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3）粤高法审监刑再字第1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孙忠，男，汉族，1957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临县，文化程度大专，曾任广东省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市政配套收费科科长，户籍地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现住址：广州市珠江新城谭村路。因本案于2010年7月6日被羁押，同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2日被逮捕。2012年4月12日广东省广州监狱准予其保外就医。辩护人刘水兴，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忠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11年5月30日作出（2010）增法刑初字第83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11月1日作出（2011）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8号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9日作出粤检公一刑抗（2013）4号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韦晓一、王静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孙忠及其辩护人刘水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忠任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配套设施收费科科长的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间，办理广州市恒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景公司）3次申报缴纳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的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后，收取了该公司报建人员李某（另案处理）贿送的好处费港币12万元，该建设项目少计征6，948，603元。孙忠在2000年5月至2001年9月办理广州市气象局与广州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升公司）申报缴纳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建设项目配套设施建设费后，收取了该公司报建人员傅某平（另案处理）贿送的好处费港币20万元，该建设项目少计征9，280，201元，2005年10月11日前述9，280，201元被追回。综上，孙忠共受贿2次共计港币32万元（折合人民币339776元）。2010年7月6日，孙忠经通知到案，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并退出人民币60万元。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孙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孙忠的受贿数额及犯滥用职权罪有误，予以纠正。被告人孙忠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二）被告人孙忠退出的赃款人民币33977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抗诉提出：1、原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忠受贿金额为32万元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行贿人李某、傅某平与被告人孙忠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况，应该认定孙忠的受贿金额为60万元港币。2、孙忠的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侵犯的是不同的法益，触犯的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两条法条，原判认为孙忠的行为存在牵连关系，仅认定孙忠犯受贿罪属定性错误。3、孙忠在一审宣判前对自己的大部分犯罪事实拒不供认，不符合如实供述的条件，不能认定为自首。4、原判对孙忠的量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的规定，显属量刑畸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处。原审被告人孙忠及其辩护人请求维持原判。二审判决认定，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间，孙忠利用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配套设施收费科科长，主管配套设施收费科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李某、傅某平贿送的港币32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间，原审被告人孙忠在恒景房公司开发建设的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项目申报缴纳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的计费过程中，为恒景公司的上述项目少征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6948603元提供便利，并收受恒景公司委托的报建人员李某（另案处理）贿送的好处费港币12万元。二、2000年5月至2001年9月间，原审被告人孙忠在广州市气象局与中升公司合作开发的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项目申报缴纳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的计费过程中，为上述项目少征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9280201元提供便利，并收受中升公司委托的报建人员傅某平（另案处理）贿送的好处费港币20万元。2005年10月11日，因被广州市市政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收费处发现该项目计费有误，遂追回该项目少缴纳的市政设施配套费9，280，201元。2010年7月6日，原审被告人孙忠经增城市人民检察院通知自动到该院接受询问，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并退出人民币6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出示、质证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孙忠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二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孙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审被告人孙忠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孙忠退清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惟量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应予纠正，抗诉机关提出原判决量刑畸轻的抗诉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撤销增城市人民法院（2010）增法刑初字第832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三）原审被告人孙忠的违法所得32万元港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依法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孙忠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首先，孙忠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孙忠主动指使李某找规划局做工作，将建筑分成三次报建，主观上非常清楚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其次，孙忠具有如实计费的职责。