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锡商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园。
法定代表人白新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琨海，内蒙古同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太仆寺旗冠成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幸福乡踊跃村。
法定代表人苑二成，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继有，太仆寺旗“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太仆寺旗冠成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冠成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仆寺旗人民法院（2013）太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建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娜日苏、代理审判员程鹏皎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嘉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琨海、被上诉人冠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苑二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继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底9月初，冠成合作社的苑二成、都广山通过邓海江的介绍与刘鹏相识洽谈购买马铃薯种薯事宜，刘鹏自称是嘉恒公司的营销部经理，并称嘉恒公司目前是内蒙古最大的种薯基地，销售各种种薯，全为脱毒种薯，种薯纯度100%，并拿出了盖有嘉恒公司公章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空白合同和带有嘉恒公司字样标签的包装网袋让苑二成看。之后，苑二成通过他人了解刘鹏的确是嘉恒公司的营销人员，正在嘉恒公司太仆寺旗千斤沟镇大圪洞村马铃薯生产基地主抓秋收工作。于是苑二成与刘鹏口头达成马铃薯购买协议，约定冠成合作社购买种薯为“夏波蒂”种子，级别为G1，数量为50吨左右，单价为3000元／吨（含运费）。协议达成后，冠成合作社按照邓海江提供的刘鹏的账号分两次汇款13万元，其中2013年9月17日汇款5万元，2013年9月28日汇款8万元。刘鹏收到款后，于2013年10月4日一次性运来一货车“种薯”51.27吨。邓海江随车过来，合作社经理苑二成雇用装卸工将“种薯”卸进原红山子乡薛家营子恒温库内，库存费及装卸费为27500元。卸完货之后，邓海江收取了冠成合作社购买种薯余款23800元以及另外加收500元车费，合计为24300元，并出具欠条一张。2013年10月7日左右，经合作社经理苑二成催要，刘鹏通过邓海江在河北省张北县将一份盖有嘉恒公司公章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交给合作社经理苑二成，合同填写的内容是种薯名称“夏波蒂”，级别为G1，数量为51.27吨，单价为3000元／吨，金额153800元，合同金额总计（大写）壹拾伍万叁仟捌百元整，交付时间2013年10月8日前。
2013年10月5日恒温库出租方和冠成合作社一起封库时，冠成合作社发现“种薯”异样，和挑选下来的加工淀粉商品薯一样，冠成合作社意识到购买的种薯可能是假种薯，当天就通知了邓海江。之后，冠成合作社二位经理到嘉恒公司所在地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找嘉恒公司协商赔偿假种薯事宜，但嘉恒公司不予赔偿。故冠成合作社将嘉恒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嘉恒公司退还冠成合作社“种子”款153800元。依法判决嘉恒公司因出售假种薯“种子”赔偿冠成合作社153800元。依法判决嘉恒公司因出售假“种子”赔偿冠成合作社损失30000元。补充诉讼请求，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法判决嘉恒公司因出售假种薯“种子”再赔偿冠成合作社153800元。并要求嘉恒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经冠成合作社的申请，2014年5月15日农业部薯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张家口）出具的检验报告（2013）农质检核（国）第0061号的检验结果病毒（PVY）表现为阳性“＋”有病毒。2014年4月21日内蒙古中泽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内中司法鉴定中心（2014）文检字第118号检验结果：经检验，检材2013年10月8日“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2013年11月29日“答辩状”、2013年9月6日“会议纪要”三份文件上“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两次鉴定费用为7280元。2014年1月8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公安局刑警大队来“函”及“立案告知单”，告知“我队已于2013年12月20日受理了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报案，称该公司一名自称刘鹏的职工以虚假身份诈骗其公司财务，现我队已对该案立案侦查”。
原审法院认为，冠成合作社与嘉恒公司所签订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为有效合同。刘鹏以嘉恒公司的名义订立了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已填写，有种薯名称、级别、数量、单价、质量标准、交付时间等内容。并盖有嘉恒公司的公章，虽然冠成合作社未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合同的主要义务已履行。冠成合作社购买了刘鹏销售的“夏波蒂”马铃薯种薯，并将购买“种薯”款打给刘鹏，刘鹏应当按约定提供“夏波蒂”种子，级别为G1的优质脱毒种薯，但是刘鹏提供的种薯是带有（PVY）病毒的种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种子法》规定：“种子经营者对种子质量负责。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带有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有害生物的种子，属于劣种子。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到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子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刘鹏销售劣种子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规定：“经营者“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直接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购买种子自己种植属于农业生产消费行为。