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4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珍，女，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端，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欧玉玲，女，197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冰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运良，男，197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
上诉人刘玉珍因与被上诉人欧玉玲、钟运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珍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欧玉玲对钟运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欧玉玲、钟运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刘玉珍只要证明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判决颠倒了双方的举证责任，况且刘玉珍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已证明钟运良、欧玉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大量的大额共同家庭开支。欧玉玲未在《借据》上签名，未直接收取借款，未直接将房产证交由刘玉珍保管，并不能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二、欧玉玲曾在2005年8月11日因钟运良存在婚外情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后来撤诉，十多年来夫妻关系依然存续，且欧玉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婚外情的事实是否存在，而且就算钟运良真的存在生活作风问题，并不代表其没有把借款或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影响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三、钟运良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者多家公司，也购买了许多房产，由此可看出68万元借款对钟运良仅是小数目，并没有超出家事代理的范围，没有超出家庭正常开支。四、离婚协议中分到欧玉玲名下的房产、车位、商铺、汽车均是钟运良、欧玉玲婚后购买，系夫妻共同财产，钟运良甚至将其老家土地的使用权约定归欧玉玲所有，原来在钟运良名下的从化市燃气有限公司良口门市部也归欧玉玲所有，刘玉珍后来得知钟运良名下仅该门市部营利，其他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债务缠身，所以钟运良未在离婚协议中提及。以欧玉玲的职业及收入状况，没有钟运良的收入，其不可能购买如此多的房产、车位、商铺。欧玉玲得到的都是不断升值的固定资产，钟运良得到的全是债务，与一般的离婚财产分配不符，显然是为了逃避债务。一审法院忽视了钟运良、欧玉玲的离婚节点和在离婚财产分配上存在严重损害刘玉珍利益的事实，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事实认定错误。五、钟运良向刘玉珍借款的时候曾经向刘玉珍交付了一本房产证，房产证的所有人是欧玉玲，刘玉珍是基于对钟运良、欧玉玲夫妻共同举债的信任才借款给钟运良，钟运良提交的房产证，从刘玉珍看来是表见代理，提交房产证是为了证明是钟运良与欧玉玲共同举债。
欧玉玲辩称：一、涉案债务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不属于法定夫妻共同债务。（1）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严格限制在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超出这一范围的债务应属于举债方个人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表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仅限定在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否则，债务应属于举债方个人债务，并且由债权人承担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2）借款金额及借款用途均表明涉案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涉案债务为举债方个人债务，欧玉玲对该债务无须承担责任。为防止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制造虚假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就夫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标准作出了以下解读：“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可以参考八大类家庭消费（即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的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并根据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和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需要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从上可知，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金额一般是比较小的，涉案债务高达68万元，仅从金额上就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另外，刘玉珍在一审庭审中声称其知道该笔借款是用于钟运良与其他两个股东开办养老院，刘玉珍是亲自将现金直接送至养老院交给钟运良的，说明刘玉珍知道这笔借款一开始就不是用于欧玉玲与钟运良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是被钟运良用于经营养老院，属于公司债务或者钟运良个人债务。（3）欧玉玲与钟运良的感情状况表明没有因家庭日常生活而举债的基础。首先，欧玉玲曾因钟运良有婚外情在2005年8月11日向从化区法院起诉过离婚，欧玉玲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聊天短信截图等证据，证明因钟运良婚外情不断，欧玉玲与钟运良早已感情破裂、分居已久，签订离婚协议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愿，并非为逃避债务所为。欧玉玲与钟运良早已经没有共同生活，自然也就没有为共同生活需要而举债的基础。其次，欧玉玲的房产购置与借款并不存在任何关联，房产是由欧玉玲多年来利用自有积蓄购置，在离婚时，欧玉玲只是将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财产约定归自己所有，其余钟运良经营管理的财产，欧玉玲分文未要。刘玉珍的主张纯属个人主观臆测，没有证据证明欧玉玲从借款中有所收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没有“共债共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定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共债共签”原则，保障的是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本案中，借款金额高达68万元，显然超过一半家庭正常开支及家事代理的范围，刘玉珍作为一名生意人，应了解其中的风险。刘玉珍自认与欧玉玲素不相识，欧玉玲既未在借款上签名，也未直接收取借款，更没有将房产证交由刘玉珍保管，表明欧玉玲对该债务并不知情，也没有事后追认等行为认可该笔债务，因此一审法院未将此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完全正确的。三、一审已查明欧玉玲的房产证的正本一直在欧玉玲手上，从来没有外借或提供给第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刘玉珍本人亲自到庭，且明确其不认识欧玉玲，也不清楚钟运良与欧玉玲是夫妻关系，其是到民政局调取钟运良的婚姻登记情况的时候，才知道钟运良配偶的具体姓名。即使钟运良将房产证交付了刘玉珍，但刘玉珍应当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抵押形式，如果刘玉珍有要求钟运良提供抵押才予以借款，其应当与房产所有人共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应当由刘玉珍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运良未到庭亦未陈述意见。
