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4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女，1933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江，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兼崔×委托代理人（原审被告）刘×1，女，1957年7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2，女，1962年5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振国，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3，男，1959年6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崔×、刘×1因与刘×2、刘×3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8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刘×2诉至原审法院称：北京市东城区×××3号楼2单元1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系我承租公房，由我居住使用。1995年，上述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我的父亲刘×4，我搬出另居住于史家胡同的公房，后辗转居住在保障住房。现因我不符合保障住房条件，保障住房已变为我儿子承租。现我要求确认对涉案房屋有权居住使用。
崔×辩称：不同意刘×2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为刘×4承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自管公房，该房屋系拆迁刘×4原承租的北京市东城区×××35号的公房取得。拆迁前，我们夫妇让刘×2和刘×5住在35号的公房内，拆迁时安置了他二人，也是我们夫妇让他们去办理涉案房屋的承租手续。刘×2于1991年住到涉案房屋内，1995年刘×2将刘×5赶走，后我入住此房屋。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刘×2的诉讼请求。
刘×1辩称：我父母让刘×2和刘×5两家人一起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35号，房屋拆迁后将刘×2一家及刘×5一家予以安置，安置涉案房屋贰居室一套，刘×2一家居住大间居室，刘×5一家居住小间居室和门厅。1995�，刘×2与刘×5关系不和，最终刘×2私自办理承租合同，将刘×5赶走。至此，我父母得知涉案房屋办理在刘×2名下。在我母亲的安排下，刘×5一家居住到我父母居住的房屋内，刘×2搬到我父亲名下史家胡同的公房居住，我父母搬入涉案房屋居住。后，我父亲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新的租赁合同，涉案房屋现由我父亲承租，他去世后，承租人未进行变更。2005年，刘×2因符合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搬到东城区前拐棒胡同的两间政府补贴房（北房）居住。2011年，刘×2申请到宋家庄的廉租房。现涉案房屋由我母亲居住，她对该房屋享有优先居住的权利。刘×2即使有权居住使用，也应该先满足我母亲的权利，在我母亲百年之后再考虑是否有权居住使用该房屋。故我不同意刘×2的诉讼请求。
刘×3辩称：涉案房屋是我父母的公房，房屋使用权应由我父母决定。刘×1陈述的房屋�源和居住变迁情况属实。刘×2自结婚就居住在原东城区×××35号，在我父母身边，由父母补贴生活。刘×2在第三次婚姻时向父母表示不会占家里的房屋。故我不同意刘×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根据已查明事实，刘×2原居住北京市×××35号院，户口亦落在该址。该址拆迁后安置的涉案房屋曾由刘×2居住使用。刘×2因家庭安排于1995年搬出涉案房屋居住，后于2008年将户口迁入该房屋。刘×2曾系涉案房屋承租人及被安置人，且刘×4认可由刘×2居住涉案房屋，故对刘×2请求确认对涉案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涉案房屋变更承租人为刘×4，且在刘×4去世后没有变更承租手续，刘×2曾于2008年承诺空挂户口而无权居住使用该房，但因原承租人刘×4事后在多次家庭协议意见中对涉案房屋的居住安排并不排斥刘×2对该房屋的居住使用。因�，对崔×等关于刘×2并非承租人且其承诺仅为空挂户故无权居住使用该房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确认刘×2对北京市东城区×××三号楼二单元一〇一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
判决后，崔×与刘×1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均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2的原审诉讼请求。崔×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老年人的住房，子女不得侵占，原审法院的判决改变了涉案房屋的租赁关系违反法律规定；刘×2及其夫曾共同承诺其仅为空挂户而无权居住使用该房屋，故现刘×2主张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没有依据；崔×年事已高，且与刘×2关系不睦多次发生冲突，如双方一起生活不利于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刘×1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我母亲崔×年老多病，现居住涉案房屋，而刘×2不仅未尽到照顾义务反而多次与母亲发生冲突，双方共同居住势必矛盾加剧，不利于老年人权益保护；2008年刘×2及其夫共同出具保证书表示其为空挂户无权居住涉案房屋；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刘×2同意原判，刘×3未上诉。
