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11民初220号原告（反诉被告）：孙城生，男，194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固定职业，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平，女，1956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洪山区，现住广州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飞舟，男，198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华中科技大学西区，无固定职业，系原告孙城生之子。42010619890923481X。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孙满生，男，195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固定职业，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哲鑫，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孙武生，女，195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襄樊市棉纺厂退休员工，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第三人：孙汉生，女，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铁道部第四工程局退休员工，住长沙市天心区。第三人：孙湘笋，女，194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退休教师，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现住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人：孙士东，男，199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固定职业，户籍地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人：孙天怡，女，199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洪山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原告孙城生与被告孙满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4）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42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孙城生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9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16）鄂01民终593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4）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429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被告孙满生在重审过程中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并通知孙天怡、杨素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杨素红表示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其应得权益均给予其女儿孙天怡。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城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平、孙飞舟，被告孙满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喻哲鑫，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城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8）房屋归原、被告按份共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6）与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7）房产归原告孙城生个人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双方与母亲袁淑华共同居住在当时位于武昌区珞珈山路21号房产内。原告孙城生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以个人名义申请并出资修建了门面房。1998年，该房屋即将被拆迁，袁淑华与当时的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代袁淑华签字，袁淑华按捺手印。该协议明确约定了“还建地点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00㎡，一楼二楼各一半。”签订协议后，该房屋于1999年1月被拆迁。一年后，依据该协议约定的还建房，即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以下××室），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以下简称17室），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以下简称19室）的三处房产还建完成，当时并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后，原告通过房管部门查询得知，上述三处房产均已在2006年8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并且所有权人为被告孙满生个人，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认为，还建的三处房产中，17室和19室系门面房，它们是由拆迁前的位于武昌区珞珈山路21号门面房产拆迁所得，而该门面是由原告个人出资修建，因此17室和19室房屋应归原告个人所有。801室系住宅，是由袁淑华的房屋拆迁所得，袁淑华已去世，原告作为袁淑华的继承人享有该房产份额。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孙满生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确认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8）房屋归被告所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6）与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7）房产的6/7的份额（袁淑华、孙汉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湘笋）归被告所有；二、驳回原告的本诉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母亲袁淑华曾共同居住在当时位于武昌区珞珈山路21号房产内。1998年，该房屋即将被拆迁，袁淑华与当时的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代袁淑华签字，袁淑华按捺手印。该协议明确约定了“还建地点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00㎡，一楼二楼各一半”，即17室和19室。被告因觉得置换的房产没有住宅而是门面，因此抢占了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产中的一套，即801室，并于2006年自行补交了房款129720元，其后办理了房产证。2006年，袁淑华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产权更改申请”，内容为“我袁淑华自愿将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我三子孙满生名下，特此立据，今后如发生产权纠纷，一切由本人负责”。2012年原、被告约定，由被告支付原告15万元后，原告放弃继承权，被告依约陆续向原告支付了15万元，但原告又以缴纳社保为由向被告索取了3万元余元。2015年11月15日，袁淑华立下代书遗嘱，说明拆迁安置协议只换了门面，在其去世后财产归被告所有。同时，孙汉生、孙武生、孙湘笋声明自愿将其继承份额转赠给被告。故被告享有17室和19室门面的6/7的份额（袁淑华享有两处门面的4/7的份额，被告、孙汉生、孙武生、孙湘笋各享有1/14的份额）。另外，801室系被告合法购买，故提起反诉。