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5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振华，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李婧，女，1983年12月7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强，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超，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奕旭，北京市鑫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5号院16号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彭永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耀博，男，该公司法务专员。
上诉人宋振华、林李婧与被上诉人魏超、原审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4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振华、林李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京0106民初2461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改判宋振华、林李婧无需向魏超支付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魏超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严重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根本不存在的“损失扩大”事实予以认定。本案当中，按照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所谓的“损失扩大”指的是《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3.17新政”）颁布后至宋振华、林李婧于2017年4月29日向魏超发送合同解除通知日止，这一期间魏超所遭受的损失。但是就该所谓的“损失扩大”，魏超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在2017年10月26日组织的询问中，曾就魏超主张的损失问题进行过调查。当时魏超根据《合同及补充协议》之约定，主张按照合同总金额的20%确定损失。原审法官对此并未认可，而是提出市场询价和评估鉴定两种方式供双方当事人选择。魏超选择了市场询价方式，而宋振华、林李婧选择了评估鉴定方式。但从原审判决的结果看，其并未选择上述任一方式，而是法官直接自由裁量认定，这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极端表现。首先，魏超主张的所谓房屋降价损失，纯粹是3.17新政所导致，而与宋振华、林李婧是否及时行使解除权无关。其次，就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失扩大”期间仅有41天，在该期间内依据常识判断，房价不可能发生太大变化。即便房价有波动，也是政府新的房产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再次，法律没有规定而且合同也未约定出现政策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应当在多长期限内通知合同相对人，一审法院认定宋振华、林李婧没有及时行使解除权导致魏超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最后，即使在该期间内涉案房屋价格发生变化，那么对于这个专业问题，法院应当委托有资质的鉴定评估部门出具鉴定结论来得出损失具体金额。但是，魏超对此重大事实并未举证证明，原审判决对能够通过证据证明的该事实不通过证据证明，而是采用自由心证主观臆断，严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诉讼规则，严重违法。
二、宋振华、林李婧已经在合理期限内向魏超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对所谓的“损失扩大”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1.3.17新政并未赋予宋振华、林李婧享有合同解除权。3.17新政对应的内容是“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调整”，根本不涉及3.17新政导致贷款金额增加后，对原《房屋买卖合同》的影响问题。宋振华、林李婧亦非法律专业人士，无法从3.17新政的内容中得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结论。2.因3.17新政颁布后，对北京市的二手房交易市场特别是“换房群体”冲击巨大以及为弥补政策漏洞。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国土规划局此后召开会议，就上述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并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内容于2017年4月28日后相继被各大新闻媒体披露。其中第二部分提到：对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按揭贷款方式付款，且买受人能够举证其确因调控政策出台导致首付款比例提高、无法支付首付款项，因而无履约能力的，其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返还收受的购房款或者定金的，法院可以支持。因此，宋振华、林李婧在上述《会议纪要》内容被各大媒体披露后方明确自己可享有单方解除权，并于2017年4月29日向魏超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宋振华、林李婧完全是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了单方解除权，不存在拖延行使导致魏超存在合理信赖的事实。3.主观上愿意积极履约和客观上能否履约是两个概念。宋振华、林李婧在3.17新政出台后先是积极筹措资金，努力促成合同履行。在穷尽所有渠道，发现客观上无法凑足新增首付后，告知魏超的做法符合常理，也符合涉案《合同》有关“限购政策影响合同不能履行时，双方协商处理”的约定。首先，宋振华、林李婧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既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就应当积极履约，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因此，在3.17新政出台后，宋振华、林李婧还在尽力筹措资金履约本身没有问题，这是对契约神圣原则的尊重。其次，合同客观上能否继续履行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当事人需要时间去判断、评估自身的履行能力。