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43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女，1947年10月27日出生，退休。
委托代理人田×1，女，1945年7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1，女，1966年7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2，女，1971年2月18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罗×1（郑×1之夫），1962年9月27日出生,无业，住同郑×1。
上诉人张×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8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12月27日，我先生郑×3突然因病去世，其已经结婚搬离开家，在外居住10来年的两个女儿及女婿就住进了我和我先生居住的房屋里。离我先生去世仅隔六天，其女郑×1就拿出他起草的《共处协议书》，没有商量，不容考虑，就要求我许诺并签字。当时悲痛万分，几近崩溃的我只好签了字。我今年已经68岁了，患有多种疾病，我亲生儿子因第三条协议限制，不能前来探望我。该条协议剥夺了我亲生儿子探望我的权利以及我被儿子探望照顾的权利。《中国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章第18条“与老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自2013年7月1日期实施”。《共处协议书》第三条协议要求我的亲属不能出现在我居住的房屋，使得老年多病的我无法接受到儿子的探望与照顾和赡养。我还有一个99岁的高龄父亲，我对父亲有义不容辞的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人。第十五条：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共处协议第三条协议内容是我不能在老人生病时将老人接到身边以便老人能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是我无法尽到做女儿应尽的赡养义务。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人权益保障法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修订，201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条公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老人，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自2013年7月1日起实施。”张×1曾与郑×1、郑×2二人多次协商，但二人恶言相向，甚至使用暴力，并威胁说要掐死我。我无奈之下，诉至法院。依据我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述共处协议书第三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本人的民事自主权利，应属无效条款。该条款不仅伤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也伤害了协议外第三人（我直系亲属：我父亲与我儿子）的合法权益。该协议第三条协议使我尚不能对父亲尽孝心尽赡养义务，下不能接受到儿子的赡养与看望。我内心十分痛苦，感到孤苦无依。我现在住房是部队的公租房，我先生去世后，郑×1、郑×2隐瞒自己有住房的事实，并对我隐瞒部队住房信息及政策，该共处协议书第四条协议与部队住房政策有冲突，应该是无效协议。恳请法院判决该共处协议第三条协议无效，第四条协议无效，以保护本人及被涉及者的合法权益和义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张×1与郑×1、郑×22014年1月3日签订的《共处协议书》第三条协议无效；2、《共处协议书》第四条协议内容牵涉部队住房政策，与部队政策相违，应是无效条款；3、诉讼费由郑×1、郑×2承担。
郑×1、郑×2在原审法院答辩称：一、关于协议签订的背景，骨灰回到北京当晚，张×1称有遗嘱，经双方共同翻阅故者遗物，并未找到遗嘱，此后几天，张×1多次提及财产分配问题。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逝者为大”的说法，三方经多次协商，在郑×1放弃其财产继承权的前提下，三方自愿签订了共处协议书，以保证以后的生活规范。协议书充分体现自愿原则、自治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符合协议要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已被一二审法院判决有效。事实上，并非张×1所述“没有商量，不容考虑”。另我方在上个案件时提供给法院有张×1当初承认自愿签署协议的录音。二、张×1诉我方剥夺他赡养老人的权利，我方观点是协议第三条内容是：由于三方属再婚家庭共处形式居住，甲方充分考虑到乙、丙双方早于甲方多年在此居住生活，为表示对乙、丙双方及生身父母的尊重，甲方承诺：1、甲方亲属不能出现在共处房屋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既然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自愿的基础上订立了协议，那么，按协议履行义务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张×1之父于2004年被其一子二女送至琉璃河养老院居住至今，张×1的哥哥在洋桥有三室两厅，老人去养老院前一直居住以此。张×1妹妹在酒仙桥有两室一厅现处于出租状态，在延庆四海镇还有一处独立小院，10余年未见有“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主”的景象出现，为什么突然间99岁老人权益就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扯上关系了，置老人在互相仇视，日日骂声，天天摔砸，打架报官居住环境中生活，可见张×1的歹毒用意，不顾百岁老人生命健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不惜搭上父亲的生命健康也要强占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是谁在践踏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另其子有高碑胡同拆迁房一处，想孝敬老人可以接走以“居家为主”。自2014年4月以来，张×1未在争议房屋居住过一天，难道再近两年张×1没有见过其子。在上一个遗产纠纷案件中，张×1的第一个诉求就是要我们从争议房屋中搬出，由于争议房屋是军产承租方，法院未受理此项诉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首先应正直，诚实信用，多次歪曲事实，用以达到霸占别人财产的行为应得到法律的严惩，道德的审判，关于争议房的诉求，张×1在产权方处多次寻找支持未果，此番将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问题套到协议中，我方认为对方居心不良。三、协议中第二款，乙方郑×1放弃父亲的遗产继承，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甲方协议中的“甲方承诺”，应被视为主动放弃权利，符合意思自治。综上，请求法院判令协议有效，驳回张×1的一切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郑×3与马×1（1996年去世）原系夫妻，生育二女郑×1、郑×2。后郑×3与张×1于1997年6月17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郑×3于2013年12月27日去世。
