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字第22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准格尔中路。
法定代表人：闫新林，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庙渠煤矿。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
负责人：贺平，该公司经理。
两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莉、王琦，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蓝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人民中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蔡民华，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浙江普安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朝晖路203号深蓝广场写字楼1907室。
法定代表人：叶兆平。
一审被告：浙江中秦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庆元县松源镇文昌苑2-3号。
法定代表人：叶丽华。
再审申请人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东集团）、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庙渠煤矿（以下简称伊东大庙渠煤矿）因与被申请人浙江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丰公司）、一审被告浙江普安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安公司）、浙江中秦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伊东集团、伊东大庙渠煤矿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始终未参与蓝丰公司与普安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交易，仅仅是因为有人伪造了伊东大庙渠煤矿的公章炮制出一份《保证发货函》才使两申请无辜受牵连。发现有人伪造公章后，申请人第一时间报了案。公安已正式立案侦办。但一二审对此视而不见，迳行判决伊东集团与普安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二审以无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拒绝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不当，且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1、原审未认定《保证发货函》系伪造且本案已涉嫌犯罪错误。公安确已将此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详见再审新证据2）。一审认定“伊东大庙渠煤矿、伊东集团提交的公章印文并不具有唯一性”、二审认定“因为伊东大庙渠煤矿提供的样本印章为2011年7月5日申请重新刻制的公章，故无法排除该公章系之前使用之公章的可能，亦无法排除伊东大庙渠煤矿或其实际控制人另行刻制并使用公章的可能性”，纯属主观臆断，毫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经查实确认《保证发货函》上的公章系有人恶意伪造，且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并作为刑事案件正式立案。二审认为“立案告知书及受案回执不符合刑事案件正式立案的告知材料，且登记文号反映为治安案件”与客观事实不符。2、一二审均以《保证发货函》系沈张法交给蓝丰公司为由，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但到底是不是沈张法交给蓝丰公司至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沈张法并未出庭作证，仅凭蓝丰公司和普安公司一面之词不能证明系沈张法交蓝丰公司。函上只有假章，没有任何人签字。3、即便能够查实《保证发货函》是沈张法交给蓝丰公司，也还需查明究竟是谁伪造了公章，由此才能确定该函的效力。若查实是普安公司或沈张法为骗取蓝丰公司预付款，伪造公章只不过是犯罪手段而已。三、关于《保证发货函》的效力是否及于伊东集团，原判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超出诉请等严重错误。（一）蓝丰公司不是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1、原审认定《保证发货函》系沈张法交给蓝丰公司的事实无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存在。2、蓝丰公司取得《保证发货函》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原审认定蓝丰公司为善意相对人完全违背了表见代理的认定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买卖合同的缔结、保证发货函的获取，蓝丰公司一直都是与普安公司在联系，从未有与伊东集团或伊东大庙渠煤矿有过沟通联系。买卖合同也由沈张法作为普安公司代表签字。故蓝丰公司一开始就明知沈张法代表的是普安公司。即便蓝丰公司相信了沈张法“二采区矿长”的头衔，也应清楚二采区只是其中一个划分采区而已，沈的身份不足以对外代表大庙渠煤矿。在沈张法无任何授权书或介绍信的情况，函上也无人签字的情况下，蓝丰公司没有充分理由相信沈的行为已获得申请人授权。