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商终字第0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长城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北阁饭店3号楼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赵静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飞飞，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邢会均，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幸福乡通刘路822号。
法定代表人殷新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石金荣，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婷婷，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长城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商初字第0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日、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飞飞、邢会均，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石金荣、高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城公司原审诉称：2009年8月6日，长城公司因外贸业务需要，向南通市港闸区金信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借款500万元，东方公司以担保人身份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并在还款协议上盖章。同日，金信公司向长城公司开出金额为5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因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新华提出需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静波夫妇提供书面反担保，而赵静波之妻程蓓当时身在国外，故长城公司按东方公司要求将已背书的支票暂存东方公司，该司出具了收条。之后，东方公司擅自填写了被背书人名称，将该500万元转入该司账户。金信公司发现贷款用途改变后，即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港闸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长城公司提前还款。经法院调解并执行，东方公司以担保人身份于2010年5月12日被执行偿还了贷款500万元，长城公司支付了利息及其他费用共计85万元。2012年5月，东方公司以担保求偿为由，向港闸法院起诉，同年8月法院判决长城公司承担500万元的给付责任，现判决已生效。东方公司占有长城公司依法获得的贷款理应偿还，东方公司虽然作为担保人履行了义务，但其已另行通过诉讼要求长城公司承担责任，故长城公司有权要求其返还500万元。此外，因东方公司的行为给长城公司造成外贸损失39万美元，以及向贷款人支付的利息费用85万元，上述损失均应由东方公司偿还。请求判令：1、东方公司偿还长城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出票日期2009年8月6日，票号33740608）项下的票面金额500万元及自2009年8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东方公司赔偿长城公司因资金被非法占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319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负担。
东方公司原审辩称：1、长城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金信公司于2009年8月6日向长城公司开具了涉案转账支票，后东方公司通过背书取得该支票项下的款项500万元，其中100万元后已退回。如果长城公司认为东方公司非法占有上述款项，应当在东方公司取得该款项后两年内要求东方公司返还，但长城公司直至2013年4月7日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东方公司系合法取得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项下的500万元，并非不当得利。长城公司自愿通过背书将支票交给东方公司，东方公司作为票据持有人合法享有票据权利，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民事判决已对东方公司取得该票据的合法性予以认定。2008年6月26日，长城公司向南通市东方木业制造厂（该厂法定代表人亦为殷新华，以下简称东方木业）借款400万元，约定2008年6月30日还款；2009年1月22日，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借款650万元，约定2009年1月23日还款。本案中长城公司向金信公司借款500万元实际即用于偿还上述借款。3、长城公司贷款500万元并非用于进口大米，而是用于偿还东方公司借款，其主张经济损失319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金信公司起诉长城公司要求提前收贷，并非因为长城公司改变贷款用途，而是长城公司违反借款合同的约定未支付利息。综上，请求判决驳回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过程中，东方公司申请对转账支票复印件上“今借”二字是否为殷新华所写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所的鉴定意见为：“今借”二字笔迹不是殷新华书写。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涉案500万元款项的发生情况
2009年8月6日，长城公司与金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长城公司向金信公司借款500万元，借期至2010年6月5日，借款用途为购大米，东方公司、赵静波、程蓓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同日，金信公司向长城公司开具了以长城公司为收款人、金额为500万元、用途为借款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长城公司将该支票背书后交东方公司，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新华在支票复印件上签署“收到长城实业总公司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此后，东方公司支取了该500万元款项。2009年8月15日，东方公司向长城公司给付100万元。
