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2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百青。
委托代理人：马志清，浙江易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新兴针织厂。
负责人：刘根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根卫。
原审第三人：李小强。
上诉人朱百青因与被上诉人桐庐新兴针织厂、刘根卫、原审第三人李小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庐县人民法院（2015）杭桐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桐庐新兴针织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根卫。在朱百青亲戚即第三人李小强的联系下，朱百青承接了桐庐新兴针织厂的钢结构工程。2012年5月4日，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签订钢构工程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朱百青承建桐庐新兴针织厂钢结构及土建基础二层，工程建筑面积约747.5平方米，单价530元每平方米，总造价396185元，按实计算；合同总日历天数40天，计划开工日期为2012年5月4日，2012年6月25日竣工；工程款支付：合同签订后3天内付10万元，主钢件进场安装3天内付10万元，屋面瓦片运到3天内付5万元，通过工程�工验收后7天内付（对于支付金额，该合同此处为空白），工程余款3万元，自本工程保修期满后7天内一次性付清，逾期自第8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款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在竣工验收通过后7天内不支付工程价款，从第8天起按承包人同期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拖欠工程价款的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承包方（签字）”处签署了朱百青名字并写有其联系电话、身份证号以及银行帐号。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朱百青进场施工，同年8月完工并交付使用。
工程施工过程中，桐庐新兴针织厂先后支付李小强工程款共计34.5万元，其中2012年5月5日付10万元、6月2日付10万元、6月18日付8万元、6月29日付5000元、7月10日付1.5万元、7月26日付2万元、8月17日付1.5万元、9月10日付1万元。朱百青认可在工程竣工之�分两次收到李小强转交的22万元。
庭审中，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确认工程结算价为：合同价396185元加耐磨地平价9717.5元，共计405902.5元。另朱百青同意扣除质量问题款项1万元。朱百青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桐庐新兴针织厂立即向朱百青支付工程款18590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5191.8元（以185902.5元按年利率6.15％自2013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4月30日共485天，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另行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上两项共计201094.3元；2.在桐庐新兴针织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由刘根卫对不足部分予以清偿。
原审法院认为：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于2012年5月4日签订的钢构工程承包合同因朱百青不具有相关资质，故该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朱百青实际承建了桐庐新兴针织厂的钢结构工程并已将工�交付使用，桐庐新兴针织厂仍应据实支付工程款。根据双方庭审确认，桐庐新兴针织厂应支付朱百青工程款405902.5元，朱百青同意扣除质量问题款项1万元，故桐庐新兴针织厂应支付工程款395902.5元。桐庐新兴针织厂抗辩已实际支付工程款34.5万元，该34.5万元均由李小强出具收条，而朱百青认可收到李小强转交的工程款为22万元。对于李小强代收的其他款项能否认定为朱百青收取，对此，虽合同落款处写有朱百青的银行账号信息，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案涉工程款支付方式必须通过此账号。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两次传票传唤朱百青就本案收款等相关事实到庭接受询问，朱百青本人均未到庭。原审法院认为，从工程的承接以及承建过程看，李小强联系承接，也实际参与工程建设，从李小强收取工程款的时间看，虽第一张收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4月5日，但桐庐新兴针织厂认为该时间系笔误，准确付款时间为2012年5月5日，收条记载的10万元即根据合同约定应在3天之内支付的10万元款项，原审法院认为该意见与合同约定内容相符，该付款情况也符合常理。李小强收款行为系从合同签订之后到工程竣工交付整个期间，在该期间内，朱百青从未向桐庐新兴针织厂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催款，也未就桐庐新兴针织厂的付款方式提出过异议，实际也从李小强手中收到了22万元，从常理可推知朱百青对李小强的收款行为是认可的。故李小强收取的34.5万元应认定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对于桐庐新兴针织厂提出的工程款中应扣除支付陈某的9000元砂石运费以及朱百青拖欠陈某的16000元砂石款，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桐庐新兴针织厂尚应支付朱百青工程款50902.5元。关于朱百青的利息请求，工程已于2012年8月实际交付，虽合同无效，但对�同无效的后果双方均有过错，故原审法院酌定桐庐新兴针织厂承担朱百青应付工程款50902.5元自2013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50%。刘根卫作为桐庐新兴针织厂的投资人，在桐庐新兴针织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应当以其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李小强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判决：一、桐庐新兴针织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百青工程款50902.5元，并支付该工程款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50%；二、刘根卫在桐庐新兴针织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以其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三、驳回朱百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8元，由朱百青负担3325元，桐庐新兴针织厂负担1073元。公告费650元，由朱百青承担。
