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民终2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63年4月4日出生，湖北省恩施市人，居民，住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安廷慧，湖北荆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洪浩，恩施市小渡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2，男，1958年6月2日出生，湖北省恩施市人，居民，住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严奉祥，湖北雄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男，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恩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4，女，195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巴东县人，住恩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5，女，195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恩施市。上诉人陈某1、陈某2因与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15)鄂恩施民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书》，重新作出公正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真实。原判所依据的陈清洪于2013年12月7日所立的遗嘱其真实性值得怀疑。（1）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定要件。根据《中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本案认定的遗嘱系打印件，明显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2）遗嘱内容不清楚，财产数量及权属不明确。（3）遗嘱继承人身份关系未确定。（4）立遗嘱人陈清洪乃上诉人的生父，一直随上诉人生活、居住，并由上诉人赡养，他应当知道在之前对房屋已进行了分家析产，而且被上诉人陈某3将分得的部分房屋拆除后重新建造了房屋。2013年4月27日陈清洪立下了遗嘱，明确表示将房屋全部给儿子陈某1，为什么时隔几个月后又立一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行为有违常理，无法认定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理由，该份遗嘱应依法认定无效，不能作为本案分割遗产的事实依据。2、原判没有查清被继承的遗产范围，把属于其他继承人的个人财产笼统认定为遗产，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其理由如下：（1）应当先行将赵云英的遗产和陈清洪的遗产划分清楚。（2）应当将原来分家析产时上诉人应分得的部分财产划分出来。（3）本案所涉及的房屋（遗产）在征收前上诉人对整栋房屋进行了翻修改造、扩建，其个人投入部分应当分割出来归上诉人所有。（4）征收项目中有的部分（包括搬迁费、各种补偿、过渡费、停业损失费、以及奖励等等）不能作为遗产认定。将上述四项本应属于上诉人的财产分割出来后其余的财产部分才能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依法继承。而一审判决却将整个征补款1043803.04元作为遗产来认定，并按比例进行分割，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综上所述，原判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公正判决。陈某2上诉请求：改判上诉人不与陈某1共同向陈某3、陈某5、陈某4各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104380.30元（共计313140.9元），而由陈某1向陈某3、陈某5、陈某4支付。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安置补偿房的面积已确定，一套为130平方米，一套为135.10平方米，应纳入本案一并处理。因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份额是明确的，各继承人按份额享受权利。为避免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均属继承人身份，上诉人并没有侵犯陈某3、陈某5、陈某4的继承权利，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向陈某3、陈某5、陈某4支付款项的义务。上诉人虽然在恩施市拆迁办的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掌管拆迁补偿费用，没有侵犯陈某3、陈某5、陈某4的权利。恩施市拆迁办的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以后，2014年10月22日，上诉人与陈某1签订了《拆迁补偿处理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办付给被拆迁入的补偿费用，一律由被拆迁人代表陈某1领取，所有处理分配事宜一律由陈某1全权处理，因拆迁处理衍生的一切后果由陈某1承担，上诉人不再承担责任。