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381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明，身份证住址：湖北省赤壁市。
委托代理人：周安兰，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国兰，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从化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发俊，身份证住址：广西。
上诉人杨明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兰、罗发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罗发俊、李国兰于1990年1月6日登记结婚，2014年8月12日，李国兰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李国兰诉称2012年起双方分居生活，现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罗发俊辩称同意离婚，并认为李国兰有吸毒、赌博等恶习，未成年子女应由罗发俊抚养。2015年2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北民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罗发俊、李国兰离婚，并对相关财产、共同债务作出了处理。罗发俊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不服，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2014年3月10日，李国兰向杨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明人民币现金￥100000元正，大写壹拾万元正。”在该借条的借款金额、借款人处李国兰加盖指模，并在借条下面写下“身份证号××”。杨明称当天通过李某甲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给李国兰，取现金20000元给李国兰，2014年3月11日通过李某甲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30000元给李国兰。
2014年3月21日，李国兰向杨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明人民币现金￥150000元正，大写：壹拾伍万元正。”在该借条的借款金额、借款人处李国兰加盖指模，并在借条下面写下“××”。杨明称当天通过李某甲的中国交通银行账户取现金120000元给李国兰，2014年3月22日通过李某甲的中国交通银行账户取现金20000元给李国兰。
2014年3月26日，李国兰向杨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明人民币现金￥50000元正，大写伍万元整。”在该借条下面写下“××”，杨明称当天通过李某甲的中国交通银行账户取现金50000元给李国兰。
2014年12月10日，李国兰向杨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杨明人民币现金￥135万元正，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元正，承诺在2014年12月30日前连本带利还清。”该借条的下方写下“××，天河区汇景新城上城峰境B1座1603房”。杨明称2014年8月其将自己开户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及密码交给了李国兰，李国兰取走了款项，后杨明找到李国兰补签了上述借条。
广州天河胜康医院原名广州康某医院，2014年3月28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显示：该医院于2011年12月28日成立，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李国兰。但实际的隐性股东为徐某甲（持股30%）、罗发俊（持股35%）、李国兰（持股10%）、李某乙（持股10%）、徐某乙（持股10%）、柳某（持股5%）。罗发俊称医院更名为广州天河胜康医院后，从2013年11月1日开始经营，经营至2014年1月，之后医院停止营业，后罗发俊与李国兰共同举债210万元用于交纳医院的水电、房租。杨明称对上述情况不了解。2014年6月19日，徐某甲、罗发俊、李国兰、李某乙、徐某乙、柳某与彭某达成《广州天河胜康（原康某）医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记载：“……广州天河胜康（原康某）医院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后经徐某甲于2013年8月转让给李国兰……该医院成立以来，由于管理不善和内部种种原因致使医院长期停业。经甲方（医院全体股东2014年6月8日会议），对医院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并对全部经营账目进行清算，一致确认清算结果和作出股权转让以及股东重组的决定[见广州天河胜康（原康某）医院股东会决议]。甲方一致同意将广州天河胜康（原康某）医院整体（100%股权）作价15000000元（壹仟伍佰万元整）并按此价格出让部分股权……彭某作为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在本合同中称乙方（受让方）……受让以下股东的股权（共60%）：1、罗发俊35%股份，价值525万元人民币；2、李某乙10%股份（价值150万元人民币）；3、徐某乙10%股份（价值150万元人民币）；4、柳某5%股份（价值75万元人民币）。乙方于2014年4月14日向李国兰支付的80万元及5月6日代医院支付给天河城管局的房租500627元，共计1300627元视为向李国兰支付的收购股权款……重组后李国兰持股40%股份……”合同签订后，彭某依约支付了李某乙、徐某乙、柳某等的股权转让款及罗发俊的部分股权转让款，罗发俊股份转让款525万元中的271万元尚未支付。此后，该医院的股东变更为彭某（持股60%）和李国兰（持股40%），罗发俊退出经营。2014年9月1日，杨明进入该医院工作至今。
