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2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明，男。
委托代理人刘某、贾某，均系广东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衍璋，男。
上诉人郑志明因与被上诉人李衍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署有被告及见证人一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380万元。该《借据》的内容为：本人李衍璋因急需现金周转，现向郑志明先生借款人民币肆仟叁佰捌拾万圆整，并且双方定于2011年1月4日前清还以上全部款项，以上款项绝无收取任何利息，口讲无凭，立字为据；以上所借款项肆仟叁佰捌拾万圆整已于2010年12月25日收到；借款人李衍璋，见证人三；家庭常住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花园某号楼某户；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25日。二、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借据》中被告的署名进行鉴定，样本为被告在工商注册登记部门所备案的资料中的签名笔迹。该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借据》中“李衍璋”的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李衍璋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三、原告为证明其已将上述款项提供给被告，还向法院提交了11份银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或打印件以及见证人二。但上述银行转账凭证没有相关银行盖章，转出及转入账户的信息均不明确，也未经过相关的认证程序。原告及见证人三本人均未到庭就借款情况做详细说明。法院也曾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转账银行及账户的名称等详细信息资料，但原告也没有提供。上述事实，有借据、银行转账凭证、调查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主张自己是本案借贷纠纷的出借人，应承担对交付款项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是否交付了《借据》记载的款项给被告。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有被告签名的《借据》以及11份银行转账凭证和见证人二等证据，但不能证明其实际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理由如下：首先，法院对原告提交的11份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能确认。1、该11份银行转账凭证是复印件或打印件，没有相关银行的盖章，也未经过相关的认证程序。2、银行转账凭证上没有转出银行及转出账户的信息，转入账户的名称也不明确，原告也未按法庭要求提供该账户户主的基本信息。3、银行转账凭证中转出及转入账户的户主与原、被告之间是何关系，转账凭证中的款项与涉案款项有无关系，原告均不能说明或提供证据证明。其次，法院对于原告及见证人三所陈述的两次以现金形式共交付给被告港币1526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1、原告主张交付巨额港币与事实和常理不符。事实上，我国对外汇资金运作有一定限制，原告既不能说明其有支付巨额资金的能力，又不能说明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巨额港币的来源。2、原告对交付借款的时间、证人八及数额等细节的陈述明显存在前后不一致。如原告本人在2011年6月28日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一份《说明书》中称“2010年10月10几号的时候，在深圳福永码头给了港币700万元的现金给李衍璋，又于2010年11月中旬在香港向李衍璋支付港币988万元的现金，李衍璋收齐港币5153万元（折成人民币4380万元）之后于2010年12月25日向本人出具借据”；见证人三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中称“一笔现金是在福永码头用黑色拉杆箱装好给李衍璋的，数额是760多万元左右；一笔现金是在书写借据这天，在李衍璋家附近，在车里面我把现金交给李衍璋，也是用浅棕色拉杆箱装的钱”；而原告代理人在法院庭审中称“证人三2010年10月8日在福永码头给了被告现金港币760万元，2010年12月25日在借据上的地址的楼下一个亭子里付给被告现金港币766万元并立字据”。3、关于涉案借款有无利息不明确。《借据》上注明的是“以上款项绝无收取任何利息”；证人三说的是“利息方面他们两个人自己说好的，肯定不会告诉我”；原告代理人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称“没有约定利息”，而在法院庭审中又称“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所以不主张利息”。综上，法院认为涉案《借据》上虽有被告的签名，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实际上确已提供过《借据》中的款项给原告，故法院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确认，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志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0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郑志明承担。
上诉人郑志明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一、借据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是最基本、最核心、最权威、最重要的证据，其作为核心证据的法律地位毋庸置疑。本案中的《借据》完全可以证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且生效。（一）借据是当事人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在出借人的付款义务履行后，借款人向其出具的书面凭证。本案中的《借据》是被上诉人收到借款后向上诉人出具的书面凭证。《借据》中的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为被上诉人的亲笔签名，所述内容也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并无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相关证据。因此，《借据》内容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二）借款发生时，由借款人出具借据，并将借据交付给出借人持有，在借款人偿还借款时，出借人将借据退还给借款人，这是民间使用借据的一般操作程序。被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商多年，完全明白这一普通常识，他怎么可能在没有收到款的情况下书面确认“以上所借款项肆仟叁佰捌拾万圆整，已于2010年12月25日收到”呢又怎么可能承诺“于2011年1月4日前清还以上全部款项”呢该《借据》既是书证，也是直接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向其支付的人民币438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三）借据不同于借款合同，一般只有一份，由借款人出具并在支付时向出借人交付。