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4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女，1984年8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彦青，女，1957年12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程久余，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景，女，1957年12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钢，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伍×因与被上诉人徐春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8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邢军担任审判长，法官江惠、郑慧媛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彦青、程久余，被上诉人徐春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春景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至2013年，徐春景的儿子邓×与伍×正在恋爱期间，伍×打算在北京购房请求徐春景提供资金支持，徐春景在2013年9月22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徐春景提供了68万元，伍×用该款购买了位于涉案房屋，现该房屋由伍×居住。2014年1月6日伍×与邓×分手，徐春景要求伍×返还68万元，但伍×予以拒绝。徐春景认为，伍×拒绝返还68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故徐春景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伍×向徐春景返还人民币68万元；2.判令伍×向徐春景支付68万元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6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15%，计算自2013年9月22日至2015年1月22日期间16个月的利息共计55760元；计算自2015年1月2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伍×在一审中答辩称：就此，徐春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过一次，法院作出了裁定，驳回了徐春景的起诉。现徐春景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伍×认为不具备不当得利的要件，且根据最高院颁布的有关指导案例意见，当事人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未得到法院支持，后又以不当得利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邓×因为要圆出国梦，突然悔婚，给伍×发了微信说将上述款项赠与给伍×。综上，要求法院驳回徐春景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就本案诉争款项，徐春景曾于2014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伍×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伍×偿还借款68万元，该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朝民（商）初字第4073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第40737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徐春景的起诉。双方确认上述裁定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
第40737号民事裁定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有：“徐春景系邓×之母，邓×与伍×曾系恋爱关系，双方于2012年11月至2014年1月7日期间存在同居关系。2014年1月16日双方结束恋爱关系。
2013年9月22日，徐春景向伍×通过银行汇款支付68万元。
2013年8月29日，伍×作为乙方（买受方）、王凤英作为甲方（出卖方）签订《补充协议》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由伍×购买了位于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为214万元。2013年10月22日伍×取得了1603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书。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邓×与伍×系以结婚为目的购买了1603号房屋。伍×认可徐春景支付之68万元系用于支付购买1603号房屋的款项，但系赠与性质，并非借款。”
一审诉讼中，徐春景主张上述款项系应伍×购买婚房要求而提供的资金。伍×则主张上述款项属于赠与性质，其提交了邓×与伍×的微信记录。伍×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邓×无权代徐春景放弃68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春景基于徐春景之子邓×与伍×恋爱关系，将自有的68万元以存入伍×账户的方式交付伍×用于购买婚房，现徐春景以伍×无合理理由占有该款项为由要求伍×偿还，伍×辩称该款系赠与，故伍×负有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赠与事实存在的义务。现徐春景对伍×的辩解主张不予认可，伍×所提交的微信记录为徐春景之子邓×所发，不能证明徐春景将上述款项赠与伍×的事实，故无法认定伍×占有徐春景款项存在合理依据，对于徐春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伍×返还相应款项之请求，一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徐春景要求伍×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伍×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徐春景68万元；二、驳回徐春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伍×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应由徐春景来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焦点是诉争款项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证明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是徐春景的责任。一审法院以伍×就赠与事实举证不能为由，判令伍×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具有法律依据且明显缺乏裁量公正。徐春景作为权利主张者，应当对2013年9月22日汇款68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的各项要件进行证明，如果未能举证证明各项要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理由如下：（一）本案中的“没有合法根据”并非消极事实。在本案中，徐春景主张不存在合法依据，并不意味着客观上就真的如徐春景所说的无合法依据。显然在2013年9月22日徐春景汇款时必然有其法律上的原因，只有徐春景明确了当时认为的法律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伍×收受该68万元有没有合法根据。（二）让徐春景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更加公平。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财产变动的控制者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实属合理。伍×收取徐春景给付的利益存在诸多可能的原因，未必均属“不当”。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即假定伍×收取的是不当利益的做法属于先入为主，有责推定。（三）徐春景离“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据更近。徐春景第一次诉讼主张是借贷，且不讨论第一次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仅就其本次诉讼中其诉称“伍×请求徐春景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显然徐春景应该持有“伍×请求徐春景提供资金支持”的证据，也就是发生2013年9月22日68万元汇款原因的证据，另外，徐春景不会自己算出伍×的账户信息，显然徐春景是掌握有此68万元汇款相关的证据。