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一中民终字第13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凌云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益园文化创意产业基地2号楼一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姚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珩，男，1978年5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新军，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邦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李塔汇镇延寿路8号。
法定代表人汪宝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甘国龙，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凌云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邦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6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阴虹担任审判长，法官魏应杰、法官范术伟参加的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云光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3月2日，双方签订高清成像系统V1.0《供货合同》（编号10BJLV0280803）。合同约定：益邦公司向凌云光公司购买高清成像系统V1.02000套，合同总价款为2080万元。同时约定，如果在合同履行期内，任何一方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自行中止合同执行，均应向对方偿付未执行合同款项10％的违约金。双方于2010年3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益邦公司应于2010年3月26日向凌云公司支付预付款500万元，4月15日前益邦公司向凌云公司支付40％货款（832万元），其余20％款项（416万元）应于2010年4月30日前支付完毕。双方签署合同后，凌云光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供货义务，并依据合同约定向益邦公司开具了合同总价款2080万元的全额增值税发票。益邦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向凌云光公司支付货款332万元，同年3月26日支付500万元，同年4月9日支付832万元，共计支付价款1664万元。但剩余的20％货款共计416万元一直未向凌云光公司支付，拖欠至今。凌云光公司曾多次向益邦公司要求支付拖欠货款，益邦公司于2012年7月31日与凌云光公司共同对所欠账款进行了确认，承认拖欠款项共计416万元。但益邦公司仍未向凌云光公司支付所拖欠货款。益邦公司长期拖欠货款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合同的相关约定，给凌云光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故凌云光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益邦公司支付合同货款416万元及延迟给付货款的同期利息及违约金1118451元，该案诉讼费用由益邦公司承担。
益邦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该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益邦公司从未与凌云光公司签订对账单，上面的公章并非益邦公司的公章，故不同意凌云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3月2日，凌云光公司（乙方）与益邦公司（甲方）签订供货合同（合同编号为：（10BJ）LV0280803），约定由益邦公司向凌云光公司购买高清成像系统V1.02000套，单价为10400元，货款总计20800000元，凌云光公司应在收到预付款后4-6周内发货。关于付款方式，合同约定为：签订合同后7天内支付合同总额40％预付款，货到北京后，乙方通知甲方分批提货，甲方在提完最后一批货物前（即2010年3月24日前）需支付合同总额另外40％款项，余下20％货款原则上甲方需在本项目最终用户（上海浦东公安分局）于2010年4月15日验收并给甲方付款后立即支付给乙方，但如果由于施工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不能顺利验收，甲方最迟应在2010年4月30日前将本合同所有余款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预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开具合同总额80％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余下20％的增值税票在2010年4月份内开出，具体时间等甲方通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2010年3月至2010年4月，凌云光公司向益邦公司依约交付货物2000台，并全部进行了维修。2010年3月至4月9日期间，益邦公司向凌云光公司支付货款的80％即1664万元，尚欠货款416万元未付。庭审中，益邦公司曾就补充协议和对账单中公章的真伪申请鉴定，经询问，凌云光公司表示对对账单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故该院向双方说明无需进行鉴定，双方均同意。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凌云光公司提交的供货合同、益邦公司提交的供货合同、收货确认单、社保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凌云光公司与益邦公司于2010年3月2日签订的供货合同从内容上看应属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凌云光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益邦公司应当依约支付货款，益邦公司已支付80％的货款，尚欠货款416万元未付。益邦公司称因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因此双方协商所欠货款无需支付，但未就其主张出具证明予以佐证，故对其上述抗辩，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诉讼时效一节，因供货合同约定余下20％货款的最迟付款时间为2010年4月30日，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12年4月30日。因凌云光公司未能出具充分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出现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益邦公司亦提出凌云光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故该院认为，凌云光公司针对益邦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对益邦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该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凌云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凌云光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对2012年3月8日催款快递相关事实存在错误认定和遗漏认定的情况。凌云光公司在一审提交了王艳南签署的货物清单，一审却不提及和审查本项证据，回避了审查此项关键证据。一审对2012年3月8日催款快递不予确认，但根据货物清单中王艳南的回复，2012年3月8日催款快递不仅送达签收，而且又作了书面回复。法院的司法文书亦能向花园路地址有效送达。法律并无限制或特殊要求送达债务人的地址范围，只要能够送达，就是有效的提出要求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因此，花园路地址是益邦公司能够接收送达地址，凌云光公司向益邦公司花园路地址送达文件是有效的法律行为。二、一审对于对账单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一审遗漏并回避审查认定郭立蒙是否是本案合同履行的负责人，也未审查郭立蒙与益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根据益邦公司提交的社保名单，认定郭立蒙与益邦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实属偏听偏信。