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9民终27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建来，男，1983年2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响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浙江仁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范县支行，住所地在河南省范县新区十字坡大道路东。
负责人：张谦，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和耀，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宏杰，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响水弘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区灌潮一路8号。
法定代表人：富玉琴，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树东，响水县新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响水富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响水沿海经济区灌潮一路8号。
法定代表人：富玉琴，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秦建来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范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范县支行）、原审第三人响水弘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圣公司）、响水富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1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秦建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并承担从诉讼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王宪伟签名盖章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出具的保兑保函由王宪伟亲笔签字并盖章，王宪伟作为时任行长暨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代表被上诉人。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据此，被上诉人应就王宪伟的行为向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二、关于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对于票据和保函是犯罪分子所造，被上诉人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观点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和王宪伟的涉嫌犯罪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刑事犯罪不影响被上诉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三、关于保兑保函系独立保函性质。被上诉人出具的保函系独立保函，原则上无需对基础关系进行审查。且保函中也明确提到对收款人和承兑人的基础关系已经过审查，并对基础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担保。从保兑保函的内容和形式看，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三条第三款独立保函情形之一的规定。独立保函，是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开立人，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支付特定款项或在保函最高金额内付款的承诺。本案被上诉人出具的保兑保函的内容也完全符合该定义。理由如下：保兑保函不仅仅对汇票债务提供了担保，重要的是还载明对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票据的合法有效性等进行了担保，所以说这是不依附于主合同的独立担保。本案担保函具有见索即付的特性。见索即付的保函在金融届被称为“保函即现金”，银行为第一性的付款义务人，即“先付款，后争议”。银行向受益人付款后，再行向申请人（债务人）追偿。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关系，上诉人仅承担出示单据的义务，且该规定明确提到如果当事人以独立保函记载了对应的基础交易为由，主张该保函性质为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的因主合同无效而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独立保函具有独立性，基础关系在本案中不应该是审查的重点也不影响被上诉人根据保兑保函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四、关于上诉人善意取得票据及保函的问题，上诉人并不知悉王宪伟等人的犯罪行为，对票据前手的交易关系也不了解，上诉人是从弘圣公司富春一处背书受让相关票据和保函，所谓的开票费135万元只是富春一向其借用的用于向兴泰公司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的款项，且该款项在《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弘圣公司归还欧海林，是本案诉讼标的1000万中的一部分。该款项绝不是购票款，上诉人也绝不存在购票行为，如果上诉人恶意购买票据就不存在由弘圣公司书面约定归还欧海林该款项的道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合法、善意持有有效的票据和具有独立性质的保兑保函，被上诉人应根据保兑保函的内容支付上诉人相应的款项。
被上诉人工行范县支行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活动，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王宪伟伪造银行印章出具虚假保兑保函、骗取款项归其个人使用的行为，王宪伟背着工行范县支行伪造的公章，完全是其个人私利骗取他人财物，工行范县支行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并未因犯罪行为而形成损失。上诉人起诉的债权，形成在虚假票据和保兑保函的出具之前，并非王宪伟伪造保兑保函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因犯罪行为带来的损失，是郜金伟、王宪伟一方所骗取的140万元购票损失，而郜金伟已经对上诉人等人偿还了185万元，完全弥补了上诉人的损失。依据该条款规定，工行范县支行不应当承担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法律情形，应当理解为合法框架下、正常签订合同，而不是第五条规定非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本案中的保兑保函系王宪伟伪造形成的，属于犯罪行为并非合法框架下的合同；王宪伟伪造保兑保函骗取财物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并非出于单位利益的考虑，上诉人引用该规定是完全错误的。