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学，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晋明清，男，196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定云，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诚，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谭良根，男，195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定云，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诚，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道学，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号。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曹建荣，女，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号。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志勇，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号。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陈典江，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号。
一审第三人：黄清，女，197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王焕芝，女，196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尚光华，男，196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高雪勇，男，1972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一审第三人：董宏建，男，197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朱文献，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一审第三人：杨安学，男，195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一审第三人：胥泽民，男，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一审第三人：李光辉，男，196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柴顺斌，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一审第三人：唐燕国，男，197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一审第三人：袁广凤，女，196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一审第三人：曾殿平，男，1974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再审申请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达运输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晋明清、谭良根，一审第三人王道学、曹建荣、王志勇、陈典江、黄清、王焕芝、尚光华、高雪勇、董宏建、朱文献、杨安学、胥泽民、李光辉、柴顺斌、唐燕国、袁广凤、曾殿平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安达运输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晋明清、谭良根的代理人谢远忠、唐齐斌按开会通知规定向安达运输公司提交过授权委托书要求参加股东大会，也不能证明其二人要求进入会议召开地点兆富大酒店时遭遇阻拦。安达运输公司有新证据证明原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两份手写填充式《接处警登记表》系伪造。报警、接警记录均只有报警人单方叙述，未见争执双方对事实签字确认。2013年9月29日的《接处警登记表》非接出警本人填写，出警内容和实际情况不一致，不能反应当时实际情况，不能作为证据。广场平台登记表时间有明显的错误，出警内容只是报警人一方陈述，未找对方核实，缺少调查环节。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于2017年8月8日向安达运输公司送达书面《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综上足以证明原审判决依据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2、唐齐斌、谢远忠报警自称在酒店门口遭拒发生纠纷，唐齐斌、谢远忠二人初次报警时间是8时58分44秒，会议早已正式开始，即使有人与唐齐斌、谢远忠二人起争执，也不是安达运输公司的签到处人员或公司工作人员。3、湖北省襄阳市汉江公证处出具的《现场监督公证书》确认：截至当日8点30分，股东实际到场人数12名，股东王志勇因路上堵车于9点20分到达会场。这也证明安达运输公司并未阻止具有合法身份合规授权的股东或代理人参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如前所述，晋明清、谭良根未能行使股东权利的原因是其代理人未按时与会，原审认定安达运输公司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毫无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安达运输公司2013年9月29日形成的公司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出席会议股东占公司股权的91.71%，代表表决权76.86%的股东同意通过公司决议，晋明清、谭良根的表决意见对决议不产生实质影响。即使安达运输公司存在“未采取合理必要措施，组织所有股东或代表顺利进入会场，导致晋明清、谭良根客观上未能参加会议行使股东权利”也仅为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晋明清、谭良根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晋明清、谭良根提交意见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依据《中兴三警合一指挥调度系统接处警信息表》《接处警登记表》记载事实及原审查明事实，可以证明安达运输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召开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晋明清、谭良根委托谢远忠、唐齐斌作为代理人参会，但安达运输公司暴力阻止晋明清、谭良根的代理人参加，未保障该二位股东的表决权。（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安达运输公司未保障股东晋明清、谭良根的表决权，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撤销安达运输公司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安达运输公司的再审申请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原审判决撤销安达运输公司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的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正确。
晋明清、谭良根主张撤销安达运输公司2013年9月29日作出的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理由是其参加股东会被拒。晋明清、谭良根提交了《中兴三警合一指挥调度系统接处警信息表》、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人民广场移动警务平台大队《接处警登记表》及屏襄门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证明参加会议被拒时进行了报警。《接处警登记表》上接警人、报警人及处警情况信息齐全，上述报警材料证明谢远忠与唐齐斌作为股东晋明清、谭良根的代理人在2013年9月29日8时许到兆富大酒店参加股东会时，遭遇阻拦，二人报警，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人民广场移动警务平台大队和屏襄门派出所先后出警，建议股东纠纷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安达运输公司再审提交的新证据《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表述“屏襄门派出所于2013年10月和2017年4月20日先后两次提供《接处警登记表》，两份登记表上的报警内容和处警情况均没有经过派出所当天出警民警的核实，不能真实反映当天出警的现场情况”，但是该意见书并未否定谢远忠与唐齐斌报警的真实性，亦未明确表明“真实的现场情况”如何，不能否定上述处警材料证据的证明力。原审法院依据报警及处警的证据材料认定晋明清、谭良根的代理人谢远忠与唐齐斌参加股东会议被阻拦有证据支持，认定安达运输公司未保障股东晋明清、谭良根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安达运输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不应撤销股东会决议。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本案二审判决是2017年5月16日作出，因此，本案不适用该规定。
综上，安达运输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立初
审 判 员 刘雪梅
审 判 员 刘慧卓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高海娟
书 记 员 苗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