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终字第3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新。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萍。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成，江苏东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士忠。
委托代理人浦红美。
委托代理人陆海荣，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市振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和平路873号。
法定代表人顾正康，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陈新、黄萍因与被上诉人黄士忠、启东市振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龙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5）启开民初字第01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新、黄萍一审诉称，1994年11月份，振龙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报请相关政府部门批准，集资建造职工住宅楼，陈新作为该公司员工出资78100.76元，享受并获得其中××号楼×××室集资住房待遇。陈新受领房屋后，占用并实际使用。出于亲情，为支持黄士忠在汇龙镇××、××，陈新、黄萍将房屋借于其使用。最近，该房屋遭遇拆迁，陈新、黄萍才获知黄士忠反客为主，于2000年4月12日，私下与振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非法进行了房屋产权登记。黄士忠据此以“产权人”身份与拆迁人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将房屋交拆迁人拆除。陈新、黄萍知情后，多次与黄士忠协商未果。案涉房屋系陈新经批准参与集资建造，其权属理所当然归陈新、黄萍所有。黄士忠与振龙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属黄士忠恶意与无房屋处分权人之间私相买卖，为无效民事行为。现因该房屋被拆迁，尽管无法予以返还，但因该房屋拆迁所得的补偿安置待遇为其物化价值的体现，应由作为原产权人的陈新、黄萍享受。请求法院判决确认黄士忠与振龙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令黄士忠返还陈新、黄萍因房屋拆迁所得的补偿安置待遇；振龙公司对黄士忠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黄士忠一审辩称，1、案涉房产系其自陈新、黄萍处转让所得，与振龙公司签订买卖契约及办理房产证，都经陈新、黄萍同意，并且陈新参与经办。2、振龙公司与黄士忠订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陈新、黄萍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取得的拆迁补偿待遇是基于合法取得的房屋产权证，与陈新、黄萍没有任何关系，陈新、黄萍要求返还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陈新、黄萍的诉讼请求。
振龙公司一审未应诉答辩。
原审查明，陈新、黄萍系夫妻关系，黄萍与黄士忠为姐弟关系。1994年11月份，陈新所在的振龙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报请相关政府部门批准，集资建造职工住宅楼，陈新作为该公司员工出资78100.76元，享受案涉房屋即××号楼×××室集资住房待遇。1996年左右，黄士忠入住该房。2000年4月12日，黄士忠与振龙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振龙公司将案涉房产出卖于黄士忠。同年，黄士忠为案涉房屋办理了产权证，证载所有权人为黄士忠。2011年4月18日，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与黄士忠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黄士忠将案涉房屋腾空并移交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房屋拆迁补助的权利人为5人，黄士忠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为人民币459298元，其中附属设施设备及装饰装修等补偿金额为75197元。
另查明，黄士忠一家5口均落户于案涉房屋，其中黄士忠与其妻、其子于××××年××月××日由××镇××村××组×××号迁入，儿媳于××××年××月××日由××镇××村××组××号迁入，孙子于××××年××月××日落户。案涉房产曾作为黄士忠儿子的婚房，婚庆时，陈新、黄萍均到场参加。黄士忠的孙子出生时，陈新、黄萍亦均参加庆贺。
还查明，2006年，黄士忠的三姐夫蔡某（即陈新的连襟、黄萍的妹夫）曾介绍其侄子用案涉房产抵押贷款。2009年7月27日，黄士忠以案涉房屋作抵押，为陈新自启东市决心信用社借款37万元，该款后由黄萍于2009年8月20日归还，陈新自认该贷款为其所用。
再查明，陈新为振龙公司的股东，1995年底前为该公司的总账会计。陈新、黄士忠、蔡某曾一起至房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案涉房产的产权证，但未成功。据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签订时的经手人、原振龙公司的副总张某证实，振龙公司与黄士忠签订买卖合同时陈新在场，且经得陈新的同意。振龙公司的其他部分集资购房人亦在与振龙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办理了产权登记。
