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01民终36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驹，男，195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明斌，海南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恬，海南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元，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奕敏，男，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以上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竹筠，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南华昌农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泉水山庄别墅E7座。
法定代表人：江裕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桀，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驹因与被上诉人黄文元、黄奕敏、原审第三人海南华昌农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8民初3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中的所有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双方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也为有效合同。1、本案中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2000年1月26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了《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2000年2月28日签订了《关于黄文元、黄奕敏两人前期投入等问题的确认协议》，这两份文件可以共同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是合伙关系，是由两被上诉人出地，上诉人出资，上诉人雇佣两被上诉人在涉案地块上工作，来共同对涉案地块行使权利，属于合作开发，也符合个人合伙”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定义。《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第三条中也约定”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给予返还与回报”，也可以说明双方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都没有对双方的合伙进行清算，在原审过程中，上诉人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合伙期间内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但因两被上诉人不予配合，无法进行。双方对涉案地块上共同的投资开发收益并未进行结算，两被上诉人单方声称和上诉人的合作基础已经解除，拒绝向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应得的补偿款，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原判认定两被上诉人和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于2007年10月15日解除了承包合同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两被上诉人声称，于2007年与村民小组解除了承包关系，然而上诉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在2007年之后仍然对涉案土地有所投资，种植了芦荟和其他作物。在上诉人继续投资时，不管是两被上诉人还是村民小组，均无人告知上诉人关于两被上诉人已经和村民小组解除了该地块承包关系的情况。2007年上诉人也将《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交往演丰镇演西村委会备案，村委会也未提过村民小组和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已经失效。2008年12月6日，上诉人前往演西村委会处复印《土地承包合同书》时也未见解除的相关材料，从法院调取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也未写明作废。如果两被上诉人和村民小组在2007年就已经解除了承包关系，那么原审第三人也不会于2010年向两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基于这份原审第三人和两被上诉人签订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可以得知在至迟在2010年2月13日的时候，原审第三人就已经明知涉案土地上实际被两被上诉人承包，两被上诉人和村民小组的承包合同仍在持续中，才会分别和村民小组、两被上诉人签订不一样的协议，向村民小组支付土地补偿款和劳动力安置费，向两被上诉人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原审第三人和博度村第二、三小组签订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落款是2010年2月10日。上诉人因涉案土地一事于2010年2月向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和演丰镇派出所报案，于2011年6月向海口市美兰区政府举报，多次主张权利，而两被上诉人和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后才主张双方之间解除承包关系是在2007年。上诉人认为，两被上诉人为了逃避支付给上诉人合作款而事后补发的声明，不能证明两被上诉人和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于2007年10月15日解除了承包合同。3、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如前述，双方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为有效合同，应为个人合伙合同，并未是原判所称的”名为个人合伙，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该《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其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故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关系，两被上诉人和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于2007年10月15日解除了承包合同，双方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名为个人合伙，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等，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予以追认，两被上诉人应该按照合伙协议向上诉人支付一半的补偿费用。上诉人和两被上诉人是一起合作开发涉案土地，而两被上诉人隐瞒上诉人，在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原审第三人签订关于涉案地块上的青苗补偿款和地上附作物补偿款的补偿协议，约定按3万元一亩的标准共计补偿175.9万元，两被上诉人已经收取了50万元。在上诉人同两被上诉人协商不成时，上诉人向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报案，经调查情况属实。两被上诉人主动提出要和上诉人调解，并派公司马副经理同上诉人进行多次商谈，商谈时两被上诉人、美兰分局办案人员均在场，但因两被上诉人均显著缺乏商谈诚意，最后没有达成合意。此后，上诉人向演丰镇司法所反映情况，司法所所长颜和平找被上诉人黄文元协商，被上诉人黄文元称补偿款已经花完，没钱支付上诉人，但却在博度村加盖面积约5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明显是在逃避偿还义务。根据《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上诉人及两被上诉人已经达成合伙，对于涉案土地的收益，包括地上物补偿费、青苗补偿款等相关项目合作收益补偿款款项均应是共同享有，两被上诉人拒不归还项目合作款收益款项的行为构成了民法通则中的不当得利。
