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82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国强，男，196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竹，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东，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强，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杨建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建东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建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余国强与杨建东之间非买卖合同关系。余国强与杨建东均在北京市大兴区久敬庄市场设有门店，杨建东门店陈列有多种布料样品，余国强选中某种布料后，就将自己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开票信息以及盖有余国强公司公章的空白委托书及空白购销合同交与杨建东，委托其区办理订购布料事宜。杨建东接受余国强委托后，基本都是擅自转委托其亲友或雇员前往供货厂家，代余国强以余国强的名义与供货厂家签订购销合同，然后将供货厂家银行账号提供给余国强，让余国强往该账号付货款，然后将布料交与余国强。从上述交易过程看，余国强与杨建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余国强与供货厂家才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供货方凭杨建东所安排的第三人向供货方提供由余国强事先盖好公章的空白委托书与前述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余国强与杨建东并非买卖关系。杨建东一审提供自己记录的流水账，本质上只是对余国强与供货厂家买卖合同履行的记录而已。对于该账本记录的交易，余国强调取的向供货厂家汇款的银行记录均有对应，且显示杨建东记录的2013年余国强向供货厂家付款少记了两笔：一笔为2013年10月10日汇给吴江昊磊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磊公司）的15万元；一笔为2014年3月19日汇给杭州虹翔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翔公司）的293690元，两笔款合计为443690元。余国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4张银行汇款凭证，除上述少记的两笔，另两笔分别是2013年10月14日汇给江门市广新裕隆织染有限公司的200000元；2013年12月23日汇给杭州宏海纺织有限公司的200002元，杨建东认可这两笔，既然这两笔并非汇款给杨建东本人是直接汇款给的供货方，同时这两笔款项又已被杨建东认可，那么显然杨建东本身就是与余国强是代理关系。另外，杨建东自己并没有布料，也无法进行买卖，仅仅是杨建东有布料厂商的货源信息，余国强想购买的布料,杨建东以余国强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向供应商处进行采购，由余国强所有的公司与杨建东所联系上的供应商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通过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就可以得知杨建东提交的账本严重违背事实情况。杨建东提交的流水账第三页倒数第三行为2013年账目的结尾，在这之上的五笔余国强汇款记录均无余国强的确认，完全是其单方面行为。在这之下为2016年发生业务的汇款，而事实上杨建东2016年业务的记录是另起一页开始的，也就是其提供的流水账第四页。从第四页到第五页全是2016年的供货记录，2016年的汇款是记在第六页开始的。但杨建东将时隔一年多的2016年10月22日，本该记录在第六页的业务汇款记录到前面第三页2013年业务汇款下面，并趁余国强不注意恶意让余国强在下面签名，之后再在余国强签名左侧空白处后续加上“下欠??334303.00”字样，伪造成余国强对上列记录的确认。同时，杨建东与余国强之间在2014年至2016年5月期间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通过杨建东提供的账本可以看出，如果2013年余国强与杨建东之间有未结款项，那么首先杨建东就应该在2016年5月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进抵扣，或者如果2013年有未结款项，杨建东也不可能再在2016年5月与余国强再进行业务往来，或2013年有未结款项的话，杨建东应该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向余国强去主张权利，但是杨建东并未向余国强主张过2013年的款项，所以通过上述内容，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就可以得出，杨建东在2013年的账本上写一笔2016年的账，明显是伪造，不符合常理。因此，在一审证据质证阶段，余国强仅对此账本余国强的签字认可，但是对于账本记录的金额等内容均不认可。另，一审法院在对账数额上未查明清楚，2013年余国强付款1083692元，2016年付款776000元，共付1859692元。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二页最后段落中所认定的2013年的金额及累计支付货款的金额上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适用程序错误。针对2013年杨建东流水账记录的5笔余国强汇款，全为杨建东单方面记录，没有经余国强确认，关于4笔余国强向供货方货款的记录少记两笔，金额为293690元及15万元。一审法院应该根据民事证据的举证规则依法确定举证责任，杨建东作为本案的余国强的委托代理人,无权向余国强主张任何债权，是供货方与余国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余国强存在未给付汇款的行为也应该是供货方向余国强主张权利。根据我国民法“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明余国强向哪个供货厂家少汇了什么时间的具体多少货款，应该由杨建东进行举证。关于一审法院判决的金额，是依据杨建东单方提供的账本最后一页记录的数额进行判定的，但是针对这个金额的后面并未有余国强的签字，同时对于这份证据在质证阶段余国强只是认可他的签字，但是对于上面没有他签字的金额是不认可的。杨建东所提交的这个账本最后一页上面的金额并未有余国强本人的签字确认，一审判决中认可这笔金额错误。
杨建东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对于余国强提到一审没有查明的事实，并不属实。一审中杨建东提交了一个总的记录，余国强从杨建东处拉货多少，然后总欠款金额均有余国强的签字确认。对于余国强所提到的有些还款部分是杨建东自己记载就没有他签字，对于付款余国强负有举证义务。一审法院并没有加重余国强的责任。至于余国强所提到的另外又给其他公司的汇款，也应是余国强举证证明与杨建东具有关联。因此，余国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杨建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余国强向杨建东支付货款1000237元及利息（以1000237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余国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杨建东与余国强存在布料买卖关系，杨建东向余国强供应布料，余国强支付货款，其中，2013年供货金额1090983元、2016年供货金额1262817元、2017年供货金额79117元，累计供货总额2432917元。杨建东主张余国强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支付货款656680元、于2016年支付货款776000元，累计支付货款1432680元，剩余货款1000237元未付，故来院起诉。