孙忠对报建人提供的签证单等计费资料并不限于仅仅审查申报材料的形式真伪性，更为关键的职责是按照规定如实计费。再次，孙忠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孙忠不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按照错误的签证单为标准计费，表面上看是对照申报材料如实计费，实质上是滥用职权、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表现。最后，孙忠的行为与损失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二）孙忠不具有自首的情节。根据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经过》，该院于2010年6月22日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犯罪嫌疑人孙忠有滥用职权、受贿的嫌疑。经初查，发现孙忠任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配套科科长期间，收受项目建设单位贿赂款、滥用职权为项目单位少计配套设施建设费的犯罪事实。2010年7月，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已经掌握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将孙忠传到案询问，即调查谈话，孙忠对其滥用职权、受贿的行为供认不讳。由于孙忠不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其被传到检察院交代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只能算是如实供述，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三）对孙忠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本案中，孙忠在不同的故意支配下实施了受贿和滥用职权两个独立的行为，分别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应当数罪并罚。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认为：关于孙忠滥用职权问题，第一，孙忠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孙忠主动指使李某找广州市规划局做工作将建筑分成三次报建，其主观上是明知李某申报材料虚假不真实。第二，孙忠具有如实计费的职责。配套科如果发现签证单弄虚作假导致无法如实计算，必须退回规划部门重新出具签证单。法庭调查阶段，孙忠也供述，作为配套科科长其具有把关签证单计费过程有没有失误的职责。因此，孙忠关键的职责是按照规定如实计费。第三，孙忠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孙忠不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明知签证单错误的情况下仍然按照错误的签证单为标准计费，表面上看是对照申报材料如实计费，实质上是滥用职权、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表现。第四，孙忠的行为与损失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导致国家少收配套费6948603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颁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也重审了该精神，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因此，对孙忠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当数罪并罚。关于孙忠是否具有自首的量刑情节问题。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报告》和《抓获经过》，孙忠本人对此也无异议。2010年7月，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在已经掌握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将孙忠传到案询问，孙忠对其滥用职权、受贿的行为供认不讳。法庭调查阶段，孙忠回答审判员，其之前也没有向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交代过犯罪事实。根据200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因此，由于孙忠不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不应该认定为自首。综上所述，原审被告人孙忠受贿、滥用职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二审判决仅以受贿罪定性，定性错误，认定自首情节，致量刑畸轻，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再审法院依法改判。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抗诉书中提出“孙忠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孙忠不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孙忠“建议”李某分三次申报，仅仅“建议”，不能把“建议”等同于“指使”。2、孙忠负责的收费科按照“配套科工作职责”，对申请人经规划局核准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如实计费，孙忠并没有对“签证单”应计费而不计费或少计费的。3、孙忠负责的收费科其工作范围并没有“监管职责”。4、孙忠的行为不存在滥用职权。本案如果存在损失结果也是李某与规划局出具的签证单的因果关系。收费科三位证人的证言及从报建人员到规划局申领出《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再到收费科计费，确认收费的流程都证明了被告人在收费过程中按单计费，经过多人多次计费复核。孙忠不具备滥用职权的客观要件，“没有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没有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二）抗诉书提出“孙忠不具有自首的情节”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孙忠于2010年7月6日被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传到该局接受询问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先后于2010年9月15日和2011年3月4日两次分别出具了《关于孙忠自首的说明》均予以证明孙忠具有自首情节。在二审庭审时，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也提出孙忠具有自首情节。综上，孙忠在侦查阶段的自首表现已经得到侦查机关的充分证明，并且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三）抗诉书提出“对孙忠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孙忠没有滥用职权，一、二审在查明事实后对孙忠择一重罪处罚适当。