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5民初11680号
原告：冯建军，男，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原告：龙真厚，女，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25号重庆金融中心B幢电梯层第4、25、26、2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53403255。
负责人：李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心执，重庆元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建军、龙真厚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下称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建军、龙真厚，被告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心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建军、龙真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支付保险金20万元。事实和理由：冯建军、龙真厚系冯某父母。2015年7月3日，冯某与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主险为平安尊享畅行两全保险，保险期限20年。被保险人冯某于2016年5月15日外出后失去联系，2016年10月31日在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被发现。经重庆市公安局水上警察总队（以下简称重庆水警总队）出具的死亡证明为，死因不明。冯某的死亡应属意外，且冯某未婚，无配偶子女，冯建军和龙真厚作为其法定继承人，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辩称，冯某系2016年5月16日在住所地用刀割了自己脖子，用围巾围住脖子后出门，2016年10月31日发现时已成白骨，证明系因脖子流血过多而死。其死前曾电脑检索投江自杀，可以推测冯某为自杀。因冯某系自杀，其投保的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成立不足两年，答辩人不应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若冯建军、龙真厚认为冯某不属于自杀自伤导致死亡，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答辩人没有明确的冯某自杀的证据，但举示的证据至少属于优势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冯建军、龙真厚没有证据证明冯某死于意外伤害，冯建军、龙真厚起诉的又是意外伤害险，故保险公司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同对意外伤害有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保监会制定的，而且合同上都以醒目的字体提示，冯建军、龙真厚没有证据证明冯某的死符合该定义；合同免责条款的部分作出了醒目的提示，答辩人做了醒目提示的格式合同就是有效的，如果投保人看不懂，应当要求答辩人提示，不是所有的都要提示；格式条款的效力只能是投保人提出，冯建军、龙真厚只是投保人的继承人，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无权提出该份合同无效。综上，答辩人认为应驳回冯建军、龙真厚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4日冯某与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上载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冯某；投保主险：畅行两全14（3025）；附加长险：畅行意外14（3026），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合同成立日为2015年12月8日，生效日为2015年12月9日；保险期间均为20年。《平安附加尊享畅行意外伤害保险（2014）条款》载明：保险责任中的意外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身故前本附加险合同已有意外伤残保险金给付，则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时应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责任免除条款中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伤残、身故的，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因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合同签订后，投保人依约缴纳了保费。
2016年5月16日凌晨，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红旗河沟派出所（以下简称红旗河沟派出所）接到报案，冯某的室友在笔录中称冯某于当晚23时许出门一直未归，从其手机上翻看有各种自杀方式及石板坡长江大桥位置等信息。冯某的室友还在笔录中提到：2015年5月15日下午其发现冯某床上有血迹，冯某自称是喝酒较多导致胃出血，已经吃过药；当晚22时左右冯某离家称出去吃点东西；之后冯某失去联系。
2016年10月31日，冯某的白骨化尸体于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红岩村大桥在建工地嘉陵江边被发现，重庆水警总队刑侦支队勘察并出具死亡证明，结论为“死因不明”。
后冯建军、龙真厚向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理赔决定书，载明：经审核，被保人本次事故不符合《畅行意外14》合同约定的保险金给付条件，故歉难给付相关保险金。
另查明，冯建军系冯某父亲，龙真厚系冯某母亲，冯某未婚、无子女。
本院认为，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与冯某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冯某依约支付了保费，履行了合同义务，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应当在冯某发生意外伤亡时依合同约定赔付相应的保险赔偿金。非疾病死亡对冯建军、龙真厚而言，是消极事实。在冯建军、龙真厚已经提供冯某是突然死亡且死亡与被保险人主观意志无关的初步证据后，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已完成。此时，应由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提交冯某是死于疾病、自杀等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的相关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冯某是死于疾病或自杀等方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而阻止不正当请求案件的发生。综上，本院认定冯某为意外事件导致死亡。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以虚构的冯某于2016年5月15日在出租屋内用刀割自己脖子，并用围巾裹住脖子后失踪的事实而臆断冯某系自杀，红旗河沟派出所作的调查也没有“冯某割了自己脖子”的记载；冯某的室友称其发现“冯某床单上有血迹”以及“浏览如何自杀的问题”等也不能够当然地推定出冯某系自杀死亡的结论。况且冯某称“酒喝多了胃出血”，而在床单上留下血迹也符合逻辑，因此，对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作为其和冯某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负有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虽然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上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添加背景颜色的提示处理，但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做出过明确说明，故冯某与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所称不是每一个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都需要说明，应依据投保人的要求履行说明义务的辩解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并未举示其他的证据证明冯某的死亡具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免赔事由。在冯某系意外死亡，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又不具有免赔事由的情况下，应承担支付赔偿金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建军、龙真厚鸿运随行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颜瑶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汪文婷
书 记 员 周澜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