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终字第14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某。
委托代理人于某甲、张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甲。
委托代理人于某甲、张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乙。
上诉人陆某、黄某甲因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O15）任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某乙原系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吴泰闸支行的信贷员，与被告陆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5年结婚），黄某甲为其儿子。原告宋某的同学李某在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工作，与黄某乙系同事关系。2010年9月28日黄某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0年10月8日，原告以黄某乙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黄某乙偿还借款40万元和利息。2011年8月19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济刑初字第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黄某乙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605976.5元，由两被告人黄某乙、曾文省互负连带责任。黄某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10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鲁刑一终字第15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人黄某乙的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1）鲁刑一终字第157号刑事裁定书，2013年10月黄某乙被执行死刑。该刑事案件审理期间，黄某乙未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予以赔偿。（2011）济刑初字第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生效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未对民事赔偿申请强制执行。黄某乙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父亲黄某丙，母亲王某，妻子陆某，儿子黄某甲。本案原一审审理期间，经询问，黄某丙，王某表示放弃继承黄某乙的遗产。
原告主张，黄某乙名下有以下财产：
一、2007年元月6日购买的济宁市济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出售的位于阜桥辖区香港西路1号济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10号楼东一单元二楼东户住宅房产一套（建筑面积137.78平方米，车库39.44平方米），购买价格为316998元，该房屋登记在韩某名下（济宁市济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职工，出售单位为融资需要以韩某的名义办理按揭贷款），该房产一直由被告陆某和其儿子黄某甲居住；二、位于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南苑支行宿舍3单元1楼西户房产一套（面积80多平方米）；三、黄某乙享有的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的63000元股权（金某；四、黄某乙生前的住房公积金，截止2010年10月8日金额为51603.41元。上述财产未作价值评估。被告陆某对上述财产状况无异议，表示位于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南苑信支行的房产是黄海标单位集资分房，没有确权办理房产证，现由黄某乙父母居住，公积金和股金在黄某乙死后没有动过。这些财产属于其与黄某乙婚后取得的，系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宋某与黄某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40万元借贷关系。原告主张，其将40万元款先打入李某妻子于某乙在圣泰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个人账户中，再由于某乙的账户转入到黄某乙指定的史某在圣泰农村银行的个人存款折账户中。转账手续由李某办理的。转账的当天，由黄某乙在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太白支行打的借条。为此，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黄某乙于2010年5月29日向宋某出具的借条一份，内容：“今借宋某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本人于2010年6月29日付清借款人黄某乙身份证号3708021968050427322010年5月29日电话号码：139××××5367”借条由黄某乙签名捺印，证明黄某乙借原告款40万元，并约定期限一个月的事实；2、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太白支行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10年5月29日原告通过于某乙账户（62×××52）向黄某乙提供的史某的账户（908010852016200299054）转款40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3、银行卡（62×××52）历史交易明细，2010年5月28、29号原告先后存入于某乙账户35万元，证明40万资金的来源。4、史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主要说明证据2中史某的账户并非史某本人设立，有关资金往来其并不知情。史某在黄某乙生前工作单位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吴泰闸路支行有业务往来，该行保存有其本人及部分员工贷款资料，证明该账户是黄某乙指定的收款账户并且由黄某乙实际使用；5、本案二审期间，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李某陈述称2010年黄某乙找他借款40万元，李某没有，就联系了原告，开始说用现金交付，后来因为麻烦改为转账交付。原告宋某是水利局职工，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就没有用自己账户转钱。