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博瑞祥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花虎沟2号。
法定代表人：钱金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惠玲，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志山，男，1975年2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博瑞祥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祥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志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瑞祥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薄惠玲，被上诉人梁志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瑞祥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博瑞祥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梁志山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博瑞祥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在梁志山主张通过现金付款、博瑞祥云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梁志山付款方式为刷卡并非现金的情况下，仍认定梁志山足额支付了购车款，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梁志山从未通过现金的方式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过购车款。首先，梁志山本人签字确认的《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已明确载明梁志山付款方式为刷卡，不包括现金，且博瑞祥云公司从未收到梁志山支付的任何现金。一审法院无视梁志山与博瑞祥云公司在《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而径直认定梁志山现金支付了剩余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已明确载明梁志山购买涉案车辆的付款单位是梁志山和冯某，且博瑞祥云公司财务收到了梁志山一方提交的《资金支付证明》，载明冯某自愿为梁志山垫付157900元。在这种情况下，博瑞祥云公司没有理由怀疑冯某支付的款项并非代梁志山支付的购车款，更不具备用肉眼辩明梁志山在《资金支付证明》中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的能力。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博瑞祥云公司对于《资金支付证明》的管理存在疏漏，但这也不影响一审法院作出梁志山未足额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款项的认定，不影响博瑞祥云公司行使要求梁志山足额支付款项的民事权利。另外，在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曾就该案出具（2016）京03民终11780号民事判决书）为了查明冯某与梁志山之间的垫付关系，博瑞祥云公司曾向法院申请追加梁志山为该案共同被告。再次，博瑞祥云公司于梁志山购车当日向梁志山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在《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载明“全款”并加盖“已付款”印章，均是基于冯某代梁志山垫付购车款这一错误认识而开具的，该错误认识也是博瑞祥云公司起诉要求梁志山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其应付未付购车款的原因。一审法院反而据此认定梁志山已足额支付购车款，属于逻辑认识错误。最后，仅有发票不能作为认定梁志山购车款已全部实际支付的凭证。《会计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购买实物的原始凭证，必须要有验收证明；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必须有收款单位和收款人的收款证明。”因此，发票仅是收付款的“合法”凭据之一，是否实际交付货款，最终还应以收款证明或银行刷卡凭条为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梁志山主张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剩余购车款，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梁志山未提供给付现金的主要原始付款凭证（如“银行现金进账记录”），仅是单方陈述通过现金支付剩余款项，该主张不应被采纳，梁志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在博瑞祥云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代缴了梁志山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辆税、服务费且该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的基础上，仍认定博瑞祥云公司未代梁志山缴纳上述费用，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首先，梁志山本人签字确认的《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已明确载明梁志山应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购车款737000元、购置税66200元、一条龙服务费2000元、自费保险21935.43元（商业险20585.43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950元），应收合计827135.43元。另外，该交款明细明确载明“重要提示：通过对表单中各项费用的核对，已经真实准确记录全部洽谈内容，购车方同意按照上述费用项目进行支付”。该证据已明确载明梁志山应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总款项金额为82万余元，且购置税、自费保险由博瑞祥云公司代缴。其次，博瑞祥云公司为了证明已代梁志山支付了保险费和购置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博瑞祥云公司代缴费用刷卡条以及证人证言，该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且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足以证明博瑞祥云公司代缴了保险费和购置税。但一审法院为了作出对梁志山一方有利的判决，刻意忽视《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仅以博端祥云公司提交的代为刷卡凭条及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代缴保险费和购置税与梁志山的一一对应关系为由，认为博瑞祥云公司未代梁志山缴纳购置税、自费保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再次，梁志山主张其自行缴纳了保险费和购置税，该主张与梁志山签字确认的《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自相矛盾，且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梁志山该单项主张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严重损害了博瑞祥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博瑞祥云公司的上诉请求！
