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4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传龙，男，1977年9月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玲（系李传龙妻子），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仿仿，江苏协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应美，男，1968年2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江苏盛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传龙因与被上诉人杨应美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传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玲、蔡仿仿，被上诉人杨应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传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缺席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确认当事人是否收到开庭通知，直接缺席审理，剥夺了上诉人的答辩权，属于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合作关系，并没有劳动关系，案由不当。被上诉人在切割作业中导致第三人受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达成一致意见要扣除45000元的工伤赔偿款，故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杨应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应予以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程序问题，当时第一次开庭前，3月7日是电话通知的，但是上诉人未到庭，法庭又寄送了传票，重新排开庭日期为3月15日。2.本案双方的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不需要经过仲裁程序，至于案由，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需要承担工伤赔偿款，被上诉人对工地有人受伤的事实不知情，并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杨应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传龙支付劳务费41990元，自2016年2月1日至劳务费结清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李传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杨应美经戴某,4介绍，于3月20日左右至李传龙位于扬州市大学路与××路××东南角的工地上从事切割支撑梁的工作。双方约定按实际工作量500元/平方米计算报酬，在工程结束后两个月内结清款项。2015年4月上旬，工程结束，劳务费用共计69820元（139.64㎡×500元/㎡）。2015年4月12日，李传龙向杨应美转账支付了2万元的劳务费。2016年1月31日，杨应美至李传龙处对账，李传龙手写计算“69820-2000=49820，49800-8500=41300，41300+650+1150+2340=45440，45440-3450=41990，41990-45000=3000”。杨应美在庭审中解释：69820元是总的劳务费，减去已支付的2万元、减去杨应美使用李传龙切割工具款8500元、加上杨应美支付的电镐款650元、加上1150元的打孔费、加上2340元打孔费、减去杨应美欠付案外人的电工工具款3450元，得出41990元，即李传龙欠付的劳务费；最后减去的45000元是李传龙认为应当由杨应美负担的工人受伤的赔偿金，但杨应美对此并不知情、也不认识伤者，该笔款项不应当从杨应美的劳务费中扣除。在2017年1月5日杨应美、李传龙通话录音中，李传龙称：“4万2千块钱那个不是赔了人家不止4万嘛”、“人是你受伤的，你不承认。”案件审理中，一审法院按照李传龙提供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联系方式，两次电话与李传龙联系询问45000元工伤赔偿款具体情况，但均无人接听。
一审法院认为，工资应当及时支付，故意拖欠拒不支付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杨应美、李传龙双方于2016年1月31日对账结算后，李传龙确定尚欠杨应美劳务费41990元，且在2017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中承认尚有四万两千块劳务费，故认定杨应美、李传龙之间尚有41990元劳务费未结清。关于抵扣45000元工伤赔偿金，李传龙虽在对账时和通话录音中表示应当由杨应美承担，但杨应美坚称此事与其无关。李传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应证据，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杨应美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故在本案中对45000元赔偿金不予扣除，李传龙可在获得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杨应美请求支付劳务费4199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杨应美要求李传龙支付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劳务费结清之日止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李传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杨应美劳务费4199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李传龙负担。
二审中，李传龙提交落款为戴某,4的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介绍杨应美到工地干活，三人各自承担各自工人的费用及材料费用，各自负责施工安全，工程款三人单价一样不存在差价。另申请证人刘某,4、杨某,4出庭作证。刘某,4证言内容为：将近三年前的春天的时候，其和姓杨的、李师傅的亲戚三个人在机器上干切割大梁的活，然后工地上面的人说有人受伤了，是另外一台机器的人把人搞伤了，至于是谁，其也不知道。另外一台机器是被上诉人、一个胖子，还有一个女的在操作的。受伤的人穿的棉袄，伤的比较重。杨某,4证言内容为：其是李传龙的姑父。当时其与刘某,4两个人运作一台机器，另外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也在运转一台机器。两个机器相隔有7、8米的距离。另外一台机器运转的时候，绳子断了，然后就打到人了。伤者好像是扬州工地上的人。他左手上还拿着旧电线，后来受伤了，就报120了。李传龙认为上述证据能证明杨应美在操作过程中导致第三人受伤的事实。
杨应美质证称，证人戴某,4未到庭，对戴某,4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造成他人工伤的事实。对两证人证言（尤其是第二证人的证词）不予采信，因为第二个证人与上诉人有亲属关系，另外两证人对事实陈述并不完全一致，按照常理推断，他们在另外一台机器上操作，不可能知道被上诉人这边机器运转以及受伤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李传龙陈述，承接工程后，由于一个人做不过来，遂找了戴某,4，戴某,4后来又介绍了他的亲戚杨应美。后来杨应美在操作时，因操作不当导致工地第三人受伤，伤口从心脏贯穿到胳膊，后来工地甲方带伤者到医院去看伤的。工程结束后，我已经把杨应美把帐算清了。我们的上家把这些赔偿的钱都扣除了，扣了6万元。我跟杨应美说，我们从上家拿500元/平米，我也给你500元/平米，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都有区域分配的，因此我也要扣他6万元。戴某,4说，在一起干活不容易，后来协商戴某,4帮他分担5000元，我帮他分担1万元，因此扣杨应美45000元。工伤赔偿的事，当时没有走诉讼程序。伤者的名字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工地上的工人，现在无法找到该工人。我们上家也是个人，现在也找不到了。
以上事实，有劳务费结算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录音光盘、电话笔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是否程序违法；2.李传龙与杨应美就45000元赔偿款的抵扣是否协商一致。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程序问题，经查，李传龙于2017年1月22日至一审法院领取起诉状副本等材料，并向法院提供了自己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7日通过EMS专递向上述地址邮寄传票，并留有其联系方式，该邮件后因“多次电联不接，地址不对”而退回一审法院。3月15日开庭当天，一审法院亦两次电话联系李传龙，电话均无人接听。因此，本案中，一审法院已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双方当事人就45000元赔偿款的抵扣是否协商一致的问题，李传龙认为双方已协商一致，杨应美则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尽管李传龙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并结合杨应美出具的电话录音内容，可以认定在李传龙与杨应美做工的工地曾发生过致人受伤的事件，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就45000元赔偿款的抵扣达成一致意见。首先，李传龙手书的结算单系由李传龙单方书写，并无杨应美签字确认，现杨应美亦不认可。其次，关于工伤赔偿的事实，李传龙自述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现无法提供伤者的姓名，上家现在亦无法找到。对于工程的甲方结算工程款时扣除了6万元用于抵扣工伤赔偿的事实，李传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无法确认。再次，即便李传龙在结算工程款时确实被扣除了相应款项，李传龙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杨应美、戴某,4三人就如何分担上述款项进行了协商。戴某,4出具的说明仅是涉及杨应美如何进入工地干活及三人之间就工作如何约定，并没有涉及工程款中被扣除部分款项以及三人对该款项的分担有过协商的内容。最后，李传龙提出其与杨应美之间系合作关系，本院认为，无论李传龙与杨应美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提供劳务关系，均不影响杨应美在本案中向李传龙追索其所应得的劳务所得。如李传龙在跟上家结算工程款时确实被扣除了相应工伤赔偿款，则其可以在完善相应证据的基础上，另行向赔偿义务人进行主张。
综上所述，杨为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李传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 玲
审判员 钱发洪
审判员 周家明
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郭 尧
书记员 查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