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8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立国，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艳平，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美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1，女。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民，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联股份合作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成安。
委托诉讼代理人：萧灿堂，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斌，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润英，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纯平，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阳，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学义，男。
上诉人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和上诉人深圳市中联股份合作公司（下称中联股份公司）因相互之间及被上诉人黄润英、郭阳、杜学义生命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8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中联股份公司对黄润英、郭阳的上述赔偿款91291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适用法律不当，致判决结果出现部分错误。本案事故是安全生产事故，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条款。因中联股份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的禁止性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应的法律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中联股份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非补充清偿责任。
中联股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本案的损害赔偿按受诉地法院的城镇居民标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适用法律不当，对上诉人不公平，理由如下：（1）涉案的姚某2是农村户口，被上诉人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所提供姚某2的深圳居住证，经上诉人向深圳市公安局查询，该居住证有效期自2008年10月30日起至2010年9月4日，现已失效；姚某2后续已没有继续办理深圳的居住证，因此无法证明姚某2在涉案事故发生前一直持续在城镇居住，且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2）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证明姚某2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也没有提供姚某2在城镇开户的银行账号或账单，社保缴纳证明和工作单位证明以及劳动合同。因此，该案不符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的情形，而应依据上一年度农村居民标准来计算损害赔偿。一审法院仅凭已失效6年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按城镇居民标准来判决，明显欠缺证据的支持，对上诉人不公平，也不合理。
（二）一审法院计算丧葬费的金额有误。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深圳市2016年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公报》，深圳市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480元，因此丧葬费总额应为44880元，并非62463.5元。
（三）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比例过高，对上诉人不公平，理由如下：（1）上诉人认为该案应按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比例，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过高，《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松岗街道山门社区麒麟花园(B3)商铺“8.5”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己对事故责任的部分已清楚，姚某2对事故负直接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润英对事故负间接责任。（2）从事故责任认定来看，姚某2的责任应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黄润英的责任都重，一审判决就简单陈述存在过错，但没有陈述过错的主次责任，就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那50%的赔偿责任就是同等责任，不存在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区分；上诉人认为应按过错责任大小来承担赔偿。（3）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50%的比例过高，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对上诉人不合理也不公平。
