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3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显恩。
委托代理人许顺家，四川尽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林。
委托代理人刘枞，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科，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建。
委托代理人刘枞，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科，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念。
委托代理人刘枞，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科，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显恩因与被上诉人杨文林、刘洪建、刘洪念（以下简称杨文林等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的（2012）川凉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显恩及其委托代理人许顺家，被上诉人杨文林、刘洪建、刘洪念的委托代理人刘枞、潘科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刘显恩向本院申请鉴定，依法扣减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西昌市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西昌信用社）为规避金融机构不准投资的规定，通过凯丽莱酒店（西昌信用社是凯丽莱酒店的主要股东）到海南投资生态农业项目，并确定由自然人去海南成立公司，公司成立后流动资金由信用社提供。为了实现此目的，由时任西昌信用社主任刘绍全负责实施。刘绍全就邀约同族刘显恩及袁立荣到海南海口成立了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西昌公司）。由于成立公司须两名以上股东，因此在申请注册时将刘绍全及刘显恩登记为股东，出资比例：刘绍全为160万元，占80％股权，刘显恩为40万元，占20％股权，袁立荣未登记为股东。但验资证明明确是以土地使用权作价2247000元作为出资。公司成立后由刘显恩、袁立荣在海南负责经营管理，在此期间刘显恩、袁立荣分别向公司投资7万元。由于无效益，刘绍全在经营期间又向公司垫支100多万元，由刘显恩出具了收条。2008年，西昌信用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2001）335号文件精神，对该社在海南的投资进行考察后作出了处置意见：由刘绍全归还西昌信用社投入的220万元，即由刘绍全自己负责经营管理。至此，西昌信用社从海南西昌公司脱离。2008年9月16日，袁立荣也从刘绍全处将投资退回。由此，该公司实际只有刘绍全、刘显恩两名股东，但双方未将垫资、投入作任何清理，仍然继续维持公司经营。后刘显恩因被电击影响视力，离开海南回到西昌。2010年，海南科技学校因需要土地与海南西昌公司达成协议，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份。此时刘显恩已不在海南，由刘绍全个人负责处置该股权，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处置后，刘绍全回到西昌于2010年10月3日与刘显恩对海南西昌公司处置的股权作了了结。并由刘显恩向刘绍全出具了有其签名及捺印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刘绍全工商银行存款壹佰万元正，卡号：6222082320000045390，作为在海南所有事情一次性了断，今后不在有任何要求（按入股分承应得贰拾肆万，含本金7万元，多付柒拾陆万元）。”之后，双方相安无事。2011年3月，刘绍全因事故遇难死亡，而后刘显恩找到刘绍全的三个继承人杨文林等人，要求按公司注册的股份比例20％分配海南西昌公司处置后的资金，即应得400多万元。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审理中，刘显恩于2012年7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申请对2010年10月3日的《收条》上的指纹及签名进行鉴定。对此，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出来后，刘显恩多次找到鉴定单位。2013年5月16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致函原审法院，撤回所作的《鉴定意见书》。之后，原审法院多次以《告知笔录》及通知方式向刘显恩进行诉讼释明，但刘显恩始终坚持不再申请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确认之诉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在海南投资的基本事实均无异议，但对海南西昌公司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处置后如何进行分配发生纠纷。杨文林等人认为刘绍全与刘显恩已按实际投资进行了分配，而刘显恩认为应按海南西昌公司申请注册时其所占的股份比例，即20％进行分配。对此争议，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刘显恩出具的收条内容表明，刘显恩与刘绍全对在海南投资的法律关系已经作了彻底了结，双方的合作事务也已终结。该《收条》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收条》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此予以确认。虽然刘显恩以不是自己签字、捺印作为理由抗辩，但当鉴定意见出来后又以各种理由数次找到鉴定单位，致使鉴定单位向法院发函撤销鉴定。