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鄞商初字第1225号
原告：江志强，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张明夫，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盈，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东吴段**号（平塘车站旁）。
法定代表人：竺丰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士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金燕，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志强为与被告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志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5年9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5年7月20日、10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江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明夫、陈盈，被告东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士勇、徐金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江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明夫，被告东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士勇、徐金燕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要求庭外和解30天，本院予以准许，但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志强起诉称：其曾系宁波东方压铸机厂职工，该厂参与改制后改组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即被告。改组后，公司章程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股份由镇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组成；公司股权凭证采用股权证，股权证是股东的股额和产权证明，也是分配红利的依据；公司的股份持有者均为公司股东。江志强作为公司股东，每年均从东方公司分得相应的股息红利。现获悉在1996年9月28日的公司章程中，股东名称直接变更为邱隘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东方公司在未与江志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江志强从公司股东中直接除名。另还获悉东方公司在江志强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变更公司相关信息，严重侵害了江志强的股东权利。江志强与东方公司数次交涉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一、确认江志强的股东身份；二、东方公司将江志强载入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协助江志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手续。
被告东方公司答辩称：一、江志强虽于1993年出资，但并未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1992年12月26日，当时的鄞县人民政府出台《鄞县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在乡镇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过程中，可吸收各方资本，以增强企业凝聚力，其中即允许职工以现金入股。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东方公司为调动职工积极性，在1993年年底进行了改制工作。江志强作为东方公司的职工，希望能入内部职工股5万元，按1000元／股折算即持股50股，但当时江志强资金不足，仅支付了3万元，另2万元从东方公司处借得。江志强曾分得75平方米的福利房一套，房款到1997年才付清。职工个人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份，其最明显的区别是《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以现金投入的职工股和社会股，在企业盈利的前提下，可以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列入企业生产成本，充入公积金”，也就是说，职工个人股对东方公司来说属于债务，而非所有者权益。故江志强当时的出资款5万元并非出资入股，而是对企业的债权，其身份不能等同于股东；二、退一步讲，即使从广义上讲和从公司章程字面上理解，认定江志强在1993年成为东方公司“股东”，但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应为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东方公司由镇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组成，职工股东高达121人，明显违反公司法规定，必须予以变更。鄞县人民政府于1996年6月20日出台《关于对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范和重新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对1994年8月30日前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其中就包括东方公司。此次重新登记的重点就在于以政府为主导，纠正公司法实施前存在的股东人数多、内部职工股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东方公司按照这一文件精神进行了重新登记。在这一过程中，江志强于1996年9月28日与竺志旸签订了《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将股份转让给了竺志旸，东方公司对上述股权变更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江志强不再是东方公司的股东，当然无权要求再行确认股东资格。另外根本不存在江志强所说的其与东方公司数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事实上江志强从未与东方公司交涉过。综上，江志强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原告江志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个人所得税缴款凭证（来源于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邱隘分局）四份，用以证明江志强作为东方公司的股东，每年均从东方公司分得股息红利的事实；
2.公司章程（来源于工商档案）两份，用以证明东方公司在未经江志强同意的情况下将江志强从公司股东中直接除名的事实。
对原告江志强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东方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证据也可看出江志强从2010年至2013年每年分得所谓“股息红利”1万元，但这并非股东分红款，而是江志强当初投资5万元的固定回报，因为企业每年的税后利润都不同，如果是股东分红的话，不可能每年分红都一样。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在第二份公司章程签署之前江志强已将股份转让给了竺志旸。
被告东方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办法》（来源于宁波市鄞州区档案馆）一份，用以证明东方公司是根据该《办法》进行的改制，根据该《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江志强原持有的职工个人股不同于一般的股权，更应理解为投资款的事实；
2.《意见》（来源于宁波市鄞州区档案馆）、《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来源于工商档案）各一份，用以证明因东方公司存在大量职工个人股，不符合1994年新颁布的公司法的规定，根据《意见》规定必须重新登记，为此江志强于1996年9月28日将其股份转让给竺志旸的事实；
3.1994年度至2013年度分红发放清单及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七份，用以证明江志强向东方公司支付5万元款项后，每年享受投资回报，但江志强从未对投资回报金额提出异议，也从未参加东方公司关于投资回报发放比例决策的股东会会议，江志强从一开始就清楚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的事实。
对被告东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江志强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一份县委文件，从该《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来看，这只是给予转制企业的政策性优惠，不涉及到股东身份认定问题。对证据2中的《意见》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该《意见》规定，东方公司确实有部分股东将股权进行了转让，但江志强等几个人未办理过股权转让手续，当时股东人数应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人数上限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上“江志强”的签字并非江志强所签，江志强未转让过其股权，若股权转让了，东方公司不可能再给江志强分红。对证据3中的分红发放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该证据恰恰可证明江志强系东方公司的股东，因1994年度至1996年度的分红发放清单上仅载明“发放清单”，而之后年度的分红发放清单上明确载明系“股东分红发放清单”；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对，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东方公司从未通知江志强参加会议，再说未参加会议，并不代表就不是股东。