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卿，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菊，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尔特，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金兴，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广生，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委托代理人朱武洪，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万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郭红菊。
委托代理人陈明灯，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国卿、郭红菊为与被上诉人张广生、原审被告深圳市万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万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孙国卿与郭红菊系夫妻关系，于2000年1月10日登记结婚。2009年12月27日，孙国卿分三笔向张广生转账合计125万元。2009年12月28日，张广生向郭红菊出具了《借条》，内容为：“今借郭红菊（××）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整。借款人张广生（××）。”
张广生提交了一份孙国卿、郭红菊（乙方）与张广生（甲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页内容为：“1、万擎公司于2007年9月26日在深圳注册成立，其中张广生持有50%股权，郭红菊持有40%股权，孙某某持有9%股权，丁某某持有1%股权。郭红菊、孙某某、丁某某实际上是代孙国卿持股，孙国�是万擎公司5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2、2010年12月9日，张广生与郭红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张广生将其持有的万擎公司50%股权转让给郭红菊。自此，张广生完全退出万擎公司。3、为妥善处理好万擎公司交接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确认万擎公司自成立后，经营所需资金由张广生以借款方式提供给万擎公司使用，金额约2943305元。二、为减少各方损失，双方同意附件一中所列的应由张广生收回的债权约100.3万元全部归孙国卿与郭红菊所有，由孙国卿与郭红菊收回。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转入到张广生账户中170万元归张广生所有。三、双方确认包括但不限于附件二中所列万擎公司的各种印章、证书、资料、账册已全部由张广生交付给孙国卿与郭红菊。”《协议书》第二页内容为：“四、双方确认自2010年12月9日之后万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及经营活动以及因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与张广生无关。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书》第三页内容为：“附件一：张广生债权明细：1、付王某保证金5万元；2、付陈某货款6万元；3、付兴中兴公司模块费5万元；4、付陕西保证金5万元；5、庞某总5000台电话机预付款80%，约40万元；6、庞某欠张广生借款24.3万元；7、应收货款约25万元。合计100.3万元。”《协议书》第四页内容为：“附件二：1、公司公章、财务章、郭红菊私章；2、营业执照正、副本；3、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本；4、税务登记证书正、副本；5、无线电经营许可证；6、入网许可证；7、增值税发票；8、税控机、打印件；9、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U盾各一个；10、账户中现金余款。”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二、三、四页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第二页附件一的内容不认可�认为附件一的资金明细是张广生替万擎公司支付、收取的款项，而并非张广生的债权。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一页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协议书》签署时有四页，但均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第一页内容是对万擎公司在张广生管理期间由张广生经手资金往来的梳理，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一页没有孙国卿与郭红菊的签名，系伪造。一审庭审时，孙国卿与郭红菊称双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只有一份，其手上并未持有该《协议书》，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的第一页与当时孙国卿与郭红菊签署的内容不一致，真实的第一页有孙国卿与郭红菊的签名，内容是对万擎公司在张广生管理期间由其经手资金来往的梳理即附件一所列资金来往证明。张广生称双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一式两份，双方手中各持一份。双方于2010年1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为了对公章转让、债权债务等事项作出处理而签署了该份《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第一页没有签名。但孙国卿与郭红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第一页为伪造，且称《协议书》签署之时只有一份，并仅保存在张广生处。
张广生还提交了2010年5月4日孙国卿向张广生转款10万元的转账凭证，以及案外人张某于2010年5月29日向张广生转款35万元的转账凭证，以证明《协议书》第一页第三条第二项约定的170万元的组成为涉案125万元及上述款项。孙国卿与郭红菊否认案外人张某转款35万元系受其委托，并提交了三份转账查询单，显示孙国卿分别于2010年1月7日、13日向张广生转款28万元和126400元，以此证明孙国卿向张广生转款金额系1756400元，并非协议书第二条所称170万元。
张广生提交了两份转款凭证，证明孙国卿转款给张广生当日，张广生即向案外人庞某相应转款28万元和126400元，该两笔款系孙国卿委托张广生代万擎公司向庞某支付的货款，孙国卿与郭红菊对此否认。孙国卿与郭红菊自认除了其提交的转款凭证，与张广生之间再无其他资金往来。
