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14民初5501号原告骆某，女，197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代理人吴志明，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李晓庆，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彭某某，女，19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被告彭某某2，男，196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代理人王军，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余某，男，197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被告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园路181号13栋1楼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0776778370�法定代表人彭某某2。委托代理人王军，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骆某与被告彭某某、彭某某2、余某、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有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11月17日、12月13日、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志明、李小庆，被告彭某某、彭某某2及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军，被告余某，被告恒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骆某诉请：1、判令四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的投资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6月3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2013年6月30日，被告彭某某与余某要投资注册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因资金不足，要求原告也入股参与。基于原告与被告彭某某系闺蜜关系，原告便于2013年6月30日以现金形式交给被告彭某某用于开办公司投资。但原告后来发现被告彭某某至今未将原告登记到公司股东名册，也从未让原告行使股东权利。现公司不仅变更了法定代表人，而且将股东也进行了变更，将余某变更为彭某某2。原告多次要求退还该款，但被告彭某某一直不予理睬，不予返还。原告认为，本案立案案由系股东出资纠纷有误，应为合同纠纷。原告骆某不是公司股东，章程里没有原告作为股东的记载，不是显名股东；也非隐名股东，因为原告与余某或彭某某之间并无代持股协议；从公司的注册资本来看，30万元的投资款并没有隐名于余某或彭某某名下。本案中，投资款的去向不明，原�对被告恒有公司从设立至今没有参与经营，对经营状况不知情，对投资款去向事实的举证责任按照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四被告存在过错，原、被告订立出资合同的目的在于依法及时取得相应的股东权利，从而实现其投资的目的，但被告在收取原告投资款后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未将原告显名为股东或成为隐名股东。但被告上述违约行为已使原告的投资款未能依法转化为被告的注册资金，原告也因此未能成为被告的股东而享有出资者的合法权益，最终致使原告投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而享有法定解除权。被告恒有公司作为法人，作为掌控公司的彭某某和余某应以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将原告投资款增资为注册资本对应股权，才兑现对原告的承诺，所以被告恒有公司有�错，对原告有违约行为，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原告投资成为股东或隐名股东的目的因被告的过错和违约行为未实现，四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责任。故法院应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彭某某辩称，对代原告持有的30万元投资款无异议，但该款已投资到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投入有150万元，注册时只按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金最低限额登记了50万元。原告自愿成为隐名股东，被告没有损害原告隐名股东的权益，被告同意原告参与经营并经常让原告查账，原告自己不来，不同意返还30万投资款，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彭某某诉讼请求。被告彭某某2辩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与彭某某2无关，彭某某2只是一名股东，彭某某2与彭某某、余某均为自然人，不是本案适�被告。被告彭某某2没有收到过30万投资款，与骆某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彭某某2的诉讼请求。被告余某辩称，余某是公司成立时的法人，后来以放弃50万出资款为代价退出了公司，并不是把股份转让给了其他人，余某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被告恒有公司辩称，隐民股东只有一项权利义务，就是分配义务、承担亏损，并不享有显名股东所享有的查阅公司账目、参加股东会等权利，原告认为与被告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关系仅仅存在于公司发起设立阶段，在公司成立之后这种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双方的身份也由合同当事人转换为公司股东，其权利义务应当由《公司法》来调整，原告要求返还公司成立时的出资款，明显违反公司发放的第36条的规定，公司成立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资法不存在返还，只是一个股权变更，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是返还投资款纠纷，民事案件是没有这个案由的，股东出资纠纷是针对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或增加资本时，股东违法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依照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而产生的纠纷。结合原告陈述的事实，本案中并不存在股东违法认股协议的约定的情形，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将其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这是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或股东名册记载纠纷。原告要求返还出资款30万的理由认为当初与公司其他股东共同投资成立公司其目的是为了盈利，但最终没有分配盈利，以此认为其他几个股东包括公司违约，这主张显然不能够成立，公司作为经营性企业法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成立之后就一定能盈利，这种经营风险是由股东共同承担的，股东就包含了隐名�东和显名股东。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被告彭某某与被告余某准备投资注册恒有公司，因资金紧张，彭某某邀请原告骆某共同投资入股，骆某同意后，双方达成口头约定，由骆某投资30万元入股。在公司成立前，彭某某代表设立中的恒有公司收取骆某交付的投资款现金30万元。2013年9月11日，被告恒有公司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恒有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材料显示公司有余某、彭某某两名股东，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余某、彭某某各自以货币出资25万元，各占5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余某。2015年7月15日，被告余某出具《出资证明书》，内容为“原告骆某出资30万元作为恒有公司隐名股东，占注册资本的20%，该款已于恒有公司成立前由彭某某收讫现金30万元”。