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29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九阳，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沐其、孙岗，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金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苏州路与长安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王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银娣，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江九阳因与被申请人江苏金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1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江九阳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金厦公司返还江九阳欠款4666741.28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从2009年5月31日计算至还清欠款之日止）。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2008年11月，殷兆平将其对金厦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江九阳，并且该债权转让已通知金厦公司，2009年5月，经金厦公司相关人员结算，确认金厦公司欠殷兆平4666741.28元，金厦公司亦认可该笔债权，并同意以其开发的金帝鑫城（原名为沃德嘉园）7套房屋抵充债务，并开具7张购房收据，金厦公司已事实上履行了还款义务。但由于金厦公司自身的原因，抵给江九阳的房屋无法办理房屋登记备案手续，故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仅凭金厦公司提供的，且与江九阳有利害关系的殷兆平签字的“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将江九阳享有的债权本金调整为76.209496（50.713+25.496496）万元错误。“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无其他证据印证，原审法院认定的债权数额明显依据不足。2、从程序上，殷兆平在账目核对表上签字，其应当出庭作证，殷兆平不出庭作证，其签字的核对表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另，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殷兆平进行调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且法院在调查殷兆平时，让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到场，不符合法院调查程序，影响证人独立作证，该谈话笔录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中的数字没有来源依据，且有些项目明显虚假，属伪造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江九阳在再审审查阶段提交的“江苏金厦置业有限公司（内部）2006年6月30日止收、支情况”，可证明“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系金厦公司伪造。核对表第1-3格共计620387元的款项应计在金厦公司收、支情况表“股东投入”一栏；核对表第8-15格计1003257元款项应为公司支出，但在金厦公司收、支情况表中没有体现，可见核对表内容虚假。2、从本案细节来看，“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形成过程不符合常理。2009年案外人殷兆平将其股份及债权先转让给江九阳，后又以同样的价格转让给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且殷兆平与王军都认可转让协议已履行，可见王军亦认可殷兆平的债权数额与殷兆平转让给江九阳的债权数额是相同的，而殷兆平在2009年转让股权、债权后，与金厦公司已无关联，金厦公司、王军、江九阳对殷兆平原债权亦无异议，但在江九阳2013年起诉后，金厦公司却突然提交了2013年形成的、有殷兆平签字确认的“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从时间上看，2009年的债权转让却在2013年才对账，不符合常理，而且该核对表明显减少了殷兆平对金厦公司的债权数额，应系王军与殷兆平恶意串通，为损害江九阳利益而伪造。三、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金厦公司出具4666741.28元收据及7张以房抵债收据等行为表明，江九阳受让的该债权不存在可以抵销的情形，或者是金厦公司放弃了抵销权。且，根据诚实信用、禁止反言原则及合同法八十三条的规定精神，主张抵销应当在双方结算时提出，在双方结算后均认可债权数额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可以抵销的情形也不能再主张抵销，如殷兆平确欠金厦公司款项，金厦公司可另行主张。原审适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支持金厦公司的抵销主张，违背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立法原意。2、江九阳虽然当时是公司副总经理，但受让公司股东殷兆平的债权，不属于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更不存在与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并不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金厦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殷兆平与江九阳的转让协议已解除，殷兆平在沭阳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江九阳未支付转让款故协议已解除，江九阳在沭阳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协议没有履行。二、即使债权转让的部分有效，江九阳可主张的债权也不应包括殷兆平的工资及殷兆平2007年8月之前对金厦公司的债权，且“殷兆平借入资金利息计算明细”中按照月息3.5%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三、即使债权转让有效，金厦公司作为债务人对债权人殷兆平享有的抗辩亦可对受让人江九阳主张，故殷兆平欠付金厦公司的款项应在本案中相互抵销，金厦公司的财务账册可以印证双方的结算。且江九阳在二审法官询问其在与殷兆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殷兆平有无告知其他在金厦公司欠有债务？江九阳回答：知道。该陈述亦可以印证金厦公司与殷兆平的结算属实。四、殷兆平与金厦公司的结算并未明显减少殷兆平对金厦公司的债权数额，结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金厦公司对殷兆平享有的债权，另一部分是殷兆平对金厦公司享有的债权2320387元，而江九阳据以主张权利的“殷兆平借入资金利息计算明细”中确认的殷兆平对金厦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是2046839.96元，可见“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结算并没有减少金厦公司的债务数额。并且，金厦公司在二审时曾提出原先结算时遗漏了殷兆平应投入的股本金82.1632万元，该部分亦应进行抵销，二审以金厦公司可另行主张为由驳回金厦公司该上诉请求不当，该问题理应一并处理。五、江九阳所谓的债权凭证是其利用全面掌控金厦公司、同时占有公章和财务章的便利所形成。2009年10月24日，沭阳公安机关及软件办在江九阳处搜出了加盖公司公章的A4纸、信笺、收据等，结合吕一艺、唐雷等人的笔录，可以看出所谓债权结算、以物抵债是江九阳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之行为，并非金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江九阳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是否系伪造；二、原审未采信江九阳提交的金厦公司出具的收据等证据，而以“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为依据认定本案债权数额是否妥当；三、原审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具体分述如下：一、关于“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是否系伪造的问题。