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8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秋，女，1968年8月6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明，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智斌、袁志东，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华，男，196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振员，男，196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贵华，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游北灵、黄静茹，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秋、陈志明因与被上诉人李贵华、许振员、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韶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江法院）法院于2012年7月2日对该案作出（2011）韶武法民一初字第1106号民事判决。陈秋、陈志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2）韶中法民一终字第8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武江法院重审。现陈秋、陈志明不服广东省武江区人民法院（2013）韶武法民一初字第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诉争的12866.67平方米土地位于韶关市武江区（原曲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1998年12月28日，原韶关市曲江县国土局出具曲土征（1998）128号《关于陈志明征用土地的通知》，称：为解决陈志明汽车修理厂建设用地，经县政府批准，同意征用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开荒地19.3亩，征地补偿事宜，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执行。同日，以原曲江县土地管理局未出让方，陈志明为受让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该合同未有出让价格。2003年10月13日，陈志明取得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总字008856号］。2003年11月20日，曲江县龙归镇高韶汽车保管站（下称高韶汽车保管站）成立，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陈志明，经营场所为诉争地块。虽然诉争地块登记的使用权人为陈志明，高韶汽车保管站为个体工商户，但李贵华、许振员主张土地为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案外人华某乙四人共同出资购买，称当时李贵华、许振员、华某乙三人将钱交予陈志明要求以四人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但陈志明最终只写了其一人的名字。李贵华、许振员同时主张高韶汽车保管站为四人合伙经营，且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一、供应石头给高韶汽车保管站做场地硬化工程的韶关市龙韶实业有限公司龙归石下山石场负责人刘某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反映2004年6月底7月初是许振员叫其供应石头，高韶汽车保管站是许振员、李贵华与他人合伙经营的；李贵华、许振员代理人对李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反映2004年5月底至6月是许振员叫其去做高韶汽车保管站的挖土方工程，高韶汽车保管站的合伙人为李贵华、许振员、华某乙、陈志明四人；李贵华、许振员代理人对陈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反映2004年6月上旬是李贵华叫其去做高韶汽车保管站三通一平以后的压实场地、压路基工程的，工程款由李贵华支付。二、在2004年9月、10月期间为高韶汽车保管站购买车辆的收据；三、高韶汽车保管站2005年1月28日收到许振元（员）投资款后出具的收据；四、高韶汽车保管站经营期间的账目。陈志明则主张涉案土地是其个人出资购买，并在重审期间提供了赖子孝（时为龙归镇国土所工作人员）2003年6月23日出具的《收条》予以佐证。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陈志明交来征地款共壹拾柒万元正（代收代付，办证后此据作费。注：陈欠叁万元正”。同时提供了（2006）韶武法民一初字第547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陈世稻以陈志明2003年6月17日以购地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132500元，因陈志明未按期还款，而将陈志明、陈秋诉至法院。
2005年5月23日，陈志明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位于龙归镇六矿路口下侧高韶停车场地皮，土地使用证号：第00298号，总字008856号，土地使用权人陈志明所属土地，现改为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是股份制公司，股东为：李贵华、华志平（萍）、许振员、陈志明。各股份为25%，包括本公司所属土地，土地面积（12866.67）㎡。”陈志明称该《证明》是为注册登记高韶公司作为场地使用证明而出具的，并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30日的《租地协议》，以证明高韶公司向陈志明租用争议土地，租期为2005年12月30日至2010年12月30日止共计五年，租金为24000元每年。该《租地协议》甲方处加盖了高韶公司的公章，但无代表人签名。李贵华、许振员否认该《租地协议》的真实性，认为是陈志明自行制作的并偷盖了公司公章。陈秋自高韶公司成立一直在高韶公司担任会计至2008年、2009年左右止，但陈秋和陈志明从未向李贵华、许振员主张过支付租金。
2005年12月19日，高韶公司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贵华，股东为华某乙、陈志明、李贵华、许振员，四位股东均出资12.5万元，均占公司25%的股份。原曲江县龙归镇高韶汽车保管站于2006年1月13日注销。高韶公司使用争议地块作为经营场地，但在公司章程中并未明确公司争议土地是否属于公司资产，验资报告中亦未反映土地出资的情况。高韶公司提供了涉案土地2006年至2011年的税收电子转账专用完税证以证实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税是由其缴纳的。
