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辖终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伟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巍，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昕倩，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均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钱丽萍，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雄，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鹏慎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学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晴文，北京市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敏煌，北京市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金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泓岩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彦，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金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子承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金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宁，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新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学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丽萍，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文婕，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颜立燕。
委托代理人：王晓鹏，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公司）、上海鹏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慎公司）、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达公司）、上海子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承公司）、上海泓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岩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颜立燕、上海新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凌公司）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黑民初83号之三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于2002年12月25日至2005年9月30日期间签署了《“哈尔滨爱建地下商贸城”项目联建合同》《哈尔滨“上海一百”项目联建合同》等多份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爱建信托公司按照约定承担了项目部分建设资金，双方共同完成了全部相关项目建设。2005年9月30日，爱达公司、爱建信托公司双方商定终止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并就终止后权利义务签署了《关于哈尔滨爱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合作事项的最终处置协议》（以下简称《最终处置协议》）。爱建信托公司于2008年12月以与爱达公司上述房地产合作开发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举报第三人颜立燕挪用资金、合同诈骗，颜立燕被羁押期间，被迫接受了爱建信托公司单方起草的《关于债权债务清理及遗留事项处理整体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整体框架协议》）及附件一《新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二《债权债务确认书》。爱建信托公司利用颜立燕面临刑事指控的不利地位，于2011年6月7日逼迫爱达公司及第三人颜立燕接受爱建信托公司单方提出的方案，当属无效。由于《最终处置协议》所约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系终止双方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本案纠纷依法应当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故作为《最终处置协议》补充协议性质的《整体框架协议》及后续协议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本案应由不动产所在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爱建信托公司、爱建集团公司继续履行2005年9月30日为终止三方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而签署的《最终处置协议》；2.确认爱达公司、爱建信托公司、颜立燕三方签署于2011年6月7日的《整体框架协议》及其附件（含子承公司、泓岩公司、爱建信托公司三方签署于2011年6月7日的《新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爱达公司、爱建信托公司、颜立燕三方签署于2011年6月7日的《债权债务确认书》）无效；3.判令鹏慎公司将所持新凌公司100%股权中的90%股权返还给子承公司、10%股权返还给泓岩公司，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4.判令爱建信托公司将新凌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陆家浜路1100号全部房地产开发项目返还给由子承公司、泓岩公司恢复持股的新凌公司（当时协议确认价格为11.6亿元）。如不能返还，最终以评估时市场价赔偿子承公司、泓岩公司经济损失；5.判令爱建信托公司返还爱达公司位于哈尔滨市“爱建新城上海沙龙商服”建筑面积为4650.12平方米的房屋（当时协议确认价格为22960万元），并注销相应房屋预售登记。注销“爱建新城上海沙龙商服”建筑面积为2987.54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登记（当时协议确认抵押价值为1.03亿元）；6.判令爱建集团公司返还爱达公司位于哈尔滨市“爱建新城上海沙龙商服”建筑面积为3475.02平方米的房屋（当时协议确认价格为1.7亿元），并注销相应房屋预售登记；7.判令注销位于上海市××路建筑面积为12784.39平方米的房屋（当时协议确认抵押价值为1.5亿元），抵押权人为爱建信托公司的第二顺位抵押登记；上述4至7项协议确定价为181260万元，如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不能返还，最终以评估时市场价赔偿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的经济损失。8.本案诉讼费由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承担。
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已经在鹏慎公司与爱达公司、颜立燕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已经作出（2016）沪01民初27号民事判决，该案目前正在二审期间。该案庭审中，爱达公司以2005年《最终处置协议》作为抗辩依据，用以证明爱达公司并不结欠爱建信托公司及鹏慎公司债务。因爱达公司未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鹏慎公司、爱建信托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协议已经被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所吞并和覆盖。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系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签署并由颜立燕提供担保，从确认19亿元债务起，爱达公司已经依约履行部分债务，在其后双方又签署多份协议就19亿元债务的履行进程及剩余债务进行多次确认。在此期间，爱达公司从未对该债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也未在法定期间内对上述协议提出撤销之诉，因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19亿元债权真实、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构成重复诉讼。本案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构成重复诉讼。2.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无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就同一事实及法律关系重复提起诉讼，并在立案未经审理的情况下，仅凭诉状即申请查封《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所涉确认给付及抵押给爱建信托公司、爱建集团公司的全部财产，扰乱了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给上述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3.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鹏慎公司与爱达公司、颜立燕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后，爱达公司、颜立燕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为案涉债权所涉基础法律关系为爱建信托公司与爱达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管辖。《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中的约定管辖因违反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而无效，该案应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27-2号民事裁定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辖终62号民事裁定认为，鹏慎公司主张的债权是从爱建信托公司受让而来，其依据为《整体框架协议》等相关协议，应属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并非专属管辖范围，驳回了爱达公司、颜立燕的管辖权异议申请。