所以，“持有”借据又意味着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了款项，借款人收到了该借款。具体到本案，即上诉人持有《借据》的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款项，而被上诉人也收到了该笔借款。因此，本案中的《借据》究其实质是一份债权凭证。（四）上诉人提交的《借据》不仅确认了借贷关系的存在，还确认了借款主体、借款金额、还款期限及借款已实际支付的事实等，是一份要件完备的债权凭证。该《借据》在形式上没有任何瑕疵，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所述的“形式有瑕疵”的借条，无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支付借款及上诉人资信能力等方面的证据，原审判决在这些证据的认定方面错漏百出。（一）原审判决认定“11份银行转账凭证是复印件或打印件，没有相关银行的盖章”。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8份银行转账凭证的原件以及3份银行转账凭证的打印件，其中有5份是现金转账，均盖有“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尖沙咀东分行现金收讫”的印章。（二）原审判决认定“银行转账凭证上没有转出银行及转出账户的信息，转入账户的名称也不明确”。事实上，该11份转账凭证上面均有明确的转出、转入银行及账户信息。1、P0W00C0MPANY以其账户（户名P0XXXC0，账号3XXXXX8-001）向户名为WAHXXXXXC0、账号为791XXXXX213的账户通过永亨银行转账港币2200万元。2、GRANDSXXXXXLID.通过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所指定的账户（户名WAHXXXXXC0、账号×××3213）分五次现金存入港币共50万元（每次港币10万元），以其账户（户名GRANDSXXXXXLIMITED，账号×××7282）向被上诉人指定的上述账户转账港币415万元，以支票形式向被上诉人指定的上述账户打入港币800万元（支票号分别为99XX98、13XX76），共计港币1265万元。3、迪森贸易公司以其账户（户名DICKS0NXXXXXC0，账号×××2630）向户名为WAHXXXXXC0、账号为×××3213的账户通过中国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港币162万元。（三）原审判决认定“银行转账凭证中转出及转入账户的户主与原、被告之间是何关系，转账凭证中的款项与涉案款项有无关系，原告均不能说明或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三份《证明》，证明了宝汇公司、迪森贸易公司及GRANDSXXXXXLID三家公司按照上诉人的付款委托向被上诉人指定账户付款港币3627万元的事实。令上诉人遗憾的是，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这一组证据只字未提。而且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已向法庭陈述过，被上诉人曾以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上诉人将款项打入其指定的账户，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也针对上诉人所陈述的短信之事向移动电信部门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取证，只不过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上诉人所陈述的短信之事未能得以确定。除此之外，就借款支付的细节问题，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作出了详尽说明。（四）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不能说明其支付巨额资金的能力”。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由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及农业银行为上诉人开具的《存款证明书》，证明上诉人拥有的存款高达人民币5260万元，另外还有一份珠海某某旅行社拱北明信营业部开出的《证明》，也可以证明上诉人的经济实力。这两份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有借给被上诉人巨额资金的能力。而原审判决对这两份证据同样只字未提。（五）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对交付借款的时间、证人八及数额等细节的陈述明显存在前后不一致”。本案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均经过了庭审。上诉人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庭审前提交了一份付款明细，用以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的整个过程，并且上诉人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庭审中均重述了付款的整个过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的经过为：11次通过银行打款至被上诉人指定账户及2次直接将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一次是港币760万元在深圳福永码头支付、另一次是港币766万元在被上诉人立借据时交付）。上诉人的付款明细及两次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均与见证人的调查笔录一致，并没有原审判决上所记载的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以“原告对交付借款的时间、证人八及数额等细节的陈述明显存在前后不一致”作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六）原审判决认定“关于涉案借款有无利息不明确”。首先，有无利息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即借款有无实际发生）的认定，因此不应该成为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依据。其次，证人四关于有无利息的陈述并不矛盾。最后，关于利息的认定应以《借据》为准。《借据》中有“以上款项绝无收取任何利息”的表述，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其一，人民币4380万元借款均为本金，不含任何利息；其二，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作出任何支付利息的书面承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11份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能确认和对支付给被上诉人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定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其错误认定应予纠正。