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3民终31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大猛，农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加强，农民。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怀柏，江苏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航程，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玲，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雪明，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法定代理人：朱雪明，系袁某母亲。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江苏千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大猛、孙加强与被上诉人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睢宁县人民法院（2015）睢民初字第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加强及其与孙大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怀柏、被上诉人朱雪明作为袁某的法定代理人、被上诉人袁航程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大猛、孙加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依据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事实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成因错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是因为袁琳驾驶摩托车高速行驶，向左侧变道时疏于观察，撞到了迎面行驶的孙大猛的三轮车，袁琳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该责任认定程序违法。睢宁县公安局交警队在进行责任认定前，未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公开调查取得证据。此外，上诉人一审中将申请复核的相关材料提交，一审却予以否认，亦属认定事实不清。2、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一审认为法律未规定丧失劳动能力的年龄，对当事人是否丧失劳动能力进行纯主观的认定。被上诉人袁航程未满60周岁，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决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辩称，1、本案事故责任经睢宁县公安机关进行现场勘测、调查取证后认定孙大猛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正确，程序也是合法的。一审法院通过审理已经查明孙大猛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观察注意不够且未在道路右侧通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法规，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事实认定清楚。2、被上诉人袁航程和张永玲体弱多病不能从事任何劳动，张永玲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年满58周岁，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只能靠子女赡养。被上诉人袁航程也满58周岁，且多年前已经出现严重脑梗，因脑梗多次跌伤，现如今左胳膊留有钢板。在2015年7月19日又因高血压脑出血住院治疗34天，出院医生建议继续治疗，目前仍在服药中，平时需要家人看护以防不测。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大猛、孙加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485292.7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日19时许，袁琳驾驶苏C×××××号二轮摩托车，沿睢宁县江阴路由北向南行驶至10KV连李121线24号电线杆北侧处时，与孙大猛驾驶的苏C×××××号正三轮摩托车相撞，致袁琳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经睢宁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认定，孙大猛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琳负次要责任。孙大猛驾驶的苏C×××××号正三轮摩托车，登记在孙加强名下，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二人为父子关系。另查明，袁琳于1989年2月13日生，因该起事故于2015年9月1日死亡，为农村户籍；系袁航程、张永玲之子，朱雪明丈夫，袁某之父。袁航程、张永玲共生育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合理损失；造成死亡的，还应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孙大猛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时，观察注意不够且未在道路右侧通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袁琳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且未戴安全头盔，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次要过错，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睢宁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定责适当，予以采信，并作为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孙大猛、孙加强不服事故责任认定，但仅提供复核申请书一份，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受理复核或不予复核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其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不予采信。孙大猛、孙加强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事故事实的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要求重新确定事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睢宁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系国家公权力机关，且为法定事故处理机关，其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孙大猛、孙加强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故对于上述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孙大猛、孙加强主张，孙大猛驾驶的苏C×××××号正三轮摩托车虽登记在孙加强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为孙大猛，孙加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二人提供的事故发生后孙大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记载，孙大猛在公安机关供述肇事车辆属于其父亲孙加强所有，对于该车车辆号牌、有无投保交强险孙大猛均不知情，其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与肇事车辆车型也不相一致，孙大猛、孙加强亦未有提供其他相应证据证实，无法证明肇事车辆属于孙大猛实际所有，对于上述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袁航程等人主张28992.5元，标准合理，计算正确，依法予以支持。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还应赔偿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袁琳为农村户籍，袁航程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299160元（按照2014年度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58元/年×20年计算），标准合理，计算正确，依法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孙大猛、孙加强认为，袁航程、张永玲均未满六十周岁，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仅规定了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具体计算方法和年限，并非以是否达到六十周岁作为能否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节点，亦未规定不满六十周岁就不应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我国现行退休制度，女同志年满五十五周岁就已到法定退休年龄，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即可以推定其丧失劳动能力，如必须年满六十周岁才能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则会导致部分受害者近亲属具有被扶养人的身份地位，但却无法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显失公平情况出现，亦与法理、常识相悖。