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成。
委托代理人：刘立新，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航天双城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轨道交通一号线二七路站。
负责人：代益，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世红，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成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航天双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双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0）岸民商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杨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5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9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生效后杨成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9月25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62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917号民事判决和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0）岸民商初字第1963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鄂江岸民商再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杨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成及委托代理人刘立新，被上诉人建行双城支行委托代理人李世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成诉称：2009年7月15日，我在建行双城支行处申办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一张，卡号为62×××04，并按建行双城支行的要求当场存入现金10元（人民币，下同）。当日，我通过转账的方式在该卡内存入2000000元。2010年2月23日，我准备使用该笔存款，持卡前往建行双城支行处办理手续时，建行双城支行却以卡内的2000000元被犯罪嫌疑人（银行内部员工）转走为由拒绝了我的取款要求。后虽经我多次要求取款，建行双城支行却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仍未付款。建行双城支行的行为已给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建行双城支行支付存款本金2000000元；2.建行双城支行赔付存款利息23649元（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0年2月23日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及逾期付款的滞纳金（以2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每逾期一日赔付万分之二点一，自2010年2月24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建行双城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重审中，杨成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中逾期付款的滞纳金为：以2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金利率的2倍计算，自2010年2月24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被告建行双城支行辩称：我行对杨成的两笔存款对外转账支付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就现有的证据来看，杨成名为存款，实为高利放贷，杨成在向他人进行高利放贷的同时，向我行恶意转嫁放贷风险。因此，杨成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杨成诉讼请求。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再审一审查明：2009年7月15日，杨成向建行双城支行申办银联标准卡并填写了《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该表客户确认栏处印制有“本人保证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完整，并承诺：同意遵守《储蓄管理条例》以及监管部门和贵行有关个人业务规定……如申请龙卡通，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等文件”。杨成本人在客户签名处签名。该表背面印制有《客户须知》，内容为“2.客户应牢记并妥善保管，使用个人密、印，切勿将个人密、印泄露给他人；3.客户办理续存续取业务时，可以口述存取金额，在银行打印的存、取款凭条上签名确认。签名前请认真审核，签名后即对所确认的内容负责”。《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约定“龙卡通的密码可以由甲方（××）本人在开卡时直接设置；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相应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不凭密码进行的交易，则记载有甲方签名的交易凭证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甲方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避免使用易被破译的数字，并切勿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人。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所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同日，建行双城支行同意了杨成的申请，并为其办理了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一张，卡号为62×××04。杨成于当日领取该卡，并设置了密码后存入10元。同日，杨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在该卡内又存入2000000元。