冠成合作社是直接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购买种子自己种植，属于农业生产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刘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冠成合作社有正当的客观理由相信刘鹏有代理权，第一、刘鹏是嘉恒公司的销售人员，刘鹏称销售的马铃薯“种薯”是嘉恒公司的“种薯”；第二、刘鹏留给冠成合作社一份盖有嘉恒公司公章并填写了种子名称为“夏波蒂”种子，级别为G1，数量为50吨左右，单价为3000元／吨（含运费）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第三、销售给冠成合作社马铃薯“种薯”包装网袋上缝制的标签上印有“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现代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园”、“嘉恒农业科技”的字样和商标标识。而且冠成合作社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错的。冠成合作社相信刘鹏是为嘉恒公司销售马铃薯“种薯”，相信刘鹏的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嘉恒公司也有过错，内部管理混乱，导致刘鹏持有盖有嘉恒公司公章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进行了销售伪劣马铃薯“种薯”的欺诈行为；故刘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嘉恒公司应赔偿刘鹏表见代理行为给冠成合作社造成的损失。嘉恒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对嘉恒公司出示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冠成合作社出示的证据予以采信，对冠成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项规定之规定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赔偿原告太仆寺旗冠成养殖专业合作社损失153800元×3＝461400元，赔偿原告太仆寺旗冠成养殖专业合作社租赁恒温库费和装卸费27500元，共计488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6元、鉴定费7280元，合计13626元由被告承担。
上诉人嘉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判决关于刘鹏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经原审法院准许刘鹏出庭作证，其说明是以个人名义与邓海江之间进行马铃薯交易，而非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且其已被公司辞退。马铃薯交易期间其并未与苑二成联系过，并不知道种薯销售与谁，只是将账号提供给邓海江，并收到冠成合作社分两次汇款共计13万元，也未将嘉恒公司销售合同提供给冠成合作社。刘鹏系个人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鹏系个人行为，不存在表见代理嘉恒公司的行为，涉案马铃薯交易与嘉恒公司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不适用代理或者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3、原审判决认为冠成合作社系直接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冠成合作社是企业法人且经营范围没有种植业，故适用该法律依据是错误的；4、本案中，嘉恒公司没有参与过马铃薯交易，更没有实施过欺诈行为，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冠成合作社对嘉恒公司的起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冠成合作社承担。
被上诉人冠成合作社答辩称，1、原审法院关于刘鹏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是正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嘉恒公司几次辩称相互矛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3、嘉恒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刘鹏作为原销售部经理与嘉恒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庭作证的证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嘉恒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冠成合作社与嘉恒公司签订的《2013年脱毒马铃薯种薯销售合同》为有效合同，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刘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首先，根据庭审查证，刘鹏曾系嘉恒公司的销售人员，虽然已被嘉恒公司解聘，但其销售给冠成合作社的马铃薯“种薯”包装网袋上缝制的标签印有“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现代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园”、“嘉恒农业科技”的字样和商标标识，并向冠成合作社提供了加盖嘉恒公司公章的销售合同，此情形下，对于冠成合作社而言，完全有理由相信刘鹏具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另关于刘鹏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仅立案侦查并未作出结案认定。因此嘉恒公司上诉称涉案马铃薯交易系刘鹏个人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认定刘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冠成合作社是直接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购买种子自己种植，属于农业生产消费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故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嘉恒公司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64元，由上诉人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建强
审 判 员 娜日苏
代理审判员 程鹏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