而且买房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人生大事，不可能说不买就不买，仓促之间做出决断。再次，本案当中，原审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其作为专业房屋中介机构，将宋振华、林李婧新政前出售一套房产的信息私自透漏给魏超，引发了宋振华、林李婧和魏超的误解，让魏超一直认为宋振华、林李婧有能力履约而故意违约。而事实上，宋振华、林李婧出售房屋后所得款项与新政后新增款项存在巨大差距，对合同履行造成严重障碍，且该障碍无法消除。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宋振华、林李婧不应当向魏超承担违约责任或损失赔偿责任。首先，基于合同解除的一般法理：合同解除后，有关合同条款不再具有约束力，该条款即包含违约责任条款。《合同法》第97条所规定的“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责任”亦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而是类似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畴。原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后，却适用《合同法》第107条、114条之规定判令宋振华、林李婧承担违约责任，法条之间适用明显前后矛盾，系把合同解除后责任混淆为“违约责任”，法律适用错误。其次，前述所引用的《会议纪要》明确说明在本案的事实背景下，宋振华、林李婧有权解除合同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特别是在原审判决做出之前的2017年1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再次下发关于《妥善处理涉及“3.17新政”的房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第五条规定：因“3.17新政”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或定金返还给买受人；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或适用定金罚则的，不予支持。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一再做出明确规定后，原审法院依然置之不理，不仅侵犯了宋振华、林李婧的合法权利，也是对上级法院的藐视。
四、原审判决结果如不纠正，将造成严重的利益失衡状态，对宋振华、林李婧极度不公。宋振华、林李婧系普通工薪阶层，之所以购买涉案房屋是因为孩子出生需要换房。本案庭审过程中，宋振华、林李婧已经清楚无误的向法庭阐述了3.17新政前后，宋振华、林李婧首付款增加的金额，原审被告链家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宋振华、林李婧即是因为无法凑足约85万的新增首付款而放弃购买涉案房屋并引发本次诉讼的。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可宋振华、林李婧无法凑足新增贷款，严重影响合同履约能力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判令宋振华、林李婧承担70万元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数额与宋振华、林李婧无法凑足的新增首付款仅相差10余万元，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宋振华、林李婧如果有这笔额外增加的70万元违约金，就不会发生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的纠纷。原审判决枉顾本案基本事实，做出的判决结果与涉案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效果基本一致，导致宋振华、林李婧不仅无法获得涉案房屋，而且需额外支付70万元违约金的后果，其造成双方的利益严重失衡。
魏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魏超在原审中就损失提交了充分证据，符合法律程序，能够证明魏超因宋振华、林李婧不履行义务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经济损失。魏超在原审中提交的《损失说明》就相关损失进行了证明，合计人民币1339276元。上述损失均有证据予以佐证。关于宋振华、林李婧提出的原审中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原审2017年10月26日组织谈话，就魏超损失如何确定进行沟通。谈话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进行市场询价而非评估鉴定方式确定损失数额，法院亦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询价。法院并未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在判决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宋振华、林李婧的利益，将魏超1636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下调至700000万元，且与魏超本身经济损失1339276元差距较大。如果说法官滥用裁量权，那滥用裁量权的法律后果也是偏袒了宋振华、林李婧的利益。
2.魏超认为有证据充分证明宋振华、林李婧完全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并未取得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权。且宋振华、林李婧未按合同约定发出正式的解除通知，故不能认定宋振华、林李婧有解除权且正确行使了该解除权。首先，宋振华、林李婧在原审期间完全有能力承担购房款，其总计持有资金700余万元，不存在任何没有能力履行义务的情形。宋振华、林李婧通过链家公司出售林李婧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花市8层5单元804号房产，售价人民币753万元，房产已于2017年6月完成过户及房款交付手续。根据现有证据查明：截止2017年03月21日作为房屋买受人宋振华、林李婧向出卖人魏超支付定金50万元整，原审证据交换中宋振华提供的其名下光大银行对账单卡内余额为672757.08元。综上，即使宋振华、林李婧辩称北京市东城区西花市8层5单元804号房屋有贷款需还款166.5万元是真实的，那么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分析其仍然有700余万元的结余，宋振华、林李婧完全有能力支付本案涉案房屋的首付款。魏超自始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任何违约行为，对方也未举证证明魏超有违约行为，居间方链家公司已于原审当庭予以证明，故对方不存在任何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魏超与宋振华、林李婧于2017年6月11日在居间方链家公司的居间下进行协商，宋振华、林李婧口头承诺继续履行合同，并且链家公司工作人员李国龙于2017年6月18日多次与宋振华微信沟通，宋振华均表示正在筹款。