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3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377号—379号。
负责人：陆济忠，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昕淼，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工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家春，男，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萍，上海住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敏聪，上海住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以下简称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为与被上诉人陆家春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1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昕淼、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冠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陆家春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该行于系争第一笔交易后即发送短信提示陆家春，但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致使30分钟后发生后续系争交易，期间陆家春至ATM取款100元，但此时仍未进行银行卡挂失、将资金全部取现等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此后又发生两笔系争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372.84元（以下币种同）、3,457.61元，陆家春应就其扩大的损失部分承担责任；2、目前，涉案银行卡资金被盗刷并未被公安机关侦破，银行卡相关信息如何被不法分子获取仍未可知，一审判决将他人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密码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银行显不合理，此外，银行与存款人之间为平等民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应将损失分配给能力较强的一方当事人缺乏法律依据。
陆家春辩称：其收到银行第一笔交易扣款通知时，以为是诈骗短信，所以未将银行卡挂失，之后不放心就与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联系，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其去ATM取款，可能是为了证明卡在本人身边，故陆家春根据银行要求只取款100元，当时以为银行采取措施冻结其账户，所以未将全部余款取出，陆家春对于存款损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据此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陆家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赔偿597,101.9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陆家春在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处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卡号为XXXXXXXXXXXXXXX3271。2017年6月29日，陆家春通过农行上海浦东分行的交易提示短信得知，其持有的前述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发生六笔交易，分别为08:53时发生的消费交易573,364.21元；09:23时发生的现支交易3,437.45元、手续费46.37元；09:24时发生的现支交易3,437.45元、手续费46.37元；09:26时发生的现支交易2,890.74元、手续费40.91元；10:07时发生的消费交易10,372.84元；10:09时发生的消费交易3,457.61元，另产生查询费8元，合计597,101.95元。2017年6月29日09:30时，陆家春就前述农业银行借记卡被盗刷之事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报警。
另查明，陆家春于2017年6月29日09:43时、10:37时、10:38时分三次用涉案借记卡在农业银行网点现支共计3,600元。一审审理中，农行上海浦东分行陈述，陆家春涉案借记卡系争的消费是于美国通过POS机刷卡交易或现支交易。
一审法院认为，陆家春与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之间形成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陆家春作为储户将钱款存入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处后，其存款所有权即转移给农行上海浦东分行，陆家春作为借记卡的持卡人对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依法享有金钱给付债权。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所涉交易是否系伪卡交易；二、伪卡交易中是否适用“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交易”的合同约定；三、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
一、关于本案所涉交易是否系伪卡交易。涉案借记卡在美国发生交易时间为2017年6月29日8时至11时之间，陆家春在此期间持卡身在国内并办理了取款业务，依据常理，涉案借记卡真卡不可能同时在两地办理交易。故系争的交易应不是通过该借记卡真卡刷卡完成，而是由案外人通过对陆家春借记卡复制所形成的伪卡进行刷卡交易，因此本案所涉交易非涉案借记卡真卡交易，而是使用系争银行卡伪卡的行为所引发。
二、关于伪卡交易中是否适用“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交易”的合同约定。首先，从合同条款解释的角度考量，本案中借记卡领用合约系针对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发行的真实的借记卡所拟订，其适用前提为真实借记卡的使用行为，故该条款应采用限缩解释原则，只有在使用真实借记卡进行交易的前提下，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可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其次，从合同的可预见性法理考量，商业合同的约定应以当事人的合理能力范围为基础。陆家春作为普通民事主体，在系争借记卡的密码保管方面，其能力范围仅限于对其自身行为予以规范，即妥善保管以防止泄露，对于他人通过其他手段获取该密码，陆家春并无能力予以防范；且如果此条约定适用于本案情形，则实质系将他人对陆家春实施的不当侵害行为视为陆家春本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所为，显不合理。故此条约定应仅适用于陆家春持真实的借记卡正常使用密码或对密码泄露负有过错的情形，对于本案所涉情形并不适用。最后，如伪卡交易中仍然适用“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交易”的约定，由陆家春承担损失会造成合同双方的利益失衡。其一，在承担损失的能力方面，应考虑将损失分配给能力较强的一方当事人。