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民提字第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宁波海曙富茂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蒉玲玲。
委托代理人：高庆方。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旭敏。
委托代理人:康健。
再审申请人宁波海曙富茂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茂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姚旭敏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甬海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富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富茂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作出（2014）浙民申字第1354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再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富茂公司委托代理人高庆方、被申请人姚旭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康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富茂公司于1999年7月7日登记成立，姚旭敏自富茂公司成立时就开始担任该公司出纳。姚旭敏工资标准从2012年2月开始为每月3800元，扣除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96元，每月实发工资为3704元。富茂公司于每月下旬向员工发放上月16日至当月15日的工资，从2012年3月开始通过银行代发工资。2012年6月至9月，富茂公司每月还向姚旭敏发放130元的高温费。2013年春节前，富茂公司向全体员工发放奖金，包括姚旭敏在内的大多数员工领取了1000元的奖金。2013年3月15日，富茂公司通过转账支票的形式向姚旭敏发放了93640元，转账支票上用途一栏填写为“补偿”，转账支票存根上用途一栏则填写为“奖金补偿”，支票领用登记簿上用途一栏填写为“奖金”。上述转账支票及存根和支票领用登记簿均由姚旭敏填写。在此之前，富茂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通过银行向姚旭敏发放了2013年1月16日到2月15日的工资。2013年3月28日，富茂公司股东蒉玲玲要求姚旭敏办理工作移交手续，后在蒉玲玲的监督下姚旭敏将工作资料移交给富茂公司员工于婷婷。同日，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出具了《宁波市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书》、《证明》），该两份材料显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3年3月28日解除，解除原因为非本人意愿，未发放经济补偿金，该两份材料由富茂公司另外一名财务人员元燕萍填写。4月2日，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出具了《宁波市社会保险中（终）止缴费通知表》。姚旭敏离职后，富茂公司在2013年3月31日制作记账凭证时将上述93640元记载为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经济补偿金。2013年4月，富茂公司将该款中的5460元和87940元分别作为一般工资薪金和解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姚旭敏于4月2日向宁波市海曙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经审理于2013年6月3日作出海劳仲案字[2013]第14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富茂公司支付姚旭敏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888元；二、富茂公司支付姚旭敏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期间工资5128元；三、驳回姚旭敏的其它申请请求。后富茂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2年度宁波市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为43309元。
2013年6月17日，富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富茂公司无须支付姚旭敏赔偿金228888元；二、富茂公司无须支付姚旭敏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期间的工资5128元。
一审法院认为：富茂公司、姚旭敏对于下列问题存在争议：一、富茂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二、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发放的93640元的性质。关于争议焦点一，姚旭敏提供的《证明书》和《证明》显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3年3月28日解除，解除原因为非本人意愿，该两份材料上加盖富茂公司公章。富茂公司诉称该两份材料在交给姚旭敏时是空白的，后由姚旭敏自行填写，一审法院认为，该诉称不符合常理，且其对该事实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两份材料是由另外一名财务人员元燕萍填写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故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富茂公司主张姚旭敏在2013年3月15日提出辞职并书写了《辞职报告》，后又将《辞职报告》销毁。一审法院认为，姚旭敏在离职时与富茂公司进行了交接，富茂公司在当时并未提出此事，且在本案中富茂公司对该事实并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故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因富茂公司、姚旭敏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非因姚旭敏本人意愿，且本案中也不存在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本案中应认定富茂公司单方解除了与姚旭敏之间的劳动关系，富茂公司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其应向姚旭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二，富茂公司认为93640元是因姚旭敏辞职而给予姚旭敏的经济补偿金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而姚旭敏则认为是2012年度的奖金。关于93640元的性质，转账支票写为“补偿”，而转账支票存根和支票领用登记簿上则写的是“奖金补偿”和“奖金”，三份材料对该笔款项的记载不一致，故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奖金还是经济补偿金应结合其它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本案中，富茂公司主张姚旭敏在2013年3月15日提出辞职的事实在本案中并不能认定，其也不能提供双方之间将该款项作为经济补偿金的相关协议，而《证明书》中也显示富茂公司未发放经济补偿金。富茂公司虽在记账凭证中将93640元记载为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其也将该款中的5460元和87940元分别作为一般工资薪金和解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该行为发生在姚旭敏离职之后，是富茂公司的单方行为。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姚旭敏存在为了仲裁和诉讼而变造证据的行为。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发放的93640元为2012年度的奖金。关于计算富茂公司向姚旭敏支付赔偿金的月工资标准，应按照姚旭敏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准，经计算为11686.70元[（3800元/月×12个月+1000元+93640元）÷12个月]，因该工资标准已超过2012年度宁波市全社会职工月平均工资3609元的三倍，且姚旭敏工作年限已超过十二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富茂公司应向姚旭敏支付赔偿金259848元（3609元/月×3倍×12个月×2倍）。