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民终34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国军，男，1978年2月22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跃，江苏哲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久卫，江苏哲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洪林，男，1963年4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庆，江苏大运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健，男，年龄不详，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上诉人蔡国军与被上诉人高洪林、刘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亭新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高洪林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2015年6月2日,本院作出（2015）盐民终字第009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4）亭新民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重审。2015年7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立案重审，现蔡国军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5）亭民初字第2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国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高洪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蔡国军与高洪林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蔡国军向高洪林给付货款没有依据。1.2012年4月30日，蔡国军与刘健签订了订苗协议，协议中对所订苗木银杏的数量、单价、总价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2012年5月15日，蔡国军出具的欠条中所涉银杏树的数量、单价、总价与订苗协议的约定完全一致。同时，该欠条注明“今欠到邳州市送银杏树……”，该欠条并未明确具体的债权人。根据客观书证，与蔡国军发生合同关系的是刘健，而不是高洪林。2.在订苗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刘健安排高洪林向蔡国军送货，蔡国军在收货后向刘健出具了收货收条，并由高洪林负责将收条带回给刘健。在出具欠条前，蔡国军已经实际给付银杏树款40万元，其中部分款项是直接向刘健支付的，部分款项是交给高洪林带回的。蔡国军出具的欠条是对往来账目进行对账后出具的，出具该欠条的同时，双方将原形成的相关单据予以了销毁。因此，从合同的履行来看，与蔡国军发生合同关系的也是刘健，高洪林只是负责向蔡国军送货并将相关收货收条和款项带回。3.蔡国军出具欠条后，也给付了银杏树款28万元，其中交由高洪林带回的是11万元，直接给付刘健现金12万元，刘健出具了收款收条，另四次转账给刘健5万元，合计给付刘健17万元。蔡国军有收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为证。另结合蔡国军实际就栽种40棵银杏树的事实以及之前已经给付40万元货款的事实，充分说明与蔡国军发生业务关系的确实是刘健。4.2014年12月2日，蔡国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说明内容为：“高洪林送给我的银杏树苗，种在盐渎路上，树苗都已成活，但是绿化工程目前尚在审计中，关于树苗的价格及质量没有审计结论。”该份说明材料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日，高洪林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4年6月3日，说明高洪林起诉时付款条件尚未成绩，且说明材料也证明银杏树是高洪林所送，不是高洪林出售。5.一审法院以树苗都已成活就认定银杏树苗不存在质量问题，并以银杏树总价款70万元进行实体处理，有违客观事实，蔡国军出具给刘健的欠条中，明确备注银杏树型不合格，不合格的树木不能按照原协议约定的价格进行处理。二、一审判决因未正确认定买卖合同的主体，直接导致一审判决金额有误，实际蔡国军已不差欠刘健款项。蔡国军在欠条出具以后，分五次给付刘健款项17万元，加上高洪林自认收到11万元，蔡国军实际差欠的款项只有2万元，但根据欠条备注内容结合订苗协议的约定，蔡国军已不差欠银杏树款。
高洪林辩称，一、蔡国军、高洪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发回重审前的原一审判决也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蔡国军没有上诉，说明其认可原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判决判定的银杏苗不存在质量问题和付款条件成就的认定都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二、蔡国军上诉理由中关于刘健收到款项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前调解时蔡国军陈述给刘健4、5万元，但是没有拿出收条，在调解不成开庭时又说给了刘健12万元，而且明确说是调解之后、开庭之前刘健给其书写的12万元的收条，关于12万元的付款方式，其在开始回答时说是总共付了3次，后来改口说付了5次，在询问其具体付款时间时，其又语义含糊，说都记不清了，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关于蔡国军陈述的5万元款项支付问题也存在矛盾，其在发回重审前的几次一审庭审笔录中均陈述，是分四次转账了4.5万元，这与其上诉中陈述的5万元有明显差距，结合刘健在起诉以后给其出具收条并且日期提前为2013年的事实，充分说明刘健是配合蔡国军进行诉讼的。三、蔡国军陈述的工程尚未审计的说明材料，原审过程中没有对该份材料进行质证，就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健未到庭、未答辩。
