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14927号
原告（被告）同昌盛业（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华润大厦1902B。
法定代表人唐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学锋，北京市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闫淼，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宏宇，北京市众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同昌盛业（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昌公司）诉被告（原告）闫淼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伊然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昌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汪学锋、被告闫淼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宏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同昌公司诉称：闫淼原系同昌公司人事经理，2012年5月2日入职，主管人事工作，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5月2日-2015年5月1日，月薪7000元。2013年7月月薪调整为7500元。2013年1月再次上调为9000元。2013年7月底，我公司领导接到多起员工反映：闫淼作为人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私下多次煽动多名员工泡病假，骗取病假工资，甚至屡屡煽动员工拷走公司资料，离职转职，不来公司上班。我公司领导对此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遂于2013年8月2日找到闫淼谈话，了解情况。不料，谈话过程中，闫淼突然情绪冲动，大吵大闹，当场表示辞职，并随即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因我公司领导注意到，在双方谈话开始，闫淼即从其工作电脑中拷贝文件。故在其拔下U盘准备带走时，我公司表示辞职可以，但不能带走公司的文件。由此，双方发生争执。闫淼当即报警，声称受到殴打和非法拘禁。公安机关经多方调查取证后，查明不存在闫淼所声称的殴打及拘禁事实，遂作为民事纠纷予以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闫淼聘请了李宏宇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与其中。后因调解未成，闫淼分别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和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闫淼自2013年8月2日双方发生争议至今未到岗工作，且拒接公司电话。2013年8月5日，我公司作出决定，鉴于闫淼的行为已经违反《员工手册》涉嫌重大违纪，我公司决定提前解除其劳动合同。该决定作出后，因我公司无法直接联系到闫淼，因此不得不在2013年8月-9月期间先后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闫淼在我公司登记备案的联系地址以及我公司可以找到的其另一地址，发出解除通知书等文件。同时向其手机发送了同样内容的彩信。我公司还向其委托代理人李宏宇邮寄送达了同样内容的邮政快递。此外，我公司还在《京华时报》上刊登通知，告知闫淼劳动合同已经被解除，要求其回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对于上述全部通知方式，闫淼在劳动仲裁阶段均表示没有收到，而其代理人则表示当时并非其劳动争议纠纷的代理人，没有转达义务。但同时，闫淼在劳动仲裁阶段中也认同劳动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并主张要求我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我公司认为，对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我方已经穷尽所有可能，尽到了告知义务，且在劳动仲裁庭审中核对，我公司寄送的地址、发送的手机号码，均为闫淼正确的地址和手机号码，至少截止至劳动仲裁阶段并无变化。因此，送达行为应为有效。但我公司的送达行为均被确认为无效，现我公司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结果，向法院起诉要求不支付闫淼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7月19日期间病假工资11209.93元。
被告闫淼辩称：我不同意同昌公司的诉讼请求。即使是劳动仲裁做出裁决结果我也认为远远低于申请请求。我于2012年5月2日与同昌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标准为7000元，职务为人事经理。2012年7月工资调整为7500元，2013年1月工资调整为9000元。同昌公司要求我每周末随时加班，但却未安排补休，亦未支付加班工资。同昌公司总经理唐耀经常作出损害员工利益的事情且常因琐事当场辱骂员工。我长期违心的为同昌公司工作，使得我长期生活在精神紧张和压抑之中。2013年8月2日，我带病坚持到原告处工作，唐耀来到我的办公室质问员工曹××离职事宜，因我如实反映情况，引起了唐耀的不快，在我替员工辩解时，更加激怒了唐耀。唐耀开始殴打我，之后又叫来执行董事徐东和助理。由于被打和受到严重的刺激和惊吓，当时我就昏厥在办公室里，小便失禁，被999急救车送至医院。后经东城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为轻微伤。2013年10月同昌公司不再发放我的工资，未再缴纳社保和公积金。被告曾向东城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但被告的很多合理请求未获得支持，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同昌公司：1、支付2013年9月-2014年7月31日拖欠的工资90000元；2、支付拖欠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22500元（90000*25%）；3、支付第13个月工资9000元。
原告同昌公司针对被告闫淼的起诉辩称：不同意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坚持起诉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日，闫淼与同昌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2年5月2日-2015年5月1日；闫淼担任人事经理工作。劳动合同中，闫淼填写的现居住地及户籍地均为北京市朝外芳草地西街×-×。同昌公司主张依据劳动合同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其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其中，合同第六条为劳动纪律（详见《员工手册》）。第八条为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续订。第十二条为双方另行约定的内容，该条中的第2款为“乙方在签署本合同时已详细阅读了甲方的公司规章、制度与相关程序，明确其内容原则。……乙方同意并遵守员工手册内所有内容并在手册上签字确认。”闫淼不认可上述证明目的。同昌公司还提交了员工手册，证明依据第七章中重度违纪情形的第1、2、3、12、13条及违纪处罚中第1项处罚程序，对闫淼作出处罚。对于员工手册，闫淼主张未见过该员工手册，从未签收过，对其无法律效力。同昌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已将该员工手册向闫淼送达或公示的相关证据。
