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25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达荣，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颖鹏，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刚伟，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高辉，男，196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白水塘自然村302房。
法定代表人：赖高辉，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晓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海，男，197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
上诉人许达荣因与被上诉人赖高辉、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百家公司）、原审被告黄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8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许达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二审庭审中，许达荣提交固定上诉请求申请书，明确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10月15日，利百家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和村蟹山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蟹山合作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蟹山合作社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蟹山村牌坊正门右侧壹栋一级一类楼房。2015年11月22日，赖高辉以个人名义与许达荣签署协议书，将案涉场地合约承包给许达荣。2015年11月26日，蟹山合作社与利百家公司、许达荣签订协议书，解除蟹山合作社与利百家公司的租赁关系，利百家公司按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现状交回蟹山合作社。（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1．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涉及的资产相关费用，其依据是双方协议。双方协议约定，赖高辉将案涉场地合约承包给许达荣。但是，随后三方协议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与双方协议，蟹山合作社将案涉场地及其设施按现状租赁给许达荣使用。作为案涉场地的所有者与出租方，蟹山合作社声称其对本案讼争标的享有排他性的合法权益，并认为案涉资产的所有相关费用不应交纳给赖高辉而应交纳给蟹山合作社。2．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涉及的10万元保证金，是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根据《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支付给蟹山合作社。三方协议解除了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租赁关系，保证金问题应由蟹山合作社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之间解决。因此，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的两项诉讼请求存在较大争议，并均涉及蟹山合作社。此外，蟹山合作社也是案涉主要证据的一方当事人，特别是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证据6与许达荣证据《说明》的来源方。因此，无论是为查清本案事实，还是维护蟹山合作社这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都应当依法追加蟹山合作社作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
（二）一审判决遗漏了对双方协议效力的审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1．一审认定赖高辉签名属于职务行为错误。1999年10月15日，利百家公司与蟹山合作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案涉场地。2015年11月22日，赖高辉以个人名义与许达荣签署双方协议，将案涉场地合约承包给许达荣。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房屋租赁合同》是案涉场地合约承包协议的基础。案涉场地原承租方与经营者是利百家公司而不是赖高辉。赖高辉虽然是利百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赖高辉也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赖高辉以个人名义与许达荣签订案涉场地合约承包的双方协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赖高辉具有与许达荣签订双方协议的合法有效授权，事后也未经利百家公司追认。故双方协议对利百家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认定“赖高辉在上述协议的签名属于职务行为”是错误的。2．双方协议因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可能无效。退一步讲，即便赖高辉有权签订双方协议，包括案涉场地的经营者与承租人事后追认其代理权限，双方协议的效力也是存疑的。双方协议第一条约定，赖高辉原有相关证照保留转名给许达荣继续使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立行政许可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营旅馆业必须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然而，赖高辉与许达荣签署双方协议时，赖高辉故意隐瞒案涉场地客家王酒店的《特种行业许可证》早已过期的事实。此后，许达荣多次要求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但至今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仍未补办该许可证。这直接导致案涉场地至今无法合法使用，双方合同目的至今未能实现。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也明确告知一审法院其并未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将原有相关证照保留转名给许达荣。同时，双方协议作为一份承包协议，如涉案场地不具备《特种行业许可证》，则赖高辉所基于主张其诉讼权利的双方协议因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可能无效。因此，双方协议因赖高辉无代理权限而无效。一审判决还遗漏了赖高辉主张权利的依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双方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审查，从而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
