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11民初8077号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被告：关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系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关新（以下简称被告）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袁媛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建会，被告关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的大劳人仲裁字[2017]第443号仲裁裁决书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裁决要求原告支付被告拖欠工资事实不清，相应的经济补偿金也证据不足。被告在工作中擅自离岗，长期旷工，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工资21,060元及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5,265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6,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4,84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仲裁裁决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根据仲裁裁决所查明的事实，裁决结果是正确的。经审理查明，被告自2009年7月1日起在原告处工作，双方共签订了三次劳动合同，期限自2009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日。原告向被告发放工资至2016年8月，自2016年9月起开始拖欠工资。原告自2009年8月至2016年10月为被告缴纳了医疗和工伤两险。被告在原告处正常工作至2016年12月末。2017年1月，原告统一安排包括被告在内的劳动者放假。2017年2月13日，原告通知包括被告在内的劳动者回公司上班，但由于无法发放此前拖欠的工资，所有劳动者都拒绝劳动并离开公司。2017年3月12日，被告以原告欠付其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及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门卫室于2017年3月14日签收。根据原告提供的2016年1月至12月工资表、2016年9月至12月考勤表、被告提供的2016年度农业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被告工资情况如下：实发工资：2016年1月4,013.09元、2016年2月3,456.36元、2016年3月4,549.97元、2016年4月4,481.48元、2016年5月4,092.91元、2016年6月2,908.18元、2016年7月3,786.00元、2016年8月4,042.09元、2016年9月4,026.45元、2016年10月3,712.73元、2016年11月4,025.00元、2016年12月3,648.00元。应发工资：2016年1月4,029.09元、2016年2月3,456.36元、2016年3月4,581.97元、2016年4月4,595.78元、2016年5月4,195.21元、2016年6月2,908.18元、2016年7月3,879.30元、2016年8月4,059.09元、2016年9月4,042.45元、2016年10月3,719.73元、2016年11月4,041.00元、2016年12月3,653.00元。2016年9月至12月，原告拖欠被告实发工资15,412.18元未付。2016年1月至12月被告每月应发工资平均为3,930元/月。被告于2017年3月22日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连市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1、确认双方于2009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拖欠工资21,060元及25%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265元；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6,000元。原告于2017年4月10日提出反申请，请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以后由于工作原因、旷工给原告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24,840元。大连市劳动仲裁委于2017年7月4日作出大劳人仲裁字[2017]第44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双方自2009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向被告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拖欠工资21,060元及25%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265元；3、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6,000元；4、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仲裁请求。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工资表、考勤表、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农业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快递单、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被告间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2、被告工资标准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3、被告是否存在旷工行为，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本案中，经庭审查明，原告自2016年9月开始拖欠被告工资，且自2016年11月起停缴了被告的社会保险，故被告完全有理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上，2017年3月12日被告即以上述两项理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原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签收。劳动合同的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只需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方式行使即可产生效力。本案中，被告明确向原告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已经有效通知了原告，故解除劳动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原告的同意。由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于2017年3月14日解除。因原告所提交的工资表及员工合同明细中均记载了被告“入社日期”为2009年7月1日，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9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关于被告工资标准的认定。被告依据2016年农业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中体现的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工资数额主张其工资标准为4,000元/月。原告提供了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的工资明细表，用以证明被告的工资标准。由于原告自2016年9月起停发了被告的工资，故被告对于原告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表中体现的工资数额不予认可。但经本院比对，原告所提供的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表中所体现的被告实发工资数额与被告提供的工资卡银行交易明细中所载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数额完全一致，且原告公司2016年9月至12月的工资明细表中工资的计算与当月考勤记录相吻合，工资的计算方式、方法与此前月份的工资计算方式、方法完全一致，工资数额较此前月份的工资数额也并无较大差异，因此，在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数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表、考勤表予以采信。由此，经计算，2016年1月至12月被告每月应发工资平均为3,930元/月。其次，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该条法律规定，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认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440元（3,930元/月×8个月）。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首先，经庭审调查得知，被告在原告处正常工作至2016年12月末，2017年1月原告统一安排劳动者放假，2017年2月13日原告通知被告回公司上班，但由于无法发放工资，被告拒绝劳动并离开公司。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系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理应按照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内容，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时完成工作任务，但2017年2月被告却拒绝接受原告工作安排并离开单位，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构成旷工。被告辩称，原告拖欠工资未付，故其有理由拒绝继续接受原告后续工作安排。但工资是否拖欠与劳动者应否接受公司工作安排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没有先后履行的顺序之分，劳动者以拖欠工资未付而拒绝提供劳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但是，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旷工行为，其完全有理由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处罚，但事实上原告并未对被告作出任何处罚，应视为其接受了被告的行为表现。其次，原告主张由于被告的消极怠工，擅自离职等原因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但原告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告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且即使原告存在经济损失也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肯定的把原告的经济损失完全归结于劳动者。由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关于被告仲裁时主张的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拖欠工资及25%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拖欠被告2016年9月至12月的工资未付。基于上述焦点问题的阐述，本院认定，原告拖欠被告2016年9月至12月工资15,412.18元未付。依据《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原告理应按月及时支付被告上述工资。2017年1月，由于原告公司的原因，统一安排劳动者放假，故其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基本生活费，数额为1,224元（1,530元/月×80%）。2017年2月，原告要求被告回公司上班，被告拒绝，且并未提供任何劳动，故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当月工资。综上，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拖欠工资16,636.18元（15,412.18元+1,224元）。由于被告所主张的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已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被告自2009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向被告关新支付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拖欠工资16,636.18元。三、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向被告关新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440.00元。上述第二、三项，共计48,076.18元，原告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被告，逾期给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陈袁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炜炜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人民法院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