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苏民申41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杭州景泰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文苑路15号。法定代表人：俞雄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坤，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潘松根。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坤，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无锡爱森仑特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剑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宇，江苏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陆叙龙，现羁押于山西省晋中监狱。再审申请人杭州景泰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泰公司）、潘松根因与被申请人无锡爱森仑特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森公司），原审被告陆叙龙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终字第00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景泰公司、潘松根共同申请再审称，1、陆叙龙不是景泰公司的员工，其假冒景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以景泰公司名义与爱森公司签订了案涉《委托加工产品合同》。尽管陆叙龙和景泰公司曾经存在挂靠关系，但此不意味着陆叙龙可以私刻景泰公司印章并冒用公司名义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景泰公司从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陆叙龙。陆叙龙伪造景泰公司印章的事实，已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立案侦查，故陆叙龙在本案中的身份以及印章、签名的效力均处于待定状态。2、一、二审法院认定《委托加工产品合同》下的货款总额为726.83万元缺乏依据。景泰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安康市明江国际酒店项目（以下简称明江酒店项目）仅有254间客房，如按照726.83万元的价格计算，每间客房的家具、门及门套、装饰板等单价高达2.86万元，此不合常理。一、二审法院仅凭爱森公司提交的陆叙龙签字的《结算确认单》和《催款函》即认定货款总额为726.83万元，而未查清高出原合同价287万元的440万余元货款如何构成的事实。景泰公司已经提供证人证言、杭州华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等，可以证明爱森公司的货款远未达到726.83万元。3、一、二审法院未查清《结算确认单》何时签署。《结算确认单》涂改之前的内容是景泰公司在“2010年9月底”之前结清货款，从“2009年9月20日”开始承担违约责任；涂改之后变成景泰公司在“2010年12月底”之前结清货款，从“2009年12月20日”开始承担违约责任。涂改后的《结算确认单》要求景泰公司在2010年结清货款，违约责任却从2009年开始追究，明显不合常理。案涉《委托加工产品合同》约定爱森公司在2009年9月20日完工，故《结算确认单》应是2009年签署。尽管陆叙龙在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结算确认单》的签署时间为2010年9月，但应属记忆错误，陆叙龙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结算确认单》的签署时间为2009年8月。作上述涂改的应是爱森公司，从爱森公司在2012年第一次起诉的起诉状中陈述景泰公司向其出具确认单，确认从2009年9月20日起承担违约责任的内容可予印证。安康市明江酒店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江公司）于2009年11月代景泰公司向爱森公司支付的120万元货款应从尚欠爱森公司的货款中扣除。4、一、二审法院对《催款函》的效力认定错误。陆叙龙在2014年12月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催款函》是谢崇芳（爱森公司的人员）带着律师和四、五个人到其无锡家中要求其签的，当时其只有一个人；谢崇芳称120万元系明江酒店支付，到时候另外计算就行了”。而陆叙龙的好友顾正庆陈述：“陆叙龙曾经和他讲过，爱森公司和他串谋，将欠款数额提高，官司打赢拿到钱之后两人平分”。但二审法院未采信顾正庆的证言。景泰公司认为本案是陆叙龙和爱森公司恶意串通，诈骗景泰公司的犯罪行为。5、二审法院未采信景泰公司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错误。6、二审法院明知陆叙龙不是景泰公司员工，而要求景泰公司提供向爱森公司支付款项的明细，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7、一、二审判决潘松根对景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爱森公司应举证证明潘松根和景泰公司的人格混同。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爱森公司提交意见认为，1、相关证据表明陆叙龙是景泰公司的代表，其办理结算的行为对景泰公司产生约束力，景泰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2、关于《结算确认单》的签订时间，无论在庭审中还是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陆叙龙和顾正庆多次明确是2010年9月，2011年9月7日陆叙龙在《催款函》上也签字确认尚欠爱森公司248万元，此与《结算确认单》前后印证，且明江酒店项目于2009年9月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景泰公司需基本付清加工款，故爱森公司不可能在2009年9月即同意景泰公司至2010年下半年再付款。