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连商终字第02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华晨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43号。
法定代表人蒋新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洁、刘友青，江苏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菁，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琪，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7号。
法定代表人孙飘扬，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笑含。
第三人陈伟平。
第三人赵继君。
第三人樊邦耘。
第三人张虹。
上诉人连云港华晨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菁、原审被告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公司）、第三人陈伟平、赵继君、樊邦耘、张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2013）新商初字第1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晨公司，被上诉人戴菁，原审被告恒瑞公司，第三人赵继君、樊邦耘、张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伟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菁一审诉称：2000年10月，戴菁与恒瑞公司签订业务员聘用合同，该公司出具了法人委托书。2004年，恒瑞公司将医药销售的业务分离出去，出资成立华晨公司，负责医药销售，原来恒瑞公司的销售业务由华晨公司继续承接，原业务员与恒瑞公司的销售关系全部转到华晨公司。戴菁作为华晨公司的业务员负责南京、南通等地的药品销售，华晨公司多次拖欠戴菁的提成款：1、2005年11月至2006年4月，戴菁销售药品芙欣（罗红霉素分散片）6850盒，其中规格0.15gX10片的6730盒，0.15gX6片的120盒，戴菁应得业务提成款57539.91元，华晨公司未支付。2、2008年2月至8月，戴菁销售流向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四家医院的芙欣、典泰（丙戊酸钠缓释片）应得业务提成款118520元，华晨公司未支付。3、2008年9月至2011年2月，戴菁销售流向上述四家医院芙欣（规格0.15gX10片）74251盒，其中53551盒提成款为439584.09元（每盒提成8.2087元）、20700盒提成款为100602元（每盒提成4.86元），销售典泰3020盒应提成9060元（每盒提成3元），戴菁应得业务提成款549142.59元，华晨公司仅给付了336505.08元，尚欠212637.51元未付。以上1-3项华晨公司共欠戴菁业务提成款为388697.57元（应为388697.42元）。鉴于华晨公司苏北片区负责人频繁更换，戴菁多次找到片区负责人要求给付业务提成，但各负责人互相推诿，拖延至今。恒瑞公司为华晨公司的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华晨公司给付戴菁业务提成款388697.57元及利息，恒瑞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晨公司、恒瑞公司承担。
华晨公司一审辩称：戴菁并非华晨公司的员工，与华晨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戴菁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恒瑞公司一审辩称：戴菁与恒瑞公司不存在聘用关系，不属于我公司员工。恒瑞公司与华晨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戴菁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伟平一审述称：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于2004年变更为华晨公司，2004年以后以华晨公司的名义销售药品。我是2000年8月到2006年9月任该公司苏北片区（包括南京）的经理。戴菁2005年11月至2006年4月的业务提成款5万余元，在我任期内已经付给戴菁了。华晨公司是根据药品市场开发、销售回笼等情况，按照当时的政策计算出应给我们片区的提成款等款项，把款打到我们片区，一个月一结，每月10日左右由片区（南京办事处）会计把钱领出来造表分发出去。华晨公司在南京地区设有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根据销售流向对各业务员的销售业绩分开造表，认可签字以后一般都是第二天打款，有特殊情况晚几天，不会超过一个月，也有付现金的情况。正常情况下直接从我卡里打给业务员，我不在南京的时候，从我卡转到会计卡上，再由会计转给业务员。我离任时所有账目都已移交，无法提供付款凭证。
第三人赵继君一审述称：2003年10月份至2011年我在南京办事处，一开始是开车、送送货，后来开始做业务。2008年下半年至2011年，华晨公司调樊邦耘到南京负责期间，由我造表、分发业务员提成款。戴菁提供的2009年4月30日、5月31日、2010年3月31日三张华晨公司差旅费、运杂费、报销额度表是我制作的，表制好与戴菁核实后，我就把提成款付给了戴菁。其他有些提成款是经过戴菁同意打给她妹妹戴敏、朋友林娜银行卡上的，有时也付现金。根据公司的回款，正常每月结一次账，没有回款就不结。在我经手期间只要公司回款我都发下去了，没有拖欠情况，账都已经结清了。在我经手做账之前，戴菁说过公司还欠她提成款。