经再审查明，广东省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是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属下的事业单位，经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委托征收广州市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费。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市政配套费征收科工作制度》第一条规定：“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公开计费方法，按区征收，防止跨区缴费，避免漏收、错收”。原审被告人孙忠自1997年2月至2001年11月在该收费处担任配套设施收费科科长，孙忠利用主管配套设施收费科全面工作的职务之便，于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间为恒景公司李某、中升公司傅某平办理有关项目征收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提供便利，致使李某、傅某平少缴纳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的图谋得逞，孙忠中收受贿赂港币32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2000年初，恒景公司委托李某（另案处理）办理恒景公司开发建设的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项目报建等工作，李某找到原审被告人孙忠，请孙忠为办理上述项目少征收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提供便利，孙忠表示同意。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间，该公司在将上述一个31层的建设项目分开三次向广州市规划部门申请报建并分别取得三份“市政建设费签证单”，产生该项目为三个不同项目的假象。配套设施收费科在办理收费时对三份“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分别对应各自的标准计算应缴纳的配套设施建设费，即：第一次，2000年4月29日以广州市规划局穗规建证（1999）第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11层、报建地上11层、地下2层，以13层的计算基数1560元／㎡计费；第二次，2001年4月18日以穗规建（2000）60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9层，以9层的计算基数1080元／㎡计算应缴费用；第三次，2001年8月17日以穗规建（2001）24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9层，以9层的计算基数1080元／㎡计费。孙忠在办理计费中参与经办或复核，为对方提供了便利。致使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少征收6948603元。事后，孙忠收受李某贿送的港币12万元。二、2000年初，中升公司委托傅某平（另案处理）办理该公司开发的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项目报建等工作。傅某平找到原审被告人孙忠，请其为中升公司开发的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项目少征收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提供便利，孙忠表示同意。2000年5月至2001年9月间，该公司将上述项目分两次向广州市规划部门申请报建并分别取得“市政建设费签证单”。配套设施收费科在办理收费时核对“市政建设费签证单”，根据城规建（99）59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穗国土字［95］第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规建（2000）44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穗规地换证字（2000）第3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用地面积20647㎡，于2000年6月13日、2001年8月31日按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的6%分别计费。孙忠在办理计费中参与经办或复核，为对方提供了便利。事后，孙忠收受傅某平贿送的港币20万元。查该项目的穗城规东片地［95］第5号和穗规地换证字（2000）第3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两证的用地面积实际均不超过两万平方米，应按照12%计费，致使市政设施配套建设费少征收9280201元。2005年10月11日，广州市市政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收费处发现该项目计费有误，已追回该项目少征收的市政设施配套费9280201元。2010年7月6日，原审被告人孙忠接增城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到该院接受询问，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退出人民币6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开庭出示、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物证1、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出具的说明、孙忠职务任职的通知、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的机构编制问题的批复等文件、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和征收委托书、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市政配套费征收科工作制度》证实：（1）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是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属下的事业单位，经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委托，负有征收广州市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的职责；（2）孙忠自1997年2月至2001年11月在该收费处担任配套设施收费科科长；（3）配套设施收费科工作人员的职责是“执行收费标准”，按“公开计费方法”计费。2、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广州市物价局文件穗建城（1998）74号《关于缴交“配套设施建设费”有关计算基数问题的通知》，证实在征收配套设施建设费的计费标准：（1）小区成片开发（用地面积大于或等于2万㎡）的商品房项目按基建投资额的6%计征，零散开发（用地面积少于2万㎡）的商品房项目按基建投资额的12%计征；（2）根据建筑物的工程层数不同，计算基数也有所不同，其中9层以下层数的计算基数为1080元／㎡，13层的计算基数为1560元／㎡，31层的计算基数为3330元／㎡。3、恒景公司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项目的报建材料及缴费材料等（经孙忠和证人李某、廖某祥、孙某华等人签认），证实：（1）该项目分三次报建，第一次以广州市规划局穗规建证（1999）第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11层、地下2层，以13层的计算基数1560元／㎡，于2000年4月29日计算应缴纳的配套设施建设费；第二次以穗规建（2000）60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9层，以9层的计算基数1080元／㎡，于2001年4月18日计算应缴费用；第三次以穗规建（2001）24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地上9层，以9层的计算基数1080元／㎡，于2001年8月17日计算应缴费用；（2）该项目共计有6948603元配套设施建设费未收。