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9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锋，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简业华，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莉，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楚棱，男，197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俊，女，1980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宏润，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伟锋因与被上诉人黄楚棱、袁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伟锋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815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何伟锋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标的额为2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黄楚棱、袁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两个重要方面为何伟锋是否提供借款，袁俊是否已经还款。在一审庭审中，袁俊已经确认何伟锋所提交的证据《借条》为其亲笔所签，确认其真实性，而该《借条》亦明确载明是现金交付。由此可以证实，黄楚棱已经就案涉借款的交付方式确定为现金交付，其亦已经于2015年6月24日收到何伟锋所提供的案涉借款。故，案涉借条不单将交付的方式确定为现金交付，同时兼备了收据的功能。因为，在日常的以现金交付方式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交易活动中，作为借款人均不会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而放心让出借人拿走相关的《借条》。故，为了方便交易，简化交易的流程，作为出借人不会再另行要求借款人出具相关的收据。至于，《借条》的内容是否应该包含利息、还款时间、用途及保证人约定的问题。在—般的交易过程中，作为出借人注重的是出借的金额、出借的时间及借款人的信息问题，因为上述的要素是直接影响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关键。至于利息，还款的时间、用途及保证人的约定，只是起补充作用，并不影响双方实际现金借贷关系的发生。且何伟锋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从事民间借贷工作，也不是从事法律工作，不可能严苛地要求其在对外提供借款的时候，要审查借款人所出具的《借条》是否具备法律上要求的全部要素，这样是对何伟锋极为不公平，且有违民间借贷一般的交易习惯。而一审法院却以其自身的认知范围认为只要借款的金额达到二十多万的，就应该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而不能通过现金的方式，但是根本没有考虑到《借条》本身的内容，违反了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日常民间借贷活动中存在的一般交易习惯。同时，黄楚棱在一审庭审中辩称，案涉借条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其没有收到何伟锋的借款，双方不存在借款事实。但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其仅见过何伟锋两三次，但却能记得两年前何伟锋前去工厂找黄楚棱的具体日期，有违常理，一审法院却认定证言真实性，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至于借款来源，何伟锋与朋友经营电镀厂且是合伙人之一，在经营活动中为了方便直接收取客户货款暂时予以保管不足为奇，其已告知朋友，财务是否清楚当中的情况不足以否定借款来源的真实性。且作为民营企业，财务的运作不能够严格要求与国企和事业单位一样有健全的财务机制，案涉借款有现金交易基础。二、案涉债务发生在黄楚棱和袁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俊应对涉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通过何伟锋提交的证据《借条》及《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可以证实，案涉债务发生在黄楚棱和袁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袁俊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案涉债务为个人债务或者案涉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袁俊应就黄楚棱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何伟锋与黄楚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明确，且案涉债务发生在黄楚棱和袁俊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黄楚棱和袁俊应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何伟锋的合法权益，支持何伟锋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楚棱、袁俊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伟锋的上诉请求。我方对该20万元的借条存在多处疑问。1、首先该借据没有写利息和还款日期、担保人等民间借贷的主要条款。且纸条形成中每个字眼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见是黄楚棱不愿意的情况下书写的。何伟锋主张为民间借贷，显然与事实不符。黄楚棱至今也没有收到过该笔款项。2、本案交付方式是现金，但何伟锋与袁俊之间的往来都是通过转账，已经形成习惯，但是本案的大额款项却通过现金，不合理。3、交付现金后没有出具收据也不符合常理。4、何伟锋与袁俊共同经营电镀厂，这个存在的事实。何伟锋与黄楚棱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信用如何产生，可见这种借贷关系是难以成立的。5、何伟锋与袁俊合伙经营电镀厂，一直处于投产和亏损的状态，双方均不愿再投入，双方因此关系出现缝隙，何伟锋在此情况下还出借款项不合理。6、袁俊作为何伟锋以前的员工，在何伟锋开的工厂打工，一个月只有3000多元收入，这样的经济基础，何伟锋也不可能像袁俊出借款项。7、在19827号借款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继续出借大额款项，不合理。8、所谓借款的资金来源方面，何伟锋的陈述与一般生活习惯相违背。综上，何伟锋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何伟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楚棱向何伟锋归还借款本金2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以25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2、袁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楚棱、袁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6月25日，黄楚棱向何伟锋出具《借条》内容为：本人现借何伟锋现金人民币250000元贰拾伍万元正。