2013年10月30日，陈新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振龙公司与黄士忠所签买卖合同无效，请求判令案涉房屋拆迁所得的补偿安置待遇归其所有。后于2015年5月27日撤诉。原审法院于同日发出（2013）启民初字第255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陈新撤回起诉。2015年6月9日，陈新、黄萍以相同的诉请及事实与理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陈新、黄萍的申请，查封了黄士忠已选定的启东市××镇××新村××-×××室、××-×××室安置房。
原审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登记簿是确定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具有推定的证明力。讼争房屋登记在黄士忠名下，故依法应推定房屋所有权人为黄士忠。现陈新、黄萍主张其为讼争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应就其该项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
综合陈新、黄萍、黄士忠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能确认陈新自振龙公司依集资方式购入讼争房屋并将房屋出借于黄士忠的事实。首先，黄士忠自1996年起居住讼争房屋至2012年房屋被拆迁，期间，黄士忠装修了房屋，将房屋作为儿子婚房，其儿子结婚、孙子出生亦有亲友来贺，陈新、黄萍与黄士忠系至亲，不可能不知情，而陈新、黄萍在房屋被拆迁之前从未就此提出异议。其次，陈新在（2013）启民初字第2556号一案中称于2009年以案涉房产办理贷款时知悉房屋登记情况，但在本案中，陈新、黄萍又称于2012年下半年签订拆迁协议时方知黄士忠取得房产证书。不仅前后矛盾且经不起推敲，因为：1、讼争房产所在地块，早在2008年就开始拆迁动员，若陈新、黄萍确为房产的真实所有人，不可能对拆迁事项毫不关心，且应会主动办理房屋产权证，因而也能在相近时段了解房屋所有权的登记状况；2、2009年陈新用讼争房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而房产抵押需要在房产证上设定他人的抵押权，故陈新在贷款前必然知道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登记。现陈新、黄萍称在2012年拆迁时才知道讼争房屋所有权人被登记为黄士忠，违背了正常的认知顺序；3、双方的亲戚蔡某于2006年就知悉讼争房产登记在黄士忠名下，说明黄士忠并未掩饰房屋所有权的登记情况，陈新若为真正的权利人，更应当知悉实情。再次，陈新系振龙公司的股东，且曾为公司的总账会计，黄士忠与振龙公司无任何关系，振龙公司不可能仅凭黄士忠单方之辞，在不向陈新核实的情形下就与之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振龙公司经办人称签订合同时陈新在场，经陈新的同意才签约更符合常理。在原审审理过程中，陈新、黄萍申请证人李某、顾某到庭作证，以证明2000年陈新一直在新疆工作，不在启东故不可能在振龙公司与黄士忠签订买卖合同时在场，但两位证人的证言只能证明陈新于2000年初赴新疆工作，之后在乌鲁木齐与克拉玛依两个工地任会计之职，并不能充分证明陈新在工作其间是否曾短暂回启，且两位证人关于工作地点的陈述亦存在矛盾，不能达到陈新、黄萍想要证明的目的。最后，陈新曾和蔡某、黄士忠一起去房产登记部门申办过房产证，若陈新为讼争房产事实上的物权人，则没有必要由黄士忠陪同办理。且在该次办证因缺少相关手续未成后，陈新应当会继续完成申办房产证的行为。陈新之所以不再办理房产证，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即陈新前往房产登记部门是在协助黄士忠办理产权证书。
基于上述分析判断，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陈新已将自己取得的集资建房权利转让给黄士忠，陈新转让该权利及振龙公司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确认黄士忠具有集资建房权利的行为，均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黄士忠凭借真实合法的交易关系，经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依法取得讼争房产的物权。陈新、黄萍称黄士忠与振龙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存有恶意且为无效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因陈新、黄萍对讼争房产不享有物权，自不能享有讼争房产的拆迁利益。
振龙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置，不碍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陈新、黄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90元，由陈新、黄萍共同负担。