2009年7月16日，杨成前往建行双城支行，在柜面将62×××04卡内2000000元分为二个1000000元，办理了整存整取（定期六个月）。并申请关闭了银行免费短信通。
2009年7月20日，一名自称“王琴”的人前往建行双城支行，持杨成的62×××04卡，在建行双城支行工作人员刘某负责的柜面办理了定期转活期，并将二个1000000元本金连同利息80元转账至卡号为43×××55，户名为“王琴”的卡内。建行双城支行打印的2份《取款凭条》上“取款人对客户审核栏内容确认签名”处有“杨成”签名字样。2份《存款凭条》上“存款人对客户审核栏及背面客户声明内容确认签名”处有“王琴”签名字样。建行双城支行在2份《取款凭条》《存款凭条》上均盖有“转讫”章。
2009年7月22日至9月21日期间，“王琴”的卡内资金以现金、转账、ATM取款、消费的方式支取。截止2009年9月21日，“王琴”的卡内资金仅余331.65元。
2010年2月23日，杨成前往建行双城支行取款时，被告知2000000元存款已于2009年7月20日被支取。双方协商未果，杨成诉至法院。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对刘某进行调查，刘某陈述在经办杨成的资金转账过程中，没有违规操作，都是按程序办理，并表示没有卡、没有密码绝对取不了钱。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另查明，建设银行柜面业务中储蓄卡转账流程为：1.柜员审核客户出示的身份证件、储蓄卡真实有效后，启动“5106银行卡转账”交易，刷卡后根据客户填写的转账单，输入客户要求的储蓄卡转账金额、转入账号，请客户输入密码；2.交易成功后，打印“转账凭条”。客户签字确认无误后在“转账凭条”上加盖“转讫章”和柜员名章。柜员将回执联交客户。
2002年4月，建设银行总行在全行范围内推行客户免填凭条服务方式，即客户办理储蓄续存、续取及销户业务时，不必沿用传统方式填写储蓄存、取凭条，而是与柜员进行口头交流，柜员根据客户交易要求由计算机打印出存、取款凭条，客户审核无误后在凭条上签名确认即可。《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程（试行）》第二条规定，客户免填凭条业务范围：使用储蓄存折（卡）的本外币活期、定期储蓄存款的续存、续取和销户业务；第十二条规定，储蓄续取、销户业务基本操作流程：（一）客户口述取款要求，将储蓄存折（卡）递交柜员，大额取款的需同时递交有效身份证件，代理大额取款则需同时递交户主与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二）柜员与客户交流核对无误、审核身份证无误后上机操作。如客户采取留密支取方式的还应要求客户输入密码……（五）柜员将取款凭条交给客户，请其仔细审查“客户审核”栏中各项内容的正确性，并签名确认。（六）柜员收到经客户签名确认的取款凭条，并审核客户签名与户主名一致后……将储蓄卡或打印好的储蓄存折、清点后的现金交予客户。
以上事实，有《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客户须知》、银行卡领卡签收单、62×××04卡复印件、兴业银行个人汇款委托书、杨成办理关闭短信银行渠道业务的申请表及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单、理财卡整存整取账户明细对账单、王琴身份证复印件、存取款凭条、存款利息清单、建设银行柜面业务操作指南、储蓄管理条例、对刘某等人的调查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当庭质证。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杨成向建行双城支行申办银联标准卡，建行双城支行同意并予以发卡，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行双城支行是否应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首先，《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其身份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必须持存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外籍储户凭护照、居住证——下同）办理。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代支取人还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它身份证明无效，特殊情况的处理，可由储蓄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自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储蓄机构对于储户要求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在具备上述第三十四条条件下，验证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一致后，即可支付该笔未到期定期存款”。根据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代储户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银行必须审核的范围包括储户本人及代支取人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等）；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是否一致。本案中，建行双城支行在办理取、存款业务中，已留存杨成及王琴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已尽到身份信息审核义务，并且通过柜面刷卡、输入交易密码，也验证了储蓄卡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是一致的。建行双城支行根据代支取人的指示取、存款，符合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其次，从建设银行柜面业务中储蓄卡转账流程及《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的相关规定可知，“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相应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取、存款凭条》上的签字是客户或代支取人对银行完成业务的确认，银行仅对客户或代支取人的签名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最后，建设银行《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程（试行）》规定“柜员与客户交流核对无误、审核身份证无误后上机操作。