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商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俞晓瑜、徐佩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三吉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晓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宁辉。
上诉人程绯因与被上诉人临安市三吉电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2）杭临商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期间，三吉公司向程绯出具借款收据八份，共计借款金额96万元。2009年5月31日三吉公司进入清算程序，程绯向三吉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96万元。清算期间，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在清算组会议记录中承认程绯96万元借款中“77.44万元我（从三吉公司处）领取，但又以程绯名义借给公司”。2010年5月24日，程绯以2008年7月31日的8万元和2008年8月13日的11万元两份借款收据，按96万元债权扣除虚设债权77.44万元，计得债权18.56万元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以公司清算组未对债权作出核定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后清算组发布清算意见为：96万元中77.44万元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承认虚设，不予核定；余款18.56万元借款形式与77.44万元一致，存在虚列借款可能，也不予核定。为此，程绯又以2008年9月4日的15万元、2008年10月20日的1万元、2009年1月24日的3万元三份借款收据为凭证，按标的18.56万元于2012年3月5日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程绯系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的儿媳，程绯96万元借款的交付及两次起诉的经办人均为石正良。期间，石正良是三吉公司法定代表人。临安市公安局认为石正良以收回暂借股东增资款名义从三吉公司处领取77.44万元并以其儿媳程绯名义借给三吉公司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程绯和三吉公司之间是否实际发生借贷关系。三吉公司辩称，因其中借款15万元收据的交款人是“陈绯”而非程绯，程绯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为三吉公司原财务陈亚飞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对三吉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庭审中，程绯认为三吉公司出具三份借款收据及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的证言足以证明程绯和三吉公司之间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程绯主张的债权18.56万元与起诉依据的债权19万元凭证数目不一致，且程绯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程绯在确认债权的两次起诉中分别持不同借款凭证主张同一债权，程绯的上述行为已经推翻了程绯提供的三份借款收据所记载的内容。现三吉公司以程绯申报的债权96万元中77.44万元借款被程绯经办人石正良（也是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自认虚设债权，采用的收据形式与本案19万元债权凭证形式一致为由对借款交付提出异议，鉴于程绯与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的密切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三吉公司异议合理，程绯应当就债权的实际交付进一步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42元，由程绯负担。
宣判后，程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程绯已经完成举证。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期间，三吉公司向给程绯出具收据共计8份，共计金额为96万元。上述借款收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程绯已实际出借款项给三吉公司。上述96万中77.44万元系石正良从三吉公司处领取，再以程绯名义借给公司。该笔77.44万元借款手续并非程绯亲自办理，也并非程绯实际出借，已经予以扣除，剩余18.56万元系程绯现金出借给三吉公司，系真实借贷关系。三吉公司的财务人员陈亚飞在原审中出具证明并到庭作证，证明了每笔借款在其收到相应款项后由其开具收据的事实。同时三吉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借款明细更进一步证明了，三吉公司亦认可与程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程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2、三吉公司认为18.56万元借款不真实，应由三吉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三吉公司以77.44万元借款不真实，故其认为18.56万元借款也是不真实的不能成立。无论是公司账册记载也好，财务人员证明也好，均证明三吉公司已收到过上述借款，对于77.44万元借款，由于款项来源的问题，被排除为实际债权，对此程绯没有异议。但是18.56万元借款，在三吉公司确认收取的前提下，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是来源有问题，抑或未实际收取的情况下，仅以收据形式来否认该借款，显然是毫无理由的。而三吉公司的清算组在债权审核过程中，对于18.56万元债权不予认定也仅以收据形式为由，并无证据证明借款的不真实性。事实上，三吉公司以该种借款收据的形式来对外借款并非是程绯一人，该种形式借款也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2012）杭临商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陈亚红起诉三吉公司民间借贷案，陈亚红提交了与本案程绯提交的形式完全一致的收据起诉要求确认其对三吉公司享有借款债权，该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陈亚红就借款实际发生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借款收据可以证明陈亚红与三吉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三吉公司提出系虚构借款，并无依据证实，故法院判决确认陈亚红对三吉公司享有债权。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正因为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原判认定程绯持不同收据主张债权，从而否认案涉借款收据的证明效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程绯将18.56万元交与石正良，所有手续均由石正良办理，款项何时如何逐笔交入公司也由石正良统一安排，石正良连同从公司取出的77.44万元共计96万元分8笔交入公司，因此程绯出借的款项无法与收据一一对应，这18.56万元包含在96万元8份借款收据中，却因款项混同，无法加以区分。程绯在两次起诉中提交了不同的借款凭证，这也是为何18.56万元无法与19万元数额不一致的缘由，但程绯两次起诉提交的借款收据均系这8份收据中的其中几份。原审判决以此来推翻借款收据所记载内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收款凭证，必须持有确凿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才可推翻。同时，原审判决在三吉公司提供的借款明细已清晰记载确有96万元借款的情况下，未查清事实就作出判决，导致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有误。2、程绯对三吉公司享有18.56万元债权，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于程绯主张的18.56万元债权，三吉公司及清算组均以其与77.44万元借款收据形式一致提出异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这18.56万元借款不真实。原审判决非但不予以确认该笔真实有效的借款，反而以程绯与三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石正良的密切关系，认定三吉公司异议合理，显属认定事实不清。程绯确系石正良的儿媳，但三吉公司并未有证据可以证明该关系与借款的真实性有关联，不能以此关系来推翻真实有效的借款收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程绯享有三吉公司借款本金18.56万元及利息70528元（利息按月利率1%，从2009年1月25日至2012年3月25日），合计256128元的债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三吉公司负担。
