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01594号
原告董金明，男，1934年8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春奎，北京向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8号罗马花园A座。
法定代表人王铁城，常务副会长。
委托代理人郭志宏，北京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喻利琴，北京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金明与被告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有光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韦铁兵、陈晞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金明的委托代理人刘春奎，促进会的法定代表人王铁城、委托代理人郭志宏、喻利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董金明起诉称：1993年底，董金明及�朋友、同事共22人，委托促进会代为持有山东新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医药公司）法人股20万股，每股单价1.5元，购股金额共计30万元，董金明持有7万股。双方约定董金明事先按照每股入股金的5％一次性交纳手续费。2009年11月19日、20日，促进会出售了上述20万股法人股中的14万股，股票成交金额128万余元（19日每股股价9.28元，20日每股股价9.12元）。2011年1月20日，促进会出具证明，称扣除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管理费（每股0.5元）后，以每股4.89元支付给董金明。董金明认为，按照约定，促进会仅应扣除每股手续费0.075元，其余所有股票买卖所得款均应支付给董金明。故董金明起诉来院，要求促进会偿还全部欠款133000元及利息，并负担案件诉讼费。诉讼中董金明先后三次申请变更诉讼请求金额，第一次申请增加诉讼请求额2467.48元；第�次申请增加7140元，两次均系股票分红款中以纳税为名强行扣除的部分；第三次变更诉讼请求计算方法及金额，提出股票出售价款折算平均每股9.176元、收到红利平均每股分得0.232元，合计每股9.408元，减去每股0.075元管理费，故要求促进会总计支付其653310元及利息（从2010年2月1日起到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被告促进会答辩称：促进会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委托，按照持股人名单办理股票出售领款事宜，非接受董金明的委托。从股票转让款和分红款中扣除了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合法有据。董金明的女儿董凤梅、董凤华分4次从促进会领取了本金342720元，剩余部分没有领取。董金明最初的起诉金额并不包含上述已被代领的金额，其诉讼中才增加诉讼请求额，说明默认已领款项，再对本金提出明确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故促进会不同意董金明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3年11月1日，促进会给董金明出具《认购山东新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票参加入股人协议证件》（以下简称《入股证件》）。《入股证件》上载明：经与新华医药公司联系，由促进会的名义认购该公司法人股10万股（每股1：1.5），共需付15万元；入股者完全自愿，法人单位只在购股和办理有关手续上为入股者提供方便，盈亏法人单位不予负责；本次入股由法人单位统一办理，股票上市后转让与出售由入股者集体商量决定，须60％以上入股人同意，然后由法人单位出面联系办理；买入与售出股票法人单位所需交通、通讯等费用由入股人共同负担，因此需事前交付经办法人单位5％的一次性手续费（按入股金额数）供法人单位使用；入股者董金明，购入7万股，合计105000元。该《入股证件》上加盖�促进会公章，并记载促进会负责人为董金明。诉讼中，董金明表示当时自己是促进会的人员，购买股票款由药监局统一收取，当时写的有收据，因时间较长，现其已找不到收据了。
2007年2月25日，药监局办公室下发《退股处理意见》，内容为：按照有关党纪政纪和政策规定，局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及单位持有的医药企业的股份、股票，一律在2007年3月1日前进行清退处理，并规定今后不得持有、买卖医药企业的股份、股票，要求相关单位、部门给予配合，为妥善做好清退工作提供大力支持。