（三）一审判决遗漏了双方协议提前终止事实的审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1．赖高辉违反法律法规与合同约定。《房屋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在履行合同中，为维护甲方的声誉，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当地政府乡规民约的有关规定。但是，在租赁期间，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违反法律法规，导致其经营的租赁场所因涉毒涉黄被查处。《房屋租赁合同》第九条约定，承租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1．承租方擅自将房屋使用权转让或作抵押的。2．承租方利用房屋进行违法活动，损害国家公共利益。”事实上，除利百家公司擅自签订上述双方协议转让案涉场地承包经营权之外，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此前还将租赁场所的一至三楼的使用权擅自转租给许达荣。赖高辉不仅违法涉毒涉黄导致租赁场所被查处，而且两次未经出租方同意擅自将租赁场所一至三楼与四至七楼的使用权转让给许达荣，己构成了对《房屋租赁合同》的根本性违约。因此，蟹山合作社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2．三方协议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协议随之提前解除。2015年11月22日，双方协议第三条约定，为“合同变更”，即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承诺变更其与蟹山合作社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从而将案涉场地的合约承包给许达荣。2015年11月26日，三方协议则约定，解除蟹山合作社与利百家公司的租赁关系，利百家公司按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现状交回蟹山合作社。三方协议还约定，蟹山合作社将案涉场地及其设施按现状租赁给许达荣使用。因此，双方协议约定的案涉场地合约承包的基础，即案涉场地的《房屋租赁合同》，因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的违法违约行为而提前解除。双方协议因三方协议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而随之于2015年11月26日提前终止。一审判决遗漏了双方协议提前解除事实的审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
（四）一审判决将案涉费用认定为“许达荣在上述租赁期间对客家王相关资产使用费的约定”错误。1．双方协议第三条约定，许达荣每月5日前需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交纳53800元承包费。故双方协议约定的是案涉场地合约承包费而并非资产使用费。2．无论是合约承包费又或者是资产使用费的获取基础都基本一致，费用收取者对该标的享有经营权或使用权，但是，一审所查明的事实是错误的，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对该标的并不享有经营权或使用权。一审期间，许达荣向法院提供的蟹山合作社2016年9月10日出具的《说明》“许达荣向我村租赁该楼房之后，楼房内的固定设施的使用费应由许达荣向我村交纳”，及赖高辉提供的由许达荣、赖高辉、蟹山合作社于2015年11月26日签署的三方协议第一条“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甲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同时，丙方按租赁物及附属设施现状交回甲方。”可见，自2015年11月26日三方协议签订之日起，涉案场地内固定资产的所有者已为蟹山合作社。即自该日起，利百家公司即已经丧失了对客家王酒店资产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同时，根据三方协议，许达荣向蟹山合作社租赁取得对涉案场地的承租权，并因此从蟹山合作社处取得涉案场地内固定资产等的使用权。3．许达荣所支付费用并非为履行双方协议。因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未能履行双方协议约定的义务，使许达荣不能合法使用涉案场地，因此，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一直无权要求许达荣向其支付任何费用。然而，其多次前往许达荣处吵闹严重影响了许达荣的工作，同时，其也多次要求许达荣垫付费用，以便其完成包括但不限于《特种行业许可证》恢复、续期等相关涉案场地合法经营手续。许达荣最终同意垫付部分费用予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从现在情况来看，该费用的取得实质为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所骗取许达荣的费用，许达荣有权要求其返还。
（五）一审判决认定许达荣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及相关利息，遗漏审查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违法违约在先与分期付款的基本事实，也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1．在签订双方协议时，赖高辉、利百家公司隐瞒案涉场地违法涉毒涉黄被查处及《特种行业许可证》过期的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与诚实信用原则。2．在签订双方协议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违反法律法规与双方协议约定，至今未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续期与更名手续，导致许达荣至今不能合法经营案涉场地，随时面临相关部门的处罚并造成无法预见的损失。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构成根本性违约在先。3．双方协议约定第三条约定，许达荣每月5日前需向赖高辉交纳53800元承包费至合同期满（即2018年5月止）。何况，本案涉及的是合约承包费，既然是承包就存在不确定性，一审判决时未产生的费用就不可强行纳入判决金额。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本案起诉之前，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曾因许达荣未按期支付承包费而向许达荣主张过相关权利及违约责任。在赖高辉违反法律法规，构成根本性违约并可能给许达荣造成无法预见损失的情况下，许达荣有权拒绝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支付任何费用与款项。