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榆中民三终字第009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某
委托代理人姬某某
委托代理人高某某
上诉人刘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杜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4）榆民初字第04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某某，被上诉人杜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高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9日，由杜某某担保，被告刘某某从原告处借款人民币50万元，双方书面约定月利率为2%，并出具借款条据一支，载明：“今借到杜某某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月息按2分计算，（每月一万元正），借款人刘某某，保人杜某某，2012年元月9日。”借据形成后，被告向原告清偿了4个月的利息，之后再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某某立即偿还其本金50万元及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截止起诉时已产生利息人民币2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刘某某于2012年1月9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被告刘某某依法应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现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原、被告在借款时书面约定月利率为2%，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借款人为杜某某，因原告提供的借据中明确记载“借款人刘某某，保人杜某某”，被告认为该借据上的“保人”二字系事后添加，申请对该借据上的“保人”二字进行笔迹鉴定及陈怀旧性鉴定，该院依法通过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对原告提交的借据内容中“保人”二字是否为保人杜某某所写及“保人”二字与“杜某某”的签名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笔迹鉴定，鉴定中，因无法提供杜某某所写的保人比对样本，被告刘某某放弃鉴定，故其辩称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另外，被告陈述原告未向其实际支付借款，但其通过银行于2012年4月12日给原告支付利息4万元；庭审中，被告陈述其于2012年6月4日给杜某某转账51万元用于偿还原告杜某某的借款，后又于2012年7月11日给付张某某现金50万元偿还上述借款，被告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其主张，故其辩称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由被告刘某某一次性偿还原告杜某某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并支付从2012年5月9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以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被告刘某某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证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动产可通过指示交付完成。本案中，上诉人于2012年6月8日向杜某某转账51万元，并通过杜某某将所欠被上诉人借款偿还，但由于未能及时抽回借条，上诉人又通过张某某将50万元现金转给杜某某，并通过杜某某将所欠被上诉人借款偿还，亦未能抽回借条。据此，上诉人已通过杜某某将所欠杜某某的借款偿还，只是未及时收回借条，但上诉人的还款责任已履行完毕，双方借贷关系终止。被上诉人持借条诉至法院显然属于恶意诉讼，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另外，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对杜某某本人调查核实其是保证人还是借款人，并未对上述关键事实进行证实，认定事实显然错误。同时，杜某某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在上诉人对该证人证言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违法认定并错误裁决。二、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偿还上述借款的事实。上诉人除了提供录音光碟、银行转账凭证以证实上诉人已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外，亦有证人张某某证实其已向杜某某交付50万元以偿还所欠被上诉人的借款，只是未及时抽回借条的事实。被上诉人与张某某系叔侄关系，但是被上诉人在质证中竟表示不认识证人张某某，并否认所证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两份补充意见，补充意见（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且存在事实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一、事实认定部分。据被上诉人杜某某提供的借据显示，出借人为杜某某、借款人为刘某某、担保人为杜某某。由此三方以借据形式确立了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关系。其中借贷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合同虽然成立，但确定借款合同生效是以出借人实际交付借款为标志。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上诉人有一审期间一再强调没有收到杜某某出借的50万元。上诉人刘某某提交的2012年1月9日转账汇款凭证能够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后杜某某即将50万元汇入保人杜某某的银行账户。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错误。其一，出借人杜某某未经上诉人同意，单方擅自变更借款合同约定，将50万元借款支付到保证人杜某某的账户上，属未履行支付借款义务；其二，上诉人没有委托杜某某将50万元借款支付给杜某某；其三，杜某某收到50万元借款后亦没有将50万元转交给上诉人。根据证据规则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本案的焦点是谁是借款人。上诉人虽向杜某某出具了借据，但杜某某却未按约定向上诉人履行50万元的出借义务，却将借款支付给了保人杜某某。杜某某所取得的50万元是借款还是不当得利，原审未查清。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杜某某滥用诉权，起诉对象错误，杜某某在本案中是案外人、保人、还是借款人？是否属于被遗漏的当事人，原审均未查清即否定上诉人提交的杜某某给杜某某的汇款凭证的理由不充分。一审判决仅认为借贷合同成立，而不审查生效条件，其判决与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相悖。补充意见（二）：一、杜某某诉刘某某主张50万借款及相应利息的依据有是，1.借据证明刘某某借款50万元；2.银行明细账单证明刘某某于2012年4月向杜芳支付了4个月利息4万元。上诉人认为，第一，杜某某提供的银行明细账单不具有证明效力，其形式要件不完整，所反映基本信息不全。该账单上没有显示付款人和收款人的姓名；第二，被上诉人诉称2012年4月12日所发生的4万元往来是刘某某支付的利息，但该账单无法证明该4万元是刘某某支付的事实。二、一审期间，刘某某对账单拟证明的事实与目的不予认可，刘某某的抗辩理由在本案中已经不重要了，因原告起诉的本身就是一桩假案。法院应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依法判案。
