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214民初5688号
原告：大连绿园畜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街道办事处大尹村。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男，1975年8月6日出生，汉族，系大连市普兰店区义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被告：王某某，男，195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某，系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绿园畜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园公司）与被告王某某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于2017年5月22日做出（2017）辽0214民初675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某某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做出（2017）辽02民终674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绿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王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绿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告绿园公司与被告王某某之间的签订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王某某返还给原告绿园公司定金40，000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王某某给付原告绿园公司违约金114，000元、鉴定费3920元；4、诉讼费由被告王某某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经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被告王某某协商，双方达成肉鹅养殖合作意向，并于4月26日开始具体实施，原告先期给付被告40,000元定金，被告王某某于4月29日提供鹅雏2万只，并在4月30日，原告绿园公司（甲方）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乙方）补签了肉鹅养殖合作合同，被告王某某作乙方的负责人在合同中签字，但因该孵化厂并不存在，故合同相对方应是被告王某某。合同约定双方合作每年养殖50万只肉鹅，由原告绿园公司提供养殖设施及饲养设备水电人工，分批次按照鹅雏价格的40%向被告王某某支付现款，余下60%的鹅雏款项由原告出具欠条，被告6个月内分批次向原告提供50万只鹅雏，每只鹅雏单价为6.5元，养殖周期为100天，养殖周期内每只鹅雏的饲料费、人工费约38元，被告要按照每只38元的费用向原告提供相应额度的流动资金来支持养殖所需的饲料费、人工费，并按照市场价格回收出栏大鹅，如被告违约，原告可扣除被告每期给原告垫付的饲料费、人工费的总额的15%等条款。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王某某向原告公司运送了一批次2万只鹅雏，接收时有少量鹅雏死亡。原告已经分两笔支付了50,000元款项，对余款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出具了欠条。被告王某某指派其员工田泰来到公司指导养殖业务，却并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原告绿园公司提供养殖资金，导致合同履行50日左右时资金链断裂，原告绿园公司只能将鹅雏处理来抵顶养殖费用。而被告王某某在2013年7月，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个人诉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却不如实陈述与原告公司的合作关系，导致该院缺席判决张某某个人承担法律后果。因被告王某某违约，根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计算方式为38元×2万只×15%即114，000元。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绿园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本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肉鹅养殖合同不是真实存在的，被告王某某没有签订此份合同，从4月30日签订的合同形式要件上来看，乙方位置上加盖的是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合同专用章，而事实上被告从未使用过该名字，就是其现在使用的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也是在2013年7月24日才注册成立。案涉合同的签订日期明显早于注册日期，该份合同虽然签名是被告书写，但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过任何合同，对该合同不予认可，申请法院对合同的实际形成时间以及打印文字与被告签名形成时间的先后作出司法鉴定；2、从原告起诉状所述事实可以看出，作为起诉依据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原告自认签订合同时间为2013年5月20日，并且在原审中拿出了该份合同，后来又在原审中出示了一份签订时间为同年4月30日的合同，作为起诉最重要的证据前后时间不符，无法认定其真实性，并且原告自述其是在签订合同后才与被告进行合作，而事实上在合同显示时间（4月30日）之后，双方并没有任何交易往来。田泰来是经被告介绍原告雇佣的技术员，不是被告的职员；3、被告不存在返还原告40,000元定金的法定理由，2008、2009年间被告向原告公司卖过鸭雏，之后没有交往，直到2013年4月26日，被告向张某某出售2万只鹅雏，张某某向被告支付40,000元鹅雏定金，4月29日，被告将鹅雏送给张某某的养殖场，张某某又支付了10,000元，另外还有鸡苗款5600元。因此该40,000元定金是张某某为购买被告2万只鹅雏所支付的款项，在原一、二审中原告对此节事实也予以认可。后张某某于2013年4月29日向被告出具了欠条一张，载明欠原告鹅苗款70,000元，被告依据该欠条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以（2013）甘民初字第4201号民事判决要求张某某偿还该欠款；4、被告与张某某之间的2万只鹅雏交易是独立的合同行为，与案涉合同无关，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收条和欠条所载明的主体均为张某某与王某某，并没有体现与原告有关的内容。第二、从内容上看，2013年4月29日的收条除包括鹅雏款外，还有5600元的鸡苗款，其交易内容明显与合同不符。第三，从时间上看，欠条与收条所记载的发生时间和交易完成时间均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前，对于案涉合同如此大的交易额，如果被告在没有明确交易细节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就先实际履行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只能说明该交易与案涉合同无关。