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鄞民初字第2232号
原告：曾洪林，男，1976年3月8日出生，汉族，暂无固定职业，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代理人：宋姣龄，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海攀，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伟子，男，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暂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任伟雪，宁波市西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黄和林，男，197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暂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代理人：曾球，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林利，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法平，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暂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张朝惠，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洪林为与被告曹伟子、黄和林、朱法平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凯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洪林的委托代理人宋姣龄，被告曹伟子及其委托代理人任伟雪，黄和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曾球，朱法平的委托代理人张朝惠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被告申请追加王福林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经审查，涉案设备的运输包括卸货费用系由被告朱法平负责，王福林作为设备销售方并不负责涉案设备的运输，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故对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被告双方在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限内未能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洪林起诉称：原告于2015年10月31日与被告曹伟子、黄和林到古林镇西洋港工业区49号一楼厂房为被告朱法平因生产经营所需而购置的大型机器设备（冲床、剪板机等）进行搬运操作。中午12时左右，原告在对剪板机进行固定作业时，被告曹伟子及黄和林在无叉车驾驶证的情况下不当操作导致放置在叉车上的剪板机突然滑落，从而砸伤原告左、右脚。后原告被紧急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113医院进行救治。原告认为，三被告在事故中均具有明显过错，应当对原告因事故伤害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164804.07元、后续治疗费9000元、误工费51494.4元、护理费42785.19元、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残疾赔偿金353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4588.73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2850元。
被告曹伟子答辩称：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1.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明显存在过错，其本人应承担相应责任。从原告提供的笔录来看，原、被告作业时，因为设备没有横梁，需要手动收纳及链条进行捆绑。当时是被告黄和林与原告及货车司机在叉车上一起对设备进行捆绑。捆绑完成之后，黄和林及货车司机都已经跳下来，但原告没有跳下来，此时机器倒退，捆绑的链条突然断裂，导致原告受伤。原告多年从事铲车工作，应当明知其站在叉车上操作具有危险性，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2.本案链条断裂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设备供应商王福林也有过错，应当追加为被告；3.被告曹伟子、黄和林及原告与被告朱法平存在雇佣关系。虽然朱法平是打电话给黄和林搬运设备，但黄和林叉车太小，其又打电话给曹伟子，而路过的原告也参与进来帮忙，这在叉车行业中按行规认为是一起操作完成工作。由此，原告在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伤害，应当要由被告朱法平承担赔偿责任；4.雇佣叉车的费用1200元已经由黄和林收取，被告曹伟子并没有收到该费用，故曹伟子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5.被告曹伟子虽然没有操作证，但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原告不能因为被告没有从业许可就要求被告曹伟子承担责任；6.被告曹伟子在事故后向原告支付8万元，是出于人道主义，不能据此认定被告承认自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7.对原告的伤残等级鉴定及请求的各项费用有异议，认为过高。
被告黄和林答辩称：1.本案中原告、被告曹伟子及黄和林是为被告朱法平提供劳务，原告也认同该法律关系，因此原告、被告曹伟子及黄和林是提供劳务一方，而朱法平是接受劳务一方；2.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被告不存在共同故意和过失，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黄和林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一是作业时原告站在叉车上，二是曹伟子操作不当，三是因捆绑设备的链条断裂。原告自述有叉车证，且经营叉车多年，其应当明知作业时不能站在叉车上，而在叉车作业时，黄和林从叉车上下来时，还劝原告赶紧下来，但原告仍没有下来，自身具有重大过错。被告黄和林只是和原告一起在叉车上进行捆绑设备的固定作业，并没有驾驶叉车，黄和林无叉车操作证和固定作业操作没有关系，与原告的受伤不存在因果关系；4.黄和林虽然有向朱法平拿了1200元，但并非是叉车搬运费，而是原告受伤后曹伟子让黄和林去找朱法平要的医疗费。黄和林另外支付给原告1万元，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5.设备供应商王福林也有过错，应当追加为被告；6.根据叉车行业惯例，叉车驾驶员相互之间会介绍业务，俗称“帮忙”，即叉运时如搬不动或人手不够时，会让熟悉的同行“帮忙”，由货主将搬运费交给叉运成功的叉车驾驶员，然后由该叉车驾驶员分配搬运费给其他人；7.对原告的伤残等级鉴定及请求的各项费用有异议，认为过高。