因为圣泰银行有规定，职工个人账户上不能有大额资金进出，如有，必须写个人说明，所以李某和宋某用李某对象于某乙的账户进行转款，黄某乙提供的是史某的账户；6、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东农村合作银行职员寇某的调查笔录一份，寇某称黄某乙借款时，寇某系山东农村合作银行吴泰闸支行的职员，上述史某的折子是黄某乙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并让寇某开立的，存折平时由黄某乙使用；7、证人于某乙出庭作证称，其在山东圣泰银行的银行卡是我对象李某用我的名字办理的，平时都是李某使用，据了解李某曾经通过我的银行卡转给黄某乙40万元，当时转款原因是黄某乙借钱。因为银行有规定，银行职工的银行账户不能有大额资金进出，所以用的我的银行卡。银行卡往来资金和手续都是李某办理的；8、《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员工熟知熟会内控制度手册》《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飞行检查要点》各一份，其中部分内容规定：“严禁通过内部人员账户过渡和周转信贷资金或办理归贷手续”、“坚持客户经理个人账户不得与客户及客户账户发生资金往来原则”，故证明作为圣泰银行的工作人员的黄某乙不能使用自己的账户进行大额资金往来。原告对自己在一审和二审中的付款过程陈述存在矛盾，解释称，提供给黄某乙的借款40万元实际是以转账方式交付的。因为在当初借款的时候，开始约定的确实是现金交付，后来为方便改为转账方式。因为圣泰合作银行的账户间转账方便，不收手续费，故通过于某乙的账户转到黄某乙提供的史某的账户中。于原告来说，取证确有一定困难，故一审中陈述为现金交付。经质证，二被告认为，证据1借条中黄某乙的签名看着比较像，但不能确定是黄某乙本人签名，书写的电话号码是黄某乙生前使用的号码。证据2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证据3交易明细不能证明款项是由原告存入的。证据4本案所涉的40万元借款如果存在，与史某个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明可信度不高。对于证据5，在原一审中，宋某说是用现金交付的，当时把钱提出来就给黄某乙了。原告的陈述和李某的陈述相互矛盾，二者的主张都不能成立。对于证据6，寇某陈述是印象中史某的存折是黄某乙使用，是一种猜疑，不能作为证据进行使用。寇某和李某是同事，有李某给其做工作的嫌疑，证言有可能不是寇某的本意。证据7证人于某乙没有参与借贷过程，其证言所以不能采信。于某乙账户上的钱没有证据证明是宋某存入的。转入史某账户上的钱，黄某乙并未占有使用，不能证明是黄某乙用的他的钱。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黄某乙使用了史某账户中的钱。
原审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双方争议的事实作如下分析认定：从本案所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原告与中间人李某是同学关系、李某和黄某乙是同事关系，存在介绍借贷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支付能力来看，原告提供的于某乙账户上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在2010年5月28、29日两日内，连续存入数笔现金，金额合计35万元，账户余款达到40万元，具有提供借贷资金40万元的可能性，与李某陈述“我没有钱，找到宋某借钱”的事实相吻合。账户所有人于某乙证明该40万元系原告宋某为提供借款存入其账户的，不存在款项的归属争议，与原告主张一致，符合筹备资金的一般逻辑和习惯。同行转账方便快捷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各方当事人对于某乙出借账户的陈述一致。从借贷金额的大小看，40万元不是较小金额，转账交付更符合交易安全的需要；原告陈述的从借贷介绍、筹款、交付方式、收款账户设立、借条出具等方面能够反映出交易细节，且前后关联一致。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陈述款项交付的过程虽然存在“现金交付”和“转账支付”两种说法，但其对该矛盾解释的理由有一定合理性，“开始准备现金交付”和在于某乙账户连续存入35万元现金的事实相印证。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从于某乙账户转入史某帐户40万元的事实，对该40万元由原告宋某提供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在原审上诉期间，二审法院对山东农村合作银行职员寇某所作的调查中，寇某称转入40万元的史某的折子是黄某乙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并让其开立的，存折由黄某乙使用。史某个人出具证明该账户并非其本人设立，其中的有关资金往来不知情。其称与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吴泰闸路支行有业务往来，该行保存有其本人贷款资料。同时，原告提供《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员工熟知熟会内控制度手册》、《山东省农村信用社飞行检查要点》等证据证明黄某乙所在单位有“严禁通过内部人员账户过渡和周转信贷资金或办理归贷手续”、“坚持客户经理个人账户不得与客户及客户账户发生资金往来原则”等规定，故黄某乙借用史某账户接受所借资金并调剂（贷款）使用。综上，几份证据前后关联、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并与原告陈述相一致，本院对史某的账户（908010852016200299054）是由黄某乙开设并使用的事实予以确认，该账户所转入的于某乙40万元应视为被黄某乙所接受。另外，黄某乙在2010年7、8月份因生意亏损，与曾某共同预谋杀害雅琦公司经理文某某，抢劫其承兑汇票，并准备了犯罪工具。2010年9月10日，二人抢劫了文某某面值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杀害了文某某。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黄某乙存在缺少资金和生意亏损的事实，能够印证原告关于黄某乙有明显的借款意图并丧失还款能力的主张。黄某乙因犯罪被刑事拘留后，对其会见法律有严格限制规定，被告以法院没有会见黄某乙为由，否认其借款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黄某乙出具的借条中的签名和捺印，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借条真实性予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借款提供时生效。