三吉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程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程绯与三吉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程绯与三吉公司之间没有发生借贷的合意。原审法院在庭后对程绯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程绯陈述其将20万元交付给石正良，并没有委托授权石正良与三吉公司发生借贷的意思表示。事实上石正良以程绯为借款人与三吉公司发生形式借款的全过程，程绯均全然不知，直至本案涉诉，所有的形式借据均由石正良持有，诉讼也是由石正良实际操作。因此，即使程绯有交付给石正良20万元的事实，那也是儿媳与公公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三吉公司毫无关系。即程绯始终没有与三吉公司发生借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授权石正良与三吉公司发生借贷，程绯只是石正良为侵占三吉公司财产之需要而虚设的借款人。且对于石正良与程绯之间的款项交付时间，程绯与石正良的陈述相互矛盾，大相径庭，排除了两人之间有20万元资金交付的可能。因此，程绯与三吉公司之间既没有借贷合意，也没有交付的事实，不存在借贷关系。二、程绯提供的借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没有证明力，不能证明程绯与三吉公司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举证责任分配正确。首先，程绯与三吉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过18.56万元的借贷，程绯持有的借据总额19万元，而仅主张18.56万元，显然该18.56万元系通过加减运算而来，并非真实发生。因程绯对三吉公司享有形式债权总额96万元，向清算组申报的债权亦为96万元。后因其中77.44万元经查实系被石正良以程绯的名义虚构借款给程绯，故程绯就剩余18.56万元主张债权。程绯起诉提供的19万元借据，在形式上与被查实系虚构的77.44万元借据在形式上无任何差异，既然96万元债权凭证中77.44万元为虚设，那么，三吉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剩余18.56万元亦为虚设，程绯所持借据仅具有形式意义，没有证明力。除非程绯对该18.56万元借款的真实发生进一步补强，否则，应当认定程绯主张的18.56万元亦为虚设。其次，程绯96万元债权的债权人有两个，程绯和陈绯，而程绯认为两债权人系同一人，明显不合常理。从形式债权凭证来看，总共8笔96万元债权中，92万元债权的债权人系陈绯，仅4万元系程绯。陈亚飞作为石正良职务侵占案的具体实施者，其依法不具有证人资格，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退一步讲，即使陈亚飞的证言属实，那仅能证明2008年9月4日的借据记载的借款人有误，另外5笔借款，同样载明借款人为陈绯又该如何解释呢？且作为债权人的程绯不可能在多达六次借款中均不对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人进行核对，这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由此，程绯的借款系虚构。最后，程绯在两次起诉过程中，使用了不同日期不同数额的借据，足以证明程绯与三吉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程绯主张18.56万元的债权，该债权形成的日期和数额都是确定的，程绯在形式上也不享有对三吉公司不同日期，相同数额的债权。且程绯第一次起诉用的2008年7月31日及2008年8月13日两张借据共19万元的现金缴款单为石正良填写，款项来源为货款（误写成贷款），明显异常。故程绯在本案中提供的借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综上，三吉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或动摇了程绯提供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依法由三吉公司转移至程绯，故原审要求程绯对借款的真实发生进一步举证，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程绯的诉讼行为系通过诉讼来博取不正当利益。程绯虚假申报债权96万元，后经查实77.44万元系虚设，遂先后用不同的借据主张未查实的18.56万元进行诉讼的事实，明显有悖诚实信用的原则，系通过诉讼来博取不正当利益，依法应予驳回。三、程绯上诉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上诉理由。程绯提供的证据一，在不能证明其主张的18.56万元借款的真实性的同时，恰恰能证明程绯的主张的借款系通过加减运算得来，而非实际发生。程绯提供的证据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与本案不同主体与被上诉的借款在不同的案件处理，处理结果与本案无关。综上，程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程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三吉公司出具的借款收据8份，欲证明2008年7月－2009年1月期间，三吉公司共向程绯出具8份借据，总计金额是96万元，包括石正良从公司取出的77.44万元，也包括了真实的债权18.56万元，因为款项混同，无法把18.56万元予以区别。2、2012年浙杭商终字第914号民事判决、2012杭临商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各1份，欲证明三吉公司所谓的借款收据的形式因与77.44万元收据形式相同，来推翻18.56万元的借款，该种形式的借款收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不能以收据的形式来推翻借款的真实性。经质证，三吉公司对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无证明力，不能证明程绯主张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和本案无关，不能达到程绯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程绯提供的收据可以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故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程绯于2009年7月30日向三吉公司申报债权。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程绯主张三吉公司对其欠款18.56万元，曾经于2010年5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当时提供的证据为2008年7月31日8万元、8月13日11万元两张收据。因未经三吉公司清算组核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程绯在三吉公司清算组不予核定的情况下，继续向原审法院起诉，但程绯对于自己主张的同样的事实，在原审中提供了2008年9月4日的15万元、10月20日的1万元、2009年1月24日的3万元三份借款收据予以证明，前后两次提供了不同的借据。由于程绯前后两次主张的是同一笔债权，形成该笔债权的关键证据“借款收据”在借款发生过程中已经固定，故程绯先后以不同的借据证明同一笔借款有违事实。另外，程绯作为石正良的儿媳妇，即便借款行为系由石正良代为操作，而不直接参与借款行为，也理应知道其实际向三吉公司出借的款项数额。但根据程绯向三吉公司申报债权时所提供的“公司债权申报书”，其申报的债权为96万元，和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金额有较大差距。基于前述分析，程绯应当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未能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程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2元，由程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依群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