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9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爱珍，女，1940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庆熙，男，194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斐，男，197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行环，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雄，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苏新，医院医生。
上诉人易爱珍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以下简称中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爱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中南医院支付易爱珍医疗费39888.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0元、护理费35280元、营养费126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器具费4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4531.3元、司法鉴定费1万元、法医出庭费500元，共计200490元；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中南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是在采信伪证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在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表达患者受到怎样的损伤，患者损伤是怎样造成的，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患者的责任是什么；完全没有进行法庭辩论，缺失质证程序，程序违法。对医方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鉴定法医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把每一条严重违法的行为，描述得好像无足轻重；鉴定法医对于病历中存在的大量的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内容，有选择地采信了所有有利于医方的伪造记录。中南医院向易爱珍隐藏伪证，内分泌科故意不请神经内科和骨科医生会诊，故意隐瞒病情是内分泌科未诊断出患者脊髓损伤的根本原因；易爱珍有充分证据证明患者的脊髓损伤是中南医院的医生造成的；中南医院谎称患者4次拒绝对颈部进行MRI检查，对这种诺言，稍加分析就可揭穿；中南医院存在明显的病历造假现象，始终拒绝提供必要的病历资料，应当推定医方承担损害责任。医方对患者的脊髓损伤不进行救治，不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是故意的；内分泌科对非本专业以外的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是违法的。
中南医院辩称，一审医院提供的材料组织过质证，患方在认可的基础上移送鉴定，程序合法。易爱珍对鉴定结论不服，鉴定结论出具后，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对易爱珍的问题一一作出解释和回答，易爱珍提出新的疑问缺乏相关依据。一审判决明确鉴定结论为本案定案依据，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且明确告知庭后可以提交书面代理词，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均进行了质证和证据交换。中南医院据卫生部关于病历复印的有关规定，保证了患者及家属病历复印的权利，据卫生部的规定，在诉讼之前患方不得复印有关病历符合相关规定。易爱珍在诉讼中找鉴定机构复印，不属于易爱珍诉讼权利的范畴。中南医院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患者住院的全部病历资料，且经过了质证，不存在隐瞒或不提供。中南医院的会诊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属于医疗技术的专业问题，应该以鉴定意见书为准。患者是否有脊髓损伤等属于高度专业的医学问题，患方的证据不足为凭，不应予以采信。颈部核磁共振检查和医院告知患者的相关病情的记录在住院病历中有多出记载。一审和鉴定过程中医院都对此进行了说明。易爱珍所谓的中南医院故意行为，没有任何依据。