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株中法民四再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68号江南商城商务宾馆5010号。
法定代表人康健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忠良，株洲市中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绍樵，女，192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市人，系株洲市文化局离休干部，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委托代理人晏才柯（系何绍樵之子），男，195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市人，株洲市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经理，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上诉人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公司）与被上诉人何绍樵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6日作出（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何绍樵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再审后于2011年7月26日作出（2011）芦法民一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查后，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2）株中民法一申字第20号裁定书，指令该案由原审法院再审。原审法院依法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芦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金冠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忠良，被上诉人何绍樵的委托代理人晏才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何绍樵所有的房屋位于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63号3栋201号（株房权证株字第000209**号）。2006年，金冠公司（2009年8月13日前名称为湖南隆庆置业有限公司）拟对原告的房屋进行拆迁。由于原告何绍樵年龄较大，行动不便，为办理房屋的评估拆迁事宜，2006年11月14日何绍樵向其子晏才柯出具委托书，称“兹委托我儿子晏才柯全权负责商量如何处置本人在影剧院私房住房3栋201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乙方）与金冠公司（甲方）签订《拆迁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乙方房屋座落于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63号3栋201号株房权株字第00020935号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89.96平方米。二、产权调换：1、按乙方被拆迁房屋产权证所注明的建筑面积在甲方开发建设的本项目内进行115平方米面积住宅产权调换。2、乙方只能选择同等面积住宅作为产权调换。如选择的住宅面积超过乙方被甲方拆迁房屋面积在10平方米（含）以内的，甲方按开发成本价2850元／㎡销售给乙方；超过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按甲方销售单套一次性付款的销售价格，再优惠1个百分点销售给乙方；对少于约定的面积部分，按房屋补偿单价对不足部分建筑面积给予货币补偿。3、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内，甲方应将质量验收合格的新建房屋交付给乙方。乙方的过渡期为新房交付后延长两个月等；三、安置办法：1、对乙方的被拆房屋，以双方协商的面积为准，同面积返还住房，在原地址开发项目内按先建设、后安置的办法安置等。
协议签订后，原告认为其未授权晏才柯签订《拆迁协议书》，晏才柯的代理属无权代理，要求确认《拆迁协议书》无效并拒绝搬迁。另查明，被告于2006年7月28日取得拆许字（2006）第0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未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被告，但该房屋现已被拆除。
原判认为，该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晏才柯于2006年11月16日代理原告何绍樵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否有效。
晏才柯受原告何绍樵的委托后代理其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以其出具的委托书未经公证，且未授权晏才柯签订拆迁协议，因此，晏才柯的代理行为系无权代理，签订的协议是无效协议。但经查明，2006年11月14日，原告已委托晏才柯全权负责房屋的评估、拆迁等事宜，虽然该委托书中未明确委托签订拆迁协议，但委托书已写明房屋拆迁等事宜，按一般常理理解，“房屋拆迁等事宜”就应当理解为与拆迁有关的事情都包括在内，也就包含签订拆迁协议。因此，原告认为晏才柯代理原告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行为系无权代理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晏才柯认为在代理原告与被告签订《拆迁协议书》时，受到欺诈和胁迫，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认为其出具给晏才柯的委托书未经公证，因此，晏才柯持未经公证的委托书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未达到签订合同生效的必备条件。但经原审查明，2006年9月4日“世纪文化广场”项目拆迁协调领导小组向各户送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中要求产权人委托他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应持经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该项规定针对的对象是产权人，也就是被拆迁人，虽然在本案中原告未按此要求办理公证，但由于被告认可原告的行为，并已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签订了协议，且该项方案中并未约定未经公证处公证的授权签订的合同无效。因此，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原、被告在签订《拆迁协议书》后，共同委托评估机构对本案所涉房屋进行了分户评估，双方以自己的行动表示不认可签订的拆迁协议，所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但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由于被告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原告交付房屋，按照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但由于原告在本案中未主张此项权利，原审法院在该案中不予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绍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何绍樵承担。
