托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送样样品经检验，出具对“FAIOSH”品牌上衣的检验报告2份、“MAXTU”品牌衣服的检验报告3份、“伊莎贝拉”品牌衣服的检验报告3份，检验结论为样品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不合格。原告为此花费检测费3500元。原告主张被告的销售行为是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相应赔偿。原告遂诉至法院主张权利。
被告对上述检验报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交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伊莎贝拉”、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对“MAXTU”品牌产品的检验（检测）报告及上海非尚服饰有限公司关于“FAIOSH”品牌产品的回函，用于证实被告所销售商品的质量是合格的。原告质证认为，对两份质检报告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该两份报告均系复印件，被告应当提供原件作为证据，对回函的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该回函无法证明该品牌服饰是合格产品。
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贾某、钱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的三个品牌的女装均是在被告处购买，但是涉案女装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均是女性顾客，并非原告，因此刘某某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另查明，被告对原告委托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出的检验报告不予认可，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被告放弃了申请法院委托鉴定的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刘某某自被告某集团公司处购买“MAXTU”、“FAIOSH”、“伊莎贝拉”品牌服饰共计41件，总价款为28229元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销售凭证、购物发票及庭审调查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销售涉案商品并未有欺诈的故意，因此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欺诈消费者三倍赔偿的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三倍赔偿原告84687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涉案商品经原告委托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商品的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不合格，系引发诉讼的前提因素，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被告应退还原告购买服装货款28229元，原告同时应将涉案服装退还给被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服装检测费3500元，有天津市服装家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发票为证，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八条、五十二条、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刘某某购物款28229元；
二、原告刘某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将涉案品牌服饰41件（“伊莎贝拉”女装13件、“FAIOSH”服装6件、“MAXTU”服装22件）退还给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某检测费3500元；
四、驳回原告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28元，由原告刘某某负担1918元，被告山东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马 勇
审判员 王东方
审判员 李大扬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姜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