三、王宪伟伪造保兑保函的内容是连带责任保证，不是独立保函，应当使用担保法的规定。上诉人所持有的保兑保函是王宪伟私刻工行范县支行公章伪造形成的，充其量是王宪伟个人实施的一种无效保证，上诉人在一审时要求工行范县支行承担民事保证责任，能够说明上诉人所持有的保兑保函并非独立保函。独立保函，是见索即付的保函，该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保函申请关系，不以基础关系、保函申请关系是否履行等为前提，保函相对方只要持有保函约定单据就必须无条件付款。而本案保函承担付款责任的前提，是“若承兑人不能足额兑付票款时”才产生付款责任，本案保函显然未独立于银行承兑法律关系，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独立保函应具备的法律情形。四、王宪伟签名、盖章是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工行范县支行不应承担责任。保兑保函上“工行范县支行”印章，系王宪伟等人为了个人私利伪造形成的假印章，不能代表工行范县支行。王宪伟等人伪造公章骗取财物的行为，已被濮阳市人民法院定性为犯罪行为，其行为不是为工行范县支行利益实施的行为，王宪伟等人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工行范县支行无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分支机构是不能对外担保的。工行范县支行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县域级分支机构，不具有对外担保权利。王宪伟作为支行行长当然也不能对外担保。工行范县支行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也无对外担保的业务，王宪伟不能超过营业范围进行担保。秦建来声称其查看了营业执照，其应当是明知的。五、上诉人协同他人以320万元购买7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包括本案涉及的汇票），明知是假票仍要买，存在主观恶意，不是善意持票人，系知假买假、意图以假换真、诈骗银行。（2017）豫09邢终109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第（三）项以及涉案人的刑事笔录，能够证实上诉人所持有的票据和保兑保函系上诉人等人出资320万元购买了3500万元的票据和保函的一部分。上诉人取得票据和保函的手段不合法、目的也不合法，并非善意取得，其无权主张任何权利，工行范县支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明知富春一不具备还款能力，根本无能力向开票人给付3500万元的货物，明知富春一未向开票人付货，不可能和开票人形成3500万元的购货、票据关系。在明知没有交易背景的情况下，伙同他人仅支付开票费就得到7000万元的票据。上诉人对富春一仅有所谓的800多万元的债务，却得到了2000万元的汇票、保函，且一审程序最初诉讼请求要求我行赔付2000多万元款项，意欲在其债权以外多收1000多万元，存在诈骗犯罪行为。综上，上诉人所持有的保兑保函是王宪伟个人私刻银行印章伪造形成的，其个人已经构成犯罪，该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涉案保兑保函是王宪伟个人构成刑事犯罪的犯罪物，是其个人实施的一种无效民事保证，并非独立保函；上诉人取得虚假保兑保函并非善意，而是以超低价购买而来，是一种恶意诈骗行为。上诉人起诉债权并非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工行范县支行对此不承担付款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弘圣公司述称：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第三人弘圣公司与案外人欧海林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原审第三人富宝公司未陈述。
秦建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范县支行承担保证责任支付秦建来20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秦建来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工行范县支行承担。审理过程中，秦建来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判令工行范县支行支付秦建来10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建来与欧海林合伙挂靠江苏百邦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第三人弘圣公司的建筑工程。2014年7月3日，欧海林（甲方）与富春一、富玉琴（弘圣公司法人代表）（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此确认，在此协议签订之日前，乙方所欠甲方全部债务包括工程款和个人借款按甲方计算1198万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甲方工程款及全部债务一次性处理价830万元。甲方自愿放弃其余的余款。还款期限及方式：自签订协议之日起10日内，乙方还清所欠甲方全部债务合计830万元人民币（含汪加洪电费50万，江苏银行贷款50万元在内）。在乙方交付给甲方全部欠款时，甲方将全部借据完整交付乙方。注：830万元加欧海林垫付开票135万加陈尚飞借款35万元，合计1000万元，潘中华代收陈尚飞的35万元。后秦建来取得编号为20700352、20700359的商业承兑汇票和保字2014-44号保兑保函。
编号为20700352的商业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3日，付款人为河南兴泰盛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泰公司，账号为17×××80、开户银行为工行范县支行），收款人为富宝公司，出票金额为100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月2日，交易合同号码为XT2014-07-03，在出票人签章栏注明“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并加盖富宝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富玉琴章，在承兑人签章栏注明“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兴泰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郜金伟章，在背书人签章栏加盖富宝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富玉琴章，被背书人栏空白。
编号为20700359的商业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7月2日，其余内容与编号为20700352的商业承兑汇票载明的内容一致。
