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830民初916号
原告：朱兆贤，男，1950年11月11日生，公司职员，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志，盱眙县盱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30575357385P(1/1)。住所地：盱眙县盱城镇。
法定代表人：徐贤省，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选，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兆贤与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3月14日、3月31日公开开庭。原告朱兆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志，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选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于2017年8月1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继续进行审理。后于2017年9月6日、9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7年9月6日的庭审，原告朱兆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志，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选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9月27日的庭审原告朱兆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志，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兆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欠款147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主张之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浙江省台州市人。2010年5月份，原告受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楼国海和30%的大股东张荣康聘用，到盱眙县从事被告公司筹建工作，每月工资经楼国海、张荣康签字确定为30000元（含相关补助费用）。公司设立后，确定原告年薪为300000元。原告在任职期间，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认认真真地完成被告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然而被告却怠于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既不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也不按时发放工资，同时公司有些费用还要原告垫付。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支付工资及报销费用事宜。然而，被告却以资金紧张为由推脱。截止2015年3月，被告计欠原告工资款1475000元（其中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360000元；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690000元；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75000元；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350000元）。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形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怠于履行给付义务，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主体不适格，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或者雇佣关系。（2）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看，系受雇于张荣康个人而非保利来公司。（2）被告支付工资的前提是双方具有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而原告并不是保利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恰恰说明公司未对张荣康的行为进行追认。2、劳动争议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且原告的起诉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公司并不欠原告工资或者劳务费，主要理由为：（1）2010年5月公司尚未成立，不可能与原告建立劳动或者雇佣关系。（2）公司2011年5月17日成立以后，因股权转让纠纷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公司未进行经营，也无工作可干。鉴于公司管理经营处于瘫痪的状况，也不可能委托朱兆贤从事相应的劳务工作，并其本人长期在浙江金华，并未履行其所谓的协调开发公司项目的工作任务。4、本案的诉讼费等应当由原告承担。
原告朱兆贤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5年6月23日，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盱劳人仲不字[2015]第1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朱兆贤已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仲裁委对朱兆贤起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案件不予受理；
2、2014年10月8日，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筹建前期工作说明，主要内容为“朱兆贤从2010年5月起受楼国海和张荣康二人委托朱兆贤（口头）在盱眙县城区内找地块，先找到盱眙龙眼地块，作了方案3次。后又找到华润苏果超市后边，确实了这块地块在2011年1月9日与盱眙县政府签订了合议书，付定金1000万。后再筹备半年，其间2010年6月-2011年5月7日工资及费用每月按叁万元计算，具体详见该公司筹建期工资费用补助表（附工资费用补助表一张）”。该说明系复印件，下方有楼国海、张荣康字样，但也系复印件，楼国海字样上加盖楼国海印章；
3、2015年6月26日，盱眙县兴隆乡人民政府证明，主要内容为“‘盱眙浙商大厦’系盱眙县兴隆乡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项目，2011年1月30日，由江苏省浙江商会与盱眙县人民政府签订《建设盱眙浙商大厦项目合同书》。为了建设该项目，2011年5月17日，成立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开发。朱兆贤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自公司成立前的2010年6月份即开始参与该项目地块的选择，其后参与该工程方案有关工作，并具体负责与招商单位的联络工作。直至2015年3月底，朱兆贤仍在该公司工作”；