第三人樊邦耘、张虹未到庭应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0月，戴菁与恒瑞公司（经办人陈伟平）签订业务员聘用合同，聘请戴菁作为恒瑞公司下属新药二公司在南京地区的销售业务员，销售药品为芙欣，该合同约定：10片装底价每盒7.8元，6片装底价每盒5元，销售价高出底价部分扣除17%税金后返还给戴菁，作为销售费用；底价随政策的调价作相应调整；戴菁洽谈好的业务应根据恒瑞公司的规定与客户订立正式供货合同，货款应汇往恒瑞公司账户，不允许提取现金；戴菁负责开展工作的费用、工资、福利等与恒瑞公司无关；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戴菁提供的一份恒瑞公司法人委托书证实恒瑞公司曾授权戴菁作为南京地区的销售代表（有效期限自2002年6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2004年5月17日，华晨公司成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原恒瑞公司的销售业务转由华晨公司承受。恒瑞公司生产的芙欣、典泰由华晨公司销售，戴菁未与华晨公司重新签订聘用合同，但仍延续作为华晨公司南京地区的外聘销售代表，以华晨公司名义联系、销售芙欣、典泰二种药品，所销售药品在南京地区通过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2010年更名为南京医药药事服务有限公司）流向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医大第二附属医院等单位。华晨公司按月或定期根据销售回笼等情况将销售提成款付至苏北片区（南京办事处），苏北片区（南京办事处）再根据销售流向对原告等外聘业务员的销售业绩造表并支付业务提成款。
2000年至2006年期间，第三人陈伟平担任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后为华晨公司苏北片区（包括南京地区）的经理，后由魏万春、宋洪志、蒋志伟、樊邦耘（2008年8月到任）先后接替。2005年11月至2006年4月，戴菁应得销售提成款57539.91元，第三人陈伟平及南京办事处会计予以认可，第三人陈伟平认为已支付给戴菁，但第三人陈伟平及华晨公司均未举证证明。
戴菁提供的销售品种流向表等证据能够证明戴菁销售到上述四家医院芙欣的数量为：2008年2月至2010年3月为67071盒（10片装），2010年4月至2011年2月为20700盒（10片装）；2008年2月至2011年2月典泰的销售量为3917盒。2008年2月至2010年3月芙欣（10片装）销售价格为16.89元，扣除销售底价（下调至7元）并扣除17%税金后，每盒提成8.2087元，2010年3月以后芙欣销售价格下调，每盒芙欣提成款为4.855元（芙欣销售价10.85元扣除销售底价5元，再扣除17%税金）；典泰每盒提成均为不变价3元。据此，对戴菁2008年2月至2011年2月应得的提成款核定为662815.21元，该款未扣除华晨公司已付款。关于已付款提成款金额，戴菁在起诉状中认可华晨公司已支付336505.08元，华晨公司至今未举证证明该提成款支付情况。
诉讼中戴菁要求变更诉讼标的额（提成款）为617837元，增加标的额所产生的差额系戴菁将部分已付款233990.08元更改为支付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医大第二附属医院四家医院以外其他单位的提成款，即戴菁将自认的被告已付款336505.08元中的233990.08元算作上述四家医院之外的提成款予以刨除。戴菁仅认可华晨公司支付上述四家医院提成款102515元，即2009年4月30日、5月31日、2010年3月31日三张华晨公司差旅费、运杂费、报销额度表所确认的38524元、43338元、20653元。戴菁要求变更诉讼标的额，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上述四家医院之外销售流向等相关证据，亦未补缴诉讼费用。
另查明，2007年7月，戴菁作为华晨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培训中心医药营销师专业培训。2005年11月17日，戴菁作为华晨公司的销售代表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签订了芙欣、典泰二种药品销售合同。戴菁曾于2011年8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晨公司支付提成款388698元及利息，后因查明案件事实需要追加第三人而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戴菁自2000年起即作为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外聘业务员，2004年后又延续作为华晨公司的外聘业务员，虽未与华晨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戴菁持续多年在南京地区为华晨公司代销芙欣、典泰二种药品，该药品通过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流向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华晨公司成立后，戴菁作为华晨公司的销售代表参加过专业培训、签订过合同，所售药品款回笼至华晨公司，戴菁多年为被告销售药品并获取提成，足以证明2004年以后戴菁与华晨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外聘代销药品合同关系，戴菁有权根据销售业绩获得相应的提成款。