梁志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博瑞祥云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1.2014年10月27日，梁志山与博瑞祥云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编号：×××)，梁志山购买奥迪Q7越野车一辆；价格73.7万元；付款方式为：购车当日“一次性付款”；交车、验车亦在购车当日完成；梁志山作为“乙方”亲笔签字，甲方(博瑞祥云公司)盖具了“销售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后，梁志山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了全部购车款73.7万元（银行卡划款65万元和现金8.7万元），博瑞祥云公司在确认收到73.7万元购车款后向梁志山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当日，梁志山办理了验车、出库等事项。双方的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双方无债权债务事项。上述梁志山的购车过程清楚、明确，博瑞祥云公司《上诉状》中所述“付款方式的约定”并非强制性规定，没有听说哪个商家会拒绝收取“现金”的。另外，博瑞祥云公司用大量篇幅阐述“发票不能证明实际付款”的理由，但有一点浅显的“车行规矩”即车款未付清前是不会同意客户将车提走的。2.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即《资金支付证明》，该证明经“司法鉴定机构”确认，梁志山的签字及案外人冯某的签字均非本人签字。一审诉讼中，博瑞祥云公司向法庭申请自己公司员工出庭作证，但该证人的证言恰恰证明了如下事实：博瑞祥云公司是收到客户交来全部款项后，博瑞祥云公司才去为客户交款，博瑞祥云公司不存在垫付的行为，只是一项服务。二、梁志山在一审诉讼中亦提交了博瑞祥云公司对“资金支付证明”形成的过程，该证明再次证明博瑞祥云公司操作违规，造成博瑞祥云公司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博瑞祥云公司《起诉书》所述，“同日，被告梁志山向原告提交一份《资金支付证明》载明涉案车辆中15.79万元购车款由案外人冯某自愿为被告垫付。”显然，梁志山当时在场，那么“购车方”一栏的签字应是梁志山亲自所写且必须在博瑞祥云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签字（这是博瑞祥云公司的流程要求）。但是，“购车方”的“梁志山”的签字并非梁志山本人所签。因此，该《资金支付证明》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关系，一审对其“三性”不予认定是准确的。综上所述，博瑞祥云公司以一份虚假的《资金支付证明》向梁志山索要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的购车款，无事实法律依据。梁志山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博瑞祥云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博瑞祥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志山支付购车款17.32万元；2.梁志山支付违约金（以17.32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一计算）；3.诉讼费由梁志山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7日，博瑞祥云公司作为甲方（出卖人）与梁志山作为乙方（买受人）签订《汽车买卖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就汽车买卖的有关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车辆品牌奥迪（以下简称涉案车辆），型号Q73.0T运动，发动机号×××，车架号×××，价格73.7万元；乙方如实提供购车所需的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并按本合同约定交纳车款和办理其他手续所应交纳的费用，乙方需将销售发票用于增值税抵扣的，应于付款前提供其一般纳税人识别号等相关材料；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乙方在2014年10月27日前，将全部车款扣除定金后的余额，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定金抵作车款）；交车时间为2014年10月27日前，但是在乙方付清全部购车款之前，甲方有权拒绝交车，交车时间顺延；交车方式乙方自提，交车地点甲方营业场所，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方交付车辆时应同时提供：销售发票、（国产）车辆合格证或（进口）海关进口证明及商品检验单、三包凭证、维修保养手册、车辆使用说明书或用户使用手册、随车工具及配件；乙方未按时付款的，自延迟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乙方应付款依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迟延付款达30日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已收订金不予返还。
同日，梁志山签署《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载明开票单位梁志山，付款单位“同上，冯某”，购买方式摇号、全款，预计交车时间10.27，新车指导价897800元，优惠合计160800元，车辆开票金额737000元，购置税66200元，一条龙服务费2000元，自费保险21935.43元（商业险20585.43元，车船税400元，交强险950元），定金0元，应收合计827135.43元，装饰19663元，装饰项目全车膜、封釉、坐垫。该交款明细上方印有“已付款”印章。
同日，梁志山签署《商品车交车检查确认单》，确认签收了涉案车辆及证件、使用说明、随车工具，并确认了车辆状况。
同日，梁志山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三笔款项，分别为303935.43元、50000元、300000元，共计653935.43元。
同日，博瑞祥云公司向梁志山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车辆类型越野车，厂牌型号奥迪×××越野汽车汽油5座Q73.0T×××，发动机号×××，车架号×××，价税合计73.7万元。
同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向梁志山开具了保险业专用发票2份，载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费950元、代收车船税400元、机动车商业保险费20585.43元。
2014年10月28日，梁志山就涉案车辆交纳66200元车辆购置税，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就涉案车辆向梁志山出具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2014年10月29日，梁志山为涉案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登记编号为×××。同日，梁志山就涉案车辆取得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颁发的车辆行驶证。