江九阳在再审审查阶段提交“江苏金厦置业有限公司（内部）2006年6月30日止收、支情况”一份，拟证明“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数字来源不清，内容虚假，系伪造的证据。本院认为，首先，一审已核实“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确系殷兆平本人签字认可，故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其次，江九阳提交的上述金厦公司收、支表形成于2006年，但在此前的诉讼程序中江九阳却未提交，故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该证据亦不能达到江九阳所提的证明目的，“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第1-3格所列系殷兆平出借给金厦公司的款项，性质上不能等同于“股东投入”，且金厦公司收、支表亦未反映金厦公司向殷兆平个人借款的情况；而“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第8-15格所列系金厦公司出借给殷兆平的款项，非公司经营支出，在“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中亦明确殷兆平个人的借款与公司支出无关，故这些款项未出现在金厦公司的收、支情况表中，亦非不合理。通过比对两张表格，可知“江苏金厦置业有限公司（内部）2006年6月30日止收、支情况”表并未涉及殷兆平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往来，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能据此证明“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内容为虚假。至于江九阳所提“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形成过程不符合常理的问题。首先，江九阳主张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以相同的800万元价格受让殷兆平的股权及债权，可证明王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认可债权数额为4666741.28元。本院认为，殷兆平系将股权与债权一并作价800万元转让，未明确债权的具体数额，因此即便王军以800万元价格最终受让了殷兆平的股权与债权，亦无法说明王军认可殷兆平对金厦公司的债权即为4666741.28元。且根据殷兆平的陈述，其与王军完成转让协议后，为了王军与金厦公司结算，让金厦公司会计制作了涉案“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故王军理应认可的是该核对表上所载债权数额。其次，根据金厦公司财务人员向江九阳出具的“殷兆平借入资金利息计算明细”，江九阳所主张的4666741.28元的债权中本金是2046839.96元，且未包含2007年8月之前殷兆平出借给金厦公司的款项。而金厦公司提交的“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中却包含了2007年8月之前殷兆平出借给金厦公司的三笔款项共计620387元，结算确认的殷兆平对金厦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是2320387元。与江九阳所主张的债权本金相比，“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并未减少殷兆平对金厦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数额。且若殷兆平与金厦公司为损害江九阳利益而伪造该核对表，亦无需将2007年8月之前殷兆平享有的620387元的债权列入该表中。综上，江九阳所提“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内容虚假，系伪造的主张，依据不足，难以采信。二、关于原审未采信江九阳提交的金厦公司出具的收据等证据，而以“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为依据认定本案债权数额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江九阳于2008年9月至2009年10月底被金厦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并全面主持金厦公司工作，江九阳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而金厦公司出具的4666741.28元收据、以房抵债收据及以房抵款承诺书等证据，从时间上看，均形成于上述江九阳全面主持公司工作期间。且上述收据仅系债权凭证，对于收据所载数额如有相反证据可以反驳，应根据查明的事实如实结算。根据与4666741.28元收据同日形成、由金厦公司财务人员出具的“殷兆平借入资金利息计算明细”，可知江九阳主张的4666741.28元中还包含了王军受让殷兆平的5%股权所产生的股权转让款，并且按月利3.5%计算了高息，该笔本息显然不应计入金厦公司对殷兆平的债务中，且按月利3.5%计算利息亦缺乏明确依据。故上述计算明细以及收据并未能真实的反映殷兆平与金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且这次结算亦未得到殷兆平的认可。而金厦公司提交的“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则是殷兆平本人与金厦公司之间就双方债权债务往来的确认，该账目明细表有相应的金厦公司账目凭证相印证，并且一审已向殷兆平核实了上述核对表的形成过程，故原审采信“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所载债权债务情况，并无不当。至于江九阳主张殷兆平未出庭作证，“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就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该核对表系书证，并非证人证言，江九阳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江九阳还主张一审依职权对殷兆平进行调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关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规定。本院认为，一审对殷兆平所做的谈话笔录，并非是一审依职权调取新证据，而是为了审查核实“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表”的形成过程，故江九阳的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同理，江九阳认为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在场影响殷兆平独立作证，该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审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江九阳主张根据诚实信用、禁止反言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抵销应在双方结算时提出，在双方结算后均认可债权数额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可抵销的情形，金厦公司亦不能主张抵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该条文并未规定抵销权须在何时行使，而是强调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人享有的抵销权，亦可向债权受让人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互负债务，符合法定抵销条件或协商一致的，即可进行抵销。具体到本案中，金厦公司根据2013年与殷兆平账目明细核对结果，在原审主张对双方互负的到期金钱之债进行抵销，符合法律规定，亦无违反诚实信用、禁止反言原则之处，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江九阳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至于江九阳所提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引用公司法之规定，系为了否定金厦公司向江九阳出具的4666741.28元收据及以房抵债承诺书的效力。二审虽亦未采信上述证据，但二审是认为上述证据不能反映金厦公司与殷兆平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情况，亦未得到殷兆平本人的认可，故而未予采信。考虑到申请再审针对的是二审生效判决，而二审说理并无不当，故对江九阳所提该问题不再予以审查。综上，江九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九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虞政平审 判 员 周伦军审 判 员 汪 军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夏根辉书 记 员 杨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