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绍诸商初字第2530号
原告：合肥乐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军。
委托代理人：李军民。
被告：浙ＸＸ汇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委托代理人：蔡晶。
第三人：上海高盾环境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锋。
委托代理人：吴军。
原告合肥乐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昊公司）为与被告浙ＸＸ汇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汇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8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2年9月19日、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同时，本院通知上海高盾环境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2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以及第三人高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乐昊公司诉称：2011年，被告华汇公司将无锡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工程分包给原告。施工过程中，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增加和变更工作量，按照约定完成工程安装。2011年8月至10月间，原告向被告发送10份工程签证单，并经被告盖章予以确认。2012年3月4日，经被告负责人王彦涛签字确认，被告共欠原告工程款154，899.17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一直没有支付余款。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余款154，899.17元，并赔偿自2012年3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华汇公司辩称：原、被告从未建立过任何承揽合同关系。经被告核实，原告与第三人高盾公司签订过工程承包合同，所涉项目即为原告诉称中主张的项目。鉴于原、被告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能同意。审理中，被告确认涉案工程
--无锡市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由其从无锡新都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公司）承包而来，并由被告分包给高盾公司施工。
第三人高盾公司述称：涉案工程由被告华汇公司中标，华汇公司又分包给第三人施工。第三人派项目经理王彦涛管理施工队。原告提起的纠纷在签证部分，该部分款项应与第三人结算；但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签证部分要由第三人盖章确认。此外，第三人每次付原告工程款，都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到第三人公司领取的。
原告乐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王彦涛系被告华汇公司无锡盛高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的代理人。
该授权委托书记载：“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张建华系华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华汇公司的王彦涛（项目经理）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名义参加无锡盛高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的施工管理活动。我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授权委托书下方代理人栏的名字（王彦涛）、性别（男）、单位（华汇公司）等，据原告陈述为王彦涛书写（其他内容均为打印体）。代理人栏的下方为投标人（盖章）栏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栏，投标人一栏盖有被告华汇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一栏为空白。落款时间年月日处仅在年份栏填写2011。
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对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予以确认，但提出：从授权委托书“投标人”为被告华汇公司来看，该授权委托书的目的是为了招投标。对于授权委托书主体部分以及代理人栏的书写体，被告不予确认。王彦涛不是被告员工，被告也从未向所谓的王彦涛出具过相关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是伪造的。在第三次庭审中，被告又提出无法确认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是被告公司的。第三人则认为，王彦涛是其公司派去的项目管理人，对于授权委托书加盖被告公章之事第三人也不清楚。
2、现场签证单10份（附增加工程量清单10份、照片17张）、签证证明1份，证明：原告为涉案工程增加工程量，总计工程款（材料费、安装费）154，899.17元。2012年3月4日，被告负责人王彦涛对此签字确认。
上述现场签证单记载的主送单位为原告乐昊公司，收文单位为被告华汇公司，涉及项目为无锡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工程，内容基本为：乐昊公司“根据贵司指令通知”，金匮里项目增加工程量，现将此项方案及报价上报，“敬请贵司领导审批确认”。左下方甲方现场负责人一栏有“王彦涛”的签名，并加盖“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落款时间跨度自2011年8月26日至同年10月1日。增加工程量清单也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
被告对王彦涛的签名提出质疑，认为现场签证单和签证证明上王彦涛的签名与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不符，签证单上加盖的被告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系伪造；所附照片也不能反映工程量增加的情况；王彦涛的行为不是代表被告作出，涉及的款项原告应向第三人结算；签证证明从性质上讲只是证人证言，而王彦涛不能出庭作证，故签证证明无效。第三人则认为王彦涛作为第三人的项目经理，应该知道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合同约定的条款及所需办理的签证手续；王彦涛在2012年3月4日出具了签证证明，但在4月初即向第三人提出辞职，第三人怀疑王彦涛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军之间有什么关系。
3、被告与业主新都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招投标文件、工程竣工资料（包括工程竣工报验单、工程开工报审表等）、工程结算书、工程付款资料各1份（上述材料上或有被告华汇公司的印章，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在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材料中，“王彦涛”作为项目经理在盖章处有多处签名），证明：2011年5-7月，被告参与无锡市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的投标，中标后与业主新都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被告将该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包括签证部分在内，全部工程款都是由被告向业主领取的。