对戴菁2005年至2006年销售提成款57539.91元及2008年2月至2011年2月的销售提成款662815.21元（尚未扣除已付款），合计720355.12元，予以确认。因戴菁未举证证明华晨公司已付提成款336505.08元中的233990.08元是支付上述四家医院之外的提成款，故对戴菁自认的已付提成款336505.08元应予扣除，华晨公司尚应支付戴菁提成款383850.04元。华晨公司未提供支付戴菁提成款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戴菁要求变更诉讼标的，对增加的标的额部分，因戴菁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补缴诉讼费用，故对戴菁变更诉讼标的请求不予支持。华晨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未及时支付，应承担给付戴菁提成款383850.04元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货款利率从戴菁最初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1年8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戴菁要求恒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三人陈伟平、赵继君等系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华晨公司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一、华晨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戴菁提成款383850.04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货款利率从2011年8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戴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华晨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聘用合同是恒瑞公司与戴菁之间签订的业务员聘用合同，该合同签订于2000年10月，有效期为一年。华晨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成立于2004年，未与戴菁签订过合同，也未授权戴菁销售芙欣、典泰等药品。一审法院依据与华晨公司无关联性的失效合同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不当。其次，戴菁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华晨公司销售芙欣、典泰等药品。华晨公司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的销售合同，系我公司业务员赵继君为销售代表，该事实由戴菁提供的0801317号销售合同印证。华晨公司已将此期间的销售费用（业务推广、学术会议、招待等费用）全部与业务员赵继君结算完毕；第三，戴菁在一审中提供的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南医大附属医院、中大医院等四家医院的证明均不能证明戴菁是华晨公司销售人员。理由为：从合同相对性讲，华晨公司系与医药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华晨公司将药品如约提供给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将货款如约付至华晨公司后，销售合同即完全履行完毕，至于医药公司将所购药品销售至其他各家医院与华晨公司无关，如系戴菁将相关药品销售至各家医院，戴菁应该是代表医药公司。第四，戴菁在一审中提供的医药公司证明内容不真实：1、戴菁在一审中提供的0801317号销售合同注明华晨公司销售代表系赵继君，医药公司对此是明知的，而其出具的证明违背事实。2、医药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不具备证据属性，因其加盖的并非公章。第五，戴菁在一审中提供2005年11月17日销售合同与华晨公司备案的2005年销售合同，无论是购货单位合同章，还是合同编号、条款、药品金额均不一致，该销售合同中没有约定销售提成，该合同复印件在一审中并没有当庭出示，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一审判决认定华晨公司未提供支付戴菁款项证据，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法律后果，该认定违背相关事实，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戴菁作为一审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华晨公司与其存在代销合同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华晨公司没有举证义务。在一审中赵继君、樊邦耘陈述已将其私人与戴菁之间合作产生的“好处费”给了戴菁，一审法院对此未核实，就判定华晨公司承担如上费用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本案在一审开庭中，众多事实尚未核实完毕，华晨公司通过快递将与本案相关的樊邦耘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呈交法庭，一审法院未再开庭质证，程序明显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戴菁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华晨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共三组：第一组，华晨公司2005年销售合同，证明2005年与医药公司签订合同者系华晨公司业务员吴戌，该合同为2005年使用的旧版合同样式，2005年医药公司使用的公章也是旧公章，而戴菁提供的合同中使用的是后期使用的合同章；华晨公司财务登记簿，证明戴菁出示的销售合同系2008年由华晨公司业务员杨广卫领取的，说明杨广卫已离开华晨公司，杨广卫在与华晨公司的诉讼败诉后，未将所领取合同退回华晨公司；戴菁一审中所提供的2005年销售合同，赵继君证明戴菁在一审中出示的合同华晨公司于2008年才开始使用，且合同条款新旧版均有改动，供法庭识别。上述证据共同证明目的是证明戴菁在一审中出示的2005年销售合同是虚假的。第二组证据华晨公司九张付款凭条，金额为1633421.64元，证明华晨公司已将业务费提成及时付给了相关业务人员。第三组戴菁收款确认单11张、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宁海路支行交易记录等证据证明樊邦耘、赵继君已付给戴菁相关款项420571元；戴菁领款确认表和房丽丽、陈伟平谈话笔录，证明戴菁2006年12月17日从李玉年处领取款项44703.95元。
