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终字第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田振忠，男，1965年10月20日出生，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波、康晓华，宁夏宝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法定代表人：黄英礼，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永栋、拓静，宁夏永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振忠因与上诉人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卫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田振忠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波、康晓华，虹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永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日，虹桥公司（乙方）与中卫市柔远镇夹渠村委会（甲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承包的耕地560亩（以双方及农户确认的土地丈测记录表为准）流转给乙方；土地流转费为每亩700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期限为1年，自2011年3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止；乙方用于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及粮食作物种植，乙方不得改变流转土地用途，如用于非农生产，合同双方另行约定。2011年春季，虹桥公司制作宣传单，向农户发出“天瑞公司出钱，帮你发家致富，虹桥公司3000亩夏季蔬菜种植合作项目火热招商”的好消息，该宣传单载明：种植地点位于中卫市柔远镇夹渠村、柔远村、砖塔村，滨河镇涝池村、沙桥村、官桥村，总面积3000亩，种植品种主要为菜花、小莲花菜、娃娃菜、西芹、莴笋、红心萝卜、大白菜。合作模式：公司垫资、反租倒包，您种植，公司保护价收购运销。即公司租赁土地，分解承包给您，纳入公司基地管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您签订《蔬菜购销协议》，公司给您垫付地租、农资等方面的资金支持，您向公司交售产品，公司以保护价为基础（保障您的收入），依据市场涨幅定价收购，即市场涨、收购价格涨，您的收入随着涨。公司向您提供种植土地，地租由公司先行垫支，从菜款中扣除。租金不用愁；技术不用愁；效益不用愁。并将种菜与种粮经济效益进行了对比：菜花亩产5000-6000斤，每亩一茬产值4000元，每亩净利润1800元；莲花菜亩产1-1.2万斤，每亩一茬产值3600元，每亩净利润1700元；西兰花亩产3000-4000斤，每亩一茬产值6000元，每亩净利润3000元；西芹亩产1.3-1.5万斤，每亩一茬产值5200元，每亩净利润2200元；娃娃菜亩产6000-8000斤，每亩一茬产值4200元，每亩净利润1700元；大白菜亩产1.5-1.6万斤，每亩一茬产值3000元，每亩净利润1200元；花心萝卜亩产8000-9000斤，每亩一茬产值4000元，每亩净利润2400元；以上产品均为一年种植2茬，经济效益可观。水稻亩产1200-1300斤，每亩一茬产值1700元，每亩净利润600元；玉米亩产1500-1700斤，每亩一茬产值1700元，每亩净利润500元；小麦亩产700-900斤，每亩一茬产值1100元，每亩净利润200元；以上作物一年一茬，除去人工投入，几乎无利润。本解释权归虹桥公司。2011年4月1日，田振忠按照虹桥公司的宣传，与虹桥公司签订《蔬菜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一、田振忠（乙方）种植地点位于夹渠村庄子南，总面积93.44亩，种植甘蓝（小莲花菜）、娃娃菜、菜花，甘蓝（小莲花菜）每斤0.18元，娃娃菜每个（株）0.3元，菜花每斤0.4元；二、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1日到2011年12月30日；三、虹桥公司（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向乙方提供种植土地，地租由甲方先行垫支，从第一茬（蔬菜）收购中扣除；2、种植时，由甲方向乙方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乙方支付价款的50%，余款待收购时从货款中扣除；3、甲方向乙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负责聘请技术人员对乙方进行种植培训；4、甲方根据市场的需求，保证收购乙方所种植的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采收时，定期提前向乙方下（订）单；5、甲方保证按所下订单收购，收购价钱在保护价的基础上随市场行情可有涨幅；四、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按甲方要求负责种植，接受甲方基地科指导和监督；2、乙方承担地租、种子、农资及种植、采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年末水费、秋翻机耕费、沟渠清理费，乙方用担保、抵押等方式向甲方作为保证，方式双方另行议定，作为本合同附件；3、乙方保证合格的产品销售给甲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销售给他方，否则，按所售产品价款的双倍赔偿甲方……。七、违约责任：1、甲方不按所下订单收购的，甲方应按订单的20%承担违约金，乙方有权拒绝履行合同；2、乙方因非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而不履行合同（订单）的，按订单的20%承担违约金。合同签订后，2011年4月2日，田振忠给虹桥公司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虹桥公司货款61222元，保证在2011年11月30日内付清，逾期则按月息1%支付违约金。”经当庭核实，该欠条所载明的欠款实际是田振忠反租虹桥公司土地的地租费。后田振忠从天瑞绿色种业公司购买菜花、娃娃菜、甘蓝等菜种，从天瑞绿色植保公司购买了化肥、农药。田振忠在反租的土地上开始种植蔬菜，蔬菜品种有甘蓝（小莲花菜）、娃娃菜、菜花、西兰花、莴笋、芹菜种苗。在种植蔬菜期间，田振忠雇佣人员对种植的蔬菜进行田间管理，虹桥公司派技术人员对蔬菜种植进行技术指导。2011年6月份，田振忠种植的蔬菜开始成熟，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种植的娃娃菜、西兰花价值19880元。