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9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惠民南路**幢。
法定代表人：苏阳，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剑、陆昕，均系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武陵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文。
委托代理人：许玉祥，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米蕾，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星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土湖金辉街。
法定代表人：邓金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光孝路*号。
法定代表人：程劲松，行长
委托代理人：邱东华，该行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大亚湾金穗实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镇进港大道。
法定代表人：冯建豪。
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行韶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公司）、惠州市惠阳区星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晨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韶关分行）、惠州市大亚湾金穗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金穗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原审当事人的意见
凌云公司诉称，1993年年初，广发行韶关分行欲转让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区中心区71号地，凌云公司即与广发行韶关分行属下曲江分理处（据工商登记资料，该分理处已经注销）洽谈，具体经办人是凌真德。谈妥合同条件条款后，曲江分理处（经办人凌真德）提出，为便于其内部操作，要求凌云公司与其指定的星晨公司签订合同。凌云公司看了广发行韶关分行提供的合同文本，发现其内容与双方谈妥的合同条件条款一致，遂于1993年3月3日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指定的星晨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约定广发行韶关分行转让其位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区中心区71号40000平方米土地给凌云公司，价格为每平方米760元，先付定金300万元合同才生效，首期付款为地价总额的50%（包括定金300万元）即1520万元，第二期付款为余下的50%即1520万元。
据悉，1993年3月5日即凌云公司与星晨公司签订合同的第三天，广发行韶关分行也与星晨公司签订了与上述合同内容基本相同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仅土地转让单价不同，为每平方米700元）。
合同签订后，凌云公司筹组购地款共计2092万元，1672万元直接支付给了广发行韶关分行，420万元按广发行韶关分行指定的星晨公司账户付给了星晨公司。后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凌云公司未能继续付款，广发行韶关分行也未将土地交付或者产权过户给凌云公司。
凌云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签订前后的有关事实特别是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星晨公司只是广发行韶关分行的代理人，广发行韶关分行才是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广发行韶关分行自1993年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至今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却转让该“物权”给凌云公司，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凌云公司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星晨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属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广发行韶关分行和星晨公司应当退回凌云公司购地款2092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凌云公司与二被告协商无果，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之间实质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以及凌云公司与星晨公司签订的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于1993年3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2、广发行韶关分行退回凌云公司购地款2092万元及其利息1100万元（该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从各笔款项付款之日起计算至还清凌云公司之日止）；3、星晨公司、建行韶关分行对广发行韶关分行上述还本付息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广发行韶关分行、星晨公司、建行韶关分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广发行韶关分行答辩称：一、本案凌云公司明显诉错对象，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曲江分理处（下称“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及广发行韶关分行皆非本案适格被告。
（一）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凌云公司提交的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复印》复印件、星晨公司与凌云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复印件以广发行韶关分行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显示：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和曲江县建设银行（下称“曲江建行”）合作开发涉案土地，并将涉案土地转让给星晨公司，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
