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7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启山，男，195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杜慧萍，湖北涛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绍玲，女，195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汪亚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姚九阳，女，系该单位职工。
上诉人詹启山因与被上诉人邓绍玲、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2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詹启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杜慧萍，被上诉人邓绍玲，原审第三人武汉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姚九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10日，邓绍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依法确认其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房屋享有全部居住权，本案诉讼费用由詹启山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绍玲与詹启山原系夫妻关系，双方1982年12月结婚，1985年2月20日育有一子詹頔（后于2008年1月30日死亡）。1986年4月9日，邓绍玲诉至法院请求与詹启山离婚，后邓绍玲撤回起诉。同年，詹启山诉至法院请求与邓绍玲离婚，后詹启山撤回起诉。1996年12月28日，邓绍玲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1996年12月31日，作出（1997）岸法新民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婚生子詹頔由詹启山抚养，财产已自行分割，一切债权债务由邓绍玲承担。本案涉案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上述调解书及相应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中均未明确涉及涉案房屋的处理，仅在调解笔录中有如下记载：“审：房子，问题？詹启山：房子是我父母的。邓绍玲：我不要住房”。
关于涉案房屋的取得，邓绍玲提交《收款凭证》、《收据》复印件各一张，《收款凭证》上载明收詹启山“住房集资款”7，370元，《收据》上载明1993年3月16日收詹启山“收购房三大件水、电、防盗门”3，178.85元。
邓绍玲提交《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原件一份，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上部分载明：根据武汉铁路分局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关政策规定，我单位拟向职工詹启山出售公有住房，该同志的配偶邓绍玲是贵单位职工，请贵单位协助提供其在当地实行公积金之前的工龄及住房分配情况。离异、丧偶者请在其它情况一栏中注明离异、丧偶的具体时间。该调查函加盖公章后交本人带回。多谢合作。加盖武汉铁路分局住房交易中心公章，无具体日期。其下部分载明：姓名邓绍玲，工龄起于1970年止于1997年共27年，已购住房建筑面积无、自有私房建筑面积无，承租单位或地方公房情况为地址：江岸区扶轮新村28#1-2，产权单位：武汉铁路分局江岸水电段，使用面积：71㎡，其他情况：双方协议离婚，詹启山将此房过户给邓绍玲，此房由邓绍玲购买产权及居住权。附：离婚协议（意）书壹份。加盖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缝纫器材分公司、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人事工资科公章，并注明填写日期为1997年9月5日。庭审中，一审法院注意到该调查函上部分填写内容笔迹深浅不一，就此向邓绍玲进行询问，邓绍玲称其所在单位即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填写了姓名、工龄和日期，其他部分系邓绍玲与詹启山协商时由邓绍玲所填写，詹启山表示不认可。
2000年12月14日，武汉铁路分局汉口水电段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段职工詹启山同志分配扶轮小区壹号楼壹单元贰号住房一套，邓绍玲系詹启山同志之妻（住房证正在办理）。特此证明。邓绍玲称虽其与詹启山已协议离婚，但均未告知双方单位。
湖北省劳动厅1993年制的《职工履历表》显示，詹启山单位为武铁分局江岸水电段，家庭主要成员为配偶即邓绍玲、儿子詹頔，其上加盖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劳动人事科公章，并注明此为原件复印件。2013年9月14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劳动人事科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根据我单位汉口供电车间职工詹启山原始档案（1993年）记载，其配偶为邓绍玲，其子为詹頔。特此证明。
2013年9月25日，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分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分金社区居民邓绍玲、女，詹頔、男，她们母子俩一直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特此证明。
2014年1月20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自2006年武汉供电段成立以来，原江岸水电段职工住房配售情况在段住房台账中未显示相关信息，也未查阅到有关资料。后经联系原江岸水电段职工调查了解，汉口供电车间职工詹启山在原江岸水电段工作期间于1995年分配位于武汉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一栋2号、建筑面积为76㎡的住房一套。特此证明。
2014年7月15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关于办理我段扶轮大楼自管房房改的报告》一份，载明：局房产处：原江岸水电段（现已整合至我段）于九十年代初将武汉市北大门拆迁改造还建的解放大道江岸区头道街的扶轮大楼分配到我段8名职工，附名单如下。目前该大楼面临市政府城中村改造拆迁，由于涉及我段8户住宅无任何房屋权属证明，恳请局房产处给予办理该住宅的房改为感！特此报告。该报告所附名单最后一行为：詹启山（420102195410191217）。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9月24日，邓绍玲的户籍由武汉市江岸区头道小路97号5楼2号迁入涉案房屋所在地址。2005年4月22日，詹启山的户籍由武汉市江岸区三元里69号迁入涉案房屋所在地址，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为夫。2010年4月13日，詹启山变更为户主，邓绍玲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为非亲属。
