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511民初1261号
原告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新兴工业区A区5幢，组织机构代码69471343-4。
负责人余凯。
委托代理人方壮煜，系该厂员工。
被告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金平区金环花园第一座214号房，组织机构代码05246701-6。
法定代表人何杰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寅斌、杜兴达，分别系广东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诉被告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莉丹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又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负责人余凯及其委托代理人方壮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寅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自2012年起，原告因生产需要向被告购买过各类规格型号的印刷纸张。被告委派其揭阳办事处业务员黄伟舜与原告发生经济往来，双方的买卖往来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每次交易都由原告与黄伟舜进行协商，协商后由被告送货上门，由黄伟舜代表被告收取现金货款。从2014年2月起，因铜版纸价格上涨，黄伟舜要求原告必须先支付预付款才能订货、送货，原告按照黄伟舜的要求支付订货货款。原告分别于2014年4月13日、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1月22日、2014年12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伟舜支付了订货货款共计465420元。2015年1月29日原告委托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付订货货款50000元至黄伟舜账户。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截至2014年11月5日被告最后一次送货，被告仅向原告合计送来价值188299元货款的货物，余下327121元货款的货物被告迟迟没有送达原告。2015年3月4日，原告接到被告通知称：因被告公司揭阳办事处业务员黄伟舜在春节前收取公司客户货款后携款潜逃，被告将派人至原告处对账，请原告准备好从2014年7月至今双方进行货物交易的财务资料，并提供合法有效的付款凭证。但被告一直未与原告对账。原告认为黄伟舜作为被告公司揭阳办事处业务员，具有代表公司进行货物交易和货款收取的资格，原告一直通过黄伟舜处与被告发生交易，黄伟舜已代收的货款应视为被告已收取的货款。被告从2014年4月13日至2015年1月25日先后共收取原告订货货款515420元，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价值188299元的货物，尚有价值327121元的货物未向原告送达。原告认为黄伟舜代表被告收取款项后，被告没有完全按照约定给原告送货，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327121元及该款自2015年3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17787.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3、《销售单》、《送货单》，证明双方的买卖往来，被告共送来货值188299元货款，余下货值327121元的纸张货物没有送达原告处。
4、《银行转账清单》（共4页），证明2014年4月13日原告付给黄伟舜155420元（通过建设银行转账），2014年10月16日，原告付给黄伟舜10000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2014年11月12日付给黄伟舜100000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2014年12月30日付给黄伟舜200000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
5、广州明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即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证明》、《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转账单回单凭证》（共4页），证明2015年1月29日，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向被告支付50000元货款。
6、被告的《告知书》，证明黄伟舜收取公司客户货款后，携款潜逃。
7、《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共2页），证明黄伟舜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立案受理。
8、《搬迁证明》、《提货单》（共2页），证明被告在揭阳设立有办事处。
9、《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印刷厂）对账》，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备注内容证明被告公司业务员代收货款的行为得到公司授权，交易惯例都是由业务员代收公司货款，再转交给公司。
10、《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榕城支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明2014年4月13日，原告付给黄伟舜155420元。
11、《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销售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单》，证明原告都是应被告要求，将货款划入被告公司业务员个人账户。
12、2016年11月16日广州明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广州明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没有业务往来，5万元的汇款是接受原告委托后代为支付的货物预付款。
13、《伟舜短信》，证明原告付款给黄伟舜是应黄伟舜的要求预付货款的。
被告辩称，一、原告无证据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余凯向黄伟舜支付的款项性质是货款。原告提交的转账清单只能说明余凯与黄伟舜私人之间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说明资金性质是货款。依原告所述，既然是公司之间的买卖，为何不走公户？据被告了解，黄伟舜有赌博恶习，多处举债，包括被告公司也有员工被黄伟舜私人欠款。本案无法排除是黄伟舜向余凯的借款，或是余凯付还黄伟舜的欠款等二人因私人原因产生的其他资金往来，或是黄伟舜收款后已向原告履行完毕相应的其他与本案无关的义务。被告按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要求只向原告供应过50000元的货物，而原告所述的188299元货物，被告一概不清楚。二、原告无证据证明黄伟舜是以被告公司名义与原告发生关系。2014年下半年，被告发现揭阳区域的订单越来越少，且得知黄伟舜有赌博恶习，经多次究问，黄伟舜向被告提供了《承包经营协议书》，才获知其擅自向他人承包揭阳地区的纸张经营，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自负盈亏。另外，黄伟舜曾在揭阳市榕城区先荣纸品供销部任总经理近十年，离职后才到被告公司就职，且黄伟舜的老婆罗晓容有一个专门经营印刷厂配套材料的工厂，完全有可能有能力以个人名义擅自与客户私自交易。三、黄伟舜因侵占被告公款，现被公安机关通缉尚未到案，其是否构成犯罪？涉案金额、涉案款项的性质、涉案的被害对象等问题仍未侦破，即原告主张的内容包含在侦查范围之内，既然刑事侦查未完毕，则原告主张的事实无法得到证实。四、若原告胜诉，将引致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若原告胜诉，亦说明黄伟舜构成职务侵占罪，超越了刑事程序，违背先刑后民的原则；如若被告需为黄伟舜向原告承担责任，单凭本案来看，岂不是黄伟舜任职期间与任何人发生的资金往来，被告都要承担责任？这显然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恳请法院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