孙国卿与郭红菊提交了案外人王某提交的《证明》，意在证明张广生2010年1月21日转入王某建设银行账户的10万元为张广生委托其在北京成立电话销售公司的前期房租及办公费用，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孙国卿与郭红菊还提交了案外人庞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与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也没有委托张广生向孙国卿与郭红菊借款。张广生向其支付的货款，都是张广生自己订货后支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孙国卿与郭红菊提交了案外人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10年5月29日转入张广生的35万元为其与张广生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孙国卿和郭红菊没有任何关系，即张广生称该笔35万元包含在《协议书》第二条中所称的170万元中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此，张广生认为，孙国卿与郭红菊提供的案外人王某、庞某、张某的证言不能证实《协议书》第一页系伪造的事实，也没有委托合同、买卖合同等证据佐证他们与张广生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张广生还认为案外人庞某不仅与孙国卿与郭红菊和万擎公司有利害关系，而且与本案债权债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证人资格。因此，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其所称《协议书》第一页系伪造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张广生提交了2010年1月21日至2010年5月6日期间的若干份转账凭证和转款回单，部分系张广生转账至万擎公司，部分系张广生转账给案外人，转账给案外人的转款凭证有少数注明用途为货款。张广生主张上述转款总�额为2935805元，证明《协议书》中第一条所提到的“万擎公司自成立后，经营所需资金由张广生以借款方式提供给万擎公司使用，金额约2943305元”。孙国卿与郭红菊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张广生与案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张广生在作为万擎公司管理人员期间向公司客户支付货款，收取汇款，万擎公司也向张广生支付工资，张广生提供的资金往来明细不能反映张广生与万擎公司的真实资金关系。
张广生提交了一份其与郭红菊于2010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广生将其占万擎公司5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郭红菊。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2010年12月16日，张广生退出万擎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由张广生变更为郭红菊。张广生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协议书》第一页第1、2条内容的真实性。孙国卿与郭红菊否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认为股权变更不能真实反映万擎公司股东变更情况，张广生持有50%股权是通过非法手段伪造股东签名所得，并提交2010年4月19日万擎公司章程、2010年4月26日万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信息证明张广生系伪造签名取得股权。
原审庭审中，孙国卿与郭红菊提交2010年4月19日万擎公司章程，但对其中股东盖章及签字部分“张广生”的签字是否张广生本人所签，不予确认。同时确认申办该公司是委托中介完成的。张广生否认该章程中股东盖章及签字部分“张广生”签字为其本人所签。张广生曾对于万擎公司章程中其签名笔迹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后又撤回该申请。
2013年11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受理张广生诉庞某民间借贷案件，案号为（2013）深宝法龙民初字第2466号。张广生要求庞某偿还其尚欠的本金240万元以及自2011年8月2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欠款�日止的利息（月利率2%，暂计1000元）。其提交的证据有：1、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载明2009年12月28日张广生转入庞某账户200万元；2、借条，庞某确认其向张广生借款260万元，之前的200万元借条作废；并承诺2011年8月底还20万元，剩余的240万元按月息二分计算，另预计年底还40万元。计划2012年底还清。张广生认为上述内容均涉及案外人庞某，与本案无关，与孙国卿与郭红菊无直接关联。
孙国卿与郭红菊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张广生偿还借款本金12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立案之日起开始计算，计至判决书规定的付款之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焦点一即张广生向孙国卿与郭红菊借款125万元的事实是否存在。孙国卿于2009年12月27日分三笔向张广生转账合计125万元。2009年12月28日，张广生向郭红菊出具了《借条》，内容为：“今借郭红菊（××）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整。借款人张广生（××）。”该借条与相应的转账凭证相互印证，对于张广生向孙国卿与郭红菊借款12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的焦点二即涉案的125万元债务是否已通过债权让与和抵消的方式予以免除。根据孙国卿、郭红菊与张广生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双方约定：“为减少各方损失，双方同意附件一中所列的应由张广生收回的债权约100.3万元，全部归孙国卿与郭红菊所有，由孙国卿与郭红菊收回。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转入到张广生账户中170万元归张广生所有。”张广生认�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转入到张广生账户中的170万元款项包括2009年12月27日的125万元涉案款项、2010年5月4日的10万元及2010年5月29日的35万元等三笔款项。根据该协议，涉案的125万元款项已通过孙国卿与郭红菊受让张广生约100.3万元债权和抵消的方式予以免除。