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5民终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庆，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苹，汉族。
上诉人王喜�、王淑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岳彩丽。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芹，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晓玲。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刘铁锋。
委托代理人裴华溢。
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李亚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因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集贤县人民法院（2015）集民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及其委托代理人岳彩丽、李亚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玲、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裴华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1月27日2时许，被告李亚芹雇佣的司机殷跃强醉酒驾驶李�芹所有的黑JTA4**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出租车），在集贤县福利镇福双路由南向北超速行驶至福双路立交桥南侧桥头21米处时，未确保安全、向道路左前方改变行驶方向行驶79米越过道路中心实线驶入逆向车道，与在福双路由北向南张方多饮酒驾驶、超速行驶的黑JT52**号夏利牌小型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黑JT52**号车辆驾驶人张方多及乘车人张婷婷死亡、黑JTA4**号车辆驾驶人殷跃强及乘车人李艳超和王鑫琪死亡。2015年12月10日，集贤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集公交认字[2015]第112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殷跃强负事故全部责任，其他人无责任。二原告系死者王鑫琪的父母。另查明，黑JTA4**号车辆的乘车人王鑫琪和李艳超并非支付交通费性质的乘客；黑JTA4**号车辆在第三人双鸭山人寿财险投保了附加有司乘人员责任保险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其死亡责任�额为每人每座25万元，单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不得超过125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李亚芹虽然是黑JTA4**号车辆的所有人，但二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中，并没有李亚芹自认雇佣殷跃强的记载，故不能以此来证明二人为雇佣关系；李亚芹的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的关系，而其他人的交易方式和习惯并不必然适用于李亚芹和殷跃强之间，故也不能以此来证明二人为租赁关系。因此，对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如下：李亚芹作为车辆所有人，其购置出租车辆从事营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车辆是其从事经营的最主要的工具，车辆结合驾驶人员的劳动构成完整的经营设施，即车辆结合驾驶人是为李亚芹获取经济利益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最本质的特征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在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分离的情况下，最普遍、最基本，也是经济利�最大化的经营模式是所有人雇佣驾驶人员；而出租车辆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营利润让渡给承租人（即驾驶人员），从而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的经营方式，相对于雇佣方式而言，其更具有特殊性；另外，李亚芹和殷跃强之间的交易方式，在殷跃强死亡的情况下，只有李亚芹一人最为清楚，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主张租赁方式的一方，李亚芹要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而殷跃强使用车辆过程中，其如何使用并不能决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李亚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应当认定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为雇佣关系。综上所述，王鑫琪在乘坐李亚芹的车辆时，因李亚芹雇佣的司机殷跃强的过错而死亡，李亚芹应当对二原告因王鑫琪的死亡而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形成的客观事实认定及责任划分的书面表现形式，属于证据范畴，而非民事赔偿的依据，王鑫琪作为一名正常的、具有驾驶经验的成年人，其应当知道司机饮酒后驾驶车辆产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会有所增加，而王鑫琪在明知殷跃强饮酒的情况下，依然乘坐由殷跃强驾驶的车辆，其自愿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较为危险的环境当中，其本人对于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根据本案的事实综合考量，对于二原告的合理损失应当由李亚芹承担70%的赔偿责任；殷跃强基于雇佣关系而不对二原告承担责任，则其继承人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外人李刚虽在事发前与殷跃强一同饮酒，但李刚对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结果的产生均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李亚芹认为本案遗漏主体，要求殷跃强的继承人与李刚承担赔偿责任的�张不予支持。李亚芹的事故车辆在第三人双鸭山人寿财险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而该险还附加了司乘人员责任保险，王鑫琪在乘坐投保车辆时死亡，李亚芹申请追加了双鸭山人寿财险作本案的第三人，二原告亦要求双鸭山人寿财险承担赔偿责任，故双鸭山人寿财险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二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双鸭山人寿财险主张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免责条款是否适用的问题。双鸭山人寿财险主张，根据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在未向旅客赔偿前，其作为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殷跃强有重大过失，双鸭山人寿财险不负赔偿责任。