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二终字第007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娥。
委托代理人：谭周英，大连市甘井子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2号。
法定代表人：王晋良，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刚，大连市甘井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141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德，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姜淑梅。
委托代理人：任英杰。
原审原告刘玉娥与原审被告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以下简称国土局）、原审被告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原审第三人姜淑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2014）甘民初字第947号民事判决，刘玉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玉娥一审诉称：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号房屋是刘玉娥的动迁安置房，刘玉娥应当具有承租权。1998年11月3日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现改制为原审被告拆迁公司）向甘井子房产处出具《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将涉案房屋安置给被拆迁户任金财承租。而事实证明任金财并非被拆迁户。《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是个伪证，甘井子房产处采信并将属于刘玉娥的动迁安置房的《公有房屋租赁证》办给任金财，侵犯了刘玉娥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1998年11月3日签发的第0072154号《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无效并予以撤销。
原审被告国土局一审辩称：首先，国土局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做出拆迁行为的单位是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依据大房局发（1992）20号文件，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从1992年起就是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1994年该机构变名为大连市房屋拆迁总公司。2000年4月20日依据大编发（2000）17号文件，该机构经市政府批准正式转变为企业。2002年依据大建委发（2002）174号文件，该公司由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并承接了原企业的债权债务。故依据法律规定，拆迁公司做出的拆迁行为，应由拆迁公司作为诉讼主体，与国土局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国土局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其次，刘玉娥起诉时限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刘玉娥要求撤销1998年11月签发的《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法律规定的享有撤销权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刘玉娥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刘玉娥在2012年已经提起关于该通知书的诉讼，故在2012年已经知道该通知书，应当在一年内提起诉讼，现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拆迁公司一审经公告送达既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姜淑梅辩称：首先，关于大连市沙河口区红旗西路××号房屋的整个动迁、安置的手续都是刘玉娥与其子任金财共同办理的，姜淑梅并未参与其中。现刘玉娥在任金财去世后，后悔将房子给了其子任金财，才进行诉讼。其次，刘玉娥在2006年之前一直居住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号房屋和西岗区××号房屋两个女儿家里。红旗西路××号房屋一直由任金财与第三人夫妻共同居住。任金财患病后，由其女儿任英杰居住。2006年10月左右，刘玉娥强行入住涉案房屋，并将户籍迁入。再次，刘玉娥及其委托代理人谭周英在明知道姜淑梅有××病，情绪不能激动，在没有明确证据下反复提起诉讼，有主观恶意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刘玉娥的恶意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玉娥起诉要求撤销公有房屋租赁证（即案涉房屋）的案件审理情况。1、一审情况。（2005）甘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记载，刘玉娥为原告、国土局为被告、姜淑梅为第三人，刘玉娥请求判决撤销为任金财和姜淑梅颁发《公有房屋租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判令国土局重新作出颁证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支持了刘玉娥的诉讼请求。2、二审情况。（2006）大行终字第43号行政裁定书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甘井子房地产管理处于2000年6月26日为任金财办理了房屋租赁证。该房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号房屋（即案涉房屋）。2001年2月任金财病故。2002年10月21日，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甘井子房地产管理处将任金财的公有房屋租赁证过户给了其妻姜淑梅。刘玉娥的户籍位于沙河口区西山村××号。刘玉娥于2005年4月1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国土局为任金财及姜淑梅颁发的房屋租赁证。