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1民终3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诉讼代表人：凌真会，女，1961年5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诉讼代表人：黄义和，男，1966年11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文英，女，1967年4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相，男，1959年10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金，男，1952年2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容，女，1989年8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保，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建，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扬全，男，1945年11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章，男，1967年9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会，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义才，女，1950年4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山，男，1971年11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志兰，女，1956年6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培，男，1963年8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前，男，1974年10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勇，男，1976年8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学，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祥，男，1932年10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昌，男，1942年4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义贵，男，1973年8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从刚，男，1984年3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平，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沐川县。
以上23名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强，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沐川县×镇×村×组，住所地四川省沐川县×镇×村×组。
负责人：黄义顺，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森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沐川县沐溪镇中桥街下段。
法定代表人：邱万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顺章，四川正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四川正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松安，男，1977年4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明聪，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松安（系郭明聪妹夫），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上诉人凌真会、罗文英、黄仁相、黄仁金、黄建容、黄义保、黄仁建、黄扬全、黄义章、黄仁会、林义才、黄义山、胡志兰、黄仁培、黄义前、黄仁勇、黄义学、黄义祥、黄义和、黄仁昌、黄义贵、黄从刚、黄仁平（以下简称“凌真会等23人”）因与被上诉人沐川县×镇×村×组（以下简称“×村×组”）、四川森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公司”）、陈松安、郭明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沐川县人民法院（2016）川1129民初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暨诉讼代表人黄义和及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强，被上诉人×村×组的负责人黄义顺，被上诉人森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顺章、李平，被上诉人郭明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陈松安到庭参加诉讼。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于2018年4月27日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涉案证据《委托书》上的签名、捺印进行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后，于2018年5月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选定鉴定机构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2018年5月23日，本院收到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的《情况说明》载明，因鉴定申请人逾期未缴纳鉴定费，故终止本次委托鉴定事项。2018年6月19日，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申请书》，以现有证据已能证明《委托书》系伪造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鉴定申请。2018年6月25日，各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庭外和解申请书，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院予以准予。后因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本院终止庭外和解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沐川县人民法院(2016)川1129民初8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超出15年的部分无效；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2004年9月28日…转让年限25年后改为50年”、“同年12月11日…委托黄义淇办理相关转让事宜”于事实不符。根据一审中的证据中，证明该待证事实的有2004年9月28日晚召开的会议记录，该记录中载明的当时确定转让年限为15年，后在未经大家同意的情形下被人为改成50年，这一事实在被上诉人×村×组的答辩中可以得以印证。同时，在该合同中约定的15年期限变更为50年期限，而转让费用却未作调整的重大合同条款，理应重新召开村民会议来进行商议，但被上诉人×村×组却未履行法定义务，而是未经村民同意情形下直接在原来的会议记录上进行了人为的更改，该行为无疑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上诉人的重大损失。2.被上诉人×村×组一审辩称“通过协商，在征得上诉人同意后，达成协议期限为50年……放款时对每个村民都征求了是否同意转让50年的意见，同意转让的就签字领款，不同意的就不签字不领款”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该辩称其法律性质只是当事人陈述，该陈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也未认可的情形下，被上诉人针对此观点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该观点自相矛盾，哪有事先征得同意，放款时又重复征求意见一说，同时若是如被上诉人×村×组所述，两次征求意见的事项是非常重要的合同内容，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录，而且在放款时也没有任何书面记载是同意50年即领款，不同意则不领款；放款记载中只是领款的数额确认，没有任何关于是否同意50年期限的记载。