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02行终85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6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元，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晨光，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干部。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秦纪伟，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向阳，女，1963年5月3日出生，汉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人，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嘉彪，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东城区。
一审第三人张子鸣，男，1986年7月5日出生，汉族，原北京鸿涛伟业房地产经纪中心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下简称丰台公安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因于向阳诉该二机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7）京0101行初8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7日，丰台公安分局对张子鸣作出京公丰不罚决字（2017）00000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不予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2014年12月16日，张子鸣、刘来现等人在本市丰台区四方景园五区8楼1104室内，因房屋租赁问题与徐嘉彪、于向阳发生争执，徐嘉彪、于向阳称被刘来现等人殴打。经公安机关调查，张子鸣殴打徐嘉彪、于向阳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于向阳不服，于2017年6月14日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同年8月1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京公复决字[2017]第2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2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4号不予处罚决定。
于向阳向一审法院诉称，针对于向阳2014年12月16日的报案，丰台公安分局曾于2016年10月15日以丰公复决字[2016]0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复议决定）的方式责令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成寿寺派出所（以下简称成寿寺派出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但该派出所没有依法进行改正，丰台公安分局却于2017年5月7日代替成寿寺派出所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该不予处罚决定与前述8号复议决定的结论自相矛盾，罔顾事实，并且丰台公安分局对于2014年12月16日的治安行政案件直到2017年5月7日才作出该决定，明显违法。于向阳遂于2017年6月向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及赔偿请求，但市公安局没有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针对于向阳的赔偿请求作出行政赔偿决定，明显包庇下属公安机关。其作出的226号复议决定与丰台公安分局的前述8号复议决定自相矛盾，且没有在法定期限内送达于向阳。现请求法院判决撤销4号不予处罚决定和226号复议决定，并判决丰台公安分局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丰台公安分局辩称：2014年12月16日10时许，成寿寺派出所接110报警称“在成寿寺四方景园五区3号楼1104,租房纠纷”。接警后，成寿寺派出所民警立即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工作。成寿寺派出所当日将于向阳、徐嘉彪所报警情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并于当日询问了于向阳、徐嘉彪、刘来现、张子鸣等人。经查，2014年12月26(应为16)日10时许在本市丰台区四方景园五区8号楼1104室，于向阳、徐嘉彪二人因房屋租赁问题与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发生纠纷。后于向阳认为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16年7月4日向该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分局于2016年10月15日作出8号复议决定，责令成寿寺派出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向阳不服，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于向阳的诉讼请求。于向阳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生效后，成寿寺派出所依据8号复议决定针对于向阳、徐嘉彪2014年12月16日所报案件开展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因于向阳及徐嘉彪指控被刘来现等人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该分局于2017年5月7日对张子鸣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综上所述，该分局作出的上述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于向阳的诉讼请求。
市公安局辩称：该机关于2017年6月16日收到于向阳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向阳要求撤销4号不予处罚决定，责令丰台公安分局依法履责并赔偿其经济损失。该机关当日受理，并于2017年6月20日向丰台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要求丰台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丰台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该机关提交了所要求的相关材料。该机关经审查认为，丰台公安分局作出的4号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据此，该机关于2017年8月11日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2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前述不予处罚决定，并于2017年8月14日邮寄送达于向阳。该机关认为，该226号复议决定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于向阳的诉讼请求。
张子鸣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丰台公安分局及其公安派出所对于向阳报案所称发生在丰台区内的治安案件，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均有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还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于向阳报警所称被张子鸣殴打的违法事实是否成立。本案中，根据丰台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鉴定意见书、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书等证据证实，于向阳虽在公安机关指认张子鸣伙同案外人共同打伤其右胳膊，但医院出具的诊断书证明其伤情为“右肱骨大结节骨折”、“右肱骨近端骨折”，并且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于向阳的右肱骨近端骨折属陈旧性骨折，不宜以此评定损伤程度。同时，于向阳主张2014年10月26日所受伤情“右肱骨大结节骨折”也是发生在本次报案事件之前。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子鸣在2014年12月16日具有殴打致伤于向阳的违法事实。故丰台公安分局根据调查事实，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向阳认为张子鸣将其殴打致伤的主张，证据不足，故不予支持。
