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民终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汇鑫聚源燃料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8号增1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方，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兰基刚，天津日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煤炭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八一七北路81号五州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洪元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邢俊霞，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吉林省亿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祝彦春，总经理。
上诉人天津市汇鑫聚源燃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煤炭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公司）、第三人吉林省亿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二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天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方、兰基刚，福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邢俊霞，出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吉林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出庭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0月9日，天津公司与福建公司签订《供煤合同》，约定天津公司向福建公司供煤，煤种为大同沫，低位发热量为6100大卡，数量12000吨，价格每吨960元，付款方式为付1000万元，化验结果和磅单出来后一次结清多退少补（供方开据增值税票后，需方付清余款），交货地点及时间：2008年10月10日W004库（天津港）。
合同签订后，天津公司向W004库运送煤炭，并由吉林公司签收。10月13日、14日天津公司向福建公司开具金额为11072640元的98张增值税发票，共计11534.6吨，福建公司收取该发票后进行了抵扣。2008年10月12日、2009年1月12日福建公司向天津公司付款共计450万元，天津公司并向福建公司出具收据一张，金额150万元，该收据交款人为魏乃红。
另查明：福建公司与吉林公司于2008年8月13日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一份，由吉林公司向福建公司供应烟煤，数量为65000吨±10％，低位发热量为5200大卡，单价为930元。吉林公司于2008年10月15日出具付款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因业务操作需要，贵司与我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请直接支付给我司如下供货商：天津市汇鑫聚源燃料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人民币300万元。贵司支付给上述收款人的款项视同贵司已支付给我司，我司将负责上述资金的安全，如我司供货商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和规格发货，我司将负责追回上述资金，并承担贵司的全部经济损失。为减少税费之处，我司要求供货商把增值税发票直接开给贵司，请予支持。”河间市宏达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于2009年1月7日出具付款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因业务操作需要，贵司与我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部分货款请直接支付给我司如下供货商：天津市汇鑫聚源燃料商贸有限公司金额：150万元。贵司支付给上述收款人的款项视同贵司已支付给我司，我司将负责上述资金的安全，如我司供货商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和规格发货，我司将负责追回上述资金，并承担贵司的全部经济损失。为减少税费支出，我司要求供货商把增值税发票直接开给贵司，请予支持。”2008年9月至10月，天津公司运往W004库（天津港）煤炭过磅单载明，收货人为吉林公司，货名为块煤，磅单上盖有“亿源煤业煤炭收讫章”印章，并有魏乃杰签字。
原审法院认为：天津公司与福建公司签订供煤合同有效。天津公司仅提供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向福建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的煤炭，因此可以认定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具体理由为：本案合同标的物为大同沫，而福建公司收到的入W004库库单载明的为块煤。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W004库，而实际取货是魏乃红自提，且魏乃红自提货物没有福建公司的授权，与合同约定不符。天津公司提交的过磅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吉林公司，双方签订的供煤合同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而天津公司于2008年9月即开始供煤，不符合该行业一般交易习惯。至于天津公司收到的450万元福建公司给付的款项，福建公司提供的吉林公司的付款委托书及宏达公司的付款委托书，能够证明天津公司收到的450万元系吉林公司及宏达公司委托福建公司向天津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天津公司认为该款项系魏乃红代表福建公司收取，但未提供魏乃红能够代表福建公司收取该款项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该规定，天津公司应当进一步提供向福建公司供应大同沫煤的证据，因天津公司不能提供与福建公司《供煤合同》实际履行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天津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10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65107元，由天津公司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天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就合同履行的情况仍未能查清，表现如下：1、原判认定福建公司收取天津公司10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未认定是履行该合同，也未认定该事实是何性质的行为。2、原判认定福建公司支付给天津公司450万元，却认定该款是福建公司代第三人和案外人宏达公司付款，但天津公司与两公司无任何关系，认定代付款明显不当。3、原判认定魏乃红自提了货物，但却遗漏了魏乃红将自提货物入W004仓库的事实，而W004仓库就是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且当时福建公司也在使用，而且福建公司已实际收到该货物。4、本案合同的实际情况是天津公司将煤运至天津西营门货站，由魏乃红组织车辆到货站自提至W004库，至于W004库记载的收货人以及块煤和沫煤等情况，在当时是天津公司无法知情也无法干预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为“魏乃红自提货物没有福建公司的授权，与合同约定不符。”但整个合同的磋商过程是由天津公司与魏乃红进行的，双方达成一致后，魏乃红持盖有福建公司公章的合同文本交予天津公司，由天津公司盖章，至此完成缔约过程。上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魏乃红取走交给福建公司。魏乃红持福建公司的支票到天津公司付款。魏乃红上述行为虽然同样没有福建公司的书面授权，但均是真实、有效的，因此天津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魏乃红能够代表福建公司，且魏乃红代表福建公司收货也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综上，天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福建公司立即给付天津公司货款6572640元，并按上述基数以8.1%年的标准支付延期付款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福建公司主要答辩意见为：1、天津公司主张交货的证据不足。煤的种类不一致，供煤合同约定沫煤，而出库单登记的都是块煤。入库单的时间早于合同的签订时间，收货人是吉林公司，供煤吨数与合同约定也不一致。所以，不能证明天津公司履行了本案供煤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2、福建公司没有给魏乃红任何授权，魏乃红不构成表见代理。魏乃红是吉林公司的人，福建公司与吉林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天津公司交付给吉林公司的行为，不能代表交付给福建公司。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天津公司是否向福建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货物的问题。二是魏乃红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
关于天津公司是否向福建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货物的问题，结合天津公司的主要证据分析如下，本案供煤合同签订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而天津公司主张的交货时间为2008年9月，交货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关于煤炭品种，过衡明细记载为“块煤”，与合同约定的“沫煤”不符。合同约定天津公司向福建公司交货，而实际上收货人是魏乃红。故天津公司主张已向福建公司交付了合同项下的煤炭，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魏乃红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魏乃红的身份较为复杂，即是促成了本案买卖交易的中间人，又是吉林公司和宏达公司的代表人，而吉林公司、宏达公司与福建公司之间又存在买卖关系。从上述身份上，并不能必然得出魏乃红是福建公司代理人的结论。从货物交付手续上看，本案魏乃红直接收取天津公司的煤炭，并没有福建公司代为收货的授权，也没有双方其他交易事实的佐证，故天津公司主张魏乃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证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450万元付款及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原判分析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431元，由天津市汇鑫聚源燃料商贸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郝 德 春
代理审判员 刘 智 晶
代理审判员 秦爽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 丽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