所以，应该由徐春景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二、本案诉争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双方当事人对于徐春景已给付伍×68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本案中徐春景系自愿支付款项，不存在支付错误的情形。2013年9月22日以银行转账的汇款凭单上的汇款用途为徐春景手写的“购房”，可见徐春景是非常明确款项性质。徐春景做出该款项的给付必然有其给付目的，徐春景在（2014）朝民（商）初字第40737号案件中诉称“2013年9月22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伍×支付借款68万元”，即徐春景自认讼争款项为借款，这是徐春景自认的事实也是生效法律文书中已认定的事实，所以其支付款项时徐春景是有其法律上的原因。（二）不当得利中的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法院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徐春景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徐春景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徐春景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而是陈述伍×向其借款，所以徐春景认为伍×受领的68万元无法律上的原因是无法律依据的。三、徐春景滥用不当得利诉权。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徐春景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请诉讼，被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4）朝民（商）初字第40737号民事裁定书因“证据不足”驳回后，徐春景未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但其诉称仍然是“伍×请求徐春景提供资金支持”的借贷关系，徐春景试图以改变诉讼案由来规避证明责任，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也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明显构成了对不当得利诉权的滥用，应为法律所禁止。四、邓×与伍×为高中同学，后来恋爱。2013年8月开始看房准备结婚，邓×自愿出10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与伍×共同出资购买1603号房屋，但将房屋作为伍×的婚前财产登记在伍×的名下。邓×将其原有房屋出售给案外第三人，因案外第三人的父母与邓×父母相熟，且邓×将钱放在徐春景处由徐春景帮助理财投资，故案外第三人的购房款放在了徐春景处，所以才有了这68万元的事情。在2013年9月22日左右，邓×当时在外地出差，又考虑汇款手续费，徐春景依据邓×的要求汇款给伍×在光大银行的购房资金监管账户，后伍×将该款作为房款付给卖方。后来，邓×在结婚前夕突然悔婚要求去美国，并明确表示“我愿意把我这些年在北京的一切给你”等。五、伍×并非愿意承担举证责任，而是基于事实认为，本案徐春景转账事实上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即徐春景代邓×履行共同出资购买婚房约定项下的出资义务。故徐春景无权在已经替邓×履行债务后向伍×主张返还款项。故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2015）朝民初字第18389号判决，并驳回徐春景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徐春景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2015）朝民初字第1839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徐春景之子邓×表示“我愿意把我这些年在北京的一切给你”、“小100万扔房子里我都给你”、“我净身出户，能留的都留给你了”；2.法院已判定邓×作出的表示均为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邓×与伍×共同出资购买1603号房屋的出资额共约100万元，除了（2015）朝民初字第1839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28.2万元还包括本案68万元；二、一审庭审笔录。证明：1.“双方均认可邓×与伍×系以结婚为目的购买了1603号房屋”，结合（2014）朝民（商）初字第40737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邓×与伍×之间有共同出资购买1603号房屋的协议，且本案的68万元的性质是“邓×与伍×共同出资购买1603号房屋的邓×出资款”；2.徐春景在本案的一审陈述“只是根据儿子邓×的请求，提供了68万元”，即徐春景是根据其儿子邓×的要求代替邓×履行了邓×与伍×约定共同出资购房协议项下的支付“邓×出资的款项”；三、2013年9月1日中国光大银行个人开户回单、2013年9月25日中国光大银行个人二手房屋交易资金托管服务申请书、2013年9月25日光大银行转付回单、2013年10月17日广大银行信汇凭证、2013年10月17日个人转付凭证。证明：1.光大银行开户、户名为伍×、卡号：×××的账户是伍×履行1603房屋买卖合同开具的账号；2.2013年9月25日伍×将首付款68万元付给1603房的卖方，2013年10月17日伍×将尾款140万元付给1603房的卖方，至此，伍×履行完毕邓×与伍×共同自出购房协议项下的义务。
徐春景服从一审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其口头答辩称：伍×的第一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法院依法裁判的范围，不属于其上诉的范围。针对第一点，徐春景认为伍×的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1.徐春景有汇款行为，伍×取得了68万元，因同行为徐春景丧失了68万元的财产所有权；2.伍×取得该款项与徐春景发生的损失在原因上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3.伍×取得该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合法依据。徐春景认为以上事实符合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判决伍×返还68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伍×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徐春景已经举证证明，伍×收到68万元款项的事实。因此，伍×必须承担证明其收到68万元合法的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事项的认定及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应当由伍×承担。其次，本案中，徐春景向其支付68万元款项并非合同法第六十五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情形。因此，伍×适用该法律进行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徐春景对伍×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不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
经本院庭审质证，徐春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均不认可伍×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微信、转账凭证、（2014）朝民（商）初字第40737号民事裁定书、（2015）朝民初字第1839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一审、二审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徐春景基于其子邓×与伍×系恋爱关系，并为了其子与伍×购买婚房的目的，将68万元转入伍×账户用于购房，但邓×与伍×后因故结束恋爱关系并不再打算结婚，故徐春景为其子邓×与伍×购买婚房的目的不能实现，伍×使用徐春景68万元购房款的合理依据已经丧失，现所购房屋登记于伍×名下，徐春景要求伍×将其出资的68万元购房款返还，应予支持。伍×主张邓×已明确表示将涉案68万元赠与伍×，但由于涉案68万元原为徐春景向伍×的转账，邓×的表示不足以代表徐春景的真实意思，且徐春景不认可将涉案68万元赠与伍×，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伍×主张徐春景系代邓×履行与伍×的共同购房协议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伍×的上诉请求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562元，由徐春景负担562元（已交纳），由伍×负担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江 惠
代理审判员 郑 慧 媛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旭书记员刘茜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