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鄂05民特8号申请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山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闻健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永强，宜昌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任惠丽，女，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代理人李逾操，湖北真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胡阳，湖北真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申请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顺公司）与被申请人任惠丽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红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尹为民、审判员关俊峰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6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7月4日、9月18日进行了补充质证，宜顺公司的代理人张永强、任惠丽的代理人李逾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宜顺公司申请称，关于宜顺公司与任惠丽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任惠丽于2016年4月18日向宜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为此，任惠丽向宜昌仲裁委员会提交了担保合同，其中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宜昌仲裁委员会仲裁”。宜顺公司认为前述仲裁条款无效，理由如下：一、宜顺公司与任惠丽未就仲裁事项达成一致。经宜顺核实后确认，担保合同中所盖“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宜顺公司刻制，也未在公安部门备案，该合同专用章并非宜顺公司合法有效印章鉴，其不能代表宜顺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仲裁法第十八条“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任惠丽提供的仲裁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二、担保合同之主合同借款合同约定为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综上，申请确认任惠丽向宜昌仲裁委员会提交的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任惠丽答辩称，担保合同中的公章是真实的，申请人主张不真实应对此举证。担保合同中仲裁条款合法有效，理由是：一、宜顺公司与任惠丽就仲裁事项及仲裁条款约定明确，不存在未就仲裁协议达成一致的情况。二、虽主合同约定为法院管辖，并不影响担保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综上所述，宜顺公司与任惠丽签订的担保合同仲裁条款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宜顺公司的诉讼请求。宜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组）、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陈伟签订的借款合同、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宜顺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2016年4月18日申请人任惠丽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拟证明：1、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陈伟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约定由法院管辖、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宜顺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从合同约定由仲裁管辖，担保合同印章的盖章时间是2013年4月17日。2、任惠丽诉宜顺公司在仲裁委员会的诉讼脱离了主合同这个基本事实。证据二（组）、上海国际贸易仲裁裁决书原件（以下简称《裁决书》）和宜昌中院执行裁定书即（2013）鄂宜昌中执字第00003—3号原件，拟证明：1、宜顺公司的公章、财务帐簿在马千里手中持有而未交；2、任惠丽提交的担保书中的签字人马千里未依上海国际贸易仲裁裁决书，将执行标的物印章、帐簿等交付给宜顺公司，目前该裁决已中止执行。以此证明2013年4月17日担保合同的盖章不是宜顺公司加盖的，不是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三（组）、工商信息和印鉴样本（加盖有骑缝章），拟证明：1、宜顺公司从92年至今一直持续合法年检；2、92—2013年宜顺公司合法备案的印章共24枚，没有担保书上印章。任惠丽对宜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合同约定由法院管辖，从合同约定由仲裁管辖，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关于公章的问题，宜顺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持有担保书上的印章。本案审理的是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任惠丽是对担保人单独提起仲裁还是对针债务人与担保人一并提起仲裁，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能达到宜顺公司的证明目的。担保书上盖章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也是在裁决书之后，只能证明之前宜顺公司不持有公章。对证据三提交的印鉴样本，唯一公安备案的备案表上显示的时间是2014年5月9日，发生在签订担保合同之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工商调取的其他印鉴，并不能排除在担保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不是宜顺公司的。任惠丽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组）、从工商局调取的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信息原件（四份），拟证明本案担保合同签订时，马千里是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庭审询问中，任惠丽表示对宜顺公司提交的裁决书内容并不知情，其借款是经洪志权介绍并申请洪志权出庭就其借款经过作出说明，洪志权表示其亦不知道裁决书内容。宜顺公司对任惠丽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本案所涉担保合同签订时，马千里只是公司的董事，至于是不是副董事长，宜顺公司不清楚。洪志权不应作为证人出庭，任惠丽是其弟媳妇，二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纳，洪志权应当知晓裁决书内容。宜顺公司庭后申请追加马千里为本案三人，合议庭认为马千里并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故对其申请不予同意。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29日，宜顺公司在宜昌市工商局办理了董事、执行监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变更后宜顺公司的董事长为罗德明，副董事长为陈伟，马千里、洪志权、师志德为董事，龚卫国为监事。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案外人陈伟签订借款合同，在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十条中双方约定了“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3年4月17日任惠丽与宜顺公司签订担保合同，任惠丽与宜顺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第六条明确约定了“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宜昌仲裁委员会仲裁。”