另查明：陈秋与陈志明原系夫妻关系。2009年7月，陈秋向武江法院起诉要求与陈志明离婚。经该院主持调解，同年9月9日双方自愿达成了离婚协议，该院据此作出的（2009）韶武法民一初字第63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条为“位于韶关市武江区（原曲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土地证号：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总字第0088**号］地块，靠六矿路口的6433.435平方米土地归陈秋使用，靠京珠高速北行引桥的6433.435平方米土地归陈志明使用。”2009年10月26日，陈志明在《韶关日报》登报声明遗失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总字00885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事实上，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非已遗失，而是在高韶公司保管。李贵华、许振员称因该地是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共有，故该证自领取以来一直由高韶汽车保管站及后来的高韶公司保管，陈志明在明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高韶公司保管的情况下，未告知李贵华、许振员，而在李贵华、许振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登报声明该证遗失。对此，陈志明则认为该证是在2005年才放在高韶公司，2009年其要求李贵华、许振员返还该证时遭到拒绝才登报声明遗失。2010年4月8日，陈志明向韶关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0年4月16日，陈志明重新取得了韶关市人民政府核发的争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067号］。2010年10月8日，陈秋根据与陈志明达成的离婚协议，分得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0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块一半（6433㎡）的土地使用权，并取得了韶关市人民政府核发的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1年8月5日，陈秋向武江法院起诉［案号为（2011）韶武法民一初字第964号，已中止审理］，请求判令高韶公司、陈志明、李贵华、许振员立即停止侵害，归还属于陈秋坐落在韶关市武江区龙归冲下六矿路口面积为6433㎡的土地使用权。高韶公司、李贵华、许振员则认为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于高韶公司及其股东。因争议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李贵华、许振员曾向韶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2011年8月23日，韶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向廖耀健询问双方征地相关情况时，廖耀健（2002年至2007年8月任曲江国土局副局长，主管乡镇土地征收工作）证实征地的时间为2003年，该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非在1998年签订的，至于为何使用了1998年的合同编号（曲地让（1998）56号）的合同则表示不清楚，当时是国土局派人协助陈志明与当地农民谈征地及办理相关征地手续，并证实陈志明曾经告诉其购买争议土地是和几个人合伙开办京珠高速公路的停车场。
2011年9月6日，李贵华、许振员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03年初，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还有华某乙四人经商量后，决定共同出资25万元左右向原曲江县国土局购买位于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的12866.67平方米土地，作为以上四人今后合伙建立公司的营业场所用地。购买土地后，考虑到陈志明为龙归本地人，购买土地的具体事宜一直由陈志明操作。购买土地后，为方便办理国土使用权证，只是以当时属曲江县户籍的陈志明一个人的名义向曲江县国土局办理土地登记手续。2003年10月，曲江县国土局向陈志明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总第008856号】。购得土地后，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还有华某乙四人随即以陈志明名义，于2004年7月23日成立工商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的高韶汽车保管站。后来，高韶汽车保管站注销，并于2005年5月成立高韶公司，股东为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还有华某乙四人，四人各占公司25%股权，公司股权中包括了公司营业场地【即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土地】，为此，陈志明出具了《证明》，证明以上事实。2007年4月，华某乙退出股份，其股份由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三人平均收购。因此，高韶公司现股东为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三人。陈志明与陈秋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9年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同年9月9月，在法院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陈志明将曲府国用（2003）第00298号、总字第008856号12866.67平方米地块中靠六矿路口的6433.435平方米协议归陈秋所有，剩余的靠京珠高速北行引桥的6433.435平方米的土地归陈志明所有。随后，陈志明在未得到李贵华、许振员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挂失，可事实上该证原件一直由公司出纳保管，并存放于保险柜，这点陈志明是明知的。陈志明重新补办了新证。