（四）涉案发生事故的商铺是上诉人租给被上诉人黄润英使用，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润英在《商铺租赁合同》第一条已明确约定上诉人按商铺的现状将商铺租赁给承租方即被上诉人黄润英，被上诉人黄润英负责使用范围内的供水、供电以及其他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装修费用；涉案的姚某2是受被上诉人黄润英的聘用在承租的商铺内安装电源线路，并非上诉人聘用的，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润英仅仅是商铺租赁关系，姚某2是受聘于被上诉人黄润英，上诉人与姚某2不存在有任何关系，因此姚某2在事故中的伤亡所造成的经济赔偿应与上诉人无关，无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320872.2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892666元、丧葬费587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1490.25元、鉴定费8000元、处理丧张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2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原告与四被告共同确认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松岗街道山门社区麒麟花园（B3）商铺“8.5”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确认的涉案事故经过。《批复》中确认的调查报告中记载事故经过如下：“2016年8月5日上午8时许，姚某2来到xx花园（B3）商铺进行电源线路安装作业。9时许，姚某2站在木质人字梯上拿着电源线往墙上的白色塑料线槽内敷设电源线时，突然从木质人字梯上掉了下来，其头部砸破了地面上一个塑胶桶。在边上剧墙的工人听到响声后立即过去查看并将姚某2抱起，姚某2被抱起时已失去意识。经调查：1、姚某2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上岗操作证，属无证上岗作业。2、姚某2在进行电源线路安装作业时未切断电源，未使用安全防护用品，不符合《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GB26859-2011）第6，1.1条规定：在线路和配电设备上工作，应有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及个人保安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围栏）；也不满足第10.4条规定：低压不停电作业时，应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工作人员应穿绝缘鞋、全棉长袖工作服，戴手套、安全帽和护目镜，站在干燥的绝缘物上进行等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3、经勘查检测，事发时姚某2敷设的电源线直接敷设在天花板上，并测得其中红色线破口带AC220V危险电压，不符合《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CJ16-2008）8.22条规定：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及顶棚的抹灰层、保温层及装饰面板内，严禁采用直敷布线。4、经勘查检测，事故商铺的户内总开关为双极断路器，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其上级总开关为单极断路器，也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不符合《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4.5.1条规定：企事业单位和住宅等除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外的其他电源插座或插座回路末端必须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及不符合第4.4.5条规定：企事业单位的建筑物和住宅应采用分级保护，电源端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应满足防接地故障引起电气火灾的要求。
事故发生后，姚某2送往深圳市松岗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其经抢救无效死亡。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姚某2的死亡原因为：符合电击死亡。
《批复》中确认的调查报告中记载的事故原因为：“（一）直接原因：1、姚某2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上岗操作证及未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章冒险带电敷设电源线安装作业，手触碰到带危险电压的破损电线，背部碰到天花板的金属龙骨，电流从破损的电线经手，与人体及金属龙骨形成回路，导致发生触电事故。2、事故商铺的户内总电源开关及其上级总电源开关均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二）间接原因：1、黄润英将事故商铺的电源线路安装工程发包给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上岗操作证的姚某2个人。2、中联公司出租的事故商铺（xx花园（B3）商铺）不具安全生产条件，未为该商铺户内总电源开关及其上级总电源开关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3、中联公司主要负责人文成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商铺用电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四原告主张姚某2是杜学义让其在事故地点作业的，但是否是受杜学义雇佣，四原告并不知情，根据公安机关事后作出的《调查笔录》，四原告主张姚某2是受黄润英和郭阳共同雇佣而在事故地点作业。
四原告与四被告共同确认涉案物业没有取得合法产权，物业的使用权人是中联股份公司。2016年8月1日，中联股份公司与黄润英签订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中联股份公司将坐落在xx区xx社区xx花园（B3）商铺（55平方米）出租给黄润英使用，黄润英保证承租上述商铺仅用作美容美发，租赁期从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止。
黄润英主张其是与郭阳是合伙经营涉案店铺，为证明合伙事实，黄润英提供了以下证据：1、微信记录：2016年8月4日，黄润英向郭阳发出微信“郭姐你的身份证拍个图片我店铺合作我打印个合同大家看下”，郭阳回复称“好”，并将身份证照片发给黄润英。黄润英主张由于2016年8月5日就发生本案事故，故其还未来得及制作合作合同，但双方已经口头协商好郭阳回去学冷化技术，学完回来后与黄润英一起合作经营店铺，各占50%的股权。郭阳确认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否认合伙关系，称郭阳将身份证传给黄润英仅是为了装修事务性的配合工作。2、2016年8月5日，松岗派出所对杜学义所作的《询问笔录》，杜学义在笔录中称“我朋友名字叫姚某2，是做水电安装的，2016年8月5日8时许，他去xx花园第四间门面做水电安装，当时我是跟他一起去的，后来因为厕所安装热水器的线路，需要一个专用的面板，他让我去买一个面板回来，于是我就离开了，过了几分钟，我回到装修的店面，看到姚某2躺在地上不省人事……”。3、2016年8月5日，深圳市宝安区安监局工作人员对杜学义所作的《询问笔录》，杜学义在笔录中称：“大概一周前，我前妻郭阳当面和我说要和黄小姐（具体姓名不详，今天上午出事前刚加了她的微信）合伙开一个美发店，我就问她有没有找到人做水电，她说没有，于是我说姚某2可以做水电，她叫我这事要和黄小姐说，要经过黄小姐同意才行，因为是她出的装修费，后来经我介绍，黄小姐和姚某2口头谈好了价格为1000元人民币，包工不包料，搞好之后给现金，之前没有给预付款，水电工程是昨天上午开始做的，预计今天中午完工，今天上午8:00我和姚某2一起来到店铺开工，快9:00的时候，姚某2叫我去买插座面板，我离开了大约5分钟时间，当我回到店铺时，看到姚某2已经躺到地上了……。”