根据一审法院前述认定，富茂公司没有向姚旭敏支付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的工资，对于该部分工资富茂公司应予支付，经计算为5180元（3800元+3800元÷21.75天×9天-96元/月×2个月）。因劳动仲裁裁决富茂公司应向姚旭敏支付的赔偿金数额228888元和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的工资数额5128元均低于一审法院计算数额，且姚旭敏没有提起诉讼，故富茂公司应按劳动仲裁裁决的数额向姚旭敏支付赔偿金和工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富茂公司支付姚旭敏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2888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二、富茂公司支付姚旭敏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期间的工资512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三、驳回富茂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富茂公司负担。
宣判后，富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原一审认定2013年3月15日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发放93640元为2012年度奖金无事实依据。首先，富茂公司2012年度奖金早已于春节前发放。其次，2013年3月15日富茂公司向姚旭敏支付的转账支票明确写明为“补偿”，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为富茂公司对姚旭敏的离职经济补偿金，而不是2012年度奖金。第三，富茂公司是否辞退姚旭敏与其发放的款项是否为奖金并无关联。原一审认为富茂公司单方解除姚旭敏的劳动合同，因此发放的款项肯定不是经济补偿金，这一认定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富茂公司对姚旭敏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姚旭敏系自行书面提出辞职，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批准同意后，由于接替该工作的人员尚未到位，《辞职报告》等相关材料仍由公司人事主管陈小多及财务姚旭敏保管。姚旭敏等人利用工作便利将该材料销毁，并在盖有公司章的空白的《证明书》上自行选择为“非本人意愿”。姚旭敏离职完全是自行提出的辞职，富茂公司不可能在新人员尚未到位、交接工作尚未完成前将姚旭敏及其他三位财务人员同时辞退。三、原一审判决第二项要求富茂公司向姚旭敏支付2013年2月16日至3月25日期间的工资5128元，明显错误。姚旭敏于2013年3月15日提出辞职，富茂公司支付的93640元经济补偿金中就包含了该期间的工资。富茂公司在发放经济补偿金后，当月底申报纳税的时候也是进行分别申报的，不存在虚假申报，因此也可以证明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发放的是经济补偿金。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富茂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姚旭敏答辩称：富茂公司在非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3月15日发放的款项系奖金。要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富茂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向姚旭敏所发放的93640元究竟是奖金还是经济补偿金？富茂公司认为该93640元是因姚旭敏辞职而发放的经济补偿金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而姚旭敏则认为该款是2012年度的奖金。经审查，关于富茂公司发放的93640元的性质，转账支票上注明为“补偿”，而转账支票存根上注明为“奖金补偿”，支票领用登记簿上则注明为“奖金”。鉴于三份材料对该笔款项的记载不一致，尚需结合本案的事实和其他证据对该笔款项的性质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第一，富茂公司主张姚旭敏在2013年3月15日向富茂公司提出辞职，后双方经协商一致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明确向姚旭敏发放经济补偿金，但富茂公司对此没有提供《辞职报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第二，本案中富茂公司先于2013年3月15日向姚旭敏发放了93640元，后于2013年3月28日向姚旭敏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主张该款项系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理由，缺乏合理性，且与事实不符，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第三，根据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出具的《证明书》的记载，富茂公司未发放经济补偿金。第四，2013年4月，富茂公司就该93640元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行为，系富茂公司于姚旭敏离开公司之后的单方行为，且富茂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申报纳税的行为系姚旭敏自行申报。第五，富茂公司关于转账支票存根中的“奖金”二字系姚旭敏事后添加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况且，富茂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姚旭敏存在为了仲裁和诉讼而变造证据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原一审法院认定富茂公司向姚旭敏发放的93640元为2012年度的奖金并无不当。富茂公司主张该93640元系经济补偿金的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二、富茂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与姚旭敏的劳动合同的行为？第一，富茂公司主张双方曾协商一致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交由姚旭敏保管，但富茂公司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该主张亦缺乏合理性，不予采信。第二，富茂公司主张其向姚旭敏交付《证明书》和《证明》时该两份材料内容是空白的，由姚旭敏自行填写，但富茂公司对此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主张亦不符合常理。即便该两份材料系由姚旭敏和元燕萍填写，也不足以证明富茂公司的该主张，更何况该两份材料均加盖有富茂公司的公章，说明该两份材料已经富茂公司确认，而富茂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公章系由姚旭敏或者元燕萍所非法加盖。故对富茂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第三，富茂公司还主张姚旭敏在2013年3月15日提出辞职并书写了《辞职报告》，后又将《辞职报告》销毁，但姚旭敏在2013年3月28日与富茂公司进行工作交接时，双方对于相关材料的移交作了确认，并签署了移交清单，而移交清单中并没有富茂公司所称的《辞职报告》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材料，富茂公司当时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在本案中更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富茂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第四，富茂公司在本案中既主张姚旭敏系主动辞职，又主张双方曾协议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但均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鉴于姚旭敏所提供的加盖有富茂公司公章的《证明书》和《证明》显示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3年3月28日解除，解除原因为非本人意愿，且富茂公司又不能证明本案中存在姚旭敏辞职或者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原一审据此认定富茂公司、姚旭敏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系富茂公司单方违法解除而非双方合意解除并无不当。