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7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惠玲，女，1963年7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尹丽，北京市赢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杰，女，1967年12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丽丽，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
负责人吴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风昌，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贾惠玲因与任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1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惠玲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任杰是朋友关系。贾惠玲原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任杰通过贾惠玲于2011年10月30日投保两份“金裕人生”保险，投保人为任杰，缴费期为10年，每份保单年缴保费301676元，任杰于当日缴费603352元，两份保险合同生效。
2012年8月任杰以贾惠玲介绍保险条款与保险合同不符为由，到贾惠玲所在的保险公司投诉，并要求退保。贾惠玲本身并没有对任杰进行虚假宣传，贾惠玲为了避免因任杰的投诉失去工作，而出于朋友情义息事宁人，无奈之下在2012年8月29日与任杰达成赔偿任杰退保损失42万元的协议。并已经实际在2012年8月30日、9月15日分两次支付任杰30万元。剩余款项约定在2013年5月1日前付清。由于贾惠玲赔偿任杰损失的行为，已经给贾惠玲造成了经济困难，贾惠玲无力再给付任杰12万元。
2013年10月下旬，贾惠玲得知任杰并没有在协议签订后到平安保险公司退保。而且又在平安保险公司办理了交费方式变更，说明任杰并没有退保的意思。任杰已不再履行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协议。任杰在保险合同成立期间，用两张保单从平安保险公司贷款，获得了使用贷款的优惠，而且从平安公司分得了保险单带来的红利近万元。
2012年11月任杰向平安保险公司申请退保的真实理由是因为经济原因，说明任杰是无力交纳第二期保费。因为到了交费宽限期，任杰无法交纳第二期保费才不得已申请退保。并不是因为任杰投诉贾惠玲所说的理由。因为任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看到平安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保险合同上明确约定的保险条款且应对自己的签署的材料有正确认识。保险合同成立10个月后才投诉，说明其存在恶意。如果不认可这两份保险就不应该向保险公司申请贷款，不应分得保险红利。贾惠玲得知任杰退保的真实理由，认为2012年8月29日签订的协议、贾惠玲对保险合同的性质存在重大误解，而且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协议显失公平，因此贾惠玲向法院起诉，现请求判令：法院依法变更贾惠玲、任杰之间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协议书内容，变更为贾惠玲赔偿任杰损失5万元。
任杰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贾惠玲诉讼请求，请求驳回贾惠玲的诉讼请求。贾惠玲所陈述与事实不符。任杰在贾惠玲的推销下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两份保险，名称为金裕人生。贾惠玲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2011年10月3日任杰支付了两项保险金603352元。任杰通过咨询和别人讲解发现贾惠玲的介绍与两份保险真实情况严重不符，在投保文件中有大量非任杰签字，2012年8月，任杰到平安保险公司投诉部门投诉，后在平安保险公司投诉部门的组织下，贾惠玲积极与任杰协商，贾惠玲承认其自己介绍情况与保险事实不符，其个人主动愿意支付退保的损失42万元。平安保险公司与贾惠玲经过计算2012年8月29日双方签约之日任杰退保的具体损失42万元。2012年8月29日，贾惠玲、任杰签订了一份协议，贾惠玲承认两份保单与业务员陈述不符，同意赔偿我方42万元。贾惠玲、任杰约定任杰撤销投诉。贾惠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任杰前两笔赔偿款30万元，尚欠12万元未支付。因贾惠玲不支付第三笔款项，我方于2013年8月8日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贾惠玲提起诉讼。2013年11月1日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贾惠玲支付任杰119564.69元。后贾惠玲不服提出了上诉，现该案在三中院审理当中。我方认为本次诉讼是贾惠玲恶意不支付欠款，恶意拖延支付款项时间提起的。希望法院秉公办案。
原审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述称：2012年8月29日贾惠玲与任杰签署的协议书与保险公司无关，不代表保险公司的任何意思表示，保险公司不属于权利义务的相对方，没有签字盖章确认协议内容。我公司与贾惠玲是保险代理关系，保险代理人基于保险公司有限授权开展人身代理活动，保险公司从未授权包括贾惠玲在内的任何保险代理人支付在正常退保领取保单现金价值之外另行支付保险费与保险现金价值的差额部分。贾惠玲作为保险代理人的任何超越保险代理权限的承诺与我保险公司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贾惠玲作为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介绍任杰购买了两份平安保险公司的金裕人生保险，投保人为任杰，投保险种为金裕人生，基本保险金额为1060000元，交费年期为10年，期交保费301676元。任杰交纳了保费，之后保单生效。
2012年8月29日，任杰（投诉人）与贾惠玲（业务员）签署协议，约定：“后期经过咨询，与当时业务员介绍的情况不符，我于2012年8月23日到平安公司投诉，后期经过业务员贾惠玲主动与我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业务员贾惠玲自愿达成两份保险的差额共计42万元。贾惠玲于2012年8月29日先付给任杰18万元，后期于2012年9月5日前给付任杰12万元，剩余12万元于2013年五·一前给清，关于保单号P010600005700383和P010600005700390保单撤诉，以后不再追究。”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庭审中，贾惠玲称协议中确定的两份保险的差额共计42万元是贾惠玲与第三人的投诉科员工袁磊共同计算得出，任杰的上述两份保单实际退保的损失为419564.69元；任杰称该42万元是贾惠玲计算得出，任杰的上述两份保单实际退保的损失为419564.69元；第三人平安保险公司称对该42万元如何计算得出不知情。
