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0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李广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广东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入：敖建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嘉，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兴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被上诉人灿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灿阳公司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保险损失1.905万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司机工资等费用1.625万元、赔偿购买充电桩支出的费用40万元；4.判决一、二审的受理费由灿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涉案合同继续履行对灿阳公司显失公平是完全错误的。1.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整改的成本是多少?通过整改后，可以获得多少国家补贴的情况下，就草率的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对灿阳公司显失公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据此判决解除合同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一审法院对：“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交付的涉案车辆因质量问题无法办理上牌手续，存在违约，致使合同约定的目的不可能实现。”的认定也是不准确的。涉案车辆因质量问题无法上牌，灿阳公司存在违约属实，但并不是说该事实就必然导致合同约定的目的不可能实现，涉案车辆的合同目的是灿阳公司将车辆交付兴运公司上牌后运营，灿阳公司申请国家补贴、兴运公司申请地方补贴并将该补贴作为购车款支付给灿阳公司。而灿阳公司提供的车辆虽然存在质量问题，但通过整改后是完全可以上牌的，一审庭审过程中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审判决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兴运公司虽提交了检测报告证明涉案车辆曾经检测机构检测，但兴运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也无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多寿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兴运公司反诉主张的司机工资、餐费损失不予支持。”更是无稽之谈。灿阳公司也认可车辆上牌之前需要进行检测，而涉案车辆分别于2015年12月、2016年6月、2016年12月三次上牌，必然要进行三次检测，灿阳公司和一审法院对三次检测的检测报告都是认可的，而车辆是需要司机开过去的，兴运公司当然需要向司机支付工资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可以要求多寿公司提供，兴运公司是可以提供，而每次每台车向司机支付300元，由司机签名确认这符合交易习惯，兴运公司不可能通过转帐方式向司机支付这几百元的费用，更不可能要求司机开具发票或收据，特别是既然认定了车辆需要司机开过去检测，总是需要支付人工费用的，一审法院即使考虑公平原则，也应当支持或部分支持兴运公司的请求，一审法院如此草率的作出这样的判决，实属无稽之谈。（三）一审法院根据阳光保险公司网站截图认定“该保险可以办理退保，兴运公司未及时退保产生的损失属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与事实不符，完全是颠倒黑白。2016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认为灿阳公司提供的车辆涉嫌骗补，暂停上牌，在广公交(传)字【2016】234号文件最后明确说明：“由生产企业出具说明书及担责声名后再办理注册登记”。该文件并没有说涉案车辆不能上牌，而事实上，在排除灿阳公司二次打磨骗补的嫌疑，进行整改后是可以继续上牌的。灿阳公司的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该文件只是说车辆涉嫌骗补，需要调查核实，而且经过核实后，文件中的其他车辆都被进行了各种处罚，而涉案车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由此可见，2016年6月车管所拒绝上牌只是暂停上牌，而不是不可能上牌。事实上，灿阳公司想抢在2016年底前上完牌，这样就可以享受2016年的补贴政策，所以灿阳公司的经办人许少宝才会于2016年12月21日通过微信通知兴运公司准备12月24、25日上牌，灿阳公司对该微信的真实性是认可的，而车辆上牌前是一定要购买交强险、出具车辆合格的检测报告的，因此，灿阳公司一直要求兴运公司不要退保，并进行车辆检测。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完全是颠倒黑白。（四）一审法院不认定充电桩的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兴运公司在涉案车辆没有办理上牌的情形下，其购买充电桩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兴运公司自行承担。”说明一审法官对充电桩及新能源汽车的性质、特性一巧不通。新能源汽车无论是否上牌，其电池都会正常损耗，因此，新能源汽车是需要定期对电池充电维护的，否则就会造成电池的损坏，而不是如一审所说只有上完牌后才需要充电。兴运公司购买并安装充电桩为涉案车辆充电所支付的费用应当由灿阳公司承担。（五）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既然合同的解除完全是由于灿阳公司的违约造成的，因此，合同解除的过错也完全在灿阳公司，一审解除合同的案件受理费应当由灿阳公司承担，且其余六件案件的受理费都是判决由过错方灿阳公司承担的。灿阳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兴运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保险的损失及司机工资费用，已经有另案驳回了。充电桩不应由灿阳公司进行赔偿。灿阳公司当庭提交工行企业登记信息，证明兴运公司是有提供汽车充电服务的，因此充电桩并不是为了本案的车辆才另行购置的，因此不应由灿阳公司进行赔偿。灿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灿阳公司、兴运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合同号：STHT20150909-001-03）及补充协议；2.兴运公司立即向灿阳公司返还《汽车销售合同》项下15台“广通”牌纯电动客车（规格型号为GTQ6858BEVB2）；3.