在恒有公司设立和经营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彭�某，骆某未参与过恒有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未参加过股东会议、也未分享收益，对公司事务及经营状况均不知情。2016年6月10日，恒有公司向成都市新都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法人为被告彭某某2。2016年6月13日，余某、彭某某2签订法人变更协议，内容为余某自愿放弃之前在恒有公司的所有投资股份及法人代表身份，恒有公司法人变更为彭某某2。6月15日，彭某某与彭某某2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彭某某自愿将恒有公司伍拾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彭某某2。公司股东会决议由余某将其注册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彭某某2，并任命为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的持股比例是彭某某225万占注册之本的50%，彭某某25万，占注册资本的50%，2016年7月7日，成都市新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向恒有公司颁发新的营业执照，该份营业执照载明恒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某2，注册资本50万元。骆某得知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加之彭某某一直声称公司亏损而无利润分配，骆某认为其投资款的去向有问题，遂要求彭某某、余某返还其投资款或将骆某股东的身份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但协商未果，遂起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被告的主体身份证明，被告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之初的工商档案（包含章程、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更换执行董事、总经理档案资料），被告恒有公司变更前后的股东、法人身份信息，出资证明，录音资料；被告提交的股权分离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变更法定代表人协议，厂房出租合同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原告与四被告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二是原告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在立案时主张与被告之间是股东之间因出资发生的纠纷，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案件法律关系，否认骆某已取得股东资格，主张原、被告之间系合同关系。经法庭释明，原告未进一步明确其与被告之间的具体合同类型。原告变更诉请后将基本事实变更为原告与被告彭某某2在恒有公司成立前参与约定出资成立公司，但该部分事实缺乏证据印证且与起诉状所列事实及庭审查明事实不符，不予以认定，原告与彭某某2之间未建立合同关系。据庭审查明事实，原告与被告彭某某、余某有共同投资成立公司的口头约定，但双方约定内容并不明确，合同并未约定由二被告代理原告办理投资及后续持有公司股份等事宜，故原告与二被告并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二被告不应承担因未完成委托事项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若双方为共同投资合同�系亦或其他合同关系，因合同未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被告彭某某、余某、彭某某2等自然人有违约行为，缺乏合同依据，不予以支持。根据原告有投资成立恒有公司的主观意愿，结合恒有公司已经成立，骆某向恒有公司出资30万元有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彭某某、余某当庭予以认可的事实，原告与被告恒有公司之间成立投资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抗辩称骆某系公司隐名股东，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出资后不能抽逃出资，故投资款不能返还。本院认为，首先，确认股东资格的要求分为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为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的记载，实质要件是实际出资、签署公司章程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股东资格的确认根据法律关系可分类为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与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之间内�关系两种，外部关系强调公示等行为的外观特征，内部关系需探究公司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结合本案，本案属于内部关系。向公司投资的行为是一种个体的民事法律行为，应适用法律行为的基本规则，要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股东资格。现本案原告的股东身份未登记于工商注册资料也未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不符合股东的形式特征。余某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并非公司签发，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出资证明书的合法形式，不能证明骆某的股东身份得到恒有公司的认可，骆某并未取得出资证明书、也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具有成为股东的实质特征，仅凭实际出资不能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认可了隐名股东但同时规定隐名股东成立的前提是与显名股东订立隐名投资合同且由名义股东代持其股份，本案中并无显名股东代持股份情形，故骆某成为隐名股东的前提不成立；再次，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30万元投资款已转化为公司的资本，无论是恒有公司公示在外的工商登记资料还是公司内部的章程，均未记载骆某出资款，恒有公司也未向骆某签发出资证明书，经本庭释明后被告仍未提交投资款已投入公司经营用途的财务资料及其他证据材料；最后，进一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恒有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看出，恒有公司召开股东会对股权安排、股权比例、股权变更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时均无骆某参与，骆某从未行使股东权利，在双方产生争议之初，被告也未同意骆某提出显名登记的要求，从被告行为不能得出其具有认可骆某股东身份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告骆某尚未�得股东资格，对于被告抗辩骆某系隐名股东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以采信。由于骆某并未取得股东身份并致其通过投资成为恒有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条件，骆某与恒有公司的投资合同应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恒有公司应将投资款予以返还，故本院支持原告关于判令恒有公司返还30万元投资款的诉请。关于骆某要求彭某某、彭某某2、余某返还投资款的诉请，缺乏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关于骆某请求被告恒有公司支付资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骆某返还投资款30万元；二、驳回原告骆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骆某已预交，被告成都恒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正文）审判员  余唯嘉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马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