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民终50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空港工业园纬七路。
法定代表人：毕书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春，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强，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城塘村。
法定代表人：沈有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阙强，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怡赟，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公司）因与上诉人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罚息标准为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系长安公司恶意违约所至，即使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也远低于当前市场实际融资成本。
长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利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长安公司发货的两笔货物已由利华公司员工朱海兵签收，但朱海兵出庭否认是其签字。上述两笔货物涉嫌被他人窃取或侵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该货物的去向关系到利华公司的诉请能否支持，案涉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本案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程序存在瑕疵，严重损害了长安公司的利益。2.利华公司认可收到80.8吨货物中，3次由朱海兵签收。2017年3月23日的发货，朱海兵于当天出具了收条，从肉眼来看，与前述3次签收为同一人所签。利华公司认可收到朱海兵签收的80.8吨货物，否认2017年3月23日的收货，不合常理。3.2017年1月17日的发货通知，并不是解除合同的通知，而是单方变更合同履行期限、附加解除条件的通知。在本案审理阶段长安公司继续均衡供货，符合合同约定。4.利华公司与张家锐的通话录音，仅是张家锐对案涉产品市场价的描述，不能说明长安公司要求利华公司加价购买，长安公司在上游供应商违约的情况下，仍每月均衡供货，不属违约。5.利华公司的发货通知并未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仅是其单方附加解除合同的条件。利华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变更诉请为解除合同，说明其也认为发出的通知没有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即使该通知有解除合同的效力，利华公司在2017年1月30日解除合同后，仍然认可2月18日的发货。应视为解除权人对解除权的放弃，案涉合同应继续履行。
利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公司与长安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2.长安公司立即返还其公司支付的货款2297920元并支付占用该货款期间的损失（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3.长安公司赔偿其公司损失1495159元；4.长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1月7日，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128吨，单价12400元每吨，总金额为1587200元，交（提）货时间为均衡供货；交货地点为长安公司仓库，运输方式及到达港和费用由长安公司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款需在2016年11月11日前汇到。
2016年11月15日，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又签订《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128吨，单价13380元每吨，总金额为1712640元，交（提）货时间为均衡供货；交货地点为长安公司仓库，运输方式及到达港和费用由长安公司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款需在2016年11月18日前汇到。
2016年11月10日，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转账共计1587200元。2016年11月18日，利华公司又向长安公司转账共计1712640元。
2016年12月15日，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1份，载明：其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了2份合同，约定其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共计256吨，其公司已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但长安公司一直未能按合同供货，已严重影响其公司正常经营，导致其公司不能按期交货给客户，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请长安公司在接函后10日后完成全部供货。
2017年1月17日，利华公司又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1份，载明：2016年12月14日，其公司发函要求长安公司于接函后10日内完成合同供货，但长安公司仍未履行，长安公司的违约行为已导致其公司重大损失，请长安公司务必在接本函后10日内完成全部供货；如届时长安公司仍不能完成全部的合同供货，其公司解除与长安公司的合同（不再另行通知），并要求长安公司依法赔偿其公司全部损失。
另查明：利华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向长安公司送达应诉材料，长安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予以签收。
诉讼中，长安公司称，在双方签订合同后，案涉标的物的价格是一直在上涨的。
诉讼中，利华公司为证明其损失，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利华公司与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斯曼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形式发票各1份。该组证据载明：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AKULON产品，数量为184.86吨，总金额为4002218.24元。