2004年10月，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被撤销，其原有职权由新成立的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行使。二审法院以刘玉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撤销（2005）甘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刘玉娥的原审起诉。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情况。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辽行监字第63号行政裁定书，即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2006）大行终字第43号案进行再审。4、再审的情况。（2011）大审行终再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记载，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1990年11月，因大连起重机厂配件厂厂区动迁，拆迁了厂内住户刘玉娥家泥瓦结构房两间，大连起重机配件厂将西山村原钢窗厂一间一厨房屋（即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号）改造后分配给刘玉娥，该房1998年被动迁后，回迁安置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号。当时的拆迁单位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于1998年11月3日为该户签发了《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内容为：“兹将大连市甘区湾家街××号楼，××层××号1间房，安置给被拆迁户任金财居住。请办理手续为盼。特此通知”。任金财持该通知书及其他身份证件到安置房屋的管理部门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甘井子房地产管理处（现为大连市甘井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办理了公有房屋租赁证。在（2007）沙民房初字第2616号刘玉娥与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房屋动迁纠纷一案中，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陈述，房屋所以登记为任金财，系刘玉娥委托其儿子任金财和儿媳姜淑梅办理房屋安置事宜时明确授权变更房屋的登记人，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系按照任金财的要求办理房屋登记，对于登记在任金财名下系代理行为的后果，刘玉娥应当自行承担。（2007）沙民房初字第2616号民事判决书和（2007）大民房终字第628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号房屋于1998年10月动迁，当时的拆迁人为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拆迁时，刘玉娥户籍在该处，并为户主，刘玉娥的长子任金财、儿媳姜淑梅的户籍均不在该房屋并且不在此居住。办理动迁手续过程中，刘玉娥委托其长子任金财和儿媳姜淑梅办理回迁事宜，并将动迁通知书交由长子任金财夫妇保管。刘玉娥还承认其曾经在姜淑梅提供的一张纸上按了手印。相关的内容，刘玉娥表述为“当时姜淑梅说房屋下来了，我得盖个印，但是我没有印，我说家里没有印可以去刻一个，但是姜淑梅说我盖个手印就行了，所以我就按了手印。”姜淑梅以此材料办理房屋回迁相关手续。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主张其按照刘玉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且有刘玉娥本人在场情况下将本应安置给刘玉娥的房屋安置给了任金财，但由于企业改制原因，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已经不能提供办理回迁时的相关档案材料。（2009）甘审民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和（2010）大民二终字第188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案涉房屋是刘玉娥原居住房屋动迁后安置取得。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涉案房屋是刘玉娥原居住的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山村××号房屋动迁安置取得，刘玉娥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同时认为，房屋拆迁安置是民事法律关系，办理房屋租赁证是行政法律关系。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确定被安置人是否有充足的根据，应由民事法律关系解决。而至今为止，无证据证明拆迁单位当时确定将房屋安置给任金财时未经过刘玉娥同意，而且刘玉娥自认为办理回迁手续时曾提交过自己按了手印的材料。关于行政法律关系，因公有房屋登记发证机关按经租通知书确定的被安置人发放租赁证，行为合法。最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即撤销（2006）大行终字第43号行政裁定书、（2005）甘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刘玉娥关于撤销为任金财颁发《公有房屋租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判令重新作出颁证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同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大审行终再字第2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刘玉娥对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号楼××号房屋的承租人由任金财变更为姜淑梅的登记行为的起诉。
