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四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艳，女。
委托代理人：周兵，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军，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成德，男。
委托代理人：周广敬，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小云，女。
上诉人梁艳因与被上诉人周成德、黄小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3）东三法民四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艳在原审起诉称：周成德最早在2003年开始便以各种理由向其借款，梁艳将周成德的每笔借款时间、金额、币种、用途以及周成德向梁艳每笔还款时间、金额、币种等均作了详细记录。2011年7月10日，经结算，周成德确认在2003年至2010年共拖欠梁艳人民币461910.37元，港币143201.51元。梁艳认为，周成德拖欠其巨额借款，经多次催讨拒不归还。周成德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黄小云作为周成德的妻子，理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为此，梁艳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周成德、黄小云向梁艳归还欠款人民币461910.37元、港币143201.51元（按照2011年结算时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100：85折合人民币121721.20元）；2、案件诉讼费由周成德、黄小云负担。
周成德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梁艳与其之前是情人关系，一起同居多年，这些都是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消费，双方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借款事实，也不属于债务。梁艳与周成德是情人，关系亲密，因此双方的金钱都是共同使用。自2007年10月起双方开始同居，在外面租赁房屋共同居住，并一起购买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品，从梁艳提交的借款单可以明显反映出，如2007年10月购买的床上用品、枕头、清洁用品等，均是双方为共同居住使用而购买的物品，属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正常开支，这些费用不能算借款，且数额上有的只有一百多元，有的只有几十元，且几乎天天都有，甚至一天发生多次，梁艳主张是借款不符合常理；从借款单中所写“存银行／现金”、“提款机自取现金”、“银包自取”、“屋企台面”、“自己拿”等内容，可以说明梁艳和周成德之间是同居关系，在家里都可以自取现金自由使用，同居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属于双方共有财产，周成德所使用的款项属于自己的财产，不存在向梁艳借款的事实；借款单中涉及一些车辆的开销，该车辆是梁艳所有，同居期间与周成德共同使用，并非借款；借款单中涉及店铺租金，该店铺也是梁艳所租，产生的费用与周成德无关。借款单上的其他很多项目，也足以证明梁艳和周成德是情人关系，产生的费用也是共同生活期间的开销，周成德在借款单、借款明细上签名只是确认双方共同生活时的消费情况，梁艳与周成德之间没有借款的事实和意思表示，不存在借款的事实，梁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梁艳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香港居民对日期的书写顺序是月日年，周成德是香港居民，其在借款单、借款明细上所写的日期就是2010年11月7日，并非梁艳主张的2011年7月10日，故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周成德与黄小云自2005年结婚，2007年初开始分居至今，双方经济独立，本案与黄小云无关。周成德与黄小云一直关系不好，自2007年初开始分居，后周成德与梁艳同居，本案是周成德与梁艳同居期间所花费的费用，并非借款，也不属于债务，故与黄小云无关。四、梁艳主张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过高，应当根据判决时的汇率确定。综上，周成德请求原审法院驳回梁艳的诉讼请求。
黄小云在原审中答辩称：黄小云与周成德于2007年初开始分居至今，案涉款项是周成德在分居期间与梁艳同居共同生活消费而发生的费用，双方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故不构成借款关系，也不属于债务，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小云与周成德没有共同借款的合意，黄小云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该款更不是周成德为家庭利益所产生的费用。因此，请求原审法院驳回梁艳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4日，梁艳起诉主张周成德自2003年起陆续以各种理由向其借款，截至2011年7月10日，共拖欠人民币461910.37元、港币143201.51元，故要求周成德及其妻子黄小云共同偿还该款项。梁艳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借款单、借款明细等证据：2003年至2006年发生的款项往来列在一份借款单上，分为“梁艳（女士）借款给周成德（先生）的现金金额”和“周成德（先生）代梁艳（女士）购买物品的金额”两大项，并详细列明“日期”、“金额”、“备注／用途”，底部列明抵消后的款项数额；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每年发生的款项往来均分别列在借款单或借款明细上，分为“周成德Fred（先生）向梁艳Sendy（女士）借款现金金额”、“周成德还款金额”、“Sendy借款比Fred”或“Fred还款金额”等大项，并详细列明“日期”、“用途”或“品名”、“借款”、“还款”等项目，每年的借款单或借款明细底部均列明抵消后的款项数额；周成德在借款单和借款明细的底部“借款人签名”处均签名，在“日期”处均注明“110710本年度数据属实”。各年度款项汇总如下：
