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4民终字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式庭，男，汉族，住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8193。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式靖，男，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8139。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介全，男，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8037。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婵妹，女，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4325。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荣，男，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4316。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江禹，男，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8035。
法定代理人：王树荣，男，汉族，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4316。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楠，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三家村经济合作联社，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
负责人：郭洪辉。
委托代理人：徐海亭，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王江禹（以下简称王式庭等6人）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三家村经济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三家村经联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某权益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横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4年8月26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上级关于完善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精神，为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建立三家村经济合作股份合作制，三家村经联社制定《章程》。其中，《章程》第二条规定：“股份合作制是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引入股份制的某些原则、因素结合而构成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共有制的一种形式。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章程》第五条规定：“股份合作制的总股本是由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固定资产、现有土地资源及自有流动资金构成。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固定资产（厂房630㎡）按原值计算为54万元入股；现有土地资源是市统征土地后村集体的自留生产用地共68亩，按市统征价计算折价28万元，鱼塘150亩按开发时投入价计算值7万元；自有流动资金（包含1994年-1996年珠海市土地统征款及土地转让款共197.7万元）200万元；总股本为289万元。”《章程》第七条规定：“村民分配（福利）股份是指原集体财产折股后由集体分配给村民的股权，这部分占总股本的40%，共115.6万元。”《章程》第八条第2、3、7款规定：“1994年6月30日前结婚嫁入，并且户口已迁入本村的，享受分配全额股权；但凡是在1994年7月1日后才办妥入户手续的嫁入人员，从户口迁入日期计起，满三年以上的分配全额股权，未满三年时间的分配半额股权；1994年7月1日后符合法定婚龄，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户口已迁入本村的嫁入人员（含入赘人员，但只限纯女户，每户只限一人），从户口迁入之日起享受分配半额股权，三年后享受分配全额股权；不属世居迁入的外来代耕农，从户口迁入之日起，五年以内，十六周岁以上（含十六周岁）的人可享受半额分配股权，十六周岁以下的人相应享受成年人的50%股权（即全额股的四分之一），从第六年开始与本村世居的人所享受的条件相同。”《章程》第九条规定：“村民分配股，每股金额100元，享受全额分配股权的人享有18股，享受半额分配股权的人享有9股。”《章程》第十条规定：“每年年终在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中，按集体积累股占60%，村民分配股占40%的比例进行分红。集体股份分配中，留公益金20%、公积金10%、生产发展基金30%。”《章程》第十四条规定：“1、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每一年召开一次，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4、股东代表大会行使以下权力：……（4）讨论和通过其他重大事项。”《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参加股份合作制的村民，在办理入股手续的同时，统一发给股权证书，作为入股凭证，并凭证领取股份分红……”
