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02民终14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天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金虎。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青妍。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振。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才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晓静。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歌。
上诉人海南天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天福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天福源公司）、三亚滨海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天福源公司）、甘晓静委托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6)琼0271民初4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南天福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青研，被上诉人三亚天福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少峰、王淞，滨海天福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才平，甘晓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6)琼0271民初408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驳回甘晓静对海南天福源公司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亚天福源公司、甘晓静、滨海天福源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以下错误：
(一）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对业主的还款承诺书》（以下简称《还款承诺书》）是三亚天福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理由：1、从《还款承诺书》内容看，张伟方代表三亚天福源公司的具体表现：（1)该承诺书的标题是“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对业主的还款承诺书”；(2)该承诺书的第二段“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以下简称：酒店）确认，酒店拖欠业主租金是违约行为，是有过错的，张副总代表酒店就此事向全体业主表示道歉……”，即该承诺书中出现的“酒店”均指三亚天福源公司，张伟方代表的是三亚天福源公司；（3)该承诺书的第一段最后一句是“双方经协商，酒店作出以下还款承诺”，可见作出承诺的主体是三亚天福源公司；（4)该承诺书的第三条第一款“以上所有酒店所拖欠业主的租金，酒店承诺均按0.055%/日比率，向业主支付滞纳金……”。该承诺书的第三条第三款“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对以上承诺确认无误，遵照执行！以此为凭”，即向业主作出承诺的主体是三亚天福源公司，而不是海南天福源公司；（5)该承诺书的最后落款处“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的上级公司：天福源酒店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张伟方”。该承诺书中未体现出张伟方的签名行为是保证担保行为。而且“天福源酒店管理公司”与“海南天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并非是一人主体。2、从《还款承诺书》形式看，不能证明张伟方系职务行为，因为该承诺书无海南天福源公司签章，张伟方不是海南天福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一般员工，其行为事前无海南天福源公司授权，事后无海南天福源公司追认，且该承诺书不是在张伟方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做出的，不排除因私人关系受三亚天福源公司的邀请参与处理与主业之间的矛盾。3、从《还款承诺书》内容看，是三亚天福源公司作出的承诺，张伟方在该承诺书的签名处也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综上，无论从《还款承诺书》的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均不能认定系三亚天福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
(二）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张伟方在《还款承诺书》签字行为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的职务行为。理由：张伟方不是海南天福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一般员工，其在《还款承诺书》签字，事前无海南天福源公司的授权，事后无海南天福源公司追认，且该承诺不是在工作时间和海南天福源公司经营场所签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张伟方在还款承诺书签字行为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的职务行为错误。
(三）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认定，海南天福源公司作出的承诺系其对三亚天福源公司的本案债务进行保证担保行为。理由：首先，从《还款承诺书》内容看，是三亚天福源公司作出的承诺，张伟方在该承诺书的签名处也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一审法院判定，海南天福源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行为无法律依据。其次，根据甘晓静提供的“张伟方证词”内容看，张伟方在《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名只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人是指在订立遗嘱或其他合同时的在场的居于中间地位的人。只有在具体的遗嘱或合同出现争议时，才起到证人的作用。公司没有意志和主观意识不能作见证人，即海南天福源公司不能作见证人，属于张伟方个人见证行为。即便张伟方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在《还款承诺书》见证有效，见证人只是见证了合同的成立并不是担保人，因此，海南天福源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因此，一审法院判定张伟方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在《还款承诺书》签名系保证担保人身份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支持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滨海天福源公司辩称，一、滨海天福源公司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对其他人没有约束力；二、滨海天福源公司与三亚天福源公司是独立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况；三、在本案二审中，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但海南天福源公司对滨海天福源公司没有提出诉讼请求，滨海天福源公司的诉讼地位是原审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亚天福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2016年6月16日，二审法院受理三亚天福源公司破产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凡是与三亚天福源公司有双务合同的，如三亚天福源公司管理人没有通知继续履行，自受理三亚天福源公司破产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没有通知继续履行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视为解除，解除时间为破产裁定作出之日，一审法院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不一致，应当以法定解除为合同解除时间。