原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原审再审另查明：
一、2006年10月16日，何绍樵向其子晏才柯出具委托书，称“特请新大地评估事务所对我在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63号3栋201号房屋一套室内装修价值进行评估，特委托我儿子晏才柯全权办理评估事项”。2006年11月2日，何绍樵在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查询并复印产权证明。同日，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与何绍樵共同委托株洲新大地评估公司对房屋及装修部分价值进行评估；二、2006年12月31日，在纠纷未解决的情况下，金冠公司委托株洲市中天拆迁事务所对该房实施拆迁。拆迁时何绍樵之子晏才柯分别于当天两次向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建宁派出所报警。2007年1月6日，何绍樵向株洲市中天拆迁事务所、株洲市公证处申明其不同意其子晏才柯签订的合同，认为涉案《拆迁协议书》无效。2008年4月8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对何绍樵认为《拆迁协议书》无效等问题的申诉作出答复。2009年7月28日，金冠公司与何绍樵达成《室内财物补偿协议》。2010年1月14日，株洲市文化局对何绍樵反映的“房屋拆迁未补偿”问题予以答复；三、新大地公司对何绍樵所有的涉案房屋的估价结果为：在估价时点2006年7月28日的公开市场总价值（包含装修价值）为173144元，其中房地产部分价值为143237元，装修部分价值为29907元；四、与何绍樵同栋的其他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情况如下：1、采用货币补偿方式的3栋101号房屋所有权人郝小平、3栋401号房屋所有权人陈盛章、3栋501号房屋所有权人夏正初、3栋601号房屋所有权人白一等人均得到了二十余万元的货币补偿。2、3栋301号房屋所有权人缪桂芳，房屋面积为89.86平方米，采用产权置换方式，按被拆迁房屋产权证所注明的建筑面积在金冠公司开发建设的本项目内进行同等面积住宅产权调换。
原审再审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代理原告何绍樵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否有效。一、晏才柯具有签订《拆迁协议书》的相应行为能力。在签订拆迁补偿合同之前，何绍樵分别于2006年10月16日、11月14日两次委托晏才柯代理相关事务，其中10月16日出具的委托书是委托晏才柯代理该房的室内装修价值评估事项，11月14日出具的委托书是委托晏才柯代理该房的评估、拆迁事项。即何绍樵授予晏才柯的代理权限在法律性质上为特别授权。晏才柯签订合同时对合同的状况和法律后果也相当清楚。该案何绍樵授权晏才柯全权负责商量房屋评估拆迁等事宜，因此何绍樵应对其代理人晏才柯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拆迁协议书》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拆迁协议书》是晏才柯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拆迁协议事项属于晏才柯的代理权范畴，故晏才柯在代理权限范围内有权独立为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视同何绍樵所作。何绍樵诉称，《拆迁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应为先评估，待确定房屋的房地产价值和装修价值后，再就补偿方式、安置办法等与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协商。虽然何绍樵与金冠公司于2006年11月2日共同委托新大地公司对该房的房地产价值和装修价值进行评估，但在11月16日签订《拆迁协议书》时，评估报告尚未作出。对于晏才柯来说，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和把握表示的方法或手段，如果一定要对房屋的房地产价值和装修价值进行评估，他完全可以拒绝签订协议。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晏才柯只要具备了民事交往应有的注意谨慎就应该或者能够认识到，他的表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可以被理解成为意思表示，而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实际上亦如此理解，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对于晏才柯的信任应该予以保护。三、《拆迁协议书》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拆迁协议书》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1、从合同的主体看，一方为自然人何绍樵，其特别授权儿子晏才柯代理房屋的评估拆迁，委托书授权明确，内容合法。晏才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尽职尽责，没有损害被代理人何绍樵的利益；另一方为法人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6月9日，2006年经相关部门批准在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63号开发建设项目，并于同年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具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2、从合同的客体看，位于涉案房屋属于何绍樵所有，何绍樵对该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3、从合同的内容看，何绍樵享有要求金冠公司交付置换的新房屋的权利，承担旧房屋被拆迁的义务。与同栋的301号房屋所有权人缪桂芳相比（同栋其他被拆迁人是采用货币补偿方式，补偿数额均为二十余万元），何绍樵被拆迁房屋按面积115平方米进行住宅产权调换，而缪桂芳被拆迁房屋是按面积89.86平方米进行住宅产权调换，而二者的旧房面积均为89.86平方米，故何绍樵享有的权利不少于同栋其他被拆迁人。从以上分析可知，晏才柯以何绍樵名义与金冠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行为系有权代理行为，《拆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维持原审法院（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
本案指令再审后，原审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金冠公司在庭审中当庭陈述何绍樵2006年11月14日向其子晏才柯出具的“兹委托我儿子晏才柯全权负责商量如何处置本人在影剧院私房住房3栋201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委托书原件已交给评估机构。
