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5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珠，女，195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逸逊，广东豪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晏，广东豪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富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吴志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琪，广东顺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珊，广东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浩裕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李淑珠。
原审第三人：韶关市曲江区伟华化工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跃生。
上诉人李淑珠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富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浩裕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裕公司）、韶关市曲江区伟华化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华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16日，李淑珠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富华公司赔偿其损失3685388.6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富华公司与浩裕公司、韶关市曲江区伟华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6日变更为伟华公司，以下均称之为伟华公司）曾经存在业务往来。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先由第三人向被告提供钢材，被告出具收条，在质量和数量核对清楚后，再与第三人进行结算，结算并不按每次供货量结算，而是过一段时间结算一次。庭审中，原告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10日、2004年7月26日、2004年8月9日收条三张及落款日期为2004年8月28日的仓储合同一份，三份收条确认收到伟华公司127×16型号的无缝管三批，其中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10日、2004年8月9日的二份收条上的日期存在改动，仓储合同中的日期全部存在改动。同时伟华公司表示除案涉钢材为仓储合同关系外，其他与被告之间往来的钢材均为买卖合同关系，无其他仓储合同关系。
2008年8月5日，伟华公司与李淑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伟华公司存于富华公司的三批无缝钢管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李淑珠。
2012年2月富华公司开具金额为309741.06元的支票，背书记录经办人为李淑珠。庭审中李淑珠表示该款是支付（2007）顺法民二初字第01206号案件中152型号钢管的款项。2014年10月17日，李淑珠委托律师翁富雨向富华公司邮寄《请求返回李淑珠三批钢管的律师函》，但无证据显示富华公司已收到上述函件。
另查，2007年8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就伟华公司诉被告富华公司、第三人浩裕公司、马民强一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7）顺法民二初字第0120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伟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伟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07年12月4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9年1月6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08）成铁执异字第1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富华公司人民币1517400元的执行。2009年4月7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就原告成都铁路达利公司、李淑珠诉被告富华公司物权纠纷一案作出（2009）成铁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成都铁路达利公司、李淑珠的诉讼请求。2009年11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09）成铁中民终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09）成铁民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成都铁路运输法院重审。2010年11月11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08）成铁执异字第12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2008）成铁执异字第124号执行裁定书。2010年11月12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0）成铁民初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成都铁路达利公司、李淑珠对富华公司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富华公司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仓储合同关系的问题。第一，虽然李淑珠提供了仓储合同及三份收据的原件，但仓储合同及两份收据均存在日期改动的情况，而李淑珠作为上述证据的原件持有人并未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富华公司收到过第三人伟华公司提供的钢材，但不能证明上述钢材即于收据载明的日期收到，更不能证明富华公司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存在仓储关系。第二，各方当事人确认，第三人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曾经存在过大量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先由伟华公司提供钢材，富华公司出具收条，验货后再按买卖关系结算。即在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进行钢材买卖交易时，富华公司亦会出具收条给伟华公司，因此不排除案涉的三张收据是富华公司向伟华公司购买钢材的过程中出具的可能性。且在2006年之前，富华公司与伟华公司之间存在大量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但伟华公司声称，与富华公司仅存在案涉一笔仓储合同关系，其他收据均为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具，均为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上述陈述不足以令人信服。第三，据双方陈述，富华公司在验货后会与伟华公司进行结算，结算不是按供货的数量按次结算，而是就前一段时间的供货进行总量结算。本案中李淑珠主张的仓储合同关系发生在2004年，而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直至2006年才终止。伟华公司确认富华公司已将之后提供的钢材款结算完毕，但又表示案涉的三批钢材一直未予结算，且直至2009年之前，无证据证明伟华公司曾向富华公司主张过案涉钢材的权益，伟华公司的陈述与其行为之间存在矛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的原理，确定富华公司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富华公司无需向李淑珠返还钢材或进行赔偿，亦无需支付利息。李淑珠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淑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283.1元（李淑珠已预交），由李淑珠负担。
