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长青，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宁安市。
委托代理人马晓春，黑龙江中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珍，女，196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宁安市。
委托代理人孙长青，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系王玉珍丈夫，住宁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牡丹江市盛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徐长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均，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牡丹江银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李成斌，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孙长青、王玉珍因与被上诉人牡丹江市盛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元公司），原审被告牡丹江银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邦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牡丹江中院）（2015）牡商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长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晓春，上诉人王玉珍的委托代理人孙长青，被上诉人盛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长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海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银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0月29日，孙长青、银邦公司向盛元公司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借款960万元，借款期限为六个月，月息5%，将此款转入李某某、武某某、张某某、于某某、孙长青五人账号内。借款人为孙长青，抵押担保人为银邦公司。同日，盛元公司将借款汇入孙长青账户200万元，汇入张某某账户200万元，汇入李某某账户200万元，汇入武某某账户200万元，汇入于某某账户160万元，共计960万元。银邦公司以120个车位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且该120个车位已被银邦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查封拍卖。同年11月13日，银邦公司偿还盛元公司300万元，自2012年10月29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为89，600元，扣除该部分利息后余额2，910，400元应视为偿还的本金，故剩余的借款本金为6，689，600元。盛元公司认可银邦公司向其偿还利息288万元。孙长青与王玉珍系夫妻关系。
2015年3月10日，盛元公司向牡丹江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孙长青、王玉珍、银邦公司连带偿还盛元公司借款本金960万元，利息300.94万元，合计1260.94万元。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及其他费用由孙长青、王玉珍、银邦公司负担。同年6月2日，盛元公司向牡丹江中院递交一份《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变更“孙长青、王玉珍、银邦公司连带偿还盛元公司借款本金960万元，利息3，496，106.66元，合计13，096，106.66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孙长青、银邦公司向盛元公司出具的《借据》属于当事人自愿作出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盛元公司按《借据》约定将借款汇入指定的五人账号内，孙长青作为借款人，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借款本息。银邦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应承担以抵押物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借据》约定月息为5%明显过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以本金6，689，6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分段计算的利息为4，145，657元，扣除已偿还的利息288万元，尚欠利息1，265，657元。《借据》中明确孙长青为借款人，银邦公司为抵押担保人，盛元公司按《借据》约定将借款汇入指定收款人的账户，孙长青、银邦公司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孙长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借款人名义在《借据》中的借款人处签字并捺印，其应当知道借款人所应承担的还款义务将对自已产生不利后果，仍签字并捺印，可以认定孙长青具有还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免除孙长青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因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安区法院）作出的（2014）东商督字第1号支付令系徐长胜与银邦公司之间的3800万元借款，且该支付令中的每笔汇款与案涉借款中的每笔汇款均不同，不能证明两个案件的关联性及案涉960万元包含在该支付令中。孙长青、王玉珍主张银邦公司于2012年11月13日通过牡丹江市东安区宏祥防爆电器供应站汇给徐长胜的300万元系用于偿还案涉借款，虽然该300万元是向徐长胜的个人账户汇款，但徐长胜系盛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应当就该300万元并非偿还案涉借款承担说明义务，但其未能说明，盛元公司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王玉珍与孙长青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王玉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银邦公司以其所有的车位抵押，因未办理抵押登记，该抵押权未设立，无法实现以抵押财产偿还欠款，但银邦公司有以其财产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故银邦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判决：一、孙长青、王玉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盛元公司借款本金6，689，600元，利息1，265，657元；二、银邦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456元，由孙长青、王玉珍、银邦公司承担67，486.8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盛元公司承担29，969.20元。
孙长青、王玉珍向本院上诉称：一、银邦公司拖欠孙长青4**万元钢材款，孙长青为了尽快收回钢材款，通过案外人孙某某联系盛元公司的孙某甲，帮助银邦公司借款。因孙某甲称“是银邦公司抵押借款，并非让孙长青承担责任，只是由孙长青履行一下手续”，孙长青受孙某甲的误导才签字，并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银邦公司对此亦予认可。孙长青所收取的400万元系银邦公司应该给付的钢材款，案涉大部分借款转入银邦公司工作人员李某某、武某某、于某某的帐户中，原审判决对银邦公司拖欠孙长青4**万元钢材款未予认定错误，应审查孙长青与银邦公司之间拖欠钢材款的法律关系，探究案涉借款的基础事实，不能仅依据孙长青在《借据》上的签字即推定孙长青承担还款义务。二、盛元公司系重复诉讼，案涉960万元借款已包含在东安区法院作出的3800万元支付令中，且支付令所体现的收款人刘某等并非银邦公司员工，银邦公司实际只收到320万元，支付令中的其他款项均系虚构。此外，原审判决以徐长胜系盛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长胜具有双重身份为由，认定银邦公司向徐长胜给付的300万元系偿还案涉借款，却又以支付令的出借人系徐长胜，与案涉借款的出借人盛元公司不同为由，认定两案不具有关联性，实属矛盾。三、盛元公司系经黑龙江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对外出借款项非民间借贷，应属借款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依据《借贷若干意见》审理错误，且该意见已被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废止，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故本案不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利率规定，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上限计算利息。