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2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燕山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姜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劲柏，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化施工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36街坊（青山区工业路*号一冶科技大楼）。
负责人：黄树琦，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丽叶，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王燕琼，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5日变更为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化施工分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4）鄂青山民二初字第00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劲柏，被上诉人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丽叶、王燕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原审诉称：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原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和平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120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一台给江苏和平公司所在地武钢硅钢改造项目上使用。使用设备时间从2011年11月19日到2012年1月4日；2012年2月11日到2012年2月14日，双方于2012年3月9日办理了结算，设备使用费共计162000元。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于2012年6月13日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QUY50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壹台给江苏和平公司所在武钢新建镀锡板生产线项目使用。使用其设备时间从2012年6月19日（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到2012年8月28日，双方于2013年2月5日办理了结算，设备使用费共计77352元；2012年11月3日至2013年1月29日，江苏和平公司继续使用该设备，双方并于2013年2月5日办理了结算，结算费用为114684元。该项目两次设备的使用费共计192036元。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于2012年8月17日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将其QUY125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壹台给江苏和平公司在武钢四冷轧项目上使用，使用时间从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0月2日；2012年11月24日至2013年1月28日，双方并于2013年4月8日办理了结算，设备使用费共计431666元。与此同时，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又于2012年10月13日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又将其QUY50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壹台给江苏和平公司在武钢四冷轧项目上使用，使用时间从2012年10月20日至2013年1月30日，双方于2013年2月5日办理了结算，设备使用费为125336元。上述四个合同共计911038元，截止至今，江苏和平公司共支付一冶机械化分公司设备使用费649000元，尚欠设备使用费262038元。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多次催收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江苏和平公司向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262038元及从2013年4月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
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双方从未签订相关合同，也未委托谢国良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相关合同，本案所涉相关合同及文件上的印鉴，系他人私刻印章所盖，已涉嫌犯罪，本案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相关费用，应由行为人承担，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没有承担相关费用的义务，请求驳回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1日，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签订一份《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约定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一台1**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租赁给江苏和平公司用于其武钢硅钢改造工程项目使用。2011年11月11日，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签订一份代付协议，约定120吨履带式起重机在武钢一硅钢改造工程使用中，若江苏和平公司不能按规定时间支付相应的机械费用，则由中国一冶武钢改造工程项目部代付。双方于2012年3月9日办理了结算，确认设备使用时间从2011年11月19日到2012年1月4日；2012年2月11日到2012年2月14日，使用费共计162000元。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合同，由桂凯文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办理结算。2012年6月13日，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签订一份《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约定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1台Q×××××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租赁给江苏和平公司用于其武钢新建镀锡板生产线项目使用。双方于2013年2月5日办理了结算，确认2012年6月19日到2012年8月28日的设备使用费共计77352元；2012年11月3日至2013年1月29日的设备使用费为114684元。该项目两次设备的使用费共计192036元。该份合同由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并由谢国良办理结算。2012年8月17日，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约定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1台1**吨履带式起重机设备租赁给江苏和平公司用于其武钢四冷轧工程上使用，双方于2013年4月8日办理了结算，确认设备使用时间为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0月27日；2012年11月24日至2013年1月28日，设备使用费共计431666元。该份合同同样由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由谢国良办理结算，合同及结算单上均加盖江苏和平公司印章。2012年10月13日，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又签订了《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约定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将其1台50吨履带式起重机租赁给江苏和平公司在武钢四冷轧项目上使用，双方于2013年2月5日办理了结算，确认设备使用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至2013年1月30日，设备使用费为125336元。该份合同同样由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由谢国良办理结算，合同及结算单上均加盖江苏和平公司印章。上述四个合同使用费共计911038元。一冶机械化分公司自认截止起诉之日，江苏和平公司通过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代付设备使用费649000元，江苏和平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4月3日，尚欠262038元未支付。
2011年5月12日，江苏和平公司向中国一冶有限责任公司武钢四冷轧改造项目经理部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周荣伟代表江苏和平公司洽谈武钢四冷轧工程“主厂房钢结构安装”工程业务事宜。同时提交了江苏和平公司的资质证书，附有周荣伟、谢国良个人的资质证书。2012年10月27日，周荣伟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安全协议书，工程名称为一冶武钢四冷轧镀锡线工程，江苏和平公司指定谢国良参与安全监督监察站的日常事务。桂凯文在该协议书上注明“已收一份”。2013年4月11日，江苏和平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周荣伟代表江苏和平公司参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工程，投标事宜，委托书有效期为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2013年5月20日，江苏和平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桂凯文以江苏和平公司名义负责经办武钢四冷轧酸轧线、镀锡线工程所属工程的财务结算等事宜，授权委托期限为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2013年10月6日，桂凯文代表江苏和平公司在武钢四冷轧酸轧线、电镀锡工程项目预（结）算单上签字，周荣伟作为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2011年11月11日，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中国一冶武钢改造工程项目部签订一份代付协议，载明：“120吨履带式起重机在武钢一硅钢改造工程使用中，若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按规定时间支付相应的机械费用，则由中国一冶武钢改造项目部代付。”
