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民终639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崔庆强，男，汉族，1963年3月2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刚，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军，广东尚融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一审被告）：谢某2，女，1985年7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敏，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谢某1，女，2009年11月30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谢某2，为谢某1的母亲。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锦梅,女，汉族，1973年4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辉，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炜裕，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作培，男，汉族，1952年12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见好，女，汉族，1954年12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绮文，女，汉族，1995年7月2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男，汉族，2001年5月1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一审第三人：东莞市日日念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清湖头凤凰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英秋。
一审第三人：林英秋，男，汉族，1959年8月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福建省连江县，
上诉人崔庆强、谢某2因与被上诉人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一审第三人东莞市日日念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念公司）、林英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民四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崔庆强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就返还代崔庆强收取的股权转让金2544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6月18日起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共同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结合一审庭审各方陈述及客观事实，可得出日日念公司及林英秋已支付53万元转让款。1.本案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转让行为及收款行为实际发生在2012年2月23日杨国华死亡之前。杨国华死亡之前，东莞市盛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安公司）、东莞市盛泰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公司）实际由杨国华全权处理所有事务（一审已确定李锦梅并不负责公司任何实质上的事务）；2.一审期间，崔庆强并非主张53万元全部由谢某2收取，而是通过日日念公司和林英秋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显示已收取53万元，结合谢某2的陈述，可推断出53万元已实际收取的事实，且此53万元均由杨国华实际控制（其中的43万元转入杨国华控制的盛安公司，另外10万元转入杨国华当时实际控制并经营的日日念公司财务人员收取并转交给杨国华），否则，杨国华定会做出进一步处理；3.虽然谢某2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其系受杨国华指示将43万元转入盛安公司账户，但因网吧实质上由杨国华负责总管，谢某2作为杨国华的助理，其均是根据杨国华的指示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崔庆强作为投资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谢某2是根据杨国华的指示将43万元转入盛安公司账户，而另外10万元由日日念公司财务人员收款后转交给杨国华。二、案涉53万元已作为遗产由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参与分配，故应由该六人与谢某2共同向崔庆强承担偿还股权转让款义务。从整体上讲，杨国华实际已收取了股权转让款53万元，至于其是通过盛安公司账户收款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收款均只是一种形式，并不能改变杨国华已实际取得53万元的事实。杨国华收取款项后不久即死亡，其未能对该款项的支付作出及时安排，所收取的53万元只能作为杨国华众多财产的一部分。鉴于杨国华的所有资产整体上已由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继承，故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应共同向崔庆强承担偿还股权转让款责任。
上诉人谢某2亦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谢某2无需向崔庆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崔庆强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谢某2提交的转账凭证证明，受让方林英秋于2011年6月18日将43万元转账给谢某2后，谢某2于2011年6月20日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将该43万元转至盛安公司的账户，而盛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为杨国华；同时，崔庆强本人亦在其上诉状明确表示其相信谢某2已根据杨国华的指示将43万元转入盛安公司账户，并交由杨国华实际收取。因此，在崔庆强已明确43万元已交由杨国华实际收取的情况下，崔庆强要求谢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于法无据；且关于该43万元转让款，杨国华是否应支付而未支付给崔庆强以及是否已作为杨国华的遗产由继承人继承，均应由崔庆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在崔庆强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4594号民事调解书显示：“杨国华持有股份的企业以及个人所欠债务，由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负责偿还，杨绮文、杨某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负责偿还债务。”故本案无论是谢某1还是谢某2，均无需向崔庆强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三、崔庆强要求谢某2、谢某1等七人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根据崔庆强一审庭审中的陈述，2011年6月18日，经崔庆强、杨国华、林进辉授权，由谢某2与林英秋签订《网吧转让合同》，并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可见崔庆强对于受让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十分清楚的。