如客户采取留密支取方式的还应要求客户输入密码”，储蓄卡密码具有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的特点，密码由储户本人设定，储蓄卡由储户本人保管，密码和储蓄卡是取款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完成取款业务。本案中，杨成在申领储蓄卡成功后即重新设置了密码，并且在庭审中一再申明储蓄卡及密码均未遗失也未告知他人。与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或网上银行取、存款不同，本案所涉资金取、存均在银行柜面完成，如没有真实的储蓄卡及有效的交易密码，取、转款业务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在银行柜面办理取、存款业务是要经过人工、机器双重验证，不可能存在有人持伪造或变造的储蓄卡办理业务的情形。综上，建行双城支行已按约履行了支付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杨成对他人持有自己的62×××04卡及身份证件并知晓该卡密码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杨成本人在存入2000000元后主动申请关闭了银行免费短信通，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杨成对自已的资产未进行有效监管。其要求建行双城支行支付存款本金2000000元及赔付存款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90元、邮寄费20元，合计23010元由原告杨成负担。
杨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再审一审法院强加给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义务是错误的。再审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一再申明储蓄卡及密码均未遗失也未告知他人”，这本身就是对事实的陈述。对于上诉人的这一陈述，再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他人持有自已的卡及身份证件并知晓该卡密码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上诉人一再陈述“未告知他人就是合理的解释。而在被上诉人的责任认定上，再审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的情况下就能够认定“在银行柜面办理取、存款业务是要经过人工、机器双重验证，不可能存在有人持伪造或变造的储蓄卡办理业务的情形”。再审一审法院对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明显不公平，这种强加给上诉人的义务明显是有悖公平。2．被上诉人未尽到审核义务，应当承担兑付义务。无论根据《储蓄条例》的规定，还是《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范（试行）》的规定，均要求被上诉人“审核身份证无误后上机操作”。从法庭调查的结果来看，持“王琴”身份证办理“代取业务”的并非“王琴”本人，按照《储蓄条例》及《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范（试行）》的规定，被上诉人就不能上机操作。被上诉人没有审核取款人与所持身份证是否一致的情况下进行上机操作，违法了相关规定，未尽到审核义务，应当承担兑付义务。而再审一审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的前述审核义务只是形式上的审查，是错误的。二、再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再审一审法院以建设银行总行的《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范（试行）》、《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等规定认为“《取、存款凭条》上的签字是客户或代支取人对银行完成业务的确认，银行仅对客户或代支取人的签名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是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54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行的财务、会计制度”、第55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7）393号《支付结算办法》第11条明确规定“个人在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应为该个人本名的签名或盖章”、第14条明确规定“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和其它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它当事人真实签章的效力。本条所称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等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在处理有关签字事项时做了明确了规定，这些规定是确定被上诉人的责任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在卡未离身、密码未泄露的情况下，储户因借记卡内资金被他人提取而遭受损失的，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除非银行能够证明储户对该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请求：1、撤销再审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兑付上诉人的存款、利息及滞纳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建行双城支行答辩称，本案的基本案情再审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楚。取款不是取现金，而是转账。转款的唯一标准是持有真实的银行卡和正确的密码，才能完成转款。客户不提供真实的银行卡和正确的密码，是无法完成取款、转款的。取款凭证和转款凭证只是事后通知性质，并不是完成交易的必要要件。银行执行的是双人临柜制度，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管理制度及流程。杨成一直自称其银行卡一直在本人身上，密码也没有泄露。因此本案要么是涉及刑事犯罪，是有人制造了假卡取款，那么本案就不是民事案件，应当移交刑事侦查。要么本案是杨成与他人串通，主动配合转款，将高利贷风险转嫁银行。