4、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筹建期员工工资、费用补助表（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载明朱兆贤此期间工资为360000元。该表系复印件，右下方有“制表赵某”字样，左下角盖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5、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表（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该表载有楼国海、朱兆贤等10人工资，其中朱兆贤此期间工资为690000元。该表系复印件，左下角有“楼国海”字样，并加盖楼国海印章，制表处打印赵某名字，盖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6、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主要是因原、被告双方对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表（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中楼国海字样是否是原件而产生。系本院根据被告申请依法委托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楼国海签字字迹不是手写形成，系复制形成”。
7、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发放表（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该表载明朱兆贤等6人工资，其中朱兆贤此期间的工资为425000元。该表也系复印件，下方有杨峰、赵某字样，并盖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8、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欠付朱兆贤工资及费用明细表。该表载明工资部分，应付工资为1635000元，已付160000元，未付应付工资1475000元。该表也系复印件，右下角有“制表赵某”字样，并盖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9、杜波和杨峰的书面证明，杜波证明的内容为“我是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3月底一直在该公司上班。朱兆贤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分管该公司建设的‘盱眙浙商大厦’项目工程工作，直至2015年3月底，朱兆贤仍在该公司工作”。杨峰证明的内容为“我叫杨峰，我是2011年5月份到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班的，任副总经理职务至今；朱兆贤此前已经到该公司工作，也任副总经理职务”；
10、明细分类表3页，主要内容为朱兆贤报销费用的情况，该证据系复印件；
11、到庭证人赵某的证言，主要证明证据4、5、7的真实性和此前相关流程；
12、本院在（2017）苏0830民初917号案件调取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估楼国海、周才炳、王苏平、张荣康持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文号为苏德衡评鉴字（2015）044号。原告另陈述该评估报告第三页明确载明了评估的资料来源是被告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且被告公司对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该评估报告认为，根据被评估单位一直处于非经营状态，朱兆贤未到岗上班的实际情况，估算需支付朱兆贤60万元的工资款，原告对此有异议；
13、本院在（2017）苏0830民初917号案件中调取的苏新华联评报字（2016）第4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14、个人所得税税收完税证明2份。
对原告朱兆贤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质证认为：
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2、对楼国海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从说明的内容看，是楼国海、张荣康的个人委托，公司当时未成立，事后也未追认，其他股东是不认可的；该情况说明的时间是2014年10月8日，当时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不能排除该行为系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从时间节点来看，之前还欠原告工资的话，原告是不可能让楼国海、张荣康签这个说明的，把之前所欠的工资写上或另打欠条，恰恰证明原告所主张其他工资不具真实性；
3、对兴隆乡政府出具的证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作为乡政府不可能清楚朱兆贤与被告公司之间的情况，乡政府没有权利作工作情况的证明；
4、证据4是后期补的，对该证据的来源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上楼国海的签字和盖章真实性也不予认可；
5、证据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财务专用章没有编号，与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不一致；从时间上计算是错误的，原告的工资计算为32个月，从前一张筹建说明来看是12个月，多计算出6个月；这张工资表仿造的可能性更大，朱兆贤已领取11万元；
6、因为双方对其中楼国海的签字是有争议的，我公司认为签字是复印上去的，对方坚持认为是原件是写上去的，经鉴定，该娄国海的签字系复印件，因此，这个工资发放表是虚假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7、同证据5质证意见；对杨峰的签字也不予认可；
8、三性均不予认可；
9、对杨峰证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朱兆贤不可能在未成立的公司工作，还担任副总经理；证明称原告分管工程工作，而且截止到2015年还在公司工作，但基本的事实是工程项目根本没有启动，原告怎么可能做工程工作；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与政府之间的协调，撰写工程设计，法庭应要求拿出工作成果，比如设计的工程图纸；杜波证明的质证意见同杨峰；
10、对明细分类账的质证意见同时，三性均有异议，被告公司不认可；
11、被告认为，赵某的证言证实了原告没有从事具体的房地产开发事业，没有公司的任命，其工资是按照成立前期标准推算出来的，证人本身没有在公司工作，对公司的具体情况不是了解；
12、南京中院的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是：（1）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用于资产评估，不得作为其他用途使用，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股权转让纠纷与劳务合同纠纷本身就是两码事，原告应当围绕其是否实际在公司提供劳务进行举证；（2）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第四页载明公司处于非经营状态，原告未到岗上班的实际情况，估算60万，而实际上应当支付、支付多少，还是要看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确定，并非原告代理人陈述的评估报告认可147万的债务；（3）评估报告的第十二项使用限制说明只能由委托方以及保利来公司以及评估报告上载明的评估报告者使用；（4）在其他应付款项中关于原告的工资明确地列明了在诉讼中评估的价值60万而不是确认价值60万；
