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7民终731号
上诉人(申诉人、原审被告)：黄维光，男，1949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源，广西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劳运秀，女，195O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祖东，灵山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张承翰，男，194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广西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珍，广西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地灵山县灵城镇丰江路。
法定代表人：邓家富，经理。
原审被告：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住所地灵山县灵城镇环秀路。
法定代表人：杨柳明，经理。
上诉人黄维光因与被上诉人劳运秀、原审被告张承翰、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维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源，被上诉人劳运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祖东，原审被告张承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维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再1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劳运秀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劳运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一审法院再审认定：“后被申诉人劳运秀提出不再要该房屋，商定由申诉人黄维光将房屋转卖给他人得款后再将房款返还给被申诉人劳运秀，但申诉人黄维光将该套指标房转让给姚某1并收取姚某1的购房款800O0元后，没有按照约定返还被申诉人劳运秀的购房款50200元，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劳运秀的丈夫与黄维光是好友关系，1994年劳运秀请求黄维光帮其购买上诉人黄维光在灵城镇柑子园小区内工行灵山县支行定向开发的房屋，劳运秀请求黄维光以房贷的名义向银行贷款30000元作为购房款交给原审被告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1994年劳运秀自行先后将部分购房款50200元汇入该房屋施工方即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六工区直属第一施工队的账户。此后，劳运秀向黄维光提出不要该房屋，双方商定已交付的购房款由被上诉人劳运秀自行与接受购房款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理，后续事宜黄维光并不知情。2、原一审法院再审认定黄维光将房屋转卖给姚某1的证据，且收取了姚某1之女姚某2购房款80000元的证据是证人姚某1的证言以及张承翰的陈述，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书面的证据佐证，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按照交易的习惯，如果姚某2将80000元购房款交给黄维光，理应由转账凭证或者书面的收条，但在本案中劳运秀和姚某2并没有提供。上诉人在原一审再审期间提交过的证据3房屋产权转移书证实，该涉案房屋是开发商转卖给姚某1的，而不是上诉人黄维光私人转卖的，而证据4文书鉴定意见书，也证实被上诉人劳运秀提供过伪造的证据，但原一审法院在再审时并没有采信上诉人黄维光提供的书证，仅凭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姚某2的证言和张承翰的陈述认定以上事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劳运秀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黄维光协助姚是办理相关房产产权过户手续，根据房屋买卖过户的习惯，如果要将房屋过户，需黄维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或者出具授权委托书才能将房屋过户至姚某1名下，但本案中，一审法院再审时也仅凭姚某2的证言和张承翰的陈述认定黄维光将房屋出卖给姚某1且协助其办理相关房产产权手续，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黄维光对该房屋的转卖不知情，之前以其名义贷款的3O00O元自己已经付清。二、劳运秀与黄维光之间无房屋买卖协议和退房协议，由始至终劳运秀从没有向黄维光支付过购房款，一直都是将购房款汇入该房屋施工方即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六工区直属第一施工队的账户。黄维光没有向劳运秀退还购房款的义务，被上诉人应向开发商主张返还其购房款。三、劳运秀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劳运秀1994年将购房款汇入开发商的账户，劳运秀2013年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而原一审法院再审认定劳运秀1997年12月知悉黄维光已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姚某1并收取购房款，同月向黄维光主张返还购房款及利息。上诉人认为，在诉讼中劳运秀并无任何证据证实其知悉此事，也从没有向黄维光主张过购房款的事实。原一审法院认为劳运秀向黄维光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上诉人劳运秀辩称，一、(2016)桂072l民再1号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再审法院通过追加张承翰、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参加诉讼，综合本案的证据及法院、检察院制作的调查证人笔录、证人出庭作证等，作出了符合事实、合法的认定，并作出合法的判决。所以，(2016)桂072l民再1号民事判决正确。二、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上诉人拥有工商银行定点开发房地产的指标房一套并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交付购房款50200元(其中1笔94年9月26日是上诉人写收据收到被上诉人25000元后，上诉人于当日汇给二建六区直属一队的)及上诉人的优惠低息贷款30000元交开发商，由被上诉人书写借款30000元，共802000元，上诉人也一直确认。