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50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传凯，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勤，男196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军，男，197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俊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红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二东，男，197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筱，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萍，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亚媛，女，198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筱，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萍，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传凯为与被上诉人袁军，原审被告刘二东、张亚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8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传凯上诉称：刘传凯与袁军之间自2012年起至2016年即存在多年的帐务往来关系，本案诉争的刘传凯向袁军2015年3月10日的转款行为，包括此后原审判决书中列举的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3日在内的ll笔转款行为，只是其中的部分款项往来业务，既不是最初的往来款，亦不是最后的结算款，根本不应当作为单独的“借款”行为而予以提取出来，也不可能脱离其它款项往来业务而独立存在。原审判决查明涉及本案的200万元款项应属于袁军向刘传凯新提供的借款，属查明认定事实错误。刘传凯的转款行为开始于2012年7月，而袁军的转款行为开始于2013年5月，从证据显示的转款行为的先后次序来看，系先有刘传凯向袁军提供“借款”的行为，然后才有袁军袁军向刘传凯刘传凯的“还款”行为。原审判决查明认定“虽然在此前的2012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刘传凯向袁军支付386万余元的转帐记录，但结合上述事实，该款明显不属于刘传凯向袁军提供的借款，而应属刘传凯向袁军清偿的其他借款。”明显与事实证据不相符，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从刘传凯与袁军的多年帐务往来中，“掐头去尾”的提取2015年3月10日、3月11日袁军向刘传凯的二笔转款200万元，并从其后提取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袁军向刘传凯转款儿笔作为还款“利息”予以认定，从而推定双方之问存在借款关系并约定利率为1％，系典型的对结果进行假设，然后“以果推因”。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将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刘传凯向袁军转款的11笔款项，单独提取出来，认定为“借款利息”，毫无事实根据。（2）、原审判决推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主要理由在于“刘传凯如此有规律地向袁军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本案诉争的200万元借款，双方之间既没有书面协议，亦没有对借款达成另外的约定，且刘传凯并不认可双方之问的借款事实。故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定双方之间借款关系成立，属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袁军无法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亦没有就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原审法院也未就借贷发生的款项来源等情况予以综合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3、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利息，人民法院依据各种因素能够推定利息的案件系“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在本案中，刘传凯与袁军均属自然人，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争议，应当按照约定确定“利息”，人民法院推定双方之间存在“利息”属典型的违法行为。故原审判决“根据交易习惯确认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息l％”，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程序错误。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均应当当庭提交，并经过对方的质证后，方能由法院根据相应事实综合采信。但在本案中，袁军提交的证据部分系在“庭后提交”，用以对抗刘传凯提交的相应证据，且未经刘传凯质证，即被原审法院载入判决文书，并以此作为不予认定刘传凯提供证据的相应理由，属典型的程序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及程序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袁军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刘二东、张亚媛陈述，请求维持原判。
袁军一审诉讼请求：刘二东、张亚媛、刘传凯支付借款本金160万元及本金全部还清之日的违约金（违约金暂计算到2017年8月11日327840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3月10日，袁军通过其在华夏银行所开尾数为025269的账户向刘传凯所开尾数为585963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款50万元；2015年3月11日，袁军通过其岳父许隆源尾数为052347的银行账户向刘传凯上述账户转账支付150万元。在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刘传凯向袁军前后转账支付了11笔款项，明细详见下表：
刘传凯向袁军转账支付明细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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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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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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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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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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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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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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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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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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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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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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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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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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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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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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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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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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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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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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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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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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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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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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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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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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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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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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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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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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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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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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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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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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