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48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玉梅，女，汉族，1962年6月11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威，男，汉族，1985年11月6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海燕，女，汉族，1977年12月31日出生，户籍住址四川省丹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宛鹏飞，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恒，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玉梅因与被上诉人文海燕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7民初7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廖玉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3、赔偿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诬告而产生的精神损失、交通支出共人民币6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乃因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的，就环境因素而言，防盗窗竖立在台阶下靠近路边位置。就此信息并无现场视频、物证或图片印证，仅为证人邓某、刘某通过记忆口述，属于猜测、推断性的语言描述，且邓某与被上诉人是同事及朋友关系，刘某与被上诉人是朋友关系，其证言明确表示其没有亲眼看到单车撞到防盗窗的过程。由此可见，即使当时有防盗窗，并不能证明防盗窗放置与被上诉人受伤之间有因果关系。
证人刘某的证言只能表明其看到过工人在施工，其表示没有看到周围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此证言仅刘某一人通过回忆的证词，被上诉人与证人之间关系紧密，此证词采信度低，被上诉人应尽充分举证义务，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施工现场未有专人看管或没有防护警示标志。且刘某事发前是彩票店的实际承租人，在未告知房东的情况下私自将彩票店转给邓某租赁。证人张某与证人刘某为夫妻关系，三名证人均与被上诉人系朋友关系，且在法庭回答法官及上诉人相关问题时回答含糊，部分细节有出入（可调取当时录像）。判决书中所述上诉人称事故发生时，其物业在更换防盗窗，防盗窗是施工单位摆放在那个位置的事实与上诉人真实意思表达有偏差，上诉人将防盗窗更换事宜委托村口一家装修店实施，具体施工时间是下午，但具体几点并不清楚，只是通过推测认定如有人放置防盗窗，则应该是施工单位所为，上诉人并未亲眼看到。
2、原判认定防盗窗竖立在台阶靠近路边位置，该区域由于被告将其所有的房屋一楼店面出租给他人做生意而成为他人自由通行的区域，被告没有做好更换防盗窗的安全保护措施，未对工人更换防盗窗的过程尽其相应合理的管理义务等，认为被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判决得出的结论没有建立在有效完整证据链的前提下，不符合法律精神，通过现有证据并不能支撑以下两点结论：被上诉人的受伤系防盗窗割伤和上诉人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因被上诉人在事情发生后三个月内并未向上诉人就事件沟通，致使上诉人失去采集有效证据的黄金时间，使上诉人在事件发生三个月后接到法院传票，在对事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处于被动和举证艰难的境地。且施工单位完成施工行为后，并未向上诉人提及关于事件的任何信息。由此可见，即使被上诉人因防盗窗受伤，当时就应该找施工单位索赔，上诉人并不是适格主体，且施工单位有店面在，并不属于找不到施工方的情形。对所述的放置防盗窗的区域并非道路标示线内的公共通行区域，即使放置防盗窗，根据被上诉人及证人对防盗窗的假设性描述，防盗窗尺寸并不影响行人出入商铺（通过被上诉人提供视频可以印证，当时彩票店内有不少人，视频并不能说明外面放置障碍物），该区域在上诉人房屋楼下，属于上诉人按村里常见做法为方便行人而无偿铺设，使用权归上诉人所有，并无有效证据证明该处放置防盗窗违法或阻碍正常交通通行，且晚上视线不好的说法更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房屋斜对面即是三溪幼儿园，路灯及商铺灯光极好。
3、对于是否属承揽关系的认定，上诉人认为，村里类似的小额工程均无签署合同，都属几千元的小工程，安装防盗窗一般不可能会签合同，安装完成后施工单位电话告知房东，房东直接付现金给施工方，施工活动完成，口头合同即完成，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如法院或被上诉人认为不支持承揽关系的认定，则首先应由被上诉人及法院调查出具有效真实的佐证，否则上诉人并无义务对此过多说明。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等无需举证。房东男主人是香港户籍，长期在香港上班，家里长期为上诉人一人及其女儿，还有一名4岁幼儿，上诉人家中不会有人具备安装防盗窗的能力，故委托村口装修店施工，仅大致约定了施工时间为下午，具体如何施工，何时完工，施工期间具体行为均由施工单位掌握，上诉人当时并未在家，对此均不知情。仅通过“防盗窗为上诉人房屋所用”的事实判处上诉人未尽到相应责任理由不充分，不管是上诉人证词及证人证言，均缺乏有效证据支撑。
4、被上诉人在法庭描述含糊其词，对于当时事发的状况表述并不清楚（可调取当时审判录像），判决书中表示被上诉人称其骑着自行车，从店的左边往右手方向沿着马路骑行，准备去找张某玩，其下车左脚被防盗网绊了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了，车就往右边摔，其倒在防盗窗上，且是事故发生后才知道是防盗窗。本段描述与证人证词及实际情况均有不相符：(1)如果防盗窗是证人描述的立起来放置，且有1米多高，一米多宽，当时视线良好，被上诉人正常行驶，不可能没发现如此高的物品。(2)如果防盗窗是证人描述的立起来放置，被上诉人下自行车应是左脚保持在自行车踏板上，右腿跨越自行车座这种传统下车方法，即使是其他下车方法，与被上诉人陈述的左脚被防盗窗绊倒，然后车向右边摔倒在防盗窗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左脚被防盗窗绊倒则只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形：①被上诉人向右摔倒在地上，防盗窗向左倒地。②被上诉人向右摔倒，然后防盗窗压在被上诉人身上。不可能出现左脚被防盗窗绊倒，同时向右摔倒还倒在防盗窗上的情形。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左脚并非防盗窗绊倒，应是被上诉人操作失误导致，至于被上诉人手部受伤的事实，其并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是防盗窗所伤，既没有物证，又无除其朋友外的其他人证，且监控录像系被上诉人朋友提供，显示视频录制时间等数据均可人为调节，视频内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当时外面有防盗窗，也不能说明导致被上诉人摔倒的事实，证据显然极不充分。
