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阳中法民三初字第527号
原告：刘伟棠，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陈柏念，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阳春帝皇都酒店。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
法定代表人：叶伟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潘启锐，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永基，男，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4107（）。
委托代理人：潘启锐，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洪成参，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许连喜，女，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公民身份号码：×××4803。
委托代理人：何仕强，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友贞，男，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珠海市，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6591（）。
委托代理人：何仕强，广东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伟棠与被告广东阳春帝皇都酒店（以下简称帝皇都酒店）、黄永基，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伟棠的委托代理人陈柏念，被告帝皇都酒店、黄永基的委托代理人潘启锐，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的委托代理人何仕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伟棠诉称：1997年8月4日，黄永基以经营帝皇都酒店资金紧缺为由，向原告借款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约定每月利息32600元。经追讨，黄永基只偿还利息8万元，借款本金及其余利息未能偿还。1999年4月3日，黄永基向原告出具《还款保证书》，确认尚欠借款人民币16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每月32600元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并约定还款方式及担保责任。签订《还款保证书》后两被告共偿还了29万元，尚欠134万元本金及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讨，两被告均未能按《还款保证书》的约定向原告还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连带偿付原告借款1340000元及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4000000元，起诉日后利息以借款金额为本金，每月利息32600元自起诉日起计至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帝皇都酒店答辩称：（一）关于债权转让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根据《合同法》第79、80、81、82条的规定，《还款保证书》中的债权原本是属于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但现在主张《还款保证书》债权却是原告。在原告起诉本案前，帝皇都酒店并未收到任何来自于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关于《还款保证书》中的债权转让的通知，因而原告是在并未依法取得债权的情况下就起诉了帝皇都酒店，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关于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退一步说，如果在将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情况下，可以视为已经通知帝皇都酒店并已经产生债权转让法律效力的话，则帝皇都酒店要求审查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还款保证书》约定的还款时间、方法等内容看，当时确认仍欠借款本金为163万元，利息为567653.32元；计息方法是月息2分，“后按月实数本金累计付清还利息及补偿费”；还款的方法是“先还本金后还息”，且每月最少清还10万元。如此算来，帝皇都酒店清还本金的时间是到2000年10月份结束；从1999年5月份-2000年10月份应计算的利息为282200元，加上原来已结算的利息567653.32元，合计849853.32元。如按《还款保证书》约定的“每月最少清还10万元”还款方法的话，则帝皇都酒店到2001年7月份就可以将《还款保证书》约定的全部本息清还完毕。但自从形成《还款保证书》后，原告或者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从来没有向帝皇都酒店提出过要求债务人履行还款的主张。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35、137条的规定，从1999年4月3日立下《还款保证书》后的次月帝皇都酒店就明确践约，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了。原告已经过去14年多才起诉至法院，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三）关于本案债权债务的真实性问题。帝皇都酒店从来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其在《还款保证书》确认仍欠原告的款项，实际上是帝皇都酒店的原总经理刘润泗的个人借款。刘润泗说过帝皇都酒店以《还款保证书》的名义确认欠原告的款项已经全部还清，并且原告十多年从来没有催促或主张过，也充分证明了刘润泗的说法是真实的。