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外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亦于。
委托代理人：沃薛军。
委托代理人：朱旗。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维明。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施敏。
上诉人徐亦于为与被上诉人陈琦、卢维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外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亦于的委托代理人朱旗、被上诉人陈琦和卢维明、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袁施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8日，徐亦于作为甲方与陈琦、卢维明作为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签订《合股经营协议书》一份，对位于喀麦隆共和国雅温得金融贸易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soficom公司，注册号2008／m／167，即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具体条款为：1、甲方同意将其在斯非考姆公司的85%股份所有权（83年林地采伐权、进出口许可等）进行全部转让后合股经营，双方商定后将股权分配为，当地人姚易（yohi）占15%斯非考姆公司资产和利润的股份，中方占有85%斯非考姆公司资产和利润的股份……甲方在中方股份中占有43.5%（占斯非考姆公司利润分配股份为37%）；乙方在中方股份中占有41.5%（占利润分配股份为35.25%），乙方陈琦、卢维明平均出资，平均拥有本款股份……4、斯非考姆公司资金投入情况为，项目准备期投入费用（包括林地申请、项目调查等690000元，原斯非考姆公司转让费2500000元，采伐费用及税金2040000元，办公费用包括工资、办公场地费用及其他970000元）共计人民币6200000元，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人民币3500000元，此款打入杭州中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斯非考姆公司41.5%股份所有权（占公司利润分配股份为35.25%），并出任公司常务总经理，配合公司法人全面开展斯非考姆公司经营工作。5、……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应在2010年3月底前完成……9、……为开展斯非考姆公司的业务，在国内设立杭州斯非公司，是中方全资公司，甲方股份占51.18%，乙方股份占48.82%……1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
2010年3月19日，原告陈琦开具收款人为杭州中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国农业银行本票一张，金额为人民币3500000元。当月22日，杭州中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张，缴款方为陈琦、卢维明，款项内容为投资款，金额同上。
2012年1月26日，喀麦隆共和国中心上诉法院及雅温得法庭办公处法官出具听证记录一份，由贸易登记及信贷资料库主任对斯非考姆公司情况确认并回复，根据该公司最近一次即2008年11月19日在雅温得召开的大会会议内容，斯非考姆公司有两位主要股东，中国国籍的徐亦于女士（即本案徐亦于）持有85%的公司股份，喀麦隆共和国国籍的艾麦纽·姚易（emmanuel·yohi）先生持有15%的公司股份；“该公司以主管人徐亦于女士为大股东。我们没有收到其他修改该项身份的约定条款。”该听证记录依法经过公证认证。
2012年3月9日，陈琦、卢维明向徐亦于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称，由于徐亦于未按《合股经营协议书》在2010年3月底前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延迟已近2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故通知徐亦于解除该协议。该通知书于2010年3月10日到达徐亦于。2012年3月30日，陈琦、卢维明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陈琦、卢维明提交喀麦隆共和国《1995年8月23日第95／531／pm号法令关于应用森林法规的规定》一份，该法令条款138（1）①规定，林业开发公司的参股及股份转让需遵守以下规定：涉及到一个由喀麦隆公民建立的林业公司时，如外国公民通过出让股权或日后资本增资获得公司股份，外国公民所占公司股份及投票权不得超过30%。徐亦于对该法令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认可。
2013年4月17日，喀麦隆共和国利多拉尔（littoral）地区森林和动物区系处代表，水源、森林和狩猎总工程师约瑟·讷琛盖·勒沃多（josephntsenguelevodo）签字出具《鉴定》一份，内容译文为“我们兹证明融资和商业公司（法语缩写soficomsarl，即斯非考姆公司）是一家按1997年11月13日第038／cab／pm号法令建立的公司，其经营专业为林业。拥有砍伐证的斯非考姆公司必须遵守所有的林业法规，尤其是1995年8月23日95／531pm号林业法令。”该《鉴定》盖有喀麦隆共和国森林和动物区系部驻杜阿拉办事处公章。经查，杜阿拉系喀麦隆共和国利多拉尔地区所辖港口城市。审理中，徐亦于表示，斯非考姆公司的木材基本从杜阿拉港口对外运输。
以上法令及《鉴定》依法经过了公证认证手续。徐亦于对其中《鉴定》的译文有异议，并提交了另一份同为合法机构翻译的译文，内容为“《咨询》我们特此证明金融贸易有限公司（soficomsarl，即斯非考姆公司）根据1997年11月13日之第38／cab／pm号法令批准同意从事林业开发。该公司应遵守喀麦隆有关该行业的所有规定，尤其是1995年8月23日规定的林业系统经营方式的第95／531／pm号法令。”
审理过程中，徐亦于陈述：斯非考姆公司成立于1993年，原为喀麦隆共和国籍股东姚易（yohi）的家族企业，1997年取得林业砍伐资格，并拥有一块林地可供采伐。2008年，徐亦于向姚易（yohi）及其家人受让取得了85%公司股份，并自此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徐亦于接管后，公司主要经营贸易项目，并由姚易（yohi）负责林地交易事项。公司营业范围虽包含森林砍伐，但并非专业林业砍伐公司，而是一家贸易公司，soficom即是贸易投资的简称。2010年3月签订《合股经营协议书》后，徐亦于在当年4月前往喀麦隆共和国等待陈琦、卢维明共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车祸于当年7月回国，后委托其丈夫严光辉于当年9月与原告卢维明共同前往喀麦隆共和国办理手续。徐亦于的护照显示其在2010年4月6日于喀麦隆共和国入境，同年7月10日出境；严光辉的护照显示其在2010年9月10日入境，同年9月24日出境。徐亦于称，陈琦、卢维明均去过喀麦隆，但未至喀麦隆公证处共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手续至今未完成。