从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市工商局）出具的《东莞市日日念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资料显示，崔庆强等转让方于2011年8月19日就已到东莞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崔庆强应该是在收到了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应视为崔庆强收到了股权转让款；即使截止至2011年8月19日，崔庆强仍未收到股权转让款，那么崔庆强应当从2014年8月19日起就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崔庆强称其至2013年6月13日才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崔庆强在2014年4月24日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针对上诉人崔庆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谢某2向本院答辩称：1.谢某2代收的款项已经交由杨国华处理。而崔庆强在其上诉状中也确认了这一事实；2.崔庆强并无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经作为杨国华的遗产予以分配并被分配到谢某2与谢某1的名下；3.根据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4594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显示，谢某2与谢某1无需对杨国华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杨国华的债务应由杨国华的其他继承人承担。其他答辩内容与谢某2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针对上诉人谢某2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崔庆强向本院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崔庆强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针对崔庆强、谢某2的上诉，被上诉人李锦梅一并答辩称：一、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案涉主体为崔庆强与谢某2，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某非案涉合同主体，与本案无关。二、谢某2称股权转让款给了杨国华，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三、对于杨国华是否确有收到案涉股权转让款，崔庆强亦无相应证据证明。四、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4594号民事调解书中也约定了“东莞市盛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除上述债务以外的一切债务由谢某2自行承担”，因此，即使存在崔庆强所述股权转让款支付问题，也应由谢某2承担。五、崔庆强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已过两年诉讼时效：首先，《网吧转让合同》虽是由谢某2、林英秋及林进辉三人签订，但根据崔庆强一审代理人在庭上的多次陈述，林进辉所持股份实际是替崔庆强代持，而《网吧转让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故崔庆强对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应当十分清楚；其次，根据东莞市工商局出具的《东莞市日日念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等资料显示，崔庆强等转让方于2011年8月19日就已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因该变更手续系由公司原三名股东亲自签名的，故2011年8月19日就应视为崔庆强已收到股权转让款，否则其不可能配合办理变更手续。即使崔庆强截止至2011年8月29日当天仍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其也应于当日知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崔庆强理应知道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支付价款，但从2011年6月18日至2015年4月24日提起诉讼近四年的时间里，从未向李锦梅主张过权利；即使在杨国华去世后，李锦梅接管杨国华相关企业期间亦从未知道有案涉款项的存在，崔庆强也没有向李锦梅主张过相应权利。
被上诉人谢某1、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以及一审第三人日日念公司、林英秋均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崔庆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连带返还代崔庆强收取的股权转让金人民币2597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6月18日起计算到支付完毕所有款项之日止）；二、案件诉讼费由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日念公司于2007年6月30日登记成立，股东为杨国华、林进辉、崔庆强，当时三名股东的股份比例为杨国华占有51%的股份，崔庆强占有48%的股份，案外人林进辉占有1%的股份。2011年6月18日，谢某2作为甲方、林英秋作为乙方签订《网吧转让合同》，约定了日日念公司的转让事宜，双方约定“甲方以53万元整将位于东莞市塘厦镇清湖头凤凰路20-22号网吧转让给乙方，经转让后乙方享有全部经营权，独立经营…本合同签订后当天乙方支付甲方定金人民币拾陆万元，在甲方交付场地及相关证件给乙方验收无误交接后，乙方支付甲方二期款人民币叁拾贰万元，乙方办理变更齐全所有合法经营证件，乙方验收无误后支付清余款人民币伍万元。”2011年8月16日，杨国华、林进辉、崔庆强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将三人名下的股权转让给ＸＸＸ、陈济星、林英秋、林明；同日，杨国华与ＸＸＸ、陈济星，崔庆强与林明、陈济星、林英秋，林进辉与林明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其三人名下的日日念公司的股份分别转给ＸＸＸ、陈济星、林英秋、林明。2015年1月30日，日日念公司在东莞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陈锦贵、陈济星、林英秋、林明，法定代表人为林英秋。
崔庆强主张谢某2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收取了林英秋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30000元，并就此提交了转账凭证及日日念公司及林英秋出具的证明，转账凭证显示2011年6月18日，林英秋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谢某2转账430000元；此外，日日念公司与林英秋在出具的证明中称，已将案涉股权转让款530000元全部支付给谢某2。一审庭审中谢某2表示自己是受杨国华、林进辉、崔庆强的授权与林英秋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谢某2确实收到了林英秋支付的430000元股权转让款，但杨国华指示谢某2将该430000元全部汇入盛安公司的账户，股权转让款中剩余的100000元林英秋应该已经支付，但具体的收款人谢某2并不清楚，谢某2也没有收过该100000元。谢某2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11年6月20日，谢某2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向盛安公司的账户转账430000元，款项性质注明为“投资款”。崔庆强表示其知道谢某2代其签订股权转让的事宜，但并不知晓杨国华指示谢某2收款的事宜，崔庆强于2013年6月才由林英秋处得知相关的付款情况，谢某2应当向其返还代收的股权转让款；另外，崔庆强主张其获得了林进辉的授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林进辉向谢某2追偿股权转让款，并就此提交了签有“林进辉”姓名的代收款协议。李锦梅表示由于其不参与日日念公司的管理，其并不清楚案涉款项的支付情况，也从未使用过该笔款项。
