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9民终4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玉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王淼，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洋，辽宁凯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汲群，阜新市太平区政府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兵。
委托代理人王军，辽宁恒敬（阜新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冯玉红因与被上诉人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简称：太平区棚改办）、被上诉人刘兵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平区人民法院（2015）太民一初字第00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告冯玉红，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的委托代理人王洋、汲群，被上诉人刘兵的委托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冯玉红一审诉称，2013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刘兵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购买被告太平区棚改办拆迁安置房屋一处，房屋被拆迁人系张玉柱。原、被告协商购房款29000元，原告交付购房款之后，被告将张玉柱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户籍证明，动迁搬家验收单、拟回迁安置交款通知单、收款收据交给原告，待原告得到安置房屋后，再按安置协议书的约定，缴纳房屋增加面积款25900元及物业配套费等，楼房、房号参加选号获得。原告于2013年3月将购房款29000元交给被告，被告将张玉柱所有的安置房屋手续交给原告。2013年8月9日安置房屋选号，被告拒绝原告参加选号，让原告等下一批选号，直至今日被告也没有给原告安置房屋。经司法鉴定，张玉柱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的“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印章与被告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印章为同一印章，所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并非伪造，系被告应当安置的房屋。被告既然将安置房屋出售给原告，就应当履行安置协议，在拆迁安置范围内给原告安置房屋，否则即构成违约，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太平区棚改办履行协议，给原告在高德新建小区安置房屋一室一厅，不小于37平方米，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给原告在高德东山新建小区区域内安置一室一厅居室房屋，不小于37平方米；2、给付原告搬家补偿费2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太平区棚改办一审辩称，本案基本事实已经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被告刘兵犯诈骗罪，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一节明确认定被告人刘兵和毕戬构成诈骗罪，骗取原告财物的事实存在，原告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被告刘兵犯罪行为导致。因此，作为诈骗犯罪事实和后果的协议不能成为定案依据，故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刘兵一审辩称，一、原告追究刘兵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新的司法解释已经不支持单独的民事诉讼，因此原告起诉追究刘兵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案件的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对刘兵的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原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均是基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而拆迁房屋的安置主体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刘兵作为正在服刑的犯人根本没有资格履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刘兵客观上不可能完成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内容。刘兵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此，在原告与政府的民事诉讼中刘兵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三、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经司法鉴定，《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印章与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印章为同一印章，但其所提供的依据中并没有相关检材，检材与《鉴定意见通知书》的结论是否具有统一性无法确定，该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刘兵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3日，原告冯玉红与被告刘兵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购买坐落于阜新市太平区东山公共汽车站、建筑面积37平方米的楼房一户，房款29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房款交给被告刘兵，被告刘兵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拆迁人为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被拆迁人为张玉柱）、动迁搬家验收单、拟回迁安置交款通知单、收款收据、张玉柱户口本复印件交给原告。
2013年10月22日被告刘兵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4年8月16日，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兵等人诈骗一案作出（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从2011年开始，被告人刘兵以低价购买太平区东山、米家地区“回迁房”为由，利用伪造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以收取“购房款”、“调楼层费”、“租房费”、“搬家费”等名义，骗取他人财物。刘兵单独骗取冯玉红107000元。同时该判决书中被害人冯玉红（本案原告）陈述的事实如下：2013年4月其从刘兵手买了三套太平区东山动迁房子，当时与刘兵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刘兵还给了其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三个房子共给了刘兵96000元。后刘兵又从其手中要走6000元调楼号钱、借走5000元。后联系不上刘兵了。该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刘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假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结合刘兵其他诈骗数额，判处刘兵有期徒刑十年。该判决书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本次原告诉讼中该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系上述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之一，该份协议中加盖的公章“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经阜新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后，证实与被告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公章一致。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鉴定意见通知书、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履行协议，其提供的证据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而该份证据已经被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确定为伪造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故该份伪造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关于原告主张协议书中“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印章与被告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印章为同一印章，所以协议书并非伪造一节，本院认为，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仅能证实协议中公章的真实性，但无法证实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且原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中所确认的事实，故此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履行协议安置回迁房屋，给付搬家补偿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冯玉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50元（原告已交纳），由原告冯玉红负担。
冯玉红的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太平区人民法院（2015）太民一初字第0027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履行协议，给上诉人在高德东山新建小区区域内安置一室一厅房屋，不小于37平方米，给付搬家补偿款200元；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2013年3月13日，上诉人经被上诉人刘兵与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购买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拆迁安置房屋一处，房屋被拆迁人系张玉柱的太孙四委26-2-8回迁房屋。该份协议书经司法鉴定，张玉柱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的“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印章与被上诉人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印章为同一印章，该事实经原审判决书认定，所以《房屋安置协议书》并非伪造，系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应当安置的房屋，且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没有合理合法的理由解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盖章的行为系非法行为，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承担，所以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应当承担在协议书上盖章的民事责任，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是被上诉人刘兵犯有诈骗罪，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既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也不是被害人，并且刑事案件的案由是诈骗罪不是贪污罪，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与刑事案件无关，不能以此作为抗辩理由。
2013年3月13日，上诉人经被上诉人刘兵与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拆迁安置被拆迁人系张玉柱的太孙四委26-2-8回迁房屋，被上诉人转卖给焦南，在冯玉红与焦南买卖该房屋的民事纠纷案件中被太平区人民法院（2015）太民一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太平区棚改办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为有效行为。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太平区棚改办当庭答辩意见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兵犯诈骗罪。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一节已经明确认定被告人刘兵和毕戬构成诈骗罪骗取原告财物的事实存在，上诉人用于证明相关情况的“房屋安置协议书”也已经被人民法院依法确定为伪造，故作为诈骗犯罪事实和后果的协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的财产损失完全是由于被告刘兵的犯罪行为导致。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与案外人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在诉状中所述的其与案外人的纠纷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已经完成相关区域的拆迁安置工作，拆迁区域内的全部被征收人也已依法安置补偿完毕。上诉人非拆迁区域被征收人，其所述的与案外人的纠纷答辩人不知情，也与答辩人无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
被上诉人刘兵的答辩意见是：一、上诉人追究被上诉人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换言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侵财案件不支持单独的民事诉讼。因此上诉人追究被上诉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案件的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基础。上诉人的诉请均是基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而拆迁房屋的安置主体是政府的相关部门。被上诉人作为正在服刑的犯人根本没有资格履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被上诉人客观上不可能完成《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内容。被上诉人即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此上诉人诉政府的民事诉讼，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阜新市太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卷宗《阜新市太平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没有房屋拆迁协议底档人员名单》中记载，太平区棚改办的动迁房屋中不包括张玉柱名下的太孙四委26-2-8号。罪犯刘兵等人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虚构事实，掩瞒事实真相，伪造了“张玉柱”与太平区棚改办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事实已经为本院（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依照上述规定，刘兵持有伪造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与上诉人冯玉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虽然是真实的，但这只是太平区棚改办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证据而认定《房屋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冯玉红的该项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2014）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已经于2014年9月生效，原审法院依据该判决认定涉案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太平区人民法院（2015）太民一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案情与本案类似，冯玉红与案外人焦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虽然认定了冯玉红与焦南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但该案属民事案件且生效时间晚于本院的刑事判决，上诉人冯玉红认为应当以此为依据认定本案涉及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为有效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0元，由上诉人冯玉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剑锋
审 判 员 王蝉明
代理审判员 郭 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应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