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12民初4608号
原告王涛。
委托代理人方柳，上海市申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素云，湖北蔡正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陈磊，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泽群，公司员工。
原告王涛与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涛的委托代理人方柳，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泽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在保险范围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45,397.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30日，原告在被告处为鄂Ａ×××××7车辆购买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2016年8月28日，原告的车辆在欢乐大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四车受损。经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认定，原告车辆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此次交通事故的受损车辆共花费修理费45,397.6元，原告要求理赔，被告出具《拒赔通知书》，拒绝赔偿上述损失。
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和保险合同无异议。原告当时投保目的是家庭自用，但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正处于租赁期间，原告以每天300元的租金将车辆租给了武汉吉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改变了车辆的用途，加大了车辆的危险程度，且原告未将此情况通知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和合同约定，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原告诉称的车辆已经修理完毕，且修理方就是车辆的承租方武汉吉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其损失已经得到弥补，无权再行要求赔偿损失。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涛提交了以下证据：
1、居民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交强险保单及商业险保单复印件，证明原告投保事实；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交通事故造成四车受损，原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4、拒赔通知书，证明被告对此次交通事故拒绝赔偿；
5、修理费发票、结算单，证明因此次事故支出的修理费。
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车辆租赁合同影印件，证明原告将车辆租给武汉吉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改变了车辆用途，增加了车辆风险；
2、谈话笔录、维修协议影印件，证明原告的损失已得到弥补；
3、保险条款，证明本案不属于保险责任；
4、交强险保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证明被告对责任免除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根据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申请，本院对武汉友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车公司）、武汉吉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亨公司）及司机吴华伍进行了调查询问。友车公司员工李晶陈述：我是今年3月份任职友车公司负责人，以前的业务由前任负责人汪轲负责，汪轲说他不是经办人，而当时负责租赁汽车的经办人已经离职，具体情况不清楚，吴华伍是我公司员工，现已离职，我交接工作时，汪轲说过王涛的车出过交通事故，但跟我公司无关，如果有事让我找方柳律师。吉亨公司销售经理钟超陈述：友车公司与吉亨公司有合作关系，2016年8月16日的车辆租赁合同、取车验收单、2016年9月21日的车辆事故维修协议均属实，验车单可能是我公司代友车公司验车，维修协议乙方签字人是我公司客服中心员工。2016年8月20日左右，友车公司因为做一个大型公益活动需要AX7型车，所以友车公司员工吴华伍与我公司联系，让我公司与该型车的保有客户打电话联系，看有无客户在活动期间自愿出租车辆，王涛同意以其所有的鄂Ａ×××××车辆在活动期间出租，所以在2016年8月16日与友车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我公司只是见证。2016年8月17日，王涛将车交付给友车公司，友车公司自行将车拖走。后来王涛将车辆拖到我公司做维修，我公司才知道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吴华伍陈述：保险公司做的谈话笔录属实，当时友车公司组织活动，我是友车公司的司机，友车公司交给我鄂Ａ×××××车辆在活动中使用，在活动中我开车发生追尾，至于王涛的车为什么给友车公司使用，他们有没有签合同我不清楚。吴华伍在调查时出示了其身份证信息但拒绝签名，调查笔录已备注。
经质证，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对原告王涛提交的证据意见为：证据1、2、3、4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5有异议，修理金额过高，结算单的维修项目无法证明与本案相关，吉亨公司既是本案的利益相关方，又是租赁合同承租方，对其提供的发票不予认可，且只有一张发票是本案原告的，其他三张不是原告的，原告无权主张，原告提供的保单是复印件，且保单后面应附有保险条款。原告王涛对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意见为：证据1无原件，不予质证，原告未签过合同；证据2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谈话笔录与证据1相矛盾，笔录不是对原告做的，原告不予认可；维修协议无原件，不发表意见，原告也从未签署过维修协议；证据3是格式条款，原告从未看到过具体的条款；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当事人本人向代理人陈述没有签过。对本院的调查笔录，原告王涛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范围，不应由法院调查取证，程序违法；吉亨公司钟超的证言是传来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吉亨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无权证明该份合同是否属实；笔录中提到的陈春玲应由本人作证并提交维修协议原件；对钟超的身份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钟超系吉亨公司的员工；吴华伍本人没有在笔录上签字，也没有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友车公司笔录内容真实性无法判断，不能证明王涛和友车公司的租赁关系。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认为：对调查笔录均予以认可，法院依法调查取证的内容与被告提供证据的内容相印证，所以原告将车辆实际出租且事故造成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无权再主张车损。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王涛提交的证据1、2、3、4，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发票与维修明细相印证，与被告陈述的定损情况差价不大，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中，车辆租赁合同、维修协议系照片打印件，谈话笔录被询问人系车辆驾驶人吴华伍，证据源于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在保险勘查中获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车辆租赁合同、维修协议原件并不在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控制之下，原告王涛亦不认可，但该证据内容确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有重大影响，故不应因当事人不能提供原件而完全否定该证据，须依法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证据效力。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为此申请调查的事项与本案待证基本事实相关且内容涉及第三方，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本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在审理中，依法至友车公司及吉亨公司住所地，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被询问人身份情况在调查中已通过身份证件等予以核实。其中被询问人李晶系友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吉亨公司为原告王涛所述事故车辆进行了维修并提供发票，被询问人钟超系吉亨公司销售经理；被询问人吴华伍在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保险勘查中提交了其身份证并有拍照为证，在本院调查中亦提供了其身份证信息。被询问人向本院陈述的事实能够相互佐证，可以反映本案基本事实情况，也能够与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相印证，已形成基本证据链，相关证据证明力较高。原告王涛提出的异议并无反驳证据，其在庭审中陈述车辆驾驶人吴华伍系其朋友，无租赁事实，但与本院调查核实情况不符，且本院要求其通知吴华伍到庭陈述事实，如原告所述属实，吴华伍到庭陈述更应对其有利，但原告未能为之，有违常理；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对其提交的证据1、2及本院调查笔录均予以采信。