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大民初字第11426号
原告李伟俊（曾用名李美俊），女，1953年7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柴盼盼，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翻译人马铁军，男，1960年8月17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西里**号楼***室。
被告北京市南郊农场，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西路15号，实际经营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号**号楼。
法定代表人钮立平，场长。
委托代理人薛艳，女，1972年9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巍，女，1983年1月5日出生。
原告李伟俊与被告北京市南郊农场（以下简称：南郊农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伟俊及其委托代理人柴盼盼、翻译人马铁军，被告南郊农场的委托代理人薛艳、蒋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伟俊诉称：1969年原告从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毕业，于1970年2月10日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新村生产队插队，1972年招工进入北京市南郊农场养鸭场工作，1975年转入南郊农场三海子水产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原告向北京市南郊农场提出辞呈，南郊农场给原告正式办理了辞职手续，当时原告要求带走档案，单位领导告知档案不能由个人提走，需由单位转回户籍街道。2003年原告因养老保险等事到街道办事处查询，方知街道及社保所等部门均无原告的个人档案。原告前往南郊农场得知，南郊农场曾发生火灾，全体职工的档案均已损毁，在职人员都已补办档案，因原告不在单位，未给补办。自2003年起原告每年数十次往返南郊农场寻求解决档案问题，但一直不给解决，给原告生活及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造成原告成为无档人员，无法办理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以致生活陷入困境。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大兴仲裁委不予受理申请。我不服仲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赔偿由于丢失档案导致原告无法享受养老保障的经济损失十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南郊农场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据原告自称是1983年辞职的，到现在超过30年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原告的请求对象错误，因为南郊农场是1995年3月11日成立的，原告说1972年参加工作，1983年辞职，但是在这期间南郊农场还未成立，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在1998年以前的管辖范围是很大的，1998年根据北京市的相关政策实行场乡分家，场乡分家后南郊农场划分为8个乡镇管理，南郊农场只保留了一部分企业。我公司对原告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我公司找不到水产公司的相关资料，1998年以后我公司不管理水产公司了，水产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水产公司也不能等同于南郊农场，现该公司是属于吊销还是其他情况有待查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她的档案是南郊农场丢失的，原告1983年辞职以后，和南郊农场不存在劳动关系，南郊农场也没有义务为其保管档案，原告辞职后她所在的单位或街道均有义务为其保管档案。在原告提交的材料中提到本人档案因其他各种原因不慎丢失，这样的表述也不能证明是南郊农场给其丢失的，还有原告说南郊农场失火等都缺乏依据，原告的请求也缺乏依据。按照社保规定缴费年限到15年或工龄到15年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原告的工作年限未到15年，现在原告已经到60岁，已经超过办理退休的年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最长诉讼时效，请求的理由和请求的对象错误，请求的内容也没有法律依据，我公司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李伟俊主张其1969年毕业于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1970年2月10日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新村生产队插队。1972年入职南郊农场从事养鸭场工作，第二聋哑学校将其档案转入到红星公社，红星公社1972年将其档案转入到南郊农场，由南郊农场保管。1975年转入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李伟俊向南郊农场提出辞职，南郊农场给原告正式办理了辞呈手续，当时李伟俊要求带走档案，南郊农场领导告知档案不能由个人提走，需由南郊农场转回户籍街道。2003年李伟俊因养老保险等事由到街道办事处查询，街道说没有李伟俊的档案。李伟俊找水产公司询问，水产公司的领导说其不是独立的，是由南郊农场管理人事，李伟俊找到南郊农场的姓崔的管理人事的人员，姓崔的找到水产公司的尹士青和董再明进行证明，尹士青和董再明证实李伟俊是1983年辞职走的，并说单位发生了一场火灾，当时在职的人员给补了档案，没有在职的就没有给补档案，姓崔的和尹士青、董再明出了证明，盖了南郊农场的章，让李伟俊去街道办理，但是街道说证明不是档案，让单位给补档案。李伟俊多次向南郊农场主张补办档案，南郊农场不予处理。2003年12月2日，南郊农场出具证明，证实档案丢失。
南郊农场主张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和红星公社（红星农场）1949年成立，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管理8个乡镇及其企业，水产公司受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管理。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与国营南郊农场是同一个单位，国营南郊农场管理的是干部档案，企业职工的档案是归各个企业管理。原告李伟俊1972年入职的应当是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1998年根据北京市的相关政策实行场乡分家，南郊农场是1995年3月11日成立的，是从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和红星公社分离出来的一个企业。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是南郊农场的母体，场乡分家后南郊农场只保留了一部分企业及其员工，南郊农场不管理各企业的具体档案，具体档案由各企业管理。归入南郊农场的企业员工中没有李伟俊。1998年以后南郊农场不管理水产公司，水产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水产公司也不能等同于南郊农场。2003年12月2日南郊农场确实为李伟俊出具了证明，尹士青、董再明是南郊农场的退休职工，原告所提到的姓崔的人员是崔更勤，原来是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管理劳资的，后来分配到南郊农场管理劳资。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最长的诉讼时效，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将其档案丢失。原告的诉讼主体错误，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缴费年限，缴费15年后方可享受养老保险，而且原告的工龄未达到15年，即使找到档案也不能办理退休，而且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退休年龄。
2013年1月16日，李伟俊向大兴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南郊农场赔偿因档案丢失导致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的经济损失十万元。大兴仲裁委于2013年1月21日作出京兴劳仲不受字（2013）第074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李伟俊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李伟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李伟俊提交下列证据：
1、证明信、户口本，证明原告李伟俊曾用名是李美俊。南郊农场对该证据认可；
2、证明2份原件、招工表复印件，证明李伟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南郊农场对聋哑学校分配证明认可，对招工表认可，对水产公司证明不认可；
3、证明，证明李伟俊的档案是由南郊农场丢失的。南郊农场对该证据中南郊农场劳动人事部的章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南郊农场提交京办发（1998）26号批复、京农发（1998）30号批复（均为复印件），证明南郊农场是厂乡体制改革后的产物，原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简称国营南郊农场与大兴县红星区是两块牌子，1998进行分家，一部分人员归到被告现在的单位，一部分归到乡镇，归到被告的人员中没有原告。原告李伟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原告是南郊农场的职工；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内部改革，与原告无关，现南郊农场也是由之前的国营南郊农场转制过来的，其应当承担侵权义务。
法院调取了南郊农场的工商档案，原告李伟俊对该档案认可，认为1983年离职的时候被告尚未改制，改制后的被告应当承担改制前的全部义务，2003年被告已经改制完了，被告为原告出具了两份证明，证明其主体就是被告。南郊农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认为南郊农场是厂乡改革分家，是从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和红星区分离出来的一个企业，南郊农场成立于1995年。原告1983年离职，与南郊农场没有关联性，原告的档案不是南郊农场给丢的，两份证明是出于对老员工的感情，给其出具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证明、户口本、京办发（1998）26号批复、京农发（1998）30号批复、工商查询档案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南郊农场劳动人事部门于2003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证实李伟俊在南郊农场水产公司工作，其档案由于各种原因不慎丢失，且李伟俊的档案丢失处于持续状态。因劳动者的档案保管权限在用人单位，经查水产公司没有工商注册信息，水产公司并非独立的企业法人，南郊农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李伟俊的档案进行了谨慎的保管和转移，应当对丢失李伟俊档案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合本案事实，对李伟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市南郊农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伟俊丢失档案损失六万元；
二、驳回原告李伟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南郊农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 洁
人民陪审员 罗艳芬
人民陪审员 吕占萍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