此外，在孙长青否认借款事实的情况下，盛元公司应就借款系孙长青与王玉珍用于家庭生活所欠的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而盛元公司并未举证证实案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并用于家庭生活，《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范的是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而本案系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合同纠纷，该司法解释并不适用本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孙长青、王玉珍的合法权益，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盛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盛元公司答辩称：一、孙长青因经营需要向盛元公司借款，并向盛元公司出具了《借据》，约定将借款960万元转入李某某、武某某、张某某、于某某、孙长青五人账号内，孙长青在《借据》上借款人处签名并捺手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孙长青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二、因支付令体现的是徐长胜个人与银邦公司之间的借款，并非盛元公司与银邦公司之间的借款，且支付令中的每笔汇款与案涉借款均不相同，不能证明两个案件具有关联性，亦不能证明案涉960万元包含在支付令中。三、王玉珍与孙长青系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此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王玉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12月19日，徐长胜向东安区法院递交一份《支付令申请书》，请求东安区法院向被申请人银邦公司发布支付令，督促银邦公司偿还借款3800万元。同年12月20日，东安区法院作出（2014）东商督字第1号支付令，要求被申请人银邦公司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申请人徐长胜借款本金3800万元。同年12月24日，东安区法院就该支付令一案向被申请人银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斌调查核实3800万元借款的明细，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其主要内容为：“银邦公司在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期间，陆续向徐长胜借款，借款金额总计4003.1万元。徐长胜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将款项分别汇给了银邦公司的邢某某、舒某某、舒某甲、武某某、刘某。其中，于2013年3月21日分别汇给银邦公司出纳员邢某某200万元、499.8万元、241万元；于2013年4月22日、5月10日、6月20日分别汇给银邦公司副总经理舒某某150万元、500万元、116.5万元、104.8万元；于2013年4月8日、7月3日分别汇给银邦公司职工舒某甲480万元、300万元；于2012年2月24日汇给银邦公司售楼处经理武某某320万元；于2013年3月6日、6月3日分别汇给银邦公司售楼处副经理刘某291万元、800万元。银邦公司收到前述款项后，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尚欠3800万元未偿还。”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孙长青、银邦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向盛元公司出具一份《借据》，孙长青在该《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字并捺手印，银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成斌在“抵押担保人处”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盛元公司与孙长青之间已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银邦公司之间形成担保合同法律关系，系构成该法律关系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解决本案纠纷在于以下关键问题：
一、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如何确定。孙长青主张其收取的200万元和张某某的200万元系银邦公司向其偿还所欠的400万元钢材款，其余560万元系银邦公司工作人员收取，进而主张案涉960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银邦公司。但从《借据》的内容上看，双方明确约定借款人为孙长青，付款方式及去向为“将此款转入李某某、武某某、张某某、于某某、孙长青五人账号内”，而未就孙长青所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且孙长青既未举证证明盛元公司、孙长青、银邦公司三方在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已达成“孙长青系名义上借款人，实际借款人为银邦公司”的合意，亦未举证证实出借人盛元公司同意或明知案涉借款的用途为银邦公司偿还拖欠孙长青的钢材款。即使孙长青与银邦公司达成了“孙长青为名义借款人，银邦公司为实际借款人”的合意，在盛元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亦不能以此对抗出借人盛元公司。孙长青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其在案涉《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字并捺手印的法律后果，并应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孙长青作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就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孙长青主张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为银邦公司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案涉960万元借款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东安区法院在另案中依据案外人徐长胜的申请，向银邦公司发布支付令的总金额为3800万元，银邦公司对此予以认可。银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斌在该案所确认的五位收款人中，除武某某与案涉借款的收款人系同一人外，其他四人均与案涉借款的收款人不相同，且收款时间和金额亦不能对应。而武某某在该案中收取款项的金额为320万元，时间是2012年2月24日，与其在案涉借款中所收款项200万元和时间2012年10月29日亦不相同，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960万元与该支付令一案所涉3800万元借款不具有关联性正确，孙长青以此主张盛元公司重复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三、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案涉利息如何确定。根据《借贷若干意见》第一条，“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该条规定虽未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从事借贷业务是否适用该规定，但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5月4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还规定：“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系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并持有金融贷款业务的企业法人，而非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性质仍属于非金融机构法人，其从事资金融通的业务性质不属于金融机构借款。此外，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则进一步明确除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之外，自然人、法人、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均使用前述规定。即小额贷款公司从事贷款业务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性质。故原审判决参照《借贷若干意见》的规定确定案涉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无不当。
四、王玉珍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王玉珍虽主张其丈夫孙长青所举债务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但对于“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指系“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所需，夫妻双方或一方对外举债用于生产、经营等活动亦系为了夫妻共同的利益，所获取的财产性收益亦属夫妻共同财产，由此所负的债务亦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非举债一方已对第三人明示，且亦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了“约定财产制”，否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王玉珍并未举示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债务明确约定系孙长青的个人债务抑或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且已明示债权人盛元公司，故王玉珍的此节上诉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令王玉珍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长青、王玉珍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486.80元，由孙长青、王玉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剑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代理审判员 马 莎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