《结算确认单》的签订时间和违约责任的起算时间是两个概念，景泰公司、潘松根以违约责任的起算时间是2009年9月推导出《结算确认单》的签订时间也是2009年9月缺乏逻辑性。3、陆叙龙在《结算确认单》中为本案欠款提供保证担保，在讯问笔录中也表示愿意还款。陆叙龙作为还款义务人，对加工款的确认必然谨慎，其不可能与爱森公司串通。顾正庆是陆叙龙挂靠景泰公司的撮合人，且表示欠景泰公司一个说法，显然有为景泰公司开脱的动机。4、潘松根应对景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爱森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而非景泰公司、潘松根所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6、陆叙龙的诈骗犯罪行为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景泰公司、潘松根的再审申请。陆叙龙提交意见认为，1、陆叙龙介入明江酒店项目经过了景泰公司原董事长吕金浩的授权，景泰公司向陆叙龙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由陆叙龙全面负责该项目装修工程的施工，陆叙龙与景泰公司签订有协议。陆叙龙使用的景泰公司的合同章、财务章、项目部章是经过景泰公司原董事长吕金浩及副总经理洪家祥的同意才刻制的，是为了对外开展业务，且只针对明江酒店项目。该项目装修总额近4000万元，工期一年，如果没有印章将无法开展工作。如果景泰公司不知晓该工程，也不会和明江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导致工程损失约1700万元。2、景泰公司称陆叙龙和爱森公司串通抬高货款缺乏依据，明江酒店项目系陆叙龙承包，自负盈亏，故陆叙龙不可能如此操作。本院经审查认为，景泰公司、潘松根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景泰公司应对陆叙龙以景泰公司名义和爱森公司签订《委托加工产品合同》并进行价款结算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明江公司起诉景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2010）安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认定，陆叙龙持景泰公司有关手续与明江公司签订了《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陆叙龙作为景泰公司的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陆叙龙系景泰公司明江国际酒店装饰工程项目负责人；陆叙龙履行合同的行为属公司行为；明江公司与景泰公司签订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该判决业已生效，景泰公司并无充分证据推翻该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据此，陆叙龙作为景泰公司承接的明江酒店项目装饰工程的负责人，其在2009年3月12日以景泰公司名义和爱森公司签订《委托加工产品合同》，委托爱森公司加工明江酒店项目所需成品门及门套等木制品，以及其后和爱森公司结算价款均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虽然景泰公司抗辩《委托加工产品合同》上加盖的景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以及相关结算单据上加盖的景泰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均系陆叙龙私刻，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吕金浩已经向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报案，该局也于2013年3月8日立案侦查，但一则该刑事案件至今尚无定论，二则景泰公司在（2010）安民初字第4号民事案件的庭审中也认可其公司存在多枚印鉴，故不应由爱森公司承担景泰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的后果，三则上述合同和结算单据上尚有陆叙龙的签名，而陆叙龙作为项目负责人从事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个人签名即具有法律效力，故陆叙龙同时加盖的印章是否真实对本案中的责任认定并无影响。爱森公司作为《委托加工产品合同》的相对方有理由相信陆叙龙作为景泰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景泰公司与其签订与明江酒店项目装饰工程有关的合同，何况爱森公司加工的木制品已实际使用于该项目，故陆叙龙代表景泰公司签订《委托加工产品合同》并结算价款的行为，对景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一、二审判决认定《委托加工产品合同》项下的总货款数额为726.83万元并无不当。该合同的数量条款约定“本合同的数量是设计图纸预算的工程量，最终决算以现场实际数量为准结算，超图纸工程量另签补充合同”；价款总额条款约定“依据景泰公司图纸工程量约为287万元（货款结算时以实际数量计算价款总额为准）”。在该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明江酒店项目增加了工程量，爱森公司提交了合同附件、业务联系单、送货单、增补产品价格确认单等结算单据予以证明，其上或有陆叙龙的签名或同时加盖了景泰公司的项目部印章或合同专用章；且陆叙龙签名确认的爱森公司出具的《结算确认单》上明确载明货款总额为726.83万元，陆叙龙对上述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此外，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公安局在2013年3月立案侦查陆叙龙伪造印章案时，陆叙龙在2013年3月6日的讯问笔录中即陈述“其和爱森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加工产品合同》，货款总额有700多万元”。