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11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群英，女，194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良，男，194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号。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家弟，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武群兰，女，195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系武群英胞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有福，男，195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崇州市，现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代理人廖子全，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群英、郑国良因与被上诉人武有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5）崇州民初字第789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武有福与武群英系姐弟关系，武群英与郑国良系夫妻关系。1999年3月20日，双方签订《转让房产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武群英）自愿把自有的坐落在崇州市××镇×××路蜀南花园房屋一套，该房建筑面积75.66平方米。以人民币肆万叁仟肆佰叁拾壹元陆角肆分整转让给乙方（武有福）所有。……”，武有福与武群英、郑国良分别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同日，武群英向武有福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武有福购房款肆万壹仟伍佰肆拾叁元陆角肆分（41543.64）其他费用共计壹仟捌佰捌拾捌元正（1868+20）计总收款肆万叁仟肆佰叁拾壹元陆角肆分。收款人吴琼英”。2007年3月30日，武群英、郑国良与武有福的妻子向玉学办理一份公证书，载明：“……现我们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武有福所有，特委托向玉学为我们的代理人，全权代理我们办理如下事项：一、代理我们到崇州市国土部门去身板或分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代理我们到崇州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换证登记手续……”。事后，该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武有福遂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审理。
原审法院另查明：（一）、武有福于签订上述协议签的1998年搬进诉争房屋居住至今；（二）、双方诉争房屋坐落于崇州市××镇×××路×号×栋×单元×号，登记证号为：房产权证监证字第0××××13号、档案保管号为权0××××26、崇国用（1999）第0××76号附89号。
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武群英、郑国良申请对收条上的签名进行鉴定，后放弃鉴定。
武有福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判令武群英、郑国良协助武有福办理位于崇州市××镇×××路×号×栋×单元×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以及武有福提供的武群英、郑国良、武有福身份信息、公证书原件1份、转让房产协议书和收条各1份、房产证、国土证复印件各1份；武群英、郑国良提交的其户籍证明以及婚姻证明、公证处档案材料1份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在《转让房产协议书》上签名，武有福已经支付了房款，且从1998年起武有福就在该房屋居住至今，该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及国土证也由武有福持有，虽然武群英、郑国良主张《转让房产协议书》是武群英、郑国良被迫在空白纸上签名，其他内容系事后所加，但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确认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成立，且房屋已实际交付，武群英、郑国良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协助武有福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公证书系对武群英、郑国良委托他人办理房、地产相关过户手续的委托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公证，公证书的效力并不影响双方买卖关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武群英、郑国良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武有福办理位于崇州市××镇×××路×号×栋×单元×号（房产权证监证字第0××××13号、档案保管号为权0××××26、崇国用（1999）第0××76号附89号）房屋产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武群英、郑国良承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武群英、郑国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甚至错误。1、武有福对《转让房产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民事诉状第一页上其载明的签订时间是“1999年3月20日，双方补签了《转让房产协议书》，武群英、郑国良于当日出具了购房收条”；在民事诉状第二页载明“武有福认为武有福、武群英、郑国良双方于2003年5月22日签订了《买卖房屋协议书》”；在第一次开庭时，武有福陈述房屋买卖合同不是99年签订的，是在办公证同时签订的；第二次开庭，武有福当庭否认第一次开庭时陈述了前述内容。2015年12月1日开庭，播放了第一次庭审录音录像，证明武有福第一次开庭法庭上陈述的内容属实。2、武有福对给付房款的陈述有三种说法。收条证明是1999年3月20日给付购房款，但该收条上吴琼英不是本人签名；2015年8月20日当庭陈述是分两次给付的，1998年付了23431.64元，在1999年底给付余下的2万元；第一次开庭时武有福陈述，买卖合同不是99年签订的，是在办公证时2007年同时签订的；签订购房合同当天给付购房款；3、崇州市公证处出具的（2007）崇证字第1251号《公证书》程序违法，是武有福利用武群英、郑国良签名的空白纸串通公证人员所为。武群英、郑国良没有去过崇州市公证处，公证档案没有武群英、郑国良的签名，要求公证的申请表，《公证事项受理通知单送达回执》签字人是“郑国书”，崇州市公证处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公证书不能作为证据采信。4、原判隐瞒了诉争房屋是武群英、武有福的母亲最先居住的事实；5、武有福当庭陈述如何取得房屋钥匙，证明武群英、郑国良没有将房屋钥匙给武有福。二、《转让房产协议书》是无效合同。1、真实性是认定合同合法性的前提，但是《转让房产协议书》不真实。2、意思表示不真实。武群英提出没有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没有签订《转让房产协议书》，没有收取购房款。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武有福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武有福负担。
被上诉人武有福答辩称：武群英、郑国良认为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都是虚构的，从来没有这些事实存在，是武群英、郑国良的诽谤和歪曲。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经本院释明，武群英、郑国良仍然未就《收条》以及发送公证书回执上的签字在指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武群英、郑国良上诉提出，《转让房产协议》上的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受到欺诈、胁迫的手段在空白纸张上签字、并由他人事后添加文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在武有福提交了《转让房产协议》、《收条》以及公证书等相关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已建立，武有福已经支付房款的情况下，武群英、郑国良对此予以否认，则应当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关系不成立、未收取房款、也未委托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未委托向玉学办理过户登记的事实。但截止二审作出判决前，武群英、郑国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也未就《收条》以及公证书上的签名在本院指定的期限提出鉴定申请，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后果。因武群英、郑国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故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转让房产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武有福已经支付对价。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武群英、郑国良应当按照《转让房产协议》第三条“甲方（武群英、郑国良）应为乙方（武有福）出具过户所需的相关手续，并协助乙方办理”的约定，武有福请求武群英、郑国良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具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武群英、郑国良应按照合同约定协助武有福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武群英、郑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武群英、郑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锋
代理审判员 何广智
代理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崔玉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