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红行初字第0021号
原告刘燕琪，女，回族，1953年9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静亭（系刘燕琪之夫），男，回族，1952年12月11日出生。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康华里12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林，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干部。
原告刘燕琪请求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红桥房管局）作出的《告知书》违法并撤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院于2014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燕琪的委托代理人刘静亭，被告红桥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马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红桥房管局于2014年6月24日对原告刘燕琪作出编号：2014-104《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刘燕琪同志，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对您提出的“刘金榜之房产房屋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的委托合同》”申请。经审查，因该片拆迁范围内无刘金榜名下房产，故该信息不存在。特此告知。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并当庭列举如下：
1、《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信息公开申请表》。记载：申请事项，申请公开申请人之父刘金榜名下房产（详见房卡）房屋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的委托合同》。
2、原告身份证明复印件、户口登记卡。
3、1949年房卡。
被告以证据1证明其受理原告刘燕琪的申请及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证据2、3是申请人在提交申请表的时候一并提交的。证据2证明了原告的相关身份信息。证据3与申请人在申请表中提到的“详见房卡”是相对应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原告刘燕琪诉称，2014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依法公开刘金榜平字1220号名下房屋（详见房卡），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的委托合同》。被告在2014-104号《告知书》中告知：经审查，因该片拆迁范围内无刘金榜名下房产，故该信息不存在。在被告提供的2014-041号《告知书》中已明确载明1949年房卡信息已提供，其房卡明确记载刘金榜房屋登记信息就在该拆迁片。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作出的编号为2014-104《告知书》，并依法判令该《告知书》违法，并且依法限期按原告的申请公开全部相关信息。
原告庭前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列举的证据如下：
1、1949年房卡。记载：所有权人刘金榜，地号1220，坐落八区北阁外8-18双号、沿河二大街1-9单号，共计31间，登记日期1949年12月13日。
2、房屋平面地形图。
3、津房拆许字（2004）第10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记载：红桥区小伙巷（二期）项目建设；拆迁范围，东起茶店口西侧，西至大丰路东侧，南起针市街北侧，北至南运河南路；2004年9月6日发证。
原告用证据1、2证明刘金榜拥有的房产，坐落地点，房屋间数等情况。证据3，证明刘金榜的房产在该《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内。
被告红桥房管局辩称，原告向本机关申请公开刘金榜名下房产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因其申请的涉及“刘金榜名下”的上述信息不存在，因此，本机关作出的（2014-104）《告知书》并无不当之处，请予维持。
庭审后，本院调取的生效法律文书有：
2007年9月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津高行终字第0091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第四段论述：上诉人（刘金榜之妻张淑芳）涉及的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北阁外8-18号沿河二大街1-9号平房，在解放初期1951年前后曾经有过“献产”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已故丈夫刘金榜（原房屋产权人）在1987年12月曾以书面形式予以证实“献产”的客观事实。无论“献产”过程中有关房屋产权问题在当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均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依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一）对被告证据1-3，认为被告所证明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在程序方面认为被告查询方式不够全面，认为还应有其他方式可以进行查询。（二）对被告证据4，原告认为被告在作出被诉《告知书》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属于偷换法律概念，在被诉《告知书》中，不能体现告知原告该信息是否存在，被告适用该条款是不适当的。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对于原告证据1、3，认为其主张的事实证明效力不足，难以证明原告的主张。（二）对原告证据2，认为除了有房屋的形状记载以外，没有其他的具体信息，认为该份证据很难证明原告提出的主张。（三）关于原告提出在程序方面被告仅将刘金榜的名字作为查询关键字进行查询不全面的问题，认为申请公开时的关键词是“刘金榜名下房产”，查询方法并没有不妥之处。原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时候提交的房卡记载的是，1949年登记时的情况。该片房屋拆迁的起始时间大约是2004年开始，查询方法并无不当。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确认：（一）被告所举证据1-3，能够证明被告受理了原告刘燕琪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原告申请公开的具体内容，被告经检索审查后作出编号：2014-104的《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刘燕琪的事实；同时上述证据亦能证明本案中被告所履行的行政程序，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依据4，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受理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应依法答复等，适用于本案。（三）原告的证据1、2、3，能够证明1949年房卡记载的刘金榜名下房屋的坐落地点，位于2004年红桥区小伙巷（二期）项目建设拆迁范围内。但不能证明2004年拆迁时，1949年房卡记载的房屋仍在刘金榜名下。故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四）本院调取的生效法律文书，对原告申请事项以及本案中涉及房屋的产权问题，无论是在1951年“献产”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已经认定为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法律事实：原告刘燕琪系刘金榜（已故）之女。2014年6月12日，原告刘燕琪向被告红桥房管局申请公开刘金榜名下房产（详见房卡）房屋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房屋拆迁的委托合同》。红桥房管局受理后，以“刘金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104号《告知书》。2014年7月4日，将《告知书》送达原告，由原告刘燕琪的委托代理人刘静亭签收。
另查，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北阁外8-18号沿河二大街1-9号平房，1949年登记在刘金榜名下。刘金榜在解放初期1951年前后曾经有过“献产”的客观事实，在1987年12月曾以书面形式予以证实“献产”的客观事实。无论“献产”过程中有关房屋产权问题在当时以及以后发生争议，均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被告红桥房管局依法具有受理公民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主体资格，以及作出相应处理答复的法定职责。
关于被告的检索方式是否适当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具有红桥区拆迁管理的职能，掌握着2004年红桥区小伙巷（二期）项目建设拆迁的相关信息。只要产权人在拆迁时段和拆迁范围内拥有合法产权，以产权人的姓名检索关键词，应能够查到产权人名下合法房屋的拆迁补偿信息。就本案来看，被告按照原告申请以“刘金榜”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就可以满足搜索条件，其结果比较准确，也避免了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风险，这种做法比较适当。
综上，被告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且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燕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燕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强
审 判 员 王兆泉
人民陪审员 李经玉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辰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