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海终字第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富琴。
委托代理人：蔡祖红。
委托代理人：仇港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高松。
委托代理人：陈燕萍。
委托代理人：陈洁。
上诉人陈富琴为与被上诉人骆高松船舶股份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商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富琴及其委托代理人蔡祖红、仇港玲，被上诉人骆高松的委托代理人陈燕萍、陈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宁2”轮自2006年4月10日取得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所有人为宁波福海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海公司），登记共有情况为非共有船舶。2009年12月7日，“双宁2”轮在登记机关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债权数额为1000万元，受偿期限自2009年11月27日至2014年11月26日。2010年4月29日，陈富琴与骆高松签订“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骆高松将其拥有的“双宁2”轮16.75%股份以206万元转让给陈富琴，福海公司以公平、公正原则做好陈富琴、骆高松有关船舶所有权转让手续，并要求全体股东认可签字等。该协议有见证方福海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薛永宏签字确认，与此同时，薛永宏将“双宁2”轮存在1000万元抵押情况告知了陈富琴、骆高松。同日，包括陈富琴在内的“双宁2”轮6名实际自然人股东及登记所有人福海公司以股东决议形式认可陈富琴、骆高松间的股份转让事实，并确认“双宁2”轮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为福海公司，该轮由实际股东薛永宏占29%、薛海福占20.25%、沈幼华占20%、罗继福占10%、陈富琴占16.75%、林长永占4%。同年5月4日，陈富琴与薛永宏就“双宁2”轮1000万元抵押事宜签订一份《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同日，骆高松确认收到涉案全部船舶转让款。涉案股份转让之后，陈富琴以实际股东的名义参与船舶经营管理。2012年5月10日，广州海事法院将“双宁2”轮予以扣押，并于5月24日裁定拍卖该轮。
陈富琴于2012年4月1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案涉的“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骆高松立即返还陈富琴“双宁2”轮股份转让款206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等。
原审法院认为，陈富琴以骆高松隐瞒“双宁2”轮存在抵押的重要事实、且骆高松至今未能解决陈富琴股份共有登记，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请法院解除涉案股份转让合同，故本案应属船舶股份转让合同纠纷。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解除情形，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骆高松已举证证明陈富琴在受让船舶股份时已经知晓船舶的抵押情况，且船舶抵押情况在船舶证书及海事部门均有登记，涉案股份转让协议亦载明“船舶规范见有关证书”，因此陈富琴作为受让方亦可通过查看船舶证书或向海事部门查询船舶登记情况知晓船舶抵押情况，陈富琴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双宁2”轮存在抵押的情形下，受让骆高松实际持有的船舶股份，应当承受船舶抵押所涉的担保债务。现船舶因抵押担保债务被法院扣押并拍卖，系陈富琴作为船舶股份受让人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故陈富琴以骆高松隐瞒船舶抵押情况致使涉案股份存在灭失风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证据和理由均不充足，不予支持；其次，陈富琴在受让股份时已明知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福海公司，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对转让股份的共有登记亦没有约定，而仅约定由“双宁2”轮全体股东签字认可陈富琴、骆高松的股份转让事实，该事实经全体股东确认后，陈富琴即以实际股东的名义参与船舶经营管理，故涉案协议不存在转让股份共有登记之目的，协议签订后陈富琴自始系船舶实际股东，现陈富琴以骆高松未能解决其船舶股份共有登记而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于法无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8月6日判决：驳回陈富琴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5150元，由陈富琴负担。
陈富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以骆高松提交的薛永宏的调查笔录认定，福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永宏已将“双宁2”轮存在1000万元抵押情况告知了陈富琴与骆高松，并认定骆高松在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3即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是陈富琴与薛永宏之间就“双宁2”轮1000万元抵押事宜签订的协议，均系错误。1、骆高松在原审时提交的证据5即对薛永宏的调查笔录，薛永宏的陈述与其之前的陈述相互矛盾；骆高松与其有利害关系；该份笔录是原审开庭后第二日补做的，从薛永宏与骆高松的密切关系看，不排除薛永宏偏帮骆高松而陈述了虚假事实；由于薛永宏已破产，就算将再多的债务揽上身对于薛永宏来讲也等于零，而且从薛永宏的诚信度来看，其言是否可信，值得商榷，原审法院采信该笔录错误。2、对骆高松提交的证据3即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陈富琴已作出合理解释，原审判决未予采信不当。原审法院以陈富琴可以通过船舶证书或向海事部门查询船舶登记情况为由，认定陈富琴“知道或应当知道”“双宁2”轮存在1000万元抵押情形系错误的推定。3、在与骆高松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骆高松仅向陈富琴出示了“双宁2”轮的国籍证书，原审法院以陈富琴可以通过船舶证书或向海事部门查询船舶登记情况为由，认定陈富琴“知道或应当知道”“双宁2”轮存在1000万元抵押情形系错误的推定。