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邹民初字第614号
原告孙秀文。
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德常，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湘萍、王飞耀。（特别授权）
原告孙秀文诉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文，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湘萍、王飞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秀文诉称，2012年3月11日，原告与程强签订买卖协议，双方约定，鲁H×××××邹城至兖州线路客运班车经营期限到期以后也属于原告继续经营，转让费350000元，现金一次性付清。后该线路由原告经营。2013年10月，被告方孙经理召开车主会议，根据上级政策，要求10月1日必须停车，以后车由自己出售；卖出后拿营运证及线路牌到运输公司找领导签字后到会计处领取补偿款。2014年2月12日，原告将车卖出，2015年1月11日，原告去被告处，得知补偿款已分别被刘满红、程强于2014年1月17日、2月13日领走。由于被告的过错，把本该属于原告的补偿款，被他人领取。如今线路牌、道路运输牌及相关收据均在原告处。多次找被告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给付补偿款219248.85元；2、诉讼法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2012年3月11日的车辆买卖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3月11日以35万元购买程强的营运车辆。
被告质证意见：有异议，（1）因为没有卖车人程强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所以无法确认该协议的真实性；（2）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和交通部颁布的道路绿卡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四十六条，涉案经营线路及营运手续法规明确禁止转让行为，因此该协议是无效协议。
2、米月海的证明一份、道路运输证一份、被告收取的手续费的收据五份，证明补偿款是在交了手续后才给的，不交不给。
被告质证意见：有异议。该证据本身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须出庭作证。该证明的相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违背客观事实；对道路运输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是作废的；关于收据五份，是案外人程强向运输公司交纳的鲁H×××××营运车辆的相关费用，不能证明是原告交纳的，该收据没有记载交款单位为原告，只是记载的车辆号码，该车主是程强，与原告无关；对县际班车牌有异议，牌照已经作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原告的丈夫与程强是亲戚关系，原告家庭的问题及牌照持有的事情对原告来说有很大的便利，不能因为原告持有作废的牌照就认定其享有涉案线路经营权。
3、银行凭证一份，证明车辆是原告卖的，卖了7万元，钱都打到原告的银行卡了。
被告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
4、运输公司对孙秀文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一份，证明运输公司承认在卖车后才能拿补偿款，请求的补偿的数额是运输公司计算的数额。
被告质证意见：不予认可，也没有公司的签字和盖章。
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市运输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既未签订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也未达成书面补偿协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故被答辩人与本合同纠纷一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由国务院制定颁布，属于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程强将鲁H×××××营运证及邹城至兖州客运线路转让给被答辩人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故被答辩人孙秀文与程强签订的买卖协议为无效协议，被答辩人没有取得客运班车的经营权，无权依据无效的协议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经济补偿款。二、答辩人直接向程强支付经济补偿款没有过错。理由如下：1.答辩人对程强向被答辩人转让车辆及线路的行为不知情。答辩人与程强签订的《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第一部分第4条明确约定：“合同期内，乙方（程强）不得私自转包、转租、转借、转让、抵押车辆”。根据该合同约定，程强不得转让客运车辆，程强向被答辩人转让涉案车辆也未告知答辩人，所以，答辩人对程强将鲁H×××××号客车及相应线路经营权转让给被答辩人违反法律规定和经营合同约定，对此，答辩人对该转让行为完全不知情，更不予认可。2.答辩人与程强之间因终止履行2013年1月1日《县际班车经营合同》，双方于2013年10月8日达成了补偿《协议书》，答辩人依据补偿协议向被补偿人程强已经支付了全额补偿款。2013年1月1日，答辩人与程强签订《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该经营合同每年签订一次，经营期限自2011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后济宁市人民政府、济宁市交通运输局要求2013年国庆节前全部开通都市区城际公交，终止原邹城至兖州线运营。为执行上级文件规定，答辩人与程强协商终止了《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的履行，并于2013年10月8日双方达成补偿《协议书》，由答辩人给予程强车辆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共计219248.85元（其中：车辆剩余价值129248.85元，一次性经济补助90000元）。3.答辩人支付经济补偿款的唯一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根据济宁市人民政府、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的文件规定，2013年国庆节前全部开通城际公交，原有客运车辆必须于2013年9月29日20：00之前下线停运，原有营运证手续及线路牌同时作废。程强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停运了车辆，之后双方签订了补偿协议，答辩人依据补偿协议向程强支付经济补偿款，无需程强提供已经作废的营运证及线路牌为前提。综上，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答辩人基于与程强达成的补偿协议将经济补偿款直接支付给程强亦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219248.85元的经济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有：
1、2013年1月1日，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与程强签订的《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原件一份。用以证明：（1）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与程强存在经营合同关系，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与原告孙秀文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2）涉案车辆一切营运手续属邹城市运输公司所有，程强在合同期内仅享有使用权；（3）在合同期内，程强不得私自转包、转租、转借、转让、抵押车辆。
