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567号
原告：周建春，男，195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杭州市云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杭州青春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45095534P，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三头（大湖头）村。
法定代表人：沈利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蓓丽，浙江均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建春诉被告杭州青春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春元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卜训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双方曾申请庭外协商及审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均予准许，并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建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为原告补缴自2007年2月至2016年12月31日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医疗保险费；2.被告赔偿原告因未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所造成的医疗费损失16381.71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其诉请，现要求被告立即为原告补缴自2007年2月至2016年12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7年2月初进入被告处从事门卫工作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以原告已达退休年龄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期间，被告一直未为原告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导致原告在该期间内一直无法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医疗救助待遇等。原告方认为，一、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6年12月31日，之后原告即于2017年1月17日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因此本案未过仲裁时效。二、现原告享受的是萧山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该待遇并不能保证原告的基本生活，其系萧山为贯彻杭州地区养老保险政策的地方规定，并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类型，且非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法规定的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系国务院规定的待遇，而现原告享受的待遇并非国务院规定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国务院授权规定，只是名称上一致，但待遇不一样。另外，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在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时，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而原告享受的萧山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无该待遇。三、原告在满60周岁后与被告之间仍为劳动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明及被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均可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2016年12月31日，且原告在60周岁之后享受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劳动关系在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终止，但本案原告并未享受。四、双方于2016年12月31日就工资及年终福利、补贴达成一致，但并不能证明被告已履行了法定的缴纳社保等义务，且其补贴的数额不够，才会发生案涉诉讼。同时，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予以免除。
被告青春元公司辩称，一、原告于2007年进入被告处工作，当时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无需为其缴纳社保。因为当时原告系胃癌病患，且经人介绍来公司工作，被告出于照顾目的安排其做较为轻松的门卫工作。原告自开始工作就知晓该情况，且其在退休前也从未向公司提出过缴纳社保要求。二、原告自2005年开始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自2008年开始享受医保待遇至今；同时，其自2011年开始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自2014年12月开始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原告对自己的参保情况在退休前即已知晓，至迟在退休时也应当知晓，而原告到2017年才申请劳动仲裁，故现其补缴社保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理应予以驳回。三、根据《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萧山区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该细则系根据国家和省现行有关规定、贯彻《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而制定，该细则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地农转非养老保险并列为养老保险的种类，同属基本养老保险；同时，被告有理由相信该实施细则依据的是国家相关规定，其中实施的养老保险办法亦符合国家规定，且原告参加的的养老保险也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综上，原告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于退休后享受该保险待遇，应视为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于此，原告在退休后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与被告的法律关系应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虽然被告出具解除证明，但该证明系原告声称“办理低保手续所需”，被告按原告要求出具，这也是因为被告缺乏法律意识，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候即已解除。四、本案双方已达成合意并结清全部工资，且由被告支付原告补贴款4000元，原告亦认可双方无任何瓜葛。现原告起诉来院，系违背诚信的行为。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于2007年自2016年12月31日在被告处从事门卫工作，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7年1月4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双方已于2016年12月31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止工资已全部结清（包括年终福利及补贴），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无任何瓜葛等，后被告支付原告共计4000元。期间，原告自行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并自2011年9月开始自行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自2014年12月开始享受该养老保险待遇至今。因案涉争议，原告于2017年年初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1月19日以“申请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且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通知不予受理，原告遂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另查明，原告于2014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明及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养老金发放明细表、医保信息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工资表及打款凭证，以及双方于庭审中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争议点，其一、双方达成一致是否视为原告无权主张案涉请求。缴纳社保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虽然双方曾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明确双方之间无任何瓜葛，但并不能据此免除被告的该项义务以及排除原告主张的权利，故原告有权提起该项主张。被告的相关辩称，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其二、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本案是否视为原告已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问题。本案原告于2014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自2014年12月开始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至今，2017年3月份发放337.25元。现双方主要争议的是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是否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范畴，原告认为“该待遇不能保证原告的基本生活，且系萧山区为贯彻杭州地区养老保险政策的地方规定，不是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也非国务院规定或国务院授权规定的待遇”等。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所指的萧山区地方规定应为《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萧山区实施细则》，该细则系贯彻实施《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而制定，而该办法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家、浙江省的有关规定制定，依照该办法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杭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即属于基本养老保险。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章“基本养老保险”也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最后，前述办法第四条关于“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规定“停止执行原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原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制度和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将该几项制度并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亦可佐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系基本养老保险。此外，该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项亦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规定了六个档次，即不同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对应不同的待遇金额。综上，原告关于其享有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不能保证基本生活等，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应认定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基本养老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日起劳动合同即终止，之后双方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虽然有被告出具的证明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但该种情形劳动合同系法定终止，并不依单方意思或双方协议的约定改变。故被告的相应合理辩称，于法有据，予以采信。其三、原告关于补缴社保的诉请是否已过仲裁时效。本案原告已自2014年12月开始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且双方劳动合同已依法终止，之后不存在补缴社保的问题；对于双方劳动合同终止之前部分主张的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对被告一直未为其缴纳社保的情形明知，且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开始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此时其对于因被告未缴社保导致无法享受相应养老保险及与现在其所享受待遇的差距等情形应予明知，且原告也并未举证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原告于2017年年初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显然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对其关于补缴前述期间社保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方的相应合理辩称，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予以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周建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周建春负担，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卜训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中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