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83民初5759号
原告：徐爱菊，女，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委托代理人：吴鹏，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城东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奉化市岳林街道桥东岸路**号。组织机构代码：72048255-4。
主要负责人：蒋平芳，该支行行长。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钱湖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百步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13311124U。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党亦恒，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海云，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爱菊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钱湖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钱湖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徐爱菊于2016年10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江敏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16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爱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鹏，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党亦恒、刘海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爱菊起诉称：2013年6月10日，徐爱菊在农行钱湖支行开办了账号为62×××66（以下简称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2014年4月16日，徐爱菊向该卡存入400万元。2014年12月1日，原告向农行城东支行取款遭拒，并向徐爱菊出示了一份打印日期为2014年12月1日的明细对账单，根据对账单显示，该400万元存款已经被转账支取。徐爱菊认为，该银行卡内的400万元自存入后，其从未自行或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支取，不论存款是否丢失，两被告仍有义务向其支付400万元存款本息。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共同支付给徐爱菊存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按本金400万元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清户日挂牌的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4月16日起计算至起诉日止的利息，赔偿自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农行城东支行、农行钱湖支行答辩称：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原告于2013年6月10日在农行钱湖支行通过转账开卡的形式开立了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同时原告开通了该卡的“消息服务”（即短信提醒业务，签约手机号为137××××8669）。2014年4月16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方式向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转账存入400万元，又亲自到农行奉化城东支行柜台办理转账业务，从该银行卡中转账400万元存入案外人罗亚儿的银行卡中，故被告无法给原告办理支取400万元的业务。同日，罗小云从罗亚儿的银行卡中转账397万元存入罗昌义的银行卡中，从罗昌义的银行卡中转账60万元到王雷娣的银行卡中，并现金取现3万元。事后，被告了解到，本案并非普通的储蓄存款，而是涉及到犯罪的案件，原告将钱存到银行后即被转走，原告是否获得本金的偿还、获得高息的数额以及原告是否知情、有无过错等需要公安侦查以及刑事审理查明，故本案应该中止诉讼。二、本案法律性质并非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原告通过王雷娣的账户收取了高息，原告知道农行不可能给予15%的高息，该高息并非银行支付，而是犯罪分子支付，款项的实际用款人就是支付高息的犯罪分子。故本案高息借款的合意是原告与犯罪分子达成的，出资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本案是原告与实际用款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原告应向犯罪分子追讨款项。三、原告收取高息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应当冲抵本金。本案中，原告400万元的存款是活期存款，银行也未承诺给予高息，原告只能依法取得活期存款利息；从本系列案件来看，原告所取得的高息来源于储户存在银行的存款，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将款项取出后，将高息分别支付给了不同的储户，故该高息部分从刑事上看是非法所得，从民事上看是不当得利，虽然原告收取的高息是由犯罪分子支付，但原告收取该高息无任何法律依据，若原告收取了高息，又获得银行支付的利息，则显失公平，基于不能双重获利的原则，原告所收取的高息也应冲抵本金。四、原告对于存款丢失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责任。1.本案中，原告并未开立新的存折，也没有在柜台办理存款，原告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形式将400万元款项存入原告已经持有的农业银行卡中，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后即达到了存款目的，无需也不应再到农行城东支行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故原告当天出现在农行城东支行显然不是为了存款，而是去办理400万元存款的转出业务，或者是在犯罪分子的指引下又去办理了其他业务，进而为款项的转出做铺垫。如果原告自己将款项转出，则原告无权再向被告索取任何的款项；如果款项转出并非原告亲自所为，那么原告当天在犯罪分子的指引下去农行城东支行柜台办理业务的行为，客观上也给犯罪分子转走款项提供了便利条件，间接地配合了犯罪分子转款行为，具有过错。其他案件中，储户被犯罪分子要求去农行城东支行柜台存款，而本案中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形式将款项转到自己已持有的农行银行卡中，并且同样获取了15%的高息，这就说明原告获取高息并不以在农行城东支行柜台办理存款业务为必要条件，也不以在银行柜台新开立存折为必要条件，只需要将款项存入农行的账户中即可获取高息，而事实上，原告也确实没有新开立存折，也确实没有在银行柜台存款。在本案中，原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后即完成了存款行为，就可以向犯罪分子索要高息，无需再去农行柜台也不应再去农行柜台办理任何业务，如果犯罪分子要求原告存款后再去农行城东支行柜台办理业务，原告就应当意识到这是极不正常的，再结合犯罪分子对原告作出的“存款当天就能收取15%的高息”的承诺等，原告就应当知道该笔存款绝非正常的储蓄存款，应当知道款项的实际用款人并非银行，而是另有他人。但事实上原告在已经意识到该存款是不正常的储蓄存款，不应再去银行柜台的情况下，仍按照犯罪分子的指引去农行城东支行，进而给犯罪分子制造了转款机会，原告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犯罪分子完成了转款，最终导致了款项流失。