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绍越刑初字第817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甲。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2月18日被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3月7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仙居县看守所。
辩护人杜瑾。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越检公诉刑诉（2014）154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受贿罪，于2014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晟、代理检察员白星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杜瑾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利用担任浙江省诸暨市看守所管教民警的职务之便，为浙江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乙介绍律师业务，先后多次非法收受王某乙钱物合计人民币70000元。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甲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属立功。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王某甲对起诉书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一、公诉机关指控的第1、2节受贿数额有误，不能认定。对于第1节事实在送礼的时间及地点上，王某甲与王某乙的笔录相互矛盾，并且王某乙作为行贿人的笔录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另外，王某甲的妻子与王某乙的前妻是同事和好友，双方家庭常有礼尚往来，因此对于该节事实首先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得出排他性的结论；其次，即使王某乙确实送过该卡，也属于两个朋友家庭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款。对于第2节事实实际是王某甲向王某乙的借款，只是该笔借款尚未归还。因为王某甲与王某乙平时经常在一起打牌，会互相借钱。虽然该3000元借款王某甲尚未归还，但是在双方来往过程中，也有王某乙向王某甲借过三、四千元未予归还的情况存在，所以在互相往来中没有计较借款和还款的数额，但大家心照不宣都认为欠款基本是平衡了的，因此该3000元不能认定为受贿款。二、被告人王某甲在管教王某乙代理案件所涉及的关押人员的过程中，没有利用职务的便利，并且根据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来看，王某甲为王某乙谋取的利益不清晰、不明显。王某乙接受被关押人员的委托与被告人王某甲在看守所内放置名片或者为亲戚、朋友直接介绍业务给王某乙的行为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王某甲的这种行为其实也仅仅是推介，并不会因为王某甲特有的职权，而必然的会使关押人员家属与王某乙达成委托关系。另外，王某乙可能因为这种推介间接地获得了一些案源和收入，但是这一利益并不是直接依靠王某甲的职权所获取，谋取的利益是不明显、不清晰的。同时，被告人在担任看守所民警期间，并没有超越自己职权之外，为关押人员提供额外的或特殊的照顾。被告人在日常管理中对王某乙代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关照只是在生活上的照顾，此是看守所民警本应履行的职责，并不能认为是被告人利用其特有的职权给王某乙谋取的利益。三、被告人王某甲具有法定或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⒈被告人王某甲犯罪后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⒉被告人归案后检举揭发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多名犯罪人员的犯罪事实，其中一名已查证属实并被批准逮捕；⒊被告人归案后至庭审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供述稳定、一致，且系初犯，家属又已退清了全部赃款。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被告人王某甲自海军雷达兵第二旅后勤部财务科转业后进入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工作，至2007年在璜山镇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2007年11月调入诸暨市看守所担任管教民警，主要负责所在监室在押人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⑴诸组干（2014）2号中共诸暨市委组织部、诸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证实2014年1月28日，被告人王某甲被任命为诸暨市公安局副主任科员。
⑵年度考核登记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六轮正常晋升职务工资审批表、国家公务员（参照部门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任免审批表、军队干部专业审批报告表、首次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审批表、警衔变动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证实了被告人王某甲的任职情况及工作职责。
⑶被告人王某甲对于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利用其担任浙江省诸暨市看守所管教民警，负责所在监室在押人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之职务上的便利，为浙江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乙介绍律师业务，先后多次非法收受王某乙钱物合计人民币70000元。具体分述如下：
1、2011年中秋节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在其所居住的诸暨市福田花园的家中，收受王某乙所送雄风礼卡2000元。
2、2012年4、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门口王某乙的车内，收受王所送人民币3000元。
3、2012年中秋节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其所居住的诸暨市福田花园的家中，收受王某乙所送人民币10000元。
4、2013年春节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其所居住的诸暨市福田花园的家中，收受王某乙所送人民币30000元。
5、2013年6、7月份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王某乙的车内，收受王某乙所送人民币5000元。
6、2013年中秋节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其所居住的诸暨市福田花园的家中，收受王某乙所送人民币10000元。
7、2014年春节的一天，被告人王某甲在其所居住的诸暨市福田花园的家中，收受王某乙所送人民币10000元。