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即为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全部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最核心的直接证据即《借据》，并提供了委托付款凭证、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资信能力证明等相关证据，同时还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取得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至此，上诉人已完成全部举证义务，前述证据充分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款已实际支付这一事实。如被上诉人提出相反主张，认为借款未实际支付，则举证责任归于提出相反主张的一方，即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均规定被上诉人的这一责任。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曲解前述法律规定，在被上诉人明知诉讼发生却拒不出庭的情况下，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并以此作为裁判本案的唯一法律依据，原审判决的草率、偏颇由此可见一斑。四、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贷关系无法查明，也应该裁定中止诉讼，而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规定“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的，由债务人原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应要求债权人提供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受理后公告传唤债务人应诉。公告期限届满，债务人仍不应诉，借贷关系明确的，经审理后可缺席判决；借贷关系无法查明的，裁定中止诉讼，”这一规定是针对借贷案件中债务人下落不明或拒不应诉导致法院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形而做出的，其立法本意是防止法院在债务人缺席的情况下对实体问题作出错误裁判。本案显然属于这一情形。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借款合同自借款交付之日生效。本案当事人并未签订借款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既证明了借贷关系的产生，也证明了借款已实际交付，一审法院应在此基础上判决上诉人胜诉。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实际支付不能证明，则《借据》内容有可能虚假，借贷关系是否存在也就不明确，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法应裁定中止诉讼，待新证据（比如上诉人调查或申请法院调查的手机短信内容、通话记录、证人证言、境外交易凭证或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等）产生或债务人可以出庭的情况下再恢复审理本案。一言以蔽之，无论一审法院对本案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做出何种结论，都不应该臆断事实、曲解法律，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错误判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衍璋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及应诉材料后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也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一、上诉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及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五的陈述。1、一审时上诉人出具《说明书》称：上诉人同意借款后，被上诉人称借款用于香港，并用号码为135××××5555／189××××6111的手机于2010年10月11日向上诉人发送短信要求将借款转入户名为WAHXXXXXC0的×××3213银行账户。之后上诉人便委托朋友向被上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分10次转入港币3465万元。另于2010年10月十几号在深圳市福永码头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港币700万元，于2010年11月中旬在香港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港币988万元。以上合计港币5153万元，折合人民币4380万元。2、二审时上诉人出具的《说明书》陈述的过程与其一审时出具的《说明书》略有不同，称涉案款项包括：11次银行转账港币3627万元，另于2010年10月8号在深圳市福永码头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港币760万元，于2010年11月中旬在香港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港币766万元。以上合计港币5153万元，折合人民币4380万元。3、一审时上诉人出具的《付款明细》显示，涉案款项包括：（1）2010年10月11日至11月18日期间在香港转账的11笔款项港币3627万元；（2）2010年10月8日在深圳市福永码头支付现金港币760万元；（3）2010年12月25日出具本案涉案《借据》时在深圳市支付现金港币766万元；以上合计港币5153万元，折合人民币4380万元。4、一审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的陈述与《付款明细》一致。5、一审时本案涉案《借据》的见证人三称：（1）“我和郑志明在去年（指2010年）10月至11月某天喝茶时，郑志明收到了李衍璋的短信，郑志明还将短信给我看了一下，短信内容大概是李衍璋要求郑志明打点钱过去，要去买货什么的。然后，郑志明将钱陆陆续续汇款过去给李衍璋，经我手转交给李衍璋，我亲眼看到的有两笔，一笔是在福永码头，大概是去年10月7、8号左右，用黑色拉杆箱装了整整一箱子钱，大约760万元左右，是港币，那个箱子还在李衍璋处，李衍璋当时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加他本人共三人，我这边有两个人，他们开了一辆宝马车过来接钱的；另外一笔是在书写借据这天，在李衍璋家附近（离他住处百仕达花园的一个门口），在车里面，我把现金给李衍璋，也是大约760万元左右，也是港币，是用浅棕色拉杆箱子装的钱，箱子李衍璋也没有还给我。”（2）“我就听说郑志明借了很大一笔钱给李衍璋，用于同心公司的资金周转，利息方面他们两人自己说好的，肯定不会告诉我，经我手的也就是上面说的两笔。郑志明的确有借钱给李衍璋，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其他事情，我就不清楚了。”6、二审时上诉人申请证人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三出庭作证称：（1）其在珠海市工作。