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复 议 决 定 书
（2016）粤03执复73号
申请复议人：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号。
申请复议人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下称“深圳人行”）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罚款决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宝安法院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冯仕杰与被执行人刘万伦、刘俊峰、刘俊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宝安法院作出的（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994-199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依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向宝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该案在诉讼阶段保全了被执行人刘万伦在苏州市红锋创富投资中心的出资额，因被执行人刘万伦、刘俊峰、刘俊华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需评估拍卖上述保全财产。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公司称缺乏评估所需的参考数据，无法作出评估报告，所需材料可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调取。为推进评估进程，宝安法院依法向深圳人行发出协助查询通知书，要求调取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评估所需资料。但深圳人行以银行内部有规定需要执行法院出具保密承诺书为由，拒不提供相关材料。经宝安法院说明调取材料为评估所用，需交给评估公司并体现在评估报告中，无法做到保密，该行仍以银行内部规定为由拒不提供宝安法院要求调取的相关材料。
宝安法院认为，深圳人行有协助法院执行、调查的义务，却以银行内部规定为由拒不履行协助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拒绝、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罚款人民币三十万元。
深圳人行不服罚款决定，向本院提起复议，请求撤销宝安法院（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罚款决定书。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主要为：
一、宝安法院作出罚款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宝安法院并没有向深圳人行送达协助查询通知书，宝安法院工作人员送达时未出示相关证件、未按规定着装，宝安法院工作人员的行为其实质为业务咨询，而非要求深圳人行协助调查的行为，宝安法院据此作出罚款决定书，缺乏事实基础。
二、宝安法院罚款决定书的签发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罚款必须经院长批准。而宝安法院送达回证显示，签发人为魏海涛，而非宝安法院院长。
三、宝安法院作出罚款决定的依据与实际不符。宝安法院在处罚决定书中称，其要求调取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评估所需资料，而宝安法院工作人员当日来申请人处时，均未提到上述材料，只要求调取个人和企业的征信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提供的个人或企业信用报告中也没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
四、申请人并不存在拒绝、妨碍调查取证的行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为满足国家机关依法履职需要，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于2013年12月20日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国家机关提供查询服务的通知》（银征信函[2013]372号）。根据该文第三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依法申请查询时需填写完整的保密承诺书。第四条规定，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或提交材料不齐备的，查询服务机构不得受理查询申请，并应当告知原因。深圳人行经形式审查，发现宝安法院工作人员携带的材料缺少保密承诺书后，当场向其解释相关法律和规定，并告知其需要填写保密承诺书才能查询。宝安法院工作人员对深圳人行的解释未予理睬，拒绝填写保密承诺书，并径行离去。综上，深圳人行不存在拒绝、妨碍调查取证的行为。
五、填写保密承诺书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关于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国家机关提供查询服务的通知》是针对全国范围内所有查询服务机构向所有国家机关提供查询服务时的要求，具有适用上的普遍性。深圳人行据此要求法院填写保密承诺书旨在保守秘密和履行监管职责，且人民法院对获取的金融信用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宝安法院填写保密承诺书并不存在实质困难。
综上所述，深圳人行认为宝安法院作出罚款决定书的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本院经审查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冯仕杰与被执行人刘万伦、刘俊峰、刘俊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宝安法院作出的（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994-199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依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向宝安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该案在诉讼阶段保全了被执行人刘万伦在苏州市红锋创富投资中心的出资额，因被执行人刘万伦、刘俊峰、刘俊华在深圳市范围内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需评估拍卖上述保全财产。宝安法院于2015年4月25日，依法委托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代为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刘万伦在苏州市红锋创富投资中心的出资额。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公司称缺乏评估所需的参考数据，无法作出评估报告。申请执行人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上打印的《2012银行版企业信用报告解读手册》（下称《手册》）作为评估所需资料的线索，并请求宝安法院向深圳人行调取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北京鑫诺美迪基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平光制药有限公司、山东鑫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屯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公司的2014年度、2015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以下统称“协查资料”）。该手册第15页、第23页、第24页分别载明银行版企业信用报告中可查询到企业财务报表信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宝安法院遂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协助查询通知书，要求深圳人行协助调取上述协查资料。2015年12月15日，宝安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向深圳人行送达（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执行裁定书和（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协助查询通知书，其中，在该协助查询通知书中，列明需向深圳人行调取、复印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等五公司的2014年度、2015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等内容。在送达过程中，宝安法院送达人员依据深圳人行征信中心接收材料窗口工作的人员之要求，填写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申请登记表》（在该表“查询内容”一栏中注明“信用报告”字样），修改了宝安法院（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协助查询通知书的部分内容并加盖宝安法院校对章，修改内容如下：1、在第一段第一行“申请执行人冯仕杰与被执行人”字样的上方手写加上“信用报告”字样；2、在第一段后空白处手写加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请贵单位协助提供相关资料”字样。此后，深圳人行征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认为宝安法院送达的资料不齐全，并要求宝安法院按人民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出具保密承诺书，并以此为由拒绝签收。
此后，宝安法院执行人员先后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3月24日前往深圳人行进行工作协调，说明宝安法院所需调取的协查材料为评估所用，需交给评估公司并体现在评估报告中，无法做到保密，要求深圳人行履行协助查询义务，深圳人行工作人员均未予协助办理。
2016年4月20日，宝安法院作出（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罚款决定书，对深圳人行罚款人民币三十万元。该罚款决定书加盖宝安法院公章。2016年4月22日，宝安法院将上述罚款决定书送达至深圳人行。送达回证（No：0128129）的“签发人”处手写注明“魏海涛”。
深圳人行不服上述罚款决定书，向本院提起复议。在复议审查期间，2015年5月24日，深圳人行向本院提交《关于企业信用报告的有关说明》，载明：“人民银行各征信分中心的职责范围内可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是根据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采集的信贷信息产生，不包含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内容，这类报表也非征信业务管理职责内容。由于用户权限的限制，人民银行征信分中心无法查询和提供银行版的企业信用报告。”并提交了一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012自主查询版）的范本，该企业信用报告中不包含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
另查明，《关于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国家集团提供查询服务的通知》（银征信函[2013]372号）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联合发布的通知，通知对象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本院认为，本案中，由于宝安法院与深圳人行相关工作人员对宝安法院要求深圳人行协助提供的材料是企业信用报告还是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类资料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宝安法院认为深圳人行存在拒不协助的行为，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在复议过程中，深圳人行提交书面说明，阐明其工作职责范围内无法提供宝安法院所需调取的协查资料，可见深圳人行并不具有拒不协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宝安法院所需的协查资料也并非深圳人行征信中心的职责范围所能提供的资料，该行在实际上无法提供宝安法院要求查询的相关材料。因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宝安法院以深圳人行拒不履行协助查询义务为由，对其处以罚款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如下：
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执字第343号罚款决定书。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