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黑高商终字第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艳春，女，汉族，1966年7月27日出生，讷河市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洋，黑龙江兴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树茂，男，汉族，1982年9月l3日出生，个体。
委托代理人陈树春，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志成，男，汉族，1983年11月21日出生，个体。
委托代理人陈树春，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讷河市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宝钧，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魏宝钧，男，汉族，1963年7月7日出生，讷河市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石艳春因与被上诉人郑树茂、荆志成，原审被告讷河市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魏宝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庆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石艳春的委托代理人高洋，被上诉人郑树茂、荆志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树春，原审被告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宝钧及原审被告魏宝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4月2日，郑树茂、荆志成与盛达公司签订一份《建楼投资合同》，由郑树茂、荆志成对盛达公司开发建设的“泰和大市场楼盘项目”进行投资，约定：投资金额为500万元，投资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截止2011年12月31日，盛达公司给付郑树茂、荆志成固定利润300万元。盛达公司分别于2011年4月9日、4月27日、5月22日、6月23日收到郑树茂、荆志成投资款300万元、100万元、80万元、20万元，并为其出具了合计500万元的收据。2012年1月11日，盛达公司、魏宝钧以借款人名义与郑树茂、荆志成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由借款方在2012年7月30日工程竣工后向郑树茂、荆志成给付500万元，同年10月末给付300万元，合计给付800万元。该《还款协议》借款人处盖有盛达公司的公章和魏宝钧、石艳春的签字。同年10月10日，盛达公司、魏宝钧以借款人名义与郑树茂、荆志成又签订了一份《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借款方于2012年10月31日前偿还郑树茂、荆志成借款450万元，于2013年1月31日前偿还350万元。如借款方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借款方要承担利息，首期借款450万元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按月利率二分计算，末期借款350万元自2012年10月31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止，按月利率二分计算。如逾期偿还，亦按月利率二分计算。双方此前的约定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该《还款补充协议书》的借款人处盖有盛达公司公章和魏宝钧、石艳春的签字。
原审另查明，魏宝钧、石艳春系盛达公司股东，魏宝钧为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郑树茂、荆志成于2012年11月1日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共同给付欠款本金450万元和利息27万元，本息合计477万元。2013年5月20日，郑树茂、荆志成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共同给付欠款本金350万元和利息49万元及450万元的本金在2012年11月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的利息63万元。以上请求合计给付本金800万元、利息139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从案涉《建楼投资合同》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该合同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性质，且《还款协议》、《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此前的约定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盛达公司虽称一笔80万元借款中有18万元未实际给付，该18万元系利息或顶账，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盛达公司在《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中均认可案涉本金数额为500万元，故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主张案涉本金数额为482万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盛达公司虽主张借款未及时到位，影响了工程进度，但因双方在《建楼投资合同》中约定的投资期间为2011年4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郑树茂、荆志成在该期间内即2011年6月23日前已将案涉款项全部支付给了盛达公司，郑树茂、荆志成并未构成违约，且盛达公司在《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中对给付300万元固定利润亦予认可，其并未要求郑树茂、荆志成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盛达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成立。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在《建楼投资合同》中所约定的300万元固定利润实为利息，该利息标准已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应当予以调整。此外，《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中所体现的借款方为盛达公司、魏宝钧、石艳春，故盛达公司、魏宝钧、石艳春应对案涉借款本金和利息负有共同偿还义务。判令：一、盛达公司、魏宝钧、石艳春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郑树茂、荆志成本金500万元，并从实际借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限内的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300万元自2011年4月10日起计息、100万元自2011年4月28日起计息、80万元自2011年5月23日起计息、20万元自2011年6月24日起计息）；二、驳回郑树茂、荆志成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由盛达公司、魏宝钧、石艳春承担。
石艳春上诉称：案涉《建楼投资合同》无论从合同的名称、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均符合联营合同的特征，所需的工程款和人工费均系郑树茂、荆志成参与支付。联营合同到期后，因效益不容乐观，才出现由联营合同变更为借款合同，300万元固定利润虽属保底条款与相关法律相悖，但亦系郑树茂、荆志成的意愿，在既有书面联营合同又有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凭《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不能否定双方联营投资的事实。因郑树茂、荆志成实际仅投资482万元，另外18万元系盛达公司在《建楼投资合同》之前所欠的款项和利息，该笔款项不应计入投资总额。由于原审判决将《建楼投资合同》按借款合同对待，并对联营期间计收利息不当，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亦违反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自2012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二分计息，原审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与合同约定不符，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性质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及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案涉三份合同的主体均系盛达公司，而非魏宝钧和石艳春，500万元投资款亦全部用于工程建设，魏宝钧、石艳春作为盛达公司的董事长和财务主管，在案涉合同上签字属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且该二人与郑树茂、荆志成并无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审判决二人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原审判决并未全部支持郑树茂、荆志成的诉讼请求，却判令由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于法无据。