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孙士东、孙天怡共同述称，位于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1972年由原、被告父母出资共建的面积约50平方米的房屋。因母亲袁淑华无工作，无收入，所以由已经工作的三个子女，即原告孙城生、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武生出资共建房屋。父亲孙子杨于1982年去世，1986年前后又由第三人孙湘笋、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武生共同出资加建了30平方米-40平方米，房子的面积增加到100平方米左右，房屋产权登记在母亲袁淑华名下。原告孙城生1985年回到武汉后，随母亲一同生活，后因生活困难，就在珞珈山9号门前搭了个简易遮阳棚摆书摊为生。1988年，孙珞生（已去世）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旁的空地增建了二层楼房，经营餐饮业，拆迁时因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没有补偿房屋面积。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于1998年拆迁，拆迁后还建100平方门面，即洪山区珞南路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及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被告孙满生以孙珞生（已去世）增建的二层楼房为由，于2006年争取到了位于洪山区××工农××单元××室，801室、17室房屋和19室房屋均是袁淑华的。因袁淑华年事已高，便将17室、19室门面交给孙满生打理，当年租金每月6000元，后来涨至一万多元，租金由孙满生收取，支付母亲生活费600元、孙士东500元、孙城生1000元，多余应记账，但被告从未公布账目，均被其享有。因袁淑华精神有问题，孙满生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带袁淑华去把所有财产转到了孙满生名下，现在父母都已去世，都没有留下遗嘱，我们要求孙满生归还属于我们的财产份额。关于赠与的事，我们赠与的是父亲的份额，而且我们之前是答应把份额给孙士东，所以与孙满生协议好将其中给一间门面给孙士东，并登记在孙士东名下，但被告未执行。原、被告在本诉和反诉中称三处房屋都应是属于他和孙满生所有，我们不同意，这剥夺了我们的继承权，三处房产均是袁淑华个人财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孙城生与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系兄弟姐妹关系，以上当事人的父亲孙子杨已于1982年去世，兄弟孙珞生已于1996年去世，母亲袁淑华已于2015年12月22日去世。孙珞生生前配偶为杨素红，二人育有一女孙天怡、一子孙士东。1973年，孙子杨及袁淑华在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处经批准自建房产一处，面积为42平方米。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先后进行了扩建和重建，并加建了部分门面经营用房。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证号：武房05-94字第69号），登记所有权人为袁淑华，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原告提交了1994年10月写给武昌区珞珈山街城管办公室的申请；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公章的信函；落款时间为1994年10月，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新村湾居委会公章及袁淑华私章的《声明》；送货单、发票、结算单、收料单。欲证明经原告申请，珞珈山城管办批准后，由原告出资在珞珈山路21号的房屋处加建了100平方米的门面房，其母亲袁淑华和被告未参与，因此所还建的17室和19室是原告所有，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所涉及的时间均发生在1994年10月，而珞珈山路21号房屋办理登记的时间为1994年5月13日，本案争议房屋均由该房屋拆迁还建而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而原告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其即使进行了扩建，也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武汉市图书报刊经营许可证、税务发票、原告的户口本，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1998年12月8日，行政部门向袁淑华下达《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认定袁淑华擅自新、扩建门面1至2层，建筑面积143.21平方米，限期自行拆除。1999年，袁淑华与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签订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约定：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对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实施拆迁，建筑面积142.23平方米，其中违建28.62平方米，实际建筑面积113.61平方米。还建地点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工农湾临街门面营业用房（面积约为100平方米）一楼二楼各一半；该户实际113.61平方米加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与安置100平方米营业用房差价相抵。该协议书还约定由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补偿袁淑华搬家费、停业补偿费、过渡费等费用。因袁淑华不识文字，协议书上捺有袁淑华的手印，还有原告孙城生及被告孙满生的签名。同年8月15日，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协议书甲方）与作为被拆迁人的孙满生（协议书乙方）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座落在珞珈山路21号的私有房屋，建筑面积193.61㎡，496元/㎡，计96030.56元；二、甲方在洪山××南街工农湾安置乙方门面100㎡（建面），住房壹套建面100㎡同乙方进行产权调换；三、产权调换结算差价办法：1、乙方旧房价96030.56元；2、甲方新房价200㎡×620元/㎡=124000元；3、甲乙双方结算差价：124000元-（乙方）103030.56元=20969.44元，乙方付甲方20969.44元；…七、过渡费分二次支付，协议签订之日付给乙方800元，第二次待安置时据实结算；…十、搬家费1200元，停业补偿5000元；十一、甲乙双方待安置新房时，据实结算。被告孙满生及武汉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00年1月，武汉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面积60.63平方米）、19室（面积38.19平方米）和801室(面积99.53平方米)三处房屋作为还建房与被告孙满生办理了移交手续。2006年7月17日，袁淑华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产权更改申请”，内容为“我袁淑华自愿将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我三子孙满生名下，特此立据，今后如发生产权纠纷，一切由本人负责。”同时，被告孙满生也向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同意接收产权（说明）”，表示愿意接受袁淑华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被告孙满生承认，“产权更改申请”中所称的荣泰小区10栋5单元16号一楼101.61平方米门面产权房屋指称的即是17室和19室房屋。同日，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孙满生付还建房超面积款129720元”。2006年7月20日，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向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出具了公函一份，内容为“1998年武汉市征地拆迁事务部（现为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代办武汉大学杨家湾拆迁安置工作，购贵公司部分还建房安置拆迁户，因珞珈山路21号袁淑华家庭种种原因，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该户目前和我部已办理完各项手续，现恳请贵公司将还建房10栋5单元1楼门面用房约101平方米和8楼801号约94平方米房屋产权手续办给孙满生为感”。