1994年10月15日，三家村经联社向王介全等人发放《股份证书》，持股人（户主）是王介全，登记当时享有9股股数，股金为900元；李婵妹、王树荣为股权人，登记当时享有9股股数，股金为900元；王式庭、王式靖为股权人，登记当时享有2.5股股数，股金为250元。《股份证书》中的股权所有人须知规定：“1.本证是股权持有人作为入股凭证和领取股红的依据。每户一证，请妥善保管。2.每年年终凭股权证领取股份分红。……4.股权所有人本户如符合章程的出生、迁入和迁出，婚嫁、亡故等，应及时将股权证交本股份合作制董事会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
2011年1月30日，三家村委会召开户主、村民代表大会，该村常住户206户，出席会议有196户，其中同意不分配村民福利给外迁入户的有183户，同意分配的有0户，弃权的有13户，会议一致通过50年内村的福利不分配给外来户；2012年1月17日，三家村委会召开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大会表决决议在地租款中提取约990000元分配给原籍本村在册的常住村民作2012年的福利分配款；2013年2月1日，三家村委会召开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大会表决决议在地租款中提取约877200元分配给原籍本村在册的常住村民作2013年的福利分配款，2013年享受分配的人数共731人，每人发放1200元；2014年1月19日，三家村委会召开村两委、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大会表决决议在地租款中提取约879650元分配给原籍本村在册的常住村民作2014年的福利分配款，2014年享受分配的人数共730人，每人发放1205元；2015年2月8日，三家村委会召开村两委、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大会表决决议，2015年对原籍本村在册的常住村民发放村民福利，每人发放1205元。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农村财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农财中心”）出具《三家村收镇府永利工业园地租收入及福利分配情况公布》：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三家村于2010年2月份收镇下拨2010年永利工业园地租550000元，其中368550元用于支付村民2010年福利分配款；2010年12月收镇下拨2011年永利工业园地租550000元，其中545760元用于支付村民2011年福利分配款；2012年1月收镇下拨2011年及2012年永利工业园地租1210000元，其中982650元用于支付村民2012年福利分配款；2014年2月4日收镇下拨2013年永利工业园地租990000元，其中877200元用于支付村民2013年福利分配款；2014年1月21日收镇下拨2014年永利工业园地租990000元，其中880855元用于支付村民2014年福利分配款；2015年2月收镇下拨2015年永利工业园地租990000元，其中881799元用于支付村民2015年福利分配款。
双方确认，《章程》规定的630㎡厂房是招待所，自留用地68亩没有入股，全部分配给包括王式庭等6人在内的村民使用，以及150亩的鱼塘一直都有出租。双方对于200万元的土地征收款的去向意见不一。根据农财中心出具的《莲洲镇三家村630㎡厂房从2010年至2014年收入情况公布表》，630㎡厂房从2010年至2014年的租金收入分别为33600元、37446元、52332元、43332元、43332元。根据农某中心出具的《三家村2010年至2014年鱼塘收入情况公布表》，从2010年至2014年的塘租收入分别为54741.46元、65745.68元、133930元、129430元、110258元。根据农某所出具的《证明》及《1994年11月9日10万元土地统征款收支情况》，1994年至1996年期间支付给莲洲镇三家村的征地款共计604182元，该征地款已全部用于日常支出。根据农财中心出具的《三家村2010年至2014年村主要支出明细》，从2010年至2014年三家村的支出分别为120614.57元、124557.73元、219109.31元、137348.02元、234217.45元。三家村经联社在庭审中承认三家村经联社与三家村委会的部分支出混同，但辩称王式庭等6人作为村民，除了村委会分配的福利分配款外，其他福利王式庭等6人均有获得。
王式庭等6人称从2005-2009年期间有获得分红，但该红利是由三家村委会所分配的，三家村经联社辩称该红利是属于村民的福利款。
