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叶民初字第1242号
原告平顶山市鑫弘基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俎照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坤明，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邱新富，男，1955年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耀辉，河南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东强，男，1979年9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润普，河南星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帅方，河南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平顶山市鑫弘基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弘基公司）诉被告邱新富、郑东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弘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坤明，被告邱新富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耀辉，被告郑东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杜润普、杜帅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弘基公司诉称：2013年12月26日，原告鑫弘基公司的代表人菅琪民与被告邱新富签订《承包合同》，由被告邱新富承包经营原告鑫弘基公司所有的位于叶县常村乡的石子厂，承包期5年，自2013年12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2015年7月9日，被告郑东强突然到原告鑫弘基公司的石子厂，将道路堵住，不让车辆进出。后原告方报警，叶县公安局常村派出所在处理过程中，被告郑东强拿出一份2015年5月27日由二被告签订的《石子加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被告邱新富未经原告方同意私自将承包权转让给被告郑东强。
原告方认为，被告邱新富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私自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原告方的权益，应当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且被告邱新富私自转让承包权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被告邱新富与被告郑东强签订的《石子加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为此，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邱新富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确认二被告签订的《石子加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同时判令被告郑东强排除妨碍，保证道路畅通。在审理中，原告鑫弘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邱新富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被告邱新富、郑东强赔偿原告鑫弘基公司经济损失294437.5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邱新富辩称：1、2015年5月27日，被告邱新富与被告郑东强从未签订过石子加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为此，原告鑫弘基公司确认二被告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请求不存在。2、2013年12月26日，邱新富、柴义进、翟学超三人合伙以邱新富的名义同原告鑫弘基公司签订石子厂经营合同。合同签订后于2014年年初先后投资近300余万元，更新设备用于经营。为此，该承包合同虽然是以被告邱新富的名义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所签，但实际承包人是邱新富、柴义进、翟学超三人。3、2015年5月27日，柴义进将自己持有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郑东强时，柴义进明确告知邱新富、翟学超，二人明确表示放弃购买。4、被告邱新富本人没有堵石子厂的道路，也没有指使人堵路，事发当时被告邱新富本人就不在河南，原告鑫弘基公司在诉状中也称并不是被告邱新富堵路。5、原告鑫弘基公司诉求的损失仅是单方计算所得，计算标准并不客观，原告鑫弘基公司的损失须经物价部门评估，原告鑫弘基公司的损失只要客观真实，被告邱新富愿意承担。
被告郑东强辩称：1、被告邱新富与原告鑫弘基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合同，并且履行了较长时间，原告鑫弘基公司也收取了款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事项，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应当受到保护。2、原告鑫弘基公司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未签订，原告鑫弘基公司要求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依据，该石子厂是邱新富、柴义进、翟学超三人以邱新富的名义向原告鑫弘基公司承包。2015年5月27日，合伙三人中的柴义进将自己持有的百分之三十股份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郑东强，并询问了邱新富、翟学超二人，二人均明确放弃购买，现在石子厂的实际经营人是邱新富、郑东强、翟学超。3、被告邱新富、柴义进于2015年4月1日与翟学超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由翟学超独自经营石子厂，经营期限1年，翟学超每年支付给柴义进37.5万元分红款、支付邱新富50万元分红款，并且约定翟学超在2015年6月30日之前，支付给柴义进11.25万元、支付邱新富15万元，从2015年7月份每月支付给柴义进3.75万元、支付给邱新富5万元。被告郑东强是在行使自己经营权，是针对的是翟学超，而不是原告鑫弘基公司。4、石子厂停产的原因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2015年5月20日，相关部门对石子厂进行监管，不能生产，这与被告郑东强堵门没有因果联系，被告郑东强堵路之前就一直处在停产状态。