2016年11月25日，我院就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瑞祥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京03民终1178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78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载明：冯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解除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就2014款奥迪牌A6车型为30FSI舒适型轿车达成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博瑞祥云公司返还购车款36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2014年10月27日10:22:48、10:23:54，冯某通过POS机刷卡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9.9万元、24.1万元，交易类型为消费…冯某作为汽车购买方已经履行了支付购车款的义务，虽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至今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不影响双方之间成立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博瑞祥云公司未履行交付车辆义务，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达成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博瑞祥云公司退还冯某购车款36万元；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博瑞祥云公司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签购单及工商银行出具的查询卡片信息一份，载明卡号为558360******0460S，于2014年10月27日17:16刷卡消费支出21935.43元，该银行卡经查询户名郭玮，专属职业公司员工，单位博瑞祥云公司，博瑞祥云公司称该笔消费支出为博瑞祥云公司为梁志山代缴的商业险、强制险、车船税；梁志山认可该份签购单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梁志山称涉案车辆的强制险、商业险、车船税为自行交纳。
博瑞祥云公司提交工商银行刷卡凭条、工商银行出具的查询卡片信息、税收缴款书7份，用以证明博瑞祥云公司代梁志山交纳了购置税66200元。其中，工商银行刷卡凭条显示，销售点为昌平区国税局，卡号为558360******1313/S，2014年10月28日消费支出284491元，持卡人签名处显示为杨某，该卡经查询户名为吴昊，专属职业公司员工，单位博瑞祥云公司；税收缴款书7份，载明2014年10月28日，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代收梁志山车辆购置税66200元、代收宗士军车辆购置税33991元、代收阳华车辆购置税28600元、代收徐华丽车辆购置税31500元、代收杨春杰车辆购置税32200元、代收刘学志车辆购置税25800元、代收北京缔之衣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购置税66200元，以上共计284491元。梁志山认可工商银行刷卡凭条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该刷卡凭条的关联性及税收缴款书的真实性、关联性，梁志山称车辆购置税的原件由其自身保管，车辆购置税为其自行交纳。
博瑞祥云公司提交2014年10月27日由冯某和梁志山出具的《资金支付证明》，载明：兹有付款方冯某自愿为购车方梁志山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下述费用：奥迪品牌汽车的购车款157900元；付款方冯某，购车方梁志山。博瑞祥云公司称该份《资金支付证明》系梁志山交由博瑞祥云公司，梁志山不认可该份《资金支付证明》的真实性，称购车方梁志山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付款方冯某与梁志山不认识。
博瑞祥云公司提交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北天司鉴[2015]文书鉴字第058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58号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冯某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的15.79万元款项并非代梁志山支付的购车款，梁志山尚欠博瑞祥云公司17.32万元购车款尚未支付；58号鉴定意见书载明：2014年10月27日的《资金支付证明》（3份）中冯某签字与提供的样本中冯某的签名自己不是同一人书写，鉴定的检材之一为上述付款方为冯某、购车方为梁志山的《资金支付证明》；梁志山认可上述58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梁志山无关，且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形成3次资金支付证明，故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应该有关联。
庭审中，经梁志山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就《资金支付证明》上“梁志山”的签名是否是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梁志山提交的鉴定样本为上述《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2015年10月27日梁志山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购车款的POS机刷卡单3张、及梁志山本人当庭亲笔书写的个人签名，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27日出具北天司鉴[2017]文鉴字第191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9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资金支付证明》上的“梁志山”签名与样本中梁志山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向梁志山开具了鉴定费发票，价税合计3200元。
庭审中，博瑞祥云公司员工杨某出庭作证称：杨某自2011年6月至今一直在博瑞祥云公司处工作，在博瑞祥云公司主要负责车辆购置税的交纳和车辆临时牌照的办理工作；2014年10月27日，销售顾问把梁志山的手续给杨某，杨某去办理了交纳保险费、办理临时牌照、验车上牌的工作；10月28日去昌平区国税局代梁志山交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车船税系杨某通过公司的银行卡交纳，保险费和车辆购置税系通过博瑞祥云公司不同的银行卡进行支付；除非客户要求自行交纳，一般情况下会在购车的客户先行交齐所购车辆的保险费、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后，再替客户代缴上述费用。
庭审中，梁志山提交2017年6月22日形成的博瑞祥云购车意向书、博瑞祥云公司销售部销售顾问常征的名片、资金支付证明模板、博瑞祥云公司与常征的谈话录音证明若存在购车款代付情况需双方履行相应手续，但博瑞祥云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相应手续。其中资金支付证明模板与本案争议的《资金支付证明》除手填部分外其他内容相同。博瑞祥云公司认可常征名片的真实性及常征为其员工的事实，但不认可购车意向书、资金支付证明模板及录音的真实性，认为其无法确认录音谈话人的身份，且该录音形成时间在梁志山购车后，与本案没有关联。
庭审中，博瑞祥云公司称梁志山应向博瑞祥云公司支付购车款、代缴的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共计827135.43元，除梁志山刷卡支付的653935.43元外，冯某代为刷卡支付了15.79万元，剩余款项梁志山没有支付，其提交的业务交款明细中梁志山的签字可以证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保险费是由博瑞祥云公司代缴的。梁志山不认可上述主张，称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保险费是其自行交纳的，车款73.7万元及服务费2000元中除转账支付了653935.43元外，其余为现金支付，博瑞祥云公司并未就现金支付部分出具收据，但博瑞祥云公司开具全额的购车发票可以证明购车款已经支付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博瑞祥云公司与梁志山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冯某代梁志山支付购车款的情况及梁志山是否已支付全部购车款。