原告提供的由黄某乙签名捺印的借条、于某乙银行卡账户（62×××52）交易明细、转款凭证、史某的账户（908010852016200299054）开立使用情况的证人证言和法院调查笔录等证据前后关联，并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力较大，本院予以采信，对黄某乙生前向原告宋某借款4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提供的借条中，对借款利息未作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黄某乙未能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自2010年6月30日起算）。黄某乙对原告所负有的该笔借款债务为其个人债务，应当以其个人财产偿还。黄某乙被判处死刑的同时，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同时判令其还对受害人亲属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财产刑及民事赔偿责任均还未执行。法律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原告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黄某乙的个人财产应当清偿其债务，不能由被继承人继承。黄海标名下所有或购买的位于阜桥辖区香港西路1号济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10号楼东一单元二楼东户住宅房产、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南苑信支行宿舍3单元1楼西户房产、在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的63000元股权及其生前的住房公积金，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财产系黄某乙婚前取得或归其个人所有，该财产应当为黄某乙与被告陆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该财产的一半属于黄某乙所有，并以该一半财产实际价值为限额清偿其债务，另一半归被告陆某所有。黄某乙所有的财产现由被告陆某、黄某甲实际占有或使用，陆某、黄某甲并具有法律上的处分权，故陆某、黄某甲应当以上述财产的一半或以相应的折价款偿还原告借款40万元及逾期利息。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陆某、黄某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阜桥辖区香港西路1号济海信息技术服务公司10号楼东一单元二楼东户住宅房产、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南苑信支行宿舍3单元1楼西户房产、黄海标在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的63000元股权及其生前留有的住房公积金等财产价值总额（以市场评估价为参照）二分之一限额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40万元，并支付原告自2010年6月30日至本判决生效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借款逾期利息（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年息5.7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由被告陆某、黄某甲负担。
陆某、黄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主要如下：一、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于2010年5月28、29日，先后存入于某乙（李某之妻）账户35万元。即使被上诉人宋某与李某系同学关系，也不可能打入于某乙账户35万元，算作是借给黄某乙40万元的款，不能因为于某乙账户上因被上诉人打入35万元，连上于某乙账户上的余款达到40万元，一审法院即认定具有提供资金的可能性，进而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这本身即是一审法院法官主观性的先入为主的判案方式，没有任何关联性的证据支持。况且，被上诉人也没有举出其打入于某乙账户款的证据。2、李某在原一审、二审均旁听了该案庭审的全过程，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证人。但二审法院却在2014年7月21日本案庭审完毕后，径直于2014年8月29日分别向所谓的证入李某、寇某做了调查，并制作了笔录，显然违反了举证原则。3、证人于某乙在重审庭审中陈述“据了解李某曾经通过我的银行卡转给黄某乙40万元”，显然不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该证言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重审认定“史某本人证明该账户非本人设立，账户中的资金往来不知情，并称其与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吴泰闸路支行存在业务往来”，但怎么能证明黄某乙使用该账户取出并使用该资金。退一步讲，即使黄某乙使用该资金，也只能证明黄某乙与史某有经济交往，也不能因黄某乙使用该资金，就认定与被上诉人之间存有借贷关系。即使认定黄某乙使用该账户内的资金，黄某乙取出该账户内的资金证据何在，取款的地点在哪一家银行，诸多疑点重审法院均未查清，就径直认定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的事实，显然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宋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的4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借款人黄某乙作为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其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其不应出具借条，其在借条中载明了还款的具体时间及身份证号码。已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12）刑三复67798641号刑事裁定亦认定，黄某乙因生意亏损而提议抢劫他人的承兑汇票后套现，可以认定黄某乙在出具涉案借条时急需钱款。因此，仅从黄某乙给宋某出具的借条，即应当认定黄某乙收到了借条载明的借款。另外，被上诉人宋某提供的在黄某乙出具借条同日，从于某乙的账户转入到史某在圣泰农村银行的帐户40万元，结合史某出具的证明及本院对黄某乙同事寇某的调查笔录，更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宋某将40万元出借给了黄某乙。综上所述，上诉人陆某、黄某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陆某、黄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壮男
审 判 员 张 杰
代理审判员 马 斌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楚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