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627民初104号
原告：陈某，女，1952年出生，住天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芸，天柱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工作者。
被告：谭某，男，1950年出生，住天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麟，天柱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陈某诉被告谭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及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征地补偿款15095.50元；二、责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宅基地340余平方米的转让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因夫妻感情破裂，于1980年12月经城关人民法庭调解离婚。离婚前，原、被告生有一子（取名谭某1），加上被告之母，一家四口人在集体分得责任田、土。离婚后，原告离婚不离家，继续在原家庭房屋居住，守护儿子，并以耕种责任地为生。后因被告欺负原告，对原告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原告被迫于1983年6月返回娘家居住至今。原告作为被告家庭承包人口之一，所分得的责任田土，登记在原家庭户主被告谭某的名下，至今没有分割。2015年，因国家建设所需，征用原、被告原家庭所承包的责任田两丘，两丘田的征地补偿款分别为36889元和23493元，共计60382元。此补偿款发放于被告名下，原告享有四人承包人口中的一份，即15095.50元。经原告索要，被告拒不分给原告征地补偿款。另外，在原、被告离婚之前的1978年，被告因娶小老婆，便找原告闹事，意在驱赶原告离开其家，本集体的领导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经集团同意，把位于纪家坡（看守所背后）的集体土地一块划给原告作为宅基地（面积340多平方米），原告于同年在此宅基地上建木房一栋，并与被告分居在此房屋内居住。2014年左右，被告将集体安排给原告的宅基地及原告的木房私自转让给他人改建新房，被告收取的转让费（具体数额待查）应归原告所有，被告侵占宅基地及旧木房转让费未返还给原告。由于被告存在上述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无效，原告曾申请相关单位给予解决。凤城街道办事处受理原告的申请后，处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并于2016年11月22日以《处理意见书》作出处理意见如下：“谭某在十天内将所承包户内陈某的承包责任田、土划给陈某管理”。但是，被告拒不执行政府的处理意见，并以书面形式声明不同意政府相关部门调解，要原告走司法程序。综上所述，被告强占原告应当享有的征地补偿款，擅自转让原告的宅基地及旧木房，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返还原告应有的征地补偿款15095.50元和宅基地及旧木房转让费。为此，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具状请求贵院依法公断。
被告谭某辩称，一、被答辩人陈某之诉讼请求有悖于法律法规规定，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诉求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宅基地转让费。原、被告于1980年12月15日经天柱县城关人民法庭调解离婚，小孩谭某1由谭某抚养。离婚时，陈某的户口属天柱公社教场大队桂花队人（现凤城镇桂花北园XX号）,谭某户口属原城关镇三合大队挑水缸生产队人（现凤城镇挑水缸XX号）。根据谭某持有的1984年8月15日颁发的《土地承包证》，家庭人口为4人，承包责任田、土3.05亩。1998年12月20日颁发的《土地承包证》登记的家庭承包人口4人，现有人口5人，承包面积2.56亩（责任田1.86亩，责任田0.7亩）。本案原告陈某离婚前后户口均不登记在凤城镇八一村挑水缸组，就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是说不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明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在本案中，原告陈某已不属于被告家庭成员。2015年，因国家建设所需，征用被告谭某家庭成员所承包的责任田，获得征地补偿款理应归属谭某家庭成员所有。原告陈某与谭某离婚已有35年之久，且户口也不登记在凤城镇八一村挑水缸组集体经济组织，无权享有该征地补偿款份额。其次，依据1998年12月20日颁发给被告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承包的家庭人口4人，即谭某、欧阳某某、谭某1、谭某2。再次，1998年集体责任土田实施第二次承包时，原告陈某均不参与原承包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延包。因此，现在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要求分割2015年征收土地补偿款，无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被答辩人陈某诉求返还宅基地340余平方米的转让费无事实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答辩人谭某未实施上述侵权行为，上述宅基地及房屋均属谭昌禄一户所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不能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请法院查明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作出认定和判决。三、答辩人以2016年11月22日《处理意见书》作为本案诉求依据，该《处理意见书》，不具有生效文书的效力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某原系天柱公社教场大队桂花队人（后改名为天柱县凤城镇人民村），被告谭某原系城关镇三合大队挑水缸生产队人（后改名为天柱县凤城镇八一村挑水缸三组）。原、被告系夫妻关系，因夫妻感情破裂，1980年12月经天柱县城关人民法庭调解离婚，小孩谭某1由被告抚养，陪嫁物质由原告带走。离婚后原告回娘家天柱县凤城镇人民村桂花北园居住至今。××××年××月被告与欧阳某某结婚，××××年××月××日双方补办了结婚登记。1984年8月15日城关镇八一街道委员会向与被告谭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谭某取得了土地承包证（承包证上载明承包耕地人数4人）。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天柱县凤城镇人民政府重新向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5年，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了被告谭某户所承包的责任田两丘，两丘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60382元已由被告谭某领取。2016年10月11日原告陈某向凤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要求被告谭某退回原告原在八一村挑水缸三组的责任田和土。凤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处理意见书，要求被告在十天内将所承包户内陈某的承包责任田、土划给原告管理。因原、被告为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协商未果，2018年1月8日原告以被告强占原告应当享有的征地补偿款，擅自转让原告的宅基地及旧木房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起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天柱县城关法庭民事调解书、结婚证、征地补偿款清册、处理意见书、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明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主体系征地安置方案确定时所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因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是处理征地补偿费纠纷的前提。土地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单个人，农户内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影响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该农村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籍为基本判断依据，同时要考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原告陈某1980年离婚后已离开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30多年，没有在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也不以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原告依法登记常住户籍也不在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因此原告陈某已不具有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主体，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征地补偿款15095.5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宅基地340余平方米的转让费，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宅基地，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转让其宅基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陈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田绪伍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龙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