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177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桃。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广东元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树坤。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进，广东元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美春。
再审申请人何桃、彭树坤与被申请人周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周美春于2007年5月21日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山中院）起诉，中山中院于2007年11月21日作出（2007）中中法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2号判决）；何桃、彭树坤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10月6日作出粤检民抗〔2008〕223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出抗诉，广东高院于2008年11月28日作出（2008）粤高法立民抗字第210号民事裁定，指令中山中院再审本案；中山中院于2011年1月3日作出（2009）中中法民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何桃、彭树坤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2012〕110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高院提出抗诉；广东高院于2012年6月29日作出（2012）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9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3年7月26日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273号民事裁定，撤销中山中院（2009）中中法民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2009）中中法民再字第31号民事裁定及（2007）中中法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发回中山中院重审；中山中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3）中中法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号判决）；周美春不服,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二终第101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何桃、彭树坤不服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何桃、彭树坤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再审事由，请求再审本案。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认定2005年7月5日何桃出具的200万元借据与2005年8月4日陈海燕转入的199万元不是同一笔借款，其所依据的常理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1、周美春就如何支付200万元借款的陈述前后矛盾。本案原一审中周美春从未表示2005年7月5日的200万元借据是对双方之前债务的总结，直至中山中院（2009）中中法民再字第31号案件审理即本案再审时，周美春称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因无法举证，改称是双方对之前债务的总结。但该借据的形式内容不能体现总结债务的意思表示。2、周美春对该200万元借据形成所作的单方解释缺乏证据支持。周美春表示，一笔扣除3万元利息后出借的97万元即实际借款100万元，一笔扣除7万元利息后出借的193万元即实际借款200万元，双方均确认针对前述借款共还款210万元，则截止2005年4月7日何桃尚欠90万元；2005年5月14日，周美春在交通银行提取现金100万元出借给何桃；2005年7月5日，何桃就前述系列借款加上10万元利息汇总出具200万元的借据一张。原判决没有查明双方是否共同确认就前述借款已还210万元，另借10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以及10万元利息如何得出等事实，径直采信周美春的单方陈述，并且错误运用举证责任规则，要求何桃、彭树坤举证，有违客观公正。3、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亲友间，何桃、彭树坤和周美春是朋友关系，其立借据时不会考虑文字意思，先立借据后付款也属于通常做法，且该借据涉及200万元，周美春如何支付是必须查明的事实。原判决以借据写明“借到”认定何桃、彭树坤在出具借据时已经收到200万元款项明显不当。4、2005年7月5日200万借据出具后，周美春在2005年8月4日才通过陈海燕转账199万元支付，其中1万元的差额是双方约定作为利息先扣除，故借据中没有约定利息，符合民间借贷的习惯做法。还款转账凭证和何洁鸣的证词足以证明，何桃已通过其妹妹何洁鸣于2005年9月29日、10月28日向周美春转账合计200万元，用于归还上述借款200万元。5、周美春关于何洁鸣不可能在借款未到期就还款的主张，所依据的2005年7月5日200万元借据上所载的“半年期”字样系其伪造。（二）原判决对何桃通过其妹妹何洁鸣向周美春合计还款3100036.20元不予认定，明显不当。1、原判决在错误认定上述200万元借据与199万元借款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对何桃、彭树坤关于周美春2005年8月4日通过陈海燕转账199万元的借款已清偿的表述作断章取义理解。