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11600号
原告全成亮，男。
被告杜永刚，男。
委托代理人任新民，北京市易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芳，女。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红霞，女。
原告全成亮与被告杜永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全成亮与被告杜永刚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新民、贾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全成亮诉称，我的×××号出租车由我女婿李杰于2013年2月21日在海淀区西二旗北路与西二旗西路交叉口运营过程中，与杜永刚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杜永刚酒后驾驶，事故经交通队认定杜永刚负全部责任。该事故导致李杰死亡，×××号车辆完全报废。我认为，由于杜永刚的违法驾驶导致我的车辆毁损，杜永刚应当予以赔偿。事发时杜永刚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故起诉要求杜永刚、保险公司赔偿我车辆损失费85320元、车辆停运损失84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标准向我支付自2013年2月21日至今上述款项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杜永刚、保险公司承担。
杜永刚辩称，我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在此次交通事故的刑事案件中我已经与李杰一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一次性调解解决，今后双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经济纠纷，调解赔偿的损失包括因事故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共计105万元，全成亮以李杰的亲属及案件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赔偿方案的协商及调解的全过程，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及赔偿范围都是明知的，且调解协议我已经履行完毕，共计赔偿了105万元，我认为该105万元已经涵盖了全成亮在本案中要求的所有赔偿款项，因此，我不同意再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我对全成亮主张的车辆损失费、车辆停运损失也不认可，全成亮主张的车辆损失费不是车辆实际的价值，诉争车辆已经使用了三年多，其实际价值应该是购买价值的50%左右。对于车辆停运损失，并未实际发生，而是推算出来的可得利益损失，全成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李杰共同营运诉争车辆。全成亮主张的是交通事故赔偿款，不存在利息的问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全成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在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开庭时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在简易程序中辩称，我公司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杜永刚所驾车辆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但杜永刚系醉酒驾驶，故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此次事故已经达成过调解协议解决完毕，全成亮再行起诉不合理。
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1日23时31分，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北路与西二旗西路交叉口，杜永刚驾驶×××号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适有李杰驾驶×××号小型轿车由东向南左转弯，杜永刚所驾车辆前部与李杰所驾车辆右侧相撞，造成李杰死亡，杜永刚受伤，两车损坏。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杜永刚醉酒后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超速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全部过错，李杰无与交通事故发生有关的过错行为，确定杜永刚负全部责任，李杰无责任。杜永刚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发时×××号小型轿车登记在全成亮名下，登记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根据此次交通事故指控杜永刚犯交通肇事罪，于2013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3年9月16日作出（2013）海刑初字第195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杜永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该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载明：“鉴于被告人杜永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已和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故本院对其依法从轻处罚”，该判决已生效。在该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3年8月2日主持双方进行调解，调解笔录记载：“被调解人：被告人家属贾芳，被害人家属全成亮。问：我们是海淀法院的工作人员，今天对被告人杜永刚涉嫌交通肇事一案进行调解，双方同意吗？被告人家属：同意。被害人家属：同意。……问：被害人家属有何意见？被害人家属：最低要求赔偿人民币105万。问：被告人家属有何意见？被告人家属：可以，我现在开始去努力去凑钱。问：被害人家属对于被告人的量刑，你有什么意见？被害人：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该份调解笔录由贾芳、全成亮、周红笑、杜永刚签字确认。后双方在本院的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内容为：“被害方家属及代理人：全成亮、周红笑，被告人家属：贾芳。双方在法院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人杜永刚承认自己罪行，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真诚悔罪，愿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请求被害方谅解；二、本案为一次性调解，今后双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经济纠纷；三、被告方调解给付被害方赔偿款人民币一百零五万元。四、被害方收到全部赔偿款人民币一百零五万后，谅解被告人杜永刚，自愿和解，并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同意法院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本协议经被告方、被害方签字并实际履行后发生法律效力。”该份调解协议由全成亮、周红笑、贾芳、杜永刚及本院刑事案件承办人签字确认。杜永刚于2013年9月5日向本院交纳了上述调解协议中的赔偿款105万元。