并将原地块按调解协议进行了分割，陈秋于2010年10月8日把靠六矿路口的6433.435平方米土地办理了土地登记（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陈志明擅自将与他人共有的土地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严重侵犯了李贵华、许振员的合法权益。李贵华、许振员多次与陈秋、陈志明协商，要求陈秋、陈志明对土地进行返还，但陈秋、陈志明拒绝。为维护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依法确认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土地、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067号土地使用权归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及陈志明共同所有；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陈秋、陈志明共同承担。
本案重审期间，经武江法院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2013）韶武法民监字第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2009）韶武法民一初字第639号案进行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18日对该案作出（2013）韶武法审监民再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第二项的内容为“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09）韶武法民一初字第63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四条调解协议。”该再审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再查明：2007年4月，高韶公司股东之一华某乙提出退股，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表示同意，并由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三个股东共同收购华某乙的股份，确定退回人民币75万元给华某乙。同年4月30日，华某乙写下一份《收条》，内容为：“本人华某乙今收到高韶股东李贵华、许振元（员）、陈志明三位股东收购款及土地款【土地证号曲府国用（2003）002**号】合计柒拾伍万元正，以后公司与土地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人无关。”对此，陈志明在重审期间亦提供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退股款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正（￥750000元），华某乙，2007.5.10”的《收条》予以抗辩。
本案重审期间，原审法院就两份署名为“华某乙”的《收条》及陈志明提供的《租地协议》问题向华某乙进行了询问，华某乙明确表示日期为2007年4月30日的《收条》是其写的，而2007年5月10日的《收条》非其所写，高韶公司未与陈志明签订过《租地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位于韶关市武江区（原曲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的12866.67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人是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权属证书载明的法律物权人无须证明其权利的正确性，而是根据该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外在表现形式，推定其享有该不动产物权。但这并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及实际权利状况，事实物权人如能通过举证推翻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正确性推定，那么事实物权人即可取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本案中，陈志明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其是涉案土地的推定法律物权人，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主张与实际物权人不符，并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结合本案的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高韶汽车保管站的性质问题。虽然高韶汽车保管站登记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陈志明个人。但李贵华、许振员主张该汽车保管站为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合伙的，并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佐证：1、陈志明在办理涉案土地的征地手续时曾告诉时任曲江县国土局副局长的廖耀健购买此地是和几个人合伙办京珠高速公路的停车场；2、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后，为涉案土地做挖土方工程、三通一平后的压实场地和压路基工程、为场地硬化工程供应石头的相关人员的证言，显示高韶汽车保管站是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等人合伙的；3、许振元（员）交纳投资款的收据；4、高韶汽车保管站经营期间的账目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高韶汽车保管站是由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合伙经营的，高韶汽车保管站营业执照上登载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陈秋、陈志明虽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高韶汽车保管站确为陈志明个人经营的事实，故对其主张高韶汽车保管站确为陈志明个人经营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陈志明2005年5月23日出具的《证明》以及2005年12月30日的《租地协议》问题。陈秋、陈志明未否认该《证明》的真实性，而只是提出出具该份《证明》是注册登记高韶公司时需要登记经营场地的，而李贵华、许振员及案外人华某乙决定租用涉案土地的情况下出具的，并提供了一份《租地协议》予以佐证。