被上诉人甘晓静辩称，一、张伟方在该《还款承诺书》上签名系职务行为。2014年12月4日，张伟方作为三亚天福源公司的上级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代表，到天福源酒店来处理三亚天福源公司拖欠业主经营回报款的问题。张伟方的身份并非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一般员工，而是该公司的副总经理，是受海南天福源公司委托，有权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之所以未在该《还款承诺书》上加盖公章是因为公章被总经理出差带到外地了。这一点在张伟方证词中表述的非常清楚。因此海南天福源公司辩称张伟方签名系个人行为是不成立的。二、该《还款承诺书》系三亚天福源公司和海南天福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早在2014年5月28日，三亚天福源公司就已向甘晓静等业主出具《承诺书》，但并未如约履行，所以才会有包括甘晓静在内的众业主到天福源酒店催讨经营回报款，三亚天福源公司的承诺因其屡屡失信致使业主不再相信，导致事态无法平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伟方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才和三亚天福源公司共同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分期还款及如逾期愿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海南天福源公司所谓的“见证”，这种辩解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常理。
关于合同的解除时间，甘晓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是有条件的，是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现甘晓静已经履行了合同，三亚天福源公司没有履行其对应义务，所以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终审判决生效之日为合同解除时间。
综上所述，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甘晓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三亚天福源公司、滨海天福源公司向甘晓静返还具备正常使用条件（包括正常通水、通电）的天福源度假酒店A416号房；2.判令三亚天福源公司、滨海天福源公司向甘晓静支付物业经营回报款29557.2元、滞纳金1388.07元、违约金2604.68元、维权费用671元（滞纳金、违约金暂计至2016年5月31日，应计算至三亚天福源公司、滨海天福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等应支付款项共计34221元；3.判令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滨海天福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亚天福源公司、滨海天福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2月20日，甘晓静作为买受人与天福源房地产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天福源房地产公司将其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天福源酒店公寓A416号房出卖给甘晓静，总价款493030.9元。合同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本物业为产权式酒店公寓，买受人同意天福源房地产公司委托的酒店管理公司从酒店开业日期后的20年进行经营管理，买受人在同天福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须同时在完全自用、有限自用、委托经营三种方式中选定一种与酒店管理公司签订正式管理合同。其后，甘晓静取得了该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2010年12月31日，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甘晓静将其要购买的上述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与物品委托给三亚天福源公司管理、经营，委托经营期限从签订合同之日起20年；三亚天福源公司全权代表甘晓静完成甘晓静房屋在委托期限内的全部经营与管理，其行为视同甘晓静亲自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甘晓静通过委托三亚天福源公司经营其物业获得投资收益，该投资收益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间每年最低为甘晓静物业总房款的6%；若实际获得的收益超过总房款的6%，则超过部分的60%为甘晓静收益，40%为三亚天福源公司收益；若甘晓静房屋实际获得的收益不足6%,则由三亚天福源公司无条件补足6%；甘晓静同意三亚天福源公司从委托物业的总营业收入中提成5%作为管理费用及每年从委托物业的营业总收入中提取5%作为酒店大修基金；三亚天福源公司于每年1月20日前，向甘晓静及其他业主递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年终财务报告，并依照财务年度决算，将甘晓静投资收益扣除本合同规定应优先扣除部分外的净收益，于次年2月10日前支付给甘晓静；在受托经营期间，三亚天福源公司受托经营物业所应缴纳的经营税费应由三亚天福源公司代为负责依法缴纳，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规定需由甘晓静自行支付的税费则由甘晓静负责依法缴纳；如三亚天福源公司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经营管理事项，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三亚天福源公司已经向甘晓静支付了2013年12月份之前的全部租金。此后甘晓静及其他业主于2014年5月份、2014年12月份和2015年2月份分别向三亚天福源公司维权追讨租金，双方发生争执。经双方协商后，三亚天福源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承诺书》和三亚天福源公司与海南天福源公司于2014年12月4日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书》载明：三亚天福源公司承诺在2015年1月20日前补齐4月和5月6%的欠款；《还款承诺书》载明：承诺在2015年2月28日前向各业主付清所有拖欠的经营回报，并按0.055%/日支付滞纳金；如再次违约，除所欠回报款和滞纳金外，支付所欠回报款月3%的违约金，并支付业主代表维权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海南天福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方在《还款承诺书》上海南天福源公司一栏处签名确认。承诺还款期限届满后，三亚天福源公司未付清所欠租金。2016年2月14日，三亚天福源公司向甘晓静发出终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函，函告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于2016年3月1日终止，并于次日起停止计算甘晓静的经营收益，同时要求甘晓静于2016年3月20日前收回房间。2016年2月18日，滨海天福源公司向甘晓静发出《签约邀请函》，邀请甘晓静与滨海天福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甘晓静回函声明三亚天福源公司无权单方终止合同，并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和支付所欠投资收益。2016年5月16日，甘晓静向一审法院起诉，为此支付律师服务费670.99元。
