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行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秀，女，汉族，1971年3月27日出生，住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代理人陈伟（系张红秀之夫），男，汉族，1972年1月15日出生，住址武汉市东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吴家山街派出所，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吴北路29号。负责人徐立辉，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乐利民，该所民警。委托代理人张汉湘，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民警。上诉人张红秀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2行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4日12时56分许，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吴家山街办事处（以下简称吴家山街办事处）信访工作人员将张红秀等五人带至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吴家山街派出所（以下简称吴家山街派出所）处，并报案称在全国两会期间，张红秀等五人到北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接到报案后，被告认为属于本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决定受案调查处理。当日13时20分，被告对报案人进行调查，询问相关情况。经初步调查，被告以张红秀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东公（新）行传字〔2016〕125号传唤证，传唤其于2016年3月4日13时30分前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张红秀于当日16时46分在传唤证上签收。随即被告对张红秀进行调查询问，制作了同步询问视频。经该所负责人同意，传唤查证时间延长至24小时。之后，被告向吴家山街办事处调查，调取了报案材料，并制作了到案经过。2016年3月5日上午10时左右，被告单位民警告知张红秀等人在传唤证上签字即可离开，但张红秀等人拒绝签字，被告负责人告知其可以自行离开，但张红秀等人要求被告给个说法，拒绝离开，直至当日14时许才自行离开。张红秀对被告的传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吴家山街派出所传唤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吴家山街派出所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张红秀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有权对本案实施管辖。吴家山街办事处信访工作人员将违法嫌疑人张红秀带至被告处后，被告及时登记受理，认为属于本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决定调查处理，并对报案人进行询问，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尔后，被告使用传唤证传唤张红秀，并将传唤证送达给张红秀，同时进行了询问，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由于张红秀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发生在北京，报案人报案时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经该所分管负责人同意，对张红秀的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在延长期限内，被告向吴家山街办事处调查，收集了报案材料等，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被告的传唤查证询问行为程序合法。张红秀诉称被告雇佣北京黑社会人员将其从北京非法绑架至该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理由不能成立。张红秀认为被告超期传唤违法。张红秀于2016年3月4日12时56分许被带至被告处，次日上午10时许，被告就告知其可以自行离开，被告询问查证时间并未超过二十四小时。综上所述，张红秀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红秀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张红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公平、公正，程序违法、程序审查违法，枉法认定被上诉人是公安机关，没有法律依据及物价局评估乱收费，不作出不予准许证据保全的决定书，枉法认定被上诉人未提交答辩状、当庭答辩合法，不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副本导致上诉人庭审无证据质证，不出示证据收件单，枉法认定被上诉人逾期至庭审当庭提交证据合法；原审合议庭组成违法，组成程序违法，违法不在法律规定期限内通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故意不依法回避；无故超过六个月审理期限，未依法出示有何特殊理由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书面理由或申请书；枉法未作出予以准许或不予准许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的决定书或通知书，从而枉法采信被上诉人逾期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据；枉法未作出予以准许或不予准许调取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通知书，侵害上诉人的诉权；采用双重标准，枉法采信被上诉人逾期至开庭之日才提供的所有证据。1、被上诉人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并非行政机关，原审法院却在实体审查的职责审查中称被上诉人是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互相矛盾。上诉人是于2016年3月22日起诉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非法传唤，后经原审法院口头告知释明，称传唤不是该分局作出，而是该分局派出所作出，要求上诉人更改被起诉人，原告遂更改了起诉被告为吴家山街派出所。原审法院却在本院认为中称被告作为原告张红秀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有权对本案实施管辖。岂不是与诉前指导释明前后矛盾；2、原审法院乱收费。