原告称在《还款保证书》签订后帝皇都酒店还了29万元，但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黄永基辨称：（一）关于债权转让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同意帝皇都酒店的答辩意见。（二）关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问题。首先，从原告提交的《还款保证书》表明，本案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原告与帝皇都酒店，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真正形成的时间是1997年8月4日，而不是立据的1999年4月3日。其次，从《还款保证书》的盖章形式看，从“借款方阳春帝皇都酒店”和“担保人”一栏中，分别盖上帝皇都酒店公章和签有“黄永基”的名字。该《还款保证书》的上下盖章和签名字形式一样，从中可以看出，黄永基的行为只是经办人，而不是保证人。再次，本案原告诉状陈述与《还款保证书》存在严重差异，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是直接借款给黄永基，理由是帝皇都酒店经营困难，但《还款保证书》表述借款人是帝皇都酒店，而不是黄永基。基于原告诉状与保证书中陈述存在差异，原告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何时借款给黄永基以及有何凭据认为是由黄永基借款，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关于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退一步说，如果在将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情况下，可以视为已经通知黄永基并已经产生债权转让法律效力的话，则黄永基要求审查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还款保证书》约定的还款时间、方法等内容看，当时确认仍欠的借款本金为163万元，利息为567653.32元；计息方法是月息2分，“后按月实数本金累计付清还利息及补偿费”；还款的方法是“先还本金后还息”，且每月最少清还10万元。如此算来，帝皇都酒店清还本金的时间是到2000年10月份结束；从1999年5月份-2000年10月份应计算的利息为282200元，加上原来已结算的利息567653.32元，合计849853.32元。如按《还款保证书》约定的“每月最少清还10万元”还款方法的话，则帝皇都酒店到2001年7月份就可以将《还款保证书》约定的全部本息清还完毕。但自从形成《还款保证书》后，据黄永基所知，不仅原告或者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与黄永基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联系过，而且原告从来没有向帝皇都酒店提出过要求债务人履行还款的主张，更不可能向黄永基提出过要求履行债务或担保责任的问题。另外，自1999年4月3日立下《还款保证书》后，帝皇都酒店从没有还过任何的款项给原告。因为黄永基自皇都酒店成立后，在阳春市以“董事”身份一直参与管理帝皇都酒店多年，和曾经在2003年担任帝皇都酒店的总经理职务，而且在阳春市政协担任委员多年，经常在阳春市××、生活，还有黄永基与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都是同样居住在澳门的，在本案债权转让前，他们完全有条件直接向黄永基主张债权的，但事实上许连喜与澳门骏成贸易行的陈友贞从来没有主张过。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35、137条和《担保法》第25、26条的规定，从1999年4月3日立下《还款保证书》后的次月帝皇都酒店就明确践约，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了。原告已经过去14年多才起诉至法院，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四）关于本案债权债务的真实性问题。同意帝皇都酒店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述称：对原告诉求、事实理由均没有意见。
原告为支持其上述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3份证据：证据1、《还款保证书》，证明被告借款的事实及已经还款金额。
证据2、证明及常住人口详细，证据3、证明及公证书，共同证明原告是实际出借人。
被告帝皇都酒店和黄永基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还款保证书》第一句已经明确是帝皇都酒店因资金紧缺曾向澳门骏成贸易行、陈友贞借款163万元，即本案出借人是澳门骏成贸易行及、陈友贞；关于合法性问题，借款方及担保方签名时间，名字格式都一样，不存在担保问题，即是帝皇都酒店担保自己，担保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2、陈友贞、许连喜签名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问题，无法分清许连喜、澳门骏成贸易行的借款比例。对证据3，没有经过中国法律服务中心转递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也不能证明陈友贞与澳门骏成贸易行之间的关系，《还款保证书》体现出来的是原告与被告间共同确认借款数额问题，但不能反映原告是实际借款人。
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帝皇都酒店和黄永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外商投资企业申请表及附件资料，证明帝皇都酒店自成立至2000年3月，总经理为刘润泗，证明1997年8月，债权债务关系是刘润泗经手所为，而1999年4月3日只是帝皇都酒店确认行为，不是当时行为。
证据2、联合年检报告书，证据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春市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黄永基在《还款保证书》后仍然在帝皇都酒店履职以及黄永基一直在阳春工作生活，不存在原告找不到被告，但其却从未主张过《还款保证书》中的权利，从而证明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