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和法律关系，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两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建立的法律关系名为个人合伙，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双方于2000年1月26日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方（即上诉人）负责经营时限内农业项目的全部投资，其产权及经营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即两被上诉人）不得中止合同或改变期限及承包金。”据此，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0年2月28日签订《关于黄文元、黄奕敏两人前期投入等问题的确认协议》，确定两被上诉人先前投入的资金合计24600元由上诉人返还给两被上诉人。上述细节表明上诉人系自行经营而非双方共负盈亏，完全不符合合伙关系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关键要素，完全符合土地经营承包的特点。此外，上诉人在2007年12月21日向演丰镇演西村委会申请备案也自称其属于”转包”性质。因此，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建立的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
二、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为无效合同。1、违反合同约定。两被上诉人与发包人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两被上诉人在承包期内，不准自行转包他人。依据该约定，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0年1月26日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违背了发包人的意愿。2、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上诉人并非土地所在地博度村村民，依据法律规定，承包经营应当需要经过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但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署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并未经过该法定程序，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三、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所签订的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根据被上诉人实际种植的事实向被上诉人支付青苗补偿款并无不妥，且与上诉人无关联。结合一审中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文呈报表》等证据材料，可以得知原审第三人与发包人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发包人将争议地块发包给原审第三人在程序及实体上是合法有效的，且经营项目已获政府部门的批准。因上诉人在2006年起停止向两被上诉人支付土地承包金，导致两被上诉人无法向发包人支付承包金，发包人于2007年10月15日终止了与两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于2013年1月27日在海南日报刊登声明。之后，两被上诉人为了维持生计，在土地荒废期间，自行进行了小规模的种养殖包括种植香蕉、发财树等绿化树，养殖罗非鱼，以上均是自身种养殖所得，与上诉人毫无关联。原审第三人承包涉案土地后，结合两被上诉人实际在涉案地块上种养殖的事实，与两被上诉人就土地上所种青苗及其附着物签署《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亦为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所支付青苗补偿款系给予两被上诉人的补偿款，归属两被上诉人所有，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法主张该补偿收益。
综上，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土地经营权承包纠纷，且双方所签署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存在合作收益分成的问题，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华昌公司陈述称：一、原审第三人与发包人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2010年2月15日，原审第三人与发包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附页为发包人村民同意出让的签字页，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签署同意出让意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也于2014年5月12日下发《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同意原审第三人的承包事宜。据此，原审第三人的承包完全符合《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审第三人也分别向发包人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支付土地租赁款，完成了付款义务。
二、原审第三人结合两被上诉人在承包地块上种植的事实，向其二人支付青苗补偿款有合法依据。原审第三人本着”谁投入、谁种植、谁管理、谁收益”的原则，结合两被上诉人在承包地块上实际种植的事实，与两被上诉人于2010年2月13日就山塘58.633亩土地上所种青苗及其他附着物签订《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约定原审第三人向两被上诉人支付补偿费175.9万元。2010年7月11日，因两被上诉人已对青苗进行了处置，双方另行签订《补偿协议》对补偿标准进行变更，58.633亩共计补偿费58.633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审第三人也积极向两被上诉人支付了上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与发包人签署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审第三人结合两被上诉人在承包地块上实际种植的事实向其二人支付青苗补偿款与上诉人无关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吴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文元、黄奕敏向吴驹归还项目合作收益款200000元（包括华昌公司向黄文元、黄奕敏支付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青苗补偿款及相关补偿款），庭审中将该请求变更为293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文元、黄奕敏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月22日，黄文元、黄奕敏与博度二队经济社、博度三队经济社、发来经济社（经济社后变更为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发包方即博度二队经济社、博度三队经济社、发来经济社将其所有的枯山塘一个和坡地一块（四至为：东至闸门原水沟，南至原水沟，西至（1）水井向西壹拾捌米、（2）塘坎向西贰拾捌米、（3）有玉母坟前，北至堤坝）承包给村民即黄文元、黄奕敏进行种养殖，承包期限从199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年承包租金1200元，当年付完当年租金；在承包期内，黄文元、黄奕敏必须按年付交当年承包金，如不付交，发包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在承包期内，如国家需征用收回，发包方必须协助征用方，赔偿给承包方管理费、苗木、肥料等一切损失；注明：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不准自行转包他人。