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刘连法，男，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孙兆达，男，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李连法，男，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姜桂欣，女，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蒋宝海，男，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陈辅卫，男，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刘寿荣，女，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刘艳杰，女，汉族。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张培峰，男，汉族。
以上九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刁永国，山东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九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新朝，北京市五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牟维飞，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于建青，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因与被申诉人牟维飞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连法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牟维飞在一审法院诉称，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于2008年3月26日处理抵债资产，其通过竞拍取得龙口市棉纺厂位于龙港街道办事处龙中路南侧土地及部分房产。该土地上有棉纺厂职工宿舍一幢不在竞拍范围内，内有职工住户36户。为了能整体开发利用该土地，牟维飞委托山东龙口鑫龙纺织有限公司（简称鑫龙公司）拆迁，牟维飞于2008年、2009年通过妻子张文杰向鑫龙公司支付补偿费300万元。2010年4月1日，牟维飞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拆迁补偿费为1200万元，鑫龙公司承诺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协议签订的同时，牟维飞通过张文杰将剩余的900万元付给了鑫龙公司，后鑫龙公司未能按约拆迁。现牟维飞欲自行拆迁，向鑫龙公司要求返还1200万元拆迁款未果。鉴于鑫龙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注销登记但未经依法清算，刘连法等九人作为鑫龙公司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牟维飞请求判令刘连法等九人以鑫龙公司未分配财产偿还牟维飞1200万元及利息，不足部分由刘连法等九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刘连法等九人承担。
刘连法等九人共同辩称，一、36户职工宿舍楼不在双方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约定范围内；二、牟维飞与鑫龙公司之间并非委托拆迁关系。牟维飞付款1200万元是资产补偿费，因为上述资产拍卖时，鑫龙公司正在租赁经营当中，鑫龙公司的搬迁不仅需重征场地，而且需重建车间，且建设周期长，经营损失不可估量，成套设备及管线等附属设施的拆搬需要聘用专业厂家，故该1200万元是对鑫龙公司搬迁损失、新增建筑物损失的补偿；三、36户职工宿舍楼应由牟维飞拆迁。根据《收回土地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牟维飞领取了协议书项下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款2855.0201万元，其中包括家属楼的补偿款2502789.86元及家属楼的搬迁补助费5663.92元。综上，36户职工宿舍楼不属于鑫龙公司所有，不在2010年4月1日协议约定范围之内，应由牟维飞自己拆迁。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牟维飞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烟台中院一审查明，2008年2月27日，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原山东省龙口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鑫龙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将原棉纺织厂的抵债资产土地75亩、厂房25632平方米出租给鑫龙公司使用，租期为一年，自2007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鑫龙公司交付租金20万元。2008年3月26日，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拍卖原龙口棉纺织厂的抵债资产，牟维飞出资1600万元，以鑫龙公司的名义竞得土地及房产一宗，涉案的36户职工宿舍楼不在竞买的范围内，但宿舍楼的土地由牟维飞竞得。该宿舍楼系原龙口市棉纺织厂建设，无相关建设审批手续，无房产所有权证。
2010年4月1日，牟维飞（乙方）与鑫龙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甲方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甲方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乙方付给甲方补偿费1200万元，甲方协助乙方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连法”，乙方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甲方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乙方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颜某作为证人在协议书落款处签名。协议签订当日，牟维飞通过妻子张文杰付给鑫龙公司900万元，加上2008年9月19日付给的100万元、2008年11月19日付给的100万元、2009年1月16日付给的100万元，牟维飞共付给鑫龙公司1200万元。2010年9月20日，牟维飞与龙口市宏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旧建筑拆除协议书》，约定由龙口市宏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将院内除家属楼和围墙外的建筑拆除。