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四终字第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有，男，1960年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垦利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爱花，女，195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垦利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千梅，女，198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威海火炬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号，现住山东省垦利县。
以上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新华，男，1961年6月8日出生，汉族，垦利县黄河口旅游购物商场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东省垦利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新钢，院长。
委托代理人曹珂，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兆旭，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以下简称齐鲁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3）历民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新华，被上诉人齐鲁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曹珂、刘兆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月4日，患者朱志辉因胶质瘤放疗入住齐鲁医院。朱志辉入院后，被安排在皮肤科病房。2013年1月7日，朱志辉办理了出院手续，继续在齐鲁医院门诊接受放疗。2013年1月11日，患者朱志辉再次入住齐鲁医院，仍被安排在皮肤科病房住院治疗，并于1月19日被转入放疗科病房。2013年1月20日凌晨，朱志辉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齐鲁医院在对朱志辉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朱志辉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3）司鉴字第3113号的鉴定意见书一份，其中“对医方医疗行为的评估”中记载：1、朱志辉所患颅脑肿瘤属恶性，而胶质瘤经外科手术治疗后难免有残余，故放疗是必要的治疗手段，说明齐鲁医院对朱志辉的放疗有适应症。至于朱志辉这类病人，到底该选择全脑放疗还是局部放疗，医学学术界有争论，因此无法评定全脑放疗有无过错。2、齐鲁医院在对患者朱志辉进行放疗期间，曾选择门诊放疗模式，此选择符合医疗规范。3、齐鲁医院把朱志辉安置在皮肤科病房治疗是源于放疗科床位紧张，且病人的治疗良机又不能错过，整个治疗管理均由放疗科负责，患方当初也接受了这一安排，所以该医疗行为并无过错。4、齐鲁医院对患者朱志辉治疗期间有三点欠妥：（1）对朱志辉几年前接受过放疗的情况未十分清楚的了解即开始了第二次放疗，存在医患沟通欠充分的过错；（2）在患者朱志辉出现危急情况时，未作颅脑影像学检查，未将该检查的必要性及风险性告知患方，并让其签字；（3）病历记载有个别误记、心电图检查报告不实。鉴定意见书中“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中记载：虽然齐鲁医院对患者朱志辉治疗期间存在一些过错，但这些过错与朱志辉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从2004年所作的颅脑影像学片推测，结合放疗诊疗常规，第一次放疗很可能用的是局部放疗。在朱志辉出现病危时，即使作了影像学检查，也仅仅是明确诊断而已，现有医学技术对此是回天乏术。分析患者死因很可能是小脑部位的水肿或出血，也不排除肿瘤本身的迅速蔓延，不管是以上哪种因素，都会直接压迫脑干，从而威胁病人的生命。放疗结束后，其损伤的副作用（指医学难以克服的副作用）也达到了高峰，与前述自身疾病的改变存在着一种重叠的可能性。因未尸检，不能准确地判断死因。病历记载的个别误记和心电图检查报告的不实与朱志辉的死亡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齐鲁医院对朱志辉的诊疗行为有过错，但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因该鉴定，原告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预交鉴定费8000元，并支出交通费3098元。
对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提出以下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1、在朱志辉于2013年1月19日出现血压升高时，齐鲁医院没有引起重视采取必要的颅脑影像检查存在重大过错，没有针对心肌缺血采取救治措施，是导致朱志辉死亡的原因之一，而鉴定机构未对该情况作出鉴定结论。2、齐鲁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执行使用呋塞米的医嘱，与朱志辉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鉴定机构对此未作出鉴定结论。3、朱志辉在2004年曾经做过全脑放射治疗，齐鲁医院在对患者进行放疗过程中没有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使患者的小脑及脑干遭受二程放射损伤，齐鲁医院存在过错，而鉴定机构未对齐鲁医院的该过错行为作出鉴定结论。4、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与其出具的回函中关于“心电图检查报告不实”的描述前后矛盾。5、齐鲁医院将朱志辉安排在与其病症毫不相干的皮肤科病房住院治疗，使朱志辉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齐鲁医院的行为严重违规，存在过错，鉴定机构却认为不构成过错。6、齐鲁医院要求朱志辉反复入院、出院，使其只能在门诊接受放射治疗，是导致朱志辉死亡的原因之一，而鉴定机构却认为该行为符合医疗规范，该鉴定结论不妥。7、齐鲁医院在朱志辉病危期间没有将其转入抢救室或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治疗，这一行为存在过错，而鉴定机构未作出鉴定结论。8、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原告的书面陈述意见要点”第四条与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实际向鉴定机构提交的书面陈述意见内容不一致，导致鉴定意见不实。9、鉴定结论中称“对朱志辉几年前接受过放疗的情况未十分清楚的了解及开始了第二次放疗，该行为欠妥”，但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认为并非欠妥而是过错，而鉴定机构对此未作出鉴定结论。10、鉴定意见书第一页记载的鉴定日期意思不明确。11、鉴定人员何恬是精神病学鉴定人员，不具备本案鉴定资格。对于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提出的上述异议，虽然其主张齐鲁医院的上述诊疗行为与朱志辉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虽然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程序违法、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等情形。
另查明，朱洪有系朱志辉的父亲，吕爱花系朱志辉的母亲，姜千梅系朱志辉的妻子。朱志辉无其他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齐鲁医院虽然在对朱志辉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但其过错与朱志辉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该鉴定结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虽然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程序违法、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等情形，故原审法院认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提出的异议不足以推翻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对其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原审法院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认定。根据该鉴定结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因患者朱志辉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齐鲁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因本案司法鉴定所支出的各项费用，亦应由其自行承担。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鉴定费用11098元，由原告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承担。