相关银行记录：1、交通银行证明书和交通银行转账明细一张，证明2009年1月21日，樊邦耘汇入戴敏（卡号为62×××75）人民币40941元；2、交通银行证明书一份和交通银行转账明细一张，证明2008年12月18日，樊邦耘汇入戴敏（卡号为62×××75）人民币15366元；3、交通银行转账明细和交行个人存款单一份，证明在2008年6月16樊邦耘汇入戴敏（卡号为62×××75）人民币58665元；4、交通银行转账明细，再次证明如上证据的时间与金额一一对应；5、交通银行转账明细，证明2008年4月12日，樊邦耘汇入戴菁（卡号为62×××96）人民币52023元；6、交通银行提供的樊邦耘交易明细单，证明在2008年5月19樊邦耘汇给戴敏人民币76437元；7、工商银行个人存款凭条一张，证明樊邦耘于2011年1月24日存入戴敏卡号为（62×××80）人民币30000元；8、交通银行储蓄账户查询明细表一张和交通银行转账明细表一份，证明樊邦耘于2008年11月20日存入戴敏卡号为（62×××83）人民币48620元，银行合计转账为：322052元。
赵继君付款给戴菁，戴菁收款签字确认单九张金额为363471.86元，证明戴菁收到该款。
被上诉人戴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华晨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恒瑞公司述称：戴菁和恒瑞公司没有关系，恒瑞公司和华晨医药也没有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赵继君述称：我不欠戴菁的钱，钱都给戴菁了，戴菁也都签字认可了。
第三人樊邦耘述称：我在担任华晨公司南京地区销售负责人的时候，戴菁不是公司的业务员，其在南京做医药生意，和我们个人有合作关系，我在一审中提出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一方面单位员工做销售，另一方面用社会关系包括戴菁社会上个人合作，这是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公司；根据戴菁起诉状中说我有36万元人民币多没有给戴菁，但是我的记录反映钱都还给戴菁了，我是采取银行转账，我个人银行账户上走账有记录。
第三人张虹述称：我是华晨公司会计，樊邦耘回款是由我来计算好提出来，汇到樊邦耘银行卡中，只要是回款都结清了，华晨公司不欠任何人的钱。
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戴菁对华晨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为：戴菁在一审中提供的销售合同有华晨公司的印章以及华晨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其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从证据效力讲华晨公司在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证明效力明显低于戴菁提供的证据；对于2006年苏北地区的回款真实性是确定的，但是每页登记的数额暂时确定不了，该组证据证明戴菁从2004年到2006年一直从事芙欣、典泰销售工作，并且领取销售提成，华晨公司撤回的证据中确认了戴菁和赵继君同样是销售人员，并且同时从华晨公司领取了销售提成，戴菁的身份和赵继君、樊邦耘的身份是相同的；华晨公司制作的销售表证明2006年南京片区负责人是陈伟平，戴菁销售药品的期间，南京片区的负责人更换过多人，南京片区的每一位负责人均与戴菁有业务往来，能证明戴菁是与华晨公司存在相关业务，而不是与每一位片区经理单独的业务往来，证明片区经理与戴菁的业务往来是代表华晨公司与戴菁进行的职务行为；苏北片区的销售往来账由华晨公司保管，证明药品销售以及汇款均是华晨公司行为；关于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汇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凭证证明资金回笼单位名称是医药公司，关于芙欣、典泰的回笼款对应的是医药公司，在一审中医药公司也提供了戴菁负责这两种药品销售的证明，因此华晨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戴菁是华晨公司的药品销售人员。戴菁对华晨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账务认为其中与戴菁的账相对应的，双方没有争议，但不是本次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是戴菁在销售药品过程中应该提成多少的问题，因为华晨公司与戴菁之间有的账是核对过的，戴菁领取的款项没有计入本次诉讼的提成款的范围，华晨公司没有提供完整的销售合同登记簿以及财务付款登记簿，该证据不能全面反映戴菁与华晨公司往来的销售关系，原因是还有很多的账目没有计入在内，华晨公司应提供完整的销售合同登记簿以及财务付款登记簿。
原审被告恒瑞公司、第三人樊邦耘和张虹对华晨公司在二审所提供的证据证明目的和真实性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赵继君对华晨公司在二审所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其中有一张合同是我签的，别的不知道。
