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汉根。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石铁锋，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杭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贤平。
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蔡世雄，浙ＸＸ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顾汉根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3）绍诸牌民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1日、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汉根及其委托代理人石铁锋，被上诉人陈杭烽、陈贤平之委托代理人蔡世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16日，被告陈杭烽的中信银行卡（卡号62×××20）有30万元款项现金存入，同年1月19日，该卡转账到诸暨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分户30万元，同年1月21日，有30万元款项转入陈杭烽的该账户。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存入陈杭烽中信银行账户的30万元款项中的26.5万元是否系顾汉根所有，被告陈杭烽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现该院分析评判如下：一、2012年12月5日，证人陈宗仙在王家井镇司法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顾汉根将26.5万元钱点给陆红林，由陆红林交给陈贤平，钱点给陆红林的时候陈宗仙在场；2、其从黄惠康处拿来中信银行的发票，并交给顾汉根。二、证人杨国富于2012年12月6日在王家井司法所的询问笔录陈述：顾汉根把所带的26.5万元现金交给陆红林，由陆红林交给陈贤平打到其儿子的卡上，然后由陈贤平负责筹集交保证金不够部分的钱，补齐后到窗口交保证金；杨国富在2012年5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顾汉根给黄惠康26.5万元，去交劳务保证金的，后来由于交现金与打卡的矛盾没有交劳务保证金，黄惠康把这笔钱交给陈贤平，要他补齐钱后交劳务保证金；杨国富在2013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关于顾汉根26.5万元的说明存在疑问，原因陆红林没有把现金交给陈�平、陈杭烽，陆红林把钱交给黄惠康的；杨国富在出庭作证中陈述：顾汉根把钱交给陆红林，陆红林身上带了一只包，就把钱放进包里，因为当时不好存款，陆红林就把包给黄惠康，16日，陆红林仍然拿着这个包去交款。三、虞宝法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到，系其把26.5万元保证金交给项目部的陆红林，委托陆红林代其去交款，陆红林就把款交给了陈杭烽，让陈杭烽来统一办理。四、顾汉根在王家井镇司法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交纳保证金的方式必须统一，故商量决定用卡，陆红林将我的现金统一交给陈杭烽打到陈杭烽的卡上去办理，后来陈杭烽变卦没有去缴纳保证金。五、中信银行电汇凭证汇款人系陈杭烽，并由陈杭烽签字汇入。综上，该院认为：1、证人陈宗仙、杨国富、虞宝法及原告顾汉根之间就26.5万款项的交付过程及如何存入陈杭烽账户的陈述相互矛盾；2、�被告陈述，其30万元款项是黄惠康给被告的，但被告认可的前提为黄惠康的26.5万元系黄惠康向原告顾汉根所借的事实，并向该院提交了黄惠康向原告借款的借条一份以证明其主张，且被告提交的复印于王家井镇司法所的《报告》中亦有关于黄惠康向原告顾汉根借款26.5万元的内容。该院认为，仅凭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陈述黄惠康将26.5万元款项交付给被告的事实，并不能认定存入被告陈杭烽中信银行卡并汇入建管局账户的30万元款项中的26.5万元就是原告顾汉根所有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主张的顾汉根将26.5万元款项交给陆红林，再由陆红林交给黄惠康，然后黄惠康凑齐30万元后将款项交给被告方并存入陈杭烽账户的事实成立，则也只能说明存入被告账户的款项系黄惠康交给被告方，但黄惠康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原告顾汉根与黄惠康之间存在何种�律关系无法得知，原告若要证实黄惠康交给被告的30万元中的26.5万元系原告所有，则原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故该院对原告主张两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该院不能认定。该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并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故其应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顾汉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5元，减半收取2787.50元，由原告顾汉根负担。
