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三乡镇联达发鞋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定代表人：胡雪芬，该厂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祥平，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桂强，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全英，女，1949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全秀，女，195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钟世录，男，194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中山市三乡镇联达发鞋厂（以下简称联达发鞋厂）因与被上诉人黄全英、黄全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7日，联达发鞋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黄全英、黄全秀系联达发鞋厂的保洁员。2015年5月8日，双方因劳动关系问题发生矛盾纠纷，黄全英、黄全秀冲上联达发鞋厂办公楼欲跳楼自杀。当时公安、消防、劳动等部门到场处理。黄全英、黄全秀要求联达发鞋厂给予经济补偿，否则跳楼自杀。为挽救黄全英、黄全秀的性命，避免发生人命事故，联达发鞋厂的代表黄某被迫与黄全英、黄全秀签订给予8万元和9万元经济补偿的《协议书》。黄全英、黄全秀胁迫联达发鞋厂签订《协议书》的行为，违背联达发鞋厂的真实意思，故请求判令：撤销联达发鞋厂与黄全英、黄全秀于2015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本案的诉讼费由黄全英、黄全秀承担。
联达发鞋厂提交的劳动合同既未载明签订的时间，也没有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黄全秀提交的中山联达发鞋厂职工证加盖有联达发鞋厂的印章，并载明黄全�在联达发鞋厂处的职务为保洁员，工号为B1-020，所属部门为后勤，入厂时间为1996年5月16日。黄全秀提交的黄全英的工资表加盖有联达发鞋厂的印章，该工资表载明黄全英为保洁员，工号为B1-019，进厂时间为1997年10月7日。
原审法院另查：联达发鞋厂质证称，上述职工证及工资表上记载的入职时间为笔误，联达发鞋厂成立时间为2012年6月18日，黄全英、黄全秀不可能在此前入职联达发鞋厂处。联达发鞋厂于庭审时称联达发鞋厂经数次转让，现投资者获得该厂时间为2012年6月。
原审法院又查：经联达发鞋厂申请，案外人黄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黄某称：2015年4月8日联达发鞋厂通知黄全英、黄全秀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5月8日在联达发鞋厂处通知黄全英、黄全秀解除合同时，黄全英、黄全秀跑到楼顶要跳楼，故其报警，劳动局、公安及消防部门均到场处置；至当日下午四时，黄全英、黄全秀仍不下来，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称黄全英、黄全秀要黄某签订一个协议，要求支付8万元和9万元，当时联达发鞋厂没有其他人在场，同时相关部门建议先满足黄全英、黄全秀的要求，先救人，故黄某在协议书签字。同时，黄某称其于1998年到联达发鞋厂处工作。
原审法院再查：联达发鞋厂提交的营业执照显示，联达发鞋厂成立的时间为2012年6月18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联达发鞋厂主张其与黄全英、黄全秀所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系在黄全英、黄全秀的胁迫下所签订的，但联达发鞋厂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该主张。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同时，黄全秀提交的职工证、工资表，显示黄全秀、黄全英分别于1996年、1997年即进入联达发鞋厂处工作，黄全英、黄全秀系在联达发鞋厂处工作近二十年的员工。联达发鞋厂虽主张上述职工证、工资表上所载明的黄全英、黄全秀的入职时间为笔误，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该主张。且联达发鞋厂申请的证人黄某亦主张其1998年便在联达发鞋厂处工作，联达发鞋厂的经营权在此后曾进行转让，故联达发鞋厂以其成立时间为2012年6月18日为由，否认黄全英、黄全秀在此前即已进入联达发鞋厂处工作，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全英、黄全秀作为在联达发鞋厂处工作近二十年的老员工，联达发鞋厂在与黄全英、黄全秀解除劳动关系时，承诺对其进行经济补偿亦在情理之中。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联达发鞋厂与黄全英、黄全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严格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联达发鞋厂关于涉案的《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请求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联达发鞋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该款联达发鞋厂已预交），由联达发鞋厂负担。
