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127号
原告：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10号大街***号*幢。
法定代表人：BayLimThiam，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费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段守军。
委托代理人：张义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得乐公司）诉被告段守军劳动争议一案，因原告怡得乐公司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杭经开劳人仲案字（2015）第0214号仲裁裁决书，于2015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林晖独任审理，于2015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怡得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费俊，被告段守军的委托代理人张义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怡得乐公司起诉称：2014年7月，因安特新加坡公司与美国怡得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原告变更为安特新加坡公司。7月30日，新加坡安特公司开始接手怡得乐公司，8月4日向员工正式公布收购信息。此后，当时的员工刘培辉等人宣称公司被收购后需给员工一定的经济赔偿，挑唆员工向公司索赔，要求“买断工龄，重签合同”，导致车间产量一路下滑。部分员工复工后，被告所在班组不听劝阻继续罢工。上述罢工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秩序，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2014年8月的罢工在劳动监察大队、经济开发区等工作人员的协助以及公司原总经理的沟通和劝说下，冲压车间最终逐步恢复了生产。2015年4月1日，被告等人再次以公司被收购为由，要求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基于被告等人以同样的理由并采用罢工的方式要求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公司于4月2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被告等6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给予违纪辞退的处分。4月3日公司宣布开除人员名单后，被告等6人离厂后继续煽动其他员工停工。2015年4月9日，被告段守军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年终花红，但原告的抗辩意见未被仲裁委所采纳。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6000元；二、确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年终花红585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段守军答辩称：首先，原告起诉状中事实陈述部分不符合实际情况，捏造虚构对被告不利的情节，完全推卸自身的责任。由于原告在公司转让过程中，未处理好相关事宜，并借公司架构调整之机，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员工依法主张自身的权益，申请劳动监察大队、信访部门及经济开发区等政府部门领导出面处理，最终原告才于2015年4月9日将14年度的年终花红发放给员工。至于原告所述的：“刘培辉等人挑唆员工向公司索赔，要求买断工龄，重签合同，导致车间产量一路下滑”；“2015年4月1日，被告等人以公司收购为由，围住冲压车间经理……还在车间煽动说，你们想不想赔钱，想赔就别干；被告等6人离厂后继续煽动其他员工停工……甚至出现威胁、恐吓还在正常工作的员工，以及破坏生产模具等严重扰乱车间生产的恶化行为。”等事实陈述，无相应证据，纯属虚构、诬陷。原告公司因被收购损害员工权益的事件在当地负面影响较大，相关政府部门也都了解事由，我们认为劳动仲裁裁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次，原告的行为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规章制度内容也是违法的。因原告公司侵害到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依法主张自己的诉求，即被原告认定：消极怠工，煽动停工，聚众闹事予以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不顾法律规定实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极端行为，目的是为压制公司员工的合法诉求。退一步，即便员工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停工、怠工，那也是正当合法行为。公司《员工手册》第12.3条规定工作时间聚众闹事，煽动停工，罢工或强迫他人停工等内容属违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工会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尽管这一规定使用的是“停工”的概念，但在实质意义上，“停工”与“罢工”具有同等含义。该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工人享有罢工权，但处理罢工事件是以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作为前提条件的。但这一前提在该法条中是以隐含的方式体现的。其二，解决罢工问题并实现复工，是以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作为前提条件。原告公司出现的状况因未向员工发放2014年度年终花红而引起，在相关部门出面调解下，最终原告向员工发放了花红，才使得事件平息。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法律依据，故属违法解除行为。
再者，原告应支付被告2014年年终花红。仲裁裁决对花红认定准确，属应付而未付的款项。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段守军自2006年5月23日进入原告怡得乐公司处工作，最后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5月3日，期限为2012年5月23日起至2017年5月22日止，工作内容为根据怡得乐公司生产（工作）需要从事生产班长的工作。2015年4月2日，怡得乐公司作出《关于段守军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载明因该员工在工作时间消极怠工，煽动停工，聚众闹事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处以严重违纪辞退处分，于2015年4月2日解除劳动关系，并于同日作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另查明，被告段守军自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1472.30元。
2015年4月9日，段守军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一、怡得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6000元；二、怡得乐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8276元；三、怡得乐公司支付年终花红5850元。仲裁委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裁决：一、怡得乐公司向段守军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16000元；二、怡得乐公司支付年终花红585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怡得乐公司提供的员工入职联系单、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工资单和计算表、仲裁裁决书，被告段守军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员工犯规通知》、《关于解除刘培辉劳动关系的决定》、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国工商银行明细清单、公司文件、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是否为违法解除。因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分别于2014年8月17日至8月20日及2015年4月1日至4月2日有参与挑唆及煽动罢工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所述两次罢工事件，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有参与挑唆、煽动罢工的行为，且对于2014年8月17日-8月20日的事件，且不论被告是否参与，原告于该事件结束八个月后再行处理之举并不妥当，故怡得乐公司单方解除与被告段守军的劳动关系缺乏充分合理的依据，原告怡得乐公司应支付被告刘培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6501.45元（11472.30元／月×9×2）。关于年终花红，在原告怡得乐公司发放的《关于年终花红发放时间调整的通知》中记载：2014年度起发放年终花红的奖励对象为每位在册且已转正的员工。虽然原告于2015年4月2日终止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但2015年初发放的为2014年度的分红，被告在2014年度仍为原告的在册员工，故原告应当按照公司制度向其发放年终花红，参照被告2014年度的年终奖金额，原告应支付被告段守军2014年度的年终花红金额为5674.50元，被告亦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段守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6501.45元；
二、原告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段守军2014年度年终花红5674.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怡得乐电子（杭州）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缴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代理审判员 林 晖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