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8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宜学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兴议村。
法定代表人：孟青，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忻水华、郑剑锋，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鲁东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东、周洪涛，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中医药大学。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号。
法定代表人：范永升，校长。
上诉人杭州宜学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出版社公司）及原审被告浙江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中医药大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1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宜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浙大出版社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费用由浙大出版社公司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宜学公司（原“人民卫生出版社杭州发行站”以下简称杭州发行站）原系中医药大学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自2001年即与浙大出版社公司发生图书（主要是教材）购销关系。十几年来，双方累计发生几百万元业务，2012年10月中医药大学因杭州发行站改制需要，进行了截止时间为2012年9月30日的专项审计。之后对净资产变动情况再次进行审计，第二次审计中发现了这个出入。2013年6月，中医药大学对杭州发行站进行“整体产权改制”，在改制审计中发现，截至6月30日，杭州发行站财务明细账记载“应付账款—浙大出版社公司”余额104317.03，而浙大出版社公司认为其应收余额为335263.38，双方应付（应收）账目存在230946.35元的出入。故双方针对账目余额差异，从2013年9月开始查账，逐年逐项追溯核对明细账目。“对账结果，从2007年1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明细账目双方均确认无误”，但浙大出版社公司对杭州发行站2001年至2005年的5笔付款提出了异议。其认为：2004年10月18日和2005年11月30日的两笔付款47600和93750元，分别为中医药大学两位老师的著作“出版费用”，不能冲抵图书进销款；2004年12月以及2005年7月、8月的三笔付款30万元、252345元和197040.28元，收款人均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书店有限公司”，故也不能冲抵浙大出版社公司的货款。
杭州发行站（中医药大学）在分析了浙大出版社公司提出的异议后认为，“出版费用”其实是两名老师出版专著而承诺包销图书2000册或5000册的费用（详见《图书出版合同》），本质上就是杭州发行站向浙大出版社公司采购图书（2000册或5000册）的货款往来；至于2004、2005年杭州发行站支付给“浙江大学出版社书店有限公司”的三笔共计70余万元款项，虽因年代久远和人事变动而难以解释原因，但按常理推断，“浙大出版社公司”和“浙大出版社公司书店有限公司”之间不可能没有隶属或关联关系，杭州发行站也不可能在八九年前就故意将付给他人的款项记到浙大出版社公司名下；浙大出版社公司提出的5笔款项异议总额达80余万元，与双方账目差异23万余元也不能相互对应。因此杭州发行站认为，浙大出版社公司对上述5笔款项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23万余元账目差异的原因。杭州发行站无法对该23万余元的余额差异承担责任。在此情况下，浙大出版社公司径直截取了其2013年5月向宜学公司开具的最后两张发票金额204191.76元款项，向法院起诉。
二、一审判决“本院认定以下事实”部分存在下列遗漏和错误。1.一审判决虽认定杭州发行站原为浙大出版社公司的图书经销商，却未认定双方自2001年开始就一直发生连续的购销业务关系；2.一审判决虽认定双方截至2013年6月30日账面余额存在23万余元的出入，却未查明该“出入”何时形成（实际上根据双方对账结果，在2007年前即已存在该“出入”，案涉货款纠纷与案涉两张发票金额以及双方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发生的业务无关）；3.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双方账面余额存在23万余元的出入，另一方面又要求杭州发行站按2013年5月的两张发票金额支付20万余元货款，对两个金额之间的差异未作任何解释；4.因为上述认定事实方面的遗漏，一审判决割裂双方业务往来的连续性，没有查清杭州发行站是否存在欠款的事实。
三、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1.《单位往来账》明确显示，2013年1月期初“借方余额（即杭州发行站于2012年12月超付的金额）”208909.96元；1—6月累计“贷方发生额”313226.99元，期末形成“贷方余额”104317.03元。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十多年业务往来中“先发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不符合事实。如前所述，仅2013年1月的期初“借方余额”208909.96元即足以否定该推断；其次，一审判决认为“杭州发行站未能说明（某一笔付款）对应的具体订单”也是违背常识的。从浙大出版社公司提供的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对账单》（杭州发行站进货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在此期间发生交易（发货进货）51笔，最少一笔金额仅34元，单笔1000以下的交易近20笔，单笔1万元以上的交易仅9次，不到20%，这样的连续交易不可能“款货一一对应”。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违反了民诉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十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双方经办人员换了好几批，如果没有交接清楚，存在20余万元的差额也属于正常。浙大出版社公司拒绝提供资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一次性买卖交易或者短期交易发生的货款纠纷，那么在出卖方已经举证证明了其供货事实和金额的情况下，确实应由买受方对自己的付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双方均承认自2001年至今一直发生连续的购销和循环付款关系，且杭州发行站已证明自己在讼争的交易期间（即2012年10月以后）有合计50多万元的付款。在此情况下，浙大出版社公司的二三十万发货记录不能对抗杭州发行站50多万元付款记录。
四、本案货款纠纷的真正原因是浙大出版社公司没有做应收账款的“（分户）明细账”。双方在长期连续的业务往来中，出现了23万余元的账目差异。宜学公司持有原始的、十多年来连续记账的“应付账款—浙大出版社公司”明细账，只要对方也拿出原始的“应收账款—杭州杭州发行站”明细账，双方完全可以就“发货（收货）—收款（付款）—应收（应付）余额”逐笔进行对账，但对方拿不出对杭州发行站的应收账款原始明细账。浙大出版社公司仅截取了其中7个月的供货记录提起20万余元的货款诉讼，属于不诚信的行为。
浙大出版社公司辩称，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存在“先货后款”的交易习惯，针对本案争议期间，2012年10月24日至2013年5月7日，浙大出版社公司根据交易习惯先后向杭州发行站交付了价值204191.76元的图书，并且向宜学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宜学公司应当全额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204191.76元的货款。其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浙大出版社公司主张，在本案争议期间，其已经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了总计50多万元的款项，足以对抗浙大出版社公司主张的购书款。但是，浙大出版社公司已充分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宜学公司支付其他批次图书的购书款，并非支付本案争议批次图书的购书款。因此，宜学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医药大学未作陈述。