2010年9月30日，鑫龙公司与龙口市公安局龙口经济开发区派出所、龙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拆迁协议书》，龙口市公安局龙口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将龙口棉纺织厂警务室二层小楼及附属建筑拆除，鑫龙公司支付补偿搬迁费80000元。2011年7月5日，龙口市国土资源局、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鑫龙公司及牟维飞签订《收回土地协议书》，龙口市国土资源局收回了牟维飞竞买的74.974亩土地使用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款共计2855.0201万元，并约定地块出让后原土地引发的矛盾仍由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鑫龙公司及牟维飞负责解决。根据山东博莱仕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为龙口市土地储备中心作的房地产评估报告，房屋建筑物、附属设施、苗木在估价时的总价值为3059006.86元。其中，36户职工宿舍楼评估值为2502789.96元，搬迁补助费（住宅楼）5663.92元。2011年7月5日，鑫龙公司和牟维飞共同给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出具承诺书，牟维飞给鑫龙公司出具承诺书，确定补偿款打入牟维飞账户，一切权利义务、收益、纠纷、费用均由牟维飞承担。2011年8月15日，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与龙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47690平方米土地出让给了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
2010年8月，龙口市政府召开龙口棉纺织厂破产重组工作协调会，形成《龙口棉纺织厂破产重组工作协调会议纪要》，鑫龙公司为棉纺织厂重组企业，负责接收棉纺织厂职工，垫付各项费用，待原棉纺织厂资产变现后用于偿还，不足部分政府给予政策支持。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就《协议书》中约定的1200万元补偿费问题，双方各执不一。1、在该案第一次庭审时，刘连法等九人主张，对于鑫龙公司完成2010年4月1日协议第三、四条中所约定的拆迁内容，鑫龙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完成了21509平方米厂房、新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厂房和设备搬迁三部分的拆迁义务。后又称该1200万元是包括拆迁21509平方米旧厂房和新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厂房、警务室、经营损失、重建车间征地和设备搬迁等综合考量后的补偿费。牟维飞则主张该1200万元补偿费是支付给鑫龙公司，由其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安置和对警务室进行拆迁。牟维飞主张21509平方米的厂房是牟维飞自己委托他人完成的拆迁，也不存在刘连法等人所称的拆除新增3000平方米的厂房和经营损失等事实，牟维飞认可鑫龙公司完成了警务室的拆迁，并同意承担警务室拆迁费用80000元。2、在该案第二次开庭过程中，关于涉案的1200万元补偿费的补偿内容，刘连法等人主张系由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和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补偿四块组成。庭审中，刘连法等人认可21509平方米的厂房是由牟维飞自己拆迁的。牟维飞对其主张不予认可，主张银行把土地和厂房拍卖给牟维飞的时候，厂里的机器已经拍卖由别人竞得，不存在鑫龙公司继续经营的可能。而且，即使有经营活动，牟维飞也没有补偿的义务，因为牟维飞是竞买的厂房和土地，不可能进行设备补偿。此外，刘连法提供的租赁合同显示，2008年5月31日租赁合同到期，双方的委托合同是2010年4月1日签订的，刘连法等人所称的租赁关系已不存在。关于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补偿的问题，牟维飞同样没有义务对其进行补偿。对于刘连法等人所主张的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是根本不存在的，刘连法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存在新建仓库和车间。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牟维飞申请颜某到庭作证，以证实双方为了协商拆迁搬厂房的事存在争执，由证人出面与牟维飞商量，牟维飞付给刘连法1200万元，由鑫龙公司到9月1日全部拆完。拆迁的范围包括厂子里的所有设施，要把厂子的厂房、车间、设备和宿舍楼都搬迁出去。3、在该案第三次庭审过程中，对于涉案的1200万元补偿费的补偿内容，刘连法等人主张除了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和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补偿四块之外，还包括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并主张该五部分所占比例双方没有谈到。牟维飞则主张1200万元补偿款不可能包含联合开发的可得利益，理由是2010年4月1日协议中之所以以鑫龙公司名义进行土地开发，目的是政府会给职工一定的安置费的优惠政策，是否以鑫龙公司的名义开发土地，政府给牟维飞的政策都是一样的。
另查明，2012年8月1日，鑫龙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和《公司注销决定》，同年8月6日通过《清算报告》和《清算报告的确认书》。2012年8月8日，鑫龙公司在《大众日报》上发布公告，同年9月24日，工商部门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办理了注销登记。但鑫龙公司尚有资产未处置，公司注销时股东为涉案的刘连法等九人。
