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民终11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邹后容，女，195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现住桐梓县。
委托代理人：张元勇，桐梓县娄山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志忠，男，汉族，1967年9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系邹后容女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代江，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光芬，女，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亮坤，桐梓县燎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一审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天桥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杨朝发，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邹后容因与被上诉人杨代江、李光芬及一审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天桥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后容委托代理人张元勇与王志忠、被上诉人杨代江、李光芬及委托代理人唐亮坤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邹后容上诉请求：撤销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内容，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同时，双方也没有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转让程序，没有发生转让的法律后果。2、《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内容违法，故一审判决结果错误。
被上诉人杨代江、李光芬二审答辩称：《协议书》中虽然没有转让的表述，但“归乙方所有”的表述是指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买房一方，即我们。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天桥村村民委员会二审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杨代江、李光芬一审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有效。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3月17日，邹后容及其丈夫杨代贵（现已过世）将其居住的房屋、猪牛圈、烤烟房等出让给杨代江、李光芬夫妇，并将邹后容承包经营的土地转让给杨代江、李光芬承包经营，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经第三人桐梓县大河镇天桥村村民委员会签章同意。协议签订后，双方履行了协议，邹后容将房屋、猪牛圈、烤烟房等交付给杨代江、李光芬占有、使用，并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由杨代江、李光芬经营管理。2016年8月，邹后容主张《协议书》无效，杨代江、李光芬主张《协议书》有效。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中“另将所有承包地、宅基地、房前屋后宅左宅右自留地，归乙所有”这一约定是否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约定；该约定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的规定，如果违反该规定，原、被告双方的这一约定是否因此而无效。原、被告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如此约定：“二：甲方自愿将土木结构的一栋楼房（两间）三列四间木结构猪牛圈，踩粪棚一个，考烟房一间，照明线路等一切建筑物卖给乙做住房，另将所有承包地、宅基地、房前屋后宅左宅右自留地，归乙所有”。根据当地农村买卖房屋的通常惯例，为了保障买房一方在当地农村的基本生活，买卖双方对房屋价款等进行约定，同时，双方也会约定卖房一方将其承包的土地、山林等使用权转让或者长期转包给买房一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除对房屋进行了出让外，还对被告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前屋后宅左宅右自留地进行了处分。另外，被告邹后容举家搬离大河镇天桥村已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是对农村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所有权的法律确定，不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因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应认定为，是被告对其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管理经营权、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原、被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合同主要内容协商一致，采用书面合同的形式订立《协议书》，原、被告在《协议书》上签字，且有多名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见证，因此《协议书》依法成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及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规定，原告杨代江、李光芬作为大河镇天桥村村民，与被告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具有受让的资格。而且，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上有大河镇天桥村村民委员会2006年3月18日的签字和盖章，系经该村委会同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未有导致其无效的情形存在，故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依法生效。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依法成立生效，无导致其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杨代江、李光芬与被告邹后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本案案件受理费30元，由被告邹后容负担。
双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将森林证、土地承包证、房屋保险证交给乙，乙付给甲现金肆仟柒佰贰拾元，经甲乙双方签字，以上一切建筑物所有权，宅基地所有权，照明电路使用权，土地耕管权，森林保护权等一切权利归乙所有，甲不得向乙收取任何费用。（其中下苗湾下半部给本组村民杨代祥耕管）”，第四条约定“在10年内国家要修筑铁路，宅基地赔偿给乙，占用甲的承包地，国家赔偿全部给甲，10年后国家占地赔款甲无权过问”，第五条约定“甲的森林乙可在里面砍材烧，但要保护好松、杉、柏”，第六条约定“此协议一旦生效甲乙两方之亲属不得以任何借口找对方的麻烦”，第七条约定“此协议双方应共同遵守，违约方将负责因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第八条约定“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应妥善保管”。协议中的甲为杨代贵，乙方为杨代江。
本院认为，杨代江、李光芬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是确认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否正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书》签订的事实并无异议，且《协议书》由邹后容之夫杨代贵作为甲方与杨代江作为乙方签订，已经履行十余年。邹后容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内容具有无效的法定事由。相反，杨代贵当时作为家庭户主对家庭享有用益物权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进行流转处置，是对其权益的自由处分。虽然《协议书》第二条表述为“将承包地、宅基地、房前屋后宅左宅右自留地，归乙所有”，但该“所有”二字的表述并不代表其能够处分土地的所有权，也不会改变涉案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故，《协议书》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针对邹后容认为《协议书》第二条中“另将所有承包地、宅基地、房前屋后宅左宅右自留地，归乙所有”的真实意思不是对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管理经营权、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只给杨代江、李光芬耕管。根据双方在《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内容“在10年内国家要修筑铁路，宅基地的赔偿给乙，占用甲的承包地，国家赔偿全部给甲，10年后国家占地赔款甲无权过问”反映出对协议中涉及的承包地的用益物权属于附期限的转让。即协议签订10年后，转让方已经无权过问，不再对涉案的土地享有用益物权。故，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中关于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的流转实质是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正确。该《协议书》经当时村委会盖章，表明村委会同意转让。该事实说明双方对涉案土地用益物权的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综上所述，邹后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邹后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露露
代理审判员 付甫金
代理审判员 唐 川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杨恩高
书 记 员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