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抗字第19号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龙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丁见。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辉。一审第三人：吴龙林。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仁甫，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达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丁见、一审第三人吴龙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赣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民监〔2014〕5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5）民抗字第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周永刚、孙家瑞出庭。申诉人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强、被申诉人丁见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新春、一审第三人吴龙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仁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赣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判决显失公平。主要理由如下：一、终审判决认定“吴龙林是林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未超出权限范围就应认定为代表林达公司，或者说有权代表林达公司。因林达公司至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吴龙林收到款项及出具收条行为超出其权限范围或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吴龙林的行为应认定为林达公司意思表示”，系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吴龙林收款及向丁见出具收条的行为对林达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首先，吴龙林收款及出具收条的行为非职务行为，即非企业经营行为。从形式上看，吴龙林向丁见出具收条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收条并非以林达公司名义出具，也没有加盖林达公司的公章；从履行情况看，丁见将现金300万元直接汇入吴龙林个人账户，并未用于林达公司营运，林达公司也从未对吴龙林收款及出具收条的行为进行追认。退一步讲，即使林达公司认可吴龙林的行为有效，但并没有实际履行，在林达公司未收到投资款的情况下，判令丁见享有林达公司权属地块的相应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吴龙林收款及出具收条的行为超出其权限范围，也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1、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中，吴龙林出具的收条内容将林达公司投资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中的三宗地块的份额进行了处分，这涉及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重大变化，需要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但本案中吴龙林对土地权益份额的处分并未召开股东会，其他股东也未在相关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故吴龙林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对林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2、吴龙林系林达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董事的职权由公司章程规定。《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执行董事是代表股东利益，是执行公司业务的常设机构，并行使下列职权：1、召集股东会议，向股东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议决定、制定公司经营计划、审定公司年度预决算、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和公司定员定额，提出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计划。2、批准公司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可见，吴龙林出具收条处分林达公司项目土地权益的行为已超出其权限范围，且丁见应当知道争议地块属林达公司，而非吴龙林个人所有，对项目土地权益的处分需得到林达公司的授权，而丁见并未举证证明吴龙林对土地权益的处分行为得到了林达公司的授权。二、终审判决在认定“2007年1月14日林达公司已支付购本案诉争土地款3000万元，林达公司确认收到丁见600万元，占诉争地块的20％份额”的情况下，又认定“原审法院依据丁见该300万元（实际投资）占地块总价（5563.40万元）的比例来重新确定双方的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而“确认丁见享有江西林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拥有的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中10％的份额。”此认定不仅前后矛盾，且与客观事实相悖，严重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判决显失公平。退一步讲，即使林达公司认可丁见的投资行为，其在争议地块中的份额也应当按其投资额占总额的比例确定。首先，本案三宗地块林达公司应支付的土地出让款、土地交易服务费及契税总计5563.40万元，丁见实际投资仅300万元，但终审判决认定丁见拥有案涉三块土地10％的份额，该认定与案涉土地出让金总额相矛盾，也与本案事实不符。虽然2007年1月14日吴龙林向丁见出具了一张收条，收条载明丁见投资600万元，占案涉地总股份的20％，但是截止2007年1月14日，林达公司实际交纳土地出让款为3000万元。在此基础上，吴龙林向丁见出具收条，承诺在丁见出资600万元的情况下，占股份20％。原审庭审过程中，丁见的代理人曹新春解释为什么丁见要诉请其占案涉土地20％股份的问题时称：“为什么说600万元占20％，因为土地出让金是3000万元，600万元刚好是20％。”可见，丁见占股份的多少是根据当时实际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来确定比例的，即是说，丁见对投资600万元占当时已交纳土地出让金3000万元的20%份额是明知的。实践中，土地出让金一般是分期交付的，在后期继续交纳剩下土地出让金时，各投资人应按确定比例出资，但丁见至始至终仅投资300万元（原约定丁见投资600万元，后实际投资300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终审判决判令丁见以300万元投资款享有涉案总地价5563.40万元的10％的份额，导致其投资与案涉土地出让总价不对价。其次，终审判决认定丁见拥有案涉土地10％的份额，显失公平，也损害了林达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在2007年8月20日之前，林达公司已将案涉土地出让款及契税、土地交易服务费等共计5563.40万元全部缴清。