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6刑终464号
原公诉机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章颂刚，男，1961年5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大学文化，系绍兴创发进出口有限公司、诸暨豪胜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创发制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绍兴市越城区。因涉嫌犯妨害作证罪于2013年12月27日被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2014年1月30日被逮捕。同年9月5日被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于居住地。
辩护人李鸣杰，浙江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章颂刚犯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2015）绍越刑初字第99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章颂刚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绍兴市海宇纺织品有限公司、诸暨豪胜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胜公司”）系被告人章颂刚控制下的关联企业。2007年12月30日，孙某与豪胜公司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孙某以风险抵押担保方式承包经营豪胜公司，承包经营时间为三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试营期一年。为保证孙某生产经营运转，豪胜公司借给孙某每年配套运行资金人民币500万元，同年年底归还本金。孙某如不能如期归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财务由豪胜公司负责，孙某按公司规定支付货款，报销费用。同时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了约定。2009年初，孙某、豪胜公司因经营问题产生矛盾，豪胜公司于2009年2月15日作出《关于终止与孙某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之通知》，同月19日又作出《关于解除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通知》。孙某遂于2009年3月2日就其与豪胜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月，洪某根据被告人章颂刚要求，将章颂刚2008年3-12月期间汇入其名下，后又由其先后分六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北海支行以及中国银行绍兴武勋坊支行向以孙某身份信息登记的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325.8万元（汇款用途为往来款。其中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北海支行分别于2008年3月21日汇入人民币30万元、2008年9月27日汇入人民币100万元、2008年11月4日汇入人民币100万元、2008年11月19日汇入人民币13.7万元、2008年12月2日汇入人民币47.9万元，通过中国银行绍兴武勋坊支行于2008年11月19日汇入人民币34.2万元），以其个人名义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以借贷关系为由，要求孙某、寿剑萍归还上述款项。2010年8月3日洪某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同日作出（2009）绍越商初字第83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洪某撤回起诉。2010年8月13日，洪某再次以其名义就上述款项以借贷关系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孙某、寿剑萍共同归还上述款项。审理中，孙某、寿剑萍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将该案移送至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并于2011年4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其诉称的事实缺乏关联性为由，判决驳回了洪某的诉讼请求。后洪某上诉，并于2011年8月15日撤回上诉。2011年9月2日，洪某就该款项以不当得利为由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某、寿剑萍夫妇共同返还。期间，洪某根据被告人章颂刚的要求，向诸暨市人民法院就起诉状事实提供了1份《补充说明》，称：“根据豪胜公司与孙某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因公司没有多余的资金按约向孙某提供每年500万元的配套运作资金，因此豪胜公司与其商量由其借款给豪胜公司部分资金，其在汇款时系应孙某要求将该诉称的款项汇入孙某个人银行卡中，后因豪胜公司否认收到过诉称的款项，为此，要求孙某返还该诉称的款项。”。同时，被告人章颂刚也以其公司的名义为洪某在该一审诉讼中提供《证明》2份，内容分别如下：“本公司系诸暨豪胜制衣有限公司，本公司从2008年3月1日起至今为止从未收到过由孙某转交的有关洪某汇给豪胜公司的325.8万元款项”、“兹证明我公司于2007年12月30日与孙某签订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我公司每年借给孙某人民币500万元作为承包的配套运行资金。之后，因我公司没有多余的资金出借给孙某，故与洪某商量由洪某借款给我公司。后来我公司从未收到过有关洪某的借款”。2012年4月23日，诸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1）绍诸民初字第2024号一审判决，以原告洪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六次汇款给被告人孙某钱款的给付原因，所涉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再次判决驳回了洪某的诉讼请求。洪某不服提起上诉，2012年8月30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绍民终字第748号二审判决，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为：受利益、他人损失、受利益与他人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律上的原因。造成他方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之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因为该项利益的取得无合法根据。上诉人洪某于2008年3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先后六次汇款给被上诉人孙某共计325.8万元之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孙某认可其账户上有该笔钱款，但其辩称‘是洪某作为海宇公司的会计，汇给豪胜公司的货款’，由此，应由孙某就该部分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孙某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据此被上诉人孙某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决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致实体处理错误”，遂撤销了诸暨市人民法院（2011）绍诸民初字第2024号民事判决，并判决被上诉人孙某应返还上诉人洪某人民币325.8万元。孙某不服二审判决，遂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期间，被告人章颂刚以其豪胜公司名义出具1份内容为“根据本公司与孙某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本公司需借给孙某一定的配套运行资金，因本公司由孙某承包经营，本公司亦无多余流动资金故当时拟向洪某、章颂刚借款用于借给孙某，由于当时公司由孙某承包经营，受其掌控，故具体借款事宜由孙某直接与洪某联系。若孙某并非代表公司收取借款，则洪某、章颂刚向孙某支付的款项与本公司无关，由孙某自行归还。”的《情况说明》作为再审证据提交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2日作出（2013）浙绍民再审字第6号再审判决，以被申请人洪某确为本案的利益受损人，孙某确为本案款项实际受益人，遂维持了原二审判决。