被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支付业务回单（收款）》、《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被告与广州明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
2、《承包经营协议书》，证明黄伟舜违背“竞业限制”，隐瞒公司擅自承包业务，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自负盈亏。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这二份单据是原告单方制作形成的，并没有被告的签章，另外，按交易习惯，销售单应该是由送货单位持有的，而原告作为收货单位持有该销售单不合常理，且该单据上未见原告的签章，仅仅签了一个无法识别的字。对证据4有异议，该银行转账清单上没有银行的印章，故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另外，该转账清单上的摘要或交易说明也没有备注是货款，因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5中的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和转账单回单凭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与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的是货物还款，而不是预付款，50000元的货物被告已依照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旨意送至原告处，交易的主体是原告和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认可所谓的原告委托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付款的说法。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来源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该告知书的出具对象不是特指原告，而是委托原告转交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当时因有关客户向被告反映黄伟舜携款潜逃，被告为核实情况和维护客户关系，主动向曾与被告公司有过往来的人出具了该告知书并报警。告知书中性的表述内容并不构成被告对本案事实或权利义务的自认，也正因为被告不认可原告是被告的客户，才没有与原告对账。对证据7无异议，黄伟舜目前被通缉，尚未到案，其是否构成犯罪？涉案金额多少？涉案款项的性质是什么？涉案的被害对象是谁？等等问题仍未侦破。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当时被告为减少因黄伟舜的问题造成被告的损失，到揭阳仓库撤走存货。原告认为货是黄伟舜的，以被黄伟舜欠货为由前来交涉。我司申明货主身份，原告在无法证明其是被告客户也无法证明黄伟舜是货主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出具此证明和清单，作为日后向黄伟舜交涉的证据，被告才能够顺利地将货物搬移。如果原告认定是被告客户，并认定被告应向其交货，岂有轻易放过被告货物之理，还不报警？况且，既然揭阳是买卖合同的履行地，揭阳法院才有管辖权，原告当时为何不直接向揭阳法院起诉并请求法院保全，却要等到现在才到汕头来起诉被告呢？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据被告公司负责人回忆，未向原告签章出具过该对账单。原告也没有提交原件进行核对。退一步讲，从该对账单上来看，对账结算的截止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账单显示黄伟舜有瞒骗多收货款的行为，既然原告早已知悉黄伟舜该行为，却在2014年6月30日之后仍继续向黄伟舜汇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进一步印证原告与黄伟舜之间存在其他与被告公司无关的资金往来。另外，从账单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6月30日，黄伟舜共收取货款115410元，而据原告在起诉书中已经自认截止至2014年11月5日，共收到188200元货物，可见，原告收到的货物货值已超过其已付货款，供货方的供货义务已履行完毕，无需退款。对证据10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资金往来的性质。对证据11关联性有异议，其中销售单是复写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公司未许可业务员个人收款。原告既然主张被告公司应退还黄伟舜擅自收取的货款，却又在2015年3月至7月多次向公司员工汇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黄伟舜收取的款项是被告公司货款，按原告的思路，被告对原告负有债务，原告直接抵消货款即可，为何仍继续向公司员工汇款，由此可充分证明黄伟舜所收取的款项与被告无关，原告才会继续向被告付款。原告提交的《销售单》上显示“款已结清”，“货款清”说明原告提交的《销售单》所显示的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对证据12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3，被告认为：1.原告提供此书证已超过贵院限定的举证期限；2.该书证的来源原告没有说明，无法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3.该书证的内容无法证明黄伟舜要求原告需预付货款；4.该短信发送的时间无法确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然该证据证明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付款50000元，但无法证明被告是向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送达50000元的货物。若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收到被告货物，被告应提供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收货的证据。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这是黄伟舜与被告的内部协议，与本案无关。
