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7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岩，男，198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红梅，河北金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车务段，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正阳大街8号。
负责人：董越高，段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洪，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车务段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保定市涵溢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南市区南大园乡北刘各庄村263号。
法定代表人：许保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红岩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车务段（以下简称北京车务段）、原审第三人保定市涵溢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溢货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8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红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红岩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北京车务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红岩自1999年4月至2015年5月在北京车务段下属的清苑货场工作，岗位为起重机司机，并接受北京车务段的管理，遵守北京车务段的规章制度，劳动报酬亦由北京车务段的管理人员直接发放，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至于北京车务段是否将业务外包，王红岩无从知晓。王红岩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系北京车务段发放，该证显示聘用单位为北京车务段，且北京车务段亦认可公章的真实性，应当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针对本案，一审法院应该全面适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的规定，而一审判决片面适用该文件的第一项规定，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未在本案立案后六个月内审理结案，超出法定审限，故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四、鉴于上述理由，北京车务段应依法为王红岩补发克扣的工资及加班工资。
北京车务段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红岩的上诉请求。一、王红岩属业务外包单位的雇佣人员，与北京车务段不存在劳动关系；二、铁路部门对委托装卸企业及其雇佣人员的管理不属于劳动管理的范畴；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仅是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具备作业资格的证明，不能成为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四、王红岩为“新农合”、“新农保”参保人员，其身份为农民，说明其多年来一直明知且认可自己为委外装卸企业雇佣人员，与北京车务段不存在劳动关系。
涵溢货运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王红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北京车务段补发1995年至2015年期间克扣的工资614111元；2.北京车务段支付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一倍工资141024元；3.北京车务段补发1995年至2015年期间节假日加班工资103418元；4.北京车务段补发2008年至2015年期间年休假加班工资4700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红岩于2015年12月31日申请仲裁，要求北京车务段：1.补发1995年至2015年期间克扣的工资
614111元；2.支付克扣的工资的1倍614111元；3.补发节假日加班工资135343元；4.补发年休假期间加班工资合计93336元；5.出具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书面材料。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月4日作出冀劳人仲案[2015]18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诉讼中，王红岩主张其1999年4月在保定站职教科培训，之后到北京车务段清苑货场做起重工，在清苑货场装卸科下属的吊机组工作，工作期间现金发放工资，签字领取，由车间主任或司机长或装卸路工队长发工资，开始的时候月工资700元左右，2015年月工资涨到2000多元，北京车务段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出勤上倒班，上24小时，休息48小时，2015年1月工资没有发放，2015年2月和3月工资由清苑货场副主任汪文建发放，2015年4月工资由清苑货场副主任汪文建打电话通知领取，由清苑货场副主任刘文才发放，领取时间是2015年8月17日，其工作至2015年4月中旬，找北京车务段协调上社会保险，北京车务段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去申请仲裁，同时给北京车务段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北京车务段未同工同酬支付工资应补发克扣的工资，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一倍工资，其工作期间没有享受法定节假日及带薪休假应补发节假日加班工资及补发年休假加班工资，并提交装卸青工临时工资登记表、清苑货场吊机防风措施3份、清苑货场装卸防风装置操作演练的汇报、建立特种作业人员台帐的通知、特殊工种人员登记表、四道吊机保养班组包保责任分工区、装卸作业分工表、清苑货场装卸奖惩通报、保定站清苑货场人员一览表、周大千及姚保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范永力工资条、2015年4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照片、仲裁庭审笔录、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人身保险金缴款单、证人证言、考试试卷、合影、师徒合同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上述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显示，聘用记录页聘用单位处盖有“北京铁路局北京车务段”印章。北京车务段对上述装卸青工临时工资登记表、清苑货场吊机防风措施3份、清苑货场装卸防风装置操作演练的汇报、建立特种作业人员台帐的通知、特殊工种人员登记表、四道吊机保养班组包保责任分工区、装卸作业分工表、清苑货场装卸奖惩通报、保定站清苑货场人员一览表、范永力工资条均不予认可，对周大千及姚保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照片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仲裁庭审笔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人身保险金缴款单、证人证言、考试试卷、合影及师徒合同均不予认可。涵溢货运公司主张上述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照片是其向王红岩发放工资的凭证，对人身保险金缴款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考试试卷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王红岩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