在2014年12月23日的讯问笔录中陆叙龙也陈述：“与爱森公司前后签过两份合同，第一份200多万元、第二份300多万元，合同项下货物除用于200多个房间外，还有酒店的餐饮部、KTV718个包间的沙发和茶几，KTV的大约30万，无合同”。从上述证据可见，爱森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远超过《委托加工产品合同》签订时预估的287万元。景泰公司虽称顾正庆的证人证言、杭州华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可以证明爱森公司的货款数额不可能达到726.83万元，陆叙龙和爱森公司有恶意串通抬高价款的嫌疑，但一则顾正庆的证言已被陆叙龙否认，亦无其他证据印证；二则《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形成于工程完工后近六年，不能全面反映完工当时的状况；三则如景泰公司所言，陆叙龙系挂靠其公司，自负盈亏，即陆叙龙系该工程的最终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其如果和爱森公司串通抬高价款将最终损害其自身利益，此不符合常理，何况陆叙龙亦作为保证人在《结算确认单》上签名。据此，本院对于景泰公司关于合同价款总额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再次，一、二审判决认定景泰公司尚欠爱森公司《委托加工产品合同》项下货款120万元，亦无不当。爱森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陆叙龙签名确认的《结算确认单》和《催款函》各1份。《结算确认单》无落款时间，载明：“2009年3月12日，双方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由景泰公司委托爱森公司为明江国际酒店工程加工固定家具及部分活动家具等木制品；于2009年9月20日完工并经景泰公司验收合格；货款总计726.83万元，已付货款473.83万元，尚欠253万元；2、景泰公司应确保在2010年12月底前结清货款（此处的12月系由9月手写更改而成），如不能如期结算，景泰公司应按原合同约定的条款，从2009年12月20日开始承担违约责任（此处的12月系由9月手写更改而成），并支付由此给爱森公司造成的其它损失，包括律师费用；陆叙龙自愿为上述还款提供保证担保”。陆叙龙在《结算确认单》上的甲方及保证人处签名。《催款函》系2011年8月27日爱森公司向景泰公司（陆叙龙）出具，载明：“2009年3月12日爱森公司与景泰公司签订的明江国际酒店木制品加工合同，于2009年9月20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至今已有二年之久，现应收款余额经双方核对无误，景泰公司尚结欠爱森公司货款248万元；申请景泰公司在9月1日前安排到位；如不能按期支付，将按法律程序清欠”。陆叙龙于2011年9月7日签收该函件，并注明“在9月底前先付50万元整”。景泰公司认为，陆叙龙已不欠爱森公司货款，爱森公司提交的《结算确认单》实际签订时间是2009年9月，爱森公司对《结算确认单》的内容进行了涂改，企图掩盖2009年10月明江公司代为向爱森公司支付120万元货款的事实，对于《催款函》，根据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是爱森公司的谢崇芳带数人前去陆叙龙家中要求陆叙龙签署，而谢崇芳明确表示明江公司支付的120万元另行计算。本院认为，《结算确认单》的签订时间应为2010年。从《结算确认单》的打印内容可见，其原意是“2010年9底之前结清价款，如不能结清，应按原合同约定条款，从2009年9月20日起承担违约责任”，即爱森公司在同意景泰公司延期至2010年9月底付款的同时设置了制约条件，如果景泰公司不按期支付，则按原合同的付款时间2009年9月20日起算违约金，此符合情理。虽然《结算确认单》上的两处“9月”被手写改为“12月”，双方现对是何人修改存有争议，但此并不影响《结算确认单》形成时间的认定，也不能反映明江公司代付的120万元是否包含在473.83万元已付款中，改动的意义仅在于将景泰公司的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起算时间分别推迟了3个月。而综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结算确认单》形成于2010年以后，且2009年10月明江公司代为向爱森公司支付的120万元货款包含《结算确认单》中载明的473.83万元已付款中。因为爱森公司二审中提交的陆叙龙签署的委托明江公司付款的《委托付款协议》载明“景泰公司截止2009年底尚欠爱森公司货款253万元”，而此数额与《结算确认单》中确认的253万元一致，故《结算确认单》不可能签订于2009年9月，其最早应形成于2009年底之后。且陆叙龙在2013年3月27日一审审理过程中也陈述“《结算确认单》是2009年年底工程全部完工后签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另外，陆叙龙于2011年9月7日签名确认的《催款函》也明确此时景泰公司尚欠爱森公司248万元货款，此与《结算确认单》中的欠款数额前后印证。据此，景泰公司上述主张的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最后，一、二审判决潘松根对景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潘松根于2012年3月12日经受让景泰公司原股东吕玉琴、吕金浩的股权而成为景泰公司的唯一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潘松根应举证证明景泰公司的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独立。潘松根仅抗辩其和景泰公司的住所地非同一地点、其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此不能证明其和景泰公司之间财产独立，故其应对景泰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杭州景泰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潘松根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管 波代理审判员  许俊梅代理审判员  关 倩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