13、对资产评估报告“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评估报告上没有委托人，没有看到我司的委托书；（2）从内容看该评估报告不健全，关于原告的部分内容更不应当单独出现在评估报告中或者鉴定书中，有明显的人为造假的痕迹；（3）该评估报告与南京中院的评估报告或者鉴定存在冲突，而且南京中院的评估报告出具时间与原告提供的材料在时间上并不冲突，评估之后并没有新的材料，如果要说评估报告认可的话应当以南京中院的评估报告为依据；（4）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不客观，它仅仅是以账面数作为评估值列示的；（5）该评估报告同样不作为资产处置工程结算债权债务以及其他经济行为使用；（6）在其他应付款评估明细表中，竟然无张荣康的投资款，反而多了原告的款项，这个很奇怪，也是有人为痕迹的；（7）这个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师承诺函竟然是向盱眙力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承诺的，他应当是向委托人比如说是我司委托的，也应当向我公司承诺他的评估的客观真实性，而不是向没有关联的公司承诺；
14、对于两份完税证明，该证据的取得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即原告起诉时，按照民诉法关于举证的规定，早就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其又不属于新证据，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份证据所记载的工资薪金取得的时间是自2011年6月-2012年5月期间，如果其是公司发放的并开具了该发票，恰恰证明了原告领取了工资或者是酬劳；该证据与本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从证据的信息看，不能反映出系出自我司；原告是否有实际的劳动行为也无法从税票上显示；我司当时也就是2011年6月-2012年6月期间公司正处在第一次股权转让纠纷中，管理混乱，不排除有虚设工资税务的可能。
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一份楼国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1、朱兆贤是在项目立项前张荣康找来的，帮助张荣康进行投资选择的，对于公司前期（2014年8月14日股权转让合同签署之前）的各项费用在浙江商会和公司股东会议纪要中已经明确由张荣康承担。2、项目与政府签约后，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项目停滞，公司无工作可干，只有刘喜爱、杨峰等少数几个人保管材料，看管财产，朱兆贤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任命过职务，副总经理是公司高管，要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研究同意才能任命。3、杨峰作为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好任命朱兆贤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该情况说明系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
原告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依法调取了（2015）盱民初字第01000号朱兆贤诉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的庭审笔录。原、被告双方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另质证认为，根据庭审当中原告自认以下事实：（1）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2）原告自称和杨峰住在一起，事后又说住在一个小区但不在同一个房子里，又不能提供房东的联系方式，实际上其这几年他所谓的在公司工作的这几年根本没有在盱眙长期居住，没有固定住所；（3）原告称其2013年的9月到2014年的1月领取工资5万，2011年6月-2013年8月领取工资11万，共计16万元，结合原告没有在公司实际工作的情况，其领取的16万元已经取得了酬劳。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朱兆贤工资待遇的金额认定。原、被告双方对朱兆贤在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筹建前及成立后提供劳动工作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工资标准的确定及付款义务主体的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朱兆贤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主张，理由在于：（1）兴隆乡人民政府的证明证实了朱兆贤从2010年6月起至2015年3月底一直为被告公司的项目开发工作。作为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其具有较高的证明力；（2）朱兆贤提供的公司筹建期员工工资、费用补助表和员工工资发放表虽系复印件，但得到了公司会计赵某的确认；（3）南京中院审理被告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纠纷中进行了资产评估，形成了苏德衡评鉴字（2015）04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书虽系用于股权转让纠纷，但评估依据的资料系被告公司提供，资产评估报告书也声明“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应对其提供额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资产评估报告“其他应付款评估明细表”载明应付朱兆贤2011年6月到2015年5月工资账面价值1466044.65元。虽然资产评估报告在特别事项说明部分称“本次评估根据被评估单位一直处于非经营状态，朱兆贤未到岗上班的实际情况，估算需支付朱兆贤60万元工资款”，但朱兆贤有无上班、有无开展工作的事实仍需由法院依法认定；（4）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据此评估的材料显然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工资表记载的工资是一致的；（5）原告朱兆贤提供的苏新华联评报字（2016）第4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样也记载了朱兆贤的工资情况。两次资产评估都是为股权转让而实施，这至少证明被告公司及股东楼国海、周才炳、王苏平对公司财务账册的真实性是认可的；（6）原告朱兆贤提供的诸多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被告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始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
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的员工工资发放表记载朱兆贤的月工资为25000元，月份数却为32个月，工资总额为8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工资发放表对月份数、工资总额、欠付工资额均作相应调整，应认定双方对此有特殊约定，而不是笔误。该期间原告朱兆贤的工资额应得到确认。故原告朱兆贤的工资应为：（1）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为360000元；（2）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为800000元；（3）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为425000元（含应补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75000元），合计1585000元。