宣判后，朱百青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证据及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错误判决，应依法予以改正。一、原审法院对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收条、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仅凭收条即认定李小强从桐庐新兴针织厂领取了34.5万元款项存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朱百青从未对收条的真实性进行确认，但原审法院“因李小强放弃到庭质证，对收条、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朱百青提出的质证意见未作任何评价。收条是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用以对抗朱百青诉求的证据，主要应根据双方的意见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而不是单纯地以第三人李小强的质证意见为依据进行认定。原审法院在桐庐新兴针织厂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付款的情况下，以李小强放弃到庭质证为由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属证据认证错误，应予纠正。2.朱百青从未委托李小强从桐庐新兴针织厂处领取工程款，而朱百青向桐庐新兴针织厂索要工程款被告知李小强已经领取之后，曾向李小强问询此事，李小强并未承认其从桐庐新兴针织厂处领取了30多万元。3.从收条来看，桐庐新兴针织厂共向李小强支付了30多万元，其中两笔均为10万元，其余每次也均在5千元以上，没有任何银行转账�款凭证。桐庐新兴针织厂作为一家企业，如此多次的大额付款均用现金支付，违背了常规的财务支付规则，不可信。因此，在桐庐新兴针织厂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证明向李小强付过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收条中的签名系李小强亲笔签名的情况下，不能仅凭收条就认定其支付了30多万元。4.即使收条上的李小强签名属实，但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日期书写为2012年6月29日的5000元收条并没有任何人签名，不符合李小强出具收条的习惯，该5000元不应得到认定，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将李小强的收款行为视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缺乏依据。1.李小强在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的钢构工程承包合同签订过程中，实际上是居间介绍人的身份，其不仅为朱百青介绍了涉案的钢构工程承包业务，也为桐庐新兴针织厂介绍了能够完成涉案钢构工程的朱百青。李小强不仅与朱百青熟悉，与桐庐新兴针织厂也熟悉，否则，桐庐新兴针织厂也不会轻易与朱百青签订合同。因此，本案中更应注意其作为桐庐新兴针织厂的介绍人或联系人的身份地位，不能简单片面地仅强调李小强帮朱百青联系承接了工程业务。2.原审法院认定李小强参与工程建设缺乏证据，也与事实不符。首先，证人陈某的证言不足为信，不能证明本案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其一，证人自认为桐庐新兴针织厂为其垫付了9000元款项，李小强、朱百青因本案工程尚欠其款项。证人一方面帮桐庐新兴针织厂免除9000元的债务，另一方面为其向桐庐新兴针织厂要求垫付或向朱百青索要所谓的“16000元欠款”做准备。由此看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二，证人陈述其送砂石是同柴银根联系，付款由李小强负责，但并未提供李小强签字的任何凭证，其陈述的1.6万元欠款也没有李小强签字�证人既然认为系李小强欠款，而李小强也在工地负责，为何没有让李小强出具欠款凭证。由此可以看出，李小强在工地负责的证言与此存在矛盾。其三，按照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证据证明，载明的是李小强欠证人陈某砂石款，而不是朱百青欠陈某款项，然而并不排除李小强是否同陈某之间存在其他购买砂石的往来。其次，目前关于李小强在参与工程建设的证据仅有证人和桐庐新兴针织厂的陈述，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在此种情况下不宜认定李小强在涉案工地负责。而事实上，朱百青并未让李小强负责涉案工地。3.朱百青一直以为李小强与桐庐新兴针织厂负责人较为熟悉，李小强转交朱百青22万元系作为桐庐新兴针织厂的代理人而为之，从未认为李小强是在代朱百青到桐庐新兴针织厂处领取款项，显然无需表示反对。因此，不能因为朱百青实际从李小强处收�22万元而又未表示反对，就视同朱百青认可了由李小强领取工程款。4.从双方签订合同的过程和桐庐新兴针织厂的付款情况来看，李小强的收款行为不应视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双方签订合同是在朱百青与李小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桐庐新兴针织厂最终选择同朱百青签订，而并未选择同李小强或李小强及朱百青共同签订。桐庐新兴针织厂在一审中陈述，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谁是李小强、谁是朱百青，该陈述显然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在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签订合同之前一个月，李小强就已经到桐庐新兴针织厂处领取过款项，并向桐庐新兴针织厂出具了收条。此种情况下，桐庐新兴针织厂怎么可能不知道李小强是谁。以上情况说明桐庐新兴针织厂理应知晓工程款不应支付给李小强，李小强的收款行为不应视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5.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桐庐新兴针织厂与李小强很有可能存在其他交易，李小强的收款行为不应视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一方面，如果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收条均属实，那么桐庐新兴针织厂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前一个月就已经向李小强支付了10万元。该10万元实际属于何种性质尚不能确定，极有可能是桐庐新兴针织厂与李小强之间的其他交易。