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宁行初字第64号
原告张福庆，男，汉族，1955年12月18日出生，住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西。
委托代理人包音泰，北京市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爱红，区长。
委托代理人胡义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志强，青海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
法定代表人邱志强，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郁，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福庆因不服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北区政府）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于2015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8受理后，于2015年9月9日向被告城北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福庆的委托代理人包音泰、被告城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胡义明、李志强、第三人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村委会）的委托代�人蒋郁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城北区政府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为：“机场高速（西宁段）沿线环境整治项目按照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城北政（2013）43号），结合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站改及相关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宁政办（2011）179号）执行。城北区建设局按照补偿标准（前三层每平方米1300元，第四层每平方米700元、彩钢房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450元，附属用房每平方米600元），并支付相应过渡费用及其他费用，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征拆范围内的所有�法房屋进行了实地测量，并作出了补偿评价”。关于张守红与张福庆的房屋拆迁补偿决定：经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实地测量和评估，张守红与张福庆的房屋面积合计为652.28平方米，加上附属物及其他等评价后，总计补偿金额975891.30元。城北区人民政府决定按总计补偿金额975891.30元给予张守红、张福庆拆迁补偿。
原告诉称，原告系西宁市城北区朝阳村居民。2013年7月4日，被告发布《机场高速（西宁段）沿线环境整治项目征地拆迁通告》，拟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涉及机场高速沿线寺台子村、朝阳村村（居）民及祁连路西社区居民实施征迁。同日，被告又发布城北政（2013）43号《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了征迁补偿安置的基本标准。然而，自该拆迁项目实施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与原告平等协商过关于如何�照该《方案》公平合理地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补偿和安置事宜。
2013年9月12日，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对该行为，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确认城北区建设局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原告依法享有依照城北区（2013）43号文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为此，原告于2014年11月20日依法向被告提出了补偿申请，直到2015年8月6日，被告才出示了其于同年7月20日作出的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原告认为该决定不符合城北区（2013）43号文的补偿标准，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理由在于：1、原告的房屋是因2006年祁连路立交工程建设项目而搬迁至朝阳村猪场台的，而原祁连路立交工程建设项目拆迁原告房屋依据的是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说明当时原告是有权按照城市房屋以市场价格评估并予以安置的。但西宁市和城北区政府仅仅将原告安置在朝阳村集体土地并自建房屋，实际上导致原告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2013年拆迁原告的房屋应考虑历史原因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标准予以补偿。2、城北区（2013）43号文件对于拆迁集体土地上具有辖区城镇户口居民家庭的补偿安置方案与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的标准几乎是完全一致，而原告也符合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安置的条件和历史原因（见事实和理由一），虽然原告在补偿申请书中没有提出安置的请求，但在被告要求原告提出具体诉求时，原告明确列明了要求予以住房安置的请求。而且，城北区（2013）43号文件明确了原告这样的集体土地上具有辖区城镇户口的居民有权和国有土地上的居民享有同样的安置房申购标准，并且安置房应当由被告提供�而非朝阳村安置。3、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明显违反法律程序，补偿明显不公平，剥夺了原告依法参与补偿的基本权利。首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补偿决定所依据的除了城北区（2013）43号文件，无非是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估表》，2006年祁连路拆迁时，被告用的就是这家评估公司，而时隔近10年，被告依然用这家评估公司。无论是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现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均规定，评估公司的选定被拆迁人和被征收人是有选择权的，这也是法律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而被告剥夺了原告的选择权，显然是违背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其次，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作的评估表违反了《房地产评估规范》。该评估公司在2006年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的时候用的就是《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屋补偿评估表》，而如今用的依然是这张表。作为一家专业的评估公司，其评估水平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长进，仅仅靠一张表格的几个数字就将原告赖以生存的房屋进行了估价，被告也仅仅靠这一张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表格作出了所谓的“补偿决定”，而在整个拆迁补偿过程中，原告没有任何发言权，所有合理的要求均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补偿决定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定程序和基本法律原则。为此，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中关于对原告的补偿决定。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拆许字（2005）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原告享有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补偿安置的权利。
2、2013年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公司作出的《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估表》。证明：2006年因祁连路匝道建设，原告的房屋曾以城市房屋予以拆迁，但并未按照市场价格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补偿安置。
3、2006年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公司作出的《国有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评估表》。证据2、3证明从2006年拆迁到2013年拆迁，对原告房屋进行评估的机构都是这一家评估公司，而且评估表上没有评估机构的盖章和评估人的签字，评估表本身不合法。
4、被告作出的城北政（2013）43号《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证明：原告依法享有被告提供房屋安置的权利，原告应当与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享有同一标准的补偿和安置。
