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民申3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炽波，男，197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李燕霞，女，198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姚泉灿，男，198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列再审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冯华标、毕韵诗，均系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杨耀区，男，196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一审被告：李伟青，女，198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再审申请人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与被申请人杨耀区、一审被告李伟青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申请再审称：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穗花法山民初字第311号和(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85号、86号、89号共四个民间借贷案件中，刘炽波均作为被告，徐惠芝是311号案的原告，杨耀区是85号、86号、89号案的原告，杨婉媚作为311号案的证人及85号、86号、89号案的代理人参与该四案诉讼当中。但是，实际上是刘炽波与杨婉媚存在借贷关系，刘炽波与徐惠芝、杨耀区不存在借贷关系。该四案原审法院对借款主体、借款数额、还款数额等基本借贷事实认定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2017年6月26日，该四案的关键证人张某作出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刘炽波与杨婉媚存在借贷关系，与徐惠芝、杨耀区不存在借贷关系，刘炽波已通过父母刘兆钳、邓转娣向张某借款用于偿还刘炽波欠杨婉媚的借款。约2013年，经他人介绍，刘炽波认识杨婉媚，杨婉媚专门从事“放数”(即高利贷)，且她自认与金融机构关系良好，也可从中协助从银行贷款。刘炽波因资金周转，曾多次向杨婉媚借款或要求协助从银行贷款。刘炽波每次借款时，杨婉媚在放款前均要求刘炽波先在她已准备好的借据签名，这些借据的格式均大同小异，且共同特点是借据中的出借人、还款期甚至借款用途、借款时间等均空白。刘炽波误以为从事“放数”这一行的杨婉媚会讲求诚信，所以刘炽波在签名后就只要求复印一张借据，并没有理会借据中空白的出借人、还款期等栏目。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借据竟成为杨耀区、徐惠芝起诉刘炽波的证据。当时刘炽波生意失败，被其他债权人天天上门追讨，弄得焦头烂额，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危险，刘炽波根本没有心思应诉，从而被杨婉媚浑水摸鱼，隐瞒事实、伪造证据，博得法院的支持。这些案件存在以下问题：1、四案件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杨耀区、徐惠芝非真实出借人。刘炽波系向杨婉媚借款，借款手续由杨婉媚经手，在借款前杨婉媚准备好借据叫本人签名，出借人等栏目空白。签借据时，借据根本没有杨耀区、徐惠芝的字眼。借款款项也是杨婉媚提供，非杨耀区、徐惠芝提供；假如存在杨婉媚以杨耀区等人名义转账的，款项实际也是杨婉媚提供，例如，311号案中的“借款175万元”，系杨婉媚于2013年9月30日转入刘炽波银行账户177．5万元(刘炽波当时已返回杨婉媚2．5万元，实借175万元)。还款时，杨婉媚也是收款人。也就是说，在从借款到还款过程，均是杨婉媚操作，杨耀区、徐惠芝从来没有出现，刘炽波也不认识杨耀区、徐惠芝。甚至，这四个案件均由杨婉媚作为诉讼代理人或证人参与诉讼，如果其没有利益牵涉其中，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款项追讨当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311号案中，徐惠芝(案件原告)和杨婉媚(案件证人)对借款175万元的来源自相矛盾。在2015年7月20日的第一次开庭中，徐惠芝在回答法官的“原告为何有这一笔款项在杨婉媚处及原告能否提供转账给杨婉媚的凭证”的问题时，徐惠芝说“该笔款项是我分几笔转给杨婉媚的。刚好要借款给被告刘炽波。所以要求杨婉媚直接打给被告刘炽波”、“有一部分是银行转账的，大部分是现金给杨婉媚的”；在2015年8月13日的第二次开庭中，杨碗媚出庭作证，在回答刘炽波的“为什么这么一大笔款项是你替原告转账给被告一及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相关凭证”的问题时，杨婉媚说“因为我有一笔贷款需要返还给原告，故我协助原告转账款项给被告一”，“这是我与原告之间的事情，存在商业秘密，无法提供”。也就是说，对于该175万元的来源，徐惠芝认为系其以转账和现金方式给杨婉媚的；杨婉媚则认为有一笔货款需返还给徐惠芝，意思即不是徐惠芝专门将款项给杨婉媚的。两人对如此巨款来源的说法竟然大相径庭，可见两人在作虚假陈述！后来，刘炽波才发现杨耀区是杨婉媚的亲叔，徐惠芝是杨婉媚的大嫂，也逐步了解到像杨婉媚这些专业放数人的一些惯用手法：在出借前，出借人提供已准备好的格式借据或借款合同给借款人签名，签名后才着手放款；放款有时是出借人直接提供，也有时是出借人以挂名人名义提供；为了应付坏账，同时避免在诉讼案件中屡屡曝光、引起社会注意，出借人专门在借据或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处留空白，待将来产生诉讼时，再根据情况填上出借人的名字以作为诉讼“原告”，这些挂名人往往是实际出借人的“马仔”或亲戚朋友。在这四个案，杨婉媚是实际出借人，在准备起诉时，才将杨耀区、徐惠芝这些亲戚的名字填写到借据中的出借人处，同时杨婉媚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以便控制案件保护自身利益。同样，将借据或合同中的还款期留白，以便将来根据情况随时填上还款期，达到随时起诉的目的，也是这些专业放数人的惯用手法。杨婉媚在亲自作为原告起诉刘炽波的另一个民间借贷案件[(2016)粤0114民初231号]中的陈述也能充分证明上述情况。在该案中，杨婉媚自认与刘炽波是朋友关系，刘炽波从2013年10月份开始就多次向其借款，合计200多万元；并承认因诉讼需要在借据原件上自行添加借款用途、还款时间、借款时间等内容；甚至，杨婉媚为达到诉讼目的，与徐惠芝串通，向法庭提供了所谓的徐惠芝情况说明。因杨婉媚四次陈述借款过程自相矛盾，及篡改证据，法院判决杨婉媚败诉，杨婉媚企图再次通过篡改借据达到诉讼目的的阴谋终于现形。因此，刘炽波与杨婉媚存在借贷关系，与杨耀区、徐惠芝无关系，杨耀区、徐惠芝作为“原告”起诉刘炽波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审法院认定错误。2、85、89号案借款数额认定错误。