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2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管理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号航天星都**栋*座****室。
法定代表人：张良钟，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颉，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第三人）：武汉晨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瞿肃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腊梅，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玉洁，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龚惠英，女，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琦，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停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坚，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管理中心（下称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上诉人武汉晨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晨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惠英、被上诉人武汉市停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民初7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三项，并改判驳回龚惠英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龚惠英从2008年3月到武汉停车管理公司错误，直接导致误判押金及社会保险损失，并多判决半个月经济补偿金。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及晨星公司均未认可押金收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属于孤证，无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龚惠英社保记录明确记载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从2008年8月开始为其缴纳社保，只能证明龚惠英2008年8月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签订后，龚惠英的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用人单位由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变更为晨星公司”错误，一审判决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期间的工作年限应与其在晨星公司合并计算，进而合并工作年限计算经济补偿金也错误。龚惠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的工作岗位，一审法院认定其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化，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下称《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规定，要求“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即使龚惠英在原工作岗位工作属实，一审法院在未认定为原工作场所的情况下，将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晨星公司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是错误的。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并非变更为武汉停车收费中心，龚惠英并非是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具体为：（1）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与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主体性质不同（一个是公司法人，一个是事业法人），投资主体不同（一个是公司投资，一个是政府投资），两者并无关联关系。（2）龚惠英也并非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转入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或晨星公司，而是晨星公司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公司，因此，龚惠英不是被安排至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或晨星公司，工龄不存在连续计算。（3）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武编[2010]37号文件（下称37号文件），赋予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停车收费管理职能。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与晨星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并不意味着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要承担工龄合并计算的连带责任。另外，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并没有在37号文件出台后就实际享有和履行职能，而是在武汉市物价局、武汉市财政局于2011年10月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武汉市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批复》后，才履行停车收费职能。再者，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无任何关联，37号文件也没有规定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有接收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员工的职责和义务，龚惠英经公开招聘而来，不是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安排而来，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不应当承担龚惠英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相关责任。（4）龚惠英与晨星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应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龚惠英此前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的工作年限及相关争议事项与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晨星公司无关。（5）龚惠英2014年11月1日与晨星公司产生新的劳动关系，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劳动关系解除，其最迟应于2015年10月31日向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主张权利，其于2016年1月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时效，晨星公司不应当承担所谓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的责任，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也不必为此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违反劳务派遣规定，给龚惠英造成损害，并进而判令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龚惠英劳动关系转入晨星公司后，晨星公司按月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并不存在损害事宜。（2）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支付了与龚惠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应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也不存在损害事宜。（3）晨星公司不应对龚惠英此前与他人的劳动关系承担责任，其未将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也不对龚惠英造成损害。事实上，是否违反劳务派遣规定与工作年限是否合并计算没有任何关系。4.龚惠英与晨星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明确载明“关于劳动关系解除后的经济等事宜均已结算清楚，双方不得对此再提出任何异议”。据此，该两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即使还有相关权益，龚惠英也予以放弃，或者由其自行向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向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或晨星公司主张。5.一审法院此前审理同类案件（派遣单位相同，员工不同、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时间不同，但员工诉请相同），判决结果与本案完全相反，本案适用法律错误。
晨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晨星公司不向龚惠英支付经济补偿金9247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龚惠英、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龚惠英称在原工作场所从事原工作岗位，但并未提交充足证据。相反，晨星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晨星公司是通过招聘会与龚惠英签订的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龚惠英的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化，存在错误。2.龚惠英主动参加晨星公司举办的招聘会，并承诺没有双重劳动关系，此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上述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不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另外，龚惠英也不能证明其在原工作岗位从事劳动，该条司法解释也不能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判令晨星公司承担龚惠英2014年11月1日之前与他人劳动关系期间对应的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错误。3.龚惠英应聘时承诺：无双重劳动关系，凡因上述承诺属虚假、隐瞒等原因而导致各类劳动纠纷或任何经济损失，均与晨星公司无关，均由龚惠英本人承担。因此，即使龚惠英因之前劳动关系引发劳动争议，相关责任也与晨星公司无关，应由龚惠英按该承诺自行承担。4.龚惠英在与晨星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的工资等一切待遇晨星公司均已结清。可知：（1）龚惠英知晓其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与晨星公司无关，故确定与晨星公司之间一切待遇已结清。（2）龚惠英确认晨星公司结清了一切待遇，其要求晨星公司承担其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劳动关系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并不成立。（3）即使龚惠英应当获得相应待遇，也因其上述承诺而予以放弃。综上，晨星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令晨星公司向龚惠英承担其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劳动关系期间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结清了所有待遇，不应额外再承担补偿责任。