2011年7月3日，虹桥公司（甲方）与田振忠（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垫支给乙方的田地年租金、种子、化肥款在合同期内分两个阶段扣回，第一次在8月底前从第一茬上市蔬菜销售款中分期分批陆续扣除，每次扣除菜款的50%直至达到年租金的60%，第二次在10月底前仍按此方式从第二茬蔬菜销售款中陆续扣除，直至扣完年租金为止；2、种植期间发生的水费、秋翻费、沟渠清理费由乙方按约定自行向土地所有村委会及时缴纳，否则，甲方有权在10月底按以上方式从销售款中扣除；3、甲方根据收购协议及时联系客户收购乙方蔬菜，联系引领客户而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收购交易进行明价销售，即乙方与客户直接协商交易价格，但结算时必须经甲方，甲方按每次销售额的10%收取代办费；4、小量产品如西兰花，紫甘蓝等限定在500斤之内，由乙方销售，甲方不再收取费用，但乙方必须如实的登记好销售台账并向甲方报量；5、如乙方不配合甲方足额及时缴纳各项费用，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强行收回田地并对种植的产品进行处置；6、本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已签订蔬菜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合同效力。协议签订后，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蔬菜价值5400元。2011年7月12日，虹桥公司出具种植户欠款明细表，该表反映：“田振忠种植土地87.46亩，地租费每亩700元即61222元，水费每亩85元即7434元，机耕、清淤费每亩100元即8746元，合计77402元，已收回金额8080元，欠款金额69322元，种植户田振忠确认签字。”因虹桥公司未收购田振忠的蔬菜，田振忠也未自行销售，蔬菜腐烂在田间。后田振忠将第一茬腐烂的蔬菜清除后，在该土地上又种植第二茬蔬菜，种植大白菜35亩，第二茬蔬菜成熟后虹桥公司仍未收购，造成第二茬蔬菜腐烂在田间。虹桥公司对田振忠主张的种植娃娃菜、莲花菜、菜花、大白菜的亩数未提出异议，对种植蔬菜的亩数以田振忠主张的亩数确定，即娃娃菜50亩、莲花菜15亩、菜花8亩、大白菜35亩；对西兰花、芹菜、莴笋的种植亩数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原审法院依职权向国家统计局中卫调查队及中卫市农牧局调取2011年7月莴笋的价格为0.6元／斤，每亩产量为1万斤。虹桥公司提供的娃娃菜包装袋载明的亩产量为1万株。
田振忠起诉请求：1、判令虹桥公司赔偿田振忠蔬菜种植损失共计1052544元（二茬），其中：（1）莲花菜3.24万元（15亩×1.2万斤／亩×0.18元／斤）；（2）娃娃菜12万元（50亩×8000斤／亩×0.3元／斤）；（3）菜花2.08万元（8亩×6500斤／亩×0.4元／斤）；（4）芹菜（种苗）2.60万元（5亩×5200元／亩）；（5）西兰花8.40万元（7亩×4000斤／亩×3元／斤）；（6）莴笋243072元（8.44亩×2.4万斤／亩×1.2元／斤）；2、案件受理费由虹桥公司负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虹桥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田振忠支付虹桥公司地租款61222元及逾期支付违约金11020元，共计72242元；2、判令田振忠向虹桥公司支付水费、机耕、清淤费8100元；3、判令田振忠支付虹桥公司违约金74491元（大地玉米面积暂按47.35亩计算）；4、反诉案件受理费由田振忠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田振忠与虹桥公司签订的《蔬菜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田振忠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种植义务，虹桥公司应承担收购义务。虹桥公司在田振忠种植蔬菜成熟时未及时组织人力、物力收购，也未向田振忠告知其自行销售，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未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损失，使田振忠种植的蔬菜在成熟后未及时销售腐烂在田间，给田振忠造成损失，虹桥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田振忠种植蔬菜的种类及虹桥公司应否按保护价收购蔬菜的问题。田振忠提供证据证明其第一茬种植6种蔬菜即小莲花菜、娃娃菜、菜花、西兰花、莴笋、芹菜种苗；虹桥公司认为田振忠种植蔬菜种类为3种即娃娃菜、莲花菜、菜花，对西兰花、莴笋和芹菜种苗虹桥公司不具有按保护价收购的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种子、农药、化肥和技术人员均由虹桥公司提供，虹桥公司提供聘请技术人员的证据证明向田振忠提供了技术服务，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种植的蔬菜种类是明知并认可的；且田振忠种植的蔬菜未超出虹桥公司宣传种植蔬菜的范围，虹桥公司在田振忠种植期间，对田振忠种植的蔬菜种类未提出异议，并在蔬菜成熟时收购了田振忠部分西兰花。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第二茬种植大白菜也未提出异议。补充协议增加虹桥公司在收购蔬菜时收取代办费，并未约定虹桥公司不按保护价收购田振忠的蔬菜。因此，虹桥公司抗辩对田振忠种植的西兰花、莴笋、芹菜种苗和大白菜无义务收购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田振忠主张种植蔬菜的亩数及产量的问题。按照合同约定田振忠应种植蔬菜93.44亩，经实地丈量及田振忠提供的证据、虹桥公司提供的欠条、欠款明细表相印证，证明田振忠实际种植蔬菜面积为87.46亩。对田振忠种植的蔬菜面积以87.46亩确定。对田振忠种植各种蔬菜的面积，田振忠诉讼时主张种植娃娃菜50亩、莲花菜15亩、菜花8亩，虹桥公司未提出异议，对娃娃菜、莲花菜、菜花的亩数以田振忠主张的亩数确定，即娃娃菜50亩、莲花菜15亩、菜花8亩。下剩14.46亩种植西兰花、莴笋、芹菜种苗，按照田振忠的陈述、结合田振忠提供的视听资料、照片及3种蔬菜所占未种亩数所占比例计算确定芹菜种苗种植亩数为3.54亩、西兰花种植亩数为4.95亩、莴笋种植亩数为5.97亩。对田振忠第二茬种植大白菜35亩，虹桥公司未提出异议，第二茬种植大白菜的亩数以田振忠陈述的35亩为准。对于每亩蔬菜的产量，双方均认可当年田振忠种植的蔬菜长势良好，各类蔬菜的亩产按田振忠提供的虹桥公司宣传单载明的亩产及虹桥公司提供的包装袋载明的亩产量，确定田振忠种植的种类蔬菜的亩产为娃娃菜每亩产量为1万株，莲花菜每亩产量为1.2万斤，菜花每亩产量为6500斤，西兰花每亩产量为4000斤，芹菜种苗每亩产量为1.5万斤，大白菜每亩产量1.6万斤；经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莴笋每亩产量为1万斤；双方合同确定娃娃菜价格为每个0.3元，莲花菜每斤0.18元，菜花每斤0.4元，西兰花、芹菜种苗、大白菜的价格暂按宣传单载明价格确定，西兰花每斤2元，芹菜每斤0.4元，大白菜每斤0.2元；莴笋价格依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为每斤0.6元。