凌云公司在《起诉状》中声称“星晨公司是广发行曲江分理处的代理人，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才是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这显然是其故意捏造的虚假事实，理由是:第一，涉案土地使用权价值高达近3000万元，若按凌云公司称“星晨公司是代理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签署土地转让合同书”，为何没有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对星晨公司的书面授权，在星晨公司与凌云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中也丝毫没有注明其是代理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可见，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交易常理上讲，凌云公司上述说法都不成立。第二，凌云公司称“本案中出现的两份《土地转让合同书》内容基本相同，仅土地转让单价不同”，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广发行韶关分行提交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不同主体间的两份《土地转让合同书》明显是星晨公司分别提供的格式版本。在星晨公司与广发行曲江分理处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前，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原行长官有仁为维护银行的利益，还对星晨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进行了部分修改，之后才与星晨公司签订了修改后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此份《土地转让合同书》在核心条款上有本质区别，例如：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的合同土地单价是700元/平方米（总价为2800万元），定金200万元，合同第四条中有“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或合作形式”以及“如需甲方协助办理过户或合作形式，乙方必须在首期款付出后的10天内书面向甲方提出具体要求和方案”的约定，而凌云公司与星晨公司的合同土地单价是760元/平方米（总价为3040万元），合同第四条中却没有上述协助义务约定。第三，星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支付2800万元土地转让款，广发行韶关分行目前找到的《银行账册》及一张《收款收据》显示星晨公司曾向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支付了200万定金，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也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这再次证明了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是与星晨公司之间存在土地使用权买卖关系。第四，凌云公司称“其与星晨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在前，星晨公司与广发行曲江分理处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在后”，不符合客观事实。经当时的经办人凌真德回忆，实际情况是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签订合同在先，星晨公司与凌云公司签订合同在后，这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顺序也相吻合的；而且，根据凌云公司自己提交的付款凭据复印件显示，其在1993年3月5日分六笔向星晨公司支付了总计300万元款项，而上述凌云公司与星晨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第三条约定“本合同在双方（即凌云公司和星晨公司）签字盖章的同时，由乙方（即凌云公司）支付定金300万元”，可见，凌云公司提交的其与星晨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复印件落款时间（1993年3月3日）不符合客观事实，有倒签之嫌。
（二）本案相关证据材料所涉及的当事人均为“广发行曲江分理处”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毫无关联。
凌云公司和广发行韶关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显示：曲江建行与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共同投资共同开发涉案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星晨公司，由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与星晨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凌云公司提交的一些银行进账单复印件上显示的收款人也是“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均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无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规定“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凌云公司在本案中不仅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便其绕开合同相对人星晨公司提起诉讼，那么起诉对象也非广发行韶关分行。
二、凌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7条十分重要“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因此诉讼时效应以两年期间为准。凌云公司提交的合同复印件显示其在1993年3月与星晨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即使是凌云公司提交的进帐单复印件也显示其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是1993年5月11日，以上两个时间点距今都超过了19年之久，明显已经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广发行韶关分行恳请合议庭查明相关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凌云公司的诉讼请求。
星晨公司、金穗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的位于惠州市××经济开发区××地4万平方米的土地(下称涉案土地)登记在金穗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惠府国用字（92）132100057号、惠府国用字（92）132100058号、惠府国用字（92）13210005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几经转卖后，涉案土地由建行韶关分行的下属单位曲江建行购得。1992年12月3日，曲江建行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曲江分理处（下称曲江分理处）签署了《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共同出售或共同开发经营。1993年初，曲江分理处时任办公室主任凌真德与凌云公司工作人员贺建林、贺建平兄弟取得联系，商谈转让涉案土地事宜。双方谈妥土地转让有关细节后，拟定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该合同载明的土地转让方是星晨公司(甲方)，受让方为凌云公司(乙方)，合同落款日期为1993年3月3日。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区中心区71号地四万平方米土地，以每平方米760元的单价转让给乙方；合同签字盖章的同时，乙方支付甲方定金300万元，合同方能生效，首期付款是地价总额的50％(包括300万元定金)共1520万元，乙方必须在付出定金300万元之日起20天内付款；第二期付款是从首期付款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全部地价款；甲方在收到乙方付出首期款时(即付出地价总额的50％)交付乙方二本各一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是金穗公司国土证)；甲方收到乙方第二期款(即1520万元)时，全部总地价已付清后，交给乙方一本2万平方米的国土证(金穗公司国土证)和大亚湾测绘队红线图及其它原始单据等条款。