同年9月11日，药监局离退休干部司给促进会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王×1办理原以促进会名义个人集资购买的新华医药公司20万股法人股票上市交易开户等手续；在股票卖出后，由王×1和药监局离退休干部司生活处刘祺共同与促进会结算股金等事宜，并把股金分还给集资人；由此给促进会带来额外工作表示感谢，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扣留相关管理费用。《委托书》后附有载明27名持有人姓名及持股数的明细表，其中董金明金额记载为7万股。促进会提交了下部有手写文字“同意此委托董金明07-10-20”的委托书复印件，并称该件系收自药监局传真。董金明否认签署该委托书，申请对原件进行笔迹鉴定。依促进会申请，本院向药监局离退休干部司调取委托书原件。药监局有关领导答复几经查找，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材料，当时药监局确有机关人员退股的政策要求，但由于人员变动，当时的情况经办人刘祺了解，已要求刘祺配合。
2010年1月26日，证券公司转账给促进会1284687.51元。11月24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转账给促进会4.6万元，促进会开具收据载明该款为法人股红利。同年12月8日，证券公司转账给促进会334.63元。
2010年10月25日，王×1作为受托人在《股票款分配说明》上签字。该《股票款分配说明》上载明，山东新华法人股票款1284687.51元于2010年1月转入促进会，根据持票人与促进会的约定，每股上交0.5元，根据税务局的有关规定，要上缴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扣除所有款项每股约为4.9元。2012年5月7日，刘祺在促进会所持该股票分配说明上签名并手书批注：“以上1、扣上交款（每股0.5元）是当时王×1、刘祺和王铁成同志确定下来。签订过股民委托书”。
2011年1月20日，促进会出具证明，载明：经认购人决定，促进会于2009年11月19日、20日将山东新华法人股中的14万股全部售出，获得股票交易成交金额127万余元（成交均价为11月19日9.28元／股，11月20日9.12元／股，两日均价9.2元／股）；经询，前述股票交易成交金额转付给认购人个人时，每股应扣减管理费0.5元／股，营业税（税率5%）、�业所得税（税率25％）、个人所得税（税率20％），最终付给认购人个人时，按4.89元／股。
促进会2010年12月1日、6日、9日、14日分别制作股票分配明细表，分别载明：董金明身份证号、股票数量（前3张各1万股，最后1张4万股）、每股金额6.12，股金合计（前3张各61200元，最后1张244800元）、交个税20％、领款金额（前3张各48960元，最后1张195840元）、领款签字（第1张董凤华签名，后3张董凤梅签名）；每张表下均载明董金明股票共7万股，股金计342720元，当日领取的股金及未领余股的数量。最后一笔是以转账支票形式支付，银行进帐单回单收款人记载为董凤梅。促进会2010年12月制作的股票利息分配明细表上载明：董金明股票7万股，每股利息0.16，利息合计11200，交个税20％，领款金额8960元，签名董凤梅。诉讼中，促进会提出：董凤梅、董凤华是董金明的两个女儿，二人曾�董金明一同到促进会办理领款事宜，因为银行每次只能取5万元，董金明又有病，故促进会当场对董金明户口本和其一个女儿的身份证进行了复印，董金明口头授权其女儿代领股票出售价款和利息。证据交换过程中，董金明承认有两个女儿，姓名与上述分配明细表上所签相同，但提出上述分配明细表与其无关，其与女儿有矛盾，多年不来往，其没有委托任何人代其领款，回去找找女儿。对促进会当庭提交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董金明先表示需要进行核实，同时再次提出其没有委托女儿领款，也没有陪同去领款，经询问，女儿都回答没有去领款，女儿能否出庭需要核实。在此后的谈话及庭审中，董金明又分别表示其与女儿多年无来往，没有委托代为领款，提供不了女儿的联系方式；已联系不上两个女儿，关系不好，无法让女儿出庭；曾经联系过两个女儿，后来联�不上了；促进会取得该证据的来源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
诉讼中，王×1作为促进会的证人书写证词并来院陈述：2010年11月20日左右接到促进会张会计的电话，通知到促进会取股票款，随后王×1电话通知董金明去领款，过几天，董金明带着两个女儿（未验身份证，据董金明介绍）和其他几个人找王×1询问怎样领款，王×1告知到促进会找张会计，董金明一行就赶往促进会了，2012年底促进会张会计电话通知王×1去领股票余款，王×1随后通知董金明；分配方案是王×1和促进会会计到税务局问明纳税规定后商议形成的，所有购股人委托王×1和刘祺办理；刘祺和王×1分别联系出资人，签完后一并汇总到王×1，王×1交给促进会；董金明不是王×1联系的。谭×、王×2、张×分别出具书面证词并出庭接受质询。三人共同述称：2010年11月30日下午，董金明柱着拐杖带着两个女儿（�女儿抱着小孩）一同到促进会，当时谭×和王×2在外间办公，张×在里间办公，外间可以听见里间谈话；张×告诉董金明每次取现不超5万元，需去银行分次取款，董金明表示住得远，身体不好，委托两个女儿领款；张×出于好心，同意了董金明的要求，谭×帮助复印了董金明户口本和董凤华身份证，张×要求董金明的女儿在复印件下部写下了电话，此后张×跟董金明的女儿约在银行见面。张×另述称：后张×和董金明的两个女儿在银行办理取款手续，董金明的女儿分四次领走了董金明的股票价款，并在明细表上签名，前三笔现金，最后一笔转账；2010年12月中旬以后电话通知董凤梅到促进会办公室领走了股票利息8960元。王×2另述称：11月30日见到过董金明的女儿，后来没见过；董金明当时没有明确说让哪个女儿领款；领款的时候，会计要审核单据，出纳负责发放款项，有�次董金明的女儿直接跟张×去银行取款，张×拿回单据让王×2审核，单据上均有董金明女儿的签名，手续上符合会计制度。