盛安公司的股东为盛泰公司（持股95%）、李锦梅（持股4%）、谢某2（持股1%）。2012年2月23日杨国华死亡，同年11月2日，谢某2、谢某1与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达成调解协议，确认盛安公司的股东为盛泰公司、李锦梅、谢某2，法定代表人为谢某2，双方一致同意盛泰公司、李锦梅的股权归谢某2所有并经营，即谢某2占有盛安公司100%的股权，一审出具的（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4594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前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崔庆强于2015年4月28日向一审起诉，一审以（2015）东三法民二初字第451号案号予以受理，后由于查明谢某1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民四庭集中管辖，案号为（2015）东三法民四初字第163号。
崔庆强主张其于2013年6月13日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案件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当日起计算，谢某2、李锦梅则主张诉讼时效应当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日即2011年6月18日起计算，并主张崔庆强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谢某2、谢某1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是涉港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关于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案件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所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及纠纷均发生在中国内地，故中国内地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争议适用的准据法。
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日日念公司、林英秋经一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也未向一审说明正当理由,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一、崔庆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谢某2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数额是多少；三、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是否需要向崔庆强返还案涉的股权转让金；四、崔庆强能否在案件中以其自己的名义向谢某2主张并收取林进辉的股权转让款。
关于焦点一，崔庆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案件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崔庆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关于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崔庆强主张其于2013年6月13日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起计算，谢某2则主张应当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日即2011年6月18日起计算。一审认为，崔庆强知晓谢某2与林英秋于2011年6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代表崔庆强于当日知道其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谢某2若收到股权转让款后须于何时交付给委托人，故签订合同日不能视为崔庆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对谢某2提出诉讼时效应当自2011年6月18日开始计算的意见，一审不予支持，诉讼时效应当自崔庆强主张的2013年6月13日起算，崔庆强于2015年4月28日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二年，故崔庆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焦点二，谢某2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多少。崔庆强主张谢某2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为530000元，并就此提交了林英秋向谢某2转账430000元的转款凭证，以及由日日念公司、林英秋出具的证明，在该份证明中日日念公司及林英秋称已将股权转让款530000元全部支付给谢某2。谢某2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其仅收到林英秋转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30000元，另外的100000元其并未收取，也不清楚由何人收取。一审认为，崔庆强提交的转款凭证仅能证明林英秋有向谢某2支付股权转让款430000元的事实，虽然日日念公司、林英秋在出具的证明中称其已将全部的股权款530000元支付给谢某2，但除该份证明外，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谢某2已收到其余的100000元股权转让款，日日念公司、林英秋亦未到庭就该100000元的支付方式和情况作出解释，崔庆强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林英秋确实已将该100000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谢某2；且在杨国华尚未死亡的情况下，确实存在其他人收款的可能性。故在现有证据下，一审认定谢某2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为430000元，对崔庆强主张谢某2收取股权转让款530000元的意见，一审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谢某2、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是否需要向崔庆强返还案涉的股权转让款。谢某2作为被委托人收取了日日念公司的股权转让款430000元，应当将该款项支付给日日念公司的全体股东，而谢某2主张其已将该款转至盛安公司的账户，并表示该转账行为是受杨国华的指示进行，案涉股权转让款实际上由杨国华取走，故该笔谢某2无需再返还。一审认为，谢某2虽提出前述主张，但并未就此举证证明，无法证实杨国华有指示谢某2转款并取走案涉款项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崔庆强已收到其应当分得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崔庆强也表示从未收到其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款，故谢某2应当将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属于崔庆强的部分返还给崔庆强。日日念公司在股东变更前的股东为杨国华（持股51%）、崔庆强（持股48%）、林进辉（持股1%），按照该股份比例，结合谢某2收取的430000元股权转让款，可计算出谢某2应当向崔庆强返还股权转让款为206400元（430000元×48%），对崔庆强主张超过的部分，理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谢某2怠于向崔庆强返还该款，应当向崔庆强支付利息，崔庆强主张利息应自谢某2收到股权转让款日即2011年6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合法合理，一审予以支持。