上诉人顾汉根不服原判，�起上诉称：一、原审对存入陈杭烽中信银行卡并汇入建管局帐户的30万元款项中的26.50万元是上诉人所有的事实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陈宗仙、杨国富、虞宝发、上诉人之间就26.50万元款项的交付过程及如何存入陈杭烽帐户的陈述相互矛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认为上述陈述与事实基本一致，可以明确2012年1月14日，上诉人、黄惠康（项目总承包）、陆红林（项目经理）、陈宗仙（发包方代表）、杨国富、两被上诉人等人去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因劳务保证金不够、交款方式不统一，上诉人把钱交给陆红林代为缴纳劳务保证金，当时陆红林的身份为黄惠康叫来管理工程的项目经理，后黄惠康在26.50万元基础上，拿出3.5万元，凑成30万元劳务保证金。陈宗仙、杨国富的出庭证言、虞宝发的证明对当时上诉人把钱交给陆红林这一事实的陈述系一致。基于陆红林与黄惠康的雇佣关系，杨国富的笔录与出庭作证的内容并不矛盾。2012年1月16日，由陆红林、杨国富、陈杭烽、徐金官、虞宝发等人将30万元劳务保证金存入陈杭烽的中信银行帐户，有杨国富出庭证言、虞宝发及陆红林证明为证。上诉人提供的汇款凭证，结合陈宗仙的笔录及被上诉人陈述30万元款项系黄惠康交付的事实，该凭证本身就有收据性质，是作为上诉人交付26.50万元的凭证。二、原审认定上诉人与黄惠康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两被上诉人与黄惠康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无法得知，从而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与事实不符。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复印件及司法所报告，从而推断无法认定上诉人与黄惠康关系，与事实不符。两被上诉人与黄惠康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非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两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明确30万元款项系黄惠康给的，目的系交工程劳务保证�，且该款项实际也交付给建管局。30万元款项是否交付两上诉人及是否是黄惠康所有，系事实问题，并非存在所谓借款就可以否认30万元款项交付事实及交付目的。综上，两被上诉人取得30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返还劳务保证金26.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杭烽、陈贤平答辩称：上诉人就26.5万元是如何交付给黄惠康之事实，上诉人和证人在司法所和法院所作的陈述都是相互矛盾的。上诉人提出的汇款凭证问题，当时被上诉人把汇款凭证交给黄惠康，是因为被上诉人收到的是黄惠康的钱，所以才把汇款凭证交给黄惠康。原审法院并没有对司法所报告中涉及的26.5万元的事实作出认定。金钱作为特殊动产，原则上谁占有，谁所有。被上诉人从黄惠康处取得30万元，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认为这30万元就是黄惠康所有的。综上，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决都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上诉人顾汉根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陆红林、虞宝发出具的关于上诉人支付26.5万元劳务保证金及被上诉人陈贤平50万元借条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30万元中的26.5万元系顾汉根的劳务保证金及黄惠康虽然出具借条但实际没有收到款项的事实；证据2、黄惠康与楼伯飞的工程转让协议书及委托书复印件各1份，要求证明30万元款项的性质；证据3、（2013）绍诸民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工程无论是分包还是转包，缴纳劳务保证金是一致的，款项的性质以及所有权均为上诉人所有。
被上诉人陈贤平、陈杭烽质证认为：证据1中顾汉根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且恰恰可以说明顾汉根和黄惠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数额是26.5万�，关于陆红林情况说明，恰恰说明钱是交付黄惠康；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有本质区别。
被上诉人陈贤平、陈杭烽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4、与王家井镇司法所所长斯红光的对话视频光盘及书面对话稿各1份，要求证明上诉人顾汉根与黄惠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借贷款项是26.5万元，上诉人顾汉根持有借条原件。
上诉人顾汉根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具体形成时间，且反映的欠条是否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欠条一致也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核后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故依法均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陈贤平、陈杭烽在二审中还申请笔迹鉴定�要求对黄惠康出具给顾汉根的借条（复印件）内容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是否为顾汉根书写。