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郑树茂、荆志成答辩称：案涉《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已明确各方之间为借贷法律关系，并约定了“如此前的约定与本协议约定不符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故原审判决认定《建楼投资合同》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符合客观实际。虽然盛达公司系企业法人，但该公司实际上系家庭经营制，公私不分，公司的财产和魏宝钧、石艳春个人财产混同，魏宝钧、石艳春均在《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上借款人处签字。故原审判决盛达公司、魏宝钧、石艳春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正确。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案涉《建楼投资合同》约定：截止2011年12月31日，盛达公司返还郑树茂、荆志成投资款500万元，一次性给付利润300万元。盛达公司按时偿还郑树茂、荆志成投资及利润，确保正常履行合同。郑树茂、荆志成派专人在现场管理资金，并按施工进度及时支付资金，不参与盛达公司建楼的全部过程，工程质量及一切事宜都由盛达公司负责。合同签订后，郑树茂、荆志成在2011年4月至同年6月期间，分别向魏宝钧个人账户转款402万元，向石艳春个人账户转款80万元，加上各方均认可在案涉《建楼投资合同》签订前魏宝钧、石艳春所欠的18万元欠款，魏宝钧据此给荆志成出具了500万元的收据（其中：2011年4月9日出具了300万元收据，同年4月27日出具了100万元收据，同年5月22日出具了80万元收据，同年6月23日出具了20万元收据）。
二审同时查明，在2011年4月6日至同年7月6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四次利率，分别为：2011年4月6日调整为6.40%、7月7日调整为6.65%，2012年6月8日调整为6.40%、7月6日调整为6.15%。盛达公司自收到前述四笔借款之日起至2012年7月30日止，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分段计算的利息合计为1，643，759.00元（计算方式为：借款金额×4倍利率÷360天×逾期天数）。
二审另查明，石艳春、魏宝钧在二审庭中称：“其在案涉《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上借款人处签字系应郑树茂、荆志成的要求而签”。郑树茂、荆志成称：“基于对盛达公司偿债能力的不信任，故此要求石艳春、魏宝钧在前述两份协议的借款人处签字”。
本院认为，案涉《建楼投资合同》、《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应合法有效。本案纠纷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案涉《建楼投资合同》的性质和案涉款项应否计算利息及利率标准如何确定。本案中，《建楼投资合同》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双方为开发建设“泰和大市场楼盘”而联营投资，但从合同内容上看，该合同约定了投资期间，及投资期满后盛达公司应返还投资款及利润，但投资人郑树茂、荆志成并不参与盛达公司建楼的全部过程，仅派专人监管其投入的资金，该约定与联营合同所应具有的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并不相符，且之后各方签订《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业已确认案涉款项属于民间借贷。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建楼投资合同》名为联营实为民间借贷正确，合同约定的300万元利润应视为因借贷所支付利息，石艳春主张案涉《建楼投资合同》系联营合同，进而主张不应计算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郑树茂、荆志成实际给付的借款数额为482万元，但因魏宝钧、石艳春之前尚欠郑树茂、荆志成18万元欠款，魏宝钧对此无异议，并向郑树茂、荆志成出具了500万元收据，该行为应视为魏宝钧认可将该18万元计入借款数额当中，且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在此后出具的《还款协议》和《还款补充协议书》中亦均认可案涉借款本金为500万元，故石艳春主张案涉借款本金应为482万元的理由亦不成立。案涉合同虽约定截至2012年7月30日止，盛达公司应偿还郑树茂、荆志成借款利息300万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第六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至各方确定的还款日2012年7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应为1，643，759.00元，故合同所约定的300万元利息已超出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民间借贷行为计收利息的最高限额，原审判决将其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正确。双方所签《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800万元欠款分批偿还，分段按月利率二分计息，如未能履行，尚欠款项继续按月利率二分计息，该约定表明借款逾期后，各方以借款期间所欠本息合计数额为基数计收利息，即对借款期间所欠利息计收复利。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七条关于“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出借人所收取的利息总额不得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收的利息。因2012年8月1日前的利息为1，643，759.00元，按当事人约定的前述利息计算方式，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止的利息应为668，625.54元（450万元×2%×6个月＋2，143，759.00元×2%×3个月=668，625.54元），而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该期间的利息为61.50万元（500万元×6.15%×4÷12个月×6个月=61.50万元），故合同约定借款逾期利息计收方式亦超出前述法定的利息标准，原审判决将其调整为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亦无不当，石艳春主张以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二分计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石艳春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在签订案涉《建楼投资合同》时，石艳春虽非案涉款项的借款人，但基于盛达公司股东组成及实际经营的方式，即公司往来款项不进入盛达公司账户，而汇入石艳春、魏宝钧二人的个人账户，公司款项和个人款项无法区分。郑树茂、荆志成基于此种情况，对盛达公司偿债能力的不信任，故而要求魏宝钧、石艳春在《还款协议》及《还款补充协议书》上借款人处签字并承担相应责任，魏宝钧、石艳春对此过程无异议，故石艳春在上述两份协议的借款人处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自愿承担案涉债务，属于债的加入，而非履行职务行为，原审判决石艳春与盛达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正确。
至于石艳春主张案件受理费77，530.00元应按比例分担的问题，因原审判决未支持郑树茂、荆志成的全部诉讼请求，却判令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石艳春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6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由郑树茂、荆志成负担43，416.80元，盛达公司、魏宝钧和石艳春共同负担60，821.60元，石艳春负担55，82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尧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代理审判员 张静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董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