吴龙林虽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丁见达成任何协议，其内容也不得侵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本案中，根据终审判决的认定，丁见仅投资300万元，即拥有土地总投资额为5563.40万元的涉案地块10％的股份，按此比例计算，林达公司享有90％份额只需投资2700万元，显然这样的份额确定，客观上对于投资金额已达5263.4万元的林达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是一种严重侵害，该判决明显违反《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确立的公平及等价有偿原则。故终审判决对原审法院依据丁见300万元投资款占争议地块投资总额的比例确认丁见享有争议地块5.39％的份额予以改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林达公司、吴龙林均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丁见辩称，1、吴龙林出具收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审将本案定性为合伙纠纷正确；2、土地使用权份额转让的行为属于民商事行为，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2010年11月7日，丁见以林达公司为被告、吴龙林为第三人，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其对林达公司项下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号地块的开发项目拥有20％的份额（2011年4月15日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其在林达公司拥有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号地块20％的份额）；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林达公司承担。2011年6月17日，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宜中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该院一审查明：2006年12月27日，林达公司通过参与丰城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竞拍获得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三宗地块林达公司应支付的土地出让款、土地交易服务费及契税总计5563.40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款5335万元、土地交易服务费15万元、契税213.40万元）。同年12月31日，林达公司交纳土地出让款3000万元，2007年3月9日，林达公司交纳土地交易服务费15万元，2007年8月20日，林达公司缴清了剩余土地出让款2335万元，2009年9月16日，林达公司交纳完三宗地块契税213.40万元。2007年1月14日，丁见与吴龙林（系林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商议，吴龙林同意丁见投资600万元获得林达公司名下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相应股份。由于2007年1月14日之前，林达公司已交纳土地出让款3000万元，故吴龙林向丁见出具了一张收条，内容为：“收到丁见投资在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股份款陆佰万元整，占总股份的20％。”由于丁见上述600万元投资款中有300万元系向吴龙林个人借款，故丁见向吴龙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林达公司吴龙林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在2007年3月1日前归还，按每月叁分利息计算，如未归还，退回叁佰万元股份。”该借条落款时间倒签为2006年12月27日。另300万元，丁见将现金汇款到吴龙林个人账户。至2007年3月1日，丁见未向吴龙林归还上述300万元个人借款，吴龙林遂通知丁见不再合作。另查明，林达公司的股东为吴龙林、吴龙庆，各占50％股份。该院一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吴龙林是否有权代表林达公司同意丁见参与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二是丁见在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中占有多少出资份额。关于吴龙林是否有权代表林达公司同意丁见参与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问题。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该法律规定，林达公司负有举证义务证明丁见在与吴龙林协商参与林达公司名下丰城市新城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时，已明知吴龙林行为系超越其自身权限。但在本案诉讼中，林达公司并未提供确凿证据证实这一点，故认定吴龙林的代表行为有效。丁见根据其与吴龙林的协商结果，加入了林达公司名下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其与林达公司就该地块的开发形成了合伙关系。关于丁见在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中占有多少出资份额问题。根据2007年1月14日吴龙林与丁见协商的结果，丁见投资600万元参与林达公司名下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的开发，截止该日期林达公司共交纳土地出让款金额为3000万元，吴龙林同意丁见投资的600万元占上述三宗地块总份额的20％。由于丁见投资的600万元中的300万元系从吴龙林处借贷而来，根据其出具给吴龙林的借条约定，此300万元借款丁见应于2007年3月1日前归还给吴龙林，否则应退回相应投资份额。而至2007年3月1日，丁见并未向吴龙林归还上述借款，故按上述约定，丁见在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中的有效投资款仅为300万元，占上述三宗地块总份额的10％（以截止2007年1月14日林达公司交纳的土地出让款总金额3000万元计算）。在2007年1月14日吴龙林与丁见协议后，林达公司又交纳了上述三宗地块土地出让款2335万元，并交纳了土地交易服务费15万元及契税213.40万元。至此，林达公司为拍得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共支付了5563.40万元，故丁见的300万元投资在林达公司名下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所占的份额也相应发生变化：其投资所占份额应为300万元／5563.40万元=5.39％，对丁见超出此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1、丁见享有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5.39％的份额；2、驳回丁见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丁见承担39300元，林达公司承担14500元。林达公司、丁见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2011年11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赣民二终宇第33号民事判决。该院二审认为：关于本案应如何定性问题。林达公司的股东系吴龙林、吴龙庆，吴龙林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就是代表林达公司，所以吴龙林出具的收条内容应认定为林达公司的意思表示，该收条明确表示收到丁见地块股份款600万元，拥有地块20%的份额即是林达公司意思表示。丁见和林达公司之间实际是按比例购买本案诉争土地，双方形成的显然是一种合伙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林达公司上诉称本案定性为合伙纠纷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吴龙林是否有权代表林达公司出具收条；如果能，丁见在林达公司地块中拥有多少份额问题。