原审法院认为，王式庭等6人、三家村经联社对于《章程》并无异议，该《章程》中与利益分配的有关条款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或是规章的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根据《章程》的规定，三家村经联社采取的是股份制经营模式，对集体土地被征占的补偿收益、开发收益或发包、租赁收益等都纳入到三家村经联社的收入，每年利润除提取福利、盈余等支出外，其余部分将大部分分配给三家村经联社成某。三家村经联社成某占有相应的股份份额，三家村经联社根据收益结合成员在三家村经联社中所占股份的份额分配股份红利。所以，王式庭等6人是否能够取得股份红利，首先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资格。庭审中，三家村经联社认为王江禹因没有取得《股份证书》而无三家村经联社成某资格。根据《章程》第十九条及《股份证书》第1条的规定，《股份证书》是入股及领取股红的依据及凭证，也是确认王式庭等6人是否已经取得成某资格的凭证，王式庭等6人提交的《股份证书》并未对王江禹的成某资格进行确认。王式庭等6人认为王江禹因出生而自然取得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资格，但根据《股份证书》中的股权所有人须知第4条的规定，符合《章程》的出生、婚嫁等，应及时将《股份证书》交股份合作制董事会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王江禹即使具备了成某的条件，但也未经过规定的程序确认其成某资格。故原审法院认为王江禹并未取得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资格，即没有获得股份分红的权利。对于其他王式庭等6人的成某资格，三家村经联社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可。
关于三家村经联社是否应当向王式庭等6人补发股份分红的问题。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具有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资格，根据《章程》的规定，上述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均有获得三家村经联社股份分红的权利。但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三、第四条的规定，三家村经联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实行民主管理，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所以三家村经联社应当享有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股份分红的权利。王式庭等6人作为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之一，并不能以其个人的意志决定三家村经联社整体的股份红利分配。根据王式庭等6人、三家村经联社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核实三家村经联社的支出情况，即使三家村经联社存在盈余，但是否分红也应当通过民主或者双方约定的程序决定。根据《章程》的规定，股东代表大会是三家村经联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讨论与通过组织的重大事项，王式庭等6人并不能证明三家村经联社经股东代表大会或以其他形式作出损害王式庭等6人权益的决议。王式庭等6人要求三家村经联社向其补发2010年至2015年的股份分红，但王式庭等6人亦未能证明三家村经联社在该期间向三家村经联社的其他成某发放股份分红。所以，王式庭等6人认为三家村经联社侵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某权益，缺乏理据。另外，王式庭等6人要求三家村经联社向其补发的股份分红是按照三家村委会2015年所发放的村民福利计算的。根据三家村经联社所提交会议记录、提取福利分配资金的请示、报销单封面等证据，三家村委会所发放的村民福利是从永利工业园的地租款中提取的，而三家村经联社发放的股份分红应当是从三家村经联社成某入股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中提取的，但《章程》中规定的入股资产并未包括永利工业园的地租，故三家村委会所分配的村民福利并未占用三家村经联社成某的入股资产。综上，王式庭等6人要求三家村经联社向其补发从2010年至2015年的股份分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王江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4元，减半收取442元，由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王江禹承担。
一审判决后，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王江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三家村经联社补发自2010年至2015年的经济合作联社股份分红款：43380（即三家村经联社所称的村民福利款）给王式庭等6人；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家村经联社承担。事实及理由：王式庭等6人认为在一审判决中有部份事实没有依法查明，有一部份事实虽已经查明，但在判决中没有依据事实作出正确判决；对三家村经联社所在的村民代表大会所作出的不给予王式庭等6人村民福利的决议，在适用法律上只根据村民自治的规定，片面强调程序的合法，没有对决议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具体理由如下：一、在一审中没有将王式庭等6人具有村民和社员成某资格事实与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挂钩，属于没有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错误地根据所谓村民自治的原则，认定了三家村经联社和三家村委会剥夺了王式庭等6人应当享受的权利属于合法的行为，违背了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则。