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1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明。
委托代理人卢洁，江苏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惠玲。
委托代理人周翌冶(系范惠玲丈夫)。
委托代理人周飞，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开其。
委托代理人唐山，宜兴市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朱建明因与被上诉人范惠玲、李开其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5）宜丁民初字第00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
2013年1月20日，李开其向范惠玲出具承诺书一份，上载有承诺人和朱建明合伙在姜堰兴泰镇承包了泰州市振兴陶瓷厂，在经营期间于2012年2月23日、3月2日向范惠玲购买琉璃瓦釉水原料合计金额59000元，该款承诺人愿意和朱建明共同归还范惠玲等内容。后范惠玲于2015年11月9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李开其、朱建明支付货款59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上述事实，有承诺书及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审理中，范惠玲为证明供货事实，提供了2012年2月23日、同年3月2日送货单各一份，送货单上“收货单位或姓名”处均写为朱建明；总金额分别为23987元、35013元；“收货单位盖章”栏分别有“陈立伟代朱建明”、“朱凤娥”字样。同时，2012年2月23日送货单顶部写有“减3000元是朱建明剩在范惠玲处的买桶钱”字样，送货单金额处相应扣减了该3000元。范惠玲同时陈述，2012年1月，朱建明到其厂内商量釉水业务，称与李开其在苏北兴泰合伙办了琉璃瓦厂，需要购买釉水。十多天后，朱建明与李开其一起到其厂内，称双方合伙办厂需要购买材料。2013年年初，朱建明两次打电话称让驾驶员来拿货，第一次由驾驶员代签字，第二次由李开其的妻子朱凤娥签字。第一次拿货前，朱建明到其厂内支付了3000元的釉水桶钱，后该3000元在第一次的送货单上扣除了。因最初协商时，其向朱建明明确表示只认可朱�明，故送货单上的收货人均写朱建明。对此，朱建明以收货单上无其签名为由，不认可送货单，对范惠玲陈述的事实也不认可。李开其对此无异议，并提出送货单上的签字人均是受朱建明的指示而签收货物，其中朱凤娥为其妻子，对范惠玲的陈述无异议。
审理中，法院向许峰(1976年6月3日生，汉族，住宜兴市新街街道龙泽苑31幢506室)、陈立伟(1975年11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解集乡夏寨村四组145号)进行了调查。许峰、陈立伟均陈述，2012年2月，朱建明叫许峰运釉水，因许峰没有时间，许峰就让陈立伟为朱建明至范惠玲厂内拉釉水，再送至朱建明在苏北的厂内，运费由朱建明支付给许峰后，再由许峰支付给陈立伟。对此，李开其无异议，朱建明对许峰、陈立伟陈述的事实不认可，并提出釉水送至振兴陶瓷厂，应由振兴陶瓷厂或其经营人李开其承担付款义务。
审理中，李开其为证明其与朱建明合伙转包陶瓷厂的经过，提供了（2015）泰中商四终字第00045号民事判决书，朱建明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双方合伙经营的事实。该判决书审理查明了下列事实：
2011年，朱建明、陈某、崔某（乙方）与姜堰市振兴陶瓷厂投资人田文斌（甲方）签订厂房出租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整体厂房、机械设备、场地、水电设施、码头、吊车等租给乙方使用；厂房租期为5年，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6年7月10日止；租金每年36万元，5年不变。
2011年10月15日，朱建明、陈某、崔某（转让方）与李开其（受让方）签订企业承租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原先向田文彬租赁（承包）的姜堰市振兴陶瓷厂的整体资产和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行使，转让基准日为2011年10月16日，在此之前甲方�田文彬的债权债务全由甲方负责，10月16日往后与田文彬的一切债权债务和生产经营责任均由乙方负责；双方转让和受让的内容和范围全部按照田文彬在2011年8月1日签订的厂房出租协议(详见附件)；甲方在转让前已预付给田文彬的64.5万元承包租金由乙方在三年内向甲方偿还，利息按每月5厘计算。此款本金待甲方三人帐目理清后由乙方向甲方三人各自打出借条。次日，李开其分别向朱建明、陈某、崔某出具了欠条，其中陈某欠条金额为6750元、朱建明欠条金额为186750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李开其开始生产经营，但在承包期间，李开其与田文斌发生纠纷。2012年12月28日，李开其以朱建明、陈某、崔某三人为被告，田文斌为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转包经营合同并赔偿损失、承担违约责任。审理中，李开其撤回了要求赔偿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求。