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寿亮。
委托代理人：吕春，广东尊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彩珠，广东尊品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春生。
委托代理人：刘文辉，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威，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周国坚。
上诉人吴寿亮因与被上诉人柳春生、原审被告周国坚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吴寿亮一审诉称：吴寿亮在东莞市大朗镇设立东莞市大朗亮明文具包装材料店，长期从事文具、包装材料、服装辅料、纺织原料的销售。2014年5月24日，曾经在吴寿亮处购买过毛线的客户甘加德到吴寿亮经营的东莞市大朗亮明文具包装材料店订购一批价值共计64653元的毛纱要求运往广西柳州，甘加德承诺货到付款。由于吴寿亮长期从事门店销售，不知道哪些货运公司可以将货物运往广西柳州，于是甘加德将印有柳春生姓名的名片（东莞市北方长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营运部）称该货运公司可以发货到柳州。2014年5月25日，吴寿亮准备好货物后按照名片电话联系柳春生，柳春生很快派司机过来吴寿亮处装货。当天下午周国坚自称是柳春生派来取货的司机，于是吴寿亮将价值64653元的毛纱全部交给周国坚运走，周国坚出具抬头为“北方长城货运公司”货运单给吴寿亮填写后由周国坚签收，该货运单注明：收货人为甘加德，联系电话：180××××3078，终到站：柳州，运费付款方式为到付。吴寿亮发货后第三天与甘加德无法联系，于是吴寿亮联系柳春生和周国坚询问货物运输情况，柳春生和周国坚告知吴寿亮在2014年5月25日周国坚从吴寿亮处取货当天晚上，有一名男子（不能确定姓名）拿着一张甘加德身份证复印件到柳春生和周国坚位于东莞市常平苏坑一路6号的货运场将价值64653元的毛纱全部提走，柳春生和周国坚并未按约定将货物运往广西柳州。几经交涉后，柳春生于2014年6月25日亲笔书写事情经过给吴寿亮。经工商查询，东莞市北方长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北方长城货运公司均未在东莞市工商局办理注册登记，吴寿亮也不知道柳春生和周国坚究竟何种法律关系，但是吴寿亮的货物由柳春生和周国坚承运，柳春生和周国坚却未按约定将货物运往广西柳州交给甘加德本人，属于违约，导致吴寿亮损失，故吴寿亮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柳春生和周国坚赔偿吴寿亮货物损失6465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柳春生和周国坚承担。
柳春生和周国坚一审辩称：案涉毛纱的实际承运人是东莞市运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顺公司”），柳春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国坚是该公司的司机，因此，本案被告应是运顺公司，而非柳春生和周国坚。吴寿亮不是适格的原告。2014年5月24日，第三人甘加德到柳春生经营的运顺公司询问是否有提供发往广西柳州的物流服务，得到运顺公司肯定的回答后，甘加德称自己有一批货要运往广西柳州，明天会叫人打电话过来让运顺公司去提货。因此托运人是甘加德而非吴寿亮，吴寿亮与运顺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即使吴寿亮与柳春生和周国坚的诉讼主体资格均没有问题，那么柳春生和周国坚也无需对吴寿亮承担赔偿责任。吴寿亮与甘加德之间的买卖合同中，吴寿亮只要将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后，即完成了交付义务，甘加德即需要向吴寿亮支付货款，柳春生和周国坚的行为没有造成吴寿亮的损失，事实上柳春生和周国坚也将货物交付给了甘加德，吴寿亮因为甘加德逃避货款而将责任推在柳春生和周国坚身上，于法无据。即使吴寿亮与柳春生和周国坚的诉讼主体资格均没有问题且柳春生和周国坚需向吴寿亮支付违约金，那柳春生和周国坚只需支付的违约金最多为4080元。因为吴寿亮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货物的价值，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在快递服务过程中，快件（邮件）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符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偿。根据吴寿亮提交的“货运单”显示，托承双方约定：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保价），如不保险、丢失、损坏，按运费的三倍赔偿。在“运费”一栏中载明“1360”，本次托运的货物并没有保价，因此赔偿的金额应当为4080元。本案应追加甘加德为第三人，以查清托运人到底是甘加德还是吴寿亮，甘加德是否已经将货款支付给了吴寿亮及甘加德与吴寿亮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如果甘加德与吴寿亮之间对货物交易的风险、所有权转移等事项没有约定，则自货交承运人后则完成对甘加德的义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甘加德承担，并且是甘加德要求吴寿亮将货物委托东莞市运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运输的，吴寿亮完全可以向甘加德追偿货款，从而不存在损失。吴寿亮要求柳春生、周国坚赔偿于法无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寿亮是东莞市大朗亮明文具包装材料店登记的个体户经营者，吴寿亮主张与一名案外人“甘加德”（具体身份信息不明）达成买卖合同，将一批价值64653元的毛纱卖予甘加德，吴寿亮与甘加德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因吴寿亮卖予甘加德的货物需要物流运输，吴寿亮称甘加德出示了一张印有“东莞市北方长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营运部、柳春生”的联系方式的名片。其后，吴寿亮按名片信息致电柳春生，通知柳春生到吴寿亮处提取和承运货物。2014年5月25日，周国坚驾车到吴寿亮处提取了货物，并签名向吴寿亮出具一份“北方长城货运公司”的货运单，注明：收货人姓名甘加德、手机180××××3078、终点站柳州、付款方式到付、毛纱0014117-100条、拉架17捆，合计117件，3025kg，运费1360，发货人吴寿亮，并注明“托运货物必须加保险（保价），如不保险、丢失、损坏，按运费3倍赔偿”，未注明代收货款，收货人签名处有“甘加德”的签名。吴寿亮称托运货物时出示了一张货物清单，显示货物的情况和总价值为64653元。