高洪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蔡国军偿还所欠货款25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5月1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后在诉讼过程中，高洪林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蔡国军偿还所欠货款19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5月1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2年4月份左右，高洪林分数次用卡车将40棵银杏树苗从外地运到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路。并将40棵银杏树苗交给蔡国军。蔡国军于2012年5月15日向高洪林出具了一份欠条。欠条注明“今欠到邳州市送银杏树款（四十棵），每棵壹万柒千五百元整，合计七十万元整，已付四十万元，下欠三十万元。备注：有部分银杏树型不合格。待审计总结算”。欠条出具后，蔡国军向高洪林汇付了11万元，因蔡国军一直未付清欠款。高洪林于2014年4月到盐城市亭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区法院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后因调解不成，高洪林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原审另查明，蔡国军向高洪林出具欠条前，通过支付现金或银行汇款方式向高洪林支付过案涉树苗款。2012年4月份，蔡国军与案外人刘健签订一份订苗协议，约定蔡国军向刘健购买40棵银杏树苗，每棵壹万柒千五百元。截止目前，案涉树苗绿化工程的审计工作未结束。
一审法院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重审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4月份，高洪林数次用卡车将40棵银杏树苗交给蔡国军，蔡国军陆续给付货款40万元。同年5月15日，蔡国军向高洪林出具了一份欠条，欠条注明“今欠到邳州市送银杏树款（四十棵），每棵壹万柒千五百元整，合计七十万元整，已付四十万元，下欠三十万元。备注：有部分银杏树型不合格。待审计总结算”。该欠条出具后，蔡国军陆续向高洪林汇付了11万元，尚欠高洪林货款19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蔡国军于2014年12月2日在原审中向本院提交了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高洪林送给我的银杏树苗，种在盐渎路上，树苗都以（已）成活，但是绿化工程目前审计中，关于树苗价格及质量没有审计结论”。蔡国军系挂靠在江苏禾石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该批银杏树苗，该批银杏树苗栽种在盐渎路上。2016年1月15日，江苏沿海东方市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江苏禾石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的盐渎路北侧分隔带绿化工程结算审计情况，该工程于2015年4月由江苏沿海东方市政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完成结算一审，2015年6月报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审计局进行复审，目前复审暂未出具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蔡国军、高洪林之间是否存在银杏树苗买卖合同关系？1.蔡国军向高洪林本人出具了欠条，高洪林持有欠条原件；2.蔡国军向高洪林出具欠条前虽与刘健签订一份订苗协议，但刘健未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核实此协议的真实性，且蔡国军在向高洪林出具欠条时并没有注明刘健名称，却注明欠到邳州市送银杏树款，不符合买卖的交易习惯；3.蔡国军向高洪林出具欠条前后，均向高洪林支付过涉案的树苗款。4.蔡国军在原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说明证明系高洪林送给的银杏树苗，故高洪林与蔡国军之间存在银杏树苗买卖合同关系。
二、高洪林供给的银杏树苗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蔡国军虽在原审中提出高洪林供给的树苗有六棵存在质量问题，其仅提供了照片，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蔡国军于2014年12月2日在原审中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高洪林送给我的银杏树苗，种在盐渎路上，树苗都已成活，对此可证明蔡国军亦已认可树苗都已成活。据此认定，高洪林供给的银杏树苗并不存在质量问题。
三、蔡国军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蔡国军虽向高洪林出具的欠条中注明有部分银杏树型不合格，待审计总结算的字样，但该欠条出具后，蔡国军陆续又向高洪林汇付了11万元，尚欠高洪林货款19万元，该欠条应认定是蔡国军与高洪林的总结算，尚欠款项明确，蔡国军应偿还所欠货款19万元。