上述事实均表明宋振华、林李婧有能力、有意愿履行合同。第二，宋振华、林李婧即便有解除权也未按照合法形式行使权利，不能认定其短信表示沟通的邀约内容为解除合同的通知。从短信证据的内容可以得出如下事实：宋振华、林李婧于新政后落实了购房款，后被其挪用。宋振华、林李婧未否认新政后在链家公司的居间下其同意继续履行的事实。原审中居间方链家公司已证实新政后充分询问了宋振华、林李婧是否继续履约，宋振华、林李婧答复继续履约，并且宋振华、林李婧于2017年3月21日支付了部分房款，上述证据充分表明宋振华、林李婧充分认识到新政的风险及己方的支付能力，且宋振华、林李婧的继续履约行为使得魏超产生了足够的信赖，从而导致时至今日魏超的损失在进一步扩大。宋振华、林李婧意思表示应当是就是否解除合同进行协商的邀约而非解除合同的通知。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解除合同的需要有解除权的一方书面通知对方。对方采取短信电文的形式违反了合同约定的解除通知的形式要件。综上所述，宋振华、林李婧既无解除权，所谓的“解除通知”也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基本内容，其也未采取合法的形式送达解除通知，故而不予认可其效力。
3.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故合同因违约而解除，违约金条款可继续适用，但违约金过分高于因解约造成的损失的，对于超过部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调整。同时，最高法民一庭在2018年最新出版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中，最高法民一庭在“民事审判信箱”栏目里，就各地方法院提出的民事审判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摘录如下：我们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8条中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其实质认为违约金系当事人通过约定预先设定并独立于履约行为之外的给付行为，其效力不因合同权利义务终止而受到影响。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同时魏超的观点也与最高审判机关就此问题的观点一致，宋振华、林李婧对法条的理解是错误的。宋振华、林李婧不符合“3.17新政”情形，北京高院相关会议纪要对其并不适用。宋振华、林李婧在一审期间有证据证明的货币资产为人民币7037757.08元，远远超出其新政后购房的首付比例。另，宋振华、林李婧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当对其履行能力有正确的认识，且在新政出台后其明确表示继续履行合同并以继续付款的方式履行了部分义务。况且退一步讲，即便宋振华、林李婧取得了解除权，时至今日仍未依法行使该权利，魏超的损失仍旧在继续扩大，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宋振华、林李婧应当对魏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4.宋振华、林李婧在房价高位阶段抛售自有花市大街处房产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后与魏超签订合同购入本案涉案房产，宋振华、林李婧均为金融行业高薪白领收入丰厚，相关证据及其本人在沟通中的陈述证明其完全有能力支付涉案房产首付款。“3.17”新政后北京房地产在政府行政调控下房价大幅下跌，宋振华、林李婧在这一卖一跌的市场状态下，因为巨大的利益价差驱使，为了维护其一己私利恶意违约，这样其就可以获得上百万的经济利益，于是不惜破坏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丧失诚实守信的基本底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种恶意违约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应当被法律所非难和制裁。
链家公司未作答辩。
魏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魏超与宋振华、林李靖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2.判令宋振华、林李靖于2017年9月2日起15日内依照《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约定给付魏超冲抵已支付定金50万元后的违约金113.6万元；3.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由宋振华、林李靖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1日，魏超（出卖人）与宋振华、林李婧（买受人）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宋振华、林李婧购买魏超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外大街1号楼18层2单元18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100.62平方米，该房屋成交价格为462万元，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为356万元；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定金50万元，定金支付方式为直接支付给出卖人；买受人向银行申办抵押贷款，并由贷款机构按其规定将该部分房款直接支付给出卖人，买受人拟贷款金额为300万元，买受人因自身原因未获得贷款机构批准的（包括贷款未获得批准和未按照前述拟贷款金额足额批准的），买受人继续申请其他贷款机构贷款，至贷款批准，买受人自行负担其间已发生的及要产生的各项费用。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二）逾期付款责任：买受人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付款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按照逾期时间，分别处理。2、逾期超过15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按照累计的逾期应付款的20%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并由出卖人退还买受人全部已付款。”
