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64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庆春东路***号金投金融大厦*****层。法定代表人：胡拥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成建平、薛姣，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玉环方正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县科技工业园区（楚门镇吴家）。法定代表人：陈学林，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良瑞，浙江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信保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玉环方正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业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27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31日，铜业公司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投保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同年12月17日，信保浙江分公司签发保单号为DTC001590-131300的《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单》，保单由《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保险单明细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投保单》、《信用限额申请表》、《信用限额审批表》、《申报单》、《批单》及其他相关单证组成。保单主要约定，适用范围：被保险人与买方进行的、付款期限在最长信用期限以内的全部贸易，但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交付前付款不在承包范围内。（1）《投保单》所列买方中，保险人已批复信用限额且批复不为“0”。（2）后增加买方且保险人批复信用限额不为“0”。承保风险为买方拖欠、破产或无力偿付。赔偿比例为90%，最高赔偿金额为1750万元，免赔额为不计免赔额，发票开票期限为交付后45天，最长信用期限120天，最低保险费350000元人民币。保单有效期为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其中《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三章“除外责任”第三条规定：“除非本保险单令规定，保险人对下列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七）被保险人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贸易项下的损失”。对于“关联关系”该《保险条款》第三十七条作如下解释“关联关系: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但信保浙江分公司并无对所谓“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概念、内容及具体情形等以书面或口头向铜业公司作出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第七章“索赔”对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索赔申请书》及相关单证的时限作了规定；并规定“在受理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的，对拖欠案件，保险人应在120日内核实损失原因，并将核赔结果书书面通知信保浙江分公司”、“在做出赔付决定后的30日内支付赔款”。《保险条款》第八章“追偿”第十八条规定“在被保险人委托保险人或按照保险人的指示自行追偿的情况下，如查明被保险人所受损失属于赔偿责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按照各自权益比例分摊追偿费用”。保单生效后，铜业公司根据信保浙江分公司《最低保险费通知书》，于2013年12月21日汇付保险费350000元人民币，信保浙江分公司开具收据。2014年5月20日，铜业公司与买方单位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公司）订立一份《铜棒采购合同》。约定：铜业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前向申达公司供应数量为435000KG，单价为34.5元/KG，价款总计为15007500元的铜棒产品。申达公司应于铜业公司交货后90天支付全部货款。为保证铜业公司货款安全，铜业公司向信保浙江分公司申报了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信用限额。信保浙江分公司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承保情况通知书》、《信用限额审批单》和《批单》，确认承保，并将保单年度有效期由铜业公司的（2013年8月1日-2014年7月31日）调整为（2013年12月1日-2014年11月30日），该期限内预交保险费为157000元，保单其他条件不变。铜业公司依约全部交清预交保险费。随后，铜业公司履行《铜棒采购合同》约定向申达公司交货434781KG，总价款为14999944.5元。2014年9月14日，经买卖双方结算，申达公司尚欠货款计人民币13482792.3元。由于申达公司表示其银行抽贷，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偿还。铜业公司即于同年9月16日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电子版，报告风险发生，信保浙江分公司于同年9月22日签收立案受理（案号DCM20140902）。同年10月9日，铜业公司提交《要求尽快核损赔偿的申请报告》。同年10月17日，信保浙江分公司指示铜业公司自行聘请律师（律师费用180000元支出事先报告信保浙江分公司，经其书面同意），向人民法院对买方申达公司提起追偿货款的诉讼，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同年10月30日，铜业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玉环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申达公司偿付铜业公司货款13482792.3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026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2014年11月30日该判决生效。同年11月21日，铜业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书》、《保证函》、《索赔单证明细表》，并随后全面配合其进行核赔调查。铜业公司于同年12月3日出具委托代理书面文件，将追索执行款事项委托给信保浙江分公司。但信保浙江分公司超过保单规定的时限，迟迟未下达赔付通知。经多次交涉，2015年6月24日，信保浙江分公司函告铜业公司，拒绝理赔。称：鉴于保单条款约定“被保险人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贸易项下发生的损失属于我公司除外责任”，经调查，在涉案合同发生期间，贵公司借款资金总额的10%以上由买方提供了担保，属于本保单关联关系定义中“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情形，构成本保单认定关联关系的标准。因此，根据保单规定，鉴于买卖双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贵公司在本案项下的损失，我公司无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铜业公司一方面向中国保监会书面投诉，同时不得不以自己名义于2015年7月24日向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于同年7月29日函告信保浙江分公司。