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03行终4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健，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代理人徐书青，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育霖，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北环大道****号金湖文化中心大厦。法定代表人成建国，主任。委托代理人罗李明，该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曹洋，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邱静銮，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一审第三人郭文城，住址广东省揭东县。一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小刚。上诉人王健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3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查明：涉案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2038号一号区新港鸿花园裙楼第二层A房产于2007年12月10日登记至原告名下，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号。2008年1月17日，房地产证号变更为20××45号，其他登记事项未作变更。2008年10月17日，原告的代理人邱静銮作为卖方与买方郭文城共同向被告提交转移登记申请表、买卖合同书、房地产证、双方身份证明，公证委托书等材料，申请办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申请。被告受理审核后，对上述转移登记申请予以核准登记，于2008年10月21日颁发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原告最迟于2010年3月31日知道了被告核发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时间是2015年10月23日。以上事实有涉案房产变更登记资料（登记业务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接收凭证、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二手房买卖合同、身份证明材料、公证书、授权委托书）、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不动产查询（备案）表、（2009）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原告的起诉期限从其知道被告核发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从原告2010年3月31日知道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至其2015年10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原告提起的诉讼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健的起诉。上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裁定，判令被上诉人撤销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恢复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多次就涉案的行政行为到被上诉人等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其行为已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上诉人在知道一审第三人邱静銮与郭文城恶意串通、为涉案房产办理转移登记申请后，依法提起诉讼，一二审均确认其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合法产权，也确认了被上诉人作出的产权变更登记的依据即《深圳市二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判决生效之日至2015年10月23日期间，上诉人于2014年8月分别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期间也多次就涉案的行政行为到被上诉人等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及信访、也曾多次到被上诉人处要求变更房地产权恢复至上诉人名下，其行为已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期限，一审裁定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应主动审查的原则，不能因为诉讼时效问题而放弃对存在明显错误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前述条款说明一旦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即失去了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不能自行决定诉讼进程，人民法院才有权决定诉讼进程；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说明行政行为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均没有对行政行为的随意变更、处置权，人民法院才有权决定；因此，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应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主动审查，该审查不以行政行为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的意志为转移。在本案中，无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旦进入案件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即应主动开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据一审第三人邱静銮与郭文城故意提供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申请材料，为郭文城颁发了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其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对行政机关的错误行政行为予以纠正，一审裁定以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而不对该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显然是错误的，一审裁定导致该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法纠正，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多次就涉案的登记行为向政府机关反映情况，其行为已经形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实际上在2009年就知道涉案登记行为的存在，但上诉人没有就登记行为提出正式的书面异议，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虽然声称就有关事由提起过民事诉讼，但这显然不属于时效中断的法定理由。上诉人在起诉时强调（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民事诉讼中并没有对本案涉及的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在该诉讼中上诉人只是要求返还房产，还要求若不能返还房产应当折价补偿，这说明该民事诉讼中上诉人并没有对登记行为提出异议，所以不能成为否定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依据；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没有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理由不能成立。实际上，一审法庭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及审理，完成了庭审的全部程序，一审以裁定的方式结案，是因为已经确定本案存在法定的诉讼程序、事由及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庭依法作出裁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登记行为违反了法律程序，但上诉人并没有对此提出事实依据，所以不能成立。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均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主要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王健于2009年对一审第三人邱静銮、郭文城提起房地产买卖合同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判决理由认为涉案房产不宜判决返还给王健，而应按折价补偿方式进行处理，判决主文内容为确认邱静銮作为王健的委托代理人与郭文城于2008年10月17日就涉案房产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王健向邱静銮负偿还借款责任、郭文城和邱静銮向王健负补偿房屋价值和房屋使用费责任。该判决于2013年8月13日生效，上诉人二审时确认该判决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出被诉的房屋登记行为的基础是一审第三人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上诉人以房地产买卖合同被判决确认无效起诉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关于该类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特别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因此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之间关于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期间可以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关于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的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依法应计算至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本案最长应计算至（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而不能包括上诉人对生效民事判决申请抗诉或申请再审的期间。如果生效民事裁判经过再审发生改判，可依据新的生效裁判重新提出处理房屋登记的申请，因上诉人自述申请抗诉未获得支持，故上诉人具有的房屋权益应当通过该判决的执行程序实现，涉案房屋的登记内容也应根据执行结果另行确定。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于2013年8月13日生效，因此对房屋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应从生效之日起计算。当时适用的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的起诉期限应自2013年8月13日起算，上诉人至2015年10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定起诉期限自2010年3月31日起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未导致裁定结果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指正，并维持原裁定。综上，上诉人关于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当对房屋登记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克成审判员  王成明审判员  王强力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胡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