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赖高辉曾因许达荣未按期支付承包费而向许达荣主张过相关权利及违约责任。何况，双方协议约定为分期且不确定的付款，而不是一次性确定的付款。一审判决罔顾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违法违约在先与分期付款的事实，认定“许达荣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此情形下，广州百利家工贸有限公司一次要求许达荣支付资产使用费1499803元（53800×30－114197）理据充分”。还认定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要求自2016年5月6日起以149980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关于一次性支付款项及相关利息的认定，是没有查清基本事实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此外，一审案卷，包括2016年9月11日的庭审笔录，没有任何关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主张利息的法庭调查、举证与质证、法庭辩论与代理意见。因此，一审判决关于利息计算基数与起止时间的认定，还违反了法定程序，剥夺了许达荣的诉讼权利。
（六）一审判决擅自为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变更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在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资产转让费”而并非“资产使用费”。众所周知，转让费是基于所有权，使用费是基于使用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而且价值也相差甚远。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提出的每月53800元的是转让费而并非使用费。在一审庭审中，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从未向法院主张此费用为“资产使用费”，由此可见，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的真实意思也是至少认为该费用作为资产转让的对价，而非资产使用的对价。然而，一审法院在未曾对此进行任何释明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中却将前述费用认定为“资产使用费”，违反了民事审判的相关原则，罔顾案件事实，在未取得诉讼当事人的同意下，擅自变更起诉方的诉讼请求的错误做法。
（七）一审判决要求许达荣立即退还保证金错误。一审判决以“2015年11月26日《协议书》仅约定在租赁期满结清费用时由………并未免除许达荣向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该100000元保证金义务”为由，判决许达荣立即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支付保证金。上述判决是错误的。根据许达荣与赖高辉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的双方协议明确约定“村委原甲方（利百家公司）押金合同期满后由乙方（许达荣）退还甲方，押金单由甲方保管”，庭审期间，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明确确认该押金单在其处。由此可见，除非2015年11月22日双方协议无效或者解除，否则，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无权要求许达荣立即退还保证金。
综上，一审判决多次违反法定程序，遗漏诉讼当事人蟹山合作社，剥夺许达荣的诉讼权利，还存在多处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或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辩称：许达荣的固定上诉请求申请书不是在上诉期间提交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同意许达荣的行为，应该按照上诉状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上诉状答辩意见如下：许达荣在上诉状中陈述全部均不属实。（一）不存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的情形，也不存在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也不存在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已经遵循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包括配合办理转名手续，移交酒店经营证照及具体物资，并无任何违约的情形，为了证明酒店能够正常经营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供法庭参考，显示该涉案酒店是经工商部门核准，经营状态是正常的，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与许达荣于2015年11月签订转让协议书，并在2015年12月26日双方以蟹山合作社签订协议至今两年多，商业逐利乃是本性，倘若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未提供有效期内的特种行业许可证，那许达荣会在签订合同后会一直督促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但截至本案一审庭审中许达荣都没有提及任何催办该证的行为，提出该证只是许达荣的诉讼策略而已。许达荣在上诉状第一点中称许达荣无需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支付任何对价，这与许达荣一审中自认截至2016年5月份已经支付114197元的费用是矛盾的。（二）不存在法院认定客家王相关资产使用费约定错误的问题。因为本案双方是概括转让使用资产，尽管协议书表述为承包费，但实质是概括转让使用资产，不存在许达荣上诉状第二点所称向许达荣预支了费用，也不存在预支费用是用于特种行业许可证恢复的费用，这是许达荣在二审上诉状中第一次定义了已经支付的114197元为预支费用，在一审中一直都称该款是补偿费用，许达荣先后变更了该费用的称谓都是错误的，一审法官已经正确的认定114197元就是许达荣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支付的资产转让使用费。（三）不存在一审法院擅自变更诉讼请求，因本案实质是资产的概括转让使用，因此称呼为资产转让费或者资产使用费都并不影响本案协议的履行，因本案除了将经营证照移交给许达荣也包括将酒店内的现有的大床、床具、窗帘、灯具、空调、热水器、电视机、家具、餐桌、厨具等一切的资产都概括转让使用给许达荣。（四）不存在许达荣所称的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无法律依据的情形，因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以及第一百七十四条，完全符合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的判令是完全正确的。（五）不存在法院判决要求许达荣返还保证金错误的情形，因为2015年11月22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要配合许达荣到村委完成办理转名手续，因此在2015年12月26日双方到蟹山合作社签订协议完成转名手续，同时该协议还约定将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已经支付给经济社的10万元信誉保证金转名给许达荣，即由许达荣直接将1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赖高辉、利百家公司预交的信誉保证金转为许达荣交的信誉保证金，为了核查此事实，一审经办法官于2017年3月23日亲自去经济社进行调查，形成了调查笔录，可以证实，该10万元信誉保证金许达荣应该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退还，退还信誉保证金也是在2015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要求许达荣返还10万元保证金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
