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华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黄炳裕，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桂阳，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席大斌，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火炼树东莞。
负责人：魏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叠文。
委托代理人：王云昭，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
负责人：钟平，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王晓初。
委托代理人：罗叠文。
委托代理人：王云昭，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华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603号民事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普公司向原审法院诉称：一、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于2011年签订《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移动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代收费模式］》，约定由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合作开展移动终端抵用券兑换业务，并根据兑换情况向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收取货款。二、华普公司按照协议要求开展了相关业务。根据双方约定，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于次月付款，但经华普公司多次催促，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在华普公司长期反复催促下，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才确认欠付的款项，但仍不予付款，未按协议要求结算的款项本金累计150000元，造成华普公司重大经济损失。三、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是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是中国电信公司的分支机构，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应对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华普公司请求判令：1.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立即支付华普公司终端抵用券结算款150000元；2.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立即支付华普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30179.58元（从2011年9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一、华普公司诉请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支付终端抵用券结算款15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1.华普公司自2011年9月1日起没有再开展案涉协议约定的合作业务。2012年4月23日至5月23日，华普公司已对双方合作期间应结款项进行结算确认。2.华普公司提供的《华普公司历史终端抵用券业务结算数据核对进展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并不能证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拖欠其终端抵用券结算款150000元，且《备忘录》所载明的数据差异与华普公司起诉主张的数据也不符。二、华普公司主张的少付款项30300元，如按照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每月发出的抵用券可兑换机型及结算价的通知的规定进行结算，其实是不存在该差异的，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并没有少付。三、华普公司主张的应付未付款项119700元，是因华普公司提供的终端抵用券不符合结算政策，不具备结算条件，不存在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付未付的问题。双方协议约定，华普公司应保证参与终端抵用券的移动终端是正规行货，华普公司移动终端串号须纳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终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方可使用终端抵用券兑换，结算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终端管理系统出具的终端抵用券结算报表和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对终端抵用券结算数据的审核、确认结果为基础。华普公司主张的应付未付款项119700元是华普公司违反协议约定追逐不当利益销售非正规行货。综上，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对每家合作商均按照协议约定和相关结算政策进行结算，不存在对华普公司单独制定规则结算的问题，也不存在少付或未付的现象，请依法驳回华普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没有隶属关系，都属于分公司，华普公司列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为被告不适格，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与案涉纠纷不存在合同关系。
中国电信公司没有答辩。
原审法院查明：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于2011年签订《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移动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代收费模式］》，约定：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合作开展移动终端抵用券兑换业务，并根据兑换情况向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收取货款，终端抵用券是双方结算的纸质凭证之一；华普公司应保证参与终端抵用券的移动终端是正规行货，华普公司移动终端串号须纳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终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方可使用终端抵用券兑换，结算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终端管理系统出具的终端抵用券结算报表和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对终端抵用券结算数据的审核、确认结果为基础，具体结算及考核办法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相关管理规定为准；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可适当调整有关结算方式，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华普公司，如华普公司不认可调整，须收到通知后10日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同意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提出的新结算标准；等等。