2000年1月26日，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约定：黄文元、黄奕敏承包涉案土地由吴驹进行投资经营，投资经营期限从2000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止；吴驹负责经营时限内农业项目的全部投资，其产权和经营权归吴驹所有，黄文元、黄奕敏不得中止合同或改变期限及承包金，否则，造成吴驹的经济损失由黄文元、黄奕敏赔偿；黄文元、黄奕敏前期对上述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经双方核准后，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给予返还与回报；每年1500元承包金由吴驹支付等内容。2000年2月28日，双方签订《关于黄文元、黄奕敏两人前期投入等问题的确认协议》，确定黄文元、黄奕敏先前投入的资金合计24600元由吴驹返还给黄文元、黄奕敏，并对黄文元、黄奕敏前期的投入给予每年1500元的回报，及聘任黄文元、黄奕敏在园区工作等内容。2007年12月21日，吴驹向演丰镇演西村委会申请备案其于2000年1月26日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自称”转包期限为自2000年3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现特将上述转包合同提交贵村委会备案”。吴驹对涉案土地经营至2006年即停止了经营，未继续交付租金。2007年10月15日，发包方与黄文元、黄奕敏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并于2013年1月30日在《海南日报》上共同刊登《声明》，称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于1999年10月1日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座落于上塘坡的一块山塘地58.633亩承包给黄文元、黄奕敏使用，经协商，2007年10月15日，三个村民小组和黄文元、黄奕敏共同废止了该合同。之后，该地继续由黄文元、黄奕敏进行使用，种植农作物及养鱼等。2010年2月15日，华昌公司与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以及发来村民小组分别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将其位于上塘坡的山塘土地一块面积56.503亩土地租赁给华昌公司经营，期限自2010年3月1日至2060年2月28日，承包地价为每亩40000元／50年，总价为2260120元，于合同签字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等内容；发来村民小组将其位于上塘坡的山塘土地一块面积2.13亩土地租赁给华昌公司经营，期限自2010年3月1日至2060年2月28日，承包地价为每亩40000元／50年，总价为85200元，于合同签字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等内容。华昌公司与黄文元、黄奕敏于2010年2月13日签订《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书》，约定华昌公司向黄文元、黄奕敏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759000元，后于2010年7月11日，因黄文元、黄奕敏已对青苗进行了处置，双方另行签订《补偿协议》对补偿标准进行变更，补偿费改为586330元。之后，华昌公司已向黄文元、黄奕敏支付了上述补偿款587000元，分别向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支付土地租金1030060元。华昌公司承包涉案土地后，就所经营的项目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另查明，至2010年12月，博度二队村民小组的村民户数为78户，博度三队村民小组的户数为73户，发来村民小组的户数为28户。2010年3月，吴驹向海口市美兰区公安分局等部门举报《关于诈骗变卖大肆贪污集体土地资产的情况反映》，未有处理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虽然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但不符合个人合伙的实质要素，根据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及《关于黄文元、黄奕敏两人前期投入问题的确认协议》和吴驹2007年12月21日交给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的《备案通知》可知，双方名为个人合伙，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吴驹出具给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的备案通知中也自认是转包合同，且吴驹也未提供个人合伙的事实依据，本案应按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处理。该合同未经发包方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签名，也未依法进行备案，亦违反民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应为无效合同。黄文元、黄奕敏作为村民与发包方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在该合同中约定黄文元、黄奕敏在承包期内，不准自行转包他人。因此，黄文元、黄奕敏于2000年1月26日与吴驹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而擅自转包他人，且该合同未经发包方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签名，也未依法进行备案，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各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法院已依法向吴驹释明，告知其与黄文元、黄奕敏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是名为个人合伙，实为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且该合同为无效合同，要求其变更为相应的诉讼请求，但吴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予以变更。黄文元、黄奕敏与发包方于2000年1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未按时缴纳租金，双方于2007年10月15日经协商终止了该合同。之后，发包方默许黄文元、黄奕敏在上述承包地上种植作物和养殖鱼等，而吴驹使用上述承包地的时间至2006年止。华昌公司与发包方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且经营项目已获政府部门的批准。华昌公司承包上述土地后，向黄文元、黄奕敏支付青苗补偿款587000元，该款是黄文元、黄奕敏在吴驹停止使用涉案土地后，且终止黄文元、黄奕敏与发包方于2000年1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后，才投入种植和养殖获得的补偿，与吴驹并无关联，吴驹要求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金2935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吴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吴驹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驹提交了两份证据：1、关于黄文元侵占投资人供电财产的情况反映（2005年9月8日），证明上诉人是最早于2005年9月8日将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以及《关于黄文元、黄奕敏两人前期投入问题的确认协议》提交村委会备案，并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转包的关系；2、收据（2005年12月15日），证明上诉人已经依照《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约定向两被上诉人缴纳地租费，也证明是由两被上诉人向村委会缴纳租金的事实，并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转包的关系。