原告鑫弘基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3年12月26日，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邱新富签订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双方签订有承包合同；2、石子加工厂经营转让书一份；3、销售石子证明一份，证明石子厂在同期每月销售石子的数量，折合成每天的销售量，是原告鑫弘基公司计算赔偿损失的依据；4、短信内容一份，证明被告邱新富经营期间发生工亡事故，发短信让被告邱新富来处理，如果不来就合同终止，结果被告邱新富也没有来。
庭审中，被告邱新富对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被告邱新富认为没有与郑东强签订过转让协议；对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也证实了石子厂的承包人并非被告邱新富一人，还有翟学超、柴义进；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交的3号证据与1号证据中邱新富的签名有明显不同，是否是本人所签，有待核实；对短息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收到短信之前，被告邱新富通过工商银行给翟学超汇去10万元，用于处理工伤事故，被告邱新富虽然没有回到平顶山，但通过实际行动，让翟学超处理此事；为此，被告邱新富认为该短信不能作为合同终止的理由。
被告郑东强对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1号、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邱新富；对3号证据有异议，也证实了邱新富、翟学超、柴义进三人于2013年12月以被告邱新富的名义同原告鑫弘基公司签订石子厂承包经营合同，原告鑫弘基公司是知情的，称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对短息内容的质证意见：此短信不能作为终止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的有效证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由双方协商解除，协商不成的起诉至法院，终止和解除合同没有得到承包人的认可；为此，短信不能作为终止双方承包合同的有效证据；况且，该承包是由三人共同承包的，由其他承包人处理事故，所以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被告邱新富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方之间就石子厂生产、经营签订合同；2、合作协议一份，证明被告邱新富与翟学超、柴义进合作承包经营石子厂的情况，三人对投资的数额进行了约定；3、收款收据4份，证明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方签订承包合同后，为了更好的经营先后投资97万余元，用于更换、安装设备；4、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15年5月27日，被告邱新富通过工商银行，给翟学超汇去10万元用于处理工人工亡的赔偿，足以说明翟学超也是石子厂的承包人。
庭审中，原告鑫弘基公司对被告邱新富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该协议没有签订时间，对合作的事宜并不显示，不能证明就是本案所涉及的石子厂，该协议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鑫弘基公司不知道有该协议；对3号证据，是否投资97万余元无法确认，但根据承包合同规定，是被告邱新富经营石子厂更新、添置设备的义务，正是因为被告邱新富需要更新、添加设备，所以承包金才每吨5元；对4号证据，工亡事故发生在被告邱新富承包经营期间，不能证明翟学超收到的10万元，就是与被告邱新富合伙承包的。
被告郑东强对被告邱新富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郑东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三人合作协议一份，证实柴义进是石子厂的合法股东，可以将石子厂百分之三十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郑东强；2、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实柴义进将自己所持有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郑东强；3、收据1份，证明柴义进收到被告郑东强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被告郑东强是合作协议的一方；4、翟学超等三人的协议书一份，证实翟学超经营石子厂并每月向其他两人进行分红，但现在一直没有支付。