4、中升公司、广州市气象局合作开发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项目的报建材料、缴费凭证等，证实：（1）该项目分两次缴纳配套设施建设费时，收费单位根据“市政建设费签证单”，依据城规建（99）59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穗国土字［95］第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规建（2000）44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穗规地换证字（2000）第3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以用地面积20647㎡，于2000年6月13日、2001年8月31日分别按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的6%收取费用；（2）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的穗规地换证字［95］第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记载的用地面积是10628㎡，（2000）第3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记载的用地面积是10915㎡；（3）该项目应按12%的标准计费，共少收9280201元。2005年10月11日该配套设施建设费少缴部分被补缴回。（二）证人证言5、证人李某的证言：在2000年间，我帮助广州恒景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赵某民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的报建手续。我承接该项业务后，为减少交纳市政设施配套费，我找到时任收费处配套科科长孙忠，向他请教如何能减少缴纳配套问题，并说成功后会感谢他的。他就建议我分开3次报建，这样才能达到减少配套的目的。后来，我就到规划局将该帆影阁的31层建筑报建拆分为：第一次，地下2层、地上11层；第二次，地上9层；第三次，地上9层。我有一次给了孙忠12万港币，共给50万元港币，都是在孙忠家楼下给的。我给孙忠钱主要是在办理缴纳配套费时，通过他可减少交纳的配套费。6、证人傅某平的证言：1998年底，广州市气象局下属广州市中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对体育西路两栋高层商住综合楼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及项目报建手续，项目单位为在办理报建手续时帮助少缴交报建费用，为此，我曾找过孙忠，要求他在缴交市政设施配套费方面尽量少交或免交市政设施配套费。当时我将所有这个项目的报建材料拿给孙忠看，他说可以少缴一半，要求我给10%的好处费。后来孙忠是怎样办理将这项目的市政设施配套费少缴一半约700万元，我是不清楚的。事后我给了孙忠大约20万元。当时气象局的人到配套设施收费科领取配套设施收费科开具的缴交配套费通知书列明用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拿回缴交市政设施配套费的材料看，才知道孙忠在用地面积处做了手脚，因为用地面积不超2万平方米的按12%计算，如果超2万平方米的按6%计算市政设施配套费，孙忠就将“天文苑”这项目的用地面积改为超过2万平方米，就按6%计算，所以“天文苑”这项目的市政设施配套费就少缴一半了。之后我就没再和他联系，他也没有把之前的钱退还给我。7、证人赵某民的证言：大约1999年下半年，我找到李某商量，要求他到相关部门为我公司帆影阁建设项目减免“配套设施建设费”。后我给了李某70万元港币作为减免“配套设施建设费”的活动费，最后李某办理了减免，但不知他到哪个部门办理的。我公司共缴交“市政设施配套费”三次，第一次约在2000年5月份缴交了260多万元，第二次约2001年4月份缴交了90多万元，第三次缴交了90多万元，三次共合缴交450多万元。帆影阁应缴纳“市政设施配套费”大约1千万元，少缴交约550万元。8、证人廖某祥的证言：穗城规建（1999）590号、（2000）449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的计费不是我办理的。穗城规建（1999）590号的《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复核人栏上的“廖”字不是我亲自签名。根据穗规地换证字（2000）第39号和穗城规东片地字（1995）第005号许可证，这个项目的用地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计费率应按12%计费，原计费不准确的。我们没有职责去审查该《市政建设费签证单》的内容是否真实，只是按单的内容计费就可以了。9、证人孙某华的证言：穗城规建（1999）590号、（2000）449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的项目用地面积20647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500平方米。当时报建单位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所以该项目按6%计征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是正确的。穗城规建（1999）590号的《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我是经手人审查，经我签名。报建单位办理缴纳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要提供用地资料和《市政建设费签证单》，我们只是按《市政建设费签证单》的内容办理计费、收费的手续，不用审查用地资料，无权要求规划局怎样填写《市政建设费签证单》。由报建单位提供缴费后的银行回执、《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市政建设费签证单》，经审查计费无误后，我们就可开具《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办理穗城规建（1999）76号的《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我是经手人审查并签名。报建单位到我科办理缴费时，《市政建设费签证单》是没有注明“续建12-20层”的。所以，如果按该《市政建设费签证单》没有注明“续建12-20层”的，计费就是正确的。是何人在《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填写“续建12-20层”的内容我也不知道。穗城规建（2000）603号缴费证明书的计费是错误的，因为报建单位提供《市政建设费签证单》时没有注明“续建12-20层”，如果注明是续建，我们计费不应按9层的计费基数1080元计费。从穗城规建（1999）第76号、（2000）第603号、（2001）243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看，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项目分3次报建，均按低层计费，未按真实楼层计费。10、证人谢某妙的证言：穗城规建（1999）590号、（2000）449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的项目用地面积20647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500平方米。当时报建单位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所以该项目按6%计征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是正确的。穗规地换证字（2000）第39号的用地面积是10915平方米；而穗城规东片地字（1995）第005号的用地面积是10628平方米，应该是按12%的计费率计费。当时穗规建（2000）449号签证单缴纳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计费是我办理的，报建单位提供给我办理缴费的材料，其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城规东片地字（1995）第005号）的用地面积是超2万平方米的，所以我才按6%计费率计费。