一审法院再查明，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的机构类型为其它机构，该单位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武汉供电段是武汉铁路局管辖的基层站段，法人为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不是独立的法人，特此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案房屋为詹启山所在单位的自管公房。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证明》，均表明涉案房屋系邓绍玲与詹启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配至詹启山居住使用。双方于1996年12月31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为“财产已自行分割”，但在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未明确涉及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或其他权利的处理。虽然调解笔录中提及“房子问题”，但对于此处提及的房屋具体指向不明，且詹启山首先回答的是审判员提及的房屋系其父母所有，即与本案涉案房屋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性质不符，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已对涉案房屋作出了处理，亦无法推断邓绍玲所称“不要住房”指向的是本案涉案房屋。邓绍玲称詹启山承诺将涉案房屋给其与詹頔共同居住，詹启山称詹頔归其抚养、涉案房屋亦应由其与詹頔共同居住，但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房屋的明确约定，且邓绍玲提交的《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中双方对涉案房屋的处理情况系由其自行填写、詹启山表示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双方就涉案房屋权益已处理的意见均不予采纳。涉案房屋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居住使用的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点的规定，对于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取得公房承租权的，离婚后夫妻双方均可承租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即离婚后，邓绍玲、詹启山均享有对婚内分得的涉案房屋共同居住的权利。
关于詹启山提出的涉案房屋系基于其单位职工的身份取得的居住、使用的权利、与邓绍玲无关的抗辩理由，根据邓绍玲提交的《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虽然部分内容由邓绍玲自行填写，未予采纳，但从原始的调查函的内容可得知，詹启山要取得涉案房屋与其当时的配偶即邓绍玲的工龄及住房分配情况密切相关。而从邓绍玲的户籍地址变更情况与詹启山的陈述来看，即使涉案房屋系由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头道小路97号5楼2号的房屋上交后调换而来，邓绍玲亦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且邓绍玲的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在前、詹启山的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在后，以上情况均印证了邓绍玲在涉案房屋居住的事实。
关于邓绍玲提出的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居住权的诉讼请求，其所称的“居住权”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明文界定，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中提及，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住房对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该条规定为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明确使用“居住权”一词的唯一一处，但基于邓绍玲与詹启山之间曾经存在的婚姻家庭关系和单位自管房的特殊性，邓绍玲可以主张其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居住的权利，且可参考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即非所有权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涉案房屋虽无任何权属证明，但现已由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向第三人武汉铁路局出具报告表明，涉案房屋可办理房改，即涉案房屋可转化为财产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邓绍玲、詹启山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的房屋各享有50%的居住权；驳回邓绍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诉讼保全费1，570元、邮寄送达费40元，共计1，690元，由邓绍玲负担845元、詹启山负担845元。
判后，詹启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詹启山与邓绍玲于1996年离婚时所居住的房屋即本案涉案房屋，且双方当时再没有其他共有房屋。詹启山与邓绍玲于1996年离婚时已对涉案房屋作出了处理，并得到法院确认。2、邓绍玲提供的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分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属于虚假证据，一审法院没有依照詹启山的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另邓绍玲在一审提交的《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来源不明且被篡改，詹启山对该证据亦表示异议，该证据不应采信。3、双方在离婚时邓绍玲已经表示不要涉案房屋，其离婚后没有再继续在涉案房屋中居住，邓绍玲不属于住房困难，需要詹启山帮助的一方。且詹启山与邓绍玲离婚近20年，詹启山与现配偶在涉案房屋中居住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已经稳定，若强行判决邓绍玲有权分割涉案房屋，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利于社会和家庭稳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绍玲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邮寄送达费均由邓绍玲负担。
邓绍玲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武汉铁路局述称，对本案争议不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系詹启山与邓绍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詹启山单位分配给双方居住使用的自管公房。1996年12月31日，詹启山与邓绍玲经本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时未涉及该房，双方离婚后均曾在诉争房屋居住，且詹启山、邓绍玲的户籍均在诉争房屋，故詹启山、邓绍玲对本案诉争房屋均享有居住权。关于詹启山上诉称，詹启山与邓绍玲1996年离婚时已对本案诉争房屋进行了分割的问题。虽双方在调解离婚的协议中约定“财产已自行分割”，但在该案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并未涉及对本案诉争房屋的处分。虽调解笔录中提及“房子问题”，但此处提及的房屋具体指向不明，且詹启山回答该案审判员提及的房屋时称系其父母所有，即与本案诉争房屋为租赁房屋的性质不符，亦无法推断邓绍玲所称“不要住房”系所指本案诉争房屋。且詹启山在本案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没有相应证据证明詹启山与邓绍玲在离婚诉讼中对本案诉争房屋进行了处分，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詹启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詹启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 斌
审 判 员 张文霞
代理审判员 丰 伟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汪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