李亚芹的车辆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有司乘人员责任保险，上述条款是针对乘车旅客的约定，而且是格式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据此，结合王鑫琪的乘车人身份，应当认定该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李亚芹。王喜庆、王淑苹的各项合理损失为：一、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我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609元/年，故王鑫琪的死亡赔偿金应为452180元（22609元/年×20年）；二、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我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036元，故王鑫琪的丧葬费为22018元（44036元/年÷12个月×6个月）；三、精神损害抚慰金：《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本地生活水平综合考量，王鑫琪的死亡赔偿金以5万元为宜；以上共计524198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李亚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赔偿原告王喜庆、王淑苹人民币366,938.60元；二、第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喜庆、王淑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0.00元、财产保全费510.00元，共计3,630.00元（二原告均已缓交），由被告李亚芹承担。
原审判后，王喜庆、王淑苹共同上诉称，一、王鑫琪对损害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1、经交警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鑫琪无�任，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责任认定情况下，主观臆断的改变了责任比例，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2、受害人王鑫琪是否支付车费，不影响其是乘客的身份。被上诉人所有的车辆是出租车，王鑫琪坐在除了驾驶人座位外，他的身份就是乘客，就形成了客运合同，而不应以是否付费看待各方责任;3、即使王鑫琪代殷跃强出了车，将车交还殷跃强，交还车辆也是他的义务，不能把义务当做过错。王鑫琪对出租车不负有管理义务，与该车不具有隶属关系，如果法院仅以王鑫琪替殷跃强出了一会车，就强加给王鑫琪对殷跃强有管理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常理。王鑫琪是好意帮助不是受益，对司机的管理是雇主李亚芹的管理义务，一审错将王鑫琪交还车辆的义务认定为过错，是错误的;4�一审以受害人明知殷跃强饮酒依然乘坐，其自愿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危险的环境中，是错误的，首先，殷跃强和王鑫琪均死亡，法院如何确认王鑫琪会明知有饮酒之事。王鑫琪没有与殷跃强一起吃饭，法院怎么推断他必然要知道饮酒之事。受害人只是乘客，法院没有理由加大乘客的义务。受害人不幸死亡，家人悲痛无法抚平，还让受害人承担30%的责任；二、一审强加给受害人的过错与判决书中理论相互矛盾。判决“李刚虽在事发前与殷跃强一起喝酒，但李刚对事故发生及损害后果均无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起喝酒的不承担责任，没一起喝酒的却承担30%责任，对受害人的过错应考虑因果关系，受害人是否知道司机饮酒、是否付费、是否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中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法院不一视同仁，对受害人要求苛刻。综上，请求二审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100%比例责任。
上诉人李亚芹针对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王喜庆等人起诉时案由是提供劳务者致害纠纷，而引发本案的是交通事故，事故认定书是对形成客观事实的认定及责任划分书面表现形式，而非民事赔偿依据，不能因为王鑫琪在事故中不承担责任就不承担民事责任，事故中殷跃强醉酒驾驶导致此起事故承担全部责任，而非李亚芹出租车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是混淆责任主体，责任主体是人，而非车辆。2、通过交警队责任认定及交警队卷宗，事故当晚殷跃强与王鑫琪通话长达10次，第一次通话时间是2015年11月26日下午5点35分，最后一次是2015年11月27日凌晨1点46分，这足以说明王鑫琪当时是知道殷跃强活动规律，事发时王鑫琪是唯一没有饮酒清醒的人，如果王鑫琪没有将车交还给醉酒的殷跃强就不会发生此起事故，一审法院判决王鑫琪承担30%责任明显过轻；3、一审时李亚芹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证明事发当晚殷跃强驾驶车辆之前，该车辆是由王鑫琪驾驶的，这一点说明殷跃强从白班司机处接车辆时有完全支配权，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是具有人身依附性，殷跃强无权将车主的车交给他人营运，所以殷跃强的行为是不受车主监督管理和支配的；4、一审法院认定请殷跃强和李艳超喝酒的人李刚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等于王鑫琪无责任，因李刚不是本案当事人，张方多在事故中不承担责任，并不影响王鑫琪承担责任，所以综上上诉人王喜庆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针对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无论王鑫琪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均不应在侵权责�纠纷中一并处理李亚芹与我公司之间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道路交通司法解释第25条规定，只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可以将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当事人，其余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均没有法律规定可将保险公司列为当事人，本案中不应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更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诉人李亚芹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认定车主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为雇佣关系是错误的，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是租赁关系。李亚芹系黑JTA4**号大众牌小轿车的车主，（李玉文白天经营该车辆，每天向李亚芹交纳100元租金），殷跃强晚上经营该车辆，每天向李亚芹交纳80元租金，其余经营收入全部归殷跃强所有，该行为系李亚芹将机动车在一定时间内交付承租�殷跃强使用、收益，李亚芹作为机动车所有人收取租赁费用，不提供驾驶劳务的行为。