本院对华晨公司在二审所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为：华晨公司撤回的证据中确认了戴菁和赵继君是华晨公司销售人员，戴菁的身份和赵继君、樊邦耘的身份是相同；戴菁从2004年到2006年一直为华晨公司从事芙欣、典泰的销售工作，并领取销售提成，华晨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登记簿以及财务登记簿，不能证明戴菁在一审中提供的销售合同是虚假的，其提供的是部分财务登记簿，不能证明华晨公司已经将全部提成费用付给戴菁；对于华晨公司提交的以及本院调取的数份银行转账凭证，因恒瑞公司、樊邦耘、张虹及戴菁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二审审理期间，华晨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调查赵继君、樊邦耘通过银行转账给戴菁的银行转账记录。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赵继君、樊邦耘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相关转账凭证。本院要求华晨公司提供戴菁销售药品的全部销售量及提供付给戴菁提成款的总数额，华晨公司没有提供。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戴菁与华晨公司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戴菁与华晨公司是否存在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三、一审判决认定数额是否有误。
本院认为：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自2000年开始，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外聘戴菁为业务员，并签订了委托合同。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于2004年5月17日改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华晨公司，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的销售业务转由华晨公司承受。戴菁虽未与华晨公司重新签订合同，但华晨公司继续延用包括戴菁在内的原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的外聘销售业务员为其工作，该事实由涉案聘用合同、戴菁作为华晨公司销售代表参加专业培训、签订药品销售合同、用药单位购药回笼款至华晨公司、华晨公司支付戴菁提成款的银行卡记录、华晨公司的原业务负责人陈伟平在一审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即戴菁与华晨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客观存在。戴菁与华晨公司以实际行为继续沿用原恒瑞公司新药二公司与戴菁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双方自愿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遵照执行涉案聘用合同。华晨公司上诉认为其与戴菁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樊邦耘是本案的第三人，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当事人，其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放弃一审中的诉讼权利，华晨公司在一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樊邦耘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不属于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未再开庭，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确定戴菁应获得的销售提成款数额，是依据购药单位认可的，由戴菁为华晨公司销售药品数量，并依据委托合同约定计算得出的提成总额720355.12元，减去戴菁认可的已付的提成款336505.08元，华晨公司尚应支付戴菁提成款383850.04元。华晨公司及业务员樊邦耘、赵继君均称已经付清戴菁的提成款，均应当依法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华晨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单位，依照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即华晨公司对于支付款情况应该有完整的支出凭证，而樊邦耘、赵继君也没有提供戴菁签名的收款有效凭证。虽本院根据华晨公司的申请调取了相关的银行往来转账凭证，但因华晨公司、樊邦耘、赵继君不能提供全部的销售药品数量以及已付戴菁全部提成款的账簿，仍不能否定一审的判决结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恰当，本案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元，由上诉人连云港华晨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扬
代理审判员 杜兴淼
代理审判员 丁燕鹏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 敏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