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承行终字第00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国祥，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兰，住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丹。
法定代理人邵国祥（系邵丹祖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林树刚，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博，围场满族蒙古族公安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刘瑞青，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
上诉人邵国祥、徐桂兰、邵丹与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丰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国祥、徐桂兰、邵丹，被上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陆博、刘瑞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3年1月19日晚孔维龙及女友匡冬梅与原告邵国祥之子邵建怡的女友张燕燕一起吃完饭，饭后，孔维龙和匡东梅到围场镇金峰宾馆305房间，张燕燕与饮了酒的邵建怡一起至金峰宾馆305房间，会见匡冬梅和孔维龙并相约到乐都歌厅唱歌，在唱歌的过程中，醉酒的邵建怡饮酒过量恣意拍打点歌键盘，匡冬梅和孔维龙见状心存不满，离开歌厅回到金峰宾馆，邵建怡得知匡冬梅和孔维龙不辞而别心生不满，就领着乐都歌厅服务生找到金峰宾馆，敲开匡冬梅和孔维龙所住的305房间的房门，向孔维龙索要唱歌费用200元后，服务员离开，邵建怡想进入孔维龙和匡冬梅所住房间遭到拒绝，邵建怡在门外边骂边用力敲房门，张燕燕劝阻无果，匡东梅开门出去，张燕燕也弄不走邵建怡便找店老板予以制止，孔维龙随后出门，双手拥了邵建怡胸部一下，致邵建怡向后倒退，头北脚南倒卧在走廊的305号房间门口，邵建怡被推倒地致后脑枕部被撞，舌头被咬破出血，小便失禁，打着呼噜昏睡，这时张燕燕弄不走邵建怡随即报警求助，约22时45分当地派出所民警接110指挥中心指令到达现场，发现其呼吸正常，并对其身体进行检查，未发现外伤，民警将其叫醒，并通过邵建怡的手机联系其同事宫海军（又名宫磊），约十多分钟，宫海军及其妻子郭静到达现场，看见邵建怡嘴角有血，询问邵建怡嘴角为何有血，是否有人打他。邵建怡声称自己咬到舌头，没有人打他。宫海军扶起邵建怡进了金峰宾馆305房间。进入房间后，邵建怡趴在了靠东边的床上，因邵建怡小便失禁，匡冬梅怕把床铺弄湿，让其离开，后宫海军夫妇将醉酒的邵建怡打出租接走，并将邵建怡送回到其住所。宫海军在邵建怡身上找不到其所居住的房门钥匙，邵建怡还执意要回去，这时和邵建怡住同一院开砂锅店的老板正好碰见他们，因没钥匙进屋，便想从窗户进去，于是老板拿了一壶开水将邵建怡现住房屋未上锁的窗户下沿的冰化开，宫海军打开窗户并从窗户进入屋内将屋门打开，宫海军将邵建怡扶进屋内，将其放在床上，并将枕头放在北侧床头，后将邵建怡翻身平躺于床上，将其羽绒服、鞋子脱去，盖好被子拉上窗帘后，宫海军与其妻子郭静离开。宫海军夫妇在往回送邵建怡的途中，邵建怡始终清醒，并交谈了许多。第二天宫海军去邵建怡住所发现其昏迷不醒，后拨打120送医院抢救。当地公安机关也在2013年1月20日对前一天晚上张燕燕报警求助一事展开了调查，没有发现有违反治安法规的行为。2013年3月19日邵建怡经抢救无效死亡，邵建怡住院期间共支付医疗费130，485.32元。邵建怡死亡后经法医鉴定系颅脑损伤死亡，其颅脑损伤符合摔跌因素造成，此案涉嫌刑事案件，被告对案件的事实展开了调查，犯罪嫌疑人孔维龙于2013年4月23日到案，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13年4月24日被被告刑事拘留，经围场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5月7日被执行逮捕。2013年11月21日孔维龙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原告邵国祥、徐桂兰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13年11月19日与孔维龙达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原告邵国祥、徐桂兰为孔维龙出据了谅解书后撤回起诉。原告邵国祥、徐桂兰认为被告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法侵害了邵建怡的合法权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被告认为公安机关在处警过程中不存在处置不当问题，邵建怡的死亡与公安机关处警行为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的规定，作出了不予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决定，原告邵国祥、徐桂兰再次不服向法院起诉，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邵丹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处警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对报警求助人张燕燕的求助进行处置，约来死者邵建怡的同事宫海军并由宫海军夫妇打出租车将邵建怡妥善安置在其居住的住所，次日邵建怡因脑出血昏迷不醒送医不治身亡，公安机关在治安调查过程中也未发现有违反治安法规的行为。