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高民终字第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开阳光正医院。经营场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人民西路金都大楼门面。
经营者：周光正，男，汉族，1953年5月21日出生，住贵州省开阳县城关镇青山路***号。
委托代理人：胡德华，开阳光正医院副院长。代理权限：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侯琼，贵州华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学汉。
委托代理人：赵军，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明杉，贵州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代理。
上诉人开阳光正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王学汉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开阳光正医院之委托代理人侯琼、胡德华，王学汉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军、刘明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11年2月20日，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签订《医疗合作合同》，约定王学汉于2011年3月1日起赴光正医院工作，保底月工资为15，000元，由开阳光正医院负责王学汉的食宿及车旅费，并在现有医院收入基础上（300万元），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王学汉（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作为王学汉的绩效工资。嗣后，开阳光正医院或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的欠条五张载明：2013年8月28日欠条载明欠王学汉2011年工资30万元、2012年工资105万元，加盖开阳光正医院的公章及周光正的签字；2014年3月20日欠条载明欠王学汉2013年度绩效工资180万元，周光正签字确认；2014年11月10日欠条三张：分别载明欠王学汉2014年度1-10月绩效工资180万元，周光正签字确认；欠贵医王学汉、魏俞清、姜碗荧、仁汝学、庄汝祥等人工资154，500元；欠王学汉借款利息180，000元。
另查明，开阳光正医院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周光正。王学汉一审诉称，2011年2月20日，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院长、经营者周光正签订《医疗合作合同》。双方约定，王学汉于2011年3月1日起赴光正医院工作，保底月工资为壹万伍仟元，并由开阳光正医院负责王学汉的食宿及车旅费。另鉴于王学汉负责参与并筹划开阳光正医院的筹建管理，开阳光正医院承诺在现有医院收入基础上（300万元），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王学汉（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作为王学汉的绩效工资，于年终一次付给。上述合同签订后，王学汉带领以贵医附院专家为主的医疗团队（先后四年，参与专家多达30余人）对开阳光正医院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业务拓宽、技术把关、对外宣传以及与有关部门的协作沟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医院顺利取得农合定点医院资质，帮助医院从一级医院升格为二级综合医院、贵阳市诚信民营医院，成为在开阳乃至贵阳市有较大影响的一家民营医院；在经济收入上，用不到四年的时间，使开阳光正医院业务收入翻了8翻，年产值从2010年的256万上升到2013年的1，520万，2014年有望超过2，000万，完成了合同所应履行的全部职责，但开阳光正医院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工资。按照合同，开阳光正医院拖欠原告2011年-2014年劳务报酬495万元（2011年30万元，2012年105万元，2013年180万元，2014年180万元），拖欠王学汉等专家组专家8-10月份工资15.45万元（11月份未计入），拖欠王学汉垫付沈天琼住院费用1.8万元，合计共欠王学汉等人工资512.25万元。但开阳光正医院院长、经营者周光正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付。请求依法判令：一、开阳光正医院向王学汉支付2011-2012年度劳务报酬135万元整；二、开阳光正医院向王学汉支付2013年度劳务报酬180万元整；三、开阳光正医院向王学汉支付2014年度劳务报酬180万元整；四、开阳光正医院向王学汉支付2014年8月-10月劳务报酬15.45万元整；五、诉讼费用由开阳光正医院承担。
开阳光正医院一审辩称，签订合同是事实，但是开阳光正医院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按每月1.5万元的工资支付给王学汉，王学汉所做的工作均是其支付对价工资的结果。开阳光正医院在最近几年所取得的成绩，包括评上二级医院资格、取得诚信民营医院称号、取得农合医保定点医疗资格是全院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王学汉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签订合同约定的总收入15%作为绩效工资的概念模糊。请求驳回王学汉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认定开阳光正医院应当支付给王学汉的绩效工资。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于2011年2月20日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该合同约定，开阳光正医院除每月支付15，000元的工资外，还按照“现有医院收入基础上（3，000，000元），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王学汉（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作为绩效工资”。开阳光正医院对于2013年8月28日欠条“欠王学汉2011年工资30万元、2012年工资105万元”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抗辩称医院的经营情况并不好，根据其单方制作的财务报表显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不可能付给王学汉约定工资以外的提成。因提出的财务报表系单方出具，不能证明其抗辩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应当由开阳光正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4年3月20日欠条“欠王学汉2013年度绩效工资180万元”、2014年11月10日欠条“欠王学汉2014年度1-10月绩效工资180万元”只有经营者周光正的签名而没有公章，开阳光正医院认为与其无关。由于开阳光正医院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周光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本身所欠债务由经营者承担，故经营者周光正签字效力等同于开阳光正医院公章效力，开阳光正医院因经营过程中所欠债务应当由经营者周光正承担。2014年11月10日经营者周光正出具的154，500元工资欠条、180，000元利息欠条，前者涉及除王学汉外的其他人，后者无法体现是开阳光正医院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可另案处理。认定开阳光正医院欠王学汉债务为4，950，000元（300，000＋1，050，000＋1，800，000＋1，800，000）。据此判决：一、开阳光正医院经营者周光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学汉4，950，000元；二、驳回王学汉其余诉讼请求。