后经再三释明，刘显恩均坚持不再申请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显恩对《收条》提出的异议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杨文林等人要求刘显恩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的诉求，由于未举证证明刘显恩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对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杨文林等人要求确认在海南西昌公司中，刘绍全实际持有96.82％的股份，刘显恩实际持有3.18％的股份的请求，鉴于刘显恩于2010年10月3日签名的《收条》中载明相关分配及合作事宜已经了结，因此，对双方在海南西昌公司的投资比例关系不再予以确认，对杨文林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刘显恩抗辩要求追加海南西昌公司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的请求，由于本案争议在于双方当事人对公司处置后的分配产生纠纷，海南西昌公司与双方争议事项及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无关，刘显恩的申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对刘显恩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刘显恩提出的杨文林、刘绍全与刘显恩于2009年4月17日分别签订的《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无效的抗辩理由，因刘显恩未提起反诉，无独立的诉讼请求，按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刘显恩的上述抗辩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
据此，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经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笫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显恩于2010年10月3日出具的收条中所载明的分配内容合法有效；二、驳回杨文林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杨文林等人负担8800元，刘显恩负担5000元。
宣判后，刘显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杨文林等人请求确认刘绍全与刘显恩就海南西昌公司股权转让后依据双方实际投资份额作出的分配合法有效。根据（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和（2013）川凉中民终字第62号民事裁定可知，刘绍全与刘显恩之间不存在股份转让。所以，刘绍全支付给刘显恩的并非杨文林等人所称的按投资份额作出的分配。原审判决依据当事人之间的《收条》就判定内容合法有效，这与杨文林等人的诉讼请求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海南西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刘显恩是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此，刘绍全与刘显恩之间的行为与公司无关，刘绍全私下支付给刘显恩的款项，不能认定为与公司的合作事务终结。本案的证据显示，股份转让所得2360万元，刘显恩占公司20%的股份，至少应得452万元。即使《收条》真实存在，刘绍全仅支付100万元，明显是显失公平，刘显恩可以依法申请撤销该《收条》的内容；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杨文林等人应当举证证明股权分配是合法的，但其提供的证据仅有《收条》。该《收条》是杨文林等人通过技术合成的，刘显恩未写过该《收条》。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要求刘显恩举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判决驳回杨文林等人的诉讼请求。
杨文林等人答辩称：一、是否是真实的股东，享有股权，应当看是否实际出资，而不是工商登记，工商登记仅仅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刘显恩并未举证证明其投资的金额，其以工商登记其有20%的股权而要求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是不成立的；二、关于海南西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的问题，刘显恩在向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已经说明，其与刘绍全协商后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三、关于（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协议无效与本案的关系问题。因为当时海南西昌公司经营不景气，刘绍全一直在垫资运作。刘显恩要回西昌，故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宜由刘绍全夫妇在负责。股权转让后，刘显恩享受了股权转让的收益，还出具了《收条》，了结其在海南西昌公司的事情。其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两个协议的效力与本案无关；四、关于本案鉴定的问题。原审过程中，经鉴定，《收条》上的签字及手印均是刘显恩的。刘显恩称《收条》是高科技合成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刘显恩对原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刘绍全向海南西昌公司出资。其认为公司成立时系以土地作价出资，刘绍全并未实际出资或垫资；2.袁立荣向海南西昌公司出资。其认为袁立荣不是股东，是普通工作人员；3.海南科技学校收购海南西昌公司的股份，刘显恩知情。其认为当时其已经回西昌，对此事不知情，是刘绍全个人在处置。对上述事实的异议，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认定。对原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2012年9月27日，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显恩与杨文林、刘绍全于2009年4月17日签订的《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无效。该案中，刘显恩系原告，杨文林等人系被告。其上载明“原告诉称，原告与刘绍全于2001年1月18日共同出资成立了‘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原告出资40万元，占20%的股权；刘绍全出资160万元，占80%的股权，经海南省工商登记注册......2010年7月，原告与刘绍全协商后将公司的股权以2360.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他人，并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分配股权转让款......”