从人身依附角度看，李亚芹提供出租车及营运资质，殷跃强从白班经营人李玉文处接车后自行安排出车时间、运行路线，殷跃强在晚上经营期间不受车主的指示、管理，也不在车主的监督下进行经营活动，车主对殷跃强经营活动不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从出租车运行控制角度看，出租车运行期间是殷跃强控制和支配，其危险来源于出租车驾驶行为，危险控制人不是车主李亚芹。从出租车运行利益角度看，殷跃强依靠出租车获利，而非车主李亚芹支付其劳动报酬。另案中第三人谷庆利（黑JT552**出租车车主）与张方多之间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其内容也是司机向车主交租金，李亚芹虽没签订合同，但不能因为李亚芹与殷跃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就认定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与履行职务有关联系的活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李亚芹与殷跃强是雇佣关系错误。被上诉人主张李亚芹与殷跃强之间是雇佣关系，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交的书证、人证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是租赁关系。所以本起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车主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起事故是因殷跃强驾驶车辆未确保安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逆行导致的，认定殷跃强负此起交通事故全部责任。殷跃强作为成年人，又是具有驾驶资格和驾驶经验的人，应当知道醉酒驾驶的危险性，无论殷跃强与车主是什么关系，殷跃强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殷跃强已在事故中死亡，否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被上诉人遗漏殷跃强继承人为诉讼主体，应由其继承人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承担赔偿责任。另外，通过交警队的卷宗，事故发生当晚是李刚宴请殷跃强、李艳超一起饮酒的，李刚有义务将其两人安全送回家，所以李刚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责任，应是本案被告；三、在本起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张多方饮酒驾驶车辆超速行驶是违法行为”，事故认定书只是一种证据，并不是民事赔偿的依据。张多方也是饮酒超速行驶，所以对本起事故所导致的民事赔偿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张方多驾驶的黑JT552**出租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保险、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该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王鑫琪明知殷跃强醉酒，依然乘坐车辆，其本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存在一定过错，但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30%的责任过轻；五、此起事故车主无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车主李亚芹所有的黑JTA4**号大众牌小轿车是2013年7月购买的车辆，车辆本身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完全符合相关标准具有营运资质。车主为降低该车辆在租赁期间的风险在人寿财险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商业保险、承运人保险。保险公司应在赔偿限额内赔偿，车主李亚芹已尽注意义务，核实了殷跃强具有有效的驾驶证、上岗证。所以李亚芹提供租赁物及对承租人的选择上均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集商初字10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不予赔偿各被上诉人各项损失；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针对上诉人李亚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在我方上诉状陈述的理由情况外，补充意见如下：1、本案并非租赁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从李亚芹每日所获得80元利润角度看，殷跃强是在支付80元之后出租车所得收入归自己，这是出租车行业支付劳动报酬�特殊方式，从管理上李亚芹作为雇主对出租车及驾驶人负有法定管理义务，正如李亚芹上诉状所说，其自认为不具有管理义务，实际上也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正是管理上的疏忽不尽责，导致司机放纵自己的义务饮酒驾驶。租赁关系是指一种使用权，承租人依约将租赁物交付他人使用后，使用人获得收益所必要的占有权总称，而出租车辆并非一般简单的使用权，它有一种收益和创收在内，是一种特殊的经营活动，不符合租赁的概念。上诉人一再强调是租赁关系，无非是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来推卸责任，而本案关键特殊性是出租车，最高院在解释中明确说明审判中应注意的问题，该条不适用出租车，所以上诉人李亚芹引用该条，认为是租赁关系是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是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但受害人作为原告方在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况下对案由有选择权，本案是以提供劳务致害纠纷起诉的，并不是机动车损害赔偿适用的侵权责任法35条，所以上诉人李亚芹要求受害人以机动车损害赔偿向侵权责任主体主张权利与案由相违背；3、上诉人李亚芹要求李刚、张方多承担相应责任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案由审理范围内，不能以此对抗受害人，况且按上诉人李亚芹一方所说，其也自认李刚、张方多不承担责任，不影响受害人上诉状所称与其相对比情况下更不应该承担责任，足以说明李亚芹是明知李刚、张方多都不应承担责任，却没有依据要强加给受害人承担30%的责任，更是错误的；4、交警部门所做的责任认定书，虽然是证据形式的一种，根据最高院关于交通事故解释的规定第27条，公安机关所做的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确认其相应证明，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责任�定书认定李亚芹雇员殷跃强承担100%的责任，李亚芹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替代的是提供劳务一方殷跃强的赔偿责任了；5、根据侵权责任法35条，因李亚芹对殷跃强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最高院对该条的解释明确说明接受劳务的李亚芹应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不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解释第二条，只有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情况下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而本案王鑫琪没有任何重大过失，因王鑫琪同车人均已不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鑫琪知道殷跃强喝酒，仅有通话记录并无通话内容，不能证实王鑫琪知道殷跃强的活动规律，况且王鑫琪只是临时替殷跃强出车，而没有义务对殷跃强进行管理。