邵建怡死亡后经公安法医鉴定，邵建怡系颅脑损伤死亡，其颅脑损伤符合摔跌等因素造成，被告遂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将致伤邵建怡的孔维龙绳之以法，从张燕燕因求助报警到公安派出所处警过程中，公安民警未能从邵建怡处获悉邵建怡有他人致伤的违法行为，报警后次日，邵建怡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至邵建怡死亡，公安机关均无法获悉邵建怡被他人致伤的信息，邵建怡死亡后，经尸检公安机关才通过法医鉴定，才得知邵建怡有他人致伤的可能，便及时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处置过程中，被告履行了正常的工作职责，无不法行为和过错，是合法的，也未违反法律规定，邵建怡因摔跌等因素造成颅脑损伤死亡，系孔维龙的加害行为造成，原告邵国祥、徐桂兰已对加害人孔维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就相关的经济损失达成了赔偿协议，公安机关处警与邵建怡死亡的后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公安机关的行为既无违法也无过错，因此原告申请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上诉人诉称，一、公安部公通字（2003）31号《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况，需要立即救助的”，第三章受理报警第十四条：“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报警的范围（一）刑事案件；（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等条款”。刑事案件即在受理范围，被上诉人一再说3月19日晚10点40分出警不在受理范围，是推卸责任，是怕担责任。二、梅跃丰、刘运波笔录中曾有，梅跃丰说：“怎么联系邵建怡家属，如联系不上，就打120救护车将邵建怡送医院，但他们只打电话让宫海军把邵建怡送到河东单人宿舍，再就没人管了。宫海军是出现场民警梅跃丰打电话叫到现场的，你们是现场决策人，出了事故，我们只能找你们决策人。三、孔维龙给邵建怡造成了伤害，但如果及时抢救，当时没有脑出血形成，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孔维龙的结案，不能替代河西派出所出警处置不当所造成的伤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315600.00元。
被上诉人辩称，一、张燕燕报警是因为邵建怡醉酒躺倒在金峰宾馆走廊，其不能将邵建怡弄走。此起报警不属于刑事或治安类案件，现场邵建怡无明显外伤且意识清醒，从现场情况不可能判断出邵建怡有任何危险。虽然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求助范围，但处警民警还是帮助其联系了邵建怡同事宫磊，直至宫磊和邵建怡一起离开。二、上诉人认为我局河西派出所民警到现场时处置不当是造成邵建怡死亡的主因。1、邵建怡并无丧失行为能力。河西派出所民警赶至现场后，邵建怡处于醉酒状态。2、民警未让宫海军将邵建怡送至河东单人宿舍。根据现场情况，认定此起报警为邵建怡醉酒事件，且有朋友张燕燕在场，民警又联系邵建怡同事宫海军，由宫海军对邵建怡进行照顾，宫海军将邵建怡送至河东单人宿舍。3、处警民警在处理此起求助警情过程中没有过错。综上，我局作出的围公行赔字（2014）第0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情依法予以维持。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本院确认与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相一致。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民警耽误了救治、没有通知家属，造成邵建怡死亡，属于不作为和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提出不是邵建怡本人报案求助，帮助联系把邵建怡送回去已经是帮忙行为；民警到现场后初步检查未发现邵建怡受伤，邵建怡也没有提出被打的情况，便通知其同时将其送回，民警的处理行为合法。上诉人之子邵建怡饮酒以后，已经呈现醉态，其要求进入孔维龙等人所在宾馆房间被拒绝后与孔维龙发生争执，被上诉人处警的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将邵建怡叫醒，经检查发现其呼吸正常，没有明显外伤，且邵建怡没有表示其被打或者身体不适。于是民警通知邵建怡的同事宫某等人到现场，帮助把邵建怡送走。宫某等人到现场以后曾经和邵建怡交谈，询问其是否被打，邵建怡否认曾经受到伤害。宫某等人将邵建怡送回单位的宿舍，留下邵建怡休息离开。第二天邵建怡被发现已经昏迷，送医院确诊为脑出血，经救治无效2月后死亡。民警联系邵建怡的同事将其送回去，做法并无不妥，与邵建怡死亡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孔维龙过时伤害邵建怡引发其脑出血死亡，其直接责任已确定并被追究；同时，即使及时救治，现有医疗条件也不能保证脑出血病人被及时救治完全可以存活；脑出血发生时间不确定，民警的处置行为是否耽误救治不能确定。因此，邵建怡死亡涉及的相关因素很多，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邵建怡的死亡也是多因一果造成的，而且没有证据证实各个相关因素的参与度。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不予认定。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海涛
审判员 黄鸣春
审判员 刘松平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