还查明，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根据牟维飞申请，法院依法查封了鑫龙公司名下的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和平路东、龙中路南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全部房产，及龙国用（2005）第037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2010年4月1日《协议书》中约定的1200万元补偿费所包含的补偿项目有哪些，1200万元补偿费应否返还。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拍卖原龙口棉纺厂抵债资产时，由牟维飞出资通过鑫龙公司竞得该土地及房产，为进行土地开发建设，牟维飞与鑫龙公司于2010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书》中约定的职工安置、土地过户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内容双方均已履行没有争议。对于牟维飞交付的1200万元补偿费的构成，鑫龙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存在争议。牟维飞主张1200万元是鑫龙公司对原棉纺织厂36户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连法等人主张该1200万元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案中，双方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牟维飞付给鑫龙公司1200万元补偿费后，鑫龙公司应在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而直至牟维飞起诉之日止，涉案厂区内的36户职工宿舍楼仍未搬迁安置完毕，刘连法等人主张其已完成了拆迁，应举证证实其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从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刘连法等人并不能证实其主张。理由：一、刘连法等人在庭审中对1200万元补偿款补偿范围的陈述数次反复，除牟维飞认可警卫室由鑫龙公司拆除外，刘连法等人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也不能证实该1200万元补偿款的具体范围。二、鑫龙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证明其租赁期限为2007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牟维飞于2008年3月26日通过鑫龙公司竞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和房产一宗的事实清楚，至2010年4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已超过鑫龙公司的租赁期，鑫龙公司应腾出租赁财产。刘连法等人主张牟维飞应向鑫龙公司支付搬迁经营损失、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损失均不符合常理。而刘连法等人所称鑫龙公司在租赁期内新建仓库、车间没有提供相关建设审批手续，也没有证据证明确有新建仓库、车间存在，故鑫龙公司关于1200万元补偿款是经营损失和新建仓库、车间补偿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在政府收回土地时，牟维飞和鑫龙公司向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作的承诺和牟维飞向鑫龙公司作的承诺并不能改变鑫龙公司在2010年4月1日《协议书》中设定的义务。从鑫龙公司同意将职工宿舍楼在内的补偿款2855.0201万元直接打入牟维飞账户，且在此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并没有向牟维飞主张上看，亦可证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中牟维飞支付的1200万元包含了宿舍楼的搬迁拆除费用。四、颜某系双方认可的涉案协议的中间人，其证言证实涉案的36户职工住宅楼在搬迁范围之内。综上，对牟维飞支付给鑫龙公司的1200万元补偿费中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之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鑫龙公司超出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未能搬迁、拆除36户职工宿舍楼，已构成违约，牟维飞主张返还相关款项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鑫龙公司已完成的拆迁事项，应由牟维飞支付相关费用。牟维飞认可警务室系鑫龙公司拆除并支付的费用，因鑫龙公司部分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拆迁义务，警务室拆迁费用80000元应从1200万元中扣除。对于刘连法等人主张完成的其他拆迁事项和补偿款项，因其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如果确实存在其他费用，刘连法等人可补充证据后另行主张。因鑫龙公司已被注销，不具备作为该案被告的主体资格。刘连法等九人作为鑫龙公司的股东违法清算致公司被注销，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鑫龙公司未分配财产范围内返还牟维飞委托款人民币1192万元。不足部分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超出牟维飞的诉讼请求范围。牟维飞起诉称“1200万元补偿费是支付给鑫龙公司，由鑫龙公司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拆迁”。就其诉求而言，一审判决违背程序规定，任意扩大审理范围，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求。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双方协议中根本不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涉案宿舍楼是原龙口棉纺织厂职工集资所建，且建于鑫龙公司成立之前，所有权与鑫龙公司无任何关系。2011年政府收回土地时进行评估，且补偿款已归牟维飞。牟维飞主张1200万元补偿费中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显然错误；其二，至2010年9月，鑫龙公司仍在经营中。庭审中，刘连法等九人放弃上诉理由第一项,并补充理由如下：一、2011年7月5日，鑫龙公司与牟维飞、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及龙口国土资源局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以及牟维飞同日向鑫龙公司所作的承诺，证实了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由牟维飞承担，协议书约定了鑫龙公司与牟维飞之间在协议签订之前不存在任何的纠纷和争议，由此可以证明2010年4月1日的协议书所指的拆迁不包括职工宿舍楼。二、一审判决将本案确定为委托合同明显不当，根据2010年4月1日的协议书牟维飞支付给鑫龙公司的是拆迁补偿费，合同中没有约定委托拆迁更没有提及职工宿舍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委托合同的委托方应向受托人支付报酬，本案协议书所约定的是拆迁补偿费，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本案合同应当属于拆迁补偿协议。在该协议中鑫龙公司为被拆迁人，所获得的是拆迁补偿费，一审判决在主文中偷换概念将补偿费定性为委托费用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实际采用了举证倒置的审判方式，一审判决所列举的所有事实均不能证明牟维飞的主张，但一审法院采用要求刘连法等九人举证的方式来支持牟维飞的请求，显然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此，本案所做出的结果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径行改判。