又查明，2006年1月12日由金冠公司（当时为湖南省隆庆置业有限公司）提出了一份《“世纪文化广场”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该方案中“有关事项”第1条：“各被拆迁户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应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有关证件交我公司，以便统一办理注销手续。”2006年9月4日，由“世纪文化广场”建设项目拆迁协调领导小组发布了《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内容：“三、有关事项：1、各被拆迁户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应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有关证件原件交我公司，并带好户口薄及产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份。2、产权人委托他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应持经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审原告何绍樵原房屋的两证现仍在原审原告处，晏才柯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也未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代理原告何绍樵与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否有效。
首先，晏才柯是否有权代何绍樵签订《拆迁协议书》。从何绍樵委托书的文义看，其中“委托我儿子晏才柯全权负责商量如何处置本人在影剧院私房住房3栋201号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的重点是评估，且评估拆迁两词之间没有标点符号，字面意思应理解为委托评估而不是其他事项；从该委托书的用途来看，2006年11月2日，何绍樵与金冠公司已共同委托株洲新大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的房地产价值和装修价值进行了评估，而2006年11月14日的这份委托书，金冠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原件交给了评估公司，金冠公司只留存了复印件，因此也可推定原告出具该委托书是向评估机构出具的，作用是用于评估；从委托事项的常理来看，一般来说，委托他人代办重要事项，应该进行特别授权，而且授权会明确具体。拆迁协议是被拆迁人的重大权益，何绍樵于2006年11月14日出具的委托书中只表述“全权负责”，而没有明确具体授权晏才柯代何绍樵签订拆迁协议，晏才柯仅凭该委托就代签拆迁协议也有悖常理；从“拆迁安置方案”规定的委托他人代签协议的要求来看，“拆迁安置方案”对委托他人代签拆迁协议的行为作了特别规定，即应当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才能代签协议，且明确了签订拆迁协议时应当提供被拆迁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现经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何绍樵2006年11月14日对晏才柯出具的委托书并未经过公证程序，而所涉被拆迁房屋的两证则一直保存在原审原告处，故晏才柯不符拆迁方案中所明确的代理签订拆迁协议的相关条件。因此，原审及原再审判决认定晏才柯有权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证据不足。而且在2006年12月30日，原审被告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拆除原审原告何绍樵房屋时，原审原告也两次报警，显然原告对晏才柯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行为未进行追认。综上，该《拆迁协议书》对何绍樵不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本案《拆迁协议书》的内容是否合法。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方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故按照上述法规规定，应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待评估之后再协商确定拆迁相关事宜，评估结果是签订拆迁协议的前提，而本案《拆迁协议书》签订时，评估机构并未作出评估报告，法规所规定的拆迁中相关补偿内容也未体现在《拆迁协议书》内，可见本案《拆迁协议书》违法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
因此，原审原告何绍樵2006年11月14日出具给晏才柯的授权委托书授权不明，晏才柯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事后未得到何绍樵追认，该协议书对何绍樵不发生效力，且《拆迁协议书》内容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及原再审判决认定《拆迁协议书》有效实属不当，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1）芦法民一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三、确认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与原审被告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无效。
宣判后，金冠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3）芦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对涉案委托书内容和形式的解读于法显著不当。
1、被上诉人因其涉案房屋拆迁事宜于2011年11月14日向其子晏才柯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已载明由晏才柯全权负责房屋的评估、拆迁等事宜，其授权范围显然已包括由晏才柯代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晏才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被上诉人所作出行为的效力依法及于被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晏才柯无权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书》，是对涉案委托书文义的误读，于法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仅委托晏才柯“全权负责”房屋拆迁事宜而没有“特别授权”为由认定晏才柯的代理行为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全权负责”与“特别授权”并无法律涵义上的区别，均系委托代理人完全处理所委托的事项，晏才柯代理被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书》的行为系依据委托书所为，其行为效力当然及于被上诉人；3、在“拆迁安置方案”中由上诉人提出的关于“应当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才能代签协议，且签订拆迁协议时应当提供被拆迁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的要求不是《拆迁协议书》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仅仅是上诉人对被拆迁房屋产权人单向提出的权利要求，对该权利要求，上诉人在能确认相关授权委托书真实和房屋产权人身份的情形下，可以自主放弃，不影响《拆迁协议书》的效力。