按照确定的亩数、价格计算，田振忠种植的第一茬蔬菜成熟后可获得的收入为269860元{其中：娃娃菜12万元［15万元（50亩×1万株／亩×0.3元／株），田振忠主张12万元，娃娃菜按照12万元计算］，莲花菜3.24万元（15亩×1.2万斤／亩×0.18元／斤），菜花2.08万元（8亩×6500斤／亩×0.4元／斤），西兰花3.96万元（4.95亩×4000斤／亩×2元／斤），芹菜种苗21240元（3.54亩×1.5万斤／亩×0.4元／斤），莴笋35820元（5.97亩×1万斤／亩×0.6元／斤）}；田振忠第二茬种植大白菜35亩，大白菜11.2万元（35亩×1.6万斤／亩×0.2元／斤）。两茬作物田振忠应收入381860元，扣除虹桥公司已销售田振忠蔬菜费用25280元，虹桥公司应赔偿田振忠损失356580元。虹桥公司反诉主张田振忠欠其地租61222元、水费7434元、机耕、清淤费8746元，三项合计77402元，虹桥公司收回8080元，下欠69322元，田振忠对欠款事实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田振忠应支付虹桥公司欠款69322元，虹桥公司主张田振忠支付虹桥公司欠款69322元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合同约定田振忠欠虹桥公司的费用，从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的蔬菜款中扣除，由于虹桥公司未及时收购田振忠成熟的蔬菜，造成田振忠的蔬菜腐烂在田间，虹桥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对其主张田振忠未及时支付欠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虹桥公司主张田振忠未按照要求全部种植蔬菜，还种植玉米给其造成损失74491元，虹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田振忠在承包地种植大量玉米，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虹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田振忠种植损失356580元；二、田振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虹桥公司欠款69322元；三、驳回田振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虹桥公司其他反诉请求。上述一、二项互抵后，虹桥公司赔偿田振忠种植损失28725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4273元，由田振忠负担9491元，虹桥公司负担478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396元，由虹桥公司负担1876元，田振忠负担1520元。
田振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支持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由虹桥公司承担。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1、一审中田振忠对第二茬蔬菜，不但主张种植了30亩大白菜，同时还主张种植了5亩西兰花，而原审法院认定种植了35亩大白菜，没有种植其他蔬菜，显属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法院确定蔬菜价格未考虑市场行情，对蔬菜价格认定过低。国家统计局中卫市调查队在关于莴笋价格及产量说明中，已经明确2011年7月份莴笋的零售价格为3.4元／公斤，即1.7元／斤，田振忠主张为1.2／斤元低于市场价格，而原审法院确定为0.6元／斤，不符合市场行情。西兰花的价格确定为每斤2元，也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虹桥公司只收购了田振忠8080元蔬菜，并未收购25280元蔬菜。一审中虹桥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证明其收购了田振忠25280元蔬菜，但田振忠对该证据未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虹桥公司辩称，1、一审中田振忠未提供证据证实种植面积，蔬菜价格在一审中认定全部错误，田振忠所主张蔬菜不在双方合同约定品种范围之内，即使虹桥公司存在违约也应在合同承诺的保护价范围之内赔偿，而不应以市场价格确定损失。2、关于已收购蔬菜金额25280元有原始财务凭证为证，原审法院认定正确，田振忠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虹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和第四项，改判驳回田振忠的诉讼请求；支持虹桥公司要求田振忠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1020元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田振忠承担。理由：一、原审法院对宣传单和《蔬菜购销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应予纠正。虹桥公司公开发布的宣传单属于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除非有证据证明田振忠因此要约邀请而发出要约，并得到虹桥公司的承诺，双方达成合意成立合同关系，则其本身并不构成合同，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双方责任及损失额的依据。双方虽然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但该合同第一条中并未约定收购数量和金额，该合同因缺少必要条款而根本不成立，也就谈不上生效的问题。该合同也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双方责任及损失额的依据。二、田振忠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种植的蔬菜品种、面积、受损的范围及受损原因，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田振忠应对其主张的种植蔬菜的品种、面积、受损的范围、受损的原因等进行全面举证。原审法院仅凭田振忠的陈述及提供的视听资料光盘、照片、证人证言，就判定田振忠种植的蔬菜全部受损，且受损原因系虹桥公司拒收蔬菜所致，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田振忠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根本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田振忠未全面履行合同，因此产生的损失应由田振忠自行承担。