开阳光正医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民二（商）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
事实与理由：一审对于《医疗合作合同》定性错误，私自篡改合同内容严重违法。
1、《医疗合作合同》不是聘用合同，而是合伙协议。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的约定“由于甲方（王学汉）以技术入股，并参与对乙方医院的筹建管理”，显然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系合伙关系，而且王学汉提供技术劳务。开阳光正医院系个体经营户，王学汉系自然人，依法应当确认开阳光正医院的合伙性质。个人合伙，应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开阳光正医院在与王学汉合伙期间，产生债务现为1.2亿，王学汉依法也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一审法院私自篡改增加合同内容严重违法。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引用《医疗合作合同》原文，用双引号引用“现有医院收入基础上（3，000，000元），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过部分以15%付给王学汉（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作为绩效工资”。其中“作为绩效工资”的字样在引号之内，但不是合同原文，系一审法院自行添加。也正是基于该添加部分，一审法院将个人合伙的股东红利扭曲为绩效工资。王学汉取得的医院收入15%的报酬不是劳动报酬，更不是绩效工资，而是投资利益即红利。开阳光正医院在与王学汉合伙期间产生债务现为1.2亿元，王学汉依法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医疗合作合同》是权利和义务的共同体，一审法院并未考量王学汉劳动义务的完成程度。1、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约定，王学汉在开阳光正医院服务期限为5年，即2016年2月28日届满。但王学汉在2014年11月擅自离职，根据合同约定应一次性支付违约金20万元。2、王学汉就职期间，发生医疗事故若干，根据合同约定，其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7，579.6元。
关于股金红利的计算。对于股权红利的基数三百万系暂定金额，应当根据经济规律提升，王学汉将暂定金额为既定金额显然不当。对于红利的计算应当根据医院业务收入的财务数据计算，而非以凭空而来的所谓欠条来核定。医院作为正规机构，财务系统准确而精密，随时可以提取财务原始数据。而且，医院还受到税务机关和主管部门的核查和监管，每年都要经过审核。财务数据也可以向税务机关和主管单位调取。
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欠条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王学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开阳光正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事实和理由：关于《医疗合作合同》性质问题。1、罗朝阳等证人的证言足以证实双方为劳务合同关系。2、《医疗合作合同》第2条约定开阳光正医院应聘王学汉为业务院长、第5条约定王学汉每个月的保底工资、第7条约定开阳光正医院不得无故辞退王学汉。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是劳动雇佣关系。3、开阳光正医院负责人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的欠条也载明其所欠款项是绩效工资，而不是应分股东红利。综上，无论是从双方签订《医疗合作合同》的目的来看，还是从该合同内容的具体约定和履行上来看，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都是劳务雇佣关系。
关于《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是否为绩效工资问题。王学汉作为医疗方面的专家人才，与普通的劳务者有很大的区别。王学汉在光正医院不仅要负责坐诊、手术等具体医疗行为，还要作为业务院长统领全院工作的开展，包括科研、教学、医院相关资质的认定、医疗专家团队的引进等相关工作，所以除了一万五的保底工资以外，双方还另外约定了提成比例，这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该行业的通行做法。该合同第6条其实质是对王学汉工作任务完成后的回报，即绩效工资。
2014年11月，开阳光正医院负责人周光正借款风波事发，医院交通车被县公安局扣押，且几个月的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医院无法正常运营，于是开阳光正医院通知王学汉及贵医专家组暂停上班，根本不是王学汉擅离职守。另外，从周光正书写的欠条来看，王学汉连续两年多未能正常得到工资，要说违约，也是开阳光正医院违约在先。王学汉根本不存在违约的问题。
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第8条的约定，王学汉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重大责任事故”，但开阳光正医院在二审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显示，所有的所谓医疗事故都没有经过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予以鉴定，其赔偿金额是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与病人家属协商达成的，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王学汉对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阳光正医院负责人周光正出具欠条真实性、有效性问题。首先，周光正的疾病证明书是9月28日出具的，也就是在本案一审结束以后，与周光正出具欠条时间间隔较长，无法证实其在出具欠条当日精神状况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在周光正入院记录中关于思维逻辑方面明确记载，周光正在诊断当日，仍然没有丧失对事物的基础性判断和理解，其逻辑思维能力也没有明显恶化，那么早在2014年也就是欠条出具之日，周光正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比诊断日更差。