2、原判决认定何洁鸣于2006年7月28日支付二笔款项共计1000036.20元是代中泰龙公司归还给周美春垫付的货款，缺乏证据支持。周美春对该笔款项的陈述矛盾，先是称因取现困难，通过中山市民政彩印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政彩印厂）向何洁鸣的公司转账，由何桃通过何洁鸣支付现金，后改称是代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龙公司）支付的货款。周美春关于货款的陈述属言词证据，真实性存疑，并未举证证明中泰龙公司与中山市三乡镇恒泰贸易商行（以下简称恒泰贸易行）等企业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且中泰龙公司出具书面证词，证明其没有委托周美春和民政彩印厂代其支付过货款。原判决关于2006年7月19日签收6张票据的收据上何洁鸣字样是中泰龙公司财务人员代签，以及何洁鸣归还周美春的10万元是代“国景公司”还款的认定，均属错误。3、何桃、彭树坤归还3100036.20元后，曾多次向周美春要求取回借据，因当时双方关系友好，对周美春作出的没有随身携带借据或等到还清全部借款后才退还借据的说法没有在意。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周美春在二审期间向人民法院提交了2004年8月20日97万元的银行存取款凭条、2004年12月5日193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条以及2005年5月14日100万元的银行取款凭证等，原判决认定以上证据为新证据，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周美春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发现的证据，是周美春完全掌控和可以提交的证据；且周美春在本案一审时已经提交过前两份证据，中山中院认定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三、原判决超出周美春的诉讼请求。1、周美春依据四张借据和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主张570万元的借款返还请求。诉讼中，周美春以199万元转账凭据是新的借贷关系为由抗辩，却没有增加该199万元的诉讼请求，199万元所涉争议应由周美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判决错误审理并支持该请求，超出了周美春的诉讼请求。2、周美春以案外人之间的所谓货款为由，对何桃、彭树坤已归还的1100036.20元进行抗辩。周美春的该项抗辩理由涉及与本案案由不同的买卖法律关系，也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判决未查明基本事实，片面采信周美春的主张，侵犯了何桃、彭树坤的权益，也剥夺了其他关系人的诉讼权利。
周美春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何桃、彭树坤的再审申请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一、何桃收到周美春出借的2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何桃于2005年7月5日出具一份借据，明确载明何桃借到200万元，何桃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没有收到200万元借款，不会在该借据上签名。2、何桃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自认其收到了该笔200万元借款。中山中院于2007年11月21日作出12号判决后，何桃也没有上诉。如果何桃没有收到该笔借款，她当时会在庭审中申辩，也会提起上诉。3、何桃主张2005年7月5日200万元借据与2005年8月4日转帐的199万元是同一笔借款，没有事实依据。199万元银行汇款凭证，其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何桃、彭树坤关于借据与转账属同一笔借款的主张。且何桃在本案原一审时并未提出该抗辩理由，只辩称其向周美春实际借款430万元，《抵押借款合同》所涉140万元借款包含在上述200万元借据内。4、何桃不服12号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粤检民抗字〔2008〕223号民事抗诉书，其抗诉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并非199万元转帐与200万元借据属同一笔借款。二、何桃通过何洁鸣向周美春转账3100036.26元不是用于归还涉案570万元借款。1、何桃、周美春均确认，何洁鸣于2005年9月29日及2005年10月28日各转账100万元，用于偿还2005年8月4日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故该款项与本案无关。2、周美春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民政彩印厂出具的证明，支票存根，中泰龙公司的六家供应商中的中山市三乡镇恒泰贸易商行（以下简称恒泰贸易行）、中山市东升镇丽景耐火材料经营部（以下简称丽景经营部）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以及中山中院对恒泰贸易行负责人肖芳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民政彩印厂系代何洁鸣持有股份的中泰龙公司向恒泰贸易行、丽景经营部支付货款，何洁鸣于2006年7月28日转账给周美春的50万元及500036.2元是对冲业务的往来款。2、按照借款的交易习惯，还款的金额应当是整数，不可能出现几毛钱的金额，且何洁鸣2006年7月28日的转账金额为1000036.26元，与民政彩印厂6张支票存根的总金额完全一致。因此，何桃辩称上述转账款项为还款不合常理。三、何桃签署的《归还借款合同书》《委托书》可以证明何桃拖欠周美春借款570万元的事实。2006年9月6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归还借款合同书》及两份《委托书》，约定何桃提供一套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借款500万元的抵押担保。