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内分泌科对一般疾病进行诊治，属于职业范围内。医生的注册职业范围为内科。综上，易爱珍的所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易爱珍对病历的质疑，一审已经组织了质证程序，相关质疑也进行了审理；易爱珍对提交鉴定的材料也予以认可，若不认可，无法送达鉴定机构；至于易爱珍对鉴定结论的不服，在一审中已经申请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审理，易爱珍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反证，也没有申请重新鉴定，故中南医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易爱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南医院赔偿易爱珍医疗费39888.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0元（252天×100元/天）、护理费35280元、营养费12600元（252天×50元/天）、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及法医出庭费10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4531.3元、残疾器具费490元，共计200490元；2、判令诉讼费由中南医院承担；3、判令中南医院向易爱珍当面道歉和登报道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7日至2014年11月21日，易爱珍在中南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25天；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18日，易爱珍先在中南医院“神经内科”，后转科至“骨肿瘤、脊柱外科二病区”住院治疗27天；2014年12月18日至2014年12月26日，易爱珍在中南医院“骨肿瘤、脊柱外科二病区”住院治疗8天；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至7月6日，易爱珍在中南医院“康复科”住院治疗185天。
易爱珍在中南医院共计住院245天，门诊及住院医疗费共计发生219235.69元，中南医院对易爱珍主张自行支付39888.7元无异议（其余医疗费易爱珍原工作单位已报销）。易爱珍支付207天住院期间护理费共计28980元，并支付510元购买残疾器具费（坐便椅230元、助行器280元）。
经法院委托，2017年2月19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一）关于医疗过失（错）问题：1、在患者第一次住院期间，医方虽有关于肌体乏力的病因分析，但针对“四肢麻木”、肌力减退未坚持建议行颈髓MRI检查，未及时申请相关科室会诊，未尽快查明病因、明确诊断，使患方心理预期受到损害。医方存在会诊欠及时、沟通欠全面的过失。2、患者第一次住院期间关于肢体肌力等记录不详尽，仅入院后第22日康复科会诊有肢体肌力减退程度的记载，未行相关处置措施（如制动、静卧）。医方存在体格检查记载欠详尽、相关处置措施欠全面的过失；（二）关于参与度因果关系等问题：入院时患者“四肢麻木1年”、肌力减退，入院后医方曾多次建议行CT及颈髓MRI检查协助诊断“肢体肌力减退”是否存在神经系统病症，被患方拒绝，未及时明确诊断。患者颈部疼痛、肢体肌力下降逐渐加重符合颈椎病变的发展规律，结合影像学资料显示其颈椎、颈髓未见外伤性改变，故颈部疼痛加重、肢体肌力减退为颈椎病严重压迫所致，无依据认定与外伤存在因果关系，目前病情恢复尚可。基于上述情况，医方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失（错），虽然其过失（错）未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但在客观上延长了诊治时间和效果，其过失（错）起次要作用，与损害后果存有因果关系。患者年龄较大、基础疾病多、临床症状复杂，仍是主要作用因素。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欠配合，在上述医疗过失中占一定的客观因素，可作为医方的减责因素。有关医疗过失参与度的评定，目前国家尚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要求，依据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中医疗过失参与度的有关规定》文件，建议其医疗过失（错）参与度系数值为1—20%。鉴定意见：中南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易爱珍的诊疗中存在一定的过失（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参与度系数值为1—20%。易爱珍支付法医鉴定费及会诊费用1万元。