所以周光正所患疾病与本案无关。开阳光正医院是一家个体经营性质的个体工商户，其负责人周光正的个人行为即代表开阳光正医院，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的欠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假、胁迫等法定无效要件，依法应该确认有效。同时，也正是基于对王学汉工作完成程度的认可以及双方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的约定，周光正才写下上述欠条，足以代表开阳光正医院。至于开阳光正医院所称绩效工资应根据医院业务收入的财务数据计算，王学汉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王学汉并非是开阳光正医院的合伙人，其具体财务数据明细无法掌握。相反，医院实际负责人周光正对此应该是了然于心，所以周光正才据此向王学汉出具了欠条，这是真实、有效的。
二审中，王学汉无新的证据材料向本院提交。开阳光正医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材料：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于2015年9月28日出具的周光正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的疾病证明书、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2、阿尔茨海默病简介。开阳光正医院依据第一组证据材料拟证明周光正于2014年11月10日向王学汉出具欠条时已有意识障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疾病证明书是2015年9月28日出具的，在这之前周光正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该证据材料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理由是：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出具周光正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的疾病证明书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住院病案首页及入院记录载明周光正第一次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的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而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最后一张欠条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早于周光正患病时间。并且2015年8月17日的入院记录载明：意识清醒，判断力正常。故周光正虽然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混合型，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患病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影响，更不能证实其在患病之前即向王学汉出具欠条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二组证据材料：《医疗合作合同》。拟证明：1、该合同为合伙协议；2、王学汉系劳务入股；3、该合同约定的起始日为2011年3月1日，合同届满至2016年2月29日，王学汉违约；4、基数系暂定，不应直接采信；5、应采信开阳光正医院的财务系统数据，而非欠条。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该组证据材料与本案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及是否能够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1、《医疗合作协议》第1条约定：“应乙方邀请，甲方于2011年3月1日起赴光正医院工作，时间暂定5年”；第2条约定：“乙方应聘甲方为业务院长”；第5条约定：“乙方每月付给甲方保底工资一万五千元”；第7条约定：“乙方不得无故辞退甲方”。上述合同内容不但不能体现《医疗合作协议》具备合伙协议性质，相反体现了《医疗合作协议》具备劳务合同性质。2、《医疗合作合同》第5条约定：“乙方每月付给甲方保底工资一万五千元，并负责甲方的食宿及车旅费（油费及过路费），于当月的10日付给。”第6条约定：“由于甲方以技术入股，并参与对乙方医院的筹建管理，甲乙双方商定在现有医院收入的基数上（暂定三百万），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于年终一次付给（不超过元月份）。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账目真实可信，公正合理。”上述第5条约定了王学汉每个月的保底工资，第6条约定除了每个月的保底工资以外，每一年开阳光正医院还要另外付给王学汉相应报酬的原因（即由于王学汉以技术入股，并参与对开阳光正医院的筹建管理）、数额及计算方式（即双方商定在现有医院收入的基数上﹤暂定三百万﹥，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支付时间（即于年终一次付给）、乙方提供真实账目的义务（即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账目真实可信，公正合理）。上述第5条和第6条是关于王学汉每个月的保底工资及保底工资之外每一年还应当取得相应报酬的相关约定。第6条关于“甲方以技术入股，并参与对乙方医院的筹建管理”的约定，主要表明王学汉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是提供技术服务和参与医院的筹建管理。从合同的整体内容来看，第6条的上述约定内容并不能体现入股的性质。3、因开阳光正医院对于主张王学汉违约的请求未提起反诉，所以王学汉是否违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王学汉是否存在违约事实，本案中不作认定。4、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在《医疗合作协议》中约定基数暂定三百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认定。5、《医疗合作协议》第6条约定：“甲乙双方商定在现有医院收入的基础上（暂定三百万），以后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医院收入总额，不含支出部分和保底金额），于年终一次付给（不超过元月份）。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账目真实可信，公正合理。”该条约定每年的年终开阳光正医院以医院收入总额超出基数部分的15%结算后，一次性支付给王学汉，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王学汉在一审中提交的由开阳光正医院经营者周光正亲笔书写的三张欠条分别载明了从2011年到2014年10月，每一年所欠王学汉的具体金额。