本案诉讼费用由兴运公司承担。兴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灿阳公司将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交付兴运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或者更换）；2.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兴运公司购买充电桩支出的费用40万元；3.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停车费损失10.8万元（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实际计算至上牌之日）；4.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司机工资等费用16250元；5.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赔偿保险费损失19050元；以上暂合计54.33万元；6.灿阳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8日，灿阳公司（供方）与兴运公司（需方）签订编号为STHT20150909-001-03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供货产品为纯电动客车，商标为广通，规格型号为GTQ6858BEVB2，生产厂家为广通汽车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25台，单价为79.6万元，总金额1990万元（含运费）。上述整车单价已包含[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对本合同项下纯电动公交车的补贴计人民币40万元，需方不需支付该部分价款，该补贴由供方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需方无条件配合。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质量标准和要求。付款方式：付定金2.5万元，余款（含地方补贴）在6个月内付清。交货时间：2015年11月30日前。供方负责申请中央财政补贴及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财政补贴，需方无条件配合，但需方不承担申领补贴的政策风险。若因需方不配合造成的补贴损失由需方承担。需方在2015年12月30日前将车辆全部上牌（广州市牌照）并拿到车辆行驶证。车辆座位安装25+1，合格证与铭牌打印26座。后，卖方灿阳公司（甲方）与买方兴运公司（乙方）签订上述主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因市场变化及调整车辆配置等原因，主合同项下车辆的实际销售价调整为人民币79.6万元／辆（扣减中央财政补贴后的销售价为人民币39.8万元／辆）。甲乙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购车定金0.1万元/辆，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正式生效，除定金之外的车款由甲方通过申请政府补贴来支付，乙方不承担。因甲方申请补贴需要，乙方同意按主合同原价格开具发票。待广东省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款和广州市政府地方补贴款（无论最终实际金额多少）到甲方账户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退回乙方账户0.5万元／台（不开发票）。甲方须按质、按量、按时向乙方交付订购车辆，否则，乙方有权终止合同，甲方需按定金的双倍赔偿给乙方。合同签订后，灿阳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前向兴运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的25台车辆，兴运公司向灿阳公司支付了25台车辆的定金合计2.5万元。其中有10台车已经上牌，该已上牌的10台车中有5台车经整改于2017年3月上牌。关于上述2017年3月份5台车能够上牌问题。灿阳公司认为签订涉案合同时适用穗府办【2014】64号文件，要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牌就能获得国家和地方分别补贴40万元/台。由于第一次上牌未能成功，在2016年6月，灿阳公司通过更改公告使部分车辆可以上牌，但当时的补贴标准已经变为国家补贴33.6万元/台，地方没有补贴，灿阳公司也没有主张解除合同，出于签订合同时的政策调整，灿阳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到了2017年，根据新的“财建（2016）958号”文件，2017年1月1日已经完全不符合上牌和补贴的要求，所以灿阳公司才被迫要求解除合同，兴运公司所陈述的在2017年3月2日还成功上牌的5台涉案车辆，是因为该批车辆是在2016年底向交警部门预约申请的上牌，但交警到2017年2月份才能去办理相关手续，出于交警部门的过渡期，才给予5台涉案车辆上了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需要上牌的5台车辆已经在诉前作了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时该车辆不能实现现场查封，但在执行文书上已经明确这5台车是被查封的财产，但兴运公司仍将这5台车拿去上牌，这5台车不可能获得国家和地方的补贴，原因是涉案车辆必须列入能源汽车的补贴目录，该批车的电池参数不符合该政策规定的安全技术条件。这5台车兴运公司并没有支付相应对价，恶意上牌。本案灿阳公司诉讼请求中的15台车辆不包括2017年3月已上牌的5台车辆。针对该5台车灿阳公司称保留要求兴运公司支付对价的权利。兴运公司则认为，跨年度预约上牌是不可能的，除了这5台车辆，2017年10月份还有同一批车中的35台车辆整改后也上牌了，在江西上的牌。灿阳公司则称这35台车能在江西上牌，但已经不能上广州市牌，且与兴运公司没有关系，是另外一家公司所购，这家公司与灿阳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灿阳公司把车辆电池更换成符合规定的，每台车电池更换价格为20万元。兴运公司为证明其余涉案的15台车通过整改也能继续上牌，提交了灿阳公司与广州市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与广州市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邵文彬签订的《广州市多德35台车转售修水公交公司的补充协议》，灿阳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是灿阳公司与多德公司签订的庭外和解的协议，而且已在江西上牌，与本案不同，履行过程中灿阳公司已经得知灿阳公司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灿阳公司才停止与其他公司达成庭外和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对于兴运公司向灿阳公司所购的其余15台车辆未能上牌的原因，兴运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2015年12月28日出具给广州市源泉汽车公司的《业务退办凭证》，载明：“因下列原因暂不能办理，请补充资料后再来办理；根据GB/T12428-2005.3.5该车型（GTQ6858BEVB2）69/26客车在行驶状态下站立位有效面积不足，该车固定座位数为26人。”