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常民终字第10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华峰。委托代理人汪惠之，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中伟。委托代理人高勋伟，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霍卫娟。上诉人任华峰与被上诉人蒋中伟、原审被告霍卫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溧阳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2014）溧天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任华峰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华峰及其委托的代理人汪惠之、被上诉人蒋中伟及其委托的代理人高勋伟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霍卫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情况：蒋中伟诉称，霍卫娟与任华峰系夫妻关系。2012年2月1日，霍卫娟因资金周转所需向我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双方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因纠纷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后霍卫娟未能归还，经我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霍卫娟、任华峰立即归还我借款10万元，承担利息54000元（按年利率6%的四倍自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1日）、诉讼代理费772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任华峰辩称，我对霍卫娟的借款毫不知情，并不清楚本案借款是否客观发生、款项是否真实交付。霍卫娟有赌博恶习，四处借款用于赌博且欠下巨额赌账，也曾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霍卫娟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双方于2012年10月离婚。假设本案借款真实存在也是霍卫娟用于赌博，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没有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是霍卫娟的个人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驳回蒋中伟对我的诉讼请求。霍卫娟未作答辩。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任华峰、霍卫娟于1990年2月14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2年10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2年2月1日，霍卫娟以资金周转所需为由向蒋中伟借款10万元，并在蒋中伟提供的借条中签字确认，借款当日蒋中伟以现金方式给付霍卫娟借条所载借款，双方在借条中明确约定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因纠纷产生的诉讼费、代理费等相关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后霍卫娟未能归还，蒋中伟经多次催要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任华峰质证称，对蒋中伟提供的借条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清楚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对蒋中伟提供的婚姻登记信息、诉讼代理费发票没有异议，并提供（2013）溧民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溧阳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霍卫娟因赌博先后于2005年10月19日、2011年7月8日被溧阳市公安局作出罚款、拘留的行政处罚。蒋中伟对任华峰提供的证据质证称，判决书未生效，且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仅能证明霍卫娟于2005年、2011年两次因赌博受到处罚，并非有赌博恶习，该两次赌博都是发生在本案借款发生前，本案借款与该赌博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霍卫娟向蒋中伟借款10万元至今未还是事实，对此霍卫娟应予偿还。蒋中伟主张的利息54000元，计算方式并无不当，亦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对该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蒋中伟主张诉讼代理费7720元，因双方对该费用承担有明确约定，且蒋中伟已提供实际交纳该费用的证据，故对该请求亦依法予以支持。任华峰原系霍卫娟的丈夫，上述借款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任华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上述债务与霍卫娟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二人对夫或妻对外所负债务约定由各自清偿、且蒋中伟知道该约定，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霍卫娟与任华峰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霍卫娟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质证权利的放弃。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霍卫娟、任华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蒋中伟借款10万元、利息54000元、律师代理费7720元，合计161720元。案件受理费3535元，公告费400元，合计3935元，由任华峰、霍卫娟负担。任华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合国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规定，借贷合同是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要件的实践性合同。根据举证规则，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违背举证规则认定本案事实，显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原告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仅提供借据主张借贷关系成立，被告提出反驳证据足以对借贷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原告不能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江苏省高院借贷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指南规定：出借人以借据主张债权，借款人抗辩称借据载明的借款没有交付、根本没有借款事实，可以确定由出借人就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大额借款，若出借人主张是现金交付，出借人除借据外无法举出其他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认定借款交付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蒋中伟主张10万元巨款借款全部是现金交付，但其却对借款的原因、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说明不清。