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高新民初字第4811号原告杨益纯，女，汉族，1968年1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委托代理人樊剑，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杜丽娟，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被告刘思吟，女，汉族，1992年1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赵因，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杨益纯诉被告刘思吟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益纯诉被告刘思吟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益纯诉称，2013年12月期间，被告在原告开设并作为负责人的“一纯口腔诊所”做烧瓷牙，治疗过程中被告因对治疗有异议而自行中止，原告一直设法与之联系皆未果。2014年1月9日上午，被告突然纠结十余来人到原告诊所对原告进行殴打，原告及诊所工作人员受到被告威胁。此时，原告一方害怕至极，诊所工作人员悄悄用手机拨打“110”，并告知了原告丈夫及医生韩庚。“110”到来时，原告父亲却先声夺人，告诉警察是原告方报的警，此时警察欲核实报警手机，诊所工作人员在被被告围堵下恐惧万分，无奈将手机关了静音。警察离开后，在被告一方的继续胁迫下，由被告一方口述，帅英执笔书写了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退还被告已缴纳的6万元医疗费并承担被告在其他医院继续医疗的费用。原告杨益纯、案外人（本案证人）罗文忠、韩庚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并被迫退还被告人民币6万元。由于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以撤销，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4年1月9日签订的《协议》（以下简称：诉争协议）。本院为查明本案诉争的基本事实，于2014年10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有关事实调查。经查明，有关本案是否属于适格的起诉事实如下：2014年8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刘思吟诉杨益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刘思吟起诉称，2013年11月，刘思吟从加拿大回国后到杨益纯为负责人的“一纯口腔诊所”接受美齿医疗服务，在治疗过程中受到伤害。刘思吟到杨益纯处讨说法后，杨益纯退还缴纳的医疗费6万元并承诺愿意承担刘思吟的后续治疗费用（即本案原告所诉称的协议主要内容）。后刘思吟因杨益纯诊所造成的损害遭受巨大精神痛苦并产生或必然产生医疗费用，故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杨益纯向刘思吟支付医疗费251352.2元和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该案为（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该案已经开庭，刘思吟已经固定诉讼请求，该案中刘思吟将诉争协议作为证据使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截至本案作出裁定之日，（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尚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当中。诉争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纯口腔诊所”在向刘思吟进行美齿治疗时，未按医疗规定进行牙片检查，因此过失，造成刘思吟在治疗过程中疼痛难忍，故要求中止治疗，转华西口腔医院治疗，经医患双方协商：1、全额退还刘思吟已付治疗费用6万元；2、刘思吟转华西口腔医院美齿修复治疗所产生的治疗费用，由一纯口腔支付。前述内容由杨益纯、罗文忠、韩庚签字确认。罗文忠、韩庚本作为本案共同原告一并提起诉讼，后因自愿申请退出诉讼，并由杨益纯申请作为证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诉讼程序涉及多方法律关系，原告与国家、被告与国家、原告与被告。诉讼一旦开启，必然在当事人与国家之间造成影响，所以，诉讼的开启要满足一定的要件，其主要是考察原告利用民事诉讼程序实现纠纷化解的必要性，民事诉讼接受纠纷范围的可诉性。第一，考察本案原告利用民事诉讼的必要性。无论本案还是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争议指向的内容是明确的，即被告刘思吟在原告杨益纯作为负责人的“一纯口腔诊所”接受牙齿治疗而产生的双方权利义务。要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需要分两个步骤：一、在事实上确定发生医疗损害事故；二、在医疗事故基础上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在（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中，刘思吟提交诉争协议作为证据，其主要将起到证明医疗损害事实存在的效果，凭借诉争协议不能直接支持刘思吟医疗费251352.2元和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的权利主张，而尚需要刘思吟提交证据形成证据锁链。（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在于在事实上确定发生医疗损害事实是否发生，可见，本案与（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的审理对象即是否存在医疗损害事实形成重合。