被告朱法平答辩称：本案事故的发生与被告朱法平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朱法平与被告黄和林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搬运费1200元。至于黄和林雇佣谁都是由其自行决定，被告朱法平对于事故的发生并不知情，且原告与被告曹伟子、黄和林也不是雇佣关系，应当是合作关系。另，对原告的伤残等级鉴定及请求的各项费用有异议，认为过高。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及各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1.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的询问调查笔录四份，拟证明事发经过及原告受伤的事实。被告曹伟子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认为可以证实原告存在过错，原告与曹伟子、黄和林是共同受雇于朱法平。被告黄和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朱法平的部分陈述不是事实，搬运费1200元按照行业惯例应该是要支付给曹伟子，原告与曹伟子、黄和林系合作关系，共同受雇于朱法平。被告朱法平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根据笔录可以印证朱法平与黄和林系承揽关系，其不清楚黄和林无叉车操作证，不存在选任过失；
2.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病人费用清单一组，拟证明原告因本次事故受伤治疗支出医疗费的事实。被告曹伟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医疗费由法院核实，另出院小结与鉴定意见关于原告右下肢较左下肢缩短距离的记载相差了4CM。被告黄和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根据出院小结，原告已经治愈，不会产生后续医疗费。被告朱法平除同意黄和林的质证意见外，认为门诊医疗费票据应结合门诊病历确认，另原告受伤与其无关联；
3.处方笺及药房发票联一组，拟证明原告的医疗费用支出。被告曹伟子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都是在彩虹大药房买的药，而非是在医院治疗支出，不予认可。被告黄和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医疗费支出应当由诊疗机构出具。对该证据，被告朱法平认为应当要有医院的处方和门诊病历；
4.足托加增高的发票一份，拟证明原告的医疗费用支出。因原告右脚受伤短缺及神经萎缩需要使用器具进行恢复。三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意见中也没有提及辅助器具费；
5.护理费收款收据一份，拟证据原告住院期间实际支出的护理费用。被告曹伟子、黄和林对该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被告朱法平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并非发票，且170元/天价格偏高，认可150元/天；
6.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及鉴定费支出。三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系原告自行单方委托鉴定，不具有合法性，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且误工期限也只应计算至鉴定前一日；
7.户口本、村委会证明、出生证明、结婚证一组，拟证明原告的户籍家庭关系，原告兄弟姐妹共计3人，原告生育有1子女。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村委会证明的合法性由异议，认为涉及身份户籍信息的，应当要有派出所出具证明。被告黄和林、朱法平另认为，根据户口本显示，原告父亲系退伍转业，原告应当提供其没有收入来源的证据，原告儿子曾洋系农村户籍，对于原告母亲，原告也应当提交其没有收入来源的证明；
8.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父母没有收入来源。被告曹伟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父母虽然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但有无经济收入来源应当要有社保部门出具证明。被告黄和林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具有异议，认为原告父亲作为退伍转业人员，应当享有相关待遇，故应当要有相关部门出具证明。被告朱法平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父母虽已退休，但总是会有收入；
9.居住证两份，拟证明原告居住于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对该证据，三被告认为居住证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居住在城镇，及收入来源于城镇，居住证显示的工作单位或职业只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进行记载，不能作为原告实际工作单位的证明，且原告居住证显示的古林镇鹅颈村也系农村，故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费用；
10.原告父母领取养老保险金的证明两份，拟证明原告父母的养老金领取情况。三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以证实原告父母有生活收入来源，不需要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
被告曹伟子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提供了从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材料一组共计47页，拟证明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是被告朱法平雇佣被告黄和林，黄和林因为其叉车吨位不够无法叉运设备而打电话让曹伟子来“帮忙”叉运，在黄和林、曹伟子叉运设备时，原告开叉车路过也来“帮忙”，“帮忙”实际上是叉车行业惯例，原告与被告曹伟子、黄和林与被告朱法平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从事故的发生情况来看，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被告曹伟子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另事故发生时捆绑设备的链条断裂，设备供应商王福林也应作为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对该组证据，原告、被告黄和林、朱法平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是受被告曹伟子、黄和林，曹伟子、黄和林与朱法平存在承揽关系，曹伟子、黄和林均无叉车操作证，且操作不当，朱法平存在选任过失，三被告均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和林认为按照惯例搬运费是要进行分配的，原告、曹伟子、黄和林系合作合伙关系，共同为朱法平提供劳务，相应笔录可以印证原告、曹伟子及朱法平均存在过错，黄和林仅是业务介绍，也未操作叉车，没有过错；被告朱法平认为可以证实原告自身存在错过。