刘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欧玉玲、钟运良共同偿还刘玉珍借款本金58万元及逾期利息（以58万元本金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欧玉玲、钟运良共同偿还以68万元为本金的借期利息（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一审诉讼费用由欧玉玲、钟运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6日，钟运良立下《借据》，载明：“今我钟运良因周转现向刘玉珍440122196807140323借取现金人民币（大写）陆拾捌万元正，小写￥680000元。借款期限十二个月，至2015年9月30日止。一次性归还本金，每月利息2万元正。特立此据。借款人：钟运良，440122197310030019，2014年9月26日。”钟运良在《借据》上签名并捺印指模。广州住得顺房地产有限公司亦在借据上盖章。2015年1月5日、1月10日，钟运良分别向刘玉珍转账5万元，共计10万元。刘玉珍确认该10万元为钟运良偿还本金。
钟运良与欧玉玲于1999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月13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的约定如下：1、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蓝田西路一巷5幢606房；2、坐落于清远市清城区小市人民一路横幅上域国际公寓第8层21号房；3、坐落于清远市清城区小市人民一路横幅上域国际公寓第8层23号房；4、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金棕榈大街1-13号地下层21号车位；5、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金棕榈大街1-13号地下层22号车位；6、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胜塘村移民楼16号及17号商铺；7、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胜塘村移民楼二悌201房；8、粤Ａ×××××号丰田小型普通客车；9、男方钟运良于2012年6月4日成立的从化市燃气有限公司良口市部；10、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牛眠村边知青屋的土地；11、坐落于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楼脚社良新桥头榕树头边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以上均归女方欧玉玲所有。夫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对外的债权债务，离婚后由各自享有和承担。
2005年8月11日，欧玉玲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钟运良离婚。一审法院于2005年9月15日作出（2005）从法民一初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欧玉玲与钟运良离婚。该生效判决查明：“欧玉玲与钟运良于1998年12月21日经人介绍认识、恋爱，于1999年10月18日自愿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儿子钟浩宏（2001年3月25日出生）。婚后初期夫妻感情较好，自2000年底开始，欧玉玲、钟运良常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欧玉玲怀疑钟运良在外与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导致夫妻矛盾进一步恶化。欧玉玲遂于2005年8月11日起诉来院要求与钟运良离婚。”
另查，欧玉玲是广州市从化区良口中学老师，月平均收入约13500元。
再查，一审期间，刘玉珍明确借款时双方约定年利率36%，月息2万元，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借款后，钟运良并未支付利息。一审及重审期间，刘玉珍均明确68万元借款为分次现金支付，后以《借据》结算。除该案外，刘玉珍与钟运良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又查，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钟运良。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为民间借贷案件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的。”可见，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
一、关于钟运良借款及还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关于借款事实的认定问题。钟运良向刘玉珍出具《借据》，载明借款金额68万元，月息2万元。一是，钟运良在《借据》上签名并捺印指模，可见借款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刘玉珍与钟运良为朋友关系，朋友之间分次借款后以《借据》进行结算并不违反常理，亦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三是，从刘玉珍的经济状况看，刘玉珍有能力向钟运良支付借款。四是，《借据》是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及款项交付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钟运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借据》内容的能力，其应承担签署《借据》的法律后果。五是，钟运良曾分别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20日向刘玉珍转账5万元，合共10万元。而刘玉珍明确除该案外，双方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故该两笔转账视为钟运良借款后的还款行为。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刘玉珍已依约向钟运良支付了借款68万元。