2009年9月1日，港闸法院受理了金信公司诉长城公司、东方公司、赵静波、程蓓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09）港民二初字第0394号。金信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称，其要求长城公司提前还款的原因有三项：一是长城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利息，在金信公司向其发放结息通知后仍未支付；二是长城公司改变了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款用途，即所借款项并未用于购大米；三是长城公司涉及700余万元的债务纠纷，几乎所有房产均被法院查封，但长城公司未能通知金信公司，导致金信公司对资金的安全性产生担忧。长城公司答辩称，500万元贷款中长城公司仅拿到了100万元，其余款项均为东方公司使用。经调解，各方于2009年12月14日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一、长城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前一次性给付金信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554600元，罚息27290元及律师费13万元，合计5711890元。二、东方公司、赵静波、程蓓对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后，因长城公司未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金信公司对该案申请强制执行。港闸法院执行过程中，东方公司于2010年5月12日给付金信公司500万元，长城公司于2010年12月7日给付85万元。
2012年5月11日，东方公司以其作为担保人身份代长城公司向金信公司偿还500万元为由诉至港闸法院，要求长城公司偿还500万元。长城公司抗辩认为，该500万元实际系由东方公司使用，东方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港闸法院于2012年8月10日作出（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民事判决，判令长城公司给付东方公司5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关于长城公司、东方公司及各自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2008年6月26日，长城公司向东方木业出具借条，载明借到400万元，6月30日还款；赵静波在借条上签字，长城公司加盖公章，担保人为南洋洋口木业（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口木业）。
长城公司于2008年9月8日和10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东方公司9万元和15万元（存根注明用途为“还款”），合计24万元；洋口木业于2008年8月18日和9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东方公司20万元（存根注明用途为“还东方木业”）和10万元，合计30万元；洋口木业于2008年7月4日、7日和8日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分别给付东方木业8万元、30万元（存根注明用途为“还款”）和60万元，合计98万元。同年7月8日，洋口木业还给付东方公司会计张卫琴（系殷新华之妻）92万元。殷新华亦系东方木业法定代表人，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其代表东方木业称该厂与长城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往来都是受东方公司指令所为。
2009年1月22日，赵静波向东方公司出具借条，载明借到东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650万元，票号为01153307。该笔款项后由洋口木业贴现56501.25元取得，并于同年1月23日分两笔汇给长城公司合计600万元；长城公司于同日分两笔给付东方公司250万元和150万元。在长城公司提交的转账支票存根上，上述两笔款项用途均为“还款”，殷新华签名确认。
在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长城公司委托代理人确认，650万元实际取得644万元，洋口木业通过长城公司还了400万元，还欠东方公司244万元；东方木业项下的借款400万元实际还款244万元。
三、关于洋口木业的基本情况
洋口木业由香港南洋国际贸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5月19日出资设立，法定代表人系赵静波。2007年4月2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静波之妻程蓓。2008年10月10日，洋口木业股东变更为长城公司和香港南洋国际贸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静波任该公司董事。2010年4月28日，洋口木业更名为南通永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谐公司），赵静波仍任该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戴汉明。2012年2月10日开始，长城公司不再持有洋口公司股份，赵静波仍系该公司董事。
本案原审争议焦点：1、长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东方公司取得涉案支票项下的500万元属合法取得还是不当得利；3、长城公司主张的损失是否成立，是否应由东方公司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长城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东方公司取得涉案支票项下的400万元款项系因与长城公司之间存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长城公司主张该款项系东方公司不当得利依据不足，其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亦不能成立。
关于诉讼时效
本案系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纠纷。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东方公司实际取得涉案500万元转账支票的时间为2009年8月6日，款项来源为长城公司向金信公司的贷款；同年9月1日，金信公司即就该笔贷款对长城公司、东方公司等提起诉讼。为了履行调解协议，东方公司作为担保人被强制执行了500万元。由于贷款支票实际为东方公司取得并支取，长城公司有理由相信东方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后，就其实际占用部分不会对长城公司进行追偿，故就长城公司而言，当时东方公司的不当得利事实尚未成就。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港闸法院向长城公司送达东方公司对其提起的担保追偿权之诉的诉讼文书时起算。鉴于东方公司提起该案诉讼是在2012年5月11日，故长城公司于2013年4月7日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长城公司主张，东方公司私自占用涉案贷款致其损失，东方公司应予赔偿。就长城公司提交的赔偿协议表面记载而言，该协议订立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虽然该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依照诉讼时效从宽掌握的原则，原审法院亦认定长城公司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二、关于东方公司取得涉案转账支票项下的500万元是合法取得还是不当得利