其后，还建房《单元明细表》中17室、19室及801号的原登记人袁淑华的名字被划掉，添加成了孙满生的名字。2006年9月8日，武汉荣泰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将本案争议的17室、19室和801室均过户至被告孙满生名下，登记信息显示17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6）的成交价为12.4万元，19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7）和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8）显示的成交价为0元。被告孙满生提交了《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新房经济结算单》、《产权更改申请》、《同意接受产权》、《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函》，欲证明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协议安置只有101.61平方米门面房，没有安置801室住房，袁淑华自愿将该门面房赠与过户给了孙满生。801室住房是孙满生出资购买，与他人无关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然真实性成立，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签订日期在《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安置协议书》之后，根据调取的房地产档案材料中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商品房移交清单》、《单元明细表》，表明最后还建实际是按照《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履行，801室也是还建房的组成部分。且登记信息显示19室和801室的成交价为0元，17室的成交价为12.4万元，三套房屋的总价与《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中载明的还建新房价一致，更能够进一步证明还建实际是按照《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履行；因《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由孙满生签订，《单元明细表》中登记的被拆迁户已经由袁淑华变更为孙满生，故《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上虽载明的是孙满生的名字，但登记信息显示19室和801室的成交价为0元，故该证据不能证明801室是孙满生出资购买；《产权更改申请》和《同意接受产权》也只是表明将门面房登记在孙满生的名下，并无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孙满生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另查明，袁淑华（2015年12月22日死亡）及孙子杨（1982年10月17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孙城生、孙满生、孙珞生（1996年死亡）、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六名子女。孙珞生生前与杨素红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孙士东、孙天怡二名子女。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最初是由袁淑华及孙子杨于1973年新建，初始登记面积为42平方米，后历经扩建，属袁淑华及孙子杨的夫妻共同财产。孙子杨死亡后，未进行遗产分割。2013年7月至10月间，孙满生分别向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支付了50000元，孙湘笋表示放弃老房屋的继承份额，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在庭审中表示，其放弃的份额为应继承父亲孙子杨的那部分遗产。被告孙满生在庭审中提交了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出具的《声明》、《证明》，孙城生出具的《约定书》、《有关情况说明》，《汇款单》，欲证明孙满生一次性给孙城生15万元，孙城生再不纠缠本案所涉房屋事宜，孙满生共计向孙城生支付了18万多元。本院认为，孙满生未提交《约定书》原件，《约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关于临街门面100㎡，原系袁淑华、孙满生共有，现由孙满生补偿给孙城生15万元，孙城生不再参与该房产的分割”，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4日，而《汇款单》涉及的金额仅有53000元，汇款时间为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不能证明《汇款单》与《约定书》的关联性，且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均当庭证明孙城生是被孙满生用刀威胁下的情况下所出具，故本院对孙满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孙满生在庭审中还提交了袁淑华的《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为防止今后儿女们为房屋扯皮，特请张东、杜盛国、王东作证，由张东代书遗嘱如下：我原来在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有100多平米的房屋，还建了100平方米的门面，即17室、19室，我死后将该房屋送给孙满生，801室是孙满生自己出钱买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5日。本院认为，遗嘱中的三位见证人均未出庭，被告也无法回答本院提出的三人具体身份信息，原告及第三人也均表示不认识上述三人，袁淑华邀请与自己并无特殊关系的三人作为遗嘱见证人与常某不符，且该遗嘱中表述的“801室是孙满生自己出钱买的”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1、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是谁？2、本案中17室、19室和801室的所有权人是谁？3、各自的份额是多少？本院认为，1、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最初是由袁淑华及孙子杨新建，建房资质由袁淑华及孙子杨享有，该房屋自1973年建成时即是袁淑华及孙子杨的夫妻共同财产。1982年，孙子杨去世，对孙子杨享有的该房屋所有权份额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该遗产尚未被分割，故此时的房屋为袁淑华、孙珞生、原告孙城生、被告孙满生、第三人孙武生、第三人孙汉生、第三人孙湘笋共有。1996年，孙珞生去世，其应继承孙子杨房屋所有权份额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第三人孙士东、孙天怡及案外人杨素红，故杨素红、孙士东、孙天怡成为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孙子杨去世后，该房屋进行了扩建，至1994年5月13日，行政部门为该处房产颁发了所有权证，确认建筑面积为142.23平方米（含违章建筑28.62平方米）。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孙子杨及袁淑华新建42平方米房屋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孙子杨去世后各自出资参与了扩建，并相互否认对方出资参与了扩建，亦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房屋由42平方米扩建至142.23平方米（含违建28.62平方米）的扩建部分系各自出资，对该房屋在孙子杨去世后的扩建部分应为具有建房资质的袁淑华所有。2、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被拆除后，根据1999年8月15日所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还建了本案争议的17室、19室和801室，虽然《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由孙满生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所签订，但根据拆迁人当时登记的还建房《单元明细表》所显示，原登记的被拆迁户为袁淑华，而孙满生自己并非珞珈山路21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故可以推定孙满生只是代理袁淑华签署了《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17室、19室和801室仍属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共有。