上诉人联达发鞋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查明联达发鞋厂于2012年6月18日成立，但又认定黄全英、黄全秀为联达发鞋厂工作二十年，二者相互矛盾，原审的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黄全英、黄全秀是联达发鞋厂聘请的保洁工人，均已超过60岁，早已超过国家规定的职工退休年龄，其要求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受理黄全英、黄全秀的仲裁申请，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黄全英、黄全秀于2015年5月8日以跳楼威胁联达发鞋厂与其签订经济补偿协议，完全违背联达发鞋厂的真实意愿，联达发鞋厂的法定代表人胡雪芬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及盖章。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属法律适用不当。上述条文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黄全英、黄全秀自认以跳楼胁迫联达发鞋厂签订《协议书》的事实，相关证人也证明联达发鞋厂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的过程，本案的证据足以认定《协议书》违背联达发鞋厂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联达发鞋厂举证不能的问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全英、黄全秀承担�
被上诉人黄全英、黄全秀辩称：联达发鞋厂的营业执照成立时间虽为2012年6月18日，但是，黄全英职工证上的入厂日期为1997年10月2日，黄全秀职工证上的入厂日期为1996年5月16日。联达发鞋厂以前的名称曾为联美、联俊、联顺，但一直是从事制鞋业务。黄全英、黄全秀一直在该厂工作，工资是联凯鞋业有限公司发放的。黄全英的离职手续与职工证相距20年，上面的印章却是同一枚印章。联达发鞋厂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也为2011年11月10日至2013年11月9日。黄某本人也主张其1998年便在联达发鞋厂工作。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黄全英、黄全秀为联达发鞋厂工作20年，二人的工作始终未变化过。联达发鞋厂签订的《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联达发鞋厂向本院提供如�证据：一、员工个人资料表及劳动合同，证明黄某不是联达发鞋厂的员工，不存在黄某于1998年进厂为联达发鞋厂工作的事实；二、视听资料，证明联达发鞋厂是在受黄全英、黄全秀跳楼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协议书》。黄全英、黄全秀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确认，确实有跳楼的事情发生，但是视频资料有删减不完整。当时的情况是，黄全秀与黄全英在上班时间想入厂取回自己的东西并向工友道别，当时该厂保安阻拦不让进厂，才发生跳楼的事情。不确认对方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该协议，在该协议的结尾处注明该厂同意两人的要求，因此对方是没有受胁迫的。黄某确实是对方的员工，一审时黄某自认1998年进厂并从事人事部门的工作。黄全英、黄全秀提供离职手续表一份，证明该离职手续表与职工证上的印章完全一致，联达发鞋厂一直存在。联达发鞋厂对该证�的真实性确认，但不确认对方拟证明的事项。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联达发鞋厂的代表黄某与黄全英、黄全秀于2015年5月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内容如下：“黄全秀、黄全英两位员工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公司给予清退两位员工，经两位提出要求公司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金。黄全秀提出9万元整，黄全英提出8万元整，现公司同意以上两人的要求。”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案虽然存在黄全英、黄全秀准备跳楼的情形，但二人跳楼起因与联达发鞋厂有关。联达发鞋厂为解决与黄全英、黄全秀的纠纷，委托黄某与黄全英、黄全秀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的签订系联达发鞋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决定，原审认定该《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该《协议书》不属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联达发鞋厂要求撤销该合同，原审法院予以驳回正确。
黄全秀、黄全英提交的职工证、工资表上加盖有联达发鞋厂的印章，二份证据显示黄全秀、黄全英分别于1996年、1997年即进入联达发鞋厂处工作。本案没有证据显示黄全英、黄全秀的工作地点及内容发生变动。原审认定黄全英、黄全秀为在联达发鞋厂工作近二十年的老员工并无不当。综上，联达发鞋厂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中山市三乡镇联达发鞋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庆利
代理审判员 张群立
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易嘉璇
梁杏燕
第8页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