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2401民初6501号原告：俞哲福，男，朝鲜族，住所吉林省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香兰，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村第九小组。代表人：吴锡臣，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振恒，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南日，该村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振恒，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俞哲福与被告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村第九小组（以下简称仲坪村九组）、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仲坪村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延朝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仲坪村九组不服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俞哲福的诉讼请求。俞哲福不服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吉民申181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哲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香兰、被告仲坪村九组代表人吴锡臣、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振恒、被告仲坪村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振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哲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支付给俞哲福征地补偿金及相关利息240484.04元；2.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俞哲福参加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以后，承包的土地始终与哥哥家未分割，所承包的土地登记在一个台账。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户主的哥哥把承包的全部土地让他人代耕，但俞哲福与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关系未改变，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未改变。2007年因政府开发区建设及国家建设高铁，俞哲福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俞哲福始终是仲坪村九组的村民，是土地承包方的一员，完全享有征地补偿款的分配资格。但是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分配土地补偿金时，违反法律规定始终未分配给上述款项。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立即支付给俞哲福2007年至2013年征地补偿金本金及利息共计240484.04元，诉讼费用由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负担。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答辩称，俞哲福主张征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征地与补偿最明显的特征是先征地，后补偿。征地是原因，补偿是结果。享有补偿的主体是失地农户。没有土地被征用，就不应当有补偿。俞哲福与俞某于1994年同时转让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房屋，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已没有资格参加，在仲坪村九组没有一垄、没有一间房屋。没有土地就没有征地，没有补偿。俞哲福的主张侵犯全体仲坪村九组的合法利益，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二、征地与村民资格有严格区别不能混同。因为政府征用的是集体土地，不是村民资格。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征地按村民资格确定并给补偿，而是规定按农民失地面积给予补偿。俞哲福既不具备仲坪村九组村民资格，也没有土地被征用的事实。不存在其承包地在俞某承包经营权证中的事实。转让承包地、出售私有房屋之后，没有迁出户籍是俞哲福的违约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1994年秋天，仲坪村村委会同意俞哲福“一户顶户”的请求，俞哲福把第一轮承包的1.029公顷土地经营权，连同自己的住宅一并转让给外来户李某，李某依约于1994年12月上旬把全家4口人户籍迁入仲坪村九组，并被选为仲坪村九组村民组长。李某直接参加了1995年土地二轮承包地延包，并于仲坪村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获得征地补偿。该事实已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该判决认定“依照庭审查明事实，俞哲福所在农户与案外人李某之间存在土地流转关系，该土地流转的处理直接影响本案审理结论，故庭审中已向俞哲福释明应当先行解决其与案外人李某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确认双方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但俞哲福明确表示放弃。基于此，在无法确认俞哲福所在农户与案外人李某之间土地流转性质。目前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尚登记在案外人李某名下的情况，本院对俞哲福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的主张暂不予支持。”俞哲福是空挂户，没有土地，就不能享有征地补偿。俞哲福自愿转让承包经营权，卖掉房屋，人已离开仲坪村九组多年。已经证实其自行放弃基于承包地的农村生活条件与生活来源。土地经营权的自愿放弃、灭失，仲坪村九组村民资格也随之变更。请求人民法院责成俞哲福实现自己的承诺，立即将户籍迁出仲坪村九组。三、俞哲福提出第二轮承包期间，户主的哥哥俞某把承包地全部让他人代耕，承包关系未变动的主张不能成立。俞某的承包地经营权已于第二轮承包延包前，将从其父俞某家庭承包地分离出来的0.32公顷土地经营权、房屋转让给金某，金某后来又转让给李某，房屋过户到李某名下，有延房权证字第407X**号房照为凭。2009年11月11日的《承包土地台账》、《土地流转台账》可以作证。一户绝不会有两个土地台账或两个经营权证书。时至2017年2月23日延吉市人民政府已经行文注销俞某持有的，实际是私自篡改、继承其父生前独户享有的0.54公顷土地台账，并没有获得土地经营权证书。俞哲福父亲俞某于1994年与两位儿子，俞某、俞哲福家庭内部分割承包地各自独立分居后，于2000年不幸溺水身亡，仲坪村九组即行依据法律规定，将其承包地收回归集体作为机动地。三乡多村合并时俞某借机篡改土地台账，违法继承独居去世父亲早已被收回的土地，导致地与台账相分离。