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商终字第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华，男，1973年2月10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曹迎春，江苏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泉，男，1950年5月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运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7号。
法定代表人华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华因与被上诉人华泉、南京运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3）玄商初字第1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曹迎春、被上诉人华泉及其与被上诉人运得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露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华一审诉称：2010年1月8日，刘华与华泉共同出资设立运得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刘华出资50万元，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4日，刘华发现华泉虚构2011年8月29日股东会，指使他人仿冒刘华签名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并将刘华享有的运得公司10%股权转至华泉名下。2012年1月9日，刘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法院认为刘华主张其本人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未参加过股东会，所以无从确认上述文件的法律效力，因此驳回刘华的诉讼请求。现刘华再次诉至法院，请求确认2011年8月29日运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成立，要求华泉返还刘华10%的运得公司股权，要求运得公司向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刘华10%股权的恢复登记手续。
华泉和运得公司一审辩称：刘华既是运得公司的挂名股东，也是南京野马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广告公司）和南京帕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上述三家公司登记的股东是刘华和华泉，但在公司设立时刘华并未实际出资，刘华在运得公司设立时的所谓出资款并非其本人实际提供，而是来自名义上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分红款。因刘华仅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故刘华不应获得两公司的分红款，也不应实际享有运得公司10%的股权。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华泉均事先告知了刘华，且刘华提供了本人身份证件，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一事。综上，请求驳回刘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运得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设立，法定代表人是刘华，职务是执行董事，刘华和华泉作为股东分别出资50万元和450万元。在运得公司的设立文件和变更登记材料上，刘华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身份的签字均为其本人真实书写。2011年3月14日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以及8月29日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刘华”的署名均为他人代签。2011年9月，运得公司向工商主管部门递交了2011年8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申请将刘华名下的运得公司10%的股权变更至华泉名下。
另查明，南京野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实业公司）于1995年8月2日设立，工商资料记载由华泉和马士瑶共同出资组建。2003年10月15日公司清算报告中载明：债权债务由华泉一人投资的南京华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承担。2003年12月23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野马广告公司于1996年12月25日设立，工商资料记载华泉和马士瑶作为股东分别出资98万元和2万元。后马士瑶的股权比例增加至5%。2005年3月31日，华泉作为转让人、马士瑶作为其代表以及刘华作为受让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马士瑶将其在野马广告公司5%股权转让给刘华，转让总价款50万元，但刘华并未向马士瑶给付上述股权转让款。2009年6月16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以前年度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刘华分配金额是25821.08元；2009年11月13日股东会决议载明：自即日起成立公司清算组，由刘华、于蓓和王见华三人组成。2010年3月2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帕尔公司于2000年9月18日设立，法定代表人是华泉，职务是董事长，工商资料记载华泉和刘华作为股东分别出资135万元和15万元。两股东的出资款均由野马实业公司代为支付。2008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以前年度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刘华分配金额590118.45元。2011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载明：自即日起成立公司清算组，由华伟、刘华、华泉、于蓓和王见华五人组成。2011年7月25日，工商主管部门通知公司登记注销。
