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终字第14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焦勇，兖矿集团鲍店煤矿职工。
委托代理人张海涛、石新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胜，居民。
委托代理人高伟。
上诉人焦勇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初字第2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焦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海涛、石新欣，被上诉人刘文胜的委托代理人高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8月12日凌晨1时许，被告驾驶原告车辆，在邹城市西关大街铁路桥洞，因大雨车辆在桥洞底下被淹。后被告联系邹城市万达汽修厂，将被淹车辆拖到该厂维修，经维修该车的修理费为93500元，后因双方协商未果，原告于2013年9月9日，诉至我院。另查明，被告以原告敲诈为由，向邹城市公安局报案，邹城市公安局未立案。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原告车辆被淹是被告驾车造成的，由于其过错行为造成原告车辆被淹的结果，其应依法对原告的修车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修车费，有其提交的被告书写的《修车赔偿协议》、邹城市万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结算单及汽车维修费发票为据，原告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车辆被淹是其为原告帮工期间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损失应由原告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修车期间租车款3000元，因该请求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主张。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被淹造成的贬值损失40000元，因其未提供证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原告作为车主，因其对自己的车辆管理不善，导致车辆被淹，应对车辆被淹发生负有部分责任。本院认为原告应承担20%，被告应承担8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焦勇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刘文胜修车款74800（93500×8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元，原告刘文胜负担1360元，被告焦勇负担1670元。
宣判后，上诉人焦勇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8月11日下午被上诉人待喜宴，上诉人给其帮忙。夜里驾驶被上诉人的汽车先后送来喝喜酒的客人回家，后买炒面送给被上诉人，在回去寻找钥匙路过卜庄铁路桥时，车辆涉水熄火，上诉人为保护车辆没有再发动，采取打救助电话将车送至汽修厂，避免了损失扩大。本案是在帮工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上诉人没有过错。二、原审法院认定损失的依据不清。“修车赔偿协议”是在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的，后因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书写违背事实的协议、让上诉人书写40万元的欠条，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带领多人多次到上诉人家中辱骂，砸坏门锁、防盗门及安全临近摄像头，引发矛盾，期间上诉人多次报警。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不合法。汽车维修发票不能证明真实付款情况以及实际损失，维修发票不能反映真实损坏是否存在，更换下来的配件应检测是否损坏。维修厂家开始承诺报价只有1万多元，随后在拆检过程中报价为2万多元，有证据证明此事实的存在。对于后期更换材料的扩大，是在胁迫取得修车赔偿协议后，被上诉人肆意安排更换的，意图报复、转嫁风险给上诉人，维修厂只是服从，没有真实检测，对于扩大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帮工的情况真实存在。除原审答辩所述，还有判决书认定的部分事实证明：1、两次开车送被上诉人的客人分别回家，没有送客人乘坐回家的事实；2、给被上诉人买来炒面送到房间的事实。上述情节不但足以证明证人的证言不可采信，而且能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在为被上诉人服务。上诉人在帮工期间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文胜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车辆是上诉人驾驶时被水淹，事故发生后也是上诉人送到万达汽修厂进行修理，第二天被上诉人才接到车辆修理的情况。被上诉人提出到4S店进行修理，当时上诉人说是在万达有熟人才在万达进行修理。修理前期上诉人能够去修理厂进行修理，两个星期后上诉人便不再关注修车情况，也不理会修理厂的通知，并将车辆拆检后的导航和收音机带走。经万达修理厂修理后，由被上诉人支付了修车款项，提出了车辆，同时修理厂也为车辆开具了发票，维修费用应当按照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维修发票和维修清单进行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事发之日被上诉人并未要求上诉人为其女儿办喜宴帮工，上诉人仅仅是因为朋友关系去喝喜酒，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能证明该情况。喜宴完毕后并非是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要求其去吃烧烤，而是上诉人提出的吃烧烤，当时被上诉人以及四个证人均不同意，吃烧烤完毕后被上诉人到了宾馆，本案四个证人也证实任何人均未让上诉人开车送其回家，均是上诉人自己提出。被上诉人已经喝醉，也没有提出让上诉人去为其购买炒面，上诉人开车之事，被上诉人不知情，本案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义务帮工关系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驾驶被上诉人车辆系为被上诉人义务帮工，并且在义务帮工的过程中造成车辆被淹，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而事发当晚与双方当事人同行的人则证明，上诉人并非是在被上诉人的安排下驾车出行，故上诉人关于事发时其与被上诉人系义务帮工关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驾驶被上诉人车辆造成车辆被淹，部分零部件损坏，由此造成的损失，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被上诉人车辆损失数额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事故发生后，其将车辆送至汽车修理厂，仅是为了作紧急处理，并没有在此处维修的意思，但是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二审时主张是汽车修理厂让其将收音机和导航拿到外面检测的，但是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赵如意书写的“情况说明”显示，是上诉人将拆检后的车辆导航单元、收音机以到外边修理为由带走。而且，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对于该“情况说明”表示无异议。就该问题，上诉人的前后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之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维修发票和维修清单，被上诉人的车辆维修花费为93500元，上诉人主张该费用比4S店的价格高多了，但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电话录音，其主张被录音的对象是汽车修理厂的修车技师和老板，用以证明系被上诉人要求汽车修理厂更换的配件。该录音的内容实质上是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于上诉人所称的汽车修理厂的修车技师和老板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到庭，该录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0元，由上诉人焦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艳真
代理审判员 宋汝庆
代理审判员 史海洋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