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7民终8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翠，女，1974年10月12日生，满族，农民，住黑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国，男，1969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黑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振良，男，1972年3月9日生，满族，农民，住黑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贵，男，1951年1月1日生，汉族，住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李翠因与被上诉人潘振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2017）辽0726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伟国、被上诉人潘振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翠上诉请求：一、撤销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2017）辽0726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5年3月5日经法院判决离婚，承包土地一直由被上诉人耕种。2016年6月8日在东下村村委会调解下双方协议约定将家庭承包的土地均分，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潘振良户下分离，由上诉人耕种，家庭承包土地的粮食直补款从2005年起由被上诉人潘振良领取。2015年8月8日经东下村村委会调解上诉人与其女儿承包地的粮食直补款从被上诉人潘振良户下分开，开始由上诉人领取。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故依法上诉，要求被上诉人偿还12年（2005年至2016年）的承包费，每年1650元，共计19800元，偿还粮食直补款（2005年至2014年）4836.11元，两项合计为24636.11元。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事实上订立了口头协议，是符合《合同法》中其他形式的合同，是默示合同。默示的民事行为是通过行为来表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当事人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可以认定默示。另，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中被上诉人耕种上诉人母亲的承包地是不争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行为即是一种默示行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存在口头协议，也就是存在默示合同。另外，符合《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的相关规定。协议主要内容是被上诉人耕种上诉人及其女儿承包地，而承包费用于赔偿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耕种上诉人及其女儿的承包地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更改的。2、合同形式的法律效力是起到证据作用。依据《合同法》第10条、第36条、第37条的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具有证据的效力。合同的书面形式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即使合同没有采用法律规定的形式，其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常明确，那就是被上诉人耕种上诉人与其女儿的承包地，承包费用于赔偿被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与其女儿的承包地一直由被上诉人承担自2005年至2016年。3、本案的默示行为，就体现出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不承认该合同成立，那么上诉人诉讼被上诉人赔偿耕种上诉人母女承包地的承包费就有诉讼时效的问题。也就是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的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4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7号）的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债务人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确认，从立法精神上看，是以成立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理由，既然按照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方式处理这类问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是书面协议的情况下适用于语言的明确表示，也就适用于默示行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没有新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默示行为就体现出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应当归还上诉人承包费。4、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承包费，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偿还被上诉人。换句话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由于被上诉人不执行双方的协议，因此要求上诉人偿还承包费。依照相关法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赔偿是符合法律的，是于法有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存在错误，显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潘振良辩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我承包的土地是登记在我的名下，土地的经营权及其赋予的权利依法应当归我所有。我承包的土地这些年是我经营的，经营所得应归我。上诉人要求我经营的土地所得给她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李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潘振良偿还2005年至2014年的粮食直补款4836.11元；2、要求被告潘振良偿还2005年至2016年我的承包地的承包款26400元，以上共计31236.1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5日，原、被告经法院判决离婚，但未对双方的承包土地进行分割，后承包土地一直由被告潘振良耕种，直至2014年。2016年6月8日，在东下村村委会调解下，双方协议约定，将家庭承包的土地均分，家庭共四口人，承包地共11.01亩，其中原告与其女儿占百分之五十，即5.5亩承包地，从被告潘振良户下分离，由原告耕种。另查明，原、被告家庭承包11.01亩土地的粮食直补款从2005年起由被告潘振良领取，2015年8月8日，经东下村村委会调解，原告与其女儿承包地的粮食直补款从被告潘振良户下分开，开始由原告领取。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收益依法受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原、被告离婚诉讼并未对双方承包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虽由被告耕种，原告及其女儿承包的土地有承包经营权，被告应予以返还。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2005年至2016年土地承包款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原告对土地无承包权，案涉土地均在被告名下，且该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但经本院查明，该土地系被告一家四口人的土地，四口人中包含原告及其女儿，即原告及其女儿是对该土地有承包经营权的，原告要求被告给付2005年至2013年土地承包款的诉讼请求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亦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证据，故此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索要的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的土地承包款未过诉讼时效，原告于庭审时提供了四份各村委会出具的多年来承包费平均标准的证明，故本院酌定每亩土地的承包费为300元，原告与其女儿5.5亩承包地的承包费一年应为1650元，三年共计4950元，故被告应偿还原告2014年、2015年、2016年土地承包费495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2005年2014年粮食直补款，被告辩称已过诉讼时效，经本院查明，该诉讼请求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亦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证据，故此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振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土地承包款495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90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二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直补款和土地承包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离婚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被上诉人经营上诉人及其女儿的承包地，以此来赔偿被上诉人。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双方存在对此约定的口头协议，且被上诉人对此亦予以否认，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元，由上诉人李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梅
审 判 员 王 翔
审 判 员 孙延庆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法官助理 文 涛
书 记 员 李 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