在（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中，诉争协议不存在时，医疗损害事实的证明责任由刘思吟承担，诉争协议的存在使刘思吟可以轻松完成该举证，此时，杨益纯必须采用证明方法削弱诉争协议载明的情况。在本案中，杨益纯也要对该医疗损害事实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杨益纯可以在（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充分举证，形成优势证明以否定诉争协议载明的情况。杨益纯已经具有充分的手段要避免协议对其带来的影响，其另行起诉，使其不具有司法救济的必要性。系属法院亦应当充分行使证据释明权，以资在协议载明情况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杨益纯得有充分的机会和手段通过证据方法削弱诉争协议的证明力。第二，民事纠纷的可诉性范围。原告提出的诉讼为撤销之诉，即依照实体法上规定要件要求变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诉争协议载明存在医疗损害事实的情况，其双方约定的法律效果为：第一，退还医疗费6万元；第二，由损害方负担修复费用。合同成立需要明确具体的意思表示，该份协议中医疗费退还为明确的意思表示，但是损害方负担修复费用，其并不能作为意思表示理解，其并非协议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由前述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可见，撤销协议需要满足胁迫的外在条件，还要满足违背意思表示真实。如果本案存在医疗损害即协议所陈述的“‘一纯口腔诊所’在向刘思吟进行美齿治疗时，未按医疗规定进行牙片检查，因此过失，造成刘思吟在治疗过程中疼痛难忍”这一事实，那么，一方面要求退还医疗费并要求损害方承担修复费用并不违背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此时，即使刘思吟采取了胁迫手段，也并不导致退还医疗费并承担修复费用的协议可撤销。当然，杨益纯有权对受到的胁迫追究刘思吟的法律责任，如果事实并不存在，退还的医疗费应当返还，同时也不应当承担所谓的后续修复费用。形成之诉，乃在于原告表明存在胁迫事实，该事实导致原告违背意思表示作出对己不利之权利义务承诺，从而通过司法确认避免该不利承诺对自身的约束。由此可见，本案虽然在形式上有原告对被告的义务，但是这一义务与事实紧密相连，即事实存在则义务合情合理，事实不存在则义务没有基础。原告要撤销的实质上是诉争协议载明的情况，撤销之诉不撤销事实。第三，本案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目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该条款规定了民事诉讼法的任务、目的和宗旨，民事诉讼归根到底要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当被告刘思吟向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对原告杨益纯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之时，当事人之间关于刘思吟在杨益纯作为负责人的“一纯口腔诊所”接受牙齿治疗而产生的双方权利义务，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时本院再行对诉争协议进行审理判决，无论做出何种判决，都不能起到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作用。双方之间关于刘思吟在杨益纯负责的“一纯口腔诊所”接受牙齿治疗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无论医疗费用问题还是刘思吟后续医疗问题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通过诉讼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本案原告请求本院撤销诉争协议，诉争协议无论撤销与否，当事人的争议仍然存在。一个民事诉讼案件的存在，既不能起到民事诉讼应有的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作用和目的，则证明这个诉讼案件本身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本案并不能起到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在当事人之间定纷止争的目的，同时本案原告在已经开启的诉讼中应当通过积极举证来证明诉争协议载明情况的证明力存在问题，而并非另行通过诉讼来否定诉争关键事实。即使在先不存在（2014）武侯民初字第3226号案件，原告的诉权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撤销行为不能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而且对于事实存在与否，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举证行为来进行主张，人民法院需要审查证据、认定事实，但人民法院并不能脱离权利义务单独审查证据、认定事实。如果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主张退还的医疗费6万元，其正确的诉讼方式是主张给付之诉，而并非主张撤销之诉，人为地将完整的诉讼分割成撤销之诉再视情况进行给付之诉，从中不能看到原告的诉的利益。综上所述，本案原告没有通过撤销之诉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救济的必要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益纯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周寓先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书 记 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