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111民初1004号原告:吴伟莲，女，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志，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古健民，男，196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僕阳市华龙区，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湖南方顺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裕华路25号11栋104房。法定代表人：王光祥，董事长。第三人：汤建元，男，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茶陵县。第三人：王光祥，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林山村。第三人：王增雷，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第三人：吴文兵，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第三人：杨金洪，男，195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原告吴伟莲诉被告古健民、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公司），第三人汤建元、王光祥、王增雷、吴文兵、杨金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以古健民、鄱阳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后本院追加汤建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4年3月5日，本院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123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古健民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中民四终字第0312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重新组成合议庭，并追加王光祥、王增雷、吴文兵、杨金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6年6月16日、2016年11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伟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志、被告古键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被告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光祥、第三人王光祥及杨金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汤建元、王增雷、吴文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伟莲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键民于2009年3月19日所签订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古键民、鄱阳公司协助原告吴伟莲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古键民、鄱阳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9年3月19日，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键民签订《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吴伟莲将其在被告鄱阳公司的40万元股份转让给被告古健民。协议签订后，被告古健民、鄱阳公司虚构原告签名非法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且被告古健民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真实，被告古键民早应向原告吴伟莲支付股权受让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古键民并不享有鄱阳公司10%的初始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古健民在原告吴伟莲多次催促下，仍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致使原告吴伟莲将股权变现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吴伟莲据此行使合同解除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健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9年3月19日，原告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2011年6月13日向被告古健民催要股权转让金，被告古健民一直未履行，原告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健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被告古健民亲笔签字的《股东会议纪要》，是被告古健民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达，且已得到实际履行，原告吴伟莲多次要求被告古健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被告古健民对此置之不理，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吴伟莲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被告古健民辩称，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意思真实表示，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合法有效；2、原告吴伟莲主张的解除权未达到法定解除条件：（1）原告吴伟莲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的股权转让发生在2009年3月19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09年3月27日，至原告吴伟莲第一次起诉将近4-5年的时间，原告吴伟莲并未向被告古健民催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是一年，原告吴伟莲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解除权，该解除权已消灭，原告吴伟莲提交的三个催款通知，均是为了本案诉讼所捏造，该三份催款通知并无被告古健民的签收，故并不对被告古健民发生任何法律效力；（2）原告吴伟莲及其丈夫汤建元在2009年3月3日及3月20日与第三人王光祥、王增雷订立了相关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明确载明原告吴伟莲、第三人汤建元将其名下股权相对应的资产全部转让给王光祥、王增雷，在2009年3月份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之后，吴伟莲、汤建元完全退出公司，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履行上述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资产，而在工商管理部门按其格式要求做的协议，其中有关股权转让款40万元并非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健民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3、原告吴伟莲与第三人汤建元系夫妻关系，原告吴伟莲与第三人汤建元作为股东的所有签字或其他经营事项，均是由第三人汤建元代为行使，而且结合（2015）湘高法民再二终字第130号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原告吴伟莲与公司有关的行为均由汤建元代为行使，而且认定了汤建元对吴伟莲权利的行使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汤建元与吴伟莲系夫妻关系，又因为汤建元与被告古健民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汤建元至今尚欠被告古健民150万元的欠款未支付，被告古健民事实上也不需要向原告吴伟莲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本案争议均发生在2009年3月，至今已经有7年，在这7年间，公司的经营规模也由200万元变更为1600万元，公司外部的第三人以现有的股权结构为信赖基础，建立了更多的法律关系，为了维护公司的安全、稳定，不适宜破坏已经形成的交易秩序，原告吴伟莲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鄱阳公司辩称，对原告吴伟芝和被告古健民之间的诉讼，公司不发表意见；被告古建民对公司没有出资，这几年也未参与管理，未承担风险，也没有分红。第三人王光祥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第三人王光祥无关，第三人王光祥购买加气站和鄱阳公司股权的款项均已经支付。第三人杨金洪述称，第三人杨金洪于2009年投入100多万挂在王光祥名下，后来公司增资扩股时就把股权恢复到第三人杨金洪名下。第三人汤建元、王增雷、吴文兵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鄱阳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0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汤建元，股东为原告吴伟莲（出资70万元、持股35%）、被告古健民（出资20万元、持股10%）、第三人汤建元（出资102万元、持股51%）及案外人刘芝（出资8万元、持股4%），其中原告吴伟莲与第三人汤建元为夫妻关系。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被告古健民、案外人刘芝将其持有鄱阳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吴伟莲，并由原告吴伟莲于同日分别与被告古健民、案外人刘芝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2007年10月15日，被告鄱阳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其股东变更为第三人汤建元持有51%股份（102万元）、原告吴伟莲持有49%股份（98万元）。2009年3月19日，第三人汤建元代原告吴伟莲分别与被告古健民、第三人王增雷签订《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将原告吴伟莲在鄱阳公司的98万元股份分别以与股份相等的价格转让给古健民40万元股份，转让给王增雷58万元股份；同日，第三人汤建元与第三人王增雷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由汤建元将其在鄱阳公司的102万元股份以同等价格转让给王增雷。