庭审中，原告鑫弘基公司对被告郑东强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1号证据意见同对被告邱新富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2号证据有异议，原告鑫弘基公司从不承认柴义进共同投资承包原告鑫弘基公司的石子厂，原告鑫弘基公司从不承认柴义进在石子厂有股权，该协议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3号证据有异议，被告方代理人称柴义进是外地人，收到的现金是50万元，对真实性有异议，该50万元和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4号证据有异议，原告鑫弘基公司从来不知道，这是他们三方签订的，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邱新富对被告郑东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郑东强、邱新富向本院申请证人柴义进出庭作证，柴义进的证词证明：1、2013年12月底，被告邱新富与原告鑫弘基公司签订合同的经过，同时证实在签订合同的同时，邱新富、柴义进、翟学超三人签订合作协议；2、2015年4月1日，由翟学超实际经营，按月支付邱新富、柴义进分红款；3、2015年5月27日，柴义进将自己持有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转让给被告郑东强，转让之前已经告知翟学超、邱新富，二人放弃购买。
原告鑫弘基公司对证人证词的质证意见：1、柴义进称自己是承包人与事实不符，承包合同上只有被告邱新富一人签名，柴义进不是2013年12月26日签订承包合同的当事人；2、刚才在询问证人柴义进时，柴义进说的非常明白，只有邱新富签订了承包合同，他们三人才签订合作协议，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这个合作协议是他们三人之间的事情，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合作协议不能认定承包合同是三人共同承包；3、柴义进与被告郑东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通过询问证人柴义进，可以明显看出有作假的嫌疑，柴义进连起码的签订协议的名称都不知道；4、柴义进不是承包人，原告鑫弘基公司也从未认可柴义进在石子厂有股权，柴义进与被告郑东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5、刚才证人柴义进证明在石子厂持有百分之三十的股权，而石子厂投资设备款近200万元，柴义进投资近100万元，这明显与证人柴义进说的合作协议中百分之三十的股权相矛盾，而且也与被告邱新富在上一次开庭时，出示的设备购置款的票据相矛盾，因此，柴义进的证言，不能做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被告邱新富对证人证词的质证意见：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鑫弘基公司的质证意见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邱新富、柴义进二人是通过翟学超牵线搭桥才与原告鑫弘基公司的负责人俎总、菅总相识，双方经过沟通于2013年12月26日在浙江省湖州签订有关承包石子厂的合同，在合同签订的同时，邱新富等三人签订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不管是在承包合同签订之前缔结，还是在承包合同签订之后缔结，作为原告鑫弘基公司而言均明知该石子厂虽然以邱新富一人的名义签订，但实际为三人共同承包，这一点也与原告鑫弘基公司出示的3号证据中邱祖良、柴义进、翟学超三人所出具的证明相印证，足以证实三人是该石子厂的实际经营人；2、柴义进于2015年5月27日将自己所持有的百分之三十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郑东强，这一点不但有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而且也有出庭证人的当庭证词予以佐证，尽管证人柴义进对转让协议的名称没有向法庭陈述，但是对股权转让的时间，金额、地点都做了清楚的回答，柴义进作为外地人，对叶县并不十分熟悉；为此，证人对于交易的具体地址没有回答，也符合客观事实；3、该石子厂名义上是三人共同出资，但翟学超是该项目的中间人，没有出资一分钱，所有的设备都是柴义进、邱新富二人出资购买；柴义进、邱新富等人共同经营一年多后，考虑到自己是外地人，就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被告郑东强，被告邱新富在庭审中提交的购置石子厂机械设备的票据只是以邱新富自己出资购置的票据，其他票据由于翟学超保管不善丢失；为此，被告方认为，并不能以邱新富向法庭提交的90多万元票据，就认为是柴义进与邱新富的所有投资，且该设备都在石子厂存放。综上，被告方认为证人证词足以证实三人共同经营石子厂一事，原告鑫弘基公司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被告郑东强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邱新富的意见。补充一点：关于出资数额与股权不一样的问题，二被告出资是以现金，另一合作人是以管理权与居间介绍而占有股份；为此，才出现出资数额与股权不一样的问题。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供的1、4号证据及被告郑东强提供的1号证据和被告邱新富提供的1号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供的2号证据，被告邱新富、郑东强均否认签订该合同，鉴于原告鑫弘基公司已经不再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因此，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原告鑫弘基公司提供的3号证据，被告郑东强有异议，原告鑫弘基公司不能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收据》及柴义进证词等证据，原告鑫弘基公司称不知情，也不予认可，二被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原告鑫弘基公司知晓、认可上述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柴义进也认可没有书面通知原告鑫弘基公司，综上，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12月26日，原告鑫弘基公司与被告邱新富签订《承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1、邱新富承包鑫弘基公司的采石、加工、销售等全部工作，包括采石、运石、爆破、条石厂内开采、整理场地、粉粹、石子销售及与之相关的辅助工作；2、承包期为5年，自2013年12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3、承包金按邱新富所生产的石子的销量计算，每销售一吨石子，邱新富付给鑫弘基公司5元的承包金（石粉不算入产量和销售），石子按市场价31元／吨为基数，高31元／吨的部分由鑫弘基公司和邱新富各得50%；4、本合同终止后，邱新富添置的设备归鑫弘基公司所有（在承包期未满5年的情况下，所添置设备归邱新富所有），原有鑫弘基公司提供的设备，应完好地返还给鑫弘基公司。因不可抗力、行政部门指令、政策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本合同解除。合同签订之后，邱新富购置机器设备生产经营。
