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1202行初20号
原告兰某枝，女，1957年9月25日出生，壮族，住址河池市金城江区，现租住河池市。
委托代理人李某均，男，195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河池市金城江区，系原告兰某枝丈夫。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南新东路351号。
法定代表人邹红军，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毅，男，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长征，男，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原告兰某枝诉被告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受理，于2017年7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兰某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某均；被告委托代理人韩毅、韦长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于2017年3月5日对原告兰某枝作出河公（治）行罚决字〔2016〕空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现查明兰某枝分别于2016年7月15日、9月28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公安机关查获”，根据《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桂政法〔2016〕72号）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兰某枝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由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将兰某枝送达至河池市拘留所。”
原告兰某枝诉称，兰某枝2016年7月15日、9月28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及国家公共的行政机关进行维权，是根据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人没有扰乱国务院机关秩序的行为。我有《拆迁最终裁决申请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复办〔2014〕83号与桂政行复办〔2015〕16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送函佐证，原告续级反映诉求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理由不成立，原告合法维权不应受到治安处罚，该处罚违反了如下规定：
一、被告持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向原告出具的“训诫书”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时是否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是否有扰乱中南海办公秩序的行为，同时也没有说明原告上访时扰乱“正常办公秩序”的情节是否严重，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说明被告是意图在无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违法的。
二、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被告对原告进行约谈，其目的是为了收集对原告进行拘留的证据。本案“行政拘留”所依据的理由只有“本人陈述”，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三、北京市公安机关所对兰某枝的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行为，被告也没有事实依据方面的证据佐证。1、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行为，不能证实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实际训诫书证明原告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2、训诫书来源不合法。被告以所持“训诫书”作为证据，按理说“训诫书”应当是由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给原告出具的，被告只有向原告索取该“训诫书”是其合法持有“训诫书”的唯一途径。但事实是，原告并未向派出所给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原告的“训诫书”是怎样落到被告手中的？因此，原告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也质疑其真实性。而对来源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假使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训诫书”上面没有记录原告有违法行为，那么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纵观我国的法律，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判决，只有“数罪并罚”的，从来没有“一事再罚”原则。故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综上的维权事实，中央政法委打击处理违法上访五条要求，第二条“认定违法上访，都要经过公开听证，让人民群众都看到他是否属于无理取闹”，无故非法拘留原告，企图达到截访目的。十一年冤案，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94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河池市政府至今未作出处理”。这一裁定证明上访人是依法维权，那有无理取闹，更称不上“寻衅滋事”。可是公安机关为了掩盖拆迁不法行为达到截访目的，将“寻衅滋事”的帽子给原告一戴，将维权者关押起来。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依法治国”原则。原告拆迁维权讨回生存所需的居住条件不违法，故请求法院注重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河公（治）行罚决字〔2016〕无号行政处罚决定，对有关人员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追究责任，并按有规定进行党纪政纪处分，予以开除公职，还原告依法有续级诉求的权利。
原告兰某枝向法庭提供的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用于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2.河公（治）行罚决字〔2016〕无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于证明原告被处罚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3.河池市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用于证明原告已拘留的时间。4.拆迁最终裁决申请书（申请人李某均、李某、兰某枝、李某乙，2016年3月5日），用于证明原告逐级反映诉求。5.桂政复办〔2014〕83号转送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2014年9月4日），用于证明原告取得省级政府复议。6.桂政行复办〔2015〕16号《行政裁决申请转送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2015年1月27日），用于证明原告申请省级政府拆迁裁决。7.（2017）桂12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7月14日），用于证明原告是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访的。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辩称，2016年9月30日19时，我局城东派出所接收到政府工作人员送来不按《信访条例》规定进京到中南海中央国家机关非正常上访的兰某枝。经查证后，被告以涉嫌寻衅滋事对原告兰某枝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有事实依据的。因不满政府征地拆迁，原告多次到北京××地上访。2016年9月22日，原告从金城江到柳州坐火车到北京上访。9月23日到北京，后到国家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工作人员核查后告知原告属非法上访，要其到所在地进行处理，国家信访局不予受理。原告在国家信访局递交材料后仍在北京滞留，9月28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被公安人员查获，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教育，后被遣送回来。被告认为原告所称的诉求，已经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判决，其信访事项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其仍执意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进京越级信访，在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告知其到地方进行处理后仍滞留北京，并在中南海周边活动，其利用“国庆”期间妄图制造影响，扰乱公共秩序意图明显。原告多次进京非正常信访，且多次受到北京中南海地区公安派出所的训诫。