经过一审法庭调查和举证质证，田振忠拒绝将全部蔬菜销售给虹桥公司或虹桥公司引荐过来的客户，也未按照合同上约定的品种种植蔬菜，田振忠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即便存在田振忠所述的虹桥公司拒收田振忠所种蔬菜的情形，那么，田振忠在明知虹桥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具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对于田振忠未采取适当措施而导致的扩大损失，虹桥公司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四、原判对蔬菜产量及价格的确定，作出了明显不利于虹桥公司的解释，有失公平、公正。原审法院在计算蔬菜亩产量时采用宣传单中载明的蔬菜亩产上限，在计算蔬菜单价时却采用宣传单中载明的蔬菜亩产下限，宣传单并非格式合同条款，原审法院的做法对虹桥公司不公正。五、虹桥公司反诉要求的逾期违约金，是田振忠在欠条中承诺的，且约定的利率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田振忠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金。
田振忠辩称，原审法院对宣传单和《蔬菜购销合同》性质的认定准确。1、虹桥公司发布的宣传单中载明的内容依法应认定为双方所签订《蔬菜购销合同》中的组成部分，完全可以作为确定本案双方责任及损失额的计算依据。2、在田振忠未实际对合同及宣传单上的蔬菜进行种植之前，在合同中未对收购数量进行约定并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3、原审判决对田振忠的蔬菜种植亩数、产量及价格的确定，真正显失公平是对田振忠而非虹桥公司，无论涉案的宣传单还是蔬菜购销合同均系虹桥公司发布和提供，依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原审法院作出不利于虹桥公司的解释于法有据，并无不当。4、对虹桥公司反诉要求的逾期违约金，虽然田振忠在欠条中进行了承诺，但正如原审法院认定的，合同约定田振忠欠虹桥公司的费用，从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的蔬菜款中扣除，由于虹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收购田振忠成熟的蔬菜，造成田振忠的蔬菜烂在田间，虹桥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对其主张田振忠未及时支付欠款的违约金不予支持，符合合同法先后履行抗辩权的规定。5、对田振忠种植蔬菜的亩数应按93.44亩确定。6、田振忠种植蔬菜的种类并未超出虹桥公司宣传单中种植蔬菜的范围。
二审中双方均持一审的举证质证意见，当庭均未提交新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田振忠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种植的娃娃菜、西兰花价值19880元”、“协议签订后，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蔬菜价值5400元”、“种植大白菜35亩”、“笋子的价格为0.6元／斤”错误，异议的具体理由详见上诉状。虹桥公司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田振忠种植蔬菜的品种、面积、造成损失的原因及另查明部分事实有异议，认为田振忠未提供相应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另查明部分事实一审法院调取的国家统计局中卫调查队和中卫农牧局的两份证据相互矛盾，并且和双方签订的合同相冲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双方的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2014年4月底，田振忠向本院寄送证据三组，证据一，（2012）沙民初字第62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已生效），内容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查明2011年4-5月间，田振忠先后购买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化肥、农药共计欠款15260元未付，判决田振忠向该公司支付化肥、农药款15260元。欲证实在田振忠依照双方购销合同约定种植蔬菜时，虹桥公司向田振忠提供化肥、农药的事实；证据二，民事起诉状一份，内容为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向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起诉田振忠，称田振忠于2011年4月6日、18日、26日，向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购买种苗2400元、种子1100元和700元，2011年7月26日，田振忠向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购买种苗3600元，四次合计7800元。欲证实在田振忠依照双方购销合同约定进行第二茬蔬菜种植时，虹桥公司向田振忠提供蔬菜种子、种苗的事实；证据三，照片四张，欲证实虹桥公司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均隶属于天瑞集团公司，系利益共同体的事实。2014年6月5日下午，虹桥公司对以上三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与虹桥公司没有任何股权关联关系，不能证明虹桥公司向田振忠提供化肥、农药的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和虹桥公司分属两个独立法人，且没有股权关联关系，不能证明虹桥公司向田振忠提供蔬菜种子、种苗的事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表异议，但认为该照片是2014年4月11日的状态，并不是案件事实发生时的状态，也不能证明虹桥公司、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系利益共同体的事实。