在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虽然完全认定了王式庭等6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在判决书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二行），表明一审法院认定了王式庭等6人在三家村经联社所在的三家村和经济合作联社取得了成某资格，这与王式庭等6人在诉状中和庭审中反复强调王式庭等6人不仅具有经济合作联社的社员资格还同时具有村民资格一致。在一审法院审理中，不承认王式庭等6人应当享有与其他原住民的平等的享有股份和村民福利的权利的理由在于：一审法院认定依据的事实是2011年1月30日，三家村委会召开的村民大会，并经全体村民表决同意50年内村民福利不分配给外迁户（指王式庭等6人所在的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2011年1月30日的村民大会程序合法，此后每年的年终总结大会也表决通过，村民福利只对原籍村民发放，该村民符合村民自治原则”（见判决书第5页顺数第八行）。王式庭等6人认为一审法院仅审查了村民大会的程序合法性，但没有审查会议内容的合法性和公平性。王式庭等6人认为决议中的内容明显属于三家村原住村民以人数占多的优势，剥夺了少数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同权某的原则，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也违背了王式庭等6人入户时三家村委会对王式庭等6人的承诺。如果司法部门，面对以所谓村民自治为依据，作出了违背人类良知、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以及契约精神的错误决定也作法律上的背书，后果将十分严重。假如有一天原住村民以人多地少为由，将后来迁入的原外籍村民赶出来村外又或村中的道路和水源不让外来户使用，司法部门又将如何面对“村民自治”作出的决定？
二、三家村经联社与所在的三家村委会在机构、人员、管理、财产关系上严重混同或关联，王式庭等6人理应有权取得三家村经联社声称的“村民福利款”。在庭审中，王式庭等6人多次向法庭陈述，在目前的具体情形下，以三家村经联社所在的村社为例，三家村民委员会和村的经济合作联社实际上属于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经济合作联社的作用已经淡化，村委会已经实际上代行了经济合作联社的管理职能。三家村经联社在庭审中也承认一开始时经济合作联社尚单独设立帐户，现在实际已经取消了。在一审的审理中也认定“被告在庭审中承认被告与三家村委会的部份支出混同，但辩称原告作为村民，除了村委会分配的福利分配款外，其他福利原告均有获利”（见判决书第11页顺第10行）。王式庭等6人认为三家村经联社与三家村委会不仅在支出混同，且收入也混同。在三家村经联社提交的《三家村2010年至2014年村主要支出明细》中可以看到多数开支项目是属于村集体项目开支，而所有开支均用三家村经联社的资产经营收入作为开支，明显属于村委会动用了三家村经联社的收入（见三家村经联社提交的《三家村2010至2014年收支情况公布表》），由此可见三家村委会与三家村经联社在管理和资产处置上已经严重混同。永利工业园的收入，不用于村委会的开支，仅作为纯利润分红给原住村民的福利款，明显属于三家村委会剥夺三家村经联社财产所有权和处置权，此外，由于三家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与三家村经联社的管理人员重叠，长期不召开三家村经联社的董事会，损害了全体社员的权益，严重损害了的作为外来户的王式庭等6人的合法权益。在此要强调说明的是王式庭等6人属于先取得三家村村民资格，然后才加入到三家村经联社的经济合作联社的，具有完全的村民资格，一审法庭也予以认定属实。王式庭等6人认为基于三家村委会的财产与三家村经联社之间人、财、物严重混同或关联，就不应区分三家村发放福利款的是三家村经联社的收入还是村委会的收入问题。王式庭等6人认为三家村经联社和三家村村委会迫于多数村民的压力，偷换概念，把所谓分红款改成福利款，就生硬地以作出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形式剥夺王式庭等6人应获得的合法收益。在庭审中王式庭等6人坚持认为王式庭等6人作为三家村民和经济合作联社的社员，两者的身份是重合的，因此无论是发放的是分红款还是福利款王式庭等6人均应有权与原住村民平等取得。
三、关于王江禹是否具有三家村经联社的社员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述王江禹虽然符合取得上述成某资格的条件，但未经过规定的程序确认其成某资格，故并未取得三家村经联社的成某资格，即没有获得股份分红的权利。王式庭等6人认为，王式庭等6人未履行确认程序的责任于三家村经联社没有开展正常的确信工作，包括原住村民的家属因结婚或出生所有人员均未进行程序上的确认，但所有人员均按《章程》的约定，获得了分红款，三家村经联社以实际行动确认了新成某的资格。在2005年至2009年间，王江禹获得了分红资格，三家村经联社也承认有发放过，只不过强调是村民福利款而已。