该合同文本先由凌云公司方签章后，由凌云公司工作人员贺建林将签章后的合同文本交给了曲江分理处时任办公室主任凌真德。凌真德后来将星晨公司签章的合同文本返还给了凌云公司工作人员贺建林。凌真德返还合同文本的同时，在一张便条纸上给贺建林书写了收款单位分别为广发行韶关分行属下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及星晨公司的开户银行及帐号。1993年3月5日，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的内容除土地转让单价不同为每平方米700元和增加了曲江分理处在收到总地价款后，还应协助星晨公司办理过户或合作形式（过户费及其他费用由星晨公司负担）以及增加如需协助办理过户或合作形式，星晨公司必须在首期款付出后的10天内书面向曲江分理处提出具体的要求或方案外，其余条款与上述1993年3月3日合同的条款一致。
根据原审法院向相关银行发出协查通知后，由银行提供的凭证显示：凌云公司分别于1993年3月5日委托贺建林付55万元、扈复元付1264500元、刘小波付20万元、李大艳付25万元，于5月5日委托惠州大亚湾粤湘有限公司惠阳公司付100万元，上述款项均通过银行转帐付至星晨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的帐户，合计3264500元。之后，凌云公司分别委托扈复元付1135000元、邓建楚付200万元、马志刚付280万元、湖南邵东县经济贸易发展公司付1125000元、李大艳付2555000元、张建亚付150万元、刘益明付85000元、刘茂盛付26万元、湖南省邵阳东城食品采购供应站付80万元、贺建林付74万元、湖南省邵阳东城食品采购供应站付20万元、李大艳付80万元、刘明华付252万元、欧贵仁付20万元，上述款项均通过银行转帐付至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在广东发展银行惠州分行大亚湾办事处开设的219149帐户，总款合计16720000元。综上，至1993年6月9日，凌云公司按曲江分理处指定的银行帐号合计支付购地款19984500元，其中，直接付给曲江分理处银行帐户的购地款为16720000元，按曲江分理处指定帐户付给星晨公司的购地款为3264500元。
曲江分理处收到凌云公司支付的购地款后，时任办公室主任凌真德将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惠府国用字(92)132100058号和惠府国用字(92)132100059号，各一万平方米)原件交给了凌云公司收执。后因凌云公司未付清其余购地款，曲江分理处也未将涉案土地或另一本两万平方米国土证交付凌云公司。凌云公司与广发行韶关分行协商无果，于2010年10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在（2010）惠中法民一初字第67号案审理中，经广发行韶关分行申请，该案追加建行韶关分行曲江支行及金穗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建行韶关分行以其下属单位曲江支行没有行政公章，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义务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第三人，并承诺曲江支行因参与诉讼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由其享有和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曲江分理处成立于1989年1月31日，1990年4月26日经原曲江县编委批复同意建立房地产开发部，于1992年1月6日经原曲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经营范围增加房地产投资业务；于1993年6月更名为广东发展银行曲江支行。在涉案合同洽商、签署、履行期间，官有仁同时担任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曲江分理处行长(总经理)和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副行长(副总经理)职务。2004年6月，广东发展银行曲江支行更名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江支行。广发行韶关分行于2004年11月12日在《韶关日报》刊登公告称，其已经监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9月14日撤销了曲江支行并承接该支行所有债权，清算工作已经结束。2004年12月，韶关市曲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曲江支行的工商登记。
1992年7月21日，曲江分理处与建行韶关分行曲江建行签订一份《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曲江建行提供涉案土地四万平方米共2400万元，曲江建行投资900万元，曲江分理处投资1500万元共同经营，在建行韶关分行经营四万平方米土地转让他人后，扣除双方投资额及银行利息后按利润5：5分成，全部经营结算在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的帐户办理等条款。该协议书签订后第二天，曲江分理处汇给了曲江建行1500万元。同年12月3日，曲江分理处与建行韶关分行曲江建行签署《土地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将原分成比例由5：5分成改为按双方实际投入的资金比例进行分成，并再次强调“转让土地的全部收入必须在广发行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的帐户结算”。1997年3月28日，曲江建行（甲方）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曲江支行（乙方）再签订一份《补偿协议》，约定：根据甲、乙于1997年7月21日和同年12月3日签订共同制定联合开发惠阳大亚湾区中心区商住地皮一块的两个协议，为进一步解决理顺有关事宜，现经双方在协商补充如下协议：一、双方投资经营，甲方原投资900万元，乙方原投资1500万元，原定乙方投入的资金计回利息210万元的方案不变。现考虑甲方投入的资金有部分也没有收回，同意一次过计回利息70万元。二、甲、乙双方原签订的两个协议与此补充协议无抵触的，同具有法律效力，同时执行。