2015年8月27日，申达公司被告债权人申请破产由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同年10月9日通知铜业公司申报债权。玉环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裁定执行程序中止，解除财产保全措施。铜业公司以自己名义于同年11月3日申报债权，2015年11月26日申达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铜业公司普通债权额14093899.86元（含货款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起至破产案件受理之日期间的法定迟延履行利息）。2016年3月21日，铜业公司、信保浙江分公司达成协议，变更双方间的争议解决方式，将原保险单约定的“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变更为“提交保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另查明如下事实：一、《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三章“除外责任”以加粗字体进行了处理；第十章“其它规定”第三十七条“名词解释”第（一三）项“关联关系”四字以加粗字体进行了处理，内容部分未加粗。铜业公司向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具“投保人声明”，载明“我公司在此郑重声明，保险人向我公司签发本保险单时，已就本保险单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提示我公司注意，并就上述条款的内容向我公司作出了明确说明。基于保险人的提示和说明，我公司确认本保险单条款中的黑体字部分系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公司已经详读包括上述条款在内的本保险单全部内容，对本保险单内容已经充分理解并无异议。我公司保证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一切情况准确无误，并保证按照保险单规定全面履行我们的各项义务。”二、铜业公司至2014年9月短期借款总余额为176241042.72元，申达公司在2013年8月29日至2014年8月29日为铜业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楚门支行提供担保2500万元，铜业公司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给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1000万元，在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12月31日给申达公司提供农村信用社借款担保800万元。三、2014年6月30日，铜业公司向申达公司出借款项640万元。四、铜业公司、申达公司均为申达小额贷公司股东，占股比例分别为10%、30%，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学林担任申达小额贷公司董事；铜业公司、申达公司均为永兴村镇银行股东，占股比例均为1.75%。五、2014年12月23日，铜业公司向信保浙江分公司致函称“我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开始陆续安排货物出库，当时我公司对申达控股有CNY754,147.80未收汇，但鉴于我公司与申达控股历史交易金额（近亿元）较大且收汇均较及时，而上述未收汇金额占交易总额比例很小，申达控股也在安排后续付款事宜并最终全额付清前期款项，故我公司安排交付货物。”2016年4月5日，铜业公司以其与申达公司的互保关系不构成涉案保险条款除外责任项下的关联关系，信保浙江分公司拒绝赔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信保浙江分公司偿付铜业公司信用保险赔偿金12134513.07元（总应收货款13482792.3元本金的90%）。二、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经其事先认可而由铜业公司聘请律师起诉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80000元的90%计人民币162000元。三、信保浙江分公司赔偿逾期支付保险赔偿金和律师代理费造成铜业公司的经济损失计737790.78元【经济损失为保险赔偿金12134513.07元加上律师代理费162000元，合计12296513.07元为基数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21日（自铜业公司2014年11月21日正式提交《索赔申请书》后四个月赔付期满）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6%计，暂算至2016年3月20日止，以后至信保浙江分公司履行全部理赔义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继续照算】。四、案件受理费由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信保浙江分公司是否应当对申达公司无力偿付铜业公司的货款债务承担保险责任。铜业公司与信保浙江分公司之间的信用保险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现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案涉铜棒采购合同期间，铜业公司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由申达公司担保，属于保险条款所定义的关联关系定义中“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为由，根据除外责任条款中“被保险人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的贸易项下发生的损失属于我公司除外责任”拒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该院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所谓明确说明是指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对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进行了加粗处理，并对第十章“其它规定”第三十七条“名词解释”第（一三）项“关联关系”四字进行了加粗处理，尽到了提示义务，但信保浙江分公司未对“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概念、内容进行明确说明。该院认为，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损失获得填补，因此法律规定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免除责任时应进行提示并进行明确说明，该种义务是要让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就清楚明确的知悉不能获得赔付的情形，进而使得被保险人对未来的除外责任有充分预期，因此保险人对除外责任的解释应当是完整、详细、准确的，本案中信保浙江分公司认为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属于关联关系拒赔的理由“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担保”引自《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第二款，该条文并非不能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即予以明确说明，但信保浙江分公司未进行解释说明，且《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系