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鹿商初字第3704号
原告：王元秋。
委托代理人：周成海，浙江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沿江工业区后京村连墩路。
法定代表人：曾挺，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曾仲武。
第三人：李洪益。
第三人：曾少霞。
第三人：金晓恩。
第三人：曾挺。
第三人：濮剑波。
第三人：濮锦林。
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孟苏，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元秋诉被告浙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本科技公司）、第三人曾仲武、李洪益、曾少霞、金晓恩、曾挺、濮剑波、濮锦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胡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限到期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依法延长审理期限，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成海、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黄孟苏、第三人曾仲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1995年10月，第三人曾仲武邀请原告入股投资创办温州市鹿城农药厂（以下简称鹿城农药厂），将甲霜灵农药工业化。鹿城农药厂的股份为15.5股，每股10万元，原告占0.5股，应出资5万元。同年12月6日，原告将入股金2万元交给曾仲武，曾仲武于同年12月12日以温州鹿城植保化学厂（以下简称植保化学厂）的名义向原告开具收款收据。1997年2月15日、11月27日、12月25日、1998年1月24日，原告又缴纳投资款18600元、3400元、3000元、5000元，鹿城农药厂收取上述款项后分别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此后，由于股东约定将企业利润的5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计入股东名下，原告名下被计入股金3.86万元。以上原告合计出资8.886万元。
鹿城农药厂筹办期间，曾以植保化学厂和温州市农药中间体厂（以下简称中间体厂）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鹿城农药厂于1996年正式成立，于1999年改制成立浙江禾本农药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本农药公司），于2012年更名为禾本科技公司。1997年至2014年期间，禾本科技公司将企业的股息及部分红利由曾仲武转交给原告。鹿城农药厂总股份为34.136股，原告占0.886股。鹿城农药厂改制为禾本科技公司后，总股份为100股，原告应享有禾本科技公司的股权为2.5955%。
现要求：确认原告王元秋是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并享有2.5955%的股权。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1995年10月30日的《股东协议书》1份、收条1张、收款收据5张，证明原告向鹿城农药厂出资5万元，是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之一，享有禾本科技公司股权的事实；
2、便笺3张，证明鹿城农药厂于1997、1998年同原告结算并支付股息的事实；
3、建设银行明细帐9张，证明被告禾本科技公司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将公司部分分红、股息汇到原告银行账户的事实；
4、企业申请开业审查表（其中包括1995年10月30日的《股东协议书》（与证据1中的不是同一份）、验资报告）、1996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1997年3月1日的《股东协议书》各1份，证明鹿城农药厂由植保化学厂变更而来，原告被登记于鹿城农药厂的工商登记中；
5、企业法人基本情况1张、禾本科技公司网页信息2张（附公证书），证明鹿城农药厂于1999年11月11日改制上升为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禾本农药公司的事实。
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答辩称：1、禾本科技公司原名鹿城农药厂，与原告所述的中间体厂、植保化学厂是三个不同的公司。2、禾本科技公司确实收到原告交付的5万元款项，但由于原告未参与任何股东会会议，包括公司设立的相关会议，也未履行任何股东义务，故鹿城农药厂并没有将其作为股东进行登记，该5万元款项也并非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3、原、被告之间是一种短持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已经将收取的集资款，通过第三人曾仲武归还原告，且远远超出。4、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被告公司的注册资金中的5万元系原告投资，原告也只能请求确认该5万元注册资金相对应的权益归自己所有，该5万元注册资金实际占被告公司的股权比例不是2.5955%。5、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的规定，未经禾本科技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原告也不能成为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6、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及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工商登记情况1份，证明被告禾本科技公司工商登记的基本信息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原告并非被告公司的股东；