没有到手的土地经营权证在2017年2月23日已被延吉市人民政府注销。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俞哲福的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俞哲福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俞哲福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证明俞哲福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俞哲福早已经出国，没有在仲坪村九组居住。俞哲福违背一户顶户的迁出原则，新户李某一家四口人已经迁入，只是俞哲福违约，户口没有迁出。证据二：承包土地台账。证明俞某以家庭承包形式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分配的事实，承包土地面积为0.54公顷，俞某的四至中多块地与李某土地相邻。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抗辩李某户顶户主张不成立。李某的土地与俞哲福家庭的土地同时出现在经营权台账记录上，证明俞哲福在第二轮承包时没有丧失集体村民资格。该土地承包台账时任组长李某和村民徐某签字确认，还有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家庭成员索引里有6人，台账上面以手写的方式记录了家庭成员有俞某、俞某和李某三人。李某是俞哲福的前妻。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对承包土地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俞某第一轮承包地是0.32公顷，已于1994年年末转让给金某，金某又转让给李某，包括私有房屋，房屋现在已经落在李某女儿李某名下，土地有李某使用。2.俞某在2004年趁三乡多村合并之机，私自篡改了已于2000年不幸溺水身亡的父亲俞某0.667公顷土地台账变更在自己名下，0.54公顷土地台账来源非法。俞哲福应提供第二轮承包时的俞某土地台账。3.俞哲福于1994年转让自己1.029公顷土地时，家里是三口人，俞哲福把自己的户口落在其哥哥户口上，一并取得经营权证书的事实不可能存在，不符合常理。4.俞哲福转让土地后根本没有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全村民对此事实都十分清楚。所有土地台账都没有表明家庭成员，俞哲福所出示的这份台账不真实。俞哲福应提供证据证明经营站工作人员在台账上书写三口人的姓名。此台账没有记载日期，其他20户台账签字均记载为2008年3月27日，因为该土地台账来源非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本户成员索引。证明俞哲福已经参加了第二轮土地分配，第二轮土地分配是全体家庭成员形式参加的。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户口不能证明承包台账和土地台账还有经营权证书是否成立，而且复印件不能作为诉讼证据。我们去户籍大厅查过，没有户口，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四：仲坪村六队（现仲坪村九组）土地分配明细表11张。证明2007年至2014年向村民分配的补偿费金额。本村发放征地补偿金明细中仲坪村九组违反法律规定未给俞哲福发放土地补偿金的事实。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格能证明俞哲福转让给李某的土地，李某已经获得征地补偿。该表中没有俞某或者俞哲福，且记载人口都是一人，对于没有签字的11张补助款的明细表不予认可。证据五：（1995）延民初字第81号民事调解书与俞哲福妻子的证明。证明俞哲福于1995年4月已调解离婚。俞哲福的妻子李某当年离家出走到城市落户，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错误将李某的姓名写在台账上的事实。李某的证明材料，证明李某表示登记在俞哲福台账上是错误的事实。俞哲福一家承包土地与李某无关。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俞哲福于1990年与李某结婚，1994年从家庭总承包地中分得1.029公顷土地属实，俞某当时是一口人，所以只给俞某0.32公顷。2.俞哲福提出俞某的土地台账当中有自己土地份额的主张不成立。证据六：2010年8月4日村民委员会会议记录，证明仲坪村六组（现仲坪村九组）对土地被征收以后，召开的会议方案中俞某作为家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签字按手印。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村民小组会议记录已被后来由村委会组织召开的仲坪村会议所否定，在征地补偿中执行的是仲坪村村委会于2010年9月16日主持召开的征地补偿方案，该方案得到了镇政府的批注，所以该会议记录无效。证据七：（2014）延朝民初字107号民事判决书、（2016）吉24民终1085号民事判决书、(2017)吉24民申137号民事裁定书、（2016）吉2401执2031号结案通知书。1.证明俞某作为原告另案起诉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要求分得土地补偿金，一审、二审、再审均支持俞某的请求，且已执行完毕。2.证明俞某为户主的俞哲福家庭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要求分得土地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都是针对俞某而不是针对俞哲福，两者没有关联性。俞某正是利用老百姓的善良获得了法院判决，虽然在再审中法院没有支持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的意见，但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仍向法院、检察院提起要求，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否定非法继承承包地的合法性，退回属于村民的全部赔偿款，律师李某是仲坪村九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嗣后变成俞某代理人，违反规定。证据八：2004年6月2日承包方资料复印件一份，证据来源于原一审中仲坪村九组提供的证据，证明俞哲福以俞某为户主参加了承包，三人为俞某、俞某、李某（俞哲福妻子）。2.李某一家四口在承包资料中也有单独记载，所以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主张俞哲福的土地转让给李某的主张不成立。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质证认为：1.2014年8月19日本登记表不能分清是一轮还是二轮的承包，也不是全面资料，因为仲坪村九组是21户，这里面只有11户。在诉讼过程中，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主要证明内容为“我是李某的女儿，我家是1994年搬到仲坪村的，买了俞哲福的房子和地，通过村民的同意后我们落户到仲坪村，房照、户口、四口人的地都是真实的，都是村民安排给我们的，我们有土地使用权证。俞哲福已经不在我们村里住了，我们搬过来他就不在村里了。之前我家在开山屯，当时也有过地，落户在仲坪村之前，在开山屯的地我们也全卖了，在开山屯没有地了。当时买了俞哲福的房子和地，我家的证件都是齐全的，俞哲福家是三口人，我家是四口人，缺一口人的地，我们补交了一千元之后，村里面给我们补了一口人的地。”俞哲福质证认为：证人是仲坪村村委会成员，征地补偿款分配与证人有利害关系，所以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证据二：证人崔万石的出庭证言。