上诉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本案受害人死亡。1、被上诉人把患者安排在与其病症毫不相干的皮肤科病房，使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治疗；2、为迎接上级领导检查，让受害人反复住院、出院，使得患者在身心上受到伤害，这也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3、对患者几年前接受过放疗的情况不清楚地了解即开始了第二次放疗；4、患者在2004年曾做过全脑放疗治疗，其脑组织比较脆弱，而这次放疗过程，医生没有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而是给患者常规放疗，致使脆弱的小脑及脑干区域遭受“二程放射损伤”；5、未及时诊治患者出现的高血压；6、抢救措施违反《诊疗护理规范、常规》；7、患者病重期间，医生下达给患者使用呋塞米的医嘱，但医务人员没有执行使用呋塞米医嘱；8、患者病情加重时，未给患者作必要的颅脑影像检查；9、责任医生没有对患者心肌缺血采取救治措施。10、患者病情危重期间，医务人员没有把受害人转入抢救室或重症监护室救治、护理，而是一直在普通病房救治，按二级护理，抢救不及时、抢救措施不利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11、被上诉人伪造、修改病历，不规范书写病历；上述重大医疗过错叠加在一个病人身上，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属多因一果。相关责任医生竟然将患者年龄写成15-34岁；作心电图的时间是2013年1月19日，却写成2014年1月19日。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没有认错反思，反而为“原发病症进展累及脑干”伪造病历，性质非常恶劣。二、上诉人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1、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对本案鉴定过程中程序违法，没有对鉴定委托事项第二项即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规则、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鉴定，没有给出鉴定意见。2、鉴定机构恶意虚构事实。如鉴定意见书中“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载明：“放疗结束后，其损伤的副作用也达到了高峰”。这一结论明显在说谎。有关病历资料中明确记载：放疗总量DT5000cGy，分25次。而患者却只放疗10次，DT2000cGy，怎能说“放疗结束后”，更谈不上“其损伤的副作用也达到了高峰”。3、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无任何依据。如：病历资料中明明记载：“术后在当地医院行全脑放疗治疗”，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却说：“第一次放疗很可能用的是局部放疗”。“很可能”一词带有不确定性，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有证据和依据。鉴定机构没有按照病历资料中记载的客观事实进行鉴定。4、鉴定机构未对委托人提出的鉴定内容给出鉴定结论，拒绝答复患方提出的两项异议事项。5、鉴定意见超出鉴定范围。6、鉴定机构主要鉴定负责人何恬不具备本案鉴定资格。据了解，本案司法鉴定人员何恬作为鉴定主要负责人，属于精神病学鉴定人员，不具备本案鉴定资格。7、鉴定意见书有诸多缺陷。鉴定人员的签字无法辩论；鉴定日期载明：“2014年1月日和日”，该鉴定日期让人无法理解。通过病历资料、司法鉴定意见书可清晰地证明鉴定机构故意提供虚假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事实，所以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向法庭提供了病历资料，该病历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在诸多方面存在过错，其过错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该病历资料完全可以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没有任何依据和证据证明，其内容违背最基本的医疗常识，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起诉状、病历资料、陈述意见书等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无需调查收集司法鉴定证据即可判断事实真相，分清责任。四、病历资料可以证明鉴定机构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虚假，存在诸多错误，在鉴定过程中虚构事实，拒绝答复上诉人提出的两项异议内容，依据相关规定，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判案依据，而一审法院故意采纳虚假鉴定意见，并驳回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五、一审法院违反审判程序，超时限审理本案。本案于2013年3月11日立案，2014年3月26日开庭审理又转为普通程序，4月2日结案，也就是说转入普通程序5天后结案，从立案到结案用时长达近一年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没有告知上诉人，没有送达裁定书。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医疗损害重新鉴定。
被上诉人齐鲁医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没有证据支持，应予驳回。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一审中，上诉人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后，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3月1日出具对朱志辉家属与齐鲁医院医疗纠纷鉴定异议书的回函，该回函针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异议予以回复。上诉人对鉴定中心的回函仍持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
本院认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附何恬的执业证书复印件载明，何恬的执业类别为法医临床鉴定，上诉人关于何恬属于精神病学鉴定人员，不具备本案鉴定资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对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已经作出分析说明，上诉人关于鉴定机构没有对鉴定委托事项第二项进行鉴定的理由与事实不符。经审查，本案司法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鉴定意见中对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予以说明，对上诉人就鉴定意见提出的异议，鉴定机构亦予回函答复，故对该司法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该司法鉴定意见明确载明，被上诉人对朱志辉的医疗处置过程中有过错、无因果关系，据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11日受理本案，于2013年5月9日通过原审法院技术室委托山东海右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10月21日出具终止函，决定终止鉴定；2013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1月1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至2014年4月2日原审法院作出本案判决，本案未超审理期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上诉人朱洪有、吕爱花、姜千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彦亭
代理审判员 陈李丽
代理审判员 曹 强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