以上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⑴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其是在从事律师工作后与被告人王某甲一起吃饭时慢慢开始认识起来的。王某甲是诸暨市看守所的管教民警，负责在押人员的日常管理，其在刑辩业务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需要他关照的，另外关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有很多需要请律师，他可以把很多看守所内的律师业务介绍给其，为了得到他的关照，在2011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间，多次在福田花园王某甲家中、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等地，送给王某甲上述数额钱款。
⑵证人丁某的证言，证实其和王某甲都是诸暨市公安局看守所民警，是同事关系，其和王某甲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比较好。王某甲和王某乙之间的经济往来其不是很清楚，其只知道他们关系比较好，平时也经常在一起打牌赌钱的。但输赢情况不是很清楚，因为其不会打牌，所以其从来不参加他们的打牌活动。对于王某甲和王某乙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不清楚的，他们没有和其说起过。
⑶在押人员基本信息表、刑事判决书、聘请辩护律师告知书、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某甲在担任诸暨市看守所民警期间，所负责管理监室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判刑、委托代理人等的情况，从而证实通过被告人王某甲直接介绍或者牵线给王某乙介绍过律师业务的事实。
⑷被告人王某甲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能与以上证据互相印证。
2014年2月17日，被告人王某甲主动到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被告人王某甲在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同时查明，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家属退缴赃款人民币70000元。
以上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⑴归案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2月17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某甲立案侦查，后王某甲于当日自动到案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当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送仙居县看守所羁押。
⑵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移送函、立功情况说明、被告人王某甲2014年3月21日笔录、立案决定书、传唤通知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蔡少华讯问笔录，证实被告人王某甲在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侦查阶段，检举揭发原看守所民警蔡少华受贿的犯罪线索，根据其提供的线索，蔡少华已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逮捕。
⑶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证实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家属退缴赃款人民币70000元的事实。
⑷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关于起诉书第1节受贿数额是否应认定为受贿款。首先，对于收受该2000元礼品卡的时间，行贿人王某乙在2014年3月27日的笔录中也明确陈述到系在2011年中秋节期间，这也与被告人王某甲供述的2011年中秋节期间相互吻合，且被告人对于收受该礼品卡亦供认不讳；其次对于该礼品卡的性质，行贿人王某乙的证言中也予以了明确陈述，即是为了得到诸暨市看守所民警的关照，故该节事实中被告人收受礼品卡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朋友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应认定为受贿款。
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2节数额是否应属受贿款。本案中，该笔借款并非发生在两人赌博过程中，不存在辩护人所讲的赌博借款。同时根据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该笔3000元其是有能力归还的，而其借款后并没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其未归还也是其和王某乙都默认了的，上述3000元实际上是送给其的。而行贿人王某乙将上述款项给被告人也是基于为了与被告人搞好关系，也无索要的意图，实际上就是送给被告人。故该笔款项不同于一般的借款行为，理应认定为受贿款。
综上，辩护人就上述二节事实提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了其正当职务行为不能获得不正当报酬，被告人王某甲作为看守所的管教民警，有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管教的职务便利，但其却利用了为在押人员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和援助这一正当行为，为行贿人王某乙提供介绍而增加了王某乙的业务，从而收取王某乙为感谢送上的不正当的报酬，双方虽并未明确讲明请托事项，但双方对送财物的目的明知且已经达成了合意，故被告人王某甲的行为已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在管教王某乙代理案件所涉及的关押人员的过程中，没有利用职务的便利，并且根据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来看，王某甲为王某乙谋取的利益不清晰、不明显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甲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到案后又能检举揭发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属立功，可依法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能主动退清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就上述量刑情节提出的量刑意见、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据此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但根据被告人王某甲的犯罪情节，尚不宜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据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某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起至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止）；
二、本院扣押被告人王某甲的人民币70000元属赃款，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晓萍
代理审判员 张 毅
人民陪审员 章定安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奕
附页：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