另查明，2010年8月16日，陈琦、卢维明、徐亦于及案外人严俊、王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签署《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徐亦于在原《合股经营协议书》约定的股份比例基础上，再将其持有的斯非考姆公司股份中的18%折价转让给陈琦、卢维明及王玮；如果斯非考姆公司继续经营，公司股东的股权结构为徐亦于25.5%，原告陈琦25.5%，原告卢维明25.5%，王玮8.5%，姚易（yohi）15%；但斯非考姆公司在喀麦隆工商部门注册的股权结构仍按2010年3月18日的《合股经营协议书》所述比例注册。
再查明，杭州斯非公司原为徐亦于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元；2010年5月27日，公司股东情况变更为原告陈琦30%，原告卢维明60%，徐亦于10%，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5000000元；2010年8月31日，公司股东情况变更为原告陈琦30%，原告卢维明30%，严俊30%，王玮10%。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本案股权转让标的为喀麦隆共和国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故本案属涉外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审被告徐亦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的法律或者其它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第二次庭审中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且陈琦、卢维明与徐亦于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案涉合同签订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中，陈琦、卢维明与徐亦于签订了《合股经营协议》，约定陈琦、卢维明以人民币3500000元的对价受让徐亦于持有的41.5%斯非考姆公司股权，双方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陈琦、卢维明支付对价后，案涉股权转让变更手续至今未完成的事实清楚。陈琦、卢维明据此向徐亦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为：本案所涉《合股经营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要件，陈琦、卢维明通知解除的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中查明的事实逐一阐述：
首先，关于哪一方当事人应对案涉股权转让不能完成承担责任。徐亦于辩称其已尽配合之义务，是陈琦、卢维明拒绝共同前往办理，导致股权转让手续无法完成。对此，原审法院考虑：1、陈琦、卢维明已积极支付对价，亦都去过喀麦隆，且在2010年3月的《合股经营协议书》及8月的《股东会决议》中均确认了对斯非考姆公司股份的要求，故在徐亦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陈琦、卢维明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可视为陈琦、卢维明已积极履行合同；2、徐亦于自述其于2008年受让取得85%斯非考姆公司股份后，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从而徐亦于应对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转让程序有一定了解，亦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过程中有比陈琦、卢维明更高的能力及便利；3、《合股经营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方，但从常理考虑，双方已约定陈琦、卢维明负有支付对价的义务，若其再负有股权变更手续的主要责任，则徐亦于只享有收取款项的权利却不负担相应义务，权责并不对等，有悖本案合同公平原则，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为徐亦于的主要义务；4、徐亦于未对其为股权转让所做准备及办理手续的具体情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仅依据其与严光辉前往喀麦隆共和国的护照信息，无法证明已尽配合之义务。因此，徐亦于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徐亦于应对案涉股权转让不能完成承担责任。
其次，关于《合股经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否已实现。徐亦于辩称陈琦、卢维明已实际控制了斯非考姆公司，就斯非考姆公司的经营行使了股东权利，并利用斯非考姆公司的资源在喀麦隆共和国开办了新公司，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事实。徐亦于又辩称陈琦、卢维明已实际控制了杭州斯非考姆公司，对此，从《合股经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完成斯非考姆公司股权转让是该协议的主要目的，在股权变更手续至今未完成的情况下，仅依据杭州斯非公司的股权变更事实，无法认为已达成《合股经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因此，原审法院对徐亦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合股经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