5、被上诉人隐瞒事实，据了解，当日被上诉人曾主动报警称其被绊倒，警察之后并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责任书等，并无物证及现场人证，可见当时行为事实并不清晰，被上诉人单方企图人为创造有效证据，以便后续对房东实行讹诈。其陈述事件发生在2016年3月18日，但直至上诉人接到法院传票之前，被上诉人并未与上诉人联系沟通，而是一纸诉状直接起诉，不符合常理，由此可分析被上诉人系有预谋有组织的实施讹诈行为。
6、原判中关于财产损失的认定，明显是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做法，并未建立在法律公平、公正、公开的角度认定，理由如下：(1)医疗费。《社会保险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该案件情况下，属于医保报销部分的费用支出应由医保机构对赔偿义务人追偿，被上诉人并不具备资格。医保报销的医疗费不属于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由此可知，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的医疗费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就医治疗，二是实际“支出”。对于医保报销的医疗费，受害人并未实际支出，故不属于其实际损失范围，应当予以扣除。受害人不能就同一损害获得双重赔偿，否则与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相悖。根据我国目前民事法律的立法精神，如无特别规定，受害人一般只能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即以“填补损失”为原则，受害人不可就同一损害获得“医保报销利益”和“加害人赔偿利益”双重赔偿，否则与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相悖。如医保机构未主动申请参加诉讼，医疗费认定应从赔偿范围中扣除符合法律规定。(2)误工费。被上诉人仅提供住院医嘱需要休息合计4周的证明，并未提供公司实际误工日期的休假证明文件材料，医嘱在司法中仅供参考，并不能体现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3)交通费。法律规定交通费的赔偿，一般应以公共电（汽）车、火车的硬座、轮船三等以下舱位等的收费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居住在葵涌当地，根据当前深圳公共汽车标准，因就医产生的交通费实际发生额应该小于100元，法院酌情考虑的500元，有失公允，且被上诉人并不能提供有效票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4)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由此可见“可以参照”并非必须参照，《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深财行[2016]92号）第十六条之规定，现行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的标准均为最高限额标准，每人每天限额100元。上诉人住院25天，且参照葵涌当地实际的消费水平，直接按最上限100元计算伙食补助的做法无法律根据，且明显背离事实，与实际发生额差距较大，对上诉人方有失公允，应根据被上诉人日常消费水平及医院正常餐饮收费参考执行，且需要被上诉人提出相关票据证明。综合以上6点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有充分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在明知是自己过错摔伤或其他意外致伤的前提下，与三名朋友（本案证人）串通一气，诬告房东，企图从医保部门及上诉人处获取非法利益。原审判决书中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一审法院在事实并不清晰，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纳可信率低的证言证词，且并没有实地调查取证，在没有物证，没有有效闭合证据链的前提下做出判决是不严谨的，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简单将责任或义务推给证人、被上诉人及上诉人。考虑到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朋友关系的事实，证言本身可采信率就低，即使被上诉人受伤的客观事实存在，但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受伤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客观、关联、合法必须同时具备，且上诉人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才接到法院传票，才得知事件发生的情况，不能迅速、及时地收集相关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责任全在被上诉人方。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材料中，在对赔偿费用的认定中，未很好的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的部分诉求未得到支持，我方深表遗憾。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判定上诉人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且医院诊断单显示其受伤并不能证明是防盗窗所致，被上诉人提供监控录像反应情况为单方提供，且并不能有效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具体情况，相反却证明当时道路宽阔，人员出入彩票店通畅。被上诉人并没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事实。三名证人及被上诉人均是朋友关系，仅口述或书面证言就断定事故责任违背我国法制精神，应按照规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反映事实，而不能偏袒“弱者”，助涨讹人的事件。上诉人在该案件中属于弱势群体，被上诉人在事后未与房东沟通的情况下，直接纠集三位朋友将上诉人诉诸法庭，严重浪费上诉人的时间精力，同时给上诉人造成严重的精神困扰和金钱损失，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坚持司法公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文海燕答辩称，上诉人一审答辩称其对其房屋的防盗窗进行更换而委托施工方进行施工，上诉人并不是对事发当时的情况不清楚。