又查明，刘华与华泉系外甥与舅舅的关系，证人马士瑶与华泉系外甥女与舅舅的关系，刘华与证人马士瑶系姨表亲关系。2001年4月24日开始，王见华为野马广告公司的会计，于蓓为帕尔公司的会计；2011年8月1日开始，王见华担任运得公司的会计，于蓓则担任该公司的出纳。
中国银行南京广州路支行户名为“刘华”的个人存折账户的开户时间是2008年12月8日。2009年12月23日、24日，该账户中分别存入230396.79元和314729.84元，其中的50万元于2009年12月25日转入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刘华”的账户内，同日转入运得公司在该营业部的验资账户，作为“刘华”的出资。
一审中，华泉、运得公司申请证人马士瑶、于蓓和王见华出庭作证。（1）马士瑶陈述：其和刘华均与华泉存在亲戚关系，无论在野马实业公司还是在野马广告公司，其均为挂名股东，既不出资也不参与经营和股东分红；因为亲戚关系出于信任，所以未作明确的书面约定；如果需要其签字，在南京时就由其本人签字，不在时就由他人代签；后因其加入美国国籍，所以就由刘华替代继续作为挂名股东，其与刘华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2）于蓓和王见华陈述：在设立运得公司时，刘华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挂名股东，在银行账户中尚有资金70多万元，华泉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有资金450多万元；根据工商主管部门的咨询答复，由于华泉已投资设立一人独资的华威公司，依照当时的公司法规定，华泉不能同时设立两个其一人独资的有限公司，因此沿用以往做法，仍然借用刘华作为挂名股东。刘华名义上出资50万元，实际上该款项应为华泉所有。王见华是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华威公司和运得公司的总账会计。在运得公司的设立和经营中，刘华虽登记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是实际上并未出资也没有参与管理。所有工商登记办理所需的材料，均由华泉电话告知刘华，刘华本人均都知道具体情形，其本人在公司时就由本人直接签字，本人不在公司时就由他人代签，多年来刘华从未提出不同意见；运得公司最后两次的登记事项变更手续，均由刘华提供身份证件，由他们具体办理的。
刘华的质证意见为：证人王见华和于蓓，与华泉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等同于华泉个人陈述；对证人马士瑶的证言不认可，不能依据证人马士瑶的自认来判断其是否属于野马广告公司和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且即使马士瑶是上述两公司的挂名股东，也不能当然推定刘华也属于运得公司的挂名股东。
以上事实有公司章程、设立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等工商资料、证人证言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变更、终止等事项均应受到我国公司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范。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谓挂名股东，就是以其名义参加设立公司但是实际并不出资的“名义股东”。挂名股东在形式上具备了作为公司股东的所有要件，但是其名下的因出资而形成的权益应属于实际出资人所有。
证人王见华和于蓓自2001年4月24日始就分别担任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会计，2011年8月1日开始，两人又分别担任运得公司的会计和出纳，且作为清算组的成员曾经参与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注销登记过程，是本案所涉事实的亲历者；证人马士瑶参与了野马实业公司和野马广告公司的设立过程，同时又与刘华和华泉存在亲属关系。因三名证人证言之间互相并不矛盾，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也能互相印证，故原审法院对三名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野马实业公司虽然是由华泉和马士瑶共同出资组建，但是在2003年公司解散时，野马实业公司剩余的债权债务是由华泉一人投资的华威公司承担，而作为股东之一的马士瑶也认可其本人仅为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所以马士瑶是野马实业公司的名义股东，华泉则是野马实业公司的实际股东。基于此，野马实业公司以华泉和刘华的名义向帕尔公司出资，不能认定是刘华向帕尔公司实际出资，刘华也未举证证明此后其本人已实际提供了认缴的出资款项，故刘华也是帕尔公司的名义股东。
同理，野马广告公司虽然在设立时登记了两名股东华泉和马士瑶，但由于马士瑶明确其本人未实际出资，仅是挂名股东，且马士瑶在向刘华转移其名下的股权时并未收取对价，刘华亦陈述华泉和马士瑶均认可其不需支付对价，因此，刘华对于受让马士瑶的名义股权应是知晓的，刘华应为野马广告公司的名义股东。
基于以上事实，在运得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款因来源于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股东分红款，刘华为上述两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应享有分红权益，所以刘华在中国银行存折内的所谓分红款项，实际不应为刘华所有。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刘华未向运得公司实际出资。
