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民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浏阳河路412号。
法定代表人：彭国其。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琳，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2223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勇、被上诉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刘勇与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因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严重违规操作，导致刘勇与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本案并非因企业改制而产生的纠纷，而是因劳动关系的解除与争执产生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湖南制药有限公司2000年7月已改制成功，刘勇2001年9月才下岗，2002年10月才被解除劳动关系，故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不是在湖南制药有限公司改制时出现的，原审法院以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改制并非企业自主改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为由，判决驳回刘勇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
湖南制药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系国有企业改制中发生的争议，非企业自主改制中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2000年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经政府批准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刘勇在改制过程中，未办理手续擅自离岗，湖南制药有限公司根据国有企业改制及富余员工分流的有关规定解除其劳动关系，非企业自主改制中发生的争议，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刘勇既无证据证明2000年7月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已完成改制、本案争议与改制无关，亦无证据证明系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安排其待岗，其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刘勇因对湖南制药有限公司政策性破产安置方案不服提起本次诉讼，属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也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三、从实体层面看，因刘勇未办理任何手续长期离岗，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已于2002年10月依法解除其劳动关系，并办理了社保停缴手续，之后双方不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四、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已依法解除与刘勇的劳动关系，此后刘勇未再主张任何权利，现其起诉主张已超过法定时效，且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或延长，依法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对其主张也不应支持。五、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他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均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湖南制药有限公司请求同案同判、维护司法公信力和裁判尺度的统一、社会稳定。
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刘勇与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月12日，湖南制药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湖南制药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议》，同意将湖南制药厂进行整体改组，并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资管理部门、湖南制药厂、长沙市医药包装材料厂、湖南制药厂工会持股共同出资组建成立湖南制药有限公司。随后，湖南制药厂将《关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请示报告》逐级报送，经长沙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长沙市经济委员会、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复同意湖南制药厂改制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同年，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作出《公司富余员工分流管理办法》及《关于公司富余员工分流的补充规定》，规定公司富余员工，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进入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停薪留职、挂职流动、内部退养等六种途径进行分流。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依据上述规定对公司员工进行了分流及安置。
另查明，刘勇于1999年10月入职湖南制药厂，2001年8月起未回公司上班至今。2002年10月14日，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对刘勇等人作出《关于解除陈周舟等十二人劳动关系的决定》，称上述十二人到期不转岗就业及分流，或长期离开公司不办理任何手续，公司多方面设法电话、书面通知、至今未办妥转岗就业或分流等手续……，经公司研究决定，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刘勇以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于2002年做出的《关于解除陈周舟等十二人劳动关系的决定》违法为由，起诉要求确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刘勇与湖南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基于企业改制而产生，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改制经过了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系政府主导的改制，并非企业自主改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的“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情形，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刘勇的起诉。
本院审查查明：湖南制药厂系长沙市市属国有企业，2000年4月18日，湖南制药厂向长沙市医药总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请示报告》，申请有关部门同意其整体改组，组建湖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5月30日，长沙市经济委员会、长沙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向长沙市医药总公司做出《关于同意湖南制药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方案的批复》，2000年7月28日，长沙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长沙市经济委员会、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同意湖南制药厂改制为湖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该批复主要内容为：一、同意湖南制药厂改制为湖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依法登记后，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二、公司总注册资本金为4600万元，其中国有股权4404万元，占总股本的95.7%;长沙医药包装厂出资120万元，占总股本的2.61%，湖南制药厂工会出资76万元，占总股本的1.65%。三、国有股权出资4404万元，市人民政府授权长沙市经济委员会暂代行投资主体职能。国有股权所占的董事会、监事会席位，由长沙市经济委员会推荐人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四、希望公司按改制方案迅速组织实施，做好工作，并持此批文迅速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湖南制药厂后更名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
2005年6月2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国资改组[2005]617号《关于抓紧做好2005年企业关闭破产新增建议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该委审核后确定了2005年全国企业关闭破产新增建议项目，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在该新增建议项目表中。2007年8月6日，湖南省企业兼并破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2007]14号《关于抓紧做好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项目实施的通知》，要求包括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在内的21户企业尽快启动破产法律程序。2008年12月12日，湖南制药有限公司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申请破产通知，向一审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同日，长沙市企业兼并破产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致函一审法院，该《关于建议指定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政策性破产管理人的函》的主要内容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已于2007年经国家兼破办[2007]18号文件批准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为顺利推进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工作，我办已指定成立破产清算组先期介入指导企业进行破产程序之前的有关工作。目前，企业已准备就绪，拟尽快启动政策性破产程序，特建议在企业启动政策性破产程序后，指定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其政策性破产管理人……”。2008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4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裁定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破产并进行清算。2017年6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08）长中民破字第0532-7号民事裁定，认为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管理人提请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定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遂裁定终结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湖南制药有限公司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向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产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湖南制药厂系国有企业，其提交的《关于湖南制药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议》、《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关于湖南制药厂脱困与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关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请示报告》、《关于同意湖南制药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方案的批复》、《关于同意湖南制药厂改制为湖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等可相互印证，湖南制药厂2000年的改制行为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企业的行政管理行为，即政府主导下的改制，而非企业自主改制。本案系双方在执行改制政策及改制安置方案过程中因解除劳动合同引起的纠纷，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纠纷。刘勇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关于“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曾志红
审 判 员 陈盎然
审 判 员 尹玄海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胡翔俊
书 记 员 吕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