关于还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借款到期后，钟运良分别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20日向刘玉珍转账5万元，合共10万元。刘玉珍主张该款项为偿还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钟运良偿还的10万元应当优先抵充借期利息，但现刘玉珍主张该款项为偿还本金，是对其权利的放弃和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故钟运良尚欠刘玉珍本金58万元未还，现刘玉珍主张要求返还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刘玉珍与钟运良在《借据》中约定月息2万元，即月利率为2.94%，年利率为35.28%，明显高于年利率24%的规定，现刘玉珍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付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又因钟运良分别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20日各向刘玉珍转账5万元，故钟运良应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以6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借期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月4日止以6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自2016年1月5日起至2016年1月19日止以63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5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但刘玉珍主张钟运良应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以6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借期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以5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在上述计息范围内，为刘玉珍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欧玉玲对上述债务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钟运良借款发生在其与欧玉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玉珍主张债务为欧玉玲、钟运良的夫妻共同债务。一是，欧玉玲是一名老师，收入稳定，刘玉珍未提交证据证明钟运良与欧玉玲存在大额的共同家庭开支。二是，欧玉玲曾于2005年8月11日以钟运良与其他女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等为由起诉请求与钟运良离婚，与其在该案关于钟运良生活作风存在问题的主张相互印证。三是，欧玉玲未在《借据》上签名，未直接收取借款，亦未直接将房产证交由刘玉珍保管。四是，涉案借款金额高达68万元，已超过一般家庭正常开支及家事代理的范围，刘玉珍应当对借款的风险有所预知，而刘玉珍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欧玉玲从借款中受益。虽然欧玉玲与钟运良在涉案借款到期不久即协议离婚，且由欧玉玲获得较多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时间以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并不影响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债务为钟运良的个人债务，欧玉玲无需承担责任。
四、关于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否追加为该案当事人的问题。案件中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借据》中盖章，欧玉玲主张应将其追加为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借据》中盖章，但并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而从《借据》的内容中，该公司也并非借款人，仅是在落款处盖章，且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钟运良，其公章掌握在钟运良处的可能性很大。再者，钟运良曾用其个人账户还款，并未使用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还款。综上，不能推定广州住得顺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故不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钟运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钟运良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刘玉珍偿还借款本金58万元，并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以6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借期利息，自2015年10月1日起以5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二、驳回刘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20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刘玉珍已预交），均由钟运良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刘玉珍在庭审中陈述钟运良的借款用途是经营周转。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欧玉玲是否应对钟运良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钟运良出具的《借据》载明是因周转借款，刘玉珍也明确借款用途是经营周转，且涉案借款金额较大，故涉案借款是钟运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刘玉珍主张欧玉玲应对钟运良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由刘玉珍举证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首先，欧玉玲是广州市从化区良口中学的教师，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刘玉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欧玉玲与钟运良将涉案借款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刘玉珍虽提供了钟运良、欧玉玲的离婚协议书，但仅从钟运良、欧玉玲之间财产分配并不足以证明钟运良将涉案借款用于了与欧玉玲的夫妻共同生活。再次，刘玉珍虽主张其持有欧玉玲的房产证，但刘玉珍确认该房产证是钟运良向其交付的，欧玉玲亦能当庭出示真实的房产证原件，证明欧玉玲并没有拿自己的房产证为钟运良的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且《借据》上并无欧玉玲的签名，款项也并非交付给欧玉玲，故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是基于钟运良、欧玉玲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刘玉珍主张欧玉玲应对钟运良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玉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20元，由上诉人刘玉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莉
审判员 吴 湛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魏雨璇
陆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