原审被告黄海没有到庭陈述意见。
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达荣、黄海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支付拖欠资产转让费共计人民币1499803元及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7年6月1日为76699.51元）；2．许达荣、黄海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退还信誉保证金100000元；3．案件诉讼费用由许达荣、黄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0月15日，广州市白云山农场同和村蟹山经济合作社（甲方）与利百家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蟹山村牌坊正门右侧壹栋一级一类楼房（七层）拥有使用权的房屋及所属范围，同意租给乙方商业综合服务使用，总建筑面积3150平方米（附见图纸），同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好市有关规定的房屋安全使用证书（费用由乙方负责）；租赁时间共壹拾年，出租期从2000年四月一日起至2010年3月30日止（计租期从甲方交付乙方使用日起）；甲方将整栋楼房从2000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0日止，每月按38000元计算为月租金出租给乙方（该价双方同意在合同期内不再调整），在合同期内甲方将从2000年4月1日计起，每二年按照低数租金计算收取乙方8%的递增费，实际交租如下，2000年4月1日至2002年3月30日38000/月租，2002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0日，41040/月租，2004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0日44323/月租，2006年4月1日至2008年3月30日47869/月租，2008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0日51698/月租；缴交租金方法转账（或现金）；甲方同意从实际租赁日计起，在合同中甲方同意给乙方三个月时间为乙方改造及装饰施工期（不计租金，即从2000年1月1日至3月30日止）；双方在签订合同日，乙方需向甲方交纳信誉保证金五万元，双方在共同履行合同结束后，甲方应将信誉保证金如数退回给乙方（不计利息）；甲方收取乙方水、电费按同类地区居民的标准收取（甲方不再另加收服务费）缴交费按每月收取一次；乙方在租赁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有关部门所需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在承租期应按有关部门的规定搞好防火安全工作所造成的一切责任事故均有乙方自负；承租期满一切固定设施不得拆除；等等。赖高辉在合同承租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利百家公司在签名处加盖印章。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出具《补充协议》，表示增加如下条款：凡涉及土地、房屋权证的纠纷所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概由甲方负责；本合同第十条第二款所指的“特殊情况”专指国家新的规划政策，其他无特殊情况可言。
2008年8月1日，广州市同和蟹山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利百家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房屋在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基础延续捌年，即从2010年4月1日起延期至2018年3月31日止；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原交纳伍万元信誉保证金的基础上增加伍万元信誉保证金，即信誉保证金为壹拾万元整；甲乙双方同意在合同延续期间每二年按租金底数的8%乙方向甲方交纳递增费，具体交纳计算如下，1、2010年6月1日—2012年5月31日月租为60000元；2、2012年6月1日—2014年5月31日月租为64800元；3、2014年6月1日—2016年5月31日月租为69984元；4、2016年6月1日—2018年5月31日月租为75582元；等等。赖高辉在合同承租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利百家公司在签名处加盖印章。
2015年11月22日，赖高辉（甲方）与许达荣（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将客家王酒店整栋楼合约承包给乙方经营（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止），协商如下：一、甲方配合乙方到村委和同和实业公司办理相关和完善转名手续，甲方原有相关证照保留转名给乙方继续使用，配合乙方到相关部门办理变更法人手续；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相关手续后，乙方应保证甲方原租户合同合法权益，原租户合同继续生效；三、合同变更后，客家王酒店整栋楼的所有经营权为乙方所有，原租户租金由乙方收取，租户押金由甲方保管，村委租金由乙方自行至村委交纳，村委原甲方押金合同期满后由乙方退还甲方，押金单由甲方保管，现有客家王保留现状无偿给乙方使用，另在合同更改完善后，乙方每月5日前需向甲方交纳53800元承包费至合同期满（即2018年5月止）。黄海在担保人处签名。