2013年7月9日，法院作出（2013）宜民初字第0117号民事判决书，以田文斌的行为导致李开其不能出售产品，无法继续生产经营，不能实现转让协议的目的为由，判决解除李开其与朱建明、陈某、崔某于2011年10月15日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后田文斌提起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2013)锡民终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理中，李开其为证明朱建明与其合伙经营，另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1年10月15日，关于朱建明、李开其合伙经营的合伙协议一份，但无双方签字。李开其陈述，签订转包协议后，其与朱建明商定到律师处签订合伙承包协议，朱建明当时表示内容较多需回家看过后再签字，后一直未签；2)2011年10月26日，朱建明与李开其作为报告人共同出具给田文斌的关于改造窑炉的报告一份；3)2012年8月27日，李开�起诉朱建明、陈某、崔某要求解除转包合同的起诉状复印件；4)2012年10月19日，李开其与陈某、崔某关于转包纠纷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李开其陈述，虽然对外朱建明与陈某、崔某仍为被告，但因其与朱建明实际为合伙关系，故在案件协商过程中，朱建明均未出现，也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5)2012年10月26日，李开其撤回上诉案件的民事裁定书一份；6)2012年11月8日，合伙期间的员工田金红、许菊英出具的库存清单一份，及该两人出具的朱建明、陈某、崔某将振兴陶瓷厂转包给朱建明、李开其两人的证言。对此，朱建明陈述，改造窑炉报告出具时，其已在为李开其管理振兴厂，其作为员工出具报告并无不当，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
李开其为证明朱建明作为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管理，提供证据：1)2012年2月12日，朱建明出具的收到李开其投资款12000元收条一份；2)2012年3月2日、3月3日、3月19日，有朱建明签字同意领款的领款凭证各一份；3)2012年3月1日，朱建明签字同意领款的食堂开支领款凭证及对应由朱建明签字的证明一份；4)2012年2月29日、3月朱建明、李开其与其他员工的发放工资结算单各一份，证明该两人2月工资分别为3000元，3月工资5000元，由于经营不善，作为合伙人均未领取；5)2011年11月5日，朱建明出具的李开其缴纳税款850元的证明一份；6)2012年3月20日、4月2日，由朱建明签字同意及出具的由李开其领取的开支费用的领款凭证各一份。对此，朱建明提出，在投资款收条及关于缴税证明上签字，其仅作为经手人的身份签字，以便于李开其作账；领款凭证签字是其帮助李开其管理厂内事务的行为；工资单证明其为李开其员工。
李开其为证明朱建明作为合伙人参与对外经营，提供证据：1)债权人许建清�具的关于合伙企业结欠其款项而向朱建明、李开其出具的便条、欠款中李开其已按约支付其应承担的款项，朱建明尚未支付应支付款项的证明各一份；2)吴志平出具的的朱建明联系其加工设备的证明一份；3)2012年6月7日，朱建明与袁华山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上载有甲方振兴陶瓷厂经营人之一朱建明、乙方袁华山；甲方欠乙方运货费17000元于协议签订时一次性付清等内容。对此，朱建明提出，对许建清、吴志平出具的证据不认可；关于协议书，当时其代表李开其出面与袁华山进行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派出所副所长姜永芳起草，当时姜永芳并未询问或核实其身份，仅是凭借自我判断而将其注明为合伙人之一。其签订时仅关注了运费给付内容，并未仔细查看协议上载明的其身份情况，故该协议书不能证明其与李开其合伙经营。
李开其为证明朱建明在合伙企业内�管销售工作，故对于销售给李开其自己所经营的配件店的货物仍需朱建明开具清单，提供证据：1)2012年4月的发货清单4份；2)同年3月发货清单3份；3)朱建明出具给李开其妻子朱凤娥的对账单2份，其中，3月1日的发货清单上朱建明写了“到范卫玲提釉水”，据此朱凤娥次日到范惠玲处提货并签字。对此，朱建明提出经营过程中其对发货清单进行签字，仅是职务行为，不能据此认定其为合伙人。
另在本案审理前的2015年4月13日，朱建明向法院起诉李开其，要求李开其按2011年10月15日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2011年10月16日李开其出具欠条约定，支付其转包款186750元。李开其抗辩称，其转包朱建明与崔某、陈某三人合伙承包的企业后，又与朱建明合伙经营，故朱建明主张的承包款已转化为合伙投资款。当时朱建明不想让崔某、陈某知道又与其合伙，就要求其�向朱建明出具了欠条，以便不让崔某、陈某怀疑。欠条出具后，其与朱建明一直合伙经营，故要求驳回朱建明的诉讼请求。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5）宜丁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开其支付朱建明转让款186750元。判决后，李开其不服而提起上诉。后因李开其未交纳上诉费用，二审法院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在上述（2015）宜丁民初字第329号一案中，李开其申请证人崔某、陈某到庭作证。崔某陈述，2013年7月左右，因振兴陶瓷厂田文斌在厂内盖房一事，朱建明与陈某到其家中，要求其出面与田文斌协调。其对朱建明与陈某说厂已经转包，与其及朱建明、陈某均无关了，但朱建明说其与李开其合伙转包原其三人承包的田文斌的振兴陶瓷厂，李开其已支付其转包款。