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汉川民初字第01256号
原告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妙墩路**号天仙大厦*单元**************室。
法定代表人夏瑜，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小林，湖北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汉川经济开发区福星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复勋，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芳，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付菲，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育才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清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华，湖北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6日和2015年12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蔡小林，被告委托代理人方芳、付菲、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姜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就购买被告生产的产品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于当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进被告产品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其中产品规格为为100ml、200ml的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数量为180万瓶，单价3.6元，金额为6480000元；规格为100ml、80mg琥宁氯化纳注射液数量为120万瓶，单位3.4元，金额为4080000元，产品货款共计1056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分别于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8日、2015年2月10日向被告汇入货款共计10560000元。被告也按约定向原告指定的收货地点进行发货，所发产品金额共计10441664元，未发货金额为118336元。后因所购被告生产的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接被告口头及书面通知，需要及时召回，原告遂按被告要求将所购产品发回被告仓库。原告截止2015年7月共计退货金额为6864746.60元，但被告至今未将上述已退产品的货款及未发货的货款支付给原告。另原告委托第三方存放所购部分产品花费了药品仓储费用（包括仓库租金、货垫租金、人员费用、水电费、保管费等）96000.00元和购进货物时花去的力资费180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因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该产品需要召回，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和利润损失，属于违约行为。被告所收货款应当退还给原告，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资金占用利息、原告因存放货物而向第三方支出的仓储费用、力资费用等。但是被告在收到原告退还的货物后，仍不按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向原告退还相应贷款、利息及其他损失。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已退货和未发货的货款共计6983082.60元以及利息370003.96元，仓储费96000.00元、力资费18000.00元和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的律师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系受本案第三人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桥公司）委托，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代垫货款的受托人，并非本案争议的产品购销合同真实的买方。被告从宏桥公司处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并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宏桥公司并无不当，被告没有从原告处收回产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向其偿付召回产品的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实际并未退货给被告，被告出具给原告的货物出库单及退货款冲红发票等仅仅是为了办理退税手续，原告向法庭提交的退货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的仓储费和力资费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药品经营许可证；2.被告企业信息。拟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二：《产品购销合同》。拟证明原被告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三：1.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2014.11.27）；2.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2014.12.8）；3.记账回执（2014.12.8）；4.招商银行付款回单（2015.2.10）。拟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汇款总计10560000元；
证据四：1.被告关于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的主动召回函件；2.委托退货协议（2015.6.26）；3.被告随货同行单；4.被告开具的冲红专用发票。5.产品出库单详细信息。6.中国药品监管网查询的部分药品信息。拟证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已向被告处退回金额为5277737.2元的产品，该产品已由被告签收；
证据五：1.原告向宏桥公司发出《关于召回“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的通知；2.委托退货协议（2015.7.14）；3.产品出库单详细信息；4.原告进货退出单；5.中国药品监管网查询的部分药品信息。拟证明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已向被告处退回金额为158700.94元的产品，该产品已由被告签收；
证据六：1.货款催收函；2.天天快递单；3.快递签收查询。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退还6983082.6元；
证据七：1.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与武汉惠尔药业有限公司协议一份和收据三张；2.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与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品机械分公司协议一份和收据五张；3.收条一份。拟证明原告因囤放所购产品而向第三方支付的仓储费和力资费。
