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民二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炳兰，女，197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代理人：刘治铭，广东七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容志鹏，广东七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支行，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市。
负责人：陈文兴，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项家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行员工。
上诉人谭炳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高要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要市人民法院（2014）肇要法民二初字第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6月12日，谭炳兰在建行高要支行开办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账号：6227003160610014609。谭炳兰通过该卡多次定期定额申购和认购基金。基金买卖操作需输入本人的证件号码或用户名、登录密码以及附加码，才能进行基金交易。谭炳兰于2010年11月5日购入5万元证券代码为63008的华商策略精选、2010年11月25日购入3万元证券代码63002的华商盛世两只基金。2014年5月9日，上述两只基金被赎回确认。银行与基金公司之间为代理关系。
谭炳兰的卡号6227003160610014609龙卡储蓄卡于2014年1月21日，证券系统红利发放存款998.45元。2014年5月9日，证券系统赎回确认存款24266.26元。2014年5月9日，证券系统赎回确认存款44861.66元。该龙卡储蓄卡内的存款于2013年9月30日在洛阳被网络ATM取款400元。2013年11月11日、2014年1月25日通过华银支付、广州市拉卡拉网点被消费取款100元。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17日在长丰支行、安徽淮南、合肥等地被多次ATM转账、ATM取款、网络ATM取款68700元，上述通过ATM转账、ATM取款、网络ATM取款、消费等方式取款和支付手续费等金额合计70512元。谭炳兰认为上述行为均不是其本人行为，其储蓄卡内的存款被他人通过ATM转账、ATM取款、消费、网络ATM取款等形式被他人盗取，遂于2014年8月25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建行高要支行赔偿谭炳兰存款损失1417元，基金损失8万元，共81417元；2、建行高要支行赔偿谭炳兰利息，存款利息损失从2014年1月25日起计算，基金利息损失从2014年5月9日起计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建行高要支行承担。
诉讼中，谭炳兰提供了高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谭炳兰在2014年5月份在高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正常上班没有休假。
原审法院认为：对建行高要支行要求追加基金公司为共同被告的问题，谭炳兰向建行高要支行申领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建行高要支行向谭炳兰发放了龙卡储蓄卡，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所涉款项是基金确认赎回后的银行存款通过ATM转账、ATM取款、消费、网络ATM取款等形式被取款，谭炳兰基于储蓄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该合同关系成立于本案双方当事人间，并无其他合同当事人，故本案审理结果对其他当事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亦不存在追加当事人的事实基础。建行高要支行要求追加基金公司为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谭炳兰与建行高要支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谭炳兰提交了银行卡，已举证证明其与建行高要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亦已证明自己的存款数目以及银行卡没有丢失，且2014年5月份在高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正常上班没有休假，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建行高要支行应当对其已经向谭炳兰履行了支付款项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即建行高要支行应当提供银行卡账户资金被提取或消费时向银行出具了真实的银行卡及正确密码的证据，但建行高要支行未有证据证明涉案银行卡账户资金被提取时向银行出具了真实的银行卡。谭炳兰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款项在异地被取款时，谭炳兰在高要市正常上班，而建行高要支行未能就谭炳兰使用或者指使他人使用涉案银行卡通过ATM转账、ATM取款、网络ATM取款、消费等方式取款和支付手续费等金额合计70512元的事实进行举证，建行高要支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该院认定谭炳兰的上述款项被他人使用伪卡支取。
同时，谭炳兰作为密码的保管人负有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在未有证据证明建行高要支行对涉案银行卡密码泄露或被破译有过错的情况下，谭炳兰龙卡储蓄卡中的存款被他人支取，谭炳兰应承担密码泄露的责任。
对谭炳兰主张要求建行高要支行赔偿存款损失1417元、基金损失8万元，共81417元损失的请求，该院经核实谭炳兰龙卡储蓄卡内损失金额为70512元。谭炳兰作为密码的保管人负有妥善保管密码的义务，其未尽到保管密码的义务，导致被他人凭密码支取龙卡储蓄卡内的存款，因密码保管或使用不当而导致的损失应由谭炳兰承担。但是，建行高要支行强调持卡人必须凭卡、卡号和密码一致方可进行使用的抗辩意见，却忽略了真实有效的银行卡是银行合法付款时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最基础的环节。银行是卡的发行者，对卡的识别义务在于银行，银联ATM机或POS机是银行提供给储户存取款、转帐的工具，银行理应对它的安全性能进行维护，且负有保护储户存取款安全的义务。银联ATM机或POS机未能正确识别出建行龙卡而错误付款不构成“正当兑付”，其过错是明显的。尽管不可否认，现代科技的发展给银行的金融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但银行作为经营者，就应当通过技术投资和硬件改造加强风险防范，确保储户存款的安全。对于这种安全漏洞及技术风险银行应承担责任。建行高要支行是谭炳兰持有卡号为6227003160610014609龙卡储蓄卡的开户行，是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且处于存款合同关系中相对较强的地位，在其不能证明谭炳兰对储蓄卡中存款被冒领负有完全过错时，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综合考量银行和储户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该院酌定谭炳兰未尽到保管密码的义务，亦应对损失自行承担70%即49358.4元（70512×70%=49358.4元）的责任，建行高要支行应对损失承担30%即21153.6元（70512×30%=21153.6元）的责任。
对于谭炳兰诉请建行高要支行赔偿其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利息应以21153.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建行高要支行支付上述款项止。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建行高要支行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21153.6元给谭炳兰；二、建行高要支行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利息（以21153.6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上述款项止）给谭炳兰。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918元，由谭炳兰负担589元，建行高要支行负担329元。
