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754号
原告：梁国锋，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徐凤金，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梁旭镇，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余佩洵、郑建兰，均系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下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钟志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剑雯，该社职员。
原告梁国锋诉被告梁旭镇、第三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下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以下简称“棠下经济联社”）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国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某，被告梁旭镇的委托代理人余佩洵、郑建兰，第三人棠下经济联社的委托代理人钟剑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国锋诉称：姐姐梁旭镇离婚后，于2000年带着儿子梁某回到娘家得到娘家人的关心照顾，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梁旭镇从没好好工作，梁某都是由我们一起把他带大的。2013年，新墟村拆迁了，妈妈徐某担心女儿梁旭镇将来无房住，要求将我名下新墟西涌2××号分割100平方米给梁旭镇，并带梁旭镇一起到拆迁办签了21-1号房的拆迁协议，协议签好后归梁国锋所有保存。因为只送屋给梁旭镇，回迁费不送，所以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按我的要求在协议的第1页首部写了我的账号07×××26，梁旭镇按了指模。由于房屋是我给梁旭镇的，她内心很高兴，到另案审理时，她忘记了协议第1页首部上的字，并予以否认，并主张21-1号房有屋证，而其实该房没有屋证，没有水电表。补偿费和回迁费由开始到现在都是发放给我的，到梁旭镇提出异议时我同意村委代为保存。在另案庭审中，代表棠下村委的钟律师亦主张21-1号房是在拆迁测量时从2××号分割出来的，棠下村是代表拆迁办的。我方有2××号屋证，2××号拆迁协议，21-1号拆迁协议的原本，2××号和21-1号关联相通的迹象是全村600多份协议中，独一无二的。梁国锋撤销对姐姐梁旭镇的21-1号房屋赠送，收回归梁国锋自己所有。现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棠下村棠下新墟村民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协议》棠下金融拆安协字[2013]F033号的相对方为原告及第三人，上述协议的权利由原告享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梁旭镇辩称：我方才是拆迁协议的当事人，是享有上述合同权利的权利人。因为被告是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不存在合同利益归原告所有的事实。涉案房屋于2011年至2012年建成，我方是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但当时并未及时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在房产拆迁时，我方作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与第三人签订《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棠下村棠下新墟村民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协议》的时候，由第三人为被告出具了权属证明。故我方是涉案房屋的权属人，原告无权享有该房产的权益。
第三人棠下经济联社发表如下意见：一、因为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案，我方并非原告所诉请的侵权人。二、至于被告称涉案房屋是其建成，我方根据村民的反映，涉案房屋是由原告及原告的母亲共同建成。三、关于被告村里出了一份产权证明，该证明是在原告赠与被拆迁房屋的前提下，我方以被告为权利人所出具的。四、虽然涉案房屋已被拆迁，但因拆迁所享有的所有权益其实是原告对拆迁房屋所产生的权益赠与给被告的。
经审理查明：被告梁旭镇与原告梁国锋为姐弟关系。
2013年3月18日，第三人出具《权属证明》，内容为兹有梁旭镇，位于金融城起步区棠下新墟图号：第F033号（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村新墟西涌21-1号）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
同日，第三人（甲方）与梁旭镇（乙方）签订《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棠下村棠下新墟村民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协议》（棠下金融拆安协字【2013】F033号）（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征拆地址为棠下新墟西涌21-1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测量栋号F033，房屋建筑总面积为132.6538平方米；搬迁费以复建安置面积计算，按1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支付两次，实际支付给乙方1980.7元；临迁费以复建安置面积计算，按3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补至回迁止，乙方第一期补偿临迁费35652.53元；复建房建设工期计划四年完成，甲方于2017年3月31日前将复建回迁房交付乙方回迁；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原址房屋权属证明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及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均属真实、合法有效；乙方作为权属人，自行负责解决原承租方、使用人的所有问题，如因此产生的纠纷由乙方自行协调解决，与甲方无关；等内容。上述合同附件《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棠下村棠下第十、第十一股份合作经济社村民房屋补偿安置计算表》（内容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新墟西涌21-1号，测量栋号F033，权属证明为无证，实际建筑基底面积为18.6807平方米，房屋建筑总面积为132.6538平方米，层数为6，应收总金额为148386.23元），上述计算表本址房屋权属人确认处签有梁旭镇的名字。
现原告以其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享有涉案房屋《拆迁协议》的权利义务。
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如下事实：1、涉案房屋未办理过宅基地使用证；2、涉案房屋的拆迁款项一直由原告收取。
原告称涉案房屋由其出资，并于2012年建成，花费约20万元；由于被告的儿子经常在其家居住，原告母亲徐某要求其赠与被告一些面积，其亦口头予以同意，但被告随后将其父亲带走，故其撤销对被告的赠与，要求确认其为《拆迁协议》的权利人；其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新墟西涌2××号房（以下简称“2××号房”）的权属人，该2××号房的宅基地使用证中显示的面积为54.22平方米是包括了涉案房屋的部分面积，后2××号房办理了新的集体使用证，显示的面积为50.5平方米。
被告对原告的上述陈述予以否认，并称涉案房屋由其出资建设，并由其母亲徐某安排施工；其于2004年兴建涉案房屋，当时仅建了一层瓦房，花费约5000元，2011年底至2012年初，其出资拆除原瓦房屋顶瓦片后加建了三层与一楼梯间，花费7万元；签订《拆迁协议》前，其母亲徐某向其表示为方便以后买车位，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三间房的拆迁款项均汇入原告的账户，其亦表示接受。
第三人称签订拆迁协议的前提需要被拆迁人提交被拆迁房屋集体土地证，涉案房屋是建立在2××号房旁边，但当时其未出具任何证明，原告也无法办理相关房产证明，经向其他村民了解，涉案房屋是由原告出资兴建，因此其在涉案房屋没有集体土地证的情况下，依然同意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但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原告向其提出将涉案房屋赠与给被告，因此拆迁协议的乙方为被告，即原告将拆迁协议的全部权利赠与被告。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发证日期为2000年4月18日的2××号房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使用人为原告，面积为54.2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1.9平方米）；2、核准日期为2007年2月2日的2××号房权属证书（载明权属人为原告，用地面积为50.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60.51平方米）。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宅基地使用证上显示2××号房的面积为41.9平方米，房产证上显示的面积为50.5平方米，恰恰证明了涉案房屋与2××号房为彼此独立的房产。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为2××号房的权属人，并在2××号房旁边加盖了涉案房屋，涉案房屋依附于2××号房，经了解，涉案房屋是由原告及其母亲所建。
本院认为：依据物权公信原则，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其一，原告关于涉案房屋为2××号房所分割出来的陈述，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此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其二，原告关于其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的主张，应由原告提供相应证据，原告未能提供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且其提供的2××号房的权属证书及其收取涉案房屋拆迁款的事实均不足以证明原告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故原告基于其为涉案房屋的权属人主张撤销对被告的赠与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三，《拆迁协议》是被告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且第三人签署《拆迁协议》时亦向被告出具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明》，故第三人应清楚知晓《拆迁协议》的相对方为被告，现第三人仅以其陈述否认被告为《拆迁协议》的相对方，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综上，原告要求享有《拆迁协议》的权利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国锋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3700元，由原告梁国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雅婧
人民陪审员 杨思华
人民陪审员 曾昭晖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梁怡筠
廖嘉欣
判决书已于2016年月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