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木水，男，195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永刚、徐菲，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木夫，男，196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建新，绍兴市同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邵木水为与被上诉人邵木夫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6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7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邵木水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刚，被上诉人邵木夫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建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邵木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2009年4月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该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经鉴定机构鉴定，协议上的签名确系被上诉人所签，且上面有被上诉人盖手印确认，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要否认该协议的证明力，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二、一审判决对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效力的四点瑕疵判定理由牵强。首先，关于纸张裁剪的问题，该补充协议签订的地点在上诉人母亲居住的老房子，没有正规的纸张很正常，是进行裁剪后再书写，且裁剪在先或在后都不影响协议整体内容；其次，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书面证据原件的证明效力应当高于证人证言，且证人邵某1与上诉人有较深的矛盾，不排除作伪证的可能性，一审直接确认两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当；再次，补充协议由案外人邵某2书写；最后，关于原价返还房屋的问题，被上诉人是应母亲的要求将房屋原价归还上诉人的，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兄弟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可以不计较任何经济利益的特殊因素以原价返还房屋的说法，未免太过勉强。三、原审法官并未行使过释明权。一审庭审时主审法官只是询问上诉人诉讼请求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房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并没有释明如果坚持按照这一法律基础主张诉讼请求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也未进行其他相关的释明工作。四、虽然上诉人庭审中陈述依据的法律基础是2009年4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但原审法院仍应对2002年2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被上诉人陈述自己一直是城镇户口，在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并不是邵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被上诉人依法不能购买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而无效。一审判决未对此进行审查，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
被上诉人邵木夫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庭审需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二、原审法院已要求上诉人对其诉求所依据的基础进行说明，上诉人认为法院有义务说明诉讼争议的法律后果，是上诉人认识错误；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无权购买农村宅基地房屋是掩盖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购买房屋的背景和事实，首先，上诉人将包括母亲份额在内的房屋出卖他人，母亲不同意，便要求被上诉人出资购买，被上诉人出于孝心，听从母亲要求买下房屋；其次，被上诉人购买房屋客观上是替母亲购买，是房屋共有人之间的并购，包括了母亲的份额；再次，被上诉人1980年应征入伍是响应国家号召，之前仍是该村的村民。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邵木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立即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王家湾的三间二层楼房归还给原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兄弟关系。2002年2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1份，约定：原告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王家湾的三间二层旧楼房出卖给被告，房屋价款为85000元，付款方式为由被告一次性现金付给原告，付款时有证明人邵某1在场；协议双方自愿，永远买断。该协议由原、被告及证明人邵某1签名确认后，双方按约履行，被告向原告付清了全部购房款85000元，原告也将上述房屋交付给被告使用。现原告以双方于2009年签订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已约定被告将上述房屋归还给原告，同时将已收取的购房款85000元归还给被告为由，起诉要求被告返还涉案房屋。另查明，原、被告母亲于2010年去世，涉案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王家湾的三间二层楼房系以原告邵木水的名义审批建造，审批表登记家庭人口为5人，即原告母亲、原告夫妇及其两个子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于2002年2月11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原告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王家湾的三间二层旧楼房以8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的事实清楚，且已经履行完毕。现原告认为双方已于2009年4月4日达成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将依据此前房屋买卖协议取得房屋和购房款返还给对方，虽被告认为其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但该辩称已被由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所否定，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4日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证明效力问题，本案中，被告对该协议原件的完整性提出异议，认为原件系经过裁剪后伪造而成。该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为书证，书证虽具有直接证明性，证明力较强，但直接证明并不等于独立证明，书证的证明力会受到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影响。本案中，虽司法鉴定结论确定了该证据中被告签名的真实性，但具体确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还应考虑该证据的形成背景、形式瑕疵和生活常理等诸多要素，本案所涉欠条作为书证而言，其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存在诸多明显瑕疵：首先，该补充协议本身是一张上、下两端经过裁剪且未留有空间的字条，底端裁剪处明显还留有笔迹，虽原告辩称该纸张为先作裁剪，后再书写协议内容，但在书写前对纸张上、下两端均作裁剪本身不符合常理，且原告对先作裁剪后再书写协议内容的理由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双方于2002年2月11日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时的证明人邵某1及证人秦某出庭所作的证言，证实原告在母亲去世后，曾要求被告返还房屋，最后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根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内容，证实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在于2009年，即在其母亲去世之前，且在协议已明确约定原告应承担返还款项义务为85000元的情况下，原告在协商返还该房屋过程中却没有出示或说明该补充协议，亦无证据证实在原、被告母亲去世后至原告起诉之日止，原告在长达近六年的时间内曾就该补充协议约定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或向被告支付应返还款项，有违生活常理；第三，针对该补充协议主文的书写人问题，原告辩称该协议内容系案外人所写，但已经无法确认该协议正文内容的书写人具体为谁，该院认为，个人之间房屋交易涉及重大家庭利益，正常情况下交易的次数并不会过于频繁，协商及签约过程也较为私密，故原告认为其无法确认协议正文书写人的的辩称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最后，本案无证据证明被告为社会高收入人员，亦无证据证实与原告之间存在可以不计较任何经济利益的特殊因素，其于2002年出资85000元向原告购买涉案房屋，在期间房价及物价大幅上涨的7年后，以收回原有房屋款85000元的代价归还给原告涉案房屋，也有违常理。