任惠丽于2016年4月18日向宜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定宜顺公司为陈伟所欠借款本金3170万元、利息（自2013年4月17日按年息24%支付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及律师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宜顺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之前向本院申请确认《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本院认为：仲裁是争议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裁决以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中，《担保合同》第六条完全符合仲裁法规定的有效仲裁协议的条件，即：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一、宜顺公司在本案所涉的担保合同中加盖合同专用章是否有效代表了宜顺公司的意思表示？二、在借款合同主合同与担保从合同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下，担保从合同是否需要受到主合同的约束？一、关于担保合同上所盖宜顺公司公章能否代表其意思表示问题。1、关于本案印章问题。宜顺公司主张其公司没有“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于宜顺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任惠丽其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宜顺公司辩称担保合同上所用印章不属其所有，并提供了工商相关登记即第三组证据。其一，经审查，宜顺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并不连续，1996年-2004年及2010年材料空缺，不是一套完整的工商登记材料，内容上也不具有连续性，且仅有几页附表反映了印章，不能表明宜顺公司自登记以来所有登记用章情况，难以证明本案所涉“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属于宜顺公司所有。另外，宜顺公司提交的机构印章刻制核准备案表，备案时间为2014年5月9日，在《担保合同》签订时间之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宜顺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378号《裁决书》虽裁决陈伟、马千里应立即向天津金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付宜顺公司所有印章，但不能证明印章交付已实际履行，另（2013）宜昌中执字第00003-3执行裁定书内容上也难以反映原《裁决书》内容实际执行的情况。其二，宜顺公司称《担保合同》上所盖公章并非其公司刻制，但亦未指出为何人刻制。若该公章为他人私刻并加盖在《担保合同》上，则应有人存在涉嫌私刻公章进行合同诈骗的可能，《担保合同》所涉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宜顺公司理应及时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法律措施以维护其权益。但至本案询问结束，宜顺公司并未向本院陈述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提交任何证实其报案的证据。因此，宜顺公司提交的第二、三组证据并不能证实“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为其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宜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本案所涉及的《担保合同》有甲方签名、乙方盖有“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宜顺公司时任董事马千里作为代理人的签名。任惠丽提供的宜顺公司信息变更表来源合法，能够说明马千里与宜顺公司的关系，本院予以采纳。但依据该信息变更表，2012年6月29日-2014年4月25日，马千里应为宜顺公司的董事。《担保合同》签订时虽没有乙方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名，但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应以公章为有效依据，从合同的形式上判断，《担保合同》上所盖公章有效代表了宜顺公司的意思表示，对宜顺公司具有约束力。《裁决书》虽裁决马千里、陈伟向天津金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交付宜顺公司所有证照、印章等。任惠丽在庭审时虽认可与洪志权的亲属关系，但表示对裁决书内容不知情。洪志权陈述任惠丽借款的经过与对本案的焦点问题无直接相关性，本院不予采纳。宜顺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任惠丽在签订合同时知晓上述裁决书的内容，任惠丽作为担保合同的相对方，其在签订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宜顺公司董事马千里签名和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能够代表宜顺公司的意思表示。因此，由于宜顺公司对“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不为其所有未作出充分的举证，也未提出马千里签名和上述印章不能代表宜顺公司意思表示的其他合理证据，本院认为，在本案《担保合同》上的马千里签名和宜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应当推定为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甲乙双方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主合同借款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管辖与从合同约定由仲裁机构管辖并不矛盾，主合同对纠纷解决方式的约定只能约束借款合同双方，不能及之于从合同担保合同的双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解决的是债权人将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当事人一起起诉到法院管辖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主合同选择诉讼，从合同选择仲裁，上述解释在本案不具有适用性。因此虽然《担保合同》之主合同《借款合同》约定为法院管辖，但是并不影响《担保合同》中所约定的仲裁条款的效力。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足以认定，任慧丽（甲方）与宜顺公司（乙方）于2013年4月27日签订的《担保合同》中，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仲裁事项，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且《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具有自愿性和独立性，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无论是主合同还是担保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仅对该合同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故申请人宜顺公司申请确认涉案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需明确的是，本案仅涉及担保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至于案涉担保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任惠丽于2013年4月27日签订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本案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申请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红洲审判员  尹为民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袁昌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