而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二、三、四页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第二页附件一的内容不认可，认为附件一的资金明细是张广生替万擎公司支付、收取的款项，并非张广生的债权。且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一页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主张《协议书》签署时有四页，但均有双方当事人签字，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第一页没有孙国卿与郭红菊的签名，系伪造。但孙国卿与郭红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第一页为伪造，且称《协议书》签署之时只有一份，并仅保存在张广生处，不符�合同签订习惯和常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也未能证实其主张的该协议书第一页系张广生伪造，其中的证人庞某与本案张广生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予采信。纵观双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其四页全部内容连贯，前后一致，且与张广生提交的转账凭证、股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相互印证，对于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应由张广生收回的附件一中所列债权100.3万元归孙国卿与郭红菊所有，由孙国卿与郭红菊收回，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转入到张广生账户中170万元归张广生所有。关于该170万元的构成，张广生举证证明包括涉案125万元及案外人代付35万元及原告孙国卿另外转入的10万元。孙国卿与郭红菊否认案外人代付35万元，认可孙国卿转账的135万元，但同时举证证明另向张广生两次转款28万元和126400元，对此，张广生提交了两份转款凭证，证明孙国卿转款给张广生当日，张广生即向案外人庞某相应转款28万元和126400元，该两笔款系孙国卿委托张广生代万擎公司向庞某支付的货款。根据证据的关联性，确认孙国卿向张广生两次转款28万元和126400元不包含在《协议书》约定的170万元之内。
庭审时，孙国卿与郭红菊自认与张广生再无其他资金往来，故涉案的125万元应包含在170万元之内。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涉案125万元归张广生所有，《协议书》附件一中所列债权100.3万元归孙国卿与郭红菊所有，即张广生无需向孙国卿与郭红菊偿还涉案借款125万元及利息。综上所述，孙国卿与郭红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双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张广生的125万元债权已经因张广生转让100.3万元予以抵消。孙国卿与郭红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够充分，予以驳回。对于张广生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国卿、郭红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孙国卿与郭红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孙国卿、郭红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为其伪造，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该《协议书》共4页均有两上诉人的签名，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没有两上诉人签名，该页内容系被上诉人偷梁换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协议书》第1页表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体现在：1、《协议书》没有万擎公司盖�，《协议书》中与万擎公司相关的事实并未得到万擎公司的确认。被上诉人应当对该协议中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协议书》第1页正文第一段中关于万擎公司股权结构的表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3、《协议书》中第一条所称的被上诉人给万擎公司提供金额约2943305元的借款给万擎公司使用，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实该陈述。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该《协议书》第1页为被上诉人伪造。
二、《协议书》的第二条涉及到如下事实：1、附件一中所列应由张广生收回的债权约100.3万元。2、孙国卿与郭红菊之前转入张广生账户170万元。被上诉人应当对附件一中所称的债权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此为债权抵消的基本前提。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根本无法证实上述事实。而关于上诉人转入被上诉人银行账户金额，详细如下：2009年12月27日分三次转入125万元；2010年1月7日分两次转入28万元、2010年1月13日转入12.64万元、2010年5月4日转入10万元，以上合计175.64万元（其中不含张某转入的35万元）。由此可见，《协议书》第二条所称的170万元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审法院直接认可被上诉人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原审法院以案外人庞某与被上诉人存在经济纠纷、具有利害关系为由，不采信庞某的证言效力。但案外人张某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对其证言应当予以采信。
三、即便不考虑《协议书》第1页的真实性，《协议书》第二条规定的债权转让条件无法成就，债权抵消也无法实现。被上诉人应当对附件一中所列债权真实存在且可以收回承担举证责任，且被上诉人已经将附件一中所列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履行了法定手续。债权转让的条件已经成就。而实际上，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证实附件1中所列的债权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也无法证明上述债权其可以依法实现。相反，附件1中规定的所谓被上诉人债权，分别是被上诉人支付的保证金、货款、模块费、预付款等，被上诉人根本无法收回。《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被上诉人主张通过债权转让实现债权抵消，其应当证明债权已经依法有效转让。况且，从实现债权的角度来说，被上诉人应当将全部债权凭证原件移交给上诉人，以便上诉人实现债权，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交付任何债权凭证原件。综上，《协议书》第二条规定的债权转让条件无法成就，债权抵消条款当然也就无法实现。被上诉人应当偿付全部借款本息。据此，上诉人孙国卿与郭红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求。
