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5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辉，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兆龙，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锦成，男，汉族，1968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北京市惠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辉因与被上诉人刘锦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熊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锦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锦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与张帮松发生经济往来并产生80万元债务的事实。1、载有律师事务所合同编号的《委托代理合同》，熊辉是应刘锦成要求帮忙介绍委托律师而先签名。刘锦成不是律师，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作为乙方代表签名，所谓的证人在熊辉签名后离开前没有签名，更没有也无必要在这份委托律师的合同中签名并手写涉及80万元债务的内容，特别是该手写部分非常明显的是在熊辉和刘锦成签名后而在本应载明律师事务所账户的空白处添加的。这一明显有瑕疵且高度存疑的内容，一审虽直接查明即见证人在签名时没有这句话，表明是事后添加，但是否有经过熊辉确认，见证人并不能证明，也就是说，见证人只能证明熊辉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有签名，但并未见证这句事关本案根本事实的话的形成过程。对此，一审不仅未予采信，也未进行质证，也未表述，反而错误对《委托代理合同》加以采信和认定。一审判决在认定中也认为刘锦成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与其身份不一致的代理业务条款，却未作任何查明，认为是双方往来的最终结算。2、由于刘锦成要将熊辉单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交律师事务所签订盖章，故熊辉并未持有《委托代理合同》。最终未能签订后，刘锦成称已作废便未返还熊辉。刘锦成持有一份律师事务所未盖章的《委托代理合同》才是极不合理的。3、在熊辉参与的(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93号案中，熊辉明明已在质证和庭审时多次提出与刘锦成没有业务关系，熊辉不欠刘锦成任何款项，《委托代理合同》中很多内容都是刘锦成单方添加、更改未经熊辉确认的质疑，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内容中也有部分表述，却偏偏认定熊辉从未提出过质疑。该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刘锦成是否有权代熊辉收取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的款项？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熊辉是否欠刘锦成债务？两案判决在对不同的争议焦点予以认定处理时的证据采信标准和侧重点显然不同。在本案争议焦点毫不影响该案事实认定和处理的情况下，熊辉在该案中的质疑只能适可而止，法庭无须查明认定也不会容许熊辉就这一无关的事实过度表达意见。此外，在远鹏公司与刘锦成的不当得利案中，法院并未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以及有关本案争议焦点的事实，刘锦成未应诉，也未主张这一事实，导致其直接败诉被法院判决返还不当得利。按常理，如刘锦成主张本案的债权属实，其不仅应积极应诉、全力抗辩，还应在2015年11月败诉后及时的向熊辉另案主张（本案起诉时间为2016年8月1日）。4、《委托代理合同》中第十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可见，律师事务所必须在盖章后才能与熊辉形成委托关系，熊辉也才顺理成章的持有一份生效合同。熊辉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本未签订，更未生效，刘锦成又未返还。刘锦成也正是利用这一机会伪造、篡改了合同主体和内容。5、(2016)粤03刑终815号刑事判决书中，既未载明更未认定熊辉与刘锦成有任何业务交集、合作或共同与张帮松有交往关系。且刘锦成在一审庭审中称80万元债务是产生于合作经营山林、酒楼期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熊辉之间有直接合同关系或发生过相关的直接业务。一审在事实认定中本已作出了这一正确表述，但在之后的事实认定中却又完全相悖。6、熊辉向远鹏公司主张债权期间，刘锦成虽陪同熊辉去过远鹏公司，但不是履行委托代理职责，是为了解熊辉的催款进展情况，以决定是否有必要再介绍律师为熊辉代理诉讼。如果是熊辉直接委托刘锦成全权处理，那也不用熊辉亲自带着刘锦成去了。另案与本案不同的争议焦点也决定了不同的审理方向、重点和证据采信标准。本案不能确认刘锦成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取得了授权代理并得出该合同已实际履行的事实，因为熊辉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委托律师事务所，授权律师代理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尚未成立生效。7、熊辉从未主张80万元债务的手写部分是刘锦成在本案诉讼中添加的，完全存在刘锦成在其提供给远鹏公司之前添加的可能，而且添加的理由极为合理和充分。即刘锦成在熊辉与远鹏公司已达成结算备忘录后私自要求远鹏公司直接将170万元款项付给自己时，远鹏公司必然会对刘锦成提供的相关材料予以审核，为取信于远鹏公司以达到不当得利的目的，刘锦成唯有在《委托代理合同》条款中添加熊辉欠刘锦成80万元债务，此工程款收回后优先归还的内容，且为了尽可能足额获取170万元，才有必要将所谓的代理费30%手写更改提高至50%即85万元，两项合计约165万元。即便熊辉确有直接委托刘锦成，那么，仅仅陪同熊辉去过就要收取高达50%的代理费，是极不合常理的。综上，一审判决依据以上七项均错误的认定得出了双方对以前的经济交往进行结算并对还款事宜达成协议的结论，却忘了其已查明刘锦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熊辉之间有直接合同关系或发生过相关的直接业务。就像大额民间借贷一样，仅有借据并不能直接认定借贷关系真实发生，而真如刘锦成诉状中所称的双方认识多年并有很深的合作，或者又如刘锦成在庭审中称有合作经营山林、酒楼，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证据，所谓的结算又基于何处、何事项，为何平时不结算，偏偏在这份极为反常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且还出自于一个与刘锦成有利害关系的、当时并不在场的人的笔下。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个被一审法院刚刚判决返还不当得利、诚信缺失的人，在本案中，又无充分有效证据，仅凭一份明显无效且严重存疑的《委托代理合同》，就获得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大额不当利益，实在令熊辉无法接受。
