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769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曹宁，女，1954年8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欢，男，1982年5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藏小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安闽，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晓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涌，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远忠，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宁因与被上诉人曹安闽、被上诉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阔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08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闫飞担任审判长，法官陈洋、卓燕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曹宁委托代理人曹欢、藏小丽，曹安闽委托代理人刘晓明、王涌，阔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委托代理人张远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安闽在一审中起诉称：一、阔达公司成立时，曹安闽分别与曹宁、赵勤学就委托代持阔达公司股权的相关事宜订立了口头合同，双方形成了委托代持股权关系，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曹安闽于1995年从澳大利亚回国创业。1996年底，其计划出资45万元与张丽出资5万元共同开办阔达公司。但是，由于曹安闽出国前北京户口被注销、身份证被收回，回国后，又为保留澳大利亚绿卡，未及时办理北京户口落户及身份证相关事宜。因此，在阔达公司成立时，曹安闽由于没有国内身份证而无法以股东身份完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相关手续。在与家人协商之后，曹安闽与姐姐曹宁、前岳母赵勤学分别订立口头合同，约定由曹宁、赵勤学分别代其持有阔达公司80%、10%的股权，代持股权相应的注册资本全部由曹安闽出资，相应的股东权利也由曹安闽享有，并且约定阔达公司由曹安闽经营管理，名义股东曹宁、赵勤学不参与阔达公司的运营。因此，在阔达公司成立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三名，其中名义股东曹宁出资40万元、持有80%的股权；名义股东赵勤学出资5万元、持有10%的股权；实际出资人、股东张丽出资5万元、持有10%的股权。自此，曹安闽分别与曹宁、赵勤学就阔达公司股权形成了委托代持关系。二、阔达公司设立时，名义股东曹宁未对阔达公司实际出资。1997年1月，阔达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的出资形式为实物出资，但事实上，曹宁名下作为出资的实物并不存在，而是通过虚假发票完成了验资，其作为名义股东并未对公司实际出资。三、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是由曹安闽实际出资。曹安闽于1997年1月至1997年8月间通过其所有的北京民安通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实际投入实物及货币资金共计509503元。同时，自1999年7月至2001年12月阔达公司多次增资过程中，曹宁名下的增资均由曹安闽实际出资。四、曹宁为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医生，没有其它经济来源向阔达公司投入巨额股本金。五、自阔达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今，曹安闽为阔达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名义股东曹宁从未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综上所述，曹宁并未对阔达公司实际出资，其持有的股权均由曹安闽实际出资。故请求确认名义股东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元出资款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
阔达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认可曹安闽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
曹宁在一审中陈述称：一、曹宁与曹安闽之间不存在代持股份关系。曹宁既是阔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也是实际股东，曹安闽所称的委托代持关系不是事实。曹安闽称因没有国内身份证而由曹宁代持股份，其基础关系曹宁不认可。二、曹宁名下的股份并非曹安闽出资。1997年，民安通中心与阔达公司的资金往来是关联企业间的正常往来，不能视为对阔达公司的出资，更不能视为曹安闽个人为阔达公司的出资。民安通中心系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并非曹安闽个人所有。阔达公司的原始出资及增资均由曹宁实际出资。三、曹宁实际参与了阔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多次签署公司章程，参加股东会，在公司增资、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经营地址等重大事项上都真正行使了股东的决策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并部分享受了股东的收益，曹宁才是阔达公司的真正股东。四、曹安闽在阔达公司设立时就是公司经理，其代表公司拓展业务、开发市场是作为高管的份内义务，不能因此认为曹安闽就是公司股东而否认曹宁的股东资格。五、曹宁的股份已被曹安闽非法转走，现在另案审理中。本案不能因为曹安闽、阔达公司之间的互相认可就侵犯第三人曹宁的合法权利，曹宁不认可曹安闽、阔达公司互相作证的效力。故请求依法驳回曹安闽的诉讼请求。
查明：2011年12月19日阔达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修改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载明：“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如下：股东姓名：曹安闽、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450万元；股东姓名：张丽、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50万元。”阔达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出资情况与上述阔达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出资情况一致。
上述事实，有阔达公司章程修正案、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曹安闽与曹宁虽未签订书面“委托持股”协议，但根据原×、曹×的证言以及阔达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能够认定曹安闽委托曹宁代持阔达公司股权之事实，故曹安闽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曹宁主要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否认曹安闽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曹宁名义持有的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
曹宁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曹安闽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庭审中，证人原×、曹×出庭，且原×已经85岁，曹×是阔达公司员工，与曹安闽存在上、下级关系，两名证人的证言没有证明力。二、曹安闽自1995年9月27日起至今在民安通中心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使用的正是曹安闽本人的国内身份证，故一审中证人原×、曹×证言中所述“曹安闽当时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由姐姐曹宁、前岳母赵勤学替曹安闽当股东”不实。三、阔达公司自设立至日后历次增资，曹宁名下的出资款和增资款均来源于曹宁本人，与曹安闽没有任何关系。四、曹宁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曹×（曹安闽、曹×的堂哥）的公证证言，该份证言证实曹安闽与曹宁之间的代持关系根本不存在。五、曹宁作为阔达公司股东多次参加股东会，在修改章程、增资、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地址、名称、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上均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曹安闽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曹宁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曹宁从未向阔达公司出资，从阔达公司设立到历次增资，曹宁名下的出资实际上均是曹安闽出资。二、原×与曹×两名证人未出庭不影响其证言的证明力。原×是曹安闽与曹宁的母亲，其出庭作证，双方的激烈冲突会对她造成伤害，且原×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曹×是曹安闽与曹宁的哥哥，其出庭在情感上同样是为难的。三、曹宁提交的曹×证言称：“曹×与曹安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了，因此不了解相关情况。”要证明这一点，曹×必须每天都非常了解曹安闽和曹×的一举一动，与常理不符。而且，该证言中提到曹宁在阔达公司设立时生活困难，仅够勉强维持生活，从侧面说明曹宁根本不可能在当时向阔达公司投入巨额资本金。四、公安部自1994年至2003年期间规定，出国1年以上的，应当办理注销户口手续，曹安闽当时持有澳大利亚绿卡，不可能有北京户口。作为股东设立阔达公司的要求与作为民安通中心经营人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曹安闽可以作为民安通中心的经营者，但因为户籍被注销不能以自己名义设立阔达公司。
阔达公司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曹宁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曹安闽的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中，阔达公司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名册中记载的公司股东为曹安闽和张丽，并未记载曹宁，曹宁并不是阔达公司的名义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代持股协议效力以及投资权益归属问题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曹安闽针对“曹宁持有阔达公司80%股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元出资”这一事实提起诉讼，但根据阔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这一事实并不存在，故曹安闽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0822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曹安闽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闫 飞
代理审判员 陈 洋
代理审判员 卓燕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