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65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达强。委托代理人：陈办亮，广东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嘉伟。委托代理人：洪钢城，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岑青青，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詹丽循。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嘉信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嘉瑞，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洪钢城，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岑青青，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达强因与被上诉人杨嘉伟、原审被告詹丽循、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嘉信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詹丽循经本院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作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嘉伟主张陈达强2012年至2013年初向嘉信嘉公司采购电子产品，供货达一千多万元，只支付部分货款，截止2013年11月3日，尚欠960万元货款未付。陈达强对此不予确认，杨嘉伟出具CCK对账单予以证实，对账单对象是陈达强，5月27日（被上诉人明确为2012年）至5月30日（被上诉人明确为2013年）及2011年三笔和2012年一笔货款，合计余额10608906元，陈达强对此不予确认，提出对账单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账单是杨嘉伟单方制作，没有其他人签名，不具备真实性。杨嘉伟出具2013年1月24日嘉信嘉公司（出让方、甲方）与杨嘉伟（受让方、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证实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债权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一、转让事项：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甲方向陈达强供货而享有的九百六十万元人民币（￥9600000元）的债权（货款），转让价款为九百六十万元人民币（￥9600000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上述债权及在甲方与乙方之间发生转让，与该债权相关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债权、损失债权、利息债权等）随同主债权一同转让。二、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的债权免遭任何原审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甲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由甲方或乙方通知债务人陈达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向乙方履行相关义务。陈达强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无法证实深圳聚兴隆公司拖欠嘉信嘉公司，另债权转让必须具备债权明确，且合法通知债务人，该债权转让是为了诉讼编造出来的。杨嘉伟主张以电话形式通知陈达强上述债权转让，陈达强表示没有收到通知，其不是债务人，不存在通知的情况。杨嘉伟出具银行交易明细单，证实2013年3月14日，詹丽循通过其账户向杨嘉丽转账9万元，杨嘉丽出具情况说明，表示该款是陈达强、詹丽循偿还给杨嘉丽哥哥杨嘉伟的货款，其与詹丽循无任何业务往来，陈达强对转账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没有委托他人向杨嘉伟指定的人支付货款。杨嘉伟另出具所有人为詹丽循的粤A698**小型汽车行驶证，主张陈达强将该车抵押给嘉信嘉公司，现存放在杨嘉伟处，陈达强否认抵扣情况，认为该车是被杨嘉伟非法扣押的，将另行途径维权。杨嘉伟主张2013年1月28日向陈达强追讨货款产生争执，陈达强进行报警，双方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棠景派出所，由公安部门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陈达强确认报警，但表示是陈达强在当天晚上在洗浴中心进行消费，杨嘉伟带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将其带走，由陈达强家人进行报警，双方到派出所。陈达强申请法院调取派出所对陈达强和杨嘉伟的询问/讯问笔录，笔录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23时，杨嘉伟表述跟生意合作伙伴陈达强有债务纠纷，其是做生产电子生意的，2011年5月份开始，其公司“嘉信嘉公司”跟陈达强这个客户有业务上的来往，一直都有做生意，以前陈达强都有付货款，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没有付货款给公司，一直到今天拖欠公司货款达900多万元，所以到派出所出警。陈达强在笔录中陈述在深圳做电子产品，一年前跟杨嘉伟的“CCK有限公司”有业务来往，一直都有跟他的公司做业务，直到半年前，有一名外国人过来找陈达强订电子产品，于是陈达强就到杨嘉伟的公司订了价值1亿多元的电子产品，但是那名外国人拿到货之后就跑了，陈达强也拖欠杨嘉伟公司900万元的货款，所以就到派出所处理。陈达强在笔录上表示其公司叫“聚兴隆有限公司”但是现在倒闭了，陈达强在笔录上确认欠杨嘉伟900多万元货款。双方在笔录上均签名，确认以上笔录看过，与所说相符，陈达强提出该案没有受案登记表、处理结果呈批表、结案表等一系列证据文书，经办民警有严重渎职行为，笔录存有疏漏和矛盾，页码有误并由文书更正，两份文书询问格式字数一致，公安机关经办人员存在严重违规，甚至干预经济纠纷，对笔录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确认。陈达强另表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精神高度紧张，对笔录过程已没有印象。杨嘉伟称与聚兴隆公司没有买卖关系，不存在CCK公司，嘉信嘉公司使用CCK商标，CCK商标为广州市立伟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立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为杨嘉立和杨嘉伟，杨嘉伟是法定代表人，陈达强确认CCK公司从字眼看应该是杨嘉伟的立伟公司，但表示与立伟公司无业务往来，杨嘉伟亦确认立伟公司与陈达强没有业务往来。陈达强对笔录中承认欠公司900万，后又确认欠杨嘉伟900多万元表示当时高度紧张，对说了什么都不清楚，陈达强确认没有支付货款给嘉信嘉公司或杨嘉伟。陈达强称没有向嘉信嘉公司订购手机以及配件，嘉信嘉公司表示因公司已停止经营人员遣散，无法提供合同、送货单等证据证实与陈达强的买卖关系。