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803民初2097号原告：余正年，男，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原告：童新标，男，196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全有，浙江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鲁国生，衢州市廿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俞春寿，男，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被告：余贤忠，男，197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现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原告余正年、童新标诉被告俞春寿、余贤忠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袁凤良独任审判，于2016年10月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正年、童新标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全有、鲁国生，被告余贤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俞春寿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正年、童新标诉称：2009年，被告俞春寿经招投标程序，以200100元报价取得衢江区湖南镇原金家山村，土名大竹坞，东至：郑志忠青柴山；南至：大溪；西至：大岗（与苦叶田交界）；北至：仙羊大尖；面积625亩山林承包经营权。2009年10月31日，被告俞春寿与原金家山村委会（现已并入湖南村）签订了《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交纳了出让款，俞春寿取得了上述山林45年的承包经营权（2009年10月31日至2054年12月31日）。2010年，被告以无力经营为由与原告协商转承包部分山林。当年原告与被告俞春寿达成《转承包合同》，约定：金家山村土名大竹坞，四至为：东至岗，南至青柴山，西至田，北至江山苦叶田农户自留山路头对面岗尖（占俞春寿总承包面积小半部分）范围内的林地、林木，以150000元价格转给原告承包，期限44年（2010年4月1日至2054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交纳价金，双方至现场当面划分山林，履行交付手续。原告以转承包方式取得涉案林地、林木的承包经营权后，对承包范围内的山林进行抚育管理，在山间修建运输道路一条，并选伐、间伐林木销售。2016年初原告根据合同第五条向被告俞春寿索要生态公益林补助款无果，后来还获悉被告于2015年就将2009年从金家山村承包的625亩山林转承包给余贤忠并签订了书面合同，可该625亩山林中有一部分俞春寿已于2010年转承包给了原告。纠纷发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俞春寿，要求其履行转承包合同，支付补助款，解除与余贤忠的合同，俞春寿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回避，最近又将电话号码更换，可见无诚意解决上述纠纷。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故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俞春寿与余贤忠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承包合同》中涉及原告与俞春寿间转承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部分无效；二、责令被告俞春寿继续履行《转承包合同》，余贤忠返还2015年度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2700元；三、被告俞春寿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8500元；四、由被告俞春寿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俞春寿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的答辩状。但在庭后接受询问时辩称：原告起诉没有道理，被告与余贤忠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有效的，和余贤忠签订合同后，被告与余正年、童新标签订过一份补偿协议，约定由被告补偿两原告230000元，两原告遂同意将山林转包给余贤忠。被告余贤忠辩称：1、不应当将本人列为被告，原告应该起诉俞春寿；2、被告不知道原告与俞春寿间有转包合同，被告签合同时就法律问题考虑的也很细，到村里问过涉案山林是否可以可以转包，村里说要研究，所以被告要求村里盖章。反而原告到俞春寿处承包没有经过村里同意，村里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否则村里不可能在被告的合同上盖章；3、据了解，原告与俞春寿间有借款，因俞春寿不能还款，才用涉案山林抵偿债务；4、被告签合同时，要求俞春寿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本人领取公益林补偿款，办理采伐手续，村里认可山林包给了俞春寿，也同意俞春寿转包给被告，村里根本不认可余正年、童新标，所以被告才能到村里领公益林补助款。原告余正年、童新标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1、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被告俞春寿从原金家山村承包山林，合同约定可转包，无需村委会同意；2、转承包合同，证明被告俞春寿2010年将部分山林转包给原告，约定100亩公益林补助款归原告；3、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承包合同，证明被告俞春寿2015年将第一份证据下的所有山林转包给余贤忠，侵犯了原告的权益；4、法律服务合同、律师费票据，证明原告的律师费损失，根据原告与被告俞春寿合同约定，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对方律师费损失；5、打印照片两张，证明原告在山林中修建道路的事实；6、民声木制品厂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承包后采伐、销售林木的事实；7、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一份（当庭播放），庭前几天录制，证明被告俞春寿是因为无力偿还余贤忠借款才用山林抵债，并告知余贤忠山林已转包给原告，但称会处理好中间的问题；8、证人余某证言及收条，证明俞春寿雇佣其修造上山道路的事实，原告出的钱。被告俞春寿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但在庭后接受询问时对证据7质证认为，是有这次通话，但部分意思有误，真实意思是俞春寿欠余贤忠的钱抵扣后，剩余的承包款余贤忠已付清，最后一句“我要查一下那山到底有没有卖给贤忠”指的是另一片山。被告余贤忠质证认为，对证据1、3无异议，证据2是原告与被告俞春寿间的合同，不知情；证据4原告是要求俞春寿负担，与被告无关；证据5认为路是修过，但是不是原告修的存疑，如果是原告修的也不能证明山林是原告承包的，有可能是俞春寿请原告修的；证据6与被告无关，无意见；证据7中是俞春寿的声音，但他没说过山林已转包给原告。俞春寿是欠被告3万元，和承包款抵偿掉了，但剩余承包款已全部支付。俞春寿之所以在录音里说只付了一点钱，是因为原告与俞春寿之间有借款，如果被告的钱已经全部支付给俞春寿，原告就要求俞春寿还钱了，而且原告还和本人说过如果钱没有全部付给俞春寿，就要求把钱直接支付给原告。证据8认为可以证明修路，但不能证明原告承包涉案山林的事实。根据被告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对证据1、2、3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定，如何负担将综合分析判断；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认定；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该通话发生在原告与被告俞春寿间，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余贤忠对原告与俞春寿间的转包关系是知情的，而且俞春寿在通话中亦称会处理好与原告间的承包合同问题，因此仅凭该录音也无法证明余贤忠在受让山林主观上是恶意的；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问题将综合分析判断。