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9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伯年，男，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杰，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扬，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丽萍，女，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石狮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康乐，男，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石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伯年与被上诉人洪丽萍、郑康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伯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杰、陈明扬、被上诉人郑康乐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伯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洪丽萍、郑康乐向黄伯年连带清偿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货款1436573元整及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该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给黄伯年；3.洪丽萍、郑康乐承担鉴定费用；4.洪丽萍、郑康乐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黄伯年在2018年1月下旬提交上诉状后，经多方努力，又获取了郑康乐“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郑康乐通过电话银行向黄伯年转账支付货款等新的证据，使案件事实进一步清晰。(一)洪丽萍手写的金额为1436573元《欠条》是黄伯年与洪丽萍、郑康乐2016年2月份以来正常商业往来的未付货款，真实有效，黄伯年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1.黄伯年与洪丽萍、郑康乐间存在长期的水钻买卖，月交易额从118359元至1041950元不等。根据黄伯年留存的2015年6月份至2016年1月份《美饰界水钻行销售清单》、黄伯年上述期间货款结算情况的记录以及洪丽萍书写的《2016年2月份至2017年2月份向美饰界水钻行购买水钻结算清单》(实际是2016年2月份至2017年3月份)统计，自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间双方交易额达9552183.8元。2.洪丽萍、郑康乐长期以赊购的方式从黄伯年处购买水钻。洪丽萍、郑康乐长期以简写为“D127”的商铺名义向黄伯年位于广州市国际轻纺城饰品二楼A区2090号“美饰界水钻行”赊销各种型号的水钻，黄伯年留存的部分《美饰界水钻行销售清单》上有洪丽萍、郑康乐及其员工何新情(注：姓氏辩认不清，是否为何姓有待证实)、郭润佳等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未付”字样表明为赊购。3.洪丽萍、郑康乐通常在赊购后1至5个月内支付货款，至2017年5月份结算时尚欠1436573元未支付，因此才会在欠条上写“余欠”字样。通过对黄伯年6228460088015092975账户进账情况进行统计，自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6日，洪丽萍通过账号为62×××18的账户转账16次计1908000元、郑康乐通过账号为62×××17账户以EPOS电话银行方式转账27次共3182375元，其中2月4日、17日、18日共46万元为支付2015年12月及2015年12月前的货款，还有部分款项是用来还清2015年12月份余欠未付货款497943元、2016年1月份未付货款1042973．2元。至2017年5月7日结算时，尚有1436573元货款未付清，因此洪丽萍才会向黄伯年书写欠条“今洪丽萍余欠黄伯年美饰界水钻货款人民币1436573元(壹佰肆拾叁万陆仟伍佰柒拾叁元整)”。4.虽然部分销售清单被洪丽萍以作为离婚诉讼证据为由拿走，导致证实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间双方真实交易的直接证据缺失。但洪丽萍为此书写了《2016年2月份至2017年2月份向美饰界水钻行购买水钻结算清单》(实际是2016午2月份至2017年3月份)以及《欠条》，还有洪丽萍、郑康乐共40余次向黄伯年支付货款的银行交易记录，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实双方交易的真实性、欠款的真实性。(二)洪丽萍与郑康乐为合法夫妻，共同经营以郑康乐为经营者的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应当为因婚内共同经营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1.郑康乐与洪丽萍共同经营“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依照民法通则二十九条规定，应当对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得到的“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可知，郑康乐于2014年4月22日以“郑康乐”为经营者，在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凤阳所注册了名称为“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个体工商户，注册号为“440105600931014”，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广州市海珠区瑞康路2号长江(中大)服装辅料广场自编D127号”，经营范围为“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该商行于2017年3月3日被核准注销，目前的登记状态为“注销企业”。