在上诉人申请证据保全后于2016年4月5日要求上诉人交纳证据保全现金担保l000元和30元申请费，而不出具要求上诉人交纳以上费用的法律依据及物价局评估，不告知证据保全的其他担保方式，剥夺上诉人选择申请证据保全担保方式的权利，且未作出不予准许证据保全的决定书并送达上诉人，导致上诉人申请保全的证据未能保全，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3、原审法院枉法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6日开庭当日提出答辩状及证据合法，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未依法按期提交答辩状、逾期提交证据，应视为作出传唤行为没有依据和证据，应当判决被告传唤违法；4、原审法院枉法认定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合法，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1日立案，同年5月10日举行证据交换，时间长达40天，早已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关于立案后二十日内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规定，且同年5月l0日举行证据交换时并未交换证据，原审法院枉法认定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合法既为被上诉人开脱，毫无公正公平可言；5、原审法院枉法认定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合法，却在长达八个月的审理期间直至本案判决书送达之日，未将被上诉人证据副本送交上诉人，反而当庭辩称“被告未提交答辩状，只提交了证据正本，未提交证据副本”，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6、原审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组成程序违法，未依法告知上诉人。上诉人于2016年3月22日起诉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非法传唤，后经原审法院口头告知释明，上诉人更改了起诉被告为吴家山街派出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释明时原审法院就应当组成合议庭，同年5月10日举行证据交换时，也未组成合议庭，主审法官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然要求证据交换并质证，因上诉人当场驳斥未开庭质证违法并提出回避申请而作罢，直至同年10月15日，原审法院无故超过六个月审理期限l5日后，才向上诉人送达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的规定。同年10月19日开庭时，未依申请出示原审法院指定主审法官办理本案的文书，未依申请出示“定期交流”或“随机组成”的相关能证明合议庭组成合法的文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合议庭组成不合法，组成程序违法；7、合议庭组成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多次书面和口头提出要求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或全体回避的申请，但合议庭多次未依法休庭去向院长请示决定是否回避，而是继续开庭，故意不依法回避反而称“本庭不予准许”，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8、原审法院无故超过六个月审理期限，未依法出示有何特殊理由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书面理由或申请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延期审理的批复并未附有原审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的报告，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规定；9、原审法院枉法未作出予以准许或不予准许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的决定书或通知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三）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规定，从而枉法采信被上诉人逾期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据；10、原审法院枉法未作出予以准许或不予准许调取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通知书，反而称“不需要给通知书”，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妨害了上诉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妨害了上诉人的诉权；11、原审法院在采信证据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枉法采信被上诉人所有证据，这些证据本就是被上诉人逾期至开庭之日才提供，原审法院也未出示何日何人收件的收件单，违反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的原则，根本就没有中立、公平、公正。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证据”、“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若被扭送受案，本人已被关进派出所内，再向上诉人出具传唤证传唤到派出所，岂不是多此一举!而上诉人正是因为在被非法绑架到派出所抗议才取得传唤证在前，起诉后被上诉人举证扭送受案在后，并且被上诉人证人未举证受案通知书、被上诉人的证据2-6询问视频的时间是3月4日12时56分，因而反证了被上诉人关于扭送受案的证据l、2-1、2-2、2-3、2-4均为事后伪造，目的只是为掩盖绑架真相而己，这些多此一举的证据竟然被采信。被上诉人的证据2-6询问视频的时间是3月4日12时56分，反证了在3月4日1时许之前上诉人已被关进了派出所询问室，也就反证了证据2-4要求上诉人于l3时30分前到所及“乐利明注明延长传唤时间至24小时”名为依法传唤，实则违法。因为在传唤证上，上诉人已经注明，出示传唤证的时间是16时46分，是黑保安绑架进所的，这样明显前后矛盾有漏洞的证据竟然被采信。被上诉人证据2-5根本就未说明上诉人系被扭送到案，反而证明是非法传唤，被上诉人证据2-6、2-7未附有文字记录，2-6没有声音，根本不能识别说了什么，2-7声音嘈杂，难以识别谁说了什么，而且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证据”、“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被传唤后的进所与出所，应当由上诉人自行填写，以上所有无关联性、无合法性、无真实性的证据，原审法院称“被告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有选择性的截取部分视频证据，却不敢提供上诉人证据3照片显示的时间3月5日13时52分的视频，以证明上诉人此时间点到底是滞留还是关押，早己超过二十四小时询问查证时间，并且《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由办案人员注明上诉人离开的时间，连被上诉人都未否认上诉人仍在所内询问室的事实，原审法院称“证据3为原告拍摄的照片，无法反映拍摄的地点和被关押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违反行政诉讼法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的规定，不予认定超期传唤违法，为被上诉人背书。