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全英。
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史西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方国伟。
委托代理人孙斌。
委托代理人王琦。
李全英诉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下简称余杭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余行初字第119号行政判决。李全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全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克海、史西宁，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孙斌、王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杭公安分局于2014年3月9日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全英于2014年3月7日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上访区域内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书面训诫。经查，李全英曾于2013年3月11日到北京市使馆区附近非上访区域内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又分别于2013年11月9日、2013年12月16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内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上述三次违法行为均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书面训诫。余杭公安分局认定李全英的行为属情节较重。因李全英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李全英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2014）第201403070332号训诫书一份。根据训诫书内容显示，李全英于当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予以训诫。2014年3月9日，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马峻峰向余杭公安分局下属的五常派出所报案，称李全英于2014年3月7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余杭公安分局审查后于当时受案，向李全英本人、严忠良、李全女及马峻峰调查询问，并依法向李全英履行了告知程序。当日，余杭公安分局向李全英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全英于2014年3月7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李全英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李全英不服提起诉讼。另查明，2013年3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出具（2013）第201303110376号训诫书一份。根据训诫书内容显示，李全英于当日在北京市使馆区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训诫。2013年11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2013）第201311090861号训诫书一份。根据训诫书内容显示，李全英于当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2013年12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2013）第201312161300号训诫书一份。根据训诫书内容显示，李全英于当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2014年2月8日，余杭公安分局下属的五常派出所向李全英作出余公（五）行罚决字（2014）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全英于2013年12月16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给予李全英警告的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是余杭公安分局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88号）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之规定，余杭公安分局作为李全英居住地的治安管理部门，在接到报案后，对案件进行受案、调查并处理，是其职责范围。本案中，李全英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的事实，有李全英的陈述、训诫书等证据相互印证。余杭公安分局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行政程序基本合法。因李全英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余杭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李全英作出拘留七天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李全英认为余杭公安分局对其处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办案程序违法，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李全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李全英负担。
上诉人李全英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认定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属枉法裁判。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的《训诫书》并不是对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认定，而是告诫上诉人不要去相关地点进行上访，是预防上诉人进行非访的告知性文件，被上诉人及原审法院当作是对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所谓的“扰乱”是指“使混乱，使慌乱”，上诉人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陷入混乱，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的人员陷入慌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证据错误。三、被上诉人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实体上和程序上存在诸多违法之处，原审法院没有进行认定，没有确认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明显属于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对传唤作出规定，上诉人在被行政处罚前从未见过《传唤证》，执法民警没有出示工作证件，更没有口头表示对上诉人进行传唤，更没有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上诉人，更不存在强制传唤的适用条件，所以被上诉人肆意传唤上诉人属于违法执法。其次，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作出拘留的处罚决定，必须要有扰乱了某种公共秩序，致使某公共场所陷入混乱、慌乱的事实存在，上诉人没有扰乱任何公共秩序，更没有使任何公共场所陷入混乱、慌乱，所以被上诉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诉人作出拘留的处罚决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再次，被上诉人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前没有告知上诉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更没有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剥夺了上诉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前的执法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举证的《行政处罚告知书》是伪造的，被上诉人称告知了上诉人陈述权和申辩权明显违背逻辑常识。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的申辩材料和被上诉人的复核材料。最后，被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后的送达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中不存在无法当场交付被处罚人的情形，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宣读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依法送达案涉处罚决定书，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综上，请求：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行初字第119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李全英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上访区域内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书面训诫。另，经查证，李全英曾多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使馆区等非上访区域内以上访的形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查获并被书面训诫。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履行了调查、传唤、告知等程序，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李全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客观存在，其行为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应予行政处罚。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证据确实，事实清楚，量罚得当，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是上诉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对本案所涉及行政案件具有管辖权。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实施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且情节较重。上诉人在6个月内曾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存在从重处罚的情形。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4）第9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受理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调查，作出处罚前向上诉人告知了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权，作出处罚决定后向上诉人送达了处罚决定书，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被诉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合法性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
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14年3月7日，故本案依法应适用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原审法院引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88号）存在错误，但鉴于原审法院引用的修订前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内容与修订后的条文内容一致，原审法院引用条文上的错误并未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影响，故本院对原审法院引用条文错误的问题予以指正。
综上，上诉人李全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李全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李 洵
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