杨明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李国兰、罗发俊共同偿还借款165万元，并承担其中135万元借款的逾期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6月1日止利息为42525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国兰、罗发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杨明向李国兰提供借款，李国兰向杨明出具借据，双方已经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李国兰经杨明催收后，仍未偿还借款给杨明，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因此杨明要求李国兰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有理，法院予以支持。对于2014年12月10日135万元借款的利息，杨明与李国兰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之规定，杨明要求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利息没有依据，利息应从借款逾期之日即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对于本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罗发俊是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夫妻共同债务，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包括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及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负的债务等等。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规定，李国兰所负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从该债务是否缘于共同经营费用的不足而产生、投资经营所得收益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双方是否具有举债合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对于借款的原因、用途和时间，李国兰向杨明借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10日、3月21日、3月26日及12月10日，医院出卖给案外人彭某的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对发生在医院出卖之前的借款，杨明称李国兰为了支付医院的水、电、房租等费用，为了卖出医院而向其举债，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该医院工商登记为李国兰独资经营，但事实上有罗发俊、徐某甲等6个股东，若李国兰向杨明借款用于投资经营医院，应在医院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中有所反映及处理，但在该医院的股权转让及股东会议上并未记载李国兰投资经营医院的事项，因此，杨明称李国兰借款用于投资经营医院，法院不予采信。对发生在医院出卖之后的借款，该医院转让给案外人彭某（占股60%）后，李国兰占股40%，彼时罗发俊已经退出医院的经营，那么罗发俊与李国兰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李国兰借款所得收益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没有证据显示罗发俊对借款的事实知情，杨明称因李国兰说罗发俊“不好意思”向其借钱，因而一直没有告知罗发俊；而李国兰于2014年8月12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从双方的陈述可知李国兰、罗发俊的婚姻关系早已恶化，即使杨明声称不知晓李国兰、罗发俊的婚姻状况，但以此认为借款是李国兰和罗发俊的合意的说法，也并不可信；李国兰在提起离婚诉讼后向杨明借款，显然其借款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支出（包括夫妻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等方面所负的债务）。通过上述分析，李国兰向杨明借款，并非出于共同生活共同受益的目的，没有证据显示借款出于李国兰、罗发俊的合意，也无证据证明李国兰的借款所得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和罗发俊有分享该借款带来的收益。因此，李国兰向杨明所借款项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杨明要求罗发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罗发俊否认杨明与李国兰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但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杨明提交了借据证明其向李国兰提供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李国兰、罗发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李国兰、罗发俊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李国兰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165万元给杨明，并支付利息（计算本金为135万元，从2015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杨明对罗发俊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032元，减半交纳100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5032元，由李国兰负担。
判后，杨明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杨明主张“李国兰所负的债务为李国兰、罗发俊的共同债务，李国兰、罗发俊负有共同清偿之责”，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得到支持。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杨明与李国兰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李国兰、罗发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罗发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明与李国兰明确约定了该借贷属于李国兰的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的借贷关系属于除外情形，因此应当认定为李国兰、罗发俊的共同债务。