上诉人取得合法继承款项50万元。上诉人认为，按照一审判决确认的份额，按照拆迁办补偿协议的补偿条件，上诉人应继承35%的份额，应分得35%的补偿权利。按两套房屋的市场价值和现金补偿的1043803.04元计算，上诉人应继承的款项应超过50万元。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向陈某3、陈某5、陈某4支付款项的义务。3、如果法院在本案中不处理还建房屋，那么还建房屋实际取得以后，应由陈某2、陈某1、陈某5、陈某3、陈某4五人按本案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的份额再行分配。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部分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均答辩称：上诉人上诉意见不成立。陈某3、陈某4、陈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赵云英1986年5月8日所立代书遗嘱部分无效，确认陈清洪2013年4月27日所立自书遗嘱无效，确认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2、判决分割陈清洪的遗产（还建房补偿款）中应由原告陈某3、陈某4、陈某5继承的部分，由二被告连带返还39.48万元，由三原告各分得13.18万元；3、判决二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费用。其事实与理由：陈有庆与龙明秀系夫妻关系，生育三男一女即陈宁、陈某6、陈某7、陈某8。陈宁与赵云英婚后生育一男二女，即陈某3、陈某4、陈某5。陈宁死亡后，赵云英与陈邦银结婚并生育一子陈某2。此后，赵云英与陈邦银离婚，并于××××年与陈清洪结婚，婚后生育一子陈某1。1943年至1944年间，陈友庆、龙明秀夫妇在红庙××街××号修建土木结构房屋三间两层，建筑面积252平方米，1985年在恩施市办理土地房屋清理时，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赵云英名下，并于1989年1月30日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2014年11月10日，该房屋被拆迁，给二被告补偿了两套房屋和人民币90万元。三原告是被继承人陈清洪的法定继承人，且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立有书面遗嘱，但原、被告协商分割事宜时，被告拿出赵云英1986年5月8日所立代书遗嘱及陈清洪2013年4月27日所立遗嘱，拒不与原告协商。赵云英与陈清洪所立的这两份遗嘱都将不属于立遗嘱人的个人财产遗赠他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陈清洪在2013年12月7日重新立下书面遗嘱，撤销了其2013年4月27日所立遗嘱。为维护原告权益，三原告特提起诉讼，盼支持原告诉请。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二项变更为：1、判决确认赵云英1986年5月8日所立代书遗嘱中处理非遗嘱人财产部分的内容无效；判决确认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所立遗嘱有效；2、判决确认陈清洪的遗产（即以被告陈某1、陈某2名义签订的还建房及补偿款中属于陈清洪的遗产部分），原告各享有20%的份额，即各原告分别享有还建房260平方米中10%的份额、补偿款104.38万元中10%即10.438万元，补偿款由被告返还给原告（以征收协议面积及补偿款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有庆、龙明秀夫妇共育有子女四人，即陈宁、陈某6、陈某7、陈某8。陈有庆、龙明秀二人在原恩施市××街××了六间土木结构的房屋。陈某6当兵后在台湾省居住生活，陈某7毕业后分配至来凤县并在该县定居，陈某8亦外嫁，故前述老房由陈有庆、龙明秀、陈宁三人共同居住。陈有庆、龙明秀二人去世后，就前述房屋未订立书面协议，该房屋实际由陈宁、陈某7兄弟二人各享有50%。陈宁与赵云英婚后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陈某3、陈某4、陈某5。陈宁于1957年病故，赵云英另与陈邦银结婚并生育一子即被告陈某2。赵云英与陈邦银于1961年离婚，后于××××年与陈清洪再婚，婚后生育一子即被告陈某1。赵云英与陈清洪结婚后，亦在前述老房内居住生活，并于1974年自陈某7处购买了该房屋中原属于陈某7的份额。1978年，赵云英之子即原告陈某3将前述老房中的六分之一拆除，并将面积略作扩大，修建了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房屋。2012年6月，被告陈某1、陈某2二人将老房余下六分之五翻建为一栋四层框架结构房屋。2014年10月22日，为实施施州大道（红庙至火车站）道路改造工程，恩施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乙方即被告陈某1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将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恩市红私0140号、建筑面积为282.47平方米的房屋（含土地）及其附属物予以征收，补偿人民币1043803.04元，以及位于火车站安置小区的住房一套（面积130.00平方米）、位于红庙安置小区第1栋第1101号的住房一套（面积135.10平方米）。补偿款已由被告陈某1全额领取，其中被告陈某2分得50万元；安置房现尚未实际取得。