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29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金良，男，196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碧溪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兴，男，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碧溪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常熟市新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治军，男，197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
上诉人夏金良因与被上诉人吴宝兴、何治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1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金良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吴宝兴的诉请，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宝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一，夏金良与何治军或常熟市金刚起重吊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刚公司）之间的确存在过借款关系，但夏金良已将相关借款及利息还清，夏金良与吴宝兴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
被上诉人吴宝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何治军未作答辩。
吴宝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夏金良返还借款85000元，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夏金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宝兴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11月23日，夏金良向吴宝兴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今向吴市三湾村吴保兴借人民币现金捌万伍仟元整。于2015年12月30号前全部归还”。2、2014年2月27日，夏金良向何治军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今向常熟市金刚起重吊装公司何治军借人民币壹拾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到期不归由担保人承担。借款人：夏金良，担保人：何某”。3、银行转账凭条及陈建刚银行卡明细、何治军银行卡明细。
吴宝兴据此陈述称，2014年2月27日，夏金良需要资金周转，向金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建刚）借款，金刚公司没有同意出借，遂由同在现场的第三人何治军出借给夏金良10万元，夏金良向何治军出具借条（证据2）。由于何治军当时未带款，由陈建刚（又名陈大刚）通过金刚公司办公室的POS机转账给夏金良之子夏丰（音）银行卡10万元。何治军于次日转账归还陈建刚10万元。2015年11月夏金良没有按时还清借款，何治军将债权转让给吴宝兴，扣除已经归还的现金15000元，余款85000元另由夏金良向吴宝兴出具借条（证据1）。至于为何要将债权转让给吴宝兴，吴宝兴自称系因原债权人何治军扣留了夏金良的羽绒服，夏金良为取回羽绒服请吴宝兴出面协调，何治军才将债权转让给吴宝兴。而第三人何治军述称，夏金良借款时，吴宝兴和何治军均在金刚公司的办公室，由于陈建刚认为夏金良没有借款信誉，故不同意借款。吴宝兴和夏金良系隔壁生产队，吴宝兴要求何治军帮忙借款，何治军才出借，所以在夏金良不能归还借款的情形下，何治军将债权转让给中间人吴宝兴。
夏金良对证据1质证认为，虽然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系为了人身安全，迫于无奈出具的，实际是向金刚公司的借款；对证据2质证认为，借条真实性也没有异议，向金刚公司借款均是有固定的格式，一份是格式化合同，第二份是收条，还有一份即吴宝兴提交的手写的借条，至于借条的内容，完全是应金刚公司要求写的；对证据3质证认为，款项10万元汇到夏丰银行卡没有异议，但是吴宝兴、何治军均是金刚公司的人员，和陈建刚关系密切，三人之间有款项往来也属正常，无法证明款项是由何治军出借。
夏金良向一审法院陈述案件事实称，夏金良多次向金刚公司借款。2013年2月之前借款由陈立峰担保。之后，第一笔借款发生时间为2013年2月，金额10万元，月息6000元，由顾晓东担保，借款一年多后，夏金良还清该笔借款。第二笔借款发生时间即为2014年2月27日，金额为10万元，由周建军（又名何某）担保，款由陈建刚汇至夏金良儿子银行卡。利息刚开始是每月7000元，后逐渐上涨至每月9000元。第三笔发生于2015年3月，系为第二笔借款的续借，由夏金良重新出具借条（出借人为吴宝兴），还息至2015年10月左右，之后无力还款。2015年5月左右，金刚公司认为借款存在风险，遂由吴宝兴出面找到夏金良要求以羽绒服作抵押，夏金良主动把104箱羽绒服1130件装到金刚公司，吴宝兴向夏金良出具收条。期间，夏金良于2015年7月、8月左右还向金刚公司借款6万元，月息4800元，付息至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正值羽绒服销售旺季，夏金良和其儿子商量后，归还金刚公司9万元，但金刚公司不同意平帐，认为还需支付85000元，迫于无奈，夏金良向吴宝兴（金刚公司让其出面解决）出具了借条。这样，夏金良才取回了羽绒服。故本案中吴宝兴出具的借条（证据2）实际为夏金良向金刚公司所借的第二笔借款。
关于以羽绒服作抵押这一节事实，吴宝兴认为系抵押给何治军，而非金刚公司，是由夏金良自己装运到金刚公司，并由吴宝兴出具收条。夏金良要求归还羽绒服时，吴宝兴作为中间人进行协调，夏金良才能从何治军处取回羽绒服。
另由借款担保人何某向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称，何某又名周建平。2014年夏金良告知何某要去金刚公司陈大刚处借款，要求何某作担保，由于当时双方是同一个村上的朋友，何某就同意了。双方一起到陈大刚办公室去办借款手续，何某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担保期限两个月。签订协议时，就陈大刚在场。吴宝兴和第三人质证认为，借款是分段进行的，部分手续由陈大刚办理，且吴宝兴和何治军在隔壁办公室打牌，证人没有看到也实属正常。夏金良没有异议。
以上事实，有借条、银行转账凭条、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吴宝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请求权系基于受让何治军的债权后向债务人夏金良主张归还借款。债务人夏金良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其对原债权人何治军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吴宝兴主张。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债权人何治军与债务人夏金良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夏金良辩称借款实际发生于其和金刚公司（或陈建刚）之间。首先，夏金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借据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当有充分的认知，且证人何某所反映的借款经过也不存在胁迫的情形，故夏金良出具的借条应当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借款款项的交付可存在多种不同的方式，何治军和陈建刚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和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再次，就夏金良所述的向金刚公司（或陈建刚）的数次借款，特别是还息、还本情况，一审法院多次要求夏金良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夏金良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夏金良向何治军出具由其亲笔书写的借条，意思表示明确，且认可收到借款1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原债权人何治军转让债权，由借款人夏金良向债权受让人吴宝兴重新出具借条，金额为85000元，应视为三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夏金良应当向债权受让人吴宝兴履行还款的义务。现夏金良未能按约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并作继续履行。吴宝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夏金良支付吴宝兴借款人民币85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5元，由夏金良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夏金良向何治军出具的由其亲笔书写的借条及认可收到借款10万元，夏金良与何治军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生效。根据各方陈述，在夏金良尚欠原债权人何治军85000元的情况下，何治军将该债权转让给了吴宝兴，并由借款人夏金良向债权受让人吴宝兴重新出具了金额为85000元借条。夏金良重新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三方就债权转让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故债权转让行为依法成立生效，夏金良应当向吴宝兴履行还款的义务。现夏金良上诉主张已还清相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否认与吴宝兴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应由夏金良对其主张进行举证。但除其单方陈述外，夏金良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夏金良支付吴宝兴借款85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夏金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5元，由上诉人夏金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文
审判员 朱婉清
审判员 锁文举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郭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