陈某陈述，其与崔某、朱建明承包的振兴陶瓷厂经营不善而对外转包。转包前，崔某�朱建明想继续经营，而其不想经营。朱建明与李开其到其家让其同意给他们俩人承包经营，其不参与合伙，给他们做会计兼发货。其就站在朱建明的立场上，名义上同意转包给李开其，并签订转包协议。但其未去做会计。李开其应支付其与崔某的转包款已付清。因要瞒着崔某，李开其也向朱建明出具了欠条。李开其出具给其的借条由朱建明转交，朱建明同时给其看了李开其出具给他的欠条，并让其带话给崔某。后因田文斌在厂内盖房一事，其与朱建明一起到崔某家中，请崔某出面协调。崔某说已经转包给李开其了，其三人都不用出面了，朱建明就说其与李开其合伙经营的。对此两证人证言，朱建明提出其未说过与李开其合伙。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送货单、送货驾驶员的陈述及李开其确认的收货情况，可以确认范惠玲向李开其当时承包的振兴陶瓷厂出售釉水。关于货款的承担，李开其主张其与朱建明合伙经营了振兴陶瓷厂，故朱建明应与其共同向范惠玲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李开其为此提供证据证明了朱建明在转包之初作为报告人与李开其共同向出租人出具改窑报告，后在经营期间对李开其支付的投资款出具收条，对领款凭证、发货清单等进行签字，出面协商对外运费纠纷等。朱建明辩称其上述行为系其为李开其管理振兴陶瓷厂期间的职务行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综合分析上述行为发生的时间、内容等，可认定上述行为已超出了职务行为的范畴。再结合其他债权人、转包人的证言，可以确认朱建明与李开其虽无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双方合伙经营了振兴陶瓷厂。因李开其已与转包人解除承包振兴陶瓷厂的协议，故应由合伙人朱建明与李开其共同支付范惠玲货款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建明、李开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范惠玲货款59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范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朱建明、李开其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由范惠玲承担50元，由朱建明、李开其负担650元。上述款项已由范惠玲垫付，朱建明、李开其应负担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直接给付范惠玲。
朱建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李开其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合伙协议，�且根据李开其出具的工资单等证据，可以明确认定其与李开其是雇佣关系，振兴陶瓷厂是李开其独自承包经营的。原审推定其与李开其之间存在事实合伙关系，并判决其承担李开其的个人债务，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范慧玲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范惠玲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开其辩称：合伙事项并非一定要订立书面协议，其与朱建明的工资发放是同步开始和结束的，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已达到民事证据盖然性证据标准，可以证明朱建明是合伙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朱建明与李开其之间虽未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根据李开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朱建明在将振兴陶瓷厂转包给李开其之后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且朱建明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已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的范畴。李开其提供证据证明朱建明是合伙人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审认定双方具有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李开其出具的工资单中，朱建明与李开其均有列明，且工资数额相同，仅此并不能证明双方为雇佣关系。朱建明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亦不足以反驳双方合伙经营的事实。故对朱建明提出其与李开其不存在合伙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朱建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华明
审判员 孙 宏
审判员 杜伟建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翁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