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785民初119号
原告：马汝祥
原告：王永平。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东，高密天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颜飞，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汝祥、王永平与被告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汝祥未到庭，原告王永平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东到庭，被告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颜飞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02年5月24日做出的《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2002年5月31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无效；2、依法确认签署日期为2011年10月29日的《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不成立；3、判令被告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上述文件进行的变更登记；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2002年5月24日做出《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又于2002年5月31日做出《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决定将注册资本由170万元增至300万元。其记载的增资方式为案外人单伟增资100万元、孙治彬增资30万元。但该次增资实际是为达到办理进出口自营权的目的而进行的一次虚假增资，单伟、孙治彬实际并未出资。被告据此于2002年6月13日向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2011年10月29日被告在未按法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更未实际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凭空制作了签署日期为2011年10月29日的《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该决议及章程决定将被告的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增至485万元，同时对股东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变更。被告据此于2011年12月9日向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原告认为，被告于2002年5月24日做出《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2002年5月31日做出《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的目的是通过由单伟、孙治彬顶名虚假增资的方式来获取进出口自营权。这明显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故该三份文件应认定为无效。签署日期为2011年10月29日的《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章程（修正）》，因被告未依法、依章程进行召集，该次股东会也未实际召开，且决议中存在伪造签名的情形，因此该两份文件依法应认定为不成立。依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以上文件所做出的变更登记。原告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1、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负担被告聘请律师支付的律师费、住宿费、差旅费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第一，原告提起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下称“无效之诉”）和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下称“不成立之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的股东会决议分别出自2002年5月31日和2011年10月29日，显然已过诉讼时效。
第二，我想提请法庭注意，原告在无效之诉中诉称虚假增资，那么我们首先应明确，若存在虚假增资事实，如何解决？公司法的规定是若股东虚假出资则应补足出资，而非认定或判定增资无效。这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法律人对公司法的基本认知。依据这一点，法庭就足以驳回原告提起的无效之诉。考虑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让原告股东对本案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被告愿意继续做进一步分析，通达机械的上述增资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第一份）。
第三、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无效之诉无法律依据，原告无效之诉中所称股东大会之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公司法第22条之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既然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则需证明该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哪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哪条规定；（2）是否增资是公司的内在权利，系法人意思自治的表现。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公司增资，只是对公司增资的程序及表决方式加以明确或交由公司章程规定。原告无效之诉中提及的增资，是以落款为2002年5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由当时公司的22名股东一致通过并签字，且上述股东除王永平外已签署章程修正案。该增资意愿是否真实？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当然真实。增资行为是否有效？全部一致通过，当然有效；（3）在增资意愿真实，增资决议有效的前提下，那我们看该增资是否到位？原告在2015年贵院审理的584号案的诉状和2015.6.30庭审中自述该资金已实缴到位，既然增资到位，何来虚增一说？（4）在增资有效且增资实际到位的情况下，公司或股东非经法定程序是否可以减资？根据资本三原则（资本法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及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相关规定，显然非经法定程序，公司不得减少注册资本；（5）最后我们看一下原告诉称的为办理“进出口自营权”而作虚假增资陈述从而企图借助国家公权力达到否认增资有效，实现变相减资之目的，是否符合逻辑或符合普通人正义和诚信之理解。特别提请法庭注意，通达机械2002年增资时，中国适用的是1999年公司法，99公司法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原告诉状中所称的“进出口自营权”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体现，根据原告陈述注册资本达不到300万则公司无进出口自营权。99公司法第23条明确规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第26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必须验资。故而依据当时法律，不可能虚增，也不允许虚增。若以原告逻辑，基于当时的法律法规，通达机械因注册资本（170万）未达到法定数额，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为办理进出口自营权，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增资，公司注册资本由170万增加到300万，才实现进出口目的，在16年后，又自称虚假增资，并以此诉请撤销增资，将注册资本由300万降至原170万，这是否恶意？这是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果原告的这种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原增资无效，已经实缴到位的170万资金返还原股东，若公司对外存在大量的负债的情形下，该次减资是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若该出资未实际到位，则法律规定股东补足170万出资的义务被免除，空手套白狼，公司实现了获得进出口经营权之目的，显然违反法律正义，也不符合善良风俗。这种行为得逞才是原告所称以合法性是掩盖非法目的。
