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85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毅，男，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哲君、范晓倩，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俊梅，女，196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户籍在江苏省淮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菊，女，198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蕾，女，198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日，男，199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同上。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芳，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锦程，男，198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
负责人：张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佳昕，女，198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刘毅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6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结合被告刘毅对自己上车前及上车后行为的陈述，肇事车辆车门由其打开，钥匙放置于车内人员可取之处，其落座副驾驶后系好安置带等，可见其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尽管其声称有叫代驾，却没有落实驾驶人员，同时将车辆置于任何人可控的状况，显然对驾驶人是否适合驾驶肇事车辆未尽审核义务，”对于以上认定，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行打开车辆，并将钥匙放置于车内人员可取之处，落座副驾驶并系好安全带”，该部分忽略了上诉人在落座后进入睡眠状态的事实。一审法院于判决主文中“尽管其声称有代驾”的表述与事实不符。本案车辆同行人杜天圆、吴俊波的笔录均可以证实上诉人在离开酒吧时确实存在“叫代驾”的行为，上诉人于一审过程中曾向法院请求同行人杜天圆、吴俊波以证人的身份参与本案的审理，然一审法院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上诉人在叫代驾后，入睡前车辆置于代驾可以控制的情况下，显然是合乎常理的。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后被告周锦程经过与被告刘毅及其他车上人员的交流并在被告刘毅等人的视线中离开现场，从而使被告周锦程饮酒驾车事实陷于不确定状态，被告周锦程、刘毅追求逃避各自法律责任的后果，其行为构成妨碍证明”对于该认定，周锦程是否离开现场完全在于其个人，周锦程是否构成饮酒驾车，不能依据推定，而应依据法律事实。我方认为：一审判决中遗漏了“上诉人于庭审过程中所述上诉人当时没看到被上诉人周锦程离开现场”的陈述，事故发生后，即使被上诉人周锦程在离开时确实在上诉人视线中，但当时事故现场混乱，人员众多，以上诉人当时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况根本不可能判断出周锦程是否离开事故现场，且上诉人并未对周锦程离开事故现场提供任何帮助。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直至交警到来从未离开现场，并配合交警处理本起事故，并不存在逃避法律责任、妨碍证明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刘毅放任不具有驾驶资格的周锦程驾驶车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该认定，我方认为上诉人在醉酒后，请求酒店工作人员叫代驾，已履行了车辆管理人的责任。一审法院的推论完全站不住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于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直至交警到来从未离开现场，并配合交警做笔录”的事实只字未提，忽略了上诉人在本次事故发生后积极配合交警处理本起事故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过饮酒和饮酒驾车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一审法院对刘毅的责任认定不是靠证据证明，而是靠推断认定。一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周锦程当时是饮酒驾车。希望二审法院认定周锦程非饮酒驾车。刘毅已经尽到了管理人义务。判决上诉人承担32%的赔偿责任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陶日、陶俊梅、陶蕾、陶菊辨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事发时车辆后排坐了三个人，刘毅不是一上车就睡着了。即便刘毅之前让周锦程叫过代驾，但机动车起动时，上诉人未尽到管理人义务，应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太保上海分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我方无关，我方认可一审判决。事故发生时，车辆后排坐了三个人。
被上诉人周锦程、原审被告刘佳昕未到庭。
原告陶日、陶俊梅、陶蕾、陶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59,2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丧葬费32,706元、家属误工费3,030元、家属住宿费2,400元、家属交通费3,000元、车辆修理费1,180元、律师代理费15,000元，以上损失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中赔付111,1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付。不足部分除律师代理费由被告周锦程全额赔偿外，计80%由商业三者险赔付，仍不足的由被告周锦程负担。被告刘毅明知被告周锦程饮酒放任其驾驶事故车辆，就被告周锦程赔偿部分承担40%的管理人责任。被告刘佳昕与被告刘毅系夫妻，与其承担共同责任。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5日5时左右，被告周锦程驾驶蓝色宝马轿车，沿本市南京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至进石门一路西侧进入逆向车道，适逢受害人陶维建骑着未经登记的加装动力装置人力三轮车沿南京西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此，双方发生激烈碰撞，受害人陶维建当场死亡，被告周锦程在事故后弃车逃逸，构成本起交通事故。该事故经静安交警支队认定，被周锦程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且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行为均违法，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陶维建驾驶未依法登记并加装动力装置的三轮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行为亦均违法，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原审另查明，原告陶俊梅系受害人陶维建妻子，原告陶蕾、陶菊、陶日均系陶维建与原告陶俊梅子女。被告刘佳昕与被告刘毅系夫妻关系，事故车辆登记在被告刘佳昕名下，属夫妻共同财产。该车由被告太保上海分公司承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交强险保险金额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项下负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附加投保不计免赔率险，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交通肇事后逃逸，……。