三、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广发行韶关分行、建行韶关分行是否本案适格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购地款的责任?二、涉案土地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凌云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一、关于广发行韶关分行、建行韶关分行是否本案适格被告问题。要对该问题作出分析判断，需先从凌云公司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或建行韶关分行之间是否存在土地转让合同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凌云公司诉称，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虽未直接签订书面土地转让合同，但曲江分理处假借星晨公司之名与凌云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土地转让合同关系，广发行韶关分行对此予以否认。对此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分析评判：
（一）从合同协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三个阶段可以推知，曲江分理处虽然没有与凌云公司签订书面土地转让合同，但实质上却是土地转让方即凌云公司的交易相对方。首先，从合同协商看，根据曲江分理处时任办公室主任凌真德的陈述和凌云公司员工贺建林的证词，涉案土地交易的条款是由贺建林与凌真德进行协商的；其次，从合同的签订看，凌真德和贺建林均证实，凌云公司签订合同后将合同文本交给了凌真德，凌真德后来向凌云公司交还了由星晨公司盖章的合同书。最后，更重要的是，从合同履行看，凌真德返还合同文本的同时，亲笔在一张便条纸上给贺建林书写了收款单位分别为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及星晨公司的开户银行及帐号，而凌云公司正是按照凌真德书面指定的曲江分理处房产开发部及星晨公司的开户银行及帐号分别支付购地款；且曲江分理处还将涉案土地的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交给了凌云公司收执。由此可见，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之间的土地交易实际已履行。即星晨公司与凌云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实际上是曲江分理处假借星晨公司名义所为，曲江分理处就是涉案土地的转让方。另外，根据曲江支行与曲江建行于1997年3月28日签订的《补偿协议》内容，亦可推定涉案的土地的实际转让方就是广发行韶关分行，而非星辰公司，否则，假设如广发行韶关分行所述，涉案土地已在1993年3月转让给星辰公司，则广发行韶关分行曲江支行就不可能在1997年3月28日仍与曲江建行商谈投资开发涉案土地的相关事宜。
（二）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看，广发行韶关分行列为本案被告合法。涉案土地交易合同的洽商、签订及履行均发生在1993年，故解决本案纠纷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贺建林与凌真德分别是凌云公司员工及曲江分理处的工作人员，其各自代表所属企业进行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责任，依法应当由各自所属企业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合同签订人未持委托单位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证明签订合同的，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合同不能成立，责任由签订人自负；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视为对合同签订人的行为已予追认，因而对该项合同应当承担责任，需要继续履行的应当补办盖章等手续。”该司法解释的要旨是，合同虽未妥签，但只要已经实际履行，该合同就成立且实际履行人应当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亦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凌真德所代表的曲江分理处虽未与凌云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曲江分理处将涉案土地转让，并收取转让款和将转让土地的国土证交付给凌云公司的行为足以认定，双方间的土地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广发行韶关分行辩称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又因曲江分理处之后变更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江支行，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江支行在2004年12月，经有关部门及广发行韶关分行批准，韶关市曲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曲江支行的工商登记；广发行韶关分行清理了曲江支行的债权债务并承接该支行所有债权。因此，广发行韶关分行作为曲江分理处(曲江支行)的上级分行和债权债务的承接者，依法是本案适格被告。广发行韶关分行一方面答辩称“广发行曲江分理处原行长官有仁为维护银行的利益，还对星晨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进行了部分修改，之后才与星晨公司签订了修改后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另一方面又提出曲江分理处及其房地产开发部与其毫无关联的抗辩，前后矛盾，且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建行韶关分行是否承担返还购地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建行韶关分行与广发行韶关分行签订了《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但因其与凌云公司并无合同关系，且未收取凌云公司的购地款，亦未因广发行韶关分行转让涉案土地而获益，故建行韶关分行无需承担对凌云公司已付购地款的返还责任。凌云公司诉请建行韶关分行对其已付购地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从合同形式上看，虽然凌云公司与星晨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但因双方并不存在支付购地款或交付国有土地使用证等履行合同的行为，故该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对于曲江分理处假借星晨公司名义与凌云公司签订并形成的这份土地转让合同，星晨公司出借公章和银行帐户，明显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土地转让合同关系，因曲江分理处至凌云公司起诉时，既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也未征得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之间实质上的土地转让合同关系违法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曲江分理处应将其依据该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凌云公司。即广发行韶关分行应将已收取的19984500元返还给凌云公司。星晨公司应基于其过错对广发行韶关分行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三、关于凌云公司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当事人请求权的不行使状态持续达到法定期间后，人民法院即不再通过实体裁判保护该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不管当事人起诉是否事实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均应受理。