被告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盖章的合同原件只有原告一方存留，该合同是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协商一致签订后，被告保留了没有双方盖章的第一联和只有被告盖章的第二联。将只有被告盖章的第三联合同交给宏桥公司，由宏桥公司转交给原告，事实上原告系受第三人宏桥公司委托，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和垫付货款的受托人，其与被告之间并不是直接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被告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只是依据其与宏桥公司签订的《产品代购协议》约定，代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代为垫付货款，其与被告之间并不是直接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签收召回函件的时间是2015年7月8日，被告向其首次告知需要召回也是2015年7月8日，而被告在2015年5月22日即向总经销商宏桥公司发出召回通知，并自2015年5月23日起至6月10日止已经从宏桥公司处收回了第一批药品，且已于2015年6月24日前向宏桥公司支付了退货款共计650万元。
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证据2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原告及宏桥公司从未向被告告知有委托退货事宜，根据被告与宏桥公司之间《区域经销协议书》的约定，宏桥公司是被告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产品湖北省总经销商，被告从宏桥公司处召回产品并不需要任何单位的委托；其次，该《委托退货协议》可以证明，原告认可该批货物是从宏桥公司处退回给被告这一事实。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3.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实际并未退货给被告，被告出具给原告的随货同行单及冲红发票仅仅是为了办理退税冲红手续。原告提交的《委托退货协议》也已认可货物实际是从宏桥公司处退回给被告，说明被告出具给原告的随货同行单及冲红发票的一套手续都只是为完成抵税冲红而制作的，并不能证明原告实际退货。其次，从随货同行单上可以看出被告退款时间是2015年6月3日到6月25日。但是被告是2015年7月8日才向原告发出召回通知，不可能于6月份就从原告处收回产品，而且当时被告已经从宏桥公司召回第一批产品，并已向宏桥公司支付了共计650万元退货款。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证据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方单方制作，不能证明真实退货。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证据6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据只能证明该批号货品已经退给被告，并不能证明是原告向被告退货。被告对第五组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与公司出具的《召回函件》是原告方单方制作，被告对该《委托退货协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宏桥公司是被告产品的湖北省总经销商，宏桥公司退货给被告不需要任何单位的委托。该《委托退货协议》证明，原告认可该批货物是从宏桥公司退回给被告这一事实。
被告对第五组证据中证据３.４的真实性有异议，此两份证据是原告方单方制作，不能证明真实退货。证据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据只能证明该批号货品已经退回被告，并不能证明是原告向被告退货。
被告对于第六组证据所有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存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第六组证据仅仅能证明原告单方面向被告主张债务，被告并没有认可，且被告方早已向退货单位宏桥公司支付了退货款。
被告对第七组证据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被告与原告并非购销合同关系，被告没有向原告交货的义务，根本不存在货物仓储费等费用；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仓储费和力资费。
被告为了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1.《区域经销协议书》2.保证金收款收据3.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拟证明：1.宏桥公司与被告之间是炎虎宁产品湖北总经销买卖合同关系；2.宏桥公司向被告支付了合同履约保证金；
证据二：《承诺书》。拟证明被告与宏桥公司签订《区域经销协议书》之后，就具体炎琥宁药品买卖达成一致意见，宏桥公司承诺按期支付货款900万元。该货款与原告代宏桥公司购买的药品调整价格之前的价款一致，被告与宏桥公司协商调整价格后的价款为1056万元；
证据三：1.《产品代购协议》2.《委托函》。拟证明1.原告与宏桥公司之间是炎琥宁产品委托代购合同关系。2.宏桥公司委托原告代为购买被告生产的炎琥宁产品。3.宏桥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徐晶与被告对接所有事项；
证据四：《产品购销合同》（第一联、第二联）。拟证明1.合同原件只有被告一方盖章，2.合同中三个重要条款均约定以被告与宏桥公司签订的协议为准，3.原告是受托代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
证据五：《补充协议》。拟证明在《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宏桥公司与被告之间约定调整产品价格，并签订了补充合同，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区域经销协议书》一直在履行；
证据六：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后，被告依法向原告开具了共计105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
证据七：1.被告发货清单统计表，2.宏桥公司收条三张，3.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随货同行单。拟证明《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宏桥公司发货；
证据八：1.《通知》，2.主动召回产品报告，3.主动召回产品函62份。拟证明1.被告于2015年5月22日通知宏桥公司产品召回事宜，2.其他单位包括原告均是被告于2015年7月8日之后才通知召回；
证据九：1.宏桥公司签署的《退货确认书》2份，2.退货签收单。拟证明1.2015年5月22日至6月10日，宏桥公司共向被告退货1459029瓶，退货金额5252456.40元，2.2015年6月16日至7月13日宏桥公司共向被告退货470641瓶，退货金额1601412.60元；
证据十：电子银行交易回单4张。拟证明被告已于2015年6月25日前向宏桥公司支付了退货款650万元；
证据十一：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炎琥宁产品召回一览表。拟证明该批炎琥宁召回均是采取就地召回，分别从各经销、使用单位退回；
证据十二：委托书。拟证明宏桥公司是炎琥宁产品的湖北总代理，因宏桥公司经营困难，无法完成召回任务，委托被告直接召回；
证据十三：律师调查笔录。拟证明宏桥公司与被告之间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宏桥公司与原告之间《产品代购协议》的真实性，在原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将炎琥宁药品交货到宏桥公司或宏桥公司指定的其他仓库。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中的《产品代购协议》认为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委托函》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
在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中，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八组证据：