保函编号为保字2014-44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载明，兹有工行范县支行开户企业：兴泰公司签发并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合计共2笔，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商业承兑汇票明细如下：20700352、20700359。工行范县支行自愿为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提供保证担保，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出真实、合法、有效，具有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背景，并保证承兑人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足额票款，对此，工行范县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我行保证：在持票人持有的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若承兑人不能足额兑付票款时，工行范县支行将无条件地代为支付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记载的全部款项。保证期限：自2014年7月3日至持票人全部收回上述商业承兑汇票票款为止。兑付时间：自2015年7月2日起任何时间来我行兑付。保证范围：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记载的承兑金额、因承兑人违约产生的利息、罚息、损害赔偿金及持票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本保函不可撤销、不可转让，工行范县支行指定持票人为唯一受益人。保函上，工行范县支行的章印系伪造的。
2017年8月30日，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刑终10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7月份，经周锋（已判刑）联系，富春一等人来到濮阳，以富宝公司的名义从郜金伟处开具无真实贸易关系的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保兑保函，票面金额共计3500万元。郜金伟提出收取4%的开票费，周锋告知富春一需要10%的开票费。富春一与债权人汪加洪、欧海林、李政签订了由潘中华担保，富春一以能融资的2500万元面值的商业承兑汇票抵账的协议。富春一告诉三人开具的是25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开票费为15%，共计320万元。2014年7月初，富春一交给周锋两张名为李政的银行存单，共计60万元；同月12日，汪加洪、欧海林、李政将筹集的260万元转给富春一之妻富玉琴，富玉琴随即转给了周锋，后周锋将郜金伟伙同周多文、王宪伟伪造的商业承兑汇票及保兑保函交给富春一等人，周多文带领周锋等人到工行范县支行找王宪伟核行。周锋共支付给郜金伟140万元，剩余的180万元被其占为己有。后经索要，郜金伟退还现金140万元和折价45万元的三辆汽车，共计185万元。判决：王宪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郜金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秦建来从郜金伟退还的185万中取得55万元现金。
秦建来、富宝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富宝公司在向兴泰公司供应钢材之前，兴泰公司开出本案两张各1000万元，每张兑付日期6个月，一年后能实际兑付。
一审法院认为：是否支持秦建来的诉求，涉及以下问题，一、兴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郜金伟开具的编号为20700352、20700359的商业承兑汇票并无真实的交易，王宪伟出具保兑保函时虽系工行范县支行行长，但其出具的保兑保函并非履行职务，而是伪造单位章印出具，系犯罪行为，不能代表工行范县支行的意思表示，故保证合同未成立。二、秦建来与弘圣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发生在保兑保函出具之前，该债权债务的发生与王宪伟出具保兑保函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王宪伟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三、王宪伟私刻工行范县支行的公章伪造保兑保函的行为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工行范县支行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对秦建来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秦建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秦建来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秦建来提供视频光盘，证明收到案涉票据向承兑人请求付款不能之后，向被上诉人主张相应的权利。当时王宪伟作为工行范县支行的行长，证实了涉案的保兑保函是由工行范县支行处出具。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保兑保函确系工行范县支行的行为。被上诉人工行范县支行质证认为，对视频光盘中是王宪伟本人没有异议，但是其认为上诉人秦建来并未出示其身份，王宪伟明确陈述应当找开票人主张权利，富宝公司未与兴泰公司形成真实的贸易关系，富宝公司无此票据权利，上诉人秦建来无权利向银行核行。
本院经审核认为，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视频资料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当时到工行范县支行王宪伟处核实相关材料的情况，不能达到上诉人秦建来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一、保兑保函的性质是否属于独立保函；二、王宪伟出具保兑保函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工行范县支行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保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保函性质为独立保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函未载明据以付款的单据和最高金额的除外：（一）保函载明见索即付；（二）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等独立保函交易示范规则；（三）根据保函文本内容，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案涉保兑保函载明，保证该商业承兑汇票的开出真实、合法、有效，具有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背景，我行保证承兑人在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足额票款，对此，我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见，该保函并未有上述条款规定的见票即付等字样，明确表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案涉保函应当属于保证承诺，不符合独立保函的相关规定，不属于独立保函。二、保兑保函上加盖的是伪造单位章印，不能代表工行范县支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未成立并无不当。王宪伟出具保兑保函时虽系工行范县支行行长，但其出具的保兑保函并非履行职务，系犯罪行为，且上诉人秦建来在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中陈述取得案涉票据及保函支付了开票费，并从郜金伟处退还了部分开票费，故上诉人秦建来主张王宪伟系职务行为，要求工行范县支行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秦建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平
审判员 张 雷
审判员 陈 娴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