证据4、刘润泗写给儿子刘耀辉转陈远国的信封及信件。拟证明以下事实：（1）刘润泗在东莞石龙镇××9监区服刑。（2）刘润泗要求刘伟棠撤诉。（3）刘伟棠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借给帝皇都酒店，借款期限一年并在借据中写有利息，借款时以刘伟棠名义代开借据。（4）刘润泗卖掉刘伟棠经营中旅公司的三辆汽车给新安公司，应付款项刘润泗已付清给刘伟棠。（5）在澳门，刘润泗和黄永基向刘伟棠借150万元港币，后来刘润泗转让帝皇都酒店股份还清借款并偿还利息20万元。
原告刘伟棠质证认为：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可以证明黄永基当时作为酒店董事，而刘润泗只是酒店经理，其所述是按刘润泗要求签写还款确认书不是真实的。证据2、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已过诉讼时效。对证据4，提出如下意见：（1）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2）信件是按黄永基的要求写的。刘润泗与黄永基关系密切，刘润泗为帝皇都酒店总经理，黄永基是董事，刘润泗在信中的内容不可信。（3）信的内容相互矛盾，不可信。前面认可本案借款属个人借款，后面却认可被告黄永基借款150万元港币的事实。（4）根据帝皇都酒店的工商登记，刘润泗非股东，任总经理，以转让股份偿还借款事实不符。（5）不存在刘润泗卖车还款的事实。（6）没有相关还款的证据予以佐证。
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质证认为：对证据1-3，同意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4，认为刘润泗陈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第三人不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仅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的借贷关系。
根据各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作出如下认证意见：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还款保证书》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证据2的证明及常住人口详细以及证据3的证明及公证书，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确认，且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3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由于原告对被告提供的3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3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3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4份证据的关联性在查明部分再作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伟棠向本院提交《还款保证书》以及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的《证明》，主张被告黄永基因经营帝皇都酒店资金紧缺为由，于1997年8月4日向原告刘伟棠借款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约定每月利息32600元。该《还款保证书》载明：“我阳春帝皇都酒店，因周转资金紧缺，于1997年8月4日曾向新会市牛湾镇卢冲乡许连喜、澳门骏成贸易行借下现金人民币：壹佰陆拾叁万元正。（1630000元）每月应付利息及补偿费人民币：叁万贰仟陆佰元正（32600元）。现计算到1999年3月31日，已有19个月零26天，折合应付利息及补偿费人民币：陆拾肆万柒仟陆佰伍拾叁元叁角贰分（647653.32元）。已付利息三次共捌万元正（80000元），仍欠利息及补偿费：人民币：伍拾陆万柒仟陆佰伍拾叁元叁角贰分（567653.32元），本金壹佰陆拾叁万元正（1630000元）。现经双方多次协商，自鉴定本保证书之日起，先还本金，后按续月实数本金累计付清还利息及补偿费。保证在每个月内最少清还壹拾万元正。直至本、息及补偿费还清为止。本保证书直至全部款额清偿为止方自动失效，本保证书并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各自有权选择地方有关部门处理解决。借款方：阳春帝皇都酒店、黄永基分别在借款方上盖章及签名，落款日期：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以上的还款保证条项如不如期实现兑现，则由我担保人全部负责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担保人：黄永基在担保人处签名，阳春帝皇都酒店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
第三人许连喜的《证明》载明：“本人许连喜，1933年12月2日出生，原住新会市牛湾镇芦冲乡（现为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芦冲村民委员会），于1999年8月5日移居澳门［身份证号码：1334803（2）］。本人证明日期为1999年4月3日的《还款保证书》上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该款项是刘伟棠以本人及澳门骏成贸易行的名义借出，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
第三人陈友贞的《证明》载明：“本人陈友贞，1965年12月7日出生，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7436591（7）］，澳门骏成贸易行业主。本人证明日期1999年4月3日的《还款保证书》上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该款项是刘伟棠以澳门骏成贸易行及我母亲许连喜的名义借出，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
