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4民终12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平，男，汉族，1967年6月28日出生，农民，住潞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长治市太行东街与城西路交叉口第一座7层。法定代表人：高志刚，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瑞，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庆，男，汉族，1975年10月16日出生，住长治县。上诉人王小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中心支公司、赵建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潞城市人民法院（2018）晋048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小平，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瑞，被上诉人赵建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小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潞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48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上诉人赔偿1215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9月28日06时许，赵建庆驾车将上诉人驾驶的三轮车撞倒，造成人身、车辆损伤。事后，潞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建庆为全部责任。且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前提下，作出调解三项内容“双方约定由赵建庆承担车辆修理、身体检查等费用，另赔付误工、营养等损失2500元。”一审法院却认定为上诉人损失不超过2500元，就应该只按第三项内容履行的事实明显错误。二、违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在交警队协商时，明确协商内容为三项。第三项为针对误工、营养、蔬菜货物损失的费用是双方认可的2500元。第二项内容为检查费用，在潞城市人民医院检查时，被上诉人己经支付，且不包含在2500元的范围内，故无争议。被上诉人在交警队协商后，又针对第三项内容及时进行支付。针对第一项内容，被上诉人应等到上诉人实际进行维修后才能进行赔付。这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法定权利的实际处分。然而，等上诉人实际产生费用后，被上诉人却不积极支付，导致上诉人进行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却忽略当事人的处分权，擅自将2500元等同与全部赔偿内容。明显对当事人的权益没有进行保障。现为维护上诉人自身权益，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保障上诉人的修理费1115元与代写文书费用100元。赵建庆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7年9月28日6时许，被告赵建庆驾驶×××号小轿车行驶至潞城市苗家村附近路段时，将原告驾驶的三轮车撞倒，致原告人身、车辆损伤，赵建庆负全责。原被告约定由被告承担车辆修理、身体检查等费用，另赔付原告误工、营养等损失2500元。但被告赵建庆在赔付了2500元与原告身体检查费用后，却对车辆损失不履行调解义务，随后原告对三轮车进行修理后，又再次向原告主张权利，遭到拒绝，故诉请赔偿车损1115元、写诉状费用100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8日6时10分许，被告赵建庆驾驶×××号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潞城市苗家村附近路段时，与原告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两车损坏，原告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赵建庆负全责。事发后，被告保险公司到场看了原告的三轮车，之后被告保险公司走了。原告与被告赵建庆到交警部门接受调解，调解结果为：1、由赵建庆方承担两车车损（车损以保险公司鉴定为准），2、由赵建庆方承担王小平检查费（票据），3、由赵建庆方承担王小平误工费、营养费、蔬菜货物损失共计2500元。原告与被告赵建庆在调解内容上签字并捺了手印。在接受调解之前被告赵建庆为原告支付了医药费，调解之后被告赵建庆支付了原告2500元的赔偿费用。原告为了修理三轮车实际花费1115元。一审法院认为，就第1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如下：医疗检查损失，这在医院已由被告赵建庆支付，多少不清楚。二被告认为是300元，提供有保险公司《打款明细》，证明在交强险内伤残限额内赔偿1766.4元，其中包括事发后的检查费300元，但保险公司只认定266.4元，另1500元是协商好的误工费等伤残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认可产生了检查费，但不清楚多少，而被告陈述为300元，故在原告无反证的情况下，认定为300元。车损1115元，提供了修车费票据，二被告认可真实性，但陈述定损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车损是在修车过程中实际产生的，而非来自于保险公司的单方认定，保险公司的单方认定只能是在行业平均水平下对车损的理性估价，这与实际损失是有可能存在偏差的，只要这个偏差没有明显超出合理范围，而在被告又无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就应以实际损失认定，本案正是这样，故应以1115元来认定实际车损。写诉状花费100元。一审法院认为，写诉状是诉讼维权的重要手段，且花费100元并未明显不合理，故应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述当天在医院检查没有大的问题，随后几天原告又去复查，没有事。所以原告并不符合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无法保障。误工费700元=每天100元×7天。一审法院认为，因为原告没有住院，仅是在事发当天为处理事故而产生了误工，故只应保障1天的误工损失，因原告是农村居民，参照山西省农林牧副渔年收入标准计算一天的误工损失为126元。营养费700元=每天100元×7天。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述身体没有大的问题，故对其营养费保障1天为宜，标准参考生活经验酌情确定为30元，即此项保障30元。后续的医院检查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未提供相关票据，其次，第一次检查时才花费300元，复检1000元与常理不符。所以对该请求无法保障。蔬菜货物损失600元，原告陈述三轮车上拉着500斤西红柿，20斤左右的黄瓜，西红柿当时每斤1元，黄瓜每斤1.5元。黄瓜全部摔到车外，西红柿摔出去20多斤左右。摔倒车外的黄瓜和西红柿全部摔烂了，车上的西红柿有一半挤碎了。被告赵建庆反驳称，原告车上大概有6-7箱西红柿，不知道有没有黄瓜，原告的蔬菜没有摔倒地上，车上的西红柿也没有挤碎。一审法院认为，《交警事故认定书》载明了两车损坏的事实，也即原告所述蔬菜损失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被告虽然反驳但因无证据支持，故对被告的反驳意见不予采纳。参考原被告关于蔬菜种类的一致陈述，以及原告关于蔬菜损失的陈述，酌情保障蔬菜损失200元。综上，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871元。就第2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只有一次调解即交警部门主持的调解，原告仅是履行了调解内容的第2、3项，但对第1项未履行。被告保险公司在交警主持调解前仅是去看了三轮车，定损为1000元便走了，没有说其他的，之后在交警部门接受调解时，保险公司已不在场。调解时，交警问到定损情况，原告将定损1000元的情况告诉了交警。被告赵建庆反驳称，事发后保险公司来了，看了车，就全部赔偿事宜与原告已商量好，这样才去了交警队制作出调解书，被告签字后给了原告2500元，被告将车从交警队开走。被告保险公司反驳称，虽然未参与交警部门的调解，但已与原告、被告赵建庆商量一致，就医疗检查、修车等全部损失总共为2766元，其中医药费300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限额内只赔付266元，还有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部分赔付1000元修车费、伤残限额内赔付15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赵建庆的车投保交强险及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依据常识可知，被告赵建庆在有保险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保险之外再自己出钱理赔，即被告赵建庆陈述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与原告商量一致的可信度还是较高的，这是其一。其二，在本案赔偿数额不大，且原告自述保险公司已对车辆定损且交警已知晓定损的情况下，交警部门对此事处理采用了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目的即当时当地将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所以从情理分析，交警部门已经将车损考虑进去了，虽然交警部门出具的调解书主文第1、2、3项与赔偿2500元的关系表述不是很清晰，但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的本义是不容置疑的，除非原告提供明显证据予以反驳。其三，经认定的原告损失是低于调解数额的，这说明本案调解也是充分保障了原告的权益，是体现了公正的。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无法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遵循填平原则和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交通事故受害人因事故造成的损失，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得到赔偿，但获得的赔偿数额应该与其实际的损失金额基本一致，其主张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应该予以核减，根据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填平原则，在上诉人已经全额获得保险公司经济赔偿的前提下，不应在其损失已经得到赔偿的基础上主张额外的经济赔偿。原审法院已经根据法律规定认定了上诉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并且二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如果上诉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额外的经济赔偿，则会导致上诉人因本起交通事故而获利的情形出现，该情形不仅违背了交通事故赔偿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常理，故该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小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小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鸣森审判员常旭光审判员范进斌二0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书记员崔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