虽然工商注册显示是“个人经营”，但洪丽萍、郑康乐二人均大量参与经营活动，实际为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因此，洪丽萍、郑康乐应对经营期间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洪丽萍所欠黄伯年债务，为洪丽萍、郑康乐合法婚姻期间内共同经营所欠，依照相关司法解释，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号)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洪丽萍、郑康乐以“郑康乐”为经营者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郑康乐、洪丽萍大量参与日常经营，郑康乐、洪丽萍多次在销售清单上签名、多次从各自银行账户转账清偿货款等行为，足以证实所欠黄伯年债务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致，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郑康乐利用黄伯年法律知识欠缺、诉讼经验不足的弱点，在一审程序中故意隐瞒重大事实，矢口否认其在《销售清单》上的亲笔签名，捏造事实欺骗法庭，严重违反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造成一审判决错误，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洪丽萍、郑康乐偿还欠款和利息，维护黄伯年的合法权益。黄伯年由于诉讼经验不足，在一审诉讼庭审时没有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在据以直接证实《欠条》真实性的《销售清单》被洪丽萍拿走后，轻信洪丽萍、郑康乐能够诚实守信地承认并支付《欠条》所列欠款，没有搜集和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是，郑康乐在庭审中隐瞒其实际为所经营商铺的注册经营者、向黄伯年以EPOS方式二十余次转账三百余万元货款的事实，否认其在《销售清单》上的亲笔签名，无视双方多年交易形成的赊购惯例，谎称“洪丽萍不足30岁，个人的经济十分有限，在没有任何担保措施的情况下，原告却同意洪丽萍拖欠如此巨额的货款明显有悖常理”，谎称“两被告之间也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使法庭对《欠条》的真实性不敢轻易确认。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在郑康乐否认亲笔签名后，在黄伯年诉讼经验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没有提示双方是否需要对该签名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真实性，也没有提示黄伯年提供银行交易流水等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辅证，导致做出错误的一审判决。综上所述，洪丽萍、郑康乐在一审中利用黄伯年诉讼经验的欠缺，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准则，故意隐瞒重大事实，恶意进行虚假陈述，使一审法院被假象蒙蔽，做出错误判决，严重侵害黄伯年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郑康乐辩称，郑康乐不同意黄伯年的全部上诉请求，第一涉案债务高达140余万元，一审在释明后，黄伯年仍然怠于举证，因此一审判决正确。第二，郑康乐没有参与经营，共计64份的销售清单，仅有一份有郑康乐的名字，金额仅仅为20946元，其余大多数单据均显示洪丽萍名字，进一步印证了洪丽萍在离婚诉讼时，称离婚后生意都由其打理的事实。黄伯年试图以一份显示有郑康乐的单据，就证明是夫妻共同经营，没有事实依据。第三，黄伯年提交的欠条，内容是经洪丽萍余欠美饰界货款，即便该欠条是洪丽萍本人所写，明显也是其个人债务。不应由郑康乐承担连带责任，况且涉案债务明显高于日常生活所需。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超过日常所需的债务，债权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外，涉案债务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请求法庭审慎认定。黄伯年曾在诉状中诉称，每个月的交易量从15万余元至60多万不等，因此认为洪丽萍尚欠140多万货款是不足采信的。既然黄伯年前述双方长期采用先供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黄伯年也必然保留送货凭证或者其他凭证用以双方日后结算，而此类凭证黄伯年从2016年1月以后均未能提供。据黄伯年所提交的2016年2月至2015年期间的银行流水，可知洪丽萍向黄伯年支付的款项6016221元，其中通过洪丽萍本人账户所付款项1958000元，通过POSE机所付款项3898221元，通过洪丽萍弟弟洪增强账户付款16万元。上述金额已经远远超过黄伯年所提交的洪丽萍亲笔手写的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向美饰界水钻行购买水钻的金额，所以本案是否有欠款事实，欠款金额为多少，尚需查明。黄伯年所提交的欠条，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7日，但黄伯年所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5月13日黄伯年还收到洪丽萍账户转入的10万元。但黄伯年所述的金额并未扣减该笔款项，仍以欠条的金额主张债务，明显有违诚信。