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民终18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塘厦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李桂兴。
委托代理人：罗娜，广东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福，男，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公民身份号码：×××2718。
委托代理人：陈威，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学诚，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塘厦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厦的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新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民二初字第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新福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双方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刘新福向塘厦的士公司购买小汽车85辆，每辆8000元，购车款共计680000元，协议书签订时支付定金200000元。协议书签订生效后，刘新福依约支付了定金及全部购车款，然而在刘新福履行完所有义务后，虽经刘新福一再催讨交涉要求塘厦的士公司按约交付车辆，但塘厦的士公司一直置之不理。为维护刘新福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双方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2.塘厦的士公司返还刘新福购车款544000元及双倍返还定金272000元，共计816000元。一审庭审中刘新福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塘厦的士公司返还购车款486400元及双倍返还定金2432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塘厦的士公司承担。
刘新福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车辆买卖协议书》、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
塘厦的士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刘新福除了支付200000元定金外，剩余的购车款并未支付，刘新福主张的全额支付购车款与事实不符，请法院驳回刘新福的诉讼请求。
塘厦的士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银行流水、证明（2015年1月22日）、证明（2015年5月6日）、车辆转让合同书、提车材料（委托书、刘新福身份证复印件、邹福胜身份证复印件、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证明（2015年11月13日）、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复印件）、调查笔录。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双方在2014年1月23日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塘厦的士公司将其名下的85辆小汽车以8000元每辆（不含税），共680000元出售给刘新福，在协议签订时刘新福向塘厦的士公司支付定金200000元，塘厦的士公司将车辆送达指定地点后，刘新福当天支付剩余的车款480000元，车款未付清时车辆所有权归塘厦的士公司所有，刘新福如在车辆交付清单签名即承认塘厦的士公司的车辆无瑕疵及随车工具、证件齐全。该协议签订的当天，刘新福分4次，将200000元转入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的个人账户，塘厦的士公司确认收到上述定金。刘新福于2014年1月24日又分14次，每次50000元将700000元转入李桂兴的账户。对于该700000元款项刘新福主张其中包含了480000元的购车款，剩余220000元为支付给李桂兴个人的好处费，塘厦的士公司认为该700000元是刘新福向李桂兴归还的个人借款，塘厦的士公司称该笔借款发生在2013年年底，刘新福在案外人邹振辉的介绍下与李桂兴认识，在借款之前未见过面，基于对邹振辉的认识将700000元一次性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刘新福，当时刘新福有向邹振辉出具借据，在刘新福还款时借据归还给了刘新福。刘新福称从未向李桂兴借款，其自身经济状况良好无需借款，700000元大额借款直接现金一次性交付不合常理。
塘厦的士公司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李桂兴工商银行个人账户，账户流水显示2014年1月26日案外人邹振辉向李桂兴的账户转入480000元，塘厦的士公司称邹振辉系东莞市新恒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该笔款项，塘厦的士公司称刘新福在案外人邹振辉的介绍下与塘厦的士公司签订了案涉的《车辆买卖协议书》，刘新福支付200000元定金，塘厦的士公司将案涉的85辆车交付到刘新福指定的地点即东莞市塘厦镇横塘长春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长春里经济合作社）内的新恒辉公司的停车场之后，刘新福不能向塘厦的士公司支付剩余的购车款480000元，案外人邹振辉提出由他支付480000元购买该批车辆，刘新福已经向塘厦的士公司支付的200000元定金则由邹振辉和刘新福内部解决，塘厦的士公司无需退还。当时刘新福、塘厦的士公司、邹振辉均表示同意，邹振辉于2014年1月26日将购车款480000元转入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的账户，塘厦的士公司将案涉85辆车交付给了新恒辉公司并由新恒辉公司接收。塘厦的士公司称其与邹振辉没有就案涉车辆买卖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车辆交接文件。刘新福主张未要求塘厦的士公司将车辆交至长春里经济合作社内新恒辉公司的停车场，也不认可其与塘厦的士公司以及案外人邹振辉达成了塘厦的士公司所称的协议，主张根据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之间的购车协议，交付车辆须由刘新福在交付清单上签名才算确认收货，塘厦的士公司没有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刘新福有指定新恒辉公司代为收货，塘厦的士公司送货义务并未完成。
