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鲁03行终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华，女，195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委托代理人王利，男，197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系上诉人李淑华之子。委托代理人吴常清，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国土资源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2460XJ。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号。法定代表人孙中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霞，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继锋，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菊香，女，1950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原审第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西二路172号。法定代表人王建军，经理。原审第三人刘丹，男，1986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滨州市邹平县。上诉人李淑华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国土资源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3行初5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查明，1991年8月22日，第三人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与第三人孙菊香签订《商品房出售协议书》，1998年3月5日张店区人民政府为孙菊香核发坐落在张店区××××号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即本案所争议的房屋，该房权证由第三人孙菊香的丈夫曹清逊代为领取。2001年3月5日淄博市房管局为第三人孙菊香换发第02-0017279号房屋所有权证书，该房权证于2001年4月4日由原告李淑华的丈夫王义田代为领取。原告李淑华对“领证人签章”一栏中显示“王义田代”签名有异议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为：字迹系王义田所写，指印无法确定；原告李淑华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后因委托人无法提供检材而导致鉴定终止。另查明，第三人孙菊香与第三人刘丹因民间借贷，孙菊香将所争议房屋抵押，并办理了淄房权证张区字第××号他项权证。该民事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原告李淑华得知孙菊香也办理了房权证，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孙菊香的房权证。再查明，2010年11月19日，原告李淑华也办理了坐落在张店区杏园××甲××、××甲××号淄房权证张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李淑华和孙菊香的房权证所记载的房屋系同一套房屋。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李淑华的丈夫王义田于2001年4月4日代孙菊香领取房权证，能够充分证明原告丈夫王义田在领取房权证时已经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至原告李淑华于2017年4月17日到法院提起诉讼，已逾2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淑华的起诉。宣判后，原审原告李淑华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行政裁定并撤销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2017年1月，张店区人民法院在原审第三人孙菊香执行案件过程中，对上诉人名下房屋评估拍时，上诉人才得知孙菊香于1998年02月25日申请对同一房屋进行权属登记，张店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03月05日为该房屋颁发了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第一次的鉴定结论不应被采信，重新鉴定终止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来承担。为查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就本案中的关键证据“房屋所有权换证登记书”中领证人签章一栏中的“王义田代”是否为上诉人配偶所书写进行了笔记鉴定。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作出（2017）文痕鉴字第55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签字为王义田本人书写，指印无法判定是否为王义田形成。对此，上诉人不服，该鉴定存在多处程序违法的事实，后经上诉人申请，张店区人民法院同意重新鉴定并选定南京师范大学鉴定中心予以鉴定，但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房屋所有权换证登记书”，最终鉴定中心以委托人（张店区人民法院）无法提供检材为由终止鉴定，上诉人认为第一次鉴定存在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应当予以采信，重新鉴定不能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检材由被上诉人掌控而拒不提供，被上诉人应当承担鉴定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应当予以撤销，并以此为基础淄博市房产管理局换发的02－0017279房地产所有权证书也应一并撤销。首先，本案中上诉人提交完整而详细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全部材料，第三人不能提供进行房屋登记的关键材料，如交房款单据，且其提交的买卖协议存在明显的修改，从形式上看，被上诉人存在审查不严。其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权具有唯一性，现在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所有权证书，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法院也应当将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被上诉人淄博市国土资源局答辩称，ー、上诉人对本案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经查，在《房屋所有权证》（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换发为《房权证》（淄博市房权证张店区字第02－××9）的登记申请审批书“领证人签章”一栏有“王义田代”的签字字样，签字日期为2001年4月4日。依据本案在一审中查明的事实，王义田为本案上诉人李淑华的丈夫。而且，依据审中的笔迹鉴定结果确认，前述签字为王义田本人的签字。由此可以推定，上诉人李淑华最迟于2001年4月4日即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此外，在上诉人李淑华2010年3月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涉案房产（02－1066048）《房产证》的审批材料中，发现了淄博市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授权其职工王义田代为办理涉案房产转移手续的《授权书》。涉案房产既然已经于1992年被李淑华购买，王义田作为本案上诉人李淑华的丈夫，同时又是出售涉案房产单位淄博市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的职工，在对涉案房产办理被诉转移登记手续时，应当知晓涉案房产2001年已被登记发证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结合上述事实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上诉人李淑华就被诉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最迟不应晚于2011年3月25日，而上诉人2017年2月才就被诉行政行为向张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即使适用被废止前的司法解释关于“2年”的起诉期限规定，也已经超过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关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供检材的说法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收到一审法院的重新鉴定的书面通知后，积极主动配合一审法院组织的鉴定。因第二次选定南京师范大学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被上诉人及时与张店区人民法院鉴定室联系，拟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专门派人带着相关不动产登记档案材料的原件赴南京送检。但鉴定机构要求被上诉人把涉案不动产登记材料留置在其鉴定场所一段时间。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等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档案材料不能长时间脱离登记机构的控制。鉴于安全保管的要求，被上诉人与一审法院鉴定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最后，一审法院回复被上诉人：待南京师范大学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通知后，双方另行选定新的鉴定机构。对于上述情况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曾在该案2017年11月27日休庭后及时与案件主审法官进行过沟通，但截至2017年12月5日，被上诉人未收到新的鉴定通知。三、上诉人撤销被诉发证行为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经查，被诉发证行为所登记的房产已经于2011年4月1日被设定了债权为40万元的抵押担保，他项权利人为刘丹。并且，张店区人民法院已经于2015年12月5日对涉案房产予以查封，期限为三年。最高法（2011）行他字第7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其他财产共有人起诉期限计算以及对抵押权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答复》中明确：“抵押权的实现是物权变更的原因和方式之ー，同样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房屋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判决确认被诉行为违法，不撤销登记行为。”具体到本案，即使原房屋登记机关颁发被诉房屋产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依法应予以撤销情形，但因本案涉案房屋的抵押权已经由本案第三人刘丹善意取得，而且涉案房产正处于法院的有效查封期限内，这成为法院撤销判决的法定阻却事由。为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本案上诉人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被上诉人孙菊香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淄博市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刘丹二审期间未提交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1998年3月5日，被上诉人孙菊香持与原审第三人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签订的商品房出售协议书，向张店区人民政府申请办理了张政发字第230445号房屋所有权证。2010年11月19日，上诉人李淑华持与原审第三人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签订的出售营业用房协议书，向淄博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了房权证张店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两份房屋出售协议系针对同一套房屋，协议中的出售人均系原审第三人张店区房产经营维修公司。孙菊香和李淑华各自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房产亦是同一套房屋。此外，在2001年3月淄博市房产管理局就涉案房屋向被上诉人孙菊香换发新证（房权证张店区字第××号）的有关审批材料中，领证人签章一栏有“王义田代”字样并附有一枚指纹。王义田为上诉人李淑华的丈夫，上诉人李淑华认为其丈夫并未代领该证，要求对该笔迹及手印进行鉴定。为此，原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上述“王义田代”字迹系王义田所写，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上诉人李淑华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后因检材提供出现问题而导致鉴定终止。原审法院遂依据第一次鉴定结论作出了判决。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淑华于2001年4月4日知道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内容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原审法院以李淑华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3行初58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房 鹏审 判 员  商利群审 判 员  陈 磊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吴 昊书 记 员  王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