将王鑫琪暂时的无偿帮助行为认定为一种管理责任，毫无关联。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相应权利最大利益获得者李亚芹应有的管理责任才是不可推卸的，所以上诉人李亚芹上诉理由的事实部分与法律相违背不应得到支持，应驳回其上诉，支持受害人上诉请求。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针对上诉人李亚芹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李亚芹在我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但王鑫琪在乘坐殷跃强驾驶车辆时因其为非支付交通费的乘客而非旅客，殷跃强也不是从事客运营运活动，故根据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责任条款约定，不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同时殷跃强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也属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人保险免赔情形，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对王鑫琪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因死者王鑫琪在乘坐殷跃强驾驶车辆时不是旅客而是乘客，不能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获得赔偿；二、原审法院法律关系适用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提起的是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而李亚芹与上诉人保险公司之间的道路客运承认人责任保险属于合同行为，两个法律关系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在合同范围内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判令：1、撤销（2015）集商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重新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受害人王鑫琪在事发时是坐在被保险车辆内，是乘客的身份，上诉人混淆旅客与乘客的概念认为二者不相同，实际上所谓旅客和乘客是同一概念，王鑫琪事发时是坐在营运车辆乘客人的位置，无论其是否付费不影响其乘客的地位，王鑫琪是否付费无从考察，但实际上客运合同已经履行，按照客运合同相关规定车方有义务将乘客送到安全目的地，而本案正是在客运中发生事故，依据合同法关于道路客运合同的相关规定，车方有义务赔偿，而车方投保的恰是旅客运输合同中所发生的事故，对旅客也就是乘客的赔偿，法律没有规定是否支付费用而否认旅客、乘客的地位；2、本案虽是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接受劳务者对提供者应履行的赔偿是一种替代义务，而接受劳务者所投保的保险合同正是分担自己义务而进行的投资，事故发生完全符合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合同的规定，上诉人以最高院交通事故解释来限定自己是否是适格主体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保险法及本案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公司有义务对发生交通事故投保车辆的乘客进行理赔，上诉人以两个法律关系推卸责任是没有依据的。原审判决上诉人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客运承运人保险合同约定理赔的对象是乘客而非他人，所以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上诉人李亚芹针对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李亚芹为事故车辆承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无论王鑫琪是否支付了交通费，王鑫琪作为乘车人在事故中死亡，保险公司应直接赔偿给王喜庆等人限额25万元，而不应与李亚芹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均是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第39、40条规定，此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李亚芹，所以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主张王鑫琪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以及上诉人李亚芹主张王鑫琪承担30%的过错责任过轻的问题。因王鑫琪明知司机殷跃强醉酒驾驶车辆，仍然乘坐该车辆，其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情况之下，王鑫琪对损害产生的结果具有过错，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事实继而认定王鑫琪承担30%责任并无不当。
上诉人李亚芹主张其与殷跃强之间系租赁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李亚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殷跃强已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李亚芹作为车辆所有人及经济利益归属人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李亚芹未举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李亚芹主张殷跃强的继承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李刚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追加殷跃强的继承人及李刚作为诉讼参加人，二审中上诉人李亚芹提请追加诉讼主体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主张王鑫琪不是旅客而是乘客，不应按照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赔偿，因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7,616.72元（其中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预交3,120.00元，上诉人李亚芹预交2,746.72元，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预交1,750.00元），由上诉人王喜庆、王淑苹承担3,120.00元;由上诉人李亚芹承担2,746.7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鸭山市中心支公司承担1,7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永春
审 判 员 李 曌
代理审判员 霍 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乔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