本案前期刑事侦查，没有认定杨成的存款有涉及刑事问题，其资金的转向是明确的。本案中，已经向李志勇、尚莹、王琴、刘某等人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已经陈述了他们一系列发放高利贷的操作的流程。杨成是配合转款，为了收取高额利息，这也是为什么杨成一年之后才起诉的原因，因为其收取不到本金及利息，将风险转嫁银行。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再审二审庭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后建行双城支行申请法院调查，经合议庭评议，根据建行双城支行申请法院调查申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九十六的规定，依法对与本案有关联的事实进行了调查。1、对范国文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载明：其承认开办的投资担保公司从事融资业务，由用款人根椐本金支付高利息，部分高利息支付给借款人，从中获取利差。2、对刘某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载明：大额转款是严格按银行规定程序进行的，取款人或代取款人身份证复印件留存应当是当天且应当打编码存档，转款凭条上的签字确认应当是客户或代支取人完成。没有卡和密码完成不了交易。3、对杨宁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载明：其是范力的同学，又是范国文（范力）公司的员工，和杨成是朋友，从事过为范国文（范力）公司拉存款客户的业务，幸秀枝和杨成是其为范国文（范力）公司拉进来的客户，分别按范国文（范力）公司指定的银行及窗口存入1000000万和2000000万元，范国文（范力）公司按存款按月支付3%的好处费，其转付给杨成2.5%，自已获得0.5%奖励。2010年初杨成未收到好处费曾打电话骂杨宁，问到底搞什么名堂？他的钱去哪里了？杨宁与范力联系，范力要杨宁不管这个事。4、对李志勇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载明：李志勇是实际用款人，是通过范国文（范力）的公司获得用款。具体操作过程是范国文（范力）的公司联系到出借人，将款存入范国文（范力）和李志勇有关系的建行营业点，到刘某柜台进行存转款交易业务，李志勇公司人员和范国文（范力）公司人员及持卡人或代办人都应当到场，存取卡由持卡人掌握，转款时输入密码，但确认单是转款人和用款人都不签字，这是事先口头约定好的，就是为了规避风险。
对上述调查笔录本院庭下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杨成和幸秀枝认为，李志勇、范国文调查笔录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李志勇和范国文都不认识幸秀枝和杨成，调查笔录内容不涉及幸秀枝和杨成如何转款的事实。刘某调查笔录的内容不能证自已的操作程序是符合要求的；刘某转款资料打码不排除银行事后补做的情况；刘某说杨成转款只是个人推断，与事实不符。杨宁调查笔录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杨宁没有给杨成钱，钱是存银行的，杨宁为什么给钱杨成？杨宁的陈述是伪证。建行双城支行认为，李志勇和范国文的调查笔录证实，李志勇和范国文虽都不认识幸秀枝和杨成，但可以证实如何从客户存款到转款操作的事实。李志勇、范国文调查笔录的内容与本案是有关联的。刘某的调查笔录证实刘某自已的操作程序是符合要求的，存取卡是取款人提供的，密码也是客户输入的，否则无法完成交易。杨宁的调查笔录证实，杨成去建行存款都是杨宁介绍去存的。杨宁是范国文（范力）公司的员工，杨宁收到范国文（范力）公司的钱与杨成、幸秀枝存款转出的时间是相符的，杨宁收到范国文（范力）公司的钱后转付给与杨成，由此可以证明杨成存款是有目的的，并不是善意的第三方。
对上述调查笔录内容（详见附卷原件）合议庭认为，李志勇、范国文虽都不认识幸秀枝和杨成，但调查笔录内容可以证实如何从客户存款到转款操作的事实。刘某的调查笔录并不能证实刘某自已的操作程序是符合要求的，刘某转款资料打码的陈述说明银行管理不规范；刘某说杨成转款，没有影相及书证证实。杨宁的调查笔录证实，幸秀枝和杨成去建行存款都是杨宁介绍去存的。杨宁是范国文（范力）公司的员工（杨宁是范国文之子范力的同学），杨宁收到范国文（范力）公司的钱与杨成、幸秀枝存款转出的时间是相符的，杨宁收到范国文（范力）公司的钱后转付给与杨成，杨成收到杨宁给付的“好处费”应当知道不是银行支付的（杨成曾是民生银行职工，知道银行不可能长期支付高利息）而是第三方用款人支付的高利息。上述调查笔录合法，证人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证言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以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九十三条第（三）、（四）的规定，综合分析李志勇、范国文、刘某、杨宁的调查笔录内容，结合幸秀枝和杨成、建行双城支行在诉讼中的陈述及原审查明的部分事实，再审二审可以另确认以下事实：李志勇公司是实际用款人，范国文（范力）公司是融资的平台，杨宁是范国文（范力）公司职工（既是范力的同学，又是杨成的朋友，还是介绍杨成将钱存入银行的关系人），幸秀枝（存、取款均由其子杨成代理）和杨成是银行存款客户，银行职员刘某是完成存款及转款的经办人。范国文（范力）公司通过杨宁的关系找到存款客户幸秀枝和杨成，将钱按范国文（范力）公司要求存到建行双城支行刘某工作窗口，而后再按范国文（范力）公司要求将款转给范国文（范力）公司，范国文（范力）公司将款转给李志勇公司使用。李志勇公司收到融资款后，按与范国文（范力）公司的约定支付用款利息（月息6个点）给范国文（范力）公司，范国文（范力）公司从中获取差价，同时分别向杨宁支付幸秀枝和杨成存款转出后的利息（月息3个点），也就是杨宁说的“好处费”，杨宁在扣除其所得的0.5个点后，再将2.5个点的利息支付给杨成。2010年1月，李志勇公司经营出问题无力支付借款利息，杨成在未收到利息（好处费）的情况下，于同年2月就到建行双城支行要求取出存款。以上事实有调查笔录附卷证实。
另查明，原审诉讼中杨成申请对“杨成”、“王琴”签字确认真实性进行鉴定，建行双城支行不同意鉴定，证人刘某作为银行柜员对“杨成”、“王琴”签字确认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杨成”、“王琴”均否认签字。根据证据规则可推定，“杨成”、“王琴”签字应为其他人代签。2013年1月23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作出鄂银监复（2013）554号批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二七支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航天双城支行”。
再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二审认为，本案的讼争焦点为：建行双城支行是否不当支付了存款，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存款及赔付利息和滞纳金的民事责任。