宣判后，陈新、黄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自行调查收集证据，未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根据蔡某和张某的调查笔录认定相关事实，而蔡某和张某均未到庭作证。在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之前，建房集资款凭证是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最重要的权利凭证，陈新、黄萍持有建房集资款收款凭证，故对案涉被拆迁房屋享有所有权。黄士忠应举证证明房屋转让的事实，在无证据证明陈新、黄萍将房屋转让给黄士忠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双方存在借用或租赁关系。振龙公司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除以集资名义出让外，不能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振龙公司与黄士忠签订买卖契约时，购房权利人从陈新转移给黄士忠，振龙公司与黄士忠没有让陈新签字确认，振龙公司与黄士忠之间无购房款交接的事实，不存在真实合法的交易关系，构成恶意串通，侵害了陈新、黄萍的房屋所有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黄士忠答辩称，原审调取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陈新、黄萍将集资建房的权利转让给了黄士忠，振龙公司与黄士忠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黄士忠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合法，应受法律保护，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振龙公司未应诉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黄士忠及其妻子浦红美表示，自愿无条件补贴陈新、黄萍41000元，因黄士忠尚欠陈新、黄萍其他款项59000元，愿一次性给付陈新、黄萍100000元。
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2013）启民初字第255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新在2014年8月27日原审法院所作谈话笔录中称，黄士忠办到案涉房屋房产证之前产权在振龙公司名下，当时振龙公司资金比较紧张，用来抵押给银行的，振龙公司贷款是陈新去办理的。2009年其曾参与用案涉房屋进行过抵押，当时房屋产权证在黄士忠名下。原审法院2014年9月17日向张某作调查笔录，张某称，振龙公司与黄士忠签订合同时黄士忠和陈新一同来的，振龙公司是在得到陈新认可下才与黄士忠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前房款早就交清了。实际上振龙公司集资楼房屋的买卖在其他人之间也是存在的，实际购买人与集资名单不一样也是存在的。原审法院根据黄士忠的申请调取自启东市房地产交易监理所的案涉房屋档案资料显示，案涉房屋在2000年黄士忠取得产权证之前的原产权户名及房屋所有人均为振龙公司。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形成笔录，相关笔录亦经由当事人质证，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有关事实符合法律规定。陈新、黄萍认为原审法院未依当事人的申请，自行调查收集证据违反证据规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中，案涉争议房屋已于2000年登记于黄士忠名下，黄士忠为房屋所有权人，陈新、黄萍主张其为房屋真实所有权人，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陈新、黄萍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房屋所有权人，从本案事实看，黄士忠自1996年左右即已居住于案涉房屋，陈新、黄萍对此亦明知，如其为真实权利人，不可能不关心房屋登记情况。且黄萍、黄士忠系亲姐弟，黄士忠儿子结婚及孙子出生均在案涉房屋，黄萍、陈新亦都曾到场庆贺，陈新称2009年才知悉房屋登记于黄士忠名下不合常理。而且，2009年以案涉房屋为陈新借款做抵押担保，陈新作为借款人应当知道该房屋产权归属。陈新、黄萍亦未举证证明其知晓房屋登记于黄士忠名下后立即提出异议，积极维权，要求黄士忠及有关部门变更房屋登记，而是在房屋拆迁后才提起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陈新为振龙公司股东，亦曾为振龙公司总账会计，而黄士忠非振龙公司职工，案涉房屋作为振龙公司单位集资房，振龙公司不可能在不向陈新核实的情况下就与黄士忠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振龙公司的经办人张某对签订合同时的情况最为知情，其所述签订合同当时陈新在场，且经过陈新同意更符合实情。结合陈新所称早在2009年就已知晓案涉房屋登记在黄士忠名下但无证据证明其当时提出异议的事实，可以认定陈新系将自己获取集资房的权利或资格转让给了黄士忠，黄士忠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陈新、黄萍主张振龙公司与黄士忠恶意串通，所签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黄士忠返还因案涉房屋拆迁所得的全部补偿安置待遇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中，黄士忠及其妻子浦红美表示自愿无条件补贴陈新、黄萍41000元，加上用以偿还尚欠陈新、黄萍的其他款项59000元，可合计给付陈新、黄萍100000元。因59000元系黄士忠履行其欠陈新、黄萍债务的表示，故对此本院不予处理，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处理。黄士忠夫妇自愿无条件补贴陈新、黄萍41000元，本院照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5）启开民初字第01304号民事判决。
二、黄士忠自愿补贴陈新、黄萍41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给付。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0元，由上诉人陈新、黄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新琴
审 判 员 卢 丽
代理审判员 杜太光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