董金明对证言均不予确认，提出：王×1没有证明董金明委托女儿领取股票款；谭×是促进会秘书长、王×2曾是促进会会计，与促进会存在利益、利害关系，且二人均未见到领取款项的签字人，不能证明促进会将股票款交给了董金明的女儿；张×曾是促进会的诉讼代理人，本身也是促进会的工作人员，作为财务出纳，其在履行手续上不符合会计制度要求，其陈述的领款过程与其有直接、明显的利害关系，不能证明促进会将款交给了董金明女儿；上述三个证人均不能证明董金明没有出具书面委托书的情况下，促进会有权将款交付他人；按照三证人的证言，口头上也没有约定清楚代领股票款需要什么方式、什么手续；三证人均陈述2010年11月30日董金明委托女儿领款的事情，该日之后董金明未亲自领款，促进会未将款交给董金明。
另查一：促进会于2011年1月6日缴纳个人所得税177760元（所属日期2010年12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于2011年1月7日缴纳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9148.4元（所属日期为2010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庭审中，促进会表示缴纳上述营业税费包括了股票利息收入。
另查二：蔓小兵等人与董金明同期入股，并分别取得促进会签发的《入股证书》。蔓小兵以促进会2010年1月26日售出股票后扣除相关税费不当、向其发放的款项不足为由，起诉促进会。本院生效判决支持了蔓小兵的部分诉讼请求。刘祺在蔓小兵案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称：促进会会长调整后，沟通困难，促进会有过不给办理的相关言语，不得已找到王×1做工作，后一再沟通，授权书的内容是跟促进会商量后确定的，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不签授权书，手续就办不了。据促进会在该案中提交的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记载，促进会还于2010年5月14日缴纳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营业税合计70657.82元（所属日期均为2010年4月1日至同年4月30日）；于2011年5月30日缴纳企业所得税88496.33元（所属日期为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于2012年1月19日缴纳企业所得税20694.36元（所属日期为201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于2012年5月25日缴纳企业所得税22267.33元（所属日期为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促进会在该案中提出：法人股售出价款进入其账户应作为其收入进行纳税，一次性计税，因此其先扣税款后向投资人分配，税款支付其按规定在5年内分摊完成。蔓小兵认可促进会已代扣代缴其个人所得税，但提出促进会先扣企业应纳税负再分配，以致个人分配所得额减少，其权益受损。该案判决生效后，促进会对利息余额进行了补充分配�蔓小兵未领取，并就利息发放不足另行起诉促进会。
后胡小芬等部分同期入股的人也分别以所领取的股票价款、利息不足为由起诉促进会。本案与胡小芬等案同期审理，审理中，经胡小芬等持股人通知，刘祺来院述称：2007年药监局文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持有股票；2007年左右，通过王×1给过促进会一份名单，应该就是促进会提交的委托书所附持股明细表；促进会压制股民不给办理股票事宜，股民大部分为刘祺单位老干部，所以签署了委托书；刘祺曾代其弟弟张骝力（拟受让胡小芬所持股）在委托书上签名并注明同意委托，是否还代其他人签名记不清了，当时促进会强行要求这么办，到刘祺这里来不及找别人签，有可能就签了；购买股票时董金明是促进会的负责人，刘祺不熟悉其亲属。
上述事实，有董金明提交的促进会2011年1月20日出具的《证明》、《入�证件》、（2012）朝民初字第16026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有促进会提交的委托书、山东新华法人股持股人名单、股票款分配说明、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银行收方回单、支出证明单及银行缴税凭证、股票利息分配明细表、股票分配明细表及银行凭证、董金明户口本复印件、董凤华身份证复印件、证人谭×、王×2、张×、王×1的证言，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刘祺证言、本院调查材料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董金明付款后促进会给其出具《入股证件》，双方因此形成合同关系。从其约定内容看，董金明将价款交付给促进会，由促进会以促进会的名义购买新华医院公司的法人股，待条件具备时，促进会出售法人股，将款项交付董金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特征，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本案争议在于：1、促进会将所代持的股票售出后，向出资人发还款项前，从股票转让价款、利息中扣付相关税费是否合法有据；2、董金明是否已经领取了部分款项。
