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322民初893号原告：富顺县东湖镇曾四姐粮油食品批发部，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南环路久泰一社和渔塘村交界处办。经营者：曾从艳。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爱国，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富顺县富胜糖酒批发部，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东正运输公司底楼11-14号。经营者：张道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和英，女，该批发部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大金，四川富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富顺县东湖镇曾四姐粮油食品批发部（以下简称曾四姐粮油批发部）与被告富顺县富胜糖酒批发部（以下简称富胜糖酒批发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川0322民初1900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7）川03民终5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四姐粮油批发部的经营者曾从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爱国，被告富胜糖酒批发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和英、舒大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四姐粮油批发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62393.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均从事食品批发业务，并有业务往来。2014年春季订货会、2015年岁末订货会及2016年4月，被告从原告处进货，总共欠原告货款64413.5元。所欠货款中，因有票据被告方未签字，原告也放弃此欠款，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62393.2元。被告富胜糖酒批发部辩称，原告主张被告所欠的62393.2元货款是双方对账后的准确金额，被告予以认可，但2013年5月21日通过原、被告对账，原告还应补被告3828元，对此原告亦认可，该笔款应当在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中予以抵扣；原告的业务员涂某于2014年1月11日收取了被告现金50000元，该笔款项也应当在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中抵扣；原告因开订货会到被告处购买白酒，尚欠被告酒水款7450元至今未付，也应在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中抵扣。因此，将上述三笔款项抵扣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000余元，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举证和质证，对以下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确认并在卷佐证：1.原告提交的《2013年岁末订货合同》、2014年1月2日《收据》、2013年11月8日至2014年2月12日《食品进销货凭证》22张、2014年春季订货会《收据》、张道富2014年春送货统计表及送货单、2015年1月28日《收款收据》及《销售单》、2015年岁末订货会《收条》、张道富2015年岁末送货统计表、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销售单》、2016年4月1日《销售单》；2.被告提交的2014年3月27日《收据》、2016年1月13日《收条》、2013年5月21日《欠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2013年岁末订货目录、2014年1月18日收回欠条明细及证人涂某出庭作证证言。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原审中原告并未提交，目录和收条系原告自行书写，被告未签名，证人涂某系原告业务员，不予认可。原告陈述目录收条系上诉后二审中提交。本院认为，目录、收条与证人涂某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结合全案证据，较被告对该问题的陈述及书证而言，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的证据，故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2015年2月13日《食品进销货凭证》一张、2015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26日《销售单》8张、2015年12月18日及12月29日《收据》两张、2015年3月28日《欠条》一张、2015年4月10日《收条》一张、2015年8月26日《收款收据》一张，虽然被告拒绝质证，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也客观反映了2015年双方产生交易的情况，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3.被告提交的2014年1月11日金额为50000元、落款人为涂某的《收条》一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该50000元系预支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4.被告提交的《便条》一张，拟证明原告欠被告酒水款7450元，本院认为，该张便条系被告自行书写，没有原告签名确认，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5.证人肖玉国出庭作证证言及肖某、卓某书面证言，拟证明被告为原告送过白酒，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欠被告酒水款7450元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均系经营食品批发兼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双方长期有业务往来。原告系达利园食品经销商之一，同时兼营销售红牛等其他品牌食品，被告系原告众多进货商家之一，长期从原告处购进货物。根据达利园食品公司安排，原告每年会针对达利园食品召集进货商家举办岁末订货会、春季订货会、秋季订货会，原、被告的业务往来主要产生于上述订货会期间。就双方订货会期间的交易习惯而言，一般是被告向原告预交订货金，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凭条，并按照订货金额陆续向被告发货，被告在送货单上签名，双方对账结算后，各自将收条、送货单收回自行处理。2013年11月，被告在原告举办的2013年岁末订货会上订货金额为110000元，享受货款总金额2%的现金返利后，被告实际应向原告支付订货款金额为107800元。涂某系达利园食品公司业务员，平时协助原告销售。2014年1月11日，涂某受原告指派收取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2013年岁末订货款，被告仅支付部分订货款50000元。涂某收款后向被告出具收款凭条一张，载明：“达利园。收到张道福副食50000元正。2014.1.11.大写伍万元正。涂某”，该收款凭条上未加盖原告批发部印章。2014年3月后，原、被告之间仍存在业务往来，被告继续支付有较大金额货款给原告。