其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我和霍卫娟是通过朋友在这次借款中认识的，之前没有来往。10万元是我放在家里的现金，是我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格式借条是我所提供。分析被上诉人的陈述，一个正常人不禁有以下疑问：1、一点点积累下来的30万元巨款（包括275号案件中的20万元）放在家里？怎么保管？2、既然格式借条都准备好了，借款数额也是明确的10万元整数，为什么交付的现金有整捆的，有散装的？而且具体数额记不清。似乎这10万元和两个月之前出借的20万元不是一点点积累下来的，而是匆匆忙忙从收银柜里卷来的。也似乎不是去放贷，而是去购买一件价格不确定的商品。3、既然2011年11月30日的20万元借款和利息分文未还，为什么蒋中伟在两个月后又再次出借10万元巨款给霍卫娟？4、被上诉人陈述其第一次借款后见过上诉人，为什么第二次借款没有和上诉人商谈？答案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中伟与霍卫娟通过虚假诉讼侵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理由是：1、霍卫娟因赌博恶习不改，四处举债，导致夫妻感情不和已经多年，最终于2012年10月29日离婚；2、霍卫娟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庭审，而上诉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款项是否交付毫不知情。根据江苏省高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苏高法审委[2012]14号）明确要求，审判人员对于民间借贷案件应当着重审查债务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用途、支付方式、基础合同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经济状况。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在一审中似乎都被有意和无意地疏忽了。对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诉讼请求。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内在本质，是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根本区别，也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首要前提和唯一法定标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规定是对无法依夫妻共同生活本质认定的债务作出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指出：“该条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是《婚姻法》第41条，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基础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理论，但夫妻之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应当设定合理的范围，过分扩大范围，同样会危及家庭财产关系的稳定。如夫妻一方的行为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则除非构成表见代理，或者配偶他方事后予以追认或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共同举债合意和是否分享利益是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标准。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广东省等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导意见也充分遵循了上述判断标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不能简单地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为由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举债合意和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江苏省高院更是以十大民生案例的形式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和判断标准。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对夫妻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规定，也严格遵循了上述判断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是最高院根据《婚姻法》第41条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的，案件审理中应首先适用《婚姻法》第41条。本案中，即使霍卫娟所借债务属实，也是其个人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1、上诉人对该借款毫不知情，不存在举债合意。蒋中伟也承认其与上诉人不认识，未与上诉人商谈过借款之事。故可以认定霍卫娟向其借款不是霍卫娟和上诉人共同的意思表示。2、本案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两份溧阳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霍卫娟因赌博先后两次被公安机关作出罚款并拘留的行政处罚。上诉人同时向原审法庭陈述，在（2013）溧民初字第480号案件中，有对霍卫娟的调查笔录和四位证人证言，要求原审调取该卷宗，但原审却没有听取上诉人的意见。在（2013）溧民初字第480号案件中，霍卫娟承认：借款用于赌博，任华峰并不知情。四位证人的证言也证明：霍卫娟没有职业，天天赌博，四处举债，导致夫妻感情恶化。上诉人认为，霍卫娟嗜赌成性，四处举债，背负了巨额债务，仅溧阳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正在审理阶段的案件标的就高达110万元，且举债时间在2011年11月30日-2012年9月21日之间，该时间段也正是上诉人与其离婚前的夫妻感情恶化时期。很显然，霍卫娟在夫妻感情恶化时期四处举债，且举债的目的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她是不可能告诉作为配偶的上诉人的，原审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本案债务是霍卫娟的个人债务，显失公平。我们说，如果110万元（远远不止这个数额，还有未知的）的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存在投资、购置不动产或者其他大项支出的事实，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一般家庭不可能消费掉这么一大笔钱，很显然，110万元的举债，远远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而今上诉人在有证据证明霍卫娟借款用于赌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依据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没有用于赌博、而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本案借款毫不知情，不存在举债合意。