该份合同载明截止2006年9月6日，何桃欠周美春借款本金430万元，利息70万元（内含何桃于2005年7月5日的200万元借款）未曾归还。虽然因当时房地产市场低迷，500万元抵押担保数额大于房产价值，国土部门未予办理，双方口头声明《归还借款合同书》作废，何桃也表示只确认《归还借款合同书》的最后一页及两份《委托书》，但《委托书》所载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与《归还借款合同书》内容一致，即双方事实上确认了《归还借款合同书》表述的借款事实。何桃主张何洁鸣在2005年9月29日至2006年7月28日转账的五笔款项合计3100036.20元，均发生在《归还借款合同书》《委托书》签订之前，可以证明转账不是用于归还涉案借款。周美春提交的上述《归还借款合同书》《委托书》，有何桃的自认，又有四份借据的相互印证，应当被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四、何桃关于570万元借款的陈述在审理、执行阶段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意图利用与关联人的资金往来混淆借款事实。本案审理中，第一次庭审时，何桃自认借款430万元，称2005年7月5日200万元借据包括了2006年9月6日《抵押借款合同》所涉140万元借款，但发生在前的借据包括发生在后的借款的抗辩理由显然不合逻辑。本案在中山中院再审时，何桃称2005年8月4日向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与2005年7月5日借据上的200万元属同一笔款项。本案重审时，何桃又否认其对周美春的570万元借款，称已通过何洁鸣还款3100036.2元。现何桃又主张应偿还周美春借款本金2599963.8元及利息。本案执行中，中山中院对本案作了前后2次执行，期间何桃对570万元借款事实无异议，仅对利息计算有异议，才提出抗诉申请。五、原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期限，因此，广东高院有权根据本案审理情况确定周美春提供的新证据。其采纳周美春在二审期间提供的2005年5月14日交通银行金额100万元的取款凭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六、原判决未超出周美春的诉讼请求范围。周美春在诉讼中未对陈海燕转帐的199万元以及民政彩印厂代付的1000036.26元、力臣公司代付10万元要求增加诉求，只是根据对方当事人的抗辩举证提供反证，以证实前述三笔款项与何桃、彭树坤主张已通过何洁鸣转帐清偿的3100036.26元相互抵冲，不属于归还涉案借款。原判决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判令何桃、彭树坤归还57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在周美春的诉讼请求范围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何桃、彭树坤不服原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等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故本案的审查重点在于，原判决是否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以及超出诉讼请求等情形，本案是否应当再审。
一、原判决是否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
依照何桃、彭树坤与周美春在本案再审申请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对周美春就其与何桃之间借款事实提供的四张借据及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分别为2005年7月5日200万元的借据、2006年3月1日30万元的借据，2006年6月19日50万元的借据，2006年6月26日150万元的借据以及2006年9月6日涉及140万元借款的《抵押借款合同》，合计570万元的借款数额无异议，但对于其中2005年7月5日借据所载明的200万元借款与2005年8月4日周美春通过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借款是否为同一笔借款，以及何桃是否已就涉案债务清偿3100036.26元存在相反主张。
（一）原判决认定2005年7月5日借据所载的借款200万元与2005年8月4日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不是同一笔借款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从借据内容看，2005年7月5日的200万元借据载明“兹有我何桃借到周美春人民币贰佰万元正”，依照字面理解，“借到”一词表明何桃在出具借据之时应当已收到周美春的款项。从借款行为看，2005年7月5日何桃出具200万元借据，2005年8月4日周美春通过陈海燕转账支付何桃199万元。如果依照何桃、彭树坤关于上述两个行为系基于同一笔借款的主张，则出具借据在前，出借款项在后，且前后间隔近一个月，时间节点有异于一般的借款行为。相对的，周美春在二审期间向广东高院提交了2004年8月20日的97万元银行存取款凭条、2004年12月5日的193万元银行转账凭条、2005年5月14日100万元的银行取款凭证等证据，较为合理地解释了2005年7月5日出具200万元借据是对发生在前的以现金和转账方式借款的债务总结，与2005年8月4日转账的199万元款项无关。由于周美春提供上述存取款凭证等证据，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庭审对抗而作的事实说理补强，且相关证据与本案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广东高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从还款情况看，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何桃通过何洁鸣于2005年9月29日、10月28日向周美春转账的合计200万元款项，用于清偿2005年8月4日周美春通过陈海燕转账支付何桃的199万元。