刘玉娥起诉要求重新安置一套房屋的案件审理情况。1、一审情况。（2007）沙民房初字第2616号案件，原告为刘玉娥、被告为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刘玉娥诉请为：要求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重新为刘玉娥安置一套相当于红旗西路××号房屋同样面积和条件的住房。该案认为刘玉娥居住的西山村××房屋在1998年动迁时，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已经提供位于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号楼××的安置房屋，故驳回刘玉娥的诉讼请求。2、二审情况。（2007）大民房终字第628号民事裁定书记载，本案查明事实与（2007）沙民房初字第2616号案件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刘玉娥与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均未提供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二审以双方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由，裁定撤销（2007）沙民房初字第261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刘玉娥的起诉。
刘玉娥起诉要求返还案涉房屋的案件审理情况。1、一审情况。（2008）甘民初字第159号案件，原告（反诉被告）刘玉娥、被告（反诉原告）姜淑梅，刘玉娥诉请依法认定甘井子区红旗西路××号楼××号房是刘玉娥的动迁安置房，姜淑梅返还房屋。姜淑梅反诉要求刘玉娥腾退房屋。该案认为，姜淑梅已取得《公有住房租赁证》，涉案房屋使用权人为姜淑梅，对此不予调整。另外，刘玉娥自1999年开始即入住涉案房屋，属于善意占有的一种法律事实，应当受到保护。故该案判决驳回刘玉娥的诉讼请求及姜淑梅的反诉请求。2、二审情况。（2008）大民二终字第7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8）甘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3、发回重审情况。（2009）甘审民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记载，重审追加大连市甘井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为被告，姜淑梅仅作为被告而未作为反诉原告。该案认为，刘玉娥是本案争议房屋的被动迁人，但刘玉娥要求返还承租权，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应按民事案件审理。故驳回原告刘玉娥的起诉。4、发回重审之后的二审情况。（2010）大民二终字第18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房屋是所有权单位委托大连市甘井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的自管公房，虽系刘玉娥原居住房屋动迁后安置取得，应当享有承租权，但在办理承租权手续时刘玉娥委托其儿子任金财具体办理，至于是否应当将承租权办理到任金财的名下以及任金财死亡后是否应当变更到姜淑梅的名下，系公有房屋所有权单位根据公有房屋管理的相关规定与承租使用权人之间达成的一种合意，是一种缔约性质，根据缔约自由的民法原则，公权力不能强制干预。涉案纠纷的性质是公有房屋承租使用权的发证问题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刘玉娥起诉要求撤销《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的案件审理情况。1、一审情况。（2012）甘行初字第43号案件，原告刘玉娥、被告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刘玉娥请求撤销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于1998年11月3日签发的《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该案依据（2011）大审行终再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的论述，认为下发《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系民事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故裁定驳回刘玉娥的起诉。2、二审情况。（2013）大行终字第45号案件，同样依据（2011）大审行终再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的论述，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的改制等情况。依据1992年7月14日大房局发（1992）320号文件，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对外增用“大连市房屋拆迁经理公司”（该名称系320号文件中记载的内容）名称，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94年4月29日，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的“大连市房屋拆迁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市房屋拆迁总公司”。2000年4月24日，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经改制，不再列为事业单位序列。2002年11月29日，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大连房屋拆迁总公司）改制为大连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2011）大审行终再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至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确定被安置人是否有充足的根据，应由民事法律关系解决。而至今为止，无据证明拆迁单位当时确定将房屋安置给任金财时未经过刘玉娥的同意，而且刘玉娥自认为办理领回迁手续时曾提交过自己按了手印的材料。”而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亦未提交新的证据，证实任金财是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屋回迁安置给自己的。从诉讼时效来看，1998年涉案房屋动迁时，刘玉娥委托其长子任金财和儿媳姜淑梅办理回迁事宜，并将动迁通知书交由刘玉娥的长子任金财夫妇保管。1998年11月3日《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将涉案房屋安置给任金财。1999年刘玉娥入住涉案房屋。刘玉娥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正常情况下应当询问任金财夫妇代为办理房屋动迁手续的情况，故理应知道涉案房屋的动迁安置给谁。而其直到2005年4月12日才第一次提起诉讼，任金财也于2001年2月病故。显然刘玉娥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玉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人民币150元（刘玉娥已预交），由刘玉娥负担。