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依江苏和平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4份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中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后因江苏和平公司与鉴定中心就鉴定相关费用达不成一致意见，终止鉴定。同时江苏和平公司以他人在未经公司授权情况下，擅自利用公司名义及私刻公司公章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合同并违约涉嫌犯罪，向江苏省溧阳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溧公（南）立字（2014）503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江苏和平公司印章被伪造案立案侦查。溧阳市公安局对4份“谢国良”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合同上的印文与江苏和平公司原件印文同一性鉴定，并于2014年12月24日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载明：谢国良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的4份起重机械吊装合同上所加盖江苏和平公司和江苏和平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文与江苏和平公司的原件印文不是同一印章所盖印。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涉嫌经济犯罪、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虽向溧阳市公安局报案，称谢国良私刻该公司合同专用章。2014年12月19日，溧阳市公安局作出溧公（南）立字（2014）503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案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仅能证明公安机关对江苏和平公司公司印章被伪造案进行立案调查，不能证明谢国良在合同上加盖江苏和平公司公司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亦不能证明谢国良在合同上加盖江苏和平公司公司印章的行为性质，故本案应继续审理。
二、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对谢国良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谢国良伪造江苏和平公司印章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对谢国良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合同相对人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是否主观善意且无过错、谢国良的行为是否令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构成表见代理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件：1、行为人存在具有一定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这种表象的产生与被代理人的行为具有直接联系；2、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民事行为，且在该民事行为之初，行为人即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3、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主观认识状态为善意无过失。具体到本案而言，首先，江苏和平公司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江苏和平公司委派周荣伟、桂凯文、谢国良作为现场施工的相关人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施工需要使用吊车而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桂凯文、谢国良等人同样作为原班人员负责现场施工。其次，对于谢国良伪造江苏和平公司的印章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合同，即使江苏和平公司当时不知情，但从江苏和平公司与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书及双方的往来对账单上桂凯文作为项目负责人、经办人多次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武钢一硅钢改造、武钢四冷轧酸轧线、武钢四冷轧镀锡项目部在往来对账单上签字，并授权谢国良参与安全监督监察站的日常事务，且桂凯文、谢国良代表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办理了结算，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有理由相信谢国良、桂凯文有代理权，江苏和平公司虽不认可谢国良是其公司人员，但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该代理行为有效。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江苏和平公司疏于对人员的管理，对谢国良私刻公章对外签订施工合同、办理结算等行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制止，并由中国一冶武钢改造项目部代付部分工程款，即可确认江苏和平公司已同意了谢国良的代理行为。综上，江苏和平公司监督管理不善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主张的江苏和平公司欠付262038元设备使用费的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诉请，江苏和平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是2013年4月3日，因江苏和平公司迟延付款造成一冶机械化分公司利息损失，故一冶机械化分公司诉请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2620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4月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262038元及利息（以26203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3年4月3日至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757元及保全费1925元，由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诉争的印章涉嫌私刻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无需再由当事人申请鉴定。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合同印章虚假，就说明江苏和平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之间不存在设备使用、合作的合意，就不应认定双方需结算以及结算的证据。中国一治集团有限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本公司相关人员与中国一治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系，不表明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也存在关系。谢国良的工作职责是参与安全检查，只是公司内部的工作职责，不表明其具有对外进行民事行为的职权，原审认定谢国良系表见代理错误。本案既已涉嫌犯罪，就应移送公安机关，中止审理。同时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限超过3个月，程序违法。基于以上理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发回重审或驳回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冶机械化分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提交三份新证据：
证据一、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服务评价反馈单，其上有江苏和平公司加盖的印章以及桂凯文的签字，拟证明江苏和平公司认可其使用了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的吊车。
证据二、电子转账凭证。拟证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与江苏和平公司合同已经履行，中国一冶集团已将部分工程款支付给了江苏和平公司的账户。
证据三、武钢（一硅钢、四冷轧）工程项目往来对账单及辅助明细账。该账包含江苏和平公司委托中国一冶集团代付的租赁费，实质上江苏和平公司认同了四个租赁合同的效力，并委托支付了部分租赁费。
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质证意见：首先，三份证据均不是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证据一上加盖的江苏和平公司的公章可能是虚假的，本公司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没有合同，不可能进行评价，证据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三也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新提交的证据系二审期间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新发现的证据，属新证据的范畴。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虽对证据一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江苏和平公司员工桂凯文的签字未予否定，因此，对一冶机械化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电子转账凭证的付款人为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和平集团有限公司，付款单位及收款单位都不是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也未注明该笔款项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对证据二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为武钢（一硅钢、四冷轧）工程项目部往来对账单，该对账单上亦有江苏和平公司员工桂凯文的签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对谢国良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本案是否应当终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江苏和平公司向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中，明确周荣伟、桂凯文、谢国良为该公司在一冶集团武钢工地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同时，谢国良也实际参与了施工工地的管理工作，一冶机械化分公司作为一冶集团的下属公司有理由相信谢国良有权代表江苏和平公司处理前述施工中包括租赁起重机械在内的相关事务，且谢国良在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时，出具并加盖江苏和平公司的公章，其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因此，谢国良对江苏和平公司构成表见代理，江苏和平公司须对谢国良的上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江苏和平公司在谢国良与一冶机械化分公司签订本案诉争的四份《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后，依照谢国良签订的前述合同租用合同约定的起重机械，江苏和平公司的员工桂凯文签字确认了第一份合同起重机械租赁费结算单，并签字确认了包含一冶集团为江苏和平公司代付一冶机械化分公司起重机械租赁费在内的对账单，江苏和平公司的上述行为的实质系对谢国良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的实际履行和追认，故江苏和平公司即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谢国良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前面论述，江苏和平公司对谢国良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承担民事责任缘于谢国良对江苏和平公司的表见代理以及江苏和平公司对谢国良签订的《起重机械吊装作业合同》的实际履行和追认，并不取决于诉争合同上的印章真实与否，因此，印章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江苏和平公司在本案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故即便谢国良涉嫌私刻印章，对本案的审理也不产生影响，本案无需中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14元，由江苏溧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波
审判员 邓万杰
审判员 廖艳平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