柳春生和周国坚主张甘加德于2014年5月24日到店内咨询货运事宜，便将柳春生的名片给了甘加德，次日，吴寿亮联系柳春生上门提货承运，周国坚开车到吴寿亮处提货。柳春生和周国坚举证的通话记录显示，提货当晚的20：42时许，货运单上注明的收货人手机号码180××××3078两次致电柳春生，柳春生和周国坚主张电话内容为甘加德告知其不用承运货物至柳州，甘加德会让他人来取走货物，随后，一名身份不明人士携甘加德的身份证复印件到货运店内取走货物，柳春生和周国坚主张未保留甘加德的复印件，未留存取走货物的人的身份信息，因未实际承运，未收取运费，通话记录显示在当晚21：07时许，柳春生致电回180××××3078的电话号码。柳春生于2014年6月25日书写一份书面材料，陈述了上述情况，并写明毛纱货款64653元。
另，柳春生是运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运顺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日。货运单上的“北方长城货运公司”及柳春生名片上的“东莞市北方长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均未经工商注册登记。柳春生确认“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是其在运顺公司成立前对外经营的字号，因该字号已经具有一定名气，故运顺公司成立后的交易过程中存在沿用该字号的情况。柳春生和周国坚均确认周国坚是柳春生经营的货运公司聘请的司机，柳春生举证了周国坚等人签收工资的记录表。吴寿亮尚未向甘加德起诉追偿货款。
以上事实，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货运单、货物清单、柳春生名片、工商登记查询结果、柳春生的书面陈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电话通话记录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吴寿亮基于运输合同纠纷起诉柳春生和周国坚，双方争议的关键点是吴寿亮的诉求能否获得支持，柳春生、周国坚是否应当向吴寿亮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只需就运输合同本身进行审理，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明，足以在法律规定内认定责任，无需追加第三人；且甘加德身份信息不明，双方均不能提供甘加德的联系方式，即便追加甘加德为第三人后，如无法直接送达甘加德，也并不能如柳春生、周国坚答辩时希望的实现进一步辅助反映案件事实的目的，不利于诉讼效率，故对柳春生、周国坚提出的追加甘加德为第三人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同意。
虽然柳春生是运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双方的陈述和本案的证据来看，是甘加德到货运店内找其咨询货运事宜时，柳春生给了甘加德印有“东莞市北方长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东莞营运部、柳春生”的联系方式的名片，随后，甘加德将该名片给到吴寿亮，即不论是对于甘加德还是吴寿亮，柳春生均是以“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在对外交易，从未出现过运顺公司，吴寿亮也并不知晓运顺公司的存在或柳春生是运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柳春生关于运顺公司才是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的抗辩主张，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但该公司并未经工商注册登记，并无诉讼主体资格，应当由实际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责任，柳春生确认在注册运顺公司前，一直是以“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故柳春生作为实际经营者应就以“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名义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柳春生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吴寿亮起诉周国坚承担责任，但吴寿亮自己也称并不清楚周国坚与柳春生的关系，即并无证据证实周国坚为“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的经营者，吴寿亮没有证据证实其要周国坚承担责任具有合理理据，且柳春生与周国坚均确认周国坚只是从事司机工作，从名片上仅印有柳春生的名字和周国坚开车到吴寿亮处提货的事实，结合吴寿亮提交的工资签收记录来看，原审法院更为相信周国坚仅是从事司机工作，并非“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的经营者，故吴寿亮要求周国坚就以“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名义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虽然甘加德向柳春生咨询过货运事宜，收取了名片，但实际向柳春生托运货物的是吴寿亮，货运单是根据吴寿亮的货物情况和交易情况填写，吴寿亮才是案涉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是基于运输过程中货物毁损、灭失的事实而发生，但本案中，吴寿亮作为托运人托运货物的目的是将货物交付给甘加德，而有通话记录显示柳春生在吴寿亮处提取货物的当天晚上，货运单上注明的收货人手机号码180××××3078两次主动致电柳春生，柳春生陈述其后有人代甘加德收取了货物，且柳春生也有在随后致电手机号码180××××3078的记录，在吴寿亮起诉之前向其追讨时，柳春生出具的该书面材料也是如此陈述，吴寿亮在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甘加德未能收取货物，即未能证实案涉货物事实上已经毁损或者灭失。在吴寿亮未起诉甘加德支付货款，甘加德未提出吴寿亮未交付货物的抗辩，且该抗辩主张成立的情况下，吴寿亮因向甘加德追讨货款存在阻碍而直接要求作为承运人的柳春生承担货物价值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寿亮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一审受理费708元，由吴寿亮承担。
