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字第11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明，男，汉族，1970年8月3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夏巍，四川师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易明，四川师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526号附1号。
负责人冯健，行长。
委托代理人殷耀，男，汉族，1975年12月21日出生，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明敏，重庆百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黄甲街道双华社区一组80号1栋1-2楼1号。
法定代表人尹全安，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四川一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涂磊，职务不详。
原审被告尹全安，男，汉族，1946年6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
原审被告熊平玉，女，汉族，1944年12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被告张斌，女，汉族，1967年11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被告胡蓉，女，汉族，1977年5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被告席文，男，汉族，1969年12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上诉人尹明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攀商行成都分行）、原审被告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鹅公司）、四川一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席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2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尹明的委托代理人易明、夏巍，被上诉人攀商行成都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殷耀、潘明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天鹅公司、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席文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15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天鹅公司签订《授信合同》，约定攀商行成都分行向天鹅公司提供1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自2014年2月12日至2016年2月12日，授信担保方式为一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保证金质押担保，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和席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对于出现危及攀商行成都分行债权的情况时，攀商行成都分行有权终止授信，并可采取提前收回贷款、停止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保全等措施，具体规定按照该合同第八条和对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授信使用的具体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执行。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天鹅公司的违约情形包括天鹅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债务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履行本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等。该合同第九条约定天鹅公司未按期归还授信资金或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授信资金，出现欠息或其他严重违约行为的，攀商行成都分行有权解除合同。天鹅公司承担该合同项下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在内的有关各项费用。依据该《授信合同》，攀商行成都分行于2014年1月15日与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和席文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和席文为受信人自2014年2月12日起至2016年2月12日止，依案涉《授信合同》与攀商行成都分行订立的一系列主合同而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全部主合同中最晚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2月26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一通公司签订《保证金合同》，由一通公司提供保证金100万元为天鹅公司在《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014年2月28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天鹅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0万元，期限自2014年2月28日至2016年2月12日止，贷款采取浮动利率，合同签订日执行月利率为千分之6.6625，如天鹅公司到期不偿还借款本息的，攀商行成都分行有权限期清偿，并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罚息，对未支付的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复利。合同签订后，攀商行成都分行于当日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同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天鹅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和《保证金合同》。攀商行成都分行在收取214.2万元保证金后，为天鹅公司开立了金额为714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8月28日。《银行承兑协议》约定自汇票到期日起，天鹅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攀商行成都分行垫款的，攀商行成都分行直接将垫款转作对天鹅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收利息。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因天鹅公司不能足额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款，导致攀商行成都分行垫款，攀商行成都分行遂于2014年8月29日依据《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协议》的相关约定，向本案各被告送达了《提前终止授信通知书》。
原审法院还查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天鹅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偿还《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25万元；2014年8月29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从天鹅公司账户扣划2146574.23元用以清偿《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垫款本金；2014年9月2日，攀商行成都分行扣划了担保人一通公司100万元保证金用以清偿《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1月26日，天鹅公司归还了《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垫款本金100万元。截止2015年5月6日，天鹅公司尚欠攀商行成都分行《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475万元及利息72787.81元，《银行承兑协议》项下本金2993425.77元。
2014年9月2日，攀商行成都分行与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攀商行成都分行委托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诉讼事宜，律师服务费总额12万元，在合同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2014年9月26日，攀商行成都分行通过银行电汇向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12万元。
由于本案各被告均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攀商行成都分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天鹅公司偿付借款本金7743425.77元（其中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部分47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本金2993425.77元；天鹅公司偿付截止2014年8月29日止的欠息72787.81元；天鹅公司支付罚息（以47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千分之9.99375计算；从2014年8月29日至9月1日以4993425.77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日起至2015年1月25日以3993425.7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6日起以2993425.7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天鹅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复利（自2014年8月29日起，以72787.8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千分之9.99375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天鹅公司承担律师费12万元；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席文对天鹅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负担。