国家税务总局以通知形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发布，非一般民事主体能熟知，不能期待铜业公司知悉并确定“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担保”与除外责任条款中关联关系内涵存在被包含关系，故不能认定信保浙江分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保险条款中关于关联关系解释中“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内容无效，信保浙江分公司不能据此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关于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共同投资申达小额贷公司、永兴村镇银行，铜业公司向申达公司出借640万元是否构成关联关系，该院认为共同投资、出借款项并不能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属于关联关系，信保浙江分公司不能以此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关于铜业公司是否应当告知其与申达公司之间的互保关系的问题，该院认为在信保浙江分公司未对“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进行明确说明，且未询问的情况下，铜业公司不知也无义务需要披露，虽然铜业公司在保险单明细表中披露了两家关联公司，但该两家公司系与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的关联公司，不能以此推断信保浙江分公司就是否存在互保关系的公司进行过询问，也不能以此推断铜业公司知悉互保关系属于关联关系并有义务披露存在互保关系的公司，故不能认为铜业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信保浙江分公司不能以此拒赔。关于信保浙江分公司称铜业公司在发生货款拖欠后继续发货不属于承保范围的问题，根据信保浙江分公司所举的铜业公司向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拖欠的货款是在案涉铜棒采购合同发货之前已经形成的债务，而非该合同项下的债务，且拖欠款项占历史交易金额比例很小，故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此认为铜业公司未尽止损义务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因此信保浙江分公司应当对申达公司无力偿付铜业公司的货款13482792.30元以及经信保浙江分公司认可铜业公司起诉申达公司聘请律师所支付的律师费18万元承担保险责任，赔付比例为90%，该院对铜业公司第一、二项诉请予以支持。2014年11月21日铜业公司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书，依约信保浙江分公司应当在120日内作出核赔结果书，并在作出赔付决定后30日内支付赔款，即信保浙江分公司至迟应当在2015年3月21日支付保险金，逾期支付应当支付铜业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但铜业公司计算错误，经计算自2015年3月21日起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损失应为599796.58元，该院予以调整。综上，该院对铜业公司铜业公司的部分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铜业公司保险金人民币12134513.0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铜业公司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62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信保浙江分公司支付铜业公司利息损失人民币599796.58元（暂算至2016年3月20日，此后以未付的上述第一、二项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铜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06元，由铜业公司负担人民币828元，信保浙江分公司负担人民币99178元。宣判后，信保浙江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判决无视铜业公司与其买方之间的交易往来明细《客户明细账》和开户银行出具的《汇兑来账凭证(回单)》等原始证据载明的事实，仅凭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的《欠款确认函》，直接认定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判决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系错误认定基本事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原判决确认了铜业公司在索赔过程中提交给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客户明细账》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在判决中无视该两份证据载明的买方已经归还500万元铜棒款、铜业公司向买方归还1228700元货款等重大相关事实，仅仅依据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在事后签署的《欠款确认函》判定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欠款确认函》是买卖双方之间对其交易和货款支付情况的确认，不是交易和货款支付的原始证据，不构成《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能够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的充要证明。《客户明细账》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才是证明铜业公司与其买方之间货款支付和欠款情况的原始凭证之一，原审法院应当对此作出认定、并据此作出裁定。如果信用保险仅凭贸易双方的欠款确认即可认定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保险人须承担赔付责任的话，将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相关保险业务将被彻底摧毁。原判决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判决对于铜业公司知险出运导致的损失和扩大损失未作认定，依然裁定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2014年1月1日，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结转2013年的未付货款额是22442883.38元，相关贸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期为90天，但截至2014年3月31日，买方依然拖欠7838007.78元，加上2014年3月17日新发货的货款14985880元，累计欠款额达22823887.80元。也就是说，最迟从2014年4月10日起，铜业公司应当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并停止发货。但铜业公司不但没有履行《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的义务和保险合同项下约定的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停止发货的义务，反而与买方在2014年5月20日新订立《铜棒采购合同》，并从2014年5月23日起陆续交货。截至该日，买方已经有高达15740027.80元货款拖欠逾期至少已达143天。