经审理查明：崔×与刘×4（于2014年6月30日死亡）夫妇育有刘×2、刘×1、刘×3及刘×5四个子女。
涉案房屋系人民美术出版社自管公房，该房屋系由刘×4原承租的北京市东城区×××35号院北房2间于1988年拆迁安置取得，由刘×2一家及刘×5居住。
1991年，刘×2因离婚纠纷诉至法院，经（1991）中民终字第1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刘×2租住涉案房屋。同年，刘×2与产权单位签订了涉案房屋的租赁契约，成为该房屋的承租人，并居住于此。
1995年10月31日，刘×4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就涉案房屋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刘×4。刘×4死亡后，涉案房屋承租人没有再行变更。同年，刘×2与刘×5均搬离涉案房屋，刘×4与崔×搬到该房屋居住，刘×2搬入刘×4名下史家胡同的公房居住。
2008年，刘×2签署《保证书》一份，上载“本人刘×2原居住地是×××35号，经父母同意于2008年迁入父母居住地，即小羊宜宾三号楼二门101室，我和孩子的户口仅为空挂，与家中所有财产无关，一切事情均由父母解决，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将继续居住政府补贴的廉租房屋，特此承诺”。
2014年1月，刘×4、崔×、刘×1、刘×3、刘×5签署家庭协议，2014年3月2日刘×4、崔×签署的书面材料约定，涉案房屋分配给刘×2与刘×1各50%，目前该房屋由刘×4与崔×居住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刘×2出具2014年6月15日的《房产赠予同意书》一份，该同意书全文及落款均系打印，同意人刘×4�摁有指纹一枚，以及同日手写的《同意书》一份，上载“我自愿将我刘×4承租房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3号楼2门101室，自2014年6月份15日起恢复原承租权，二女儿刘×2因为她是残疾人，为了她新生儿我重外孙子上户口”。崔×等三人不认可其真实性，经原审法院释明，崔×等均不申请进行鉴定。刘×2出具《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备案通知单》，证明其子张×等三人申请保障性廉租住房，而刘×2因工资超过申报条件，故退出申请。现刘×2无房居住，崔×等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刘×2系因工资高了才退出廉租房。
关于涉案房屋的取得问题，刘×2出具《北京市建设拆迁居民临时周转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作为被拆迁人，接受安置了此房屋，崔×等不认可其真实性。为此，原审法院曾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进行调查。经询，该单位称涉案房屋原由×××35号院拆迁安置而来，安置刘×2等三人，之后由刘×2承租，于1995年变更承租人为刘×4。刘×4死亡后没有变更承租人。该单位没有登记过共居人，但认为户口在此房的人为居住人，是否有权居住由法院审理确定。该单位没有相关的拆迁档案。
上述事实，有《同意书》，（1991）中民终字第1136号民事判决书，调查笔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刘×2作为原北京市东城区×××35号院北房2间房屋拆迁的被安置人，对安置后取得的涉案房屋有权居住使用，该房屋承租人的变更不能否定刘×2的该项权利。现在的争议在于刘×2于2008年签署的《保证书》是否具有自行放弃上述权利的效力，关于这一点，本院做如下考虑：首先，由于涉案当事人均为亲属，现双方对该保证书的出具缘由表述不一，而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尚难以做出判断；其次，刘×2在保证书中表示会继续居住政府补贴的廉租房屋，而现在其失去了廉租房的承租资格，她的居住条件与保证书形成时已经发生了变化；故从以上情节考虑，本院不能确认刘×2对涉案房屋丧失了居住使用的权利。关于崔×与刘×1所述崔×年老多病并与刘×2关系不睦一节，非阻碍确认刘×2享有房屋居住使用权的合法依据；而其关于刘×2与崔×共同居住生活不利于崔×晚年生活的意见，是刘×2在实现其居住使用权利时应慎重考虑的问题，本案不予涉及；另应说明，刘×2居住使用权利的确认非对该房屋承租权的确定，亦非对崔×居住利益的必然排除；故崔×、刘×1的上诉意见本院均难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崔×负担24元，由刘×1负担23元，由刘×3负担2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崔×与刘×1各负担3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审 判 员 刘丽杰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