被上诉人黄文元、黄奕敏质证称：对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份证据由上诉人自己单方制作，并没有得到村委会的回应，是否备案并不确定，且根据法律规定，备案也应当向乡镇政府备案；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缴纳租金，而由于该份证据上没有出现上诉人的名字，故并不能证明发包人知道两被上诉人存在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上诉人的情况。原审第三人华昌公司质证称：对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且，该份证据只是上诉人对于经营收到干扰而自行制作的情况反映，而不是对于合同的申请备案，因为合同备案要把合同的时间、编号、双方当事人等情况写清楚，是向乡镇政府以上机关备案而不是向村委会备案。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1份证据，系上诉人自行出具的其供电财产被侵占的情况反映，并非是上诉人与两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备案申请，不能证明该合同是否已由村委会备案，同时该份证据的内容无法体现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2份证据，由于该收据出具日期为2005年12月15日，内容为”地租费06年”，故该收据可证明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在2006年尚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关系，但无法证明双方在2006年之后还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关系。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黄文元、黄奕敏及原审第三人华昌公司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黄文元、黄奕敏系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博度村村民。吴驹既非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博度村村民，亦非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发来村村民。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各方当事人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吴驹与被上诉人黄文元、黄奕敏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应如何认定；二、上诉人吴驹诉请被上诉人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293500元是否具有依据。
一、关于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所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应如何认定。1、关于《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性质。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于2000年1月26日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中约定，黄文元、黄奕敏所承包的土地由吴驹进行投资经营，投资经营期限从2000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止，吴驹负责经营时限内农业项目的全部投资，产权和经营权归吴驹所有，且每年1500元承包金由吴驹支付。该合同内容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特征，而并不符合合伙协议所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特征，且吴驹在2007年12月21日出具给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的合同备案通知中也自认该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性质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并无不当。吴驹主张《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属合伙协议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有误，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2、关于《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的效力。黄文元、黄奕敏所承包的涉案土地发包方为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与发来村民小组，黄文元、黄奕敏属博度村村民，黄文元、黄奕敏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吴驹，但吴驹既非博度村村民，亦非发来村村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规定，吴驹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必须经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由于《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表决、批准手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合同系无效合同并无不当。
二、关于吴驹诉请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293500元是否具有依据。其一，如前所述，吴驹与黄文元、黄奕敏于2000年1月26日签订的《投资经营农业项目合同》并非为合伙协议，合同中并不具有关于共同出资、共负盈亏的约定，该合同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并且，该合同由于未履行法律规定的有关表决、批准手续而属无效合同。因此，吴驹诉请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293500元无合同依据。其二，由于吴驹未向黄文元、黄奕敏交付2006年之后的涉案土地承包金，而黄文元、黄奕敏亦并未向发包方博度二队村民小组、博度三队村民小组、发来村民小组交付涉案土地承包金，故发包方有权于2007年10月解除与黄文元、黄奕敏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并有权在2010年2月将涉案土地再租赁给华昌公司经营。本案中，发包方在与黄文元、黄奕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书》后，默许黄文元、黄奕敏在涉案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和养鱼，华昌公司租赁涉案土地后，向黄文元、黄奕敏支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587000元作为黄文元、黄奕敏在涉案土地种植农作物和养鱼的补偿。由于补偿款系针对在吴驹停止使用涉案土地后黄文元、黄奕敏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和养殖的鱼，吴驹并未能举证证明补偿款所针对的农作物和鱼系其投资种植和养殖，故吴驹诉请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金293500元无事实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对于吴驹诉请黄文元、黄奕敏向其支付合作收益款293500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吴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曦
审 判 员 张莲凤
审 判 员 黄海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任 琳
速 录 员 梁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