原、被告因补偿款及安置房分割问题协商未果，致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准前述诉请。另查明，登记日期为1985年8月27日、编号为110435号的《个人宅基地清理登记卡片》载明，户主姓名为赵云英、宅基地地址为红庙区红庙乡、宅基地总面积为82.98平方米、有土木结构住宅一栋，面积为69.68平方米。根据恩施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提供的《恩施市城镇私有房屋调查测丈表》显示，房权证号为恩市红私字××号的房屋，坐落于恩施市××镇下街，经赵云英申请，于1989年2月10日对该房屋进行测量，测量房屋共二层，一层建筑面积62.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98平方米。同时，该《测丈表》图示显示，该房屋左侧即靠北方向与陈某3房屋共木。1986年5月8日，赵云英由陈兴树代笔，立下书面遗嘱，遗嘱中对上述房屋的由来进行了陈述，并载明：“现在我已经是64岁，身体不大强壮，恐有不测，特预作决定如下：1、靠北砖墙屋分与长子陈某3所有；2、靠南石板壁屋由陈某2、陈某1两人共有”。赵云英后于2012年4月28日病故。庭审中，被告陈某1提交了《自书遗嘱》一份，“自书人”处有“陈清洪”字样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7日，“代笔人”处有“周启银”字样签名及捺印，“证明人”处有“吴承秀”字样签名及捺印，其中载明：“。．现自愿将位于红庙下街的恩市红私字第0140号房屋全部给儿子陈某1。我的生养死葬也由我儿子负责”。原告提交了《遗嘱》打印件一份，“立遗嘱人”处有“陈清洪”字样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7日，有证明人“吴兴秀”、“田永立”、“邓端淑”字样签名及捺印，其中载明：“我叫陈清洪．．．我自愿将属于自己的财产（房产或是其他财产）全部遗留给我的5个子女平分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请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数份遗嘱的效力问题，二是补偿款及安置房的分配问题。就遗嘱而言，本案涉及三份遗嘱，首先是赵云英于1986年5月8日所立代书遗嘱。从该房屋的处理经过来看，原、被告均认可在陈有庆夫妇二人去世后，该房屋由陈宁夫妇及陈某7各享有一半，即陈宁、赵云英夫妻共同享有该房屋50%的份额。在陈宁1957年病故后，房屋中属于陈宁的25%份额应该由陈宁夫妇的三位婚生子、以及赵云英共四人继承,即陈某3、陈某4、陈某5、赵云英各享有该房屋6.25%的份额，此时，赵云英享有该房屋25%＋6.25%=31.25%的份额、原告陈某3三兄妹各享有该房屋6.25%的份额。在赵云英与陈清洪结婚后，二人购入原本属于陈某7的份额，即二人购买了整体房屋的50%份额，至此，赵云英基于夫妻共有再次获得该房屋中25%的份额，其享有该房屋中共计31.25%+25%=56.25%份额，陈清洪享有该房屋25%份额。赵云英在其遗嘱中，对房屋整体进行了处分，但根据前述经过可知，赵云英当时实际并未取得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故对于其处分的属于他人财产的部分，应认定为无效。其次是关于陈清洪所立两份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由于陈清洪两份遗嘱内容相抵触，且均未进行公证，故应以其2013年12月7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即该房屋中属于陈清洪的份额由原、被告五人平分。综上，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赵云英所立代书遗嘱中处理非遗嘱人财产部分的内容无效、确认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所立遗嘱有效，予以支持。就补偿款及安置房的分割而言，其本质是需确定原、被告基于继承而对该房屋各自享有多少份额。该房屋首次产生分割，是出现在赵云英立遗嘱之时，前文已论述该遗嘱中处理了一部分不属于赵云英的财产，该部分应当无效，但由于遗嘱载明靠北砖墙屋分与陈某3，靠南石板壁屋由陈某2、陈某1两人共有，仅简单的以南北区分房屋，并未实际载明处分的面积、界线；同时在此后的历史沿革中，原告陈某3、被告陈某1、陈某2分别对原房屋进行了添附、翻修、扩建，而添附扩建后的房屋已经被征收拆迁，已无法确定房屋的原状，即现已无法明确赵云英遗嘱中、以及此后原被告已经处分的房屋份额中哪一部分无效，由于赵云英、陈清洪均已去世，故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将原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法定继承、并结合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遗嘱来确定原、被告所应继承的份额。根据前述房屋处理经过，赵云英与陈清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赵云英基于继承、购买、以及夫妻共有，享有该房屋共计56.25%份额，陈清洪基于夫妻共有而享有该房屋25%份额，三原告基于继承共享有该房屋18.75%份额（即陈某3、陈某4、陈某5各享有6.25%份额）。赵云英2012年去世后，其享有的份额应当由其丈夫陈清洪、五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所继承份额为56.25%÷6=9.375%，此时，陈清洪享有25%+9.375%=34.375%份额，陈某3、陈某4、陈某5各享有6.25%+9.375%=15.625%份额，陈某1享有9.375%份额，陈某2享有9.375%份额。