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8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贵富，男，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梦君，上海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场所上海市静安区。
负责人：陈晓江，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红，上海旭路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贵富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16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贵富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依法改判1、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绩效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400,000元；2、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基本工资差额77,802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3、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绩效工资总额1,400,000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其在2012年3月入职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后，于同年8月成功开拓了客户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金额分别为1,200,000,000元、500,000,000元，在其入职前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并无上述两客户的授信业务。在2013年6月30日前上述两笔授信额度已发生信贷业务10多笔，相应的绩效工资其都已经收到。2013年7月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因其投诉南京银行违规行为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免聘其业务拓展一部副总经理职务，将其调整岗位至下属徐汇支行做信贷员，因此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关闭了其电脑，停止了其授信业务权利，将上述两笔授信额度转移至下属的普陀支行和北外滩支行，此后其未再获得相应的绩效工资。为证明其所受绩效工资损失，其坚持要求对上述两笔授信额度审核通过后实际发生的信贷金额进行司法审计；2、在入职前其从事银行信贷工作32年，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称其没有信贷资格不属实，上述两笔授信额度的申报得到总行批复也说明其有信贷资格，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在2013年7月关闭其电脑信贷系统后就称其没有信贷资格了，明显矛盾；3、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欠付其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加付赔偿金，故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还应支付其基本工资差额77,802元及绩效工资1,400,000元的相应利息。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辩称，1、在刘贵富入职前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没有授信业务，但2009年、2010年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有授信业务往来。刘贵富认为其在2012年8月成功开拓了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但授信额度批下来之后，只有在客户具体使用额度并在本行办理信贷业务，产生利息等收益时，相应的信贷人员才能产生绩效工资。另外，授信额度是有期限的，即在一年内使用，否则就作废，需要根据新情况再行授信。除了2013年6月底前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两笔保函，相应的绩效工资已支付刘贵富外，上述两笔授信额度在有效期内没有其他信贷业务发生，也不可能支付刘贵富绩效工资。两笔授信额度过了有效期后，南京银行上海分行重新进行了招标操作，转入了下属的普陀支行和北外滩支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刘贵富未就其所主张1,400,000元绩效工资的由来及组成提供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刘贵富申请司法审计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不同意进行司法审计；2、刘贵富入职后，经总行审批于2012年4月25获得了临时信贷资格，有效期6个月，2012年9月刘贵富未通过信贷资格考试，故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根据总行规定停用了刘贵富的信贷系统信贷号，至此，刘贵富再无权操作信贷业务，也就不会有与信贷业务有关的绩效工资。两笔授信额度是在2012年8月申报的，当时刘贵富的信贷资格尚在有效期内，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也认可的，2012年10月其信贷资格到期了，并不冲突；3、利息与赔偿金是不同的概念，现刘贵富要求支付基本工资差额及绩效工资的相应利息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刘贵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刘贵富一审诉讼请求：1、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刘贵富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基本工资差额138,299.23元;2、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刘贵富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绩效工资1,400,000元；3、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刘贵富基本工资差额138,299.23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4、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刘贵富绩效工资总额1,400,000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一审中刘贵富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作为依据：
1、劳动合同两份，证明劳动合同约定2012年3月2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刘贵富的基本工资为9,126元，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刘贵富的基本工资为8,000元；
2、南京银行帐(卡)号对账单，证明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仅向刘贵富支付工资47,153.41元；
3、公司客户授信额度调查报告，证明2012年8月29日，刘贵富成功的开拓了客户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金额为1,200,000,000元；
4、2012年客户经理综合绩效考核办法，证明刘贵富依据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考核办法可以获得绩效工资；
5、录用通知书，证明刘贵富被录用时职务为业务拓展一部总经理；
6、课程培训证明，证明刘贵富已完成对公客户经理客户服务技能培训；
