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2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阳阳，男。
委托代理人：徐全基，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其林，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强，男。
委托代理人：琚运琴，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名勇，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江海城文康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钰钦，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星，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正仪，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贯庭，男。
上诉人刘阳阳因与被上诉人蔡伟强、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江公的公司）、刘贯庭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樟民二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阳阳一审诉称：涉案公共的士车辆粤SL＊＊**经交警部门于2009年12月24日向黄江公的公司发放了行驶证。2009年12月25日、26日，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分别共同承租了该车辆并向黄江公的公司交纳20000元押金，总计为40000元。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在承租了将近一个月后，于2010年1月22日委托蔡伟强与刘贯庭签订了涉案车辆的《转让协议》并约定愿意将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转给刘贯庭，价款为180000元（含押金40000元），转让后5年内不得收回此车，如中途违反协议赔偿100000元，在5年内经营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和经济损失由刘贯庭负全部责任。在协议签订前，为表示诚意，刘贯庭于2009年11月25日委托其父亲刘某某向巫某某（蔡伟强委托的同学）支付了定金40000元。签约后，刘贯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蔡伟强支付了100000元，同时又以现金形式向蔡伟强支付了涉案车辆押金40000元。蔡伟强当场将押金条两张（交纳人为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交刘贯庭收执。刘贯庭在承租3年后（即2010年1月22日至2013年1月12日），即于2013年1月12日又将涉案车辆以160000元（含押金40000元）的价格转租给刘阳阳，刘阳阳向刘贯庭支付了全部款项。刘贯庭收取上述款项后，又将押金条两张交刘阳阳收执，并由刘阳阳与蔡伟强重新签订案涉车辆的转租合同，约定转租经营权2年（2013年1月12日至2015年1月8日），转租经营期间的每月租金4070元由刘阳阳承担并通过蔡伟强交给黄江公的公司。刘阳阳认为，虽然蔡伟强没有直接收取涉案车辆的转让款，但刘贯庭将涉案车辆转租给刘阳阳是经过蔡伟强同意的。据此，蔡伟强还另与刘阳阳又重新签订了转租合同，且刘贯庭也已经向蔡伟强支付了案涉车辆转让款18万元（含押金4万元）。刘贯庭已向蔡伟强发出书面通知，且明确表态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全部转给刘阳阳。故刘阳阳有权向蔡伟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刘阳阳认为与蔡伟强签订的涉案《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由于事前，未经出租车公司（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的同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使得该转租合同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的不稳定、不确定状态。但鉴于目前黄江公的公司已向刘阳阳明确表态：对该转租合同事后也并不追认，故该转租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刘阳阳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涉案车辆（粤SL＊＊**）《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无效；2.蔡伟强向刘阳阳返还涉案车辆的转让款160000元（含押金40000元）；3.刘阳阳将涉案车辆返还给黄江公的公司；4.本案诉讼费由蔡伟强承担。
刘阳阳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行驶证、押金收据2份、转让协议、存款账户回单、收款证明、收条、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权利转让同意确认书、通知函、东莞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蔡某某和陈某某的上岗证。
蔡伟强一审辩称：车辆转租属实，但实收转让款为14万元，刘阳阳无权主张返还。涉案转让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属有效合同，正处于有效履行过程中。刘阳阳未直接向蔡伟强支付转让款，故无权向蔡伟强主张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刘阳阳诉请。
蔡伟强一审期间未举证。
黄江公的公司一审述称：1.黄江公的公司并非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的主体，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黄江公的公司与刘阳阳不存在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阳阳无权要求将案涉车辆返还给黄江公的公司。黄江公的公司是否需要收回车辆是黄江公的公司的权利，该权利是否行使由黄江公的公司决定，与刘阳阳无关。2.黄江公的公司对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毫不知情，该合同是否有效也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黄江公的公司并不清楚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的情况，对该合同的内容也不清楚，因黄江公的公司非该合同的主体，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以上事实和答辩望法院核查认定，并依法进行判决。
黄江公的公司提交证据材料有：公共的士租赁合同。
刘贯庭一审述称：同意刘阳阳的主张。