再次，关于合同约定的办理时间是否发生变更。协议内容的变更，应当由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意方为有效。徐亦于辩称《合股经营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手续应在2010年3月底前完成”的约定已因同年8月《股东会决议》而发生变更，其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看，参与决议各方仅对内部股份转让进行了约定，但“斯非考姆公司在喀麦隆工商部门注册的股权结构仍按2010年3月18日的合股经营协议书所述比例注册”，即原、徐亦于双方实质上并未对斯非考姆公司在喀麦隆的股权登记的内容进行变更，就该股权登记的比例及变更时间，双方仍应遵守《合股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徐亦于没能于2010年3月底办成股权变更手续，即使陈琦、卢维明一度未对此表明态度，徐亦于仍应在合理期间内尽快办理该手续。但至陈琦、卢维明起诉时近2年期间内，徐亦于并未履行办理转让手续的合同义务，甚至在陈琦、卢维明起诉后，至今仍未为办理手续作出积极之行为。因此，徐亦于对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合同的具体情形无法举证证明，上述辩称不能成为其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不予采纳。
最后，关于斯非考姆公司是否系林业公司。原审法院综合以下事实：1、喀麦隆共和国利多拉尔地区森林和动物区系处代表出具了《鉴定》一份，双方当事人对此提交的译文中，均表述斯非考姆公司从事林业开发，应遵守喀麦隆共和国1995年8月23日规定的第95／531／pm号法令；2、《合股经营协议书》中提到“83年林地采伐权”；3、徐亦于自述斯非考姆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森林砍伐，公司拥有林业砍伐证并实际拥有一块林地可供采伐。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该公司是从事林业开发的公司。徐亦于辩称斯非考姆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其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应当拥有提供公司主体材料的能力，但其并未提交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对徐亦于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本案陈琦、卢维明依约支付对价后，徐亦于至今未能按约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双方互信的基础已然丧失，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案涉《合股经营协议书》符合法定解除要件，陈琦、卢维明的通知解除行为合法有效，该协议于通知到达徐亦于时即2012年3月10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陈琦、卢维明要求徐亦于返还人民币3500000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理由正当，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陈琦、卢维明主张的利率标准过高且无依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予以调整，经计算确定数额为人民币332665元（2012年3月11日起暂计至2013年9月9日止，此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徐亦于返还陈琦、卢维明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徐亦于赔偿陈琦、卢维明利息损失人民币332665元（自2013年3月11日暂计至2013年9月9日，此后至判决确定的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另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陈琦、卢维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158元，由陈琦、卢维明负担人民币8798元；由徐亦于负担人民币36360元。
宣判后，上诉人徐亦于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审判决认定斯非考姆公司是从事林业开发的公司不准确。该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开展进出口贸易和从事林业开发，属于综合性的贸易公司，而非专业性的林业开发公司。而这两种类型的公司从设立、经营、股权转让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完全不同。第二，本案股权转让不受“喀麦隆共和国1995年8月23日规定的第95／531／pm号法令”限制，原审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受该法令限制导致股权无法转让不符合事实。该法案早在1995年就实行，但上诉人却在2008年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了涉案股权。这可以说明涉案股权的转让并不受该法令限制。第三，原审判决认定徐亦于因2008年受让取得斯非考姆公司85%股权而应对斯非考姆公司股权转让程序有一定了解，亦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过程中有比陈琦、卢维明更多的能力及便利，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作为受让方，在2008年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一切股权变更手续均由斯非考姆公司和上诉人委托的律师办理，出让方仅被动协助。因此，本案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作为出让方的上诉人只能被动等待受让方要求配合的指令，而无法直接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四，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8月的《股东会决议》”对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期限未进行变更不符合实际。该《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办理股权转让的时间为“新股东向徐亦于支付200万元前一个月”。对具体履行时间约定不明确，被上诉人依法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上诉人一直愿意配合却未被要求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五，原审未认定双方《合股经营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不正确。上诉人在原审中就实际履行的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以相关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未采纳证据，亦未认定事实。