对于案涉车辆目前的情况，塘厦的士公司称案涉85辆车均已出售给案外人新恒辉公司。塘厦的士公司提交的长春里经济合作社2015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案涉85辆车曾停放在该经济合作社新恒辉公司内，停放期间部分车辆已被新恒辉公司处理，塘厦的士公司提交的由长春里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车辆转让合同书（复印件）显示，2014年10月20日新恒辉公司与案外人罗国标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约定新恒辉公司将下线的的士33台以每台60**元的价格转让给罗国标，转让款共计198000元，转让车辆后的车牌经核对与塘厦的士公司停放在新恒辉公司的车牌一致。长春里经济合作社2015年11月13日的证明显示，刘新福委托邹福胜于2015年3月29日携带车辆买卖协议书、委托书及9辆车的入户登记证书等资料到长春里经济合作社提取了停放在原新恒辉公司的9辆小汽车，其他车辆下落不明。
刘新福起诉要求解除与塘厦的士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书》，并要求塘厦的士公司返还定金以及返还购车款，对于已经提取的9辆车按照合同价格8000元／辆扣除72000元，剩余车辆的购车总款项为608000元，定金按608000元的20%计算为121600元，608000元减去定金121600元后为剩余的购车款486400元。塘厦的士公司主张案涉的85辆汽车已经实际出售给新恒辉公司，塘厦的士公司在2014年1月26日收到邹振辉的购车款时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已经实际解除，由于刘新福未支付剩余的购车款，塘厦的士公司也无需退还。
以上事实，有《车辆买卖协议书》、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流水、证明（2015年1月22日）、证明（2015年5月6日）、车辆转让合同书、提车材料、证明（2015年11月13日）、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复印件）、调查笔录及原审法院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原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塘厦的士公司确认收到了刘新福支付的200000元定金，但对刘新福支付的700000元存在争议，刘新福主张该700000元是支付给塘厦的士公司的480000元购车款以及支付给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个人的好处费220000元。塘厦的士公司主张该笔费用为刘新福偿还李桂兴个人的借款，否认存在好处费。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刘新福支付的200000元以及700000元均是支付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的个人账户，且700000元系在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车辆买卖协议》签订之后向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的；其次，塘厦的士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刘新福偿还李桂兴个人借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新福与李桂兴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塘厦的士公司所称的李桂兴在与刘新福见过一次面之后就向刘新福大额借款以及一次性支付现金700000元与常理不符，刘新福对此也不予确认；再次，塘厦的士公司主张由于刘新福无力支付剩余的480000元，刘新福、塘厦的士公司以及案外人邹振辉曾协商由案外人邹振辉支付剩余的480000元购买案涉的车辆，刘新福已经支付的200000元由刘新福和邹振辉内部解决，塘厦的士公司无需退回，塘厦的士公司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刘新福也不予认可；最后，关于邹振辉于2014年1月26日向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账户转入的480000元，并未载明款项的性质，虽然该款项的数额与《车辆买卖协议书》扣除合同约定的定金的数据一致，但也无法证明系刘新福、塘厦的士公司以及案外人邹振辉曾协商达成了新的协议，由案外人邹振辉购买案涉的车辆，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之间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解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刘新福向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支付的700000元中的480000元为购车款。刘新福依约交付了全部的购车款，除刘新福自行领取的9台车辆，塘厦的士公司并未将《车辆买卖协议书》所涉的其余车辆交给刘新福，现上述车辆已被转卖或下落不明，事实上已经无法完成对刘新福的交付，双方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不具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对刘新福诉请解除该《车辆买卖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刘新福主张其已经取得的9辆案涉车辆按照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的8000元／辆的价格抵扣购车款，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扣除之后购车款项的总额为608000元，刘新福主张定金按608000元的20%计算为121600元，扣除定金后的购车款项为608000元-121600元=486400元，刘新福的上述主张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塘厦的士公司收受刘新福定金后未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故原审法院对刘新福要求塘厦的士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43200元以及退还购车款4864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解除；二、限塘厦的士公司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刘新福双倍返还定金243200元；三、限塘厦的士公司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刘新福返还购车款486400元。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1096元，由塘厦的士公司负担，因刘新福减少诉讼请求，刘新福多预交的一审受理费864元，原审法院将依法向刘新福退回。
