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
p t ” >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宁0521行初６号
原告郭允，男，生于1980年8月15日，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被告中宁县公安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团结路盛世花园南面。
法定代表人李满洲，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福林，中宁县公安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黄福鹏，中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郭允不服中宁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6年4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并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６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中宁县公安局经立案、询问、告知等行政处罚程序于2016年3月19日对原告作出中公（城关中心）行罚决字[2016]第１２３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3月19日，被告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郭允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郭允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于2016年4月1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依据：
一、中宁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一份，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受理在工作中发现的治安案件，受案审批程序合法的事实；
二、传唤证一份，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传唤涉案当事人程序合法的事实；
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被告向涉案当事人告知权利义务，保障了其应享有的合法权益的事实；
四、调查询问笔录七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有事实根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事实；
五、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治安处罚有事实根据的事实；
六、常住人口身份信息一份，证明被处罚人的真实身份状况的事实；
七、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证明被告在做出行政处罚之前履行了告知义务的事实；
八、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依法定程序进行审批的事实；
九、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法律依据充足，处罚文书规范，且已送达了被处罚人的事实；
十、中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已依法执行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原告郭允诉称：2015年3月5日中宁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确定中宁县某镇某村和某村集体土地520亩用于建设中宁枸杞科技园，并由中宁县国土资源局和中宁县某镇人民政府负责征收实施，征收补偿标准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即将颁布的新标准。2016年1月23日，中宁县某镇人民政府兑付征地补偿款时，却按照中宁县人民政府中宁政发[2010]110号标准进行兑付，没有按照新标准补偿，遭到全体村民的抵制，村民开始大规模的上访。2016年3月17日15时，原告等十四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因路线不熟，便乘坐地铁到达天安门附近，被执勤民警拦截，民警让我们到国家信访办。在去信访办途中，遭到中宁县乡镇工作人员堵截，劝我们返回。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将原告等七人带至西城分局训诫，3月18日下午移交中宁县公安局，中宁县公安局于3月19日将原告等人带回，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执行。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不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处罚决定无效。被告应承担执行无效处罚决定而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现要求：一、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中公（城关中心）行罚决字[2016]第12３号行政处罚违法，并判决撤销；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00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拘留原告的事实；
二、解除拘留证明书一份，证明被告实际拘留原告十日的事实；
三、收据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纳100元生活用品费的事实；
四、视频资料一份，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已对原告等人进行了口头、书面训诫，上访人员听从劝阻，被中宁县乡镇工作人员强行带回中宁的事实；
五、证人焦某某出庭作证证言一份，证明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原告等上访人员寻求当地警察帮助，但被中宁县乡镇工作人员强行带走，因登记宾馆而收走身份证，后又强行带回中宁县公安局的事实。
被告中宁县公安局辩称，2016年3月19日18时左右，被告中宁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中宁县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反映郭允等七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上访人已被带回中宁。同时，城关派出所也接到中宁县公安局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报告，城关派出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制作了受案登记表，于2016年3月19日依法传唤涉案当事人郭允，并对上访的郭允、侯某某等七人进行了询问，经过询问，七名涉案当事人对到中南海周边上访的事实予以认可。同时，城关派出所收集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郭允等人的训诫书，调取了郭允等人的常住人口身份信息，核实了他们的真实身份情况，并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权利、义务的告知，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在查清郭允等人违法上访的事实后，依法进行了审批。2016年3月19日，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了中公（城关中心）行罚决字[2016]第1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3月19日对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拒绝签字，办案人员在送达手续上进行了签注说明，并对原告执行了拘留，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证据交换、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交的十组证据，原告对证据三、四、六、十无异议，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一认定的事实持有异议；对证据二持有异议，认为被告先向原告作询问笔录，后出示传唤证；对证据五持有异议，认为原告未见过、亦未收到过训诫书；对证据七中查明的事实持有异议；对证据八中的案由及违法事实、证据持有异议；对证据九中认定的事实和依照的法律持有异议。经审核，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五、七、八、九均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从被告提交的证据二传唤证，证据四中原告的询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来看，被告系先传唤，后对原告进行询问，并不存在原告所述先询问，后传唤的情形，故对该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的五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二、三、四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五持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且有些问题属于主观判断与理解，证言内容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经审核，该证据中客观事实部分因登记宾馆而收走原告等人的身份证，后又带回中宁县公安局的内容予以确认；其他部分内容属个人认识，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中宁县人民政府需征用中宁县某镇某村和某村的集体土地用于建设中宁枸杞科技园。2016年1月，因村民对中宁县某镇人民政府兑付的征地补偿款有异议，并到有关信访部门进行了上访。2016年3月17日，原告等十四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将原告等人带至西城分局，该局以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对原告等人予以训诫，后被告及中宁县某镇政府工作人员于3月19日将原告等人带回。同日，被告经立案，传唤，询问原告等七人，认为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治安违法行为。同时，被告向原告履行行政处罚告知，经审批，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了中公（城关中心）行罚决字[2016]第1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该决定书于2016年3月19日向原告留置送达，并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的，...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原告等人对征地补偿款有异议，不是向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是聚集十几人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其行为系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被告经立案、询问、处罚告知、审批、送达处罚决定书等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根据询问笔录、训诫书，认定原告到非上访地区上访，扰乱重点治安区域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亦未给原告造成损失，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邸长英
审判员陈霞旻
人民陪审员刘宁增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