二、被上诉人传唤上诉人没有事实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违反举证倒置原则，不敢举证派出所门口监控视频证据，反证了被上诉人无处罚权、无执法资格的协警同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雇佣北京黑社会人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将上诉人等五人从北京非法绑架至被上诉人处后、以传唤掩盖绑架犯罪真相的事实。1、没有上诉人扰乱北京公共场所秩序需要传唤的事实根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见证违法行为的证人提供的证言、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地点、时间、手段、后果等情节、现场笔录、被侵害人陈述、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拍摄违法行为及危害后果的视听资料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的主要证据），而是仅凭吴家山街办事处的猜测，认为上诉人有扰乱北京公共场所秩序的可能；2、没有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的移交案件的手续、证据，仅凭吴家山街道办事处的猜测，和伪造的不具备移交执法证据权力的吴家山街办事处非法移交的证据作为传唤的依据和证据；3、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所有证据均与传唤行为无关联、无合法性、无真实性，这些证据只是为所谓的“扭送受案”量身伪造，与传唤无关。证据2-5《询问笔录》中未记录上诉人在北京何时、何地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陈述，证据l-1、2-2来源不合法、无执法权、无移交权、并非现场目击证人、受害人，证据2-6没有声音，不能证明对上诉人依法询问，没有证据效力。证据2-7时间太短，不能反映上诉人进出派出所的过程，反而证明被上诉人违反应由办案人员注明原告离开的时间的法律规定，传唤询问时间超期的事实；4、程序违法。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先受理扭送受案而询问、尔后使用传唤证传唤上诉人同时询问，试问违法嫌疑人己被扭送至派出所，有必要多此一举出具传唤证再行传唤吗?原审法院认定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发生在北京，为何没有案发地的公安机关、现场证人证词、受害人证词证据证明，为什么认定报案人报案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案发现场既在北京，为什么认定被上诉人在询问延长期间只向非案发地的吴家山街办事处收集证据，而不向北京案发地公安机关、证人、受害人收集证据?这些都反证了被上诉人受案、传唤、询问、查证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管辖、证据、调查取证、受案及询问的规定，程序违法；5、被上诉人违反举证倒置原则不敢且拒不举证派出所门口监控视频证据，无法自证传唤是否违法，若未雇佣北京黑社会人员协助，当事人伪证所称的扭送上诉人等五人千里迢迢从北京返回武汉被上诉人处所，不符合常理，以上均反证了被上诉人协警同吴家山街办事处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以及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的规定。吴家山街办事处并非执法机关，不具备移交的权力，将上诉人等五人从北京绑架回吴家山街派出所，反证了将上诉人等五人从北京非法绑架至被上诉人处的犯罪事实。以上事实均有证据证明。综上，被上诉人非法传唤上诉人，是公权力借用执法机关打击报复访民、滥用执法权、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绑架的犯罪行为，充分暴露了被上诉人执法的随意性和权利的任性，依法应当判决违法。原审法院论证事实不合事理、逻辑，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1、公开开庭审理，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传唤违法；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吴家山街派出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法律依据，均已随案卷移送本院，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的理由符合行政诉讼证据审核的相关规定。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公安机关，是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规定，吴家山街派出所作为张红秀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张红秀被吴家山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带至吴家山街派出所后，该所及时登记受理，决定调查处理，并对报案人进行询问，该所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的规定。吴家山街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规定，该所对张红秀作出东公（新）行传字〔2016〕125号传唤证，对其进行传唤，适用法律正确。吴家山街派出所办案民警将传唤证送达张红秀本人，张红秀在该证上注明了自己的意见，实质上已签收了传唤证。吴家山街派出所为收集案件材料，经该所负责人批准，决定对张红秀的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该所的行为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规定。据此，吴家山街派出所作出的东公（新）行传字〔2016〕125号传唤证，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红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张红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张红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震审判员 罗东辉审判员 周伶俐二○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吕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