被上诉人张广生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包括认定2010年12月24日的协议书真实有效、协议书第2条170万元的构成以及认定涉案的125万元款项所形成的债务已通过债权让与的方式予以免除等，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证据支持，其所依据的3项上诉理由都是建立在“协议书”第1页系伪造的假设上面，所以只能是不攻自破，其所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原审第三人万擎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与万擎公司并无关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债务关系，应当与双方是否存在借条等凭证予以认定。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所辩称对万擎公司享有债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因投资需要向万擎公司投入款项69万元，但被上诉人在万擎公�单位任管理人员期间即2010年1月至3月份，分三次将万擎公司公账内的资金1027500元转走，所转出的金额远超被上诉人向万擎公司单位投入的款项。另外，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对万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故被上诉人辩称其对万擎公司享有债权，缺乏依据。其主张的债权让与与债务抵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对于涉案《协议书》第1页是否与第2、3、4页同时产生、是否系张广生伪造，孙国卿与郭红菊在本案原一、二审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过程中均未提出鉴定。本院依职权向孙国卿与郭红菊释明是否对此申请鉴定，孙国卿与郭红菊表示同意鉴定，但又同时表示涉案《协议书》系张广生自行制作，孙国卿与郭红菊对《协议书》第1页的形成时间、墨迹种类等情况均不知晓，也无法确定《协议书》第1页与其他三页的区别；如张广生�作第1页是在与其他三页的形成时间和墨迹一致的情况下，司法鉴定结论也无法反映第1页是张广生伪造的事实。故孙国卿与郭红菊只能根据第1页与其他三页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来证实第1页为伪造。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孙国卿向张广生出借款项125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张广生对于该125万元的还款义务是否因张广生提交的《协议书》而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张广生作为涉案借�的债务人，应当对其已免于履行还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张广生提交的涉案《协议书》，孙国卿与郭红菊和张广生约定张广生将其持有的万擎公司股权及其个人债权100.3万元全部转移给孙国卿、孙国卿向张广生支付的170万元款项归张广生所有。该条款不存在明显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益显著失衡的情形，且双方在《协议书》附件一中列明了100.3万元债权的种类和金额，并明确注明为“张广生债权明细”。该附件一经孙国卿与郭红菊的签名确认，表明两人对附件一中所列项目的性质均属张广生为债权人的应收债权这一事实是明确知晓的。孙国卿与郭红菊在本案各审理阶段也对于附件一的证据效力均予以认可。在此情况下，其现在以该债权无法实现或债权不真实为由否定债权效力，明显与其签字确认的行为相矛盾。且该100.3万元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并非影响双方当事人确认该债权性质的法定事实。双方在《协议书》中也没有约定将债权实际实现的效果作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孙国卿与郭红菊以此为由主张双方利益显著失衡，事实依据不足。另外，孙国卿与郭红菊还主张《协议书》第1页为张广生伪造，但在本案原一、二审及发回重审后一审过程中，孙国卿与郭红菊均未对此提出鉴定，在本院二审释明后虽然同意鉴定，但仍表示司法鉴定结果不能体现第1页为张广生伪造的事实。对此，孙国卿与郭红菊在《协议书》第2、3、4页的签名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如确如孙国卿与郭红菊所称，《协议书》第1页为张广生伪造，其只有在孙国卿与郭红菊一审起诉后方能知晓孙国卿与郭红菊的诉讼目的，故其伪造《协议书》第1页的最早时间应发生于孙国卿与郭红菊一审起诉时即2011年12月23日之后，此时距《协议书》第2、3、4页的形成时间已逾�年，从目前的鉴定技术条件看，并非无法鉴定。但孙国卿与郭红菊仍称司法鉴定结果不能反映第1页为张广生伪造的事实，与常理明显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张广生已明确陈述了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170万元款项的构成，即涉案的125万元、孙国卿向张广生转账10万元及案外人张某向张广生转账的35万元，上述转款均有相应的转款凭证，孙国卿虽然对其向张广生转款总额持不同意见，但对于涉案借款125万元包含于该170万元（或孙国卿自行主张的175.64万元）的事实是不持异议的，双方当事人又确认除该笔款项外，双方再无其他经济往来，原审据此认定该125万元包含在《协议书》第1页所涉的170万元之中，并由此发生债权抵消的效果，是正确的。至于张某向张广生转款的35万元款项性质是否受到孙国卿的委托、该转款行为对张某与张广生之间的权利义�影响，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张广生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达到证实涉案借款已经由双方签署的《协议书》予以抵消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孙国卿与郭红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上诉人孙国卿与郭红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