全成亮对上述刑事判决书、调解笔录、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及其参与调解的事实均无异议，但认为其在上述刑事案件中是以被害方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以其本人的名义与杜永刚进行的调解，李杰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全成亮作为×××号车辆的车主，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上述调解协议中的105万元赔偿的都是李杰的损失，不包括其作为车辆所有人的损失。全成亮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出具的（2014）东民调确字第068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申请人武秀荣、全迪、李天一于2014年5月15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2014）东民体育馆路书调第013号人民调解协议第一项之内容“李杰交通事故一案于2013年9月存于海淀法院赔偿款105万元，三个继承人武秀荣分得26万元，全迪和女儿李天一分得79万元”有效。经查，武秀荣系李杰之母，全迪系李杰之妻，李天一系李杰之女，在上述人民调解协议中及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一案中，全成亮均系全迪及李天一的代理人。经质证，杜永刚认为上述民事裁定书只是对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属于形式上的审查，而没有对调解内容进行实质的审查，人民调解协议只能说明在分配105万元的赔偿款时，全成亮放弃了自己的赔偿款，由李杰的三个继承人通过人民调解协议将我方支付的105万元赔偿款进行了分配，而未将其中的出租车损失费支付给全成亮，全成亮本人也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同意了105万元的分配方案。
杜永刚对上述刑事判决书及刑事案件中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均无异议，且认为上述调解协议中的105万元是包括车辆损失和车辆停运损失的，因为双方在确定105万元的调解金额前是经过200余万元、160余万元、120万元等多次反复协商的，在协商的过程中，被害方的委托代理人滕德京律师与我方进行过邮件沟通，邮件中的赔偿方案列明了具体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其中载明被损车辆重置费用及营运损失为12万元，赔偿方案合计金额为2203757元，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后才最终确定为105万元，而且全成亮参与了协商的全过程，对调解方案中的赔偿项目及协商过程均系明知。为此，杜永刚向本院提交了：1、电子邮件网页打印件，显示：发件人为滕德京律师﹤×××﹥，收件人为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颜丙杰律师﹤×××﹥，邮件主题为Re李杰案赔偿事宜，日期为2013年4月5日，主要内容为：“颜律师，您好！关于赔偿项目及数额，除了死亡赔偿金7293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到10万元外，还有如下部分：1、被扶养人生活费：李杰女儿350912元，李杰妻子438640元，李杰母亲438640元，李杰姥姥36553元，2、丧葬费28032元，3、被损车辆重置费用及营运损失12万元，4、被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急救中心检验费、拖车费及停车费等11600元，合计约2203757元，上述赔偿方案供考虑。”2、委托代理合同，载明杜永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委托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代理人。经质证，全成亮称：滕德京是我方在李杰的刑事案件中聘请的律师，但是律师之间是否通过邮件交流我不知道，邮件中的内容我也没见过，故对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双方一开始商量的确实是300万左右的赔偿款，事发后双方律师在刑事阶段协商赔偿款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给我们律师的调解意见是李杰的人身伤害300万元，不涉及其他事项，后来律师谈不下来，杜永刚的家属去了我家，最后是双方家属调解的；对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另查明，滕德京律师在交通肇事案中的代理权限为：代为进行和解，代为起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出上诉。
全成亮主张车辆损失费，称×××号在交通事故中受损报废，其已重新购置了一辆新车，事发时×××号已经开了3年，行驶了8万公里左右，主张的车辆损失费的金额是估算的，同意法院酌情认定车辆损失的金额。全成亮就该项诉求向本院提交了：1、×××号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购货人为全成亮，税价合计为7.8万元，开票日期为2009年11月17日。2、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规费收据，记载：×××号车辆的汽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合计125元。3、朝阳个体服务费、防盗器、GPS费用收据三张，记载费用共计3550元。4、北京市非税收入专用收据，记载×××号车辆的出租汽车计价器45元。5、车辆购置税完税证，记载实缴金额为3600元。6、×××号车辆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记载收车单位为北京华新凯业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日期为2013年4月26日，该回收证明的说明部分载明本表一式六联，一联收车单位存查，二联车主存查，三联用于申领补贴资金。7、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注销机动车登记决定书，记载：机动车所有人全成亮，车辆牌号×××，机动车所有人因其他原因申请注销登记，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7条第1款的规定，现决定注销该机动车登记。该决定书的备注部分记载有手写内容：“因交通事故，车辆破损严重，车主申请注销登记（×××）”，该手写内容上加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业务专用章。8、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于2013年4月25日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记载：×××号小型轿车因报废已办理注销登记，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11月30日，注销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9、全成亮重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规费收据及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分别记载：购货人为全成亮，车辆税价合计为75300元，开票日期为2013年5月16日；汽车号牌、行驶证工本费、登记证书工本费金额合计125元，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6日；车辆购置税6435元，填发日期为2013年6月6日。10、署名为郭伟的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2013年2月21日夜，×××出租汽车被撞致报废，海淀交通支队处理完此次事故，下发放车单，正式放车，经本人同意，我单位与解体厂联系，此车拉往解体厂进行报废处理。11、署名为张磊的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是从肖家河事故停车场拉到汽车解体厂报废解体，此车属于无产值车辆，未给车主任何费用。12、×××号车辆毁损的外观照。郭伟、张磊均未出庭作证。经质证，杜永刚的质证意见为：对机动车销售发票及车辆购置税等正式发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对没有正式发票的费用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车辆报废与事故的关联性有异议，全成亮是自行将车辆报废的，不是公安机关要求报废的，对注销登记决定书中备注部分的手写内容不认可，是后添加上的，手写内容上加盖的印章也不是决定书出具单位的印章，而且根据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的记载，报废车辆应该有补贴，但全成亮未提供补贴数额；证人未出庭作证，对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均不认可。