针对上述股权转让，由古健民、汤建元、王增雷形成一份《股东会议纪要》，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免去汤建元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选举王增雷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古健民为监事。汤建元代吴伟莲在上述会议纪要上签名。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吴伟莲对汤建元代其在《股份转让协议》的签名表示予以追认。2009年3月27日，鄱阳公司对上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办理了工商登记，鄱阳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增雷（出资160万元，占股80%）、古健民（出资40万元，占股20%）。因被告古健民未向原告吴伟莲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40万元，原告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向鄱阳公司、古健民发出《催要通知》、《付款通知》，要求古健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0万元。2011年6月13日，原告吴伟莲再次向鄱阳公司、古健民发出一份《郑重通知》，主要内容为：限古健民于2011年6月30日前向吴伟莲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否则，此通知即作为解除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鄱阳公司、古健民未予回复，古健民也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上述《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由鄱阳公司盖章签收。另查明：2009年3月3日，鄱阳公司与王光祥、古健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鄱阳公司同意将已建成并投入试营业的位于长沙市××南路的加油加气站转让给王光祥，转让总价款1550万元；付款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协议签订3日内支付预付款300万元，第二期于相关手续办妥后2日支付500万元、第三期为公司变更手续办妥当日一次性付清余款750万元；古健民应负责双方严格履约。2009年3月20日，原告吴伟莲、第三人汤建元作为甲方、第三人王光祥、王增雷作为乙方、被告古健民作为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系鄱阳公司的体体股东，持有该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协议各方对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加油加气站转让价款的支付、相关手续的办理进行了约定，同时明确被告古健民对《协议》和《补充协议》承担监督和担保责任。上述两份协议所涉的位于长沙市××南路的加油加气站，实际为原告吴伟莲、第三人汤建元投资。王光祥、王增雷应支付吴伟莲、汤建元的加油加气站转让款，其中的656万元于2009年3月20日支付给古健民，然后由古健民支付给汤建元，其余款项由王光祥直接支付给吴伟莲、汤建元。2009年6月10日，鄱阳公司进行了一次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王增雷变更为汤建元，同时将王增雷在鄱阳公司的160万元股份中的102万元转让给汤建元；2010年10月9日，鄱阳公司再次进行一次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汤建元变更为王增雷，股东吴伟莲变更为古健民。上述两次变更登记，因相应《股东会议纪要》、《股份转让协议》系伪造，均被工商登记机关撤销，恢复到2009年3月27日时的登记状态。2011年11月17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一致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600万元；新增加的1400万元由王光祥出资112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80%，吴文兵出资16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1.43%，杨金洪出资12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8.57%；一致同意吸收王光祥、吴文兵、杨金洪为新增股东，现股东变更为：王增雷、古健民、王光祥、吴文兵、杨金洪；股东变更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为：王平雷出资160万元，持股10%；古健民出资40万元，持股2.5%；王光祥出资1120万元，持股70%；吴文兵出资160万元，持股10%；杨金洪出资120万元，持股7.5%；免去王增雷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选举王光祥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免去古健民公司监事职务，选举王增雷为公司监事职务；一致通过公司新章程。2011年12月31日，鄱阳公司对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2年12月18日，古健民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恢复古健民享有鄱阳公司20%的股权及相应工商登记。2013年3月28日，本院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古健民的诉讼请求。鄱阳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仍在二审中。2013年4月24日，原告吴伟莲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123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原告吴伟莲的诉讼请求。被告古健民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原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健民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虽由第三人汤建元代吴伟莲所签，但此后吴伟莲以此为依据一再向被告古健民、鄱阳公司催要上述协议所涉的股权转让款，应视为原告吴伟莲对汤建元的代签行为的一种追认，且原告吴伟莲在本案诉讼中也明确表示认可汤建元的代签行为。因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系吴伟莲与古健民双方真实意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所对应的《股东会议纪要》上吴伟莲的签名也系汤建元代签，因吴伟莲追认了《股份转让协议》，汤建元代吴伟莲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的签名，也系有权代理。关于诉讼时效。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因被告古健民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原告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2011年6月13日向被告古健民、鄱阳公司发出《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且被告鄱阳公司对此盖章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原告的上述行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6月13日重新起算，至原告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古健民辩称原告吴伟莲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合同解除。被告鄱阳公司成立时，被告古健民持有鄱阳公司10%的股权。2007年10月14日，被告古健民将其持有的鄱阳公司10%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吴伟莲，并办理了相应变更登记，被告古健民对此一直未提出异议。2009年3月19日，原告吴伟莲将其持有鄱阳公司20%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被告古健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古健民除代第三人王光祥向吴伟莲、汤建元支付加油加气站转让款656万元外，再未向原告吴伟莲支付其他任何款项，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古健民一直未向原告吴伟莲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至于汤建元是否欠付古健民劳务费，与涉案股权转让款并无关联；被告古健民辩称不应向原告吴伟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古健民与原告吴伟莲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系古健民的主要合同义务，在原告吴伟莲再三催告后仍未支付，被告古健民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吴伟莲要求解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吴伟莲于2011年6月13日书面要求被告古健民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声明若未支付则该通知作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于2011年6月13日解除。上述合同解除后，被告古健民、鄱阳公司应配合原告吴伟莲，将被告古健民名下持有的鄱阳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伟莲名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吴伟莲与被告古健民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于2011年6月13日解除；二、被告古健民、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原告吴伟莲将被告古健民名下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吴伟莲名下。本案受理费7380元，由被告古健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建国人民陪审员  杨晓明人民陪审员  朱楷人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唐梦苑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