所以，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毫无证据的一面之词就对如此重要的事实进行简单的认定是极其错误的。3.一审中关键证据----《委托书》，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以及该份证据的三性认定，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首先，从该份证据内容上看，该委托权利的权利主体应为上诉人，其委托所依据的是×村×组的社员大会，而本案中，却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来证明《委托书》上载明的内容，唯独一份是经过人为更改的会议记录（该份证据的形成及瑕疵前文中已陈述），所以该委托权利授权基础存在不合常理之处。其次，既然合同已经形成，作为被上诉人×村×组的负责人本身就可直接办理相应手续，为何要多此一举出具这样一份《委托书》，其事实真相真是耐人寻味；再者，既然合同已经形成，即使要办理相应手续，只需授权办理即可，为何还要在《委托书》上载明合同内容呢？这一系列的反常行为，足以证明该份《委托书》上所载明的内容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事实表示，而是被上诉人为了掩盖未经上诉人同意更改年限、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
被上诉人×村×组辩称，买林子是事实，队上开会说的是10年，后来改成了15年。我们2组是9月29日开的会，当时的会议记录签字却是28号。会议记录只能是户主签字，只是同意售林木，《委托书》上面有三个名字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签字时弄虚作假的。
被上诉人森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森源公司在本案中已经取得了林权；2.关于森林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2004年签订的协议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从之前的一审庭审和证据交换中可以知道村民对签字过程是没有异议，只是对期限有异议。该林权转让也是经过了×村村委会以及沐川县林业局的审查审核，并且森源公司也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也花了钱修路；3.上诉人认为本案超过15年期限问题，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时签的合同是只有15年而不是50年，并且现在上诉人以及村组现任法定代表人来否定前任法定代表人依法确立的事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上诉人否认杨先伦签字的问题，一审的时候是询问过上诉人是否申请鉴定，但是上诉人是拒绝了的，而现在上诉人又提出了签字这个问题，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被上诉人陈松安、郭明聪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1.我在取得林权的时候，是按照规定取得的，是合法的；2.2007年到2015年期间发生的几件事中我都是拿过签的50年合同给上诉人看过的，他们都对50年期限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对边界有异议；3.黄义顺在2016年给我打电话明确提出要解决这件事的话要我出钱100万元左右，我不同意，他们才又提出了上诉；4.授权委托书是办林权证出具的必要材料；5.我在此说明，因为上诉人的诉讼导致我的贷款无法进行继续抵押，乐山商业银行已经对本人提起了诉讼。
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村×组于2004年11月28日与四川森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村×组承担。在一审庭审中，凌真会等23人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村×组于2004年11月28日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村×组、森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9月28日，×村×组召开户长会议，应到会30人，实到29人。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以250元每亩的价格转让×村×组林权，转让年限25年，后改为50年。2004年11月28日，×村×组组长黄义淇代表×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森林资源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村×组向森源公司转让该组林木，包括2组一号小班（石猪槽、硝洞坪）369.7亩，二号小班（苏家湾）68.8亩，三号小班（大湾、赶场湾）129.7亩，四号小班（石子岩）30.011亩，合计598.211亩，转让年限50年。同年12月11日，×村×组村民在森源公司处领取了转让费，并签字确认。2005年3月9日，×村×组户长26人向黄义淇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村×组全体社员一致同意将本组世行造林和“85-4”工程林转让给森源公司开发经营。转让期限为50年，于2054年12月31日截止，转让价格250元／亩，并委托黄义淇办理相关转让事宜。森源公司在办理好相关林权证后，又将林权转让给郭明聪，郭明聪将林权转让给了陈松安，均依法办理了林权证。现×村×组村民认为其转让林权的年限是15年，而不是林权证上载明的50年，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中，超过15年部分无效。在庭审中，凌真会等23人对于2005年3月9日出具的《委托书》上的签名捺印不予认可，但对《委托书》上的笔迹、指纹均不申请鉴定，经一审法院当庭释明，凌真会等23人仍坚持不申请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村×组转让林权行为是否有合法有效？二、《森林资源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如是属有效转让年限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村×组户长会议有29户（户数超过2／3）参加，并同意转让林权，符合法定议定程序，因此，×村×组转让林权行为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既然转让行为有效，那么黄义淇代表×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当然有效。虽然户长会议记录上载明的转让年限由25年更改为50年，但在后来×村×组村民向其组长黄义淇出具的《委托书》上，明确载明转让年限是50年，即便最初×村×组村民不知道转让年限为50年限，那么其签字确认的《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也应认定是事后追认的行为，凌真会等23人虽对《委托书》上的签名捺印均不予认可，但不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委托书》予以采信，故林权转让年限应当认定为50年。凌真会等23人主张林权转让年限超过15年部分无效，无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凌真会等23人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3291元，由凌真会等23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沐川县公安局永福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用以证明×村×组的《委托书》取得来源不合法、不真实。×村×组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森源公司认为，《委托书》上的签名是否户长签字不清楚，可能是习惯写法，写的是名字的同音字，即使存在个别错误，但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需三分之一以上反对，协议才无效，该组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陈松安和郭明聪与森源公司意见一致，并认为十几年前村民受教育程度有限，存在代签情况很正常。