东方公司所占有的支票项下款项为500万元，但2009年8月15日，东方公司向长城公司给付100万元，故东方公司实际取得的利益为400万元。长城公司主张该100万元系支付东方公司所欠长城公司的其他债务，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也与其在港闸法院（2009）港民二初字第0394号案件中的陈述相悖，不予采信。双方实质的争议焦点为，东方公司取得的40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利益。现长城公司主张东方公司取得涉案支票项下款项属不当得利，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证明东方公司占有该款项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在长城公司提出其给付行为发生的原因和东方公司收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之后，东方公司亦应反证其受益具有合法原因。结合双方的举证，原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占有涉案款项并非不当得利，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长城公司就其为何向东方公司给付支票不能自圆其说。
从长城公司交付涉案支票的行为来看，其于2009年8月6日收到涉案转账支票后即交付东方公司，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新华出具了收条。显然，双方交接涉案支票的行为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现双方对东方公司是“借到”还是“收到”该款项产生争议：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新华称，其书写的是“收到长城实业总公司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其中“收”字后被长城公司涂改为“今借”二字；而长城公司在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中，称原始系“今借到”，后“借”字被殷新华本人涂改，在本案中则又称原始笔迹为“今收到”，后由殷新华改成“今借到”。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依照鉴定意见，“今借”二字均非殷新华所写，故长城公司上述两种主张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采信东方公司之主张，该票据系东方公司“收到”而非“借到”。在汉语语境中，“收到”仅陈述事实而不能解释原因，故对于长城公司为何向东方公司交付支票，尚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需要指出的是，假使如长城公司所言，东方公司系向其“借”款，则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长城公司主张不当得利不能成立。
就交付支票的原因，长城公司称因程蓓借款担保手续未齐全，东方公司要求暂时代为保管支票，待程蓓完善手续后再归还长城公司。依此而言，东方公司占有该支票的原因系防止长城公司支取或转让，故在通常情况下，长城公司应当在东方公司返还该支票后再进行背书，以使支票得以流通而取得票面款项。但本案中，长城公司在交付时已然先行进行了背书，支票处于可自由流通的状态，东方公司出具的收条上也载明“收到伍佰万元”，而非“暂收支票”，可见双方交接的是支票项下款项而非支票本身，故长城公司提出的东方公司暂时保管支票之主张不合常理。
综上，长城公司就其给付原因未能自圆其说，该院不予采信。
其二，东方公司取得涉案400万元款项系因与长城公司存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
就东方公司取得涉案支票的原因，该公司认为系长城公司偿还欠款，并提交了借条及还款依据以证明其主张。其中2008年6月26日的400万元借条系长城公司出具给东方木业，虽然长城公司在本案中否认该笔借款的实际发生，但其在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中却未予否认，仅是认为该往来为长城公司与东方木业之间发生，且已归还了其中的大部分244万元。依照禁止反言的原则，原审法院对长城公司关于此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不予采信。现东方木业法定代表人殷新华当庭陈述该债权债务关系系东方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发生，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从资金往来主体上看，还款主体除长城公司外，洋口木业也曾多次向东方公司汇款，故原审法院认定该400万元借贷关系主体为长城公司与东方公司，长城公司通过洋口木业账户部分进行了还款。
2009年1月22日借条系赵静波出具给东方公司，长城公司主张其系代表洋口木业与东方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依照相关工商资料记载，当时赵静波系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系洋口木业董事、法定代表人程蓓之夫，因此，赵静波究竟是代表其个人，还是代表长城公司或者洋口木业出具借条，不能仅凭长城公司陈述为据，而需依据赵静波的身份以及款项往来等事实综合进行判断。
从借条出具者的身份看，赵静波系长城公司而非洋口木业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规定，职务代表行为无需另行授权，而职务代理行为则需被代理人提交相应的委托手续。在赵静波未提交洋口木业授权书的情况下，东方公司有理由相信其系代表长城公司出具借条。
从资金往来情况看，该借条所载的650万元借款虽由洋口木业贴现取得，但其于次日即汇给长城公司600万元，长城公司又将其中的400万元汇至东方公司，即与东方公司有直接资金往来的为长城公司，而非洋口木业；且依照长城公司提交的转账支票存根，款项用途均为“还款”而非“代洋口木业”转账或还款。
从双方结账情况看，虽然涉案对账单系洋口木业出具，但其中除了存在主体争议的650万元借款项下的往来之外，还包括了上述无争议的400万元借款项下的往来。洋口木业将发生于长城公司名下的资金往来一并纳入进行结算，其中除了奥林特公司的100万元外，其余款项发生的事实均为双方确认。因此退一步讲，即使赵静波出具650万元借条时并非明确代表长城公司，也足以认定上述款项实际发生于以赵静波为代表的长城公司、洋口木业，以及以殷新华为代表的东方公司、东方木业之间。双方在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时，并未对主体进行划分。现东方公司主张相关款项应一并纳入双方往来中进行结算，具有合理性。
从资金数额上看，650万元借款实际取得6443498.75元，洋口木业、长城公司偿还400万元，尚欠东方公司244万元；长城公司400万元借款中还款244万元，尚欠156万元，两者相加合计尚欠东方公司4003498.75元，长城公司与东方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且确定。东方公司取得涉案500万元后，还付长城公司100万元，尚余400万元，与欠款数额极为接近，与东方公司主张的该款项系长城公司还款也能够相互对应。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取得涉案款项系因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长城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长城公司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成立
由于涉案400万元系长城公司还款，故对于该公司主张东方公司私自占用该款项而产生的损失，不予支持。更何况长城公司就该损失提交的依据中，购销合同、赔偿协议均形成于国外，但未履行必要的公证和认证手续，损失金额也无相应的进出口单证加以证明，故不予采信。
综上，长城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30元，鉴定费32000元，均由长城公司负担。
