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云09行终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址临沧市临翔区沧江路***号。法定代表人林俊，局长。委托代理人杨晓，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禹倩，临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职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市分公司。所在地址临沧市临翔区南屏西路*号。法定代表人邹学林，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跃英，云南任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林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市分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正怀，女，1964年2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居民，住所地临沧市临翔区。系死者段某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荣萍，女，1986年12月30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居民，住所地临沧市临翔区。系徐正怀之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荣军，男，1988年10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居民，住所地临沧市云县。系徐正怀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芳，女，1943年10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临翔区人，住所地临沧市临翔区。系死者段某母亲。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应祥，临沧市欣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临沧市人社局），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产保险公司）因临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伤行政认定一案，不服临翔区人民法院（2017）云0902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临沧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禹倩，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跃英、李林华，被上诉人段荣萍及徐正怀、段荣萍、段荣军、王学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应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段某于2009年2月起被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聘用为工人，具体负责公司下属临翔支公司（旗山路390号）办公楼、住宿区值班安全保卫工作，财产保险公司每月支付劳务费1200元，每年144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财产保险公司也未为段某办理、缴纳任何社会保险。2014年5月1日，财产保险公司与段某共同签订了一份书面《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协议》，履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24时止。协议内容为根据工作需要安排段某在后勤岗位工作，具体为：做好旗山路（390号）临翔支公司办公楼、住宿区值班安全保卫工作、一楼场院卫生工作及接待室的环境卫生工作；协助公司做好“三防一保”、消防安全、水电安全等工作，财产保险公司每月支付劳务费1200元，每年14400元。协议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但仍继续履行协议内容。2015年11月6日下午15时许，他人发现段某在财产保险公司值班室死亡，财产保险公司有关人员在及时通知其家属的同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后来，临翔区公安分局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段某血液乙醇含量进行检验，检出乙醇含量为86.56mg／100mL血，并最终根据本局凤翔派出所的委托，对死者段某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分析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后来，对段某的死亡原因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未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认定。根据原告徐正怀的申请，被告临沧市人社局于2016年12月7日对段某的死亡作出“临工认字[2016]3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对段某的死亡不予认定工伤（亡）、不视同工伤（亡）。原告徐正怀、段荣萍、段荣军、王学芳不服被告临沧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临沧市人社局作出的“临工认字[2016]3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临沧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该法的规定，作为企业法人的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于2009年2月5日至2015年11月6日间，与原告徐正怀的丈夫段某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段某与该公司形成的劳动关系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范围。段某于2009年2月起到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内容为负责支公司办公楼、住宿区值班安全保卫工作、一楼场院卫生工作及接待室的环境卫生工作、协助公司做好“三防一保”、消防安全、水电安全等工作，月工资为1200元。虽然劳资双方仅在期间的2014年5月1日，共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协议》，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也没有为段某办理工伤保险等有关社会保险，但双方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即人身依附关系，不影响对段某死亡后是否构成工亡的认定并获得赔偿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即该规定中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作为工伤认定的二大要素。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就治、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的权利。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突发疾病”的疾病类型、疾病是否与工作原因有关、是否是固有疾病等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故不能排除职工原有或已有疾病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而适用该条规定的情形。同时，每个人对于疾病突发的身体反映与忍受力并不相同。综上，段某的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前提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但具有“醉酒或者吸毒的”情形，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在此的“醉酒”，是指劳动者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达到醉酒的状态，在酒精作用期间从事工作受到的伤害，也即劳动者在工作时因醉酒导致行为失控而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得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首先，虽然段某死亡后，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但公安机关认定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其具有突发性、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不属于上述醉酒导致行为失控后而对自己造成伤害结果的情况，也即醉酒与脑出血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醉酒不必然导致脑出血，脑出血也不必然由醉酒引起，即段某的醉酒行为，不属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其次，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分析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死亡，具体是否属于脑出血导致死亡没有其他职能部门的进一步分析认定，而生活中导致死亡的自身疾病多种多样，即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只推定其属于脑出血死亡，而不肯定属于脑出血死亡；第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列举出段某的死亡，确实系脑出血导致死亡，其脑出血确实是由于“醉酒”引起的而不能认定为工亡的充分事实证明，故从《工伤保险条例》最大限度地充分保障劳动者利益的立法精神考虑，本案应认定段某为工亡。