借款人霍卫娟所负债务是用于赌博，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上诉人也没有分享到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原审判决机械地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推定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不当。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蒋中伟在法定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其在二审庭审中口头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时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债务系霍卫娟的个人债务，霍卫娟曾经赌博与本案借贷没有关系。被上诉人了解到霍卫娟借款是用于从事民间放贷，对霍卫娟放贷的行为，上诉人任华峰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霍卫娟未作答辩。二审经审理查明，任华峰、霍卫娟于1990年2月14日登记结婚，2012年10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2年2月1日，霍卫娟向蒋中伟借款10万元，并在蒋中伟提供的借条中签名确认。该借条载明：“今有借款人霍卫娟向蒋中伟借到现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正，（￥100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因借款、担保产生纠纷，借款双方及担保人约定由溧阳市人民法院管辖。因解决纠纷所产生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等相关费用由借款人、担保人承担。”蒋中伟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我与霍卫娟是通过王某介绍认识的，霍卫娟说他老公在外面做工程需要钱，于是向我借款，借条是霍卫娟在其位于建设中路3号-260即阳光城市小区对面的投资公司所写，我将现金10万元给付霍卫娟，借条是当场书写。格式借条是我提供，上面的名字是霍卫娟所写。我出借的10万元是我放在家里的现金，原打算用于做生意。”因霍卫娟未能归还借款，蒋中伟经多次催要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任华峰对蒋中伟原审中提供的霍卫娟的婚姻登记信息及蒋中伟因起诉产生的诉讼代理费等事实没有异议。但其认为，对霍卫娟的借款毫不知情，并不清楚本案借款是否客观发生、款项是否真实交付，对蒋中伟所提供借条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任华峰为此提交（2013）溧民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溧阳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霍卫娟有赌博恶习，四处借债用于赌博且欠下巨额赌债，也因赌博先后于2005年10月19日、2011年7月8日被溧阳市公安局作出罚款、拘留的行政处罚。任华峰认为，即使本案借款真实存在，也是霍卫娟用于赌博，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没有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是霍卫娟的个人债务。蒋中伟对任华峰提供的证据质证称，（2013）溧民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且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仅能证明霍卫娟于2005年、2011年两次因赌博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并非有赌博恶习，且该两次赌博都是发生在本案借款发生前，与本案没有关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任华峰述称：“由于没有相反证据否认本案所涉借条签名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现在认可本案所涉借条是霍卫娟本人签名。”二审中蒋中伟提供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王某称：“任华峰、霍卫娟夫妻两人我都认识，他们两人在2010年年底开了一个投资公司，公司的房子是我陪霍卫娟一起去找的，招牌叫‘幽香心语’，地址是在溧阳市建设中路阳光城市步行街二楼，具体门牌不记得了。公司主要经营私人集资，再转手借出去。但他们的投资公司没有经营执照。在开业当天夫妻两人还请我们在溧阳帝豪大酒店喝酒的；霍卫娟曾经对我说过，她老公开园林公司注册资金要500万元，需要找朋友帮忙借钱，所以我就向他们推荐了蒋中伟，还推荐了蒋振裕，我是牵头人。我牵头他们认识后，蒋中伟和蒋振裕就借钱给他们，当时是霍卫娟去拿钱的；蒋中伟借的钱是一笔10万元，还有一笔20万元。10万元是送到霍卫娟办公室的，在阳光城市步行街二楼，任华峰没在场，当时带的是现金，我在场的；任华峰也是经我介绍与蒋中伟认识的，在2010年左右。任华峰在投资公司开业前就请我到五谷园山庄去吃饭，对我讲叫我帮帮他老婆的忙，他老婆开公司了，混得不好；蒋中伟是做企业的，当时借给霍卫娟的钱都是100元面额的现金。任华峰当时在南京做工程，钱款交付时任华峰不在场，我也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个事。”王某承认其在本案一审开庭时参加了旁听。任华峰质证认为，首先，王某在一审时参加了本案的庭审，其不符合作为二审证人的条件。其次，王某的前妻王小琴诉霍卫娟、任华峰的民间借贷案件目前尚在溧阳法院审理中，故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另外，王某陈述霍卫娟在溧阳市建设中路开办了投资公司，但经（2014）溧民初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该地址注册登记的企业名称为溧阳市幽香五金经营部，经营者为钱新民。王某曾经在蒋振裕诉任华峰一案中陈述霍卫娟一直有打麻将、炸金花等娱乐爱好，但在本案中却对此一直闪烁其词，未作肯定回答。故其证言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蒋中伟则认为，王某所述事实与其在蒋振裕一案中作证所述事实基本一致，能证明任华峰与霍卫娟是共同经营民间借贷。至于投资公司名称与所在地工商登记名称不一致，属于挂羊头卖狗肉。登记的虽是五金经营部，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一件五金货品，实际是霍卫娟从事放贷的经营场所。蒋中伟还述称：“我是在2010年年底时通过王某认识了霍卫娟，任华峰是后来投资公司开业时王某叫我们一起吃饭时认识的。霍卫娟开的投资公司有没有营业执照我不清楚，她跟我借钱时主要说的是她老公开园林公司需要注册资金500万元才向我借的。两笔钱都是以她老公需要钱的名义向我借的。第一笔20万元借给霍卫娟时我不认识任华峰，当时她的公司还没开，但在第一次借款之后，也就是他们公司开业时叫我们去喝酒时就认识任华峰了，第二笔10万元是在她公司开业后借的。”本院另查明，蒋振裕和蒋中伟系堂兄弟关系，2014年10月21日溧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蒋振裕诉被告霍卫娟、任华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溧民初字第1147号，该案与本案性质相同，蒋振裕的诉因、诉由及所述借款发生的过程事实等也与本案基本相似，且蒋中伟在该案中作为蒋振裕的证人到庭作证。