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民初字第18611号
原告张全会，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卢光太，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金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27号。
法定代表人薛国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洪，男。
委托代理人陈海生，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全会诉被告北京金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座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全会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光太，被告金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洪、陈海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全会诉称：1970年原告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宣武区自行车修配厂工作。1993年自行车修配厂解体，将原告划到宣武区修理公司。1993年，因签订劳动合同一事原告与修理公司发生争议。原告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修理公司只同意和原告订立短期劳动合同。双方对此未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10月25日，修理公司以原告拒签合同为由将原告辞退，也没有提前30天通知原告，且原告至今未收到书面辞退决定书。原告是1996年5月才听同事李安祥说单位将其辞退了。1993年改制时，原告就停薪留职了而没有上班。原告在修理公司连续工作了24年，双方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辞退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连经济补偿金至今都没有发放，原告更没有见过工会参与讨论的文书。原告因为至今没有辞退文书，无法缴纳社保，也无法办理退休。1996年，原告得知被辞退后，就到办事处反映，办事处工作人员梁燕为此事向劳动局反映过两次。此后，原告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帮助，但事与愿违。2014年7月25日，原告向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日，该仲裁委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被告于1994年10月25日做出的辞退原告的决定无效，并确认双方自1994年10月25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金座公司辩称：1970年12月28日，原告入职到宣武区修理公司自行车修配厂。1993年因为拆迁，原告被划配到宣武区修理公司。1993年7月修理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此期间领导多次找原告谈话、教育，要求同他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但本人始终拒签，事后两次安排其上岗，仍坚持不上。1993年11月15日，我公司安排原告到宣武通海电器商场工作，该公司经理常文明与原告谈话，想安排原告到该商场工作。原告答复回去考虑，月底回话，后来原告一直未答复对方。我公司领导找到宣武开关厂领导给原告安排工作，开关厂答复说7月原告就可以去上班，原告也同意7月26日上班。7月26日上午原告去了开关厂，第一天去的比较晚，原告要求晚几天上班，开关厂领导说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原公司去，原告就再也没去过。宣武通海电器商场和宣武开关厂都是独立法人，是修理厂的下属单位。1999年1月按照区政府的要求，宣武区下属的5个二级公司合并成为金座公司，其中也包括宣武区修理公司。
鉴于上述情况，1994年10月20日，宣武区修理公司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对原告的辞退决定。1994年10月25日，宣武区修理公司根据《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经教育仍然无效的职工，企业有权辞退”的规定，对原告做出予以辞退处理的决定。同日，在通知原告到公司办理辞退手续而其拒绝到场的情况下，我公司李东学、李先玲二人到原告家送达辞退决定，找到原告时是25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原告未起床。当二人将公司辞退决定交给原告时，原告很认真地看了一遍，他们要求原告签字，原告拒签。二人通知原告15日内到街道和社会劳动力科办理失业救济手续，原告称现在还没“法”，等1995年1月1日后再谈。二人又重申一遍办手续的事后回到单位。2014年7月25日，原告申请仲裁。同日，仲裁委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修理公司对原告做出的处理决定符合当时国家的法律规定，并非无效。修理公司安排原告上岗而其不上岗，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的情形，被告作出辞退决定符合《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而且，原告长期不到单位上班，公司做出辞退决定并非无效。况且，该辞退决定是1994年10月25日做出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原告并未要求撤销，现在其请求已经超过请求权的时效。
经审理查明，1970年12月28日，原告入职到宣武区修理公司自行车修配厂。1993年，因为广外、广内大街拆迁，原告被划配到宣武区修理公司。1993年6月，宣武区修理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此期间修理公司领导多次找原告谈话，讲解全员合同制的意义和公司实施细则，并要求同原告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但原告始终拒签。
一份名为《1993年6月18日公司劳资科召开岗下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动员会》的档案材料载明：1993年6月18日，宣武区修理公司劳资科组织召开未上岗人员签订合同制座谈会，原告接到开会通知后参加了会议。会上郑德怀科长讲解了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目的、意义和公司实行全员合同制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并讲解了不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的出路。何仁同志做了补充发言。然后请大家讨论。原告发言：其有能力当公司经理，能解决500人待业问题……根本不谈同企业签订合同的事情。
一份名为《1993年6月23日上午与张全会谈话情况》的档案材料载明：1993年6月23日上午10时许，张全会来劳资科办事。何仁同志找其面谈。张全会不提签合同的事情，而讲搞合同制我要看中央红头文件，你们公司的细则纯是一张废纸，我要签合同20年。何仁根据领导研究意见，向其提出：张全会同自行车修配厂签订的“自谋生活出路协议”时间是90年3月1日至91年3月1日，早已到期。今天谈话是重新签订劳动合同问题，原协议即刻终止；本人如愿同企业签一年合同，可停薪留职，每月交120元保职金；个人意向书最晚6月26日上午交到劳资科。该文件并注明6月26日上午张全会未来劳资科，也未交意向书。6月26日下午，张全会来劳资科，但不交意向书。郑德怀科长再次向他谈签合同问题，并提出如愿调出也可考虑，约定6月30日下午再谈。
