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金义民初字第4189号
原告：马美锋，经商。
委托代理人：胡水清，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潘继斌，经商。
委托代理人：吴志强，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美锋诉被告潘继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马美锋于2015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新辉独任审判，于2015年9月29日组织证据交换，于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1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美锋的委托代理人胡水清；被告潘继斌的委托代理人吴志强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马美锋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美锋起诉称，原、被告素有业务往来，被告于2015年4月23日向原告订购货物。原告按约交货后，双方于2015年6月结算，被告应付货款289680元。现被告仅支付100000元，尚欠189680元。经原告催讨，被告拒绝支付。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8968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个人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止）。
被告潘继斌答辩称，原告的起诉不事实，原、被告无业务往来。被告的朋友、客商亚美尼亚人阿某，曾于2014年由翻译何芳陪同向原告采购军用腰带，今年又至原告处采购，涉案订单由被告、朱某陪同阿某与原告协商确认。被告作为翻译人员陪同，阿某在被告处也采购了部分体育用品。阿某委托被告代为收发货物，再将阿某支付给原告的货款由被告转付。阿某告知原告由朱某代为收发货物。因原告的腰带不符合约定，阿某无法交付给亚美尼亚军方。现货物仍堆放在阿某的仓库中，军方也留置了一部分，要求阿某用合格品置换。因此无论从主体上，还是产品质量规格上，都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对被告的起诉。
原告马美锋庭审中补充陈述称，利息是损失。2014年4月16日的订单是原告店里的，何芳有无陪阿某或外商前来订货不清楚。涉案订单下单时仅被告及朱某在场，原告不认识被告。涉案订单一式三份，原、被告各一份、原告店面留存一份。原告一直按店面样品供货，被告未要求腰带具有气眼。本案被告汇给原告妻子两笔共计55000元，朱某刷信用卡给原告45000元。
原告马美锋为了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1，买卖合同、支付凭证各1份（原件），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欠原告货款189680元。被告支付货款50000元给原告的妻子。
证据2，录音资料文字整理2份（打印件），光盘1份（刻录件），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189680元的事实。
被告潘继斌的质证意见：
证据1，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订单由原告与阿某商定，内容由原告书写。当时无被告和朱某的签字。被告和朱某的签字仅能证明两人收到过涉案货物。2015年6月15日左右调解时，被告签字确认收到过订单货物。支付凭证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将阿某的款项转付原告。
证据2，吴晓青与被告的录音中只能反映确认收到过订单中的货物，录音表明被告没有订单原件，间接证明原件在原告处，是原告与阿某的订单。工商局调解时的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被告潘继斌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录音资料2份（打印件），证明订单由阿某下。被告未确认系小朱下单，在订单中补签收货情况是为了补救产品质量事宜。被告提出合同主体是原告与阿某，原告回避未予正面回答。
证据2，订单2份（复印件），证明2014年原告通过何芳与阿某有过交易。本案订单由阿某签订，没有被告的签字，原件由阿某保管，阿某用自己的文字注明了要求。
证据3，照片8张（打印件），证明本案货物不符合约定，存在质量问题，仍存放于阿某的仓库。为了交付给军方，阿某另请人加工制作。
证据4，证人朱某的证言，证人朱某陈述其是被告的员工，阿某是被告的客户和朋友。阿某两次前往原告店面订货，原告均在场。第一次由阿某的翻译王毅成陪同，因价格未谈妥离开，第二次由潘继斌任翻译同去。本案订单由阿某商定，内容由原告书写，其仅在背面签字收货。因由其收货，故标注其姓名及联系方式。订货当天其与阿某向原告提供了没有气眼的腰带样品，原告从货架上取下一条有气眼的出示给阿某。具体样品有无封存不清楚。收货时其清点了数量，拍照留底。
证据5，证人ARMANGRIGORYAN（阿某·格里戈良，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护照号码：BA0039542，以下简称阿某）的证言，证人阿某陈述：1、其为亚美尼亚商人，本案合同系其与原告第二年合作，内容由其与原告商定，规格与去年一致，订单由原告书写，其确认了数字，未签字，仅在自己的原件中用亚美尼亚文作了标注。去年的订单原件存于亚美尼亚，如需要可提供。2、签合同时潘继斌、朱某、王毅承同时在场。其至少向原告出示了两次样品，因双方各自均有样品，故样品未封存。订货时其告知了原告通过被告付款，由被告员工朱某收货。100000元款项由被告转付。3、本案合同共定了三款货物，现已全部收取。前两款的长、厚、宽存在问题，缝纫位置和方法不正确，最后一款长度有问题。货物比去年的重量相差7-8公斤／箱。发现质量问题后，其即与被告联系，委托被告暂时代为解决。本案一半货物未准时交付，产生了额外空运支出。因货物质量不合格造成了约100000美元的损失。
证据6，2015年10月1日的录音资料1份（刻录件），证明原告认识阿某，是阿某与原告下的订单。
原告马美锋的质证意见：
证据1，录音证明被告即为老板，被告自认货物由其收取，款项向其催讨。合同具有相对性，购买签字者承担付款责任。补充录音无法证明是阿某向原告购买或委托被告购买皮带，唯一的争议焦点是皮带长度不一，要求原告解决。恰恰证明被告是买方，拖欠货款。
证据2，2014年4月16日订货单字迹原告不认识，不了解订单情况，与本案无关。2015年4月23日的订货单很多内容由被告自行添加，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证据3，样品未封存，是否原告的货物及样品无法确定。