2.利华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向帝斯曼公司付款的凭证，载明：利华公司总计向帝斯曼公司付款4002218.24元。
3.帝斯曼公司于2017年3月底开具给利华公司的金额共计4002218.2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为尼龙6。利华公司称尼龙6和锦纶6切片是同种物质。
4.长安公司出具的产品性能说明，载明产品种类为PA6。
5.录音2份。录音1表明利华公司的业务员宋晓丽与长安公司的会计华丽英通话，该通话中提及了张家锐系长安公司业务员。
录音2系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毕书华与张家锐于2017年2月14日的通话，该通话记录载明以下内容：
毕书华：“……但是你说的这个方案，我接受不了啊，你那个东西还要我们一下子每吨要加几千块钱给你们，这个可能性不大的。”
张家锐：“毕总，我就是向和你谈谈，加个两千就差不多了。”
毕书华：“我不知道啊，反正你们现在还差我们185吨左右的货吧。”
张家锐：“对对，185吨。”
毕书华：“今天都已经17年的2月14日了，距我们签合同，我们大概十一月份签的，有三个多月四个月了已经，你们货这样带着发的话，我们接受不了的。”
张家锐：“毕总，这么弄，这个事情，我也左右不了了，说实在的，能做我们就做生意，能做就把这一单弄弄好，拖着也麻烦。”
毕书华：“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你做不了主，但是你们公司这样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吧，现在价格一直往上涨，你们一直拖着不发，越拖价格越涨，然后你们想把这个成本算在我们头上，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按照合同我们所有的义务都完成了，你们现在找各种理由搞什么东西，实际上你们也是有货，你们只是说同意加价马上就能发，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所为，你们老板做到大，但是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在乎这么一点钱，对不对，企业不是这么做，你们今天现在出厂价多少？”
张家锐：“现在两万一。”
毕书华：“啊，两万一出厂啊？”
张家锐：“对对，两万一。”
毕书华：“两万一出厂，你们的这个价格和当初的出厂价差的不少，差不多八九千块钱吧。”
张家锐：“正常要差到一倍。”
毕书华：“对啊，我怕它后面再涨，可能对你们更加不利，然后你把我们拖到现在，我们有些订单也做不了，然后我们也可能面临客户的索赔，到时候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们是真的要找你们算账的，你给你们老板说一说，不能老是这么搞，这样搞大家两败俱伤何苦呢？”
张家锐：“我们的己内酰胺已经被原料供应方毁了三千五百吨的合同，这个行业内都知道的，如果不毁我们的合同，我们也不会这样。”
毕书华：“我知道，他毁合同你去找他啊，但是我们不是你们的出气筒啊。”
经质证，长安公司对上述利华公司与帝斯曼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性能说明、录音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尼龙6、锦纶6、PA6是同一类产品，但同一类别下又分很多型号和规格，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的产品与本案中其公司供应的产品是同一种；张家锐系其公司工作人员，但对录音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此，法院遂限期长安公司就录音2的真实性与张家锐核实。后，张家锐至法院说明情况，张家锐称，上述录音2是真实的；其系长安公司业务员；尼龙6与锦纶6在行业内属同一种东西。
诉讼中，长安公司为证明其公司向利华公司的交货数量，向法院提供了发货单9份及收条3份，分别为：
1.2016年11月11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20吨，经办人为尹俊峰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2.2016年11月18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16吨，经办人为尹俊峰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3.2016年11月22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16吨，经办人处无人签字，收货人为朱玉连苏Ｂ×××××。
4.2016年12月30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次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5.2017年1月19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6.2017年2月18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同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7.2017年3月23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同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南京利华”字样的签名。
8.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9.2017年5月17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20吨，经办人为苏Ｇ×××××，收货人为陶明亮；
同日，陶明亮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其系苏Ｇ×××××驾驶员，受长安公司委托送白切片20吨前往利华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下午3：10分到达利华公司，该公司保安告知不让进厂，要联系收货人，收货人出来看了一下说拒收；后来其就返回长安公司。
经质证，利华公司不认可上述发货单及收条的真实性，但认可收到了长安公司于2017年2月18日之前所发的货物，即其公司共收到货物80.8吨；长安公司所主张的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发货，其公司没有收到。
因双方对长安公司交付货物的数量产生争议，长安公司申请证人吴某到庭作证。吴某称，其系货车司机，系个人经营，有时为长安公司送货；其有几次为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送货，每次都有人签收，签收的人签的都是“朱海兵”的名字，至于是不是朱海兵本人，其也不清楚；除了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以外，其余的由其送货的，有一张不能确认是谁签的，其余均是同一个人签的；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虽然签的也是“朱海兵”的名字，但签字的人和之前的几次不是同一个人；在发货单上签“朱海兵”名字的人均是女的；发货单的客户联是其随车带过去的，都交给了利华公司的人员，有的就复印了发货单，然后在复印件上签字再还给其，有的就直接出具收条；其在2017年4月21日送货之前，长安公司的人员告知其，如利华公司拒收货物，就让其拍下照片，后其当天到了利华公司，是利华公司的人员用叉车卸货的，其手中还有拍摄的利华公司大门的照片。