2014年3月27日，被告向原告完清2014年春季订货会订货款80000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张道富2014年春季订货会货款80000捌万元整”。2016年1月13日，被告向原告完清2015年岁末订货会订货款90000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张道福定货会货款玖万元整，小写90000.00元正”，同时还注明：“（达利园货款）返利110000×0.04=4400元[90000+20000（张道珍）]”。上述两张收条均盖有原告批发部印章。2016年11月23日，原、被告双方在本院的主持下对账结算，确认被告所欠原告货款为：2014年春季订货会欠11167.7元，2015年岁末订货会欠28025.5元，2016年4月欠23200元，共计62393.2元。诉讼中，被告主张在上述所欠货款中抵扣3828元，原告表示同意。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此亦均无异议。另查明，被告富胜糖酒批发部主要是廖和英在负责经营，廖敏系廖和英日常使用的别名。庭审中，就50000元收条的形成过程，原告方申请证人涂某出庭作证称：原告是达利园食品的经销商，证人系达利园食品公司员工，指派到原告处联系业务，少数的货款和订货会的货款由证人负责收取。达利园订货会一般有三次，即三月份左右的春季订货会、八月份左右的秋季订货会、十二月份左右的岁末订货会。被告在2013年岁末订货会订货110000元，按2%返利后应交货款是107800元。由于被告是老顾客，所以付款时间较宽松。2014年1月，证人到被告处收岁末订货会货款，被告仅支付部分订货款50000元，证人就该款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也就是被告持有的那张收条。2013年岁末订货会余款是原告合伙人之一张总收取，由于其不知晓证人之前出具的50000元收条，所以张总按订货会金额出具总收据给被告，也未将该张收条收回来。在证人出具该50000元的收条后，原、被告双方仍然存在现金交易，证人也曾到被告处收款，但被告从未提及50000元的事，直到2015年被告才跟证人说。证人去客户处收款打条子一般都要盖章，如果条子没盖章就说明有尾款要付。诉讼中，被告对50000元收条的形成过程作如下陈述：被告是否参与2013年岁末订货会订货记不清了。2014年1月11日，原告业务员涂某到被告门市来，说因出了点事资金紧张，曾四姐叫她来拿点钱去拉货。被告想到原告司机之前出交通事故，原被告又是长期合作关系，既然原告要来拿点货款，被告想也没关系，以后拉货抵账就是。基于信任涂某，所以并未向经营者曾四姐核实就把钱给了涂某，涂某就该款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当晚被告将该《收条》随同其他客户资料一并放进家里保险柜。由于时至春节生意繁忙就忘记了。春节过后，在2014年3月27日涂某到被告处收2014年春季订货会的80000元之后十余天，被告才想起了50000元条子未抵账。被告当即给涂某打电话，涂某让被告把条子捡好今后对账。不久，原告合伙人张杰到被告门市询问该《收条》的事，表示需要回去核实。尔后，曾从艳、张杰和涂某再次来到被告门市，问该笔款是不是收的红牛款。被告表示每次购进红牛都是现款支付。后来，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打算以货物抵扣，但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货物价值不足50000元，未同意。随后原告到法院起诉被告要求支付所欠货款。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依法成立后，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原被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结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62393.2元。原告认可被告所欠的货款中抵扣3828元，并自愿放弃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息，系原告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此，被告尚应支付原告拖欠的货款确定为62393.2元－3828元＝58565.2元。关于被告要求抵扣50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被告以持有50000元收条为由，要求在所欠原告的总货款中抵扣，其理由是该笔50000元不是2013年岁末订货会产生的，而是原告需资金周转到被告处所预支现金，因疏忽没有及时与原告对账所致。本院认为，对于该50000元是否应当抵扣所欠货款，双方各执一词，关键在于如何确认该50000元产生的原因，通过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第一、从原被告交易习惯和日常交易额来看，双方较大额交易多产生于订货会。结合原被告证据，能够确认该50000元系2013年岁末订货会中的订货款的事实。第二、被告陈述预支该款时是听涂某所说，并未向原告负责人核实，庭审中也表示除此之外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本院认为，被告未向原告相关负责人核实，仅凭涂某陈述就贸然预支50000元给涂某，这有悖于生活常理。第三、被告陈述发现该50000元未抵扣是在2014年3月27日向原告完清2014年春季订货会80000元货款十余天后，但在其后两年多时间内，双方继续产生较大额现金交易中，并未对该款进行抵扣。被告作为一个长期的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在与原告此后的交易活动中，仍继续支付较大金额货款而不提出抵扣，这与市场交易习惯不符。被告辩称向原告提出过抵扣，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对此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被告的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的情况下，对于该50000元产生的原因，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综合判断，而不能仅凭被告持有的50000元凭据加以认定。综合全案证据、原被告陈述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故被告要求抵扣5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欠其酒水款7450元要求在所欠货款中予以抵扣是否成立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被告认为，原告因召开订货会，在被告处订了酒水，一直未付款。其提交的证据只有其自行书写的书面凭证和证人证言。经审查，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否认，同时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没有准确证明该欠款事实的成立，故被告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抵扣酒水款745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富顺县富胜糖酒批发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富顺县东湖镇曾四姐粮油食品批发部所欠货款58565.2元；二、驳回原告富顺县东湖镇曾四姐粮油食品批发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被告富顺县富胜糖酒批发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郑静春审判员  肖晓旭审判员  罗倩茹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宋 维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