证据4，朱某在被告代理人的诱导下陈述认识原告，下单及样品情况也未陈述清楚，且其为被告员工，证言可信度不高，其收取的货物应由被告承担责任。阿某系被告的客户，可以证明被告购买原告货物后再出售给阿某。朱某收货时已检验、测量、拍照，其未提出质量问题。无证据证明朱某与阿某具有委托关系。
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朱某看样后才与被告一起过来签单，故订单上没有阿某的签字。阿某提交的订单与原告提交的出入较大，阿某仅在自己的订单上添加了规格。已付款100000元由被告分三次打入原告账户。样品未经封存，无法确认。阿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定制皮带。被告2015年5月25日收货时如质量有问题，就不应该付款。付款说明货物合格。没有证据证明潘继斌、小朱和阿某之间是委托关系。
证据6，录音资料中的外国人及何芳是什么人原告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何芳与阿某有业务往来，整件事情何芳不知情，其为了留住阿某这个客户才来录音。录音形成时间为10月1日，此前原告不认识阿某。原告出于礼貌才与外国人谈话。该录音中外国人也未提到具体货物批次。该录音无法证明阿某系购买方，仅外国人自述委托被告，原告对此未予认可，且告知外国人让被告前来商谈，本案与外国人无关。原告将货物卖给被告，被告签字即应承担付款责任。如系阿某下单应由阿某签名。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
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据2，抬头为何芳的订单，原告认可订单是其店面的，也承认认识何芳，另一份订单系复印件，但其内容能与原告提供的订购单内容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系打印件，原告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4，对朱某、被告到原告店面下单，朱某收取货物的事实予以认定，其余内容的证明力在后详述；证据5，证明力在后详述；证据6，原告陈述系何芳为了留住自己的客户阿某来原告店面录音，原告系出于礼貌才与阿某谈话，确认其真实性。
根据本院已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15年4月23日，被告潘继斌及其工作人员朱某陪同案外人阿某前往原告马美锋位于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三期的店面订购皮带，由原告形成订购单一份，注明订货商为“小朱”，交货时间为5月25日，付款方式为现金，还对型号、箱数、数量、单价等作了明确。2015年5月27日，朱某在订购单背面注明收货419件，同日，被告在订购单背面注明收货11件。
2015年6月16日，原告妻子吴晓青与被告通话，双方确认被告共收涉案货物430件，货款共计289680元。
2015年6月17日，原告、被告、被告妻子三人对涉案货物纠纷进行调解，被告表示其收了多少货，包括朱某收了多少货，其均可签字确认。双方确认被告收货430件，其中38件空运收到，涉案货款共计289680元，被告已付100000元，尚欠189680元。调解过程中，原告陈述“我那货的样品拿来市场上就这条，是不是气眼不要，是不是他说的”，被告陈述“是，最后，阿某，当时我也在，我就说按去年的样品做就行了，你说你知道，知道，都做过了，这句话你有没有说过”，原告妻子陈述“做过，我们确实做过……”；原告同时还问被告“你货已经出去了，我也是事实吧，你给他了，他已经收到货吧”，被告回复“对”。双方还对货物质量问题作了协商。
2015年10月1日，案外人阿某在案外人翻译何芳的陪同下前往原告处与原告协商涉案货物纠纷，沟通过程中，阿某问他给原告的单子，尺寸什么的，原告有无给过厂里，原告回复说厂里已经不管我了；阿某陈述那天有一张这样的白纸给原告，上面有尺寸要求，原告回复上面写着小朱验货的；阿某陈述是其与原告的单子，其二人可以告厂家，是他们的货不对，原告回复没有用了，何芳随即表示货还在阿某仓库里，没有供应给部队，如果说原告在外交部有人，阿某可与原告二人拿这个单子去告厂家，原告回复称中国与外国环境不一样，外国可以；阿某陈述被告在中间什么利益都没有，被牵扯到案件中，其十分不安，过来与原告谈谈这个事情，货物的要求是其决定的，原告回复其是与被告做事，随后何芳表示问题是货物是阿某收到的，原告回复其知道，阿某当时在的，但其认为从收货到下单均与被告在做的，何芳表示但是单子是阿某过来定的，原告回复其知道，其看收货的。原告在沟通过程中称呼何芳为何姐。
2014年4月16日，案外人阿某曾通过案外人何芳前往原告处订购皮带，在该份订购单中，注明订货商为何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为涉案订购合同的相对方。原告提供的订购单中，原告注明的订购方为小朱即朱某，朱某系被告员工，其仅在订购单背面注明收货数目，被告认可了朱某的收货数目，也确认了总收货件数、货款支付情况。故原告注明的订购方小朱的身份实为收货人。关于签订本案订购单的情况，原告陈述仅被告与朱某到场，阿某未到场，其在本案诉讼前不认识阿某，但其未解释被告或朱某未在订购单中签字的原因，且朱某、阿某的证言与原告及其妻子的陈述录音中，均可明确阿某此前曾向原告采购货物，本案订购单非双方首次形成买卖合同，本案订购单系阿某本人在被告、朱某的陪同下前往原告处协商形成，原告的庭审陈述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在原告明知货物由阿某订购，朱某、被告等系受阿某委托收发货物、付款的情况下，应认定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阿某。对原告提出的其依据谁收货谁付款、本案合同系原、被告协商形成，本院不予采信。朱某及阿某的证言，能与当事人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相互印证，本院对其陈述的订单形成过程、收货情况、付款情况予以确认。综上，本案合同系原告与阿某协商形成，被告非合同当事人，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美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47元（已减半），由原告马美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同时预交上诉费人民币4094元，具体数额由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至迟不得超过上诉期限届满后的7日内；户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预收户；账号：1969-9901-0400-0409-0000-0106-00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吴新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黄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