对此，法律并未规定公司对其登记的经营场所拥有权属方准予登记，因此如果确如陈志明所言李贵华、许振员及案外人华某乙决定租用涉案土地作为经营场地，那么双方可以直接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并凭租赁协议即可办理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因此陈志明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出具此份《证明》。而陈志明提交的《租地协议》的甲方（承租人）处只有高韶公司的印章，并无人签名。且陈秋、陈志明从未据此向李贵华、许振员主张过支付租金，对其主张的以土地使用税抵作租金的抗辩在《租地协议》中并无约定，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此确有约定。高韶公司原股东华某乙亦证实高韶公司未曾与陈志明签订过《租地协议》。而陈志明和陈秋分别作为高韶公司的股东和会计，工作中均有可能接触到高韶公司的公章，综合上述理由，故不予采信该《租地协议》。
三、关于陈志明登报声明遗失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问题。对此，首先需要明确陈秋、陈志明协议离婚处理涉案土地时是否存在隐瞒事实、规避李贵华、许振员的问题。陈志明、陈秋分别作为高韶公司的股东、会计，因此双方在陈志明登报声明遗失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对该证在高韶公司保管的事实是明知的，但从陈秋分得涉案土地一半的使用权并取得相应的权属凭证后向李贵华、许振员主张权利，李贵华、许振员向公安部门报警的情况可推定，李贵华、许振员在陈秋向其主张权利前对陈秋、陈志明分割涉案土地一事并不知情，陈秋、陈志明在陈志明登报声明遗失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前并未要求李贵华、许振员归还该证。因此，陈秋、陈志明协议离婚处理涉案土地时隐瞒了事实并规避了李贵华、许振员。基于此，如果涉案土地的权属凭证的证载权利人确实与实际权利人一致，以及高韶公司确实与陈志明签订了《租地协议》，那么陈秋、陈志明为何还要采取隐瞒事实并规避李贵华、许振员的方式重新办理权属凭证？陈秋、陈志明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也间接证明了涉案土地的权属凭证的证载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并不一致，《租地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高韶汽车保管站是由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合伙经营，涉案土地作为设立高韶汽车保管站的重要实物投入，在没有证据证明陈志明因涉案土地登记在其名下而在盈利分配时予以多分的情况下，陈志明主张涉案土地由其个人出资购买而投入到合伙经营中的陈述难以令人信服。退一步说，即便双方对于涉案土地在成立高韶公司之前存在争议，但在陈志明2005年5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中应视为双方对涉案土地权属进行了处理和确认。
至于涉案土地的具体权属人问题。高韶公司与其股东李贵华、许振员均以原告身份主张涉案土地权属，由于高韶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独立于股东的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公司财产权有别于股东个人的财产权。现高韶公司与其股东李贵华、许振员同时主张涉案土地的权属不妥，因陈志明出具的《证明》中已明确涉案土地使用权归高韶公司，李贵华、许振员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涉案土地由高韶公司使用并交纳土地使用税，故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华某乙作为涉案土地的购买人，在成立公司时事实上已将涉案土地出资作为公司财产，因此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应认定为归高韶公司所有。
综上所述，高韶公司提出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但李贵华、许振员提出涉案土地亦归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共有的主张，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2013）韶武法民一初字第72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位于韶关市武江区（原曲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的土地（即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和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0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载明的土地）的使用权归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二、驳回李贵华、许振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3070元，合计33870元，由李贵华负担11290元，许振员负担11290元，陈志明负担11290元。
陈秋、陈志明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系土地使用权属确认纠纷，争议焦点是争议地的使用权是属于陈志明、陈秋所有，还是属于高韶公司所有或股东共有。对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我国采取的是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权属证书载明的法律物权人无须证明其权利的正确性，而是根据该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外在表现形式，推定其享有该不动产物权。本案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使用权人是陈志明，陈志明无疑就是争议地块的使用权人。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要证明该地块属高韶公司所有或股东共同所有，就必须有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约定和股东出资购置该地的出资凭证，否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地块则属于土地使用权证的登记人陈志明（陈秋因夫妻关系成为该地的共有人）。