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7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成利，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义，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淑贞，女，196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义，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利浩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北25号平房13号。
法定代表人：张秀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义，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玲，女，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虹，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成利、上诉人孙淑贞、上诉人北京鑫利浩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浩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40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成利上诉请求：1.撤销（2015）海民（商）初字第4056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玲负担。事实和理由：王成利与孙淑贞系夫妻关系，分别是鑫利浩天公司的业务经理和会计，两人与陈玲是多年朋友。自2009年以来，陈玲作为中介人，曾促成丁桂芝、高亚荣向鑫利浩天公司提供借款，从合同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均是鑫利浩天公司与上述实际出借人单独进行，陈玲仅负责沟通、协调工作。陈玲根据鑫利浩天公司出具的《借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根据《借条》分别立了两个案件，即（2015）海民（商）初字第40567号（以下简称40567号案件）和（2015）海民（商）初字第40568号（以下简称40568号案件）。一审法院将上述两案合并审理，但先对40568号案件作出了判决。实际上，陈玲手中共有三张《借条》，除40567号和40568号两案涉及的两张《借条》外，还有2011年4月26日由王成利代鑫利浩天公司向高亚荣出具的金额为112.5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将该《借条》计算入40567号案件中。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偏袒陈玲一方。1.鑫利浩天公司根据陈玲的诉讼主张和证据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自2009年3月18日至2011年9月19日的所有《借款合同》、《借条》、汇款、还款记录和银行凭证，以说明案涉几张《借条》形成及履行过程，一审法院称王成利未提供证据材料，未针对陈玲所述金额提供相反证据，不符合实际。2.鑫利浩天公司自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9月11日支付至案外人丁桂芝的丈夫杨大启银行卡上的340万元均是偿还40567号案件所涉562.5万元《借条》项下款项，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8月6日和10月28日两笔合计180万元还款是归还陈玲尚未起诉主张的11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9月11日合计160万元还款是归还40568号案件所涉45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违背客观事实，按由小到大的次序认定还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借款是鑫利浩天公司与实际出借人高亚荣之间借款，陈玲仅是中介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应追加高亚荣为当事人，而不应仅通知高亚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2.陈玲未提供证据证明高亚荣将债权转让给其本人，故本案债权人仍是高亚荣，陈玲不能成为本案原告。3.王成利是鑫利浩天公司的业务经理，孙淑贞是鑫利浩天公司的会计，在《借条》上签字纯属履行职务行为，案涉债务均是鑫利浩天公司的债务，并非王成利、孙淑贞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错误。4.陈玲提供的短信、电话录音，是陈玲偷录的，不能作为法院裁判依据。陈玲提供的录像系其精心谋划，在王成利受到明显胁迫情况下，非法取得。一审法院没有提供合适的播放软件，录音、录像内容未能当庭播放。一审法院亦未明确哪些证据可以佐证上述电子数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
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与王成利上述意见基本一致。
陈玲针对王成利、孙淑贞以及鑫利浩天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双方当事人历经两年之久，十多次庭审，在法庭的带领下计算了还款和剩余本息金额，最终形成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陈玲是本案适格原告。1.一审法院通知案涉《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实际出借人以及收款人高亚荣、丁桂芝、杨大启、杨晓到庭核实，各方均表示仅针对陈玲主张权利，不向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追索任何欠款。王成利、孙淑贞夫妇与陈玲是多年朋友，双方彼此了解、信任，王成利夫妇因经营钢材需要资金，陈玲从朋友、亲属处借款帮助王成利，出借人不认识王成利，出借资金是基于对陈玲的信任。王成利等不能按时归还欠款，陈玲先行垫资还款，因此陈玲最终从中介人变成了债权人。2.原始《贷借合同》中出借人的名字、名称代号均是陈玲安排，汇款账户也是陈玲提供给出借人。此后《借条》替换了《贷借合同》，陈玲系《借条》中载明的出借人。二、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均是本案适格被告。1.王成利、孙淑贞不仅是鑫利浩天公司的经理和会计，也是公司的股东。2.《借条》明确写明借款用途是王成利夫妇经营钢材生意。3.案涉借款均汇入孙淑贞个人账户，还款也是从孙淑贞账户支付。以上均表明王成利、孙淑贞及鑫利浩天公司均是借款人。三、录音、录像及短信均是真实的交流记录，法律不禁止录音、录像取证，证据来源合法，不属于非法证据。四、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与陈玲之间的借款，年利率相同，陈玲作为债权人有权决定还款具体冲抵哪张《借条》。