宣判后，上诉人谭炳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谭炳兰的损失金额为70512元，属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审诉讼期间，谭炳兰已举证证明从2013年9月30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其银行存款被他人异地盗取共1417元。谭炳兰的银行卡却被他人于2014年5月9日在网上将其购买的8万元基金盗卖，由于银行卡一直由谭炳兰保管，从未丢失。原审法院认定谭炳兰账户内的存款是被他人使用伪卡支取的事实，谭炳兰并无异议。建行高要支行作为银行卡的发卡者，未能提高应有的技术手段，确保银行卡磁条信息不被非法盗取、复制，导致谭炳兰的银行卡磁条信息被他人复制、伪造，他人因此非法获取谭炳兰的银行账户信息从而实施上述盗取行为。因此，建行高要支行应该对谭炳兰的银行存款及基金被盗卖负全部责任，赔偿谭炳兰因此造成的损失为存款损失1417元、基金损失8万元，共81417元。二、谭炳兰在得知银行卡被盗刷后马上检查了自己的银行卡，发现银行卡并没有丢失，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报警回执为05231630，并如实详细地反映了银行卡存款被盗的情况。由此可见，谭炳兰在发现银行卡交易异常后已及时报警，并有效地阻止了损失进一步扩大。谭炳兰自开设涉案银行卡及使用密码后，一直由自己谨慎保管和使用，从未授权或出借给他人使用。由于该银行卡是用于办理基金业务，除了在银行ATM取款之外，该银行卡鲜少在商场、饭店、POS机使用。谭炳兰对涉案银行卡已尽到了谨慎保管和使用注意义务，其对存款的损失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谭炳兰承担70%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且对谭炳兰实属不公平。三、建行高要支行没有尽到保障银行卡技术安全的义务及保障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义务，已明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谭炳兰存款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谭炳兰与建行高要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建行高要支行不仅应该采取相应技术手段防止银行卡磁条信息被盗取复制，进而保障银行卡的技术安全，还应保证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这是银行负有的法定和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在本案中，建行高要支行发行的银行卡竟然能够被人伪造，而且建行的银行系统也未能识别伪卡，致使他人持伪造的银行卡自由盗取谭炳兰账户内的资金，这充分说明了建行高要支行在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措施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如果银行采取相应技术手段使得银行卡磁条信息不能被复制，那就不会有伪造卡的产生；如果建行的银行系统能够识别伪造卡，在伪造卡一进入银行系统即拒绝访问，即使不非分子制造了伪造卡且通过不法手段获取了密码，也不可能将存款取走。因此，建行高要支行作为银行卡的发行者，未能保障银行卡的安全性能，对伪造卡交易也未能有效识别，最终造成谭炳兰的存款损失，建行高要支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其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谭炳兰的全部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建行高要支行向谭炳兰赔偿81417元；2、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建行高要支行赔偿谭炳兰利息，存款利息损失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基金利息损失从2014年5月9日起计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建行高要支行付清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行高要支行承担。
被上诉人建行高要支行辩称：建行高要支行在本案中并无过错，谭炳兰没有证据证明建行高要支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谭炳兰基金被盗卖应追究基金公司的责任，谭炳兰对储蓄卡未尽妥善保管私人密码的责任。因此，本案应由谭炳兰自行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谭炳兰的诉讼请求，并由谭炳兰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建行高要支行是经高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其经营范围：……允许代理的各类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的代理业务。谭炳兰的丈夫叶永文于2014年5月21日持账号为6227003160610014609银联储蓄卡在建行高要支行办理了基金的回赎业务。
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本案案由定性正确，应予确认。建行高要支行是经工商部门登记，其经营范围有允许代理的各类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的代理业务。
本案中，谭炳兰于2007年6月12日在建行高要支行办理了一张账号为6227003160610014609的银联储蓄卡，同时设置了密码。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谭炳兰损失金额是多少；二、谭炳兰与建行高要支行应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关于谭炳兰损失金额是多少的问题。诉讼中，建行高要支行提交了《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显示账号为6227003160610014609的交易情况，该储蓄卡内存款2013年9月30日在洛阳被网络ATM取款400元，2013年11月11日、2014年1月25日通过华银支付、广州市拉卡拉网点被消费取款100元，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17日在长丰支行、安徽淮南、合肥等地被多次ATM转账、ATM取款、网络ATM取款68700元，以上通过ATM转账、ATM取款、网络ATM取款、消费等方式取款和支付手续费等金额合计70512元。谭炳兰上诉主张其存款损失1417元、基金损失8万元，合计81417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谭炳兰与建行高要支行应如何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的问题。诉讼中，建行高要支行举证证实谭炳兰的丈夫叶永文在2014年5月21日持账号6227003160610014609银联储蓄卡办理基金回赎。显然谭炳兰所说涉案储蓄卡并无脱离本人监管或委托他人办理有关业务的事实是不成立的。使用储蓄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持有储蓄卡，二是掌握储蓄卡的密码，三是本人身份证。而作为储户的谭炳兰，应知道储蓄卡设置密码的重要性，即银行卡密码通常具有私密性、唯一性，除了持卡人本人外，其他人无从知道。但谭炳兰在使用储蓄卡期间存在允许他人使用密码和银行卡、未采取合理措施保护密码安全等行为，故谭炳兰应对其损失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谭炳兰自负70％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谭炳兰上诉认为涉案储蓄卡被他人盗取资金的责任在于建行高要支行，应由建行高要支行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谭炳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35元，由上诉人谭炳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强
审 判 员 徐俭玲
代理审判员 梁达明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