同日，魏超（甲方/出卖方）与宋振华、林李婧（乙方/买受方）、链家公司（丙方/居间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交易房屋价款及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作价总计为818万元，乙方于2017年3月11日将第一笔定金20万元以自行划转的方式支付甲方，乙方于做完房屋核验后2个工作日内将第二笔定金30万元以自行划转的方式支付甲方；乙方于收到银行批贷通知函后5个工作日内将第一笔首付款162万元以建委监管支付的方式支付甲方，乙方于收到银行批贷通知函后5个工作日内将第二笔首付款304万元以理房通支付的方式支付甲方；甲乙双方应于收到评估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共同前往贷款机构办理贷款申请手续；若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构成根本违约，且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2）拒绝购买该房屋的；……乙方出现上述根本违约情形之一的，乙方应当在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相当于该房屋总价款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向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冲抵违约金，多退少补；丙方收取乙方的费用不予退还；第四条违约责任还约定：“4、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如出台新的限购政策且该限购政策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各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后续事宜及已交付的款项和已发生的费用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五条其他还约定：“其他约定：2、乙方承诺具有北京市购房资质和购房贷款资质。”
同日，魏超和宋振华、林李婧及北京方源房地产资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源公司）签订了《房屋交易保障服务合同》，约定宋振华、林李婧应向方源公司支付保障服务费24540元及代收评估费600元。同日，魏超和宋振华、林李婧及链家公司签订了《居间服务合同》，约定宋振华、林李婧应向链家公司支付居间代理费179960元。
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宋振华、林李婧向魏超支付第一笔定金20万元。
2017年3月1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和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京建法[2017]3号，以下简称限贷政策），规定：二、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无住房且无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执行现行首套房政策，即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5%，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自住型商品住房、两限房等政策性住房除外）。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1套住房，以及在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
2017年3月21日，宋振华、林李婧向魏超支付了第二笔定金30万元。至此，宋振华、林李婧已向魏超支付了定金共计50万元。
2017年4月29日，宋振华、林李婧向魏超发送短信表明因限贷政策影响，资金缺口二百来万，协商解约。
一审法院另查，宋振华、林李婧还向方源公司支付了保障服务费24540元及代收评估费600元，向链家公司支付了居间服务费179960元。
一审庭审中，魏超主张宋振华、林李婧已于2017年3月至6月期间将其名下房屋出售予案外人，售价为753万元，宋振华、林李婧具备履行能力，不会受到限贷政策的影响。宋振华、林李婧认可其已将名下房屋出售予案外人及售价为753万元的事实，但称在出售名下该房屋时尚有165.58万元贷款未能清偿，在归还贷款后，出售房屋所得款项仅剩587万元，无力负担购买涉案房屋除贷款外所需支付的首付款。另外，魏超就其律师费损失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作为证据，证明其为本案诉讼承担了律师费用5万元；宋振华、林李婧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魏超与宋振华、林李婧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魏超与宋振华、林李婧、链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双方约定宋振华、林李婧以贷款300万元的方式支付部分购房款，但新的限贷政策在2017年3月17日颁布后，导致宋振华、林李婧不能按合同约定的贷款数额办理贷款，房款中非贷款比例增加，且其出售原自有房屋所得房款与本案购房款有一定差距，无力支付本案全部房款，致使本案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宋振华、林李婧据此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宋振华、林李婧在取得上述解除权后，应当及时行使上述权利，对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否则，在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魏超理应认为宋振华、林李婧能够继续履行合同。但宋振华、林李婧未能及时做出表示，时至2017年4月29日方以短信方式表示协商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导致魏超未能及时控制损失，造成损失扩大。对此，宋振华、林李婧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宋振华、林李婧辩称在相关政策颁布后，不能确定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依据不足，法院亦不采纳。鉴于魏超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与其实际损失相比明显偏高，且宋振华、林李婧亦对此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对魏超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予以酌减。根据魏超提供的相关证据，法院对于魏超的律师费数额予以认定，但违约金系对损失的补偿，因法院已经判令宋振华、林李婧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对魏超的律师费损失已经予以补偿，故对魏超主张宋振华、林李婧支付律师费损失的主张，法院不再予以支持。