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1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育宏，男，1964年出生。
委托代理人庞云龙、李敏，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良，男，1954年出生。
委托代理人姚世焕，福建厦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育宏因与被上诉人孙国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屋系范育宏名下之产业，建筑面积为102.79平方米。2010年3月29日，范育宏与案外人吕明真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范育宏，受托人为吕明真；在委托人对坐落于厦门市××××路××号××室房屋、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屋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内，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办理如下事宜：1.受托人有权管理、居住、使用上述房屋，有权出租上述房屋，包括代为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代收租金、代为办理租赁登记等事宜；2.……3.受托人有权代为办理抵押借（贷）款手续（可办理多次、循环抵押贷款），权限如下：有权以委托人或受托人或受托人指定的人作为借款人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担保为该借款人向银行或个人或典当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款提供担保，并代为办理相应的借（贷）款、抵押手续，权限包括：代为签署借（贷）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受托人有权就上述合同、协议申请办理公证并有权同意对上述合同、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代为领取所借（贷）款项、并支付相关款项；……代为清偿借（贷）款，代为办理抵押登记注销、领取土地房屋权证及相关权利凭证等事宜；……本委托书未能穷尽且为受托人办理委托事项所必需之其他代理权限，应本着促成委托事项之目的，视为已得到委托人的充分授权；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事项时所有的相关行为，视同委托人本人亲为，因此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及支付的相应税费，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受托人在行使抵押、出售权利时，须出示产权证原件办理方为有效。
2013年12月10日，吕明真作为借款收款人向孙国良出具一份借条，注明：“吕明真身份证3502××××104X受范育宏身份证3502××××2095委托向孙国良身份证3502××××3317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现金支付），每月利息陆仟元整；吕明真以委托人范育宏位于××××新村××号楼××室房产（面积102.79平方米）作为抵押，并提供房产原件一份和厦门公证处委托书原件一份，抵押期为壹年，如到期未还清全款孙国良有权处理该房产。”吕明真出具该借条后将其与范育宏所签订的委托书公证书及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产权证（厦地房证第00××××80号）原件交付给孙国良。
2015年1月8日，孙国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范育宏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3年12月10日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一审判决另查明：2014年11月1日，范育宏登报声明其名下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厦地房证第00××××80号）遗失，并申请补办相应权证。2015年1月21日，范育宏就该房产补办了厦国土房证第01××××70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补办新证显示该房产的地址为厦门市××××新村××号××室。
一审判决认为：范育宏辩称其与吕明真的委托书已于2012年元月16日终止，并提供2012年元月16日以吕明真名义出具的《声明》予以佐证，孙国良对该《声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分析认为，代理权的消灭可以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并通知对方从而达到代理关系的终止。范育宏虽提供了以吕明真名义出具的《声明》，但由于该证据仅为孤证，且该《声明》的内容显示为吕明真与范育宏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范育宏应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补强该证明力，以证明吕明真确实作出了终止与范育宏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范育宏仅以此《声明》证明代理权的消灭，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此外，即使该《声明》系吕明真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与范育宏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于2012年元月16日终止。然吕明真于2013年12月10日持其与范育宏的委托书公证书原件、范育宏名下的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产权证原件代范育宏向孙国良借款的行为仍可构成表见代理。依照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范育宏作为委托人或被代理人，应受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实施的民事行为的约束，享有该行为设定的权利和履行该行为约定的义务。故吕明真代范育宏所出具的借条并收取借款的行为仍为有效代理。故此，孙国良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一个证据链，证明范育宏委托吕明真向孙国良借取了300000元，并以范育宏名下之房产作为抵押。现由于范育宏迟延履行债务，孙国良诉求解除其与范育宏之间的借款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孙国良要求范育宏返还借款本金300000元，按双方约定之月利率2%支付2013年12月10日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孙国良诉求中超出部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孙国良、范育宏之间的借款协议于判决生效当日解除。二、范育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返还给孙国良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3年12月10日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三、驳回孙国良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范育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范育宏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1.案外人吕明真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对查明本案事实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2.本案孙国良并未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也未以此为依据要求范育宏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判决以“即使该《声明》系吕明真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与范育宏的委托代理关系已于2012年元月16日终止。