7、信访回复及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6月13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员工杨琦一在办理刘贵富的儿子刘晖消费贷款合同时收取了现金，刘贵富对南京银行个人贷款产品存在违规问题进行投诉。2013年7月1日起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调整了刘贵富的岗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于2013年8月23日进行回复，已将刘贵富的投诉转由江苏银监局处理；
8、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证明自2013年7月起，刘贵富的收入减少，个人所得税缴款金额大幅度下降，由之前的几千元减少至几十元；
9、朱曦的谈话笔录，证明2017年5月31日，刘贵富原部门的同事朱曦表示关于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两笔业务，应该能拿到1,600,000元的绩效工资；
10、周某的谈话笔录及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6月6日，刘贵富原部门的同事周某表示关于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笔业务，应该能拿到1,200,000元以上的绩效工资。对此，周某亦到庭作证，证实了上述笔录的内容。
一审中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作为依据：
1、《关于刘贵富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关于刘贵富同志职务聘免的通知》、《关于刘贵富同志职务免聘的通知》，证明2012年4月11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聘任刘贵富为分行业务拓展一部总经理(试聘期一年，自发文之日起计)。2013年1月28日，根据2012年度考核结果，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聘任刘贵富为上海分行业务拓展一部副总经理(试聘期至2013年6月30日)，同时免聘刘贵富上海分行业务拓展一部总经理职务。2013年7月3日，根据工作需要，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免聘刘贵富业务拓展一部副总经理职务；
2、《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临时信贷从业资格申请表》、《信贷从业资格认定申请》，证明2012年4月18日，刘贵富填写了临时信贷从业资格申请。同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风险管理部向总行风险管理部申请对刘贵富的初次资格认定；
3、2013年7月至2015年3月工资明细，证明刘贵富的税费前应发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9,126元之间的差额为77,80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1日，刘贵富与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2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安排刘贵富在管理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方法，刘贵富的基本工资为每月9,126元，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按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法制订的相关规定执行。双方确认：因经营管理需要调整刘贵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除有正当合法理由外，刘贵富应当服从调整安排，劳动报酬按调整后工作岗位对应的薪酬等级和相应绩效考核办法执行。
刘贵富于2012年8月就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名义向总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该两公司授信。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批准了对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授信额度为1,200,000,000元，有效期一年，即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11月18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批准了对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授信额度为500,000,000元，有效期一年，即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
2013年7月，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将刘贵富安排在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下属徐汇支行从事信贷员工作。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资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发放当月工资。刘贵富2013年7月份应发工资6,672元；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每月应发工资为6,263元；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每月应发工资为4,800元；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每月应发工资为5,997元。
2015年4月1日，刘贵富与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安排刘贵富在客户经理岗位从事业务营销工作，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分配方法，刘贵富的基本工资为每月8,000元，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办法按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法制订的相关规定执行。双方确认：因经营管理需要调整刘贵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除有正当合法理由外，刘贵富应当服从调整安排，劳动报酬按调整后工作岗位对应的薪酬等级和相应绩效考核办法执行。刘贵富目前仍在职。
2017年2月20日，刘贵富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一、支付2013年6月至2015年2月的基本工资差额114,000元；二、支付2013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绩效工资1,400,000元；三、支付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6月15日的顾问费112,000元。2017年4月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静劳人仲(2017)办字第344号裁决书，裁决：一、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贵富2015年1月及2月的工资差额11,382.08元；二、刘贵富的其余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刘贵富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审理中，刘贵富申请司法审计，要求就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全资子公司)授信1,200,000,000元、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授信500,000,000元经审批同意实际发生各类金融科目等进行专项审计。