之后，铜业公司共发货199202吨，按照单价34.50元计，共计人民币6872469元，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义务，和本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三)款的约定，这部分为铜业公司知险出运，没有履行止损义务，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应予以扣除。虽然原判决对信保浙江分公司证据四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给予了确认，但却根据铜业公司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拖欠的货款是在案涉铜棒采购合同发货之前已经形成的债务。而非该合同项下的债务，且拖欠款项占历史交易金额比例很小，故认为铜业公司未尽止损义务与事实不符，未予采信。试问，截至2014年3月31日，买方拖欠7838007.78元已超过90天的付款期，截至2014年5月23日,买方拖欠15740027.80元货款逾期至少143天，怎么会是“占历史交易金额比例很小，故认为铜业公司未尽止损义务与事实不符”呢?既然认定为是“案涉铜棒采购合同发货之前已经形成的债务”，为什么不把债务的性质认定为拖欠的货款呢？既然是在案涉铜棒采购合同(即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发货之前已经形成的拖欠、逾期的货款，之后的发货怎么不是铜业公司“未尽止损义务”呢?原判决不顾原始证据载明的事实，也不厘清具体的事实，系对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退一大步讲，按照信用保险业务的特点和信用保险合同的约定，买方拖欠铜业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发货的754147.80元货款，已足以构成出险事故，铜业公司完全应该在2014年4月10日前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并采取停止发货等措施止损。铜业公司没有履行《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义务和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原判决的错误应予以纠正。三、铜业公司未尽及时报损义务，相关交易不受信用保险合同的保障。涉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款约定，“自被保险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之日起，该买方的信用限额自动被撤销。”如果铜业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买方发生拖欠超过90天后的10天后(即2014年4月10日)及时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涉案买方的信用限额就自动撤销了，相关贸易就不再适用涉案信用保险合同，铜业公司自然无权要求信保浙江分公司对该部分交易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原判决未对此作出认定，系遗漏重要事实，导致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四、原判决对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的紧密长期的利益转移情况不认定为是关联关系，相互之间的交易不认定为关联方交易，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3年1月31日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中的意见如下：“我国公司法虽未明确何为关联公司，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09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关联方，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联关系之一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二)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2012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并且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条列举了八种构成关联关系的情形，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三个方面的关联关系做了细化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认为应依据上述规定认定关联公司。”至今已有下列判例：a.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5日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海市分公司与廖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民事再审判决书》((2013)桂民提字第163号)中明确，可以参考《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来认定关联公司；b.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中国裁判文书公开”列举的生效判决——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14日在《安徽德琳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福泉山茶醇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4)宜民二终字第00019号)中，明确可以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认定关联企业；c.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上“中国裁判文书公开”列举的生效判决——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4年9月11日在《湖北雷赛尔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与湖北毅力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0172号)中，明确可以参照《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认定企业关联关系：d.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官网上“案例研析”部分列举的生效判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5年1月16日在《上海某不锈钢有限公司诉无锡市某不锈钢有限公司和其他被告》(2014)奉民二(商)初字第2287号判决中，《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作为判定存在关联关系的依据。由此可以确认，《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已成为司法实践确认公司关联关系的判案依据之一，并非铜业公司在诉状中所称的“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第九条“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及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二)一方与另一方(独立金融机构除外)之间借贷资金占一方实收资本50%以上，或者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独立金额机构除外)担保。