易爱珍认为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认为中南医院对易爱珍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并与易爱珍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1-20%的司法鉴定意见违背事实与法律，分析说明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鉴定结论缺乏公正性和完整性，过错参与度明显过低，隐瞒医方的重大过错行为，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当庭作证…”的规定，法院通知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法医病理副主任法医师陈某1到庭接受质询。易爱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鉴定人发问如下：1、鉴定人作出上述鉴定时，是否系一人独立作出？是否咨询过相关专业的专家？咨询过哪些专业的专家？相关专家是否给予过意见？意见是什么？2、如何认定患者家属多次拒绝行CT及颈髓MRI检查？从具体哪个地方判断出患方家属拒绝检查？医方对患者行CT及颈髓MRI检查是否需要向患方告知？是否需要将拒绝检查的风险及后果告知患方？上述这些是否需要患方签字认可？3、法医是认定中南医院没有会诊还是会诊不及时？4、如何认定患者损害后果系颈椎病变、颈椎压迫造成？医学依据？5、如何判断颈椎、颈髓未见外伤性改变？医学依据？是否颈椎、颈髓未见外伤性改变，就直接认定患者不存在外伤？直接推定颈椎属于严重压迫所致？医学依据？6、易爱珍于2014年10月27日入院当天，是自行步行入院，当天下午3点中南医院4-5名护士在搬动易爱珍过程中，易爱珍就“啊”叫了一声，喊脖子疼，然后一直有四肢瘫痪、大小便困难、呼吸困难的现象，易爱珍的妹妹易满珍在场可以证明这个过程。7、内分泌科住院志中载明易爱珍四肢、颈部正常，鉴定书中载明易爱珍“患者颈部疼痛、肌体肌力下降逐渐加重”，对前、后两种不同说法如何解释？8、鉴定听证会上，医方医生认可2014年10月27日护士有不规范搬动患者的情况？当时就颈部剧烈疼痛，鉴定人如何看待？对于这类病人，是否可以如此搬动？9、患者在同一科室（内分泌科）存在两份出院记录表述不一致，一份是医方提供的内分泌科出院记录，记录患者“四肢麻木一年，头痛乏力一周”“浅感觉减退，肌力减退”，而院方向患方提供的原始病历中并无该两处表述，鉴定时两份病历均向鉴定机构提交了，如何看待相互之间矛盾的问题？10、两种病历存在差异性，你认为是否属于正常的？11、2014年11月21日，患者离开内分泌科进入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当天的初步诊断为脊髓损伤，为什么患者在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的症状相同，诊疗条件相同，都没有经过核磁共振检查，内分泌科却检查不出患者的脊髓损伤？12、2014年11月21日，患者在神经内科体格检查时，测出双下肢肌力为0，下肢瘫痪，患者是当天才从内分泌科来到神经内科的，这种状况为什么在内分泌科中见不到记录？13、既然患者在内分泌科就有了瘫痪的症状，为什么自始至终都不请神经内科和骨科参加会诊？14、鉴定人对患者是否存在严重不良后果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如何认定医方的过错对患者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医学依据及衡量标准的依据？15、患者承担主要责任的依据？如何评价患者临床症状复杂？医学依据？年龄大、基础疾病多与患者现在的损害后果如何有关？医学依据？16、易爱珍入院当天医方是告知了一次病重，之后2014年11月14日医方粗暴搬动造成损害后果之后下的病重通知。年龄大、基础疾病多与患者现在的损害后果（四肢瘫痪）如何有关？医学依据？17、医方减责因素的依据？医方承担1-20%的认定依据？医方减责的理由就是患方不配合检查？
鉴定人陈某1的质询意见为：1、鉴定一般由两人进行。听证会时有专家在场，双方当事人也在场，有相关的专家签到记录，也有专家书面意见。2、病程记录中有患方多次拒绝检查的记录，对于患者是否认可拒绝检查或是否需要签字，也即是病历的记载，病历真实性由人民法院认定，法医是根据鉴定材料进行鉴定，我们只对医疗行为的过失进行评定。相关检查医院应该向患者告知，拒绝检查的风险及后果也应告知患者，所以我们的鉴定书中认定了“医方存在会诊欠及时，沟通欠全面的过失”，认定了医方的责任。3、什么时候会诊没有具体的规定，医方是在最后进行的会诊。4、根据临床法医鉴定，本例患者没有外伤的征象，即水肿出血现象，不存在外伤的认定依据，而且有CT报告显示易爱珍是病理性颈椎病变，已提交了病理报告及CT片。5、我们鉴定是以结果为基础，从现有的检查情况来看，易爱珍没有外伤的征象及依据。6、对病历前、后两种不同说法应该分开解释，临床过程中有差异性是正常的，因为病程及治疗有变化，是对病程变化的记录，我们对医方的记录不详也进行了认定，认定了医方存在的过失。