本院对田振忠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虹桥公司对田振忠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认可，本院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虹桥公司发布的宣传单、涉案蔬菜购销合同和一审中虹桥公司证人段××、祝××的证言（原审正卷137、144页），对田振忠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原审法院在中卫市农牧局的说明与中卫市统计局调查队的证明对莴笋价格不一致的情形下，采信二者中价格较低的中卫市农牧局的说明，符合本案蔬菜按保护价收购的实际，故田振忠和虹桥公司对莴笋价格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虹桥公司在反诉状中主张田振忠种植的玉米亩数为47.35亩，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也与该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矛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一审庭审中田振忠自认在空档处种植玉米1.3亩，结合田振忠申请的证人证言和双方提供的照片证实，玉米种植位置在第5、6档地上的房子两侧，目的是为了阻挡村庄里的家畜（禽），虹桥公司种植蔬菜的土地与田振忠相邻，也是受益者，虹桥公司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损失核算明细》中认为玉米种植亩数无法确定，姑且忽略。因此，原审法院经实地丈量，结合双方签订的蔬菜购销合同、虹桥公司提供的欠款明细表等证据认定田振忠种植蔬菜的面积为87.46亩，未扣除双方证人及双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或照片证实的田振忠种植玉米亩数1.3亩，并无不当。田振忠和虹桥公司对原审法院认定的种植亩数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中田振忠对虹桥公司的证据3和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虹桥公司收购蔬菜的金额不是25280元，经本院对虹桥公司证据3、证据10结合田振忠提供的证据7计算核实，虹桥公司收购蔬菜的金额为16005元，故田振忠对虹桥公司收购蔬菜金额的异议成立。双方对第二茬种植大白菜35亩均有异议，田振忠认为第二茬种植大白菜30亩，还有5亩西兰花（原审正卷95页田振忠陈述西兰花和菜花、大白菜共35亩）；虹桥公司主张田振忠没有种植第二茬蔬菜，但涉案合同和补充协议均约定种植两茬蔬菜，双方证人均证实田振忠种植了第二茬蔬菜，一审庭审中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种植第二茬大白菜35亩并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按田振忠的陈述确定第二茬蔬菜的种植面积为35亩，亦无不当。因田振忠在向原审法院陈述种植的第二茬蔬菜品种时前后不太一致，证人也不能准确证实种植的蔬菜品种和亩数，原审法院将第二茬蔬菜品种均认定为大白菜，亩数按田振忠主张的35亩确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田振忠和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种植的第二茬蔬菜35亩大白菜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查明，2011年6月18日，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娃娃菜4100株（1700株＋2400株），单价为每株1.05元，销售价格为每株1.15元，收购金额为4305元，其中2400株娃娃菜销售金额为2760元，虹桥公司按50%扣除了1380元的地租款，虹桥公司的工作人员段××给田振忠出具了收到田振忠现金1380元的收条，署名天瑞流通公司段××，还给田振忠出具了240元的现金收条。虹桥公司在2011年6月23日名为中卫市天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凭证上，以摘要“收销货款（代办费）”、一级科目“主营业务收入5705元（含高××的西兰花990元）”、一级科目“主营业务成本5185元〈红字〉（含高××的西兰花880元）”、“代办费金额520元”进行了记载；同时在2011年6月21日名为中卫市天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凭证上，以摘要“收田振忠地租款”、一级科目“其他应收款1380元”进行了记载。2011年6月27日、6月28日，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娃娃菜9000株（4000株＋5000株），单价为每株0.9元，小计收购金额为8100元，对该笔款项虹桥公司的工作人员段××向田振忠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收到田振忠卖娃娃菜现金肆仟元整〈￥4000元〉（下地租款），署名流通公司段××；同日，段××向田振忠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田振忠现金伍佰元整〈￥500元〉，收菜款：5000棵×0.1元，流通公司：段××。2011年6月28日，段××向田振忠出具收条1张，载明：收到田振忠现金肆佰元整〈￥400元〉，收菜款：4000棵×0.1元，流通公司：段××。虹桥公司以每棵1元将该批娃娃菜出售，进销差价为900元，虹桥公司在2011年7月1日名为中卫市天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凭证上，以摘要“收销货款（代办费田振忠）”、一级科目“主营业务成本8100元”、“主营业务收入900元”进行了记载。2011年7月5日，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娃娃菜900株，单价为每株1元，西兰花1800斤，单价为每斤1元，收购金额为2700元，收货经办人段××在该批蔬菜收据的记账联上注明“此款下田振忠地租款”，虹桥公司将该批蔬菜销往兰州（有宁夏天瑞集团公司流通公司农产品入库单为证）。同时，在2011年7月8日名为中卫市天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款凭证上，以摘要“收田振忠地租款”、一级科目“其他应收款2700元”进行了记载。综上，虹桥公司共收购田振忠蔬菜娃菜14000株（4100＋9000＋900），单价分别为每株1.05元、0.9元和1元，收购金额为14205元；西兰花1800斤，单价为每斤1元，收购金额为1800元，合计收购蔬菜金额为16005元。虹桥公司从蔬菜款中扣回地租款8080元（1380＋4000＋2700），还三次共收取了田振忠代办费现金1140元（240元＋500元＋400元），其余蔬菜款6785元由田振忠收取（原审正卷151页田振忠认可虹桥公司除了10%的代办费和扣除地租款，田振忠拿了40%的蔬菜销售款）。