也就是说王学汉依据合同约定每年年终应当取得的报酬，周光正已与其进行结算并通过欠条的形式予以确定。因此，开阳光正医院以该条约定的内容来说明应当采信开阳光正医院的财务系统数据，而非欠条的证明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材料：医疗事故赔偿协议。拟证明王学汉应当支付147，579.6元的赔偿款。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对于医疗事故的责任合同有约定，应当由院方承担。除非王学汉有明显过错才承担责任，是否为医疗事故未经鉴定，是病人家属和医院私下达成的协议，结合《医疗合作合同》第8条，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因开阳光正医院对于主张王学汉支付医疗事故赔偿款的请求未提起反诉，所以该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于王学汉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第四组证据材料：1、《关于王学汉等同志任职的同志》；2、《关于院领导分工的通知》；3、《关于同意开阳光正医院为二级综合医院的批复》；4、《关于落实院长办公会精神的通知》。拟证明对于医院的发展是共同协作，而非个人之力。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对于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五组证据材料：1、《开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文件，拟证明：开阳光正医院取得新农合医疗机构的资格早于王学汉的任职时间；2、《贵阳市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拟证明：1、开阳光正医院取得市医保资格早于王学汉的任职时间；2、市医保结算为审核制，由市医保结算中心统一支付。经质证，王学汉认为：虽然双方是2011年2月20日签订的《医疗合作协议》，但王学汉在2010年9月份就已经和周光正开始合作，因此王学汉对于开展新农合做了大量工作。与医保签订的合作协议确实是在王学汉到开阳光正医院之前签订的。对该证据材料无异议。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六组证据材料：王学汉在302医院的宣传资料。拟证明王学汉未经开阳光正医院同意，私自到安顺302医院执业，违反了《医疗合作协议》的约定，应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周光正于2014年7月至11月份都未向王学汉及贵医专家组发放工资，2014年11月周光正不让其去上班，后其多次找该医院负责人，其将王学汉排挤在外，而非王学汉违约。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因开阳光正医院对于主张王学汉违约的请求未提起反诉，所以王学汉是否违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王学汉是否存在违约事实，本案中不作认定。
第七组证据材料：贵州省2012年、2013年、2014年统计公报数据。拟证明贵州省的经济是客观增长的，医疗产业也是在增长，案涉合同条款约定暂定300万元有异议。经质证，王学汉认为：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开阳光正医院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其于2015年8月6日制作的“开阳光正医院情况简介”，其中在“医疗业务发展概况”部分载明以下内容：“医疗业务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2012年，业务收入1054元，在2011年443万元的基础上增加611万元，同比增长137.92%，增长1.38倍，2013年经贵阳市卫生局批准升级为二级综合医院后，业务收入1724万元，同比增长63.56%，增长0.64倍，实现了年初预算收入1600万元的预期目标。”开阳光正医院在二审庭审中表示“开阳光正医院情况简介”是开阳光正医院所作的陈述，王学汉对此不持异议。
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以及本案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个人合伙关系；2、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的“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是否为“绩效工资”；3、《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基数为300万元是否合理；王学汉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享有的收入是以“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来计算还是以欠条载明的金额为依据；4、王学汉是否应当依照《医疗合作合同》承担擅自离职的违约责任及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5、周光正出具欠条时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个人合伙关系。
本院认为，第一，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之间不是个人合伙关系。理由如下：个人合伙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是共担风险，即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负无限和连带责任。综观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关于责任的承担在第8条中作了约定：“医疗工作中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多，难免有医疗差错和事故发生，如个人无明显差错，由院方负责；但如系重大责任事故，甲方支付理赔金额的20%”。从以上约定内容可以看出，王学汉在开阳光正医院工作期间承担的是有限按份责任，并非开阳光正医院主张的无限连带责任。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之间不具备个人合伙之共担风险的重要法律特征。因此，开阳光正医院主张其与王学汉之间是个人合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开阳光正医院与王学汉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王学汉与周光正签订的《医疗合作合同》第1条约定：“应乙方邀请，甲方于2011年3月1日起赴光正医院工作，时间暂定5年”；第2条约定：“乙方应聘甲方为业务院长”；第5条约定：“乙方每月付给甲方保底工资一万五千元”；第7条约定：“乙方不得无故辞退甲方”。从上述约定中的“应邀请……赴光正医院工作”“乙方应聘甲方”“乙方每月付给甲方保底工资”“辞退”等用语及相关内容，可以认定王学汉被开阳光正医院聘为该医院的业务院长，履行相关职责，获取相应报酬，故王学汉与开阳光正医院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中关于“甲方以技术入股，并参与对乙方医院的筹建管理”的约定，主要表明王学汉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是提供技术服务和参与医院的筹建管理，不能仅凭“入股”二字否认双方存在的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由于王学汉系离退休人员，其离开原工作岗位后与开阳光正医院签订的劳务合同为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因履行该合同发生争议引起的纠纷为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案件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的“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是否为“绩效工资”。