黄楚棱在该《借条》上签名。二、对借款经过，何伟锋解释称黄楚棱致电给何伟锋需要资金周转，何伟锋便通知黄楚棱到何伟锋所有的工厂提取现金，何伟锋大约在2015年6月25日下午2点-3点左右，在何伟锋工厂17号办公室将250000元现金交付给黄楚棱，上述现金分五捆并用黑色环保袋装起来交付给黄楚棱，黄楚棱出具《借条》，且口头约定三分利息。何伟锋基于对黄楚棱的信任，并借款在短时间内归还，且何伟锋非法律专业人士，未能约定用途及利息、保证人、还款期限等。何伟锋还称其与朋友在番禺经营一间电镀厂，平时工厂收取货款的方式是谁收取谁保管，该250000元现金是从客户处收取的货款但并未向其开具收据，财务对上述现金也未入账，另外工厂未安装摄像头也未对来访人员进行登记。黄楚棱确认《借条》为其所写，但对何伟锋陈述的借款经过表示否认,并表示其未收到过何伟锋出借的250000元，也未曾去过何伟锋工厂借款，不存在借款的事实。至于《借条》的形成经过，黄楚棱解释称2015年6月25日上午大约10点，何伟锋与案外人何子明（何伟锋确认何子明为其堂弟）到肇庆高要金利的电镀厂，即是何伟锋与袁俊一起合伙成立的工厂，要挟黄楚棱出具《借条》，因当时袁俊不在现场，资金往来基本上是袁俊与何伟锋之间进行，黄楚棱并不清楚，黄楚棱要求先与袁俊商议，但何伟锋不同意，并称因合伙的电镀厂亏损严重，若不出具《借条》，黄楚棱不准离开肇庆高要金利的电镀厂，黄楚棱在巨大压力下出具《借条》。三、黄楚棱、袁俊申请肇庆高要金利的电镀厂工作人员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某称在肇庆高要金利的电镀厂见过何伟锋本人，但并未听见何伟锋与黄楚棱谈话内容。四、黄楚棱、袁俊提供的《电镀厂房租赁合同》、《收费收据》、《设备购销合同》、《工程报价单》、《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拟证明何伟锋和袁俊合伙经营电镀生意。《电镀厂房租赁合同》、《收费收据》、《设备购销合同》、《工程报价单》等均只有袁俊签名，其中《电镀厂房租赁合同》显示出租地点为金利镇金盛工业园内的厂房自编号B（1）座一车间（B），面积842平方米等内容。何伟锋与袁俊均确认双方为合伙关系，但没有书面协议仅有口头约定。五、阳春市民政局开具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显示申请人为黄楚棱、袁俊，审查意见为符合结婚条件准予登记，婚姻登记日期为2006年9月21日。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大额现金交付的借贷行为，何伟锋仅凭《借条》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黄楚棱又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故出借人何伟锋应当就其与黄楚棱存在250000元大额现金借贷关系及借贷发生的时间、款项交付等事实继续举证，只有在何伟锋对本案现金交付的相应情况予以说明，并得到合理解释，并且举证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其请求权才能依法得到支持。对本案，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一、对《借条》未写明利息及还款日期的问题。何伟锋解释称自身非法律专业人士，故未能约定用途及利息、保证人、还款期限等。一审法院认为何伟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长时间经商经历，应具有一定的借贷交易经验，何伟锋的解释过于牵扯强；二、从交付方式分析。何伟锋解释称为了交付现金，黄楚棱到番禺提取现金。但，众所周知当前银行汇款比现金交易更为便捷和安全，且何伟锋与袁俊的多笔资金往来均是通过银行汇款，何伟锋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三、在交付后并无出具收据的问题。何伟锋解释称基于对黄楚棱的信任才以现金方式交付且不出具收据。但是，从黄楚棱、袁俊提供的证据看何伟锋与袁俊合伙经营电镀厂的经济往来仅发生于其两人之间，何伟锋与黄楚棱在此之前并没有经济往来，缺乏巨额现金借款的信用基础，何伟锋主张250000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黄楚棱，既无相关交付凭证，又无相关担保，明显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四、从现金来源分析。何伟锋称其与朋友在番禺经营一间电镀厂，平时工厂收取货款的方式是谁收取谁保管，在出借250000元给黄楚棱前一天，何伟锋向其朋友释明将收到的250000元现金出借给他人，对此货款财务不一定知道，也没有收据。但何伟锋并无证据予以印证，且与日常财务运作有悖，同时何伟锋也未能解释该250000元的现金具体出自哪些客户，故对何伟锋关于现金的来源解释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何伟锋既无法对以现金方式交付的相关细节提供证据佐证，又未对以现金方式交付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当结合案件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何伟锋主张250000元是现金方式支付的事实存在合理性怀疑，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250000元现金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何伟锋主张出借250000元给黄楚棱、袁俊的事实不予采信，对何伟锋要求黄楚棱、袁俊偿还2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何伟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28元，由何伟锋负担。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何伟锋是否向黄楚棱支付了25万元现金借款。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何伟锋为向黄楚棱主张偿还借款25万元，提供了黄楚棱署名的《借条》的一张，该借条显示，本人现借何伟锋现金人民币250000元贰拾伍万元正。黄楚棱虽承认《借条》是其所写，但认为是受胁迫所写，并否认收到过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各执一词。一审法院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从《借条》本身的形成、交付方式、日常交易习惯、款项来源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分析，并依照证据规则作出判断，符合认定民间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基本原则。虽何伟锋对于一审法院的认定不服并提出上诉，但其并未在二审提出新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查一审的全部证据材料，并未发现一审法院的论述存在不当之处，故本院对一审法院的论述予以确认，二审对此不再进行赘述。因何伟锋二审提出的上诉理由均非阻却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事实的充分理由，其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支持其二审的请求，本院对其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328元，由上诉人何伟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茹艳飞审判员  丁阳开审判员  谢国雄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日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