7、搬动问题属于医疗护理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在鉴定报告中也进行了明确说明，需要以搬动行为是否造成后果为依据，搬动力度不属于鉴定的内容，我们只对后果进行评定。8、病历记载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是根据病情的变化的描述，故在临床上可能存在。病历的真实性不属于鉴定的内容，属于法院认定的范围，我们只对法院委托鉴定提交的鉴定资料进行鉴定。两份病历存在差异理论上是属于正常，但我们对病历的真实性不予评价，我们只对医疗行为进行评价。9、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不同的科室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在临床上的表述也不一致。10、内分泌科中未见“双下肢肌力为0，下肢瘫痪”的记录，我已经在鉴定中对医方的记录不全进行了评定。11、及时会诊问题，我们在报告也进行了说明。12、损害后果按照构成伤残等级为依据，我们对应伤残等级认定，易爱珍未达到构成伤残等级的严重后果。伤残与后果是两种标准，严重的损害后果才能达到伤残标准。13、患者因为自身疾病入住医院，病情发作时已经病重病危，且患者年龄较大，所以认定患者承担主要责任。14、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多与患者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分开来讲，不应该混为一谈，这是临床问题，不是鉴定问题。15、关于医院的责任的认定，报告中有明确的说明，医疗过失行为只对医疗效果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对诊疗时间及效果产生了影响，我们评定的是医疗行为对易爱珍造成的后果，而不是易爱珍现在自身疾病后果的严重程度。16、病程记录中有患方不配合检查的记录。17、我们是根据湖北省司法协会的文件规定，认定医方责任，具体责任认定由法院裁决。易爱珍支付法医出庭费500元。
易爱珍对鉴定人的出庭质询意见不予认可，认为对中南医院的责任比例认定过低，提出以下理由：一、驳斥对方称易爱珍基础疾病多。目前患者只有一个基础疾病就是糖尿病，其他的基础疾病之说均不实，中南医院提不出其他疾病的任何症状，他们如果提出来，为什么不治疗不会诊，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想把患者受伤的责任推卸掉。比方说，到底是退行性颈椎病还是骨结核，第一，如果是结核病，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治疗好，从2014年12月2日到2014年12月26日，一共24天,就停药了，结核病不可能24天就治好，而且在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检查中，都没有结核的迹象，2014年12月2日手术，2014年12月3日送检，2014年12月8日报告，不能完全排除结核炎之可能，也就是说没有确诊。手术把骨头都拿出来了，仍不能确诊有结核，说明两个问题，他们没有能力确诊，要去会诊有能力的科室，而他们没有会诊，要么他们有能力确诊，但的确没有查到结核，出于保护自己和同事的目的，故意写上不能完全排除。第二，关于退行性颈椎病的驳斥，退行性颈椎病转归必须是渐进的过程，而这次瘫痪是在护士粗暴搬动时当即发生的，完全没有渐进过程。第三，关于尿路感染，脊髓损伤的并发症之一就有尿路感染，也就是说，尿路感染不是患者自身的疾病，而是护士粗暴搬动导致脊髓损伤后的并发症而已。第四，关于消化道出血，在之前患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症状，从2014年10月27日住院开始，医院就开始用抗凝的药物，打血栓通针、丹参粉针，这些针都是加强血肿的吸收，导致血凝能力下降，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颈部的血肿消失达到毁灭证据的作用，但是由于用抗凝药物过多，才导致消化道出血，从2014年10月28日到消化道出血，每天都在打这些针。第五，关于静脉血栓，静脉血栓是患者没有症状和证据说明腿可能有血栓，做的B超也没有确诊有血栓，因为报告里打了一个问号，而且此时患者是全身瘫痪，不是仅一条腿瘫痪，可以排除瘫痪是由腿的血栓造成，应该去找瘫痪的真正原因，但医方很愿意就这个血栓借口，进行非对口治疗，其实就是想用活血化瘀的药来去掉颈部损伤造成的水肿毁灭证据。
二、关于第三方鉴定。在鉴定人称鉴定材料真实性不属于鉴定范畴，只对医疗行为对错鉴定，材料真实性由法官说了算，言下之意材料是伪证他也会采信，问题是医疗行为他从哪里看，不都是通过他采信的伪证来看吗，鉴定人陈某2道自己没有理由，所以一再重申他的判断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二十的参与度只是参考，决定权在法院，既然是参考，那就要有参考价值，采信伪证的鉴定结果，有什么参考价值。《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鉴定委托，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第二款“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这一条法条说明鉴定人所说的材料真实性由法官说了算，就是胡扯。
