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3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1，女，1955年6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3，女，1963年5月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4，男，1957年7月9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本士，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女，1963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焦志坚，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铁匠营100号。
负责人孙红军，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总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杨欣磊，男，1965年1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广贺，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2，男，1959年10月23日出生。
上诉人高×1、高×3、高×4因与被上诉人张×、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总公司（下称城改建公司），原审被告高×2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8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高×1、高×3、高×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们与高×2系亲兄妹，我们的母亲李×生前一直承租并居住于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并办理了公房租赁登记。1993年12月6日李×去世。李×去世后，×号房屋一直由高×2管理并交纳相关租赁费用。高×2与张×原系夫妻关系，2004年两人离婚，但离婚后两人未通知亲属且为了给子女营造良好家庭生活环境仍旧生活在一起。2013年9月，张×将高×2赶出家门，并告知×号房屋的承租人已被变更登记在张×名下。高×2闻讯后立即去城改建公司询问，城改建公司告知×号房屋已在1995年5月就变更到张×名下。高×2将该情况告知我们，我们听后很震惊，因为我们从未听说高×2与张×已离婚的情况，李×从来没有表示过将×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张×的意思，我们也从未同意将该房承租人变更登记在张×名下，城改建公司在做变更时，没有通知也没有得到我们和高×2的签字确认。×号房屋的租金及相关费用均是高×2缴纳。根据相关规定，张×不具备租赁×号房屋的资格，张×不是李×的直系亲属，其既没有同李×在同一户籍，也不是李×在×号房屋的共居人，更没有对李×尽到赡养义务，也没有缴纳×号房屋的房租，因此张×没有资格成为×号房屋的承租人。李×与城改建公司签有周转协议，周转协议中有安置条款。目前物业公司登记的承租人仍然是李×。当时的入住证与城改建公司提交的入住证格式不符。城改建公司在没有认真审核张×是否有权承租×号房屋的情况下，也没有通知我们和高×2，而将×号房屋的承租权变更为张×，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张×与城改建公司就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该份合同的起租日期为1995年5月1日）。
高×2辩称：我同意高×1、高×3、高×4的诉讼请求。
张×辩称：×号房屋是公租房，并不是父母留下的遗产，且高×1、高×3、高×4也不是租赁合同的一方，因此高×1、高×3、高×4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995年5月张×办理了×号房屋的承租手续，该房的承租人并非是从李×名下变更到张×名下，而是城改建公司直接与张×签订的租赁合同。2004年高×2与张×离婚时，双方协商住房一人一套，因此对于张×承租×号房屋的事实高×2是知情的。高×1、高×3、高×4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高×1、高×3、高×4的诉讼请求。
城改建公司辩称：1995年1月16日，我方就×号房屋开具了两张进住证，一张是开给李×的，一张是开给张×的。我方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号房屋是基于拆迁安置给李×的公有住房，因李×在安置时已经去世，故承租人登记在张×名下。现在我方档案显示×号房屋登记的承租人为张×，相关费用也是张×在缴纳。我们为张×办理的承租手续是合法合规的。对于高×1、高×3、高×4的诉讼请求，我方尊重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李×与北京市朝阳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签订的《搬迁周转协议书》，可以看出李×作为拆迁安置人，应被安置到位于朝阳区×园的一套一居室。在周转期间，李×死亡。1995年元月16日城改建公司出具进住证时，李×已经死亡，因此城改建公司不可能再就安置房屋与李×签订租赁合同。在此情况下，城改建公司给张×出具了进住证，并与张×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张×承租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作为出租人的城改建公司与承租人张×之间就×号房屋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及形式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且张×在承租×号房屋时，与高×2系夫妻关系，也系李×的家庭成员，其承租×号房屋也是符合当时客观情形的。高×1、高×3、高×4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判决：驳回高×1、高×3、高×4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高×1、高×3、高×4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城改建公司未依约为李×安置房屋，张×已随高×2进行了安置，张×与城改建公司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存在恶意串通，该合同应属无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张×、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总公司同意原判。高×2不同意原判，但未提起上诉。
经审理查明：高×1、高×3、高×4、高×2系兄弟姐妹关系，四人的母亲是李×。高×2与张×原系夫妻关系，2004年3月18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
1992年10月23日，李×作为乙方与甲方北京市朝阳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签订《搬迁周转协议书》，北京市朝阳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在×河×号地区进行建设，因搬迁安置楼房尚未建成，住房李×需临时周转。周转时间自搬家之日起计算共24个月，甲方在×河安排乙方一间周转房进行临时周转。甲方在朝阳区×园一次性安置乙方一居一套（搬迁上楼时人口如有增减，分配房屋不变）。乙方于1992年10月26日以前将全部房屋腾空后交甲方拆除。1992年10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办公室也分别与高×3、高×2签订《搬迁周转协议书》，在朝阳区×小区安置高×3一居一套，在朝阳区×小区安置高×2一居一套。李×因死亡于1993年12月6日注销户口。
1995年元月16日，城改建公司就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开具了两张进住证，一张户主姓名为李×，另一张户主姓名为张×。后城改建公司与张×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张×作为承租方承租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租期从1995年5月1日开始。
以上事实，有《搬迁周转协议书》、证明信、进住证、《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死亡后，城改建公司向张×出具进住证，并与张×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张×承租北京市朝阳区×里×楼×门×号房屋。张×在承租×号房屋时，与高×2系夫妻关系，也系李×的家庭成员，城改建公司与张×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高×1、高×3、高×4上诉主张张×与城改建公司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高×1、高×3、高×4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不具备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应属合法有效。高×1、高×3、高×4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1、高×3、高×4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1、高×3、高×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弘
审 判 员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仵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