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浙丽民终字第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振吉，农民。
委托代理人：郑叶冲，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安南乡上余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吴地荣。
委托代理人：叶学荣，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裕法，农民。
原审第三人：吴跃明，农民。
上诉人吴振吉为与被上诉人庆元县安南乡上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余村村委会）、王裕法及原审第三人吴跃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庆元县人民法院（2015）丽庆民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聂伟杰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毛向东、�玲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振吉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叶冲，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叶学荣，原审第三人吴跃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裕法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3日，庆元县安南乡上余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土名为“矮下林”的山场林木委托林业部门进行设计评估后，通过庆元县安南乡招投标中心公开招标拍卖。第三人吴跃明于2013年8月19日以1910000元的价格在公开开标中中标。2013年8月23日，第三人与被告上余村村委会签订《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2013年8月25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合同转让协议》，将上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原告依据相关规定，向林业部门办理了第一期林木采伐许可证开始采伐作业，并将采伐下来的林木销售给被告王裕法。因原告与被告王裕法多次到庆元县安南乡政府、被告上余村村委会要求更改山场采伐安排，被告上余村村委会认为需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行。2014年1月26日，庆元县安南乡上余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形成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一份（25名村民代表参会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经过与原告吴振吉、被告王裕法的协商，由被告王裕法与被告上余村村委会签订《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因林业工作站在设计招标文件图纸过程中误将东南角边上该村村民个人造林的部分山场划入图纸，现经双方协商，拟将该部分山场与面积差不多的边上坑对面属于上余村的部分山场予以调整，被告王裕法方按调整后的界线采伐；2.原定被告王裕法方�一期采伐后须隔四年才能进行第二期采伐，经双方协商，被告王裕法方补交给被告上余村村委会50000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被告上余村村委会同意只要政策许可和不影响被告上余村村委会造林前提下，王裕法方可自行安排采伐时间；3.王裕法方在林木采伐完毕后，必须修复山场到上余村的林道。该协议签订时，原告与被告王裕法均在场，时任庆元县安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叶某作为见证单位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上余村村委会协助原告于2014年3月办理了第二期林木采伐许可证。该山场两期林木采伐完毕后，原告于2015年3月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该补充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讼争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被告上余村村委会的义务主要是在政策许可和不影响被告上余村村委会造林前提下，同意被告王裕法方自行安排采伐时间。被告上余村村委会于2014年3月协助原告办理了第二期林木采伐许可证，可视为其已履行了主要义务。讼争补充协议系两被告于2014年1月签订，原告在当时即对该补充协议知情的情况下，一直未提出异议，并让被告上余村村委会协助其办理第二期采伐证，至第二期林木采伐完毕后，方于2015年3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可视为原告也已接受被告上余村村委会履行的义务，并实际取得了利益。该补充协议已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且该补充协议内容经过庆元县安南乡上余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形成会议记录，程序合法，其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该补充协议成立并生�，且原告与被告上余村村委会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讼争补充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同理，原告要求确认土名“矮下林”山场的林木采伐经营权益（以林业部门作业设计范围为基准）归属原告享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王裕法，第三人吴跃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振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吴振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查明的关键事实部分错误，采信证据违反相关规定。1、案涉山场的采伐安排，一�按照原定的《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约定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林业采伐的规定执行，没有所谓更改山场采伐安排的事实。2、上余村村民代表会议单方面更改原定的山场招投标山场范围及《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约定，未经上诉人方的同意，被上诉人王裕法与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签订的《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未经上诉人授权或者同意。3、《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签订时，上诉人没有在场。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其依据除了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在庭审的陈述外，即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庆元县安南乡政府《证明书》。该份《证明书》不是安南乡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公文文书，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所规定的“单位向人�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据范畴。依据该司法解释，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显然，该份《证明书》仅仅由经办人“叶某”签名，没有安南乡人民政府负责人的签字。因此，从证据形式上，该份《证明书》不具备证据合法性。一审判决将之作为合法证据采信，显然是错误的。其次，该份《证明书》的内容，恶意违背基本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对《证明书》内容的虚假性在一审中进行了充分质证。如若上诉人当时在场，上诉人为何没有在《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反倒让不是合同当事人的被上诉人王裕法代劳？二、原判决裁判理由，于法无据。