2012年4月1日，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签订《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与东莞市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移动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代收费模式］》截至2011年12月31日前未结算部分，在2012年4月前一次性结算，相关结算数据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终端管理系统出具的报表和双方确认金额为准，等等。后华普公司及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于《2012年平台合作商历史应结未结款确认表》中签名盖章，确认“2011年7月至12月代金券结算差异数”为46229元。该46229元已于2012年4月22日支付完毕。
2013年11月4日，华普公司对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进行信访，要求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结算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期间代金券款项154171元。2014年1月15日，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就双方历史终端抵用券业务结算数据进行了核对，确认双方对以下终端抵用券在结算政策、结算方法、结算金额方面还存在认识差异：1.2011年6月结算数据差异：抵用券1张（面值600元，兑换中兴N600终端）；2.2011年7月结算数据差异：（1）已结算抵用券195张，其中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已结算81799元，华普公司提出应结算113999元，差额32200元；（2）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根据结算政策未结算215张抵用券，金额112300元；3.2011年8月结算数据差异：（1）已结算抵用券12张，其中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已结算6600元，华普公司提出应结算7800元，差额1200元；（2）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根据结算政策未结算13张抵用券，金额6800元。上述核对情况，双方签署形成了《备忘录》。2014年3月24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作出《信访事项处理结果通知书》，认为华普公司提出的结算金额不符合相关结算条件，不予结算。
华普公司对其主张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少结算、未结算的抵用券情况进行了汇总，形成《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未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内容包括“型号名称”、“兑换日期”、“终端串号”、“代金券编码”、“代金券面值”、“结算金额”、“电信应付款”、“电信已付款”、“未付款金额”、“回收时间”等。华普公司称其中只有“电信应付款”、“电信已付款”、“未付款金额”的内容是华普公司自行汇总制作，其他内容均是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提供的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导出数据生成。对上述两份清单进行说明时，华普公司明确以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确认的结算金额为其诉请的金额，即少结算的抵用券差额为30300元，未结算的抵用券金额为114139元，对原诉请超出部分予以放弃。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确认《未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所列“代金券编码”为其系统生成，并确认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要求华普公司拟用于抵用券业务的手机串号应是已在工信部备案的手机串号，系统会对此进行自动审核，但系统信息是华普公司录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没有现场审核或确认。
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27日组织双方前往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信息大厦营业厅，由双方从华普公司提供的《未结算部分的兑换清单》随机挑选需要查询的终端串号，在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上进行查询。后双方各挑选4个串号，在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均查询得历史记录。原审法院将上述查询结果制作了谈话笔录。
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主张不同时段对抵用券可兑换的机型和结算价格有不同规定，且只对终端串码信息一致的抵用券进行结算，对兑换当月未在集团自注册平台注册或注册的终端串码与MBOSS系统记录不一致的，不予结算，2012年3月1日决定对所有平台商2011年7月至12月抵用券不一致部分进行补结算。华普公司于2011年8月3日签收了《八月份终端抵用券政策》及《八月份移动终端型号及结算价》，称不清楚其他结算政策。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未能提供其他签收记录。
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申请证人方某、孔某出庭作证。方某陈述：方某是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信东莞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自2010年开始有抵用券业务往来；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主要根据系统登记的抵用券号、数量、有效期等进行审核，若发现问题，再核查纸质代金券；广信东莞分公司每月25日将意向的终端机型号、结算价报给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审核后在月底或下月初发文通知，包括电子邮件、集体宣贯会议等方式进行通知，会议有其他供应商在；使用抵用券时系统不会自动匹配可兑换机型，主要根据纸质文件查找匹配机型；结算条件包括终端机在中国电信的广东省数据库备案、符合中国电信的抵用券结算政策（即代金券号、手机号、串号一一对应）、而且有话费或流量产生。孔某陈述：孔某是深圳市中恒国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的员工，负责与中国电信的政策对接，国信公司根据中国电信的电子邮件、开会等方式确定每张抵用券可兑换的机型，不同时期可兑换的机型及价格会变化，由双方以电子邮件、会议方式协商，抵用券会记有具体可兑换的机型，但系统是否会自动弹出可选机型则不清楚；抵用券的结算条件为系统显示兑换成功、手机号码、手机型号、串号相互对应、客户有激活使用产生流量、话费；客户兑换手机后没有使用的话就会抓不到串码；不清楚有无政策规定客户拿到手机后必须开机激活；兑换时需要手动输入串号，如果输入成功，则表示在省库中有备案，如果该串号不是供应商实际提供给客户的手机的串号，则可能不能结算。
华普公司主张，华普公司收到客户的兑换券即认为已经交付客户终端机，华普公司已经向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移交所有纸质抵用券。华普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庭审中主张移交纸质抵用券时间为2014年1月15日、24日，后于2015年4月29日庭审中主张移交时间按系统显示的回收时间（均为2011年）。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不确认已收到华普公司主张的未结算抵用券的纸质券。