2、银行凭证9张，证明2006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通过第三人曾仲武将原告所述款项全部归还给原告的事实；
3、温州市鹿城区黎明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黎明乡政府）《通知》1份，证明黎明乡政府要求鹿城农药厂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投资人的投资资金以到位为准，验资后将报告补送区工商局的事实；
4、审计报告1份（包括鹿城农药厂股东投资情况明细表），证明鹿城农药厂股东的投资情况，其中，原告于1995年投资鹿城农药厂注册资金2万元，但从1997年开始，原告就不是鹿城农药厂的股东的事实；
5、章程1份，证明禾本农药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股权比例情况。
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中间体厂、植保化学厂与禾本科技公司属于不同的公司，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股东协议书》上原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该份《股东协议书》不能作为股东资格确认的依据。对证据2有异议，无法确认该便笺由谁出具，从内容上看，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不能证明这些款项是禾本科技公司向原告支付的分红、股息。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该证据中1995年10月30日的《股东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原告并非鹿城农药厂或者植保化学厂的股东。另外，年检报告仅仅为工商报批的材料，因各股东没有按报批的材料实际执行，故原告并未实际出资8.86万元。对证据5中的企业法人基本情况没有异议，但是对禾本科技公司网页信息有异议，网站的语言表述只是起到宣传的作用，应当以工商登记的内容为准。鹿城农药厂、禾本农药公司、禾本科技公司的之间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在1999年发生了改制，企业的股东、性质均发生了改变。
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工商登记中没有原告的名字不代表原告不是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就是因为禾本科技公司没有将原告登记为公司的股东，才产生了本案诉讼。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些款项的性质是被告向原告发放的股息分红，而不是被告所述的退还给原告的投资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通知》的出具时间是1996年1月20日，鹿城农药厂还没有正式批准创办。1996年4月，鹿城农药厂正式批准成立时，注册资金为150万元，并不是像《通知》里要求的注册资本需要达到500万。因此，该《通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审计报告中所附的投资情况明细有异议。该投资情况明细载明，1995年原告的投资情况为2万元，该事实与原告所述一致，但是1997年载明的投入情况为“-20000”，这不是事实。如果被告在1997年退还原告20000元，1997年的工商登记里原告就不会是股东了。另外，1997、1998年，原告都有向鹿城农药厂投资，如果原告于1997年退股，此后就无需继续投资了。被告提供的该投资明细没有任何股东会决议作为依据，不能证明原告已经退出鹿城农药厂。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即使章程中没有原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原告不是股东。1997年，原告在工商登记中是鹿城农药厂的股东，之后被取消股东资格没有任何依据。
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中的收条及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原告向鹿城农药厂投资5万元的事实。该证据中的《股东协议书》，本院认为，该协议虽然载明原告与其他十人共同合股成立中间体厂，但原告并未实际参与该协议的起草，协议上原告的签字也非本人所签，且协议签订后，除原告以外的其他十位协议人与案外人戴积东另行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书》，合股成立鹿城农药厂，并提交工商部门备案，没有履行载有原告名字的该份《股东协议书》。因此，原告提供的该份《股东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原告是禾本科技公司股东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2，记载的内容不完整，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用。原告提供的证据3，与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相结合，可以证明2004年至2014年期间，第三人曾仲武向原告汇款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组证据中的企业申请开业审查表，可以证明鹿城农药厂成立时股东组成及投资情况。该组证据中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1997年3月1日的《股东协议书》，本院认为，虽然该年检报告及《股东协议书》将原告作为股东载入其中，并明确其所占股份，但工商部门登记的鹿城农药厂的注册资本中，并不包括原告的投资。因此，该年检报告及《股东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原告在工商部门被登记为股东，被告及第三人抗辩年检报告等仅为工商报批的材料，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5系截图于被告公司的互联网网站上，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历史发展状况。