一审庭审中，余国强主张其按照杨建东的指示通过北京澳之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向昊磊公司汇款15万元、于2014年3月19日向虹翔公司汇款293690元用以支付其应向杨建东支付的2013年货款，杨建东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向昊磊公司、虹翔公司致函调查上述两笔款项的性质及用途。后昊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及发票，《情况说明》中载明：“一、经核查，我司确实在2013年10月10日收到过北京澳之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汇款150000元，财务资料显示该笔款项的性质系我司出售纺织品的货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二、经与业务部门核实，杨建东与我司没有业务往来，杨建东没有代表北京澳之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与我司发生业务……”；虹翔公司于2018年4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及发货码单、入账通知书、发票、购销合同、委托书等，其中《说明》中载明：“北京澳之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需方）于2014年2月份向本公司（杭州虹翔化纤有限公司，供方）采购涤纶针织布—批，合同约定为8400kg，含税单价35.00元／kg，总价294000元。本公司于3月1日发货给需方，有需方自提，发货数量8391.1kg,按约定单价计算，总价为293688.5元。本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收到需方汇入货款293690元。后于3月21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北京澳之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合计含税金额293690元。以上款项特此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杨建东与余国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杨建东履行供货义务后，余国强应及时支付货款，其未按约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余国强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杨建东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杨建东要求余国强支付未付货款1000237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余国强虽主张其已将2013年货款付清，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向昊磊公司、虹翔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向杨建东所付货款，且其该项辩称意见亦与昊磊公司、虹翔公司的书面陈述不符，故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余国强辩称双方2016年系代销关系，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故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余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建东支付货款1000237元及利息（以1000237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有两个：1.余国强与杨建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2.余国强是否需要向杨建东支付相应款项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付款金额是否正确。对于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
一、余国强与杨建东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杨建东提交记账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其与余国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余国强欠付货款的金额。在记账凭证所列的账目中均明确记载时间、货物名称、数量以及货款金额，且在大写的货款金额前均明确注明“欠”，余国强在前述账目下亦签字确认。现余国强上诉主张其与杨建东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为委托代理关系，应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以反驳杨建东已提供证据所证明的相关事实。现余国强对其反驳杨建东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余国强关于其与杨建东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一审法院认定余国强应向杨建东支付货款金额为1000237元正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余国强对于2013年到2017年的供货总额为2432917元无异议，其对于付款金额存有异议。在二审审理期间，余国强对2016年付款金额为776000元予以确认，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到2015年的付款金额有异议。余国强上诉主张其向昊磊公司付款15万元，向虹翔公司付款293690元，前述款项应计入向杨建东的付款。本院认为，余国强作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对其履行付款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国强上诉主张其向案外人的付款应计入其向杨建东的付款金额，杨建东对此不予认可，余国强应就杨建东曾指示其向案外人付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余国强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的前述两笔付款不应计入本案付款金额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付款总额为1432680元，并在此基础上认定余国强应向杨建东支付货款金额为1000237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余国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2元，由余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君
审判员 胡 君
审判员 潘 伟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