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366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乐×5，男，1967年3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华，河北大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1，女，1931年6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2，女，1933年2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3，女，1936年6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小明（乐×3之子），1968年9月5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祖峰，北京市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4，男，1926年3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贵斌，河北华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乐×6，男，1956年3月9日出生。
上诉人乐×5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乐×1、乐×2、乐×3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乐×1、乐×2、乐×3、乐×4及乐×7之父乐×8于1959年出资购买了北京市×××79号六、七、八、九、十三号房屋（下称诉争房屋），房屋登记在乐×7名下。2012年11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2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诉争房屋由乐×1、乐×2、乐×3、乐×4及乐×7五人共有。判决后，乐×1、乐×2、乐×3、乐×4对于该房屋的分割无法达成一致。因乐×7生前未婚，未生育子女，乐×7的法定继承人即为乐×1、乐×2、乐×3、乐×4，故乐×7的份额由乐×1、乐×2、乐×3、乐×4平均分配。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该房屋由乐×1、乐×2、乐×3、乐×4按份共有，乐×1、乐×2、乐×3与乐×4各占25%的份额。
乐×4辩称：诉争房屋并不在我手中，我对乐×1、乐×2、乐×3要求分割的主张不持态度，我不具备被告主体资格。因乐×1、乐×2、乐×3起诉书说房屋价值80万元，为保住乐×8尊严，维护家庭和睦，降低社会影响，我愿意拿出80万元供各方当事人分割。在继承乐×8遗产的法律关系中，乐×7与被继承人乐×8共同生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乐×7应当多分得乐×8的遗产，具体份额由法院确定。对于乐×7继承应得的份额，我同意由法院依法分配。乐×1、乐×2、乐×3要求我与其共担诉讼费没有法律依据。
乐×5述称：乐×7与乐×8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乐×8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身体严重残疾，是乐×7在其身边照顾，乐×8的其他子女均在外地，客观上其他子女也没有条件对乐×8进行赡养。文史资料均记载乐×8在乐×7家休养，并且有证人证言与此呼应。故乐×7对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其应当分得乐×8遗产的50%。乐×7用两份公证赠与，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中82.8平方米及17.2平方米分别赠给我和乐×6，其对自己应得的财产权利的处分是有效的。我对于自己实际占有的82.8平方米房屋多次修葺，进行了23年的管护，相应房屋才没有坍塌，并且得到增值，故我对该82.8平方米房屋形成添附，共有人应当按照份额对我添附的价值进行补偿。
乐×6述称：乐×7与乐×8共同生活，对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继承遗产时，应当多分，乐×7应继承乐×8房产份额的50%以上。乐×7于1986年3月11日进行赠与公证，将六、七号共计17.2平方米的房屋赠与给我，然后于1986年3月17日到北京市东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理了翻建手续，联系人为我，并由我出资对六、七号房屋进行了翻建。乐×1、乐×2、乐×3、乐×4对于乐×7将六、七号房屋赠与我是知情的。六、七号房面积是17.2平方米，占遗产房屋总面积不足五分之一，所以，该赠与是有效的。故我只要求分得该17.2平方米的房屋。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根据已经生效的判决，诉争房屋原属乐×8所有，乐×8去世后，诉争房屋被确认为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共有。因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共有诉争房屋系基于对乐×8的继承，而乐×8去世时未留遗嘱，故在确定五人各自的份额时应当考虑对被继承人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因乐×7对乐×8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在确定其共有份额时，应当多分，具体比例由法院酌情确定。关于乐×7继承所应得的份额。因乐×7生前作了两份赠与公证，其对自己应得房产份额的处分应当有效。因乐×5书面表示同意接受赠与，乐×6对公证赠与其的房屋一直实际占有，并明确表示接受赠与，故乐×7应得的房产份额应由乐×5与乐×6共同所有。本案中，因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对诉争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而各间房屋因朝向、现状等影响价格的因素较多，具体每间房屋的价格及单位平米价格是否一致均无法确定，导致本案无法结合公证赠与的内容确定乐×5与乐×6各自应占的比例，而乐×5与乐×6又不能就乐×7应得的份额在二人中如何分配达成一致，故本案仅确认乐×7应得的份额由乐×5与乐×6共有。