魏超诉称宋振华、林李婧在6月11日曾表示继续履行合同，但没有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因宋振华、林李婧支付的定金已在另案中判令魏超返还，故魏超要求定金充抵违约金的主张，法院不再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判决：一、解除魏超与宋振华、林李靖于二○一七年三月十一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二、解除魏超与宋振华、林李靖、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二○一七年三月十一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宋振华、林李靖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魏超支付违约金七十万元；四、驳回魏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宋振华、林李婧为了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同行户型成交记录网络截图。证据二：与链家公司中介人员的微信记录。证据三：会议纪要网络截图。魏超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是否合法无法律依据，涉案房屋的房产单价八万一千余元，相比之下能够明显看到魏超的巨额损失。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宋振华、林李婧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应于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予以提交而未提交，且该证据并不足以改变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属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新证据，故宋振华、林李婧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另查，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产生纠纷，宋振华、林李婧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魏超、链家公司、方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并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0106民初1907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载明：宋振华、林李婧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2.判令解除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及第三人链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居间服务合同》、《房屋交易保障服务合同》；3.判令魏超退还已支付的定金50万元；4.判令第三人链家公司、方源公司退还宋振华、林李婧已支付的佣金及保障服务费用合计20.51万元；5.诉讼费用由魏超及链家公司、方源公司承担。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方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链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现因相关政策变更导致宋振华、林李婧不能按合同约定的贷款数额办理贷款，房款中非贷款比例增加。宋振华、林李婧为此表示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解除相关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法院予以支持。因另案中，魏超选择要求宋振华、林李婧支付违约金，故合同解除后，魏超应当将收取宋振华、林李婧的定金50万元予以返还。因宋振华、林李婧、魏超与链家公司、方源公司均系居间服务关系，与该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宋振华、林李婧关于要求退还居间佣金、保障服务费及要求解除《居间服务合同》、《房屋交易保障服务合同》的请求，该案不予处理，应另案解决。上述案件因各方当事人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享有相关合同权利，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宋振华、林李婧与魏超、链家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本案争议焦点系涉案合同是否因新政的实施致使无法继续履行，即宋振华、林李婧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在新政出台后，宋振华、林李婧仍向魏超支付了定金30万元；后宋振华、林李婧向链家公司表示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其次，宋振华、林李婧虽于2017年4月29日向魏超发送短信协商解约，但直至2017年7月19日宋振华、林李婧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之时，双方始终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未达成一致。最后，双方均认可，宋振华、林李婧于2017年3月将其名下另外一套房屋出售予案外人，售价753万元。宋振华、林李婧主张由于新政实施导致首付款增加120余万元，并自认资金缺口80万元左右。本院结合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购房成本增加比例、宋振华、林李婧工作资信状况及出售另外一套房屋后的资金回笼情况，难以认定新政对宋振华、林李婧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履约成本、履约能力构成严重影响，故对宋振华、林李婧主张解除合同后免除违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数额，综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形情况、违约方过错、守约方实际损失等，本院对一审法院酌定宋振华、林李婧应当支付魏超违约金70万元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宋振华、林李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宋振华、林李婧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审 判 员 霍翠玲
审 判 员 刘丽杰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旻忞
书 记 员 孙 雯
书 记 员 宋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