而1997年12月12日上诉人亲笔书写的：“注：原劳运秀写有借给黄继光从银行贷款叁万元，今日找不见，这借条黄维光不作劳运秀欠款，此借款以劳运秀无关，因屋也不要了。特此证明。”此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再存在代交款的购房关系，而余下的应当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代其支付了购房款50200元的欠款关系。到1997年12月12日止，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款50200元事实非常清楚。且姚某1之女姚某2交购房款80000元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授权指示开发商将上诉人拥有指标一套的房产才能转为姚某2户名。否则，开发商是无权将该套房产转给姚某1的。而上诉人称：“劳运秀向黄维光提出不要该房屋，双方商定己交付的购房款由劳运秀自行与接受购房款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理，后续事宜黄维光并不知情”及“该涉案房屋是开发商转卖给姚某1的，而不是黄维光私人卖的。”是歪曲事实的。当年的开发商对工商银行的定点、定名额办理入户证明、手续，只有上诉人持有该套房产的指标，当交完房屋建设款后，才能按指标人的授权、指示转户。三、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上诉承认劳运秀的丈夫与上诉人是好友关系，事实上不但是老友，是同村兄弟，又同在县城工作，一直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对被上诉人欠购房款50200元上诉人一直称“未转卖得，未得款归还。”直到2009年9月26日姚某1证明时，上诉人才知上诉人转卖了房产，不支付50200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便一直促催。但上诉人一直称：“钱已用现暂紧，迟些归还”。而一年推过一年，上诉人从没有敢说“不还”二字。只因被上诉人的丈夫于2008年过世，上诉人便与被上诉人疏远，但每年被上诉人都电话几次催上诉人还钱，2013年被上诉人因找不到上诉人才被迫向人民法院起诉。所以，上诉人有什么证据可证何时拒绝过还款的时间？直到今日上诉人尚不认可欠款50200元，还认为是开发商所欠。因此，上诉人所称过诉讼时效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原审被告张承翰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将房屋卖给他人，应当将所收取的劳运秀的购房款还给劳运秀。
原审被告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意见。
劳运秀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维光返还购房款本金50200元及利息64456.80元（利息计算：从1995年11月9日至2013年9月8日止，共214个月。按月利率6‰计算，以后利息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黄维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黄维光在灵山县灵城镇柑子园小区内有中国工商银行灵山县支行定向开发的房屋指标一幢。后黄维光与劳运秀协商，该房屋由劳运秀以黄维光的名义出资购买，劳运秀分别于1994年9月26日、1995年8月21日、1995年11月8日汇款25000元、18200元、7000元共计50200元入该房屋的施工方即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六工区直属第一施工队的账户。期间，又由黄维光以房贷方式向银行借款30000元交涉案房屋的房款给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六工区直属第一施工队，该款以劳运秀向黄维光借款30000元的形式由劳运秀立写借条交黄维光收执。后因该借条找不见，劳运秀重新书写了一张借据给黄维光，在该借据的下方，黄维光手写注明：“原劳运秀写有借据给黄维光从银行贷款叁万元，今因找不见，这借条黄维光不作劳运秀欠款，此借据以劳运秀无关，因屋也不要了。特此证明。”。此后劳运秀提出不再购买该涉案房屋，由黄维光转卖给他人得房款后才将房款返还给劳运秀。黄维光于1996年5月30日将该涉案房屋出卖给姚某1，并收取了房款98676元，该房产现以姚某1的名义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劳运秀发现黄维光将涉案房屋卖给他人后开始向黄维光追讨房款未果。2013年12月5日，劳运秀遂诉至原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劳运秀与黄维光协商将原指标属于黄维光所有的涉案房屋由劳运秀出资购买，劳运秀已经向开发商支付了涉案房屋的房款50200元。经劳运秀与黄维光协商一致解除了协议，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双方约定，黄维光应该向劳运秀返还劳运秀已经支付的该涉案房屋的房款50200元。劳运秀主张黄维光应向其支付逾期返还房款的利息，提出不再购买该涉案房屋，由黄维光转卖给他人得房款后才将房款返还给劳运秀，双方的约定又形成了新的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黄维光于1996年5月30日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姚某1并收得购房款98676元后，应当按约定返还购房款50200元给劳运秀，黄维光不依约返还，构成了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黄维光应履行的是返还金钱的义务，违约金计算可参照利息的计算方法计付，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1996年5月31日起计算。原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黄维光向劳运秀返还购房款人民币50200元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人民币50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付自1996年5月31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93元由黄维光负担。