2015年5月份，石子厂发生工亡事故。为处理工亡事故，原告鑫弘基公司联系被告邱新富来厂处理纠纷。2015年5月29日，原告鑫弘基公司向被告邱新富发送短信，要求被告邱新富三日之内来平顶山处理，如果不来，合同中止。被告邱新富逾期未来平顶山处理工亡纠纷。原告鑫弘基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开始接管该厂石子的生产。在处理工亡事故中，原告鑫弘基公司称为处理工亡事故，共支付各种费用950000元，被告邱新富支付300000元，下余部分由原告鑫弘基公司支付。
2015年7月9日，被告郑东强以双方存在纠纷为由，将原告鑫弘基公司生产道路堵住，原告鑫弘基公司遂向叶县公安局常村派出所报警，常村派出所在处理中，被告郑东强提供一份与邱新富签定的《石子加工厂经营权转让协议》。随后原告鑫弘基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诉讼。
在审理中，原告鑫弘基公司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要求被告郑东强停止堵路。本院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叶民初字第124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郑东强排除在原告鑫弘基公司生产道路上设置的障碍。
本院认为，原告鑫弘基公司和被告邱新富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其后在经营期间发生工亡事故，原告鑫弘基公司要求被告邱新富来厂处理，并向被告邱新富发送短息，催告被告邱新富在一定的期间内来厂处理，该短息内容实质上涉及的是附条件的合同解除，短息内容显示原告鑫弘基公司要求被告邱新富在三日内来厂处理工亡事故，如果不来合同中止。期限到期后，被告邱新富仍未来厂处理工亡事故，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出现，该合同已经解除。被告邱新富主张该短信内容不构成合同终止的条件，理由是被告邱新富虽未到厂处理工亡事故，但向翟学超汇款100000元用于处理工亡事故。且原告鑫弘基公司和被告邱新富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虽然是被告邱新富与原告鑫弘基公司所签，但实质是邱新富、翟学超、柴义进合伙承包，在2015年4月1日时，邱新富、翟学超、柴义进三人将实际经营权交由翟学超经营，邱新富、柴义进分红，而工亡事故又发生在翟学超经营期间。因此，被告邱新富没有必要去厂处理工亡事故，基于上述事实，被告邱新富认为该短信不构成合同解除的条件。本院认为，发生工亡事故后，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鑫弘基公司要求被告邱新富来厂处理工亡事故，符合合同约定，被告邱新富虽为处理工亡事故支付一定的费用，但工亡事故引起的纠纷并未彻底解决，原告鑫弘基公司向被告邱新富发送催告短信，要求被告邱新富在规定的期限内来厂处理工亡事故纠纷，被告邱新富未按期限到厂处理工亡纠纷，合同解除的条件已经出现。另外，被告邱新富辩称的与翟学超、柴义进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合作协议是三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被告邱新富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鑫弘基对上述合伙协议、合作协议是知晓、认可的。因此，对原告鑫弘基公司不产生约束力。综上，被告邱新富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另外，原告鑫弘基公司在接管石子厂后，被告邱新富仍未到厂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也未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原告鑫弘基公司接管石子厂经营提出异议。且原告鑫弘基公司起诉后，被告邱新富虽坚持不解除合同，但也未采取一定的措施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双方之间已无信任和合作的基础，若继续履行合同，合同目的也很难实现。综合以上因素考量，原告鑫弘基公司请求解除该合同的请求，本院予以准许。原告鑫弘基公司在接管石子厂经营权后没有与被告邱新富对机器设备进行清算，有关石子厂机器设备的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
本案系合同纠纷，被告郑东强因堵路与原告鑫弘基公司产生的侵权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原告鑫弘基公司诉求的损失只计算至2015年8月12日，并称损失并未计算完毕。因此，在本案中不宜对原告鑫弘基公司诉求的损失一并解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平顶山市鑫弘基建材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与被告邱新富签订的承包合同；
二、驳回原告平顶山市鑫弘基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邱新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修军旗
审判员 刘振涛
审判员 银 玲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张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