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辩称，依据本案基础事实及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案应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请求裁定驳回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理由为：1.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其他协议均为房地产合作开发法律关系的清理、清算性质的补充协议，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爱达公司诉请各方履行的是2005年9月30日《最终处置协议》，而《最终处置协议》终止的是双方于2002年12月25日至2005年9月30日期间签署的《“哈尔滨爱建地下商贸城”项目联建合同》《哈尔滨“上海一百”项目联建合同》等多份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2011年6月7日的《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2013年12月4日的《协议书》等协议，均系建立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基础法律关系之上的，不是独立于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之外的新协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纠纷属不动产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约定管辖因违反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归于无效。2.重复诉讼应属实体审理范畴，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此项申请的前提是承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其既要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本案起诉，又提出管辖权异议，存在矛盾。且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只有同时满足规定的三个条件，才构成重复诉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鹏慎公司与爱达公司的案件是债权转让纠纷，即鹏慎公司依据让与人爱建信托公司对爱达公司、担保人颜立燕8000万元债权提起债权转让纠纷诉讼，本案审理的是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本案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初27号案件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诉讼标的也不相同，诉讼请求更不相同，不符合重复诉讼的法定条件，不构成重复诉讼。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应当以本案的判决结果为依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鹏慎公司诉爱达公司、颜立燕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是由本案中一份补充协议引起的。爱达公司本案中诉请判令这一系列协议无效，必然导致该补充协议无效，在本案判决生效前该补充协议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并未生效，且双方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债权债务纠纷，而是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该判决仅涉及补充协议债权债务部分，未涉及主协议，对该补充协议效力如何认定，不影响本案审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依法中止其案件的审理，等待本案判决结果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现有证据初步表明，2004年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签订《“哈尔滨爱建地下商贸城”项目联建合同》《哈尔滨“上海一百”项目联建合同》。2005年9月30日，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爱建集团公司签订《最终处置协议》，协议对双方因哈尔滨爱建新城项目所涉及的全部合作事项达成最终处置意见。2011年6月7日，爱建信托公司与爱达公司、颜立燕签订《整体框架协议》，约定爱达公司确认应付爱建信托公司19亿元人民币债务，颜立燕就上述债务向爱建信托公司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该协议生效后，爱建信托公司与爱达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以往签署的所有合同、协议等民事文件全部终止，依据前述民事文件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解除。因该协议引发的争议由合同签署地（上海市长宁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鹏慎公司因与爱达公司、颜立燕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后，爱达公司、颜立燕在答辩期间以案涉债权基础法律关系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作出（2016）沪01民初27-2号、（2016）沪民辖终6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爱达公司、颜立燕的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合作开发项目已经实际开发完毕。双方于2011年6月7日签订的《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及其后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虽然确认爱达公司应付爱建信托公司19亿元人民币债务，但该债务的形成是基于双方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进行的利润分配，并非由于借贷、投资等形成的普通债权债务关系，是对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进行清理、清算的结果。因此，本案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属不动产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双方虽然在《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等协议中约定了管辖，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约定管辖不能违反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故本案双方约定管辖因违反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而无效。
关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管辖异议裁定对本案管辖权影响问题。鹏慎公司与爱达公司、颜立燕债权转让纠纷，是因爱达公司与爱建信托公司签订的《整体框架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而产生，爱建信托公司对爱达公司享有债权，爱建信托公司将其中8000万元债权转让给鹏慎公司，鹏慎公司起诉要求爱达公司、颜立燕向其偿还债务。该纠纷的性质为债权转让纠纷，合同约定由合同签署地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债权转让纠纷有管辖权。而本案爱达公司诉请为要求确认《整体框架协议》无效，继续履行原《最终处置协议》，是对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所获收益进行分配，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另案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本案不产生影响。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属于实体审查范围，需要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认定。因此，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在本案管辖权确定后进一步审查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人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认为：
（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错误，双方之间并非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及后续附属文件并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是包括股权转让式偿债、资产委托运营等内容在内的整体框架协议，本案是一般“合同纠纷”，一审裁定认定本案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进而适用专属管辖，事实认定错误。爱建信托公司与爱达公司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早在2005年就已经结束，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及后续附属文件中，没有任何关于房地产合作开发的内容。相反，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及后续附属文件约定的主要内容，都是股权转让、不良资产委托经营等与“合作开发房地产”无关的独立法律关系，前述合同应当视为一般的整体框架合同。一审裁定认为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及后续附属文件形成的原因是原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所以本案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其确定法律关系性质的标准有误，理由不能成立。