经质证，利华公司认为，其公司无法确认吴某的身份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证人的身份无法确定；长安公司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不能仅凭证人证言来证实；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上的签字和之前发货单上的签字也不一样；另外，其公司已于2017年3月初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长安公司还向其公司继续发货不合常理。长安公司认为，吴某是货物的实际承运人，是合格的证人；如利华公司认为未收到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货物，本案就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处理；2017年3月23日的发货单上的签字与此前的签字明显属于同一个人，其公司有理由相信利华公司收到了3月23日的发货单上的货物。
因双方对上述发货单中所谓朱海兵的签字亦产生争议，一审法院通知朱海兵（男性）本人到庭说明情况。朱海兵称，其系利华公司车间工人，平时负责车间工作，不负责收发货物；如有公司向其公司发货，一般是仓库人员签收；利华公司叫朱海兵的就其一个人；上述发货单和收条中的“朱海兵”字样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也没有见过。经质证，利华公司对朱海兵的陈述无异议。长安公司认为，显然送货单上签“朱海兵”名字的人和到庭的朱海兵并非同一个人，其公司有理由相信货物要么失窃，要么被侵占，请求移送公安机关。
以上事实，有《产品购销合同》、付款凭证、发货通知、发货通知（第二次）、《销售合同》、形式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款凭证、录音资料、发货单、收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安公司共向利华公司交货多少；二、长安公司在履行与利华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利华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三、如长安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利华公司的损失如何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供货共80.8吨。理由如下：1.长安公司提供了发货单及收条用以证明其公司向利华公司共供应了100吨货物，但从发货单及收条来看：2016年11月11日、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1月22日的发货单收货人处要么无人签字，要么签字的是运输人员；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3月23日、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或收条，载明的收货人均为朱海兵；朱海兵虽系利华公司工作人员，但其系男性，并非长安公司申请的证人吴某所陈述的女性工作人员，故可确定上述签有朱海兵名字的送货单或收条均非朱海兵本人所签；现长安公司无法明确上述发货单及收条系何人所签，利华公司又对此予以否认，长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上述发货单及收条不能证明长安公司的送货情况。2.利华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向长安公司送达应诉材料，长安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予以签收，说明长安公司已清楚利华的诉讼请求事宜，但长安公司还于收到应诉材料的次日即2017年3月23日发货不合常理。另外，本案于2017年4月5日就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双方就证据也进行了质证，长安公司还于2017年4月21日自行向利华公司发货，也不合常理。3.利华公司现仅认可收到了80.8吨的货物，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明利华公司收到了另外的19.2吨货物，故应以利华公司的陈述为准。故认定长安公司仅交付了80.8吨货物，尚余175.2吨货物未交付。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长安公司未及时全面供货，构成违约，利华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理由如下：1.双方在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了供货时间均为均衡供货，从字面意思及商业交易惯例来理解，应为在一段时间内平均供货，以满足购买方的需要。双方的合同分别签订于2016年11月7日、11月15日，按照长安公司的主张，其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起至11月22日共发货52吨，也就是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供应了合同约定的总供货量的五分之一，说明长安公司有短时间内供应大量货物的能力。但随后的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长安公司却每个月仅供应9.6吨的货物，明显与前期合同履行情况区别明显，无法称之为均衡供货。2.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签订的合同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供货时间，但利华公司也分别于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17日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催促长安公司履行发货义务，且两次《发货通知》的间隔时间有1个月，已给予长安公司充分的准备时间，但在上述《发货通知》已明确告知长安公司不交货的后果的情况下，长安公司也未按上述通知的要求供货，而仅仅分别于2016年12月底及2017年1月各交付了9.6吨的货物。3.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看，案涉标的物的价格波动较大，且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价格基本处于上涨阶段，此时，长安公司是否及时供货显然会严重影响利华公司的利益。从利华公司提供的与张家锐通话的录音来看，实质是长安公司要求利华公司加价购买产品。即使是因长安公司的上游供应商违约，也是长安公司与其公司供应商之间的纠纷，与利华公司无关，不能由利华公司承担相应的后果。