实际上，《合股经营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将杭州斯非考姆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于2010年5月亲赴喀麦隆，将斯非考姆公司的经营权和控制权移交给被上诉人。在自己车祸受伤后，又出具了股权转让授权书，委托丈夫前往喀麦隆处理。因为被上诉人出于希望后续整体转让斯非考姆公司的考虑，所以双方当时才未进行股权变更手续。综上，本案并非上诉人不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而是被上诉人取得公司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后与当地公司及人员发生矛盾纠纷，不再希望继续经营公司，从而以上诉人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以转嫁损失。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部分已经收集到的新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积极移交斯非考姆公司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被上诉人实际进行管理并取得经济利益的事实，同时上诉人将继续从喀麦隆共和国调取新的证据。第五，原审法院将双方关于杭州斯非考姆公司股权转让及经营行为，与斯非考姆公司的实际经营割裂开来，处理不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交易与该两家公司紧密相连。在杭州斯非考姆公司2010年股权变更并增资后，双方的持股比例与在斯非考姆公司的持股比例基本相同。双方对外将杭州斯非考姆公司作为斯非考姆公司的中方投资者，也在杭州斯非考姆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上讨论斯非考姆公司的实际经营。被上诉人也是通过杭州斯非考姆公司积极参与斯非考姆公司的实际经营。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原审判决以“因未办理转让手续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够实现”为由解除合同，但“股权转让”的目的是受让人取得公司的股权，对公司享有经营、管理的权利。股权变更登记只是合同履行的外在表现，而非合同的目的。原审判决罔顾上诉人已经实际向被上诉人移交了斯非考姆公司财产及人事，被上诉人已经实际管理、经营公司的客观事实，仅因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解除合同属法律适用错误。第二，本案应适用喀麦隆共和国法律。本案喀麦隆共和国相关公司登记部门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判断上诉人是否履行《合股经营协议书》的唯一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及审判实践中均确认了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隐名股东”的权利是可以得到保护的。现上诉人已证明斯非考姆公司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在签订《合股经营协议书》后已发生变更，被上诉人已行使了股东权利，为整体转让而暂缓办理变更登记。所以本案的争议实质是被上诉人是否成为斯非考姆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股东，是否已享有股东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故本案应适用喀麦隆共和国法律。另外，《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解释》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在一方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另一方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双务合同中，非金钱给付义务最能体现合同本质特征。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一方，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股权转让合同的本质特征，履行行为只能发生在喀麦隆，因此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该是喀麦隆共和国法律。这也说明本案应适用喀麦隆共和国法律。第三，原审判决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加于上诉人无法律依据。在喀麦隆共和国当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需要受让方亲自办理的，上诉人作为出让方无法单独自行办理，客观上上诉人也曾亲赴喀麦隆去协助办理。至今未办理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另依据我国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股权出让人，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主要义务人无法律依据。第四，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司法准则。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1、证据13与被上诉人的证据7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相同的，但原审法院均不予认可，却把被上诉人的证据作为了判决的依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本案应由被上诉人证明其诉称的“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事实，而不能要求上诉人证明已经履行办理手续义务。三、本案应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中，由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争议涉及的是斯非考姆公司股权，斯非考姆公司的注册地、住所地、主要财产所在地、实际经营地、主要员工所在地均在喀麦隆共和国，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公司控制权和经营权发生变更事实也都发生在喀麦隆共和国。