2.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2016年6月16日出具给广州市多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业务退办凭证》，载明：“因下列原因暂不能办理，请补充资料后，再来办理。该车车架部件有打磨痕迹，不符GB7258-2012-4.1.3规定。”3.灿阳公司与广州市多艺巴士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载明向灿阳公司所购买的GTQ6858BEVB2纯电动客车共30辆，在上牌过程中因车载最大容积率未能达到车管部门要求，所以不能给予上牌，现生产厂家已重新更改公告并能达到车管部门上牌要求，因必须要把之前办理的免税手续撤销下来，才能重新办理上牌的相关手续。兴运公司称本案车型跟上述证据中所载车型是一致的，都是同样原因不能上牌，灿阳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认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一审法院结合灿阳公司还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主张事实，以及灿阳公司认可的兴运公司所提交的灿阳公司与广州市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与广州市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邵文彬签订的《广州市多德35台车转售修水公交公司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另查明灿阳公司向以下案外公司销售了与本案涉诉相同型号、相同品牌的纯电动客车：1.向广州市多艺巴士有限公司销售了30台【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2955号】；2.向广州市多才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了10台【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79号】；3.向广州市国骅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了20台【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80号】；4.向江门市易租车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销售了15台【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81号】；5.向广州市源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了30台【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82号】；6.向广州市多寿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了30台【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5183号】；7.向广州市多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了40台。因此，以上含向本案兴运公司销售的25台在内的共计200台。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兴运公司所提交的《业务退办凭证》《协议》中所载车辆与本案车辆系同一型号、同一品牌车辆，因此，对上述兴运公司所提交的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两份《业务退办凭证》以及灿阳公司与广州市多艺巴士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于2016年7月15日出具的广公交（传）字〔2016〕234号《关于奇瑞万达贵州客车有限公司等企业违规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有关情况的通报》，文件载明：近日，我省广州市、河源等地车管部门在办理奇瑞万达贵州客车有限公司、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金龙客车有限公司、珠海广通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时，发现“万达牌”、“扬子江牌”、“开沃牌”、“广通牌”等多个品牌汽车存在不按规定打刻车架号和电机号，甚至将原已注册登记车辆重新打刻两号后，按新车再次出厂销售等问题。广州市多才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市源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2017年1月20日共同向灿阳公司发出《告知函》，函称：包括兴运公司等在内的8家公司在2015年9月份从贵公司购买200台8.5米纯电动公交车，在车辆上牌过程中，广州市车管所因该批车容积率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而不给上牌，并在2015年12月28日正式办理了退办单。2016年贵司把该车型重新扩展公告，使容积率达到要求，2016年6月16日在上牌38台后，车管所发现该批车批量存在VIN码被打磨的问题，车管所认为该批车辆涉嫌二次打码，再次拒绝上牌。我们已经将以上情况多次通知贵司，现再次通知贵司，请贵司尽快协调处理，将该批车辆早日上牌，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公司的损失。该函件由灿阳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兴运公司购买了电动客车所使用的5台充电桩，并提交了广州市百科尔电器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2份，载明收到兴运公司交付的60千瓦5台（3台+2台）款项共计40万元（24万元+16万元）。关于兴运公司所主张的充电桩，兴运公司庭审中陈述已安装在兴运公司处进行使用，可以通用，除了涉案车辆使用外，已经上牌的5台车辆也在使用，兴运公司还有其他牌子的充电客车。兴运公司因将涉案车辆停放在广州市花都区邝村的邝村停车场，与邝村停车场签订的《车辆停放协议书》，协议载明停车费按每月每台3**元收取，停放时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场地使用费每月缴纳一次。兴运公司提供了邝村停车场的关于停车费的收据，显示收到了兴运公司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及2017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的停车费合共108000元，该款按15台、每台每月300元计算。