第四、并且该节事实，已经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予以生效判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5、即使是依据原告提供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合同的履行顺序也应该是原告先支付40%的鹅雏款，是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故不存在被告违约问题。并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绿园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1、2013年4月30日原告方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被告王某某签订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一份；2、被告王某某2013年4月26日出具的收取定金40,000元的收条、2013年4月29日出具的收到鹅雏款10,000元及鸡苗款5600元的收条各一份；3、再审申请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4、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辽学鉴﹝2017﹞文鉴字第014号一份；5、鉴定费收据一份；6、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到原告经营场所现场勘验照片；7、两位证人出庭证明等七组证据。
被告王某某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1、2013年7月24日注册成立，王某某为经营者的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营业执照一份；2、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3）甘民初字第420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绿园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经营家禽、牲畜、猪饲养、销售等业务，公司成立后，曾与被告王某某发生过业务往来，在2008年、2009年间向被告王某某购买过鸭雏，均是被告王某某将鸭雏分批次运送至原告公司，双方当场交付货物、款项。2013年4月26日，双方再次发生交易，被告王某某收取了原告绿园公司购买鹅雏的定金40,000元，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张某某鹅雏定金款肆万元整，收款人王某某”，4月29日，被告王某某将2万只鹅雏送至原告公司，原告公司支付部分鹅雏款10,000元和鸡苗款5600元，被告王某某收取后，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张某某鹅雏款壹万元10,000元，收鸡苗款5600元伍仟陆佰元整，收款人王某某”。同日，原告绿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对鹅雏的余下款项为被告出具了一张70,000元的欠条，被告王某某接受。
随后在4月30日，由原告绿园公司（甲方）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乙方）签订了肉鹅养殖合作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加盖合同专用章后，亦由张某某和王某某签字确认，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合作养殖肉鹅事项如下：一、甲乙双方合作养殖肉鹅为50万只（年）。二、甲方提供一切养殖设施及饲养设备及水电人工，乙方不做第二条投资。三、乙方提供鹅雏50万只，每月按批次提供，乙方必须保证6个月内提供完50万只鹅雏。四、鹅雏单价为每只，合作只数为50万只，总价款为325万元。五、甲方按鹅雏总价款的40%付款，即每只6.5元50万只，总价为325万元的40%的130万元付款（分期进雏，分期付款）。六、肉鹅生长期为100天，甲方饲养肉鹅从0到100天内，甲方所发生的饲料费、人工费计人民币38元左右（每只），50万只合计为1900万元，50万只分三期，即每期16.67万只，饲料费人工费为633.3万元。七、甲方饲养肉鹅0带100天，饲料费、人工费每只38元，由乙方提供流动资金，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流动资金由甲方按照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利息。当年的银行利息按月计算，不得超过8厘，甲方支付的利率按月计算不得超过1分六。八、甲方所养殖的50万只鹅（年）由乙方全部收购，每期收购价按辽宁的市场行情价格回收。九、甲方出栏的肉鹅单只体重必须保证在6斤以上，乙方方可回收，低于6斤不可回收。十、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1、甲方违约，要提高索赔乙方垫付的60%鹅雏款和乙方给甲方垫付的饲料款、人工费总额的银行利息的4倍偿还。2、乙方违约，甲方拒付乙方垫付的60%的鹅雏款，并扣除乙方每期给甲方垫付的饲料款、人工费的总额的15%。十一、乙方向甲方支付垫付款时间为每期的鹅雏的15天，即第16天开始向甲方支付。十二、此合同一式两份。”庭审时，原被告均认可该份合同系先加盖印章，后由张某某与被告王某某在印章上签字。
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后，并未有后续业务往来。2013年7月，被告王某某依据原告绿园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出具的欠条，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起诉张某某，该院做出（2013）甘民初字第4201号民事判决，缺席判决张某某给付欠款70，000元。本案原审中，被告王某某认可，在2014年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为双方纠纷相关事宜，电话邀请其到大连协商解决，未果。随后张某某2015年10月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送达程序不合法、能够提供推翻原审的新证据为由对该院判决申请再审，该院做出（2016）辽0211民申1号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2017年初，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审庭审时，被告王某某不认可2013年4月30日签订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落款处签名系其本人签写，原告绿园公司申请字迹鉴定，经大连中院摇号，确定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辽学鉴﹝2017﹞文鉴字第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落款处王某某签名字迹与样本王某某签名字迹，系同一人书写”。鉴定费用为3920元。