证据一：福星公司提供的企业资质材料一套。拟证明1.原被告双方严格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进行买卖，2.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关系，即购销关系，而不是被告所说的代购关系；
证据二：原告与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械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及产品销售单三份。拟证明1.原告从被告处通过买卖关系获得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后，又卖给了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械分公司、武汉慧尔药业有限公司及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等买家;2.证明原告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之间也是买卖关系，而不是代购关系；
证据三：原告与武汉慧尔药业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一份及产品销售单二份,证明目的同上；
证据四：原告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一份、产品销售单七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二份。拟证明1.原告从被告处通过买卖关系获得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后，又卖给了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械分公司、武汉慧尔药业有限公司及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等买家;2.证明原告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买卖关系，而不是代购关系;3.证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单独付购销款项给原告；
证据五:被告于2014年11月27日向原告出具的《法人委托书》一份及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受委托人尹其明在被告单位工作的工作证一份、尹其明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严格《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进行买卖关系，证明原告与被告指定的委托人洽谈的，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没有关联；
证据六:2014年11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一份。拟证明1.原被告双方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严格签订《质量保证协议》;2.《质量保证协议》是一份原被告双方之间独立存在的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购销关系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没有关联；
证据七:原告从被告处购回“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库存明细清单。拟证明1.原告委托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将“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召回给被告，只是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从原告处购得产品的一部分;2.证明原告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仍是一种买卖关系，而不是代购关系或代理关系；
证据八:药品管理法规摘要。拟证明药品购销有严格的管理程序规定，票、帐、货、款要一致，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没有票、没有汇款依据、没有药品出库入库手续而将退还的货款汇入别的公司的现象，作为生产企业的被告对此规定应是十分清楚明了的。
被告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是购销合同关系而不是产品代购合同关系。
被告对于证据二中的《购销合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三份销售单是原告方单方制作，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对三份销售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被告对于证据三中的《购销合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二份销售单是原告方单方制作的，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被告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1《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购销合同》没有合同签订时间、地点、销售金额等条款，无法证明双方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另外，同证据二、证据三中的《购销合同》不同，该《购销合同》中的销售项目是手写填上去的，并且销售对象不但包括了该批药品的100ml:200mg规格，还有该批药品中100ml:80mg的规格，与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原告只能回购销售100ml:200mg的炎琥宁氯化钠不符，因此可以认定该《购销合同》是不真实的。被告对产品销售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认为是原告方单方制作的，不予认可；被告对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二份的真实没有异议，但银行回单上的金额明显与《购销合同》上计算出来的货款金额不符，也证实了该《购销合同》是不真实的，该笔付款实际上是第三人宏桥公司根据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产品代购协议》约定支付给原告的代购款。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能否认第三人宏桥公司与原告之间委托代购的法律关系。
被告对第五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组证据同原告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二《产品购销合同》、证据四中的随货同行单、冲红发票一样，是为了完成GSP流程而交付给第三人宏桥公司的经办人徐晶，由徐晶再转交到原告处的，被告至2015年7月份以前没有联系过原告方任何经办人员，此组证据亦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的购销合同关系。
被告对于证据六真实性不存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组证据同原告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二《产品购销合同》、证据四中的随货同行单、冲红发票等一样，是为了完成GSP流程而将相关手续交付给第三人宏桥公司的经办人徐晶，由徐晶再转交到原告处的，被告至2015年7月份以前没有联系过原告方任何经办人员，此组证据亦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是直接简单的购销合同关系。
被告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清单是原告方事后单方制作的，被告不予认可。
被告认为证据八是法规摘要，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