兴运公司称因办理涉案25台车辆上牌，分别在2015年12月15日、2016年6月2日、17日以及2016年12月25日将涉案车辆开到机动车检测公司进行上牌前安全技术检验，需要聘用司机，产生了司机工资和餐费，其中每人每天工资200元、餐费50元，共计16250元。为证明其主张，灿阳公司出示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以及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其中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显示时间为2015年12月、2016年6月、2016年12月。经质证，灿阳公司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真实性确认，对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三性不予确认，认为是兴运公司单方制作，其上负责开车年审的司机与兴运公司所陈述的去做检测不相吻合，车辆没有上牌不需要年审，且无法核实司机签名的真实性及是否具备普通大客车的执照，兴运公司也没有实际支付凭证证明。兴运公司提供涉案15台车辆于2016年6月6日投保的交强险保单，保险公司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交强险保单显示每辆车保险费为1270元，保险期限自2016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7日。兴运公司据此主张19050元的保险费损失。灿阳公司则认为根据白云区人民法院相关案例的审查，交强险可以退保，由于兴运公司自身原因怠于行使权利致使保险费损失扩大，退保后的差额部分才是兴运公司的实际损失。对于交强险可否退保问题，一审法院另查明，灿阳公司与广州市多才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1民初5179号民事判决，查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截图显示，新车因相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规定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可以提交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证明，可以办理交强险退保。关于涉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灿阳公司则认为不能继续履行，也不能对车辆进行整改，整改会给灿阳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即使更换了电池20万元/台，补贴也只有30万元/台（国家补贴20万元、地方补贴10万元），如果兴运公司同意支付多余的70万元对价则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兴运公司则称涉案合同只要灿阳公司整改车辆后就可以继续履行，但兴运公司不同意支付多余的每台7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灿阳公司与兴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因此，作为特殊动产的车辆必须进行登记后才能上道行驶。涉案合同约定灿阳公司应按质、按量、按时向兴运公司交付订购车辆，然而，兴运公司所称几次上牌均因质量问题未获得通过，根据灿阳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被车辆管理部门认为车辆“车架部件有打磨痕迹”等原因所致。灿阳公司向兴运公司交付的涉案车辆因质量问题无法办理上牌手续，存在违约，致使涉案合同约定的目的不可能实现。灿阳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提供者，负有及时解决相关问题使双方损失最小化、促成合同继续履行的主要义务。然而，即使需要按照政策文件的精神对本案合同关系进行修正，如兴运公司陈述经灿阳公司继续整改后可继续上牌，也应当遵从当事人的合理意愿、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双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兴运公司获得涉案车辆不仅不支付车辆的对价，还能从灿阳公司处获得每辆车4000元的补贴款，但因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的调整，灿阳公司整改（包含更换电池）的成本过高，兴运公司亦不同意承担超出政策补贴外的购车款，即另支付每台70万元，15台共计1050万元，因此，继续履行合同对灿阳公司显失公平。无论本案所涉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最终合同不能履行以及损失的形成，主要是因灿阳公司所提供的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所致，并导致未及时适用合同签订时的政策，因此涉案政策的变化所引发的风险，也应当由灿阳公司承担。鉴于本案合同已实际已无法履行的情况，灿阳公司现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兴运公司反诉要求灿阳公司将符合质量标准的车辆交付兴运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基于本案合同应予以解除，灿阳公司主张兴运公司返还本案所涉的15台车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充电桩损失问题。因涉案15辆车尚未上牌，不具备营运条件，且兴运公司陈述该充电桩能够通用于电动客车，并非单一由涉案未上牌车辆才能使用，另外，兴运公司还向灿阳公司购买10辆车已经上牌，兴运公司还有其他品牌的电动客车，综合以上情况，兴运公司在涉案车辆没有办理上牌的情形下，其购买充电桩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兴运公司自行承担，因此，对兴运公司主张该40万元充电桩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灿阳公司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向兴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多才公司反诉要求的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停车费损失10.8万元，多才公司称其将车辆停放在广州市花都区的邝村停车场，并提交了支付证明，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停放车辆确实会产生停车费，现多才公司主张按每台每月300元，亦符合现实情况，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灿阳公司应赔偿停车费损失10.8万元给多才公司。至于多才公司要求之后的停车费损失，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多才公司仅提交了支付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停车费证明，之后的停车费没有证据证明已产生，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之后，其可根据实际支出另行主张。