四、2005年至2009年王式庭等6人取得的款项无论是股份分红款还是福利款，无论是由三家村委会发放还是由三家村经联社发放，均表明王式庭等6人与三家村的原住村民曾经平等地享有过分红款或福利款。争议焦点应落在2011年1月30日所谓的村民大会所作的决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王式庭等6人认为会议是在非常紧张充满仇恨、恐吓的气氛下召开的，决议的签名不少是充满暴力倾向的村民强行为他人代签的，不能真实地反映三家村村民的意见。在一审中，王式庭等6人和三家村经联社均承认2005年至2009年王式庭等6人取得过款项，但到底是由三家村经联社还是三家村委会发放，是股份分红款还是福利款双方存在争议。王式庭等6人认为取得款项目属实，而且与2004年之前发放的时间均在年底，负责发放的人员相同，发放的地点相同，负责发放的人也没有特别说明是发放分红款还是福利款，王式庭等6人也没有追问。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称从2005年-2009年期间有获是分红，但该红利是由三家村委会所分配的，”（见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十行），王式庭等6人在此表明该句话不是王式庭等6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式庭等6人对发放的主体是三家村经联社还是三家村委会，是分红款还是福利款不知情。王式庭等6人在一审审理时和至今始终坚持认为作为村民和经济合作联社的社员无论是分红款还是福利款均应享有。
五、永利工业园土地长期属村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代行管理，所得地租款，王式庭等6人作为三家村的村民，理应与其他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此前已经说过，王式庭等6人是基于与三家村委会达成了入户的条件，才迁到三家村的，入户三家村均早于加入三家村经联社的经济合作联社，当时三家村承诺的入户条件是经过一定年限后，王式庭等6人取得与原住民完全相同的福利待遇，约定的年限大致与《章程》相同。在王式庭等6人迁入三家村，现在永利工业园的土地属于三家村集体所有，从未分到过那一个农户，也没有成立过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土地由村委会发包给他人承包种植甘蔗或其他作物，后于工业化进程加快，于2003年左右出租给他人建立工业园，三家村委会收取租金作为村里开支或给村民发放福利。自王式庭等6人入户到三家村以来，一直至2009年王式庭等6人一直有分得相关收益。王式庭等6人认为永利工业园是由三家村委会出面负责管理的财产，财产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三家村原住村民以多数人占绝大多数的的优势剥夺王式庭等6人少数群的权益违背了平等、公平正义的原则，属于滥用了村民自治的原则。
六、2010年至2015年三家村发放的是分红款还是村民福利款，都不重要，关健是王式庭等6人与三家村的原住村民同样拥有村民资格和经济合作联社的成某资格，唯一与原住村民不同的是王式庭等6人入户时经过了三家村委会的同意，以及经过了经济合作联社的《章程》的书面确认，王式庭等6人经过了特定的年限才具有完全的村民资格，现在已经超过了特定的年限，王式庭等6人已取得了完全的村民资格和社员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三家村委会所分配的村民福利并未占用被告成某的入股资产”表明法院认定分红款与福利款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上述认定表明一审法院没有重视王式庭等6人在庭审中提出的三家村委会与三家村经联社属于两块子，一套人马，村委会长期越位管理三家村经联社的财产的事实，更为突出的一审法院没有尊重自已查明的事实，即：1、一开始三家村委会与三家村经联社还分开建帐，到后实际上只有一套记帐系了，2、三家村与三家村经联社的收支有混同，3、按三家村经联社的说法2004年至2009年给王式庭等6人发放的是村民福利款，那么也表明三家村委会与三家村经联社已在三家村的全体村民（均是三家村经联社成某）中，已经顺利过渡到由分红改成发放村民福利款。由以上可见，可见一审法院忽视了三家村和三家村经联社已经顺利发放过了多年无论是分红款或福利款的事实（至少王式庭等6人和三家村经联社均承认2005年至2009年有顺利发放），现一审中再以判决书的方式强行区分是两种不同的分配或发放方式已经没有意义。如果强行划分的话，一审法院应直接驳回王式庭等6人的起诉，要求王式庭等6人直接向三家村委会起诉，且在庭审中在三家村经联社也辩称：“事实上村民福利与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所取得的来源也不同，发放流程也不同。村民福利来源于三家村永利工业园地租款，发放的流程是先由三家村委会向镇政府提出向村民发放福利的申请，政府批准后，召开年终总结大会，表决通过福利分配方案后，再召集村民，将福利款项支付给村民”（见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6行），针对三家村经联社的辩称，王式庭等6人曾当即提出要求追加三家村委会作为一审的被告，但法庭不置可否。
综上所述，王式庭等6人认为，针对三家村委会与三家村经联社复杂的关系，在管理上、人员上的混同或关联，财产上的混同，王式庭等6人只认准一条道理，王式庭等6人既是三家村的村民又是三家村经联社经济联社的成某，又符合三家村经联社的《章程》规定，在入户时有又与三家村委会有所约定，其他村民享有的分红也好村民福利也好，王式庭等6人也应享有。那些以村民自治为由，对不符合契约精神（指三家村委会承诺给予完全的村民资格，福利待遇相同，三家村经联社的《章程》书面确认），违背公正、平等的原则的错误做法加以法律背书，不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不利于构建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维护王式庭等6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提出上诉，望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有关事实，真正从法律的角度，能从公平正义，平等、体现人的尊严和人文关怀的高度，作出正确的判决。