第三人宏桥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向法院补充提交了一份武汉市工商局行政查询信息，证明马靖强持有宏桥公司95%的股份，是第三人宏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原告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宏桥公司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宏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证据《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和第三人宏桥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对第三人宏桥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不是原件，不能证明其为真实的。
被告对第三人宏桥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完全印证了被告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三《产品代购协议》影印件和证据十三《律师调查笔录》的真实性。第三人宏桥公司是该《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之一，该组证据加盖了宏桥公司的印章，应视为宏桥公司提供了上述协议的原件，证明上述协议是真实的，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该组证据充分证明了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因委托、受托、出售产品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事实。从《产品代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三人宏桥公司委托原告代为签订合同、代为向被告支付该批炎琥宁药品的货款，同时协议中约定的代购款总价是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原来约定的900万元，后经被告和宏桥公司协商调整货款总价为1056万元，在第三人宏桥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有相应约定，即将代垫货款从900万元调整到1056万元，此1056万元也正是原告实际支付给被告的合同价款，本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及实际履行细节，进一步印证了三方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在该《补充协议》中还约定了第三人宏桥公司作为产品区域总代理，授权原告为炎琥宁氯化钠（100ml：200mg）产品在武汉市等级医院的销售权，分销价格为成本价＋2％的税负，因此也证明了原告可以回购该批药品并销售给其他药品经销单位。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一、三、六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双方没有异议，该证据虽然是原被告双方盖章，但从合同形式和内容来看此合同与被告、第三人宏桥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协议”有关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本院综合予以认定，原告收到被告的召回通知是在2015年7月8日，与原告所称的退货时间不符。委托退货协议中没有第三人宏桥公司的印章，且没有证据证实通知了被告，从内容中可以看出本案诉争的该批货物实际是由第三人宏桥公司退至被告福星公司处。本院对于证据五、证据六综合认定该批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实际是由第三人宏桥公司退给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七中是两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有正规发票而不仅是收据，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一、以及证据二、三、五、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被告有异议的证据四中的《购销合同》中有虽有双方印章，但没有合同金额，又缺乏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因此本院对该份《购销合同》不予采信。证据八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为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三，虽为影印件，但与第三人宏桥公司提交的加盖了该公司印章的复印件完全一致，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四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内容完全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五，为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之间的价格调整协议，调整后该批炎琥宁氯化钠的总销售金额为1056万元。对于证据六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九中可以证明该批炎琥宁氯化钠药品实际由第三人宏桥公司退给被告。对于其他证据本院综合予以认定。
对于第三人宏桥公司提交的证据《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有第三人宏桥公司与原告的印章，其中《产品代购协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内容一致，且两份协议均有原告法定代表人夏瑜的签字，可以证明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本案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原告虽否认存在该两份证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该两份协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4日，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了一份《区域经销协议书》，约定被告授权第三人宏桥公司为其生产的产品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的湖北省独家总经销商，并约定了产品的规格、价格及年任务量等。2014年10月29日，第三人宏桥公司向被告支付了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第三人宏桥公司负责人马靖强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上述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被告支付合同价款900万元，逾期不付，自愿放弃产品湖北总经销商的资格。
2014年11月24日，第三人宏桥公司与原告签订《产品代购协议》，约定原告代第三人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代为向被告支付上述炎琥宁产品的货款900万元，第三人宏桥公司则把该产品在武汉市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销售开发权给予原告，同时约定了原告垫资的利息为月息2.5%，逾期不还款的违约责任及后果等条款。2015年2月3日，原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在垫付代购款后享有武汉市等级医院的开发权，也可回购其中规格为100ml:200mg的药品，该《补充协议》第3.2条约定：“……其余药品由乙方（即原告）或乙方指定的公司销售给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双方配合办理相关销售手续。”
2014年11月26日，第三人宏桥公司向被告福星公司出具《委托函》，称其因还未取得新的GSP认证，公司新址在建设过程中，老库各方面的存储条件等原因，委托原告代表第三人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和完成其他事宜。2014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100ml:80mg规格1200000瓶，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100ml:200mg规格1800000瓶，总金额为1056万元。