一份名为《1993年6月30日与张全会谈话情况》的档案材料载明：1993年6月30日下午2时15分，公司主管付经理王世贤、体改办负责人何仁就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与张全会进行了谈话。何仁讲：根据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和你的情况，单位准备与你定一个短期合同。具体讲：定一年合同，工种修车，签订岗位责任书，完成量化指标。此外还有两种办法：一、限期三个月内转街道；二、可以停薪留职，签合同协议，每月交200元职保金。张全会讲其要签长期合同……张全会讲三项选择接受不了，并说要申请补助。王经理讲没有更多可谈的，只有这三条，7月3日或7月5日上午9点来谈，不谈后果自负。该材料注明张全会7月3日、7月5日未到公司。
一份名为《关于张全会同志的情况说明》的档案材料载明：1993年11月15日，被告公司安排原告到宣武通海电器商场工作。该公司经理常文明与原告谈话，想安排原告到该商场工作。原告答复回去考虑，月底回话，后来原告一直未答复对方。
一份名为《关于张全会在开关厂上班的情况说明》的档案材料载明：1994年6月，被告公司领导找到宣武开关厂领导，给原告安排工作，开关厂答复说7月原告就可以去上班，原告也同意7月26日上班。7月26日上午原告去了开关厂，第一天去的比较晚，原告要求晚几天上班，开关厂领导说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原公司去，原告就再也没去过开关厂。
1994年10月20日，宣武区修理公司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对原告的辞退决定。
1994年10月25日，宣武区修理公司作出《关于辞退张全会的决定》，内容为：张全会、男、40岁、初中文化程度、汉族、群众。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份参加工作（工人），原工作单位宣武区自行车修配厂，九三年由于广外、广内大街拆迁，划归公司实体。一九九三年七月份公司机关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在此期间，公司领导曾多次找本人谈话，教育，同他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但本人始终拒签。事后两次安排其上岗，仍坚持不上。根据我公司《关于贯彻国务院〈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十三条第六款：“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经教育仍然无效的职工，企业有权辞退”。经公司研究决定，对张全会予以辞退处理。
一份名为《关于通知张全会被辞退的记录》的档案材料载明：1994年10月25日，在通知原告到公司办理辞退手续而其拒绝到场的情况下，被告公司李东学、李先玲二人到原告家送达辞退决定，找到原告时是25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原告未起床。当二人将公司辞退决定交给原告时，原告很认真地看了一遍。要求原告签字，原告拒签。二人通知原告15日内到街道和社会劳动力科办理失业救济手续，原告称现在还没“法”，等1995年1月1日后再谈。二人又重申一遍请他签字和办手续，原告仍坚持自己的态度。
另查，1988年8月16日，宣武区修理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织长联席会议通过《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决议。该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或正常调动，经教育仍拒不执行的职工，企业有权辞退。
再查，2014年7月25日，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日，该仲裁委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诉讼中，原告称其与公司领导王世贤、何仁谈过签订合同的事宜，其要求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的领导没有对其进行过教育，也没有给其安排工作。原告称1994年10月25日单位作出辞退决定时，没有工作人员到其家中送达通知，其是1996年5月从同事口中听说单位将其辞退。
诉讼中，原告称其1997年给区政府写过信但没有回复，1997年之后开始信访，并提交1999年7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访告知单》、2008年7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以及2008年7月11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回信。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司劳资科召开岗下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动员会的记录、与张全会谈话情况、关于张全会同志的情况说明、关于张全会在开关厂上班的情况说明、工会委员会关于辞退张全会的意见、辞退决定、关于通知张全会被辞退的记录、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于1970年12月28日入职到宣武区修理公司自行车修配厂。1993年，因为广外、广内大街拆迁，原告被划配到宣武区修理公司。1994年10月25日，宣武区修理公司作出《关于辞退张全会的决定》。根据当时有效的《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企业对不服从正常调动，经过教育仍然无效的职工，可以辞退。而且，根据被告公司职代会通过的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或正常调动，经教育仍然无效的职工，企业有权辞退。根据相关档案材料中的记载，被告公司就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对原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就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与原告进行了多次沟通和交流，但原告拒绝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而且被告也安排了原告到下属单位工作，但原告均予以拒绝。由此可见，被告根据《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辞退原告的决定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应当及时提起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自认其于1996年5月从同事口中听说单位将其辞退，而其迟至2014年7月25日才就被告作出的辞退决定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显然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时效。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1994年10月25日做出的辞退原告的决定无效，并确认双方自1994年10月25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全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张全会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光宗
人民陪审员 赵凤玲
人民陪审员 严晓红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 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