综上，上述证据本身存在瑕疵，且有违生活常理，已足以引起对于该证据真实性的合理怀疑，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该房屋买卖补充协议并不具备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就前次房屋买卖协议作出了补充协议这一事实存在的证明效力，故即使在鉴定结论确定了被告签名真实性的情况下，因原告既不能对其提供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中诸多有违生活常理之处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仍应就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经该院释明，原告坚持按2009年4月4日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约定，主张被告返还涉案房屋，故该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将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王家湾的三间二层楼房归还给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邵木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3元，由原告邵木水负担；鉴定费2400元（被告邵木夫已支付），由被告邵木夫负担。
上诉人邵木水在二审中提供（2010）绍越商初字第1661号民事调解书及（2013）绍越商初字第280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要求证明上诉人与本案的证人邵某1之间因为存在经济纠纷，关系恶化，故邵某1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且两个证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好，证言的效力存在疑问。被上诉人邵木夫质证认为，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所要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证人邵某1只是客观公正地说明了其知晓的事实；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判决书只是查明了涉及的经济纠纷，而没有审查两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邵木夫在二审中提供如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由31位证人签署的证明一份，要求证明被上诉人购买房屋是受母亲所托，解决母亲养老的问题而购入，同时证明其母亲考虑到为避免日后造成遗产纠纷，而要求将房屋购至被上诉人名下，证明母亲在该房屋中享有份额，是共有人之间的并购买卖；2、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邵家岸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于1980年当兵入伍的事实。上诉人邵木水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31位落款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亦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故对被上诉人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与证人邵某1出庭所作证言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上诉人邵木水申请证人邵某2出庭作证，要求证明涉案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是其书写。证人邵某2陈述称，2009年时其在奶奶的老房子里书写了两份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一份给了邵木夫，一份自己方留下了，协议内容是邵木水把2002年收的房钱85000元还给邵木夫，邵木夫把房子还给邵木水，当时其母亲、父亲、奶奶及邵木夫均在场。另外其陈述在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双方即约定等其奶奶百年后，该房屋返还上诉人。被上诉人邵木夫申请证人邵某1出庭作证，要求证明2002年涉案房屋买卖事宜。证人邵某1陈述称，涉案房屋系其大哥邵木水卖给二哥邵木夫的，当时邵木水本要卖给同村其他人，因房子卖了后其母亲无处居住，故其母亲叫邵木夫出钱买下房屋，因其母亲享有该房产五分之一的份额，故邵木水卖给邵木夫的价格是85000元，比卖给同村其他人便宜一点。其母亲要居住到百年，母亲百年后该房屋全归邵木夫所有，其他兄弟姐妹不得争夺。上诉人邵木水对证人邵某2的证言质证认为，该证人陈述客观公正，对其证言无异议。上诉人邵木水对证人邵某1的证言质证认为，因上诉人与该证人之间有经济纠纷，其证词不足为信。被上诉人邵木夫对证人邵某2的证言质证认为，证人所陈述的关于协议的形成、纸张的来源、落款名字的签写，都有矛盾之处，其不能完整说明纸张的来源，协议内容是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对补充协议上双方是否捺印亦不清楚，故证人的陈述不能真实反映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的形成过程以及内容，认为其证言不可信。被上诉人邵木夫对证人邵某1的证言质证认为，证人邵某1的陈述客观真实。本院认证认为，证人邵某2所作关于纸张和印泥来源、纸张裁剪、协议内容的形成过程等的陈述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且其关于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双方即约定等其奶奶百年后，房子返还上诉人的陈述与2002年房屋买卖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内容明显存在矛盾，且证人邵某2系上诉人邵木水之子，与上诉人邵木水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依法不予认定；对证人邵某1的证言依法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4日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本院认为，上诉人邵木水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4日的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虽然落款乙方处“邵木夫”三字为被上诉人邵木夫笔迹，但该补充协议形式及内容的真实性明显存疑，不具有证据效力。理由如下：1、该补充协议纸张规格与日常使用的纸张规格不同，该补充协议书写于规格约为“193mm*270mm”的白色纸张上，上、下两端均经过裁剪且未留有空间，上诉人对于先作裁剪再书写协议内容的理由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不符合常理；2、该补充协议整张纸张明显有揉搓过的痕迹，这与对重要文书进行妥善保管的生活常理不符，且上诉人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被上诉人关于该纸张是因其他事由在上诉人家签字捺印后因写错字故揉成一团丢弃在上诉人家中的解释更符合情理；3、该补充协议载明的内容与双方确认的签订于2002年2月1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载明的内容完全相反。2002年2月1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第六条载明“此协议经双方协商同意，双方自愿，永远买断，买绝不得反悔”。且根据上诉人所言，该房屋买卖补充协议签订于2009年，即其母亲去世之前，但根据证人邵某1、秦某在一审中出具的证言，证实上诉人于其母亲去世之后几个月曾与邵某1、秦某商量让被上诉人邵木夫返还房屋，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协议。如果双方当事人曾于2009年签订了房屋买卖补充协议，上诉人完全可以据此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但一直未提及存在2009年房屋补充协议一事，这与常理不符；4、该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09年，而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02年，在这七年间，房价及物价大幅上涨，以收回原有房屋购买款85000元的代价归还给上诉人涉案房屋，亦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因素，虽然该补充协议上邵木夫签名经鉴定机构鉴定属实，但该补充协议具有重大瑕疵，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不具有证明力。上诉人邵木水根据该补充协议要求被上诉人邵木夫返还涉案房屋的主张不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的2002年的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而无效的问题，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的基础为2009年房屋买卖补充协议而非2002年房屋买卖协议，故二审对此不予审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6元，由上诉人邵木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森轶
代理审判员 李丹丹
代理审判员 韦 玮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