被告黄和林、朱法平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分析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及被告曹伟子提供的证据，系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古林派出所在事故发生后对各方当事人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调查询问笔录均是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即形成，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也基本可以相互印证，较能客观的反映当时的事发经过。从2015年11月5日曹伟子及黄和林的笔录看，其与黄和林、曾洪林都是从事叉车生意，平时都会相互“帮忙”并收取费用；从2015年11月9日朱法平的笔录看，其在联系黄和林叉运设备时并未询问过其叉车的上岗证等情况；从2015年11月9日朱法平和2015年11月17日王福林的笔录看，朱法平购买设备的运输包括卸货的费用均是由朱法平承担。原告证据2，系相应诊疗机构出具，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实原告受伤治疗及支出医疗费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证据3，原告从宁波彩虹大药房购买的药物，与诊疗机构开具给原告的处方笺能够相符，可以认定为原告因治疗所必须支出的医疗费用，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4，系正式发票，结合原告的伤势程度，本院对该辅助器具费予以认定，该费用原告请求在医疗费项目中。原告证据5，虽系收款收据而非正式发票，但被告曹伟子、黄和林予以认可，且根据原告的伤势程度，原告实际支出的该护理费标准并未明显过高，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6，虽三被告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经本院释明后均未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也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证据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原告证据9，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上述居住证显示的工作单位“开铲车”与原告实际所从事的工作能够相符，对原告关于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8、10，具有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父母现月领取养老金分别为1096元和1076元，本院综合考虑原告父母的年龄及养老金的领取情况，确定被抚养人生活费。
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本院结合证据认定如下：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门诊收费收据及住院收费收据，原告实际支出医疗费161118.3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药房发票，原告购买治疗所需药物支出1186.1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宁波康信假肢矫形中心出具的发票，原告支出足托加增高的辅助器具费2500元。上述合计164804.4元，具体以原告请求的金额164804.07元为限；
2.后续治疗费：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原告后续需拆除固定物，建议费用8000元至9000元左右，本院酌情确定为8000元；
3.误工费：原告因受伤致残存在持续误工，虽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建议其休养时间为8个月，但鉴定意见出具的日期为2016年4月8日，故本院结合鉴定意见确定误工期限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共计160天。原告主张其月平均收入7000元，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并按照宁波市2014度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金额为23560.8元；
4.护理费：鉴定机构根据原告的治疗情况及伤势，出具明确的鉴定意见，认为原告的护理时间为7个月。原告第一次住院30日实际支出护理费5100元，有收款收据予以证实，予以确定；第二次住院5天，未提供护理费支出凭证，本院按照宁波市2014年度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按一人护理原则计算为736.3元；对原告出院后的护理费，本院酌情按照60元/天的标准确定为10500元。以上合计16336.3元；
5.营养费：鉴定机构根据原告的治疗情况及伤势，出具明确的鉴定意见，建议营养期限为3个月，原告主张营养费1800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
6.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因伤住院治疗35天，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
7.残疾赔偿金：经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七级，虽原告系农村户口，但其经常居住地在宁波，平时从事叉车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原告要求按照宁波市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张残疾赔偿金为353240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
8.被扶养人生活费：经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原告属于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根据其伤残等级主张其已年满60周岁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原告父母均已年满60周岁，除按月领取养老金外无其他收入来源，原告主张其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法有据，本院综合考虑原告父母的城镇居民、抚养人及养老金领取情况，酌情按照宁波市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原告父母现领取养老金的差额确定原告父亲曾云成及母亲屈开凤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分别为23585.6元和27964.5元；原告儿子曾杨系农村户口，本院按照宁波市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确定为16228元。以上合计67778.1元；
9.交通费：虽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但原告因治疗必然支出交通费用，本院结合原告的治疗情况，酌情确定为200元;
10.精神抚慰金：原告因伤致残等级为七级伤残，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有据，本院综合考虑原告自身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为10000元；
11.鉴定费：原告因伤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用2850元，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损失共计649469.27元，其中被告曹伟子已支付原告80000元、被告黄和林、朱法平各已支付原告10000元。
