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睢行初字第0009号
原告王凯，无业。
原告赵安云，农民，和王凯系夫妻关系。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传学、朱艳姝，均系北京市盛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睢宁县红叶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杨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晓柱，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卓海雷，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凯、赵安云不服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行政征收，于2015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2月14日向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凯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传学、朱艳姝、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晓柱、卓海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对原告王凯、赵安云违法生育的行为，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王凯、赵安云于2002年6月26日生育第一胎女孩，未经依法批准，于2005年9月23日生育第二胎男孩，该生育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规定，决定对王凯、赵安云分别按照计征标准的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各14572元。”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有：
1.社会抚养费征收委托书。用以证明睢宁县双沟镇人民政府受我局委托，有权进行社会抚养费征收。
2.证人纪某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证人靳某的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2、3，用以证明二原告的婚育等情况。
4.睢宁县公安局双沟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信息。用以证明原告的户籍信息及原告生育两个孩子的事实。
5.执法证。用以证明原告方执法人员的身份是合法的。
6.征收决定书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被告按照法定程序将决定书送达。
7.睢宁县分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览表。用以证明涉案征收的计征标准是有依据的。
8.《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批复》、《关于变更计划外生育费名称的通知》财规（2000）29号、《关于印发2011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收费项目的通知》，用以说明社会抚养费征收不是行政处罚。职权依据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4条、《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6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是《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3条，《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4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
原告王凯、赵安云诉称，原告王凯、赵安云系睢宁县双沟镇双东村村民。2014年11月4日，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称“经调查核实，王凯、赵安云于2002年6月26日生育第一胎女孩一个，未经依法批准，于2005年9月23日生育第二胎男孩一个。你们的生育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规定，对王凯、赵安云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14572元。
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系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中的行政处罚行为已超过法定期限，应属无效。被告于2014年11月4日对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然而，原告早于2005年生育第二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基于上述规定，该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已超过法定期限，应属无效行为。其次，被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也远远高出有关规定，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此次行政处罚行为系由征地拆迁所引起的，该决定书作出的目的值得商榷，执法目的不符合行政法的要求，实为相关单位为达到拆迁目的，降低拆迁成本，通过各种手段促成补偿协议的达成。被告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用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2.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复议。收到复议决定书时间是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12日正式立案，证明起诉期限问题。
3.《致中心街东侧地块涉拆户的一封信》。用以证明原告所在地存在征地拆迁的事实。由于2014年11月原告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所以才下了本案征收决定书。
4.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照片），被告卷宗中的5-5号内容。用以证明被告在2014年11月20日向二原告作出了告知书。
5.社会抚养费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照片）。证明被告没有依法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没有保障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
6.社会抚养费被征收人收入情况调查表（复印件）。该表第二大项是空白，用以证明被告没有全面进行调查。
7.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结案报告（复印件）。其中执行情况、结案建议具体日期、领导审批意见、承办人、负责人都没有签字确认，用以说明被告程序违法。
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没有超过法定期限，属于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批复》（法工委复字96号），征收计划为生育费不是罚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行政处罚法关于“时效”的规定不适用于计划生育工作；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计生委《关于变更计划外生育费名称的通知》（财规（2000）29号），计划外生育费的名称已经变更为社会抚养费。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也沿用了社会抚养费这一名称；同时，从法律概念的角度看，罚款与社会抚养费的内涵也完全不同。因此，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调整，不适用行政处罚程序。二、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夫妇于2005年9月违法生育第二胎男孩，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对原告夫妇按照违法生育前一年度所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倍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据《睢宁统计年鉴》，2004年双沟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3元，因此答辩人作出的分别征收原告夫妇社会抚养费14572元的决定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证据2、3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被告不能证明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也不能确定签字、捺印是两位证人所为。这两位人员均是村民，对原告家的情况不了解，也没有权限认定原告是否符合生育孩子的标准。两份证言内容如出一辙，询问方式带有诱导性。且证人均是村里负责拆迁的。对证据4无异议。证据5，两份执法证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6，被告将法律文书放在原告家就走了，没让原告签字，送达回执是要加盖被告公章的，因此该证据是不合法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加盖公章，不能证明是睢宁县统计局出具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交原件。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2无异议；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4、5，原告提供是复印件，且是拍照的，不予质证；关于证据6，空白是因为需要填写超过平均收入两倍的情况，原告没有超过。关于证据7，原告没有交费，因此结案报告是不完整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7及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的证据使用。原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4-7，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
经对上述有效证据的认定，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无异议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王凯、赵安云系睢宁县双沟镇双东村村民，二人系夫妻关系，于2002年6月26日生育第一胎女孩后，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况下，于2005年9月23日再次生育第二胎男孩。2014年11月4日，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对二原告违法生育进行立案查处，在进行调查核实后，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对王凯、赵安云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14572元。原告不服，向徐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复议，2015年1月20日，徐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徐计复决字（2015）001号《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睢计征决字（2014）00440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告于2015年2月2日收到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如前。
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否超过法定期限；2.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正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3.该行政行为目的是否合法。原、被告针对争议焦点进行了法庭辩论。原告认为：1.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明显属于行政处罚，且被告也是按照行政处罚程序来操作的。被告的证据也证明了被告的程序违法。2.明显过了行政处罚的处罚期限。3.被告事实调查错误，对原告家庭实际情况，尤其是收入情况没有进行调查处理。4.被告执法的目的明显是为了服务征地拆迁，以计划生育罚款来达到征地拆迁的目的。所以，原告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还是从执法目的上，都不应当向原告作出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希望法院纠正被告这种违法错误的行为，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被告认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性质不是行政处罚。变更行政行为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履行职权的体现，和征地拆迁没有任何关系。要求法院依法支持被告的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条的规定，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有权对辖区内的违法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首先，社会抚养费征收属于行政征收的范畴，不属于行政处罚，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也不适用行政处罚中关于处罚期限的设定。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从《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看来，对征收程序要求没有行政处罚程序严格。在本案中，被告根据调查取证材料，认定了二原告的违法生育事实，作出涉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同时告知了二原告的救济途径，该程序并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次，关于征收标准，《睢宁统计年鉴》依法作出并经批准后，统计数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可以作为认定的依据使用。再次，关于涉案的执法目的，原告确实具有违法生育的事实，且无证据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目的的非正当性，故原告的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计作出的涉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凯、赵安云对被告睢宁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传会
人民陪审员 刘光俭
人民陪审员 宋 浩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 帅
附：本案涉及的法律条文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