原告申请的第一位证人迟晓民证实，其是公司电工，公司2008年成立后，老板张某某就雇用了技术员田泰来，在2013年，田泰来曾带人来谈事情，具体内情不清楚，知道被告王某某在2013年来送鹅雏，至于原、被告之间有无签订合作合同事项不知道。第二位证人窦淑莉证实，其当时是公司会计，在2013年3月陪同张某某到被告处谈收购、养殖事宜，在场人有田泰来等人。谈成后，公司开始做合作的前期准备，田泰来也到公司负责养殖技术指导，公司以开工资的名义给他支付费用，4月26日，公司付给被告王某某40,000元鹅雏定金，合同开始履行。
另查，2017年初，原告单位曾以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为被告起诉，经查并无该单位后另行起诉被告王某某。2017年5月16日本案原审庭审时，审判人员询问被告如果合作合同真实存在，是否同意解除合同，被告回答同意解除。本次重审庭审时，依照大连中院裁定意见，本院亦向原告绿园公司依法释明2万只鹅雏的交易行为与案涉肉鹅养殖合作合同是否有关联性，若无关联性，原告应调整其诉讼请求，原告坚持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经审理，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诉辨意见确定以下焦点问题，第一、案涉肉鹅养殖合作合同是否订立、生效并实际履行；第二、2万只鹅雏的交易行为与案涉肉鹅养殖合作合同是否有关联性。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确认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30日的案涉肉鹅养殖合作合同已经双方订立并生效，理由是案涉合同落款处，双方加盖单位合同专用印章后，分别由张某某及被告王某某在印章上面签字。被告王某某不认可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合同专用章是其加盖，亦不认可该印章上的签名系其书写，但认可“王某某”的签名是签在印章之上，即先加盖印章，后在印章上签字。而鉴定部门确认该签名系被告王某某书写，被告王某某虽然不认可，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确认。据此，即便没有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正大孵化厂这个单位，但被告在该单位名称上签字，合同亦成立。故对被告王某某不认可合同存在、签订的相关辩驳意见，以及申请对合同相关情况另行鉴定之请求，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该合同亦无违背法律规定之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确认肉鹅养殖合作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
关于原告主张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被告在2017年5月16日原审庭审时，已经明确表明如果该合同真实存在，同意解除。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故本院确定该日合同解除。对于被告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本院认为，自合同签订后，被告认可在2014年原告法定代表人曾电话与他沟通约谈相关争议，此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10月申请再审等行为，均系因案涉争议引发，故至本案立案诉讼时，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故对被告此节反驳意见不予支持。
该合同在签订后是否实际履行，可结合第二个焦点问题分析。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绿园公司主张合同签订之前双方已经达成合作意向并履行，2万只鹅雏交易就是履行合同，案涉合同系补签，被告王某某否认原告的主张，认为2万只鹅雏交易是单独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以现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来看，不能认定2万只鹅雏交易就是履行该养殖合作合同。理由是，首先，从双方对2万只鹅雏的定金预定、交付鹅雏、支付部分鹅雏款项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余下鹅雏款欠条等行为的时间节点上来看，均是在案涉养殖合作合同签订时间2013年4月30日之前完成；其次，原告绿园公司与被告王某某早在2008、2009年就有多次鸭雏买卖交易，交易方式与本次2万只鹅雏的交易方式未有本质上的区别，且因该合同涉及款项数额巨大，签订前双方接触，认真协商合同条款、充分评估合作风险实属正常，不能因为2万只鹅雏的交易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后、合同签订前的很接近的期间内完成，就必然理解为此交易就是双方合作意向的一部分，就是履行签订的合同，且按现有证据，双方在此期间，尚有鸡苗的交易同时发生，亦与合同无任何关联，故无法排除2万只鹅雏系双方独立于合同之外交易的可能性；第三、原告主张被告安排其员工田泰来在案涉合同签订前就到公司指导业务，以此证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前即开始履行，但被告否认田泰来系其员工，原告能证明田泰来身份的证据是两位证人证言，但证人迟晓民的证言是，早在2008年公司成立时，张某某就雇佣田泰来负责养殖技术指导，另一位证人会计窦淑莉虽然证言也认为田泰来负责养殖技术指导，公司给他支付费用，原告主张与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四、案涉合同中并未约定双方合作、履行的起始时间，虽然在第三条中约定了“乙方提供鹅雏50万只，每月按批次提供，乙方必须保证6个月内提供完50万只鹅雏”，这只是对被告提供鹅雏的周期和数量的约定，不是合同开始履行时间的约定，此外即便被告王某某能够及时提供约定数量的鹅雏，从合同内容以及原告的陈述、举证情况看，也不能认定原告公司对于养殖如此数量的鹅雏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并通知了原告。故本院认为2万只鹅雏的交易行为与案涉肉鹅养殖合作合同没有关联性，案涉合作合同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
因原告绿园公司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绿园公司主张被告王某某返还定金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系以被告王某某在履行合作合同时，只提供部分鹅雏2万只，违背合同其他约定为依据，但根据以上认定，该2万只鹅雏是双方的独立交易，与合同无关，且原告绿园公司没有变更自己诉讼请求之意，故本院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大连绿园畜产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某某签订的肉鹅养殖合作合同于2017年5月16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大连绿园畜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458元，由原告大连绿园畜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志远
审 判 员 毕诗军
代理审判员 李明如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 记 员 于佳佳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