本案涉及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洪丽萍是债务人，为何黄伯年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黄伯年提交的证据64页），既然洪丽萍已经欠货款高达140余万，为何黄伯年还在欠条签订的次日向洪丽萍付款55000元，本案以外二人还是否涉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值得怀疑。洪丽萍未到庭答辩。黄伯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洪丽萍清偿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货款1436573元整及2017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郑康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洪丽萍、郑康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7日，洪丽萍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洪丽萍余欠黄伯年美饰界水钻货款1436573元整。黄伯年因要求洪丽萍、郑康乐支付货款及利息而提起本案诉讼。黄伯年为证明洪丽萍、郑康乐共同经营、郑康乐对洪丽萍欠付货款的事实知情提交了2016年1月21日的金额为20946元的《美饰界水钻行销售清单》。该销售清单下方签有“郑康乐”字样。经质证，郑康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其从未在此销售清单上签过名，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郑康乐提交了（2017）粤0105民初186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其曾于2017年3月16日提起离婚诉讼，郑康乐在诉讼时辩称家里的生意由洪丽萍打理，故其并未参与实际经营，也不了解经营情况，对于洪丽萍对外所负债务亦不知情。该《民事判决书》查明郑康乐、洪丽萍于2011年9月30日登记结婚。在本案审理期间，经一审法院释明，黄伯年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伯年对其要求洪丽萍清偿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货款1436573元的主张虽提交了上述《欠条》作为债权凭证，但黄伯年没有对其所称的交易期间双方存在相关买卖关系的事实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虽然洪丽萍没有到庭提出抗辩，但黄伯年不能据此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定举证义务。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在难以查明黄伯年与洪丽萍之间真实法律关系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黄伯年主张的买卖事实无法认定。黄伯年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黄伯年仍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伯年的全部诉讼请求。受理费17846.2元，由黄伯年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黄伯年提交的证据，郑康乐质证如下：这些证据原则上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一，销售清单，一共33页，对其三性均不认可。郑康乐并未参与实际经营，并不清楚该销售清单的真实性。证据一的第二项，洪丽萍书写的结算清单，该证据没有原件，上面没有洪丽萍的签名，故三性不予认可。第三项，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郑康乐根据该证据进行了整理，该证据统计洪丽萍已经向黄伯年支付的款项共计6016221元，具体详情见郑康乐提交的收款明细表。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与本案的债务相关，该POSE确属于郑康乐所开户，该意见郑康乐曾于2017粤01**民初6695号案件中提交过陈述意见。由于POSE转让无需任何手续费，因此洪丽萍让郑康乐办理一台PO**机以方便日常使用，该POSE机的日常使用和记账均由洪丽萍操控。第四项，三性不予确认。证据二第一项，郑康乐签名的销售清单，已经在一审质证过，并发表过书面质证意见。证据二第二至四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郑康乐就该三份证据也曾在2017粤01**民初6695号案件中发表过相关意见。证据三，黄伯年的营业执照，三性予以认可。房屋租赁合同，三性不予认可。证据四，公示报告，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郑康乐确实曾经注册该个体工商户，当时的经营范围，上诉状第四页第一段有陈述，是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郑康乐注册该个体工商户后并未对外经营，本案涉及的是水钻饰品，与郑康乐当时注册成立的个体户经营范围不相符。证据五，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POSE机一直由洪丽萍保管和使用，该账户的收款和付款郑康乐并未参与，也不知情。证据六第一项，意见与证据五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二项，销售清单与结算清单，均无郑康乐签名，且此销售清单也进一步印证了郑康乐并未实际参与经营，否则自2015年起至2017年，如此频繁的交易，如此多的销售清单如何只有一份有郑康乐的签名，与常理不符。证据七第一项，微信聊天记录，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并未体现欠款金额。第二项，结婚证，三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黄伯年提交了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与洪丽萍交易往来的销售清单（客户名称：D127#）以及2016年2月4日至2017年5月13日，郑康乐、洪丽萍向黄伯年付款的银行流水。