全成亮主张车辆停运损失，称其系个体出租经营者，×××号出租车一直由其本人与其爱人窦桂芳、女婿李杰三人共同运营，每人每天运营8小时，主张的车辆停运损失是李杰、全成亮及窦桂芳三个人的损失，损失期限自事故发生日至重新购置的车辆办完手续之日共主张4个月，按照每人每月7000元的标准计算。为此，全成亮向本院提交了：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者姓名为全成亮，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迪迪出租汽车站，许可经营项目为个体客运出租汽车业务，成立日期为2000年2月13日，发照日期为2013年1月30日。2、全成亮、李杰及窦桂芳三人的北京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3、北京市朝阳区个体出租汽车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有：朝阳区个体出租汽车管理站是北京市运输管理局下属的一级管理机构，主要管理朝阳区的个体出租汽车；2013年2月21日，×××牌照出租汽车因交通事故报废，停运至2013年6月，更新车辆×××，停运4个月期间没有领取政府发放的临时燃油补贴；个体出租汽车是按照月收入7000元的标准核定收取120元／月的个人所得税，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车辆停运期间没有收其税；×××车辆系由全成亮、李杰、窦桂芳三人共同经营。4、全成亮的税收缴款书，记载：税种为个人所得税，税款所属时期为2014.2.12-2014.2.28，实缴金额为120元，填发日期为2014年3月10日。经质证，杜永刚对全成亮的营业执照及税收缴款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监督卡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根据《北京市个体出租汽车劳动者请帮手暂行管理规定》第三条“北京市个体出租汽车劳动者在本人驾车运营的前提下，可以请一名帮手，协助其从事出租汽车双班运营”及第九条“个体出租汽车劳动者更换帮手时，需先行终止与原帮手的劳动关系，然后按照重新请帮手的程序办理，申办材料当中需提供原帮手退出运营的证明”的规定，个体出租汽车不能由三人承包运营，全成亮主张由三人运营违反了该规定；对出租汽车管理站的证明有异议，认为管理站没有出具个人所得税缴税情况的资格，是否发放燃油补贴与本案无关，而且不清楚管理站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如果不具备，则对证明内容均不认可。
审理中，本院就个体出租经营的相关问题电话咨询了北京市朝阳区个体出租汽车管理站，其答复称：每月120元的税是按车收的，每辆车不管几个人开，不管实际收入，按照税务局要求的每月7000元的标准核定收税，该7000元指的是一辆车的核定收入，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庭审中，经向双方出示该电话联系笔录，双方均无异议。
保险公司在本院组织的庭前会议阶段，向本院提交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其中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第（五）项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该条款以加黑加粗字体进行了提示。经质证，杜永刚及全成亮对该条款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单、刑事判决书、调解笔录、调解协议、法院案款收据、民事裁定书、电子邮件打印件、委托代理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保险条款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是在杜永刚醉酒驾驶的情形下，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双方达成的105万元的调解协议是否涵盖了车辆的相关损失。
第一，关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对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只对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且在实际赔偿后，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而对第三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商业三者险而言，应当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车辆的，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因杜永刚系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亦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全成亮向保险公司主张车辆损失费、车辆停运损失费及相应利息的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105万元调解协议所涵盖的赔偿范围。首先，交通事故的责任者应当根据其所负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协议。本案中，李杰作为事发时×××号车辆的合法驾驶人，在与杜永刚发生交通事故后，李杰作为受害一方，可以就事故造成的相关损失与杜永刚一方进行调解。因李杰在事故中死亡，故李杰的继承人亦可就事故造成的相关损失与杜永刚一方进行调解。在双方调解的过程中，滕德京律师作为受害方的委托代理人向侵权方表达的调解意见视为受害方的意见，庭审中，全成亮虽对律师往来邮件中的内容不认可，但其认可滕德京律师的代理资格及代理权限，亦认可105万元的调解金额是双方从300万元左右逐步协商确定的，故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最初的调解方案中包含有车辆损失费及停运损失费。其次，考虑到李杰系其所驾车辆的实际运营人之一，其与全成亮、窦桂芳亦存在亲属关系，故在调解时，受害方一并就李杰的人身损害及李杰所驾车辆的财产损害向杜永刚一方提出调解意见，符合常理。而全成亮作为李杰的亲属及委托代理人，全程参与了双方协商确定调解金额的过程，对双方最初的调解方案所包含的损失范围及金额应属明知，但其在最终确定105万元的调解金额时，既未提出异议，亦未就车辆相关财产损失与杜永刚一方另行达成调解意见，故应当视为全成亮认可105万元的最终调解金额包含李杰所驾车辆的相关财产损失。综上，本院认为，将调解协议中的“被害方经济损失”理解为包含李杰的人身损失及李杰所驾车辆的相关财产损失，符合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即应当认定×××号车辆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相关财产损失包含在调解协议的105万元赔偿款中。现杜永刚已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支付了105万元赔偿款，且调解协议明确约定为一次性调解，今后双方不得再因此事产生经济纠纷，故全成亮再行起诉要求杜永刚赔偿×××号车辆的车辆损失费、车辆停运损失费及相应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全成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六百八十六元，由全成亮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游晓飞
人民陪审员 岳 维
人民陪审员 钟 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凌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