第十条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三)融通资金：包括各类长短期资金拆借和担保以及各类计息预付款和延期付款等业务：……”鉴于铜业公司与涉案买方之间的财务融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上述规定的审核标准，足以构成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关联关系，而且铜业公司之所以在买方已经发生巨额拖欠的情况下依然发货。与它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转移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因果关系。试想，如果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不存在长期紧密的利益相互转移的情况，铜业公司怎么可能在已发生巨额拖欠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呢？既然铜业公司和买方已把巨大的利益相互输送。信用保险作为只承保买方支付风险的保险业务，不就成了铜业公司的金口袋么？这离骗保还有多少距离呢？原判决的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在签订信用保险合同时，铜业公司就作出声明：“……特别是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提示我公司注意，并就上述条款的内容向我公司作出了明确说明。基于保险人的提示和说明，我公司确认本保险单条款中的黑体字部分系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公司已经详读包括上述条款在内的本保险单全部内容，对本保险单内容已经充分理解并无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义务。”综上所述，原判决未对信用保险这一特殊保险业务进行充分了解，也没有对本案保险事故的发生、损失数额的确定、保险责任的承担进行有效查明，仅凭铜业公司与买方之间的《欠款确认函》对本案作出错误裁定，应予以纠正。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铜业公司的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铜业公司承担。铜业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涉案保险事故损失金额的事实认定。信保浙江分公司称原审仅凭铜业公司和买方之间的《欠款确认函》直接确认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判决信保浙江分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属错误认定事实，其理由是根据铜业公司在索赔过程中提交给信保浙江分公司的《客户明细表》和《汇兑来帐(回单)》，证明买方已经归还500万元铜棒款和归还货款1228700元，保险损失额应予扣除二项金额。铜业公司认为信保浙江分公司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一、涉讼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业经玉环县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根据证据规则，可直接认定为本案保险事故损失金额。因案涉保险事故而索赔的货款，系铜业公司与买方单位申达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铜棒采购合同》项下发生的货款，属于信保浙江分公司申报同意的信用限额范围。铜业公司在投保时，已如实陈述与申达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每年交易额达6000万元以上，对此信保浙江分公司是明知且认可的。涉讼货款发生拖欠后，铜业公司即于同年9月16日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信保浙江分公司于9月22日立案受理后，即派员到铜业公司处进行调查，确认买方单位货款拖欠事实属实。根据信保浙江分公司的指示和事先认可，铜业公司聘请律师代理起诉。玉环县人民法院根据铜业公司提供的包括大量书证，包括上述《客户明细表》、《欠款确认函》在内，作出民事判决确认申达公司在2014年5月20日《铜棒采购合同》项下拖欠的货款总额为人民币13482792．3元。判决后，铜业公司即时送达信保浙江分公司，信保浙江分公司并无异议。判决生效后，铜业公司申请执行，后因申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中止，转破产债权申报，管理人亦予认可而确认。目前，信保浙江分公司对铜业公司一审提交的玉环县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并无异议。因此，一审认定买方拖欠的货款金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二、信保浙江分公司立案受理铜业公司报案后，进行了长期的调查核实；铜业公司配合其调查如实提交了大量相关书证材料(包括上述明细表、欠款确认函、凭证)和说明。信保浙江分公司对于本案保险事故损失发生基本事实并无异议，其拒赔决定的理由仅限于认为铜业公司与买方单位存在互保关系，构成关联关系，属于其除外责任。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即信保浙江分公司拒赔通知函理由是否成立，是本案唯一的争议焦点。现信保浙江分公司提出的所谓货款事实问题，实际上混淆事实，推翻其原已认定并无异议的事实，转移本案争议焦点。第三、涉讼拖欠货款，系铜业公司与买方在付款期届满时结算确认，买方出具的《欠款确认函》具有法律效力。《客户明细表》仅是公司一方内部财务记录，与基础合同关系并无绝对对应。关于所谓500万元支付铜棒款和归还货款1228700元明细表述，此与本案涉讼货款无关。期间，铜业公司曾短期借款给买方单位640万元（该笔借款，信保浙江分公司一审时确认该事实，并作为信定铜业公司与买方关系密切的证据），买方曾二次还本息790万元，因对方多付1228700元，又因其汇还借款单方填写的电子汇单错误注明为支付铜棒款，故根据对方要求，铜业公司将其多付的借款余额亦按归还货款退还。此笔往来款与本案货款没有任何关联。本案涉案货款付款为90天，上述二笔款项发生时，尚款到期。基于双方长期协作关系，在涉案买卖合同履行期内铜业公司与买方单位另外发生往来款纯属正常。双方在2014年7月份根本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损害信保浙江分公司或利益输送的可能性。2014年9月中旬，买方之所以会拖欠货款，是因为同年9月，与其互保的浙江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银行对其断贷，致资金链断裂引起。第四，上述包括500万元和1228700元款项发生的《客户明细表》，铜业公司在起诉申达公司时，已向玉环法院提交，该院根据大量书证，综合认定了买方的货款欠款额。因此，对于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的客户明细表，不是新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二、关于铜业公司是否存在“知险出运，没有履行止损义务，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情形的问题。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诉称案涉保险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同至2014年11月30日。而铜业公司与买方间截止2014年1月1日结转2013年的未付货款额22442883.38元；截至2014年3月31日，买方拖欠7838007.78元，加上同年3月17日新发货货款14985880元，累计欠款额达22823887.80元。至2014年5月23日，铜业公司开始交付2014年5月20日《铜棒采购合同》项下货物时，买方已经有高达15740027.80元货款拖欠逾期至少达143天，故认为铜业公司系“知险出运，没有履行止损义务，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铜业公司认为，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述指控，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第一，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上述观点与其拒赔通知函中的理由相悖。