关于争点一，本院认为，交易之初形成的《入股证件》中只约定入股人要向持股人支付一次性手续费，并没有涉及其他税费的负担问题。从现有证据分析，促进会持有《委托书》和《股票款分配说明》。首先，董金明起诉称是和朋友、同事共22人委托促进会；《入股证件》中也载明，入股由促进会统一办理，股票上市后转让与出售由入股者集体商量决定，须60％以上入股人同意，然后由促进会出面联系办理，由此可以判断董金明不是一个人单独与促进会发生交易，22出资人之间有各种关联，与促进会发生交易具有一定的群体性质。其次，董金明诉讼中诉称款项由药监局统一收取。而促进会取得了药监�办公室下发的《退股处理意见》、传真的《委托书》及附有持有人姓名和股数的明细表。《委托书》从行文看，是药监局离退休干部司制作；从内容看，出资人同意委托王×1和刘祺共同与促进会结算股金等事宜，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扣留相关管理费用。《委托书》上载明的受托人刘祺又在《股票款分配说明》上签名。刘祺、王×1分别来院，证言存在一致的内容，即二人接受委托，形成过出资人签名的委托书。再则，本院调取材料过程中核实确认了刘祺与发文单位及有关退股处理事项的关系。刘祺与胡小芬等人有亲缘关系，刘祺能够出庭证实相关人员的持股情况，在与本案同期审理的胡小芬案中刘祺表示曾代拟办理受让手续的张骝力签委托书，是否另代他人签名已经记不清了，促进会要求有委托书，否则不予办理。鉴于此，尽管现促进会仅持有出资人签名的委托书复�件，且不能提供原件以通过鉴定来确定是否委托人本人签名，但综合全案，可以认定促进会有理由相信王×1、刘祺有权代各出资人与促进会协商并签署《股票分配说明》。刘祺出庭作证时虽提出促进会以不办压制，出资人才签订委托书，但在此前其他案件作证时述称找到王×1做工作，一再沟通，授权书的内容是跟促进会商量后确定的。王×1也表示是征询纳税规定后商议形成，由此不足以认定《委托书》及《股票款分配说明》的内容系受胁迫而形成，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应认定股票售出后，董金明与促进会就出资款如何清退问题达成了协议。其中管理费部分的约定是对原协议的变更，其他税费的扣付约定是新的协议。
我国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2008年修订）规定，在我国境内提供该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该条例缴纳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法（2011年修正）规定，个人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营业税、附加费、个人所得税促进会已经按照《股票款分配说明》列明的金额进行了实际足额的缴纳，税收监管机关并未就此予以调整，故本院对此不再处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该法实施条例规定：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股票款分配说明》中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没有考虑减除、免税、弥补亏损等项，直接以扣除管理费后的股票出售价款按照固定比例计算企业所得税，实际履行中，促进会也没有按照《股票款分配说明》确定的金额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现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未缴纳部分属应缴未缴并需要补缴之列。因此本院认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促进会扣企业所得税286007.42元，相应纳税年度（2010年所属）实缴企业所得税合计仅为88496.33元，其已扣但未实际发生的企业所得税额（197511.09元）应按董金明原投入比例予以退还。
本案中，《入股证件》、《委托书》、《股票款分配说明》均没有涉及促进会代收红利后如何扣税费问题。促进会代持法人股所生红利非我国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2008年修订）该条例明确规定的应税款项。且，现有证据虽可证明促进会曾缴纳营业税、附加费，但没有证据证明该税费所对应的申报款项。故促进会对红利款扣除营业税后再行分配亦依据不足，应予调整。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促进会发放股利分红时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于法有据，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规定期限内以规定的方式予以缴纳，如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可由税务征管机关予以查处。本案中由于促进会对应分�的红利款不当扣除了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故红利所得基数变化，导致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应予调整。