2010年10月8日，李某某、关某某拖着装着港币760万元的拉杆箱从澳门坐船将钱送到深圳市福永码头，再由从珠海市赶到深圳市的证人三在深圳市福永码头将钱交给被上诉人。（2）2010年12月25日，上诉人开车将港币766万元送到拱北新市花园给证人三，再由证人三送到被××人所××市××区门口交给被上诉人。（3）其不清楚我国外汇管理制度。7、二审时证人李某某出庭作证称：（1）其系澳门居民，2010年10月8日其和关某某携带港币760万元从澳门坐船到深圳市福永码头，与证人三一起将钱交给被上诉人。其打电话给其老板吕某某，吕某某与李衍璋通过电话确认款项支付后，其才离开。（2）其过关时海关曾看到现金，但只是询问其要不要带回澳门，其陈述不带回澳门，海关就让其过关了。（3）其不清楚我国大陆关于外汇管理的制度。8、二审时证人关某某出庭作证称：（1）其系澳门居民，2010年10月8日其老板吕某某叫其和李某某携带港币760万元从澳门坐船到深圳市福永码头，与阿麒（同音，不知道全名）一起将钱交给一个叫李总的人（不知道全名）。（2）其过关时海关曾看到现金，但只是询问其要不要带回澳门，其陈述不带回澳门，海关就让其过关了。（3）其清楚我国大陆关于外汇管理的制度，也知道携带大量现金可能违反我国大陆的法律规定，其以前在珠海市买房时就询问过携带现金的问题。9、二审时证人吕某某出庭作证称：（1）其系澳门居民，其分两次借给上诉人港币共计1526万元，其中2010年10月8日其叫其手下李某某和关某某携带港币760万元交给上诉人，2010年10月25日其开车从拱北海关过关将港币766万元交给上诉人。（2）上诉人曾跟其说过这两笔钱是借给李衍璋的。（3）其过关时海关没有查包。（4）其认为当时我国大陆没有规定携带大量现金是否违法，现在也只是要求申报。
二、本案二审时，上诉人为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涉案借款，提交了下列证据：1、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由香港某律师行朱某某律师出具的《声明》，主要内容为：宝汇公司受郑志明委托通过该公司在香港的永亨银行有限公司开立的账户于2010年10月18日和11月2日向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设有账户的公司“WAHXXXXXC0.”分别汇款港币1200万元和港币1000万元，共计港币2200万元。2、证人李某某于2010年10月8日所发的微信截图，证明上诉人当天委派他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本案涉案借款，主要内容为：“依家攞住700萬去緊深圳lu！（广东话，即“现在拿着700万元去深圳了）。”
三、上诉人主张其拥有巨额存款，其有出借巨额资金的实力，并提交了珠海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拱北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山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中信银行珠海分行业务公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莲花支行业务专用章”的三份《个人存款证明》予以证明。
四、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本院到香港对其提交的11份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调查取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民间借贷的原告方应当对其与被告方之间成立有效借款合同关系的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本案而言，虽然上诉人提交一份《借据》意欲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高达港币5153万元，故其还应对款项的交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上诉人关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的主张难以采纳。第一，关于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虽然上诉人提交了11份银行转账凭证意欲证明其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港币3627万元，且部分银行转账凭证经过认定程序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首先，从11份银行转账凭证的相关信息来看，转入方与转出方均非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法体现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依据被上诉人发送的短信委托其朋友将款项支付到被上诉人指定的账户，但其未能提交相关短信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本院到香港对其提交的11份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调查取证，但该申请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本院无法取证。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11份银行转账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第二，关于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款项。虽然上诉人申请多位证人六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现金港币1526万元，但：首先，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交付巨额港币，以及多位证人陈述携带巨额港币过境的说法，均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不符。其次，针对巨额港币的现金交付，上诉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及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七、证人八、证人九的陈述明显存在不一致之处，甚至上诉人自行提交的两份《说明书》和一份《付款明细》的陈述亦明显存在不一致之处，与常理不符。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采信上诉人关于向被上诉人支付现金港币1526万元的主张。第三，上诉人自行提交的两份《说明书》和一份《付款明细》对于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巨额港币的次数及数额也存在不一致之处。综上所述，虽然上诉人提交的本案涉案《借据》上有被上诉人的签名，但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借据》所涉款项，故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事实无法确认，原审判决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0800元，由上诉人郑志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雪梅
审 判 员 黄国辉
代理审判员 陈俊松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曾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