蓝丰公司未作审核便相信了伪造的《保证发货函》，始终未向申请人进行过任何调查核实，存在重大过错。在普安公司一直未履行发货义务的情况下，蓝丰公司也从未向申请人主张过任何权利，而是自行与普安公司就解约事宜达成多份协议。涉案损失完全是蓝丰公司自身原因造成，与申请人无关。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方面要件。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从未将被代理人的过错认定为构成要件。但本案中，原审以申请人对二采区“疏于管理”为由“推断”出蓝丰公司善意的结论，对蓝丰公司是否善意无过失缺乏充分论述，显属对表见代理制度的错误理解和适用。3、二审仅仅因为伊东大庙渠煤矿在涉案买卖合同签订时的“经营范围为煤炭生产、销售”，便得出“蓝丰公司取得《保证发货函》并无过错，应属善意”的结论，不成立。大庙渠煤矿虽具有煤炭生产的经营范围，但二采区批准施工的仅仅是一个灭火工程而已。不可能产生涉案买卖合同的产能（详见再审新证据3-4）。蓝丰公司作为专业从事煤炭交易的市场主体应该清楚不能借灭火工程之名行滥采滥挖煤炭之实。（二）退一万步讲，即便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无非是承担出具《保证发货函》的责任而已，谈不上返还货款和支付利息。《保证发货函》并不构成债的加入，原判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蓝丰公司明知合同相对方就是普安公司，只不过对货源稳定性存有疑虑，才会在合同中要求提供大庙渠煤矿出具的《保证发货函》。该函的内容只是从源头生产商的交付出发，阐述了一下煤矿产能。充其量是保证可以为合同履行提供足够货源而已，没有作出加入合同履行卖方义务的意思表示。而且前述买卖合同的两个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了合同，并就解除合同的后果重新达成了两份新的协议，约定了还款付息义务，大庙渠煤矿不知情也未参与。也未收到过货款或要求发货的通知。原审一方面认定《保证发货函》构成债的加入――即大庙渠煤矿成为了合同卖方，另一方面又认可蓝丰公司与普安公司两家协商一致即解除了买卖合同的效果，自相矛盾。若《保证发货函》构成债的加入，买卖合同就有三方当事人，合同的解除就应当获得大庙渠煤矿的同意才对，否则蓝丰公司与普安公司协商一致解除了合同并约定了相应后果，就应视为免除了大庙渠煤矿的发货义务和责任。（三）二审法院一方面延续了一审关于债的加入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援引保证责任相关法条来论述申请人的责任，自相矛盾。即便《保证发货函》内容构成保证发货之意思表示，申请人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1、二审认为判决并未加重伊东大庙渠煤矿的责任，实际上是将《保证发货函》的性质认定为保证而非债的加入，并援引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关于主债务条款变动如果减轻保证人债务的保证人仍应担责的规定。但依照《担保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伊东大庙渠煤矿作为伊东集团的分支机构，在未经授权情况下出具的保证函依法无效。2、涉案买卖合同解除后，在未经申请人确认的情况下，《协议书》和《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无论是否加重了申请人的责任，对申请人均不产生约束力。因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保证发货函》明确约定承担的仅仅是保证发货的义务，故关于保证责任的承担方式是约定得很明确的，属于该条规定的例外情形。3、更何况，2012年5月25日《协议书》及2012年11月1日《还款协议》完全变更原买卖合同的内容，明显加重了大庙渠煤矿的责任。（1）根据《保证发货函》的内容，即使解释为担保函，大庙渠煤矿至多仅就买卖合同项下发货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协议书》和《还款协议》将原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变更为返还预付货款、赔偿损失和支付利息的给付金钱义务，明显加重了大庙渠煤矿的责任。（2）原买卖合同并未约定损失赔偿的计算标准，也未约定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协议书》和《还款协议》约定100万元损害赔偿金和高达3％／月的利息明显已超出了主合同的范围，加重了大庙渠煤矿的保证责任。4、如前所述，蓝丰公司取得《保证发货函》时明显存在过错，故即便伊东集团承担保证责任，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也不应超过普安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四、蓝丰公司一审诉请是要求四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审是基于债的加入的认定判令伊东集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超出诉请。现二审既然是基于保证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就不应再维持原判，而应改判伊东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否则同样属于判决超出诉请。综上，原判存在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项规定的再审事由，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本案中，两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项内容，分属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等情形。本院对其再审事由逐项审查如下。