牟维飞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并没有任意扩大审理范围，判决也没有超出诉讼请求。二、刘连法等九人主张1200万元补偿款的补偿范围不属实，没有证据证明。刘连法等九人主张对其拥有的所有权的资产补偿，但其所称“新建仓库车间”根本不存在；刘连法等九人主张是对其设备搬迁补偿也不成立；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补偿没有道理；鑫龙公司负责搬迁、拆除职工宿舍楼，是因为职工宿舍楼是原棉纺织厂盖的，住户大部分是棉纺织厂的人，鑫龙公司是由原棉纺织厂管理层为股东成立的，利于搬迁拆除工作。三、至2010年9月鑫龙公司已不存在经营活动，一审判决正确。四、刘连法等九人在一审诉讼中陈述1200万元补偿范围前后矛盾。五、刘连法等九人将鑫龙公司财产隐匿，逃废债务，通过虚假清算恶意注销公司不诚信。庭审中牟维飞补充答辩意见：一、鑫龙公司、牟维飞与龙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以及牟维飞所作的承诺书，文件中没有牟维飞承担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拆除的内容，故不能够证明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拆除义务由牟维飞承担。二、2010年4月1日双方协议约定牟维飞委托鑫龙公司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安置补偿拆除，其原因是鑫龙公司处理方便，至于1200万是不是全部给36户职工，由鑫龙公司自己决定。案由定为委托合同并无不当。三、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牟维飞已经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了1200万元补偿款是对搬迁36户职工宿舍楼的费用，所以刘连法等九人提出反驳的意见应有证据。
该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即1200万元补偿费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2010年4月1日鑫龙公司与牟维飞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合同就牟维飞竞拍所得75亩土地开发事宜进行约定，其中第四条约定牟维飞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该约定拆迁内容并未明确载明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本院二审认为，1200万元补偿费中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理由：第一，牟维飞整体开发该竞拍的75亩土地，涉案36户宿舍楼位于该土地之上，合同约定牟维飞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鑫龙公司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应当理解为全部拆迁完毕。第二，一审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查实鑫龙公司拆迁内容如果没有对36户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外，并没有多少需要补偿的内容。虽然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加重刘连法等九人举证责任的不妥之处，但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1200万元补偿费中应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第三，颜某作为双方认可的协议签订的中间人在一审出庭作证，证明补偿费包含涉案的36户职工住宅楼的搬迁补偿费用，一审也予以认定。二审中，刘连法等九人举证证明颜某与鑫龙公司系利害关系人，但因其该主张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第四，刘连法等九人提供的三份文书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义务由牟维飞承担的结论。1、《收回土地协议书》载明，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鑫龙公司及牟维飞向龙口市国土资源局保证涉案地块无纠纷，如有纠纷由三方负责解决；2、鑫龙公司与牟维飞给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收回土地协议书》中有关银行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鑫龙公司承担；3、牟维飞给鑫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鑫龙公司给农村合作银行承诺的一切权利义务及一切收益、纠纷及费用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三份文书同一天形成，内容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如涉案地块与龙口市国土资源局有纠纷，最终责任由牟维飞承担。而本案关于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问题各方无争议，争议的是该搬迁义务是由牟维飞承担还是鑫龙公司承担，因此，三份文书并不能改变鑫龙公司在2010年4月1日《协议书》中已设定的义务。另外，不能以行政补偿款的收取来认定拆迁义务的承担。综上，刘连法等九人关于2010年4月1日协议不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可以认定牟维飞支付的补偿款中不单是36户宿舍楼的拆迁补偿或不单是委托搬迁内容也包含其他补偿内容，1200万元补偿款是牟维飞对鑫龙公司的搬迁补偿以及委托其对36户宿舍楼拆迁安置费用的整体补偿。该整体补偿不是每项补偿内容的简单累加。现在不能确定该36户宿舍楼拆迁补偿的具体数额，但因该义务鑫龙公司未履行构成违约且表示拒绝承担该项义务，而该款项的用途又主要用于拆迁补偿，故一审法院判决返还由牟维飞自行拆迁也未尝不可。如果该款项不予返还，由牟维飞另行支付搬迁费用，明显不合理。综上，本院二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牟维飞竞得的75亩土地上，全部拆迁内容包括鑫龙公司的企业拆迁、36户职工住宅楼的拆迁以及牟维飞自有的21509平米厂房拆迁。