2015年11月26日，蟹山合作社（甲方、出租方）与许达荣（乙方、承租方）、利百家公司（丙方、退租方）签订《协议书》，鉴于甲丙双方于1999年10月1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见附件1）及2008年8月1日又签订《补充协议》（见附件2），约定由丙方承租甲方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蟹山村牌坊正门右侧1栋总建筑面积3150平方米的七层楼房等等（下称该租赁物），现就甲丙双方解除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甲乙双方按上述甲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剩余租期，相同的租金和交纳时间及方法、水电费标准及办法、违约责任等由丙方按该租赁物现状承租甲方物业的事宜，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甲丙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甲丙双方解除租赁关系，即《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各项条款解除及终止执行，同时，丙方按租赁物及附属设施现状交回甲方；截至2015年11月30日，甲丙双方未结清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水电、治安、卫生费等），丙方应2015年11月30日前予以结清；甲乙双方同意2015年12月1日起甲方将该租赁物按现状交付乙方使用，至2018年5月31日收回；租金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每月租金为人民币69984元，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每月租金为人民币75582元，乙方缴纳时间为乙方每月8号前向甲方支付当月租金等有关费用；丙方同意其向甲方交纳的信誉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变更为乙方向甲方交付的保证金100000元，故甲方不必退回丙方，甲乙双方租赁期届满乙方付清各项费用后，由甲方退回乙方；等等。
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期间，黄海向案外人陈明媚支付共计114197元，其中最后一笔支付发生于2016年5月1日。许达荣对此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属于许达荣支付予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的补偿费用，并不是针对涉案协议所支付。
许达荣为证实涉案场所原承租方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及固定设施归村委所有的事实，提交了蟹山合作社2016年9月10日出具的《说明》，载明：1999年10月15日我村与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利百家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我村所有的位于村牌坊正门右侧壹栋一级一类楼房出租给利百家公司使用。2015年11月1日，利百家公司向我村提出解除租赁合同，我社经社委会研究并呈请村委有关部门及领导同意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利百家公司从2015年12月开始不再交纳租金。与利百家公司解除租赁合同之后，我村准备将该楼房另行出租，我村于是找到许达荣问他是否愿意将整栋楼房租赁下来，许达荣对此表示同意，并向我村交纳了10万元的保证金，届时本楼物业已完全由许达荣租赁使用。因我村之前与利百家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曾约定：承租期满一切固定设施不得拆除。在我村与利百家公司解除合同之后，该楼房内的固定设施已归于我村所有。许达荣向我村租赁该楼房之后，楼房内固定设施的使用费应由许达荣向我村交纳。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该说明是村社在偏帮许达荣，想降低许达荣的成本，第二，该说明是村社单方主观陈述文件，不具有客观性，且村社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约束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与许达荣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该说明如何属于证人证言，那么应当依法出庭作证，接受当庭询问及质证，故该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
另查：赖高辉起诉许达荣、黄海合同纠纷一案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6）粤0111民初8055号裁定书，准予赖高辉撤回起诉。该案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3日到蟹山合作社进调查，该社在笔录中表示，涉案租赁合同中的“广州市白云山农场同和村蟹山经济合作社”与该社属同一个经济合作社，多年前该社由白云山农场管；对于100000元押金，是该社与赖高辉、许达荣三方签订合同后，约定由许达荣给回100000元现金赖高辉，然后该社给回原押金收据赖高辉，再开具新的押金收据给许达荣，该社不清楚许达荣有无将100000元给赖高辉；对于设备转让款53800元，该社认为在赖高辉退出原租赁合同后所有的设备应由该社收回，赖高辉无权再收取所谓的设备转让款，设备属该社所有；对于重新签订的三方协议，已明确约定原房屋租赁合同已解除；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表示上述笔录可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的出租方与转名协议书中出租方均是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蟹山村经济合作社。
一审庭审中，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1499803元根据自2015年12月计至2018年5月，扣减已支付的114197元计算所得，利息从2016年5月6日起算；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基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与村委解除合同移交，把10万元的保证金转为许达荣名下的保证金，故该10万元的保证金实际是属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的。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明确保证人黄海并未履行保证责任，许达荣亦表示一直交费至2016年5月1日，共计11419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在利百家公司与许达荣、蟹山合作社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是否仍有权向许达荣主张涉案相关款项及款项性质。利百家公司就承租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蟹山村牌坊正门右侧一整栋物业事宜与蟹山合作社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约定租赁期自2000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并约定承租期满一切固定设施不得拆除，即租赁期满后的固定设施应属蟹山合作社。