关于丰台公安分局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针对于向阳的报案，成寿寺派出所于2014年12月16日按照行政案件受理，却于2017年5月7日以丰台公安分局的名义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明显超过上述规定的六十日办案期限，属于程序违法。对于丰台公安分局称其因等待关联性案件的审理结果，并在关联性案件终审结案后的60日内作出处罚，没有超过办案期限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丰台公安分局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哪种处理决定需要根据其调查取证所查明的事实，而不是依据其此前作出的8号复议决定的结论。因此，人民法院对8号复议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结果与丰台公安分局作出哪种处理决定没有必然因果联系，也不属于应当扣除办案期间的法定事由，丰台公安分局的辩解意见于法无据。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成寿寺派出所和丰台公安分局均有权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但是，在丰台公安分局已经以8号复议决定的方式责令成寿寺派出所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的情况下，成寿寺派出所应当执行该复议决定的效力，并由其继续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现丰台公安分局代替成寿寺派出所对张子鸣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明显不当。据此，依法应当撤销丰台公安分局作出的上述不予处罚决定。
关于市公安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复议机关市公安局于2017年6月14日收到于向阳的复议申请，履行了受理、审查、送达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鉴于丰台公安分局作出的4号不予处罚决定存在程序违法、明显不当的情形，故市公安局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结论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之规定，判决撤销4号不予处罚决定及226号复议决定。
丰台公安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其上诉理由如下：一、成寿寺派出所对该案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系履行8号复议决定的必然结果，其履行时限应从2017年3月31日，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2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之日起算，不存在超期办案的情形；二、依据（2012）行他字第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派出所就其没有处罚权的治安案件在调查后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能否直接以公安派出所的名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问题的答复》的规定，本案中成寿寺派出所无权作出不予处罚决定，需按照法定审批权限上报丰台公安分局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是对8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正确履行。
市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其上诉理由与丰台公安分局相同。
于向阳、张子鸣未向法院提起上诉。
在一审诉讼期间，丰台公安分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
1、8号复议决定及信封；
2、110接处警记录、收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到案经过；
3、张子鸣、吕宏林、刘来现、周德双的询问笔录及工作说明4份；
4、于向阳和徐嘉彪2人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徐嘉彪和于向阳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及工作说明2份；
5、徐嘉彪的诊断证明、京盛唐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3786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786号鉴定书）、《法医临床鉴定书签发登记表》以及徐嘉彪的询问笔录；
6、于向阳的诊断证明、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京盛唐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3784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784号鉴定书）、于向阳的询问笔录、京盛唐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161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61号鉴定书）。
丰台公安分局用上述证据证明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事实证据以及进行调查取证并鉴定等情况；
7、（2016）京0106行初351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351号行政判决）、（2017）京02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16号行政判决）及（2016）京0106行赔初2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017）京02行赔终9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8、张子鸣及案外人周德双、吕宏林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和送达回执、询问笔录、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工作说明等材料；
9、国内挂号信函收据2张、信封、工作说明；
10、呈请行政处罚审批表、4号不予处罚决定和对案外人吕宏林、周德双、刘来现3人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工作说明；
11、国内挂号信函收据2张、信封及该退批条、送达回执、工作说明。
丰台公安分局以证据7-11证明8号复议决定生效后，丰台公安分局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后进行了送达；
12、226号复议决定，证明案件经过行政复议程序。
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明市公安局收到于向阳邮寄的复议申请材料的时间及内容；
2、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到丰台公安分局，并要求丰台公安分局依法提交答复意见，同时通知张子鸣参加行政复议；
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丰台公安分局依法向市公安局提交了答复意见书；
4、226号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邮寄凭证，证明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受理、审查、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的法定职责。
于向阳在庭审中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市公安局和丰台公安分局的全部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本院作相同认定。