对于“你在现场负责什么工作，为何对施工那么清楚”的提问，d杜学义称“姚某2是我朋友，这个工程是我介绍他给黄小姐的，我在现场是给他打杂帮手的，但是我没拿一分钱介绍费和工钱。”4、2016年8月5日，深圳市宝安区安监局工作人员对案外人龙某（在涉案事故现场）所做的《询问笔录》，龙某在笔录中称“2016年8月5日上午8时左右，商铺店的两个合伙的老板黄小姐和郭小姐的老公杜先生前来店铺开门，我和水电工（死者）一起进店工作。我负责墙面粉刷，今天主要做贴纸条工作，就是用纸条贴墙壁上的小缝隙，水电工负责电线电路安装，上午9时许，我当时在店铺内左边的小房间门口贴纸条（牛皮纸），水电工在我旁边安装电路开关，突然听到一声响，看见水电工从木制的人字梯掉到地面……”对于“你认识死者吗，你们是谁叫来做工的？”的提问，龙某称“不认识，只知道是店铺老板之一郭小姐的老公杜先生叫来的，我是黄小姐叫来的”。5、2016年8月5日，松岗派出所对黄润英所作的《询问笔录》，黄润英称“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店铺，店铺的地址是xx花园B3商铺，因为店铺刚租过来，店铺需要装修，我的合伙人的丈夫（杜学义）找了水电工和墙壁装修工，2016年8月5日8时许，两名装修工人都过来店铺里作业，9点多，民警电话通知我，说在我店里水电安装的工人发生了意外，于是我就赶到店铺，当时那名水电工人已经发生了意外，被120拉去医院抢救了”。6、2016年8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安监局工作人员对郭阳所作的《询问笔录》，郭阳称“2016年6月底，我跟黄润英提出我老家的植物养发在深圳这边还没看见有，做这个生意应该不错，然后黄润英就说让我回去学，学完回来一起开店铺，当时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立即答应她，回来后她就带我一起看门店了，看到合适门店后她就将门店签下来，然后就是找人做装修，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同意和她一起合伙开店，我和黄润英也没有签过合作开店协议及合同”。
杜学义、郭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7月2日登记离婚。郭阳否认与黄润英存在合伙关系，主张其仅是受黄润英雇佣而委托杜学义介绍姚某2为涉案店铺进行电源线路安装作业。
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结合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计算出原告的损失为：
1、死亡赔偿金892666元。姚某2系农村户籍，但其提供的深圳市居住证(记载签发时间为2008年10月31日)、内地居民采集表（记载首次来深日期2008年6月3日，首次录入时间为2011年6月29日）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四原告主张姚某2是打散工的，且在涉案事故中也可证明其并无固定工作、打散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根据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为973900元（48695元×20年），四原告诉请的892666元低于法定标准，故对四原告诉请的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丧葬费58716元。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62463.5元（124927元÷2），四原告诉请的金额，低于法定标准，法院予以确认。
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根据深圳市司法实践酌情支持100000元。
4、被抚养人生活费241490.25元。
姚立国、徐艳平系姚某2的父亲、母亲。姚立国、徐艳平有姚某2和姚某3两个子女。徐美霞系姚某2的妻子，姚某1系姚某2的女儿。姚立国（1955年xx月xx日出生）需抚养19年、徐艳平（1959年xx月xx日出生）需抚养20年、姚某1（2003年xx月xx日出生）需抚养5年。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四原告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241490.25元，符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5、鉴定费7000元。四原告主张鉴定费8000元，但仅提供了7000元的鉴定费票据，故对此金额，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诉请的另1000元属于丧葬费用，故对此金额法院不予确认。
6、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20000元。四原告虽未提供相应的发票证据，但处理丧葬事宜必要人员的交通费、误工损失是必然的费用，四原告诉请的金额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酌情予以支持。
以上各项费用共计1319872元。
关于已支付赔偿款，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与黄润英共同确认黄润英已支付赔偿款11000元。郭阳称其向四原告支付了人道主义援助款5000元，该款项不是赔偿款，且对给付事实未提供《收条》等相应的给付凭证，四原告不确认郭阳给付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关于松岗街道山门社区麒麟花园（B3）商铺“8.5”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公安机关、安监局对黄润英、郭阳、杜学义所作的《询问笔录》，法院认定黄润英等人为装修商铺雇佣姚某2进行线路安装作业，姚某2在作业过程中触电死亡，故黄润英与姚某2双方形成个人劳务关系。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姚某2与郭阳、杜学义是否构成劳务关系。黄润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记载其与郭阳是合伙经营该商铺，郭阳在微信中并未对黄润英提出的合伙事实予以否认，此外，安监部门、公安部门在事发当日分别对杜学义、黄润英、案外人龙某（在涉案事故现场）所做的三份《询问笔录》中，该三人均表示郭阳与黄润英是合伙经营店铺，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对郭阳与黄润英系合伙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郭阳作为合伙人，应视为其与黄润英共同雇佣姚某2，与姚某2形成了劳务关系。