诉讼期间，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关于黄伟舜涉嫌职务侵占案中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与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的双方货物买卖往来对账单及查询《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印刷厂）对账》是否是被告提交给该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该分局《复函》：2015年3月16日，我大队接到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报案称：该公司揭阳地区业务主管黄伟舜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巨额货款用于赌博，其中包括截止2014年6月30日收取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的货款71080元。汕头市正茂源纸业有限公司报案时没有提供与该公司往来对账单，只向我局提交了《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印刷厂）对账》单据，与贵院提供的系同一单据。原告认为这证明原、被告一直存在买卖往来，且一直由黄伟舜代为接收原告支付的货款，而被告对黄伟舜代为收取货款的行为一直表示认可。而被告认为：从对账内容来看，对账截止的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而原告提及的转账行为大部分是发生在日期之后，所以可以印证该对账单对账时间之后的转账行为与被告无关。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的质证意见一致，不认可原告所提的证明内容。另外，公安机关的《复函》其中有提到2014年6月30日黄伟舜收取建兴印刷厂71080元，该复函可反映公安机关目前只是侦查掌握了此笔职务侵占的货款行为，对原告起诉主张的其他资金往来公安机关并没有予以采纳，同样可印证原告主张的转账行为与被告公司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黄伟舜自2011年左右在被告揭阳办事处任业务员，原告于2014年4月13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155420元至黄伟舜个人银行账户上，又于2014年10月6日、2014年11月22日和2014年12月30日分三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310000元至黄伟舜个人银行账户上。原告确认截至2014年11月5日止，被告送来价值188299元的货物。2014年年底，被告接到揭阳地区客户反映称，黄伟舜在外私自收款。后被告发现黄伟舜以私人名义与他人签订承包经营协议。2015年3月4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告知书》，称：由于被告揭阳办事处业务黄伟舜在春节前收取客户货款后潜逃，我司现正在整理相关账务资料，为下一步采取措施做好准备工作。近期，我司将派人前往贵司对账，请贵司予以配合，准备好从2014年7月至今与我公司的货物交易的账务资料，并提供合法有效的付款凭证，与我司对账。2015年3月24日，被告以被告揭阳地区业务主管黄伟舜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巨额货款用于赌博为由，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同月30日，该大队以黄伟舜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立案侦查。嗣后，被告向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提交了《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彩色印刷厂）对账》，该单据写明被告及原告各自的相对应的应收款、已收款、结欠金额，最后确认至2014年1月31日止，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公司被黄伟舜瞒骗货款71080元，而客户被瞒骗多收货款44330元，两笔款项共计115410元。2015年3月26日被告将价值23895元的货物送至原告处，原告于次日向被告员工张圳的个人账户转账23887.50元。2015年4月14日，被告将价值16317元的货物送至原告处，原告于次日向被告员工张圳的个人账户转账16310元。2015年4月23日，被告将价值36112.50元的货物送至原告处，原告于同月25日向被告员工张圳的个人账户转账36100元。
另查明，2015年1月29日，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被告汇款50000元，并载明系货款。
本院认为：原、被告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有《销售单》、《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印刷厂）对账》等在卷为证。
关于黄伟舜是否有权代被告收取货款的问题，从本案证据看，存在被告业务员以被告名义在外收款的行为，2014年原告向黄伟舜个人账户支付部分款项后被告也向原告送达了价值188299元的货物，且2015年3月以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也是原告将货款付至被告业务员张圳的个人账户，也可以说明业务员曾代表被告公司接受原告转账的事实存在。
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预付款还是货到付款双方各执一词。原告主张黄伟舜有权要求原告以预付货款进行交易且过往也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况。根据证据规则，原告须提供过往存在上述预付货款交易习惯的证据以证明存在预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但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存在预付货款交易习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本院对原告关于黄伟舜有权代表被告要求原告预付货款的行为的主张不予采信。2015年3月26日以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均是先下单再付款，且每一单的金额均未超过五万元。根据《客户揭阳余凯（建兴彩色印刷厂）对账》单据，原告上半年应付的货款不超过15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原告截至2014年11月5日仅收到被告价值188299元的货物，且原告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当年每次要求黄伟舜送货的具体数量和货值，故本院无法认定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货物及拖欠的货物数量。而2014年11月22日和12月30日，原告预付30万元货款给黄伟舜，该数额已远超原告举证的上述收货的货值数额和对账货款数额。而原告未能举证往年年均货款支出的数额，且原告没有列明转账名目，参照上述收货的货值数额和对账货款数额，且黄伟舜目前仍被公安机关通缉，故本院认为2014年11月22日和12月30日的转账数额巨大，黄伟舜基于什么原因收取原告这两笔款项无法认定，须待刑事诉讼程序后确定。
关于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向被告汇款50000元的问题，原告主张该款系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受其委托而向被告汇款的，虽有提供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该笔款项是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关系所支付的货款，并提交了其与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后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而原告对于被告的抗辩，又不申请广州名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虽然黄伟舜作为被告的员工，有权代被告收取货款，但根据本案的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而黄伟舜虽然于2014年4月13日、2014年10月16日分别收到原告转账155420元、10000元，但原告确认截至2014年11月5日止，收到被告价值188299元的货物。因此，被告送给原告的货物已超过原告支付的货款。而原告于2014年11月22日和12月30日分别转账给黄伟舜100000元及200000元的原因，由于黄伟舜目前仍被公安机关通缉，须待刑事诉讼程序后确定。原告主张该款系黄伟舜代被告收取的预付款，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474元，由原告揭阳市榕城区建兴彩色印刷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莉丹
代理审判员 郑楚川
人民陪审员 陈金成
二○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 颖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