杨成向建行双城支行申办银联标准卡，建行双城支行同意并予发卡，双方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履行义务。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前述已引用），规范了储户在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时储户和银行的权利与义务。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2009年7月15日，杨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在该卡内存入2000000元。2009年7月16日，杨成前往建行双城支行，在柜面将62×××04卡内2000000元分为二个1000000元，办理了整存整取（定期六个月）。2009年7月20日，一名自称“王琴”的人前往建行双城支行，持杨成的62×××04卡，在建行双城支行工作人员刘某负责的柜面办理了定期转活期，并将两个1000000元本金连同利息80元转账至卡号为43×××55，户名为“王琴”的卡内。这两笔取存转款都是大额交易，建行双城支行在办理杨成转给王琴2000000元的两笔取、存款业务中，银行柜员首先审核了杨成本人及王琴的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等），留存了杨成及王琴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建行双城支行已尽到身份信息审核义务。而后银行柜员通过柜面刷卡也验证了储蓄卡人姓名与证件姓名是一致性，正式受理杨成转款两笔1000000元给王琴的转款业务，并告知转款人或代支取人输入储蓄卡人设定的交易密码，银行柜员验证正确后，提交银行柜面主管审核客户身份及转账要求后授权，完成两笔1000000元的转款交易。最后银行柜员将打印的《取、存款凭条》交转款人或代支取人核对签字确认，“杨成”、“王琴”签字确认后将《取、存款凭条》交回银行柜员再次确认，建行双城支行打印的2笔《取、存款凭条》上加盖“转讫”章。至此转款业务全部完成。从两笔存、取款的全部流程看，除“杨成”、“王琴”签字与规定不符外，基本符合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也符合建设银行总行在全行范围内推行客户免填凭条服务方式的规定，可以认为建行双城支行尽到了安全保障存、取款的义务。
杨成在《个人开户与电子银行服务申请表》中承诺：同意遵守《储蓄管理条例》以及监管部门和贵行有关个人业务规定……如申请龙卡通，已阅读并同意遵守《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等文件”。《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约定“龙卡通的密码可以由甲方（××）本人在开卡时直接设置；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相应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甲方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避免使用易被破译的数字，并切勿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人。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所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本案所涉转款业务客户采取留密支取方式进行的。“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相应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取、存款凭条》上的签字是客户或代支取人对银行完成业务的确认，银行仅对客户或代支取人的签名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建设银行《客户免填凭条业务操作规程（试行）》规定“柜员与客户交流核对无误、审核身份证无误后上机操作。如客户采取留密支取方式的还应要求客户输入密码”。储蓄卡密码具有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的特点。密码由储户本人设定，储蓄卡由储户本人保管，密码和储蓄卡是取款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无法通过银行柜面完成取款业务。本案所涉转款业务在银行柜面完成，如没有真实的储蓄卡及有效的交易密码，取、转款业务是无法完成的。在银行柜面办理取、存款业务是要经过人工、机器双重验证，不可能存在有人持伪造或变造的储蓄卡办理业务的情形。本案在诉讼中杨成一再申明储蓄卡及密码均未遗失也未告知他人。但与本案相关联的证人证言证实杨成存款的目的并非获取银行利息，而实质是为获取第三方借款人支付的高额利息。且有证人证言证实其己按月获取了第三方借款人支付的高额利息，因此不能排除杨成及代支取人参与转款（提供密码和储蓄卡）的可能性。杨成采取留密方式存、取款，建行双城支行虽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但在对《取、存款凭条》的确认签字是否为杨成或代支取人完成的审查上柜员存在审查把关不严的过错行为，忽略了确认签字人身份与杨成或代支取人关系的审查，致使《取、存款凭条》的确认签字人与杨成或代支取人不一致的问题出现。然而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凭密码进行的交易，相应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完成的有效凭证”的规定，此行为并不妨碍杨成将存款转与第三方交易行为的发生，也不会导致杨成无法追回款转的后果。杨成知道存款转给他人，且对自已存款后他人持有自己的6222802870651028755卡及身份证件并知晓该卡密码、主动申请关闭了银行免费短信通等情形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可以向第三方主张权利。建行双城支行按规定支付了涉讼储蓄存款，虽有过错行为，但不构成违约，因而不应当承担支付存款及赔付利息和滞纳金的民事责任。
综上，杨成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再审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当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22990元由杨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运娥
审判员 周红川
审判员 赵云霞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韩 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