1.案涉《借条》均是对双方以往实际发生借款及利息的共同确认，不是新发生的借款。2.王成利夫妻不止一次给陈玲出具借条，还款也均是按照陈玲的指示付款，陈玲有权决定还款具体针对哪一张《借条》。《还款保证》也没有将340万元特别约定为562.5万元《借条》的还款。陈玲在起诉之前，将王成利归还的340万元视为偿还11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且已清偿完毕，故对于该《借条》没有单独提起诉讼。五、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上诉所称的九笔还款，不是针对本案《借条》的还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一审期间，各方均确认，除本案所诉《借条》外，还有大唐集团《贷借合同》等，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提供的还款凭证中备注部分还款是归还上述《贷借合同》项下借款。另，此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向陈玲出具的《借条》，并未将上述款项扣减，也表明所谓还款与本案争议款项无关。
陈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30.81万元及其利息（暂计至2017年8月28日为233.79万元，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2.诉讼费由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6日，陈玲以高亚荣的名义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签订了《贷借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00万元，期限1年（自2011年3月26日至2012年3月26日），利息100万元。2011年3月27日，陈玲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300万元汇入孙淑贞的账户内。2011年4月2日，陈玲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100万元汇入孙淑贞的账户内。借款到期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仅支付了上半年利息即50万元，故王成利与鑫利浩天公司向陈玲出具《借条》一张，写明：王成利和孙淑贞夫妇因经营钢材向陈玲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即本金400万元+欠付下半年利息50万元），年利率20％（即90万元），借期一年（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3年3月26日止）。借款到期后，王成利仅于2013年7月29日通过王恩广的银行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高亚荣账户内100万元（其中含本案所涉及的450万元借款自2012年3月26日至2013年3月26日期间的利息90万元），故王成利与鑫利浩天公司向陈玲出具《借条》一张，写明：王成利和孙淑贞夫妇因经营钢材向陈玲借款人民币450万元，年利率20％（即90万元），借期一年（自2013年3月26日起至2014年3月26日止）。以上系2013年3月26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450万元的来历及构成。
王成利于2014年10月28日支付80万元（其中42.85万元用于支付本案所涉及的款项，余款用于支付112.5万元《借条》的款项），于2014年12月31日分两笔共计支付120万元（每笔60万元），于2015年9月11日支付40万元。
2015年12月14日，王成利出具《还款保证》，载明以下主要内容：鉴于①王成利夫妇及鑫利浩天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向陈玲借款112.5万元，借款利息20％；②王成利夫妇及鑫利浩天公司于2013年9月19日向陈玲借款562.5万元，借款利息20％；③王成利夫妇及鑫利浩天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向陈玲借款450万元，借款利息20％；④王成利夫妇于2014年8月6日还款100万元，2014年10月28日还款80万元，2014年12月31日还款60万元，2014年12月31日还款60万元，2015年9月11日还款40万元。
一审庭审中，陈玲称除上述450万元的借款外，其还曾于2011年4月26日以高亚荣的名义与王成利签订了《贷借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期限1年（自2011年4月26日至2012年4月26日），利息25万元。同日，陈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孙淑贞账户内100万元。借款到期后，王成利仅支付了上半年利息即12.5万元，故王成利与鑫利浩天公司向陈玲出具《借条》一张，写明：王成利和孙淑贞夫妇因经营钢材向陈玲借款人民币112.5万元（即本金100万元+欠付下半年利息12.5万元），年利率20％（即22.5万元），借期一年（自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6日止）。借款到期后，王成利分别于2013年7月29日、8月29日支付10万元和12.5万元（即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6日期间的利息），故王成利与鑫利浩天公司向陈玲出具《借条》一张，写明：王成利和孙淑贞夫妇因经营钢材向陈玲借款人民币112.5万元，年利率20％（即22.5万元），借期一年（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14年4月26日止）。王成利于2014年8月6日还款100万元，于2014年10月28日支付80万元（其中37.15万元用于偿还112.5万元的款项）。陈玲认可112.5万元的借款于2014年10月28日全部予以清偿。
一审庭审中，王成利与孙淑贞均承认双方于1990年1月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付款凭证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了陈玲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借款到期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应属违约。根据45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2013年3月26日起至2014年3月26日止）的构成（即本金400万元和利息50万元）和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针对本案于2014年3月26日之后的还款情况及先利息后本金的还款顺序，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截止至2015年9月11日尚欠借款本金3482604元及利息85629.78元。