本案争议发生的主要事实不在我国境内且不适用我国法律，所以我国法院受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本案应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明客观事实，适应法律不当，故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股权转让合同继续履行。二、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陈琦、卢维明共同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在原审判决中已经通过详细解释和说理得到回应。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有法律依据，合情合理。本案性质就是股权转让纠纷。2010年8月《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变更《合股经营协议书》关于股权转让手续在2010年3月底前完成的约定。斯非考姆公司是从事林业开发的公司，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中包含83年采伐权、进出口许可等，经当地使领馆认证的证据材料也证明该公司是林业公司。股权转让没有实现应归责于徐亦于，被上诉人已支付对价，并为办理手续亲赴喀麦隆，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转让不实现。上诉人作为斯非考姆公司的主管负责人，又是股权转让的出让人，并具有该公司股权转让的经验，对未能完成股权转让负有责任。因上诉人违约，《合股经营协议书》已由被上诉人通过书面通知解除。对法律适用的问题，原审法院是征询了双方意见之后才确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上诉人徐亦于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公司股东会决议、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各1份（复印件，来源于浙江省商务厅档案材料）。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杭州斯非考姆公司对外投资的名义向主管部门申请对外投资备案，被上诉人系斯非考姆公司股东的事实。
二、公司法人变更备案报告（原件）、境外中资企业报到登记表（扫描件）、回执（复印件）各1份。证明：上诉人向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报告杭州斯非考姆公司和斯非考姆公司法人变更及收到的回执，证明被上诉人已是斯非考姆公司股东的事实。
三、通知（原件）1份。证明：上诉人给斯非考姆公司当地股东yohi先生发出的关于股权变更的通知，证明股权转让的事实。
四、书信及情况说明各1份（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在经营斯非考姆公司过程中遇到困难后向中国大使馆参赞提交的情况说明及上诉人写给参赞的书信，证明被上诉人作为斯非考姆公司股东控制并经营该公司。
五、股东会纪要（复印件）、董事会记录（原件），证明被上诉人参加杭州斯非考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签字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已是斯非考姆公司股东，并对该公司经营作出决策。
被上诉人陈琦、卢维明对上诉人徐亦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一直拖延举证，且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均非新证据。关于证据一，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并不能证明两被上诉人是斯非考姆公司的股东；关于证据二，对登记表和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认为其不能直接证明两被上诉人是公司股东。对备案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报告没有签名，斯非考姆公司印章无法证明收件人收到该文件；关于证据三，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这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文件，属于上诉人的陈述，内容是向境外股东发出的通知，无法证明境外股东获悉该份文件。无法证明两被上诉人已是公司股东；关于证据四，对书信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是上诉人单方行为，无法证明该书信寄到哪里以及由谁收取，内容也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或两被上诉人已是该公司股东。对情况说明的来源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情况说明是杭州斯非考姆公司向斯非考姆公司作出，两被上诉人是杭州公司的股东，他们完成的是杭州公司与喀麦隆公司的信息联络，不能证明两被上诉人是斯非考姆公司的股东；关于证据五，对股东会纪要复印件的质证意见和上述复印件一致，对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内容未记载上诉人在办理股权转让的情况或者两被上诉人是斯非考姆公司股东。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徐亦于提交的证据一、二涉及在喀麦隆境内设立的公司之名称与本案斯非考姆公司不一致，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以及证据四中的书信均为徐亦于单方制作，无法认定是否当时形成，是否寄送收信人，不能达到徐亦于的证明目的。证据四中情况说明和证据五中的股东会纪要为无原件供核对的复印件，在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五中的董事会记录属于杭州斯非考姆公司董事会的记录，不能达到徐亦于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陈琦、卢维明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管辖。本案股权转让标的为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斯非考姆公司是在喀麦隆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公司，因此本案属于涉外民事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原审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徐亦于在二审中提出本案应适用“不方便管辖原则”，本院认为，因徐亦于未在原审答辩期内提出相关异议，故二审中对此不予审查。