三、关于中南医院说他们前期治疗是在为患者后面的手术打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看，患者的血糖值直到出院也没有调到正常值以下，这打的什么基础，其实颈椎损伤就应该抢救了，颈椎损伤症状比糖尿病症状明显的多，也紧急的多，而医方还把拖延说成是做手术的基础。
四、关于会诊。到底是不及时，还是完全没有会诊，为什么医方不会诊，医方喜欢把所有责任推给患方，说患方因费用问题不同意，难道会诊也需要患者同意吗，医方会诊的康复科、泌尿外科都没有问过患者是否同意，那为什么在患者颈部剧烈疼痛的情况下，不去会诊对症的神经内科和骨科呢，因为怕其他懂行的科室把他造成的伤害揭露，在病程记录2014年10月28日就写了“必要时请相关科室如神经内科”，证明他们知道哪个科室是对症的，但自始至终没有会诊，哪怕赶瘫痪的患者出院也不请对症的科室，为什么呢？
五、关于颈托。在整个内分泌科治疗期间，没有上颈托，难道上颈托也要打好基础后才能上吗，也要患者同意才能上吗？
六、关于不同的出院记录。更改前和更改后的出院记录，中间增加了好多文字，竟然每一页开始和结束完全一样，可以看出是故意为了掩盖，让人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更改过，因为增加了文字，每一页结束肯定会不一样。医方和鉴定方辩解称，随着病情的变化出现不同的记录是正常的，但是这不是普通的病历，这是出院记录，难道在出院的时候我入院的状态还在发生改变吗？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四章“病历打印”第三十三条规定“…已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而我们现在的两份不同的出院记录竟然都有签名，难道签字后还可以更改吗？
七、关于医方称患者拒绝检查。在医嘱里没有颈部CT的医嘱，但是有腹部CT的医嘱，而且还有我们拒绝腹部CT的签字，说明医方知道正确的取得签字的方法，就是需要有医嘱，护士根据医嘱找患者，患者才有可能拒绝，但整个医嘱资料里完全没有颈部CT的记录，仅在医方病程记录里提及，而整个病程记录里充满了谎言，病程记录里说我们拒绝了四次颈部CT，怎么没有医嘱？其次，他们说我们是因为钱少拒绝检查，但我们做过腹部的CTA（CTA成本比CT更高），之后在神经内科我们也做了颈部CT、MRI，为什么我们之前和之后没有因为费用问题拒绝做更贵的检查，在颈部剧烈疼痛的情况下，竟然拒绝了一个既对症又相对没那么贵的检查。医方说患者因为费用问题拒绝做颈部CT，只愿意做便宜的DR，医方不知道患者单位报销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我们仔细算过，两者差价仅不到46元，我们会为这么点钱放弃做颈部CT和MRI吗？说患者心疼费用，怎么用血栓通针（2391.2元）和丹参粉针（3133.6元），随便一个都超过做颈部CT和MRI费用的总和，这时患者怎么又不心疼钱了呢？
八、关于到底是驱赶还是转诊，在转科前，医方行为古怪，在所有病历记录中，患者看起来完全好了，但实际是处于瘫痪状态，不知道医方是怎么定义浅感觉减退肌力减退的？入院的时候患者自己上下楼，自己步行过来，在他们修改的出院记录中，竟然写着“浅感觉减退、肌力减退”，出院时是完全瘫痪的，出院记录中，竟然说活动无异常，还说症状明显好转，要求出院，从出院记录中可以看出，医方完全没有理会颈椎损伤，完全没有瘫痪的任何描述，反而有“双下肢无水肿，活动无异常”的描述，为什么不记录瘫痪，这证明医方已经在尽力的按照逃脱责任的不实方式记录病历了。他们驱赶患者离院的目的就是想说患者哪怕出院一天他的瘫痪都是这一天造成的，好推卸责任。根据患者妹妹易满珍证词，医方粗暴驱赶瘫痪患者离院，还说你们赖着不走，患者妹妹易满珍要求其联系相关科室，孙医生说要出差没时间，易满珍说你们打电话先联系，孙医生说不知道电话号码，这才是事实，而在病程记录中的谎言，医方竟然说是他们联系的转科。
九、关于在骨科的住院志中出现的“胸椎脊柱侧弯椎弓根内固定系统矫形术”系伪造。患者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手术，而这种明显的伪证，都被鉴定报告采信了。
十、关于其他病历矛盾。内分泌科住院志患者主诉，出现头疼恶心呕吐明显是谎言，因为神经内科住院志患者主诉：无明显头疼及恶心呕吐。这两份报告明显矛盾，患者入院时除有糖尿病外，无其他身体不适，就是在颈部被医方伤害二十几天后，由内分泌科转到神经内科都没有出现头疼和恶心呕吐，这说明内分泌科完全是为了逃避责任栽赃写的谎言。
十一、关于孙医生说因患者基础病多，他不愿意接受患者入院。但这时还什么检查都没做，他怎么知道患者基础病多，而且根据首诊责任制，医生无权拒绝患者入院。根据患者妹妹易满珍证词，医生从未拒绝过，而且主动开入院通知单。