上诉人李淑珠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淑珠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上诉费用由富华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第一、浩裕公司与富华公司早在1998年就开始合作，主要由浩裕公司供应无缝钢管予富华公司。因富华公司1998年生产车桥所用的无缝钢管是浩裕公司帮助研发的，故富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志强在2000年2月25日还因此给浩裕公司以独家供应、长期合作的承诺书。双方钢材交易过程是：富华公司给浩裕公司或伟华公司下订单。浩裕公司或伟华公司接到订单后，就组织钢材送到富华公司。后富华公司经常以没有生产订单为由毁约，导致大批无缝钢管锈蚀报废。故为避免损失，如出现这种“以没有生产订单为由毁约”的情况，浩裕公司或伟华公司就该批无缝钢管存放于求富华公司，并要求出具代存收条，同时为避免富华公司赖账，又专门签订了仓储合同，仓储合同约定：代存货物，无偿保管，提货通知伟华公司。富华公司在使用无缝钢管后，通知原审第三人开具发票，原审第三人按批次、型号、数量开好发票交与富华公司，并由富华公司出具收条，富华公司根据发票付款。第二，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就三批无缝钢管形成保管关系。富华公司于2004年7月10日、7月26日、8月9日出具的三张特别注明“代存”收条、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于2004年8月28日签订的无偿的仓储合同，均是能够单独证明保管合同关系存在的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代存”收条就是保管凭证。虽然，富华公司否认上述证据，但根据证据规则，富华公司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反驳李淑珠的主张，但其没有申请鉴定，也没有提交证据如提货通知书、注明无缝钢管型号、数量的发票支付凭证、实际支付了货款等证据反驳，且富华公司及其员工冯瑞兰在成都铁路运输法院诉讼中已经确认三份收条的真实性。在成都铁路运输法院诉讼中，富华公司申请对仓储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后该案因被驳回诉讼请求而未鉴定。
二、一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错误。第一、一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时违反了证据规则。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如前所述，李淑珠提供的代存收条、仓储合同书面证，证明了具有仓储合同关系及代存三批无缝钢管的事实，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富华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且富华公司对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保管合同关系已变动为买卖合同关系及已付款等未能举证证明，富华公司不存在任何证据，也就谈不上存在证据优势。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并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时违反了证据规则。第二、一审法院认为“三份收条均存在日期改动”错误，2004年7月26日的代存收条的日期没有改动，即使其他收条和仓储合同存在改动，也是富华公司经办人改的。而且，仓储合同上日期的改动并不影响仓储合同的效力，富华公司如对此有异议，其完全可以出示其自己持有的仓储合同原件进行反驳，但富华公司放弃了该权利。三份收条及仓储合同是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故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交易过程不正确，不存在错开收条。结合前述交易过程，三份代存收条，分三次存放253吨无缝钢管于富华公司，后又补签了仓储合同，根本不存在富华公司经办人出错的可能性，将买卖关系的收条，错写成保管关系的代存收条。该仓储合同关系存在，虽只是交易过程发生这种代存的特殊情况，不是常态，但是也很正常。第四、对于结算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结算不是按供货的数量按次结算，而就前一段时间的供货进行总量结算”是错误的，应是就前一段时间的供货进行总量结算，伟华公司按供货的批次、型号、数量开具发票，然后富华公司付款。一审判决认为“伟华公司确认富华公司已将之后提供的钢材款结算完毕，但又表示案涉的三批钢材一直未结算，且直至2009年之前，无证据证明伟华公司曾向富华公司主张过案涉钢材的权益，伟华公司的陈述与其行为之间存在矛盾，不合常理”是错误的。因为：首先，一审法院混淆了买卖关系和仓储保管关系。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因买卖的钢材款确实结算完毕，但三批钢材是仓储保管关系并没有处理。其次，2007年5月，伟华公司起诉富华公司涉及的是买卖（货款）关系，并没有涉及本案三批钢材。2008年8月5日，伟华公司通知了富华公司将存放的三批无缝钢管的权利转让李淑珠。本案2009年在成都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后，富华公司副总徐向阳在法庭上说“早就用了”。此时伟华公司才知道存放于富华公司的三批钢管被用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无证据证明2009年之前伟华公司曾向富华公司主张过涉案钢材的权益”是错误的。综上，富华公司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李淑珠出示的代存收条、仓储合同，富华公司不存在任何证据优势，也不存在“被告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其证据得不出“被告与第三人伟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唯一的证明结论。因此，一审法院运用高度盖然性原则时违反了证据规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的错误。