天瑞集团公司的说法来源于中卫市天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天瑞集团公司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但虹桥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认可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系协调合作关系，在虹桥公司的种植合作项目中由虹桥公司负责协调相关的农资公司、种业公司以赊销的方式给农户提供种子、化肥等，待农作物成熟后由虹桥公司收购，从收购款中代扣回合作公司垫付的种子、化肥等农资款项（见二审庭笔录），故虹桥公司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在涉案种植合作项目中系利益共同体。2011年4月6日、18日、26日，田振忠向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购买种苗2400元、种子1100元和700元，2011年7月26日，田振忠向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购买种苗3600元，四次合计7800元。2011年4月-5月间，田振忠先后购买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化肥、农药共计欠款15260元未付。在种植第一茬蔬菜时，因高温烧死了蔬菜苗，田振忠在其承租的田里补种了蔬菜，虹桥公司在该公司租种的田里补种了部分大地玉米。田振忠为了阻挡村庄里的家畜（禽）在第5、6档土地空档处种植玉米1.3亩。2011年6月下旬，虹桥公司联系银川袋袋鲜蔬菜店老板王××来收购种植户的娃娃菜，在查看了田振忠和高平凡种植的娃娃菜后，经协商与虹桥公司的另一种植户高××达成了协议，收购了四、五车娃娃菜，后因行情下跌再未来收购。虹桥公司从未按合同约定向田振忠下过订单。
另查明，在虹桥公司制作的宣传单中公司简介部分载明：虹桥公司隶属于天瑞集团（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7月，专业从事硒砂瓜运销、蔬菜水果收购运销、保鲜、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公司。……公司下设瓜菜销售科、瓜菜配送中心和蔬菜加工车间及12个外埠销售中心，……有瓜菜预冷库、保鲜库及加工车间近2000平方米，瓜菜冷链设备、农残检测设备20多台（套）、配送车辆3辆。销售网络遍及华南、华东、西南及西北等片区。虹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公司有瓜菜预冷库、保鲜库及加工车间，多名证人均证实未见过虹桥公司有冷库等保鲜库及加工车间，且其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启用瓜菜预冷库、保鲜库及加工车间，加之市场行情不好，导致虹桥公司自己种植的第一茬蔬菜有部分烂在了田里，田振忠种植的第一茬和第二茬蔬菜未收购部分烂在了田里，虹桥公司存在虚假宣传行为。
虹桥公司在宣传单中还明确了招商条件：1、认同公司合作模式；2、具有多年种植经验；3、具有一定经济能力；4、种植亩数不少于50亩（可联合租种）。以上种植户公司仅招20名，名额有限，机会难得!经虹桥公司审核，田振忠符合宣传单载明的招商条件，双方按宣传单的要求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蔬菜购销合同》第五条对质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所定的蔬菜生产要求种植，在甲方技术指导下，按照甲方所提供用药规定施用农药，严禁在蔬菜种植地使用剧毒农药。对施药后未过安全期的蔬菜严禁采收上市。被收购的产品必须形态完整、新鲜、无虫、无腐烂，符合甲方质量要求。第六条对付款方式也进行了明确约定，甲方收购时，需提前一天将订单（含各产品现行收购价格）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验收装车三天内，甲方一次付清本次货款。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蔬菜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虹桥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田振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田振忠应否向虹桥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关于涉案《蔬菜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虹桥公司上诉称，公开发布的宣传单属于要约邀请，而不是要约。除非有证据证明田振忠因此要约邀请而发出要约，并得到虹桥公司的承诺，双方达成合意成立合同关系，否则其本身并不构成合同，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双方责任及损失额的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关于要约和要约邀请的规定，虹桥公司发布的宣传单内容具体明确，田振忠有多年种植经验，认为其符合宣传单载明的招商条件，愿意租种虹桥公司的土地种植蔬菜，经虹桥公司审核，田振忠符合虹桥公司的招商条件，双方按宣传单的要求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且该宣传单的大部分内容能与《蔬菜购销合同》相互印证，故该宣传单内容符合《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规定，视为要约。其次，涉案合同名为《蔬菜购销合同》，实为种植回收合同。涉案合同系格式合同由虹桥公司提供，在种植品种和收购保护价栏留有三行均已填写，收购保护价均暂定为宣传单上单价的一半，但并未排除合同外的蔬菜品种。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对于合同外的蔬菜品种西兰花比照其他品种按宣传单上载明蔬菜单价的一半（1元／斤）进行了收购，也证明该宣传单是涉案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时，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条款也证明合同中的收购保护价为暂定价和保底价，实际收购价格由虹桥公司在收购时以订单方式提前书面通知，符合宣传单的承诺“市场涨，价格涨，市场跌，有保障”。虹桥公司上诉称，双方虽然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但该合同第一条中并未约定收购数量和金额，该合同因缺少必要条款而根本不成立，也就谈不上生效的问题，该合同也不能作为确定本案双方责任及损失额的依据。本院认为，涉案合同蔬菜种植地点和面积约定明确，鉴于农产品种植产量受气候和种植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涉案合同中的收购量和金额栏虽为空白，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虹桥公司根据市场需要，保证收购田振忠所种植的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采收时，虹桥公司定期提前一天向田振忠下订单（含各产品现行收购价格），符合涉案种植回收合同，由田振忠按要求种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虹桥公司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并负责收购蔬菜的特点，原审法院确定案由正确，虹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虹桥公司上诉称，2011年7月3日补充协议签订后，虹桥公司就不再负有收购田振忠种植蔬菜的义务。