上诉人尹明在原审中答辩称，尹明提供保证担保系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攀商行成都分行明知天鹅公司实际控制权已转移及尹明系受骗提供担保的事实，故尹明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请求驳回攀商行成都分行对尹明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天鹅公司、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席文未向法院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金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银行承兑协议》等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天鹅公司违反了《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应当依据《授信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故攀商行成都分行要求天鹅公司偿还《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尚欠本金、逾期利息及复利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攀商行成都分行要求天鹅公司承担为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12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案涉合同的约定，该院予以支持。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和席文应当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天鹅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尹明提出其与攀商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受骗所为，攀商行成都分行对此明知的答辩意见，该院认为，尹明在本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其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和席文经该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对攀商行成都分行主张事实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权利，因放弃该权利导致的法律后果由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和席文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天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攀商行成都分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尚欠借款本金475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利息截止2014年8月29日为72787.81元，从2014年8月29日起按照月利率9.99375‰计算复利至清偿之日止，罚息以本金475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8月29日起，按月利率9.99375‰计算复利至清偿之日止）；二、天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攀商行成都分行《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尚欠垫付款本金2993425.77元及利息（从2014年8月29日起至9月1日以4993425.77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日起至2015年1月25日以3993425.77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6日起以2993425.7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天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攀商行成都分行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2万元；四、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席文对天鹅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席文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天鹅公司追偿；五、驳回攀商行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4353.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79353.5元，由天鹅公司、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尹明、张斌、胡蓉、席文负担70000元，攀商行成都分行负担9353.5元。
尹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或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为：
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未能查清。1.对于上诉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一审法院未依法下达通知书，仅口头答复不予准许，并未送达任何通知书，上诉人也未能向一审法院申请复议。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不仅剥夺了上诉人应有的合法诉权，更可能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未能查清。2.一审中出现了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中止诉讼，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未能查清。上诉人是基于天鹅公司购买运营车辆、扩大生产经营的目的，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一通公司当时实际控制天鹅公司，以天鹅公司名义贷款，一开始就计划将贷款挪作他用，并且实际上也并未将贷款用于购置车辆。其通过虚构购车协议、虚构借款用途等手段，欺诈上诉人，使得上诉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通公司的上述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而被上诉人是否明知债务人存在欺诈行为或是否与犯罪嫌疑人串谋，也是公安机关侦查的重点。本案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一审法院未依法中止本案审理，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未能查清。更可能导致上诉人承担了依法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的欺诈事实，却仍将贷款发放给债务人，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本案所涉贷款并没有任何房产、土地抵押和其他担保物进行担保，仅由一通公司及其他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一通公司作为专业的融资担保公司，其担保能力是被上诉人发放贷款的主要参考因素，而被上诉人并没有对一通公司担保能力进行严格的审查，其在审贷中存在瑕疵和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这样懈怠、渎职的审查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是知道债务人有欺骗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事实，但其仍然将贷款发放给债务人，并与上诉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的欺诈事实，却仍将贷款发放给债务人，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攀商行成都分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鹅公司、一通公司、尹全安、熊平玉、张斌、胡蓉和席文未陈述其意见。
本案各方在二审中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诉讼的焦点是上诉人尹明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上诉人尹明称，本案借款发生时，债务人的大部分股份登记在胡蓉名下、债务人实际受一通公司控制，债务人和一通公司串通起来欺骗上诉人使之提供保证；其二、债权人在与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时，知晓债务人的欺诈事实，却仍将贷款发放给债务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的前提有二：一是债务人对保证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二是债权人与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时，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对保证人构成欺诈。第一、关于债务人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看，上诉人一直以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身份与被上诉人洽谈贷款、还款等事宜；自债务人设立以来，上诉人的父亲尹全安作为债务人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妻子张斌亦持有债务人的股份，以上事实能够表明上诉人应当知晓债务人借款事宜。同时，上诉人称“一通公司曾为债务人向其他行贷款提供担保，登记在胡蓉名下的股份系债务人为该项贷款提供的反担保措施”，由此可知，登记于胡蓉名下的大部分股份仅是为其他债务设置的反担保措施。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一通公司能够实际控制债务人时，不足以认定一通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债务人和一通公司共同欺诈上诉人之说，亦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关于“债务人实际受一通公司控制，债务人和一通公司串通起来欺骗上诉人使之提供保证”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关于债权人在与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时是否知晓债务人对保证人构成欺诈。2014年1月15日，债权人与上诉人订立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6条约定“乙方（上诉人）确认对主合同受信人（债务人）的资产、债务、经营、信用、信誉以及是否具备签订主合同的主体资格和权限已经充分了解”，上诉人的父亲和妻子系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基于此，在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债权人不可能知晓债务人是否对保证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此外，本案其他保证人尹全安、张斌和熊平玉（系上诉人的母亲）均未就担保责任提起上诉。那么，所有家庭成员联合起来对上诉人隐瞒贷款情况、诱使其提供担保，这不符常理。由此，上诉人无相应证据证明债权人在与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时知晓债务人对保证人构成欺诈，《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综上，尹明应对天鹅公司在本案中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双方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并未提供能证明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证据，也未提供能证明其受到了欺诈的证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第二、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收到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关于公安机关侦办四川一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有关问题的函》，说明一通公司涉嫌骗取贷款，但从目前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现有证据表明，本案所涉及的借款、担保等合同均由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主债务人是天鹅公司，其参与了以上合同的签订并履行了部份合同义务。虽然上诉人现称攀商行成都分行明知天鹅公司实际控制权已转移且其他担保人系受骗提供担保，但其并无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合同中天鹅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均是真实的，对此，天鹅公司和其他担保人并未提出异议。第三、诉讼至今，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亦未受到公安机关拘留等强制性措施，故本案审理不影响公安机关对涉嫌骗取贷款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综上，本案确属经济纠纷案件且无中止审理的情形，本院对该案依法继续审理并裁判并无不当。另外，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核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一审法院虽然未以书面形式通知上诉人，但已口头答复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4353.5元，由尹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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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刘巧英
审 判 员 陈 洪
代理审判员 韦丽婧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