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
（2015）浙杭民终字第2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惠明。
委托代理人钱梁、陈旭初。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震。
委托代理人俞华燕。
上诉人蒋惠明为与被上诉人邢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杭拱民初字第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蒋红伟诉邢震，第三人杭州中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28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该案审理中，蒋红伟认为邢震迟迟未将股权转让款转至指定账户，已构成根本违约，并提交交易明细两份，证明蒋红伟已归还邢震借款30万元。邢震提出抗辩，对前述款项认为系蒋红伟通过�震账号向案外人归还借款，不是归还邢震款项，邢震认为其已直接向蒋红伟支付了55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提交蒋惠明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蒋红伟汇给邢震的50万元款项系邢震受蒋惠明的委托代为收取，邢震已将款项全部交付蒋惠明。该情况说明系蒋惠明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载明：蒋红伟因资金周转需要曾向本人蒋惠明借款，本人委托邢震代为收取五十万元还款。邢震代为收取的款项本人已全部收到。在该案中，该情况说明未被采信。该案判决认为：“……被告抗辩称其已直接向原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但相关事实未得到原告认可，且其提交的证据也难以证明其主张，原告也就被告向其汇款作出说明并提交相应反驳证据，故对被告关于其已直接向原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导致原告筹措款项归还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邢震不服（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案号为（2014）浙杭商终字第2212号。邢震上诉称：“至于蒋红伟转账给邢震的30万元款项，是用于归还蒋红伟对案外人蒋惠明的借款（蒋惠明通过邢震介绍借款给蒋红伟），而非返还邢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蒋红伟对该两份“交易明细”证明的内容表述为“蒋红伟已归还邢震借款30万元”，与邢震的主张相一致，是归还“借款”而非退还“股权转让款”，邢震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蒋红伟在上诉答辩时称：“对于邢震提出的其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即55万元的问题，但这55万元并不是中钦公司收到的，而是蒋红伟个人收到的。蒋红伟收到这一款项，由于付款方式并不符合转让合同约定的方式，已将款项退还给邢震。此处并不存在支付这5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而邢震称曾经有其代为归还蒋惠明的借款，这一情况也不属实。”本院判决认为：“虽然邢震在协议签订后分五次支付给蒋红伟55万元，但从该几笔的汇款时间看，除了其中二笔是在平安银行的贷款到期日前，其余均是到期后，且汇款金额也并非协议约定的140万元。同时，邢震也并没有按照约定方式将款项支付至中钦公司，而是汇款给蒋红伟，根据蒋红伟提交的证据及邢震的确认，之后邢震已收到蒋红伟退还的款项50万元”，于2014年12月26日判决驳回邢震的上诉。
邢震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蒋惠明归还其50万元并承担利息23671元（以同期贷款年利率6%暂计至2015年2月28日，实际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2、判令蒋惠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通过前案的相关证据和陈述，可以确认邢震原以为案涉50万元系蒋红伟委托其代为归还蒋惠明的借款，故将蒋红伟打回给邢震的款项支付给了蒋惠明，但事实上蒋红伟在前案中已经否定其委托邢震代为归还蒋惠明借款。由此可知，虽前案认定蒋红伟已将50万元款项退还邢震，但邢震并未获得该款项，其错误地认为该款项系代蒋红伟归还蒋惠明的借款，从而将该款项支付给了蒋惠明。由此，本案蒋惠明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案涉50万元，原审法院对邢震要求蒋惠明返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邢震主张蒋惠明支付相应利息损失，原审法院根据前案二审作出判决时间，确定蒋惠明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支付邢震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蒋惠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邢震500000元，并以该款项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邢震自2014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邢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18元，保全费3170元，合计7688元，由蒋惠明负担。
宣判后，蒋惠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未经合法传唤，对上诉人进行缺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发回重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蒋红伟间均存有经济往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及蒋红伟分别享有债权，不应在未听取上诉人答辩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一审判决。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邢震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上诉人占有的伍拾万元属于不当得利。1、上诉人蒋惠明取得了利益，造成了被上诉人损失。本案双方当事人及蒋红伟三方约定：由被上诉人替蒋红伟向上诉人归还5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按照三方约定陆续将50万元款项汇给上诉人，收到该款后蒋惠明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已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款项。