第四、原告提起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原告诉请的股东会依法实际召开，原告王永平和马汝祥均到会。被告于2010年11月1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原告王永平和马汝祥均出席会议。（2）该次股东会以公司全部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通过了王永平、马汝祥、焦鸿训三名股东放弃增资，由单伟（增131）、（增10）、单亦军（增6）、于钦华（增1）、单宝玲（增10）、刘献森（增2）、陈有福（增5）、李锡新（增6）、杜德顺（增3）、（增5）、郭志敏（增1）和曹艳秋（增5）共12位股东增资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符合公司法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公司法基本原理和司法实践的基本认知，股东会决议效力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只是行政机关行使工商管理的证权登记而已，何时办理，如何办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决议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9条之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故而未按期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最多产生1-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不会影响决议本身效力，更不会因此导致决议不成立。在2010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增资决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公司在2011年11月29日为办理上述股权变动而办理工商变更形成的新的股东会决议之内容并未超出2010.11.1决议的范围，当然有效。（3）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上述12为股东实际向公司缴付了出资，公司已为上述股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股东在增资后均按新增后的比例行使表决权及参与分红长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原告王永平和马汝祥都有参加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并参与公司分红之情形，可推知原告方对此次增资过程是知情的并认可的，且原告王永平、马汝祥于2014.3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具此也可推知二人对上述股权变动知情。原告在事关自身重大权利受影响之情形未向公司提出书面异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于常理不合。（4）权利与风险从来都是相依相存的。原告王永平、马汝祥当初自愿放弃增资，如果在增资后公司发展不佳，处于亏损状态，增资打了水漂，原告方是否还会主张增资无效？自2010年11月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原告未提起诉讼，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未提起诉讼，时移事异，在以增资股东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苦心经营之下，公司资产已大幅增值之情形下，当初放弃增资的股东，起诉增资决议无效，显然是恶意诉讼。法院支持原告主张，不但违反公司法资本多数决原则，也将打破公司数年来的平衡稳定和绝大部分增资股东利益，显然不公。
综上，被告认为，第一，原告提起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根据公司法第43条的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原告所诉的两次股东会决议，均由相应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上述增资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维护公司稳定和交易安全，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章程修正案决定、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证明材料、催告函及回执等，被告提供了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签到表、委托书、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双方相互进行了质证，结合本院（2015）高商初字第584号案件查明的情况，可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前身为高密市汽修厂，高密汽修厂于2001年3月改制为山东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70万元，时有股东22名，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单文出资55万元，占股32.35%；李玉山出资10万元，占股5.88%；出资7万元，占股4.12%；单亦军出资7万元，占股4.12%；王玉和出资6万元，占股3.53%；马汝祥出资5万元，占股2.94%；马洪军出资5万元，占股2.94%；于钦华出资5万元，占股2.94%；王永平出资万5元，占股2.94%；王立业出资5万元，占股2.94%；孙凤军出资5万元，占股2.94%；孙治彬出资5万元，占股2.94%；孙燕江出资5万元，占股2.94%；刘献森出资5万元，占股2.94%；陈有福出资5万元，占股2.94%；李锡新出资5万元，占股2.94%；杜德顺出资5万元，占股2.94%；出资5万元，占股2.94%；徐连军出资5万元，占股2.94%；郭治敏出资5万元，占股2.94%；曹艳秋出资5万元，占股2.94%；焦鸿训出资5万元，占股2.94%。
原告公司于2002年通过由全部22名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130万元，根据章程修正案记载所示，单伟增资100万元，孙治彬增资30万元，其余股东维持原出资额不变，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0万元。公司依法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该次增资即为本案原告“第一项诉请所指股东会决议增资之诉”，虽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于2002年5月召开股东大会，但该“股东会决议”上由包括原告三人在内的全部22名股东本人签字。被告在本院（2015）高商初字第584号案件的起诉状中陈述“被告本次增资的资金本源为被告公司自有资金，并非股东出资，系虚假增资……，”开庭中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130万元已出资，但系通达机械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而非单文和孙治斌个人出资。如证人对出资的陈述“是拿公司的存单办理的增资。”
此后，通达机械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李玉山将其全部出资10万元转让给，（李玉山自述，2011年将其股权无偿转让给了，自述2005或2006年受让李玉山股份）。孙治斌将其全部出资转让给单伟。王玉和将其全部出资转让给单伟，孙凤军将其全部出资转让给单宝玲。上述股权转让均实际完成，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也即形成现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所示的18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单伟、于钦华、徐连军已去世，单伟股份由其女单文继承，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于钦华和徐连军的股份还在二人名下。
通过原告提交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签到表”、原告方证人作为记录人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以及曹艳秋、陈有福等在本院（2015）高商初字第584号案件审理中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被告于2010年10月30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第二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内容为“为增加高密市通达机械有限公司发展后劲，……公司股东自愿增资，增资以一万元为一个出资额，增资扩股完成后，办理股权结构变更手续。以上决议须提交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据此，被告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会议议题为增资扩股。股东单伟、单亦军、李锡新、单宝玲、郭治敏、曹艳秋、孙燕江、王立业、刘献森、、陈有福等到会并参与表决，王永平到会但中途退场，焦鸿训委托，于钦华委托单伟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焦鸿训和于钦华委托和单伟，马洪军委托单亦军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到会但未在签到表上签字。合计有16名股东出席该次股东大会。增资扩股的议案经全体股东所持全部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原告证人所作的股东会记录记载的是与会股东的一致通过）。共有12名股东增资，增资股东及数额如下：单伟增资131万元，增资10万元，单亦军增资6万元，于钦华新增1万元，单宝玲新增10万元，陈有福新增5万元，刘献森新增2万元，李锡新新增6万元，杜德顺新增3万元，新增5万元，郭治敏新增1万元，曹艳秋新增5万元，合计增资185万元。