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聊民五终字第1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青才。
委托代理人：马晓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青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以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瑞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以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文静。
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共同委托代理人：刘青玉，男，基本情况同上。
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以刚，男，基本情况同上。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善清。
上诉人刘青才因相邻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3）高民一初字第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原告刘青玉与被告刘青才均系高唐县某村一组农民，系亲兄弟关系。2008年3月份，被告刘青才在自己承包的地块东边种植了一行杨树，现存活96棵。2009年4月份，因原告刘以同结婚增添人口，村民小组将村东麦场（西邻被告承包地）承包给原告家庭经营，原告刘青玉作为承包方的代表与村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进行了变更登记。发包方为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某村一组，承包方代表为：刘青玉，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张瑞英、刘以同、刘以刚、唐文静，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为：农业生产经营，承包期限为：2009年10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1日止。该地块面积为2.4亩，东西长9.1米，分两块，每块东西长4.55米；南北长175.8米。东邻刘功民的承包地，西邻刘青才的承包地，南邻道河，北邻道路。因当时树木已长出叶子，移栽不好成活，经村镇干部调解，让被告于2010年春天树木长出叶子前将自己种植的树木移走。2010年被告没有将树移植，两家发生纠纷。后经村委会和镇总支书记调解但未达成协议。2013年4月11日，五原告以被告的树木影响其农作物生长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排除妨碍，清除其所栽植的杨树96棵，赔偿损失5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原审法院技术科依法委托高唐县农业局对被告因种植杨树对原告种植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高唐县农业局2013年5月13日作出《田间农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经高唐县农业局农业专家实际测量，被告刘青才种植的96棵杨树，距原告地块最远1.35米（较少），最近0.6米（较多），平均0.7米。受杨树影响期限为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收获玉米期止。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权威专家关于平原农区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的结论及参照我县农作物生长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综合刘青玉地块种植小麦、玉米、花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县的相应作物的平均产量，原告受被告杨树影响，造成经济损失共计4650元。被告对此鉴定结论有异议，原审法院遂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对于原告的具体损失的确定问题，鉴定人作出如下具体解释：涉案地块南北长175.8米，东西宽9.1米，分为2畦，刘青才的杨树总计96棵，南北向种植，位于刘青玉的地块西边，距离为1米左右。杨树树龄5年，树高10米以上。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权威专家关于平原农区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结论，种植杨树1-2年，对小麦、花生生产量基本无影响，对玉米产量影响为减产30％；种植杨树3-5年，对小麦、花生影响为减产35％，对玉米减产55％。树木对作物的影响宽度在一倍树高范围内，可确定其影响面积。根据高唐县近三年的小麦、玉米平均产量，即小麦平均942斤、玉米平均产量为994斤。具体经济损失计算如下：（1）2010年减产损失：2010年杨树树龄达3年（2008年种植），对小麦的影响为减产30％，3年的杨树高度为6米以上，去掉树下1米的空白地，影响宽度为5米，实际影响为1.2亩左右。影响地块小麦减产为942×0.3×1.2=339斤，对玉米产量的影响为减产4505，实际影响玉米地1.2亩，减产为994×0.45×1.2=537斤。（2）2011年减产损失：2011年杨树树龄达4年，对小麦的影响为减产35％，4年的杨树高度为8米以上，去掉树下1米的空白地，影响宽度为7米，实际影响为1.8亩左右。影响地块小麦减产为942×0.35×1.8=339斤，对玉米产量的影响为减产50％，实际影响玉米地1.2亩，减产为994×0.5×1.8=894斤。（3）2012年减产损失：2012年杨树树龄达5年，对小麦的影响为减产3505，5年的杨树高度为10米以上，去掉树下1米的空白地，影响宽度为9米，实际影响为2.4亩。影响地块小麦减产为942×0.35×2.4=791斤，对玉米产量的影响为减产55％，实际影响玉米地2.4亩，减产为994×0.55×2.4=1312斤。综上，2010年-2012年3年小麦、玉米产量损失总和：小麦1723斤，玉米2743斤，合计4466斤。按照近3年小麦、玉米的平均价格为1.04元／斤，总的经济损失为4466×1.04=4644元，综合年度平均因素，经鉴定小组研究确定为4650元。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用500元和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排除妨碍，清除被告所栽植的杨树96棵；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50元。3、土地营养费1000元由被告承担。4、诉讼费、鉴定费、出庭作证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复印件）和编号为161508048762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1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原件存放于高唐县某经管站，这两份证据证明原告家庭成员共同承包了涉案承包地2.4亩。证据二，高唐县某村委会出具的调解证明1份。证明村委会曾调解过该纠纷，但没有达成协议。证据三，原告于2010年9月12日、2012年8月30日拍摄的照片7张。证明被告种的树木与原告庄稼的距离及原告2010年、2012年种的农作物为玉米。证据四，原告交纳鉴定费用500元的收据1份、鉴定人出庭质证费用收据1份。证明原告已交纳鉴定费用500元及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元。证据五，高唐县农业局出具的《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1份。证明被告种植的杨树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对原告农作物造成的损失为4650元。