另查，2012年8月30日、9月5日，贾惠玲分别向任杰给付18万元、12万元，剩余12万元至今未给付。
2012年10月29日，任杰就保单号为P010600005700390保险向平安保险公司申请退保，平安保险公司向任杰退保金88828元、红利2904.66元、扣除任杰偿还的贷款本金72990.6元、利息1217.84元，实退金额为17524.22元。2012年11月14日，任杰就保单号为P010600005700383保险向平安保险公司申请退保，平安保险公司向向任杰退保金88828元、红利3226.65元，扣除任杰偿还的贷款本金72990.6元、利息1385.82元、实退金额为17678.23元。
再查，任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贾惠玲、平安保险公司，要求贾惠玲、平安保险公司连带给付1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1621号判决书判决：贾惠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任杰支付119564.69元；驳回任杰其他诉讼请求。庭审中任杰提交贾惠玲的上诉状一份称贾惠玲不服（2013）朝民初字第31621号判决书已经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贾惠玲、平安保险公司对此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贾惠玲与任杰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贾惠玲自愿向任杰给付保费的差额，且已经履行了给付30万元的义务，表明贾惠玲认可此部分的损失。至任杰完成两份保单退保时，除贾惠玲已经给付任杰的保费差额30万元外，任杰尚有实际损失119564.69元。协议中两份保险保费的差额42万元的计算系由贾惠玲参与完成，且贾惠玲认可任杰的实际退保的损失为419564.69元，故贾惠玲主张双方签订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贾惠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签订的协议有正确认识，根据贾惠玲实际履行协议大部分义务的实际情况，贾惠玲主张违背其真实意思订立协议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现贾惠玲要求变更贾惠玲、任杰之间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协议书内容，变更为贾惠玲赔偿任杰损失5万元，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贾惠玲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贾惠玲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任杰退保的真实原因是经济原因，一审法院没有做出认定，而且原审认为我8月29日所签合同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依据。我是被投诉，在面临失业情形下才与任杰和解签订8月29日合同。后来得知任杰是因为无钱交纳续期保费才于2012年10月、11月退保的，8月29日的协议显失公平。一审根据我已履行协议大部分义务，判断我主张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协议的观点没有依据是逻辑推理错误。因我得知任杰退保的时间是在我履行大部分义务后，在2013年10月朝阳法院的庭审中得知，一审法院推理错误。
任杰同意原判。平安保险公司认为与自己无关，不发表意见。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贾惠玲申请本院调取任杰到中国保监会投诉的记录，本院未予准许。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任杰在向平安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时，在退保理由处选择经济原因项，其在二审庭审中称是因为贾惠玲不实陈述才想退保，但如果写成业务员虚假陈述就不是退保而是与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当时与平安保险公司投诉科的人谈的为了保住贾惠玲的工作才写的经济原因。
上述事实，有协议、（2013）朝民初字第31621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8月29日协议书是否是贾惠玲的真实意思表示。贾惠玲认为任杰本因经济原因需要退保，却谎称贾惠玲存在不实陈述行为，导致贾惠玲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与其订立协议书，其此项上诉理由难以成立：首先，贾惠玲是否存在不实陈述。协议书第一句话即交代协议书的订立背景，“后期经过咨询，与当时业务员介绍的情况不符，我于2012年8月23日到平安公司投诉，后期经过业务员贾惠玲主动与我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上述内容用语清晰，表述明确。贾惠玲作为保险代理人对其在推销保险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实陈述的情况应当明知，且对不实陈述的后果亦应清楚，其明知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自愿与任杰订立此协议书，应视为其认可自己存在不实陈述的行为。其次，关于任杰真实的退保原因，任杰在办理退保手续时填写的退保原因是经济原因。任杰称经济原因并非真实的退保原因，作此选择系另有原因，贾惠玲则称任杰填写的是真实原因。由于退保申请单系任杰单方填写，且无填写真实性之要求，任杰在选择退保原因时可以选择真实原因，亦可作其他选择，无论其选择何种原因，均不影响第三人退还保险金的数额，因此不排除任杰选择的退保原因非真实原因的可能性，不能仅依据退保申请单认定任杰退保的真实原因是经济原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贾惠玲主张任杰退保的真实原因是经济原因，需继续举证，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贾惠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贾惠玲认为任杰没有及时退保，且继续投诉，其主张针对的是任杰可能存在的违约行为，如果贾惠玲认为任杰存在违约行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贾惠玲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贾惠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丹
审判员 王 伟
审判员 付 辉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