原告孙城生认为17室和19室系门面房，是由拆迁前的位于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门面房产拆迁所得，而该拆迁前的门面是由原告孙城生个人出资修建，因此17室和19室房屋应归原告孙城生个人所有。本院认为，土地上建筑物的建造须经一定程序批准，并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如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则也不能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袁淑华和孙子杨，即使原告孙城生加建了门面经营用房也只能是在袁淑华和孙子杨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的加建，而因该加建部分未经土地及房管部门的批准，原告孙城生不能单独取得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的所有权，故加建门面经营用房系不动产添附，原告孙城生不能因其建造了添附物而单独取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孙家人之所以取得17室、19室房屋所有权是因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置换而来，与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是否为门面经营用房无关。因此，对原告孙城生主张17室、19室归其个人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孙满生认为801室房屋系其自行购买，其所有权应归其个人，但本案所有证据均证明801室房屋是由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产权置换而来，故本院对被告孙满生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是否应认定为其已将17室和19室房屋享有的份额赠与给被告孙满生的问题，被告孙满生认为，袁淑华出具的“产权更改申请”应理解为17室（面积为60.63平方米）和19室（面积为38.19平方米）两处门面房享有的份额赠与给被告孙满生。权利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2006年7月17日的“产权更改申请”的内容看，袁淑华当时的表述是其自愿将名下门面产权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满生名下，根据该表述，不能理解为袁淑华放弃了对上述房产其应当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在世时也未到庭明确表示其放弃对上述房产享有的所有权份额或将该份额处分给被告孙满生，因此，袁淑华在世时仍享有17室、19室及801室的所有权份额，袁淑华去世后，因没有证据证明其生前立有遗赠，其享有的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份额由其继承人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及代位继承人孙士东、孙天怡享有。关于原告孙城生曾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否有效的问题，被告孙满生辩称，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曾召开过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为17室和19室门面房归被告孙满生所有，被告孙满生向原告孙城生支付补偿款1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因此，原告孙城生对孙子杨所享有的原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所有权份额，仍享有继承权。而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当庭表示分别收取孙满生50000元，放弃了应继承父亲孙子杨的那部分遗产份额，其放弃部分的份额由孙满生享有，本院予以支持。杨素红在诉讼过程中表示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给孙天怡，本院予以支持。3、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142.23平方米的面积中有42平方米属于孙子杨与袁淑华的夫妻共同财产，100.23平方米属于袁淑华的个人财产。孙子杨死亡后，其个人所有的21平方米房产属于遗产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由袁淑华、孙珞生、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3平方米房产。孙珞生死亡后，其继承孙子杨的3平方米房产，由其继承人杨素红、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1平方米。因杨素红表明其应继承的份额赠与给孙天怡，故孙天怡享有2平方米房产，孙士东享有1平方米房产。因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在各收取孙满生5万元后，均表示其应继承孙子杨的房产份额赠与给孙满生，故孙满生因享有12平方米的份额。至此，原珞珈山路21号房屋由袁淑华享有124.23平方米（21平方米+3平方米+100.23平方米）、孙城生享有3平方米、孙满生享有12平方米、孙天怡享有2平方米、孙士东享有1平方米。袁淑华死亡后，其享有的124.23平方米房产属于遗产范围，由其继承人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及孙珞生的代位继承人孙士东、孙天怡继承，孙城生、孙满生、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继承20.705平方米（124.23平方米÷6份），孙士东、孙天怡各继承10.3525平方米（20.705平方米÷2份）。最终，原珞珈山路21号142.23平方米的房屋继承完毕后，由孙城生享有23.705平方米（20.705平方米+3平方米），占比16.67%；孙满生享有32.705平方米（20.705平方米+12平方米），占比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享有20.705平方米，各自占比为14.56%；孙士东享有11.3525平方米（10.3525平方米+1平方米），占比7.98%；孙天怡享有12.3525平方米（10.3525平方米+2平方米），占比8.68%。因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8）、10栋5单元17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6）、10栋5单元19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7）的房屋均由原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拆迁置换而来，故本案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10栋5单元17室、10栋5单元19室的房屋各自占有的份额与在原武汉市洪山区珞珈山路21号房屋所占有的份额不变，份额分别为：孙城生16.67%；孙满生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自为14.56%；孙士东为7.98%；孙天怡为8.68%。故本院对被告孙满生提出的确认其享有位于洪山区××路工农××单元××室、10栋5单元19室的房产的6/7的份额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801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8）、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7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6）、位于洪山区珞南街珞狮北路工农湾10栋5单元19室（产权证号：洪2006003277）的三套房屋，由原告孙城生享有16.67%；被告孙满生享有22.99%；孙武生、孙汉生、孙湘笋各自享有14.56%；孙士东享有7.98%；孙天怡享有8.68%；二、驳回原告孙城生及被告孙满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原告孙城生负担，反诉费40元被告孙满生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孙城生及被告孙满生各负担2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 伟人民陪审员  李宏波人民陪审员  李 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吴佳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