在85号案中，“原告”杨耀区起诉的借款本金为65万元，实际上是2013年11月22日分七笔共314160元转入刘炽波银行账户，实际借款仅为314160元。65万元属较大数额，除转账314160元外，该案无证据证明以其它转账或现金方式(如银行提现流水记录)提供另外的借款。同样，在89号案中，“原告”杨耀区起诉的借款本金为10万元，并主张2013年10月15日通过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出借该10万元，但该案根本没有转账任何款项的凭证!事实上，刘炽波从来没有收到借款10万元。按上述，先让借款人在借据或借款合同签名后再着手放款，是这些专门放数人的惯用手法，故也会出现在借据或借款合同签名后无放款的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生效要件是借款交付，借款本金以实际借款数额为准。刘炽波在85号中只收到杨婉媚转账314160元的借款，在89号案中根本无收到借款，但杨婉媚以杨耀区名义分别起诉65万元、10万元，不符合事实，属于欺诈行为，杨婉媚企图通过法院判决的合法形式，掩盖借款不实的非法目的。3、还款数额认定错误。对于上述借款，刘炽波已实际偿还绝大部分款项，但是“原告”杨耀区、徐惠芝及作为案件代理人、证人的杨婉媚恶意隐瞒了刘炽波还款事实，企图浑水摸鱼。刘兆钳、邓转娣是刘炽波的父母。因商铺、住宅登记在刘兆钳、邓转娣名下，在2013年9月份85万元及175万元的借款中，杨婉媚要求刘兆钳、邓转娣作为刘炽波的担保人并在借据中签名担保。后为偿还借款，刘炽波让父母刘兆钳、邓转娣将商铺、住宅抵押给张某(杨婉媚推荐)，向张某分别借款160万元(2014年4月14日为60万元，2014年4月17日为100万元)、828750元(2014年4月29日)、438750元(2014年4月29日)用于偿还给杨婉媚。就是说，刘炽波所借杨婉媚的85万元、175万元、314160元款项中，已通过父母向张某抵押借款160万元、828750元、438750元的方式偿还给杨婉媚，实欠46660元，另89号案中所谓10万元的借款根本不存在。在311号案中，刘识波举证刘兆钳向张某抵押借款160万元偿还给杨婉媚，但是杨婉媚作为证人出庭时竟歪曲称该160万元是其与刘兆钳之间的债务。事实上，刘炽波的父母刘兆钳、邓转娣与杨婉媚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只是作为上述部分案件中刘炽波借款的担保人。基于作为担保人、父母及名下拥有商铺、住宅等有价值的物业，刘兆钳、邓转娣将商铺抵押给张某，向张某借款代刘炽波偿还借款给杨婉媚也是合理合情之举。但是，杨婉媚硬将160万元说成刘兆钳系偿还刘兆钳与其之间的债务，说160万元是“大概半年前”、“通过现金跟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刘兆钳”，然而杨婉媚对该160万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刘兆钳、邓转娣通过张某代刘炽波偿还的160万元、828750元、438750元是巨大的数额，“有还必有借”，杨婉媚却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刘兆钳、邓转娣在支付这些款项之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相反，张某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刘炽波让父母将物业抵押给张某并向张某借款用于偿还刘炽波借杨婉媚的款项等情况。杨婉媚通过歪曲事实鲸吞160万元、828750元、438750元，国法不容!天理难容!此外，在311号案中，李燕霞没有在借据中签名，原审法院认为借款用途为生意周转，无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刘炽波、李燕霞夫妻共同生活，故该借款系刘炽波个人所负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李燕霞不需要对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但是，在86号、89号案中，李燕霞同样没有在借据中签名，原审法院认为借款用途分别为“生意周转”、“偿还银行贷款”，该借款属于刘炽波、李燕霞夫妻共同债务，李燕霞须对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为何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如此大相径庭。综上，原审法院在上述四个案件的基本借款事实认定中，错误认定杨耀区、徐惠芝为“原告”，错误认定借款数额，错误认定还款数额等，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刘炽波苦于躲避债权人追债而没有在85号、86号、89号案中出庭应诉及举证，没有资金缴纳311号案的上诉费(已提交上诉状，因当时无力缴交上诉费被广州中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是，杨婉媚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利用借据空白处的漏洞，利用先签借据后放款的漏洞，利用刘炽波父母代刘炽波偿还差不多300万元款项手续上的瑕疵等，恶意篡改证据，隐瞒重大事实，其行为令人发指。(2016)粤0114民初231号案，法院因杨婉媚篡改借据依法驳回杨婉媚的诉讼请求；2017年6月26日，张某作出情况说明，也足以证明上述四案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虚假伪造，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及第二百条第(一)至(三)项等规定，再审申请人有权依法向法院申请再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民事案件审理的原则。刘炽波请求依法撤销(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申请人承担案件诉讼费。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借款有刘炽波、姚泉灿出具给杨耀区的借据印证。现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否认向杨耀区借款，未提供证据印证。且一审判决是2015年7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于2017年7月17日提出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故本院不予采纳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的再审申请。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综上，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炽波、李燕霞、姚泉灿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肖逸思审判员  曾文莉审判员  陈弋弦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