主要证明内容为“我记得1994年、1995年的时候村里允许一户抵一户的形式自由迁出迁入。当时俞哲福自己找的李某家，俞哲福当时的土地是三口人的地，他的妻子和女儿。但实际上应该获得一个人的地，因为错误而获得了三口人的地，但当时规定是迁出、迁入人口应该是对应的，俞哲福家是三口人，李某家是四口人，按照当时的规定，李某家补了一千元之后，落到我们村户口，并补了一个人的地，第二轮承包时都是以李某的名义进行的，没有俞哲福的，当时说了迁出的人应该把户口移走，但是一直没有移，导致现在出了问题。李某家搬入之后，基本上应该接受了俞哲福的地，但是人口有变动的情况下，面积有一定的变动。第一轮承包的时候我记得俞某和俞哲福在一个户口，一起分得地，但后来第二轮的时候俞哲福好像没有分得地。”俞哲福质证认为：证人对于俞哲福的土地，是否转让给李某只是猜测，并没有在现场见证，所以俞哲福的土地转让给李某的证言不可信，对于俞哲福没有参加第二轮承包的证言，因为证人与争议补偿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证据三：2016年8月10日仲坪村村委会盖章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证明：1.俞哲福在1994年已将自己的承包地1.029公顷经营权和房屋以户顶户的方式转让给李某家庭，并承诺将其户口迁出。2.俞哲福自愿放弃了土地承包资格，没有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台账格式本身能够分清第一轮台账与第二轮土地台账的区别。3.受让的李某家庭以获得该土地第609号土地经营权书和同时受让了房屋所有权，房屋产权号是664XXX，因李某去世将产权过户到其长女李某名下。俞哲福质证认为：证明书是仲坪村村委会自制的文书，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不应采信。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主张俞哲福放弃集体组织委员的资格，俞哲福家庭没有参加1995年第二轮承包的主张无法证实。证据四：2010年9月16日，仲坪村村委会公布生效的征用土地方案一份。证明：1.仲坪村村委会作出的征地补充方案效力，高于村民小组的会议决定。2.全体村民决定全体村民投票村委会决定空挂户没有任何补偿。符合农村民主议定程序合法有效。俞哲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提供原件，而且在原审开庭时如果有此证据，仲坪村九组完全可以向法庭举证，但仲坪村九组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法庭举证，在一审、二审、再审期间也没有举证，所以该份证据不应该采信。证据五：2017年2月23日，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一份和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变更为李某持有的第664XXX号房照、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俞哲福转让的1.029承包地经营权和房屋，李某已获得经营权证书和房照，俞哲福在仲坪村九组已经没有任何土地和房屋。户口证明李某确实是李某之女。俞哲福质证认为：对于土地权证书是否从俞哲福的经营权证转让获得无法证明，按照仲坪村九组的陈述，俞哲福的土地承包面积1.029公顷，李某获得经营权的面积也应当是1.029公顷，但事实上该证据记载原获得土地面积是2.55公顷，后变更为1.029公顷，不能证明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的主张。该土地证书上的四至上南头地的北边地与俞某的地相连，五块地的西边地与俞某的土地相连，长垄上东边与俞某的土地相连，恰恰证明以俞某为户主的俞哲福的土地家庭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房照与本案无关。证据六：2017年2月23日，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注销030012606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复印件一份，证明俞哲福据以起诉的唯一证据，其兄俞某错误持有的0.54公顷土地经营权证书已被政府依法注销。俞哲福质证认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吉24行初65号行政判决书，已将该决定予以撤销，所以该决定不具有证据效力也不能证明俞哲福没有参加第二轮承包。本院认为，俞哲福提供的证据二，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不能否认时任村民小组代表李某、徐某以及村民委员会、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的签字盖章的真实性。俞哲福提供的证据三，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在2014年8月19日庭审笔录中已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俞哲福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八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五，不足以推翻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承包土地台账档案中记载承包土地台账内容的真实性。证据六，已被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不能以此推翻承包土地台账内容。经本院审理查明：俞某系俞哲福父亲，俞某系俞哲福哥哥。三人户口均在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村九组（原仲坪村六队）。1990年3月8日,俞哲福与其妻子李某登记结婚，1991年5月9日生育一女。1995年4月3日，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7年9月5日双方复婚。199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仲坪村六队台账中没有记载俞某（2000年死亡）、俞某、俞哲福的承包土地面积，但根据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承包土地台账档案中记载，2004年以俞某为户主，承包土地人口为3人，承包土地劳动力为1人，分得耕地0.54公顷，其中水田面积为0.39公顷，旱田面积为0.15公顷。该承包土地台账内容得到时任村民小组代表李某、徐某以及村民委员会、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的签字盖章确认。仲坪村九组提供的承包方资料中记载的承包方名单中有俞某、俞某（俞某儿子）、李某1（俞哲福前妻）以及李某2、李某3、李某4。在诉讼过程中，李某从韩国出具一份声明书，声明其与俞哲福1990年结婚后1995年3月离婚，婚后俞哲福一家的农村承包台账错误地记载为其名下，声明俞哲福一家的农村承包土地与其无关。从2007年开始，国家陆续征收仲坪村九组的土地，并支付了部分征用土地补偿费用及拖欠村民补偿费的利息。对此，仲坪村九组制定征用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内容为户口在本村，并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的人员分得100%；在校生或者在外地上学户口尚未迁回的学生分得100%；2007年以前去世的人员分得60%；2007年以后出生的新生儿不分配。