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3、4，保险条款属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是保险责任的依据，保险条款中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加黑加粗的字体作出了提示，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载明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事项，有原告王涛签名并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原告王涛虽否认其签署，但在本院给予的期限内不申请对其签名及自书内容进行司法鉴定，应视为其自愿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故本院对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证据3、4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5月30日，原告王涛为其所有的牌号鄂Ａ×××××机动车向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保单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机动车损失险赔偿金额132,347.8元、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500,000元，保险期间均自2016年6月10日0时至2017年6月9日24时止。
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载明：第六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第九条、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载明：第二十五条、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以加黑加粗的字体作出标注。保险条款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说明书将免责条款内容、概念及原因进行了说明。原告王涛在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签名并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
2016年8月28日，驾驶人吴华伍驾驶牌号鄂Ａ×××××车辆行驶至武汉市欢乐大道时，与牌号鄂Ａ×××××车辆相撞，致鄂Ａ×××××车辆与牌号鄂Ａ×××××车辆相撞，鄂Ａ×××××车辆又与牌号鄂Ａ×××××车辆相撞，四车受损。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大队就此次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华伍驾驶鄂Ａ×××××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其他三方无责。
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接驾驶人报险进行了现场查勘并对事故车辆定损，鄂Ａ×××××车辆定损金额8,282.68元、鄂Ａ×××××车辆定损金额10,874.15元、鄂Ａ×××××车辆定损金额15,112.1元、鄂Ａ×××××车辆定损金额5,157.64元。
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在理赔调查中获知原告王涛签署的《健康快车（光明行）活动车辆租赁合同》及《车辆事故维修协议》等，并拍照留存。2016年9月19日，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吴华伍进行了询问，吴华伍陈述：我是找武汉吉亨4S店租的车，租车是公司组织的为期12天的自驾游，时间大概是2016年8月17日，一共是大概25台车，8月17日晚上从武汉吉亨4S店装车，用拖车从武汉拖到重庆君豪大饭店，我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事故发生时是由我驾驶的，途中有过换人开，因为行程比较长，车上就我一个人，我负责后勤。事故发生在2016年8月28日下午4时左右，在岱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出口外。当时因为路上车子比较多，撞了之后怕耽误活动行程就直接开走了，8月28日活动结束后大概29日上午9点左右去快赔中心处理的。车子是在4S店在客户手上拿的，我也不清楚，应该有租赁合同。车辆到武汉吉亨4S店后我直接交到前台。吴华伍在查勘谈话笔录签名捺印，并提供了其身份证件以拍照留证。
2016年10月10日，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向原告王涛作出《拒赔通知书》载明：您在2016年8月28日向我公司报案……经我公司审核，不属于我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不能予以赔付。拒赔理由……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由于被保险机动车在租赁期间，改变使用性质，我司对商业险部分不予赔偿。
原告王涛将涉案事故车辆在吉亨公司进行了维修，维修金额分别为鄂Ａ×××××车辆10,490.8元、鄂Ａ×××××车辆13,838.5元、鄂Ａ×××××车辆15,111.7元、鄂Ａ×××××车辆5,956.6元。吉亨公司分别出具了维修明细及发票。
另查明，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吴华伍时为友车公司员工。2016年8月16日，通过吉亨公司介绍，友车公司与原告王涛签订一份《健康快车（光明行）活动车辆租赁合同》，约定友车公司租赁鄂Ａ×××××车辆，租期自2016年8月7日至2016年8月29日，共计12天，租金300元/天，最终结算以实际使用天数为准等。原告王涛将车辆交付友车公司后，由吴华伍驾驶车辆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后将事故车辆拖至吉亨公司进行维修。2016年9月21日，吉亨公司与原告王涛签署一份《车辆事故维修协议》，内容为：因乙方租赁甲方车辆用健康快车光明行活动，在活动中发生追尾事故，导致甲方车辆需要维修，鉴于甲方为我公司优质客户，考虑到车辆维修带给客户的不便之处，双方协商如下：1、乙方负责维修甲方车辆，若出现维修不达标的情况，乙方负责返修；2、签署本协议起，乙方一次性支付3,000元给甲方作为维修补贴；3、乙方承诺赠送甲方车辆常规保养一次。协议乙方签名人陈春玲为吉亨公司员工。
审理中，双方坚持诉辩意见，不能调解。
本院认为，原告王涛与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免责条款在保险人对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后生效。本案中，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中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加黑加粗的字体作出了提示，投保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载明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事项，并有原告王涛签名及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原告王涛虽否认其本人签署但又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认定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已履行法律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保险合同的有效内容，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有拘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商业险保险条款中约定了因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不予赔偿。原告王涛在向保险人投保时，确认车辆用途是家庭自用，保险人亦按照此用途核定保险费。在保险期间内，原告王涛将被保险机动车出租给他人进行运营活动，因使用频率以及行驶路线、驾驶员技能等情况较之投保时明显复杂，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增加了被保险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此时原告王涛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决定是增加保险费还是解除合同。但原告王涛并未履行此项义务，由此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中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商业险范围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可以不予赔偿。但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原告王涛提交的吉亨公司维修明细及发票可以证明其对第三者车辆进行了维修及费用，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并无证据反驳，故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综上，被告长安保险武汉中心支公司的部分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王涛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在前述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涛给付保险金2,000元；
二、驳回原告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4元，由原告王涛负担884元，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负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振华
人民陪审员 陈福云
人民陪审员 周 洁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谢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