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83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垂文，男，197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杰清，女，197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永强，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超，男，197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旺年，湖北毕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垂文、余杰清因与被上诉人王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25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垂文、余杰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邱垂文、余杰清实际尚欠王超69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2017年3月27日，邱垂文并没有向王超借款133000元，一审法院仅仅以一张借据和余杰清当时在派出所的供述为证据认定这次借款属实是缺乏充分证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时，民间借贷合同才生效。邱垂文虽然于2017年3月27日向王超出具了借据，但邱垂文并未收到王超的借款，当时是王超口头上说先签名第二天再放款，但第二天并没有放款。十三万元数额比较大，谨慎起见，如果是转账应有转账凭证，如果是现金交付，那总得有收据，但王超并没有提供这些关键证据。况且，邱垂文夫妻当时也没有添加任何固定资产，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小车等高价值的财产，无缘无故借款十三万元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也不符合常理。在3月8日所欠王超的23900元尚未还清的情况下，王超在3月27日又同意借款133000元给邱垂文也是不符合常理。二、虽然余杰清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说过“……我所知道的是我老公借过王超十三万三千元……”，并且与王超签了和解协议书，达成在2017年8月30日还款80000元给王超的协议，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首先，根据2017年3月8日23900元的借款声明和2017年3月27日133000元的借据，加上违约金，按照王超诉称，邱垂文夫妻一共欠王超176900元，在王超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居然同意余杰清还款80000元就可以了，作出如此重大让步，明显不符合常理。唯一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是，2017年3月8日邱垂文向王超借款23900元，承诺2017年3月15日前还款，逾期一天，每天需支付500元违约金，从3月15日开始算，到8月15日止，共五个月时间，余杰清共还了17000元给王超，尚欠6900元，再加上约定的违约金，刚好差不多欠王超80000元，因此，余杰清就和王超达成还款80000元的和解协议。其次，余杰清在一审时提供了当时在派出所其本人、王某、王超等人的询问笔录，也提供了其受伤的图片、医院的检查结果，还有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深圳市公安局的信访回执，这些证据一再证明了余杰清当时是受到强迫、拘禁、威胁和殴打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供述和签的和解书不是本人自愿的行为。最后，王超等人虽然没有受到派出所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但并不代表该事实就不存在，未受到处罚的原因各种各样，但这些机关的处罚与否与这次借贷纠纷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以王超等人未受到处罚就认定和解协议，是不妥当的，应综合全案所有证据材料进行认定。
被上诉人王超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邱垂文、余杰清连带偿还王超借款人民币1569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利率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邱垂文、余杰清支付王超违约金人民币20000元；3、邱垂文、余杰清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诉讼中王超明确违约金从2017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起诉之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邱垂文于2017年3月8日出具一份《借款声明》，确认向王超借现金23900元，借款期限至2017年3月15日，如不能偿还，每10000元每日按500元计算违约金，担保人自愿承担所述义务，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邱垂文妻子余杰清于2017年8月8日在担保人落款处补签名。邱垂文于2017年3月27日与王超签订一份《借据》，约定邱垂文向王超借133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5月27日，如不能偿还，则王超可将邱垂文及担保人之任何财产作为抵偿，或付违约金5‰。余杰清亦在担保人落款处签名，余杰清主张系于2017年8月8日补签。
2017年8月14日，余杰清到公明派出所报警称自8月8日起被王超等人软禁多日，期间还打伤了她，在询问笔录中，余杰清陈述“……我所知道的是我老公借过王超十三万三千元，前后我们大约还了八到十万元，还欠他四五万元钱，目前筹不到钱来还……”。王超在公明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不存在拘禁余杰清的行为，因余杰清和其丈夫邱垂文拖欠王超的款项，其向余杰清催款，余杰清在王超的公司办公室过了几天，等其丈夫筹钱还款，但期间王超未限制余杰清自由。
同日，王超与余杰清在公明派出所签署一份《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余杰清原谅王超及王超的工人在2017年8月15日之前对余杰清做出的不文明行为，自愿不再追究王超及王超工人在2017年8月15日之前所作所为的法律责任。2、王超及王超工人不得再骚扰余杰清和余杰清家人。3、余杰清在2017年8月30日之前还清所借王超的所有欠款共计80000元。”
原审庭审中，余杰清确认收到2017年3月8日王超的借款23900元，不确认收到3月27日的借据所述的借款，并主张已偿还借款17000元；对于其在公明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所述的“……我所知道的是我老公借过王超十三万三千元，前后我们大约还了八到十万元，还欠他四五万元钱，目前筹不到钱来还……”及其签署的《和解协议书》，余杰清称因受到王超等人威胁，出于害怕才作出上述陈述及签署上述协议，对其上述陈述及和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余杰清确认王超等人未因其所称的非法拘禁、恐吓等被立案或受到行政、刑事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2017年3月8日的《借款声明》有邱垂文的签名，其妻子余杰清也确认上述借款的真实性，故认定2017年3月8日邱垂文向王超借款23900元属实。2017年3月27日的《借据》也有邱垂文的签名，其妻子余杰清2017年8月14日在公明派出所接受询问时也称“……我所知道的是我老公借过王超十三万三千元……”，且同日余杰清也与王超在公明派出所签署《和解协议书》确认欠款事实，余杰清主张因受到王超等人威胁，出于害怕才作出上述陈述及签署上述协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王超等人亦未因其所称的非法拘禁、恐吓等被立案或受到行政、刑事处罚，故认定上述陈述及《和解协议》系余杰清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2017年3月27日邱垂文向王超借款133000元属实。邱垂文与余杰清未提交证据证明还款的数额，王超对余杰清主张的还款数额也不予认可，但鉴于余杰清与王超签署的《和解协议书》已约定余杰清在2017年8月30日之前还清所借王超的所有欠款共计80000元，故认定邱垂文、余杰清尚欠王超借款80000元。因双方在上述《和解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利息，故认为邱垂文、余杰清应自逾期之日即2017年8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邱垂文、余杰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王超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0元及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8月31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为止）；二、驳回王超其他诉讼请求。邱垂文、余杰清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919元，由王超承担1019元，邱垂文、余杰清承担9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133000元的借款是否真实。余杰清主张王超并未实际支付该笔借款，其在派出所作出的陈述以及与王超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余杰清在公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我所知道的是我老公借过王超十三万三千元，前后我们大约还了八到十万元，还欠他四五万元钱”，其后在该派出所与王超签订《和解协议书》，承诺归还欠款80000元。现其主张前述自认内容以及签订和解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余杰清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时遭受到来自于王超或者派出所的胁迫等外部压力，相反，其主动报警并在派出所接受调查，从常理推断其身处安全环境之下作出的陈述均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余杰清主张受到王超强迫、拘禁、威胁和殴打，既不符合常理亦缺乏证据证实，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同理，余杰清在派出所和王超签订《和解协议书》，其主张受到胁迫也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原审采信余杰清在派出所的陈述以及协议内容，确认诉争借款真实成立，邱垂文、余杰清应归还借款80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邱垂文、余杰清主张不应归还该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28元，由上诉人邱垂文、余杰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李东慧
审判员 陈 亮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