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2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军。委托代理人：童红英，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政。委托代理人：马月娥，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军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山股份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叶军原系天目山股份公司职工，2000年12月进入天目山股份公司公司，2014年10月离职。2009年1月9日，叶军被任命为天目山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天目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目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009年12月10日叶军被任命为天目山股份公司营销中心综合部副经理。2010年1月28日，叶军被任命为天目医药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1月1日，叶军、天目山股份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叶军劳动报酬按照双方约定的标准确定。2010年5月8日叶军与天目医药公司签订《2010年年薪及考核（奖励）的办法》，内容为“聘用叶军同志担任医药公司（股份公司药品部）总经理助理，全面负责营销中心各项工作，2010年年薪基数定为15万元，月发1万元，预留3万元年终考核，完成任务后即补发年薪3万元，……考核方法同药品部年度经济责任制。”2011年3月18日，叶军与天目医药公司即天目山股份公司营销中心签订《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任命叶军担任医药公司总经理助理，全面负责药品部销管中心各项工作及接手陆明芳总助离职后的各项工作。本着减员不增岗原则，现将年薪基数调整为20万元……。同时约定该补充约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约定由时任天目山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及杭州天目医药公司总经理的韩广须签字同意。2011年6月20日，天目山股份公司将叶军任命为天目山股份公司营销中心市场部副经理，同时免去叶军天目医药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2011年8月4日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朱某在《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中批文：“叶军因工作岗位调动，任市场部副总，原工作暂不变动，待遇不变。”后朱某到庭说明，指出待遇不变系为年薪20万元的待遇不变。2012年6月7日，叶军被任命为天目山股份公司营销中心药品销售部副经理。2012年6月27日天目山股份公司下发薪资及补贴发放的通知，自2012年5月起，年薪制员工的薪资按月全额发放。2010年至2014年天目山股份公司按照年薪12万元的标准对叶军发放工资。因叶军认为天目山股份公司拖欠工资要求解决未果而提出辞职。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的文件以及2010年年薪清单可知，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兼管营销中心下设相应机构。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可以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2011年1月25日，叶军向天目山股份公司申请在黄山业务折让中预提销售费用48.5万元，当时的总经理邓洁瑜签字同意，表示因股份公司资金紧，先从该账户预支48.5万元销售管理费用。该笔款项支付至叶军账户中，天目山股份公司认可该笔款项已经归还。2012年1月11日，时任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的朱某及副总经理韩广须签字，确认支付叶军80000元。2012年11月叶军以培训的名义向天目山股份公司申请8万元培训费用，该笔款项经多级领导审批，先经挂账处理，后于2014年付清。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叶军申请支付五笔销售费用，此五笔费用已于2012年10月由天目山股份公司支付。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职工薪资调整报告，薪资调整由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签字同意。2014年12月22日，叶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天目山股份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工资22.7万元（其中2012年8万元；2013年8万元；2014年1月至10月6.7万元）；2、天目山股份公司立即支付经济补偿金140472元（3902元×3倍×12个月）。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叶军的年薪是否已从2011年起调整为20万元以及天目山股份公司是否应支付叶军经济补偿金。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叶军的报酬应按照与天目山股份公司的约定标准进行支付。从书面内容看，叶军在2010年担任天目医药公司总经理助理时，与天目医药公司签订《2010年年薪及考核（奖励）的办法》，约定将2010年年薪定为15万元，月发1万元，预留3万元年终考核。从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叶军陈述看，叶军领取了2010年的工资12万元，对于增加的3万元年薪，虽然证人韩广须陈述是从公司开设的私人账户提钱发放的，但叶军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多份职工调薪申请以及证人朱某及邓洁瑜的陈述看，薪资调整需要总经理签字确认，故叶军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2010年的年薪调整至15万元。但2011年3月18日的《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将叶军年薪基数调整为20万元，同时由天目医药公司负责人韩广须签字同意并盖天目山股份公司营销中心公章，同年8月4日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朱某签字表明叶军年薪20万元的待遇不变。从形式上看，叶军薪资调整由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同意，并由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签字确认，该调薪程序与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调薪报告中的条件一致，即经过天目山股份公司总经理签字同意，而加盖天目山股份公司公章并非必要程序。同时根据三位证人的陈述，营销人员的工资为个别确定，故该院认为证人朱某在补充约定上签字及确定职工工资，系履行总经理职权，该行为对天目山股份公司产生约束力。天目山股份公司提出叶军的职务低于程海波，年薪不可能高于程海波，且与郑强职务相同，年薪也相同。该院认为根据叶军证据十八《关于程海波同志2011年完成任务考核奖励》（2011年3月）中“对分管市场的副主任程海波同志2011年除年薪外，药品部单独设考核奖励如下：奖励基数为15万元”可知，在2011年时，天目山股份公司仍采取月发部分工资，年底根据考核情况发放剩余工资的形式，但在程海波年薪15万元之外，又设置了15万元的奖励。