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桂1421民初468号原告葛星球，女，1945年10月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扶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蔚健，男，1978年6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扶绥县。系原告葛星球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广西进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所在地扶绥县新宁镇城厢江西岸屯。法定代表人：梁善积，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扶绥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葛星球诉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江西岸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星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蔚健、梁进东，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组长梁善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连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葛星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收回原告户承包地的决定；2.被告停止扣押并支付给原告户“下引水田”（地名）流转发包应得承包费，其中2013年度2380.80元，2015年后各年具体分配额不明，应按实际分配方案补支付；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81年在农村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在户主为梁仕云的农户参加农村家庭承包土地，家庭成员有梁仕云、葛星球、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曾用名梁炳华）等共七人，共同承包面积共13.055亩，其中水田5.845亩、旱地（包括自留地）7.21亩。1991年梁仕云病故，户主变更为葛星球。1991年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五人农转非，梁素珍、梁艳珍进入企事业单位工作，被告收回了梁建珍、梁艳珍两人的承包地份额后余承包地共9.325亩。2013年被告把位于“充禾下引”（地名）的全部田地190亩发包给谢国宁，所得承包费按每年每亩600元分配给各农户。按照被告2013年所作的分配方案，原告葛星球户共有3.968亩承包责任地参与流转承包享受转包费分配，2013年原告葛星球的家庭户应分配得转包承包费为2380.80元。原告葛星球得领取2014年应分配得承包费2380.80元，但未得领取2013年及2015年后应分配得承包费，原因是被告以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三人农转非为由，收回他们承包责任制土地的份额共5.595亩，并在对流转发包土地的承包费分配时扣减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三人在原告户内的承包责任制土地，拒绝参与分配。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起诉，请求依法裁判。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辩：1981年在农村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户以梁仕云为户主，家庭成员为：梁仕云、葛星球、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共七人，取得本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1992年4月21日原告农户中的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五人“农转非”将户口迁往扶绥县审计局。1993年村民小组依据当时的政策和法规，经全体村民会议多次研究讨论，决定对户口已“农转非”人员的承包地统一全部被集体收回。原告户户五人属于当年的“农转非”人员，其五人的承包土地已被集体收回，并由集体统一另行招标发包，当时原告没有任何异议。1995年农村实施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三十年时，原告农户仅有原告两人取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余五个“农转非”人员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认为，1992年4月21日原告农户中的五位成员“农转非”户口已迁后，该农户中的五份额承包土地已被集体收回，并已另行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1995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原告农户五个“农转非”人员已不属于本村民小组集体成员，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且依法无据，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后认定事实如下：八十年代初期，江西岸村民小组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葛星球在户主为梁仕云的农户中参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家庭成员有：梁仕云、葛星球、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共七人，取得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土地面积共为13.055亩，其中水田5.845亩、旱地（包括自留地）7.21亩。1991年梁仕云病故，户主变更为葛星球。九十年代初期，原告农户中的梁素珍、梁建珍、梁艳珍、梁映珍、梁蔚建等五人“农转非”将户口迁往位于扶绥县新宁镇县直单位的扶绥县审计局。1995年初期江西岸村民小组实施第二轮延长土地承包，当时原告葛星球农户没有与江西岸村民小组签订《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在本庭审中，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认为当时不签订合同是由于原告对集体决定收回“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存在异议所致，而原告认为是由于村干工作不彻底引起。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但江西岸村民小组并没有强行收回原告户“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原告户还是按第一转确认承包的土地进行经营。2001年，江西岸村民小组因建设新村需要占用土地，收回原告户中已农转非的梁素珍、梁艳珍两人的承包土地份额面积，但退回的具体地块由原告户自定。2003年6月30日，江西岸村民小组为补充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了承包者为葛星球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及承包者为梁素珍《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该两份合同书中甲方盖有江西岸村民小组当时启用的公章，盖有法定代表人梁卫诚的私章，乙方处没有签字盖章，鉴证机关处盖有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公章，该两份合同合同现存放于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2013年初，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把承包到户的位于“充禾下引”（地名）的田地整合全部流转给谢某，承包期为15年，第一年至第六年每年每亩的承包金为600元，第七年至第十五年每年每亩的承包金为800元。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发包“下引”田地每年取得的承包金均按在整合流转前各农户原有的面积计发给各农户。2013年间，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制作了2013年承包金分配表，该表记载有农户姓名、农户承包面积、每亩600元、各户分配得款等内容，其中原告葛星球农户的承包面积为3.968亩，应分配得金额为2380.80元。但在实际发放流转承包金分配得款时，被告仅按两人的份额支付给原告分配款，葛星球对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的做法不服，不领取该分配得款，并申请新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调解未果。