人民法院只有经过实体审理，查明当事人的请求确实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时才能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即人民法院有权对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即使凌云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也有权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因此，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据此，凌云公司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项第3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三)项及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于2015年11月28日作出(2014)惠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凌云公司与星辰公司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以及凌云公司与曲江分理处假借星辰公司的名义于1993年3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二、限广发行韶关分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地款199845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从1993年6月9日起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给凌云公司；三、星晨公司对广发行韶关分行上述还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凌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1400元，由凌云公司承担13300元，广发行韶关分行和星晨公司共同承担188100元。
二审当事人的意见
广发行韶关分行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凌云公司对广发行韶关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判决无视本案诸多基本书证，人为推定曲江分理处假借星辰公司之名与凌云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故意回避两份土地转让合同分别协商、订立、履行的事实，错误推定曲江分理处“实质上是凌云公司的交易相对方”。曲江分理处没有假借他人名义之必要，更无假借他人名义的事实和证据。本案诸多基本书证进一步证明曲江分理处与星辰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关系真实合法，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只能是星晨公司。星晨公司在逾期付款时向曲江分理处出具了《付款承诺书》，同意支付违约罚款；星晨公司无力支付剩余转让款时又向曲江分理处出具了《通知》，提出协商解决方案。原审判决对上述两份重要证据丝毫没有提及和认定。（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广发行韶关分行是曲江分理处的债务承接人。广发行韶关分行承接的只是曲江分理处的债权，并不包括债务。（三）原审判决从银行调取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凌云公司已经支付了19984500元款项。（四）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案涉合同涉及的是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转让，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在当时政府默认的历史背景下，应认定为有效。（五）凌云公司于2010年底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凌云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真实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发生于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之间，广发行韶关分行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并非土地使用权证的转让，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之间实质上的土地转让关系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曲江分理处借用星辰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凌云公司签订合同，应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凌云公司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建行韶关分行答辩称：本案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虽然建行韶关分行已和广发行韶关分行签订了开发协议，但建行韶关分行并未授权给广发行韶关分行和凌云公司或星晨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建行韶关分行也没有与凌云公司签订相关的转让合同，也没有收取凌云公司任何的购地款项，更未因广发行韶关分行转让案涉土地款而获得收益，故一审判决驳回凌云公司要求建行韶关分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十分正确的，请法院予以维持。
星晨公司、金穗公司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993年4月25日凌云公司给星辰公司出具《承诺书》称：“我方欠71号区地皮款原定4月25号付清。由于政策问题和实际困难，请求贵方给予谅解。我方保证在5月15号前将全部款付清。不按期（4月25号）付出的余款从4月26号起按月息30‰计算，到5月15号止。余款分段计算，一次性付清。如有违约，我方按总额20%罚款给跟贵方，立此为据。（5月15号付伍佰伍拾万元正）”该《承诺书》有星晨公司法定代表人邝立良签名同意，乙方张军签名，并盖有凌云公司合同专用章。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广发行韶关分行的上诉理由及各方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1.谁是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2.案涉合同的效力；3.广发行韶关分行是否曲江分理处的债务承接人；4.案涉款项数额的认定；5.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6.案涉合同的处理。