而纵观本案的材料来看，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一方完全不能提供上述证据。原审法院将该争议地判决归高韶公司所有，完全是根据对方单方提供的所谓证人证言（均没有依法出庭），及高韶公司股东李贵华、华某乙之间前后矛盾的虚假陈述作为依据所作出的不公正的枉法裁判。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判决认定高韶汽车保管站是陈志明与李贵华、许振员及案外人华某乙四人合伙经营，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陈志明对廖耀健陈述购买土地用途为合伙办京珠高速公路的停车场。但从廖耀健的笔录可见，其陈述前后矛盾，而原审法院断章取义从中截取利于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和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证人刘某、李某、陈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高韶汽车保管站是陈志明于2003年11月20日登记成立并经营的。但证人为高韶保管站供应石头、挖土方、三通一平等均是在2004年6月之后的事，是在高韶保管站经营了7个月之后的事，即使证人的证言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案外人华某乙四人于2004年6月之后才合伙经营高韶汽车保管站，而不能证明高韶汽车保管站登记成立时（2003年11月20日）就是由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合伙经营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共同出资购买的。李贵华、许振员提供的证据“高韶汽车保管站经营期间的帐目，都是在2004年6月之后的事情，而且，这些所谓的帐目都是没有合伙人签章的帐目，更不能证明他们在高韶汽车保管站的登记成立时（2003年11月20日）就参与高韶汽车保管站的经营，更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是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及华某乙四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因此，原判决仅凭上述所谓的证据便认定“高韶汽车保管站是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华某乙四人合伙经营的，高韶汽车保管站营业执照上登载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对陈志明于2003年11月20日向原曲江县工商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高韶汽车保管站的证据（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予采信，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对《证明》和《租地协议》不予采信，认定错误。在陈志明、李贵华、许振员及华某乙共同成立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高韶公司）时，由于高韶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需要登记经营场所，《证明》仅此一份且原件存于工商局。该《证明》的内容是：“位于龙归镇六矿路口下侧高韶停车场地皮，土地使用证号：第00298号总字号008856号，土地使用权人陈志明所属土地，现改为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是股份制公司，股东为李贵华、华某乙、许振员、陈志明，各股份为25％，包括本公司所属土地，土地面积12866.67㎡”。从该《证明》的内容可以明确两个事实：一是涉案土地在上诉人陈志明出具《证明》之前的使用权人是陈志明，《证明》中表述土地使用权人陈志明所属土地，而不是李贵华、许振员所主张的四人共同所有。二是即使陈志明要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高韶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如果陈志明要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高韶公司，就应当依法到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但涉案土地至今都没有变更登记到高韶公司名下。因此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仍是陈志明与陈秋，并没有转让给高韶公司。同时华某乙在2014年5月29日所作的笔录明确表示未见过这份《证明》，可证实该《证明》与他们股东毫无关系，涉案土地根本不是他们共同所有。原判决认为《租地协议》上只有高韶公司加盖公章并无人签名，从而对其不认定，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为陈志明和陈秋分别作为高韶公司的股东和会计，工作中均有可能接触到高韶公司的公章，言外之意是陈志明和陈秋在《租地协议》上偷盖了高韶公司的公章。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在判决书中认定陈秋、陈志明“偷盖公章”，因此原审判决对《证明》和《租地协议》不予采信，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陈志明与陈秋协议离婚处理涉案土地时隐瞒了事实并规避了李贵华、许振员，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在关于陈志明登报声明遗失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前者有无要求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归还该证的问题，认为陈秋、陈志明明知该证在高韶公司保管，而在协议离婚处理土地时未向高韶公司要求归还该证。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是陈秋、陈志明，在陈志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他人恶意占有的情况下登报声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遗失，请求补办，无需征得恶意占有人的同意。同时国土局工作人员去涉案土地现场测绘、制图、分割土地，每一次进出都通过高韶公司保安放行，全公司的人员包括所有股东都知道陈志明离婚分割土地之事。四、原审法院采信案外人华某乙2007年4月30日出具的《收条》，认定事实错误。陈秋、陈志明有证据证明：1、在2011年12月13日的庭审中，李贵华陈述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收条”是今年6、7月份才补的；2、电话录音中华某乙明确该《收条》，是李贵华、许振员不惜用重金收买华某乙伪造出来的。