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8民初7643号原告：阳吉良，男，1964年3月1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吉安镇黄家坡村32号负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054823774M。法定代表人：刘光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运明、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阳吉良与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安升煤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吉良及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运明、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吉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07年4月至2016年6月30日；2、判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45011元；3、判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失业保险补助金9450元；4、判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退回多收取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共8805.2元。事实和理由：渝永劳仲案字（2017）第480号仲裁裁决错误。第一，原告阳吉良曾在原重庆市永川区吉安镇五星煤矿（下文简称五星煤矿）工作时受过工伤，可证明其与原五星煤矿存在劳动关系，该煤矿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系同一煤矿，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故应由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举证证明原告阳吉良的工作年限计算及是否存在离职、中断或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而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并未举证，故原告阳吉良的工作年限应从2007年4月连续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第二，原告阳吉良系采煤工，每月工资系按采煤量结算后以现金方式发放，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在仲裁时举示的工资表并未显示原告阳吉良工资的结算依据，且工资标准与重庆市2016年采矿业标准存在明显偏差，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存在让原告阳吉良签署多张工资表的情况，所以仲裁认定的原告阳吉良工资水平明显偏低，原告阳吉良主张的月平均工资应得到采信；第三，由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也未及时将失业人员名单及档案在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送相关机构审查，致使原告阳吉良一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已对原告阳吉良造成实际损害，应由被告安升煤业公司赔偿。被告安升煤业公司辩称，原告阳吉良从2016年5月就未再上班，其于2017年7月14日才申请仲裁已超过时效；对于原告阳吉良工作年限的认定及应得的经济补偿应以仲裁裁决结论为准；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已为原告阳吉良参加失业保险，不应再支付其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要求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工资表中的扣款系原告阳吉良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不应当向其返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五星煤矿于2003年12月15日成立，于2016年2月1日注销，投资人为刘光全。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于2012年10月2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亦为刘光全。对于原五星煤矿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的关系，被告安升煤业公司陈述二者系在同一地点办公，矿洞也是同一个矿洞，只是采区范围不同。原告阳吉良曾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工种系采煤工。2016年6月30日，因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关闭，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7年7月14日，原告阳吉良向重庆市永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6562.5元、经济补偿45011元、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多收取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共计8805.2元、职业病体检检查费430元。该委认定原告阳吉良从2012年11月开始在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工作，并裁决由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支付原告阳吉良经济补偿6977.16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原告阳吉良对该裁决不服，起诉来院。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在仲裁时未提出原告阳吉良诉讼请求已过时效的抗辩，对仲裁裁决亦未起诉。庭审中，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举示了2015年5月---2016年5月的工资表（缺2015年8月、9月、10月、11月及2016年2月、3月的工资表）。工资表载明原告阳吉良的工资及代扣款为2015年5月2320元，代扣款515元；2015年6月2080元，代扣款515元；2015年7月1230元，代扣款879元；2015年12月1705元，无代扣款；2016年1月845元，无代扣款；2016年4月1855元，代扣款1700元；2016年5月656元，无代扣款。被告安升煤业公司陈述缺工资表的月份系因公司停产放假。原告阳吉良对工资表的质证意见为：一、对工资表真实性认可，但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调高，且月平均工资应当按照原告阳吉良的应发工资和每月应发的井下津贴总额计算；二、对于欠缺工资表的月份，原告阳吉良认可2016年2月春节放假没有上班，不认可其余月份公司停产放假。对此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举示了2015年5月、8月、9月、10月、12月的考勤表，其陈述该考勤表系通过打卡系统自动生成；原告阳吉良质证认为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考勤表系系统自动生成，也未举证证明该系统能否通过人为操作对信息进行修改，考勤表中也没有原告阳吉良的签字，且人员名单不全，不能达到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于代扣款，被告安升煤业公司陈述系代扣的原告阳吉良个人应缴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原告阳吉良认为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存在多扣情况，故举示了2015年10月---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缴费参保明细，其中载明原告阳吉良2015年10月至12月个人应缴养老保险费为227.44元/月，2016年1月至6月个人应缴养老保险费为248.40元/月；2015年10月至12月个人应缴医疗保险费为56.86元/月，2016年1月至9月个人应缴医疗保险费62.10元/月；其余月份记录为0。另查明，原告阳吉良参加了五项社会保险，永川区社会保险局出具的参保证明中载明“养老保险参保起止时间为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医疗保险参保起止时间为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失业保险参保起止时间为2014年1月至2016年10月，工伤保险参保起止时间为2008年3月至2017年4月，生育保险参保起止时间为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其中还载明“备注：重庆市永川区吉安镇五星煤矿2012年11月更名为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1月7日，本院到永川区社会保险局对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李乐进行了走访，李乐告知，参保证明中备注的内容系指原告阳吉良的参保单位最初名称系五星煤矿，2012年11月单位办理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将登记名称变更为安升煤业公司。