针对是否存在冯某代梁志山支付购车款的情况。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11780号民事判决书已对冯某与博瑞祥云公司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其次，冯某于2014年10月27日分两次向博瑞祥云公司打款9.9万元、24.1万元，从数额与本案中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代付金额无对应关系。再次，58号鉴定意见书及191号鉴定意见书载明该《资金支付证明》中付款方“冯某”及购车方“梁志山”均非本人签字。综合以上证据及事实，法院对博瑞祥云公司提供的《资金支付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博瑞祥云公司有关“梁志山部分购车款系由案外人冯某代付”的陈述不予采信。
针对梁志山是否已支付全部购车款。结合博瑞祥云公司提交的《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载明购买方式为全款及上方“已付款”印章、博瑞祥云公司当日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博瑞祥云公司已经实际交付涉案车辆的事实，可以确认梁志山已经向博瑞祥云公司足额支付了全额购车款。关于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代缴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服务费一则，虽博瑞祥云公司提交金额为21935.43元的刷卡凭条中的金额及梁志山购车日期及应缴纳保险金额一致；博瑞祥云公司提供的7份税收缴款书复印件与梁志山所购车辆的税收缴款书一致，但根据证人杨某证言，博瑞祥云公司在售车过程中存在收取客户款项后代缴保险费及购置税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金额为21935.43元的刷卡凭条与梁志山应缴纳保险费的唯一对应性，亦无法确认涉案车辆的保险费用系由博瑞祥云公司先行垫付。同时，博瑞祥云公司提交的7份税收缴款书、金额为284491元的刷卡单亦无法直接证明涉案车辆的购置税系由博瑞祥云公司先行垫付。
综上，博瑞祥云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梁志山在《汽车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逾期支付款项的违约行为，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博瑞祥云公司要求梁志山支付购车款、代缴的车船税、车辆购置税、保险费、服务费及上述费用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博瑞祥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博瑞祥云公司提交：1.博瑞祥云公司银行流水、收取现金进账单、现金进账单明细表，拟证明博瑞祥云公司当日并未收取梁志山现金，梁志山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购车款等款项与事实不符；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14年10月27日梁志山本人应交机动车强制保险费950元、代收车船税400元、机动车商业保险费20585.43元，均系博瑞祥云公司代付。梁志山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博瑞祥云公司提交的证据，梁志山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博瑞祥云公司是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而其提交的材料几乎都是汽车修理费，且是否有漏项、缺项等情况无法判断，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可，且其中含有冯某收据，亦可说明冯某和博瑞祥云公司具有业务往来而博瑞祥云公司未能给出合理解释；2.所有税费均由梁志山支付给博瑞祥云公司员工后由员工代为办理，故梁志山所有税费已经支付完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对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对梁志山应支付的车款、保险费等共计827135.43元及梁志山当日通过刷卡支付款项653935.43元，亦无异议。博瑞祥云公司现上诉主张其差额173200元梁志山并未支付，其中157900元系冯某代付车款、15300元系财务核实账目出现的失误，并非给予梁志山的免除，为此，提交资金代付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梁志山主张该173200元系现金支付，并对其现金交付时间、款项来源等进行了说明。故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系该173200元梁志山是否支付以及是否具有支付义务，现分述如下：
首先，关于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代付时间。2014年10月27日购车当日，冯某支付款项时间为10时22-23分，梁志山刷卡支付款项时间为15时13-14分；且据博瑞祥云公司陈述，冯某支付其款项时，梁志山尚未与博瑞祥云公司签订本案合同，亦未提交预售合同、预付款合同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其次，关于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代付金额。冯某于当日支付9.9万元、24.1万元，与博瑞祥云公司主张冯某代梁志山支付购车款15.79万元，并无金额上的一致性。
再次，关于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资金支付证明交付时间。据博瑞祥云公司二审期间陈述系冯某2014年10月27日上午交至博瑞祥云公司，且梁志山于购车当日上午并未在场。该陈述与其一审期间资金代付证明系梁志山交由博瑞祥云公司的陈述，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在梁志山与冯某并未同时出现情形下，博瑞祥云公司并未对大笔代付款项的真实性予以充分核实。
综上，在博瑞祥云公司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梁志山确与冯某达成资金代付合意之情形下，对博瑞祥云公司主张的代付事实，本院难以认定。综合双方提交证据情况，一审法院采信梁志山的主张而未予采信博瑞祥云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结合现有证据，《奥迪新车销售业务交款明细》中载明购买方式为全款且印有“已付款”印章、博瑞祥云公司为梁志山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博瑞祥云公司已经实际交付涉案车辆等事实，博瑞祥云公司以梁志山并未支付全部款项为由请求其支付购车款，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博瑞祥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64元，由北京博瑞祥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 瑞
审 判 员 龚勇超
审 判 员 李 淼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胡 婧
书 记 员 张 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