一审庭审中，甘晓静提供一张光碟和网页截图，主张滨海天福源公司现在实际经营管理涉案房屋及酒店但未支付经营回报收益，滨海天福源公司与三亚天福源公司人格混同。三亚天福源公司辩称没有把甘晓静的房屋交给滨海天福源公司经营，对网页截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滨海天福源公司辩称甘晓静等业主找记者先入为主地进行单方采访及作出单方结论，对光碟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网页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庭审后，经一审法院要求，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公司于2016年6月结算，双方确认自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三亚天福源公司扣除由该公司代扣代缴的4519.86元税款及已经部分支付的租金外，仍欠付甘晓静租金15890.79元。三亚天福源公司已向甘晓静支付2014年的租金27954.85元，支付2015年的租金13977.43元，2016年以来的租金尚未支付。
另查明，天福源房地产公司系三亚天福源公司的主要股东（控股）；天福源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股东系海南大禹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主要股东系海南大禹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小股东是三亚天福源公司及其他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法律关系问题；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解除时间及返还涉案房屋的标准问题；三、三亚天福源公司是否应向甘晓静支付2014年以来的租金及是否应依照《还款承诺书》支付滞纳金、违约金、维权费及其金额问题；四、海南天福源公司是否应负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五、三亚天福源公司与滨海天福源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问题。
关于焦点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权利义务后果，由委托人直接承受。本案中，《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虽然约定甘晓静将涉案房屋委托给三亚天福源公司经营以获得投资收益，但同时又约定三亚天福源公司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间每年应向甘晓静支付不少于总房款6%的投资收益，若甘晓静房屋实际获得的收益不足6%,则由三亚天福源公司无条件补足6%，也就是说，三亚天福源公司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管亏损与否都要定期向甘晓静支付固定租金，三亚天福源公司处理受托事务产生的权利义务后果，并不由作为委托人的甘晓静承受。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五条“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是指房屋出租人将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定期给付约定租金的合同。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方与承租方也可以就房屋使用获得收益的分配问题进行约定。故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经营管理”，其实质是甘晓静将涉案房屋作为租赁物交付给三亚天福源公司使用、收益，三亚天福源公司支付租金和就房屋使用获得的收益约定分配比例的租赁合同，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公司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而非委托经营关系。
关于焦点二，（一）《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解除时间问题。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约定。合同签订后，甘晓静将涉案房屋交由三亚天福源公司对外经营管理，已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三亚天福源公司也应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三亚天福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告知甘晓静于2016年3月1日解除合同，甘晓静表示不同意解除，《委托经管管理合同》也没有赋予三亚天福源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三亚天福源公司也不具备法定的解除条件，故三亚天福源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达不到解除合同的效果，三亚天福源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时间为2016年3月1日，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三亚天福源公司已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租金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甘晓静请求解除《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一审法院应予支持。解除时间应为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二）涉案房屋的退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终止履行，三亚天福源公司因该合同占有的涉案A416号房应予返还，甘晓静请求三亚天福源公司返还A416号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对甘晓静将房屋交付给三亚天福源公司时的现状没有提及，对房屋返还时应使房屋达到何状态也没有约定，故甘晓静要求三亚天福源公司向甘晓静返还的A416房应具备正常使用条件（包括正常通水、通电），因没有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根据合同约定，三亚天福源公司应每月最低付给甘晓静租金2465.15元（493030.9元×6%÷12月），如三亚天福源公司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经营管理事项，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三亚天福源公司自2014年至2016年未全额向甘晓静支付租金，并且在作出限期付清租金承诺后仍未履行，三亚天福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三亚天福源公司尚欠甘晓静租金23286.25元（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共计15890.79元，加上2016年3月至5月共计7395.46元〈493030.9元×6%÷12月×3〉），三亚天福源公司应予给付。