上诉人没有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防护，侵权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文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住院期间发生的住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费用共计58616.0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18日晚，原告因被告处摆放的防盗网导致受伤，原告当即前往大鹏新区葵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后于同日转院至深圳市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于2016年3月28日出院，共住院10日。出院医嘱为：注意饮食及休息，预防感冒；出院后全休两周，一周后复诊，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再次入院至深圳市人民医院，并于2016年5月10日出院，共住院15日。出院医嘱为：注意饮食及休息，预防感冒。出院后全休两周，一周后复诊，定期复查，不适随诊。
另查，原告提交监控录像、证明主张其于2016年3月18日晚上8时左右在被告处绊倒受伤时，证人刘某、张某、邓某在听到其被绊倒的声响后连忙上前帮忙止血。庭审中上述三名证人均出庭作证。证人邓某称，其与原告曾经是同事，案发时其住在体育彩票店，事故发生地在体育彩票店门口，案发时其在该门口打电话，看到原告骑单车上来，听到一声巨响，就看到原告趴到不锈钢防盗网窗，然后她就马上爬起来了，流了很多血；其没有亲眼看到单车撞向防盗窗的过程，但是听到了一声响；防盗窗就放在彩票门口的台阶下面，是立起来的，面积大概一平方米；整栋房屋的房东就是被告。证人刘某称，其与原告是朋友关系，事故发生在其经营的彩票店门口，他当时在收银台看电视，后来彩票店转给了邓某，邓某住在其店里；防盗窗安装的期间其没有看到周围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其店周围来往的人比较多，如果有客人来店里，要从路面上经过台阶上来到店里，事故发生在台阶下面，其没有亲自看到原告与防盗窗碰撞的过程，防盗窗之前是立着的，事故发生后防盗窗是平放倒在地上的，防盗窗大概一米多高，一米多宽，台阶下面宽一米多一点，回去的时候问了工人，工人说是房东让安装的，房东就是被告。证人张某称，其与证人刘某为夫妻关系，原来经营体育彩票店，事发时其在厨房，听到有人受伤了，其才出来看的，防盗窗案发时是倒着的，什么时候放的不知道。另，对于事发经过，原告称，其骑着自行车，从店的左边往右手方向沿着马路骑行，准备到张某的彩票店玩，其下车左脚被防盗窗绊了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了，车就往右边摔，其倒在防盗窗上，爬起来后发现地上都是血；事发时大概是晚上8时，有点看不清楚，看到有个东西，但不知道是防盗窗，事故发生后才知道是防盗窗。被告称，事故发生时，其物业在更换防盗窗，防盗窗是施工单位摆放在那个位置的。
又查，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显示原告因伤共支出医疗费36637.82元。原告提交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和深圳市大亚湾保安服务公司出具的原告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单欲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于深圳市大亚湾保安服务公司上班，其月平均收入为5180.5元，此次事故造成原告误工累计53天，误工费用为9152.2元。
再查，原告提供其丈夫陈建所在公司的工作证明、工资单欲证明其住院共25天一直由其丈夫负责护理，但医嘱并未显示原告伤情确需陪护，原告未能证明其伤情事实上存在确需陪护的情况。另，原告提交深圳市居住证和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证明其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另，被告庭审中主张，防盗窗为施工单位放置，施工单位是村里一家装修店，具体名称不记得，双方无签订装修合同，工程已完工，钱亦已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乃因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的，就环境因素而言，防盗窗竖立在台阶下靠近路边位置，该区域由于被告将其所有的房屋一楼的店面出租给他人做生意而成为他人自由通行的区域，被告廖玉梅没有做好更换防盗窗的安全防护措施，未对工人更换防盗窗的过程尽其相应合理的管理义务，未有安全措施支撑稳固或使防盗窗被隔离开来，对不特定的他人具有潜在的危险，在晚上视线不好的情况下更是加剧了对他人造成侵害的潜在危险性，故被告对防盗窗的管理行为存在过失，系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就原告自身因素而言，原告在到彩票店门口即被告的防盗窗放置位置前，已经注意到了有东西放置，只是看不清楚为何种具体物件，在此情况下，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预见到前方有不明的物体时，原告应提高警惕及注意义务并尽可能绕道通行，而其骑行的系自行车，车辆的行速亦具有条件及时做好提前防备措施，但其在应能预见前方东西放置的状况下却未能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不慎碰到了防盗窗倒地，因此，原告由于疏忽大意，在骑车时未根据提前看到的路况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也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综上，根据原告的受伤经过及结合事发原因，法院酌定原告对事故发生负40％的责任，被告对事故发生负60％的责任为宜。需要说明的是，被告辩称其与施工方为承揽关系，防盗窗的放置系施工方单方所为，被告并非侵权人，但被告仅有口头主张，并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工人与其之间成立的为承揽关系而非其他劳务等法律关系，亦未能证明防盗窗的放置人能排除其本人，其自身未能对其主张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本案根据现有证据已明确能得出防盗窗为其房屋所用的事实，被告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警示义务，应对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本案事故所造成之财产损失，法院根据庭审调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确定如下：
一、医疗费：原告提交的住院费用清单和医疗费票据显示其受伤后自行支付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36637.82元。经法院核算，原告在医院治疗支出的费用为人民币36637.82元，法院予以确认。