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禾本科技公司自1999年11月11日成立之日起至今的工商登记及变更情况。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1996年1月20日，黎明乡政府向正在筹建的鹿城农药成发函，要求其抓紧落实投资人和其认资金额，以投资人到位资金为准，注册资本额不得低于500万元，验资后将报告补送区工商局。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4，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公司的股东投资变更情况。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禾本农药厂成立时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1995年，第三人曾仲武为开发杀菌剂甲霜灵产品，邀请原告合股，允诺原告投资5万元，给予0.5股。因原告资金短缺，曾仲武答应原告可先行投入2万元。同年10月30日，第三人曾仲武、李洪益、曾挺与案外人赵某、叶某、金某甲、金某乙、王某、卜某甲、卜某乙等十人共同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今有赵某、曾仲武、李洪益等十人创办中间体厂，合股生产经营，开发新型杀菌剂甲霜灵产品，确定设在黎明酒石酸厂内，并将黎明酒石酸厂变更为中间体厂；本厂有股东股份15.5，每股份投资金额为10万元，其中，王元秋0.5股，投入金额2万元。《股东协议书》落款处，“王元秋”的名字为第三人曾仲武代签。
同年12月6日，原告将2万投资款交与曾仲武，曾仲武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并承诺到厂后再开收款收据。同年12月12日，曾仲武以植保化学厂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投资款2万元。同时，曾仲武将上述代签的《股东协议书》交给原告。
上述《股东协议书》签订后，签订协议的十人（不包括原告）未实际履行协议，而是与案外人戴积东另行签订了一份新的《股东协议书》，载明：今有曾仲武等理顺植保化学厂关系后，组建鹿城农药厂（前身植保化学厂甲霜灵分厂），合股经营甲霜灵；本厂有股东股份18，每股份投资金额为10万元，合计投入资金150万元，其中3股为曾仲武技术入股。该份《股东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与此前的《股东协议书》一致，均为1995年10月30日。
为设立上述《股东协议书》中提到的鹿城农药厂，植保化学厂于同年11月7日向黎明乡政府申请，要求将其厂的甲霜灵车间单独分开立户设立鹿城农药厂。经审批，黎明乡政府同意植保化学厂的申请，法定代表人由曾仲武担任。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曾仲武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上述新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以及验资证明、章程等材料。这些材料中均未将原告记载为鹿城农药厂的股东或记载原告的出资情况。
1996年4月15日，鹿城农药厂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曾仲武、李洪益、曾挺、赵某、叶某、金某甲、金某乙、卜某甲、卜某乙等九人，原告王元秋、王某、戴积东三人没有被登记为股东。
1997年3月1日，鹿城农药厂向工商部门申请将注册资本由150万元增加到341.36万元。为此，相关股东签订新的《股东协议书》，原告作为投资人被载入该《股东协议书》，出资额为8.86万元，股份为0.886股。但是，《股东协议书》落款处“王元秋”签名为曾仲武代签。鹿城农药厂除将该份新的《股东协议书》提交工商部门外，还提交了1996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以及截至1997年3月19日的验资报告，在这些材料中，载明原告作为投资人投资8.86万元。
1998年12月，鹿城农药厂向工商部门申请将注册资本增加到515万元。为此，除王元秋、王某、戴积东外的上述剩余九位股东（曾仲武、李洪益、曾挺、赵某、叶某、金某甲、金某乙、卜某甲、卜某乙）重新签订《股东协议书》，明确各自投资额。王元秋、王某、戴积东三人不再作为股东出现在《股东协议书》中。当年鹿城农药厂提交给工商部门的的验资报告中，三人的出资额一栏均变更为空白。
1999年7月16日，曾仲武、李洪益、曾挺、赵某、叶某、金某甲、金某乙、卜某甲、卜某乙等九人签订《增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再次扩大投资，将鹿城农药厂的注册资金变更为1080万元，并各自认购股份。
同年9月6日，温州鹿城审计事务接受鹿城农药厂的委托对该厂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载明，鹿城农药厂于1995年收到原告投投入款2万元，1997年退还其2万元。
同年11月11日，鹿城农药厂为升级为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销手续，并更名为禾本农药公司。禾本农药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为曾仲武、赵某、叶某、李洪益、金某乙、卜某甲、卜某乙、金某甲、曾挺等九人。禾本农药公司的章程由该九股东签字，并加盖了鹿城农药厂的印章，禾本农药公司的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载明的股东亦为该九股东。
2011年3月23日，禾本农药公司更名为禾本科技公司。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曾仲武、李洪益、曾少霞、金晓恩、曾挺、濮剑波、濮锦林。