综上，高洪林要求蔡国军偿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蔡国军在出具欠条中未注明还款时间，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时间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蔡国军给付高洪林所欠货款19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6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蔡国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洪林向本院提交三份其持有的银行卡在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交易明细，证明：欠条出具之前蔡国军于2012年5月5日向高洪林账号为62×××13的卡上转账存入4万元、现金存入4万元，合计8万元。欠条出具之后，蔡国军分别于2012年7月24日、2012年9月4日向高洪林62×××13的银行卡ATM存款5万元、现金存入5万元，2013年2月8日蔡国军向高洪林账号为62×××12的卡上转存1万元。蔡国军对三份银行交易明细的三性均无异议，蔡国军陈述因其不经常使用银行卡，所以给付高洪林的款项基本都是现金而非转账，从高洪林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反映：1.在2012年5月15日蔡国军出具欠条之前所给付的40万元银杏树款中，支付给高洪林的只有8万元，其他的32万元都是由蔡国军给付刘健，所给付高洪林的8万元中4万元是现金存款，银行转账4万元，8万元的款项是应刘健的要求支付。2.出具欠条之后，蔡国军给付高洪林11万元现金存款，另外给付的17万元，也是直接给付刘健，基于这两个事实，结合在原审中蔡国军与刘健签订的订苗协议，说明与蔡国军发生合同关系的是刘健，而非高洪林。
蔡国军向本院提交2011年4月其挂靠江苏芳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盐城东方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就盐城经济开发区五台山（新都路至盐渎路）绿化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和五台山路（新都路至盐渎路）绿化工程苗木报价清单一份，证明：在此工程中蔡国军只购买了20公分的银杏树232株，15公分的银杏树639株，没有高洪林在上次庭审中说与蔡国军之前还有过10公分银杏树的交易。高洪林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报价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1.无法确认报价清单与施工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2.施工合同上没有蔡国军的签字，合同上也未提到蔡国军，因此该组证据无法确认与蔡国军有关联。3.即便上诉人蔡国军确实施工了盐渎路的工程，其提供的合同也无法证明其没有购买10公分的银杏树。4.即便报价清单约定的是15公分的银杏树也不排除施工单位购买和栽植了10公分的银杏树，同时也不能排除蔡国军除了施工盐渎路工地外还在其他工地进行绿化施工需要10公分的银杏树，因此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蔡国军的证明目的。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蔡国军于2012年5月5日向高洪林账号为62×××13的卡上转账存入4万元、现金存入4万元，合计8万元。2012年7月24日、2012年9月4日蔡国军分别向高洪林62×××13的银行卡ATM存款5万元、现金存入5万元，2013年2月8日蔡国军向高洪林账号为62×××12的卡上转存1万元。蔡国军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绿化工程苗木报价清单因不能反映与蔡国军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高洪林能否以蔡国军2012年5月15日出具的欠条为依据向蔡国军主张树款；二、案涉树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三、案涉树木付款条件是否成就。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高洪林持有2015年5月15日蔡国军出具的欠条原件，该欠条载明“今欠到邳州送银杏树款……”，蔡国军辩称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刘健，但欠条上未载明债权人是刘健，蔡国军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高洪林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证明蔡国军在欠条出具前后均向高洪林支付过树款，蔡国军辩称系刘健认可向高洪林付款，前期40万元款项中也含有向刘健支付过的部分款项，但是蔡国军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蔡国军不能证明高洪林在持有欠条原件的情况下不是欠条的债权主体，故高洪林有权依据欠条向蔡国军主张树款。
关于争议焦点二，蔡国军认为欠条上已经载明有部分银杏树型不合格，但在其于2014年12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说明中又认可树苗都已成活，其未能提交树木质量不合格的证据，且在欠条出具后也支付了部分树款，故一审法院未认定案涉树木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欠条中约定待审计总结算，但是蔡国军在欠条出具后向高洪林支付了11万元的树款，加上其自认的向刘健支付的17万元树款，结合其主张的树木不合格情况，蔡国军认为已经不欠树款及付款条件未成就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蔡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蔡国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曙光
代理审判员 刘 淼
代理审判员 郑娟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施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