综上，根据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31日上午，被告朱法平因生产经营需要从王福林处购买冲床、剪板机等机器设备，约定运输、卸货等费用由朱法平支付。同日，朱法平联系从事叉车生意的被告黄和林至其租赁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西洋港工业区49号厂房前搬运机器设备，约定搬运费用1200元。黄和林到场后发现设备太重，其叉车吨位不够无法叉运，遂又联系了同样从事叉车生意的曹伟子。后曹伟子驾驶其叉车过来搬运设备。期间，原告曾洪林驾驶其叉车路过，并参与搬运设备。原告、黄和林及货车驾驶员站在曹伟子的叉车上使用手拉葫芦链条对剪板机进行捆绑后，黄和林及货车驾驶员先后从叉车上下来，后曹伟子操作叉车时，因剪板机倾斜将尚站在叉车上的原告压伤。原告随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11月30日出院，住院计30天，期间原告支出护理费5100元。2016年2月15日至同年2月20日，原告再次住院治疗计5天。原告另有门诊治疗，曾根据医院出具的处方笺至宁波彩虹大药房购买药物，及在宁波康信假肢矫形中心配置足托加增高。期间，原告支出医疗费用含辅助器具费合计164804.07元。2016年4月8日，宁波诚和司法鉴定书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曾洪林因故致右胫腓骨远端骨折，右足完全分离，左胫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经手术治疗，目前右踝关节融合消失，右踝关节活动功能完全丧失，右足趾活动功能完全丧失，右下肢较左下肢缩短9cm，左踝关节活动功能部分受限，评定其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建议其伤后的休养时间8个月、护理时间为7个月、营养期限为3个月；建议拆除固定物，需要支出后续治疗费，建议费用8000-9000元左右；活动能力属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因鉴定支出费用2850元。另查明，原告父亲曾云成出生于1947年4月14日，母亲屈开凤出生于1949年9月11日，均系城镇居民，现月领取养老金分别为1096元和1076元，原告兄弟姐妹共计3人。原告于2003年2月18日生育有一子曾杨，系农村居民，在四川省犍为县生活学习。还查明，原告在宁波生活居住多年，之前为曹伟子驾驶叉车，后从曹伟子处购买叉车自己从事叉车生意。原告、曹伟子、黄和林驾驶的叉车属于场（内）专用机动车辆，系特种设备，应按国家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曹伟子、黄和林均未取得相应资格。事故发生前，朱法平未向黄和林询问其是否有相应资格。朱法平已向黄和林支付搬运费1200元。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为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本案中，被告朱法平与黄和林约定由黄和林操作叉车为朱法平搬运设备，由朱法平支付报酬，从双方的约定来看，黄和林需自行提供叉车，而叉车需要专业操作技术，黄和林从事的也是叉车生意，因此黄和林并非是为朱法平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形成的应为承揽合同关系。黄和林在承揽业务后发现其叉车吨位不够无法搬运大型设备后联系曹伟子，曹伟子操作其叉车参与该承揽工作，属于共同承揽。原告曾洪林虽曾受曹伟子雇佣为其操作叉车，但本案事故发生时，曾洪林已从曹伟子处购买叉车自行从事叉车生意，事发时曾洪林也是驾驶自己的叉车恰好路过并参与搬运设备，而根据曾洪林、曹伟子和黄和林的陈述，相互“帮忙”系叉车行业惯例，按惯例需要分配搬运费用，因此本案曾洪林既不属于义务帮忙，也并非受三被告雇佣提供劳务，其与曹伟子、黄和林系内部合伙关系，共同承揽了朱法平的设备搬运业务。由此，本院认定，曾洪林、曹伟子、黄和林与朱法平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
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过错及责任承担，本院认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朱法平作为定作人，在选任黄和林作为承揽人时，并未审查其是否具有操作叉车即特种设备操作资质，事实上黄和林并未取得相应操作资质，黄和林之后联系的曹伟子亦无操作资质，并最终致使原告在曹伟子操作叉车的过程中受伤，因此被告朱法平在本案中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曹伟子明知其无叉车操作资质仍承揽工作，并实际操作叉车，且操作叉车时原告尚站在叉车上，因此其对原告的受伤存在明显过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黄和林作为承揽人，在无相应叉车操作资质的情况仍承揽业务，且在发现其叉车无法搬运设备时又自行联系了同样无相应资质的曹伟子来共同完成承揽工作，同时在捆绑设备和曹伟子操作叉车过程中也未尽到提醒保障原告注意安全的义务，亦存在过错，也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曾洪林具有叉车操作资质，应当明知叉车属于特种设备，其在曹伟子无相应资质操作叉车的情形下仍参与作业，存在过失，同时其又有多年叉车操作经验，应当可以预见直接站在叉车上捆绑设备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完成对设备的捆绑后未及时离开叉车，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因此其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原告应对其除精神抚慰金外的损失639469.27元自负20%的责任。被告曹伟子应对原告639469.27元的损失承担35%的责任计223814.24元及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元，合计228314.24元。被告黄和林应对原告639469.27元的损失承担25%的责任计159867.32元及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合计162867.32元。被告朱法平应对原告639469.27元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计127893.85元及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合计130393.85元。原告要求三被告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被告曹伟子已支付的80000元，及被告黄和林、朱法平各已支付的10000元，应在赔偿款项中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曹伟子赔偿原告曾洪林经济损失228314.24元，扣除已支付的80000元后，尚应支付148314.24元；
二、被告黄和林赔偿原告曾洪林经济损失162867.32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后，尚应支付152867.32元；
三、被告朱法平赔偿原告曾洪林经济损失130393.85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后，尚应支付120393.85元；
上述一至三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原告曾洪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1520元，财产保全费1470元，合计12990元，由原告曾洪林负担5896元，由被告曹伟子负担2496元，被告黄和林负担2572元，被告朱法平负担20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凯
人民陪审员 杨海鹰
人民陪审员 陈荣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代书 记员 孙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