被上诉人杜某某答辩认为，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其补充意见的事实和理由相互矛盾。其在上诉状中承认了借款的事实。关于借款的支付情况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上诉人所称通过转账方式给案外人杜某某支付51万元用于偿还借款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因为杜某某系保人，而不是债权人。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收到借款后只向被上诉人支付了4个月利息，再未偿还任何款项而引发诉讼。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在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杜某某诉刘某某合伙纠纷一案中刘某某提供的证据集及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目的：该证据集中第三组证据中有刘某某给杜某某转账51万元的打款凭条，张某某给杜某某转账50万元的打款凭条，刘某某陈述该款为其与杜某某合伙纠纷一案中杜某某收回投资的款项。证明刘某某给杜某某转账51万元、张某某给杜某某转账50万元系刘某某与杜某某在合伙中的账务往来，款项性质及用途早已明确，并非给本案被上诉人杜某某还款，刘某某属于恶意赖账。
上诉人刘某某质证认为，1、民事裁定书榆阳区人民法院虽然没有作出实体判决，但证明杜某某与刘某某之间因合伙存在利益分配纠纷。在杜某某诉刘某某借贷纠纷一案，因50万元借款的去向、债务的归属及偿还义务的承担等均与杜某某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再加上杜某某与杜某某之间的亲属关系，其二人之间掩盖着重大利益关系或有制造虚假诉讼之嫌。虽然刘某某欠杜某某的利润款，但未经刘某某同意或授权，杜某某与杜某某自作主张扣款手续不合法。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可以证明刘某某2012年6月4日通过银行给杜某某汇款51万元的事实，杜某某向刘某某索要合伙利润分配款51万元，用于清偿自己2012年1月9日从杜某某处所借的50万元本金，1万元为利息。3、招商银行个人转账汇款受理回单证明张某某2012年7月11日通过招商银行给杜某某汇款50万元。张某某给杜某某所汇的50万元是刘某某给的，该款的性质属杜某某与刘某某合伙期间的盈利分配款。刘某某拒绝直接向杜某某支付的理由是：2012年6月4日，杜某某说要还杜某某的50万元借款，向刘某某索要51万元盈利分配款，刘某某欣然支付，期待杜某某清偿杜某某的借款，收回自己给杜某某出具的“借据”的愿望落空。杜某某为了向刘某某继续索要盈利款，又找到自己的妻侄女张某某，出面担保并出具书面保证书，刘某某遂给张某某汇款50万元，由张某某代刘某某支付给杜某某。刘某某期待收回给杜某某出具的借条再次落空。
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集系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杜某某诉被告刘某某合伙纠纷（2013）榆民一初字第00477号案件中，刘某某作为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其第三组证据为十张打款单据，其欲证明杜某某在合伙期间收回款项的情况。其中有2012年6月4日刘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1万元，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0万元。而刘某某在本案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12年6月4日其转给杜某某51万元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称该款项为其该日转给杜某某，让杜某某转给被上诉人杜某某偿还涉案借款，其中本金50万元，利息1万元；其在一审中提供的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表，称系张某某将从其处收到的现金50万元当日转给杜某某，担保偿还给杜某某并抽回涉案借据。上诉人关于同一事实作出不出的陈述，其中相关的款项不可能既是向本案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又为向其另案中的合伙人返还投资款。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其陈述前后矛盾，又无合理解释，被上诉人又不认可，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二审另查明，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榆民一初字第00477号原告杜某某诉被告刘某某合伙纠纷案件中，刘某某作为被告向法庭提供十张打款单据，其证明目的为在其与杜某某合伙期间，杜某某从其处收回款项的情况。其中有2012年6月4日刘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1万元，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0万元的两张转账单据，该两张单据与上诉人刘某某在本案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12年6月4日其转给杜某某51万元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转给杜某某的50万元转账交易明细表为相同的两笔款项。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被上诉人向涉案借款的保证人杜某某转账支付的款项是否可视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对其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据的事实无异议，辩称被上诉人将借款转给保证人杜某某了.但被上诉人和杜某某均称，被上诉人是以现金方式向上诉人提供的借款。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于2012年6月8日向杜某某转账51万元，并通过杜某某将所欠被上诉人借款偿还，但由于未能及时抽回借条，上诉人又通过张某某将50万元现金转给杜某某，并通过杜某某将所欠被上诉人借款偿还，亦未能抽回借条。”从上诉人的该陈述可见，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认可，只是认为借款已通过杜某某偿还完毕，借据未抽回。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并无不当。
关于还款问题。上诉人上诉称，其已通过杜某某将所欠被上诉人的借款偿还完毕。经查，虽然上诉人确实与案外人杜某某之间有前述两笔款项往来，但一则被上诉人现仍持有上诉人出具的借据，不认可杜某某已代替上诉人向其偿还了涉案借款本息；再则关于前述两笔款项的性质，上诉人在其与杜某某在2013年间的由原审法院审理的原告杜某某诉被告刘某某合伙纠纷（2013）榆民一初字第00477号案件中，上诉人刘某某作为该案的被告向该院提供有证据集，其第三组证据的十张打款单据证明目的为杜某某在合伙期间收回款项的情况。该证据中的2012年6月4日刘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1万元、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向杜某某转账50万元，其亦均陈述为系杜某某在与其合伙期间收回的款项。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向法庭提供的2012年6月4日其转给杜某某51万元的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称该款项为其转给杜某某，让杜某某偿还涉案借款；其提供的2012年7月11日张某某转给杜某某的50万元转账交易明细表，亦称系张某某代其转给杜某某50万元以偿还涉案借款。上诉人关于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陈述，其中相关款项的性质不可能既是向本案被上诉人偿还借款，又为向其另案中的合伙人返还投资款。上诉人对两笔相同款项的性质陈述前后矛盾，又无合理解释，被上诉人又不认可，其该项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程序违法问题，上诉人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向其主张权利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案外人杜某某虽为涉案借款的保证人，但被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是否将保证人与借款人一并起诉，其选择只起诉借款人系其自主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并无违法情形。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刘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燕
代理审判员 张彩莲
代理审判员 高 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马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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