该案经溧阳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霍卫娟与任华峰就案涉借款不存在借款合意，且蒋振裕应当知道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故霍卫娟所借款项不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该案于2015年7月28日由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1、霍卫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蒋振裕借款25万元；2、驳回蒋振裕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蒋振裕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期间，原审被告霍卫娟经其家人做工作，于2016年3月4日到庭接受询问，其陈述：“我确实是在2011年11月30日向蒋中伟借20万元的，借条是我签的字，钱也收到了。当时我在阳光城市步行街开了个小茶室，做茶叶生意，蒋中伟直接把钱送到我店里的，付的是现金18万元，另外2万元是高利贷的利息先扣除了；我借蒋中伟20万元是用于还赌债，由于我赌钱输掉了几百万元，蒋中伟当时没有正当工作，就是放高利贷，于是我就向他借钱还赌债。我曾因赌博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一共被抓起来有两、三回了。我赌了有好多年，蒋中伟知道我赌钱的。当时我老公任华峰不知道我借钱的情况，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我早就和他脱离关系了，我的借款和任华峰无关，也不指望他帮我还钱；我是通过我一个朋友叫王某的人认识蒋中伟的，王某开开公司玩玩的，有时候也赌钱，我们是朋友关系。蒋中伟借给我的20万元本金没有还，即使还钱也是利息，后来又形成了10万元的借条；我没有开过什么小贷公司或者投资公司，也没有向其他人放过贷，我就是开了一家茶叶店，但领的执照是五金经营店，实际做的是茶叶生意。钱新民是帮我做事的人，执照上面是写的钱新民的名字。可能是我忙的时候，钱新民帮我去代办执照时写了他的名字，我也搞不清了；本案的10万元是蒋中伟叫我打的借条，但这10万元借款没有收到，实际是前面20万元借款的利息，因我还不出，蒋中伟就叫我写借条作为欠他的钱，并叫我把时间写前面一点了，实际写这10万元借条的时间不是2012年2月1日，可能距前面借款20万元已经过了七、八个月了，为了少算一点利息就凑了个整数，把借款的时间有意写在前面一点。我对10万元借贷一案的事实不认可。”本院认为，蒋中伟持有霍卫娟签名的借条，其上明确载明霍卫娟向蒋中伟借到现金10万元整、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能反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虽然霍卫娟认为该借款实际是以前20万元高利贷借款的利息、双方没有发生真实的借款行为，但该主张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而霍卫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在蒋中伟提供的格式借条上签名显然表明其已确认该借贷关系成立，同时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该借贷关系应认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法，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任华峰、霍卫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和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霍卫娟在向蒋中伟借款时与任华峰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且本案借款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理由为：1、根据任华峰提交的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记录及霍卫娟本人的陈述，可以认定霍卫娟有赌博恶习且其夫妻感情并不融洽。而霍卫娟也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并未真正发生，是其此前借蒋中伟20万元归还赌债后未能及时偿还蒋中伟而产生的利息之债；2、蒋中伟庭审中承认其第一次出借20万元给霍卫娟时并不认识任华峰，但在两个月后、该2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的情况下（此时已认识了任华峰）又再次出借10万元给霍卫娟，且其并未与任华峰商谈过借款之事，此明显不符常理，故任华峰关于其对霍卫娟的借款不知情的陈述较为可信，霍卫娟向蒋中伟借款不能认定系霍卫娟和任华峰两人的共同意思表示；3、霍卫娟和任华峰于2012年10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而本案借款发生在两人离婚前一年不到，且借款数额达10万元，显然不符合一般家事代理中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有权代理另一方的情形。故本案借款不能认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4、本案二审审理中蒋中伟提交的证人王某在一审期间参加了庭审活动，不符合证人的条件，也不属于二审中的新的证据，且其所述借款发生的过程事实与其在（2014）溧民初字第1147号案件中作证所述事实及与蒋中伟的陈述有一定出入，故不予采信。同时王某亦表示其并不清楚任华峰是否知道本案借款之事，故该证言亦不能支持蒋中伟要求任华峰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5、蒋振裕和蒋中伟系堂兄弟关系，溧阳市人民法院受理的蒋振裕诉霍卫娟、任华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4）溧民初字第1147号案件与本案性质相同，蒋振裕的诉因、诉由及所述借款发生过程事实等也与本案基本相似，且蒋中伟在该案中作为蒋振裕的证人到庭作证，该案现已生效，根据类案同判的要求，该生效判决对事实的审核认定可以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参考依据。因此，不能认定本案霍卫娟所借的1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应认定为霍卫娟的个人之债，应由霍卫娟予以偿还。原审认定该债务为霍卫娟与任华峰的夫妻共同债务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任华峰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有误，裁判不当，二审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4）溧天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二、霍卫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蒋中伟借款10万元、利息54000元、律师代理费7720元，合计161720元。三、驳回蒋中伟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35元，公告费400元，合计3935元，由霍卫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535元，由蒋中伟负担。该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任华峰预交，由蒋中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该款迳付任华峰。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瑜净审 判 员  吴立春代理审判员  钱 锦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