刘贯庭一审期间未举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22日，蔡伟强与刘贯庭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蔡伟强将粤SL＊＊**号出租车的5年经营权转让给刘贯庭，总价款18万元（含押金）。同日，刘贯庭向蔡伟强转账支付10万元。刘阳阳主张刘贯庭共支付转让款18万元，并提交了案外人巫某某出具的证明为据。蔡伟强对该收据不予认可，仅确认收款14万元。2013年1月12日，刘贯庭向刘阳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其收到刘阳阳粤SL＊＊**车辆转让费包定金16万元。刘阳阳主张其随后与蔡伟强重新签订《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约定转租期2年（2013年1月12日至2015年1月8日），转租经营期间的每月租金4070元由刘阳阳承担并通过蔡伟强交给黄江公的公司。该合同有刘阳阳、蔡伟强签名，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2日。2014年7月30日，刘贯庭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的权利转让同意确认书，表示其向蔡伟强支付转让款18万元，因其已向刘阳阳转让车辆，蔡伟强与刘阳阳重新签订合同，故同意相关诉讼权利由刘阳阳行使。
涉案粤SL＊＊**号出租车的5年经营权，系由案外人陈某某、蔡某某于2010年1月8日通过与黄江公的公司签订《公共的士租赁合同》而取得。该合同约定租赁押金4万元、租金4070元／月。第6.4.5条载明未经甲方（黄江公的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租赁车辆或其营运牌证再行转包、转借、转让给他人经营、使用，或者将车辆抵（质）押给他人；如有违反，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全部合同保证金；第8.3条约定乙方（陈某某、蔡某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宣布提前解除合同，没收全部合同保证金……（3）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将租赁车辆或其营运牌证转包、转租、转借、转让给他人经营、使用的。
一审庭审中，刘阳阳明确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涉案车辆当前由刘阳阳管理使用；黄江公的公司表示，不认可刘阳阳、蔡伟强间的转租行为，也不行使合同解除权。蔡伟强认可转租行为属实。
以上事实，有押金收据2份、转让协议、存款账户回单、收款证明、收条、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权利转让同意确认书、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转租合同，系刘阳阳与蔡伟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本案涉及出租车经营权的转租问题，导致双方在该合同实际履行四年多接近合同期满时，对合同的效力理解产生分歧。刘阳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经审查，刘阳阳主张合同无效的事实理由，并无符合该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另，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黄江公的公司作为一手出租人当庭明确表示不认可刘阳阳与蔡伟强间的转租行为，但也不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综上，刘阳阳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蔡伟强返还转让款（含押金）、返还车辆给黄江公的公司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刘阳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750元，由刘阳阳负担。
上诉人刘阳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签订的涉案车辆（粤SL＊＊**）《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1.蔡伟强与黄江公的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蔡伟强对涉案车辆粤SL＊＊**没有承租的权利。2.蔡伟强在一审中也未提供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的授权委托书。3.蔡伟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法院申请追加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为本案共同被告或本案第三人。4.一审法院亦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为本案共同被告或本案第三人。以上原因导致蔡伟强与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之间的关系无法查清。在此情况之下，结合涉案车辆（粤SL＊＊**）的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的事先不知情、不同意，且事后对此也不予追认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蔡伟强依法构成无权处分，其与刘阳阳的租赁虽然已经成立，但并不生效。案涉《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由效力待定，依法转变为无效合同。二、如果上述合同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刘阳阳有权向蔡伟强主张返还涉案车辆（粤SL＊＊**）的部分转让款以及押金。1.刘贯庭在第一次承租涉案车辆（粤SL＊＊**）时已向蔡伟强支付了共计180000元的转让款（其中，于2010年1月22日通过东莞银行黄江合路支行转账支付100000元，同时还支付了40000元现金作为押金，有黄江公的公司向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出具的各2万元的押金收据为证；于2009年11月25日刘贯庭之父亲刘某某向蔡伟强的同学巫某某预付了40000元，对此，蔡伟强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质证时认为，虽然其是复印件，但明确认可其真实性。此事实有《庭审笔录》为证，故，以上总计为180000元，已由刘贯庭向蔡伟强实际支付）。2.如上所述，刘贯庭已向蔡伟强实际支付180000元的转让款（含押金4万元在内），而刘阳阳于2013年1月12日，在第二次承租该涉案车辆时，又向刘贯庭实际支付了160000元的转让款（含押金40000元），有刘贯庭向刘阳阳出具的《收条》为证。3.因此，刘阳阳亦只能在该160000元金额的范围内，向蔡伟强主张相应的诉讼权利，对其余20000元，刘阳阳不能向蔡伟强主张该项权利，否则构成不当得利。4.综上所述，虽然合同具有相对性，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结合刘贯庭于2014年7月28日向蔡伟强出具了一份《通知函》，后于2014年7月30日又向刘阳阳作出《权利转让同意确认书》，均已通过了一审法院向蔡伟强送达了上述证据材料，蔡伟强已收到并在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5.蔡伟强虽然没有直接收取刘阳阳的转让款，但由于刘贯庭已对其上述实体权利进行了有效转让的这一处分，刘阳阳已取得了向蔡伟强提出主张的权利。6.此外，刘贯庭转让的租赁合同权利，不具有人身性质，不属于约定或法定不得转让的情形，合法有效。如果合同被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则刘阳阳依法有权向蔡伟强主张返还涉案车辆（粤SL＊＊**）的部分转让款以及押金的相应权利。三、如果上述合同被依法确认为无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确定责任。蔡伟强明知自己既非涉案车辆的承租主体，也非该车所有权人，其在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私自处分用益物权，主观上有一定的过错。