根据俞哲福提供的仲坪村九组2007年至2014年已分配征用土地补偿费明细，仲坪村九组每人100%分得征用土地补偿费时，应分配数额为：2007年第一次利息3425元、2007年第二次利息8675元、2007年第三次利息2140.50元、2007年第四次利息43149.50元、2007年本金44456.64元、2011年开发区第一次利息12685元、2011年开发区第二次利息3383.40元、2012年开发区利息9205元、2013年第一次利息3425元、2013年第二次利息3425元、2014年本金106514元，共计240484.04元。另查，俞哲福哥哥俞某以其为仲坪村九组村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其为户主承包耕地0.54公顷面积为由，于2014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向其支付2007年至2012年期间的土地补偿款82820.70元（承包人口为三人，主张其一人补偿款）。本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4）延朝民初字第107号民事判决，判决仲坪村九组向俞某支付土地补偿费77094.40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生效后，仲坪村九组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吉24民申137号民事裁定，驳回仲坪村九组的再审申请。2016年2月1日，俞某又以同一理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支付剩余补偿金167391.64元。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6）吉2401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判决仲坪村九组（原第六村民小组）向支付俞某土地补偿费167391.64元。仲坪村九组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吉24民终10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仲坪村九组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吉民申1542号民事裁定，驳回仲坪村九组的再审申请。2017年2月23日，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延市政函（2017）70号《延吉市人民政府关于注销030012606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内容为“经核实，确认俞某侵占了俞某的承包耕地0.667公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标记为0.54公顷）俞某（2000年死亡），该证书现由俞某持有，且不服从调解，拒绝归还侵占土地和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应一致’的规定及《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延州政函【2007】130号）精神，决定注销030012606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俞某针对该决定，于2017年4月17日以延吉市农业局、延吉市朝阳川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以错列被告，延吉市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为由，作出（2017）吉2401行初6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起诉。俞某不服提起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6日作出（2017）吉24行终5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俞某以延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延吉市农业局、延吉市朝阳川镇人民政府、仲坪村村委会为第三人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日作出（2017）吉24行初65号行政判决，认为“延吉市人民法院、本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本案争议的0.54公顷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纠纷已作出生效判决，判决0.54公顷土地征收补偿款应支付给俞某。在生效判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的补偿款的归属已经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注销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撤销延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延市政函〔2017〕70号《关于注销0300126060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延吉市人民政府不服向吉林省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发包方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北安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应当以是否具有本村户口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判断标准，在以户籍登记为前提的基础上，考虑该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建立土地承包关系，生活基础是否在该村，是否承担立该村相应的村民义务等。本案中，案涉土地被征收时仲坪村九组制定户口在本村并参加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人员应分得100%土地补偿款。根据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提供的2004年承包土地台账以及仲坪村九组提供的承包方资料的记载内容能够认定，以俞某为户主分得的0.54公顷土地的3口人为俞某、俞某、李某，其中没有俞哲福。双方不存在承包土地合同的情况下，土地台账是确认承包土地成员及面积的重要凭证。虽然李某以声明的形式否认其分得土地，但不能仅凭李某的声明认定该土地台账中的承包土地成员为俞哲福，而非其他家庭成员。虽然俞哲福户口在仲坪村九组，但俞哲福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以俞某为户主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并实际分得土地。俞哲福不属于符合仲坪村九组制定的分配方案条件的人员，故俞哲福要求仲坪村九组、仲坪村村委会支付征用土地补偿费240484.0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俞哲福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4907元，其他费用80元，合计4987元（原告俞哲福已预交），由原告俞哲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贞子审 判 员  郑恩花人民陪审员  李战江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