一审法院认为，刘贵富、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刘贵富、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均应当遵照执行。本案中，刘贵富主张2013年6月至2015年3月的基本工资应当按照9,126元发放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其有权依经营需要调整刘贵富的工作岗位并相应调整薪酬标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资发放时间为当月工资当月发放，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于2013年7月1日调整刘贵富工资，因此，基本工资差额应当自2013年7月1日起算；其次，双方之间劳动合同虽然约定，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刘贵富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及劳动报酬，且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确于2013年7月1日起调整了刘贵富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并调整了工资发放标准。但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并未提供其针对人员岗位考核的具体考核制度及相应薪酬标准规定，且刘贵富对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调整其工资行为不予认可。所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调整工资行为系单方行为，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向刘贵富补齐基本工资差额；最后，刘贵富主张以实发工资计算基本工资差额，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则认为应以应发工资计算基本工资差额。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每月应得工资与实得工资的主要差别在于各类扣款和费用，包括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金、税费或工会会费等。由于用人单位代扣的社会保险金、税费等均为个人劳动所得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只是承担代缴义务，该部分款项应当计入工资性收入。因此，应当按照应发工资计算基本工资差额。经计算，一审法院确认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应支付给刘贵富的基本工资差额为77,802元。
关于绩效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贵富、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均认可授信额度授予并不必然产生绩效工资，只有在被授信单位具体使用授信额度并办理贷款业务时才会产生相应的绩效工资，但刘贵富未就绩效工资的产生、来源、构成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刘贵富申请审计，由于涉及到案外人，且审计的内容发生在刘贵富变动职位之后等因素，故一审法院对刘贵富的申请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对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绩效工资1,4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同时，刘贵富主张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上述两项请求相应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另外，刘贵富向仲裁委员会曾提出顾问费112,000元的请求,但未获仲裁委员会的支持，现刘贵富未在本案中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视为认可仲裁裁决，故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主文中不再判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贵富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基本工资差额77,802元；二、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绩效工资1,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支付基本工资差额138,299.23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支付绩效工资总额1,400,000元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刘贵富提供了南京银行帐(卡)号对账单，证明2013年6月30日其电脑没有关闭前绩效工资、奖励工资拿的是正常的，因为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发绩效工资、奖励工资会延后三个月，所以2013年9月也有发之前的。2013年7月1日后，其电脑被关闭，不能出账了，相应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励工资都减少了。经质证，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相应工资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确已发放给刘贵富，但该对账单与本案刘贵富主张的1,400,000元的绩效工资没有关系，刘贵富应当对其主张的绩效工资产生、来源、构成提供相关证据证明。
二审中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刘富贵20**年7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基本工资差额77,802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对二审争议的刘贵富1,400,000元绩效工资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2年8月刘贵富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名义向总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对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授信，授信金额分别为1,200,000,000元及500,000,000元，之后分别于同年11月19日、12月25日获总行批准，有效期均为一年。本案审理中双方认可授信额度批下来后，只有在客户具体使用额度并办理信贷业务，产生利息等收益时，信贷人员才享有绩效工资。刘贵富称在2013年6月30日前使用上述两笔授信额度实际发生了信贷业务，相应的绩效工资都已收到，2013年7月其被停职调岗、关闭电脑信贷系统，无法出账，两笔授信额度转入下属的普陀支行和北外滩支行，此后其未再收到相应绩效工资，故要求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绩效工资1,400,000元。而从刘贵富的陈述及提供的证人证言来看，其所主张的1,400,000元绩效工资是自己预估的，2013年7月两笔授信额度转入下属支行后是否被使用，实际发生信贷业务的金额是多少，刘贵富并无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现刘贵富要求对两笔授信额度审核通过后实际发生的信贷金额进行司法审计，因审计内容涉及到刘贵富岗位调整及案外人等因素，故本院不予准许。此外，本院认为，刘贵富获取其所主张绩效工资的前提是两笔授信额度在2013年7月后仍由其负责使用并实际发生信贷业务，产生收益，且在一年有效期满后由其申请重新授信，但事实上2013年7月后刘贵富被停职调岗，两笔授信额度转入下属支行，刘贵富已不具备使用额度的客观条件，因此，退一步讲，即使2013年7月后两笔授信额度实际发生了信贷业务，也与刘贵富无涉，其并非具体经办人，无权主张相应的绩效工资。故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上海支行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绩效工资1,400,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贵富要求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基本工资差额及绩效工资的相应利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贵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刘贵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翁 俊
审 判 员 谢亚琳
代理审判员 茅维筠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 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