长城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长城公司向东方木业借款事实不存在，2008年6月26日的400万元借条是在东方木业答应当日汇款400万元给长城公司的情况下出具的，但东方木业一直未予汇款给长城公司。二、假如东方木业与长城公司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东方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的债务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殷新华虽为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两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原审判决予以抵销错误。三、在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中，长城公司代理人宋海巍未予否认长城公司向东方木业借款400万元。在该案中宋海巍代理的是500万元追偿款纠纷，对长城公司与东方木业间的债务纠纷并无代理权限，长城公司事后也未追认，故原审判决确认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借款400万元不能成立。四、东方公司主张的400万元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并未发生该笔汇款，故东方木业一直未向长城公司主张过，直至2012年5月在500万元担保追偿诉讼中才主张，已远超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东方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东方公司二审辩称：一、2008年6月26日，东方公司出借400万元给长城公司证据充分，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载明，长城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宋海巍先后三次均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主张就该400万元借款项下，长城公司已经还款244万元。东方木业和东方公司是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均为殷新华。东方木业于2008年6月26日借给长城公司的400万元，是受东方公司委托出借的，所以在本案之前，东方木业从未向长城公司主张过返还该400万元借款。在本案原审诉讼中，东方木业的法定代表人殷新华当庭确认，东方木业不再向长城公司主张该笔借款。二、关于2009年8月6日的500万元中的400万元即本案讼争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案涉500万元支票在2009年8月6日就已经交给了东方公司，长城公司如果认为2008年6月26日借款不实，或者借款属实，但因为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还款，完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主张其权利。长城公司的起诉本身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反而对2009年8月6日的还款以诉讼时效为由反悔，不应得到支持。三、本案是不当得利返还纠纷，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东方公司共出借了400万元、650万元两笔借款，长城公司共还款11笔，合计1044万元，还欠本金6万元，其中最后一笔还款就是本案长城公司要求返还的2009年8月6日支票项下的4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本身就说明东方公司取得的任何款项都不属于不当得利。长城公司没有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内主张权利，而是在4年之后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虚假证据。四、即便不当得利能够成立，长城公司主张的85万元费用也不能成立，其原审诉讼请求中并不包括该损失，长城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是所谓的外贸合同项下损失，并非其所称的85万元。长城公司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支出的款项，是其向债权人支付的费用，与东方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长城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长城公司对于原审判决所表述的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中长城公司代理人确认的内容有异议之外，双方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长城公司认为另案中其代理人确实做了该陈述，但是该陈述本身不符合客观事实，对此本院认为长城公司虽否认上述陈述，但并未举证加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
二审中，长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如东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的东外经审（2008）076号文件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苏府资字（2006）64491号）复印件。拟证明长城公司与洋口木业是不同的法律主体，财务独立、经营范围也不重合。长城公司直到2008年10月10日才成为洋口木业持股22.23%的小股东。
第二组证据，永谐公司《关于进账单支票及收款经过的说明》、2008年6月27日江苏银行400万元进账单。拟证明实际收到并使用该400万元的为洋口木业，而非长城公司，且10951099号转账支票是由唐闸镇街道工业集中区直接向洋口木业支付，不存在东方公司所述的背书情况。
第三组证据，长城公司2008年9月8日9万元记账凭证及农行转账支票存根、2008年10月20日15万元记账凭证及农行转账支票存根。拟证明长城公司归还洋口木业的24万元，在账目中记录为“代南洋木业转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
第四组证据，2009年1月24日长城公司支付100万元记账凭证、进账单及01531353支票存根，2009年1月24日洋口木业收到100万元的记账凭证及进账单，2009年1月24日洋口木业100万元记账凭证及进账单。拟证明洋口木业于2009年1月23日将650万元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后，汇给长城公司600万元用于委托支付，长城公司完成委托支付后在2009年1月24日即将剩余200万元汇还给洋口木业。
第五组证据，2012年10月8日江苏银行进账单、法院退费专用票据。拟证明长城公司对（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后决定撤诉，另行以不当得利为由进行诉讼。