嘉信嘉公司是将货物送到南方大厦4B009档口，陈达强承认其曾租赁使用该档口，但只是租赁到2009年，并出具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证实其经营广州市荔湾区西堤二马路28、30、32号四楼4B009，2007年11月27日开业，2010年5月24日因经营期届满注销，杨嘉伟则主张另送货到4B051档口，陈达强出具广州市荔湾区西提二马路28-32号南方大厦国际电子数码城4B051档的个体工商户开业基本资料，证实经营者为詹某。嘉信嘉公司出具广州市荔湾区西提二马路28、30、32号四楼4B009的个体工商户开业基本资料证实该档口现经营者为陈某，开业时间2014年3月27日，2014年8月27日经营期限届满注销，陈某与陈达强为亲戚，陈达强称资料中开业时间为2014年3月27日，与案件无关，另其经营档口，詹丽循是家庭主妇带小孩，没有具体工作，也没有共同经营档口。陈达强出具（2015）穗珠法民二初字第29号民事起诉书，以证实杨嘉伟于2013年12月19日在海珠区起诉陈达强和詹丽循，要求支付货款951万元及利息，起诉书的事实和理由中称陈达强以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向嘉信嘉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嘉信嘉公司先后向陈达强供货多达一千多万元，杨嘉伟表示该起诉书存在笔误，庭审时已进行更正，陈述一千多万元是为了表述在对账时候，对方拖欠了一千多万，但后来对方归还部分货款，该案因协商申请撤诉。杨嘉伟出具普宁市平埠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出具的证明证实陈达强与詹丽循于2011年2月21日登记结婚。陈达强对该证明表示无异议，但表示与本案无关。以上事实，有债权转让协议书、询问笔录、对帐单、网银历史交易查询表、婚姻关系证明、商标注册证、民事起诉书、行驶证、工商登记资料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杨嘉伟与嘉信嘉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嘉信嘉公司将向陈达强供货而享有960万元债权转让给杨嘉伟，陈达强抗辩称与嘉信嘉公司不存在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债权转让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杨嘉伟主张通过电话通知陈达强，陈达强不予确认，对此杨嘉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陈达强提出法院根据其申请调取的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棠景派出所对杨嘉伟及陈达强所作的笔录经办民警有严重渎职行为，笔录不具合法性，涉案笔录为陈达强与杨嘉伟就债务产生纠纷后由陈达强家人进行报警到派出所询问所制作的询问笔录，陈达强此后就公安机关询问程序并未提出异议，陈达强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询问笔录的证据效力应予以认定。陈达强在笔录中确认与杨嘉伟就债务发生纠纷，欠杨嘉伟货款900多万元，杨嘉伟现提起诉讼，故可视为上述债权已通知。陈达强可就转让的债权提出抗辩，杨嘉伟及嘉信嘉公司虽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嘉信嘉公司与陈达强签订买卖合同并实际进行送货，但陈达强在询问笔录中确认与杨嘉伟的公司订价值一亿多元的电子产品，并分别确认拖欠杨嘉伟公司900万元和拖欠杨嘉伟900多万元货款，陈达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拖欠的货款是与其他公司发生，结合陈达强在询问笔录上的表述及杨嘉伟提供的对账单和网银历史交易查询表，原审法院对陈达强因采购电子产品拖欠货款及由杨嘉伟取得债权的事实予以确认。杨嘉伟主张陈达强尚欠960万元货款，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陈达强在询问笔录中确认拖欠杨嘉伟公司900万元货款及拖欠杨嘉伟货款900多万元，杨嘉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超出900万元的部分的货款如何计算得出，故案件按陈达强确认的900万元作为欠款数额，超出部分缺乏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嘉伟确认2013年3月14日陈达强支付9万元货款，陈达强未提供证据证实还支付其他货款，扣减该款后陈达强拖欠杨嘉伟货款金额为891万元，杨嘉伟要求陈达强给付货款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金额应为891万元，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嘉伟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陈达强清偿之日止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陈达强与詹丽循于2011年2月21日登记结婚，杨嘉伟出具网银历史交易查询表证实詹丽循曾支付拖欠货款，詹丽循对杨嘉伟主张涉讼欠款发生在其与陈达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提出抗辩，涉讼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詹丽循应对陈达强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审被告詹丽循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陈达强给付杨嘉伟891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原审被告詹丽循对上述判决与陈达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嘉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370元，由杨嘉伟负担4944元，陈达强、詹丽循负担73426元，上述受理费由杨嘉伟预交，陈达强、詹丽循承担的受理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判后，上诉人陈达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在已依法认定作为出卖方的原审第三人以及被上诉人均无法提供合同、送货单等任何证据证实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仅凭一份明显属于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所产生的一份《询问／讯问笔录》，根据民法通则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本案中，被上诉人系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的，原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明显违法，依法应当撤销。（一）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即被上诉人系基于买卖合同提起的诉讼；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系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二）当事人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的，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因此，在诉讼中，其首先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P37—38)。