本院认为，虹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补充协议第6条明确本协议作为双方已经签订蔬菜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合同效力。因此，该补充协议是对《蔬菜购销合同》的补充，而不是否定。其次，在补充协议签订前，虹桥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按收购价格的10%先后三次收取了田振忠代办费1140元，田振忠和其他种植户均证实如种植户不交纳代办费，虹桥公司就不收购其成熟的蔬菜，田振忠是迫于无奈才与虹桥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但考虑到当时蔬菜价格较高，田振忠权衡利弊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非虹桥公司所称田振忠为了获取更高收益，拒绝履行合同要求自行销售，才签订了补充协议；第三，补充协议增加虹桥公司在收购蔬菜时收取代办费，并未约定虹桥公司不按保护价收购田振忠的蔬菜。第四，补充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地租等款项第一次从第一茬蔬菜销售款中陆续扣除，第二次从第二茬蔬菜销售款中陆续扣除，如虹桥公司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仅收取代办费，不再负有收购田振忠种植蔬菜的义务，就无须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从第二茬蔬菜销售款中陆续扣除地租等款项。因此，虹桥公司认为补充协议签订后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种植的蔬菜不再负有收购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涉案《蔬菜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名为《蔬菜购销合同》，实为种植回收合同，虹桥公司发布的宣传单也是涉案合同的组成部分，所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二、关于虹桥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首先，虹桥公司向田振忠提供了租种的土地87.46亩并垫付了地租，虽与合同约定面积不完全相符，但双方在欠款明细表中对租种土地面积和费用再次进行了确认，视为双方对合同约定租种土地面积达成最终合意。有证据证明田振忠除为了阻挡家畜（禽）在房屋两侧种植1.3亩玉米外，其余租种土地全部种植了第一茬蔬菜，即使在高温烧死菜苗的情况下，仍积极补种了蔬菜，田振忠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种植义务。其次，关于天瑞公司与虹桥公司的关系。根据虹桥公司的宣传单、涉案蔬菜购销合同、一审中虹桥公司证人段××、祝××的证言（原审正卷137、144页）和二审中虹桥公司的自认，虽然天瑞集团公司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但虹桥公司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公司、宁夏天瑞绿色植保有限公司在涉案种植合作项目中系利益共同体。第三，在合同履行初期，虹桥公司协调涉案种植项目的合作公司，向田振忠提供了种子、化肥和农药，也派人对种植户进行了技术指导，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在田振忠种植的第一茬蔬菜成熟后，虹桥公司未向田振忠下订单，在市场行情较好的时候，违反合同约定在收购部分蔬菜时额外向田振忠收取10%的代办费，利用其优势地位与田振忠签订补充协议，在市场行情下跌时，未启用宣传单上载明的瓜菜预冷库、保鲜库及加工车间，既不收购田振忠种植的蔬菜，也不通知田振忠自行销售蔬菜以减少损失，导致田振忠种植的蔬菜腐烂在田间。综上，虹桥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虹桥公司上诉称，田振忠拒绝向虹桥公司联系来的客户银川袋袋鲜蔬菜店老板王××交售娃娃菜构成违约，本院认为，王××证言证实其是虹桥公司联系来收购蔬菜的，在实地查看田振忠和高××种植的娃娃菜后，经协商与虹桥公司的另一种植户高××达成了协议，并不能证实田振忠拒绝向虹桥公司联系来的客商交售蔬菜，故虹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田振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1、关于田振忠种植蔬菜亩产量的确定。如前所述，田振忠在承租的87.46亩土地上种植了虹桥公司宣传单上载明的蔬菜，且长势良好，对此虹桥公司并不否认，故原审法院按虹桥公司发布的宣传单的亩产量上限确定蔬菜产量，并无不当。虹桥公司上诉称不应按宣传单载明的亩产量上限确定蔬菜产量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确定娃娃菜亩产量时，既未按照宣传单上的亩产量上限8000株确定，也未按照田振忠起诉时主张的每亩8000斤（株）确定，而是按照虹桥公司提供的娃娃菜包装袋载明的亩产量上限每亩1万株确定，超出了田振忠的诉请，也与双方约定不符，虽然虹桥公司对此未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纠正。2、关于田振忠种植蔬菜面积和各品种种植面积的确定。虹桥公司主张田振忠在承租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面积的大地玉米构成违约，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又在2013年11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损失核算明细》中称玉米种植亩数无法确定，姑且忽略，故原审法院按欠款明细表上的亩数确定第一茬蔬菜的种植面积，并无不当。虹桥公司上诉主张田振忠未种植第二茬蔬菜，但涉案合同和补充协议均约定种植两茬蔬菜，双方证人均证实田振忠种植了第二茬蔬菜，一审庭审中虹桥公司对田振忠种植第二茬大白菜35亩并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按田振忠的陈述确定第二茬蔬菜的种植面积为35亩，亦无不当。