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90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号。
�定代表人：曹诗权，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娟，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赟，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甫，男，1975年8月20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北京清控水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18区。
法定代表人：解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炳煜，男，该公司项目经理。
张红甫因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下简称公安大学）、北京清控水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建筑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33573号民事判决。公安大学及清控建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作出（2017）京02民终1177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5）西民初字第3357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18年7月作出（2018）京0102民初8121号民事判决。公安大学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安大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红甫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就张红甫所诉称的工程与我单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是清控建筑公司，而非张红甫，故我单位不负有向张红甫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我单位负有将张红甫所诉称工程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张红甫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采信的基本规则。
张红甫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公安大学所述不属实。
清控建筑公司述称，我公司对一审判决有异议。张红甫提供的证据合法性存疑，且证据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关系。
张红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公安大学给付拖欠的工程款798268.80元；2.本案诉讼费由公安大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工程概述：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暑期维修洽商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的施工日期为2008年6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该工程于2008年10月8日通过验收交工。
2008年9月20日，公安大学作为发包人，清华大学土建工程承包总公司（清控建筑公司原名称）作为承包人，就包括涉案工程及团河校区工程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修缮及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该合同落款发包人（公章）处盖有公安大学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有邢某签名；承包人（公章）处盖有清控建筑公司合同专用章。邢某时任公安大学基建处修缮科科长。
2011年，公安大学委托北京中立联合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立公司）对清控建筑公司就上述施工合同所报审结算价1498402.52元进行审核，中立公司依公安大学、清控建筑公司提供的施工资料于2011年12月19日审核核定为1431116.89元，其中，涉案工程审定金额为761928.52元，团河校区工程审定金额为669188.37元。
2013年1月24日，公安大学向清控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300000元。
2014年1月6日，清控建筑公司向公安大学签署承诺书，内容为：“我公司承揽的公安大学团河、木樨地暑期后维修工程，结算审定金额为1431116.89元，已付金额为300000元。我公司与公安大学基建处协商达成一致，公安大学向我公司支付1018005元，剩余部分作为让利，我公司不再向公安大学申请支付。�
2014年1月9日，清控建筑公司收到公安大学支付的上述施工合同的工程款1018005元。
二、对于张红甫为实际施工人争议的认定：
张红甫主张上述施工合同中所涉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暑期维修洽商工程，其为实际施工人，公安大学、清控建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张红甫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证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暑期维修洽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承包方）为北京鑫宸伟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张红甫（身份证号×××），根据实际维修内容，双方签订了43份维修洽商单。实际施工日期为2008年6月至9月。张红甫负责全部施工及结算事宜。特此证明。证明人邢某（签字）2009年6月3日”公安大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反驳证据。
2、证明：“2008年6月，张红甫以我公司名义承揽中国人民公安�学木樨地校区暑期维修洽商工程，我公司未就该工程投入任何人工或材料，实际施工人为张红甫，工程的全部施工及结算事宜由张红甫负责，工程款全部归张红甫所有。证明人北京鑫宸伟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盖章）张某（签字）2009年3月7日。”公安大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反驳证据。
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暑期维修洽商工程《竣工结算资料》一册，其中，“工程竣工总验收记录”中标注的施工单位为北京鑫宸伟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开工日期：2008年6月1日，竣工日期：2008年9月30日，验收意见：符合规范要求，同意验收合格。建设单位处有“邢某”的签字，交工单位处有“张红甫”的签字，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记载着不同日期的“工程洽商记录”的签字栏建设单位处均有邢某签名，实际施工人处有张红甫签名，工程名称为涉案工程，施工单位为北京鑫宸伟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
公安大学认为该证据与张红甫在提起仲裁时提交的工程洽商记录中的工程量、施工内容一致，但施工单位名称和时间却不同，说明张红甫为诉讼目的编造证据。该证据中内容前后矛盾，其洽商记录的时间是2008年6月至8月，该洽商记录最后一行第4项结算方式约定参照2008年两校区寒假洽商工程约定条款，而2008寒假应当是在2008年12月以后，张红甫在原审庭审中还曾自认洽商记录是在起诉前找邢某签字形成的，工程洽商记录应当在工程进行中即时形成，之后形成的洽商记录不合法。