针对上述判决，杨文林等人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杨文林等人自愿撤回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川凉中民终字第62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的申请。（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已生效。
（二）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刘显恩答辩称其于2010年7月与刘绍全协商后将公司的股权以236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并按各自的股份比例分配股权转让款。
（三）在本案原审过程中，2012年10月10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收条》的鉴定问题进行质证。杨文林等人的代理人潘科，刘显恩及其代理人陈伯华到庭参加质证。刘显恩表示同意对杨文林等人提供的《收条》原件进行鉴定，并就鉴定事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作出鼎诚司鉴（2012）文痕鉴字第123、124、125号《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文痕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0年10月3日《收条》上签名及指纹系刘显恩书写及捺印。
2013年5月16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向原审法院出具《关于撤回鼎诚司鉴（2012）文痕鉴字第123、124、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函》（鼎所发（2013）第32号），其上载明：“......2013年1月30日，刘显恩一行因对鉴定结果及法院委托的鉴定项目存有异议，来我所索回全部鉴定费用30000元，及差旅费用2800元，共计32800元，并要求我所对其在鉴定项目上的疑问进行书面回复......按司法鉴定先收费后出具报告的基本原则，在本函送达贵院时，即撤回鼎诚司鉴（2012）文痕鉴字第123、124、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三份鉴定报告自始的法律效力即行终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使用以上三份报告，使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
（五）刘显恩在二审过程中，申请对《收条》进行鉴定，本院对其申请予以准许。2014年12月8日，本院技术室出具《委托鉴定案件退卷函》（川高法技（2014）函字第28号）。其上载明：“你庭所送上诉人刘显恩与被上诉人杨文林、刘洪建、刘洪念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经当事人双方协商选择，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国家级鉴定机构）承接该鉴定事项。2014年12月2日，我室派员将相关鉴定材料送鉴定机构初审，机构认为鉴定要求所述《收条》是否合成及确定签名、指纹与打印文字形成的时间，该机构未开展此项业务，无法鉴定。同时，在当事人怀疑《收条》系合成的情形下，做指纹和签字的真实性没有意义，若只是确定字迹是否为亲笔书写，指纹是否为印泥所捺也没有必要。鉴定人与申请方刘显恩的代理人许顺家律师电话交流后，再由许律师与当事人沟通，最终回复当事人确定不鉴定。为此，现将案件相关鉴定材料退回，请查收。”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显恩与刘绍全就海南投资事项是否已经全部了结。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以及刘显恩在原审中的答辩都载明：2010年7月，刘显恩与刘绍全协商后将海南西昌公司的股权以236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他人，并与刘绍全约定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分配股权转让款。这说明刘显恩对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以及转让的金额都是明知的。本案中，杨文林等人主张在海南投资事项问题上已经与刘显恩全部了结，并提供了刘显恩签字捺印的《收条》予以证明。刘显恩要反驳对方的主张，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刘显恩在一、二审中均提出对《收条》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过程中，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收条》的原件进行质证，刘显恩认可该《收条》系原件。但在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作出该《收条》上的签名及捺印均系刘显恩所为的鉴定意见后，刘显恩多次找鉴定单位，之后鉴定单位撤回了《鉴定意见书》。经一审法院多次向刘显恩释明，其表示不再申请鉴定。二审中，刘显恩转而否认《收条》的真实性，并申请对《收条》是否是高科技合成的等事项进行鉴定。经当事人双方协商选择，确定由国家级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承接该鉴定事项。鉴定机构回复称，该机构未开展此项业务，无法鉴定，经与当事人沟通，最终回复是刘显恩确定不鉴定。因此，刘显恩仅是否认《收条》的真实性，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收条》载明的内容是刘显恩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收条》载明的内容，表明刘显恩自愿接受刘绍全支付的100万元作为海南投资事项的一次性了结。
本案一审中，因刘显恩对《收条》提出的异议主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刘显恩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海南西昌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第三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刘显恩也获得了相应的权益。刘绍全与刘显恩之间是否存在股份转让以及刘显恩之前在海南西昌公司占有股权份额的多寡都不影响刘显恩在海南西昌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获得相应对价自动退出公司的行为。原审判决依据《收条》认定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刘显恩是在与刘绍全协商后，共同将海南西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与其所称的股东抽逃资金并无关系。刘显恩在股权转让后获得相应的对价，证明其与海南西昌公司之间的事务已经完结。至于其在上诉理由中所称该《收条》显失公平，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显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周述蓉
代理审判员 何 杉
代理审判员 梅华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Ｘ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