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吉01行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暨二审被上诉人）杨亮，男，1963年2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220102196302020450，回族，无职业，住长春市南关区金色世界湾30栋2505室。
委托代理人王淑琴，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暨二审上诉人）长春市南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长春市前进大街与南四环交汇处南行1000米。
法定代表人曲宝泽，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铭阳，女，系该局科员。
委托代理人童欣，吉林谆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住所地长春市前进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米新，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田高明，系该中心职员。
再审申请人杨亮与再审被申请人长春市南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南关住建局）、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房屋征收协议纠纷一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5）南行初字第148号行政判决。南关住建局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吉01行赔终55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杨亮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吉行申60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杨亮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淑琴、被申请人南关住建局委托代理人马铭阳、童欣、房屋征收中心委托代理人田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1月20日，杨亮与南关住建局签订《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南关住建局在协议中以甲方（房屋征收部门）名义盖章确认，杨亮在协议中以乙方（被征收人）名义签字确认。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乙方房屋位于南关区西三道街17号，丘地号3-25/132-1，建筑面积59.4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私，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二、乙方选择货币补偿，甲方按规定应付给乙方货币补偿总额527507元……甲方将货币补偿款在本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一次交付给乙方……六、本协议订立后，双方应共同遵守，任何一方违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南关住建局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日期向杨亮支付房屋补偿款。后由房屋征收中心于2015年11月20日向杨亮的吉林银行账号为102735803900061的账户内存入房屋补偿款527507元，因双方就补充协议内容未达成一致，该存折一直保存于房屋征收中心。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调解，双方就房屋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充协议，杨亮于2016年6月2日领取了该存折。
2014年1月25日，杨亮与案外人孙振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书》，孙振霆在协议中以甲方（出卖人）签字确认，杨亮在协议中为乙方（买受人）签字确认，协议主要内容为：”第一条房屋的基本情况，甲方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坐落于长春市南关区金色世界湾30栋2505室，建筑面积117.31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第二条付款方式，该房屋交易总价为60万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首付款8万元，剩余款项52万元应于2014年3月1日前付清。第三条交付期限，乙方向甲方分两批支付首付款后（2014年1月30日前）甲方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使用。第四条违约责任，1.乙方如未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付款，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利息。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月利息按2%计算……第十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当日杨亮向孙振霆支付首付款8万元，孙振霆按照约定于2014年1月30日前向杨亮交付了房屋，后杨亮未按合同约定向孙振霆支付剩余房款52万元。按合同约定，孙振霆要求杨亮给付未支付剩余房款的违约金，杨亮分别于2015年10月5日、2015年10月6日、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1月7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2日、2016年2月27日、2016年3月16日向孙振霆汇款3.12万元、4.16万元、4.16万元、4.16万元、1.04万元、1.04万元、1.04万元、1.04万元。
2014年5月，杨亮与案外人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房集团）签订《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书》，协议约定杨亮自愿申请，购买其承租的国有直管公房（坐落于西三道街77号2门201房间，丘地号3-25/132-1，建筑面积59.4平方米）。杨亮购买后，产权归杨亮所有。2014年5月22日杨亮按照约定支付了房屋售价款11642.13元。
至2015年11月，杨亮仍在领取拆迁房屋的危房补助款，每月500元。
房屋征收中心系事业法人，自2011年11月9日成立，主要职责是：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承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包括协助房屋征收部门开展房屋征收方案的拟定、被征收房屋情况调查登记、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的协商、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建立和管理等工作。
原一审法院认为：1、案件审理中，杨亮于2016年6月2日已领取房屋补偿款，并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故本案争议焦点即二被告是否应当向杨亮赔偿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自违约之日起以合同总价款527507元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至给付之日止）。杨亮与南关住建局就房屋征收达成补充协议，合同签订生效日为2014年1月20日，协议约定在生效日后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交付房屋补偿款，故应当在2014年2月20日前向杨亮支付房屋补偿款。双方在补偿协议中未约定违约责任，且被告未有证据证明其通知杨亮领取补偿款，原告杨亮对该款项未取得支配权，故杨亮的损失为利息损失和因其购买房屋未及时付款导致的违约损失。杨亮在购买案外人孙振霆房屋后，应当在2014年3月1日前向孙振霆支付52万元购房款，但由于南关住建局未及时向杨亮付款致使其未如约支付购房款，杨亮按照合同约定已向孙振霆支付违约金，故该违约金为其直接损失，故该损失应予保护，故被告南关住建局应当赔偿杨亮违约造成的损失和利息损失，即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以5275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进行计算，自2014年3月2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其中52万元按每月2%标准进行计算，750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进行计算。2、关于杨亮要求房屋征收中心应当与南关住建局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房屋征收中心自愿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民事自愿原则，对杨亮该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南关住建局主张其征收职责已全部划归房屋征收中心，应当由房屋征收中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节，因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由住建局与杨亮签订，该协议性质为国家机关履行征收职责，故应当由南关住建局承担合同责任。南关住建局未提供依据证实其房屋征收中心具有法定征收职能，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4、关于南关住建局主张杨亮房屋系国有公房，应当自其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才能履行给付责任一节，因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系在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一次交付，关于房屋所有权性质并未在合同中作为付款的条件，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南关住建局自本判决生效起立即赔偿杨亮违约损失，即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以5275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计算，自2014年3月2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其中520000元按每月2%标准进行计算，750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计算；2、被告房屋征收中心对以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给付义务；3、驳回原告杨亮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64元（原告已预交50元，其余缓交至执结前），由二被告负担。