张红甫主张洽商记录中结算方式约定参照2008年两校区寒假洽商工程约定条款，寒假应当是指2008年1-2月期间的寒假，公安大学对于寒假的理解有误。工程洽商记录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何中形成的，其从未自�过在起诉前找邢某补签的，当时就是以鑫宸伟业公司的名义施工的，施工完成后，工程洽商记录全部交给了公安大学，但公安大学提出与鑫宸伟业公司没有合同了，只能以有合同的公司的名义报审，之后，公安大学就安排其用清控建筑公司的名义进行报审，之后，其将原始的工程洽商记录以清控建筑公司的名义重新进行了申报，公安大学的工作人员邢某在上面重新签字，施工日期和工程名称也按照清控建筑公司所签合同的内容进行了调整，这就是形成两份个别项目不一致的洽商记录的原因，之后的一份工程洽商记录就是其在仲裁时提交的。张红甫认为两份工程洽商记录只有三项内容不同：工程名称不同、施工单位不同、施工日期不同，这都是因为按照清控建筑公司的合同调整的结果。最终公安大学也是根据调整之后的工程洽商记录进行了报审，确定了工程造价。
公安大学针对其主张张红甫在原审案件中对工程洽商记录的形成过程进行自认的相关事实，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
公安大学出示了盖有清控建筑公司印章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和团河校区暑期后维修工程结算书》，该结算书表述的工程款合计为1498402.52元，团河校区为698729.60元，木樨地校区为799672.92元，其中，“单位工程验收记录”数页的签字栏建设单位处有邢某签名，施工单位处有张乐乐及褚某签名，涉及团河校区的“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均为张乐乐的签名，涉及木樨地校区的“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均为褚某签名，且在“工程内容及自检情况”栏记载的内容与张红甫出示的《竣工结算资料》中的“工程洽商记录”中“内容及工程量”栏记载的内容一致。褚某在原审案件审理中到庭陈述：“我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给张红甫干活，做维修装修等工作，公安大学出具的结算书单位工程验收记录43份褚某的签字都是我本人签字，建设单位签字人邢某是公安大学基建科的科长，也是他本人签字。都是我们施工的，清控建筑公司没有分包过。”
清控建筑公司在本案庭审中认可褚某不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与张红甫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对于褚某在该公司报审的木樨地校区暑期“单位工程验收记录”上签字的原因，清控建筑公司未作出合理解释。
一审法院认为，张红甫提交的工程洽商记录有公安大学工作人员和张红甫的签字，公安大学提交的盖有清控建筑公司印章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和团河校区暑期后维修工程结算书》中涉及木樨地校区的“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均为褚某签名，而褚某为张红甫雇佣的工人，清控建筑公司对于褚某为何在该公司提供的报审资料上签字�原因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张红甫是前述施工合同中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张红甫与公安大学之间虽没有书面施工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的合同关系。
三、工程价款的认定：
2016年8月8日，张红甫申请对涉案工程进行造价鉴定，经随机抽取鉴定机构，法院委托北京中新国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咨询公司）进行涉案工程的工程造价鉴定。2017年4月28日，咨询公司出具GD2017－ZJ05－JD05《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暑假维修洽商工程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工程造价鉴定的结果为：798268.80元。张红甫向咨询公司预付了鉴定费17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邢某在任公安大学基建处修缮科科长期间，就涉案工程签署文件，系履行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公安大学承担。虽然公安大学提交了其与清控建筑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但清控建筑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张红甫与公安大学之间虽未订立书面施工合同，但依据当事人出示的证据及陈述，能够确认张红甫与公安大学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清控建筑公司及张红甫均认可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但在案证据表明张红甫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内容。因此，公安大学有义务向张红甫支付工程价款。至于公安大学就涉案工程已向清控建筑公司支付的价款，公安大学可向清控建�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因张红甫与公安大学之间未签订合同导致未就工程造价进行确认，为确定工程造价，依据张红甫的申请，法院委托咨询公司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并以咨询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认定涉案工程造价的依据，当事人应以此结算。现张红甫要求公安大学支付其工程款的请求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公安大学拒付工程款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给付张红甫工程款798268.8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中，经询，公安大学称张红甫在仲裁和本案中提交的结算资料与其单位提交的结算资料，施工工程量完全一致，只是施工日期和施工单位不一致。清控建筑公司仍称褚某不是其公司员工，不清楚褚某为何在其公司提供的报审资料上签字。经查，2018年5月18日的一审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曾询问公安大学是否对张红甫所提交的工程洽商记录中邢某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公安大学答复不申请。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张红甫是否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综观双方提交的证据，张红甫与公安大学证明实际施工人的关键证据均为结算资料。对于结算资料，首先，经询，公安大学表示张红甫提交的结算资料与其单位提交的结算资料，施工工程量完全一致，只是施工日期和施工单位不一致。其次，张红甫提交的结算资料中的工程洽商记录中有公安大学工作人员和张红甫的签字，公安大学虽否认其工作人员签字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再次，公安大学提交的盖有清控建筑公司印章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和团河校区暑期后维修工程结算书》中涉及木樨地校区的“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均为褚某签名，而褚某到庭表示其为张红甫工作。最后，一、二审期间，清控建筑公司对于褚某为何在该公司提供的报审资料上签字的原因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张红甫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公安大学有义务向张红甫支付工程价款。对于公安大学�向清控建筑公司支付涉案工程工程款的问题，公安大学可向清控建筑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公安大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92元，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艳芳
审 判 员 蒋春燕
审 判 员 陈 妍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 佳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