刘阳阳事先没有向黄江公的公司核实，就支付了涉案车辆的转让款，也有一定的过错。但刘阳阳自2013年1月12日实际承租至今虽已接近合同期限，但其实际使用的时间仅一年半载，并不长。综上所述，在双方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刘阳阳自愿承担50%的责任。蔡伟强也应当依法承担50%的相应责任。故蔡伟强应向刘阳阳返还押金40000元，并返还转让款60000元（计算方法：160000元－押金40000元=120000元×50%=60000元），即总计应当向刘阳阳返还含押金40000元在内总计100000元。四、在一审起诉时，刘阳阳主张向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返还车辆。但后者以“合同具有相对性”为由坚决拒绝，故刘阳阳上诉时将该项请求依法改为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蔡伟强。当然，具体认定由法院依法判决，刘阳阳对此并无异议。五、其他事项。1.关于本案应当依法适用的法律依据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之一。该认定属适用和理解法律上的错误。该条规定是从狭义的合同无效的角度而言，而广义上的无效合同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未经追认或未取得处分权而归于无效等情形。2.黄江公的公司不主张解除其与蔡某某、陈某某之间合同的行为，与刘阳阳、蔡伟强之间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没有关联性，不影响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无效的事实；不行使解除权，并不意味着认可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签订的涉案（粤SL＊＊**）《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改判蔡伟强向刘阳阳返还涉案车辆的转让款60000元，以及押金40000元；改判刘阳阳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蔡伟强；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蔡伟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蔡伟强二审答辩称：本案法律关系简单，涉及的争议焦点只有一个。蔡伟强认为转租行为未经出租人认可，只是个人行为。蔡伟强认为可以行使解除权，这也是可以选择的。当出租人不选择解除合同时，那么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转租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应当继续履行。擅自转租不导致合同无效。综上，蔡伟强认为转租合同是有效的，应继续履行。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江公的公司二审述称：一、案涉转租合同不是无效合同。案涉转租合同没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是合法有效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黄江公的公司当庭明确表示不认可刘阳阳与蔡伟强、刘贯庭之间的转租行为，但也不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涉案转租合同合法有效，刘阳阳请求确认涉案转租合同无效，返还车辆给黄江公的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予以驳回。三、刘阳阳的上诉请求中也未要求黄江公的公司承担责任，以及作出行为，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黄江公的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基于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贯庭二审述称：1.刘阳阳具备本案原告适格的法律主体资格，有权向蔡伟强依法提出请求并主张相应的权利。虽然刘阳阳没有直接向蔡伟强支付涉案转让款，但刘贯庭已向蔡伟强直接支付了18万元（含押金4万元）。而刘贯庭向刘阳阳依法进行了的权利转让，且该转让行为已经事先征得了蔡伟强本人同意，否则，蔡伟强不会与刘阳阳重新签订书面的合同，这进一步证明了刘阳阳与蔡伟强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合同关系。2.本案合同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一二审期间黄江公的公司（也是本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和出租人），均已经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即不予追认）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签订的合同，但也不主张行使解除其与案外人蔡某某、陈某某之间签订的合同。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签订的合同，则已经确定了合同有效的法定条件不能得到满足，该合同虽已成立，但并不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该合同的效力原由效力待定，现依法转变为无效合同。基于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刘阳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阳阳与蔡伟强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刘阳阳以蔡伟强在无权处分案涉出租车辆的情况下，将车辆转租给刘阳阳并与其签订《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事后又未获得车辆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追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为由，主张该转租合同无效。对此，上述规定所说的处分，是指财产的转让或赠与、在财产上设定抵押权等行为。本案诉争的合同标的为转租而非转让他人的车辆，不属于上述规定的调整范围。据此，即使蔡伟强无权转租案涉车辆及经营权，但并不因此导致转租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有效，本院予以认可。
其次，刘阳阳确认目前尚在使用案涉车辆经营客运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然而，黄江公的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后，明知上述车辆及经营权转租的事实，而未要求解除与蔡某某、陈某某之间的《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使得刘阳阳与蔡伟强之间的转租合同不存在履行障碍，也就没有造成刘阳阳的现实损失。刘阳阳请求返还转租合同约定的转让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阳阳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阳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万思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袁文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