上诉人南关住建局上诉称：1、一审判决以另一民事关系约定的违约金作为本案违约损失计算的依据是错误的。⑴一审法院未对另一民事关系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上诉人杨亮与孙振霆之间的买卖、交付、过户进行全面审查。未查清二人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否真实、合法。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亮之间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杨亮领取的拆迁房屋补助款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署的补偿协议约定为被上诉人的私产，协议的补偿标准均是按私产计算，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应当交付房屋及产权证。说明被上诉人的公产房改为私产房是支付补偿款的前提。2014年5月被上诉人与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书》，至此，被征收房屋的产权才归被上诉人所有。也就是说到2014年5月被上诉人才满足上诉人支付补偿款的条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后，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上诉人，但被上诉人领取拆迁房屋的危房补助款一直到2016年6月份，说明被上诉人一直享受补偿款没有及时支付带来的其他补偿利益。在双方对违约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权主张上诉人另行承担违约责任。⑶被上诉人与孙振霆的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4年1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到2014年5月被上诉人才满足协议约定的私产房屋的条件。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孙振霆于2014年1月25日签署房屋买卖协议，约定余款于2014年3月1日前付清。据此，被上诉人在明知其房屋产权未变为私产前，不可能获得补偿款的情况下，决定向第三方买房并约定相关的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说明被上诉人并不是以上诉人的补偿款作为其向案外人支付房款的来源。且在本案起诉前，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其对案外人的巨额违约责任，也没采取适当措施积极向案外人”还钱”，且在起诉后，仍通过汇款方式支付所谓的”违约金”23.92万元。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未举证说明其剩余的购房款52万元何时支付的或是否实际支付。对此，上诉人怀疑被上诉人有为了通过诉讼主张违约金故意制造违约损失的嫌疑。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行政协议案件，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裁判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杨亮辩称：1、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民事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作为本案违约损失计算的依据是正确的。⑴被上诉人在和上诉人签订了约定明确给付日期的拆迁补偿协议之后，基于对上诉人的合理信赖，与案外人签订了附有违约条款的购房合同，因上诉人违约，致使被上诉人不得不支付案外人违约利息。这是因上诉人违约而给被上诉人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⑵一审法院已就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理确认。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购房合同》，违约利息支付凭证、被上诉人在所购房屋长期居住的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物业费的证明，且经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对案外人孙振霆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二审法院开庭传票也是直接邮寄至被上诉人住处由本人签收的，可以印证其本人居住在与案外人所购房屋。上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⑶上诉人在征收房屋过程中，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订立后，双方应共同遵守，任何一方违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同时约定了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故协议订立后，被上诉人依照协议约定按时交付了房屋，上诉人却一再违反协议约定，拒不支付货币补偿款，给被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之规定，上诉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第六条之约定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直到2014年5月才取得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说明被上诉人此时才满足与上诉人”签署补偿协议约定的计算并支付私产房屋补偿款等条件”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期限系在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一次交付，关于房屋所有权性质并未在合同中作为付款的条件，由此可见上诉人的主张是错误的。关于危房补助款。在被上诉人一家因上诉人违约而陷于窘境求告无门的时候，民政部门出于对其现实情况的了解，发放了每月500元的危房补助金，以其救济宽慰之意，确实起到了一些缓解了社会矛盾的作用。但这500元的补助金，是民政部门发放的，与本案没有关系。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向其领取了限期搬迁的奖励1万元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确实约定了被上诉人享有1万元的限期搬迁奖励。当时因被上诉人如期搬迁了，才被允许签订附有这样条款的协议。但是，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一直没有支付。直至2016年6月2日，上诉人才将拆迁补偿款本金交付被上诉人，1万元的限期搬迁奖励包括在拆迁补偿款项中。⑷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给付货币补偿款的日期，而被上诉人被征收的房屋是唯一住房。上诉人在合同中承诺合同签订后20日内给付被上诉人货币安置补偿款，故被上诉人如期搬迁，购买了新的住房。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的合理信赖，以为货币补偿款会如约到账，届时支付购房款顺理成章。所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了逾期付款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即”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限期至第二天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月利息按2%计算”的违约条款。但被上诉人没想到上诉人一拖再拖，迟迟不支付货币补偿款，被上诉人多次到上诉人单位请求支付该笔补偿款，均未如愿。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违约，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向案外人支付了违约利息，直至2016年6月2日上诉人将存折交付被上诉人为止。2015年11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与其签订补充协议，要求放弃相关权利，从此再无争议，否则不予支付补偿款。这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约定的违约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行为，与本案有直接关联，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支付违约利息是由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是被上诉人的直接损失，应由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承担。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在原审期间一直未告知其何时将购房款尚欠的52万元给付案外人。因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诉人未给付被上诉人该笔款项，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向案外人支付购房款。二、上诉人主张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原本确实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协议又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但是上诉人在行使行政职能的过程中，选择了和被上诉人签订《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这样的解决方式，并约定了：”六、本协议订立后，双方应共同遵守，任何一方违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相当于行政机关在这部分权利义务关系上暂时放弃了其管理者地位。因合同的履行出现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保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杨亮与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书》中约定购房人交款后生效。杨亮于2014年5月22日支付了房屋售价款11642.13元。