结合本案，受害人袁琳与袁航程、张永玲均为农民，受害人袁琳已经成年，且已结婚生子；事故发生时，袁航程、张永玲均已年满58周岁，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收入来源，应当将袁航程、张永玲认定为袁琳的被扶养人，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故被扶养人是否年满六十周岁，不是应否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起算点，孙大猛、孙加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袁琳因本次交通事故，于2015年9月1日死亡，其时袁某未满一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17年予以计算，为100470元（2014年度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820元×17年/2人）；袁航程、张永玲均未满六十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应按20年计算，袁航程、张永玲共生育三名子女，扶养人应当按三人计算，均为78800元（2014年度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820元×20年/3人）。因袁琳生前被扶养人为三人，其中17年的年赔偿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故该17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均应按照11820元/年计算，其余3年均应按照7880元/年计算（11820元/3人×2）。综上，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计算为22458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上述二项赔偿费用相加，确定袁琳的死亡赔偿金为523740元。袁航程等人主张交通费10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000元，但未提供相关票据及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考虑袁航程等人为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该项费用确有必要并已实际发生，故酌定支持交通费8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00元。袁琳的死亡，给袁航程等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但在审理过程中，袁航程等人自愿放弃该项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袁航程等人因该起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经依法核定为：死亡赔偿金523740元（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4580元）、丧葬费28992.5元、交通费8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200元，合计554732.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次事故双方均为机动车，孙大猛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袁航程等人主张孙大猛承担7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案情，孙大猛驾驶的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该部分责任应由侵权人孙大猛与投保义务人孙加强连带共同承担。孙加强将其所有的机动车交由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孙大猛驾驶，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孙大猛30%的赔偿责任。故对于袁航程等人的各项损失，应先由孙大猛、孙加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连带赔偿110000元（包括：丧葬费28992.5元+交通费8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00元+死亡赔偿金79007.5元）；不足部分，由孙大猛赔偿311312.75元[（全部损失554732.5元-交强险部分110000元）×70%]，孙加强对其中30%（即：311312.75元×30%=93393.83元）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孙大猛、孙加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连带赔偿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10000元；二、孙大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死亡赔偿金311312.75元，孙加强对其中的30%（即：93393.83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三、驳回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15元，由袁航程、张永玲、朱雪明、袁某共同负担185元，由孙加强负担123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出其在一审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徐州市公安局交警队出具的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上诉人是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的法定时间内对该认定书申请复核，因为被上诉人提起了诉讼，所以该复核不予受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未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以下两组证据：1、睢宁县人民医院住院病案2012年8月19日至8月27日的住院记录一页、袁航程2015年7月19日至8月22日的住院病历12页、睢宁县博爱医院2016年7月15日CR检查诊疗报告单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袁航程身体多病，有严重的脑梗死、脑淤血，而且因为血压高有跌伤，膝关节配型性病变，还有因为摔伤的时候胳膊上留有钢板。需要继续治疗。2、提供加盖睢宁县睢河街道联群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袁航程、张永玲身有××，无法正常务农，并接受阶段性治疗。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被上诉人提供睢宁县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和住院记录，时间发生在2012年、2015年7月19日至8月22日，均在一审之前，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对2016年7月15日CR检查诊疗报告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该份证据上仅有审核医师的签章，并无法证明是被上诉人进行的治疗。而且该组证据仅证明被上诉人袁航程的身体状况，与是否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是同一概念。2、对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确认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上诉人对涉案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有异议，认为袁琳应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睢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睢公交认字【2015】第53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事故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检验报告等证据对事故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认定孙大猛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观察注意不够且未在道路右侧通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之规定，孙大猛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袁琳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且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袁琳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过错。从而认定孙大猛负事故主要责任，袁琳负事故次要责任。该事故证明是公安机关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等事故处理程序，经过处理交通事故专业人员集体研究作出的结论，相较其他证据而言，具有较高的证据效力。上诉人上诉主张其在事故中无责任，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错误，程序违法，但其于一审庭后提交的徐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仅能证明其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对该认定书申请了复核。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专业机构的结论，故一审法院依据涉案事故认定书孙大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确认孙大猛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关于一审支持袁航程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事故发生时，袁航程已年满58周岁，结合其二审中提交的病案资料、检查诊疗报告等材料，能够确认其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加之其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一审法院确认其为袁琳的被扶养人，并结合被扶养人情况、扶养人人数，依照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依法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关于不应支持袁航程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孙大猛、孙加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孙大猛、孙加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费 蜜代理审判员  周东海代理审判员  嵇海勇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