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3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红，女，1958年9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力,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超，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少东，男，1973年9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上诉人刘永红因与被上诉人邓少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力、胡志超，被上诉人邓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刘永红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邓少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期间，刘永红已经将诉争229万元借款的形成过程陈述清楚，该债务发生时刘永红与于永坤之间系夫妻关系，邓少东出具借款手续时，已经明知并同意债权人系刘永红。因此，刘永红提起本案诉讼向邓少东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刘永红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一条完整证据链证明诉争借款的事实。
邓少东同意一审判决，其针对刘永红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不同意刘永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刘永红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邓少东向刘永红支付的30万元是当时购置办公室时向刘永红借的，已经还清，故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
刘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少东立即偿还借款本金2290000元；2.判令邓少东偿还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月利率按2%计算；3.诉讼费用由邓少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3日，案外人于某1与邓少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约定，于某1将其持有的×1株式会社100%的股权转让给邓少东，转让款为人民币100万元，邓少东于2011年10月31日前向于某1支付。如邓少东未在此期限前向于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须将位于庙城镇新新小镇东侧的楼房一套转让给于某1。2011年11月16日，×1公司（甲方)与于某2(乙方）签订《购房协议》2份，约定乙方认购甲方自建的股东宿舍楼。价款人民币分别为1274400元及1374300元。2012年4月20日，于某1向×2株式会社账户汇入2000万日元。2012年8月1日、2012年8月3日，×2株式会社向×1株式会社分两次转入2000万日元。2013年4月1日，邓少东向刘永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刘永红现金2290000（大写：贰佰贰拾玖万元整）月利息2%。季度支付，一年内还清，2014年年底还清。”2014年4月23日，邓少东在该借条下方，写明：“欠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利息450000元承诺2014年6月底前还清。承诺人：邓少东”。2015年3月25日，邓少东与刘永红签订《个人借款抵押保证合同》1份，约定邓少东向刘永红借款人民币229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1日到2016年4月1日止。同日，邓少东再次向刘永红出具借条一份。
对于款项的交付，刘永红在简易程序开庭时陈述称，邓少东因购买办公场所向刘永红借了30万元，后收回。诉讼中的229万元是刘永红与其爱人帮邓少东借的2000万日元，借完后这笔钱由刘永红偿还的，偿还后由刘永红与邓少东签了借条。在普通程序开庭时，刘永红陈述，因邓少东购买×1株式会社股权，需要支付2000万日元给×1株式会社，于某1于2012年4月20日出借给×2株式会社2000万日元。2012年8月1日和2012年8月3日，×2株式会社分别汇款1000万日元到×1株式会社账户中，后×2株式会社将这笔债权转给了刘永红，为此邓少东于2013年4月1日，按照当时的汇率7.3，将2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229万元，向刘永红出具了借款手续。且邓少东通过转账方式也向刘永红归还了22万元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本案中刘永红需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现刘永红提交转账记录证明借款的交付情况，但该转账记录并非从刘永红的账户中转入邓少东的账户，而是由于某1账户转入×2株式会社账户中，再由×2株式会社账户转入×1株式会社账户的，现刘永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于某1、×2株式会社、×1株式会社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借贷关系，且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刘永红。另，关于款项的交付，刘永红方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刘永红陈述称系刘永红与其爱人于某1帮邓少东借款2000万日元，后刘永红偿还了借款，故邓少东将这2000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给刘永红出具的借条，但是根据刘永红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系于某1先向×2株式会社转账，后×2株式会社再向×1株式会社转账的，且刘永红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与于某1之间的关系。此外按照刘永红陈述的汇率，将2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也并非是229万元。故该院认为，刘永红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刘永红对于款项已实际交付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故对于刘永红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永红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刘永红提交14份新的证据：证据1，离婚证、离婚协议，证明刘永红与于某1于2013年7月31日离婚，所有债权归刘永红所有。证据2，转账回单，证明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邓少东分三次向刘永红支付利息10万元，并按季度支付。证据3，转账回单，证明2014年4月至今，邓少东分5次向刘永红支付借款利息12万元，并按季度支付。证据4，孙某的股东购房协议，证明×1公司将其宿舍楼第2幢4单元302号房屋售卖给孙某，并非于某2。证据5，朱某的股东购房协议，证明×1公司将其宿舍楼第2幢4单元301号房屋售卖给朱某，并非于某2。证据6，×2公司股东转让记录公证书；证据7，重要事项说明书公证书；证据8，全部事项说明书。上述证据6至证据8共同证明2011年10月12日于某1将×1株式会社100%股权转让给邓少东，于某1将川口四丁目69号番地1的102房屋转让给邓少东；该证据与前述证据共同证明2012年4月邓少东将北京的两套房产作为上述股权及房产的对价支付给于某1，与2012年8月于某1借给邓少东的2000万日元无关。证据9，证明及转账记录，证明×2株式会社将于某1的2000万日元转借给邓少东，上述借款为于某1及邓少东的个人借款。证据10，闭锁事项全部说明书；证据11，履历事项全部说明书，两份证据共同证明邓少东自2011年11月至今一直为×1株式会社董事长且是唯一董事，实际控制×1株式会社。证据12，证人孙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其陈述从于某1处直接购买了沃尔佳乐2号楼4单元×号，房款是直接打给于某1的；证据13，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其陈述通过朋友介绍从于某1处买的房子，房款两年付清，其认为于某1就是×1公司的人；证据14，于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陈述关于229万元借款，包括通过日本公司转账的2000万日元，当时的汇率是7.3，以及当时借给邓少东律师事务所的30万元。2000万日元是通过在日本×2株式会社汇给邓少东的公司的，30万元是给邓少东的现金。邓少东对两笔钱出具了229万元的借条；×1公司是邓少东自己控制的公司，当时于某1将日本×1株式会社的股权转让给邓少东了，邓少东通过其名下的公司抵顶给了于某1两套房子，两套房子给于某1的儿子于某2，后来于某2不要房子了，于某1就将房子卖了一个姓朱的和一个姓孙的，两套房子都是110万元。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100万元对价，于某1陈述这是合同的约定，当时是为了少点税费。刘永红提交上述证据12至证据14证明于某1和邓少东关于股权转让款的对价是通过北京市怀柔区的两套房子折抵的。