最为重要的焦点就是涉案土地的征地款，李贵华、许振员何时出了征地款，出了多少征地款。李贵华、许振员在起诉状中陈述：共同出资25万元；2、《股东会决议》却说：每人出资132500元共计53万元；3、根据华某乙在第三次出庭审理时的证人证言所陈述：每人出资8万元共计32万元；4、根据华某乙2014年5月29日笔录陈述：每人出资6万元共计24万元；5、在2011年10月28日庭审时李贵华陈述“当时，我们四人一起将现金交给副局长廖耀健”。但是，2011年8月23日廖耀健笔录明确回答，不认识李贵华、许振员、华某乙。综上所述每一次主张的金额都不相符，很明显的造假行为，而原审法院却采信李贵华、许振员没有任何书证的口述，听取利害关系证人的非法证言等等，这是造成本案审判不公的关键。其实本案征地的相关证据在国土局均有存档，而原审法院对这些实际存在的书面档案置之不理，甚至对陈秋、陈志明提交的几份关键证据：l、龙归镇国土所2003年6月23日出具的《收条》“今收到陈志明交来征地款共计壹拾柒万元正。（代收代付后此据作废。）注：陈欠叁万元正”。2、1996年10月31日的《征用土地协议》；3、1998年12月28日的征地通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等，对这些本案关键的证据予以忽略，只字不提；在庭审中陈秋、陈志明质证时所阐明的对方提供的违法证据，原审法院却径直采信。五、原审判决对陈秋、陈志明提交的证据和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交证据的采信标准不同，没有全面、客观的审核、采信双方的证据。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是陈志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涉案土地的权利人是陈志明。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对涉案土地进行使用的依据是租赁使用权，在高韶公司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与他们有关联（除了租赁使用外）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便对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证据全部予以采信，反而对陈秋、陈志明的证据视同无物。因此，原审判决并没有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从土地的出资情况来看，争议土地是由李贵华、许振员及已退出经营的其中一股东华某乙与陈志明共同出资购买。2003年间，李贵华、许振员、华某乙经口头协议，决定共同出资在争议土地上合伙经营高韶汽车保管站，并一致约定由陈志明的名义办理用地手续。后四人将高韶汽车保管站进行扩大，将其变更为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无论在高韶汽车保管站还是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四人均系投资人，假设争议土地为陈志明一人所有，对于如此重大的实物投入均未在章程及工商登记部门有所反映，且陈志明从2003年11月至2011年8月将近8年时间里从来未向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出，由于个人提供土地应获相应利益的主张，有悖常理的，也是不符合当今市场经济的常态，并且违背了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表明我国法院对于民事诉讼实际上采用了“较高程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恰恰符合这一标准运用的前提。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举证说明其土地系共同出资购买，属共有物，陈秋、陈志明则应举证证明争议土地是其个人出资购买，系个人财产的可能性。在争议土地使用权属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原审法院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判断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力大于陈秋、陈志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且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主张更符合逻辑性，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二、从土地使用情况及土地使用权的实体权属来看，土地使用权证上所记载的权利人与真正的权利人不一致时，应当否认土地权证上的记载人为权利人。首先，高韶汽车保管站及高韶公司的经营场所一直是本案的争议土地。期间，陈秋、陈志明未对该土地使用及土地获取收益向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出过任何的主张，且涉案土地的权属证明，即：曲府用（2003）第00298号、总第00885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直保留在高韶汽车保管站及高韶公司处，此保管状态一直未变更过。假设该争议土地系陈志明个人财产，如此重要的证明其权属证件为何保管在别处，这事实与陈志明主张争议土地系个人财产的观点明显不相符。其次，2005年5月23目由陈志明出具的《证明》可真实反映争议土地的权属。该证明系陈志明个人书写，是表达了其个人的主观意愿，反映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文书，该文书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陈志明应以该文书内容执行相关约定。争议土地的权属证明上虽记载是陈志明本人，陈秋、陈志明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该土地使用权属实际享有，根据该份《证明》及土地使用情况、权属证的存放地点及权属用途一栏明确为汽车修理厂的客观事实，可以明确，该土地权属只是以陈志明的名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证是登记机关颁发给权利人作为其享有权利的证明，但不能直接决定实体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权属证明只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是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定完全吻合。