被上诉人刘锦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驳回熊辉的上诉请求。
刘锦成于2016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熊辉归还刘锦成欠款80万元及利息98581.56元（自2015年3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二倍计算至起诉日，直至清结）合计人民币898581.56元。
一审法院查明，一、2014年12月24日，刘锦成作为乙方，熊辉作为甲方在他人见证下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熊辉委托刘锦成收取深圳远鹏装饰集团工程欠款，对款项收回后的分成进行了约定。其中合同第十条载明，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在合同下方用手写方式载明“鉴于双方与张帮松经济往来中欠乙方捌拾万人民币，此款收回后优先归退乙方”。在本案审理中，熊辉主张签字之时，并不具有上述内容，上述手写所载内容是事后刘锦成擅自添加，但对此熊辉未提供应由其本人持有的另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予以证明。二、合同签订后，刘锦成协助熊辉对深圳远鹏装饰集团工程欠款进行了追讨，该司亦从2015年2月份起分几次将款项1695500元转入刘锦成的账户。因刘锦成主张该款中的80万元抵扣上述欠款，余款为追偿债务的代理费，故未将款项偿付熊辉。为此，熊辉于2015年3月13日以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司偿付工程欠款180万元及利息。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熊辉与案外人刘锦成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出具时间均为2014年12月24日，且其中并无授权刘锦成收取款项的明确内容，《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中受托人就付款事项仅有'谈判'的权限，而其后2015年2月10日形成的备忘录和付款审批表中则均明确记载了收款人姓名及其银行账号，自应以发生在后的和更明确的当事人意思表示内容作为双方履行的依据，不能认定在远鹏公司向刘锦成付款时其具有收取涉案工程款项的代理权限……”，据此，判决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向熊辉支付欠款17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经深圳市福田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1月27日按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三、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上列案件中，该院向刘锦成作了调查，刘锦成回答法庭询问的“远鹏公司提交了熊辉与你所签的《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你就该委托合同说明一下”的陈述内容为：“当时为了让熊辉尽快支付款项，所以就让原告出具该委托代理合同，以便于协助他向远鹏催款，然后向我支付一半的款项”。在回答“远鹏公司向你支付款项，熊辉有无书面付款指令”的陈述内容为：“（出示）《授权委托书》熊辉出具了该授权委托书给我”，回答“你收到这些款项后有无转付给熊辉”，陈述为：“没有”，回答“熊辉欠你多少钱”时，陈述为：“欠80万元，另还要加一半的代理费，以及25%的费用”。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组织对该份证据进行质证时，熊辉陈述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刘锦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对于刘锦成陈述的部分事实有异议。首先原告并不欠其任何款项，也没有业务关系。其次，对于委托代理合同原告本意是根据其要求让刘锦成委托律师予以处理涉案的事宜，没有承诺向刘锦成还款和支付代理费，因为合同中的数字更改并没有得到原告的签名和盖手印确认，该合同实际上并未履行……”。后该案上诉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50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经原审补充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叶祥省和刘锦成的调查笔录内容真实性均认可，熊辉对刘锦成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并主张即使该《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是真实的，其也从未委托刘锦成代为收款”。四、2015年11月26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316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锦成依据《授权委托书》代熊辉收取的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向其转账的款项1695500元为不当得利，并判决其返还。五、经查，刘锦成是深圳市浦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监事，而张帮松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占35%股权的股东，2011年10月31日，熊辉经股权转让后，是该公司的股东，占公司股权的90%。在本案诉讼之前，刘锦成、熊辉除签订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双方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就浦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追讨张帮松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事宜达成若干协议。但刘锦成未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与熊辉之间有直接合同关系或发生过相关的直接业务。上述事实，有刘锦成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506号民事判决书，熊辉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询问笔录、（2015）深罗法刑二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2016）粤03刑终815号刑事裁决书，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调取的（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3160号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书、福田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质证笔录等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债务应当清偿。在本案中，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所涉之债是否存在。