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3民终5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匡杏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荣，广西古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明超，广西古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浩瀚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宝显，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联生，桂林市名流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智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桂林市名流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匡杏生因与被上诉人桂林浩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瀚公司）、邓智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5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匡杏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荣、左明超，被上诉人浩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宝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联生，被上诉人邓智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匡杏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浩瀚公司、邓智敏连带退还上诉人多交的购房款40000元及利息3500元，合计4350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邓智敏于2016年2月5日出具给上诉人的收据上清楚地列明了“今收到匡杏生交来购买……房款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收据中的“今收到”即指于2016年2月5日当天收到。退一步说，如果被上诉人当天确实只收到了8万元，那她应当在上述收据中注明该12万元购房款包含了之前转账的4万元，而事实却是该收据上没有任何备注，且被上诉人浩瀚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4万元收据至今没有被收回，也没有任何写明该4万元收据作废的凭证。再者，上诉人的购房款是分期支付的，之前的几份收据也是单独开具的，尤其是第一笔转账20万元，被上诉人邓智敏都要分开列明为“今收到匡杏生交来购买……定金人民币伍万元整”及“今收到匡杏生交来购买……房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其独独在最后一次支付购房款时却要将上期购房款囊括进去，且不在收据上备注，这明显与情理不符。被上诉人邓智敏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清楚出具该份收据会产生何种后果，被上诉人邓智敏的行为表明其在2016年2月5日确实收到了上诉人的购房款12万元。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过了几个月后才发现多支付了购房款，有悖常理”为由，从而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2月5日支付的购房款是8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已提交了被上诉人邓智敏于2016年2月5日出具的收据及上诉人银行取现的凭证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显然错误。而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四位证人均与其有利害关系，且该四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无法描述清楚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采信该四位证人的证言显然错误，据此作出的判决也明显错误。综上，上诉人实际交付给两被上诉人的购房款为36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邓智敏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款是32万元，被上诉人多获得的4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了不当利益，依法应当返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一味靠推理来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也违背了法律精神，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浩瀚公司辩称，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邓智敏买卖房屋的中介，我们虽然代收了上诉人4万元的购房款，但第二天就转账给了卖房方邓智敏。在邓智敏写12万元的收据时，我们就讲清楚了上述4万元的收据必须给回来，但因为过年，还有上诉人对房屋维修有意见，上诉人没有将该4万元的收据给回来。上诉人的购房款是东凑西凑的，其在交最后一笔购房款时有多人在场看到，被上诉人并没有多收上诉人4万元的购房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没有事实根据，属于恶意诉讼。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邓智敏辩称，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需要四个要件，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应当对四个要件举证，但上诉人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被上诉人确实收到了上诉人的12万元购房款，2016年2月5日向上诉人出具的12万元的收条并无不妥，但该12万元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从中介收到的4万元，一个是上诉人于2016年2月5日当天给付的8万元。上诉人签名确认的收款收据总金额为32万元，与双方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款完全一致。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匡杏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两被告退还原告多交的购房款40000元，支付多交款期间的利息按年15%计息3500元，合计43500元，两被告相互承担连带退还责任；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一被告作为居间方，第二被告作为出卖人。合同约定，第二被告自愿将坐落在桂林市七星区环城北二路12号1栋2-9号房的房产出售给原告，房屋作价32万元，房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于签订合同当天支付20万元给第二被告，第二期于2016年1月17日前，将房屋公证至原告名下时交付12万元。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向第二被告支付了20.3万元，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5万元定金及15万元购房款的收据。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到3000元佣金的收据。2016年1月19日第一被告为第二被告代收房款4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并于2016年1月21日将代收房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第二被告账户。2016年2月5日原告向第二被告支付了剩余的8万元购房款，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2万元的收条。2016年7月份，原告认为其向二被告多支付了4万元购房款，故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另查明，原告在购房期间向保险公司及银行贷款1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原告多付4万元的房款是否发生。对此，该院作如下分析：一、原告自述其向银行及保险公司贷款14万元，用于购房，由此可知，原告现有资金并不富裕，其对于购房需要支付的32万元应有详尽计划，因此其对自己的资金有相当的关注度，对于多支付4万元购房款而未察觉，显然不符合常理。二、原告于2016年2月5日付完全部购房款后，于2016年7月份发现其向二被告多支付了4万元购房款。原告购房所需资金尚需贷款支付，其向二被告多支付了4万元房款，时隔五个月后才发现，对于一个思想健全的成年人来说，有悖常理。三、出庭作证的4位证人均证实，2016年2月5日，原告在付款现场所带现金为8万元。