一、关于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再审审查中，申请人提交了四份新证据：1、律师函1份；2、准格尔旗公安局对上述律师函的回复函及附件《立案决定书》；该两证据用以证明，本本案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正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原审法院对《保证发货函》系伪造且本案已正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事实不予确认、并拒绝适用先刑后民原则错误。3、《鄂尔多斯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庙渠煤矿灭火工程开工的批复》，用以证明大庙渠煤矿仅仅是灭火工程，政府要求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大庙渠煤矿灭火工程的施工，并坚决防止借灭火工程之机乱采滥伐、破坏矿业秩序等现象发生的事实。4、《关于移交内蒙古伊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庙渠煤矿火区治理项目违法占用土地案件的函》，用以证明：普安公司在明知大庙渠煤矿二采区仅被批准实施火区治理项目的情况下，借火区治理工程之名，行非法占地、非法采矿之实，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已立案查处并因其涉嫌犯罪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经审查，证据1即律师函反映，申请人委托律师于2015年7月20日向准格尔旗公安局就相关问题作征询。证据2公安回函针对律师函回复，经初步核查确认存在有人故意伪造公章的犯罪行为，已将此案立为“伪造公司印章”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目前仍在进一步侦查中，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根据该两份证据，结合二审中准格尔旗公安局给二审法院的致函、刑事程序相关材料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公章问题公安确已立案。但从证据2公安回函内容看，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侦查并无实质性进展。鉴于尚无确切证据证明本案涉嫌犯罪，且公安机关也未要求法院移送案件，故原审未移送或中止诉讼，并无不当。该两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证据3系2008年11月12日印发的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对鄂尔多斯市煤炭局的批复，内容虽涉及“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庙渠煤矿灭火工程”，但据申请人原审陈述，大庙渠煤矿共分三个采区，故仅凭该批复并不能确认其所指的灭火工程是否就是本案所涉用以供货的伊东大庙渠煤矿二采区，也不能证明伊东大庙渠煤矿仅仅是灭火工程。且根据工商材料，2011年伊东大庙渠煤矿在本案买卖合同签订之时，其经营范围为煤炭生产、销售。2008年的批复也难以证明2011年的状况。证据4系准格尔旗国土局于2013年7月20日致准格尔旗公安局的《关于移交内蒙古伊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庙渠煤矿火区治理项目违法占用土地案件的函》。申请人举证目的系用以证明普安公司在明知大庙渠煤矿二采区仅被批准实施火区治理项目的情况下，借火区治理工程之名，行非法占地、非法采矿之实。但根据函件内容，系因相关灭火项目“违法占用农用地面积较大、涉嫌触犯《刑法》有关规定”而移送公安处理。并未反映非法采矿的事实。况且灭火项目所在地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其举证目的不能实现。综上，再审新证据难以推翻原判。两申请人第一个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经审查，原审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缔结、债的加入、合同履行、违约等基本事实，有买卖合同、《保证发货函》、款项支付凭证、解约协议、申请人相关文件及管理合同等证据佐证，有相应的依据。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保证发货函》出具的事实及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原审认定《保证发货函》构成债的加入，申请人对此提出质疑。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审查明，案涉合同签订时，伊东大庙渠煤矿二采区属普安公司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普安公司总经理沈张法被任命为伊东大庙渠煤矿二采区矿长，伊东集团就此收取管理费。虽然申请人否认上述事实，但对于原审据以认定该等事实的《矿井安全管理合同》、《统一核算协议》、《统一销售协议书》等证据，在原审中明确签订过该些协议，只是内容与蓝丰公司提交的不一致。但其始终未能提交其持有的协议版本。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认定上述事实符合证据规则。其次，本案买卖合同中即明确载明要求伊东大庙渠煤矿出具保证发货函。可见蓝丰公司系基于对普安公司拥有煤矿源头产能的信赖，才与后者签订买卖合同，对于蓝丰公司的合理信赖应予保护。