富茂公司主张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三、富茂公司应否向姚旭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和相应工资？如果需要支付，具体数额分别为多少？鉴于富茂公司的单方解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应向姚旭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另外，富茂公司并未向姚旭敏支付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期间的工资，富茂公司应予支付。对于二者的具体数额，原一审法院根据姚旭敏在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并结合仲裁裁决的认定，确认富茂公司应向姚旭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228888元，并支付姚旭敏2013年2月16日至3月28日期间的工资为5128元并无不当。富茂公司提出其无需支付姚旭敏违法解除劳动赔偿金和相应工资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富茂公司负担。
二审判决后，富茂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富茂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向支付姚旭敏的93640元系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该笔款项数额的计算和姚旭敏工作年限相符，姚旭敏领取的支票上也写明支付的是“补偿”。姚旭敏主张该笔款项系2012年度奖金，证据仅是支票存根和支票领用簿上自行添加的“奖金”两字。支票存根上的“奖金”两字人为添加痕迹明显，支票领用簿系富茂公司内部非正式财务记账凭证，且由姚旭敏本人自行填写，其填写的内容必然有利于自身。富茂公司近年来经营亏损，该笔款项数额巨大且带有零头，在其发放年终奖之后又另行发放，不符合常理。二、富茂公司并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本案系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劳动关系。因富茂公司近年连续亏损，姚旭敏早有辞职意向。2013年3月15日姚旭敏同其他三位人事、财务人员一起提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富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予了经济补偿金。由于接替人员未到位，姚旭敏等人继续在富茂公司工作，姚旭敏等人作为人事、财务工作的工作人员，销毁了自行保管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将支票存根添加“奖金”两字为之后的仲裁和诉讼作了准备。姚旭敏领取的支票上也写明发放的是经济补偿金，其接受该支票的行为是对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认可。综上，一、二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富茂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姚旭敏答辩称：一、富茂公司未与其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而是于2013年3月28日单方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二、富茂公司前法定代表人于富康曾口头承诺给包括姚旭敏在内的几位工作人员发放奖金，之后富茂公司支付给姚旭敏93640元，该笔款项系奖金，而非经济补偿金。姚旭敏在支票上将该笔款项用途填写为“补偿”是为富茂公司避税，其在支票存单上将款项用途据实统一填写为“奖金补偿”，该字样是一次写成，并非事后添加。富茂公司仅是账面上亏损，该公司实际上并非没有盈利，姚旭敏作为公司高管历年来均有不同程度的奖金，富茂公司支付93640元的奖金符合情理。综上，一、二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再审审理，本院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富茂公司是否在与姚旭敏协商一致后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二、富茂公司支付给姚旭敏93640元款项的性质。关于争议焦点一。富茂公司主张双方系协商一致后解除劳动关系，姚旭敏等人曾于2013年3月15日提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后该《协议书》被姚旭敏等人销毁。但富茂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曾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过协商及姚旭敏等人销毁《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富茂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富茂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出具《证明书》、《证明》，其中《证明书》上载明姚旭敏系“因非本人意愿与单位脱离劳动关系”，虽然富茂公司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出具《证明书》、《证明》目的系帮助姚旭敏领取失业保险金，当时将空白文本交给姚旭敏，但其主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对该《证明书》、《证明》内容的认可，且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亦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该行为与其上述协商一致后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明显存在矛盾。关于争议焦点二。富茂公司主张支付给姚旭敏93640元款项系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及姚旭敏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有转账支票为证，支票存根上载明的“奖金补偿”中“奖金”二字是事后添加。姚旭敏则主张该笔款项系2012年度奖金，支票存根和支票领用登记簿上已清楚载明款项性质，转账支票上写成“补偿”系为避税。本院认为，首先，富茂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发放的经济补偿金，富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有相对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对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发放经济补偿金等重要事项应当有相应审批程序并保留相关资料，但其既未能提供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又未能提供双方就经济补偿金达成一致的有效证据；其次，富茂公司主张姚旭敏在支票存根中自行添加“奖金”二字，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形式上判断支票存根上“奖金”二字是否由姚旭敏自行添加，故富茂公司该主张难以采信；再次，富茂公司交给姚旭敏的《证明书》中“已发给生活补助费（经济补偿金）”一栏未填写相应数额，在富茂公司未保存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及发放经济补偿金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其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书》不仅与其主张相悖，而且能够与姚旭敏的主张相印证，其主张显然难以得到支持。故原一、二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未认定该笔款项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富茂公司提出的再审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奕
代理审判员 谭飞华
代理审判员 叶捷思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