2、关于李国兰、罗发俊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该债务有无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认定，根据借贷关系发生的时间、发生的过程，杨明及其妻子李某甲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李国兰、罗发俊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借款确定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具体为：（1）杨明与李国兰发生借贷关系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份和2014年8月份，其中借条上载明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份，此135万元的借款是杨明用自己的房产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借给李国兰的，借条是在发生借贷纠纷后，李国兰补写的，此时间段是李国兰、罗发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当时，李国兰是广州天河胜康医院的董事长，罗发俊是广州天河胜康医院的总经理，在杨明看来，李国兰、罗发俊夫妻关系完全正常，没有丝毫的异常，杨明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李国兰、罗发俊之间夫妻关系恶化。（2）在借贷关系发生的整个环节中，李国兰与杨明的妻子李某甲缘于均姓李而以姐妹相称，两个家庭当作亲戚走动，甚至在2014年中秋节，李国兰、罗发俊邀请杨明及妻子共度节日，把杨明其妻子带到李国兰、罗发俊租赁的豪华住所过节，以此向杨明暗示其有实力，从而达到借款的目的。李国兰是广州天河胜康医院的董事长，罗发俊是总经理，两人共同经营管理该医院。因此，李国兰、罗发俊确定具有举债的合意。（3）李国兰的借款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李国兰、罗发俊生育了三个子女，在广州市和北流市有多处房产，还经营着一家医院，李国兰、罗发俊养育子女、购置房产、经营医院均需花费大量资金，在李国兰与杨明发生借贷关系期间，李国兰、罗发俊发生了支付三个子女的学习费、对购置房产涂销抵押、交纳医院的租金等事项，还有斥巨资租赁豪华别墅，等等，这些均属家庭生活或者家庭经营支出，大量资金流动没有唯一的指定性，但这些资金的流动都属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3、关于罗发俊在一审的答辩，杨明认为：（1）杨明提交了证据足够证明案涉民间借贷的发生，有李国兰出具的借条，杨明以及其妻子李某甲的转账付款凭证等。（2）罗发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国兰、罗发俊分居的事实存在，即便是李国兰、罗发俊之间夫妻关系恶化，也不必然导致分居，更不能够证明没有共同生活，况且，李国兰、罗发俊的三个婚生子女均由李国兰、罗发俊抚养着，因此案涉民间借贷属于李国兰、罗发俊的夫妻共同债务。（3）李国兰、罗发俊夫妻关系是否恶化，不是仅凭有离婚诉讼而能认定的，其婚姻关系是否恶化以及恶化程度并不为广州天河胜康医院内众人皆知，至少杨明夫妻是不知道的，事实上，李国兰、罗发俊一直刻意隐瞒着其夫妻关系好坏的程度，已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其离婚诉讼不排除逃避或者规避债务的嫌疑。（4）罗发俊在一审期间提交了离婚诉讼的一审判决书和广州天河胜康医院《股权转让合同》，李国兰、罗发俊的离婚诉讼尚在二审审理中，一审判决并非生效判决，其离婚诉讼的事实和判决尚未确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即便李国兰、罗发俊的离婚诉讼一审判决生效了，其内容能够证明李国兰、罗发俊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进行的诉讼。其提交的广州天河胜康医院《股权转让合同》能够进一步证明李国兰、罗发俊共同举债、共同经营的事实，至于是向谁举债那就不是重要的，因为李国兰、罗发俊存在着“拆东墙补西墙”的可能。4、关于一审判决的认定，杨明认为一审判决明显偏袒罗发俊，对案涉借贷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能够确定是缘于李国兰、罗发俊共同经营医院、共同家庭生活费用的不足而产生，李国兰、罗发俊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一审判决仅凭罗发俊的陈述，没有查明举债的原因、用途，做出了案涉借贷不属于李国兰、罗发俊共同债务的判词，不符合客观理智的法律思维，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显属偏袒罗发俊。综上，杨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罗发俊与李国兰共同清偿杨明的借款165万元及利息。
李国兰答辩称：1、李国兰并非借到杨明165万元。此借款不是事实。实际是2014年3月10日借款10万元；2014年3月12日借款15万元；2014年3月26日借款5万元；共借款30万元。2014年12月10日借款135万元不是事实，而是在2014年6月5日李国兰向杨明老婆李勤借款107万元(此款已在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580号的民事判决中作了判决，判由李国兰偿还)。借107万元是加上利息28万元，合计135万元。此借条是由杨明叫写的，因当时写此借条时李国兰忘记向杨明的老婆李某甲索回107万元的借条，此借条也未及时撕毁，所以杨明理所当然拿着此借条135万元向法院起诉，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判决。这是杨明的恶意诉讼。2、证据不足。假如李国兰借到杨明135万元借条的话，请杨明提供借款的来源证据，这笔巨款究竟是杨明怎样支付现金或汇款转账给李国兰的?这在一审法院庭审中没有出示说明的具体借款的事实依据，当法官提问是借现金或转账汇款时，杨明连话都不敢说，不敢正面回答，只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一时说是借现金的，一时又说是汇款转账的，但又拿不出汇款的证据来。3、李国兰向杨明的借款30万元(即2014年3月10日借款10万元，2014年3月21日借款15万元，2014年3月26日借款5万元)是事实，此款由李国兰偿还，与罗发俊无关。李国兰不按时还款虽然构成违约，但也不至于杨明竟然恶意诉讼。本债务罗发俊从来不知情，李国兰也不向他告知，也不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开支，（包括夫妻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等方面所负的债务），而且夫妻婚姻早已恶化，感情也已破裂。至于李国兰的借款，罗发俊确不知情，因此借款30万元应由李国兰还给杨明。罗发俊不应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4、杨明诉李国兰在2014年12月10日向其借款135万元不是事实，属恶意诉讼。此款的由来事实是2014年6月5日李国兰向杨明的老婆李某甲借款107万元的，加上高息28万元，合计135万元，(高息达4％以上)。因恶意诉讼，所产生的利息28万元也不应由李国兰承担，请由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并作出正确的判决。