经庭审质证，邓少东于刘永红提交的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离婚协议中并未明确记载刘永红对邓少东享有债权；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只有部分转账记录，邓少东一共汇款37万元，上述证据只是偿还双方30万元借款，并非本案借款利息；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不申请鉴定；证据6、证据7和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2000万元日元与诉争借款没有关系；证据9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据10、证据11，认可真实性，主张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于证据12至证据14，认为三位证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对孙某、朱某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于某1证言的真实性，邓少东在2007年成立律所时向于某1借了30万元，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将本金和利息均还清。邓少东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因邓少东对刘永红提交的证据中，除了证据5和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刘永红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本院亦不持异议，对刘永红提交的除证据5和证据14之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5，因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关证据14于某1的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断。
二审期间，邓少东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经询，关于229万元的构成，刘永红主张第一笔是30万元的现金，07、08年于某1将现金给了邓少东，当时有借条，怎么约定利息的不记得了；第二笔就是×2株式会社向×1株式会社支付的2000万日元，229万元就是上述两笔借款本金加利息的确认。邓少东对其出具的借条无异议，但主张是刘永红和于某1当时在闹离婚，要求邓少东出具借条，不出具就留在办公室不走，邓少东才出具的；邓少东认可其是×1株式会社的法定代表人，但主张诉争2000万日元是双方之间的货款，没有货物买卖合同，只有资金往来记录。
一审期间，关于2000万日元如何换算成229万元人民币，刘永红陈述按照2013年4月1日外汇汇率发生。邓少东主张借款没有实际发生，本案2000万日元是给付邓少东的100多万元房款，应为两套房子，一套120万元，一套130多万，股权转让对价是100万元，故2000万元日元系差价。一审期间，刘永红认可3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从刘永红提交的邓少东的还款信息看，邓少东的还款期间从2013年7月3日至2016年2月。
2013年7月31日，于某1与刘永红在怀柔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中约定：债权归刘永红所有。
另查，2013年4月1日日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日元约等于0.06637人民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双方诉辩主张，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刘永红与邓少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如果存在，邓少东应偿还的金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刘永红与邓少东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邓少东先后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分三次向刘永红出具借条，均载明借款金额是229万元，邓少东虽辩称其并非真实意愿，是因为刘永红与于某1正在闹离婚，刘永红要求其出具，不出具就不离开办公室，故邓少东无奈之下才出具上述借条，但邓少东并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佐证，如果双方借款行为未实际发生，邓少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三年均出具多次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并且借条上还明确注明了利息金额和承诺偿还日期。其次，从刘永红关于229万元的陈述看，其一直主张包括本金30万元和2000万日元，以及利息。关于30万元，邓少东认可确实曾经向于某1借过该笔款项，但主张已经偿还，刘永红在一审期间亦认可已经收到该部分还款；对于2000万日元，刘永红主张系案外人于某1通过东世纪株式会社汇入×1株式会社，而邓少东确时任×1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邓少东虽辩称上述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但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此外，虽然上述款项均通过案外人于某1进行，但鉴于上述款项交易发生时，刘永红与于某1之间系夫妻关系，故邓少东向刘永红出具借条符合常理，且于某1庭审中亦认可该笔债权应由刘永红主张。综合上述情况，在邓少东未能提交其他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根据双方现有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为，刘永红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中应认定刘永红与邓少东就诉争借条存在借款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邓少东应偿还的借款金额问题。本院认为，因刘永红认可上述229万元的构成中包括当时邓少东因成立律师事务所支付的30万元，且一审期间认可已经收到上述款项，邓少东也认可上述30万元本金、利息已经均偿还清楚，故应当从上述229万元中予以扣除；其次，刘永红认可诉争229万元的构成包括：本金30万元、本金2000万元日元和上述款项的利息，但其无法具体说明双方确定229万元之时所包括的利息金额、利息标准和计算方式，在此情况下，本院认定本案中邓少东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2000万日元。鉴于刘永红认可上述日元应根据出具借条当时即2013年4月1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故按此折算，邓少东尚欠的本金金额折合人民币为132.74万元。刘永红要求邓少东偿还借款229万元的上诉请求因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利息问题，因双方对于其中30万元的出借时间和利息标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均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故对刘永红关于该30万元部分的利息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对于2000万元日元，因诉争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利息为月息2%，不高于法律规定标准，且刘永红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不早于出借日期和借条出具日期，本院予以支持。刘永红高于该部分的利息主张因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永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941号民事判决；
二、邓少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刘永红借款本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二万七千四百元；
三、邓少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永红支付相应利息：以上述一百三十二万七千四百元为基数，自二○一三年四月一日起，按照月利息百分之二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驳回刘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946元，由刘永红负担17212元（已交纳），由邓少东负担237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40946元，由刘永红负担17212元（已交纳），由邓少东负担237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清波
审 判 员 田 璐
审 判 员 宋 晖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郭欣欣
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