龚惠英辩称，与龚惠英相同情况的其他劳动者，都可以证明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和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期间的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本案情形是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变更劳动合同相对人，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算。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对2011年10月20日至2014年11月期限间的经济补偿金3963元不应向龚惠英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审诉讼费用由龚惠英承担。
龚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向龚惠英退还押金300元；2.晨星公司向龚惠英支付经济补偿金9907.5元（7.5个月×1321元/月），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晨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30日，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与晨星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晨星公司根据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要求向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派遣劳务人员，为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提供劳务服务，期限从2014年5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
龚惠英于2008年3月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处，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为龚惠英缴纳了2008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0年12月7日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出《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调整市城管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有关事宜的批复》（武编[2010]37号），同意将市肥料运输站更名为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负责全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停车收费和协调服务，受市城管局委托，负责机动车道路临时停车设施设备的使用监管、维护和保养工作。2014年11月1日通过招聘会龚惠英与晨星公司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其中试用期为2个月，晨星公司安排龚惠英到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所属收费管理所从事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员工作，月基本工资为人民币1300元。同日，龚惠英在填写的《承诺书》中承诺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凡因上述承诺属虚假、隐瞒等原因而导致各类劳动纠纷或任何经济损失，均与晨星公司无关，均由龚惠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签订后，龚惠英仍从事收费员岗位。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晨星公司为龚惠英缴纳了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并按月向龚惠英发放了工资报酬。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未与龚惠英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也未支付经济补偿金。2015年9月24日，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物价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颁发《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鄂财综发[2015]39号），决定从2015年10月起取消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同年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向晨星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鄂财综发[2015]39号）有关事项的规定，从2015年10月1日起，取消和暂停征收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其中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属于湖北省取消、暂停征收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据此规定，我中心作为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的征收单位从2015年10月1日起不得对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继续收费，双方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由于上述政策性的变化，无法继续履行，该协议依法应提前解除，解除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贵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立即通知被派遣到我中心从事停车收费的劳务人员从2015年10月1日起停止上岗收费工作，不得继续收费。贵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应立即与被派遣到我中心从事停车收费的劳务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的手续，其中涉及有关经济补偿等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2015年12月3日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签订《解除劳动（劳务）关系协议书》，以订立劳动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决定于2015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晨星公司向龚惠英支付经济补偿金1321元并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1550元，双方确认龚惠英的月平均工资为1321元，龚惠英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的工资等一切待遇晨星公司均已结清。2016年1月18日龚惠英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7月18日该委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6）第4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应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龚惠英经济补偿金8586.5元，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对其中2011年10月20日至2014年11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3963元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龚惠英的其他仲裁请求。龚惠英及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均不服，分别向一审法院起诉。
再查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停车收费管理，机动车停车服务，停车场经营管理。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负责全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停车收费和协调服务，受市城管局委托，负责机动车道路临时停车设施、设备的使用、监管、维修和保养工作。审理中，龚惠英主张其于2008年3月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处，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向其收取了押金300元，龚惠英提供了由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该收据上写明收到龚惠英的押金200元，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08年3月。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6]6号）第五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请求用人单位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保证金、抵押物产生的争议，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等转移手续产生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龚惠英所提供押金收据原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及相关事实，综合认定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于2008年3月向本案当事人龚惠英收取了押金300元，现龚惠英要求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返还押金300元的请求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龚惠英主张其于2008年3月入职被告处，并提供了上述押金收据原件，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关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采纳龚惠英的主张，认定其入职被告处的时间为200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位；……（五）其他合理情形”。