因田振忠在向原审法院陈述种植的第二茬蔬菜品种时前后不太一致，证人也不能准确证实种植的蔬菜品种和亩数，原审法院将第二茬蔬菜品种均认定为大白菜，亩数按田振忠主张的35亩确定，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田振忠主张第二茬蔬菜中有西兰花5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虹桥公司作为涉案种植项目的技术指导培训方，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田振忠种植第一、二茬蔬菜各品种的面积，也不配合原审法院提供田振忠在涉案种植项目合作公司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按田振忠的陈述结合证人证言确定各蔬菜品种的种植面积，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当。虹桥公司上诉称，即使虹桥公司违约，也只应在约定品种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因宣传单也是涉案种植回收合同的组成部分，田振忠种植的蔬菜品种未超出宣传单的范围，面积也未超出合同约定和欠款明细表的亩数，故虹桥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3、关于田振忠种植蔬菜收购保护价的确定。双方在《蔬菜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蔬菜收购保护价为宣传单上载明蔬菜单价的一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西兰花的收购保护价也是根据这一原则确定的。原审法院按照合同确定甘蓝（小莲花菜）、娃娃菜和菜花的收购保护价分别为每斤0.18元、每个0.3元和每斤0.4元正确，鉴于宣传单上仅有窝笋这一品种而无单价，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单价0.6元／斤，低于田振忠一审主张的市场价1.2元／斤，符合本案蔬菜按保护价收购的实际，确定窝笋的收购保护价为0.6元／斤，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但在确定其他蔬菜品种的收购保护价时未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导致收购保护价与宣传单上单价并存的不一致情形，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鉴于西兰花、芹菜种苗和大白菜在宣传单上的单价分别为每斤2元、0.4元和0.2元，故西兰花、芹菜种苗和大白菜的收购保护价分别应为每斤1元、0.2元和0.1元。4、关于田振忠损失的确定。原审法院在计算可得收入的基础上减去已销售蔬菜价款，确定田振忠的损失，计算方法错误。本院认为，田振忠的损失应以可预计产量减去已销售蔬菜产量，乘以收购保护价来确定。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虹桥公司共收购田振忠娃娃菜14000株（4100＋9000＋900），西兰花1800斤，故田振忠的损失应为289440元，其中：娃娃菜11.58万元［（50亩×8000株／亩-14000株）×0.3元／株］，莲花菜3.24万元（15亩×1.2万斤／亩×0.18元／斤），菜花2.08万元（8亩×6500斤／亩×0.4元／斤），西兰花1.8万元［（4.95亩×4000斤／亩-1800斤）×1元／斤］，芹菜种苗10620元（3.54亩×1.5万斤／亩×0.2／斤），莴笋35820元（5.97亩×1万斤／亩×0.6元／斤），大白菜5.6万元（35亩×1.6万斤／亩×0.1元／斤）。虹桥公司关于即使其违约，也只应在约定收购保护价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虹桥公司上诉称，田振忠在虹桥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由此产生和扩大的损失应由田振忠自行承担。根据合同约定，田振忠未经虹桥公司同意不得自行销售蔬菜，否则按所售产品价款的双倍赔偿。故其要求田振忠自行承担损失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田振忠所欠地租款等费用从蔬菜销售款中扣除，原审法院结合虹桥公司第一项反诉请求中的地租费61222元、第二项反诉请求和田振忠的自认，判决田振忠向虹桥公司支付地租费69322元，处理正确。扣除田振忠欠款后，虹桥公司应赔偿田振忠的种植损失为220118元。田振忠主张西兰花、大白菜、芹菜种苗和窝笋按市场价计算种植损失，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四、关于田振忠应否向虹桥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田振忠虽然在地租费欠条中保证在2011年11月30日内付清地租61222元，逾期则按月息1%支付违约金，但双方合同约定田振忠欠虹桥公司的费用，从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的蔬菜款中扣除，由于虹桥公司未及时收购田振忠成熟的蔬菜，造成田振忠的蔬菜腐烂在田间，虹桥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对其第一项反诉请求中逾期付款违约金11020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虹桥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对虹桥公司收购田振忠蔬菜的金额认定错误，对部分蔬菜的收购保护价确定错误，并导致对田振忠种植损失计算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田振忠关于原审法院对虹桥公司收购蔬菜金额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虹桥公司关于即使其违约，也只应在约定收购保护价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双方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卫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田振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欠款69322元；驳回田振忠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卫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田振忠种植损失356580元”为：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田振忠种植损失289440元；
上述一、二项互抵后，宁夏虹桥瓜菜流通有限公司赔偿田振忠种植损失22011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4273元，','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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