乐×4及乐×5、乐×6因乐×1、乐×2、乐×3起诉书所写的“价值约80万元”，要求按诉争房屋总价80万元标准给予乐×1、乐×2、乐×3相应房屋折价款，因乐×1、乐×2、乐×3现不同意按照该价格标准进行分割而仅要求按份共有，故乐×4及乐×5、乐×6要求按80万元分割诉争房屋，缺乏法律依据。经法院释明后，乐×1、乐×2、乐×3、乐×4及乐×5、乐×6均不申请对诉争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故本案仅确定乐×1、乐×2、乐×3、乐×4及乐×5、乐×6对诉争房屋按份共有。乐×5称其对所占有的房屋进行修缮，形成添附，要求获得补偿。因诉争房屋未经评估，本案亦仅确定共有，不涉及具体房屋的分割，故对乐×5的该项请求，本案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判决：一、北京市×××七十九号六、七、八、九、十三号房屋为乐×1、乐×2、乐×3与乐×4、乐×5、乐×6共有，其中乐×1、乐×2、乐×3、乐×4各占共有份额的百分之十九，乐×5、乐×6共占共有份额的百分之二十四；二、驳回乐×1、乐×2、乐×3、乐×4及乐×5、乐×6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乐×5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乐×7对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乐×7至少应分得乐×8遗产40%的份额，乐×7生前赠与我的房产与赠与乐×6的房产没有交集，我与乐×6之间应当按照双方分别受赠房产面积的比例分配乐×7的份额，原审判决我承担诉讼费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我享有诉争房屋33.12%的份额，乐×6享有6.88%，乐×3、乐×2、乐×1、乐×4各自享有15%。乐×3、乐×2、乐×1均同意原判。乐×4、乐×6均不同意原判，但均未提出上诉。
经审理查明：乐×3、乐×1、乐×2、乐×4之父乐×8（1984年去世）系中国林科院离休干部，与第一任妻子张×（1920年左右去世）生有一女乐×7（2009年去世）；与第二任妻子唐×（1978年去世）生有子女五人，分别为长子乐×4、次女乐×9（1968年前去世）、三女乐×1、四女乐×2、五女乐×3；与第三任妻子徐×（2009年去世）未生育子女。乐×8与乐×6系叔侄关系。乐×4与乐×5系父子关系。乐×9生前未婚，未生育子女。
1959年，乐×8出资购买了诉争房屋。乐×8去世时未留遗嘱。
1984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诉争房屋的《房产所有证》，登记为乐×7的名字。此后，诉争房屋一直登记在乐×7名下。
1986年3月11日，乐×7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对赠与书办理公证，赠与书载明：“根据东字第03942号房产所有证，我乐×7是坐落在北京×××七十九号房产六间产权所有人，我自愿将该房产其中的一间（见兰图六、七号）无偿赠送给乐×6”。
1987年6月，乐×7写下《房产权伸明》，载明：“父亲于一九五九年冬天，用我的名字在北京×××七十九号买了北屋四间，其中一间在一九八六年给乐×6弟居住，其余三间正屋和过道一间，小屋一间，应为我兄妹五人（乐×7、乐×4、乐×1、乐汴生、乐×3）继承，房产权为五人所共有。大家一致表示将来我们全都去世后，房产权应为侄儿乐×10、乐×11所共有，特此伸明。告知燕生、豫生、汴生、湘生。一九八七年六月，乐×7写”。
1989年7月，乐×7书立字据载明：“在一九五九年冬天，我父亲乐×8，在北京×××33号（即现在的七十九号）院内，向张鸣鹤先生买下了中院北屋五间。因我在家吃素，常年跟随父母，契上写着买主我乐×7的名。不幸，我父亲于一九八四年七月逝世，照理，房屋归我所有，现在我也年过七十，应早立字据，以给后人。父亲在世时，最喜爱大孙乐×10。乐×10现已大学毕业，工作在北京，现户口在×××七十九号。过去，父亲曾说过，乐×10是此房的小主人，为体念父亲之意，房产权该付给乐×10，今后此房除西边一间送给堂弟乐×6外，其余均为乐×10所有，特立此据。公元一九八九年七月乐×7书立”。
1990年4月20日，乐×7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对赠与书办理公证，赠与书载明：“根据东字第03942号房产所有证，我是坐落在×××七十九号房产六间的产权所有人，我自愿将北瓦房四间（图8、9房号），东瓦房一间（图13房号），共计五间，建筑面积八十二点八平方米赠与侄儿乐×5所有。”乐×5于当日在北京市公证处书面表示同意接受赠与。
2011年12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乐×3、乐×1、乐×2诉乐×4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并依法追加乐×5、乐×6为第三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乐×4不服，上诉至本院。2012年11月6日，本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252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乐×7所书写的《房产权伸明》可以确认，诉争房屋为乐×8于1959年出资购买，其仅是将产权登记在乐×7名下。由于诉争房屋属乐×8所有，故乐×8去世后，该房屋应由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继承。在五人均未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诉争房屋应属五人共有。另外，乐×7曾办理公证赠与，将诉争房屋分赠乐×5和乐×6。虽然乐×7的公证赠与可能会侵害乐×3等人的权利，但乐×7处分自己应得的房产份额的行为并无明显违法之处。有鉴于此，虽然乐×7已去世，但由于其上述的处分行为会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其本人所拥有的房产份额也可能会涉及继承问题，故本案中，仍将确定其对诉争房屋的共有权。综上，判决确认诉争房屋为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共有。
另查，对于诉争房屋，其中六、七号房屋由乐×6实际控制，乐×6认可其已将六、七号房屋对外出租；其中八、九、十三号房屋由乐×5实际控制，乐×1、乐×2、乐×3称乐×5已将相应房屋出租，乐×5称由其自己使用，没有进行出租。