关于刘华是否参与经营管理和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三名证人共同证实，在刘华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运得公司的名义股东时，如果需要股东在工商申请资料上签字时，事先均由华泉电话告知刘华，再由其中的证人通知刘华在材料上签字，刘华本人在公司时就由其本人直接签字，不在公司时就由其中的证人代签。因此，上述三家公司的经营和决策是由华泉而非刘华实际掌握，刘华在工商资料上以股东名义履行签字手续，是依照华泉的指示完成程序性的法定形式，该签字行为不是刘华本人的真实意愿或其经营管理公司的活动。刘华主张其实际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由于刘华与华泉存在亲属关系，在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运得公司中，刘华本人未实际出资，也无证据证实其行使股东权利，刘华应当知道华泉借用其名义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帕尔公司和运得公司的股东，且配合华泉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所以刘华与华泉之间实际存在借名出资关系，刘华并不真正享有运得公司的股东权利，登记在刘华名下的股东权益应属于华泉所有。有鉴于此，虽然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刘华”，不是刘华本人的真实签字和真实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能成立，但是由于刘华并不实际享有运得公司的股东权益，所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与刘华本人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刘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保全费3020元，由刘华负担。
宣判后，刘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刘华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刘华是野马广告公司、帕尔数码公司、运得公司三个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事实依据。第一，野马广告公司自2000年以来一直由刘华经营管理，刘华自2006年12月起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帕尔数码公司自成立后一直由刘华经营管理，重大的股东会决议均由刘华参与签名。两个公司均于2009年向刘华进行分红。运得公司成立后于2011年1月6日决定增加“自有房屋租赁”经营范围，相关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等工商变更材料均由刘华实际起草并签署。第二，刘华持有的野马广告公司股权是以受让方式继受取得。2005年3月31日，刘华与马士瑶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受让5%股权，转让方是马士瑶，不是华泉。华泉在转让协议中签名只是以其他股东身份作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表示；野马广告公司的盖章，则是对刘华受让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的确认。至于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与股东资格取得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据此认定刘华是挂名股东。况且，刘华未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原因是1996年华泉让刘华辞去公职来家族企业帮忙，并且已多年实际经营管理野马广告公司，所以，马士瑶、华泉才同意刘华无需支付转让款。即便马士瑶自认是野马广告公司的挂名股东，也不能当然地推定刘华也是挂名股东。第三，刘华、华泉均是帕尔数码公司的发起股东，均由野马实业公司垫付出资，两人出资方式相同，却在股东身份认定上得出相反的结果，于法无据。即使马士瑶是野马实业公司的挂名股东，该公司是华泉的“一人公司”，但上述出资垫付款在法律性质上仍属于野马实业公司的法人财产，而不是华泉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混淆了“出资来源”与“实际出资”、“法人财产”与“个人财产”、“股东资格”与“股东义务”之间的关系。第四，一审法院以刘华系野马广告公司、帕尔数码公司挂名股东的错误前提，推导出刘华以两公司的分红款向运得公司出资也不应为刘华所有的结论，继而认定刘华也是运得公司挂名股东，是一错再错的主观推断。其一，公司出纳为刘华申办存折的目的是取得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分红，并同时作为运得公司的出资。存折的资金来源、去向是明确具体的，刘华事先知道并同意的。刘华母亲一直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基于对家人的信任，该存折的开户、密码设定、收支均由公司财务人员按照刘华母亲的指示办理。刘华母亲因身体原因离开公司后未将存折带回家中，但是，不能因此就认定存折上的钱不归刘华所有，更不能推导出刘华存折上的钱归华泉所有。其二，刘华与华泉出资是同时办理的，两人出资的时间、方式、款项来源和操作模式完全相同，均是由财务人员按刘华母亲的指示代办存折、设定密码、保管和出资的，华泉本人也不直接支配存折，但在资金归属认定上均采取不同的标准，得出两种相反的结果，令人费解。其三，挂名股东是不享受分红的，但事实上，两公司的分红决议不仅列明了股东刘华和华泉，分红款分别汇入各自的存折，而且个人所得税缴纳也是分别进行的，恰恰说明刘华不是两个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四，民事法律行为以“明示”为原则，除法律规定或约定之外不得推定。刘华与华泉之间不存在挂名股东的约定。其五，《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关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投资权益归属争议处理，是以第一款规定的订立书面挂名出资合同为前提的。但是，一审法院无视双方缺乏书面挂名出资合同的事实，直接引用第二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相关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证人马士瑶在（2012）玄商初字第967号案件2012年12月4日开庭时陈述：她从未向刘华说过她是野马广告公司的挂名股东，刘华也从未向她说过刘华是野马广告公司的挂名股东。但在本案中，马士瑶却陈述她和刘华都是挂名股东，前后矛盾。证人王见华陈述运得公司设立时华泉存折上有450万元、刘华母亲及公司员工都知道刘华是挂名股东、刘华从未主张过存折余款203000元、刘华母亲也认为存折中的款项属于华泉的财产等证言，与事实不符。证人王见华、于蓓陈述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均由华泉通知刘华，刘华知道具体情形由他人代签，也与事实不符，刘华从未授权他人代签公司文件。三、一审判决认定存在五个“挂名股东”、五个“一人公司”，裁判结果违背了《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