上述12名股东于2011年11月3日也即股东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向公司实际缴付各自新增出资。包括王永平、马汝祥、焦鸿训的几名股东放弃增资，徐连军去世。该增资议案及结果在公司公示栏里公示。该次增资后被告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权分布如下：公司注册资本485万元，单伟出资327万，持股比例67.42%，出资27万，持股比例为5.57%，马洪军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单亦军出资13万元，持股比例为2.68%，陈有福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2.06%，曹艳秋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2.06%，焦鸿训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马汝祥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于钦华出资6万元，持股比例为1.24%，王永平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王立业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单宝玲出资15万元，持股比例为3.09%，孙燕江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刘献森出资7万元，持股比例为1.44%，李锡新出资11万元，持股比例为2.27%，杜德顺出资8万元，持股比例为1.65%，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2.06%，徐连军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为1.03%，郭治敏出资6万元，持股比例为1.24%。但被告并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直至2011年10月份，为办理该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依据2010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重新制作了新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资料，并依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被告公司股东自2001年7月至2014年之前，每年都领取分红，并在被告制作的分红明细上签字。该次增资之后的分红较之增资之前有了增加。至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伟去世前并无证据证明股东对上述增资之事提出异议，直至单伟去世后的2014年12月8日的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后。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公司2002年5月24日、2002年5月31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和2011年10月29日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是否召开并决议及是否成立的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根据此法律规定可知，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决议内容才属于无效的范畴。
2002年的增资，被告虽未召开股东大会，但公司全体股东达成了增资合意并形成书面的事实上真实的股东会决议，实际增资完成，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2002年增资时，我国适用的是1999年“公司法”，根据当时规定，有限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即法律明确规定股东只要认缴股份则必须一次向公司交足，不能分期缴纳，更不能虚假增资。这是强制性规定。即便存在全体股东合意虚假增资，且有未实际出资之情形，那法律后果只能是由认缴股东补齐出资而非宣告决议无效。理由如下：（一）根据“公司法”法理，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非经法定程序，不能随意减资，否则不但违反“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原则，更损害外部第三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可能导致债权人陷入债务不能获偿的风险。（二）如果任由股东在通过合意虚假增资形式达成不正当目的后（原告诉称为取得进出口经营权而一致虚假增资），再以提起诉讼的形式，通过法院判决宣告增资无效，并最终否定该次增资，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更会破坏当今社会以公司为商业主体的交易效率和市场秩序。（三）根据当时“公司法”规定，通达机械公司2002年增加注册资本必须实缴，这是强制性规定，不容变通。通达机械公司作为公司已实际完成增资，不能事后“反悔”。（四）至于该次增资是否存在股东顶名出资及公司代股东垫资之情形，且在股东之间就该部分股份在股东间如何分配、或公司向未实际出资股东追索代垫款项的问题，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综上，原告的第一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然在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同时在第五条中规定了认定相关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只有符合上述情形，股东要求认定决议不成立才予以支持。
原告虽称被告在2011年并未依法及公司章程实际召开股东会，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增加到485万的临时股东会于2010年11月1日实际召开，该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合法合规，会议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应为有效。2011年10月，为办理该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依据2010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重新制作了新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资料，并依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原告提起不成立之诉的2011.10.29决议之内容并未超出2010.11.1决议的范围，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根据法律规定，股东会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工商变更登记只是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的“证权”登记而已，公司并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办理本次增资股权变动的变更登记的这一瑕疵，不影响决议的成立。另本院查明，通达机械公司的该次增资系股东自愿增资，基于增资的自愿性和增资基准（一万元为一个单位）面向所有股东的公平性，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因此，原告虽提起诉讼认为公司决议不成立，但并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提供，其主张不成立。
至于原告主张的判令被告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上述文件进行的变更登记，因其请求的基础即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不成立，对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被告辩称的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若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决议无效，意味着自始、确定无效。法律不应限制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期间，股东及利害关系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诉。至于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之诉，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本院认为应参照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从保护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程序救济的角度考量，也不宜以诉讼时效为由剥夺股东的诉权。因此，被告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汝祥、王永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成森
人民陪审员 李储志
人民陪审员 徐宏达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于凌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