上诉人塘厦的士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刘新福转账支付的700000元系履行支付购车款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根据塘厦的士公司与刘新福所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塘厦的士公司出售85辆下线淘汰营运出租车的总价款为680000元，刘新福已经先行支付了定金200000元，剩余购车款为480000元，刘新福与2014年1月24日转入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的金额为700000元，该笔转款金额与本来需支付的购车款悬殊巨大与事实不符。（二）刘新福诉称，其转款之700000元其中220000元系支付给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好处费，其中480000元系支付剩余购车款。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并且证据不足。首先，刘新福无任何证据证明该220000元系支付给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好处费，仅是刘新福的一面之词且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予以了明确否认。其次，既然刘新福称220000元为好处费，那必然是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案涉交易中给了刘新福相当价值的好处或者便利。但是，事实上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未给予刘新福任何好处和便利，塘厦的士公司以每台80**元的价格打包将即将报废下线营运的出租车卖给刘新福，这是正常的市场价格。因为塘厦的士公司的同批下线淘汰的出租车一共95辆，除去本欲卖与刘新福的85辆和塘厦的士公司留下自用的3辆，其它7辆均同样以每辆8000元的价格零售给了私人。最后，案涉车辆为营运使用，协议签订之时距离车辆的强制报废年限仅有一年多，其价值实属有限。刘新福欲以680000元购得车辆，便要向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220000元的决好处费，刘新福作为一个生意人其有何利可图，这实属不符合常理。（三）根据塘厦的士公司与刘新福所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的约定，刘新福在塘厦的士公司履行了全部的交付义务之后，刘新福方才向塘厦的士公司支付剩余的480000元车款。刘新福诉称在塘厦的士公司未履行任何约定义务之前便全额支付了购车款，这与合同约定不符，更加不符合常理。二、塘厦的士公司诉称刘新福转账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的700000元与案涉的交易无关，该款项系刘新福归还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人欠款。该项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符合常情常理。（一）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虽无深交，但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完全是基于对中间人即新恒辉老板邹振辉的信任而借款给刘新福，并且该次借款并非无偿，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获取了远高于银行的利息。（二）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刘新福的要求以现金支付借款，刘新福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归还了欠款之时，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将借款凭证借据交还给了刘新福，这均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三、刘新福称其对案外人新恒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振辉提出由其按照480000元的价格来购买案涉车辆，而刘新福已经支付的定金200000元则由案外人邹振辉与其内部协商解决一事毫不知情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已经查明：刘新福持案涉车辆的绿本即车辆入户登记证书在原新恒辉公司的停车场向接管的经济合作社提走了案涉的9台车辆。事实上，塘厦的士公司早已经将案涉的全部车辆以及车辆入户登记证书交付给了案外人邹振辉，而刘新福提车所用之车辆入户登记证书唯一的可能是从邹振辉处获得，刘新福不能自圆其说其不知情的主张。综上，塘厦的士公司请求二审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塘厦的士公司无需向刘新福双倍返还定金243200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塘厦的士公司无需向刘新福返还购车款4864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新福承担。
上诉人塘厦的士公司二审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车辆买卖协议、买受人身份证复印件、收据，拟证明塘厦的士公司的同批下线淘汰出租车一共95辆，除去本欲卖与刘新福的85辆和塘厦的士公司留下自用的3辆，其它7辆均同样以每辆8000元的价格零售给了私人。塘厦的士公司与刘新福之间每台80**元的交易价格是非常正常的市场价格，刘新福称支付220000元的好处费给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二、东府办（2007）85号关于印发《东莞市新投放“的士”提供就业岗位分配方案》的通知，拟证明案涉车辆均系按照东莞市政府新投放的的士分配方案于2007年9、10月予以购置并投放出租营运的，塘厦的士公司分配的份额共计95辆，根据出租车的强制报废规定出租车的强制报废年限是8年并且不能延续的，故塘厦的士公司于2014年本计划销售给刘新福的车辆距离强制报废期仅有1年余，其市场价值已经很低，双方之间每台80**元的交易价格对塘厦的士公司来说已经是高价出售，刘新福称转账700000元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其中480000元用来支付购车尾款，220000元是给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好处费的主张实属荒谬没有事实依据。