原告质证意见：无异议。
2、2013年10月8日，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与程强签订的《协议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1）邹城市运输公司与程强就鲁H×××××号客车《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终止履行事宜达成书面协议，由邹城市运输公司向程强支付车辆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共计219248.85元（其中，车辆剩余价值129248.85元，一次性经济补助90000元）。（2）鲁H×××××号客车车辆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款应由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直接向程强支付。程强系补助协议当事人。
原告质证意见：无异议。
3、2014年2月13日，程强签字确认的《收到条》原件一份。用以证明程强已收到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支付的鲁H×××××号客车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款共计219248.85元。
原告质证意见：无异议
4、2015年4月23日，邹城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说明》原件一份及《开通城际公交收购车辆情况一览表》原件一份。用以证明：邹城市运输公司运营的原邹城－兖州、邹城－曲阜两条客运线路共计5辆客车，于2013年9月29日20：00前停止运营，车辆线路牌、营运证手续同时作废，邹城市运输公司在向程强支付经济补偿款时无需要程强提供已经作废的车辆线路牌及营运证手续。原告不享有领取补偿款的权利。
原告质证意见：济宁交通局的说的线路牌和营运证手续必须作废后才能给补偿款。
审理中，1、针对案外人程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的效力进行了法庭调查。
被告的意见为：2013年11月9日被告与程强签订的合同中第1项第四条、第三条约定，程强只有使用权，营运证归甲方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条例2004国务院令第四百零六号第十八条的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2年第八号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上述规定，结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系无效合同，程强将客运班车营运证证及经营权转让给原告的行为，当然无效，原告无权获得经营权或补偿权。
原告的意见为：根据本人的证据，实际上这一年半是本人在与被告发生的营运关系。车是挂靠不是承包，挂靠可以买卖。
2、针对补偿款的领取进行了法庭调查。
被告的意见为：根据县际车经营合同及与程强签订的客运班车补偿协议书，程强是线路经营使用者，程强是经营合同的相对人。运输公司依据经营合同及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
法庭调查结束时，原被告均表示没有需申请法庭补充调查的问题。
2015年5月4日，济宁市交通运输管理处通过邮政快递向本庭邮寄证明一份，内容为：根据济宁市委《济宁都市区融合发展规划专题会议纪要》（2013年第7期）“国庆节前全部开通都市区城际公交”的要求，需对原线路运营客车进行收购。经协商确定，邹城市运输公司将其所属邹城-
兖州、邹城-
曲阜两条线路5辆班线客车打包交由济宁城际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收购，济宁城际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向邹城市运输公司一次性交付收购经济补偿资金，邹城市运输公司务于2013年9月29日前将收购车辆停止运营，并向济宁城际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交付所收购车辆的线路牌、营运证手续。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3年1月1日，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与程强签订《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自愿将自购车辆鲁H×××××的客车以甲方的名义登记上户，在甲方的监管下，从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客车经营”。还约定“车辆上户登记不是产权登记或产权转移，车辆产权属乙方所有”。同时约定“合同期内，乙方不得私自转包、转租、转借、转让、抵押车辆”。该经营合同每年签订一次，经营期限自2011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后济宁市人民政府、济宁市交通运输局要求2013年国庆节前全部开通都市区城际公交，终止原邹城至兖州线运营。为执行上级文件规定，被告与程强协商终止了《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的履行，并于2013年10月8日双方达成补偿《协议书》，由被告给予程强车辆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共计219248.85元（其中：车辆剩余价值129248.85元，一次性经济补助90000元）。2014年2月13日，程强出具《收到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原邹城至兖州客运线路鲁H×××××号客车剩余价值及一次性经济补助款共计219248.85元（大写贰拾壹万玖仟贰佰肆拾捌元捌角伍分）”。
同时查明，2012年3月11日，原告孙秀文与程强签订《买卖协议》，协议载明“程强、刘满红现有邹城-
兖州营运车辆，车号：鲁H×××××及营运证手续，转卖于程运龙、孙秀文经营，经营期间限到期以后也属于程运龙、孙秀文继续经营。双方同意，转让费250000元整，叁拾伍万元整。现金一次性付清”。双方转卖后，并未办理营运变更手续。
上述事实，主要是根据原告提交的与程强签订的《买卖协议》一份，被告提交的《县际客运班车经营合同》、与程强签订《协议书》及《收到条》一份以及审理中原、被告的陈述认定的，相关证据均经双方质证，书证已收存案卷。
本院认为，原告孙秀文要求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给付补偿款219248.85元，应当提交能够证明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应当给付其补偿款219248.85元的合同或者其他债权凭证。庭审时，原告所提交的与程强签订的《买卖协议》、《运输证》、县际班车线路牌、邹城市运输公司的收据，以及庭审后济宁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出具的证明，均不能证明原告孙秀文与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之间存在着合同或者债权关系。因此，原告孙秀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秀文要求被告邹城市运输公司给付补偿款219248.85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89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孟 杰
审判员 张成果
审判员 芦雅君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中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