乐×1、乐×2、乐×3在起诉书中要求平均分配诉争房屋（价值约80万元），诉讼中乐×1、乐×2、乐×3要求对诉争房屋按份共有。乐×4及乐×5、乐×6均同意按照乐×1、乐×2、乐×3起诉书所写的80万元对诉争房屋进行分割。乐×1、乐×2、乐×3不同意按80万元标准对诉争房屋进行分割。经询问，乐×1、乐×2、乐×3、乐×4及乐×5、乐×6均不申请对诉争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本案审理中，乐×5提交《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ＸＸＸ的九嶷山友人乐×8——一位老革命家和科学家的传奇一生》、《斑竹一枝千滴泪——ＸＸＸ﹤七律·答友人﹥与“九嶷山人”乐×8》、《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史》等书籍、文章，称上述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乐×7与乐×8共同生活，对乐×8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当分得较其他继承人更多的遗产份额。乐×1、乐×2、乐×3认为上述证据记载内容并非乐×8书写，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乐×7对乐×8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乐×4、乐×6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乐×5申请证人张×出庭作证，张×出庭称其父张崇礼与乐×8系革命同志关系，两人的关系非常好，1972年乐×8从干校回来后给张崇礼写了封信。当时张崇礼带着张×去看乐×8，张×看到乐×8和乐×7住在一起，住在×××6号，因为乐×8写东西需要向张崇礼找资料，所以张×经常去×××6号，乐×7和乐×8共同生活，乐×8的其他子女都在外地，乐×8身体不好，包括去外面都需要照顾。1972年张×14岁，当时张×住在圆明园西路，距离菊儿胡同很远，乐×8一直居住在菊儿胡同，大概在1982年乐×8去湖南。1981年张×还见过乐×8与乐×7在一起，在北海办展览看见的。张×只是听乐×8说过乐×7很苦，乐×8一直住在女儿乐×7这里，至于乐×8的其他子女是否不管乐×8，张×没有听乐×8说过。张×都是坐公交车去给乐×8送材料，国家没有派人专门照顾乐×8的起居生活，据张×所知应该是乐×7具体照顾乐×8的生活起居，张×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乐×7带着乐×8去看牙。张×认识乐×8的其他子女，1981年在北海只看见乐×7一个人陪着乐×8。乐×1、乐×2、乐×3认为证人张×与乐×8居住相距较远，年龄差距较大，对乐×8家的事情不是很清楚，证言前后表述有不一致的，对张×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乐×4、乐×5、乐×6认可证言真实性。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2）二中民终字第12525号民事判决书、居民户口簿、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生效的（2012）二中民终字第12525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诉争房屋属乐×8所有，故乐×8去世后，该房屋应由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法定继承，并确认诉争房屋为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共有。上述五人共有诉争房屋系基于对乐×8遗产享有的继承权，现共有人乐×1、乐×2、乐×3要求对共有房产份额进行分割，因乐×8未有遗嘱，故应按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对处于共有状态的乐×8的遗产予以分割，在确定共有人各自份额时应考虑对乐×8所尽赡养义务的多少。其中，关于乐×7的份额，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乐×7对乐×8尽了较多赡养义务、在确定乐×7的共有份额时予以多分并酌情确定比例为24%，并无不妥。乐×5上诉主张乐×7对乐×8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乐×7最少应分得40%的份额，但其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
乐×7生前将诉争房屋全部赠与乐×5、乐×6，但诉争房屋系乐×8的遗产，应由乐×7、乐×3、乐×1、乐×2、乐×4五人继承，乐×7仅对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享有处分权，故乐×5与乐×6对法院确认的乐×7所有的诉争房屋24%的继承份额享有共有权。乐×7生前赠与乐×5、乐×6二人的房屋各不相同，乐×5上诉主张其与乐×6之间应当按照双方分别受赠房产面积的比例分配受赠共有房产的份额。但是乐×5、乐×6受赠房屋的朝向、现状等情况各不相同，房屋面积并非影响房屋价值的唯一因素，且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不申请房屋价值的评估鉴定，各间房屋的价值及单位平方米的价格无法确定，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确定乐×5、乐×6各自所占的份额比例。乐×5上诉要求按照双方受赠房产面积的比例确定其与乐×6的份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案件受理费，本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各方当事人均系共有物的权利人，故该费用应由各方当事人分担，各自分担的具体数额由本院确定。
综上，乐×5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乐×1、乐×2、乐×3各负担2242元（均已交纳），由乐×4负担224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由乐×5负担14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由乐×6负担14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乐×5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蔚林
代理审判员 刘苑薇
代理审判员 何江恒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祝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