（三）原审法院已认定原审第三人无法提供合同、送货单等任何证据证实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四）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对最基本的交易方式都无法作出合理的说明。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对双方的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交易方式、付款方式及金额等都无法作出合理的说明，进一步说明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1、交易主体前后陈述存在矛盾。第一，被上诉人对于买方主体陈述存在矛盾：（1）2013年12月19日向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2）2014年9月2日向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称“陈达强与詹丽循”。第二，公安机关笔录中，对于卖方的主体也存在矛盾：（3）上诉人的《笔录》为“CCK公司”。④被上诉人的《笔录》为“嘉信嘉公司”。2、交易时间陈述存在矛盾：（1）被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是从2012年初开始。（2）原审第三人在第二次庭审是2011年以前。（3）上诉人的《笔录》是2012年1月份。（4）被上诉人的《笔录》是2012年5月份。3、交易金额前后陈述不一致：（1）原审第三人认为交易的金额为10608906元。（2）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CCK对账单”的交易金额累计四千多万。（3）被上诉人起诉状是一千多万。④上诉人的《笔录》是一亿多。4、订货方式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原审第三人陈述订货方式是上诉人通过电话或口头向其下订单，这一说法无法与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5、关于送货方式：（1）原审第三人陈述送货方式是通过送货上门，明确送货的地址是广州市荔湾区二马路28—32号四楼48009档及48051档，送货时间是2012—2013年度，这明显与在案的证据不相符。（2）根据《个体工商户注销基本资料》，上诉人经营的48009档于2009年12月31日结业。而且根据《个体工商户开业基本资料》，4805l档是案外人詹某在经营。上述两份证据不论是从经营的时间、经营人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如被上诉人所诉，“CCK对账单”列明的“单号”即为送货单单号。如此大批量、多次数运送货物，且在货款未结清的情况。目前在案均没有任何送货单据，这明显与现实交易习惯不相符。6、关于付款方式及付款金额：（1）庭审过程中，原审第三人陈述于2012年5月30日，因上诉人未支付货款停止向其供货。却陈述又于2012年10月4日及2012年11月3日分三笔共收到上诉人支付的货款13万元，但由谁支付及支付到谁名下均陈述不清。（2）原审第三人陈述双方付款往来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或个人对个人，或个人对公司。但截至目前，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银行转账的记录作为本案的证据。被上诉人陈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那么银行必定会留存大量转账记录。7、关于收款凭证、发票原审第三人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依法应保留公司对外对内的财务往来记录。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未提交任何这方面相关证据，于情与理不符。二、一审法院仅凭《询问／讯问笔录》中上诉人确认与原审第三人订价值一亿多元的电子产品，确认拖欠被上诉人900多万元货款而判决上诉人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该《询问／讯问笔录》明显属于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产物，不得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在国家明令禁止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的情况下，棠景派出所仍然强行介入经济纠纷，非法制作了涉案的两份《询问／讯问笔录》，该笔录明显属于公安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产物1、公安部明文规定，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1989年3月15日)、《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1992年4月25日)、《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1995年2月15日)都有明确规定。2、棠景派出所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初始，已明知双方属于债务纠纷，而非涉及刑事或治安案件。无论对上诉人陈达强还是对被上诉人杨嘉伟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都明确说明到派出所的原因系因债务纠纷，这说明棠景派出所已明知双方属于债务纠纷，而非涉及刑事或治安案件，该派出所无权管辖。（二）涉案两份《询问／讯问笔录》不属于刑事笔录，也未被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现有在案证据未能证实被上诉人、上诉人等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所制作的涉案两份《询问／讯问笔录》不属于刑事笔录。在案的证据缺失了制作《询问／讯问笔录》的基础案件材料，缺少了基本受案登记表及刑事卷宗的全案材料。在缺失基础的受案登记表由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讯问笔录》属严重程序违法。（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涉案两份《询问／讯问笔录》内容不符合自认的必备条件，不构成民诉上的自认。（四）涉案两份《询问／讯问笔录》在实体内容上出现严重瑕疵。1、两份《笔录》从制作时间上看，采用“交叉讯问”的讯问方式，但在错别字、格式、页码等错误处高度雷同。第一，两份《笔录》的讯问人是不相同的两个人。第二，上诉人的《笔录》中多次出现与被上诉人笔录相同的笔误“程”字。第三，两份《笔录》均显示页码数共三页，但却同样只有二页。第四，上诉人的《笔录》中出现“我跟我的生意伙伴程达强有债务纠纷”的明显逻辑错误回答，但却和被上诉人的《笔录》回答一致。2、《笔录》的讯问人员在讯问方式、提问问题等出现明显逻辑错误。第一，上诉人中《笔录》中多次出现被上诉人公司的陈述，跟公安机关在未知其双方有何纠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却径直讯问“你拖欠被上诉人多少元钱的货款”，明显与违反基础逻辑思维。第二，上诉人中《笔录》出现“你们公司的名称”这一提问，事先上诉人的陈述中并未出现公司字样。第三，上诉人在《笔录》中说到“聚兴隆有限责任公司”，公安未对该公司继续任何核实，却径直讯问拖欠被上诉人公司货款。第四，被上诉人的《笔录》中出现了“嘉信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且被上诉人未出示任何其与公司有关系的证明材料，公安机关却径直讯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经济纠纷。