李乐还向本院提交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工资表、参保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参保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原告阳吉良作为被告公司的职工，其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相关权利。对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辩称原告阳吉良的请求已过时效的问题，因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在仲裁阶段未提出，且在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未向本院起诉，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原告阳吉良的各项主张能否得到支持，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原告阳吉良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从2007年4月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但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系于2012年10月25日才成立，在成立之前其民事主体尚不存在，不具备与原告阳吉良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基础。被告安升煤业公司认可原告阳吉良于2012年11月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直至2016年6月30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虽然原告阳吉良诉称其从2007年4月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成立之前一直在五星煤矿工作，与在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处系在同一地点同一岗位，但因五星煤矿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分别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劳动关系属于身份关系不能继受，故对原告阳吉良要求确认从2007年4月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成立之前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从2012年11月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阳吉良主张的经济补偿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因煤矿关闭而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及四十六条第（六）项，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应向原告阳吉良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系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对于原告阳吉良的工作年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阳吉良主张将其在五星煤矿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其从2008年3月开始在五星煤矿参保，故可认定其于2008年3月开始在五星煤矿参加工作，虽然2012年11月工作单位变更为了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但五星煤矿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系在同一地点办公，矿洞也是同一个矿洞，故应将原告阳吉良在五星煤矿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至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处，即从2008年3月计算至2016年6月，经济补偿应计算8.5个月。对于原告阳吉良的工资标准，原告阳吉良虽然陈述有多份工资表，但未举证证明，且在庭审中对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举示的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工资表载明原告阳吉良2015年5月工资为2320元、6月工资2080元、7月工资1230元、12月工资1705元，2016年1月工资845元、4月工资1855元、5月工资656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欠缺工资表的2015年8月、9月、10月、11月及2016年2月、3月，原告阳吉良认可2016年2月春节放假未上班，但不认可其余月份停产放假，亦不认可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举示的考勤表，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亦未举示这些月份放假的依据，故其辩称意见不能得到采纳。对于这五个月原告阳吉良的工资，本院酌情分别参照2015年、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采矿业的行业工资标准予以计算，2015年8月至11月为4065元/月，2016年3月为4239元。原告阳吉良要求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月工资调高，本院予以准许，故酌情将其2016年1月及2016年5月的工资均按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500元。原告阳吉良主张将井下津贴加入工资总额，井下津贴系对井下工人的补贴，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因被告举示的工资表无发放井下津贴的记录，其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发放了井下津贴，对于原告的井下出勤天数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故本院酌情按法定工作日20.83天乘以15元/天/工计算，原告阳吉良每月应得井下津贴为312.45元。加上井下津贴及部分月份调整后工资，原告阳吉良2015年5月工资为2632.45元、6月工资2392.45元、7月工资1542.45元、8月工资4377.45元、9月工资4377.45元、10月工资4377.45元、11月工资4377.45元、12月工资2017.45元，2016年1月工资1812.45元、3月工资4551.45元、4月工资2167.45元、5月工资1812.45元，月平均工资计算为3036.53元。综上，原告阳吉良应得的经济补偿为3036.53元/月×8.5个月25810.5元。三、原告阳吉良主张的失业保险待遇损失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已为原告阳吉良参加失业保险，故原告阳吉良是否应享受及能享受的失业保险金应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支付。原告阳吉良认为系因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原因导致其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而遭受损失，应举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原告阳吉良存在损失及损失大小的证明，而原告阳吉良并未举示，故本院对原告阳吉良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四、原告阳吉良主张的退还多收取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原告阳吉良要求被告安升煤业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其应举证证明被告安升煤业公司存在多扣及多扣的具体金额。结合原告阳吉良举示的社会保险缴费参保明细和被告安升煤业举示的工资表看，仅能证明2016年4月原告阳吉良个人应缴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总计310.5元，但被告安升煤业公司代扣款1700元，实际多扣了1389.5元，应退还原告阳吉良。其余月份被告安升煤业公司是否存在多扣，原告阳吉良未举示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的其余金额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第四十六条第（六）项及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阳吉良与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从2012年11月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由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阳吉良经济补偿25810.5元；三、由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退还原告阳吉良多收取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共计1389.5元；四、驳回原告阳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安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魏兴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