2013年8月5日，同昌公司向闫淼作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您与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人事经理。在工作期间，您严重违反了本公司的规章制度，给本公司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本公司决定，自2013年8月5日起，解除您与本公司之间签订的上述《劳动合同》。2013年8月9日，同昌公司向闫淼作出《办理交接手续及关系转出通知书》；同年8月19日，同昌公司再次作出《办理工作手续交接通知书》。对于上述证据，闫淼称其于2013年8月2日受到人身伤害，在医院住院治疗，此期间没有在经常居住地居住，故未收到上述通知。
同昌公司为了证明已将上述《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办理交接手续及关系转出通知书》、《办理工作手续交接通知书》向闫淼送达，提交了：《致李宏宇律师函》、2013年8月9日EMS快递单据及退单、2013年8月20日EMS快递单、退单及同日期的EMS快递单。其中，2013年8月9日EMS快递单收件人为闫淼、电话为136××××××××、收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邮寄内容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办理交接手续及关系转出通知书》；2013年8月20日EMS快递单及退单一套的收件人为闫淼、电话为136××××××××、收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少角中街×号×××物业收，邮寄内容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办理交接手续及关系转出通知书》、《办理工作手续交接通知书》；2013年8月20日另一EMS快递单收寄地址为闫淼委托代理人的地址。对于上述证据，闫淼的质证意见为：《致李宏宇律师函》系2013年8月19日发出的，彼时李宏宇并非闫淼的代理人，没有义务完成同昌公司对闫淼的传达告知义务。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并非闫淼居住地及户籍地址，其本人的地址为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楼×门×号，而136××××××××是闫淼很多年前的手机号，很久不使用了。北京市朝阳区少角中街×号×××物业并非闫淼居住地。朝阳区安立路56号九台20**家园×号楼×号是闫淼代理人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对此，闫淼提交了劳动仲裁授权委托书，主张2014年7月16日李宏宇接受其委托担任仲裁代理人。同昌公司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在派出所调解时，李宏宇即已经参加。
同昌公司在邮件被退回后，在京华时报上刊登了要求闫淼办理离职后工作交接手续的通知。闫淼的质证意见为本次当庭出示的时候其才见到，且公告内容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同昌公司提交了2013年7月26日-8月25日考勤表，证明闫淼离职前出勤至8月2日，之后未再上班。闫淼不认可该考勤记录。同昌公司还提交了2013年7月和8月1、2日的工资条及银行对账单，证明此期间发放闫淼工资；闫淼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称不清楚发放的是什么钱。闫淼提交的银行对账单显示2013年9月5日其收到了该笔6867.50元，同时主张2013年5月31日同昌公司向闫淼发放了2012年的第13个月工资6000元，且自2013年8月2日之后停发其工资；同昌公司认可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但称无法体现第13个月工资的发放。对于第13个月工资发放问题，闫淼认可双方未存有另行约定，但主张按照惯例应当发放。
同昌公司提交一套电话录音资料及录音整理文字，主张来源是闫淼本人自己录制，私下煽动员工怠工、离职、请假病假，证明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闫淼离职的时候发现其拷贝公司文件，U盘被公司留下，在U盘中找到这些录音；闫淼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是对方所述的来源也是非法方式的来源，不应作为判断本案的事实证据；且当天发生抢夺U盘，没有证据证明录音就是存在U盘中。
同昌公司提交了手机截屏照片，证明其公司已经通知闫淼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截屏照片是公司的副总徐东给闫淼发送的；闫淼不认可该证据，称其手机不具备接收彩信的功能。
另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闫淼入职时约定月薪7000元/月，2012年7月调整为7500元/月，2013年1月调整为9000元/月。闫淼的工资发放方式为：每月10日左右发放上上月26日至上月25日的工资。
闫淼提交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诊断证明》及病历本，证明2013年8月2日同昌公司领导唐耀等人对闫淼造成伤害，且自8月2日至起诉之日，一直处于医疗期；同昌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闫淼还提交了朝阳医院《诊断证明》（自2013年8月3日至2014年7月19日）及EMS快递单，证明其自2013年8月2日至起诉之日一直处在精神抑郁的病假期间，且向同昌公司办公及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1902-1903号邮寄病假条，而单位拒收。其中，绝大部分EMS单显示寄件人闫淼的地址为“北京市朝外芳草地×”或为“北京市朝外芳草地”，电话为136××××××××。同昌公司认可上述证据，并主张寄送邮件的手机号码大部分还是其公司通知闫淼的手机号码，亦认可收寄地址为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址。
闫淼曾向东城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同昌公司：1、支付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90000元及25%经济补偿金22500元；2、支付2013年十三薪900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6000元。经审理，东城仲裁委裁决：1、同昌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闫淼2013年10月1日-2014年7月19日期间病假工资11209.93元；2、驳回闫淼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作出后，闫淼及同昌公司均不服，双方均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昌公司诉如所请。闫淼要求同昌公司：1、支付2013年9月-2014年7月31日拖欠的工资90000元；2、支付拖欠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22500元；3、支付第13个月工资9000元；4、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6000元（9000*2*2）。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同昌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闫淼认为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并当庭表示撤回上述第4项诉讼请求。