对于兴运公司反诉要求的司机工资、餐饮费用16250元。兴运公司虽提交了检测报告证明涉案车辆曾经检测机构检测，但兴运公司提供的司机工资餐费签收表无签名人员的身份信息，兴运公司也无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费用实际发生，故兴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兴运公司反诉主张的司机工资、餐饮费用不予支持。对于兴运公司反诉要求的保险费损失19050元。根据已生效裁判文书查明事实，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截图显示，新车因相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规定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可以提交交管部门不予上户的证明，可以办理交强险退保。兴运公司在2016年6月办理上牌时已知道车辆不可能再上牌，应当及时申请办理退保。因兴运公司未及时退保产生的损失属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考虑到不能上牌的原因归责于灿阳公司，一审法院酌定兴运公司办理退保的合理期限为一个月，灿阳公司应按照交强险缴费比例支付兴运公司一个月的损失即1587.5元（1270元÷12个月×15台），兴运公司反诉请求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灿阳公司与兴运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二、兴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汽车销售合同》项下15台“广通”牌纯电动客车（规格型号为GTQ6858BEVB2）给灿阳公司；三、灿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停车费损失108000元给兴运公司；四、灿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保险费损失1587.5元给兴运公司；五、驳回兴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53380元，由兴运公司负担。案件反诉受理费4616.5元，由兴运公司负担3685.3元，灿阳公司负担931.2元。本院认为，兴运公司与灿阳公司对于签订涉案的《汽车销售合同》并由此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一审对合同解除问题的处理是否正确？2.一审对保险费的处理是否恰当？3.一审对工资及充电桩问题的处理是否合理？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首先，涉案15台车已经不能办理上牌手续。则兴运公司继续占用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次，由于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发生调整，灿阳公司整改成本高，形同发生了情势变更，则继续履行对灿阳公司显示公平。因此一审据此判令支持了灿阳公司有关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保险费的问题。首先，车辆不能上牌，则保险公司可予以退交强险的事实，兴运公司没有提交证据予以推翻，则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兴运公司称第一次上牌不成功时间是2015年12月，第二次是2016年5、6月，第三次在2017年发现不能上牌。本院认为，2016年6月已是第二次上牌不成功。则是否进行第三次上牌以及第三次上牌的时间兴运公司都应当谨慎对待，以防止损失扩大。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由于灿阳公司的阻碍导致没有及时退保，也没有证据证明兴运公司恰当地履行了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而一审也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酌定了灿阳公司承担一个月的保险费用仍在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工资及充电桩问题，兴运公司作为汽车租赁公司，雇佣司机及购买充电桩属于维持整体公司经营必须的成本，并不属于为了履行涉案合同而偶外增加的费用。兴运公司陈述的需要派司机将车辆开至检测地点合理。但是兴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为了开车去检测而专门发生了费用。因此，一审未予支持该笔费用恰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关于诉讼费的负担，本案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灿阳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上牌要求，因此，本诉的诉讼费应由灿阳公司负担。综上所述，兴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关于诉讼费的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主文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解除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所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汽车销售合同》项下15台“广通”牌纯电动客车（规格型号为GTQ6858BEVB2）给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停车费损失108000元给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保险费损失1587.5元给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五、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驳回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5338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4616.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3685.3元，被上诉人广州市灿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93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68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兴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