浙大出版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宜学公司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204191.76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浙大出版社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宜学公司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204191.76元；2.中医药大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州发行站原为浙大出版社公司的图书经销商，2011年，浙大出版社公司以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名义（签约甲方）与杭州发行站（签约乙方）签订《图书销售合同》一份，经销期间自2011年1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并就货款优惠及结算方式、到货期限等内容作出约定。此后双方保持图书购销关系。
2013年，杭州明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拍卖从中医药大学处购得杭州发行站的整体产权，于6月19日签订《人民卫生出版社杭州发行站整体产权交易合同》，并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人民卫生出版社杭州发行站整体产权转让补充协议》，双方对杭州发行站的未了债务进行确认，并就产权整体交接事宜作出约定。根据审计单位制作的《截止2013年6月30日发行站应付账款明细表》显示，浙江大学出版社一栏金额为104317.03元，该明细表后附《应付账款-
浙江大学出版社明细账》记载截止6月末账面余额为104317.03元，《浙江大学出版社对账单（发行站进货记录）》记载实洋总额为335263.38元。审计单位于表末注明，经核对，双方对账日期均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杭州发行站账面余额与浙大出版社发货实洋余额有230946.35元的出入。
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浙大出版社公司根据杭州发行站的订单向其寄送相应图书，中医药大学表示杭州发行站确已收到上述图书。2013年5月16日，浙大出版社公司向杭州发行站开具金额为102095.8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编号分别为07491670、07491671。2013年8月8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杭州发行站变更为宜学公司。在宜学公司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单位往来账》中显示，上述两张发票被列为暂估应付账款项目，截止6月合计账面余额为104317.03元，后宜学公司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了该104317.03元。
现浙大出版社公司认为宜学公司未能支付发票对应的图书货款，遂诉至该院，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浙大出版社公司原以浙大出版社发行中心名义与杭州发行站（变更后为宜学公司）签订《图书销售合同》，该合同到期后，杭州发行站继续向浙大出版社公司订购图书，后者根据订单发货，双方亦根据原合同约定内容进行结算，双方间形成图书销售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浙大出版社公司认为其已向宜学公司提供所订购的图书，并根据发货单开具相应货款发票，宜学公司应支付相应款项，宜学公司则认为其已经根据审计结果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了剩余款项。该院认为，根据产权转让时的审计结果，虽杭州发行站的《应付账款-
浙江大学出版社明细账》中显示账面余额为104317.03元，但并无对应具体明细，且宜学公司提供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单位往来账》中6月末余额虽同为104317.03元，但根据该账目表1-6月账面数字相加后并不能得出该数额。相反，浙大出版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该院提供了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的所有供货单，金额能够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对账单（发行站进货记录）》中的项目一一对应，同时，根据浙大出版社公司与杭州发行站间先发货后结算付款的交易惯例，浙大出版社公司于收货后开具发票并向杭州发行站要求结算，符合双方交易惯例，且发票金额亦与所发货物价款一致。对此，中医药大学认为杭州发行站于2012年12月27日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的462112.57元系支付2012年的图书款项，加上宜学公司支付的104317.03元已足额支付涉案书款，但其未能说明该款对应的具体订单，浙大出版社公司亦举证予以反驳，认为该款系用于支付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书款。该院注意到，2012年10月至年底，杭州发行站向浙大出版社公司进货的书款总额不足5万元，即使如宜学公司所述2012年12月27日支付的462112.57元确系支付2012年的书款，宜学公司事后支付的104317.03元仍不足以支付2013年1-5月的书款15万余元，况且，此种支付方式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鉴此，该院对宜学公司（杭州发行站）已经付清书款的答辩意见难以采信。关于浙大出版社公司要求中医药大学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该院认为，法人以其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并以其自身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现宜学公司（杭州发行站）系独立的法人，其作为图书销售关系的相对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医药大学无需对外承担合同责任，故浙大出版社公司要求其对宜学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宜学公司认为已与中医药大学就未入账款项支付问题作出约定的答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此种责任承担的约定系杭州明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医药大学的内部约定，与宜学公司无关，宜学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后，杭州明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另行主张，故该院对宜学公司的此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宜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款项204191.76元；二、驳回浙大出版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2元，由宜学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宜学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浙江大学出版社关于人民卫生出版社杭州发行站应收票据的说明》，2.QQ邮件截屏，证据1-2欲证明2013年第二次审计时发现20多万元的差额，双方进行了逐年对账，从2007年1月1日起到2013年6月30日止的明细账目双方均确认无误，主要差异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宜学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欠浙大出版社公司货款204191.76元的事实错误；3.2001年至2013年期间宜学公司与浙大出版社公司的往来明细账，欲证明细账逐笔记录了2001年以来历次收货、付款以及应付款余额的情况，该明细账经审计确认，对应截止日为2012年9月30日及2013年6月30日的两份专项审计报告，其中负债的内容包括与浙大出版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4.证人陶某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浙江大学出版社关于人民卫生出版社杭州发行站应收票据的说明》的真实性及本案双方诉争的20多万元的款项出入至少发生在2007年以前。