至于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国华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崔庆强亦未证明该笔款项已作为杨国华的遗产被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等人继承，故对崔庆强要求谢某1、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共同偿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崔庆强能否在本案中以其自己的名义主张林进辉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中崔庆强虽提交了签有“林进辉”字样的代收款协议，该份协议中也载明林进辉授权崔庆强可以自己的名义追索股权转让款，但林进辉本人并未到庭对该份代收款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无法核实该份收款协议的真实性；退一步而言，即使该份协议系真实的，该协议并非一份债权转让协议，林进辉授权崔庆强以崔庆强的名义主张林进辉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林进辉可自行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谢某2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崔庆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6400元并支付利息（以前述款项为本金，自2011年6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崔庆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95.5元，由崔庆强负担1066元，由谢某2负担4129.5元。
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过阅卷及法庭调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谢某2、谢某1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处理涉案争议，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综合当事人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应为：一、案涉纠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案涉的股权转让款应否由谢某2及杨国华的继承人共同承担返还义务。
一审中，崔庆强主张谢某2受其及杨国华、林进辉三人委托代办日日念公司的的股权转让事项，对此，谢某2、林秋英予以确认，且就该部分意见，也有日日念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情况及股权变更登记情况等印证，故本院二审确认崔庆强、杨国华、林进辉三人存在委托谢某2办理案涉股权转让的事实。由于崔庆强、谢某2及股权受让方林秋英亦均确认案涉股权转让款的真实金额为53万元人民币，故本院二审亦予以确认。
关于二审争议焦点一。在本案中，虽然崔庆强知晓谢某2与林英秋于2011年6月18日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在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也对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进行了约定。但由于崔庆强赖以提起诉讼的基础权利关系并非股权转让本身，而是基于委托谢某2办理股权转让后而产生的股权转让款返还请求权，故本院认为应如何确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依案中的委托事项作出判断，而非依据与林秋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如一审所述，由于在本案中并没有约定谢某2若收到转让款后须于何时交付给受托人，故对崔庆强与谢某2的委托事项履行期限，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债权人有权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同时，由于从2013年6月13日起，崔庆强已明确得知谢某2已依委托收取了股权转让款中的43万元，故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认定案涉的诉讼时效从2013年6月13日起计算二年并无不当。据此，本院认为，崔庆强于2015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二审争议焦点二。就崔庆强上诉提出案涉的53万元转让款已由杨国华实际收取的问题，首先，崔庆强对其主张并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而且，即便谢某2将当中的43万元已转入盛安公司的账户，但盛安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公司收款后也并不必然代表其投资人已收款，故对崔庆强的该项上诉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正因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杨国华已收取了案涉的股权转让款，故对崔庆强提出应由杨国华的继承人李锦梅、杨作培、杨见好、杨绮文、杨某、谢某1等在本案中承担返还案涉款项责任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谢某2在二审中的抗辩，虽然其在收到林英秋的43万元后确实向盛安公司账户转账了43万元，但其行为是否经得杨国华的授意，目前只有谢某2的一面之词，且谢某2应为崔庆强、杨国华、林进辉三人的共同委托人，而仅非杨国华一人。由于从目前的证据看，也没有证据显示谢某2的行为已得到其他委托人崔庆强、林进辉的同意，故一审认定谢某2应当将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属于崔庆强的部分予以返还，合理有据。若谢某2认为其向崔庆强返还款项后其自身权益受损，则应由其另行向盛安公司主张权利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崔庆强与上诉人谢某2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96元，由上诉人崔庆强负担人民币1000元（已预交），由上诉人谢某2负担人民币4396元（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萧稚娟
审判员 郭婧儿
审判员 何玉煦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吴斯恒
蒋航
附录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