对此，何桃、彭树坤以2005年7月5日借据所载的200万元借款与2005年8月4日转账的199万元为同一笔借款为由，主张2005年7月5日借据所载的200万元借款也已清偿，如果上述主张成立，在双方存在多笔借款的情形下，何桃、彭树坤没有对其为何还款后不收回该200万元借据，也不要求周美春出具相关收据等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周美春提供《归还借款合同书》及《委托书》，主张2005年9月29日、同年10月28日何洁鸣转账200万元后，何桃与周美春于2006年9月6日在《归还借款合同书》及《委托书》中再次确认了2005年7月5日借据所涉20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该《归还借款合同书》之后虽被作废，但仍可印证2005年7月5日的200万元借据与2005年8月4日的199万元转账无关。综上，比较何桃、彭树坤与周美春关于2005年7月5日借据上所载的200万元借款事实的主张，何桃、彭树坤一方的陈述举证诸多有悖常理，周美春的陈述举证则基本对应，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广东高院对何桃、彭树坤关于2005年7月5日借据所载的200万元借款与周美春于2005年8月4日通过陈海燕转账给何桃199万为同一笔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周美春关于2005年7月5日借据200万元是周美春与何桃、彭树坤过去借款总结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二）原判决认定何桃、彭树坤关于其已就涉案借款偿还3100036.26元的主张依据不足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关于何桃、彭树坤主张的何洁鸣分别于2005年9月29日、2005年10月28日转账给周美春的合计200万元款项。何桃、周美春均确认上述200万元款项系何洁鸣代何桃偿还2005年8月4日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鉴于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与2005年7月5日借据200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则原判决认定何洁鸣的该笔200万元转账与涉案借款无关，并无不当。第二，关于何桃、彭树坤主张的何洁鸣于2006年7月28日转账给周美春的1000036.20元款项。周美春提交民政彩印厂出具的证明、支票存根和署名何洁鸣的收据以证明何洁鸣持股的中泰龙公司曾于2006年7月19日签收周美春委托民政彩印厂出具的总计1000036.20元的6张支票。其中收据上“何洁鸣”签名虽经鉴定并非本人所签，但恒泰贸易行、丽景经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恒泰贸易行负责人肖芳在中山中院所作的调查中均确认，民政彩印厂转账给该两家企业的款项系代何洁鸣持有股份的中泰龙公司支付的货款，加上民政彩印厂6张支票存根的总金额与何洁鸣2006年7月28日的转账金额高度一致等情况，足以印证民政彩印厂受周美春委托代何洁鸣持股的中泰龙公司支付货款，何洁鸣于2006年7月28日向周美春转账1000036.20元偿还该笔往来款的事实，故原判决认定该笔款项并非用于偿还涉案借款，事实依据充分。第三，关于何桃、彭树坤主张的何洁鸣于2006年7月10日转账给周美春的10万元款项。周美春提交支票复印件及中山市力臣康复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臣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实何洁鸣的此笔转账款系代何桃偿还此前的往来款。何桃主张用于偿还涉案借款，但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决采信周美春的主张，认定2006年7月6日周美春通过其持股的力臣公司向何桃持股的中山国景家具有限公司转账10万元，何洁鸣于2006年7月10日转账给周美春的10万元系偿还该笔往来款，并非代偿涉案借款，并无不当。
综上，何桃、彭树坤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判决是否存在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
周美春作为本案原告提起借贷纠纷之诉，以四份借据和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为主要依据，主张何桃多次向其借款，没有按期清偿借款本息，借款发生在何桃与彭树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遂请求判令何桃、彭树坤连带清偿其借款本金570万元及利息，赔偿其律师费73000元。何桃、彭树坤在本案审理期间，抗辩提出其中的2005年7月5日200万元借据与2005年8月4日陈海燕转账的199万元为同一笔借款，同时又提出何桃通过何洁鸣已清偿涉案借款3100036.20元，并提供相关证据。周美春对上述抗辩理由不予认同，就相关事实作进一步陈述并提供相反证据。广东高院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和举证情况进行审查，认定何桃、彭树坤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认定周美春关于何桃、彭树坤应归还57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请成立，并作出相应判决，并无不当。因此，何桃、彭树坤关于原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何桃、彭树坤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 敏
审 判 员 高晓力
审 判 员 孙祥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蓓蓓
陈宏宇
书 记 员 潘海蓉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