其中，2017年5月7日之后，黄伯年在5月8日向洪丽萍转账55000元，黄伯年主张是出借给洪丽萍的借款，加上现金45000元，共出借100000元。洪丽萍在5月13日向黄伯年转账100000元，黄伯年主张是洪丽萍归还5月8日的100000元借款。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公示信息显示，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为郑康乐，注册日期2014年4月22日，2017年3月3日核准注销，经营场所为广州市海珠区瑞康路2号长江（中大）服装辅料广场自编D127号，经营范围是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对于洪丽萍在离婚诉讼案件中提交的涉案欠条所涉的销售清单，郑康乐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表示，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上述销售清单部分显示洪丽萍的名字，部分显示的是第三人的名字。洪丽萍与黄伯年之间的实际交易情况郑康乐并不清楚。其中，2017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销售清单中的“名称”处明确注明交易对象为“阿萍”，进一步说明黄伯年是十分清楚买卖交易的相对人。现主张郑康乐对不知情的巨额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对于黄伯年与洪丽萍之间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洪丽萍向黄伯年出具欠条的欠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洪丽萍、郑康乐应否向黄伯年清偿该欠款1436573元。洪丽萍在另案离婚诉讼中认可家里生意由其打理，郑康乐不参与经营，不清楚洪丽萍对外所负债务情况。但是，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公示信息显示郑康乐是登记的经营者，经营范围为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郑康乐抗辩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与本案无关，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货物为装饰用水钻，属于原材料范围，郑康乐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另外，黄伯年的账户往来信息显示洪丽萍、郑康乐曾向黄伯年支付货款。黄伯年还提交了一张由郑康乐签收的销售清单，虽然郑康乐表示不清楚该单签名是否真实，但其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证实该单签名是虚假的，故本院认定该销售清单的签收人为郑康乐。因此，本院依据上述事实认定郑康乐参与了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实际经营。即便其否认参与经营的事实，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之规定，郑康乐作为登记的经营者，洪丽萍作为实际经营者，均应对广州市海珠区鸿督辅料行的债务向黄伯年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郑康乐抗辩称涉案欠条是洪丽萍为了在离婚诉讼中争取到更多利益而对黄伯年出具的。对此，本院认为，黄伯年提交了双方长期交易往来的销售清单、付款凭证等，足以证实双方成立了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仅以洪丽萍与郑康乐内部存在离婚诉讼来否认债权人追偿的权利，对黄伯年有失公平。综上，依据欠条记载的金额，本院认定洪丽萍、郑康乐在2017年5月7日尚欠付黄伯年货款1436573元，2017年5月8日黄伯年向洪丽萍转账55000元，2017年5月13日洪丽萍向黄伯年转账100000元，洪丽萍、郑康乐还应向黄伯年付款1391573元（1436573元+55000元-100000元=1391573元）。由于涉案欠条没有约定利息起计日期，因此，应从黄伯年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从2017年7月26日起计利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对于黄伯年的笔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黄伯年提交郑康乐签名的销售清单，如果郑康乐否认该签名的真实性，举证责任在郑康乐。黄伯年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对于黄伯年申请本院调取广州长江服装辅料广场D127号档口的租赁情况，以便查明郑康乐是否参与经营的申请，本院认为，郑康乐是否参与经营并不是郑康乐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的唯一标准，该调查取证申请对本案处理结果并无实质影响，即并无调查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伯年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洪丽萍、郑康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黄伯年支付欠款1391573元及利息（以1391573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2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黄伯年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7846.2元，分别由上诉人黄伯年负担559元，被上诉人洪丽萍、郑康乐共同负担172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