从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证据十《关于吴洁明同志薪资情况的请示》中吴洁明的薪资在其销售费用中结算扣回的内容可知，天目山股份公司职工的工资存在以销售费用支付的方式。根据叶军提供的证据十一中的销售支付单（2012年1月11日显示需支付程海波15万元）以及证人朱某的陈述（认为程海波年薪为30万元），如果支付单中应支付给程海波的15万元与《关于程海波同志2011年完成任务考核奖励》中的奖励基数15万元不是同一笔款项，则支付单中支付给程海波的款项应当附有相应的款项支出凭证，若没有相应的凭证，不能排除天目山股份公司通过报销销售费用的形式支付程海波奖励或者工资。至于程海波的年薪高低问题，应当以其与天目山股份公司作的书面约定以及实际发放的为准。而从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证据五中可知，天目山股份公司在2014年按照每月10000元基本工资标准向叶军发放工资，程海波2014年的工资并未明显高于叶军，甚至要低于叶军。因此，若天目山股份公司认为程海波的工资高于叶军的，从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工资表中无法反映出实际工资。另外，关于郑强的职务以及工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的有效证据，无法得知叶军与郑强实际工资是否一致的情况。综上，因叶军自认天目山股份公司已经支付其2011年的所有工资，故该院认为天目山股份公司应支付叶军主张的2012年1月至2014年10月的工资差额226667元（其中2012年8万元，2013年8万元，2014年1月至10月66667元），该部分工资中应缴纳的税款由天目山股份公司代扣，在天目山股份公司提供完税凭证后由天目山股份公司支付叶军扣税后的工资。至于天目山股份公司认为叶军主张的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从叶军提供的证据六可知，叶军于2014年10月13日提交了书面报告，天目山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4年10月29日做出回应，拒绝叶军的申请，故2014年10月29日是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之日，叶军的主张未超过法定一年的仲裁时效。虽然该院认定天目山股份公司应按照年薪20万元的标准向叶军支付工资，但在补充约定中约定叶军年薪为20万元，年薪的70%按月发放，剩余30%年薪根据考核情况发放，实际天目山股份公司仍然按照每年12万元的标准发放工资。考虑到叶军工资调整并非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仅有少数高层管理人员知晓，叶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天目山股份公司财务人员知晓其剩余工资具体的支付方式以及具体时间，且天目山股份公司对于叶军提出的工资支付方式及金额均有异议。因此，该院认为双方对于叶军的剩余工资问题存在争议，叶军以天目山股份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另外对于叶军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的费用，证人韩广须提供了两张往返与深圳、杭州之间的机票，合计1666元，证人朱某在庭上曾出示过手机订票信息，但庭审后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票据，证人邓洁瑜未向法庭提供票据，该院根据三位证人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韩广须除机票外的交通费为160元，餐饮费200元，误工费265元，住宿费300元，朱某的交通费为1500元，餐饮费200元，误工费265元，住宿费300元，邓洁瑜的交通费为100元，餐饮费100元，误工费132.5元，上述费用合计共5188.5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判决：一、天目山股份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叶军工资226667元（未完税，天目山股份公司应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二、驳回叶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天目山股份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天目山股份公司负担；证人出庭作证费用5188.5元，由叶军负担1983.5元，天目山股份公司负担3205元（天目山股份公司应交纳的受理费和证人作证费用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宣判后，叶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40472元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以“考虑到叶军工资调整并非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仅有少数高层管理人员知晓，叶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天目山股份公司财务人员知晓其剩余工资具体的支付方式以及具体时间，且天目山股份公司对于叶军提出的工资支付方式及金额均有异议”为由，认定双方对上诉人的剩余工资问题存在争议，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从而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有效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自2011年享有年薪20万元的事实是清楚的，被上诉人抗辩的所谓存在的争议无非是被上诉人为自己拖欠工资找了个借口而已。二、上诉人申请的三位证人均证实被上诉人连续几年经营业绩不佳，为了保盘（被上诉人系上市公司）而采用拖欠员工工资等多种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利润，从而制作出从表面看起来漂亮光鲜的财务报表。从而，也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工资是有意而为，而并不是因为双方有争议才造成的。三、上诉人的工资调整虽然是由高层作决定的，但是，作出决定之后会及时通知财务，因此，尽管上诉人及其他中层及高管的工资是不透明的，但工资一旦作出调整，会在第一时间通知财务。所以，不存在天目山股份公司财务人员不知晓其剩余工资具体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的问题。四、由于被上诉人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上诉人以此于2014年11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五、上诉人自2000年起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直到2014年10月，工作年限达14年之久。另，根据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6月12日发布的《关于发布2013年杭州市区全社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通知》，2013年度杭州市区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3902元，而上诉人的月工资为16667元，高于杭州市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因此，上诉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被上诉人按杭州市区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经济补偿金140472元（3902元×3倍×12个月）；2.