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一至四无异议，以上证据对本案事实有证明力，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五，被告虽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对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该证据对本案事实有证明力，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原审认为，原、被告因承包地相邻而形成相邻关系。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究其实质，相邻权实际上是对权利人行使其权利的一种合理延伸或必要限制。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五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是被告刘青才种植的杨树对原告的农作物造成的损失问题；三是被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针对以上问题，综合评析如下：一、关于五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本案中，该争议地块虽是村民小组因为原告刘以同结婚增添人口分给的土地，但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明确注明了承包方代表是原告刘青玉，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是张瑞英、刘以同、刘以刚、唐文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五原告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均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被告刘青才种植的杨树对原告的农作物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高唐县农业局作出的《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因被告种植杨树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为4650元。因种植杨树造成土地营养流失，是农作物减产的因素之一，原告主张的土地营养费应包含在鉴定意见确定的经济损失范围之内，原告另行主张该部分费用，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八十五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在相邻关系中，一方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遵守上述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得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团结互助，睦邻友好，和睦相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原、被告之间遇事应友好协商，彼此进行换位思考，相互尊重，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好相邻关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生产生活当中。本案中，被告刘青才作为土地承包经营者，在其耕地边栽植树木，虽系其行使财产权的具体体现，但该权利的行使应以不得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为限。杨树的生长能力是一般农作物所不能及的，尤其是杨树在耕地边生长到一定年限后，枝繁叶茂，根系发达，不仅吸收相邻土地的水份和养份，而且树冠还遮挡农作物的采光，使光合作用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势必影响与之相邻的农作物的生长，造成一定范围内农作物的减产。对此，高唐县农业局作出的《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已明确阐述。被告对其影响原告农作物生产的涉案96棵杨树，依法应予清除，对因其种植杨树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4650元，依法应予赔偿。对于原告支出的鉴定费500元，系原告因该纠纷造成的合理损失之一，因造成原告损失的过错在于被告，故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对于原告支出的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元，应由被告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青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除其栽植的位于高唐县清平镇黑牢村东南方的原告刘青玉、刘以刚、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承包地块西边的杨树96棵。二、被告刘青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青玉、刘以刚、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因其种植杨树而造成的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的经济损失共计4650元。三、被告刘青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青玉、刘以刚、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支付鉴定费500元、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元。四、驳回原告刘青玉、刘以刚、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青才负担。
上诉人刘青才不服，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本案最具争议的是高唐县农业局于2013年5月13日出具的《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该《报告书》存在以下问题：一、高唐县农业局不具备鉴定资格。高唐县农业局是高唐县的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并不具备民事诉讼法鉴定人的资质。虽然有关专家可以具备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但他们并未接受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培训并取得相关资质，因此这份《报告书》缺乏合法性。二、该《报告书》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多处与实际情况不符。1、鉴定人员在没有搞清被上诉人的地块的实际四至的情况下，“刘青玉地块”进行了鉴定。2008年种树时种在我自己的地里，树以东1.5米才是我的地块的东边缘。也就是说，我已预留了1.5米遮荫带。2009年村里为被上诉人添地前，那个地方原本是个麦场，也种满了树（他人的，2009年分地前伐掉）。我栽树在先，被上诉人分地在后。分地时，村干部是依照我那行树以东1.5米为边界，再向东为被上诉人丈量出2.4亩土地的。《鉴定报告》上写明：“刘青才种植杨树96棵，距刘青玉地块最远1.35米（较少），最近0.6米（较多），平均0.70米。”刘青玉实际耕种的地块离我的杨树越近，证明刘青玉侵占我的土地越多。另外，被上诉人的地块的实际长度接近200米，而《鉴定报告》上写明：“面积2.4亩（东西长9.1米，分为两块，每块东西长4.55米；南北长175.8米）”。后经询问鉴定人员，鉴定人员承认没有实际测量地块的南北长度，而是先测量了东西宽度，是2.4亩除以宽度9.1米得出的长度，得出了“南北长度175.8米”的结论。如果实际丈量被上诉人耕种的地块，其面积应当远远大于2.4亩。本案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即“农村土地承包（复印件）和编号为161508048762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1份”只是载明被上诉人一家承包了集体2.4亩土地，但这2.4亩土地并不是鉴定人员现场鉴定的土地。