就本案而言，原审法院根据土地使用情况、权属证存放地点、陈志明真实意思反映及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供的一系列证明实际权属证件，认定争议土地使用权实际权属人为高韶公司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三、从土地使用税费缴纳情况来看，缴纳税费主体为高韶公司。根据《关于转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1988）国税地字第015号）的有关规定：“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本案中，争议土地是高韶公司的经营场所，以陈志明名义向税务机关缴纳土地使用权税基房产税符合该规定，也与争议土地使用权属归高韶公司及股东所有的事实相吻合。综上，位于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的土地（即：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和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属人是高韶公司的财产。四、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否认土地使用权属归陈志明所有，应为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及陈志明共同共有，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并根据查明的事实，陈秋、陈志明上诉理由无事实、法律的依据。1、关于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物权合法权益受侵害，李贵华、许振员依法向法院提交了（2009）韶武法民一初字第639号《民事调解书》、韶府国用（2010）03000146、03030067号《土地权属证》、遗失证明等报告、《询问笔录》，以上证据证明了陈志明与陈秋明知争议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直在高韶汽车保管站及高韶公司保留的情况下，采取不向其他股东主张权利避免其他股东反对的方式，登报声明遗失争议土地的办法，向国土部门申请补办新证，显然此行为是为了个人利益，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的侵犯了其他股东的物权权益，且作为生效判决（2013）韶武法审监民再字第O3号民事判决书，已撤销了陈秋、陈志明关于涉案土地分割的调解协议，进一步认定了陈秋、陈志明隐瞒土地使用权证在高韶公司保管而登报遗失的行为是为了个人利益，严重的侵犯了其他股东的物权权益。2、本案的关键证据，即证明争议土地实际使用权属人为李贵华、许振员与陈志明共有的证据，也是李贵华、许振员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章程、证明、账本、决议、收条、完税证明、询问笔录、调查笔录、收据、经营期间账目等，此系列证据均合法、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争议土地实际权属系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与陈志明共有。首先，陈秋、陈志明反复提及的2003年未与李贵华、许振员合办汽车保管站，甚至否认认识李贵华、许振员，李贵华、许振员及案外人华某乙均承认2003年，陈志明与李贵华、许振员系合伙关系，并合办汽车保管站，也有账本予以证实，且李贵华、许振员还提供了供应石头给高韶汽车保管站作场地硬化工程的韶关市龙韶实业有限公司龙归石下山石场负责人刘某的证明，该证明反映了2004年6月底7月初是许振员叫其供应石头，高韶保管站是许振员、李贵华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包括了李某、陈某两人的笔录均反映了高韶保管站是许振员、李贵华与他人合伙经营的的事实。反而陈秋、陈志明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次，陈秋、陈志明称《股东会决议》及《收条》系伪证的观点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再次，李贵华、许振员向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及证人华某甲、华某乙出庭作证，还原了案件的真相。关于《询问笔录》，因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李贵华、许振员曾向韶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2011年8月23日，韶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便向廖耀健询问陈志明与李贵华、许振员征地的相关情况，证实了当时争议土地征地时间为2003年，非陈志明所述的1996、1998年，还证实了陈志明购买争议土地是和几个合伙人开办京珠高速公路停车场的事实。以上事实与陈秋、陈志明所称的包括征地时间及否认与李贵华、许振员合伙关系的情况明显相违背。而询问笔录在民事证据的种类中属文书类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据效力。本案中，陈秋、陈志明并不能举证推翻询问笔录的真实内容反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外，华某甲的证词证实了李贵华、许振员于高韶汽车保管站时便成立合伙关系，华某乙也证实了其退出经营时，高韶发展公司，包括争议土地作价300万，其退股时，依法均分得75万。以上证据均可印证了争议土地实际使用权属人高韶公司。3、关于陈秋、陈志明提交的《征地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证据采信问题。李贵华、许振员提供的上述所述的证据，举证说明其土地系共同出资购买，属共有物，陈秋、陈志明则提供《征地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争议土地是其个人出资购买，系个人财产，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廖耀健的《询问笔录》可知，该涉案土地时间是2003年，该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非在1998年签订的。而《征地协议》是其个人制作的，根据李贵华、许振员及陈志明提交的证据，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进行判断李贵华、许振员提供证据证明力大于陈秋、陈志明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且认为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主张更符合逻辑性，依法采信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4、关于陈秋、陈志明提供的《租地协议》真伪，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认为该协议不真实，该《租地协议》上的公章是陈秋、陈志明在保管公章时私自偷盖的，且协议中没有出现任何股东的签名确认，且陈秋、陈志明从未向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收取过任何租金。