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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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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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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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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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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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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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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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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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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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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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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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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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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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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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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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军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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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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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有袁军提供的支付凭证，银行账单等证据证明，刘传凯不持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对上述刘传凯的还款，袁军陈述2015年7月17、2015年10月14日两笔还款中的各20万元为清偿借款本金，其余均系刘传凯按月息1％的标准支付的借款利息。2016年2月15日，刘二东与袁军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刘二东“因经营需要，向袁军协商借入款项用于经营之需”，借款金额为16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即2016年2月15日至2016年5月15日；每月利息为32000元，三个月96000元，期满后一次性归还本金及利息169.6万元。同日，刘二东向袁军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袁军人民币壹佰陆拾玖万元”。一审庭审中，袁军自述刘二东签署上述《借款合同》是对刘传凯所欠自己160万元债务的加入，自己并未向刘二东另行提供过160万元的借款。2016年6月27日，刘二东通过武汉市东西湖汽车配件经营部向袁军转账支付6万元；2016年9月7日，刘二东向袁军转账支付10万元；2016年12月1日、12月29日，刘二东通过武汉优安达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袁军转账支付合计12万元（两笔均为6万元）。上述事实，有袁军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条》及银行账单等证据证明，刘二东、张亚媛不持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传凯在2012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前后16次累计向袁军转账支付3864138元。对该事实，袁军不持异议。还查明，刘二东、张亚媛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9月14离婚。武汉优安达科技有限公司系二人注册成立的公司。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就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袁军在2015年3月10日、11日向刘传凯支付的200万元款项是刘传凯向袁军的借款？还是袁军向刘传凯的还款？刘传凯主张袁军支付上述200万元款项并非自己向袁军的借款，而是袁军向自己偿还的款项。刘传凯为证明该项事实主张，提交了其在2012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计向袁军转账支付3864138元的银行账单。袁军承认刘传凯上述3864138元转账的事实，但主张上述款项是刘传凯清偿在此前对自己的借款，与本案20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并在庭后提交了其在2013年5月31日至2014年2月７日期间向刘传凯提供361万元借款的银行账单。对该争议的事实，法院认为，虽然袁军无法提供其与刘传凯之间就本案争议的200万元款项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合同》、借条等相应的合同或债权凭证，但自该200万元款项在2015年3月10日、11日转账至刘传凯的账户后，刘传凯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每月均在15日前后有规律地向袁军支付1％的“利息”。虽然在此前的2012年7月24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刘传凯有向袁军支付386万余元的转账记录，但结合上述事实，该款明显不属于刘传凯向袁军提供的借款，而应属刘传凯向袁军清偿的其他借款。涉及本案的200万元款项应属于袁军向刘传凯新提供的借款，否则刘传凯不会如此有规律地向袁军支付“利息”。故法院认定刘传凯尚欠袁军160万元借款的事实成立，根据交易习惯确认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息1％。二、刘二东与袁军在2016年2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条是否是对刘传凯所涉本案债务并存的承担。刘二东虽与袁军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向袁军出具了借条，但合同及借条中并没有任何体现刘二东有对“刘传凯所欠袁军160万元债务”以并存方式承担的意思表示。袁军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来补充证明刘二东有对本案债务单独或共同与原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虽然刘二东在此后向袁军支付了28万元款项，但袁军不能举证证明刘二东所支付的该28万元款项即是刘二东代刘传凯向其清偿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故袁军与刘二东之间的债务承担协议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刘二东虽与袁军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出具了借条，但袁军并未向刘二东提供合同约定的“160万元借款”，故双方关于该160万元的借款合同也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刘传凯向袁军借款200万元，至2016年1月13日尚欠袁军借款本金160万元，对袁军要求刘传凯清偿该16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对逾期后的利率并无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院仅支持月息1％利率部分的请求。袁军请求刘二东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张亚媛与刘二东虽系夫妻关系，但根据袁军向刘二东主张的债务性质，不论刘二东是否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债务均不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张亚媛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传凯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袁军清偿借款本金160万元，并按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16年2月11日至实际清偿时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1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刘传凯负担。上述款，袁军已垫付，刘传凯应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同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一并支付给袁军。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袁军向本院提交2012年3月19日33万元的转账凭证一份，拟证明袁军委托许翠荣（袁军岳母）向刘传凯转款33万元，此前双方的经济往来较多，均与本案的借款无关。刘传凯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且转款方不是袁军本人，不能达到袁军的证明目的。张亚媛、刘二东认为，对转款的事实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本院认为，袁军提交的转款凭证能够证明2012年3月19日袁军岳母许翠荣向刘传凯转款33万元的事实。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刘传凯抗辩诉争200万元系袁军前期向刘传凯借款的还款，刘传凯应对其抗辩承担举证责任。刘传凯提交了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银行流水，用以证明刘传凯向袁军转账386余万元。而袁军在一审、二审提交了2012年3月至2014年2月期间向刘传凯提供390余万元转款的银行账单。对于刘传凯的抗辩，袁军举出了反驳证据，在刘传凯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抗辩事实成立的情况下，应由刘传凯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传凯、袁军间有长时间、大流量的资金往来，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无书面凭证，仅凭双方口头约定。从本案诉争的200万元的汇款时间，以及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刘传凯向袁军的打款记录看，时间和金额具有特定的规律和针对性。原审法院将袁军2015年3月10日、11日转账至刘传凯的账户200万，与刘传凯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向袁军的打款，作为一个完整借贷行为处理，符合客观事实。刘传凯称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向袁军的打款，系袁军向刘传凯的借款，结合上述2015年3月10日、11日袁军向刘传凯汇款200万元的行为分析，刘传凯的抗辩理由与常理不符。刘传凯认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撑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刘传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51元，由刘传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欣
审判员 龚治国
审判员 李 行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