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文民初字第718号
原告刘少华，男，196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文安县德归镇黄甫管区黄甫农场6队4街4巷*号人，现住文安县黄甫管区。
委托代理人张志云，女，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文安县德归镇黄甫管区黄甫农场6队4街4巷*号人，现住文安县黄甫管区，系原告之妻。
被告文安县黄甫管区王黄甫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刘绍堂，系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高春玲，河北恒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宝珠，男，196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文安县黄甫管区，系该村会计。
原告刘少华与被告文安县黄甫管区王黄甫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云，被告委托代理人高春玲、刘宝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02年1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被告所有的王黄甫村200亩沟东的一块荒地发包给原告。该地块共计20亩，承包期至2021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在承包土地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土壤进行改良，使其适合于种植农作物，并且一直按合同约定交纳承包费。现承包费已交至2012年底。2013年后，原告多次至被告处交纳承包费，但被告拒绝接受，且将原告已种上小麦的承包地又发包给他人。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接收原告的承包费。
被告辩称，原告持有的2002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理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被告的村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该合同书中所约定的承包费数额明显过低，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村集体的利益，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所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况。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原告违约，在2013年以后，当被告一方的村民代表多次找原告协商如何提高承包费事宜时，原告以此为借口，拒绝交纳承包费，严重违约，有被告所属村民代表当庭作证予以证实。鉴于原告违约拒绝交纳承包费的事实，被告为了维护村集体的利益，经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已于2014年2月24日将原告承包的上述土地另行发包给了第三人。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无效合同，依法应当解除。原告在拒绝交纳承包费的情况下，还恶意诉讼被告，要求被告收取其承包费，属于滥用诉权。如果原告真的有交承包费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公证处用提存的方式，没有必要通过诉讼途径，所以说，法院根本就不应该给原告立案，据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康德芳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被告所述土地承包违法，被告同时将土地发包给两个人，原告20亩，另一人是康德芳30亩，证实土地不是包给原告一个人，也不是以权谋私；
证据二、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实被告所说当时的村委会主任不是刘某1，而是赵玉芳；
证据三、原、被告于2005年4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实原告承包的土地实际亩数是20亩，多出的3.5亩已经退给了被告，而不是被告所述多出13亩；
证据四、被告与原告承包土地合同终止书一份，证实当时村主任不是刘某1而是刘书斌，乡政府出具的证明及刘某1出具的证明是假证。
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康德芳的证据虽然没有原件，但被告也认可，村委会发包给康德芳的30亩土地已经于2013年4月7日收回，赵玉芳不是当时的村主任，被告可以提供黄甫管区的证明，证明当时的村委会主任是刘某1，2002年1月份签订该合同时康德芳的父亲ＸＸ堂与原告的父亲刘书斌是盟兄弟关系，存在厉害关系，这份合同已经终止了；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签订该合同时没有召开村民会讨论通过，合同上签字的刘书斌是原告的父亲，时任党支部书记，签字的赵玉芳并非被告的村委会主任，实际的村主任是刘某1，合同上约定的承包费价格明显损害村集体利益，这份合同是一份原告同担任被告党支部书记刘书斌（与原告系父子关系）恶意串通损害村集体利益的，且违反村委会组织法第24条第4项及合同法第52条第2、5项之规定，所以说证据二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原告与康德芳同时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是20亩，康德芳是30亩，当实际丈量时多出13亩，其中原告多出3.5亩，已收回。现在原告依据2002年与被告签订的20亩的承包合同，原告实际种植面积大于20亩；对原告的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实了被告在2013年的年底前就多次派村民代表找原告到被告的村委会协商上调承包费或终止事宜，但原告拒绝来，所以被告给原告出的通知书，后在乡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及村委会成员调解下，原告补交了3.5亩的承包费，后双方均口头同意，在上调承包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前，双方均同意终止原来20亩的承包合同，在原告不同意上调承包费的情况下不能继续耕种，这是真正的事实，在原告将提交证据四结合证据三进行说明时已经认可了这个事实。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4年3月21日黄甫管区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证实被告在2000年-2003年期间村委会主任是刘某1，而不是赵玉芳；
证据二、黄甫管区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的村民代表有刘某3、刘某1、刘书安、王某、刘某2；
证据三、一组证人刘某1、王某、刘某3、刘某2的出庭证言，证实2002年原、被告签订合同时未召开村委会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刘某1和其他村民代表在2013年前多次向原告催要承包费及协商变更承包合同内容遭到原告拒绝的事实。
证据四、书证一组即被告召开村委会的会议记录，2014年2月10日村委会会议记录、2月15日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
证据五、2011年12月份被告收取承包费的收据一份，证实从2011年被告发包给本村的村民刘双宝的承包费就是400元一亩了。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证据一有异议，当时原告认为村委会主任是赵玉芳，不知道黄甫管区是怎么认定刘某1为村委会主任的；对于证据二与原告无关，2013年的承包费原告多次找刘宝珠交承包费，刘宝珠是会计，专门收费的，而不是不交，交给他他拒收；对于被告证据三出庭的四个证人证言与原告无关，所以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五跟原告无关。
通过原、被告举证、质证，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虽被告均无异议，证据三已于2004年终止了证据一、二的承包合同，故原告证据一、二没有证据效力，证据三、四具有证据效力。
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虽原告有异议，但能证实2000年至2003年被告村主任是刘某1，以及各村民代表成员具有证据效力，被告证据三、四能证实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费过低，需适当调整，具有证据效力，被告证据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具有证据效力。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02年1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原告承包了被告“二百亩沟东”荒地一块，面积20亩，另30亩同类土地被告承包给了康德芳，2013年4月7日被告收回了康德芳承包的土地，以每亩2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赵黄甫村村民赵卫东。2005年4月5日因原告承包土地多出3.5亩，所以原告将多出的3.5亩土地退给了被告，且按照3年1400元的损失补交给了被告（其中2002年补交245元，2003年补交350元，2004年补交805元）。2004年3月16日原、被告因承包价格过低，被告单方终止了与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2005年4月5日原、被告又以每年每亩5元的土地承包价格继续将争议的土地承包给了原告，原告耕种该土地承包费交至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土地承包费原告未缴纳。另查明被告所属其他一般土地承包价为每年每亩400元。
本院认为，原告承包被告土地20亩，承包费每年每亩5元明显过低，并且在实际履行中双方于2004年3月16日因价格问题终止了原合同，2005年4月5日原、被告又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不但没有上涨承包费，且低于原承包合同后十年每年每亩10元的承包费，故该合同的承包费明显偏低，被告要求上涨承包费应予支持，调整价格应参照同村同类土地的标准，结合原、被告承包合同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承包费以每年每亩300元为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费由每年每亩5元调整至每年每亩300元，自2014年开始执行；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少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卫华
审判员 张士进
审判员 罗达远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崔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