在（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及（2014）浙杭商终字第2212号案件中，蒋红伟均不认可邢震代其归还蒋惠明50万元借款，且声称该50万元款项系其退回给邢震的股权转让款。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款项（详见（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P4倒数第5行至第三行）符合”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之情形。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在被上诉人预期目的不达及目的消灭类型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作为得利者取得该款没有合法根据。在（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及（2014）浙杭商终字第221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蒋红伟否认邢震代其向蒋惠明偿付50万元借款（详见2014）浙杭商终字第2212号P5倒数第三行至最后一行、P6第1-3行），且因蒋惠明不出庭承办法官无法查明证人其签字的真实性（详见（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判决书P6第9-10行）等情况，综合认定该50万元款项系蒋红伟退还给邢震的股权转让款，而未判定案涉50万元系邢震替蒋红伟向蒋惠明归还的借款，因此上诉人得利的合法根据消失了，本案中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得利的合法根据。综上，根据在（2013）杭拱商初字第1597号及（2014）浙杭商终字第2212号案件的相关证据及陈述，可以确认邢震原以为案涉50万元系蒋红伟委托代为归还�诉人蒋惠明的借款，故将蒋红伟打回给邢震的款项支付给了蒋惠明，但事实上蒋红伟在前案中已否定其委托邢震代为归还蒋惠明借款。由此可知，虽前案认定蒋红伟已将50万元款项退还邢震，但邢震并未获得该款项，其错误地认为该款项系代蒋红伟归还蒋惠明的借款，从而将该款支付给了蒋惠明，因此本案蒋惠明属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案涉50万元。综上，原审法院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四份打款凭证，其中两份载明是借款，另两份未载明是借款，但事实上是借款，拟证明上诉人蒋惠明将总计140万元款项借给被上诉人邢震，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被上诉人邢震在本案中提交的收据并不能证明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四份证据是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关系，与本�无关。该140万元款项上诉人没有提交借贷合议的凭证，无法证明借贷关系，更不能达到上诉人的待证目的。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银行汇款凭证，共十二份，金额共计49.6万元，拟证明邢震代为收取的蒋红伟的案涉50万元款项已经全部交给了蒋惠明，其中49.6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另外的4000元系现金。上诉人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些凭证中所载款项金额不等，且较为零散，与代还款的目的不符，实际上是邢震归还蒋惠明的借款利息，另一方面，蒋红伟是于2013年2月1日、27日共支付邢震95万元，3月29日又支付其15万元，所以也不能必然得出邢震2013年4月1日起支付的款项就是代蒋红伟支付的。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认定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审理程序，原审法院在一审中按照上诉人户籍地，亦就是上诉人提交上诉状中所载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定海园西园17幢204室邮寄了包括开庭传票及一审判决书在内的诉讼文书及材料，除判决书被上诉人签收外，其他诉讼文书及材料均显示“外出、逾期不领及拒收”。对此，本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已经多次就案涉诉讼文书材料向上述上诉人住所地地址投寄，而同样的邮寄方式，上诉人仅签收了判决书，而对于一审期间该地址并非其经常居住地，上诉人也未能说明或者举证。加之在二审中上诉人其虽然明确了送达地址，但该地址亦是其二审委托代理人的办公地址，亦未表明其本人住所地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形。据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以上述住所地地址投寄诉讼文书，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审理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蒋惠明在本案二审中到庭应诉，其就邢震在本案一审中出具的据以主张案涉不当得利的该份情况说明，认可系其本人书写，但认为其并未实际收取到该钱款，之所以出具该情况说明，仅是因其他款项往来而信任被上诉人方才出具。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蒋惠明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从其二审的陈述中也均表明其具备一定的资金借贷的行为经历，其在本案二审中亦认可与案外人蒋红伟间也存有借贷关系。结合以上情况分析，上诉人蒋惠明更应清楚出具该份书面凭证所载明的款项已收取的法律后果，其仅以信任被上诉人为由来否定该凭证所载已收款的内容，缺乏依据，亦与常情不符。而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的往来打款凭证来看，双方间互有钱款往来系客观事实。在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打款凭证中除49万元一笔外，其余打款系零星款项，上诉人虽对此种情形的不合常理之处予以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否定其证明效力与关联性，而该些钱款给付行为均系在案涉情况说明出具前发生。据此，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主张的实际给付钱款的抗辩意见，亦属依据不足，本院无法予以认同。因此，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待征事实的举证及证明程度，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给付的案涉50万元无合法依据，判令上诉人予以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6元，由上诉人蒋惠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孔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