故，该协议是不真实的，是陈秋、陈志明利用其保管高韶公司公章时私自偷盖的，并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由于高韶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独立股东的法人财产权，并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故，原审法院认定位于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冲下六矿路口的土地【即：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146号和韶府国用（2010）第030300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下的土地】的使用权属归高韶公司所有，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确认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及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表明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效力，即推定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该物权的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的物权归属和内容是一致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在购入时，是由陈志明与国土部门签订出让合同，从陈志明提供的时任龙归镇国土所工作人员赖子孝出具的《收条》可见，征地款也是陈志明所支付。最后国土部门也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陈志明的名下。可见，实施涉案土地的物权变更原因行为，包括签订物权出让合同、支付物权出让对价的实施人均为陈志明，最后土地使用权也登记在陈志明名下。陈志明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具备了完整的物权原因行为和物权行为。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主张涉案土地为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华某乙共同购入取得，但李贵华、许振员、高韶公司未提供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对价的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实陈志明在购入涉案土地所有权，即实施物权原因行为时，履行的是合伙事宜。虽有证据证实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华某乙共同合伙经营高韶汽车保管站，但未有证据证实陈志明以土地作为合伙出资，陈志明出具的《证明》虽称将涉案土地使用权改为高韶公司所有，但该《证明》是在设立高韶公司期间所出具，当时高韶公司并未成立，即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主体并不存在。其次，从高韶公司成立时的出资情况来看，李贵华、许振员、陈志明、华某乙均以12.5万元的现金出资，验资报告中未显示有土地出资的情况，公司章程中也未明确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属高韶公司的资产。即没有证据证实高韶公司有取得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因行为。高韶公司成立后，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陈志明名下，未发生变更，即物权行为并没有发生。因此，该《证明》不能反映陈志明将涉案土地作为出资，注入了高韶公司，物权发生了变更。而华某乙所提供的《收条》只能反映华某乙退伙的行为，且本案中存有两份签有华某乙的《收条》，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两张《收条》的真实性，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陈志明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物权登记权属证书证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而李贵华、许振员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出资购入涉案土地使用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转让给高韶公司，而华某乙书写的《收条》真实性存疑，证据力不强，不足以推翻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物权登记权属证书所记载的内容。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归高韶公司所有，事实依据欠缺，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陈秋、陈志明的上诉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2011）韶武法民一初字第110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贵华、许振员、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保全费3070元，合计33870元，由李贵华、许振员、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李贵华、许振员、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陈志明、陈秋预缴30800元，由本院清退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给陈志明、陈秋，李贵华、许振员、韶关市高韶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应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锐
代理审判员 李 罡
代理审判员 刘 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