原告刘伟棠主张借款后两被告只偿还利息8万元，借款本金及其余利息未能偿还。1999年4月3日，两被告帝皇都酒店、黄永基向原告刘伟棠出具《还款保证书》，确认尚欠借款人民币16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每月32600元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并约定还款方式及担保责任。签订《还款保证书》后，原告刘伟棠主张两被告1999年共偿还了29万元给原告刘伟棠，其中4月30日偿还4万元，5月14日偿还5万元，6月10日偿还20万元，尚欠13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经原告刘伟棠多次催讨，两被告一直未能按《还款保证书》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原告刘伟棠遂于2013年7月30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诉称。因被告黄永基提出管辖权异议，2014年5月26日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阳春市人民法院。经请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7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指定本案由本院一审管辖。
诉讼期间，被告帝皇都酒店和黄永基辨称从来没有向原告刘伟棠借款，帝皇都酒店在《还款保证书》确认仍欠原告的款项，实际上是帝皇都酒店的原总经理刘润泗的个人借款，并已全部还清。为此，本院到东莞监狱调查刘润泗。刘润泗陈述：刘伟棠1996年在澳门时借了150万港币给我和黄永基，当年通过澳门华利公司支票还了20万港币，1997年还了15000美元，1999年8月左右还了35万港币给刘伟棠，接着第二天通过香港中国银行上环分行，支付了100万港币至刘伟棠指定收款人为陈友贞。以上借款收款均没有书面借据、收据，实际150万已全部还清，刘伟棠也没有再向我主张借款。关于《还款保证书》问题，1998年、1999年初时，当时借款尚未还清，刘伟棠向我催还款，去到帝皇都酒店追还款，而我在澳门，不在帝皇都酒店，于是我叫黄永基写份《还款保证书》，具体保证书内容如何写的我不清楚。实际借款是我与黄永基借的，与帝皇都酒店无关，是刘伟棠要求将帝皇都酒店拉进去，黄勇也极力反对。当时我认为保证书是形式，事后可以偿还，实际1999年8月份的时候确实已经偿还了。许连喜、陈友贞没有借过款给帝皇都酒店，我和黄永基只向刘伟棠借过款。刘润泗承认黄永基提供的写给儿子刘耀辉以及刘伟棠的信件是其亲笔所写。
原告刘伟棠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调查人刘润泗认为已偿还借款的陈述不真实。陈述的还款过程与其在信件中陈述的还款过程不一致，不可信。
被告帝皇都酒店和黄永基质证认为：对问话笔录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刘润泗在问话笔录中已经明确《还款保证书》是其授意黄永基开展的，而且已偿还全部款项给原告所做陈述的问题，没有意见，但对刘润泗所陈述的内容存在着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地方，表现在：1、刘润泗在问话笔录中陈述向刘伟棠在澳门借款及还款均没有立借据收据，而原告庭审时陈述是有借据的，刘润泗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是相矛盾的。原告应对借款时立有借据及由黄永基收回借据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2、刘润泗在上列问话笔录和书信陈述，均表示是与黄永基共同向原告刘伟棠借款的。但1999年4月3日《还款保证书》内容却注明借款人是“广东阳春帝皇都酒店”，而不是被告黄永基，这是原、被告当时共同确认的法律事实，因而刘润泗的陈述与《还款保证书》内容确实存在相矛盾的情况。《还款保证书》本质上是保证合同，不能独立作为证明原告与被告帝皇都酒店、黄永基债务存在的证据，原告刘伟棠应提供由帝皇都酒店或黄永基、单独或共同所立的借据或借款合同作为证据，否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原告通过转让的方式受让本案的债权的，但在本案起诉前，被告帝皇都酒店、黄永基完全未收到任何来自于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的出让债券的通知，原告与第三人对此也没有任何的举证。因而，原告的起诉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
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质证认为：第三人不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刘润泗陈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仅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的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出借人和借款人应如何确定问题。（二）本案借款本金、利息认定问题。（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出借人和借款人问题。原告刘伟棠向本院提供了《还款保证书》，载明帝皇都酒店是因周转资金紧缺而借款，借款方注明是帝皇都酒店，并加盖公章。虽然黄永基和帝皇都酒店分别在借款方、担保人加盖公章和签名，但结合《还款保证书》内容来分析，本案借款人应是帝皇都酒店，黄永基是本案借款担保人。虽然《还款保证书》载明帝皇都酒店向许连喜、澳门骏成贸易行借款人民币1630000元，但是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出具的《证明》，证实该款项是刘伟棠以澳门骏成贸易行及许连喜的名义借出的，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原告刘伟棠提供的《还款保证书》以及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本案出借人是刘伟棠，并且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亦予承认实际出借人是刘伟棠。故本院确认原告刘伟棠与被告帝皇都酒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出借人是刘伟棠，借款人是帝皇都酒店。