被上诉人三家村经联社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式庭等6人的请求与理由均无法律依据。首先从王式庭等6人是否作为经联社的成某及是否享有股份分红的权利，三家村经联社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明确，在王式庭等6人能够提供股份证书的前提下，三家村经联社是承认其经联社成某的资格，也享有根据上横镇三家村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制章程而产生的分红的权利。但是根据该章程的第19以及股份证书第一条的规定，王式庭等6人中没有股份证书的，其就不具备股东的权利，因此也无权获得分红。即便是王式庭等6人都存在章程中所规定的享受分配股的对象的条件，但是因其并没有办理入股手续，也无法确认其正式股东的资格。故一审法院对此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二，王式庭等6人在上诉中还是混淆了股份分红款与村民福利款的区别，王式庭等6人要求获得股份分红款的依据是根据章程的规定，而发放的机关是三家村经联社及经联社，而村民福利款发放的机关主体是由村委会，因此该两项款项的发放主体并不相同。其次发放的来源也不同，股份分红款是依据章程规定，而章程中第五条所规定的总股本包括厂房、自留地、鱼塘、征地款等在内，而村民福利款的发放来源是永利工业园的地租。两者的发放流程也不一样，股份分红款的发放流程是依据章程规定，在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中提取40%进行分红，分红要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召开，然后进行发放分红的相关事宜，而村民福利款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由村委会向农财中心将永利工业园的地租款作为村民福利发放。综上所述，这两种款项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款项，不可以相互混淆。第三，村民福利款的分配完全符合村民自治的原则，符合法律规定和流程。每次发放前均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王式庭等6人因作为外迁户，其也参加了村民代表大会，最终表决结果超过三分之二，将永利工业园的地租款分配给本村在村居住的村民，符合法定流程。股份分红款的来源包括厂房租金、鱼塘承包租金，只有这两项每年尚有收入，而该收入也用于三家村经联社日常的经营开支，根本没有盈余，该部分收入也用于计划生育、村里环境卫生以及有关水电、机耕的支出，所有相关支出，王式庭等6人均有享受到产生的一些福利待遇。而其中的自留地68亩也是分配给包括王式庭等6人在内的经联社组织成某。关于自有流动资金，我方在一审中提供了证据证明，该部分资金已经全部支出，没有盈余。综上所述，依据章程产生的股本并无利润分配，王式庭等6人要求分配股东分红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1994年三家村经联社股份合作制建立之后至2005年之前的股份分红，三家村经联社称在股权证上有名字的就有分红，没有名字的就没有分红，并称股份分红从2005年起就没有了。关于2005年-2009年的分配款，三家村经联社称是由三家村委会分配的村民福利，王江禹都有获得，王江禹认可有获得，但称不知道是村民福利还是股东分红。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江禹要求三家村经联社补发2010年-2015年的股份分红款是否成立的问题。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股东要求股份分红的依据是三家村经联社1994年8月26日制定的《章程》。根据《章程》的规定，《股份证书》是入股及领取股份分红的凭证。王江禹有权请求股份分红的前提条件是其具有股东资格，即具有三家村经联社成某资格。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股份证书》上记载的股权人并没有王江禹，三家村经联社也不确认其具有成某资格，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江禹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某资格，而确认集体组织成某资格的问题，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对于王江禹的起诉，本院予以驳回。
本院已作出（2016）粤04民终53号民事判决，驳回王式庭、王式靖、王介全、李婵妹、王树荣的诉讼请求，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横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江禹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4元，由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147元，由本院退回王江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 敏
代理审判员 黄汉源
代理审判员 诸葛亭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静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