关于谁是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曲江分理处办公室主任凌真德与凌云公司工作人员贺建林、贺建平兄弟商谈的是曲江分理处以每平方米760元的单价转让案涉土地给凌云公司，但1993年3月3日与凌云公司签订案涉土地转让合同的却是星辰公司。1993年3月5日，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将案涉土地以每平方米700元转让给星晨公司。根据凌真德制作的收款明细表，凌真德统计的各银行账户收款为2092万元，但却括号标注“实收2082万”，贺建平支付邝立良个人20万元等，上述证据表明，由于各民事主体自身管理不善，给员工留下了谋取不法利益的空间。曲江分理处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没有必要假借星晨公司的名义而使自身损失每平方米60元的差价，也就是说，曲江分理处不可能有假借名义这样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两份合同的存在显系具体经办人员操作的结果。民事主体自身管理不善并不影响其签字盖章的合同对外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虽然此前的谈判发生于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之间，但曲江分理处最终并未与凌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根据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来看，凌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就是星晨公司。曲江分理处与凌云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曲江分理处与星晨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也与凌云公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曲江分理处假借星辰公司名义与凌云公司签订合同，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1993年3月3日星辰公司与凌云公司签订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以每平方米760元的单价转让。广发行韶关分行主张案涉合同涉及的是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转让，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结合签订合同时的实际情况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将星辰公司与凌云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认定为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广发行韶关分行是否曲江分理处的债务承接人的问题。曲江分理处成立于1989年1月31日，于1993年6月更名为广东发展银行曲江支行，于2004年6月更名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江支行。2004年11月12日广发行韶关分行在《韶关日报》刊登公告称，其已经监管部门批准于2004年9月14日撤销了曲江支行并承接该支行所有债权，清算工作已经结束。2004年12月，韶关市曲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曲江支行的工商登记。广发行韶关分行刊登公告承接债权的行为并不产生免除其承担债务的法律效果，因此其主张承接的只是曲江分理处的债权，并不包括债务，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广发行韶关分行为曲江分理处的债权债务承接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案涉款项数额的认定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其向相关银行发出协查通知后由银行提供的凭证，并结合凌真德等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据，认定凌云公司通过银行转帐付至曲江分理处房地产开发部在广东发展银行惠州分行大亚湾办事处开设的219149帐户款项总计16720000元，按曲江分理处指定帐户付给星晨公司的购地款总计3264500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同理，本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诉讼时效期间也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原审判决认为凌云公司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案涉合同的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曲江分理处安排星辰公司与凌云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并指示凌云公司将款项分别付至曲江分理处房产开发部及星晨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在案涉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后，曲江分理处及星晨公司继续占有凌云公司的购地款，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应分别返还凌云公司。曲江分理处的返还义务由其债权债务承接人广发行韶关分行负担。原审判决星晨公司与广发行韶关分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与惠州市惠阳区星辰实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
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限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购地款1672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从1993年6月9日起计算利至还清之日止)；
四、限惠州市惠阳区星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购地款32645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从1993年6月9日起计算利至还清之日止)；
五、驳回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1400元，由湖南省怀化凌云实业开发公司负担13300元，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负担157374元，惠州市惠阳区星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0726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140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负担168501元，惠州市惠阳区星晨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289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秋生
审判员 余洪春
审判员 贾 密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黄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