但其仍不悔改，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被告作出河公（治）行罚决字〔2016〕行政处罚决定于法有据。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诉或者检举的权利，但必须是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原告进京信访，甚至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中南海周边活动，属越级走访和不按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行为，违反了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六、十八条的规定，其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属滥用权利。原告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滞留，其六年来就被中南海地区公安机关查获、训诫达八次之多。因此，原告明知中南海地区是重点地区敏感部位，不是信访接待的地方，但仍执意到该地活动、滞留，其目的是要在“国庆”期间的敏感时期和敏感部位扰乱公共秩序、制造影响，给地方党委和政府施压，这也是一种过激行为，且情节较重。原告的违法行为均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至于“训诫书”的来源，则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接回非正常上访人员，按工作程序北京警方移交给工作人员的，这足以证明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地区被公安机关查获并被训诫教育的事实，没有必要再由原告提供“训诫书”，原告质疑“训诫书”来源的理由站不住脚。“训诫”只是对违法违规人员的一种警示教育措施，法律法规并未规定“训诫”是一种处罚。原告置多次被训诫于不顾，屡次违反法律规定在敏感时期到非接待信访的重点地区和部位进行信访、滞留，扰乱公共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受到治安行政处罚，两者并不矛盾，更不是一事两罚。综上所述，原告违法事实成立，被告执法活动中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提供的证据、依据如下（按庭审举证顺序）：一、河公（治）受案字〔2016〕17号受案登记表（河池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2016年9月30日），用于证明案件来源。
二、①传唤审批表；②河公（金分城）传唤字〔2017〕00015号传唤证（2017年3月5日），用于证明办案人员依法传唤当事人接受处罚的情况。三、兰某枝身份证明，用于证明原告身份。四、询问/讯问笔录（兰某枝，2016年9月30日），用于证明原告到北京上访的事实以及在中南海周边被查获劝返的相关事实。五、兰某枝非访情况（金城江区金城江街道办事处，2017年3月4日），用于证明相关政府部门对原告进行劝访的情况。六、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2016年9月29日）。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6份），证据六、七用于证明原告前后八次在中南海地区非法上访及被查获的事实和被公安机关训诫的事实。八、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7年3月5日）。九、行政处罚审批表（2017年3月5日）。十、河公（治）行罚决字〔2017〕0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3月5日）。十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017年3月5日）。十二、金公行拘通字〔2017〕第68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2017年3月5日）。十三、河拘解字〔2017〕104号《解除拘留证明书》（2017年3月20日），以上证据八至十三用于证明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程序。
被告河池市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被告证据一、二系公安机关内部材料不发表意见；对被告证据三无异议，证据四的签名是原告所签；对被告证据五有异议，认为是乱写的；对被告证据六、七原告未见过；认为被告证据八也是被告乱写的；对被告证据九至十三有异议，认为被不尊重国家法律，不让上访。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有有异议，认为违反了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一至三无异议，原告证据四被告没有收到；原告证据五是送给河池市政府的；原告证据六只能说明是河池市政府的受理行为；原告证据七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的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证据一、二、三可以证实原告自然人的身份情况以及证明了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是客观存在的；原告证据四至七与本案无关。
被告证据来源合法，对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部分事实的依据。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和桂政法〔2016〕72号文，即《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兰某枝系河池市金城江区桥卜社区下任二组37号居民。2016年7月15日，原告兰某枝因征收土地补偿安置问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依法训诫。后被金城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回金城江。2016年9月23日，原告兰某枝为征收土地补偿安置问题再次到北京上访。同年9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其作出训诫。之后，金城江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原告兰某枝从北京劝返回到金城江。2016年9月30日，河池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对原告兰某枝作出训诫。2017年3月5日，被告河池市公安局根据桂政法〔2016〕72号《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兰某枝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注：兰某枝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兰某枝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兰某枝曾于2010年6月28日起至2016年9月28日止到北京天安门及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八次。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作为公安机关，负责其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有对其行政辖区内的治安案件的执法主体资格。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的投诉请求，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的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原告兰某枝因征收土地补偿安置问题进京，并明知北京中南海地区周边属非信访接待场所仍多次前往该地区。原告兰某枝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兰某枝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并无不当。被告获取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兰某枝作出的训诫书是否合法问题，被告在其答辩中已明确释明“训诫书”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接回非正常上访人员”时由当地警方按工作程序移交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原告提出“被告只有向原告索取训诫书是其合法持有训诫书的唯一途径”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兰某枝在北京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训诫”，而“训诫”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被告在原告兰某枝回到金城江后给予其行政处罚不构成“一事两罚”。被告在送达给原告兰某枝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本上，因其工作人员工作失误而未标明文书序号属于瑕疵，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河公（治）行罚决字〔2017〕0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兰某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98，开户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潘保民
审 判 员 兰 艳
人民陪审员 杨家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兰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