二、本案涉案船舶在股份转让时已经存在1000万元抵押，该船舶因债务无法清偿而将面临扣押、拍卖的风险其实早已存在，而骆高松在向陈富琴转让股份时刻意隐瞒抵押事实，其实质是一种违约行为，而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所谓陈富琴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而且在船舶股份转让协议中也约定涉案船舶的债权债务由骆高松承担，与陈富琴无关。因此，骆高松隐瞒“双宁2”轮抵押1000万元在先，未及时清理债务导致“双宁2”轮被查封、扣押、拍卖在后，骆高松的违约行为，已导致陈富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陈富琴要求解除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依法有据。三、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不仅约定要求全体股东签字确认，还约定了办理船舶的所有权转让手续。该条款用“并”字连接了两项内容，一为办理所有权转让手续即进行共有登记，二为要求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原审法院断章取义仅认定双方只约定了全体股东签字确认股份转让是错误的，而骆高松明知无法办理船舶共有登记而还将股份转让给陈富琴并与陈富琴约定办理所有权转让手续实属恶意。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陈富琴的原审诉讼请求。
骆高松答辩称：骆高松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5即薛永宏的调查笔录。虽然系庭后提交，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且法律也没有禁止开庭后的调查取证，故是合法有效的。对该调查笔录原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程序上是合法的。薛永宏所作的陈述不是孤证，有其他证据印证，因此，原审对此予以采信正确。案涉的股权转让属于内部股份转让，并不违法，是合法有效的。陈富琴在上诉理由中陈述在签订协议时已经知晓船舶所有人为福海海公司，陈富琴对于船舶是不可能登记为共有船舶的情形，其是知道及应当知道的，并不存在隐瞒。船舶抵押是可以到船舶登记机关查询的，属知道及应当知道的事情。根据查明的事实，陈富琴不但知道“双宁2”轮向银行抵押担保融资贷款1000万元的事实，而且就该1000万元抵押贷款同“双宁2”轮的船舶登记人福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永宏达成了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故骆高松并不存在陈富琴所主张的骆高松隐瞒“双宁2”轮已向银行抵押担保融资贷款1000万元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陈富琴提供如下新的证据材料：证据1，2011年9月25日薛永宏出具的承诺（保证）书。拟证明骆高松与陈富琴签订“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时，并未向陈富琴披露“双宁2”轮存在抵押1000万元的事实。证据2，时间为2006年8月31日的“双宁2”轮船舶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拟证明在陈富琴未入股“双宁2”轮的2006年期间，“双宁2”轮的作价为1250万元的事实。证据3，“双宁2”轮各合伙经营人投入资金及份额和其它说明。拟证明骆高松及福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永宏隐瞒“双宁2”轮已经被宁波银行科技园区支行抵押贷款400万元谎称为正在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400万元，并向陈富琴承诺，按照陈富琴的股份比例可享受67万元贷款利益但最终未实际履行的事实。证据4，2010年5月4日陈富琴与福海公司签订的“双宁2”轮相关协议（合同）。拟证明通过银行抵押贷款400万元，自然人股东陈富琴可以按入股比例享受67万元，并不是薛永宏对骆高松所作的陈述。证据5、证人竺某当庭所作的证言。拟证明骆高松在与陈富琴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没有向陈富琴出示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在“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骆高松及福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永宏未向陈富琴披露“双宁2”轮已经抵押担保1000万元的事实；薛永宏曾提出要将“双宁2”轮向银行抵押400万元，按照所占比例，陈富琴可以享受67万元的贷款利益。
骆高松质证认为：陈富琴提供的上述证据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审中新的证据，因为它既不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故对上述证据应不予采信。但为了配合法庭更好的查清事实，在坚持上述意见的同时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薛永宏的调查笔录，承诺（保证书）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由陈富琴老公写好后让其照样抄的一份，故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3，关联性有异议，故对真实性不予质证。对证据4，对三性均有异议，且该份协议早已作废。对证据5，陈富琴与证人关系较好，证人自己也介绍其和陈富琴的丈夫是同一公司，证人与陈富琴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况且其陈述也只能证明其在的时间段的相关情况，双方签字、谈判、付款时均不在，故其证言对本案不产生任何影响。
骆高松提交如下反驳证据：证据1，薛永宏于2012年10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股份转让事宜由竺某牵线，但谈判、签协议、付款竺某均未参与；竺某与陈富琴关系比较好。证据2，律师调查专用证明及骆高松代理人对薛永宏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陈富琴提供的承诺（保证）书是受胁迫所写，由陈富琴的老公写好后让其照样抄了一份，其中关于“至今没向陈富琴说明借款事实”这句话是为了求太平而违心写上去，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情况是骆高松代理人向其所作的第一份调查笔录中所讲的内容。陈富琴与福海公司签订的“双宁2”轮相关协议（合同）早已作废。