期间，赖高辉作为利百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许达荣2015年11月2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许达荣在受让客家王经营权的同时需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期间按照每月53800元标准计付的费用，该费用应视为许达荣在上述租赁期间对客家王相关资产使用费的约定，理由如下：首先，蟹山合作社与许达荣、利百家公司2015年11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自2016年12月1日起由许达荣承租涉案物业至2018年5月31日，即许达荣已可实际租赁涉案物业；其次，许达荣自2016年12月1日起向利百家公司支付费用的约定与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中物业固定设施在租赁期满属蟹山合作社的内容并不矛盾，许达荣所支付的费用应认定为利百家公司在租赁期未届满时对客家王资产所享有权利的对价；第三，在许达荣并未对其支付的114197元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上述114197元应视为许达荣实际履行2015年11月22日《协议书》的款项。因此，利百家公司在三方签订《协议书》后仍有权向许达荣主张尚欠资产使用费。因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明确黄海未履行保证责任，许达荣亦自认114197元属向赖高辉、利百家公司缴交的款项，黄海并未到庭对此予以抗辩，故银行明细显示的黄海转账的114197元应视为许达荣所缴交。虽2015年11月22日《协议书》约定的是每月5日前缴交53800元，但综合许达荣所款项缴交情况，至利百家公司起诉之日2017年6月29日止仅支付了114197元，与其时应缴交的1022200元（53800*19）相距甚远，即许达荣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该情形下，利百家公司一次性要求许达荣支付资产使用费1499803元（53800*30-114197）理据充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鉴于赖高辉在上述协议的签名属职务行为，故其无权要求许达荣支付款项。对于利息的诉请，利百家公司要求自2016年5月6日起以149980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予以支持。对于100000元保证金的处理，2015年11月26日《协议书》仅约定在租赁期满结清费用时由蟹山合作社退回给许达荣，但并未免除许达荣向利百家公司支付该100000元保证金的义务，故许达荣相应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许达荣应向利百家公司支付该100000元。因黄海在2015年11月22日《协议书》中作为担保人签名，在该协议书并未约定其需承担何种保证责任的情形下，黄海应对许达荣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责后有权向许达荣追偿。黄海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许达荣向利百家公司支付资产使用费1499803元及利息（利息以2016年5月6日起以149980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许达荣向利百家公司支付100000元。三、黄海对许达荣上述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责后有权向许达荣追偿。四、驳回利百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赖高辉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89元，由许达荣、黄海负担。上述费用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已预交，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同意由许达荣、黄海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赖高辉、利百家公司。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许达荣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特种行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2．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3．利百家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超期换证自行停业整改报告》；以上证据拟证明：涉案场地承租人与经营者为利百家公司，赖高辉以个人名义与许达荣签订涉案场地合约承包的双方协议，未得合法有效授权与追认，双方协议对利百家公司不发生效力；在签订双方协议时，赖高辉、利百家公司故意隐瞒涉案场地《特种行业许可证》早已过期的事实，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与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双方协议无效；在签订双方协议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违反法律法规与双方协议约定，至今未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续期与更名手续，导致案涉场地至今不能合法经营，随时面临相关部门的处罚并造成不可预见的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在先。4．收据复印件，拟证明2015年11月30日，许达荣向蟹山合作社支付租赁涉案场地的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向许达荣主张退还保证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赖高辉、利百家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从落款时间看不是二审的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证据使用，该证件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系，因本案双方是资产的概括转让使用，同时该资料也没有原件在，对真实性不确认；2．证据2，从内容看时间是在一审终结之前，要证明的事实也是在一审终结前，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二审开庭时提交已经超过了二审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是双方关于资产的概括使用转让问题，双方已经明确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到蟹山合作社办理转名手续且已经办理转名完成，许达荣一直正常接手经营至今，且根据工商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涉案酒店是合法程序正常经营的；3．证据3，落款时间看该材料并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该材料可以看出许达荣从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处接手酒店后已经转名登记为许达荣，许达荣再将酒店转让给黄文霞，负责人发生变更，变更日期为2016年3月11日，这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故该份材料恰好证明许达荣经营涉案酒店一段时间后又顺利的将酒店转让给下一家，因此该材料对本案双方之间对资产概括转让没有关联性；4．