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陕71行赔终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住所地西安市周至县司竹镇红丰村*组。负责人王亚安，厂长。委托代理人周发科，该厂采购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周至县二曲街道办事处老城东街**号。法定代表人陈旭辉，县长。委托代理人李勇剑，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冬杰，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因与被上诉人周至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14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一审诉称，2014年3月21日晚11时许,被告组织200多人出动三台挖掘机联合执法，将原告正在运行的机器设备砸毁,致原告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后原告经过上访等多种途径解决,2015年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6年6月28日收到被告的告知书,被告以申请事项不明确、证据不充分退回申请。原告随即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告的行为被(2016)陕71行初252号和(2017)陕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为违法,现依据《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赔偿机器设备款2309500元及贷款利息;2、赔偿水、电力设备款65万元;3、赔偿砸毁机器设备后的生产经营损失按每天8000元计算至实际赔付之日;4、赔偿申请人必要的费用25万元（留守工人工资、贷款利息、维权费用）。原审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被告的行为经(2016)陕71行初252号和(2017)陕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后原告于2017年10月20日单独向本院提起本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被告2014年3月21日晚的联合执法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就诉争的行政赔偿向行政机关申请解决，故其起诉不具备起诉的法定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的起诉。上诉人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上诉称，一、《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上诉人于2015年2月7日、2月16日两次当面递交，4月22日再次快递寄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已履行了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已将赔偿义务机关出具的处理行政赔偿申请书文件“告知书”及附件呈交给一审法院。二、《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条文中没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必须或者应当再次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规定。上诉人无须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再次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的必要和义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上诉人三次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赔偿义务机关也已作出了处理。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已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符合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条件。上诉人的起诉也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四、裁定书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就诉争的行政赔偿向行政机关申请解决的证据，称起诉不具备起诉的法定要件更无法律依据。法律没有已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了赔偿申请书，且已经处理，确认违法后还须再次递交赔偿申请的规定。故起诉不具备起诉的法定要件的认定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与本案无关，显属适用法律不当。五、被上诉人一直不承认深夜暴力砸毁合法企业的行政行为违法，其违法行政行为被两级法院确认违法后，又向最高法第六巡回法庭申请再审，企图推脱违法责任，最高法未支持其再审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已履行了《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程序，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法律没有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还须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不具备法定要件的认定不能成立，裁定也未经开庭审理。故上诉请求：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148号行政赔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周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称其分别于2015年2月7日、2月16日、4月22日向被上诉人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但6月10日作出《告知书》，告知其请求事项不明确，无法予以赔偿。告知其行政赔偿请求事项不明确，证据不充分，退回了上诉人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上诉人不服，于2015年7月向西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月，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诉人不服，以西安市人民政府为被告、被上诉人为第三人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西中行初字第0024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又在2016年6月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2014年3月21日晚的联合执法行为违法。2016年11月27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6）陕71行初25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2014年3月21日晚的联合执法行为系被上诉人组织实施的，并确认该执法行为违法。2017年10月，上诉人根据（2016）陕71行初252号行政判决书的内容，要求赔偿。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2015年行政赔偿申请的救济行为已经被法院系列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如再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也应当是在2016年11月27日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6）陕71行初252号行政判决书生效之后重新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事实上，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之后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二、一审裁定程序合法。上诉人没有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在2016年6月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2014年3月21日晚的联合执法行为违法时候，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上诉人就应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先行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请求。因此，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上诉，符合法定程序。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36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1、被上诉人联合执法行政行为已经被三级法院判决和裁定确认违法；2、上诉人先选择向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且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第8页第7行至第11行的陈述上诉人已向赔偿义务机关即被上诉人提出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已先行处理，这一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确认。被上诉人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1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1日晚，周至县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国土、水务等多部门对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进行联合执法。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不服，就联合执法行为多次信访，并于2015年1月25日向周至县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赔偿执法打砸损毁的企业设备、企业停产停业损失等费用，2015年6月10日周至县人民政府向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作出《告知书》，告知其行政赔偿申请请求事项不明确，证据不充分，退回其行政赔偿申请书。2015年7月23日，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以周至县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1、责令周至县人民政府作出是否赔偿决定，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周至县人民政府补充送达17号信访答复意见及附件和2014年8月8日向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宣读的调查报告及附件。西安市人民政府以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的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市政复不受字﹝2015﹞290号）。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不服，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1月2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西中行初字第00244号行政判决，驳回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诉讼请求。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2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行终90号行政判决，驳回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0月20日，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递交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2016年8月18日，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周至县人民政府2014年3月21日晚联合执法行为违法。本院于2016年11月27日作出（2016）陕71行初252号行政判决，确认周至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21日晚对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联合执法行为违法。周至县人民政府不服，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陕行终116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周至县人民政府的上诉，维持原判。周至县人民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636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周至县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6362号行政裁定书第8页本院认为部分“二、关于起诉期限”，表述内容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也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本案中，顺亿砂石厂选择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途径救济自己的权利。顺亿砂石厂于2015年1月25日向周至县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周至县政府没有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顺亿砂石厂对周至县政府不予赔偿行为向西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西安市人民政府以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顺亿砂石厂又针对该不予受理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6）陕行终90号生效判决，维持一审驳回顺亿砂石厂的诉讼请求。顺亿砂石厂转而选择直接向法院提起确认强拆违法之诉。因此，从2015年7月23日其申请行政复议时至2016年4月21日行政诉讼终结时的9个月时间，系不属于起诉人自身原因而被耽误的时间，应从2年5个月时间中予以扣除，扣除后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故原审判决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另，2018年4月8日，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又向周至县人民政府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周至县人民政府就组织“联合执法”深夜突袭砸毁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正常生产运营造成的相应损失进行赔偿，该《行政赔偿申请书》的请求事项与本案赔偿诉讼的请求事项请求内容基本一致，但增加了经营停产损失数额及水、电设备投资款数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的行政赔偿起诉是否具备起诉的法定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本案中，上诉人于2015年1月25日向周至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因请求事项不明确被周至县人民政府退回申请，上诉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西安市人民政府以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不予受理，上诉人仍不服，诉讼至法院，被两级法院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上诉人遂提起确认被上诉人对其联合执法行为违法的诉讼，两级法院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1日晚对上诉人联合执法行为违法。上诉人又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基于上述事实，在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联合执法行为违法后，上诉人本应以先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申请，由被上诉人先行处理为前提，再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上诉人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于2015年曾向被上诉人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已作出处理，故无须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再次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的必要和义务的上诉理由，虽然上诉人2015年1月25日单独向被上诉人提起了行政赔偿申请，但因请求事项不明确被被上诉人退回，即本次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并未作出处理，且上诉人就此提起的行政复议被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提起的诉讼也被两级法院判决驳回，故在上诉人提起确认被上诉人联合执法违法的诉讼被两级法院判决认定后，因前次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并未作出处理，上诉人仍应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申请，明确具体的赔偿请求，在被上诉人作出处理或逾期不予赔偿的情况下，上诉人如对处理结果或者逾期不予赔偿不服，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另，上诉人虽然在本案二审期间向被上诉人重新递交了赔偿申请，但被上诉人还未作出处理，故并不影响本案是否具备起诉要件的认定。综上，原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西安市顺亿砂石料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胡 雁审 判 员  柴 苗代理审判员  陈泉池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