然吕明真于2013年12月10日持其与范育宏的委托书公证书原件、范育宏名下的厦门市××××新村××号楼××室房产权证原件代范育宏向孙国良借款的行为仍可构成表见代理”为由作出判决，明显剥夺了范育宏就“表见代理”问题的辩论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一审判决认定范育宏与孙国良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为《借条》以及孙国良的单方陈述。但《借条》“吕明真”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自愿签署，范育宏无法确认并对此提出明确异议，一审判决仅凭孙国良的单方陈述就认定《借条》签署的真实性，而没有就《借条》的真实性做进一步的事实调查。2.本案中用以确认借款关系的《借条》无范育宏任何形式的确认；孙国良也没有交付任何款项给范育宏；在所谓的借款关系发生之前，范育宏已经解除了对吕明真的授权委托，吕明真无权代理范育宏向他人借款；根据孙国良在一审中的陈述，其一直是在向吕明真而非范育宏催讨借款，表明孙国良也认为借款人为吕明真。因此，本案的借款关系即便成立，也应该是发生在孙国良与吕明真之间。3.孙国良对于交付借款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也没有对借款交付的情况进行详细描述，一审判决也没有查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情况。首先，对于30万元这样的大额借款，采取现金而非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交付，不符合通常做法。使用现金交付而未要求收款人出具收条更是不合常理。其次，范育宏本人从未收到孙国良支付的任何款项，至于吕明真是否收到该笔借款，范育宏无从得知，在吕明真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孙国良应当承担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举证责任。本案孙国良本人并未到庭，其代理人对现金交付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陈述。孙国良并未尽到举证责任，范育宏有理由怀疑孙国良并未实际交付借款给吕明真。再次，根据孙国良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可知，签署《借条》之时其尚未支付该笔借款给吕明真，因此《借条》中的“借到”二字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已经实际支付的依据，《借条》并不是对支付借款行为的确认，而是对借款相关事项的协议约定。孙国良仍应对其已向吕明真支付30万元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4.即便孙国良确实支付过30万元借款给吕明真，那吕明真在《借条》载明2013年12月10日至孙国良提起诉讼的期间是否偿还过本金及利息，应属本案应当依法查明的事实。而一审判决明显遗漏了对还款情况的调查，仅凭孙国良起诉状中“未归还本金、利息”的陈述就做出了认定。5.本案中范育宏对讼争的借款关系的各个环节如借条书写、款项收取、借款偿还等均未实际参与，甚至对该借款关系是否存在也不知情，而孙国良所称的作为“代理人”实际实施借款行为的吕明真在《借条》载明的日期之前近两年时已经被解除代理关系，取消授权，诉讼过程中又下落不明，不能到庭辨明真伪。范育宏认为不能排除本案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虚假诉讼甚至是刑事诈骗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应当严格审查。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过程中，范育宏提交了吕明真签署的《声明》，用以证明2012年元月16日已经终止吕明真的委托权。一审判决认为该《声明》为孤证而不予采信，但对孙国良提供的同样是孤证的《借条》却予以采信。显然，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核方面存在双重标准。2.表见代理的成立以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所为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为前提，如果相对人为恶意，即明知他人为无权代理，仍与其实施民事行为，表见代理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第三款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四款规定：“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从本案审理过程来看，孙国良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与范育宏之间的借款关系，本案查明事实也无法排除上述法律规定所规定的几种情况，一审判决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缺乏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国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孙国良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育宏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除范育宏对“吕明真出具借条给孙国良”及“吕明真将房产证原件和公证书原件交付给孙国良”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范育宏主张对借条是否吕明真出具的，以及房产证原件和公证书原件是否由吕明真交付给孙国良的事实无法确认，但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认为，范育宏对前述事实虽不予确认，但其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且现借条原件，以及房产证和公证书原件均由孙国良持有，故对范育宏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审理中，范育宏陈述，吕明真在2012年1月16日出具《声明》时，其有要求吕明真交还房产证和公证书原件，但吕明真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范育宏考虑到双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且吕明真也确实需要周转，所以直至2014年11月才登报声明房产证原件遗失。范育宏同时确认其在登报声明房产证原件遗失时是知道房产证原件在吕明真处。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范育宏虽提供吕明真出具的《声明》证明其与吕明真的委托关系于2012年1月16日终止，但范育宏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确知道在终止与吕明真的委托关系后未及时收回房产证原件和委托公证书原件可能导致的后果。然而范育宏在终止与吕明真的委托关系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却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直至孙国良提起本案诉讼后，范育宏才于2014年11月登报声明房产证原件遗失，且其在登报时也明知房产证原件并未遗失而是在吕明真处。吕明真持范育宏授权其代为办理以房产为抵押担保向银行或个人的借贷手续的授权委托公证书原件及抵押房产产权证原件，以范育宏的名义向孙国良办理抵押借款，足以使孙国良相信吕明真具有相应的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孙国良所提供的《借条》、房产证、公证书，已形成一个证据链，足以证明范育宏委托吕明真并以范育宏名下之房产作为抵押向孙国良借款300000元的事实，故范育宏应对吕明真的行为承担责任，孙国良请求范育宏返还借款及利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吕明真作为范育宏的代理人，并非本案的必要诉讼参与人，一审判决未追加吕明真参加诉讼并无不当，范育宏主张一审判决未追加吕明真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范育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范育宏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970元，由上诉人范育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承茂
审判员 庄伟平
审判员 陈锦聪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庄维旸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