在本案中，委托书上被上诉人的签名系其亲笔所为，房屋产权亦系被上诉人所有，在此情形下，上诉人不再要求对该委托书进行公证、不再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房产证和土地证，系依法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没有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法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拆迁协议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二、涉案《拆迁协议书》的内容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4条、25条的规定不是效力性条款，本案中，房屋价值的评估结果并不影响《拆迁协议书》内容的确定，所以，一审法院以《拆迁协议书》签订时房屋价值评估结果尚未产生为由而认定《拆迁协议书》内容违反前述法条，进而认定该协议无效，系适用法律显著不当，该认定依法不能成立。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3）芦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另外，一审程序出现重大错误。何绍樵在一审提起的是《拆迁协议书》确认无效的确认之诉，而该协议书是上诉人金冠公司与何绍樵的儿子晏才柯签订的。既然何绍樵认定其儿子晏才柯在没有得到其授权下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书》，那么在本案诉讼中晏才柯依法应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共同参与诉讼，或者作为有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
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晏才柯二审口头辩称：委托评估与委托签订合同不是一回事。签订合同时，当时有六个部门在场，我声明得很清楚，签订合同时有芦淞区政府、政法委等六、七个部门，一是隆庆公司（现金冠公司）当时没有签就不准走，且当天晚上我母亲就打了电话不同意。签订合同后我们收回合同，他们就不同意了，后来我们委托了一部份人去谈，为了几个产权置换的焦点在谈。我母亲提了几点，我的原位要归还给我，货币补偿与产权置换应该是对等的。到元旦时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强拆了，我们打了110出警了三次，协议单位是芦淞区政府，为何强拆你的房子，从判决的每个事项，对于合同不是当初的和解内容，是如何置换对等的问题。原来的判决肯定没错，国家的拆迁条例很清楚，先安置再拆迁。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晏才柯是否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本案争议的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代理其母亲何绍樵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
（一）晏才柯是否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对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是基于行使代理行为过程中造成了被代理人损害的情形，由受损害方主张侵权或无因管理等债权请求权的情形。对该民事权利的主张上诉人在原审及原审再审过程中均未提出，故本案涉案合同代理人晏才柯可不列为当事人。
（二）晏才柯代理其母亲何绍樵与上诉人金冠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是否属于有权代理。
双方当事人具体争议集中在，何绍樵于2006年11月16日向其子晏才柯出具的委托书中，是否包含有权与金冠公司代订涉案《拆迁协议书》的事项？从该委托书的内容“兹委托我儿子晏才柯全权负责商量如何处置本人在影剧院私房住房3栋201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内容的字面上看，（“评估”二字系另添补的）晏才柯被授权全权负责处置涉案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即应包含就涉案房屋签订拆迁合同之事项。
即使何绍樵向其子晏才柯的出具的委托书授权事项不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按《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此时代理人也应对交易相对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再退一步说，即使晏才柯越权与金冠公司签订涉案拆迁合同，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金冠公司，基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何绍樵之间系特定身份的母子关系，代理人的个人身份又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又存在书面委托关系，结合委托书中“委托··全权负责商量如何处置··房屋所有权评估拆迁等有关事宜”的字样，金冠公司完全有理由信赖代理人晏才柯有权代理其母亲何绍樵与金冠公司订立与拆迁事项有关合同的代理权，并对此认为属于善意且无过失，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基于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属于有效”，晏才柯该代理行为也构成有效的表见代理。
总之，涉案《拆迁协议书》系代理人晏才柯代理其母亲何绍樵与金冠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代理人晏才柯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涉案《拆迁协议书》应认定合法有效。
综上，原审认定涉案《拆迁协议书》因授权不明认定晏才柯系无权代理，事后未得到何绍樵追认而无效应予撤销的处理不妥，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原审法院（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426号和（2011）芦法民一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拆迁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3）芦法民一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即“确认2006年11月16日晏才柯与原审被告株洲金冠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无效”；
二、维持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426号和（2011）芦法民一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何绍樵“请求确认晏才柯与被告金冠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合计120元，由何绍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健
审判员 刘卫国
审判员 敖 云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贺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