年度梁艳出借款数额（元）周成德还款数额（元）抵消后合计数额（元）人民币港币人民币港币人民币港币2003-20061027007119037630721890200744149.67323070044149.673230720088492016235918990.3018702.9065929.70143656.10200910345139699.811781912541.408563227185.412010222214124112820472358194010-59947合计461910.40143201.51上述款项往来中，除了2003年至2006年每年仅有数笔款项往来外，2007年至2010年每年均有数十笔款项往来，金额由数十元至数万元不等，所注明用途繁琐，既包括购买日用品、床上用品、清洁用品、厨具用品、衣服、相机、奶粉、药品、礼品等费用，也包括支付租金、卫生费、水电费、网络费、速递费、运输费、保险费、加工费、生活费、违章费等费用，还有注明“现金／去广州见家姐”、“现金／存银行”、“现金／盈锋屋企比（开支杂费）”、“现金（开支杂费银包自取）”、“存银行／现金”、“现金（屋企台面）”、“现金（银包自取）”、“现金（Jason食饭）”等用途的项目，另外还有个别注明0元的项目，如2009年1月12日用途为“广州羽绒1210，羽毛球100元=1310元（Sendy送）”的项目、2009年10月11日用途为“香水（Sendy用），当是我们周年纪念，反正你又甘钟意送礼物.呵呵！”。梁艳主张其与周成德是朋友，有生意往来，以上款项为梁艳代周成德垫付或者周成德直接用梁艳的银行卡取款而产生。周成德则主张其与梁艳自2007年起同居，以上款项是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开支，并提供2010年9月15日梁艳写给周成德的信件、2012年9月22日梁艳发送给周成德的电子邮件等证实，信件主要是梁艳质问周成德关于其二人感情、生活等事情，电子邮件主要是梁艳质问周成德关于其二人共同生活期间的各种事情，其中提到周成德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住在梁艳家中、双方一起生活四年、四年里梁艳两次人流住院等等；梁艳确认信件、电子邮件的真实性，确认曾经喜欢过周成德，但不确认双方是同居关系。周成德还提供了2011年10月20日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2012年5月28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客户收账通知、2012年9月29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兑换水单／客户收据、2013年2月5日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证明其已向梁艳支付了人民币200000元和港币143201.51元；梁艳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该款是由其将现金给周成德，并由周成德代存入梁艳的银行账户。
原审认定以上事实，有借款单、借款明细及相关单据材料、信件、电子邮件、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客户收账通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兑换水单／客户收据及原审的庭审笔录等附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享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件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符合该规定，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合同争议的准据法。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案件争议的焦点是：一、梁艳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周成德书写的日期是“110710”，梁艳主张该数字代表“2011年7月10日”，而周成德主张按香港居民对日期的书写习惯，应为“2010年11月7日”。经查，2010年的借款明细最后一笔款项往来发生于2010年12月21日，由此可以推定，周成德在借款单、借款明细上签名的日期不可能是发生在2010年12月21日之前，故对周成德的主张不予采信，并依法认定“110710”是代表2011年7月10日。况且，梁艳、周成德在签署借款单、借款明细时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因此，梁艳于2013年6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关于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问题，原审法院分析如下：梁艳主张其与周成德是朋友关系，而周成德主张其与梁艳曾是同居关系，并提供了信件、电子邮件等证据证明。根据信件及电子邮件的内容，特别是电子邮件中提到的周成德2008年10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住在梁艳家中、双方一起生活四年、四年里梁艳两次人流住院等内容，可以认定梁艳与周成德确曾是同居关系。结合周成德、黄小云主张的同居期间为2007年至2010年及梁艳所发送的电子邮件提到的双方共同生活四年，可以认定梁艳与周成德于2007年至2010年期间是同居关系。在2007年至2010年梁艳与周成德同居期间产生的款项，虽然梁艳提供的借款单、借款明细上周成德在“借款人签名”处签名，但从款项明细上看，金额由数十元至数万元不等，每年均有数十次之多，且所注明的用途既有购买各类日常物品的开支，也有支付各种日常杂费的开支，还有注明各项用途的现金，其中不乏注明有周成德在梁艳钱包自行取款等内容的款项，相当琐碎，与正常经济交往中的借款相差甚远，更接近是对日常生活开支的记录。因此，原审采信周成德的主张，即借款单和借款明细是梁艳与周成德分手后对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开支进行结算而形成，所记载的款项是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开支，并非借款。梁艳主张该款为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对梁艳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如双方在同居期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可以另寻途径解决。