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新行终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建新，男，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丽红（系史建新之妻），女，196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南华路。
法定代表人：冶海龙，该县县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居尼斯乃里，该县副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霖，新疆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田爱英，女，1964年9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萍，北京华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建新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以下称县政府）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行初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31日，史建新与田爱英签订《土地、房产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将史建新合法拥有的乌鲁木齐县安宁渠乡安宁渠村五队的土地（使用权面积312.15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103.75平方米）依法有偿转让给田爱英。2004年6月14日，史建新的妻子鲍丽红出具证明，同意将其与丈夫史建新共有的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田爱英。2005年5月10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为田爱英颁发乌县房权字第XX**号《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档案显示，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表上转让方签字处有“史建新”签字及捺印，庭审中，史建新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签字、捺印非其所签、所捺。田爱英申请对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处“史建新”签字进行笔迹鉴定，该院委托新疆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9月5日作出新警院司鉴[2017]文检字第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表上转让方签字处“史建新”签名不是史建新所写。后田爱英又申请对该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表上转让方签字处“史建新”签名上的捺印进行指纹鉴定，本院委托新疆恒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11月28日，该中心作出恒正中心函[2017]第317号《终止鉴定告知书》：经检验，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中“史建新”签字处指纹捺印不清晰，指纹特征不充分，不具备鉴定条件，终止指纹鉴定。另查明，涉案房屋办理转移登记前史建新持有的《私有房屋所有权证》（乌县房权94字第XXXX号）原件存于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档案中，相关机关加盖“作废”字样印章。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档案中，另存有一份史建新与田爱英签订的《乌鲁木齐县房地产转让合同书》，该合同封面有“乌鲁木齐县土地局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字样，合同主要内容亦为史建新将位于乌鲁木齐县安宁渠乡安宁渠村五队的房地产依法有偿转让给田爱英。2017年11月22日，史建新、田爱英、县政府在询问笔录中，认可上述《乌鲁木齐县房地产转让合同书》中“史建新”的签名、捺印为其本人所签、所捺，但史建新陈述该合同书是在安宁渠镇街上由田爱英的丈夫让他签字并捺印的，对此，田爱英不予认可，其认为该合同系双方在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时在登记机关按要求签订的。史建新认可2004年左右即知道田爱英居住在涉案房屋中。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档案中存有史建新与田爱英签订的《乌鲁木齐县房地产转让合同书》，该合同封面有“乌鲁木齐县土地局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字样，史建新认可该合同上的签字、捺印系其本人所签、所捺，且该档案中存有应由史建新持有的原《私有房屋所有权证》（乌县房权94字第XXXX号）原件，相关机关加盖“作废”字样印章，再结合史建新认可2004年左右即知道田爱英居住在涉案房屋中等事实，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史建新参与了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转移登记办理。虽然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档案中房地产转让审查表转让方情况表上转让方签字处“史建新”签字经鉴定非史建新本人所签，县政府办理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时存有瑕疵，但因该处“史建新”签字上的指纹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认是否为史建新本人所捺，县政府上述瑕疵，不足以推翻前述史建新参与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转移登记办理的事实。据此，史建新关于其未参与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转移登记办理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史建新既参与了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转移登记办理，其就应当知道县政府为田爱英颁发了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自2005年5月10日县政府为田爱英颁证，至2017年2月7日史建新向该院提起本案诉讼，长达11年9个月之久，显然史建新的起诉已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对史建新的起诉，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史建新的起诉。
史建新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做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条体现的是对不动产加重保护的精神。上诉人从未和第三人去过任何登记机构进行过任何房屋买卖合同。请求：1、确认县政府向田爱英颁发房产证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撤销乌县产权证第00049**号房产证；3、一、二审诉讼费由县政府承担。
被上诉人县政府答辩称，一、县政府给田爱英颁发房产证，是依照其史建新签订的土地房产转让合同书，即（2004）新乌县证字第2075号公证书。在双方自愿到乌县规划建设局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并在房地产转让审查表签字的情况下，按程序收回史建新与原有房屋产权证，并给田爱英颁发房产证。因此，县政府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不具有可撤销性；二、一审查明史建新认可其在乌鲁木齐县房地产转让合同书上的签字，再结合其认可2004年左右已知道田爱英居住在涉案房屋中等事实，足以说明在其参与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办理时，就应当知道县政府为田爱英颁发产权证事实，自2005年至2017年，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显然史建新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因而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史建新的起诉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田爱英答辩称：一、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针对当事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而适用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而本案中，应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1999年田爱英就以现金形式交清涉案房款并居住至今。2004年史建新与田爱英办理转让手续，后一起到行政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县政府颁发了房产证。在一审中调取的档案中存有应由史建新持有的原房产证，相关机关加盖“作废”字样印章。也就是说，种种情形都表明上诉人在十几年前就知道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田爱英房产证一事，也没有在2年内诉讼。现在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二、现涉案房屋面临政府征迁，征收后的价值上涨，上诉人于2016年、2017年先后起诉到新市区人民法院、水区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也历经了近8个月的调查、取证、反复开庭、多次质证，才作出公正、慎重的判决，既保障了第三人的利益，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故一审判决是合法合理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在上诉人史建新与原审第三人田爱英签订《土地、房产转让合同书》后，史建新一家主动搬出涉案房屋，将涉案房屋交由田爱英，由此可以确定史建新出售涉案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史建新与田爱英所签订的《土地、房产转让合同书》，经乌鲁木齐县公证处进行公证，史建新的配偶鲍丽红也出具证明，同意将涉案房屋及土地转让给田爱英，上述资料均在乌鲁木齐县土地局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备案，且应由史建新持有的《私有房屋所有权证》（乌县房权94字第XXXX号）原件，交由管理部门收回做“作废”处理，可以判断史建新参与了《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转移登记办理过程，即2004年5月就应当知道县政府会为田爱英颁发被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时隔11年9个月，2017年2月7日史建新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对史建新的起诉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史建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峰
审判员 哈里木拉提
审判员 马 荣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吴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