针对上述焦点，法院认定如下：其一，刘锦成、熊辉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手写部分内容，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歧义。根据委托合同的手写内容，可以清晰的体现刘锦成、熊辉在与张帮松的经济交往中，熊辉欠刘锦成80万元，该款应在熊辉针对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的欠款追回后归还刘锦成；其二，熊辉虽主张该《委托代理合同》的涉案内容是刘锦成擅自手写添加，但熊辉始终未提交应由其本人持有的另外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其三，在熊辉参与的诉讼中该《委托代理合同》作为关键证据之一已被多次使用，熊辉在质证并发表意见时从未就有关内容系刘锦成添加提出过质疑，直至本案诉讼发生之时才提出该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四，《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载明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但熊辉在本案审理中均未能提供其持有的合同进行反驳。即便如熊辉所述的只有刘锦成一份，而熊辉并没有该份合同，则熊辉也应承担因此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五，从熊辉提供的（2015）深罗法刑二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2016）粤03刑终815号刑事裁决书所载内容可以体现，刘锦成、熊辉及张帮松的确存在经济上合作与交往关系，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亦与《委托代理合同》手写部分相印证；其六，《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根据熊辉的陈述，刘锦成的确跟随熊辉向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追偿过欠款，之后，该公司亦向刘锦成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695500元。该追款行为虽因委托存在刘锦成超越代理权被法院认定不能产生委托的法律后果，但该过程亦证明了在合同签订后进行了实际的履行，并非熊辉所述的未实际履行；其七，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在与熊辉的诉讼中已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供了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而该合同是刘锦成对其催款之时向该公司提供的，亦即2015年2月份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向刘锦成付款之前已存在该手写部分，故不存在刘锦成因本案诉讼手写添加的可能。综上，刘锦成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虽存在与其身份不一致的代理业务条款，但双方对以前的经济交往进行结算并对还款事宜达成协议，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法院予以确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手写所载内容实质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即熊辉针对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应收款追回后，熊辉应偿付刘锦成本案所涉该款，现该条件己成就，故刘锦成要求熊辉依约付款，并从条件成就之日起偿付逾期付款利息，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但刘锦成关于利息的其他过高主张部分，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熊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刘锦成款项8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28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刘锦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93元，由被告熊辉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93号案件(原告熊辉诉被告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开庭中,熊辉称“对深圳远鹏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复印件不予确认,对所加的内容也未经双方确认……”。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有见证人宋某的签字；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宋某称：《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手写内容，即“鉴于双方与张帮松经济往来中欠乙方捌拾万人民币，此款收回后优先归退乙方（乙方为刘锦成）”，其签字时没有写这句话。二审中，被上诉人确认《委托代理合同》上的手写内容是其写的；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其与上诉人、案外人张帮松合作过工程、农场、酒店，但没有书面材料。本案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熊辉是否尚欠被上诉人刘锦成债务人民币80万元。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主张上诉人尚欠其人民币80万元，上诉人对此不予确认。鉴于该合同下方用手写方式写明“鉴于双方与张帮松经济往来中欠乙方捌拾万人民币，此款收回后优先归退乙方”的内容是被上诉人书写，其申请的证人宋某出庭作证称《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手写内容其签字时没有写这句话，而此处实际并没有上诉人签字，上诉人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93号案件以及本案中均对《委托代理合同》所加的手写内容不予确认，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或经济往来关系，故被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450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锦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86元，均由被上诉人刘锦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谢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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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