5、被告作出的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证明：被告作出的该补偿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形式上也不合法。
6、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补偿申请书和安置要求。证明：被告应当依法对原告予以补偿安置及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7、原告向被告邮寄补偿申请书的EMS邮寄单和流程图。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补偿申请，被告应当依法对原告予以补偿安置。
8、宁政（2004）30号文件。证明：该文件制定于2004年，现被告仅将补偿标准提高了15%，不具备公平性。
9、宁政建设（2005）33号文件。证明：无论是2006年拆迁还是2013年拆迁，被告都将房屋安置的事宜交由第三人朝阳村委会，不具备基本的合法性。
10、2006年的安置补偿协议和收据。证明被告将原告安置到城北区朝阳村。
11、（2014）宁行终字第65号判决书。证明：已确认城北区建设局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
被告辩称，1、被答辩人所称2006年的拆迁安置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同时，答辩人拆迁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分不同情况、不同类别进行安置补偿，同类型的严格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补偿，不能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补偿。2、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国有土地上的安置标准与集体土地上的安置标准是不同的，集体土地上的居民拆迁只能安置到集体土地上修建的小区。朝阳村建设安置小区是经过政府协调作出就地安置的方案，被答辩人称符合国有土地上安置的条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补偿标准对所有人都是统一的，只对个别特困户进行了区别对待，被答辩人也不具备这个条件。3、被答辩人所称从2006年到现在只有一家评估�司不实。这次的拆迁工作因涉及面广，我们委托了三家评估机构，都是西宁市具有相应资质、经过登记备案的评估公司，其中包括博森评估公司。从项目开始实施到现在将要结束，该项目中涉及好几种类型的被拆迁户，除了被答辩人外，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事实证明评估方案是可行的。被答辩人直至开庭前没有对评估机构和评估结果提出过异议，因此，拆迁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综上，被答辩人的诉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站改及相关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证明：被告在朝阳村拆迁补偿工作中基本参照了西宁站改项目拆迁补偿的方案和标准。
2、城北区政府《关于印发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证明：被告在实施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时实行统一拆迁安置补偿标准。
3、被告协调处理朝阳7户征拆行政补偿事宜的会议记录。证明：被告两次组织协调解决原告的拆迁补偿问题，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无法达成一致。
4、原告7户提交的书面补偿要求。证明：原告等提出的拆迁安置补偿要求超出了方案标准，被告无法满足。
5、行政补偿事宜答复书（附国家基本建设征用拆迁房屋补偿评价表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证明：被告只能严格按照西宁市城北区城北政（2013）43号文件结合西宁市站改项目拆迁补偿方案进行拆迁补偿。和最后做出的补偿决定内容是一致的。
第三人述称：1、原告在起诉中的诉讼请求实际上都是指向被告的，�阳村委会仅仅是一个自治组织，在拆迁过程中只是配合被告做好相关工作，所以第三人不应当承担相关的责任。2、朝阳村委会跟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存在利害关系。3、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无异议，认为证据5所附的房屋补偿评价表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3、10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5、8、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方向；对证据2、6、9无异议。认为证据7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据除9之外，与被告的意见一致。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宁政办（2011）179号《关于印发西宁站改及相关工程征地拆迁补偿�置方案的通知》、城北政（2013）43号《机场高速（西宁城北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拆迁补偿安置方案》、2013年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公司作出的房屋补偿评估表、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补偿申请书和安置要求、原告向被告邮寄补偿申请书的EMS邮寄单据、被告协调处理朝阳7户征拆行政补偿事宜会议记录、被告行政补偿事宜答复书、（2014）宁行终字第65号判决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4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根据西宁市政府《机场高速（西宁段）沿线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发布《机场高速（西宁段）沿线环境整治项目征地拆迁通告》，拟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涉及机场高速沿线寺台子村、朝阳村村（居）民及祁连路西社区居民实施征迁。在评估过程中，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发现原告不能提交房屋规划建设手续，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先告知书》后，于2013年9月12日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2013年11月，原告等七人不服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4年5月30日，被告向原告等七人下发了城北法办（20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对原告违建房屋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原告遂诉至法院。经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于2013年9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2014年11月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补偿申请，2015年7月20日，被告作出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因张福庆与张守红的房屋在一个院子之内，西宁博森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测量评估时，将两家的房屋合在一起评估，故张守红的拆迁补偿款中还包括张福庆的拆迁补偿款。对此，张守红及被告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城北区政府具有作出房屋拆迁补偿决定的职权，应当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评估程序、协商程序、补偿决定程序及送达程序，在事实清楚、评估报告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补偿决定。被告在作出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时，虽履行了协商程序并将补偿决定送达原告，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房屋评估时履行了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名录并予以公布、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签订评估合同、提交评估报告、评估异议复核等程序规定。同时，被告亦未向法庭提交征收决定等前置性文件及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因此，被告城北区政府作出的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程序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城北政（2015）57号《关于朝阳村刘海珍、史满章、刘军、张春庆、张菊兰、张守红等6户房屋拆迁补偿的决定》中关于对原告张福庆的补偿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金爱萍
审判员 丁庆宁
审判员 刘 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马春梅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loz1loz主要证据不足的；
loz2loz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loz3loz违反法定程序的；
loz4loz超越职权的；
loz5loz滥用职权的
loz6loz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