刘玉娥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是原审被告给案涉房屋办房证的唯一凭证，是否合法是裁判必须审查确认的事实，但一审没有认定该通知书是否合法，也没有认定是否经刘玉娥同意，故一审判决作出的“办错房证合法”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拆迁谁便补偿安置谁，这是常理也有法可依，已经生效的再审行政判决书已认定案涉房屋是由拆迁刘玉娥的房屋安置而来，实际上就是认定案涉房屋是刘玉娥的动迁安置房，故向任金财出具《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是个伪证、伪动迁安置合同；动迁安置没有权力解决安置谁的问题，只有权力解决安置被拆迁户的问题，将刘玉娥的动迁安置房屋安置给任金财是房屋转让民事法律关系解决的问题，房屋转让必须有合同，而且必须刘玉娥本人亲自签订合同，故动迁安置民事法律关系没有转让房屋的权力。因此，《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既不是动迁安置合同，也不是房屋转让合同，而是原审被告自己证明自己、自欺欺人的伪合同、伪凭证，而且无论是否刘玉娥同意，《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都是非法无效的，应当予以撤销的。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国土局二审答辩认为：表示服从原审判决，要求驳回刘玉娥的上诉请求。
拆迁公司二审未答辩。
姜淑梅二审答辩认为：表示服从原审判决，要求驳回刘玉娥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示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刘玉娥为案涉房屋先后起诉四件案件，即按照其起诉时间的先后顺序包括一是起诉要求撤销与案涉房屋相关的《公有房屋租赁证》的行政案件；二是起诉要求重新安置一套房屋的民事案件；三是起诉要求返还案涉房屋的民事案件；四是起诉要求撤销与案涉房屋相关的《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的行政案件。在以上案件作出处理之后，刘玉娥又起诉要求确认与案涉房屋相关的《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无效并予以撤销，即本案。由于刘玉娥在本案中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相关证据与上述已作出处理结果的四件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一致，且其在本案中亦将上述四件案件的裁判文书作为本案诉讼中的证据予以提交，因此刘玉娥在本案中并未对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提交除前述证据之外的其它相关新的证据。结合上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四件案件的裁判文书所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首先，案涉房屋系于1998年因动迁而安置的房屋，而刘玉娥在本案中主张其是于2004年才知道与案涉房屋相关的《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公有房屋租赁证》办至在其儿子任金财、儿媳姜淑梅名下，若刘玉娥陈述其仅是委托任金财夫妻办理案涉房屋的回迁安置手续而并未表示同意将案涉房屋的相关权属证明办至任金财夫妻名下的情况属实，则从常理分析判断，基于刘玉娥与任金财系母子关系的特殊情况，其自1998年至2004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案涉房屋动迁安置的相关情况不符合常理。其次，对于案涉房屋回迁安置手续的办理事宜，刘玉娥承认是其委托任金财夫妻进行办理且亦自认办理回迁安置手续时曾提交过自己按了手印的材料，由于刘玉娥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按手印的材料中明确记载其不同意将案涉房屋回迁安置的手续办至任金财名下的事实，又由于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任金财夫妻存在通过欺诈、胁迫等方式获得《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的情形，亦不能充分证明任金财夫妻与《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的签发单位有恶意串通而损害刘玉娥利益的情形，因此原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动迁处签发的案涉《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并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况。再次，刘玉娥对案涉房屋的回迁安置事宜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是在其儿子任金财去世（即2001年2月）之后的第四年（即2005年4月其起诉要求撤销为任金财夫妻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公有房屋租赁证），由于综合本案的情况来看，本案系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的纠纷，又由于结合现有证据以及如前所述的相关情况分析来看，并不能完全排除刘玉娥在其儿子任金财生前是同意将案涉房屋回迁安置给任金财夫妻的情况，亦不能完全排除刘玉娥在任金财去世之后又因其他原因而反悔的可能。因此，《被拆迁户回迁房屋经租通知书》并不存在法定无效以及应当予以撤销的法定情形。据此，刘玉娥的上诉请求，并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一审判决认定刘玉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本院认为，因刘玉娥在本案中主张的并非债权范畴，故一审判决理由部分中关于超过诉讼时效两年的认定并无充分的法律根据，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但鉴于一审判决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作出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刘玉娥已预交），由刘玉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奎哲
代理审判员 张萍萍
代理审判员 阁成宝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