另查明，该《产品购销合同》为被告武汉福星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格式版本，一式三联，原告提交的为双方盖公章的第三联，被告提交的为合同复写原本的第一联和仅有被告福星公司章的第二联。其中该合同第八条“结算方式及期限”、“担保”及“违约责任”条款约定：依照我公司（指被告福星公司）与湖北宏桥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之内容。
2014年12月15日，因生产成本增加，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调整了产品价格，合同总价款相应变更为1056万元。《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于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8日、2014年12月10日和2015年2月10日向被告支付货款共计1056万元，被告向第三人宏桥公司及宏桥公司指定的地点（其中包括原告仓库）发货，部分货物由第三人宏桥公司到被告福星公司自提。
2015年5月，被告福星公司在仓库库存中检查发现炎琥宁氯化纳出现结晶和絮状物，为避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决定将该药品召回，并于2015年5月22日向第三人宏桥公司发出召回《通知》，要求第三人将全部库存药品退回，并追回已销售的药品，后第三人宏桥公司陆续向被告福星公司退货，至2015年6月10日共计向被告退回总价为5252456.40元的药品，被告分别于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15日和2015年6月23日向第三人宏桥公司支付退货款共计650万元。
2015年7月7日被告福星公司向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送福药政（2015）8号“关于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主动召回的报告”决定启动药品三级召回，并于2015年7月8日、7月9日向所有销售和使用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的单位送达了召回函件。原告于2015年7月8日收到此召回函件后，向被告主张第三人宏桥公司向被告退货的退货款，遭到被告拒绝，被告称已将退货款支付给实际退货方第三人宏桥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的《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真实，是否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原被告之间是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还是受托代购和明知委托代购的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三、本案争议的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药品的退货款是否应当支付给原告。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和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的《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产品代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是由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签订该协议的当事人应有该合同的原件，虽然原告否认签过该协议，但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第三人宏桥公司向本庭提交了加盖该公司公章的复印件，与被告提供的上述协议的影印件完全一致，而且上述协议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原告受托代宏桥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法律事实。
二、关于本案原、被告、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被告和第三人宏桥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先签订了《区域经销协议书》（即原被告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所称的：“代理协议”），约定第三人宏桥公司是被告生产的炎琥宁氯化钠湖北省总代理，并约定由第三人宏桥公司全年代理销售该批药品相关的其他事项，宏桥公司依据该协议书向被告支付了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宏桥公司向被告承诺于2014年12月5日前付清货款，否则同意放弃该产品湖北区域代理权。此后，宏桥公司与原告签订《产品代购协议》，约定宏桥公司委托原告代签产品购销合同、代垫货款，该协议还约定了原告代垫货款利息等条款，宏桥公司遂向被告出具《委托函》，通知被告其委托原告代签购销合同，原告据此《产品代购协议》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代宏桥公司向被告支付货款。上述事实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孤立、单一存在的购销合同，原被告也并非简单直接的购销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并非该购销合同真实的买方，而是代第三人宏桥公司向被告购买被告生产的该批炎琥宁氯化钠注射液产品的受托人，并且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是在明知此委托代购行为的前提下从事的产品购销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直接约束第三人宏桥公司和被告福星公司，第三人宏桥公司是该批炎琥宁药品真实的买方。原告虽在形式上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但签订该合同时，原告、被告及宏桥公司均明知原告只是受宏桥公司委托代签合同、代垫货款的受托人，三方均按各自与相对方签订的《区域经销协议书》和《产品代购协议》等履行义务，故原被告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而是受托代购和明知委托代购的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原告既非《产品购销合同》真实的买方，实际又没有退货给被告，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退货款6983082.60元和利息370003.96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签订《产品代购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原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之间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因履行该委托代购协议、代垫货款及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应由原告与第三人宏桥公司依法另行处理，因此原告诉讼请求中关于主张因存放货物而向第三方支出的仓储费96000元和力资费18000元,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4070元由原告武汉惠通药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4070元，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陈向东
审判员 肖乐新
审判员 张国良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会平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