罗发俊答辩称：1、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1款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依据。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举债时间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夫妻双方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但夫妻双方共同分享债务所带来的利益除外。(3)举债的目的是夫妻共同生活或从事合法经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精神，确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系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有两个基本的判断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约定为个人负担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时所产生的债务。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解释(一)》中第十七条规定：“(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该条说明对夫妻债务的认定，应当基于夫妻关系缔结的目的性，对日常生活需要行为和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作出区分，对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所形成的债务，适用家事代理的有关规定，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于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不属于家事代理，债务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根据债的相对性理论，应以行为相对人为债务人，债务人的配偶不承担责任。2、本案中，以下事实说明了李国兰所欠李某甲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1）李国兰所借债务并非为了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家庭正常开支所负的债务。李国兰所借的款项发生在2014年3月10日、3月21日、3月26日，数额高达30万元。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对外借款如此之高的数额，明显超出了抚养三个子女所需的抚养费用，也远远超出了家庭共同生活所需的开支，与常理根本不符。2014年12月10曰，李国兰借款135万元，已经在李国兰起诉罗发俊离婚诉讼之后，该款项更不可能会用于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家庭正常开支了。（2）李国兰借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事共同经营活动；在2014年6月19日，罗发俊与案外人彭某签订了《广州天河胜康(原康某)医院股权转让合同》，其中有十分明确的内容：罗发俊将其所持有的35％的股权转让给彭某后，罗发俊退出经营。并且，罗发俊在将医院的35％的股权转让后，即有535万元的收入。不可能再去向李某甲再借巨额资金投入胜康医院。另外，李国兰在2014年8月12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在此之前，李国兰与罗发俊之间早已分居超过两年时间，感情早已恶化。不可能有合意借债再共同投入胜康医院的可能性。（3）李国兰与罗发俊并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也就是说罗发俊对李国兰的借债完全不知情；杨明持有的借款借条上，均没有罗发俊的签字。并且，在离婚诉讼中，李国兰也并未向罗发俊提及所借李某甲任何款项的共同债务分割请求。另外，李某甲称，李国兰在2014年中秋节(2014年9月8日)还和罗发俊一起邀请其到家中做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李国兰已于2014年8月12日起诉，双方正为离婚诉讼事宜闹得不可开交，哪还有可能性共同在家设宴请杨明到场之理?最后，杨明在一审庭审中称，李国兰说罗发俊“不好意思”向其借钱，因而一直没有告知罗发俊借款的事。恰恰说明了罗发俊对李国兰的借债行为完全不知情。（4）罗发俊并未分享该债务的利益；李国兰与李某甲所有的款项往来，均未经过罗发俊的银行账户，并且，李国兰取得李某甲的款项后，根本无有一分钱进入罗发俊的账户。(详见罗发俊提交的银行流水：李国兰在此期间未有任何一笔钱汇入罗发俊的个人账户)（5）李国兰举债的行为系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不属于家事代理，债务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根据债的相对性理论，应以行为相对人即李国兰为债务人，债务人的配偶罗发俊不承担责任。李国兰所借的债务并非是日常的小额借贷，而是短短一个月内借款高达160余万，这明显超过的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不应属于家事代理权的权限范围。而杨明是胜康医院的医生，也认识罗发俊，也非常了解罗发俊与李国兰的感情状况。在杨明需要卖掉自己的住房(据罗发俊了解的情况，请法院继续查明)这种巨大代价且高风险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为了高额利息或与李国兰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协议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向罗发俊求证该借款是否是夫妻双方的合意，不可能不要罗发俊签字确认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借款。而本案中，李某甲及杨明却偷偷的向李国兰提供巨额借款，也明知李国兰与罗发俊之间存在感情恶化分居的情况，也足以证明，该借款为杨明与李国兰之间的个人借债关系，与罗发俊无关。3、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在夫妻双方均参与的债权债务纠纷中，债权人与夫妻双方均参与并见证了举债行为的始终，各方当事人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具体借贷行为的真相，因此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是合理的。