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武昌民监字第000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李治民。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何纯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何亮。
再审申请人李治民与被申请人何纯午、何亮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已现审查终结。
李治民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李治民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永红在生前不履行照顾义务，应认定李永红于生前履行了照顾父母生活的赠与合同附随义务。”该认定依据的是（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的认定，但该判决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改变了认定，即：“2012年9月以后。因家庭矛盾导致李永红未能继续照顾义务”。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九条，本案也不仅只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撤销的有关条款，还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及合同解除有关条款。我现有李永红在2013年11月13日签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后至其2014年1月2日因病去世未履行照顾父母生活事实的证据，该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请求：一、撤销（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0647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解除李治民与李永红附义务（条件）赠与房产合同，将变更的房产证书恢复原有状态；三、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在合同解除后协助办理将李永红名下武昌区梅苑小区303-2-402室房产过户至李治民名下的登记手续；四、判令再审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中李治民诉称：李治民与李永红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实际系附义务赠与合同，合同约定李治民将其所有的房产赠与李永红，李永红负责照顾李治民及其妻子阳芝云日常生活起居即养老送终，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条件是李治民及阳芝云百年之后。2014年1月2日，因李永红突然去世，导致李治民与李永红之间赠与合同约定的附随义务无法履行，条件不能成就，合同目的未能实现，解除该合同条件成立，被转移的房产所有权应当予以回复原有状态。请求判令：1、解除李治民与李永红附义务赠与房产合同；2、指令两被告协助办理将李永红名下武昌区梅苑小区303-2-402房产过户至李治民名下的登记手续；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查明：2013年3月26日，李治民将李永红（李治民之女，何纯午之妻，何亮之母）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1、撤销李治民与李永红约定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梅苑小区303栋二单元402室房产的附条件赠与合同；2、李永红返还李治民402室的房产，并承担房屋转让过户中双方应缴纳的全部费用；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治红承担。2013年8月5日本院作出（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治民的诉讼请求。李治民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如下：2007年4月17日，李治民与李永红签订一份昌房字（2007）第1111号《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次日，李治民与李永红到原武汉市武昌区房产管理局提交《武汉市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同年4月26日，该房屋武昌区中南路梅苑小区303栋2单元4层2室登记至李�红名下，房屋所有权证为昌2007004265；2013年1月22日，该房屋所有权证变更为昌2013001246。2013年3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梅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调解证明》，载明李治民及配偶阳芝云，与李永红就梅苑小区303栋二单元402室房产问题起纠纷。李永红表示上述房产是李治民卖给她的，但承认未按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昌房字（2007）第11**号）支付31.9万元购房款。庭审中，李治民认可是因为李永红下岗，李治民要求李永红回来照顾其父母，将诉争房屋给李永红，至于是给李永红房屋产权还是居住没有考虑；李永红亦认可是李治民要求其照顾父母，将诉争房屋就给李永红。双方均认可李永红自2007年至2012年9月底照顾父母生活的事实。李治民在与李永红的电话录音中陈述“你回来以后，15万块钱给你，你给他们每个人5万”。李永红于2009年1月14日通过其哥李成惠�妻李凤兰向李成惠付款50000元，于2010年3月25日向其弟李健付款50000元。
（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认为，李治民与李永红之间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际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即李治民将该诉争房屋赠与李永红，由李永红照顾其父母，并向哥哥、姐姐、弟弟各支付5万元。
另查明，李永红母亲阳芝云于2013年12月29日去世，李永红于2014年1月2日因病去世。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原、被告提供的（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被告提供的李永红死亡证明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李治民提交了2007年4月14日《遗嘱》一份、2007年4月17日对话记录、2013年9月对话摘要、2013年李永红到李治民家里的对话记录，拟证明李永红与何纯午关系不好，这个房屋是两老去世之时准备留给李永红的，并不是给李永红与何纯午夫妻俩的，这个房屋是李治民的房屋。二被告对《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本案是前面一个案件的证据，是否属于新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另三份证据是诉讼期间发生的事情，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应再行审理，对这三份证据不做回应；并称只对程序进行质证，对于实体方面不做质证，由法院依法认定。