原审再查明，被告周锦程系本市某酒吧销售人员，被告刘毅系其客户。事故发生前，被告刘毅等人在被告周锦程工作的酒吧内饮酒，后自该酒吧去往他处，由被告周锦程驾驶车辆，被告刘毅位于副驾驶座，同行三人位于后座。事故发生后，被告刘毅、周锦程等人先后离开车辆，在马路对面路边交谈片刻后，被告周锦程走向路中，拦下出租车离开，该过程在被告刘毅等人可视范围内，但被告刘毅等人均未实施阻止行为。2016年1月15日，被告刘毅向静安交警支队警员陈述时称：“……，当时我主要在和两个女孩喝酒，所以没有注意程程是否喝酒了。……后来程程叫我们走去吃夜宵还是打麻将，当时喝得多了，也记不清楚了，我们五个人就从酒吧出来，我好像记得我们当中有人叫程程喊代驾，因为当时酒喝的实在太多了，出来的时候我走在最前面，到了车边副驾驶，我就坐上副驾驶系好安全带，将车钥匙放在中控台上然后我睡着了，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把我惊醒了。”“我自顾自玩的和杜天圆还有她的朋友玩，程程和他的朋友玩，我没有注意他是否喝酒，他也没和我一起喝过酒。”“我叫程程叫代驾，其他也有人说叫代驾，我们就下去了。我当时走到前面，因为我是开车来的，我就用钥匙打开车门，就把钥匙放在驾驶座位和副驾驶座位中间的放杯子的地方，我就从在副驾驶座位上，闭上眼睛休息了。”被告周锦程到案后向警员陈述：“我喝过酒的，但是我喝得不多。我只喝了1、2杯。”
2016年4月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周锦程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5月13日，法院认定被告周锦程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遂做出判决：被告人周锦程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判决已生效。
原审审理中，原告放弃主张误工费，双方对事故所致以下损失无异议：死亡赔偿金1,059,2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丧葬费32,706元、住宿费和交通费3,000元、三轮车损失费500元。就分担的律师费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刘毅承认了解保险条款中就逃逸保险免赔的约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业经静安交警支队认定，事故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法院予以采信。据此被告周锦程逆向行驶，极大地提高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其行为客观上将别人置于高度危险之中，并不因相对方为非机动车即可避免危险的发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其应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原告在禁止非机动车通行路段行驶，且私自加装动力装置，提高了非机动车行驶速度，其违法行为亦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在，其对损害后果发生的过错可适当减轻被告周锦程的赔偿责任。结合司法实践，并考虑交通工具所具备的危险程度，法院酌定由被告周锦程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刘毅，虽然其不是车辆管理部门明示的所有人，但鉴于其与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刘佳昕为夫妻，肇事车辆又系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相对肇事车辆而言，其既是共同车主也是共同管理人，对于所有或管理车辆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依法承担车主或管理人的过错责任。纵观本案，结合被告刘毅对自己上车前及上车后行为的陈述，肇事车辆车门由其打开，钥匙放置于车内人员可取之处，其落座副驾驶后系好安全带等等，可见其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尽管其声称有叫代驾，却没有落实驾驶人员，同时将车辆置于任何人可控的状况，显然对驾驶人是否适合驾驶肇事车辆未尽应有的审核义务，一旦驾驶人存在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情形的，被告刘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驾驶员的选择，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时被告周锦程系饮酒驾车，但根据查明事实，被告周锦程驾车前有过饮酒，其构成饮酒驾车具有或然性；而事故后被告周锦程经过与被告刘毅及其他车上人员的交流并在被告刘毅等人的视线中离开现场，被告刘毅系放任被告周锦程离开，从而使被告周锦程饮酒驾车事实陷于不确定状态，被告周锦程、被告刘毅追求逃避各自法律责任的后果，其行为构成妨碍证明，法院据此做出不利于其的事实认定，推定被告周锦程构成饮酒驾车。被告刘毅放任不具有驾驶资格的被告周锦程驾驶车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结合其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其在被告周锦程所负责任中承担40%责任，即被告周锦程对原告的损失承担48%的赔偿责任,被告刘毅承担32%的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刘佳昕的责任，被告刘佳昕作为车主，将车辆交于具有驾驶资质的丈夫，事故发生前后对肇事车辆没有控制，不在现场，故没有任何过错，不承担车主的连带责任。关于其作为被告刘毅的配偶，是否与被告刘毅承担共同责任，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刘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其个人行为发生，发生之债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不构成夫妻共同之债，原告要求被告刘佳昕在本案共同赔偿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就本案事故所致的损失，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一致的部分，法院予以认定，该部分损失核定为1,135,446元，由被告太保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中赔付110,500元(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死亡赔偿金70,000元、车辆修理费500元)，余额1,024,946元，由被告周锦程赔偿48%计491,974.08元，由被告刘毅赔偿32%计327,982.72元。关于双方争议的律师代理费，结合本案的难易程度，标的大小及司法实践，法院酌定由被告周锦程分担3,600元，被告刘毅分担2,400元。就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被告太保上海分公司的抗辩有合同为据，法院予以采纳。
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陶俊梅、陶蕾、陶菊、陶日交强险赔付款人民币110,500元；二、被告周锦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陶俊梅、陶蕾、陶菊、陶日各项损失人民币495,574.08元；三、被告刘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陶俊梅、陶蕾、陶菊、陶日各项损失人民币330,382.72元；四、原告陶俊梅、陶蕾、陶菊、陶日要求被告刘佳昕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如其上诉请求，但其在二审中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没有提交新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55.74元，由上诉人刘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伊红
审判员 姚 敏
审判员 王屹东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龚 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