本院认证意见为：1.《证明》载明，经四川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在乐山市沐川永福派出所辖区，无杨兴良（音）、黄利旭（音）二人的任何信息。杨兴良、黄利旭名字后都括注“音”，表明二人名字的读音如汉字所写,但对二人名字的准确性不能确定。此外，《委托书》其中一个签名为“黄义旭”，而本案其中一名上诉人为黄义学，本地口音与“黄利旭”相近，且各方均认可的《×镇×村×组林木转让付款花名册》上也存在代签情况，故在此情况下的查询结果并不准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载明，黄仁宗于2002年12月4日进行死亡注销。因黄仁宗生前为户主，考虑到《委托书》形成于2005年，当时部分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偏低，存在代为签字捺印的情况，且各方均认可的《×镇×村×组林木转让付款花名册》上仍将黄仁宗列为户主，故该《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不能当然排除《委托书》中黄仁宗的签名由该户其他成员签字捺印的情况。综上，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明》、《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虽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在证明力方面尚不足以否定《委托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28日，沐川县×镇×村召开村委会，讨论村民黄义巧引资购买×村“85-4工程林”和“世行造林”事宜。会议记录载明，黄义巧与投资方达成初步的口头协议，约定购买价格为250元/亩，年限为25年，后改为50年。参会人员一致认可林权转让事宜，并安排村委会成员到每个组和组长一起参加户长会。
2004年9月28日晚，×村×组召开户长会议，应到会30人，实到29人。会议记录载明，投资方的购买价格为250元/亩，年限为25年，后改为50年。会议形成共识，支持村委会的决定，同意林权转让事宜。
2004年11月28日，×村×组组长黄义淇代表×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森林资源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标的为×村×组598.211亩林地的林木所有权，及截止2054年12月31日共50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250元/亩。
2004年12月11日，×村×组村民（30人）签字、捺印并领取森源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共计149552.75元，扣除代扣款项后实际领取了128812.96元。
2005年1月31日，沐川县永福镇人民政府经审核同意森源公司填报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上报沐川县林业局。沐川县林业局经终审报请沐川县人民政府颁证。2005年4月29日，发证机关负责人签字同意颁证。其间，×村×组户长及农户代表26人于2005年3月9日向时任组长黄义淇出具《委托书》，载明，×村×组全体社员一致同意将本组“85-4工程林”和“世行造林”转让给森源公司开发经营。转让期限为50年，于2054年12月31日截止，转让价格250元／亩，并委托黄义淇办理相关转让事宜。
2006年6月19日，森源公司与郭明聪签订《四川森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林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涉案林权转让给郭明聪，后郭明聪办理了林权证。2011年12月20日，郭明聪与陈松安签订了《林权转让协议》，约定郭明聪将涉案林权全部转让给陈松安，后陈松安办理了林权证。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村村委会记录、×村×组户长会记录、《森林资源转让协议》《×镇×村×组林木转让付款花名册》《林权登记申请表》《委托书》《四川森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林权转让协议》《林权转让协议》、一审庭审笔录，以及二审的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性质是包含林地承包及林木所有权转让内容的综合性合同，还是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二、×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中转让（或发包）林地使用权超出15年期限的部分是否有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协议主体看，《森林资源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出让方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村×组，而非村民个人，且在案证据也未反映涉案林地使用权已经通过×村×组发包到户。从协议内容看，转让标的为×村×组598.211亩林地的林木所有权，及截止2054年12月31日共50年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虽然名为“转让协议”，但其中关于林地使用权转让的协议内容实为发包方与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签订的其他方式的林地承包合同，故该协议性质是包含林地承包及林木所有权转让内容的综合性合同。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村×组于2004年9月28日晚召开户长会议，应到会30人，实到29人。会议形成共识，同意林权转让事宜。表明将涉案林地使用权发包给森源公司已经×村×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同意。即使上诉人主张《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期限为50年的内容违背或超出户长会议所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村×组户长及农户代表26人于2005年3月9日向时任组长黄义淇出具的《委托书》也明确载明了转让期限为5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亦可视为事后追认行为。且时任组长黄义淇代表×村×组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林地使用权发包年限在征得村民同意后从25年改为50年。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村×组改选组长为黄义顺后，变更主张户长会同意的林地使用权的发包年限为15年，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主张户长会同意的涉案林地使用权的发包年限为15年而非合同约定的50年，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就《森林资源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而言，时任组长黄义淇经本组三分之二以上农户代表同意，代表×村×组与森源森源公司签订承包期限为50年的林地承包及林木所有权转让合同，并经沐川县永福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该合同签订主体合法，合同内容属签订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也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村×组与森源公司签订的《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中关于林地使用权发包期限第16年至第50年的部分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已预收3291元，由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负担2394元，退还上诉人凌真会等23人8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南屏
审 判 员 雷璐娜
审 判 员 李亚莉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法官助理 朱海丽
书 记 员 罗梦婕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