1、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协助上诉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其根据原定《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让被上诉人协助办理第二期采伐许可证，是上诉人基于原合同所赋予的权利。根据原定《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第三条第2条第（2）条约定，上诉人在完成第一期采伐后，余下部分在五年内根据林木部门规定和中标方要求安排采伐，时间截止在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因此，不论第一期还是第二期，抑或第三期的林木采伐，原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只需按照合同约定及林木部门的政策规定执行即可。2、《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是关于承包山场的调整、减损上诉人合同利益的协议。合同涉及减损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事项，未经利益相关方的明确同意，显然是无效行为。3、上诉人未授权王裕法代为签署签订补充协议，事后上诉人提出诉讼已表明了上诉人对补充协议的态度。4、采伐的安�，是原合同设定的权利，只要符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采伐政策即可，不是被上诉人根据《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约定另行给予的利益。上诉人基于补充协议实际取得利益的认定缺乏依据。综上，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企图变更原定招投标划定山场的范围及《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的约定，将林木材积几乎没有的另外一片山场调换给上诉人，而将原招投标划定的、在《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范围内中一片林木材积多的山场收回。而加上安南乡政府副乡长叶某罔顾事实、沆瀣一气与非合同当事人炮制了《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悖离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上诉人据此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2015）丽庆民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请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没有事实和法律的基础，请予以驳回。三、叶某是乡分管林业工作的副乡长，也是吴振吉的亲戚，于公于私他协调、参与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吴振吉也如愿缩短了采伐期，扩大了单位时间内的采伐面积，实现利益最大化。没想到上诉人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罔顾事实、沆瀣一气”，上诉人这种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行为才真正是“罔顾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王裕法提交书面答辩称：吴振吉与上余村村委会的争议与本人无关。首先，2014年1月26日，本�在《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上签字，是上余村村委会和叶某对本人说，该补充协议已经过吴振吉的同意，叫我代签。其次，我与吴振吉不是合伙关系，我只是向吴振吉购买木材。第三，签《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前后，吴振吉不在现场，否则，没有必要叫我代签。第四，我从没有向林业站和上余村，以及乡政府提出更改采伐安排的事。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振吉向法院申请证人吴某出庭出证，主要证言为在2013年年底签订补充协议时，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上诉人吴振吉没有在现场。上诉人吴振吉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时申请证人出庭。证人吴某与王裕法、吴振吉、吴跃明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有特殊�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且证人陈述的内容也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被上诉人王裕法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吴跃明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
上诉人吴振吉递交了核实庆元县安南乡政府叶某经手出具给一审法院的证明书的真实性的申请书，本院依该申请对叶某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其当时是分管林业的副乡长，一审证明系其出具；其与吴振吉没有亲戚关系，王裕法、吴振吉合伙是事实，二人多次一起或单独到乡政府来反映案涉纠纷，要求乡政府调解，补充协议协商的过程二人均参与，补充协议是回乡里打出来的，签字时吴振吉不在场。上诉人吴振吉质证认为，叶某的谈话内容不客观、不真实，对上诉人参与协商的说法含糊、不确定，反而能印证补充协议的协商、签订，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与且不同意该协议的安排。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王裕法、原审第三人吴跃明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证人吴某并未参与补充协议协商的全过程，并不能证实吴振吉是否参与协商，其证言能不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依据。证人叶某系当地分管林业的副乡长，其作为见证单位的代表在《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均有出现，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可以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依据。
除签订《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时吴振吉是否在场无法查明外，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吴振吉在一审谈话笔录中回答办采伐证是否要村书记签字时陈述“从2014年开始要他签字，他就以要隔4年这个规定为理由不签字给我”；在回答后来2014年办采伐证时，村书记什么时候签的字，其陈述“大概比办证时间提前个把月，2014年2月或3月吧”；此外，还陈述“村里开会（协商补充协议）通知过我，我觉得不合理就不去”，“签订后（王裕法）跟我说了一声，说他签了个字”。王裕法在二审谈话笔录中陈述：“他（吴振吉）给我说村里不让砍了”，“原本第二批当时不让他砍，我去签了字，村里让他砍了。”“第二批的山木本来是2015年才让砍的，后来我签了字，补了5万，第二批才给他砍。”“我当�签（补充协议）的时候，我想想他（吴振吉）应该是同意的。后来吴振吉也确实去砍木头了。”
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承揽经营管理及林木采伐、销售合同》对采伐间隔年限的约定并非向上诉人所称是明确的，而除上诉人吴振吉外，其余人均认为存在较长的间隔年限。被上诉人配合办理第二期采伐许可证显然是基于《上余村林场林木采伐、销售补充协议》的约定。就该补充协议的存在及其内容，上诉人应当清楚，否则不会有“觉得不合理就不去”的说法。在双方就采伐间隔发生争议，并形成了一份补充协议后，上诉人虽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却在被上诉人王裕法与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签订补充协议后，按补充协议内容，让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协助其办理第二期采伐证，至第二期林木采伐完毕后，方至法院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上余村村委会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上诉人吴振吉接受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已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吴振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 毛向东
代理审判员 张 玲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郑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