陈玲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未超出该院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金额的部分，该院予以支持。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虽辩称不认可陈玲所述的还款金额，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例外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另一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同时，根据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配偶一方对是否存在上述两种例外情形负有举证责任。因此，陈玲主张上述欠款应当按王成利与孙淑贞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两人均负有偿还上述债务的义务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陈玲借款本金330.81万元及其利息（截止至2015年9月11日为85629.78元，以330.8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2日起至借款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2.驳回陈玲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一审期间，高亚荣到庭陈述，其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于2011年3月26日签订的金额为400万元的《贷借合同》，是陈玲以其名义签署，其本人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不相识，也不存在直接借款合同关系，实际是陈玲向其借款后，陈玲将款项又出借给了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高亚荣仅就款项向陈玲主张权利，不就《贷借合同》项下款项向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主张权利。
另，一审法院2017年6月22日庭审笔录记载，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确认，截止到2015年9月11日，450万元《借条》尚欠本金383.49万元、利息13.37万元。其中，2014年8月6日和2014年10月28日的部分付款优先冲抵了陈玲以高亚荣名义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签署的112.5万元《借条》项下款项；2014年10月28日的部分还款以及2014年12月31日、2015年9月11日的还款冲抵本案45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
另查，40567号案件一审判决结果：1.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陈玲借款本金440万元及其利息（以44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9日起至借款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2.驳回陈玲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陈玲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以及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实际还款情况。
关于陈玲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问题。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上诉主张，案涉450万元借款对应的原始《贷借合同》是鑫利浩天公司向高亚荣出具的，鑫利浩天公司历次还款均支付至高亚荣银行卡中，故高亚荣是实际借款人，应当作为当事人一方参加诉讼，陈玲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确认，案涉450万元借款《借条》所对应的原始合同是高亚荣与鑫利浩天公司、王成利签订的金额为400万元的《贷借合同》，但一审期间，高亚荣已到庭说明，《贷借合同》是陈玲以其名义签署，其本人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不存在直接借款合同关系，而是陈玲向其借款后，将款项又出借给了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高亚荣亦不就《贷借合同》项下款项向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主张权利。此外，《贷借合同》全部400万元款项均系由陈玲支付至孙淑贞账户。此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又针对《贷借合同》项下实际欠款金额两次向陈玲出具《借条》确认欠款事实，并明确借款金额和利息、还款期限等内容。以上事实表明，陈玲是《贷借合同》以及基于该合同所形成的系列《借条》的实际出借人，陈玲依据《借条》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鑫利浩天公司，王成利、孙淑贞分别是该公司的业务经理和会计，两人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纯属职务行为，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故王成利、孙淑贞不应负担《借条》项下债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条》载明“因王成利和孙淑贞夫妇经营钢材向陈玲借款”，落款处载明借款人是王成利和鑫利浩天公司，且陈玲所付款项均支付至孙淑贞个人账户，此后还款亦是由孙淑贞实际支付至高亚荣账户，以上事实表明王成利、孙淑贞知晓并认可借款事实、是实际借款人，并实际参与了整个借款、还款过程；其次，王成利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还款保证》亦载明“王成利夫妇及鑫利浩天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向陈玲借款450万元、借款利息20％”等内容，结合陈玲提供的与王成利之间的短信记录、通话录音等，王成利均未否认借款事实，并表示要筹钱付款。上述证据之间相互佐证，一审法院确认王成利、孙淑贞系借款人，并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认为录音系偷录，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其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主张《还款保证》系受胁迫出具，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实际还款情况。