综上，长安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经利华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利华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分别于2016年11月7日、11月15日签订了两份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均为128吨，但单价并不相同。现长安公司仅供应了80.8吨货物，该部分货物应系履行签订在前的合同，即2016年11月7日的合同。关于该合同，长安公司未供货的数量为47.2吨，又因该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为12400元每吨，故该部分未供货的货物价值585280元。另外，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应认定为长安公司未供货，该合同约定的货款为1712640元。现因利华公司主张解除合同，长安公司应返还利华公司多支付的货款2297920元（585280元+1712640元）。同时，因长安公司未就上述利华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供货，在双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长安公司还应赔偿利华公司该部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华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前付清了所有款项，长安公司应向利华公司支付自2016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利华公司提供了其公司与帝斯曼公司之间的合同、形式发票、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利华公司因长安公司未按约供货而向帝斯曼公司购买了同类产品。虽然帝斯曼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为尼龙6，但双方也认可尼龙6、锦纶6系同一类产品，且张家锐也称尼龙6和锦纶6在行业内是同一种东西，故利华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可证明其公司购买同类产品的价格，即案涉产品单价为为21649.995元/吨（4002218.24元/184.86吨）。上述单价比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的2份合同的标的物的单价均高，该部分高出的价格构成了利华公司的损失。因长安公司违约，该部分损失，应由长安公司予以赔偿。长安公司仅供应案涉合同项下货物80.8吨，尚余175.2吨货物未供。为此，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该部分货物对应的价值应为3793079元（21649.995元*175.2吨），扣除长安公司应返还的货款2297920元，利华公司为另行购买货物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为1495159元。故利华公司现要求长安公司赔偿损失1495159元，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解除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2017年11月1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长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利华公司返还货款229792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长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利华公司的损失1495159元；四、驳回利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41元，由长安公司承担37439元，由利华公司承担202元。
二审中，长安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长安公司称，双方签订合同后，案涉标的物价格一直是上涨的”及利华公司认为未收到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发货有异议。认为是利华公司称价格一直在上涨。利华公司收到了上述2批货物。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长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照片1组，以证明2017年5月17日长安公司送货至利华公司，利华公司拒收。经质证，利华公司认定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只能证明车辆停在利华公司门前，无法证明利华公司拒收，照片也无法证明具体时间。
本院另查明，利华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1份，称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长安公司各发了9.6吨尼龙6到利华公司，由其公司陈咏梅、刘文娟代为签收。因案涉货物价格上涨，长安公司单方面少量供货，经利华公司2次催告后，仍不履行供货义务，利华公司已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于2017年3月6日起诉长安公司。但关于起诉未传达到陈咏梅、刘文娟，且利华公司也未曾想到双方合同已解除且已起诉的情况下，长安公司仍会向利华公司送货，致使陈咏梅、刘文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收了上述2批货物。采购人员知晓后致电长安公司要求把货拉走，但生产部门不知晓上述情况，生产中用掉了上述货物。因仓库未有长安公司的货物，故律师向其公司核实情况时，仓库回复未收到上述货物。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交货数量应如何确定；二、长安公司的供货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均衡供货，利华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三、如利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其主张的损失应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长安公司与利华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长安公司共向利华公司供货100吨。理由：一审中，利华公司认可收到了80.8吨的货物，对长安公司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2次送货不予认可，长安公司也无证据证明3月23日的收条及4月21日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货物的朱海兵的签名，是朱海兵本人所签。且长安公司提供的证人陈述签收人为女性，而朱海兵为男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利华公司收到了上述2批货物并无不当。