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江志强提交的证据1、2，东方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由此认定江志强系东方公司的股东，因直接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处理，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东方公司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2中的《意见》，江志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东方公司提交的证据2中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因江志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东方公司提交的证据3中的分红发放清单，江志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另该组证据中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经核对均为原始书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江志强历年来分红的事实或以“股东”名义分红的事实能否由此认定其系东方公司的股东，本院同样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东方公司的前身为1981年成立的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1991年浙江省鄞县轻工机械二厂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厂。1993年下半年，宁波东方压铸机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更名为“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东方公司）。改组后，前东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52万元，分成6520股，每股为1000元；公司股份由镇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两种组成，镇集体股为45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70%，职工个人股为196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0%。当时共有121名职工出资入股，其中包括江志强出资5万元，当时均发放了股权证，江志强的股权证现已遗失。前东方公司于1993年11月28日制定了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股权凭证采用股权证，股权证是股东的股额和产权证明，也是分配红利的依据。”第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持有者均为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1、按规定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3、按其股份份额领取红利；……”第十九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保障股东民主权利和维护合法利益，股东大会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定期召开。”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个人股份的红利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年终结算后一次性支付。”
1996年下半年，前东方公司因名称中含“有限”字样而被要求在同年10月底前按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重新登记。为了符合当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至50人的法定人数要求，在重新登记时，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作为职工股东代表被工商登记为东方公司的股东，即于1996年10月14日重新登记后的东方公司股东由邱隘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及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组成，出资额分别为428.2万元、133.5万元、53万元、22.7万元、14.6万元（合计652万元）。1996年9月28日，东方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对上述股东的组成、出资额等进行了规定。此后，邱隘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将其在东方公司的股权先后分两次全部转让给了竺丰年，竺丰年又将其中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了竺志旸、曹厚斌，即到了2004年，工商登记的东方公司股东为竺丰年、竺志旸、陆亚君、张存源、曹厚斌，出资额分别为335.78万元、148.52万元、22.7万元、14.6万元、130.4万元（合计652万元）。2013年10月，竺志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东方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竺尚义，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11月，竺尚义又将其受让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竺丰年，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12月，竺丰年将其28.5%的股权转让给了竺引丹，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1月，陆亚君、张存源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东方公司股权以6倍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竺丰年，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东方公司的登记股东变更为竺丰年、竺引丹、曹厚斌，出资额分别为335.78万元、185.82万元、130.4万元（合计652万元）。
前东方公司于1994年度至1996年度给予职工股东的分红比例分别为20%、20%、35%，均直接发放给各职工股东包括江志强。1997年度至2012年度，东方公司每年度按35%、30%、25%、20%或10%的不同比例直接向入股职工包括江志强发放了分红款。2013年6月，东方公司按10%的比例直接向入股职工包括江志强发放了分红款；2013年9月，东方公司按150%的比例直接向入股职工包括江志强发放了分红款，同时按6倍的价格收购了内部职工“股权”，除江志强、李国平、曹宝根外其他入股职工均同意“股权转让”并领取了相应“股权转让”款项。经核算，1994年度至2013年度，江志强总共领取了分红款27.25万元，但江志强从未参加过东方公司的股东会会议。在东方公司历年报备的公司章程中，江志强未被登记为自然人股东。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江志强是否系东方公司的股东。案涉纠纷系前东方公司在改制过程中，收取内部职工出资，发放股权证，历年向职工分红，但未将包括江志强在内的部分职工作为公司股东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而发生的争议。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约束；向公司投入资本，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在公司中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但由于公司的类型不同，投资人向公司出资的时间不同或者在公司设立时内部章程规定不同，股东的种类和享有的相应权利有差异，可以有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分。隐名股东的身份从公司初始登记时起，就没有被公司在工商登记中公示，因而其享有的股东权利与其他被公司记名的显名股东有别。除非经股东会同意，否则，公司股东的权利原则上只能等于或仅限于股东自始实际享有的权利。本案中，江志强向前东方公司投入资本，取得前东方公司发放的股权证，前东方公司属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前东方公司于1996年10月14日按照公司法的要求重新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因受公司法股东人数的限制，仅登记了四位自然人股东，江志强一直未提出异议。江志强虽多年来从东方公司取得分红，但其从未被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从未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从未出席过股东会会议参与公司决策、选择公司管理者等。由此表明，江志强向东方公司实际出资并取得相应的投资权益，但从未以股东身份行使选举、议事等权利。依公司法理论，隐名股东是否显名或如何显名及如何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需遵守相关章程的规定和约束，并通过股东会同意，某些属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范畴的习惯行为，司法无从也不应横加干涉。故江志强即使是双方均认可的以隐名股东身份存在于东方公司，其享有的权利范围也仅限于其原来在公司中实际所享有的权利范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实际出资人诉请显名为股东，考虑公司人合性的特征，需要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之认可。结合本案，江志强的出资能否记载于东方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取决于东方公司其他股东的决议，现无证据证明东方公司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已同意将其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故其不能成为东方公司的显名股东。综上，江志强要求确认其（显名）股东身份，将其记载于东方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进行工商登记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志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江志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志刚
人民陪审员 孙建华
人民陪审员 郑世良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