被告对盖有华汇公司印章的相关材料予以认可，但对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材料不予认可。第三人对华汇公司向业主领款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确认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
4、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工程结算依据、告知书、工程预算表各1份，证明：2011年8月9日，第三人高盾公司与原告乐昊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施工安装合同，因此原告知晓其合同的相对方为第三人。双方明确约定原告施工的工程量须以第三人提供的施工图纸为依据，并由第三人现场书面确认为准；原告完成的工程量有增减变化的，应以第三人盖章确认的签证为准。
5、协议书1份，证明：2011年12月7日，第三人高盾公司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军就签证部分工程款的支付作出安排，即第三人与业主方结算完成、收到业主方款项后支付给原告，原告对此予以确认，故原告没有理由要求被告支付相应款项。
6、请款单2份，证明：就涉案工程应支付原告的款项，原告是向第三人提出付款请求的。
对于证据4、5、6的真实性，原告不持异议，但认为涉案工程是被告中标的，跟业主签合同的也是被告，高盾公司只是参与施工管理，与本案没有关系；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是被告要求原告签订的，实际没有履行，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又辩称该份内部承包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涉及款项是35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所有文件和合同没有禁止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增加工程量，本案所涉签证部分就是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增加的工程量，现原告要求被告就该增加工程量部分支付款项。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则不持异议。
7、离职交接情况说明、离职申请、离职审批交接单、辞职报告各1份，证明：王彦涛是第三人高盾公司的员工，其离开高盾公司是2012年4月11日；王彦涛经手3个项目，其中包括涉案工程项目；王彦涛不可能作为被告的项目经理进行工程管理。
8、员工试用期合同、上海先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退工备案登记表、劳动聘用合同、用工证明以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1份，证明：第三人高盾公司与上海先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王彦涛受聘于高盾公司，社保关系以先宇公司的名义办理，高盾公司于2012年4月11日为王彦涛办理退工手续。
原告对证据7、8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王彦涛作为被告的项目经理得到被告确认，项目经理也不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第三人对证据证明的内容不持异议。
本院先就证据3-8分析认证如下：
证据3，被告对其中盖有被告华汇公司印章的材料不持异议，但对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材料及该印章本身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原告取自涉案工程业主新都公司（被告对此未提供相反证据），盖有华汇公司印章的材料和盖有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材料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其真实性可以确认。
证据4、5、6，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第三人也表示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7、8，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被告取自第三人高盾公司，并得到高盾公司的认可，证据涉及的王彦涛又是涉案工程施工的负责人，故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可确认。
根据上述已确认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首先认定如下事实：
2011年5月，被告华汇公司参与无锡市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的招投标。2011年6月，华汇公司中标该工程。同年7月29日，华汇公司与工程业主新都公司签订无锡金匮里售楼处空调分包工程施工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工程分包范围为售楼处VRV室外机、室内机的供货及安装，空调风管、冷凝水管、冷媒管及配件的供货与安装等；工程实行固定总价承包方式，包设备供货、包施工安装；工程总价金额为人民币1，225，532元等。
此后，被告华汇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第三人高盾公司施工。2011年8月9日，高盾公司又与原告乐昊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一份，将涉案工程的安装施工交由后者具体实施。合同约定：施工范围及内容为售楼处中央空调管道安装、室内外机的安装及系统调试。乙方（乐昊公司）采取包工包料的承包方式，承包费用总额350，000元。乙方作为甲方（高盾公司）员工，自愿以自负盈亏的方式承包经营本工程。乙方施工的工程量须根据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为依据，并由甲方现场书面确认为准；乙方完成的工程量若与甲方和发包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内容有增减变化的，应以甲方盖章确认的签证为准。双方还通过乐昊公司确认工程结算依据、高盾公司发给乐昊公司告知书的方式约定：与原合同内容有增减变化的，以高盾公司预算部确认盖章的工程签证为准；项目经理签认的单据须由高盾公司认可，盖章后才能作为依据。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需由高盾公司确认的全部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量增加签证、工程结算文件等，必须由高盾公司加盖公章方可生效。
此后，原告乐昊公司按照与第三人高盾公司签订的合同进行涉案工程的安装施工，并陆续向高盾公司领取工程款。2011年11月中旬，涉案工程竣工。2011年12月7日，乐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军与高盾公司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对涉案工程后期工作执行及款项支付作出约定：乐昊公司需配合高盾公司完成后期与业主方的结算事项；签证部分等高盾公司与业主结算完成，高盾公司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乐昊公司，签证部分需符合高盾公司审价流程要求；乐昊公司同意上述条款后，高盾公司在收到业主方支付的款项后即支付乐昊公司合同价（350，000元）的95%。审理中，乐昊公司与高盾公司确认，高盾公司已支付乐昊公司合同价的95%。