本案二审期间，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针对部分还款提出异议，认为一审判决对其部分还款所对应的《借条》认定有误，包括：1.2011年9月22日孙淑贞向高亚荣还款20万元，是偿还450万元借款所对应的原始《贷借合同》项下400万元借款本金，一审判决对此还款未作认定；2.2013年3月20日至2013年5月25日孙淑贞向杨大启账户付款合计202.5万元，均是偿还40567号案件所涉56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述还款是针对案外人杨大启以大唐集团名义与王成利签订的另一笔150万元《借条》的还款；3.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9月11日孙淑贞向杨大启账户付款合计340万元，均是偿还40567号案件所涉56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述还款分别是偿还陈玲未起诉的一笔112.5万元《借条》和本案45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针对上述主张，本院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孙淑贞于2011年9月22日向高亚荣还款20万元。因陈玲以案外人高亚荣、丁桂芝、杨晓等人名义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签订多份借款借据，资金往来极其频繁，无法仅依据还款事实认定该笔还款对应的究系哪张《借条》项下款项。应结合《贷借合同》及后续《借条》约定综合认定：其一，作为原始借据的《贷借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3月26日，孙淑贞提前半年支付20万元借款本金，无合同依据；其二，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此后向陈玲出具两张《借条》，均未将该笔20万元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其三，在一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多次对于案涉《借条》450万元借款组成进行陈述，从未述及上述20万元与450万元借款有关。综合上述情形，陈玲主张该笔20万元与本案诉争450万元借款无关，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二）关于2013年3月20日至2013年5月25日孙淑贞向杨大启账户付款合计202.5万元。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主张上述款项是偿还40567号案件所涉及的562.5万元《借条》项下款项，但根据一审判决所载内容，一审法院并未将上述款项视为本案还款，故上述还款是否为偿还40567号案件所涉及的562.5万元《借条》项下款项，与本案所涉450万元《借条》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处理。
（三）关于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9月11日孙淑贞向杨大启账户付款合计34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之间款项往来持续时间长、金额众多，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就账目往来进行核对。根据一审法院2017年6月22日庭审笔录记载，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确认，截止到2015年9月11日，450万元《借条》尚欠本金383.49万元、利息13.37万元。其中，2014年8月6日和2014年10月28日的部分付款优先冲抵了陈玲以高亚荣名义与王成利、鑫利浩天公司签署的112.5万元《借条》项下款项；2014年10月28日的部分还款以及2014年12月31日、2015年9月11日的还款冲抵本案45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此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否认其曾自认的上述款项冲抵事实，主张上述还款均优先冲抵56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在先陈述，一审法院对其后续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本院认为，陈玲与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自2009年起即存在借款往来，至2015年9月11日期间，双方有借有还，发生数十笔资金往来，除40567、40568两案涉及的借条外，还存在王树贵、石琳等其他出借人。故对于案涉资金具体的对应关系，首先应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认定，对于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资金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资金对应关系，应结合案涉其他证据，包括各方当事人在还款时的备注情况，以及后续《借条》是否将相应资金扣除等，进行综合认定。本院遵循上述原则对双方2014年8月6日之前的还款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在裁判论理部分予以了详细说明。对于2014年8月6日至2015年9月11日的合计340万元还款，本院认为，因案涉450万元、112.5万元以及562.5万元三张《借条》系将部分利息计入本金后再重复计息，故其实际借款利率高于《借条》约定利率标准，分别为22.5％、22.5％和25.57％，依上述利率标准，即便340万元还款均系偿还562.5万元《借条》项下借款，经计算，截至2015年9月11日，案涉三张《借条》合计未还本金为7838057.55元、利息2901975.49元。根据一审法院40567、40568号案件判决结果，截至2015年9月11日，未还本金为7708100元，利息为1850518.67元，并未超过上述应还款范畴，对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无明显不利。陈玲亦未就此提起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在此情况下，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综合上述认定，本院对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还款所对应的《借条》的事实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成利、孙淑贞、鑫利浩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0元，由王成利、孙淑贞、北京鑫利浩天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徐 硕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