吴龙林是林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未超出权限范围就应认定为代表林达公司，或者说有权代表林达公司。因林达公司至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吴龙林收到款项及出具收条行为超出其权限范围或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吴龙林认可收到丁见300万元款项，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丁见600万元，占地块20%份额的行为应认定为林达公司意思表示。2007年1月14日林达公司已支付购本案诉争土地款3000万元，林达公司确认收到丁见600万元，占诉争地块的20％份额。但该600万元中300万元是丁见付款，另300万元是丁见2006年12月27日的借款。因丁见在该借款的借条中约定未在规定时间内还款，则退还相应土地份额。现丁见未按约定还款，故借款300万元所占地块份额应全部退还，所以丁见在诉争土地中享有的份额应该是300万元所占份额，即拥有10％的份额。此后双方对诉争地块份额未重新约定。原审法院依据丁见该300万元（实际投资）占地块总价（5563.40万元）的比例来重新确定双方的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林达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通知丁见按比例追加投入。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丁见的部分上诉请求及理由与事实相符，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2010年11月丁见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林达公司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开发项目中拥有20％的股份。庭审后，在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释明下，丁见于2011年4月15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在林达公司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拥有20％的份额。因丁见变更诉讼请求，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给予林达公司、吴龙林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重新开庭，且根据变更后的诉请作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林达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宜中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宜中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丁见享有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C3-3-3C地块中10％的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497元，丁见承担70518.8元，林达公司承担105778.2元。林达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2年6月29日，本院作出（2012）民申字第247号民事裁定驳回林达公司的再审申请。除原审查明事实外，本院再审补充查明，1、丁见于2013年9月12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解除双方的合伙关系，支付享有的涉案地块10%份额价款及开发10%份额的利润，暂定共计1.0005亿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地块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基准日为2013年12月17日。评估结果总地价为33452.13万元。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本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止审理本案。2、案涉地块项目由林达公司单独开发，目前地上主体建设工程基本完成，且已销售大部分。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06年12月27日，林达公司竞拍获得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和C3-3-3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07年1月14日，吴龙林向丁见出具了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丁见投资在丰城市新城区C3-3-3A、C3-3-3B和C3-3-3C号地块的股份款陆佰万元整，占总股份的20%”。由于丁见上述600万元投资款中有300万元系向吴龙林个人借款，故丁见向吴龙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林达房地产公司吴龙林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在2007年3月1日前归还，按每月叁分利息计算，如未归还，退回叁佰万元股份”。从上述收条和借条所载内容看，双方当事人是就丁见在林达公司名下涉案地块的投资达成的合意，指向的是林达公司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涉案地块，吴龙林作为林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丁见之间就林达公司名下的地块达成合意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代表林达公司的行为。因此，吴龙林收款及向丁见出具收条的行为对林达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吴龙林代表林达公司接受丁见在涉案地块上的投资，丁见因在涉案地块上投资而依法应该享有的权益应该得到保护。本案中，丁见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其在林达公司名下的涉案地块中拥有份额。涉案地块由丰城市国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后，林达公司独立竞拍取得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林达公司因此成为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权利人。虽然林达公司接受了丁见在涉案地块上的投资，但林达公司取得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后，对涉案土地独立进行了房地产项目开发，目前主体建设工程基本完成，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已大部分对外销售，丁见要求确认拥有涉案地块份额的诉请事实上已经不能实现，故丁见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丁见因在涉案地块上投资而依法应该享有的权益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赣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丁见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497元，丁见负担70518.8元，江西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577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华代理审判员丁俊峰代理审判员杨心忠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马赫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