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津01行终4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锦堂，男，192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赵振香（上诉人赵锦堂之女），196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邬宏威，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
法定代表人蔡云鹏，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臻，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张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市区国土资源分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市衬衣总厂，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兴安路*号。
法定代表人霍广胜，厂长。
委托代理人陈秋瞳，天津市衬衣总厂副厂长。
委托代理人蓝红，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致和，女，193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代理人蓝红，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锦堂因不动产更正登记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6行初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赵锦堂系赵福升（已故）与王风兰（已故）之子。1951年，赵福升所有房产共8间，当时坐落于西于庄××、××号，地号4682。涉诉争议房屋是其中的部分房产。1956年公私合营后，赵福升将房产上交，其中2.5间由赵福升自住。因机构调整、合并后，涉诉争议房屋为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所有。1983年，天津市开展城镇房产和土地清查换证工作，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和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商店分别为赵锦堂出具证明，赵锦堂将自住的2.5间房屋申请领取新房产证并落到自己名下。1988年，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合并入天津市衬衣总厂，天津市衬衣总厂将涉诉争议房屋承租给第三人郑致和居住。1999年4月，郑致和将户籍迁移至此，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西沽派出所将地址登记为天津市红桥区××号增1号。
另查明，各方当事人对涉诉争议房屋门牌号码的称谓混乱，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组织原告、被告、第三人，在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西沽派出所二位民警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现场勘查。各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均指认涉诉争议的房屋为同一所房屋。原告主张自己对涉诉争议房屋拥有所有权，针对被告的房屋坐落地址更正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涉及房产更正登记类案件，起诉人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享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赵福升和王风兰的合法继承人，对赵福升的合法财产享有继承权。但是1951年的《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声请书》，难以证明现今该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原告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拥有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涉诉争议房屋在1956年公私合营前属于赵福升所有，公私合营后赵福升将房产上交。此时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同时赵福升失去所有权。公私合营后涉诉争议房屋既然不属于赵福升的合法财产，赵锦堂对涉诉争议房屋也就不享有继承权。1983年赵锦堂申请继承并登记时，需提交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和其所在单位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新村基层商店分别为其出具的《证明》，方取得2.5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而未得8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进一步印证了公私合营时赵福升将房产上交的事实，进一步证实除其自住的2.5间外的其余5.5间房屋的所有权已不属于赵福升所有，赵锦堂也未继承。除所有权人、共有人以及设定他项权登记的权利人之外的他人，对更正登记不具有诉权。综上，被诉行政行为属于变更登记，原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赵锦堂是该涉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人亦或设定他项权登记的权利人，故原告与被诉变更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关于原告申请回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自受理至2017年5月16日庭审结束，原告始终未提出回避申请，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才提出回避请求，其回避申请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的，不符合回避请求提出期限的规定，且申请回避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准许。关于原告申请鉴定问题。2017年5月22日，赵振香以原告代理人的名义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告证据2，即“1983年10月16日，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给赵锦堂出具的《证明》”进行鉴定，申请事项为“对该证据的纸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证据来源于被告保存的赵锦堂房屋登记的卷宗，是1983年赵锦堂申请继承赵福升自住2.5间房屋和登记换证，并落于自己名下时，向被告提交的材料之一。该证据的真实性，直接影响被告为赵锦堂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另外，当年赵锦堂申请继承自住2.5间房屋并登记时，以该证据作为自己申请继承并登记的材料之一，说明赵锦堂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认同的。现赵锦堂之女赵振香，以赵锦堂代理人的身份，对该证据提出质疑，有悖于历史和赵锦堂的意愿。判断书证的效力，应对书证中叙述事实之文字的书写年代进行判定，方能证明该书证是否为现今伪造的，从而确认该书证的证据效力，对纸张形成年代的判断只是对文字书写年代判定的辅助方法。而赵振香仅对书证所用纸张的形成年代申请进行鉴定，无法实现对该书证的证据效力之确认目的。且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赵振香申请鉴定的事项，无法实现其主张，不同意进行鉴定。被告提交证据2“1983年10月16日，天津市服装二十四厂给赵锦堂出具的《证明》”，旨在证明一段历史事实，无论被告是否提交该证据，均不能免除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应向法院证明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原告的代理人赵振香申请鉴定的事项，与证明其拥有涉诉争议房屋所有权之待证事实无意义,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赵锦堂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立案条件的规定，应依法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赵锦堂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原告赵锦堂。
上诉人赵锦堂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一审法院选择性进行现场勘查，程序违法，没有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2.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干扰上诉人对关键证据申请鉴定。3.一审法院利用庭审技术事故，篡改笔录，审判程序严重违法。4.一审法院拒绝鉴定，拒不进行第二次开庭，人为设置回避障碍。5.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采用双重标准，选择性执法，偏袒被上诉人。6.一审法院混淆本案基本事实，错误认定诉争房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7.一审法院将行政诉讼改为民事诉讼，错误确认5.5间房屋的权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8.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申请鉴定非上诉人意愿，属于主观臆断。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诉请撤销编号№D12000070111《不动产权证书》，而该《不动产权证书》仅是将津红字第04055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坐落由“红桥区西于庄××××号”变更为“红桥区西于庄××号”，地号由智字4705号变更为智字4682-。上诉人提供的1951年的《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声请书》虽载明赵福升有房产8间，坐落于西于庄××、××号，地号为4682，但门牌号后发生变化，其中上诉人继承的2.5间坐落为西于庄××号，上诉人认可西于庄××号现在已经不存在，故涉案房屋坐落由“红桥区西于庄××××号”变更为“红桥区西于庄××号”与上诉人无利害关系。另，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地号为智字4682的土地均归其使用，故上诉人所提证据不能证实涉案房屋地号的变更侵害了其权益。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诉《不动产权证书》的颁发与其有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赵锦堂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 玲
代理审判员 董国强
代理审判员 张 全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芦一峰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