陈清洪死后，依据其遗嘱，其享有的份额由五子女平均继承，每人应继承34.375%÷5=6.875%，至此，原告陈某3、陈某4、陈某5各享有15.625%+6.875%=22.5%份额，被告陈某1、陈某2各享有9.375%+6.875%=16.25%份额。此处的份额，虽然是针对房屋整体而言，但原、被告之间的比例是确定的，三原告各享有房屋整体22.5%份额，那么对于此次被征收的部分，三原告亦享有22.5%的份额、二被告各享有16.25%份额；同时，基于是由二被告对此次被征收的部分进行了翻修、添附，二被告可以适当多分，三原告可以适当少分，故三原告主张各享有10%份额，予以支持，即三原告各分得补偿款1043803.04元×10%=104380.30元，由于补偿款已由二被告领取、分配，故三原告应分得的款项应当由二被告支付。因安置补偿房尚未实际取得，故在本案中暂不予处理，相关权利人届时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赵云英1986年5月8日所立遗嘱中处理非赵云英财产部分的内容无效。二、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所立遗嘱有效。三、被告陈某1、陈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原告陈某3一次性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104380.30元、向原告陈某4一次性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104380.30元、向原告陈某5一次性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104380.30元。四、驳回原告陈某3、陈某4、陈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原告陈某3、陈某4、陈某5、被告陈某1、陈某2各负担586元。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陈某2提交了上诉人陈某2与上诉人陈某1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复印件一份，经审查，上诉人陈某2提交的以上证据复印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二审中新证据的规定，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陈某1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陈某1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就遗嘱而言，本案涉及三份遗嘱，首先，一审法院对赵云英于1986年5月8日所立代书遗嘱所作出的评判本院予以认定。其次，关于陈清洪所立两份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由于陈清洪两份遗嘱内容相抵触，且均未进行公证，故应以其2013年12月7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即该房屋中属于陈清洪的份额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五人平分。综上，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赵云英所立代书遗嘱中处理非遗嘱人财产部分的内容无效、确认陈清洪2013年12月7日所立遗嘱有效予以支持是正确的。就补偿款及安置房的分割而言，被上诉人陈某3、上诉人陈某1、陈某2分别对原房屋进行了添附、翻修、扩建，而添附扩建后的房屋已经被征收拆迁，已无法确定房屋的原状，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作出对二上诉人可以适当多分，三被上诉人可以适当少分的处理并无不当，且三被上诉人主张各享有10%份额，一审予以支持是正确的。上诉人陈某1在二审诉讼中就其上诉理由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上诉人陈某1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针对上诉人陈某2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因本案涉及的安置补偿房尚未实际取得，一审法院对本案涉及的安置补偿房的处理是正确的。虽然上诉人陈某1与上诉人陈某2签订了拆迁补偿处理协议，该协议并没有三被上诉人的认可，该协议只能是上诉人陈某1与上诉人陈某2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代表三被上诉人。由于补偿款已由二上诉人领取、分配，故三被上诉人应分得的款项应当由二上诉人支付。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1、上诉人陈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采信证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4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5997元，上诉人陈某2负担59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段 斌审判员  覃恩洲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方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