综上，被告临沧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撤销。原告徐正怀、段荣萍、段荣军、王学芳主张的临沧市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临沧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临沧市人社局、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主张的要求维持《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抗辩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及与有关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的“临工认字[2016]37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被告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人临沧市人社局上诉称，上诉人认定段某之死不视同工伤的决定准确无误，临翔区人民法院（2017）云0902行初5号行政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部分事实认定出现错误。一、上诉人认定段某之死不视同工伤的决定准确无误。（一）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段某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清晰明确的劳动关系；（三）段某死亡时处于醉酒状态；（四）段某之死不应当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二、一审判决错误地解释和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一）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法律条文中的并列关系阐述为因果关系；（二）一审判决超越法律条文语言文字表述所能涵盖的内涵和外延错误地对法律条文进行无限制地扩大和限制解释；（三）一审判决所陈述的理由在逻辑上存在重大矛盾；（四）一审判决以临翔区公安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来否认段某之死与“醉酒”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出现错误。一审判决称，“后来，临翔区公安分局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段某血液乙醇含量进行检验，检出乙醇含量为：86.56mg／100mL，并最终根据本局凤翔派出所的委托，对死者段某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分析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临翔区公安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的时间是2015年11月6日，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血液乙醇含量检验时间是2015年11月11日，是两个各自的检验鉴定过程，不存在最终根据哪一个检验鉴定意见作出结论的问题，一审判决却颠倒了事实发展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在事实认定方面进行了“最终”的认定，不符合客观情况。另一审判决中，“后来，对段某死亡的原因，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未再进行进一步分析认定”的表述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一审庭审中，第三人提出，当时主张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作进一步的检验鉴定，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明确拒绝，临翔区公安分局作了相关记录，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对该情况也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却对其予以否认，与实际情况不符。综上所述，临翔区人民法院（2017）云0902行初5号行政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在适用法律方面显著错误。故请求，一、撤销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7）云0902行初5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财产保险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的理解和适用错误。上诉人与段某双方仅存在劳务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视同工伤”的理解和适用错误。段某死亡时醉酒事实清楚，且法律条文明文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但一审法院认为“从《工伤保险条例》最大限度地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的立法精神，本案应认定段某为工亡，”一审法院对“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解释与适用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只要有醉酒的情形就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审法院以因果关系证明不充分为由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限制了该条的适用范围，是对该条法律的不当解释；一审法院认为“从《工伤保险条例》最大限度地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的立法精神，本案应认定段某为工亡”。这属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精神的片面理解与适用。三、一审法院关于“醉酒”的理解无法律依据。本案在段某死亡时处于醉酒状态的事实清楚和法律明文规定“醉酒或者吸毒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对醉酒与脑出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人为的、主观的扩大解释，以此推导出“醉酒与脑出血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的论断是不合理的。四、一审法院在段某醉酒与死亡因果关系上认定错误。醉酒或吸毒致死，在法医学角度醉酒或吸毒只是诱因，是醉酒这个诱因引发了身体机能异常状态。结合《工伤保险条例》可以看出，之所以将醉酒情形不予认定工伤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本身存在过错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死亡事故的发生，条例明确规定醉酒情形下不应认定为工伤。五、一审法院对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持质疑态度，所以被上诉人要求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认定工伤无事实支撑。一审法院认为，“…具体是否脑出血死亡没有其他职能部门的进一步分析认定…不肯定属于脑出血死亡。”该分析是对临翔区公安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关于“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这一鉴定意见的质疑，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要求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认定工伤无事实支撑。六、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程序存在问题。死者段某的亲弟在临翔区人民法院工作，无授权委托办理了立案；法庭应对死者的亲弟在临翔区人民法院工作主动说明及主动回避，请求，发回异地重审。被上诉人徐正怀、段荣萍、段荣军、王学芳共同答辩称，一、死者段某与财产保险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认定事实方面的问题。一是段某于2009年2月至死亡，一直在财产保险公司从事保安和负责接待室的管理工作，达5年之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临沧市人社局已查明并认可，一审庭审时财产保险公司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二是死者段某是在工作地点（值班室）、工作时间死亡；三是死者段某是因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二、适用法律方面。社会保险法第37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视同工伤，即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本案中，死者段某死亡原因，经公安机关鉴定，属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并非醉酒导致死亡，死者的死与醉酒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临沧市人社局仅引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不当，明显不符合社会保险法第37条的规定，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认定视同工伤。三、程序问题。