李治民提交了2014年9月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李治民与护工签订的《协议书》、护工领取工资的《收条》，拟证明李治民附义务赠与给李永红的房屋，因李永红去世，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在李治民的日常起居由另外三个子女及护工照顾。何纯午在湖北省高院的笔录中的言外之意就是李永红已经去世无法再尽照顾义务，他作为女婿也没有照顾的义务。二被告对《询问笔录》质证意见为以当事人签字确认的内容为准；对《协议书》及《收条》认为与本案无关。
原审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治民与李永红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否可以撤销以及二被告是否有义务协助李治民办理赠与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
现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李治民与李永红之间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且该赠与合同所附义务为由李永红照顾父母日常生活。
赠与合同为单务、无偿、诺成性法律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赠与与接受赠与的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则赠与合同成立，赠与物发生所有权转移后合同生效，赠与合同可以附义务，受赠与人应依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李治民与李永红达成将李治民所有的房产赠与李永红，并由李永红履行照顾义务的合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赠与合同关系成立。该赠与合同成立后，李治民依约将房产赠与李永红，赠与的房产于2007年4月26日已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权利转移，赠与合同已经生效。同时，李永红对其父母履行照顾义务，李治民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永红在生前不履行照顾义务，应认定李永红于生前履行了照顾父母生活的赠与合同附随义务。李永红死亡后，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消灭，不再负有任何权利义务，包括对李治民的照顾义务，赠与合同已经终止，因此李治民行使赠与行为的解除权不具备法定条件，亦不产生李治民所主张的因合同解除而将赠与房产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综上，李治民要求解除与李永红的附义务赠与合同并要求二被告协助办理赠与房产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据此判决：驳回李治民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查查明：李永红于2013年11月13日签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
审查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无偿、单务、诺成的合同，无偿性是赠与合同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对赠与合同享有撤销权，包括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而非解除权。但任意撤销权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或完全转移前行使，且不属于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李治民于2007年4月以买卖的形式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武昌区中南路梅苑小区303栋2单元4层2室赠与给其女李永红，并于当月办理了过户手续，财产权利已经发生转移，其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已经消灭，故不再享有任意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赠与人还享有法定撤销权。李治民与李永红在2007年4月订立赠与合同时，是以李永红照顾其本人及妻子阳芝云今后的生活为条件的，即该赠与是附义务或附负担的赠与。关于李永红是否有《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行为，李永红是否履行了扶养义务，李治民是否有权行使法定撤销权，在2013年李治民与李永红的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本院（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1942号民事判决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已作出认定，判决驳回了李治民要求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李治民在该期间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因其主张的法定事由证据不足而未被生效的民事判决支持。本�中，李治民主张李永红去世后，导致赠与合同约定的附随义务无法履行，解除赠与合同的条件成立。李治民与李永红的赠与合同系附负担的赠与合同，附负担的赠与合同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所附负担只是赠与合同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合同；二是受赠与负担的利益人可以是赠与人本人，特定的第三人，也可以是不特定的第三人；三是负担通常使受赠人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但受赠人所负担与接受赠与之间并非对待给付。上述特征表明，附负担的赠与合同，也必须体现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不要求赠与人与受赠人权利义务对等，不要求赠与人与受赠人对待给付，否则不能体现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因此，受赠人李永红死亡的事件不能成为赠与人李治民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李治民不能依此事由行使法定撤销权。关于李治民现主张李永红在2013年11月13日签收（2013）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851号民事判决书至2014年1月2日去世期间未履行照顾父母生活的赠与合同附随义务的问题，李治民主张的该期间只有40来天，且上案刚结束、双方矛盾尚未完全消除，在此情况下无任是李永红在这期间履没履行照顾父母生活的赠与合同附随义务，都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的条件。原审判决驳回李治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李治民的再审申请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和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治民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万文沙
审 判 员 陶冲祥
人民陪审员 谢 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