另查明，原告除向鹿城农药厂投资上述2万元外，另于1997年2月15日、11月27日、12月25日、1998年1月24日向鹿城农药厂出资18600元、3400元、3000元、5000元，合计3万元。该3万元均有鹿城农药厂出具收款收据为证，收款收据上交款项目一栏载明的款项性质为“股份基（资）金.集资款”或“集资款”。
2004年至2014年期间，曾忠武向原告的汇款情况如下：2004年1月18日汇款10500元、2006年1月15日9600元、2006年8月20日12000元、2007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12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具有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原告认为，原告向鹿城农药厂出资，并取得出资凭证，完成了出资义务，系鹿城农药厂的股东，但鹿城农药厂未将原告登记为股东。此后，鹿城农药厂经改制变更为被告禾本科技公司，前后属同一主体。因此，原告具有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认为，原告向鹿城农药厂出资是事实，但原告的出资款并非鹿城农药厂的注册资金，而是属于短持债权，且原告出资后于1997年退出了鹿城农药厂，鹿城农药厂亦将投资款返还给了原告。现鹿城农药厂已注销，并经重组改制为禾本科技公司，禾本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均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不是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股东资格是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在认定股东资格时，既要看是否签署公司章程、被记载于股东名册、经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也要综合考虑是否实际出资、是否有入股的合意、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本案中，原告并不具备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理由如下：
一，从形式要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以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股东签署并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根据，对股东资格确认具有推定效力。本案中，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股东均显示不包括原告，原告不具备成为禾本科技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
二，从实质要件分析。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虽然向禾本科技公司的前身，即鹿城农药厂出资，并取得出资凭证，但该凭证仅仅是收款收据，并非鹿城农药厂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其载明的款项性质也无法区分是投资款亦或是注册资金，且根据工商部门的相关登记材料，原告缴纳的款项也没有计入鹿城农药厂的注册资本。因此，无法认定原告已经依法向鹿城农药厂履行了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义务。另外，原告也没有通过其他形式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其次，在鹿城农药厂成立及其变更的整个过程中，多次出现增资扩股、股东变更的情形，新、旧股东签订新的《股东协议书》，以明确各自的投资额。但是，原告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股东协议书》的起草，也从未在与公司有关的相关材料中签字。原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缺乏合股的意思表示，其出资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性质。特别是1999年11月11日，鹿城农药厂改制为禾本农药公司，企业性质发生了变更，鉴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鹿城农药厂的股东不必然是禾本农药厂的股东。再者，就权利、义务而言，出资对出资人而言应以取得并享有股东权利为目的。股东权属综合性权利，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性质，主要表现为股东不仅享有利润分配权，还享有参与公司决策表决等权利。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仅仅只能证明自2004年起，每年收到曾仲武给付的、数额固定的款项。除此之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原告从未参加过被告公司的股东大会，亦未参与决策表决，即原告从未享有过与股东有关的权利、亦未履行过股东相应的义务。其虽事实上向鹿城农药厂投入资金，但并无证据证明其投资目的系获取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亦无证据证明其实际上行使了上述权利或履行了相应义务。且曾仲武给付的金额也不符合分红的形式，曾仲武也已经就该款项作出解释。即使该款项是禾本科技公司所给付，也不能当然证明原告是公司的股东。
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被告禾本科技公司的股东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元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王元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胡 斌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吴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