本院二审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故本案符合该条规定，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第二项条款约定房屋货币补偿的总价款中包括提前搬迁奖励，协议第五项条款中约定”自接到签订补偿协议通知次日起10内，签订补偿协议并交付房屋的……选择货币补偿的，奖励1万元”。本案中，上诉人同意支付被上诉人1万元的搬迁奖励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并交付房屋，故上诉人已认可被上诉人符合提前拆迁奖励条件，即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对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上诉人于协议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交付货币补偿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向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的相对义务。但由于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22日才办理完涉案房屋的房改手续，取得房屋所有权，在此之前，其不具备合法取得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款的前置条件，故上诉人对其于2014年5月22日之前未履行支付补偿款项不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对其于2014年5月23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其与案外人孙振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书》，证明其因上诉人违约导致不能及时支付购房款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上诉人对此协议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孙振霆恶意串通或被上诉人有能力支付剩余房款而拒不支付的相关证据，故对于2014年5月22日以后，被上诉人因上诉人违约产生的实际损失本院予以认定。综上，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自2014年5月22日起到2016年6月2日止向案外人孙振霆支付的52万元按每月2%计算的违约利息损失及剩余款项7507元延迟支付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自协议违约之日起以协议总价款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到给付之日的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房屋征收中心不是涉案行政协议的相对方，且其系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负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其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原审法院判决房屋征收中心与本案上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148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南关住建局自判决生效起立即赔偿杨亮违约损失，自2014年2月21日起至2014年3月1日，以5275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计算，自2014年3月2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其中520000元按每月2%标准进行计算，750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计算；2、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148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房屋征收中心对以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给付义务；3、上诉人南关住建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杨亮经济损失，其中520000元按每月2%标准进行计算，另750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借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5月22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4、驳回被上诉人杨亮对房屋征收中心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8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64元，由上诉人南关住建局负担。
申请人杨亮在再审时提出：一审判决正确，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被申请人南关住建局及房屋征收中心在再审时均提出：二审判决正确，建议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另，南关住建局还提出：1、杨亮与孙振霆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应当无效，不应按每月2%计算损失。2、即使交易是真实的，2014年5月22日前，杨亮没有取得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不具备合法取得补偿款的条件，南关住建局拒绝付款并不违约。3、征收经办中心不是《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此外，南关住建局已履行了给付违约金的义务，即使原判存在问题，亦没有纠正的必要。
本院经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申请人杨亮在与被申请人南关住建局签订《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时，涉案被拆迁房屋系国有直管公房，所有权人为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杨亮为承租人。虽然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对公有房屋的承租人所拥有的公有房屋的使用权不同于一般的私有房屋租赁使用权，具有持续性、支配性、可转让性等特征，但承租人在行使上述行为时，必须取得该公有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即公有房屋的承租人不完全具备所有权人所拥有的实质上的处分权利。这一差别从长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征收公有房屋，被征收人与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租赁关系终止，对住宅房屋，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评估金额的20%补偿被征收人，其它相关补偿给付公有房屋承租人”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就本案而言，杨亮于2014年5月22日在向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了房改款11642.13元，才拥有涉案公有房屋的所有权，进而具备处分权。换言之，在此之前，杨亮与南关住建局签订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存在瑕疵，其不具备合法取得南关住建局支付补偿款的前置条件，故南关住建局对其于2014年5月22日之前未履行支付补偿款项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杨亮与南关住建局就涉案房屋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杨亮于2016年6月2日全额领取了补偿款，故南关住建局应承担自2014年5月22日起至2016年6月2日止的违约赔偿责任。
在案证据显示杨亮与案外人孙振霆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南关住建局也未能提供杨亮有能力支付剩余购房款进而避免损失扩大的证据，故南关住建局应当赔偿杨亮因迟延向孙振霆交付购房款进而违约产生的实际损失。
房屋征收中心不是涉案行政协议的相对方，且系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负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其责任依法应由委托人承担。
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关于申请人杨亮在再审中提出的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被申请人南关住建局及房屋征收中心在再审中提出的杨亮与孙振霆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应当无效，不应按每月2%计算损失的主张因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其他观点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吉01行赔终55号行政判决。
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长春市南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毕学柱
审 判 员 庞好爽
代理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