而2003年至2006年期间产生的款项，虽然借款单上的“备注／用途”未列明是借款，且同样也是周成德在与梁艳分手后确认的款项，但借款单上“梁艳（女士）借款给周成德（先生）的现金金额”部分的款项，除一项注明“华威货款”数额为港币7119元外，其他均为整百、整千或者整万，且是发生在梁艳与周成德同居关系建立之前，周成德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往来与之后的同居关系存在关联性，而其在借款单上签名的行为也可以认定其确认该债务，因此，周成德应当清偿该笔债务；而“周成德（先生）代梁艳（女士）购买物品的金额”部分的款项，梁艳与周成德自愿同意予以抵销，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该款项中既有人民币也有港币，但在签署借款单时双方同意按港币兑人民币1：1进行折算，并确认债务数额为人民币72189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如前所述，虽然周成德在2011年7月10日确认应向梁艳清偿债务人民币72189元，但周成德随后已陆续向梁艳银行账户存入人民币200000元和港币143201.51元，而梁艳并未就其关于该款是由其将现金给周成德并由周成德代存入梁艳银行账户的主张举证，故原审对该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该款是周成德用于清偿其与梁艳之间的债务。该款项数额已超过周成德应清偿的人民币72189元，故对梁艳该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也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梁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36元，由梁艳负担。
上诉人梁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其与周成德存在同居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双方是否存在恋爱关系，不应凭当事人的口头陈述，即使存在恋爱关系，也不能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且，周成德签名确认借款单，应知晓签名的后果。二、原审存在超审限审理情况。
被上诉人周成德口头答辩称：其在原审中已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与梁艳存在同居关系，双方发生的金额为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其与梁艳之间不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借款债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小云书面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梁艳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借款协议》复印件，用于证明梁艳与周成德之间存在借款事实以及周成德承诺还款的情况，上诉人梁艳并表示该借款协议是对原审提交的借款单、借款明细的结算，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周成德、黄小云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并认为上诉人梁艳提交的该份《借款协议》已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周成德本人对该份《借款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称是其与梁艳闹分手时梁艳拿了几张纸让其签名所形成。
针对二审期间梁艳提交的该份《借款协议》，由于缺乏证据原件的支撑，而且周成德本人又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因此对该份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处理本案的争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上诉人梁艳认为原审认定其与周成德存在同居关系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即便双方有恋爱关系，也不能否定双方的借贷关系。为此本院认为需要明确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梁艳与周成德是否存在两性同居关系；第二、案涉款项的用途是什么；第三、梁艳与周成德之间是否具有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
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审认定梁艳与周成德于2007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同居关系，有双方的书信、梁艳发给周成德的电子邮件、周成德的陈述等为证，应予确认。
关于第二个问题，尽管梁艳主张周成德应返还的款项是以“借款”的形式出现，但除了2003年至2006年期间的借款单上有一项注明了代付货款外，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借款单和借款明细看，其内容所反映的大部分是列明一些日常的琐碎的生活性开销，与正常经济交往中的借款形式区别较大。
关于第三个问题，由于考虑到案涉款项特别是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借款”主要用于以日常生活性支出，而且双方在此期间又具有同居关系，再结合周成德反映有关借款单和借款明细系其与梁艳闹分手期间形成的等情况，因此，在本案中，单有借款人的签名，不足以认定双方具有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以查明事实为基础，综合考虑了梁艳与周成德之间的实际关系，对案涉非同居期间的双方往来款项确认为借款，对同居期间对应有生活支出性质的款项不认定为借款，有理有据，应予维持。如梁艳认为双方在同居期间还有其他性质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上诉人梁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前述援引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36元，由上诉人梁艳承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丽莉
审判员 郭婧儿
审判员 何 飞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斯恒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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