三亚天福源公司已经代扣的4519.86元税款由该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缴纳，未扣的2016年3月至5月的应收税款由甘晓静自行缴纳。三亚天福源公司承诺给甘晓静支付滞纳金，但滞纳金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向超过规定的缴款期限的缴款人征收的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款项，它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甘晓静并非国家行政机关，请求三亚天福源公司支付滞纳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甘晓静请求按三亚天福源公司给其承诺的所欠租金月3%计算违约金，三亚天福源公司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予以减少，一审法院认为三亚天福源公司拖欠甘晓静的租金，过错在于三亚天福源公司，三亚天福源公司在甘晓静的维权过程中已经承诺给付滞纳金、违约金及比率，虽然滞纳金的承诺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三亚天福源公司应诚实守信、重承诺，至少按其承诺的违约金比率向甘晓静支付违约金。故三亚天福源公司关于违约金过高请求减少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违约金应从三亚天福源公司承诺逾期未付款日起算即从2015年3月1日起算，2015年2月份之前的违约金均按每月所欠的租金3%/月从2015年3月1日起算至付清租金之日止，2015年3月份至2016年5月份的违约金按每月所欠的租金3%/月分别从次月起算至付清租金之日止。甘晓静为追讨租金，支出律师服务费670.99元，属甘晓静维权产生的合理损失，故三亚天福源公司应当赔偿。
关于焦点四，《还款承诺书》是在各业主维权向三亚天福源公司追讨经营回报款过程中双方协商后三亚天福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该《还款承诺书》经海南天福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方签名确认，且三亚天福源公司对张伟方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签名的行为没有进行当场否认，因此张伟方的行为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的职务行为，海南天福源公司关于张伟方的签名不是职务行为的辩解缺乏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海南天福源公司作出的承诺系其对三亚天福源公司的债务进行保证担保的行为，该保证行为对保证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故海南天福源公司应对本案全部债务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甘晓静主张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海南天福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三亚天福源公司追偿。
关于焦点五，《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三亚天福源公司，另一方当事人是甘晓静，而三亚天福源公司与滨海天福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的独立法人，依法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甘晓静等业主提供光碟和网页截图欲证明三亚天福源公司与滨海天福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两家公司都不予认可，而光碟和网页截图并不能证明两家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组织机构混同及业务混同方面的事实。故现有证据不足于证明三亚天福源公司与滨海天福源公司系人格混同，甘晓静请求滨海天福源公司与三亚天福源公司共同承担合同责任无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甘晓静与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开发区天福源酒店公寓的A416号房返还给甘晓静；二、三亚天福源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晓静支付租金23286.25元并支付违约金（2015年2月份之前的违约金均按每月所欠的租金3%/月从2015年3月1日起算至付清租金之日止，2015年3月份至2016年5月份的违约金按每月所欠的租金3%/月分别从次月起算至付清租金之日止）；三、三亚天福源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晓静赔偿损失律师服务费670.99元；四、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承担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甘晓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5.52元（甘晓静已预缴），由三亚天福源公司负担508.8元，直接付给甘晓静；由甘晓静负担146.7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张伟方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是否属职务行为和海南天福源公司是否应对三亚天福源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还款承诺书》是在包括甘晓静在内的各业主维权向三亚天福源公司追讨经营回报款过程中双方协商后由三亚天福源公司、海南天福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有三亚天福源公司的总经理签名及盖章和海南天福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伟方签名确认，张伟方的行为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的职务行为，其承诺应当认定为是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的上述债务进行保证担保的行为，且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其次，张伟方在三亚天福源公司提供的证词中，承认其是作为海南天福源公司的副总经理与海南天福源公司的总经理一起与天福源业主进行协商和沟通，其在《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名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由于公章不在三亚所以才没有盖海南天福源公司公章。故张伟方的行为是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债务作出的保证担保的职务行为。海南天福源公司主张张伟方不是该公司副总经理，其没有代表海南天福源公司签字的权利，因海南天福源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以及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故在本案中，海南天福源公司对三亚天福源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海南天福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8.93元（上诉人海南天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已预缴398.93元），由上诉人海南天福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德雄
审判员 梁 泽
审判员 李柔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贺素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