2013年7月12日，新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2013］新调字04号调解意见书，调解意见为“江西岸村民小组应按本屯村民同等待遇将‘雅引’（地名）承包费分配款补分给葛星球一份”。2013年至2018年间发包“下引”（地名）田地所得的承包费，被告已按各农户在该地块原有的承包面积以亩600元计发给农户，但对有“农转非”人员的农户是核减农转非人员承包土地面积后才计发。被告江西岸村民小组实施该分配方案是以村规民约规定和村民代表会议收回农转非成员承包土地决定为由。至今原告仅得领取2014年度土地流转承包费2380.80元，原告未得领取2013年度及2015年至2018年间共五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另查明，1994年度农业税纳税证载明：纳税人户主姓名葛星球，家庭人口6人，耕地面积9.10亩（水田4.20亩、旱地4.90亩）。2003年9月20日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载明：纳税人户主姓名葛星球，计税面积6.717亩。2018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公示表中载明葛星球户的计税面积6.72亩。曾任江西岸村民小组组长的梁卫诚、廖华权在“关于葛星球户土地承包情况的书面说明”中均证明的事实为：2001年江西岸村民小组以建设新村使用土地为由收回葛星球户两份额的承包土地后，该户还有9.325亩承包土地，其中水田面积为4.175亩；在办理农户交纳农业税基本情况登记时出于减少农民负担出发而确定纳税面积；2007年扶南糖厂征用葛星球户0.207亩承包水田后，该户还有3.968亩承包水田面积。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1994年葛星球户的农业纳税证、2003年9月20日农民税费负担监督手册、被告作出的2013年下引田承包给谢国宁各户面积表、梁卫诚及廖华权分别出具的“关于葛星球户土地承包情况说明”的书面证明、［2013］新调字04号《调解意见书》、《调解笔录》、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证明、2003年6月30日签订的承包者分别为葛星球、梁素珍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2018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公示表等证据，被告原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出具的“农转非”名单证明、城厢居委会证明、被告单位的账本记录、被告2006年发包土地收取承包金收据等证据在案佐证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按人按份分配，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原则，土地承包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根据中办发［1997］16号《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并非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而在保持第一轮土地承包稳定的基础上，以“大稳定、小调整”为原则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延期承包或变更即小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可见，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只有一种，即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农户家庭成员中有考入国家公务员或“农转非”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发包方不能收回承包地；此外，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成员个人不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挂钩；只要农户还在，农户内部的人员流动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本案中，在1995年1月1日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前，原告承包户的部分家庭成员虽然“农转非”将户口迁到位扶绥县新宁镇的县直单位，但扶绥县新宁镇不是设区的市，发包方并不必然可以收回农转非成员的原承包地。被告答辩中主张在1993年间已收回原告家庭户“农转非”人员土地承包面积，并由集体统一另行招标发包，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被告没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在庭审中被告承认当时集体并不强制收回“农转非”人员的承包土地，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户交回承包土地的事实，且在1994年农业税纳税证也记载原告为农村承包户主，1990年至1995年担任被告的组长也证明原告户仍继续承包经营，2003年6月30日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中也载明原告为承包者。因此，原告农户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后依然延续享有第一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在2001年间需要使用土地建设新村时，被告收回原告户两个“农转非”成员的承包土地面积，属于发包方与承包方自愿协商达成收回承包土地，不违反“大稳定、小调整”的农村土地承包原则，本院予以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既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也要保障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户相关权益的实现。本案被告于2013年将全部“充禾下引”（地名）的田地整合整体流转，是被告与本村民小组全体农户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愿，被告的做法仅是将原承包地从承包户手中收拢方便一并流转，并非违法收回原承包地重新分配，双方应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方作为被告的农户，基于承包地流转的收益理应享有同等村民农户待遇。被告对上述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是按各农户流转的承包地面积计付分配到各农户，应对原告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落实同等的村民待遇。被告制作的2013年分配表中确认原告户参与整体流转“充禾下引”（地名）田的承包面积为3.968亩，与曾仼村民组长证明原告户承包的水田面积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应以该面积计发给原告户土地流转的收益。被告已将2013年至2018年的土地流转收益按每年每亩600元计发给各农户，原告户在分配土地流转收益时享有与其他小组农户相同的权利。被告对原告户以扣减其户农转非人员承包地面积后计发土地流转收益的做法，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告作为其承包户的户主，要求被告按参与流转发包的3.968亩面积计发支付土地流转收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已将2013年至2018年的土地流转收益按每年每亩600元计发给各农户，但原告仅得领取2014年度的土地流转承包费，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3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2380.80元（3.968亩×600元），五年合计为11904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土地流转承包费是被告以年为周期来计算收取并分配，而2019年及以后的尚未发生，故本案纠纷所涉及的土地流转收益应计至2018年止。对2019年及以后的土地流转收益，在本案中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收回原告户承包地决定诉请，因本案原被告未能提供书面证据证实存在有原告要求撤销的被告收回原告户承包地的决定，且也没经过了全体村民民主议定的记录形成原告所要求撤销的决定，因此，该诉请无事实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葛星球支付2013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每年的土地流转承包费收益2380.80元，以上合计11904元；二、驳回原告葛星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江西岸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扬标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姗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