2012年8月23日，原告乐昊公司持由“王彦涛”签字，并加盖被告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10份现场签证单等证据，向本院起诉，要求华汇公司支付工程款154，899.17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乐昊公司主张，其起诉的是涉案工程的签证部分，该签证部分是原告根据被告要求增加的工程量，与第三人高盾公司没有关系，相应工程款应由被告支付。被告则认为原告是与高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原告应与高盾公司结算，被告对原告没有付款义务。
为证明根据被告要求增加工程量的主张，原告提供证据2，即由王彦涛签字的签证证明和由王彦涛签字并加盖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印章的现场签证单；同时，为证明王彦涛系被告的项目经理，提供加盖有被告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证据。
要对当事人的争议作出判断，首先必须查明王彦涛的身份。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第三人高盾公司的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1年6月18日，王彦涛受聘于高盾公司。高盾公司从被告处承揽涉案工程后，指定原告乐昊公司安装施工，并委派王彦涛作为项目经理对施工队进行管理。乐昊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陆续向高盾公司领取工程款。领取款项时，须由高盾公司的相关人员或部门填写请款单。王彦涛曾在一份请款单项目经理意见一栏出具“请公司按合同支付”的意见。因此，从乐昊公司与高盾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王彦涛是高盾公司的项目经理，乐昊公司对涉案工程的施工，受其管理；对此，乐昊公司也是明知的。
但本院又注意到，在涉案工程的相关竣工、结算资料中，均出现了“项目经理”王彦涛的签字，或者同时盖有被告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由于与业主签订合同的涉案工程的分包人是被告，故相关竣工、结算文件须以被告的名义作出。因此，本院判断，王彦涛的劳动关系虽在高盾公司，但在涉案工程的施工中，对工程业主而言，王彦涛又是被告华汇公司的项目经理。
再来分析原告乐昊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现场签证单、签证证明。
关于授权委托书。据乐昊公司陈述，授权委托书代理人一栏由王彦涛填写；从授权委托书主文的行文方式分析，该授权委托书是“张建华”以被告华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作出的，按常理下方法定代表人一栏应由张建华签字，但实际却只有华汇公司的印章；王彦涛对外是华汇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其应有接触华汇公司印章的便利。故本院判断，该授权委托书应是王彦涛制作后提供给乐昊公司的。
关于现场签证单和签证证明。由于王彦涛对外身份是被告华汇公司的项目经理，因此在华汇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王彦涛的签字及其所盖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应认定具有真实性。原告主张现场签证单、签证证明涉及的工程量，系根据被告华汇公司的要求而增加。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涉案工程为中央空调的安装工程，体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被告华汇公司将该工程分包给第三人高盾公司安装施工，高盾公司又指定原告乐昊公司具体实施。因此，很难想象，乐昊公司在按其与高盾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施工过程中，又接受被告的指令完成临时增加的工程量；
二、在乐昊公司与高盾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以及相关文件中，对工程量增加的签证流程事先有约定；工程竣工后，双方又以签订协议书的形式对签证部分的结算进行了约定，并且明确乐昊公司是向高盾公司结算。本案审理中，原告未提供该部分签证材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与高盾公司就该部分签证进行结算。因此，本院有理由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签证部分即为其向高盾公司提出部分。也正因如此，由于原告提供的现场签证单，其行文对象为华汇公司而非高盾公司，使本院对该部分现场签证单是否为原始资料产生合理怀疑；
三、审理中，原告先是提出其与第三人高盾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是根据被告要求签订，并未实际履行。在本院追加高盾公司参加诉讼后，又辩称该份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并强调本案起诉的是根据被告华汇公司要求增加的工程量部分。该前后矛盾的陈述足以使本院对原告诉讼之诚信产生动摇。因此，原告主张其根据被告要求增加工程量，本院难以认定。
综上，从被告华汇公司与业主新都公司的外部关系而言，王彦涛的身份是华汇公司的项目经理，华汇公司对此实际也予以认可。因此，授权委托书授权王彦涛以被告公司名义参加涉案工程的施工管理，现场签证单又由王彦涛签字并加盖华汇公司第二项目部的印章，这些证据从形式上看是真实的。但从华汇公司与原告乐昊公司以及第三人高盾公司的内部关系而言，王彦涛系高盾公司的项目经理，具体管理乐昊公司对涉案工程的施工。根据该内部关系以及授权委托书、现场签证单的行文方式或行文对象分析，上述证据的内容又是令人生疑的；而即使这些证据的内容完全真实，也只能作为证明原告增加工程量的证据，而不能证明现场签证单涉及的工程量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的指令而增加的。
据此，就当事人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现场签证单、签证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现场签证单所涉工程量，为原告根据被告要求而增加。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乐昊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主张事实，即其提供的10份现场签证单所涉工程量是根据被告华汇公司的要求而增加。但经审理查明，涉案工程由被告从业主新都公司分包而来，被告又分包给第三人高盾公司施工，高盾公司再交由原告负责具体施工。因此，与原告发生承揽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非被告；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是直接根据被告的要求增加工程量，亦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增加工程量发生了承揽合同关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工程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合肥乐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24元，由原告合肥乐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524元，款汇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并注明上诉费及一审案号、上诉人的姓名或单位，绍兴银行营业部及各网点不办理现金交费业务）。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钢杰
代理审判员 何 婧
人民陪审员 吕汉成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冯韩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