原告诉称其向被告邓智敏支付了12万元购房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四、2016年1月19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载明该款代收，第一被告亦于2016年1月21日转账支付给了第二被告。2016年2月5日，原告向第二被告支付8万元购房款，加之前第一被告代收4万元房款，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12万元的收条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多收取了4万元购房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匡杏生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444元（原告已预付该院888元，应退444元），由原告匡杏生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匡杏生对一审认定“2016年2月5日原告向第二被告支付了剩余的8万元购房款，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2万元的收条”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其认为2016年2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邓智敏支付的购房款是12万元，而不是8万元。上诉人匡杏生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浩瀚公司、邓智敏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其在二审中亦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邓智敏于2015年11月10日向上诉人出具了两份金额分别为5万元、15万元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浩瀚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金额为4万元的收款收据（该4万元款项被上诉人浩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宝显于2016年1月21日已通过银行转账汇给了被上诉人邓智敏），被上诉人邓智敏于2016年2月5日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金额为12万元的收款收据，上述收款收据共四份，总计金额为36万元，且均载明了“今收到”字样。被上诉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已在相应的收款收据上分别签名与盖章确认，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该四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亦均无异议，故该四份收款收据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2月5日出具的12万元收款收据包含了2016年1月19日出具的4万元收款收据，但被上诉人出具“今收到”4万元收款收据的时间以及该4万元的汇款时间与其出具“今收到”12万元收款收据的时间并不是同一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且从上述四份收款收据本身载明的内容看，收款收据上也没有备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内容。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其均存在利害关系，有关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及上述四份收款收据的证明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2月5日出具的12万元收款收据包含了2016年1月19日出具的4万元收款收据证据不足。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所提出的异议成立，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邓智敏支付了剩余的8万元购房款，被上诉人邓智敏向上诉人出具了12万元的收条的事实有误。根据优势证据，本院确认2016年2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邓智敏支付的购房款为12万元。
综上分析，一审判决除认定“2016年2月5日原告向第二被告支付了剩余的8万元购房款，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2万元的收条”有误外，其余事实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40000元购房款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取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主要有四个构成要件：一方取得财产利益；有他方受到损失；得利人所取得的利益和受损人所损失的利益存在因果关系；得利人的得利没有法律上的合法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邓智敏作为甲方，上诉人匡杏生作为乙方，被上诉人浩瀚公司作为丙方，于2015年11月10日共同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邓智敏自愿以320000元的价格将其坐落在桂林市七星区环城北二路12号1栋2-9号房屋出售给上诉人，并约定“所有付款均以当事人签署收款收据（或收条）为准”。经审理，上述《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各种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先后于2015年11月10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2月5日分期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购房款，被上诉人为此向上诉人前后出具了四份金额分别写明为伍万元、壹拾伍万元、肆万元、壹拾贰万元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邓智敏在其中的三份收款收据上签名并捺手印，被上诉人浩瀚公司在另一份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公司公章。上述四份收款收据的总金额为360000元，按照双方合同中关于“所有付款均以当事人签署收款收据（或收条）为准”的约定，应当认定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的购房款总金额为360000元，该付款总金额比双方约定的320000元购房价款多出了40000元。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6年2月5日向被上诉人邓智敏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是80000元，而非120000元,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因未返还其超额收取的40000元购房款而得利，并造成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的得利与上诉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已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40000元购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40000元款项利息35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8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多收40000元购房款且不予退还的情形，故上诉人在本案中计算款项利息的起始时间以及要求按15%的利率计算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上述40000元款项的利息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时间应自2016年8月8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
综上所述，上诉人匡杏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5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桂林浩瀚置业有限公司、邓智敏共同退还上诉人匡杏生40000元购房款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8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一审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444元（上诉人已预交888元，一审法院应退还上诉人444元），由被上诉人桂林浩瀚置业有限公司、邓智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8元，由被上诉人桂林浩瀚置业有限公司、邓智敏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福平
审判员 唐崇达
审判员 张 芳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