需要指出的是，原告朱兆贤提供了税收完税证明，证实被告公司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事实，被告公司未能提供财务账册予以否认，应认定该证据真实性。从纳税额推算，虽与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存在差距，但至少印证了原告应当享有工资报酬的事实。而是否缴纳，缴纳额是由被告公司掌握，故不能以缴纳额推算工资的具体数额。
2、被告公司已付款项的认定。原告朱兆贤认可其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领取工资50000元，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领取110000元，被告未举证此外还有付款情况，故对该事实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公司设立过程中债务是否应当由公司承担的问题。被告江苏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7日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公司成立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司设立前的诸多工作不能单纯依赖投资人或股东实施，必须借助于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者，也不可能苛求公司待设立后才招聘员工。被告虽辩称朱兆贤系受雇于张荣康个人而非保利来公司，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朱兆贤具体参与了地块的选择、方案的设计等工作，这些工作均系为作为项目公司的被告服务的。而从原告提供的工资表、资产评估报告等也可见，被告公司系将筹建期间朱兆贤的工资作为公司债务处理的。故原告朱兆贤向被告公司主张筹建期间的工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告诉求主张之日的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第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劳动仲裁前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以朱兆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对双方之间的争议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朱兆贤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2010年5月时，原告未满法定退休年龄，但作为用人单位主体的被告公司尚未设立，故该期间双方无法形成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原告朱兆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更无法与被告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综上，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劳务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从司法解释制定的背景来看，其落脚点是“欠条”，而不是“工资”。最高院同时明确解释所言的工资欠条，是指拖欠工资的书面证据，不一定非得有“欠条”二字。本案被告公司已就朱兆贤的工资出具了工资发放表，对朱兆贤的工资作“应付工资”和“未付应付工资”表述。工资发放表并非单纯的对工资金额的记载，也系对一段时间内欠付原告朱兆贤工资的确认，性质上应认定司法解释所言的欠条。故本案即便属于事实上的劳动争议，原告朱兆贤仍有权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三，对被告公司辩解处于瘫痪状态，未进行经营，朱兆贤不可能从事劳务的意见。朱兆贤虽然已超出退休年龄，但从实践来看，原、被告双方约定月薪制。该薪酬方式并不与工作量或劳务成果的多少直接对应。不能认为原告工作多即多发放工资，工作少即少发放工资。应当认为，只要原告完成了基本的工作任务，被告即应给付相应的报酬。从原告朱兆贤提供的乡政府证明，证人证言等看，朱兆贤参与了项目的具体运作，并产生了诸多的报销费用。房地产开发流程繁琐，事宜较多，即便股权转让期间，原告朱兆贤也从事了相关工作，因此，原告朱兆贤陈述其受聘于被告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每月工资30000元（后期为25000元）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原告对此也提供了证据予以证实，应予认定。此外，原告朱兆贤30000元或25000元一个月的工资也处于房地产开发正常水平。被告虽辩称后期原告朱兆贤不可能从事劳务工作，但未能提供考勤记录等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
第四，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本案系普通民事纠纷，应适用二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经查，被告公司欠付工资是累积和持续的，期间被告亦给付部分工资。被告欠付原告工资持续到2015年3月，被告亦制作工资表，此前被告也并未否认债务或表示不同意履行义务。原告朱兆贤于2015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盱民初字第01000号，后于2015年10月9日申请撤诉。原告朱兆贤的该次诉讼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2017年2月15日又提起本案诉讼，仍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第五，对鉴定费用的处理。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系因双方对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员工工资发放表上楼国海的签名字迹是不是手写形成而产生，经查2017年3月31日的庭审中，证人赵某已经证明了工资发放表的真实性，被告申请的此项鉴定对案件事实认定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楼国海的签名如系复印形成，仍无法否定该工资发放表内容的真实性。且被告公司在诉讼中始终未能提供公司的财务账册原件，致鉴定产生，故应依法负担鉴定费用。
综上，原告朱兆贤提供的工资表虽系复印件，但内容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据此主张权利应当得到支持。被告主张工资表的虚假，但本案中始终未能提供公司的财务账簿原件，而在其他诉讼中却提供了包括工资表在内的财务账簿，其辩解不具有合理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苏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朱兆贤工资款147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朱兆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084元（原告朱兆贤已预交），由被告江苏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68000元（被告江苏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由被告江苏宝利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周天保
人民陪审员 毕世伟
人民陪审员 王宜国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龙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