二审中，根据利华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说明，利华公司认可其未认真核实，管理不严，即回复未收到上述2批货物，现认可收到了上述2批货物共计19.2吨，上述说明属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据此，本院认定长安公司共计向利华公司供货100吨。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合同履行中，长安公司的供货行为与合同约定的均衡供货不符，构成违约，利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理由：1.合同约定供货时间均衡供货，但合同未约定合同有效期或供货期限，故该约定实际上无法确定每批应供货的数量，上述约定属于约定不明。在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补充的情况下，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从合同签订后的履行情况来看，合同签订后，利华公司已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长安公司无权单方确定每次的供货量。长安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起至11月22日共发货52吨，11天的时间提供了2份合同约定的总供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双方对此供货数量均未表示异议，故从双方交易惯例来看，长安公司也应按此交货速度，继续履行合同，方符合双方约定的均衡供货。且从上述供货量来看，长安公司也相应的供货能力。而长安公司在此后的5个月中每月仅供货9.6吨，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的供货相当于之前11天的供货量，与双方的交易惯例明显不同，不能认定为均衡供货，长安公司的供货构成违约。3.利华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催告长安公司履行发货义务，2017年1月17日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催促长安公司履行发货义务，2次《发货通知》的间隔时间有1个月，已给予长安公司充分的准备时间，长安公司仍按9.6吨每月供货，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之规定，利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3.合同签订后，案涉标的物的价格基本处于上涨趋势，从利华公司提供的与张家锐通话的录音来看，至2017年2月14日通话时案涉标的物价格已涨至21000元每吨，利华公司认为因长安公司拖着发货，其公司已无法向下家交货，要求长安公司发货，张家锐谈到，我就是向和你谈谈，加个两千就差不多了。从录音中可以看出，长安公司每月发货9.6吨实质是要求利华公司加价购买产品，该行为也有违商事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关于争议焦点三，长安公司应向利华公司返还货款2059840及赔偿损失1317559.22元。理由：双方签订的2份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均为128吨，但单价并不相同。现长安公司供应了100吨货物，该部分货物应系履行签订在前的合同，即2016年11月7日的合同。关于该合同，长安公司未供货的数量为28吨，该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为12400元每吨，故该部分未供货的货物价值347200元。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应认定为长安公司未供货，该合同约定的货款为1712640元。现因利华公司主张解除合同，长安公司应返还利华公司多支付的货款2059840元（347200元+1712640元）。
因长安公司不按约履行合同，利华公司另行向帝斯曼公司购买同类产品，案涉同类产品单价为21649.995元/吨（4002218.24元/184.86吨）。利华公司本可按与长安公司签订的价格购买案涉产品，因长安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他人购买的产品多支出的费用为利华公司的损失，长安公司应予赔偿。其中2016年11月7日合同，长安公司少供货28吨，每吨差价9249.995元（21649.995-12400），给利华公司造成损失258999.86元。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少供货128吨，每吨差价8269.995元（21649.995-13380），利华公司损失1058559.36元，上述2份合同利华公司合计损失1317559.22元，长安公司应予赔偿。关于利华公司提出的返还货款的利息损失应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已考虑到长安公司已赔偿利华公司的差价损失，足以弥补其损失，对返还货款的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当，故对利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长安公司称利华公司否认收到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2次送货，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程序存在瑕疵问题。一审法院对民事案件根据现有证据作出裁判，并无需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且长安公司并未提供刑事案件已正式立案的证据，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并无不当。
本案属二审中出现新证据而改判，一审法院依据一审中双方提供的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综上，长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中关于实际供货数量的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长安公司、利华公司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三、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205984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损失1317559.22元；
五、驳回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7641元，由长安公司承担33516元，由利华公司承担4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641元，由长安公司承担33516元，由利华公司承担41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伟
审判员 姜丽丽
审判员 钱 菲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周 咪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