3、两份《笔录》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第一，上诉人在《笔录》中提及货款将近一亿元，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才一千多万。第二，据被上诉人陈述，债权债务转让完成于2013年1月28日，但在其《笔录》中则出现“公司债务”等相反字样。同时《笔录》也未注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转让事宜。第三，《笔录》中双方对交易时间相互矛盾，上诉人陈述为2012年1月左右，被上诉人陈述为2011年5月份。三、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其认为与原审第三人发生交易的主体是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9日向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的《民事起诉状》内容为“上诉人以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深圳市嘉信嘉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由该《民事起诉状》看，被上诉人在诉讼程序中称，上诉人以“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向深圳市嘉信嘉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电子产品。这明确表示，被上诉人认为向深圳市嘉信嘉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是深圳市聚兴隆科技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该陈述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没有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四、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原审法院不适合同法而适用民法通则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已经足额购买债权不符合常理。结合被上诉人2013年12月19日的起诉状中的陈述，说明被上诉人隐瞒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原审第三人与聚兴隆公司之间的。原审的询问笔录中，上诉人陈述两个意思，一个是确认了聚兴隆公司和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务纠纷，第二个意思是确认了债权债务金额900万。一审判决只是采纳了第二部分，对于第一部分的陈述没有确认。本案涉案产批是电子产品，根据上诉人的陈述是属于出口贸易供货给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没有支付货款而产品纠纷的。按照常理外贸交易应当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的。双方在同一个时间给同一个外国人，双方都被骗了。被上诉人委托其弟弟和上诉人一起去追债，被上诉人意图将风险转嫁给上诉人。结合被上诉人的陈述与起诉状，被上诉人是确认聚兴隆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在发生业务纠纷。结合询问笔录上诉人的陈述，也是陈述了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存在债务纠纷，可见本案债权债务与上诉人无关。综上，陈达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936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抗辩认为，原审判决处理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与聚兴隆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否认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2013年1月28日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棠景派出所做的笔录中，确认拖欠了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900万元的货款，同时表示上诉人经营的公司倒闭，其本人一共拖欠被上诉人900万元的货款。通过上述笔录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首先，上诉人确认其经营的聚兴隆有限公司拖欠了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900万元的货款，同时表示聚兴隆有限公司倒闭，其本人一共拖欠被上诉人900万元的货款，也是对上诉人个人对被上诉人欠款的认可。由此得出，上诉人无论是作为聚兴隆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还是作为个人，都已经得知被上诉人受让了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债权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被上诉人受让本案的债权已经履行了通知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已经通知上诉人并无不当。其次，即使按照上诉人抗辩的陈述，本案的交易发生在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与上诉人经营的聚兴隆有限公司之间，但在被上诉人受让债权后，上诉人明确表示其经营的公司倒闭，个人欠被上诉人900万元的货款。上诉人在笔录中关于个人欠款的陈述，可以视为债务加入，因此，即使本案的交易如上诉人所述发生在上诉人经营的聚兴隆有限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嘉信嘉公司之间，由于上诉人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被上诉人对此可直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清偿本案欠款的责任并无不当。最后，上诉人在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原审被告詹丽循通过其账户向杨嘉丽转账9万元，杨嘉丽出具情况说明，表示该款是陈达强、詹丽循偿还给杨嘉丽哥哥即本案被上诉人杨嘉伟的货款，其与詹丽循无任何业务往来。上诉人确认转账的事实，虽然表示没有委托他人向被上诉人指定的人支付货款，但也未就上述转款的问题进行举证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该还款的行为与笔录上确认欠款相互印证，可视为笔录上确认欠款的认可，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属于上诉人的还款并予以扣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达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426元，由上诉人陈达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卫东审判员  曲卫东审判员  石 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超彬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