以上事实，有《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移动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代收费模式］》、《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与东莞市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2012年平台合作商历史应结未结款确认表》、付款申请书、《华普公司历史终端抵用券业务结算数据核对进展备忘录》、《信访事项处理结果通知书》、《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未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八月份移动终端型号及结算价》、《八月份终端抵用券政策》及《八月份移动终端型号及结算价》签收表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在卷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一、案涉抵用券是否已经结算完毕。
华普公司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签订的《2012年平台合作商历史应结未结款确认表》于《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与东莞市华普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出具，未注明对账结果为双方最终结算结果，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主张与华普公司已经结算完毕，华普公司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对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案涉抵用券结算依据是否为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数据。
华普公司主张《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主要内容为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导出，但该清单的终端机型号、抵用券面值、抵用券数量、已结算金额、应结算金额、差异总金额等项目内容均与双方确认的《备忘录》内容明显不符，可知双方核对结算差异时并非以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内容为依据。华普公司主张结算依据为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数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应否支付少结算抵用券差额。
华普公司主张《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是从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导出，以《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汇总的金额为诉请金额，因此，原审法院对《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所列少结算抵用券情况进行审查。
对华普公司主张的少结算抵用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抗辩称不符合当期结算政策。华普公司于2011年8月3日签收《八月份终端抵用券政策》及《八月份移动终端型号及结算价》，未能证实就2011年8月份结算政策提出过异议，应自2011年8月4日起受该结算政策约束。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华普公司对2011年7月的结算政策知情、华普公司在2011年8月1日、2日期间对2011年8月的结算政策知情、华普公司2011年8月3日签收上述结算政策文件的具体时间，其对该时间段内少结算抵用券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上述虽未认定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数据为结算依据，但依然可推定集成供应链管理系统显示的操作日期为真实，因为该系统是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提供给华普公司使用，目的是采集基本信息供核对，华普公司并非系统软件开发人，不应推断华普公司有能力篡改系统操作时间。《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显示2011年8月1日至3日兑换了1台创维PE89、7台易丰展业A8，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所列的兑换日期在2011年7月、2011年8月1日至3日期间的155张抵用券所涉终端机型、抵用券面值、已付款金额均可在《备忘录》找到对应内容，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华普公司要求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按照抵用券面值补足差额，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应补足差额为30200元。
四、应否支付未结算抵用券金额。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移动终端抵用券业务合作协议［代收费模式］》约定抵用券为双方结算的纸质凭证之一。华普公司于庭审中陈述的最后结算程序是移交纸质抵用券。证人方某亦称在核查系统登记的抵用券情况发现问题时需要核查纸质抵用券。即使《未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所列的手机终端串号真实、抵用券编码真实，纸质抵用券因其是持有人的权利凭证，且记载了兑换人信息等，华普公司亦主张其收到客户的兑换券即认为已经交付客户终端机，因此，纸质抵用券对核查兑换的真实发生有重要意义。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主张纸质抵用券为必要的结算条件，符合合同约定，华普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已变更该约定，对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该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华普公司主张已经将纸质抵用券全部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不予确认。华普公司于庭审中先主张抵用券于2014年1月15日、24日核对未结算抵用券时已移交，后主张抵用券的回收时间是《少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未结算部分的兑换和结算清单》所记载的“回收时间”（均为2011年），华普公司前后主张不一，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华普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已经将纸质抵用券全部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即未能证实符合结算条件，其主张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支付未结算抵用券款项114139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