再次，从文义看，《保证发货函》在对蓝丰公司与普安公司缔约事实确认的前提下，明确表明保证2012年全年完成沫煤发货量150万吨以上，还明确表示保证合同约定的数量和质量。其内容中具备了保证发货的承诺，可视为伊东大庙渠煤矿愿意与普安公司共同履行《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卖方义务。原审认定属于债的加入有相应依据。再其次，虽然后续解除买卖合同的相关协议未有申请人的参与，但因申请人仅系债务加入，故合同之解除只会减轻申请人的负担。故虽其未参与合同解除之协商，并不损害其利益。原判亦未要求申请人承担后续解除协议新设定的义务。申请人以其未参与解除协议的协商为由否定债的加入的成立，理由不足。最后，鉴于普安公司实际经营伊东大庙渠煤矿二采区的事实以及沈张法的特殊身份，蓝丰公司有理由相信沈张法出具《保证发货函》的行为代表伊东大庙渠煤矿。虽然《保证发货函》上的公章经鉴定与申请人提供的样章不一致，但若要求蓝丰公司识别公章的真伪则过于苛刻。原审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系其裁量权的运用，有相应的依据。至于申请人提出的《保证发货函》是否沈张法提交并无证据的质疑，虽然沈张法本人未到庭陈述，但蓝丰公司和普安公司在原审中均确认系沈张法出具的保证函，且沈张法、蓝丰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民华在公安笔录也明确反映了保证函的交付过程。故原审认定沈张法提交了保证函有相应的依据。综上，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有相应依据，认定《保证发货函》构成债的加入，并依表见代理之法理判令伊东集团共同承担返还预付款的违约责任，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至于申请人提出的“二审法院一方面延续了一审关于债的加入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援引保证责任相关法条来论述申请人的责任，自相矛盾。即便《保证发货函》内容构成保证发货之意思表示，申请人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理由，实为其对二审判决理由的误读。申请人认为，二审认为蓝丰公司主张伊东集团清偿预付款并未加重其责任，这里实际上是将《保证发货函》的性质认定为保证而非债的加入，并援引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但经查，二审判决并未援引担保法的法条，也未认定本案系担保关系。其判决理由系指，《保证发货函》可视为伊东大庙渠煤矿愿意与普安公司共同履行买卖合同的卖方义务。虽然其后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解除合同的两个协议，但蓝丰公司只是主张申请人就未发货部分的预付款及利息承担责任，结合《保证发货函》的内容，未加重申请人的责任。申请人对判决理由的理解有误。该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申请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申请人认为，有人伪造了伊东大庙渠煤矿的公章炮制出一份《保证发货函》才使两申请人无辜受牵连。经审查，虽然《保证发货函》上的公章经原审鉴定与申请人提供的样章不一致，但仅据此尚不足以认定证据伪造之事实。有关公安机关虽就公章问题以“伪造公司印章”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但根据申请人提交的公安机关的回复函载明，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以确定犯罪嫌疑人”。故申请人关于案涉主要证据伪造的主张，依据不足。至于申请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当事人的调查取证申请应在诉讼中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人在再审审查阶段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缺乏依据。故申请人关于原判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再审事由，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申请人认为，蓝丰公司一审诉请是要求四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审是基于债的加入的认定判令伊东集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超出诉请。经查，蓝丰公司一审起诉认为，就案涉款项，其已多次向四被告催讨，但四被告至今分文未还，故而起诉。且其提出诉请时，均明确表述由“四被告”支付或承担。可见其是将四被告列为同等地位，并未区分主债务人或次债务人。一审判令伊东集团共同还款并未超出原告诉请。至于申请人提出二审是基于保证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就不应再维持原判，而应改判伊东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否则同样属于判决超出诉请的主张，也系对二审判决理由的误读。上文已有阐述，二审并未援引担保法律法规，仍是按债的加入来认定申请人的民事责任。故申请人关于原判决超出诉请的再审事由缺乏依据。
综上，伊东集团、伊东大庙渠煤矿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伊东集团和伊东大庙渠煤矿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詹 巍
代理审判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