二、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为9325.98元。经查，原告虽主张其事发后由其丈夫护理，但医嘱并未显示原告伤情确需陪护，原告亦未能证明其伤情事实上存在确需陪护的情况，故其未能提交伤情确需陪护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三、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为9152.21元。经查，原告出具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原告事故发生前在深圳市大亚湾保安服务公司工作。原告出具的由深圳市大亚湾保安服务公司盖章的工资单显示，原告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的应发平均工资为5180.5元（5230元+5230元+5080元+5080元+5080元+5383元）。两次住院医嘱分别显示原告出院后需全休2周。
综上，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事故发生前月平均收入为人民币5180.5元，此次事故造成原告住院共25天，深圳市人民医院出院医嘱休息共4周，计赔53天，共计误工费为9152.21元。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四、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元，但原告并无出具交通费票据，法院考虑到原告受伤住院及就诊情况，交通费为必然发生的费用，法院酌情认定为500元。
五、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500元，按100元计算住院天数25天。住院天数根据深圳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确认共计为25天，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500元未超过合理范围，应当予以支持。
上述金额共计48790.03元，根据法院的前述认定，被告应承担60%的赔偿份额，故被告应赔偿原告共计29274.02元。原告诉求超出法院上述的认定部分，因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廖玉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文海燕各项损失共计29274.02元；二、驳回原告文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2.7元（原告文海燕已预交），由原告文海燕承担316.72元，被告廖玉梅承担315.98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实发工资情况，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双方对事发处一楼门面的业主为上诉人，一审中经营彩票店的证人与上诉人是房屋出租关系没有异议。
二审中，上诉人称其店门没有装修，不清楚有放置防盗窗的事情。经查，上诉人一审中确认事故发生时其物业在更换防盗窗，2016年3月18日施工单位承揽其防盗窗的修缮工作。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因上诉人处物业摆放的防盗网导致受伤，要求上诉人就被上诉人遭受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一审中上诉人确认事故发生当时涉案物业进行防盗网更换工作，其于二审时否认一审自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监控录像，但未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上诉人不认可证人证言，亦未提供反驳证据，仅称证人与被上诉人是朋友故存在利害关系，但上诉人亦确认其是其中两位证人的房东，上诉人同样与证人存在利害关系。三证人的证言可以与监控录像相互印证，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证人有伪造证词的情况存在，故上诉人不予认可证人证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上诉人的自认，已经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系因被上诉人未做好更换防盗窗的安全防护措施而导致受伤，原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自的过错，认定上诉人承担6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有关其不应赔偿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称防盗窗的放置系施工方所为，但上诉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其所称施工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且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放置防盗窗的主体为谁，由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被上诉人因本案事故支出的医疗费，无论是否医保报销均属于被上诉人因伤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主张不予赔偿的请求，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的误工费有出院医嘱予以证明，可以证实其因伤误工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其误工费为9152.21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交通费属于被上诉人因伤入院治疗必然会产生的费用，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受伤情况和治疗情况，酌定其应得交通费为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以每天100元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应得2500元。故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应得损失的异议，均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失、交通费的请求，超出本案诉讼请求，且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定，本院不予处理。
据此，上诉人廖玉梅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廖玉梅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沈 炬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谈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