北京车务段认可王红岩在清苑货场工作，但主张其与王红岩之间不存劳动关系，清苑货场装卸业务外包，2005年5月至2007年8月期间由保定市南市区金龙装卸队（以下简称金龙装卸队）承包，王红岩由金龙装卸队雇佣，自2007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由保定市亚龙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龙公司）承包，王红岩由亚龙公司雇佣，2013年7月开始至今由涵溢货运公司承包，王红岩由涵溢货运公司雇佣，对2005年5月之前的情况不清楚；2013年6月1日起，清苑货场从北京车务段划归北京铁路局北京货运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货运中心）经营管理；清苑货场的职工向王红岩发放工资属于替王红岩从亚龙公司及涵溢货运公司代领代发工资，并提交王亚臣外出劳务申请书、外出劳务的通知、职工外出劳务协议书、亚龙公司企业工商信息、2008年至2015年承包协议及银行转账凭证、王亚臣证人证言、汪文建证人证言、京铁劳〔2013〕262号文件、变更函、涵溢货运公司开户行信息、司法鉴定意见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冀劳人仲案〔2015〕71号裁决书、北京货运中心考勤表、北京货运中心工资明细单、保劳仲裁字（2007）6号裁决书、保劳仲裁字（2007）8号裁决书、（2007）南民初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上述外出劳务的通知显示，“根据京铁劳（1998）218号文件规定，经本人申请，同意保定站清苑装卸值班员王亚臣同志外出劳务，期限五年。自二○○七年九月一日至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上述亚龙公司企业工商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为王亚臣，成立日期为2007年10月25日。王亚臣作证称2007年9月至2013年7月由亚龙公司承包保定铁路货场的装卸作业，王红岩是亚龙公司雇佣的工人，与王红岩签订过劳务协议书，2013年7月亚龙公司不再承包铁路装卸作业，因王红岩领工资不方便，故亚龙公司委托过清苑货场路工司机长张文德向王红岩代领代发工资，张文德调走之后委托汪文建向王红岩代领代发工资。汪文建作证称其2012年到清苑货场工作，其原单位为北京车务段，现单位为北京货运中心，因王红岩住得远委托其代领工资，之前由张文德代领。上述京铁劳〔2013〕262号文件显示2013年北京铁路局成立北京货运中心，将北京车务段管辖的货运站的货场自划入北京货运中心。王红岩对上述王亚臣外出务工申请书、外出劳务的通知、职工外出劳务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亚龙公司企业工商公示信息的真实性认可，对2008年至2015年承包协议及银行转账凭证不予认可，对京铁劳〔2013〕262号文件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变更函不予认可，对涵溢货运公司开户行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冀劳人仲案[2015]71号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北京货运中心考勤表、北京货运中心工资明细单均不予认可，对保劳仲裁字（2007）6号裁决书、保劳仲裁字（2007）8号裁决书、（2007）南民初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涵溢货运公司对上述王亚臣外出务工申请书、外出劳务的通知、职工外出劳务协议书、亚龙公司企业工商公示信息、2013年7月之前的承包协议及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主张其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对其他证据均予以认可。
涵溢货运公司主张王红岩自2013年7月开始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并委托清苑货场管理人员汪文建发放工资，2015年4月中旬王红岩不辞而别，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已经解除，并提交保定市新市区溢涵装卸队及涵溢货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2014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团体业务被保险人清单、2014年9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2015年1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2015年2月、3月工资表、2015年4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授权委托书、证明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北京车务段对上述保定市新市区溢涵装卸队及涵溢货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王红岩对上述保定市新市区溢涵装卸队及涵溢货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2014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团体业务被保险人清单系打印件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2014年9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其没有从涵溢货运公司领取过工资，主张其没有见过2015年1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对2015年2月、3月工资表不予认可、对2015年4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不予认可，主张其提交的2015年4月保定网点吊机委外职工工资领取表照片显示没有盖章，且其实际领取时间为2015年8月，对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对证明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
另查，北京货运中心的成立时间为2013年7月11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在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根据实际用工、工资发放等因素综合考虑确认劳动关系。本案中，王红岩应对与北京车务段存在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王红岩长期在清苑货场从事装卸工作，接受清苑货场的管理，吊机装卸工作是清苑货场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北京车务段已经将装卸业务外包，王红岩提供的劳动并非北京车务段业务的组成部分，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虽显示聘用单位为北京车务段，但不能就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在本案现有证据情况下，法院难以支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王红岩基于劳动关系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红岩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北京车务段补充提交《名称变更通知》，显示其单位于2017年12月18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丰台分局核准，名称由“北京铁路局北京车务段”变更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车务段”。王红岩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表示其与张长军、王保东、王红岩曾在一起上班，北京车务段并没有将装卸作业外包。北京车务段、涵溢货运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此外，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红岩上诉主张自1999年4月至2015年5月与北京车务段存在劳动关系。北京车务段不认可与王红岩存在劳动关系，清苑货场装卸业务为外包。涵溢货运公司认可承包清苑货场的铁路装卸业务，自2013年7月开始与王红岩存在劳动关系，并委托清苑货场的管理人员为王红岩发放工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红岩长期在清苑货场从事装卸工作，接受清苑货场的管理，吊机装卸工作是清苑货场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北京车务段已经将装卸业务外包，王红岩提供的劳动并非北京车务段业务的组成部分，王红岩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虽显示聘用单位为北京车务段，但不能就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王红岩并未就其与北京车务段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未认定支持其诉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故王红岩基于劳动关系而主张的工资及加班工资等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红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红岩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 伟
审 判 员 张 洁
审 判 员 杨志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 倩
书 记 员 付鑫裕
书 记 员 熊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