一是死者段某的亲弟段汝赡在临翔区法院工作（2016年10月已退休）是事实；二是段汝赡代写诉状也是事实，亲哥死亡代处理善后事宜并无过错；三是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已尽了告知义务，是否申请回避等等，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总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但一审认定的“后来，临翔区公安分局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段某血液乙醇含量进行检验，检出乙醇含量为86.56mg／100mL血，并最终根据本局凤翔派出所的委托，对死者段某作出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分析段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后来，对段某的死亡原因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未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认定。”应更正为“2015年11月6日，经临翔区公安分局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鉴定为：‘根据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无自杀和他人加害迹象，分析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经临沧市临翔区公安分局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段某的血液乙醇含量进行检验，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11日完成鉴定，检验结果为：‘送检段某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86.56mg／100mL血。’”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在于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存在分歧，现分述如下：一、关于一审审判程序问题。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提出，死者段某的亲弟弟系一审法院干警，在无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办理了立案等手续，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专门说明，也未主动回避，这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对此，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且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未明确提出要求一审法院回避的申请。其在二审中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应属管辖异议，但该管辖异议同样不符合指定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故对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段某与财产保险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确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关系成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作为企业法人的财产保险公司于2009年2月起招用段某到公司工作，期间，于2014年5月1日与段某签订《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协议》：约定期限自2014年5月1日零时至2015年4月30日24时止；安排段某在后勤岗位工作，做好旗山路临翔支公司办公楼、住宿区值班安全保卫工作、一楼场院卫生工作及接待室的环境卫生工作，协助公司做好三防一保、消防安全、水电安全等工作；财产保险公司应为段某提供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条件，段某应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按时完成协议约定的工作任务；段某完成协议约定的工作内容后，财产保险公司按月支付劳务费每月1200元，每年14400元。虽然期满后，双方对此协议没有终止也没有续签，但从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和《云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凭证相互对比，双方仍然在履行着协议的内容，且证人证言和死亡现场也证明段某在死亡前仍在财产保险公司当任门卫（保安）工作。上述事实表明段某从事的工作系财产保险公司的组成部分，并接受财产保险公司的劳动管理，形成和延续了事实的劳动关系，故上诉人财产保险公司关于公司与段某仅存在劳务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段某的死亡是否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于段某的死亡是否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应结合段某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综合判定。首先，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看，段某被招用为财产保险公司后勤岗位人员，受公司安排负责值班安全保卫工作等，2015年11月6日下午其在公司值班室死亡，应确定为在工作时间段内，在工作状态下。其次，从段某的死亡原因上看，临翔区公安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的鉴定意见为，根据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无自杀和他人加害迹象，分析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段某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视同工伤的情形，并无不当。四、关于段某的死亡是否应适用“醉酒的除外”相关条款。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本案中，段某死亡时身体处于醉酒状态，对此各方均无异议。争议焦点是：醉酒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是否需要以受伤害职工醉酒与受伤害职工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条件。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对于是否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判断应围绕事故的发生原因予以考虑，如果将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排除情形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联性一概不予考虑，明显是将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排除情形泛化，不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关于在工伤认定中与“醉酒”有关的规定，在201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之后，2011年7月1日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其中的“导致”二字已明确醉酒与工伤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关于适用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排除情形，应当对“醉酒”与伤害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审查判断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认定职工是否属于因醉酒导致死亡的情形时，应当以公安机关、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报告、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证据作为依据。本案中，临翔区公安分局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鉴定意见为无自杀和他人加害迹象，分析系自身疾病（脑出血）死亡，证明了导致段某死亡的事实，且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伤害与死者段某醉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段某的死亡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且不属于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情形。上诉人将存在醉酒行为与事故伤害发生的所有情形一律排除在工伤范围之外，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充分保障无过错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其作出的段某突发疾病死亡，不予认定工伤（亡）、不视同工伤（亡）的决定，属适用法律不当，确实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上诉人临沧市人社局、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50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市分公司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 明审判员 邬忠育审判员 周付翠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