2、鉴定人员没有搞清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期间，被上诉人究竟种过哪些作物。鉴定人员不了解，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鉴定人员就想当然地按小麦和玉米进行了计算。据我所知，上诉人起码还种过花生和西瓜。3、鉴定依据缺乏科学性。“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权威专家关于平原农区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的结论参照我县农作物生长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全部的鉴定依据。中国农业大学哪位权威专家的结论这种结论为学术界公认能否作为本案的鉴定依据“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杨树品种上百种，生长速度有快有慢，什么品种的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影响的杨树是在农作物的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参照我县农作物生长的实际情况”更不科学，我认为应当参照涉案地块的实际情况。我的地块和被上诉人的地块均为沙土地，且带有一定的盐碱，较贫瘠。尤其被上诉人的地块，在村里分给他之前是个麦场，更为贫瘠。鉴定小组中有土肥方面的专家，鉴定报告中却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我的地块，小麦亩产从未超过800斤，玉米产量更低，远远达不到这些专家所说的全县平均单产（小麦942斤、玉米994斤），被上诉人的地块更达不到。4、以在我村承包土地搞种植的价格为参照，大多每亩每年三、四百元，最高的有一个种植绿化苗木的，每亩每年1000元。而鉴定结论中，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份，一共三年时间，“受刘青才杨树影响，造成经济损失共计4650元”，平均每年1550元。实际影响为1.2亩左右，平均每亩每年1291.67元。这样的鉴定结论无法令人信服，况且被上诉人的地块从未因杨树绝产。综上所述，《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存在诸多瑕疵，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应当对被上诉人的地块的正确四至以及杨树遮阴造成的减产情况，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重新行科学的鉴定。因此我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刘青玉、刘以刚、张瑞英、刘以同、康文静辩称：一、高唐县农业局具有鉴定资格。高唐县农业局是否具有鉴定资格，应该分析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也就是能力。二是授权。高唐县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依法委托高唐县农业局组织植保、土肥等专家组成鉴定小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专家”系一门学问专门研究的人，是专业的技术人才，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应该是有技术、有能力，况且高唐县农业局十几年来一直肩负着高唐县境内的田间各项纠纷的现场鉴定工作。并且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事实证明高唐县农业局具有鉴定资格。二、高唐县农业局田间现场鉴定报告书，客观、科学、公平、公正、细致。高唐县农业局专家鉴定小组客观的对涉案96棵杨树分为两个年龄段，根据杨树的年龄段分别对玉米、小麦、花生的影响细致的作了科学的研究，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权威专家关于平原农区杨树对农作物的影响又参照高唐县小麦、玉米、花生的平均产量依现场的实际情况，为涉案2.4亩土地共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了鉴定结论。应该是客观、科学、准确、细致。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原告证据一：即农村土地承包编号为161508048762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能够证明答辩人依家庭承包的形式取得了涉案2.4亩这块土地的承包权，应该用物权的方式依法予依保护，该土地南邻河道、北邻道路、东邻刘功民、西邻刘青才、四至清楚。高唐县农业局专家鉴定小组田间现场作了鉴定。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对原告提供的五项证据除对证据（五）的结果不服外，均未提出异议，但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状口说无凭，是一篇空文，完全是诉累，请求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盖有村委会公章和刘某甲、刘某乙签名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杨树以东1.5米以外是被上诉人土地的西边界。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时效，不能作为二审证据。当时分地，是从田埂向东量起，树在田埂的西边，距离不够1.5米。本院认为，该证明的性质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且根据高唐县农业局《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中记载了现场勘验情况：“刘青才种植杨树96棵，距刘青玉地块最远1.35米（较少），最近0.6米（较多），平均0.7米”。从该现场勘验情况看，争议的这行杨树和地块边界并不是平行状态，因此，上诉人关于杨树以东1.5米是双方边界的主张既与争议地块现状不符，也与常理不符。综上，该书面证言不予采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同原审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在耕地中种植杨树，在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和村委会的调解下均未进行刨除，上诉人的杨树给被上诉人的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影响，给被上诉人带来经济损失。高唐县农业局系当地农业行政部门，三位鉴定人均有农艺师资格，具有鉴定此类农作物损失的专门知识，因此，原审委托高唐县农业局对本案进行鉴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杨树1.5米以外才是其地块的东边界，进而认为，鉴定结论中被上诉人农作物的受影响面积不准确。本院认为，《田间作物纠纷现场鉴定报告书》中记载了现场勘验情况：“刘青才种植杨树96棵，距刘青玉地块最远1.35米（较少），最近0.6米（较多），平均0.7米”。该现场勘验情况是双方争议地块的现状，上诉人对现状也予以认可，只是强调现状正好证明被上诉人侵占其土地。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侵占其土地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鉴定结论中以争议地块现状为依据计算被上诉人受影响作物种植面积并无不当。在本次鉴定中，鉴定人通过现场勘验，根据权威专家的研究成果，并参照高唐县农作物生长的实际情况得出了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鉴定人员也出庭接受了质证。上诉人所提的异议没有证据支持，原审采信其证明力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青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东
审判员 李曙霞
审判员 孙 倩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