被告余贤忠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件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俞春寿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承包合同原件、湖南镇金家山村重大村务决策档案、收条，证明余贤忠在与俞春寿签订转包合同时，尽到了谨慎审查的义务，征求过村里的意见，俞春寿将所有材料原件都交给了余贤忠，承包款已全部支付给俞春寿。原告对村务决策档案、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恰好说明承包山林可以转包；对俞春寿与余贤忠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承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据了解，村委会在该合同上盖印未经民主程序，是村干部个人行为；对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俞春寿与余贤忠间合同就是有效的；对收条内容真实性不认可，是虚假的，真实情况是录音中的内容。被告俞春寿未对被告余贤忠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根据原告质证意见，经本院审查，被告余贤忠提交的证据均有原件，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相关问题将综合分析判断。被告俞春寿未举证。经审理查明：2009年，被告俞春寿经招投标程序承包原湖南镇金家山村（现并入湖南村）发包的土名为大竹坞（包括外田坂）共625亩的山林，2009年10月31日签订《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包期45年，承包款200100元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合同明确允许俞春寿在承包期范围内转包、转让。2010年3月31日，被告俞春寿与两原告签订《转承包合同》，将大竹坞部分山林转包给两原告，承包款150000元两原告已支付给被告俞春寿，并明确俞春寿给两原告100亩面积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按当年标准由两原告向被告俞春寿领取，由俞春寿处理与村里的承包关系，两原告与村里不发生关系。合同签订后，两原告从俞春寿处领取过公益林补助款。2015年6月25日，俞春寿与余贤忠签订《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转承包合同》，将其承包的大竹坞625亩山林全部转包给余贤忠，承包款350000元俞春寿和余贤忠均称已全部支付。签订合同时征求过湖南村是否同意转包意见，湖南村同意转包并在合同上作为见证方盖印，村民主任在合同上签字。签合同时，俞春寿向余贤忠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余贤忠处理承包山林事宜，俞春寿将由其与原金家山村的《林权、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原金家山村重大村务决策档案（讨论山林发包事宜）原件交给俞春寿保管。因湖南村知晓俞春寿与余贤忠的转承包关系，且俞春寿向余贤忠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故生态公益林补助款由余贤忠直接到湖南村领取，2015年补助款已领取。另，原、被告承包山林后，均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现两原告提起诉讼，认为已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俞春寿将山林转包给余贤忠系无权处分，要求确认俞春寿与余贤忠间的合同无效，应继续履行原告与俞春寿间的合同，并要求余贤忠返还公益林补助款。本院认为：关于余贤忠的诉讼地位问题。原告诉请要求法院确认俞春寿与余贤忠间的转包合同关系无效，并要求余贤忠返还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其诉请与余贤忠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原告将余贤忠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告俞春寿与余贤忠间的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即被告余贤忠是否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被告俞春寿经招投标程序承包大竹坞山林，该承包事宜经原金家山村村民代表民主决议同意，故俞春寿与原金家山村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俞春寿合法取得大竹坞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通过转包的方式进行流转，故被告俞春寿与两原告签订的《转承包合同》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已合法生效，两原告已经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因此被告俞春寿再将山林转包给余贤忠是无权处分。在此情况下，被告余贤忠是否可以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则要审查其是否为法律上的善意被告。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善意取得问题参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即受让人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物权时是善意的；二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是转让的物权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原告主张余贤忠与俞春寿签订转包和同时已知晓原告与俞春寿间的转包关系，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并不以登记为要件，两原告未办理过林权证，也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备案，余贤忠在签订转包合同时不可能通过物权登记查询的方式了解权属情况，且余贤忠签订合同时征求过湖南村委会的意见，村委会在合同上盖章，表明余贤忠已经尽到了谨慎审查的义务，原告主张其主观恶意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俞春寿从原金家山村承包涉案山林的承包款为200100元，现余贤忠以350000元的价格转包，明显高于初始承包价，满足合理价格转让的条件。余贤忠已和俞春寿办理过交割，且已领取2015年度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应当视为其已管理、占用山林。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等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该条文虽系管理性规定，且规定应当由承包方备案，但也可以反映出法律法规认可、鼓励和保护备案的价值取向，本案中余贤忠与俞春寿的转包行为经报发包人湖南村委会审核，其程序更为严密、谨慎。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余贤忠善意取得大竹坞山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要求被告俞春寿继续履行双方间的转承包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余贤忠亦合法取得2015年度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俞春寿在已将部分山林转包给原告的情况下，再次将山林转包给余贤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可向被告俞春寿主张损害赔偿，但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正年、童新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24元，减半收取1762元，由原告余正年、童新标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袁凤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代书记员 傅舟婷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第一百二十八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