其拒赔通知函并无确认此事实。相反，在其调查核实中，铜业公司于2014年12月23日对此作过说明，取得信保浙江分公司认可。故铜业公司与买方长期持续交易协作中，前笔合同项下的小额尾款未结而发生新的合同交货，并不构成保险损失。第二，信保浙江分公司与铜业公司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并非始于2013年12月1日。双方间的保险合同有效性，前后有二阶段，第一期为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第二期于2014年6月17日信保浙江分公司《批单》调整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30日。按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规定，铜业公司与买方每次订立买卖合同，均应向信保浙江分公司申报该批次合同项下的信用限额，由其确认承保，即每笔合同的信用保险合同关系都是独立成立的。如铜业公司不单独申报信用限额并取得其同意承保，该批次的买卖合同保险合同关系不生效。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述所谓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未付货款22442883.38元，系其2013年12月承保而发生的货款，付款期未到，不存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拖欠”情形；而2014年3月31日交货发生的买方应付货款14985880元（信保浙江分公司称该日货款额7838007.78元，没有根据，详见《客户明细表》）付款期为同年6月底。截止2014年5月23日，买方欠货款余额15823887.8元，表明买方已支付2013年12月31日结转的货款已达21163400元，仅余少额尾款1280483.38元；而至214年6月3日/6月16日，买方又支付二笔2000000元/14985880元，合计16985880元，此前，买方到期应付款项为16266363.38元，买方超额付款额为16985880元-为16266363.38元=719516.62元。而信保浙江分公司对2014年5月20日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出具《批单》、《信用限额审批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承保情况通知书》日期恰好是买方付款次日的2014年6月17日。这说明，在涉讼买卖合同投保而信保浙江分公司同意批单承保即保险合同生效时，买方不仅未拖欠货款，相反已提早支付本次合同项下的货款719516.62元，根本不存在所谓《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三款“约定的风险”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原审认定正确。三、关于信保浙江分公司有无对除外责任等免责条款尽提示、明确说明义务问题。1、信保浙江分公司称原审未对信用保险这一特殊保险业务进行充分了解。铜业公司认为，这涉及到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保险法规定，信用保险属于财产保险，故保险法有关财产保险、保险合同的规定，应适用于信用保险。目前，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合同，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司法解释规定：信用保险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参照保险法适用法律。由于国内贸易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险条款基本一致。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可比照最相类似的合同适用法律。故涉案保险合同可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即保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无约定的，按照保险法规定。本案信用保险合同，系格式条款，应首先适用保险法，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和合同条款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原则。2、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诉引用的相关司法案例显属错误。首先，该相关案例虽涉及关联关系认定上引用国家税务总局《特别纳税高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条之规定，但均不涉及财产保险合同的纠纷，与本案没有可比性。而保险合同纠纷中，对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及解释原则，优先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等相关规定，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次，该引用的案例均系个案，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没有参照义务。再次，如要参照案例，铜业公司认为相关法院类似处理财产保险纠纷的判决更具有可参照性。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杨树岭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天津宝坻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吉中民三终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该二案均对保险人未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作了认定，可作本案参考。3、信保浙江分公司在其保险单首页，虽然印制了投保人声明，并要求投保人盖章确认。但声明内容无法体现出其对保险条款第三款除外责任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向铜业公司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尤其涉及“关联关系”含义，其后面虽有涉及，但不是用黑体加粗标注，具有明显标识。同时，信保浙江分公司只要求铜业公司盖章，但未要求注明时间，无法判断其所谓提示的时间和事实，可见其没有履行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但本案事实，足以证明其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4、铜业公司已如实履投保时的告知义务，在出损后也如实告知互保事实，不存在任何隐瞒事实。根据最高法院保险法解释二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保险人投保询问单要求填写内容为限。本案保险人的投保单内容，铜业公司均已如实填报，包括与买方单位长期业务往来金额，其虽有要求铜业公司填写关联企业，铜业公司按通常理解进行填报，其并没有要求填写互保关系。5、信保浙江分公司上诉强调，铜业公司与买方单位存在共同投资另一企业、相互间借贷等关系密切情形，此虽属实，但不足以认定双方系关联企业，双方资产、人员、财务、业务等独立，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不存在利益输送事实。信保浙江分公司据此认定关系密切即构成关联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更不符合保险法的解释原则。