华普公司及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就应付终端抵用券结算款金额存在重大争议，未达成一致，双方合同仅约定对共同确认的结算款的支付期限，华普公司主张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构成逾期付款违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支付华普公司终端抵用券结算款30200元，中国电信公司作为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开办人，对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责任。华普公司诉请中国电信公司广东分公司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华普公司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华普公司终端抵用券结算款人民币30200元；二、驳回华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03.6元，由华普公司负担3249.32元，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负担654.28元。
一审宣判后，华普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华普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由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严重违约导致发生少付和欠付华普公司抵用券结算款的事实，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当予以全额支付少付的和未付的抵用券结算款，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之间应对华普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原审法院认定华普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已经将纸质抵用券全部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即未能证实符合结算条件，对其主张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支付未结算抵用券款项114139元未予支持与事实不符。1.华普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反映将纸质抵用券全部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准确时间，而非未能举证证实。华普公司提交的从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的集成供应链系统导出的结算清单清楚地记载了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回收每张抵用券的具体时间、回收人员工号、回收状态等，而回收时间是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回收抵用券时系统自动生成的。2.《结算数据核对进展备忘录》记载了未结算的抵用券的面值和张数，假如华普公司未将纸质抵用券全部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双方是无法核对结算资料并出具该备忘录的。3.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在结算、核对结算数据并出具《结算数据核对进展备忘录》时、做出《信访事项处理结果通知书》时，甚至前2次开庭过程中，均未提出过不予结算是因为华普公司未移交纸质抵用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早已在备忘录和处理结果通知书中明确，其拒绝结算的理由是其认为该抵用券不符合其在2011年7月出台的内部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移动终端抵用券结算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应结未结的抵用券部分的结算争议焦点应集中在该批抵用券是否适用2011年7月12日出台的内部通知这一政策的要求。4.原审法院不采信华普公司已经移关纸质抵用券的理由不能成立。华普公司完成抵用券业务时已将抵用券移交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具体时间体现在其系统中，因此双方那个在核对抵用券时，所有抵用券属于已移交状态。如原审法院对此存在疑问，完全可以通过行使释明权要求华普公司加以明确和确认，而非直接否定。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付款违约金错误。合同约定下月结算上月的款项，但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无理由拒绝结算，在华普公司多次催告甚至诉讼后才由法院予以确认，明显构成违约，华普公司主张以同期货款利率作为标准进行计算为具有合理性，应当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向华普公司支付终端抵用券结算款11413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44339元为基数，从2011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由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华普公司主张的应付未付的款项114139元，是因华普公司提供的抵用券不符合结算政策，不具备结算条件，不存在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应付未付的问题。二、华普公司自2011年9月1日起就没有再开展抵用券兑换业务，双方合作期间应结未结款项已于2012年4月23日经华普公司对帐确认，并已经实际付款，双方已经结算完毕。三、华普公司至今未能提供案涉229张未结算抵用券及其对应客户的签名确认的“终端销售领机单”。四、电信公司开展抵用券业务的目的是给电信客户以优惠，也是希望这些优惠能切实给到客户，所以才在案涉合同专用条款部分的第三、第四条明确约定了结算规则，实施结果管控，以确保客户真实享受到优惠，不被不法分子非法套取或者损害客户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华普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判决驳回华普公司的上诉请求。
案经本院审理，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华普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关于案涉未结算抵用券款项114139元的争议部分，根据双方签订的案涉合作协议的约定可知，华普公司依约向中国电信东莞分公司提交纸质抵用券是双方进行结算的前提，故原审判决认定纸质抵用券为必要的结算条件并无不妥。而从华普公司在诉讼中关于该问题的陈述可见，其关于该部分抵用券的移交时间确实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但其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原审判决以华普公司未能证明该部分抵用券符合结算条件，对华普公司关于该部分款项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外，双方对于案涉抵用券的结算金额存在重大争议，且未达成一致确认，案涉合同仅对双方一致确认的结算款的支付期限进行约定，故原审法院对华普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请未予支持亦无不妥。
综上，华普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78元，由华普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鹏
审 判 员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彭晓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