十二、关于医院不出示病程记录。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下列情况医疗过错的推定责任”第二款“隐匿或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此外，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务人员拒绝提供病历资料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2017年8月10日，易爱珍代理人易斐到中南医院去复印病程记录，院方不提供，还称是规定，易斐拿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给他看，仍不提供，说明院方心里有鬼。（有录像）
十三、关于孙医生合法的职业范围。孙医生的职业范围是否包括骨外科和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对超出执业范围的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属于超范围治疗，是不合法的，比如血栓她不仅诊断了还治疗了，而有的她诊断了但是掩盖下来的不治疗不会诊，比如颈椎病，2014年10月28日的病程报告里，医方判断有血栓有脊髓损伤，都考虑到了就应该会诊，但自始至终没有会诊。
十四、关于内分泌科所做的检查。在内分泌科所做的检查，都是没有带颈托的状态下进行的，医方做检查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拿他们的证据，折磨患者，医方不是无能漏诊误诊，而是故意为之，为了隐瞒真相，故意的性质比无能恶劣的多，他们为了逃脱责任，欺骗患者，说颈部疼痛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采取了止疼、化血栓、不拍片、被患者逼着拍片也只拍不能看出真实情况的DR、不找对症科室会诊、赶患者出院、修改病历等恶劣手段。
十五、关于精神赔偿的额度。《民法通则》现代民法损害赔偿制度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三）其他损害形式的精神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三）侵权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上法规说明我们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只少不多。根据赔偿的功能（一）调整与抚慰功能，（二）惩罚功能，（三）替代补偿功能。严重程度：患者持续颈部疼痛，生不如死，一度想到求死，要妹妹易满珍向其提供安眠药，完全瘫痪，26天的治疗竟完全无好转迹象，连求死都得求助于他人，在离开内分泌科时，上肢肌力二级，下肢零级，肌力二级是不能对抗引力，其实就是完全残疾状态，就是到现在仍然无法生活自理，行走要依靠器械，无法下楼；场所：在医院是治疗人的地方，也是可以迅速抢救患者的地方，医方竟然冷眼旁观，不救治，仅为了逃脱责任；手段：1、在明知颈椎受伤后，不仅不治疗反而在不戴颈托的情况下安排47项检查，就是不做颈部检查，折磨患者，2、在患者瘫痪的状态下，强行赶患者出院，手段极其卑劣；主观故意：为了逃避粗暴搬动的伤害责任，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修改病历，隐瞒病情，并采取上述卑劣手段加害患者，性质恶劣，可以和肇事逃逸类比；金额：要体现出对加害者的惩罚功能，这次事件医方从患方赚取的金额比我们要求的金额还多3万元，该院赚取了23万元，我们只主张了20万元，废了一个人折磨了那么久，还可以赚取3万多，已经是够荒唐的了，这种低额度的赔付根本没有起到严惩的作用，这种伤害还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十六、关于最高法发文明确医疗纠纷案件各方举证责任，因当事人采取伪造篡改等方式伪造病历资料内容，判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制作方对病历资料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由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该鉴定报告并没有患者拒绝检查的证据，因此，鉴定报告中认定患者诊疗中欠配合作为医方减责的依据没有依据。该鉴定报告认定患方承担主要责任是因为其年龄大、基础疾病多我方不认可，该基础疾病不可能直接导致患者肌力下降及颈部疼痛，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整个鉴定对同一病历（内分泌科出院小结）存在矛盾的情形没有认定，依据不合法，认定患者损害后果是因为颈椎病变造成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中南医院对鉴定人出庭质询认为：程序合法，依据法院提交病历，鉴定人邀请两名临床专家，充分听取医患双方意见，由鉴定人最终出具鉴定结论，患方对鉴定程序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鉴定人详细解释了患者的不良后果和医护人员对其护理搬动没有医学上、法律上的联系，鉴定人强某过客观影像学资料和病史发展经过分析，本例患者不存在任何外伤后颈部改变；鉴定人也明确了医院的诊疗行为和患者的最终状态