本案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根据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武编[2010]37号文件，被赋予了停车收费管理的工作职责，并与晨星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后，龚惠英的工作岗位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用人单位由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变更为晨星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晨星公司处的工作年限，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与龚惠英解除劳动关系时已支付龚惠英经济补偿金，应由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城市道路停车收费属于湖北省取消、暂停征收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晨星公司以订立劳动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龚惠英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晨星公司应当向龚惠英支付经济补偿金，即1321元×8个月=10568元，扣除晨星公司已支付的1321元，还应支付9247元，晨星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可向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追偿，故龚惠英要求晨星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9907.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由晨星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9247元。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违反劳务派遣规定，给龚惠英造成损害，应与晨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要求确认对经济补偿金3963元不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晨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龚惠英经济补偿金7265.5元，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承担连带责任；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龚惠英押金300元；三、驳回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龚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晨星公司共同负担（已由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垫付）。
二审期间，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提交一审法院另案作出的（2016）鄂0103民初2440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一审法院在同类案件中持不同观点。经质证，晨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证明目的无异议；龚惠英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证明目的。龚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其正好是该另案中劳动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该劳动者已提出上诉，故该民事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审核认为，该民事判决所审理的另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争议及本院评判如下：
一、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晨星公司的工作年限，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应否合并计算
在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设立并实际履行职责之前，相关部门授权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负责武汉市全市中心城区道路停车收费；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是负责全市中心城区机动车道路临时停车收费的事业单位，其开始履行职能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不再进行武汉市城区道路收费相关事宜，显然，两单位的业务具有完整的替代性、连续性。龚惠英先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担任道路收费员，后在武汉停车收费中心担任道路收费员，其工作目的、岗位职能相同，属于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龚惠英的用人单位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变更为晨星公司，是有关部门变更停车收费制度所形成，并非龚惠英本人原因形成；晨星公司经招聘形式与龚惠英签订劳动合同，不改变龚惠英在原工作场所从事原岗位工作的事实。晨星公司、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称龚惠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相同岗位工作，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基于并无证据证明龚惠英已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领取过经济补偿金的基本情况，根据《劳动争议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规定，在计算龚惠英应得经济补偿金时，将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和晨星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晨星公司、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认为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晨星公司工作年限不应当合并计算的理由不成立。
龚惠英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其既可在与原用人单位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向原用人单位提出经济补偿金主张，也可在与新用人单位晨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向新用人单位一并主张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称，龚惠英应向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不应向晨星公司提出该主张，且龚惠英的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规定，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了龚惠英在晨星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但未明示并排除龚惠英向晨星公司主张其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相关事宜，故龚惠英仍可就此向晨星公司提出主张。晨星公司可在向龚惠英支付该经济补偿金之后，再向武汉停车管理公司追索。晨星公司、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已约定经济补偿金事宜为由，上诉认为其不应支付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经济补偿金，该主张不成立。本案审理的是龚惠英“先后”在两个不同单位工作年限的合并计算问题，龚惠英应聘时针对双重劳动关系作出的承诺，指向“同时”存在的两个劳动关系问题，两者性质不同，也没有关联性。晨星公司以龚惠英的该项承诺为由，上诉称龚惠英应自行承担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之间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龚惠英一审中提交的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押金收据，该收据载明的收款时间与武汉停车管理公司为龚惠英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相近，一审法院依该证据，认定龚惠英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的时间，并无不当。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就龚惠英入职武汉停车管理公司时间提出的异议不成立。
二、武汉停车收费中心应否为晨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晨星公司向龚惠英支付的是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但未支付龚惠英在武汉停车管理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给龚惠英造成损害。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认为，晨星公司与龚惠英签订了劳动合同、按时支付了劳动报酬、为龚惠英缴纳了社会保险，还按约支付了龚惠英在晨星公司工作年限对应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未给龚惠英造成损害，其理由不成立。龚惠英从事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主营业务，且持续时间超过六个月，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这种用工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判令武汉停车收费中心为晨星公司向龚惠英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武汉停车收费中心认为其未给龚惠英造成损害，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晨星公司、武汉停车收费中心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武汉晨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机动车道路停车收费管理中心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义林
审判员 黎伟雄
审判员 裴 露
二○二○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寇襄宜
书记员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