2、2010年4月1日《协议书》，是双方就拆迁补偿达成的唯一协议，应当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该协议中约定牟维飞支付1200万元补偿费，鑫龙公司完成拆迁，按照合同相对性及合同文义的通常理解，协议中的拆迁和补偿只能是鑫龙公司对自己企业的设施设备、办公及其他资产的全部拆迁以及因拆迁支付的概括性补偿，不应包括对他人所有的36户职工宿舍楼的拆迁及安置补偿。3、根据2010年9月20日牟维飞与龙口市宏达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旧建筑拆除协议书》的约定，也足以否定原判决认定的“应当理解为全部拆迁完毕”。4、36户职工宿舍楼产权不属鑫龙公司，牟维飞竞得的21509平米厂房也不属于鑫龙公司，在《协议书》对拆迁范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显然不能推断出拆迁范围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退一步讲，如果《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范围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则是鑫龙公司受牟维飞委托对他人房屋实施拆迁，属于委托拆迁。然而《协议书》中没有“委托拆迁”或类似的意思表示。二、二审判决认为“原审法院一审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查实鑫龙公司拆迁内容如果没有对36户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外，并没有多少需要补偿的内容。虽然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的不妥之处，但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1200万元补偿费用中应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违背事实和法律。1、一审法院在牟维飞不能举证证明《协议书》中的1200万元补偿费是对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安置补偿的情况下，违背法律规定，采取举证倒置的审理方式，要求刘连法等举证证明1200万元的补偿内容，并进而以刘连法等举证不能，支持了牟维飞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予纠正并使用一审法院得出的结论作为二审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认为鑫龙公司搬迁不需要补偿。二审法院认为“1200万元补偿款是牟维飞对鑫龙公司的搬迁补偿以及委托其对36户宿舍楼拆迁安置费用的整体补偿”，但又采用一审不应给鑫龙公司搬迁补偿的结论，自相矛盾。3、根据2011年6月山东博莱仕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为龙口市土地储备中心作的房地产评估报告，36户职工宿舍楼评估值为2502789.96元，搬迁补助费（住宅楼）5663.92元，两项合计2508453.88元。即使不考虑房价上涨因素导致的拆迁安置费用增加，《协议书》签订时36户职工宿舍楼的拆迁安置费用也不超过2508453.88元，远远低于《协议书》约定的1200万元补偿费。所以，1200万元补偿费根本不可能主要是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拆迁安置费用。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约定的1200万元补偿费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主要补偿内容也应当是对鑫龙公司的搬迁补偿，而非原判决认定的主要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拆迁安置补偿。三、二审判决认定证人颜某与刘连法等不存在利害关系，并采信颜某证言，明显不当。颜某在本案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借贷纠纷正在进行诉讼，并一直未能解决。原判决关于颜某出具证人证言时双方争议已经解决，双方不存在利害关系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颜某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其证言的内容与牟维飞起诉称1200万元拆迁补偿仅仅是职工宿舍楼不符，也与牟维飞自己委托拆除21509平米厂房的事实不符，故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应采信。四、《土地收回协议》和牟维飞的承诺，发生在《协议书》签订之后，是双方之间唯一涉及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的法律文件，印证了《协议书》中的拆迁不包括职工宿舍楼，故二审判决关于《收回土地协议》及承诺书“均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义务由牟维飞承担的结论”的认定。综上，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申请再审。
本院（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1200万元补偿费主要系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缺乏充分证据，并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存在错误。裁定：一、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山东高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山东高院再审认为，2010年4月1日鑫龙公司与牟维飞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合同就牟维飞竞拍所得75亩土地开发事宜进行约定，对其中职工安置、土地过户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内容双方均已履行无争议，但对其中第四条约定，即“牟维飞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双方存在争议，该约定并未明确载明拆迁内容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牟维飞主张1200万元是对原棉纺织厂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连法等九人则主张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款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该院认为，2010年4月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不明，双方均有责任，双方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结合订立协议的目的、订立协议时的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原审判决认定1200万元补偿费中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并无不当，刘连法等九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拍卖原龙口棉纺厂抵债资产时，牟维飞以鑫龙公司名义竞得土地75亩及房产一宗，涉案的36户职工宿舍楼虽不在竞买的范围，但该宿舍楼的土地在竞拍的75亩土地之上，牟维飞竞拍该土地是为了整体开发，2010年4月1日合同约定牟维飞付给鑫龙公司1200万补偿费后，鑫龙公司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实现合同目的来看，应包括36户宿舍楼的拆迁。