如果原告在将款项通过网上银行存入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后，不去农行城东支行办理业务，也就不会给犯罪分子可趁之机，故无论原告给犯罪分子所制造的这种转款机会是故意或者过失，原告对款项的流失都应当具有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2.原告在开立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的同时即开通了短信提醒业务，故原告能够及时获悉该账户余额的变动情况，2014年4月16日当天，400万元款项被转走后，原告应当及时知晓这一信息。同时公安笔录显示，原告对款项在一年内不得查询、中途取款及被转走的事实都是明知的，原告诉称其是在2014年12月1日向农行城东支行取款时才知道款项被转走的，明显不符合事实，如果400万元被转走的行为并非原告自己所为，那么原告应当第一时间采取报案、向银行追索等措施，但事实上原告并没有这么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极其不合常理，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告在款项被转出前就已经明知款项是要被转走的，原告对款项的转走是明知和放任的，所以原告在款项被转走后并不吃惊，也不着急寻求救济。3.原告和犯罪分子有联络，还体现在罗小云竟然知道王雷娣的银行账户，并向里面打入高息，在本案中，王雷娣的账户自始至终没有在农行城东支行出现过，犯罪分子是如何得知王雷娣银行账户的，这也说明原告和犯罪分子是有密切联络的。综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有诸多不合理的行为，可以证明原告对本案的高息存款内幕是知情的，原告对款项被转走也是知情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款项的流失，原告自身盲目相信了非银行工作人员，自身未尽到合理谨慎义务，明显失于谨慎，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
原告徐爱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业务凭证、对账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系徐爱菊持有，开户时间为2013年6月10日，开户行系被告农行钱湖支行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银行卡不能证明系原告持有，对业务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开卡时开通了短信提醒业务，对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银行卡的资料查询业务凭证上载明户名为徐爱菊，应确认该卡的持有人为徐爱菊，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2.平安银行宁波江东支行查询明细一份，应以证明2014年4月16日，原告通过平安银行账户向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转账40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根据其核查，涉案存款是通过网上银行办理的，并非如原告陈述系柜台办理。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存入款项金额400万元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3.农行城东支行明细对账单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12月1日，原告向被告要求兑付但遭到拒绝，且该明细单显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款项在当日被转账支取。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公安询问笔录，原告对款项被转出是知情的。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至于款项被转出原告是否知情，本院将综合全案予以确认。
被告农行城东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银行卡转账凭条、存款凭条、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开通账户余额提示功能业务回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3年6月10日在农行钱湖支行通过转账开卡的形式开立了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并同时开通了该银行卡的“消息服务”；
2.银行卡交易明细单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4月16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的方式向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转账存入400万元的事实；
3.取款凭条、存款凭条、相关证件及录像截屏、公证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农行城东支行从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中取款400万元存入案外人罗亚儿的账户中的事实；
4.银行卡取款凭证三份，用以证明罗小云从罗昌义的银行卡中转账60万元存入王雷娣的账户中的等事实；
经质证，徐爱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系通过柜台办理，因徐爱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两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徐爱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原告本人没有办理取款手续，亦未委托他人办理，取款凭条上的签名亦系伪造，公证书显示的截屏应当是原告在办理查询余额是截取的，并非取款截屏，无法证明系原告本人取款，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证据4，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因徐爱菊在庭审中确认汇入王雷娣账上的60万元即涉案存款的红包，故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取款凭条进行司法鉴定，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甬童司鉴[2016]文鉴字第2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无异议，被告认为该鉴定取样过少，鉴定结论过于草率，且该鉴定系被告申请，被告不将该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不应作为证据采纳。本院认为，该鉴定过程双方均参与，系本院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与本案有关，现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确认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原告于2014年12月1日在奉化市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双方当事人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3年6月10日在农行钱湖支行开立了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徐爱菊通过余朝辉介绍得知，在指定银行存款可获得存款红包，随后徐爱菊于2014年4月16日通过平安银行向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存入400万元，原告于当天至农行城东支行拉对账单，显示存入款项为400万元。该笔款项在存入当日即被转出，并存入案外人罗亚儿的账户，同日，案外人罗昌义账户中有60万元的资金流向王雷娣的账户，该笔资金系本案存款的利息回报。原告曾于2013年4月15日以同样方式存款350万元，一年后收回了存款。