陈富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竺某不仅是陈富琴和骆高松股份转让的介绍人，而且在签订协议、谈判、及5月4日付款时，其均在场；竺某与陈富琴系一般关系，不构成利害关系；薛永宏无论在原审调查笔录中还是情况说明中所作的陈述与陈富琴提交的承诺（保证）书，均相互矛盾。对证据2，律师调查专用证明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薛永宏的陈述真实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薛永宏称承诺（保证）书因违心所写，既不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无证据证明；薛永宏称“事实情况是我上次你们来做调查笔录所讲情况，那些才是事实”系虚假陈述，与客观事实相悖；薛永宏在调查笔录中陈述：2010年5月4日的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是两回事情，与另一份合同不搭界，这份合同没有实行过作废掉了。并非事实。
对陈富琴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陈富琴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前，并非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陈富琴完全可以在一审时提供，陈富琴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时新的证据。况且从陈富琴提供的证据看，证据1，承诺（保证）书上福海公司的印章与本案证据中出现的福海公司印章不一致，陈富琴对此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2，只能证明2006年期间“双宁2”轮的价格，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3，证明目的与陈富琴在原审庭审时及在上诉状中所述：骆高松在原审时提交的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合同）中提及的抵押贷款是即将发生的贷款，相互矛盾。对证据5竺某的证言，骆高松认可竺某系本案股份转让事宜的牵线人，故对该部分内容予以确认。虽然竺某证实其参与了陈富琴与骆高松的股份转让事宜，但其同时亦陈述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其并不在场，因此，其证言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该证据应不予采信。
对骆高松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陈富琴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载明，竺某与陈富琴的丈夫系同事关系及竺某系案涉股份转让事宜的介绍人。与竺某的证言一致，对该部分内容予以确认。其余内容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确认。证据2，陈富琴对律师调查专用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够证明骆高松的代理人在2012年10月19日去宁波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对薛永宏进行了调查。对薛永宏的调查笔录，虽然薛永宏陈述承诺（保证）书系受胁迫写的及2012年5月4日的有关“双宁2”轮股东协议未履行已作废，但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证据2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陈富琴与骆高松之间的船舶股份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2010年4月29日陈富琴与骆高松签订的“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应确认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陈富琴主张骆高松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以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理由在于骆高松在转让船舶股份时故意隐瞒了“双宁2”轮向银行抵押担保融资贷款1000万元的事实，事后亦未理清债权债务关系；骆高松未能解决陈富琴受让的船舶股份共有登记事宜。首先，“双宁2”轮股份转让时陈富琴是否知晓船舶的抵押情况。双方在《“双宁2”轮股份转让协议》中对抵押情况并未涉及，但船舶抵押需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船舶的抵押登记情况系公开信息，公众可以通过查询获知船舶的相关登记情况。“双宁2”轮向银行抵押担保融资贷款1000万元，已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陈富琴可以通过查询获知有关“双宁2”轮的抵押登记情况，陈富琴在原审时亦将“双宁2”轮的登记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此外，陈富琴作为受让方在受让案涉船舶股份时应当对受让船舶的状况进行了解，况且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明确：“船舶规范见有关证书”，船舶抵押情况从船舶证书中记载也可知晓。协议签订后陈富琴亦以实际股东身份参与了案涉船舶的经营管理，据此，陈富琴在受让案涉船舶股份时对案涉船舶的抵押情况应当是知晓的。对于原审诉讼中骆高松提交的薛永宏的调查笔录，薛永宏在该调查笔录中陈述：案涉船舶股份转让时薛永宏本人将船舶存在1000万元的抵押情况与陈富琴讲清楚。结合陈富琴的签约及履行行为，薛永宏的调查笔录并非孤证，原审对薛永宏的调查笔录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其次，骆高松是否应解决船舶股份共有登记事宜。经查，陈富琴与骆高松签订船舶股份转让协议虽约定：“丙方（福海公司）要以公平、公正原则，做好甲（骆高松）、乙（陈富琴）双方有关船舶所有权转让手续，并要全体股东认可签字”，但根据“双宁2”轮的登记材料，该轮的登记所有人系福海公司，为非共有船舶，陈富琴认可在受让骆高松的船舶股份时知晓上述情况。且在船舶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双宁2”轮全体股东确认了陈富琴受让骆高松船舶股份的事实，后陈富琴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并以实际股东的名义参与了“双宁2”轮的经营管理，故应当认为骆高松与陈富琴之间船舶所有权转让手续，应只限于船舶实际股东的确认而非船舶共有登记，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不存在转让股份共有登记之目的正确。
综上，本院认为，陈富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50元，由上诉人陈富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青
代理审判员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