以此计算，促进会应给付董金明股票出售价款422213.34元、利息12973.7元，合计后四舍五入取整为435187元。
关于争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促进会负有向董金明发放销售款及红利的义务。现促进会主张已经履行该项义务，按董金明口头授权，将款项交给了董金明的代理人董凤梅、董凤华，虽然董金明曾多次变更诉讼请求，且起诉之初及前两次变更均是针对促进会以纳税名义扣除的部分，但是并没有提及已领款项，最后一次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此后的审理过程中，董金明明确否认委托他人代领款，在此情况下，促进会仍应当就其已履行义务以及实际领款人有代理权进行举证。从促进会制作的领款明细表和陈述看，董金明本人确实没有直接从促进会领取任何款项。从促进会提交的证人证言分析：证人谭×、王×2、张×先后在促进会工作，王×2、张×曾作为会计、出纳负责经手发放款项，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张×曾作为促进会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王×1没有直接参与董金明办理实际领款手续的过程，也没有直接看到、听到董金明的授权。从促进会提交的董金明户口本、董凤华身份证看，均为复印件，除上述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源。从促进会的付款情况看，只有一笔转账支出，其他均为现金支出，虽然转账凭单显示促进会将款项入到“董凤梅”账户内，领款明细表上领款人签名与董金明两个女儿的姓名一致，但是董金明称与其女关系不好，未授权女儿领款，无法通知其女儿到庭，无法提供其女儿的联系方式，促进会也未能通知签名人出庭作证，按照其提供的线索本院也未联系到签名人，从而无法进一步核查确认实际领款人的身份及具体的取款情况。从促进会的答辩分析，如董金明本人曾亲自到促进会办理领款事宜，则具备现场出具委托书明确代理人、代理权限的条件，但促进会没有要求办理，风险应自行负担。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促进会已将相应款项交付董金明授权的代理人，因举证不充分，事实真伪不明，负有举证责任的促进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有关已经向董金明发放部分款项的答辩本院不予支持。促进会向董金明履行付款义务，不影响其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向实际领款人主张权利。
促进会未及时足额向董金明发放款项，董金明主张拖延支付的利息损失，应属合理。但促进会收到股票价款与红利的时间不同，董金明要求自2010年2月1日起一并计息，依据不足。本院综合考虑股票出售价款到账时间、此后刘祺等与促进会进行协商并签署《股票款分配说明》的时间、红利款到账时间，对上述应付款项自2010年12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保护。
关于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促进会收到股票出售价款和红利的时间不同。第一笔股票出售价款到账时间虽在2010年初，但是王×1签字确认《股票款分配说明》是在2010年10月25日，其证言中称2010年11月20号左右接到促进会通知领股票�的电话，随后电话通知董金明。促进会制作领款明细表时间均在2010年12月。最后一笔红利到促进会账户的时间也是2010年12月。故董金明在2012年11月中旬起诉索要股票出售价款和红利均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本案中，董金明的诉讼请求均是针对同一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权利，虽最初起诉请求的金额不足，但并未明确否认或放弃剩余的部分，诉讼时效因其向本院递交诉状而中断，诉讼过程中其增加诉讼请求金额，就不足部分明确提出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促进会相关答辩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董金明四十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七元及利息（以四十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七元为基数，自二○一○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
二、驳回原告董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九百六十八元，由董金明负担三千一百四十元（已交纳），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负担七千八百二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有光
人民陪审员 韦铁兵
人民陪审员 陈 晞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