东方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中长城公司和东方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而不能证明东方公司所取得的票据属于不当得利。1、对于第一组证据，长城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原件，对真实性不能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长城公司和洋口木业之间财务互相独立、法人治理结构不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城公司是洋口木业的股东，长城公司和洋口木业的法定代表人系夫妻关系，两公司均由赵静波实际控制。2、对于第二组证据，永谐公司出具的说明不构成证据。对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系由东方公司借给长城公司，由洋口木业背书入账的，该进账单上的支票号码10951099就是东方公司交给长城公司赵静波的支票号码。进账单只能证明出票人唐闸街道工业集中区出具了一张400万元的票据，最终入了洋口木业的账户，但是不能证明该票据的背书过程。3、对于第三组证据，确认复印件和原件一致，但是对原件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在两张转账支票的存根联复印件右侧分别加注了“代南洋木业转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的内容，真实性难以确认。4、对于第四组证据，确认证据复印件和原件一致，但是对原件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长城公司和洋口木业之间的往来情况，而且说明两公司间在没有基础法律关系和对价交易的情况下，频发资金往来，说明两公司财产和财务均混同。5、对于第五组证据，对证据的原件无法确认，同时该证据内容和本案无关联。
本院认为：长城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系复印件，东方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进账单因东方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在裁判理由部分将结合争议焦点进行阐述。永谐公司出具的说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东方公司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系长城公司、洋口木业的财务凭证，在长城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长城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五组证据，因长城公司在另案中撤诉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故该组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长城公司取得2009年8月6日转账支票项下400万元是不当得利还是债务人向东方公司偿还的此前借款或债务。2、如果东方公司取得该4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东方公司应否向长城公司支付85万元。
本院认为：长城公司与东方公司间存在借款关系，东方公司取得案涉支票项下400万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详述如下：
一、关于2008年6月27日江苏银行进账单上所载的400万元款项是否是东方公司出借给长城公司的问题。根据现有在案证据，2008年6月26日，长城公司向东方木业出具了400万元借条，洋口木业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次日，洋口木业账户上从港闸区唐闸镇街道工业集中区转入400万元款项。对此，长城公司称其虽然出具了借条，但东方木业并未实际支付款项。本院认为，长城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未收到实际款项的情况下即出具借条的解释不符常理。加之在港闸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案件审理中，长城公司委托代理人当庭确认，该400万元借款实际已经归还了244万元，该确认已经构成长城公司的自认，本案中长城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足以推翻该自认。因长城公司与洋口木业为关联企业，在案涉借款发生时赵静波既是长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洋口木业的董事，根据长城公司和洋口木业的财务凭证，两公司间存在频繁资金往来，而东方木业与东方公司也是关联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均是殷新华，殷新华在原审庭审中已经代表东方木业确认东方木业与长城公司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是受东方公司的指令而为，且东方木业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本院认定长城公司已经于2008年6月27日收到了东方公司借款400万元。
二、2009年1月22日，赵静波向东方公司出具借条，载明借到东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650万元，1月23日归还。该笔款项后由洋口木业贴现56501.25元取得，并于同年1月23日分两笔汇给长城公司合计600万元；长城公司于同日分两笔给付东方公司250万元和15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款项流转情况，直接发生资金来往的并非洋口木业和东方公司，而是长城公司和东方公司，结合借条所载款项于1月23日归还的内容，长城公司于1月23日给付东方公司的400万元应认为是归还650万元款项的一部分，故该650万元借款来往主体也应为东方公司和长城公司，赵静波系以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东方公司出具的借条。长城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调取洋口木业贴现650万元汇票时向银行提交的合同文本、发票等相关资料，本院认为，长城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对其申请不予采纳。
三、根据上述两笔借款及从借款时至案涉支票下400万元款项发生之前的长城公司、洋口木业的还款情况分析，东方公司共出借资金1050万元，长城公司、洋口木业共还款644万元，加之案涉的400万元款项，东方公司借款数额和长城公司、洋口木业还款数额仅相差6万元。上述借、还款情况与长城公司在另案中的陈述基本一致。而洋口木业和长城公司在款项往来时均系赵静波实际控制，长城公司对于两公司间的频繁资金往来未作出合理说明，却在其已经向东方公司交付支票后主张此前借款均系洋口木业所借，与其无关，显然与事实不符。2009年8月6日，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交付票据时，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新华出具了收条，长城公司主张东方公司收取票据构成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而且，长城公司对于收据还曾有变造行为，更能佐证当时交付票据时有相应的原因，而在不愿意受该行为拘束的情况下，采取了变造证据的行为，长城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长城公司主张案涉400万元构成东方公司的不当得利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综上，长城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9130元，由长城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晓娟
代理审判员 李道丽
代理审判员 王 强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缪 芳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