2014年1月3日，张×1（甲方）、郑×1（乙方）、郑×2（丙方）签订《共处协议书》，约定郑×3生前所有财产按照张×150%，郑×250%的比例进行处置；郑×3生前留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21楼中203号（2014年上半年将调换至北京市海淀区30号楼1单元202号）公租房一套，“三、由于三方属再婚家庭共处形式居住，甲方充分考虑乙丙双方早于甲方多年在此居住生活，为表示对乙丙两方及生身父母的尊重，甲方承诺，1、甲方亲属不能出现在共处房屋内；2、不将任何男女朋友邀请至共处房屋内；3、不将老年保健品推销员等无关人士带入或放入共处房屋内，以此作为共同居住的最基本条件。乙丙两方感谢甲方的理解。四、在共处期间如遇到产权方房改、承租政策等变化，由于丙方无自身住房，所以甲乙双方不得单独购买郑×3先生生前单位的政策安置房屋，三方可就共同购买或共同居住在进行协商。”
2014年张×1与郑×1、郑×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1684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张×1、郑×1、郑×2于郑×3去世后签订有《共处协议书》，就郑×3生前财产作出约定，该《共处协议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本案诉讼中，张×1认为争议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其中第三条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致使家人无法照顾探望；其中第四条不准许张×1独自购买，侵犯、限制了张×1的民事权利。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共处协议及法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1与郑×1郑×2签订的共处协议书系当事人对郑×3去世后所留住所居住权利及购买权利的约定，张×1主张限制他人进入房屋，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其主张的“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规定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赡养父母的责任、包括在精神上给予了他们保护的义务。这一立法目的与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约定房屋使用方式无涉，张×1主张不能成立。张×1主张限制其购买房屋的权利，但并无法律禁止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权利，况且上述条款并未根本排除张×1购买的权利，“三方可就共同购买或共同居住在进行协商”的约定不存在张×1所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张×1主张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法院没有法定事由否认争议协议的效力，其诉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1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1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张×1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协议第三条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情形,限制了张×1自己对独立房屋的使用，有失公平，限制有赡养责任和义务的亲属进入张×1居住的房屋，实际是限制或剥夺了亲属的探视权和被探视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善良风俗。协议第四条不能认定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因涉案房屋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各方仅对房屋享有居住权，都无处分权。另外，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对方存在胁迫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确认涉案协议第三条、第四条无效。
郑×2、郑×1同意原判，不同意上诉人张×1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张×1提供了两份新证据，分别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房租），用以证明郑×3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二、北京市公安局遗光寺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用以证明郑×3仍是涉案房屋的户主。郑×2、郑×1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租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张×1所述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受到了郑×2、郑×1的胁迫，签订涉案合同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一节，张×1应当对本人所述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现无证据表明郑×2、郑×1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对张×1进行了胁迫，本院对张×1所述的上述事实不予采信。
我国《合同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涉案共处协议书系当事人对郑×3去世后所留住所使用以及购买等权利的约定，该协议书第三条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我国法律所作“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规定，实际上是法律对于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对于长辈在精神上给予慰藉的保障，而该共处协议中第三条的约定仅是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使用方式的约定，原审法院未支持张×1的该主张并无不当。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共居协议第四条是当事人之间对于如何购买涉案房屋的约定，该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是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处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张×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张×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国俊
代理审判员 刘 磊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