再查，闫淼曾因本案诉、辩称中所涉的肢体冲突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唐耀、徐东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失费。经审理后，本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9512号民事判决：唐耀、徐东共同赔偿闫淼医疗费563元、交通费30元；驳回闫淼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闫淼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56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劳动合同、员工手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办理交接手续及关系转出通知书、办理工作手续交接通知书、致李宏宇律师的函、EMS快递单、公告、考勤表、工资条、银行对账单、电话录音、证人证言、收寄截屏照片、社保信息对账单、薪资调整函、诊断证明书、通话录音、病历、授权委托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5692号民事判决书、京东劳仲字（2014）第2462号裁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为原、被告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8月5日，同昌公司向闫淼作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理由为闫淼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遂决定自2013年8月5日起，解除与闫淼之间的《劳动合同》。同昌公司于2013年8月9日通过EMS快递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等文件向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的地址送达，并留有136××××××××的电话号码。该EMS被退回。对此，闫淼主张其所居住地址为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楼×门×号，而上述电话号码是闫淼很多年前的手机号，很久不使用了。但闫淼在劳动合同中给用人单位所留的有效通信地址即为“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而劳动者有义务在有效通信地址变更后及时告知用人单位，现闫淼并未将其变更后的通信地址告知同昌公司，同昌公司向上述地址邮寄信函的行为并无不妥。另，闫淼向同昌公司邮寄病假条的寄出地址亦为“北京市朝外芳草地西街×”，电话同为136×××××××××，与同昌公司的邮寄地址基本同一，电话号码同一。此外，闫淼主张其所居住地址为“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楼×门×号”，本院难以看出该地址与同昌公司邮寄的“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芳草地西街×-×-×”有何不同，故本院对于闫淼主张的同昌公司邮寄地址非其居住及户籍地址、电话号码许久不用的主张，难以采信。同昌公司就该地址邮寄的信函，应自退回之日起视为送达。然而，同昌公司向闫淼作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理由为闫淼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遂决定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通知中的解除理由并不明确，未能具体说明闫淼的何种行为违反用人单位的哪条规章制度。在诉讼阶段，同昌公司举证依据劳动合同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及《员工手册》解除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中所涉条款的具体依据均为《员工手册》，而同昌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已将员工手册向闫淼送达或公示的相关证据。故同昌公司以《劳动合同解除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解除行为不合法，不能发生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效力。现闫淼提出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闫淼提交的朝阳医院《诊断证明》及其主张的自2013年8月2日至起诉之日一直处在病假期间的主张，同昌公司应当依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支付闫淼病休期间的病假工资。现同昌公司要求不支付闫淼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7月19日期间病假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核算上述期间病假工资的数额为11267元。闫淼在劳动仲裁阶段要求同昌公司支付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90000元及25%经济补偿金，而在本次诉讼中要求支付2013年9月-2014年7月31日拖欠的工资90000元，现其提出的2013年9月工资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不予处理。另，依据闫淼的主张及自行提交的诊断证明中的病假期间，其要求同昌公司按照90000元标准支付2013年10月1日-2014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闫淼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22500元，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13个月工资的发放问题，闫淼认可双方并未有相关约定，但主张按照惯例应当发放。然而，惯例并不是必然，在双方未就第13个月工资的发放与否及发放标准存有约定的情形下，闫淼的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同昌盛业（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闫淼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期间病假工资人民币一万一千二百六十七元整；
二、驳回原告同昌盛业（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闫淼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同昌盛业（北京）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负担五元（已交纳），由被告闫淼负担五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伊 然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