另认定，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取款凭条进行鉴定。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甬童司鉴[2016]文鉴字第2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序号“662m0033”的《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客户签名处“徐爱菊”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徐爱菊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二、本案是否应当中止诉讼；三、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涉案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农行钱湖支行之间存在存款关系，提交了开户信息、银行对账单等证据，被告农行钱湖支行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开户信息及对账单的证明力依法应当予以确认。从开户信息、对账单等证据内容来看，原告与被告农行钱湖支行之间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被告农行城东支行仅为相关业务的代办行，原告与被告农行城东支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两被告主张本案涉及犯罪，且原告接收了犯罪分子给付的高息，说明高息存款的合意系原告与犯罪分子之间基于借贷关系的认可，原告告错了对象，但未提交原告明知银行工作人员涉嫌犯罪活动仍至被告处办理账户设立、存款手续以及原告与犯罪分子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农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其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故两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中止诉讼或移送公安机关均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原因。本案中，原告依据其与被告农行钱湖支行之间存在的存款关系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农行钱湖支行支付其存款本金及利息。本案中，两被告对原告的存款本金不持异议，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告在被告农行钱湖支行正常办理了400万元的存款后，至被告农行城东支行拉明细单时账户内的款项被他人违规从银行转出。银行工作人员等人所涉的犯罪活动，不影响本案民事纠纷的审理，故两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原告为获取高额回报到被告农行城东支行处拉对账单，且在拉对账单当日即收取了远高于农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高额回报60万元，基于原告双重获利有失公平原则，故该部分高息应当作为本金予以扣减。银行对存款人的存款负有充分的安全保护义务，存款人对自己的存款也负有相关注意保护的责任。根据奉化市公安局询问笔录记载，徐爱菊陈述在2013年4月15日通过中间人介绍，存入350万元，并至农行城东支行拉余额对账单的方式获取利息，一年后取款时，拉对账单，发现资金当日即被转出，在到期前几天又转进。涉案存款于2014年4月16日存入尾号为7666的银行卡中，该卡在开户时办理了“消息服务”，即短信余额提示功能。当被问及银行卡有无绑定手机？交易有无短信提醒时，徐爱菊称：“余朝辉早前跟我讲过，资金银行会转走作投资，因此哪怕收到资金转出的消息也没有必要担心，如果资金没转出，那么一年的活期利息也会有的。”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存款时，应当知道款项会被转出，本案涉案金额巨大，但原告盲目相信非银行工作人员的说辞，在款项存进后即被转出的不合理行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涉案存款流失，系银行工作人员在未取得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规操作将款项转出、与银行内部管理不善有关，银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但也与原告在明知款项有可能被转出的情况下，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关，原告的不当行为与其资金损失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酌定原告承担存款损失340万元的10%的责任即34万元。被告农行钱湖支行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存款金额为306万元，之后正常存款期间的利息应当按照约定及有关规定按中国农业银行公布的清户日的挂牌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现原告起诉后，被告农行钱湖支行未履行兑付义务，构成了对原告使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对原告要求被告宁波钱湖支行支付自2016年10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计算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农行城东支行并未涉案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方，原告要求被告农行城东支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钱湖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徐爱菊支付存款306万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清户日挂牌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自2014年4月16日起计算至2016年10月10日止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按本金306万元自2016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徐爱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39080元，减半收取19540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钱湖支行负担14948元，由原告徐爱菊负担45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员 江 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盛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相关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五条：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
第七十三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
（一）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
……
3.《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储蓄机构应当保证储蓄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违反规定拒绝支付储蓄存款本金和利息。
第二十七条：活期储蓄存款在存入期间遇有利率调整，按结息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全部支取活期储蓄存款，按清户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二、申请执行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