（二）即便认定本案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也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的规定，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是因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并非适用专属管辖的“不动产物权纠纷”。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分类，也能印证其不属于适用专属管辖的“不动产物权纠纷”
（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诉讼中的生效裁定已经认定，基于2011年《框架协议》和后续附属文件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范围，一审裁定针对相同的合同却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突破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
（四）本案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关于上海市辖区法院管辖的约定合法有效，本案应裁定移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第五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可向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爱达公司提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各方继续履行2005年《最终处置协议》。由于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第4条已经明确终止了2005年《最终处置协议》，因此该项诉讼请求的基础是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无效，仍然属于基于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效力引发的债权纠纷的审理范围。因此，爱达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影响本案按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的争议解决条款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仍应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综上，本案不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而是一般性的合同纠纷；即便认定本案属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也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本案应当按照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的约定，移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被上诉人爱达公司、子承公司、泓岩公司答辩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上诉人亦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其他协议均是对该法律关系的清理、清算性质的补充协议。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属于不动产纠纷，约定管辖不能违反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亦是对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产生的纠纷的补充和变更，不应割裂基础法律关系和后形成的法律关系。同时，爱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即是要求履行2005年的《最终处置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涉及双方共同开发的房地产的分割，属于物权纠纷的范畴。另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不能影响本案管辖权。该案件的诉讼标的是8000万债权债务，是基于框架协议中的8000万债权引发的，而本案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履行2005年的协议及确认2011年之后的协议无效。两个案件的性质和案由均不一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裁定不能影响本案管辖。
一审第三人颜立燕发表意见称：（一）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的性质，是旧协议的延续并非新的协议。上诉人认为框架协议有股权转让，有债权债务的协议，就认为这是新的协议，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协议中19亿元债权债务的形成是来源于2005年的协议，所以2011年的协议不是新协议，是延续旧的协议，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二）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管辖。本案诉讼请求首先是要求继续履行2005年的《最终处置协议》，其次是确认2011年《整体框架协议》无效，而2005年《最终处置协议》的内容是关于房地产所有权的分配，这是不动产分割产生的物权纠纷，而非债权债务纠纷。（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审理的范围和性质均与本案不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债权转让纠纷来确定管辖，本案应以物权纠纷确认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不影响本案的管辖。
一审第三人新凌公司发表意见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2005年的《最终处置协议》已经被2011年的《整体框架协议》所取代，不应再以一份作废的协议作为起诉的依据。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应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规定。本院认为，对于法院管辖权的确认，应当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中，爱达公司一方向一审法院诉请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是要求履行2005年签订的《最终处置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爱建信托公司“有且仅有哈尔滨爱建地下商贸城1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及哈尔滨百联购物中心约1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地产权益”，其中第一项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第二项由爱建信托公司委托爱达公司代为处置，但并未放弃权利。除上述建筑面积外，项目中的其他房地产权利均由爱达公司享有。由上述约定可见，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双方履行之前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而建设的两座商场所有面积的分割和所有权确认，以及之后如何处理该两处不动产。爱达公司一方诉请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即要求按照协议内容对不动产物权进行处分。根据双方自认，在该协议签订时，两座商场的房屋已经建成，双方签订《最终处置协议》的目的不仅是对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利润分配等的债权清算，而且是对已经开发的不动产房屋进行的物权分割和确认，因此，按照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来看，本案应当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引起的物权纠纷”的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范畴。至于上诉人提出2005年的《最终处置协议》已经被2011年的《整体框架协议》所替代，该协议是对双方之间整体债权债务的总结，并非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应当适用约定管辖的问题。本院认为，爱达公司一方虽然在诉讼请求的第二项要求确认《整体框架协议》无效，但是该诉讼请求是基于确认继续履行《最终处置协议》而衍生的诉讼请求，并非独立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之外，换言之，本案就目前程序性审理阶段来看，爱达公司一方作为原告，其诉争的法律关系是要求确认两座商场的房地产所有权的分割和处置，并非结算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宜按照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内容来确定管辖法院。至于《整体框架协议》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替代了《最终处置协议》，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应当通过实体审理解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审理中驳回了爱达公司一方的管辖权异议，其理由在于另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债务人清偿债权受让人的债权，故其按照合同纠纷的管辖约定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亦不影响本案依照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
综上，上诉人爱建信托公司、鹏慎公司、爱建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郑学林
审 判 员 董 华
审 判 员 张能宝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原楠楠
书 记 员 陈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