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复印件，真实性本身无法确认，故不具备笔迹鉴定的前提条件，对其鉴定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顾汉根因欲分包黄惠康从浙江添超科技有限公司处承包的部分工程，2012年1月14日与黄惠康、陆红林、陈宗仙、杨国富、虞宝发、二被上诉人等人一起去相关部门交纳劳务保证金，后因交款方式需统一，当时商定以转帐方式交纳，上诉人将携带的26.5万元现金交由黄惠康之项目经理陆红林统一代办。2012年1月16日，被告陈杭烽的中信银行卡（卡号62×××20）有30万元款项现金存入，同年1月19日，该卡转账到诸暨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分户30万元，同年1月21日，有30万元款项转入陈杭烽的该账户。二被上诉人主张讼争30万�款项是黄惠康交被上诉人陈贤平让其代交保证金，后被上诉人陈贤平交给被上诉人陈杭烽汇出。
以上事实，由陈宗仙、杨国富在王家井镇司法所所作的询问笔录、杨国富在原审法院所作的证人谈话笔录、顾汉根在王家井镇警务站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在原审提交的诉状、诸暨市司法局王家井司法所于2012年11月19日出具的说明（上有杨国富、虞宝发、陆红林签名证明）、于2013年1月25日出具的调查报告、电汇凭证、中信银行绍兴诸暨支行交易明细清单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案外人陈宗仙、杨国富、虞宝发虽对陆红林收到26.5万元后的交付指向陈述不一，但对于2012年1月14日当天在场人一致合意以统一方式一并交纳保证金之陈述应属一致，故可认定上诉人交付给陆红林的26.50万元的用意是和其他人的款项一并凑齐用作保证金的交纳。因黄惠康当时从浙江添超科技有限公司处承包来工程欲分包给上诉人等人，而陆红林又是黄惠康的项目经理，且当天该二人又均在场知悉情况，故陆红林将上诉人交付的26.50万元交付给黄惠康，黄惠康牵头将上诉人的26.50万元与其他款项一起凑齐30万元交给被上诉人方统一汇出的可能性很大。上诉人还提供了陈宗仙交付的30万元电汇凭证，被上诉人虽提出异议，然被上诉人陈杭烽在王家井镇警务处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汇款当时确实填写了二张汇款存根联并均交给被上诉人陈贤平，那么既然黄惠康系让被上诉人陈贤平代交保证金，则被上诉人陈贤平将电汇凭证交给黄惠康也符合常理。而陈�仙在王家井镇司法所和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笔录中陈述到，其系黄惠康雇员，对于2012年1月14日当天情况参与并知情，其从黄惠康处拿来电汇凭证交给上诉人的理由是基于上诉人担心26.50万元款项无果，本院认为该陈述符合日常生活情理且较为客观可信，也体现了上诉人持有电汇凭证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故上述事实串联起来，也进一步印证黄惠康交付给被上诉人的3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对上诉人26.50万元款项的传递。而二被上诉人2012年1月14日当天也在场，对于众人合意以统一方式交款也是知悉的，其也承认30万系黄惠康交其代为缴纳保证金，且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黄惠康之间还有就其他工程交纳保证金的约定之情况，故综合上述分析，被上诉人陈贤平从黄惠康处接收30万元款项并由被上诉人陈杭烽通过自已的银行卡号汇出的行为，应当视为默认接受上诉人委托，对包含上诉人委托代交的26.50万元的保证金进行统一汇出的行为。如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事实，上诉人主张的从被上诉人陈杭烽帐户汇出又退回30万元款项中包含上诉人委托代交的26.50万元保证金之事实盖然性大，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事实依法予以采信。因包含上诉人委托汇出的26.50万元的保证金已退回至被上诉人陈杭烽帐户，且结合本案实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杭烽之间的一并交纳保证金之委托事项也无再次履行之必要和可能，故被上诉人陈杭烽依法应于30万元款项退回后将其中的26.50万元委托代交款返还给上诉人。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问题，结合本案实际，本院认为以从上诉人起诉之日（即2013年7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为妥。另，因本案实际接受委托进行汇款及事后占有退款的当事人均为被上诉人陈杭烽，且被上诉人陈杭烽亦是本案的终局责任人，故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陈贤平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3）绍诸牌民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陈杭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26.50万元给上诉人顾汉根，并支付该26.50万元款项自2013年7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顾汉根的原审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依法减半收取2787.50元，由陈杭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陈杭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 艳
代理审判员 徐燕飞
代理审判员 盛银明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