对证据四，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确认，从落款时间看不符合二审新证据要求，里面显示的事实是赖高辉、利百家公司配合将10万元保证金转名给许达荣，也就是说许达荣并没有实际支付过10万元保证金，而是将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已经缴纳的10万元保证金转名登记在许达荣名下，一审法官的调查笔录有明确记载。黄海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赖高辉、利百家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涉案酒店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有2014年至2016年完整的年度报告，至今没有显示有任何经营异常情况，并不存在许达荣所谓的“经营场所至今无法合法使用，双方合同目的至今未能实现”的情形；利百家公司、赖高辉已经完全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移交合法有效的酒店营业证照，许达荣亦凭着利百家公司、赖高辉移交的、有效合法的经营证照才成为酒店负责人，并对酒店进行经营管理、获取收益。许达荣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形成于一审终结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认可证明内容，这份工商信息公示报告只是显示负责人有变更，但许达荣认为是特种行业许可证没有办理转移，双方签订协议时利百家公司、赖高辉故意隐瞒了特种行业许可证过期的事实，也包括消防许可证，都没有办续期和变更，导致许达荣无法合法经营涉案酒店，这证明利百家公司、赖高辉签订协议时隐瞒了事实。在协议签订后没有按照协议履行许可证等续期和转名的手续，是利百家公司、赖高辉违约在先。黄海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根据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记载，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是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黄红霞；2016年3月11日，其负责人由许达荣变更为黄红霞。
二审中，许达荣陈述，53800元是承包费，承包费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保证与蟹山合作社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和合法经营的权利，关键是能正常经营场地的经营权，如果经营权不合法，承包费是不可能支付的，现在的情形经营不是合法经营，在证件全部齐备的情形下才应该承担53800元的费用。利百家公司、赖高辉陈述，承包费费用包括客家王酒店经营权和留在客家王酒店的所有物资，由许达荣每月5日前交53800元给利百家公司、赖高辉；客家王酒店经营权和村社场地含金量较高，利百家公司、赖高辉退出由许达荣接手且将经营权和物资交由许达荣，许达荣每月交53800元性价比很高。
二审中，许达荣向本院提交《追加诉讼当事人申请书》，请求追加蟹山合作社为本案当事人。
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四，一是蟹山合作社是否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是2015年11月22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以及是否已经解除，三是许达荣是否应当一次性支付11月22日《协议书》项下承包费及利息，四是利百家公司在本案中请求赖高辉支付保证金10万元有无依据。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蟹山合作社是否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案中，利百家公司、赖高辉依据11月22日《协议书》请求许达荣支付其中约定的53800元承包费，蟹山合作社并非《协议书》签约一方，也没有证据证实蟹山合作社曾向许达荣主张过支付租金之外的其他资产使用费、承包费等费用，故蟹山合作社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许达荣上诉主张一审遗漏诉讼主体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许达荣二审申请追加蟹山合作社为当事人，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2015年11月22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以及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第一，11月22日《协议书》虽然是赖高辉与许达荣签订，但赖高辉签署协议时是利百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百家公司此后亦依约履行，直至本案诉讼均无证据显示利百家公司对赖高辉签订11月22日《协议书》的行为提出过异议，亦应视为对该协议予以认可。许达荣上诉认为赖高辉签约属于无权代理故《协议书》应为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从利百家公司、赖高辉二审提交的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来看，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的负责人曾登记为许达荣，可见相关协议签订后，许达荣仍然是以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现并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是《特种行业许可证》的转让，亦无证据证实涉案场地因《特种行业许可证》到期而持续无法开展经营活动造成许达荣实际损失，至于相关证照是否处于有效期内，并不必然导致协议书无效。据此，许达荣上诉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11月22日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蟹山合作社是否得依《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属于蟹山合作社行使合同解除权问题，在蟹山合作社没有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11月22日《协议书》效力应不受影响。11月26日三方《协议书》约定许达荣向蟹山合作社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11月22日《协议书》中约定的许达荣向利百家公司支付资产使用、酒店经营对价，亦无矛盾，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妥，许达荣上诉主张11月26日三方《协议书》解除了11月22日双方《协议书》，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应按11月22日《协议书》履行。11月22日《协议书》签订后，各方签订了11月26日三方《协议书》，许达荣已实际经营并登记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负责人，现并无证据证实因《特种行业许可证》到期而持续无法经营造成许达荣实际损失，故许达荣应依约支付承包费用。