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5188.50元全部由上诉人承担；3.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目山股份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叶军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证人出庭费用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二、被上诉人公司未将上诉人的工资调整到年薪20万元，上诉人叶军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该份证据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其上所盖营销中心章亦非被上诉人所有的公章，因此营销中心的盖章行为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就工资调整一事与上诉人形成合意。时任天目医药公司总经理韩广须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调整上诉人的工资标准，时任被上诉人公司总经理朱荣稼的签字行为亦不能最终认定上诉人的年薪为20万元。根据被上诉人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福利、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及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可以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总经理对于工资的调整只有拟定权，最终的确定仍然要经被上诉人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而本案上诉人的工资年薪至始至终为12万元，被上诉人亦未召开董事会就上诉人工资调整事宜进行决定，因此，上诉人主张其年薪为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不存在以销售费用报销的方式向上诉人发放工资的事实。一审法院通过吴洁明、程海波的工资发放形式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以销售费用报销的方式发放工资。被上诉人认为吴洁明、程海波的工资发放形式与本案及上诉人无关。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八：记账凭证5组及若干报销票据可以体现出所报费用部分用于上诉人所属部门开支，因此属于正常开支，不能反映出被上诉人通过销售费用发放工资的行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放的两笔款项88861元也属于正常开支，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正规发票，因此不能体现出以销售费用报销的方式向上诉人发放工资的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双方签署的《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载明：叶军年薪基数调整为20万元，其中年薪的70%作为基本工资按月发放，预留年薪的30%作为考核工资，年终根据考核情况发放，具体考核指标参照药品部2011年底销售工作会议下达指标数。指标全面达成的即全额补发，具体奖励再另制定。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天目山股份公司是否存在拖欠叶军工资；叶军以天目山股份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天目山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叶军自2011年起年薪总额为20万元的事实，天目山股份公司虽有异议，但其上诉因超过指定的预交上诉费期限而被本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每年年薪支付方式，在双方签署的《关于年薪及考核办法的补充约定》中，约定“其中年薪的70%作为基本工资按月发放，预留年薪的30%作为考核工资，年终根据考核情况发放，具体考核指标参照药品部2011年底销售工作会议下达指标数。指标全面达成的即全额补发，具体奖励再另制定”。现天目山股份公司实际向叶军支付的2011年度工资为12万元，即就70%基本工资部分存在拖欠；就30%部分，天目山股份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叶军2011年考核指标未达到要求，故其应在2011年底前向叶军支付该30%部分。2012年起，天目山股份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调整叶军的年薪总额，则仍应按照20万元/年的标准发放。关于发放方式，根据天目山股份公司于2012年6月27日下发的《关于公司员工薪资及补贴发放的通知》，自2012年5月起，年薪制员工的薪资按月全额发放。故2012年起至叶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天目山股份公司一直未足额支付叶军的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天目山股份公司应当向叶军支付经济补偿。根据该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鉴于叶军在天目山股份公司工作的年限自2000年12月至2014年10月，且叶军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20万元÷12月=16666.67元/月）高于2013年度杭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6831元÷12月=3902.58元/月）的三倍，故天目山股份公司应当向叶军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140492.88元（3902.58元×3×12）。现叶军上诉主张支付140472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5188.5元，因证人证言被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该费用应当由天目山股份公司负担。叶军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存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26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三、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叶军经济补偿140472元。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证人出庭作证费用5188.5元，由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叶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来本院退还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文玲审判员  张一文审判员  盛 峰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