被上诉人华泉和运得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刘华提交了帕尔公司、野马广告公司、运得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书、章程修正案、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验资报告、分配处理决定、银行进账单、银行存款记录、网站制作合同、广告业务合同等系列文件资料，拟证明刘华已行使了股东权利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华泉、运得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大部分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均为形式上的签名，不能达到刘华的证明目的。
刘华还申请其母亲华静出庭作证。华静，女，汉族，1947年12月26日，居民身份证号码××，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东箭道31号309室。华静陈述：华泉是我亲弟弟，刘华是我儿子。刘华是199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玄武区教育局招生办工作，1996年8、9月间华泉要求刘华辞去公职去他公司帮忙，并向我们保证一定会给孩子安排好，当时他父亲是反对的，最后犹豫再三就同意了。帕尔公司是华泉和刘华共同成立的，公司名字还是刘华和他爸爸想出来起的。华泉、刘华在帕尔公司的出资，也是我安排从其他公司调度垫付的。野马广告公司是由刘华经营，刘华成为野马广告公司的股东也是华泉安排的，从未说过刘华是挂名股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答应。公司分红的时候，华泉从来没说钱全是他的，分红在刘华存折里的钱是刘华的，华泉存折里的是华泉的，两人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分开申报缴纳的。运得公司成立时，两人的出资都是我安排的，华泉的出资从华泉的存折打出来，刘华出资的钱从刘华的存折打出来，这些都是我吩咐会计出纳去办的。
被上诉人华泉、运得公司的质证意见为：鉴于刘华在一审中已经当庭拒绝法庭要求华静出庭作证，故其在二审中不能在作为新证人，且华静与刘华系母子关系，其证言与一审证人王见华、于蓓、马士瑶证言存在多处不一致，证明效力较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证意见：华泉在一审中提供的王见华和于蓓证人证言，与刘华在二审中提供的华静证人证言，因证人与各方当事人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且证明的内容又相互对立，故本院对双方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刘华未向帕尔公司、野马实业公司实际出资，从马士瑶处受让野马广告公司5%股权亦未支付对价。户名为“刘华”的存折于2008年12月由公司财务人员于蓓代办开户，由公司财务人员保管和掌握密码。华静（刘华的母亲）曾任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前后因身体原因离开运得公司，户名为“刘华”的存折仍留在公司由财务人员保管和控制。
上述事实有本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关于讼争的运得公司10%股权，刘华是否为名义股东，华泉是否为实际股东。刘华认为，其向运得公司实际出资了50万元，且实际参与了运得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故应当认定其为实际股东；华泉认为，刘华并未向运得公司实际出资，以“刘华”名义向运得公司出资的50万元应归华泉所有，刘华只是运得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是华泉。对此，本院认为，名义股东即显名股东，是指名称虽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中但未实际出资的人，其对应的概念是实际股东或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的实际出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司法解释之规定，认定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应以投资人是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主要依据，而认定投资人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则应根据投资人有无实际作出向目标公司出资的行为来判定。本案中，虽然50万元出资款是从户名为“刘华”的存折中转入运得公司验资账户，但并不能据此认定系刘华实际作出的出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该存折是由运得公司财务人员以“刘华”的名义代为开户并始终保管，刘华从未持有该存折，亦不掌握该存折的密码，故刘华对存折内的资金并未实际占有和控制；第二，该存折内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分红款，而刘华在帕尔公司并未实际出资，在野马广告公司从马士瑶处受让5%股权时亦未支付对价，且刘华明知无需支付对价，故刘华作为野马广告公司和帕尔公司的名义股东不应获得分红款，因此，刘华对户名为“刘华”存折内的资金亦不应享有实际权利；第三，向运得公司出资50万元的具体行为在形式上表现为50万元出资款从户名为“刘华”的存折中转至运得公司的验资账户，但实际上是运得公司财务人员根据运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华泉的指示而非刘华的授意具体经办的，因此，财务人员的代办行为体现了华泉的出资意思，无从反映刘华的出资意思表示。综上，从案涉50万元出资款的占有、控制、权利来源以及投资意思等方面进行实质分析，均不能得出刘华已实际作出向运得公司出资行为的结论。相反，上述事实却不约而同地将50万元出资款对应的权利指向了华泉。有鉴于此，本院认定刘华仅为本案讼争股权的名义股东，华泉为实际股东。刘华向华泉主张本案讼争股权项下的权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华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刘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荣禧
代理审判员 季 嘉
代理审判员 孙 天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