刘新福没有支付购车尾款；证据三、购车发票、行使证、机动动车登记本，拟证明与案涉车辆同批淘汰车辆中塘厦的士公司留下自用的3辆的购车发票显示车辆裸价为85128.21元，因塘厦的士公司系成批向出售方定制购买的低配车型，与市场销售的同型号车辆相比配置少、价格低，故与其同批次的案涉车辆本身的价值就比市场同型号的车辆低；证据四、证明，拟证明东莞市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与塘厦的士公司同批次投放的相同车型的下线出租车的销售价格为每辆4500元，双方之间每台80**元的交易价格对塘厦的士公司来说已经是高价出售，刘新福称转账700000元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其中480000元用来支付购车尾款，220000元是给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好处费的主张实属荒谬没有事实依据，刘新福没有支付购车尾款；证据五、车辆买卖协议，拟证明东莞市清溪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与塘厦的士公司同时同批次投放的相同车型的下线出租车的销售价格为每辆8500元，双方之间每台80**元的交易价格实属正常交易，刘新福称转账700000元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其中480000元用来支付购车尾款，220000元是给塘厦的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好处费的主张实属荒谬没有事实依据。刘新福没有支付购车尾款。
刘新福对塘厦的士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塘厦的士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车辆买卖协议、买受人身份证复印件、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系塘厦的士公司与案外人沟通形成的，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二东府办（2007）85号关于印发《东莞市新投放“的士”提供就业岗位分配方案》的通知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原件；对证据三购车发票、行驶证、机动车登记本、证据四证明、证据五车辆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刘新福在购买塘厦的士公司车辆是市场行为，塘厦的士公司的证明材料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被上诉人刘新福向本院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塘厦的士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签订的案涉《车辆买卖协议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对原审判决认定刘新福与塘厦的士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解除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塘厦的士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新福诉请塘厦的士公司返还购车款以及双倍返还定金是否合法有据。
双方对刘新福已于2014年1月23日向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个人账户支付了案涉车辆买卖协议项下的定金2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新福于2014年1月24日向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个人账户转入700000元，刘新福主张该笔款项为其支付塘厦的士公司购车款480000元以及支付给李桂兴个人的好处费220000元，塘厦的士公司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该笔款项系刘新福归还李桂兴个人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新福支付给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的700000元款项系在案涉车辆买卖协议签订之后，且与之前支付车辆买卖协议所涉定金一致，均系支付至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的个人账户；其次，塘厦的士公司主张，刘新福支付的700000元款项系归还李桂兴的个人借款，但塘厦的士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刘新福与李桂兴之间存在700000元的借贷关系，而根据塘厦的士公司主张，李桂兴系与刘新福见过一次面之后就向刘新福出借现金700000元，该主张与常理不符；再者，塘厦的士公司主张，刘新福、塘厦的士公司以及案外人邹振辉曾协商由邹振辉支付剩余480000元款项给塘厦的士公司购买案涉车辆，刘新福已经支付的200000元款项由邹振辉与刘新福自行协商内部处理，但刘新福对塘厦的士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否认，塘厦的士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曾与刘新福协商变更案涉《车辆买卖协议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塘厦的士公司对其主张合同变更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塘厦的士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以及双方主张认定刘新福向塘厦的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桂兴转账的700000元中的480000元为案涉购车款并无不当。塘厦的士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推翻原审法院的认定，本院对塘厦的士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采纳。刘新福已依约向塘厦的士公司支付全部购车款，除刘新福已经领取的9台车辆外，塘厦的士公司未将剩余车辆交付刘新福，且剩余车辆已被转卖或下落不明，塘厦的士公司已经构成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结合刘新福的诉请判令塘厦的士公司向刘新福返还购车款486400元以及双倍返还定金2432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塘厦的士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6元，由上诉人东莞市塘厦公共的士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潮辉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邓晓畅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莫雯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九十一条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