第二，颜某作为双方协议签订的中间人在一审出庭作证，证明补偿费包含涉案的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补偿费用，二审及再审中，刘连法等九人虽举证证明颜某与鑫龙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以采纳，但其证明该主张的证据不足，依法应不予采纳。第三，刘连法等九人主张1200万元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补偿。根据查明的事实，鑫龙公司租赁期限为2007年6月1日起至2008年5月31日，2010年4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已超过鑫龙公司的租赁期，刘连法等九人主张牟维飞应向鑫龙公司支付搬迁经营损失、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损失既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常理。刘连法等九人关于1200万元补偿款是经营损失和新建仓库、车间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亦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四，2011年，政府在征收时，对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的评估值为250余万元，该评估值是按非住宅、无证房评估的，仅是确定政府征收时补偿款的依据，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双方协商确定的1200万不能等同。因此，刘连法等九人以评估价值远低于1200万元为由得出《协议书》1200万元不包括36户职工宿舍拆迁安置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五，在政府收回土地时，2011年7月5日，龙口市国土资源局、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鑫龙公司及牟维飞签订《收回土地协议书》、鑫龙公司和牟维飞共同给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出具承诺书、牟维飞给鑫龙公司出具承诺书。《收回土地协议书》载明，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鑫龙公司及牟维飞向龙口市国土资源局保证涉案地块无纠纷，如有纠纷由三方负责解决；鑫龙公司与牟维飞给山东龙口农村合作银行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收回土地协议书》中有关银行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鑫龙公司承担；牟维飞给鑫龙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鑫龙公司给农村合作银行承诺的一切权利义务及一切收益、纠纷及费用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从《收回土地协议》及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原审判决认定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义务由牟维飞承担的结论，亦不能改变鑫龙公司在2010年4月1日《协议书》中已设定的义务并无不当。综上，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该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
申诉人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仍不服上述判决，又向本院申请：撤销烟台中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高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牟维飞的诉讼请求。
牟维飞针对上述请求答辩称，申诉人刘连法等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案一审、二审和再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判决公正。请求最高法院驳回申诉人刘连法等人的申诉。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维飞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维飞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连法”，牟维飞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维飞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维飞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维飞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连法’，牟维飞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维飞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连法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综上，申诉人刘连法、孙兆达、李连法、姜桂欣、蒋宝海、陈辅卫、刘寿荣、刘艳杰、张培峰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宋 冰
代理审判员 宁 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朱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