另查，孙某诉豪胜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8月17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原诸暨市人民法院的判决，即：确认孙某与豪胜公司2007年12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有效、确认孙某与豪胜公司要求解除2007年12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有效，并判令豪胜公司应支付孙某2008年度利润款2590493元。在该案二审期间，豪胜公司提出被告人章颂刚涉嫌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即与（2013）浙绍民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有关，而该判决中孙某主张洪某汇给的325.8万元系货款，若系货款则影响承包结算问题为由，提出要求中止审理。二审判决则以“本案系上诉人（豪胜公司）与被上诉人（孙某）之间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而（2013）浙绍民再字第6号案件系案外人洪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两者关系不明确”为由，不予准许。
2013年12月26日19时许，被告人章颂刚在绍兴市越城区迪荡富坤大厦创发进出口有限公司门口被抓获归案。
原判确认了相应的证据。
原审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以犯妨害作证罪，判处被告人章颂刚有期徒刑八个月十天。
章颂刚上诉及辩护人提出：1、原判未查清影响本案定性的325.8万元款项的性质、去向，故无法否认被告人章颂刚对于涉案325.8万元款项的返还请求权，也就无法判定章颂刚通过他人进行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向孙某追逃款项行为是否会发生妨害司法活动客观公正性的结果。故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判认定被告人章颂刚通过他人进行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中就涉案的325.8万元款项性质未向法院作出陈述，没有事实依据。且即使存在这一行为，也没有发生妨害司法活动客观公正性的错误。3、陈某因挪用豪胜公司资金，犯挪用资金罪被诸暨市人民法院判刑。故，孙某、陈某等人的证言系伪证。4、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妨害作证罪中的“证人”、“他人”不包括作为原告的洪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告人章颂刚无罪。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被告人章颂刚妨害作证的犯罪事实清楚，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孙某、陈某、楼某、何某、祝某、邱某、徐某、赵某、袁某、洪某的证言，民事上诉状、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撤诉报告、一审判决书、担保书、二审判决书、民事上诉状、汇款凭证、庭审笔录、再审判决书、庭审笔录、归还借款明细及记账凭证，补充说明一份、证明二份，公司基本情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卡信息查询，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章颂刚亦供述在案，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理由，经查：1、关于罪名的理解。《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对妨害作证罪的表述中，将“指使他人作伪证”和“阻止证人作证”作为两个并列的罪状进行陈述，而没有表述成为“指使证人作伪证”，因此，该条文中规定的指使他人作伪证中的“他人”，同样不限于狭义的证人，包括一切可能提供证据的人，既包括“证人”，也可以包括诉讼中的被害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等诉讼参与人。而在民事诉讼中，利益受到侵犯的“被害人”亦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成为原告。故，“证人”也可以包括原告、被告本身。结合省高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第二条“为了提起虚假诉讼，或者在虚假诉讼过程中，指使他人提供虚假的物证、书证、陈述、证言、鉴定结论等伪证，或者受指使参与伪造证据，分别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处理。”规定，也可以看出，“他人”也应包含了在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故，妨害作证罪中“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他人”可以是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即本案中的洪某。2、关于本案定性。根据被告人章颂刚的供述、证人洪某的证言及《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结合民事审判相关文书及补充说明、证明等，可以证实被告人章颂刚明知孙某与豪胜公司已在进行承包合同纠纷诉讼，既未向法院就该325.8万元款项的性质如实陈述，亦未在承包合同诉讼中提起反诉或辩解，而是在明知洪某与孙某并无债务纠纷的前提下，指使洪某先后以民间借贷、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孙某，要求孙某偿还上述原本不属于其的款项，主观恶性较大。且被告人章颂刚在此过程中指使洪某提供虚假的《补充说明》，其亦以豪胜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证明和情况说明，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故，被告人章颂刚的行为已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法定犯罪构成。至于涉案的325.8万元款项的性质、去向，不管如被告人章颂刚所称系承包合同规定的配套运转资金，还是如证人孙某所述是业务往来款即货款，均不影响对本案的定性。3、证人孙某、陈某的证言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结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证人证言系伪证。陈某曾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与被告人章颂刚指使洪某作伪证的事实无关，并不影响对被告人章颂刚的定罪。综上，被告人章颂刚及辩护人提出无罪的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章颂刚指使他人作伪证，扰乱司法机关正常诉讼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章颂刚及辩护人提出要求改判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军乐
代理审判员 高晶晶
代理审判员 阮凤权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顾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