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于向阳于2014年10月26日电话报警，称其与房屋中介公司发生纠纷，要求民警处理。成寿寺派出所接报警后出警。次日，于向阳及徐嘉彪与刘来现在成寿寺派出所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相互道歉，并互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2014年12月16日，于向阳、徐嘉彪又拨打110报警电话，称其2人与房屋中介公司发生纠纷，要求民警处理。成寿寺派出所接警后出警，于当日将报案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同日，成寿寺派出所分别对于向阳、徐嘉彪、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进行了调查询问。经查，于向阳租住于北京市丰台区四方景园五区8号楼1104室。事发当日，于向阳、徐嘉彪因房屋租赁问题与房屋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发生争执，于向阳指认对方4人用拳头打伤其右胳膊；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均否认殴打了于向阳及徐嘉彪，并称徐嘉彪踹了周德双左侧大腿部位。于向阳及徐嘉彪于2014年12月16日、17日到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诊治，于向阳伤情被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骨折”、“右肱骨近端骨折”；徐嘉彪伤情被诊断为“头外伤后神经反应，胸部软组织损伤”。2014年12月17日，成寿寺派出所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于向阳和徐嘉彪的伤情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3784号鉴定书，认为“于向阳2014年12月16日受伤后来本所检验时未见明确外伤。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相关条款之规定，其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于向阳伤后影像学资料显示右肱骨近端骨折属陈旧性骨折，不宜以此评定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为于向阳的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该鉴定所对徐嘉彪作出的3786号鉴定书认定其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2015年1月23日，成寿寺派出所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于向阳2014年10月26日的伤情重新进行鉴定。2015年3月6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作出161号鉴定书，认为于向阳于2014年10月26日被人致伤，于2014年11月4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就诊，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骨折。由于就诊时间距受伤时间过长，不能确定于向阳的右肱骨大结节骨折为2014年10月26日造成，鉴定意见为于向阳的右肱骨大结节骨折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右肱骨大结节骨折是否为2014年10月26日造成不能确定。
2016年7月4日，于向阳以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丰台公安分局邮寄行政复议申请，要求丰台公安分局认定成寿寺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2016年10月15日，丰台公安分局作出8号复议决定，责令成寿寺派出所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定时限内对该案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于向阳不服，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35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了于向阳的诉讼请求。于向阳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以11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成寿寺派出所于2017年4月18日再次对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等人进行调查询问，并于同年4月27日将案件延长办案期限30日。根据调查情况，丰台公安分局认为于向阳报案所称被张子鸣等人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于2017年5月7日对张子鸣等4人分别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分别邮寄送达给各方当事人。于向阳不服，于2017年6月14日向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4号不予处罚决定，责令丰台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并赔偿于向阳的经济损失共计1424586元。市公安局于2017年6月16日受理，并于2017年6月20日向丰台公安分局送达《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要求丰台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丰台公安分局在2017年6月30日向市公安局提交了所要求的相关材料。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丰台公安分局作出的4号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于2017年8月11日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26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前述不予处罚决定，并于2017年8月14日、2017年8月17日分别送达给于向阳及张子鸣。于向阳仍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成寿寺派出所于2014年12月16日接到于向阳电话报警，后于受案当日对于向阳、徐嘉彪、刘来现、吕宏林、张子鸣、周德双进行调查询问。后，成寿寺派出所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月23日两次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在依据司法鉴定结论不足以认定于向阳所受伤害是否系2014年12月16日造成的情况下，成寿寺派出所应结合之前所作调查工作，或采用其他调查手段，在法定期限内对于向阳报案所称事项作出处理。但截至2016年7月4日于向阳向丰台公安分局提起行政复议之日为止，成寿寺派出所仍未就于向阳报警事项作出处理。至2017年5月7日丰台公安分局作出4号不予处罚决定之日止，公安机关办理此案的期限已超出前引法定期限，属程序违法，应予纠正。丰台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所持对于向阳所报案件的办理期限，应自本院对8号复议决定审理结束，并作出（2017）京02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之日，即2017年3月31日起开始计算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对此有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
另，8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已经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应由成寿寺派出所执行该复议决定，继续对于向阳的报案作出处理决定，丰台公安分局不应代替成寿寺派出所对张子鸣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上述认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与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判决相一致，本院予以认可。基于同样理由，市公安局所作维持4号不予处罚决定的226号复议决定结论错误，应一并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撤销4号不予处罚决定及226号复议决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丰台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所持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北京市公安局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自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宁
审判员 孙轶松
审判员 王 元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