按照工作流程，我们没有职责对报建方提供的材料和《市政建设费签证单》上的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穗城规建（1999）第76号、（2000）第603号、（2001）243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和《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证明书》这个项目缴纳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的计费是错误的，其实是一个项目分三次报建，均按低层计费，未按真实楼层计费。但是穗城规建（1999）第76号、（2001）243号，分两次独立计算，计费的没有错误的。我们经办人根据报建单位提供的用地资料和《市政建设费签证单》计费，并不知道是同一个项目。我们只是按《市政建设费签证单》的内容计费、收费，没有职责去审查签证单的内容是否真实。（三）原审被告人供述11、原审被告人孙忠的供述：李某曾多次找我提出优惠市政配套费，在缴纳市政配套费上少收。我告诉他可以把整体项目分开多次报建，这样开发商就可以少缴市政配套费。后来李某找我说他在滨江西的一个项目，如果可以的，他会给我好处，他的老板会好好感谢我，意思是会给我钱。后来李某那项目分3次来报建，两次9层，1次11层。当时我明知李某是按我教他的办法来分开报建，但我仍然按规划局的材料来计算市政配套费，将李某送来的报建材料计算出市政配套费，从而让他为开发商少缴纳了一大笔费用。后来李某开小轿车到我家楼下给了我1包钱，大约是12万元港币，面额都是1000元，是先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装好的。在2000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傅某平对我说，他有个朋友是气象局的，有份合作的项目想咨询一下，看怎样缴纳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的。我就答复傅某平，如果用地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的，按计费率12%计费；如果用地面积等于或超过2万平方米的，计费率按6%计费。傅某平说带资料来找我，我表示同意。办理穗城规建（1999）590号项目缴纳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费的《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经办人栏上的“孙”字是指我本人，是我亲自签名的；《广州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缴费通知书》复核人栏上的“廖”字是指廖某祥，但是这个“廖”字是我写的，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傅某平来报建，说工程很急，让他先去银行交钱，回头再办交费证明书，我就给他开了一份交费通知书。交完费后的一天晚上，傅某平到我家楼下给了我20万元港币感谢。关于抗诉机关提出原审被告人孙忠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经查，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出具的《市政配套费征收科工作制度》规定：“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公开计费方法，按区征收，防止跨区缴费，避免漏收、错收”，故市政配套费征收科的职责主要是按规定的标准、计费方法按区收费，该文件并无规定可以对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市政建设费签证单》这些收费依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证人廖某祥、孙某华、谢某妙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孙忠的供述，均称配套设施收费科在实际工作中是按照《市政建设费签证单》内容（即报建用地的面积、建筑的楼层数）对照有关收费标准计算收费数额，不需要审查《市政建设费签证单》上的内容是否真实。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收费科具有审查签证单记载内容是否真实的职责。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孙忠凭据申报缴费的资料可以得知《市政建设费签证单》不真实或者不能作出计费，其有超越职权或者随意作出决定的行为。孙忠对李某、傅某平申报计费提供便利，其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钱财的受贿行为，并构成受贿罪。据此，抗诉机关提出孙忠不按照如实计费的规定履行职责是滥用职权行为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抗诉机关提出原审被告人孙忠不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2010年6月13日恒景公司李某已向检察机关供述行贿孙忠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已掌握孙忠受贿的事实。同年7月6日检察机关对孙忠发出《询问通知书》，孙忠按时到达接受询问承认收受李某贿赂并主动供述其收受傅某平贿赂的事实。综上，检察机关事先已掌握了孙忠受贿的事实，孙忠接通知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不属于自动投案，故其不是自首。孙忠交代检察机关已掌握的事实及同种犯罪的其他事实，属于坦白交代、认罪态度好。原一、二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孙忠是自首的材料和意见与查证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抗诉机关提出孙忠不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不应该认定为自首的理由成立，应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程序合法，惟认定孙忠是自首缺乏法律依据，对其减轻处罚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忠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清赃款，可对其从轻处罚。抗诉机关提出孙忠犯滥用职权罪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但抗诉提出孙忠不是自首的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8号刑事判决第（一）、（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的定罪的判决部分和第（三）项没收原审被告人孙忠违法所得港币32万元上缴国库的判决部分。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8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孙忠的量刑及没收财产的判决部分。三、原审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7月6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志文审 判 员  陈伟生代理审判员  郑仲纯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陈锦莲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针对申诉、抗诉和决定再审的理由进行审理。必要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第三百八十四条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三百八十九条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依法改判；（四）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身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13号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