案经一审法院再审，另查明：1997年9月12日，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出具房屋产权转移书，姚某1取得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同年11月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9月22日，灵山县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处（原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六工区，负责人张承翰）挂靠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灵山县支行签订《商品房定向开发合同》承包开发灵山县灵城镇柑子园开发区38套商品房。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六工区第一施工队是灵山县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处下属机构。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现已更名为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被申诉人劳运秀于2013年12月5日向本院起诉时，申诉人黄维光原居住地址灵山县灵城镇丰江路9号4栋2单元101室已出租给他人，申诉人黄维光已不在该住址居住。申诉人黄维光从灵山县灵城镇丰江路9号4栋2单元101室搬迁到灵山县居住，该地址房产登记所有权人是申诉人黄维光的儿子黄元进。2012年1月，黄元进将座落在灵山县一幢三层半房屋及屋后200多平方米的场地全部出租给他人作为幼儿园使用，租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1997年12月，被申诉人劳运秀发现申诉人黄维光将涉案房屋卖给他人后，开始向申诉人黄维光追讨返还房款未果，遂于2013年12月5日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审法院按被申诉人劳运秀提供的送达地址而未按申诉人黄维光的户籍登记住址送达诉讼文书，致使送达不能而采取公告送达，程序是否合法；二、申诉人黄维光与被申诉人劳运秀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的口头约定；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原审判决黄维光向劳运秀返还购房款人民币50200元及支付违约金是否正确。
一、关于原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申诉人黄维光的儿子黄元进与他人签订了《房屋、场地租赁合同》，黄元进将所有权房产登记在其名下的灵山县房产全部出租给他人作幼儿园使用，租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原审法院按照被申诉人劳运秀起诉时提供的送达地址灵山县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相关诉讼文书，邮政机构的投递员于2013年12月16日、17日先后两次按此地址投送未能送达，将邮件退回原审法院，退回理由为：“收件人已搬迁地址，原址已出租为幼儿园，找不到收件人。”《房屋、场地租赁合同》、投递回执单相互佐证了灵山县已不是申诉人黄维光及其亲属的经常居住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投送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当将邮件在规定的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的理由。”邮政机构未按以上规定投送三次以上即将邮件退回原审法院，原审法院未严格审查就采取公告送达，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原审法院在依据被申诉人劳运秀起诉时提供的申诉人黄维光的住址无法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没有证据反映原审已要求被申诉人劳运秀补充材料，继而直接采用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材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项“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护权利的；”的规定，且鉴于申诉人黄维光原审不到庭而作出缺席判决的情况，应认定本院原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的权利。抗诉机关及申诉人黄维光提出的该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至于抗诉机关认为原审未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当事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一审法院再审认为，申诉人黄维光在被申诉人劳运秀起诉时，申诉人黄维光的户籍登记住址已出租给他人。而原审法院在送达不能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申诉人黄维光未能通知应诉，不存在申诉人黄维光“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人民法院告知后仍不提供的”的情形，故抗诉机关认为原审法院违反该司法解释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当，不予支持。
二、关于房屋买卖口头协议的问题。被申诉人劳运秀主张其提出不要涉案房屋后，与申诉人黄维光约定了涉案房屋由被申诉人劳运秀退回给申诉人黄维光，待申诉人黄维光出卖房屋得款再将被申诉人劳运秀原已交付的购房款退还被申诉人劳运秀的事实。中国工商银行灵山县支行定向开发位于灵山县灵城镇柑子园开发区的38套商品房，申诉人黄维光作为该银行职工取得B24号指标房一套，并享有职工购房可低息贷款30000元的优惠。申诉人黄维光将该套指标房转让由被申诉人劳运秀购买，被申诉人劳运秀共交付购房款80200元，其中30000元是申诉人黄维光以其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作被申诉人劳运秀的购房款，为此，被申诉人劳运秀立写借据给申诉人黄维光。被申诉人劳运秀不要该涉案房屋之后，因原借据不见，被申诉人劳运秀重新立写一张借据，申诉人黄维光在借据下方书写了注明：“原劳运秀写有借据给黄维光从银行贷款叁万元，今因找不见，这借条黄维光不作劳运秀欠款，此借据以劳运秀无关，因屋也不要了。特此证明。”此外，证人姚某2、被告张承翰均一致证明该涉案房屋是申诉人黄维光出卖给姚某1并协助办理相关房产产权手续，申诉人黄维光也收取姚某1之女姚某2交付的购房款8万元。从房屋买卖的交易方式、涉案房屋是申诉人黄维光作为单位职工取得单位开发商品房指标的房屋交易习惯以及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再审认为被申诉人劳运秀向申诉人黄维光购买涉案房屋，后因其他原因提出不要该涉案房屋，约定由申诉人黄维光转卖该房屋得款后再将被申诉人劳运秀已交付的购房款返还给被申诉人劳运秀，被申诉人劳运秀与申诉人黄维光之间的约定已形成了新的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是合同之债请求权，诉讼时效应从被申诉人劳运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被申诉人劳运秀与申诉人黄维光约定由申诉人黄维光转卖涉案房屋得款后再返还被申诉人劳运秀的购房款。被申诉人劳运秀于1997年12月知悉申诉人黄维光已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姚某1并收取了姚某1的购房款，诉讼时效应该开始起算。