关于许达荣是否应当一次性支付11月22日《协议书》项下承包费及利息的问题。11月22日《协议书》约定除“客家王保留现状无偿给许达荣使用”之外，赖高辉尚需配合办理相关证照转名手续，许达荣与利百家公司、赖高辉二审中亦均确认，协议书项下53800元每月承包费，除实物外尚包括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经营权的对价。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同和客家王酒店是利百家公司的分支机构，在履行完毕之前，许达荣是否享有经营权利并非必然确定。故利百家公司、赖高辉主张承包费仅对应实物资产，并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理据不足，一审认定利百家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据此，双方应按照11月22日《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方式支付各期承包费及利息。利百家公司请求承包费在一审起诉前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予以驳回。11月22日《协议书》约定，许达荣每月5日前需支付53800元承包费至2018年5月，赖高辉、利百家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许达荣应当支付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承包费，合计1022200元（53800元/月×19个月），扣除许达荣已经支付的114197元，尚需支付908003元。各期利息应按协议书约定在每月应付承包费之次日起算，许达荣已付款项应优先抵充先到期款项，即：以47203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4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5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7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9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0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1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4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6日起计算；以上各期利息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关于利百家公司在本案中请求许达荣支付保证金10万元有无依据的问题。许达荣在二审中提交《收据》复印件，并辩称其已经向蟹山合作社支付了10万元保证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许达荣一审中提交的蟹山合作社《说明》载明的许达荣支付了10万元保证金，与一审法院向蟹山合作社所作《调查笔录》载明的该社开具新的押金收据给许达荣、不清楚许达荣有无支付10万元给赖高辉不符；其次，许达荣仅可提交《收据》复印件，亦无相应付款凭证，不足以证实已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故许达荣辩称已向蟹山合作社实际支付10元保证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11月26日三方《协议书》约定利百家公司同意其向蟹山合作社支付的保证金变更为许达荣向蟹山合作社支付，11月22日《协议书》约定，“村委原甲方押金合同期满后由乙方退还甲方，押金单由甲方保管”，据此许达荣应向利百家公司退还保证金。但根据11月22日《协议书》的约定，保证金应在合同期满后才予以退还，故许达荣支付保证金的条件尚未成就，利百家公司在本案中请求支付保证金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许达荣支付该项保证金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许达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8162号第五项；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8162号第二项、第四项；
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81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许达荣向被上诉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支付承包费908003元及利息（以47203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4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5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7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8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9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0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1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2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4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5月6日起计算；以53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6日起计算；以上各期利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
四、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8162号第三项为：原审被告黄海对上诉人许达荣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责后有权向上诉人许达荣追偿；
五、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889元，由上诉人许达荣、原审被告黄海负担1108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赖高辉负担88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889元，由上诉人许达荣负担1108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利百家工贸有限公司、赖高辉负担88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莫碧航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