一方面，从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2012年7月10日的收条来看，在收条的右下角注明有“共计33.5”的字样，可以理解成截至到2012年7月10日李小强共计从桐庐新兴针织厂处领取了33.5万元款项。从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所有收条和陈述来看，即使算上2012年6月29日的5000元，截至到2012年7月10日，李小强签收的款项总金额也仅为30万元。这说明，李小强与桐庐新兴针织厂存在其他的款项支付。三、原审法院以朱百青本人未到庭接受询问为由作出对朱百青不利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双方已经对朱百青所完成的工程总价款进行了确认，朱百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而至于工程款是否已经支付给朱百青，或者视为支付给朱百青，这属于桐庐新兴针织厂的证明责任。况且，朱百青对李小强在桐庐新兴针织厂处的领款情况并不知情。2.朱百青也并非故意不到庭接受询问，而是因人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回法院接受询问，而且已经委托代理人到庭代为陈述。3.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和重审，相关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相关问题已经由代理人代为陈述清楚，也不存在法庭向代理人发问代理人未能按照法庭要求作出陈述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仍要求朱百青到庭接受询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本意。四、原审法院认定桐庐新兴针织厂提供的2012年4月5日的�条系笔误，应为2012年5月5日，缺乏证据和事实依据。即便双方签订合同之后李小强的领款行为视为朱百青的领款行为，该收条所载10万元也不应当视为朱百青已经支付的工程款。首先，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签订合同的时间系2012年5月4日，因此，该10万元的付款时间对本案的裁判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属于主要事实和关键事实的认定。其次，是否属于笔误，应综合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其一，书写人的意见是怎样的；其二，有无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其三，解释是否符合常理。第三，基于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的认定原则，在没有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否符合常理的解释原则仅限于认定非主要事实和非关键事实，对于主要事实和关键事实，不得仅以是否符合常理的解释原则进行认定，否则即违背了高度盖然性的认定原则，降低了认定标准。原审法院在认定该10万元系2012年5月5日支付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三点：李小强联系承接工程；李小强参与工程建设；桐庐新兴针织厂认为实际日期应为2012年5月5日，系根据合同约定3日内应支付10万元。该三点理由均属是否符合常理的解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10万元支付的落款实际系笔误，而且该三点理由也未经认定，或无法成立。其一，李小强虽参与了承接工程的过程，但李小强系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的居间介绍人，并非朱百青之委托代理人；其二，涉案工程由朱百青承建，与李小强无关，“李小强参与工程建设”有何证据证明？该“事实”是如何认定的？其三，合同的履行情况需要证据予以证明，合同约定了3日内支付10万元就可以据此将先前支付的10万元认定为合同签订后3日内支付？其四，桐庐新兴针织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经陈述该10万元实际应为2012年6月2日，何时又变更�2012年5月5日？法庭上的陈述岂能允许随意反言？其五，该收条的落款时间是谁书写？若果是李小强书写的，怎可任由桐庐新兴针织厂进行解释？因此，应当认定该10万元系李小强在2012年4月5日领取的。此时，朱百青与桐庐新兴针织厂尚未签订合同，也未协商涉案工程的承包事宜，更未进场施工，此时与桐庐新兴针织厂及其负责人根本就不认识。故该10万元不应视为朱百青已经领取，不应计入桐庐新兴针织厂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中。综上，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定性错误，应予纠正。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三项，改判支持朱百青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桐庐新兴针织厂、刘根卫承担。
针对朱百青的上诉，桐庐新兴针织厂、刘根卫共同答辩称：朱百青捏造事实，恶意诉讼。1.关于工程造价。合同签订后，朱百青于2012年5月6日进场施工，于8月15日完工。根据合同约定，工程实际面积为732平方米，每平方米530元，总价款为387960元，其中二楼楼面不平，双方口头约定扣除工程款1万元，实际造价为377960元。2.关于剩余工程款。桐庐新兴针织厂先后共支付朱百青工程款34.5万元，另于2012年7月12日代朱百青支付拖欠运费9000元，故现尚欠朱百青工程款23960元。该款根据合同约定应于2013年8月23日前付清，因朱百青欠陈某砂石运费16000元，桐庐新兴针织厂为妥善处理纠纷，扣下了工程款23960元。
针对朱百青的上诉，李小强未做陈述。
二审期间，朱百青、桐庐新兴针织厂、刘根卫、李小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小强的领款行为是否可认定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首先，涉案工程由李小�联系承接事宜，而在施工期间桐庐新兴针织厂均将相应工程款项支付给李小强。其次，在该过程中，朱百青未有证据证明其向桐庐新兴针织厂进行过款项催讨，也未有证据证明朱百青对桐庐新兴针织厂将工程款支付给李小强的行为提出过异议。同时，朱百青亦认可其在工程竣工前已从李小强处收到部分工程款。另外，原审法院曾传唤要求朱百青就本案的款项收取等相关事实到庭接受询问，但朱百青拒绝到庭。综合本案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将李小强的相关收款行为认定为朱百青的收款行为，应属合理。依据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相关陈述，原审法院认定的桐庐新兴针织厂尚应支付朱百青的款项数额，也无不当。综上，朱百青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4元，由朱百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机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