本院认为，该约定为“绩效工资”。理由如下：《医疗合作合同》第5条约定了王学汉的保底工资，对于保底工资开阳光正医院已按期支付给王学汉，对此，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中未明确表述“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付给甲方”为“绩效工资”，但周光正于2014年3月20日及2014年11月10日出具给王学汉的欠条明确载明所欠款项为“绩效工资”。签订《医疗合作合同》的当事人为王学汉和周光正，该条约定内容的性质是否为“绩效工资”，只有参与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最为清楚，虽然在签订合同时未将该部分内容明确表述为“绩效工资”，但周光正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用实际行为即书写欠条的形式认可和确认所欠款项为“绩效工资”。因此将该条约定的内容认定为“绩效工资”符合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基数为300万元是否合理；王学汉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享有的收入是以“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来计算还是以欠条载明的金额为依据。
本院认为，第一，双方当事人在《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基数暂定30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后双方未作更改，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王学汉根据《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享有的收入应当以欠条载明的金额为依据。理由如下：1、周光正作为开阳光正医院的经营者，其已出具欠条确认按照《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欠付王学汉绩效工资的具体金额，且王学汉没有异议。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重新以“每年医院收入超出部分以15%”来计算。2、开阳光正医院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其于2015年8月6日制作的“开阳光正医院情况简介”中载明的内容显示，开阳光正医院2011年的业务收入为443万元；2012年的业务收入为1054元；2013年的业务收入1724万元。以上述数据按照《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的超出基数300万元以上的15%来计算，2011年：（443万元－300万元）×15%=21.45万元；2012年：（1054－300万元）×15%=113.1万元；2013年：（1724－300万元）×15%=213.6万元。而周光正出具给王学汉三张欠条载明的金额分别为：2011年欠30万元，2012年欠105万元，2013年欠180万元。上述数据表明，周光正出具给王学汉的欠条载明的金额与开阳光正医院相应年份业务收入超出基数300万元以上的15%是基本吻合的。也就是说欠条上载明的金额比较客观真实，未超出《医疗合作合同》第6条约定的金额，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王学汉是否应当依照《医疗合作合同》承担擅自离职的违约责任及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
因开阳光正医院对于主张王学汉违约及支付医疗事故赔偿款的的请求未提起反诉，故该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审查。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周光正出具欠条时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院认为，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出具周光正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的疾病证明书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住院病案首页及入院记录载明周光正第一次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的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而周光正向王学汉出具最后一张欠条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早于周光正患病时间。并且周光正于2015年8月17日的入院记录载明：意识清醒，判断力正常。故周光正虽然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混合型，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患病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影响。何况周光正出具欠条的时间在其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之前，因此更不能据此认定周光正出具欠条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综上所述，开阳光正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7，5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28元，共计95，056元由开阳光正医院负担。开阳光正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47，528元。王学汉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7，528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还。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谌珊珊
代理审判员 贾鸿雁
代理审判员 李 婕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书记 员代 佳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