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人出庭所指出的医院过错实际上不能成立，对于疾病检查的风险告知问题，从患者一入院，我们已经告知了病程严重性，患者因糖尿病并发酮症入我院治疗，我们并没有直接收入院，来了几次我们都没有收，是因为考虑她疾病复杂，可能存在其他疾病，要求其经过门诊相关检查后入院，但是她妹妹多次要求直接送住院部，不经过门诊，说家里没有人手搬动，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来要求入院时，说易爱珍血糖很高，情况很差，她说病人不能来，所以本院医者仁心，直接开通绿色通道，将其收治入院，住院当天易爱珍血糖就达到24mmol/L,血酮体明显超高，且同时合并泌尿性感染，病人年纪大，就上述疾病，都可以危及生命，即使有其他疾病，也需要首先纠正危及生命的糖尿病并发症以及伴发疾病，才能进行其他方面的疾病的治疗。另外，在治疗过程中，易爱珍病情险象环生，又出现静脉栓塞和消化道出血，这也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即便如此，我们在救治过程中也关注到她的肌体无力及颈部疼痛及胸部明显疼痛一系列的病情，并分析这些病情和糖尿病的病史长以及病情没有长期有效控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糖尿病长期未得到控制就会出现栓塞、结核、各种感染甚至肿瘤，所以我们在就治她的同时，还不断与其家属沟通，进行相关检查，当时检查对危重患者来说很多，且费用较大，病人家属就说尽量少搬动、不选择费用贵的，说容我想一下，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说颈椎X光片仅仅报告了颈椎病的改变，不能解释她目前的肢体乏力的情况，还需要做颈椎的核磁共振及其他检查，病程记录中有四次记载，但是每次都说容我想一下，拒绝签字，所以关于签字就是这个情况。另外，就算知道患者有颈椎毛病，但其内分泌的极度糖代谢的紊乱、感染、消化道出血、静脉血栓，这些危及生命的病情不解决、不纠正，患者也不可能有耐受颈椎手术的可能，正因为是内分泌的积极救治，才使患者赢得及时手术的时间和身体条件。患方不应当无视其入院时危及生命的疾病，只强调颈椎尽早手术，那是并不可能进行手术。关于病历，内分泌科出院小结，第一，出院小结是所有诊疗行为结束后医生进行的总结和归纳，不同的医生总结和归纳不完全一样，所以本案中两份出院小结都是真实的，只是详尽情况有所差异，关于患方指出后一份出院小结中多出了“四肢麻木、头痛乏力”第一份出院小结中没有记载，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双方对此没有争议的住院志中第一页主述部分就记载有“四肢麻木一年、头痛乏力一周”，病历争议的第二点，第二份出院小结记载有“浅感觉减退、肌力减退”，其来源于双方均无争议的住院志第7页体格检查部分，以上充分证明无论是第一份出院小结还是第二份出院小结，都有明确的出处，都是真实的，且鉴定人出庭也明确说明对鉴定不产生影响。关于基础疾病是否会导致患者目前情况，根据患者在神经内科、骨科以及康复科就诊资料反映，该患者患有椎管狭窄、颈椎病、且颈椎病椎管内有结核性的病变，前述三类疾病均可直接导致患者目前双下肢肌力下降的情况，从骨科对患者进行椎管减压术，术后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情况，就充分证明此点，所以患者目前情况是自身疾病的自然转归。患方对鉴定结论的异议，经鉴定人出庭已明确其质疑不能成立，要求法院判令中南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任何有效证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易爱珍于2017年2月27日向法院申请对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误工休息时间、护理时间、营养费、是否需要护理依赖及依赖程度进行鉴定，后于2017年6月20日明确表示“经过易爱珍及家属协商讨论决定，不做相关上述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易爱珍与中南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确认中南医院在对易爱珍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失（错），易爱珍的损害后果与中南医院的医疗行为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参与系数值为1-20%，易爱珍、中南医院对该鉴定意见均提出异议，针对当事人的异议，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法院认为鉴定人的质询意见成立，双方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均不予采信，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结合本案基本事实，考虑中南医院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定中南医院承担20%责任。