四、关于信保浙江分公司拒赔通知函的拒赔理由不成立问题，铜业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已作详细阐明，二审仍坚持此理由，不再重复，且原审判决对此也作详细论述，完全正确合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信保浙江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注意事项》1页，拟证明信保浙江分公司已在该份证据中提示铜业公司和银行，若铜业公司与交易买方之间存在财务方面的关联关系，将会构成保险单约定的除外责任项下的关联交易。以上证据经质证，铜业公司对三性均有异议，具体为：1、关于真实性，信保浙江分公司在一审和二审第一次调查之前从未提交该份证据，在双方的保险合同组成文件中，并没有包括这份证据，不属于双方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该证据来源不明。2、关于合法性，该份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该份证据不完整只有一页，也不能提供完整的原件，此完全是信保浙江分公司自己制作的文件，文件发布对象不明确，故不具有合法性。3、关于关联性，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否构成保险合同项下的关联关系，需要保险人事先告知，关联关系不等同于关联交易。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附件，铜业公司不予认可，故不予确认。铜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信保浙江分公司对2014年3月24日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发生1500万元货款作出同意承保的批单，拟证明案涉货款承保时，申达公司之前的货款尚未到履行期，在2014年6月17日信保浙江分公司对本案货款承保做出批件时，申达公司已全部付清之前的货款。以上证据经质证，信保浙江分公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反而能证明铜业公司知险出运，未在规定时间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交核损通知书。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上盖有信保浙江分公司印章，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4年3月24日信保浙江分公司对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货款14985880元作出同意承保的批单，信用期限90天。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保险事故损失数额的认定。因申达公司无力偿还货款，信保浙江分公司书面同意铜业公司自行聘请律师对申达公司提起追偿货款的诉讼。经审理，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拖欠货款金额13482792.3元，在铜业公司据此向信保浙江分公司提出索赔申请时,信保浙江分公司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而仅以“被保险人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贸易项下发生的损失属于我公司除外责任”为由拒绝理赔，故原审根据生效判决及保险协议认定涉案保险事故损失数额12134513.07元依据充分。二、关于铜业公司是否履行止损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案涉保险协议约定，在铜业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买方负面信息以及约定风险（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以及拖欠货款）已经发生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否则保险人对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铜业公司、申达公司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铜棒买卖合同》约定，申达公司应于交货后90天内支付全部货款，因此铜业公司交货时申达公司尚未拖欠本案承保货款即未发生保险事故，并不存在铜业公司应尽止损义务的情形。至于信保浙江分公司称铜业公司明知申达公司拖欠案涉买卖合同之前的货款，仍交付本案货物而未履行止损义务一节，本院认为，在铜业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开始向申达公司交付案涉货物时，由信保浙江分公司承保的申达公司应付铜业公司货款14985880元尚未到履行期限，对于2014年1月1日之前的货款即使申达公司存在拖欠情形，但该拖欠货款是在本案买卖合同发货之前已经形成的债务，而非本案合同项下的债务，拖欠款项占历史交易金额比例很小，且在信保浙江分公司为本案货款出具承保批单之前，申达公司已付清之前欠款，故信保浙江分公司以此主张铜业公司知险出运未尽止损义务，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约定免赔情形的关联关系的问题。本案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与具有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贸易项下发生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它关系”。二审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以铜业公司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系申达公司提供担保为由，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特别纳税高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条之规定，上诉主张铜业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它关系”，主张本案存在免赔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应当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本院认为，《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一般民事主体能熟知，不能期待铜业公司知道“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担保”系认定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之一，也不能想当然认为铜业公司知道“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担保”属于“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它关系”即系保险人免赔情形之一，且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保浙江分公司并未询问铜业公司借款有无存在由申达公司担保，更未明确说明“一方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是由另一方担保”属于“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它关系”的情形之一，故原审以信保浙江分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对其主张的该免责事由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6元，由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正 茂审 判 员 夏 明 贵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边 佳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