但是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而配偶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偶方往往没有参与到具体的举债活动中，其得知举债行为多在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举债人配偶根本无法就举债过程中发生的事项举证，因此由举债人配偶就与举债过程密切相关的事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行为中，应当分情况明确举证责任承担：第一，如果债务人配偶参与了举债行为，则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由举债人配偶就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明知夫妻双方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如果债务人配偶没有参与举债行为，则不仅仅要考虑上述第24条的规定，还应当同时考查夫妻双方是否具有举债的合意以及该债务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举证责任应是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而不是由否定主张的人承担”。因此应由债权人就夫妻双方具有举债之合意以及该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本案中由于债务人配偶罗发俊没有参与举债行为，应由杨明就李国兰、罗发俊是否具有举债之合意以及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承担举证责任。在整个庭审中，杨明始终没有提供任何有效、有力的证据对李国兰的借款用途来予以证实。综上所述，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该借款是在罗发俊毫不知情，杨明借款给李国兰时某知道该债务系其李国兰个人借款，并且该借款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不是出于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更不是杨明所诉称的为了医院的经营。李国兰与罗发俊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罗发俊也未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应属李国兰的个人债务。若认定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并由债务人配偶承担连带责任，既超出了一个公民的防范能力，也与社会的善良风俗以及民法的公平原则相悖。同时，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原则，对于未参与交易的债务人配偶而言，债务承担是一种负担行为，在债务人配偶未享有利益的情况下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4、杨明的行为明显违背常理。杨明称，2014年8月份发生的135万元借款是用自己的房产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给李国兰的。杨明是李国兰和罗发俊共同经营的广州天河胜康医院的执业医生，不仅了解双方的婚姻情况，而且更熟悉医院的经营情况。该医院成立以来，由于管理不善和内部种种原因致使医院长期处在停业状态。房产是一般人的最主要财产，甚至是用一生积蓄所购买的财产，将个人的最主要财产抵押给小额贷款公司，用来借给李国兰投资一个长期停业的医院显然是违背常理的。并且，杨明称该笔135万元借款是杨明将自己开户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及密码交给了李国兰，让其自己取走的款项。杨明让借款人自己取走款项的行为，既不顾自身账户的现有资金安全，也不顾未来资金安全同样明显违背了正常人的做法。因此，罗发俊对该笔135万元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该债务不能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应为李国兰的个人债务，由其个人承担偿还责任。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杨明补充提供周某、龙某、吴某乙、刘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罗发俊对李国兰的涉案借款是知情的，罗发俊与李国兰关系恶化在医院不是总所周知的事实，并申请周某出庭作证。罗发俊则补充提供其与李国兰离婚案件的二审民事调解书。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是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李国兰、罗发俊的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关键在于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从夫妻双方的关系、借款期间是否购置夫妻财产以及夫妻的爱好嗜好等等方面综合考量。首先，李国兰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效力仅当然及于其本人。其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债，因夫妻另一方无法限制其对外举债的行为，无法审查其债务的真实性、债务的数额，也无法控制债务的用途，在缺乏举债合意的情况下判令另一方承担责任，将使夫妻一方陷入不可预测的风险中。而债权人作为出借方，其在出借款项之前相对于债务人而言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审查借款的用途、债务人偿债能力、借款是否夫妻双方的合意等等，如债权人意欲夫妻双方共同承责，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达成偿债合意，否则可以拒绝出借款项以规避自身风险，因此，债权人对自己债权的风险应当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即便杨明不能确定借款的用途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仍然期待夫妻相对方共同承担责任，并且，杨明亦认识罗发俊，亦知道罗发俊在胜康医院任职，那么杨明完全可以征询罗发俊的意见，在罗发俊作出愿意承责的意思表示之后才向李国兰出借款项，否则可以拒绝李国兰的借款请求以规避自己的风险。杨明作为债权人未尽注意义务，因此，其应当对本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败诉的风险。第三，杨明主张李国兰借款是用于胜康医院的启动资金。但据杨明所称，其是经胜康医院的院长周某介绍认识李国兰的，并到了胜康医院工作，杨明应清楚胜康医院还有其他股东。即使李国兰借款是用于胜康医院的资金周转，李国兰的借款也不仅仅属于李国兰、罗发俊夫妻共同受益。综上，杨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李国兰借款是用于其与罗发俊的夫妻共同生活，一审判决未支持李国兰涉案借款属于李国兰、罗发俊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9650元，由上诉人杨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文莉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薛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