三、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仓储合同及三张“代存”收条没有约定保管期间。本案涉及到的是物权，时间是不能改变所有权性质的。本案2009年在成都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后，富华公司副总徐向阳在法庭上说“早就用了”才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此后，2010年11月12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0）成铁民初字第25号民事裁定，驳回成都铁路达利公司、李淑珠对富华公司的起诉。2012年11月8日，李淑珠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对富华公司的起诉书。2014年10月17日，李淑珠又委托四川法韬律师事务所向富华公司寄律师函催收主张该批钢材的权利。虽然，富华公司出示了其登记住所地变更的证明，但也无法证明其实际已搬迁，更无法证明律师函所写收件地址与富华公司登记住所地变更后的地址事实上不是一个地址，而且四川法韬律师事务所没有收到退信，故律师函应该到达富华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以及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的规定，从2012年11月8日到提起本案起诉，诉讼时效期间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李淑珠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富华公司答辩称：一、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已经被撤销，故判决中双方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富华公司在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也没有对仓储合同及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仓储合同及收条多处地方存在修改，如由富华公司修改，按常理则应该有富华公司的签名及盖公章。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浩裕公司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浩裕公司与伟华公司的运作过程规范，票据、货款是正常的，本案涉及的钢材是倒数第二批钢材，当时富华公司已经甩开了浩裕公司。富华公司从1998年开始就已经违约，报废了浩裕公司很多钢管，浩裕公司一直只将钢材供给富华公司，但富华公司一直欠款，直至快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才提起第一次诉讼。浩裕公司同意李淑珠的上诉主张。
原审第三人伟华公司未陈述意见。
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李淑珠及被上诉人富华公司、原审第三人伟华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原审第三人浩裕公司向本院提交订货合同书1份及收条6份，拟证明富华公司经常在收条上进行更改。被上诉人富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及收条存在修改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修改的地方不符合常理，修改时应由修改的人在修改处签章；该证据原件是浩裕公司保留，并不在富华公司处，谁修改的谁最清楚。上诉人李淑珠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该证据并没有过举证期限，是根据富华公司刚才在庭上所做的虚假陈述而提交，富华公司经常在收条上进行修改，且不在修改处加盖公章。原审第三人伟华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内容反映的是浩裕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的交易，非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的交易，且浩裕公司持有该证据原件，并无证据证明证据原件显示的修改系富华公司所为或征得富华公司同意后而修改，富华公司对上述证据亦不予确认，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欲证内容，并对浩裕公司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的审理围绕李淑珠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仓储关系，富华公司是否应赔偿李淑珠损失。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李淑珠提供仓储合同及三张收条作为证据，主张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其中落款时间为2004年7月10日、2004年8月9日的收条落款时间中的“2004”的“4”明显由其他数字修改而来，仓储合同落款时间“2004年08月28日”月份中“8”明显由其他数字修改而来，仓储合同“就2004年7月2日签定合同号QW1008-A127X16无缝钢管代存货物”中的“7”明显由其他数字修改而来。由此可见，李淑珠据以提出其请求的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且该原件由伟华公司或李淑珠持有，为何修改并不清楚，也无其他证据如送货单、2004年7月2日签定的合同号为QW1008-A127X16的买卖合同等证据佐证李淑珠上诉主张的由买卖合同中的送货转化为仓储合同代存货物的事实。
其次，收条内容可直接反映富华公司收到伟华公司相应的钢材，收条虽显示“代存”二字，但鉴于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本身存在钢材买卖关系，而从李淑珠上诉所称的交易经过及仓储合同产生的原因看，伟华公司因富华公司下定单后而送货至富华公司，富华公司因其自身没有生产订单为由毁约，即伟华公司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送货至富华公司，富华公司完全可能基于买卖关系而出具收条，故收条本身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仓储合同关系。
再次，从收条及仓储合同落款时间看，收条在前，仓储合同在后，此本身并不符合先有仓储合同而根据仓储合同收到仓储货物的逻辑。同时，即使按李淑珠的解释，结合仓储合同内容，基于2004年7月2日签定的合同号为QW1008-A127X16的买卖合同及富华公司毁约行为而产生代存，则伟华公司在第一次送货即2004年7月10日产生所谓的仓储后即应签订仓储合同，而非至2004年8月28日再签订仓储合同，且鉴于在2004年7月10日已知富华公司的毁约行为，也无必要于2004年7月26日、8月9日两次履行QW1008-A127X16号买卖合同而送货至富华公司代存而仓储。
复次，根据伟华公司的陈述，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之间除李淑珠主张的案涉仓储合同关系之外，其他的钢材买卖关系包括在后的买卖已经结清，而案涉仓储合同关系亦是基于双方之间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即“就2004年7月2日签定合同号QW1008-A127X16无缝钢管代存货物”，且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最后一次对账是在2006年9月21日，发生在伟华公司主张的仓储合同关系发生两年之后，按理在双方的最后一次对账中应当涉及案涉钢材的返还或处理问题，故伟华公司的该主张与常理不符。
最后，由于钢材属于市场流通商品，且供货价格也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故交易双方就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常会积极地进行协商，并及时进行结算。而从本案证据看，伟华公司在2004年7月送货后直至2008年8月5日即所谓债权转让前，均未向富华公司主张过案涉三批货物的任何权利，亦与常理不符。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李淑珠关于伟华公司与富华公司存在仓储关系，富华公司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充分，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件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83.10元，由上诉人李淑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审 判 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
二○二○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