从本案相关事实来看，对陆家春个人而言，从其得知其卡内资金被盗刷伊始，除了要承担巨额的财产损失，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刑事报案和民事诉讼等一系列追讨活动。对个体而言其承担损失的能力十分有限。而如果由发卡行先行承担损失，其既具有更强的经济、技术、法律能力进而向有关责任方追偿，也可以通过增加服务成本等形式，在大量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之间进行分散，使每位持卡人承担的数额非常微小，从而减少了单个持卡人可能存在的损失风险，进而促进银行卡交易更好地推广使用。其二，在损失处理能力方面，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作为发卡行与陆家春持卡人相比较，更容易获得产生类似本案伪卡交易损失的成本、频率和原因等详细交易信息，从而为更有效地控制损失寻求途径。发卡行不仅可以选择适当的银行卡客户，还可以在银行卡的发放、识别、使用等具体业务流程选择更为安全稳妥的方案，更进一步完善大金额交易及时通知服务，以尽可能地减少和控制类似损失的发生。其三，在损失预防方面，发卡行也可以通过采取各种交易技术升级创新措施，来极大地降低损失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如果由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先行承担则能更好地真正保护陆家春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
三、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的问题，陆家春与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本身不涉及犯罪，同时亦没有证据证明陆家春系盗刷借记卡刑事案件的共同犯罪人，因此公安机关对陆家春存款是否遭盗窃的调查并不影响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对陆家春的责任承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本案应继续审理，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综上，对陆家春要求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赔偿借记卡损失597,101.9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在承担了上述赔偿责任后，依法享有向侵权人进行追偿的权利。遂判决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赔偿陆家春储蓄存款损失597,101.9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9,851元，减半收取计4,925.50元，由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陆家春于2017年09:43时、10:37时、10:38时分三次用涉案借记卡在农业银行网点现支的金额分别为100元、3000元、500元。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所涉交易系伪卡交易以及在伪卡交易中不适用“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交易”之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已有详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陆家春是否存在因过失导致损害扩大之行为，从而可减免农行上海浦东分行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农行上海浦东分行认为，因涉案第一笔交易发生后银行及时向陆家春发送了短信提醒，此时距离第二笔交易发生有半小时的间隔，但陆家春未及时挂失银行卡，从而导致后面又发生五笔交易，故之后五笔交易金额均属于扩大的损失，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陆家春则认为，其收到第一笔交易短信提醒后以为是诈骗短信，所以先通过向公安报案、电话联系银行工作人员等方式进行核实，直至09:43时通过ATM查询才确认银行卡确实发生盗刷，但因已经联系过银行，银行应当已经采取了有效止付措施，故没有将银行卡挂失或者将余款全部取出，不存在因过失导致损害扩大情形。本院认为，持卡人并不负有随时查看银行发送的短信提醒之义务，本案中陆家春在看到短信提醒后先核实短信的真实性，符合一般人在该种境况下行为之常理，难谓存有过失。但至09:43时陆家春在ATM上查询存款余额时，其已经确认借记卡被盗刷，此时作为一般有智识的成年人，其应当知晓在系争银行卡已经发生四笔盗刷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将银行卡挂失或将卡内余额取出，卡内金额有再次被盗刷之风险，同时，陆家春当时身处ATM旁边，且正在进行取款操作，其完全具备将卡内余款全部取出之客观条件，但陆家春当时只取款100元，故系争银行卡于10:07时、10:09时发生的金额分别为10,372.84元、3,457.61元的交易，属于陆家春因过失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失，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陆家春不得向农行上海浦东分行主张赔偿。关于陆家春所称已告知银行相关情况，认为银行已经采取止付措施之意见，因其并未提供曾通过正式途径与银行联系，且银行工作人员向其作出银行已采取止付措施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而银行亦不负有在持卡人未挂失的情况下主动止付之法定或约定合同义务，故陆家春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关于农行上海浦东分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
关于密码泄露的责任由何方承担，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储蓄合同关系，陆家春作为储户对银行享有还本付息的请求权，银行向无权利之第三人为清偿的，应向陆家春承担违约责任。银行若主张储户泄露密码或者对密码保管不善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举证证明储户对密码泄露有过失且与系争交易存在因果关系时，始能相应减轻银行的责任，但本案中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并未就陆家春未妥善保管密码与本案借记卡盗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其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农行上海浦东分行关于最后两笔交易不应赔偿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8109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陆家春储蓄存款损失583,271.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851元，减半收取计4,92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51元，均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婕
审判员 周 欣
审判员 桂 佳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旭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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