被申诉人劳运秀于同月向申诉人黄维光主张返还购房款50200元及其利息，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申诉人黄维光也没有拒绝履行，双方对购房款的归还也没有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被申诉人劳运秀向申诉人黄维光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被申诉人劳运秀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申诉人黄维光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申诉人黄维光将取得本单位定向开发商品房指标一套转让给被申诉人劳运秀，由被申诉人劳运秀出资购买，并已向开发商支付房款。后被申诉人劳运秀提出不再要该房屋，商定由申诉人黄维光将房屋转卖给他人得款后再将房款返还给被申诉人劳运秀，但申诉人黄维光将该套指标房转让给姚某1并收取了姚某1的购房款80000元后，没有按照约定返还被申诉人劳运秀购房款50200元，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依法判决由黄维光向劳运秀返还购房款502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并无不当，但违约金从1996年5月31日起计付仅有被告张承翰的自书的证明，证明申诉人黄维光于1996年5月30日以人民币98676元将该涉案房屋另卖给姚某1。而证人姚某2证实其以父亲姚某1的名义购房，将购房款交付给申诉人黄维光是1996年天气炎热的时候。综上，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姚某1于1996年5月30日向申诉人黄维光购买涉案房屋仅有被告张承翰的自书证明，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因此，原审确定违约金计付起算从1996年5月31日起无事实依据。至于本案违约金的计付起算时间，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在没有能够充分证明姚某1向申诉人黄维光交付购房款的确切时间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再审确认违约金的计付起算时间应从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出具的房屋产权转移书确定姚某1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时间1997年9月12日的次日即1997年9月13日起计付。被告张承翰、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在申诉人黄维光与被申诉人劳运秀房屋买卖合同一案中，经查，三被告与被申诉人劳运秀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既不是合同履行的义务人，与本案也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法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鉴于再审期间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剥夺了当事人辩护权利，程序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本院（2014）灵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二、申诉人黄维光向被申诉人劳运秀返还购房款人民币50200元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人民币502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付自1997年9月13日起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三、被告张承翰、灵山县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灵山县第四房产开发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93元，由申诉人黄维光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案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黄维光应否返还购房款50200元及利息给劳运秀。
上诉人黄维光认为被上诉人从未向其提出过返还购房款，同时认为若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劳运秀从1997年12月向其要求返还购房款的，已超过了二年诉讼时效。因此，本院认为，本案首先要解决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劳运秀于1997年12月知道黄维光已将房屋出卖给姚某1并收取了姚某1的购房款，劳运秀即于同月向黄维光主张返还购房款50200元及利息。本案买卖合同之债的诉讼时效为二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劳运秀于1997年12月知道房屋被卖给姚某1，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劳运秀于当月向黄维光主张返还房款，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但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仍为二年，即诉讼时效应于1999年12月届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劳运秀述称“其从知道房屋被卖给姚某1时起直至2013年起诉前，每年都以口头、打电话的方式向黄维光追讨房款、黄维光同意还款但一直推说有钱再还”之事实，劳运秀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中劳运秀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直到起诉前每年都向黄维光追款的事实，即使劳运秀与黄维光两家人是熟人关系，但在债权债务保护方面亦不能超脱法律对诉讼时效的约束。因此，本院认为从1999年12月起至2013年劳运秀提起诉讼，期间没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的情形，已超过诉讼时效，劳运秀的起诉请求不应得到国家司法强制力的保护，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再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再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劳运秀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93元，合计5186元，由被上诉人劳运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成
审判员 陆 斌
审判员 李夏冰
appoint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