虽然刘润泗陈述许连喜、陈友贞没有借过款给帝皇都酒店，本案借款实际是其与黄永基借的，与帝皇都酒店无关，并已偿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刘润泗的陈述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帝皇都酒店和黄永基抗辨其从来没有向原告刘伟棠借过款，帝皇都酒店在《还款保证书》确认仍欠原告刘伟棠的款项，实际上是刘润泗的个人借款，并已全部还清，刘伟棠的起诉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认定问题。因原告刘伟棠与被告帝皇都酒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供的《还款保证书》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因此，本院对《还款保证书》载明的借款本金以及利息予以确认，即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630000元，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鉴于被告帝皇都酒店在签订《还款保证书》后已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9万元，原告刘伟棠主张被告帝皇都酒店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1340000元及利息，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帝皇都酒店主张已全部还清借款本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和支付利息，结合原告提交的《还款保证书》约定的还款时间、方法来分析，当时被告帝皇都酒店确认仍欠原告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63万元，利息为567653.32元，本息共计2197653.32元；从1999年4月1日开始按借款本金163万元月息2%计算借款利息为每月32600元。按双方约定“每月最少清还10万元”的还款时间以及“先还本金后还息”的还款方法计算，帝皇都酒店于2000年10月前应还清借款本金，也就是说双方约定的偿还借款本金届满期限为2000年10月份。借款利息从1999年5月份-2000年10月份应计算的利息为554200元，加上原来已结算的利息567653.32元，合计1121853.32元。按《还款保证书》约定的上述还款时间和还款方法计算，则帝皇都酒店到2001年10月份就可以将全部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也就是说，按照《还款保证书》约定的还款时间和还款方法计算，本案借款本息还款期限到2001年10月份止。在此期间，原告刘伟棠主张帝皇都酒店到1999年6月10日止共偿还借款本金29万元，尚欠13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一直未能偿还，证明原告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以及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从2001年10月借款期限届满开始二年内即2003年10月前应向被告帝皇都酒店主张权利，但原告于2013年7月30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向法院起诉请求帝皇都酒店偿还借款本金134万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借款人是帝皇都酒店，黄永基是借款担保人，由于黄永基在《还款保证书》上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黄永基的保证属于连带责任保证。鉴于本案借款主债务履行期限到2001年10月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原告未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其于2013年7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担保人黄永基承担保证责任，明显超过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黄永基主张应免除保证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两被告提供的帝皇都酒店《联合年检报告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春市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反映，帝皇都酒店年检至2004年4月，黄永基曾在2003年担任帝皇都酒店总经理，2004年2月起在阳春市政协担任委员多年。也就是说该证据证明帝皇都酒店一直经营至2004年，黄永基在签订《还款保证书》之后也曾在阳春市××、生活的事实。原告刘伟棠称2000年之后帝皇都酒店没有经营，与黄永基也失去联系，无法找到黄永基，直到2013年才与黄永基取得联系，从而主张本案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刘伟棠请求两被告帝皇都酒店与黄永基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34万元及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伟棠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1210元，由原告刘伟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刘伟棠、被告广东阳春帝皇都酒店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黄永基、第三人许连喜、陈友贞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丽婵
审 判 员 肖 军
代理审判员 冯志霞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阮超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