同时，本案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利益，且目前所有当事人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属于“不方便管辖”的情形。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使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已协商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正确。在双方当事人已在一审中协议选择了准据法的情形下，上诉人徐亦于在二审中又主张改变适用的准据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实体争议。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了《合股经营协议书》，建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至今未完成，不符合双方关于变更登记时间的约定。针对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时间是否发生变更的问题，2010年8月《股东会决议》中记载：“斯非考姆公司在喀麦隆工商部门注册的股权结构仍按2010年3月18日的合股经营协议书所述比例注册”，该条款仅确认斯非考姆公司注册股权结构不因《股东会决议》发生变化，并未对原《合股经营协议书》中关于股权登记的约定进行变更。上诉人徐亦于认为《股东会决议》中重新明确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间为“新股东向徐亦于支付200万元前一个月”，但《股东会决议》中原文表述为“贰佰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间为股份受让人取得上诉（述）喀麦隆股份变更法律文书后一个月内”，是关于新增转让股权对应款项的履行期限之约定，根据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时间来确定后续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的期限，而非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间依据后续转让款的给付时间来确定，因此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时间在《股东会决议》中未经变更，上诉人徐亦于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仍应遵守《合股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认定正确。
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未完成已导致受让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两被上诉人作为《合股经营协议书》中的股权受让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通过获得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享有对公司进行决策、管理、从中获取收益等权利。上诉人徐亦于主张被上诉人已通过实际控制公司而达到合同目的。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公司的事实。在二审中徐亦于就此申请延期提交境外证据，但在本院同意的期限内也一直未能补充提交有效证据。所以，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至今未完成的情况下，受让方的合同目的在本案中并未实现。另外，两被上诉人在杭州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登记情况及对该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不能替代斯非考姆公司的股权登记和他们对斯非考姆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因此该情况并非判断《合股经营协议书》合同目的是否达到的衡量因素。
三、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未完成，出让方应对此负有责任。针对股权转让未能完成由哪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考虑受让方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出让方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所转让股权也系受让获得、办理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为出让方的主要义务、出让方既未证明其为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作出具体准备又未证明存在受让方不予配合情形等因素，进而认定股权转让出让方徐亦于对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完成承担责任，处理正确。
另外，关于斯非考姆公司是林业公司还是贸易公司的性质争议。根据本案中的证据，喀麦隆共和国利多拉尔地区森林和动物区系处代表出具的《鉴定》并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译文，可以确定斯非考姆公司经批准同意从事林业开发，应遵守喀麦隆共和国1995年8月23日规定的第95／531／pm号法令。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了股权转让受前述法令限制而无法转让，但该情节并不存在。原审法院在审查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时，并未认定股权转让违反该法令，而是根据两被上诉人依约支付对价，上诉人徐亦于至今长时间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双方互信基础丧失，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据此认定两被上诉人通知解除《合股经营协议书》的行为合法有效，并对合同解除后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实体处理，该实体处理恰当。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58元，由上诉人徐亦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晟
代理审判员 章保军
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