一审法院对易爱珍的损失范围认定如下：
医疗费，中南医院对易爱珍自行支付的医疗费情况无异议，易爱珍实际医疗费损失确认为39888.7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确定为3675元（15元/天×245天）；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易爱珍住院207天期间支付护理费28980元，其余住院38天（245天-207天）的护理费法院参照2017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确定为3402元（32677元/365天×38天），共计32382元；
营养费，参照出院医嘱及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3675元（15元/天×245天）；
交通费，易爱珍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但考虑易爱珍处理相关事宜发生交通费的必要性、合理性，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
残疾器具费，根据易爱珍提交的票据应为510元，属合理支出，法院予以支持。
上述各项损失共计81130.7元，由中南医院承担20%赔付责任，即为16226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易爱珍的损害程度、中南医院过错参与度及本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本案中易爱珍未进行伤残等级等司法鉴定，不能证明其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法院不予支持，但考虑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失的事实，法院酌情判令中南医院给予易爱珍补偿金5000元。
易爱珍要求中南医院当面及登报道歉，因赔礼道歉主要适用于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情形，本案中不存在上述情形，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南医院赔付易爱珍各项损失16226元；二、中南医院支付易爱珍补偿金5000元；上述应付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逾期未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的规定处理。三、驳回易爱珍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2元、鉴定费1万元、法医出庭费500元，共计11802元，由中南医院负担8000元（此款易爱珍已预交，由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同上述款项一并一次性给付易爱珍），其余由易爱珍自行承担。
二审期间，易爱珍提交一审最后一次法庭调查易爱珍才拿到的病程记录，包括：一、易爱珍2014年10月27日起止2014年11月21日止的病程记录；二、易爱珍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4年12月18日止的病程记录。中南医院称，易爱珍所提交材料来源于一审，不属于新证据。材料来源于一审这是双方的共识，本院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易爱珍因病到中南医院住院治疗，双方的医患关系成立。中南医院针对易爱珍的医疗行为，经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确认中南医院在对易爱珍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失（错），易爱珍的损害后果与中南医院的医疗行为存有因果关系，建议参与系数值为1-20%。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中南医院承担20%责任并无不当。易爱珍的上诉陈述，不足以推翻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易爱珍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易爱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元，由上诉人易爱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 捷
审 判 员 汤 晓 峰
审 判 员 万 军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 文 浩
书 记 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