经质证，浙大出版社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假设该证据是真实的，根据说明书中的内容，浙大出版社公司确认宜学公司当时尚欠20多万的购书款，该说明书后附的5笔款项，并非基于双方的图书买卖合同关系，该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结合浙大出版社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宜学公司尚欠20多万；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审计报告的审计基础都是宜学公司自行制作的财务账册等，且该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与争议期间有一定的关联，故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可能无法真实反映双方基于图书买卖关系中的债权债务；证人陶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在双方的对账过程中，20多万元是否支付已经很明确了，之后的5笔款项是双方其他业务类型的往来，与本案无关，双方差额首次出现在审计报告中，审计报告基于宜学公司自行制作的账目，其账目并未真实、完整反映双方基于图书买卖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不存在预开发票的情况，发票金额有零有整，都是符合真实的交易情况。中医药大学未发表质证意见。
浙大出版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浙江大学出版社批销业务应收账款对账单一份，2.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3.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货单、退书单一份，4.浙江大学出版社批销业务应收账款对账单，5.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6.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货单、退书单一份，7.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收账通知）一份，证据1-7欲证明所谓的“462112.57”元，系宜学公司支付其他批次图书的购书款，并非用于支付本案争议批次图书的购书款，且双方间存在“先货后款”的交易习惯。8.关于进行储运代理的合作协议一份，欲证明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第三方存储和运输图书，且双方通过电子化的形式进行数据交互。
经质证，宜学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是浙大出版社公司单方制作的，体现不出原始性及制作时间，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证据3是浙大出版社公司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双方对账过程中，浙大出版社公司始终无法提供原始凭证资料、明细账；证据4由浙大出版社公司单独制作；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6由浙大出版社公司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7无异议，关于第一组证据的证明对象，宜学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46万多的原始凭证，欲证明双方业务联系，款和货不是一一对应的，浙大出版社公司不能截取其中的部分发票来主张债权，先货后款的交易情况比较多，但不绝对，因为进的主要是教材，开学后可能有数量出入，业务非常频繁，明细账显示十几年中至少两三年应付款是负数，说明存在多付款的情况；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中医药大学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宜学公司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2结合证据4陶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汪荣丽曾就浙大出版社公司与杭州发行站的账目问题与陶某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故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1未经浙大出版社公司签字确认，且浙大出版社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证据1不予采信。证据3的明细账系宜学公司（杭州发行站）单方制作，但浙大出版社公司对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浙大出版社公司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1、3、4、6系由浙大出版社公司单方制作，且宜学公司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均不予采信；对证据2、5、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中医药大学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争议的204191.76元购书款是否已实际支付。案涉《图书购销合同》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后，杭州发行站与浙大出版社公司之间仍陆续发生业务往来，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图书买卖关系。现浙大出版社公司作为出卖人提供了2012年10月至2013年期间的所有供货单及编号为07491670、0749167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金额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对账单（发行站进货记录）》中的项目能够相互对应，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实际履行图书买卖合同项下的发货义务。宜学公司上诉主张其已依据杭州发行站账面记载的应付款余额及审计结果确认的金额，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了剩余货款，但该账面金额与审计结果系基于杭州发行站单方制作的明细账目及相关记载，未经浙大出版社公司共同结算并确认，虽然审计结果中《应付账款—浙江大学出版社明细账》中显示的账面余额为104317.03元，但缺乏具体账面明细数据的对应，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宜学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交易惯例，判令宜学公司向浙大出版社公司支付案涉争议的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宜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62元，由上诉人杭州宜学图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瞿 静
审判员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余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