2010年3月24日，凌云光公司与益邦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由郭立蒙签字，并加盖益邦公司公章后，传真至凌云光公司并由凌云光公司在传真件上加盖公章。补充协议对原供货合同进行了变更，益邦公司亦是按照补充协议履行的，凌云光公司基于此才继续在2012年9月7日与郭立蒙联系并签订对账单。因此，凌云光公司确信郭立蒙是益邦公司本案合同的履行负责人，凌云光公司完全履行了合理审查和合理注意的义务，凌云光公司没有任何过错，对账单对益邦公司具有法律效力，本案诉讼时效应从签订对账单之日起重新计算。三、本案涉嫌经济刑事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凌云光公司与益邦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后，益邦公司通知凌云光公司郭立蒙负责本案合同履行，后凌云光公司与郭立蒙联系并催款，但益邦公司在本案中称本案合同与郭立蒙无关，亦不认识郭立蒙，益邦公司与花园路地址无关，补充协议中益邦公司的公章不真实，对账单中益邦公司的公章不真实。因此，郭立蒙是否涉嫌刑事犯罪，郭立蒙与益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意，构成共同犯罪等问题，已超出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益邦公司支付416万元合同货款及迟延给付货款的利息及违约金111.8451万元，案件诉讼费由益邦公司承担。
益邦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凌云光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益邦公司不同意凌云光公司的上诉请求，益邦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凌云光公司寄送文书的地址不是益邦公司的办公场所，双方所签订的供货合同中已经将益邦公司的办公地址明确载明，并且益邦公司仍在该场所办公，从未变更，郭立蒙、王艳南都非益邦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他们的个人行为无权代表益邦公司。
凌云光公司为支持其上诉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1证明，证明2012年3月8日快递单号为301472045340的快递单已发送至快递单所写明的地址，并由王艳南签收，凌云光公司未怠于主张债权，本案应中断诉讼时效。证据2刑事控告书及所附证据、证据3三份快递单，共同证明凌云光公司已就补充协议和对账单上出现的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及凌云光公司被诈骗的事项正式刑事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已立案，本案应中止审理。证据4杨艺的证人证言，证明杨艺在2014年2月27日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山派出所对郭立蒙进行了指认，涉案补充协议是杨艺与郭立蒙在北京当面签署的，2012年9月7日的对账单是杨艺给郭立蒙后，郭立蒙又邮寄回凌云光公司。益邦公司认为凌云光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对各个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益邦公司认为与一审查明的内容是重复的。对证据2和证据3，益邦公司称未看到刑事立案通知，认为刑事案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不能中止审理。对证据4，杨艺是凌云光公司的副总裁，证明效力有问题，其完全可以在一审出庭作证，且杨艺对补充协议签署情况及对账单送达情况的陈述与凌云光公司的陈述相互矛盾。经本院审查，对于凌云光公司提交的证据1，本院认为，凌云光公司提交的单号301472045340的收件人签收联非原件，快递公司在该联扫描件上注明“无原件核对，仅供参考”，且一审法院当庭拨打快递公司服务电话查询邮件的出寄年份，快递公司答复系统中查不到，故现快递公司出具该证明，本院无法采信。另，该邮件地址并非益邦公司的注册地址或供货合同中约定的地址，凌云光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邮寄地址为益邦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收件联络人与供货合同约定亦不一致，故对于凌云光公司提交该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对于凌云光公司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3，本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郭立蒙刑事立案，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继续审理，凌云光公司提交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凌云光公司提交的证据4，本院认为，杨艺称补充协议系其与郭立蒙当面签订，而凌云光公司称补充协议系传真件，杨艺称对账单系其交给郭立蒙后，郭立蒙又邮寄回凌云光公司，而凌云光公司称对账单系其邮寄给郭立蒙后，郭立蒙又邮寄回凌云光公司，因此，杨艺的证人证言与凌云光公司的陈述不一致，且益邦公司对其陈述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杨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经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山派出所核实，本院另查明：根据凌云光公司的控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对郭立蒙刑事立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本院调查笔录、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凌云光公司起诉益邦公司索要涉案合同尾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凌云光公司与益邦公司于2010年3月2日签订的供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上述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当事人的联系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内容。关于凌云光公司称一审对2012年3月8日催款快递相关事实存在错误认定和遗漏认定的情况一节，本院认为，2012年3月8日的邮件地址并非益邦公司的注册地址或供货合同中约定的地址，凌云光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邮寄地址为益邦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收件联络人与供货合同约定亦不一致，且法院无法核实该邮件收件人签收联的真实性，该邮件邮寄的文件内容亦无法确认，因此一审对该邮件不予确认，并无不当，凌云光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凌云光公司称一审对于对账单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一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凌云光公司称郭立蒙系益邦公司履行涉案合同的负责人，益邦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提供社保记录证明郭立蒙非其公司员工，而凌云光公司并未对其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凌云光公司称其向郭立蒙邮寄对账单的行为能够中断本案诉讼时效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凌云光公司称本案涉嫌经济刑事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一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凌云光公司对郭立蒙提出刑事控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对郭立蒙刑事立案，但其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继续审理，故凌云光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现有证据，凌云光公司上诉主张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元，由北京凌云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元，由北京凌云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阴 虹
代理审判员 魏应杰
代理审判员 范术伟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