姚某2在涉案工地作业系杜学义介绍，郭阳也确认是其委托杜学义介绍工人，郭阳主张其系受黄润英雇佣而介绍工人，但对于雇佣事实，郭阳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对郭阳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杜学义，郭阳主张其仅是委托其介绍相应的装修人员，杜学义并未收取任何费用，黄润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杜学义在涉案工程中存在承揽、雇佣等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杜学义与姚某2不存在劳务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一方和提供劳务一方对于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均负有相应的义务，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提供安全的劳动场所，良好的劳动保护装备、工具；提供劳务一方对自身安全也负有谨慎注意义务，对劳动过程中可能遭受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防范、应对措施。本案中，黄润英、郭阳未提供必需的劳动保护装备、工具，未对姚某2的劳动能力进行评测，直接雇佣姚某2工作，故黄润英、郭阳对于姚某2的死亡，存有过错。姚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自身作业的危险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范危险发生，在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上岗操作证及未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章冒险带电敷设电源线安装作业，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对自身受伤也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酌定黄润英、郭阳承担人身损害70%责任，姚某2自行承担30%的责任。黄润英、郭阳应赔偿四原告923910元（1319872元×0.7）。黄润英已支付赔偿款11000元，故黄润英、郭阳还应支付赔偿款912910元。郭阳主张其支付了5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郭阳自认该款项不是赔偿款，故对此金额法院不予确认。
中联股份公司出租的涉案事故商铺不具安全生产条件，未为该商铺户内总电源开关及其上级总电源开关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导致姚某2死亡，中联股份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法院酌定中联股份公司对四原告损失的50%即659936元（1319872元×0.5）的范围内对黄润英、郭阳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润英、郭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赔偿款912910元；二、被告深圳市中联股份合作公司对被告黄润英、郭阳的上述赔偿款中的659936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04元，由被告黄润英、郭阳负担4914元，被告深圳市中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2000元，原告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负担190元。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是否应适用城镇标准、一审计算的丧葬费是否正确、中联公司的责任比例等。
姚某2虽然是农村户籍，但其深圳市居住证和内地居民采集表均可以证明其自2008年开始来深圳，深圳市居住证于2008年10月31日签发，内地居民采集表首次录入时间为2011年6月29日，而事故也是发生在姚某2在深圳的工作过程中，故一审认定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因而适用城镇标准计算相关的赔偿，并无不当。
关于丧葬费的计算应以一审庭审辩论终结时也即2017年11月28日已经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故一审的计算正确。
姚某2是在受黄润英、郭阳雇佣工作中死亡，因此黄润英、郭阳应承担直接的侵权责任，一审的认定正确。根据《关于松岗街道山门社区麒麟花园（B3）商铺“8.5”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该商铺的户内总电源开关及其上级总电源开关均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与触电死亡具有因果关系，而未安装上述装置违反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13955-2005）的规定。黄润英和郭阳在姚某2并无电工资质的情况下仍然雇佣姚某2从事需要电工资质的工作，又未能向姚某2警示商铺的户内总电源开关及其上级总电源开关均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特别危险，也未提供相关的保护设施，故在其与姚某2之间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70%责任正确。
中联公司虽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人，但其将配置不符合安全标准电源系统的商铺出租给黄润英，又未向承租人警示该危险，导致承租人也未能对其雇佣的姚某2作出相应的警示，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较严重的过错，其过错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存在直接的侵权责任人，故中联公司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认定其应当对损失承担50%的补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是针对需要相应的安全生产资质才能经营的项目作出规定，例如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设工程资质的企业，本案出租的商铺用于美容美发，并不需要特别的安全生产资质，因此不适用该规定，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引用上述规定主张中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均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95元，由姚立国、徐艳平、徐美霞、姚某1负担5095元，由深圳市中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3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李东慧
审判员 陈 亮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陈 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