上诉人吴寿亮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柳春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完成了承运义务，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了收货人甘加德，关于甘加德是否收取了货物的问题，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柳春生应对其已经完成了承运义务、将案涉货物交付给了收货人甘加德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柳春生没有提供签收案涉货物的任何签收凭证，本案一审仅凭柳春生与手机号码180××××3078的个人通话记录和柳春生的个人陈述作为认定甘加德已收取了货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柳春生与手机号码180××××3078的个人通话记录，只有三次的通话记录，并无任何谈话内容，该三次的通话记录充其量就只能证明柳春生与该号码联系过三次。柳春生的个人陈述也只是其个人辩解，柳春生提供的两份材料，根本无法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即使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也不能形成本案证据链，根本无法真实、合法、有效地反映本案的事实情况，故柳春生应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已经被他人领取，更没有证据证明是由甘加德授权之人领取。一审判决已认定吴寿亮才是案涉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柳春生作为案涉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吴寿亮已在案涉货运单上明确写明终到站为“柳州”，柳春生理应依照与吴寿亮的约定将货物运送至“柳州”，如未实际承运，理应把案涉货物返还托运人，或者经案涉运输合同相对人吴寿亮的同意才能作出对货物的处理，现在柳春生在未经承运的情况下，却把货物擅自交付给一个身份不明人士，于法于理不合；再者，如柳春生是依照与吴寿亮的约定将货物交付给甘加德，那么依照《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四条：“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快递服务”的规定，柳春生作为承运人，应当遵循上述规定，而不是随意擅自交货给一个不明人士。综上，如柳春生主张其未实际承运，未收取运费，那么理应将案涉货物交还给托运人。二、吴寿亮与柳春生因托运货物而形成的货物运输关系，吴寿亮与甘加德之间是买卖关系，两者是不相关的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以吴寿亮未起诉甘加德支付货款为前提而驳回吴寿亮对柳春生的运输合同纠纷是不正确的。吴寿亮就其已委托柳春生承运货物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即可，而本案中，案涉货运单已明确表明发货人为“吴寿亮”，承运人为柳春生曾经营的“北方长城物流／货运公司”，制表人为周国坚，以及柳春生于2014年6月25日书面手写经过，足以证明吴寿亮已将价值64653元的货物交付给柳春生承运，也就是说，吴寿亮已完成了其对运输合同纠纷所承担的举证义务，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柳春生应对甘加德是否已经收取了货物承担举证责任。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柳春生向吴寿亮赔偿货物损失64653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柳春生承担。
被上诉人柳春生二审答辩称：一、托运人是甘加德而非吴寿亮。甘加德于2014年5月24日到柳春生处咨询货运事宜，次日，吴寿亮打电话给柳春生，称是甘加德让吴寿亮联系柳春生关于运货事宜的。货运单上双方约定运费为到付，因是甘加德联系柳春生要求运货，且由甘加德承担运费，因此，托运人是甘加德而非吴寿亮。二、柳春生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柳春生已经将货物交付了给甘加德，虽然交付地点是常平而非广西柳州，但柳春生是依据甘加德的指示在常平将货物交付甘加德，因此柳春生不存在违约情况。三、吴寿亮不存在损失。在吴寿亮与甘加德之间的买卖合同中，因双方没有约定货物如何交付，故吴寿亮只需要将货交付第一承运人后即完成了交付义务，甘加德即需要向吴寿亮支付货款。因此吴寿亮对甘加德享有债权，吴寿亮可以向甘加德主张货款。四、即使吴寿亮因无法追偿货款而存在损失，该损失也跟柳春生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吴寿亮主张因柳春生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其损失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吴寿亮无法追回货款，也与柳春生的行为无关，更何况吴寿亮根本就没有尝试追偿货款。五、本案应当追加甘加德为第三人，否则无法查清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寿亮的上诉请求。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柳春生确认涉案承运单是其事先印制的格式文本，但辩称承运单中的手写内容是吴寿亮单方填写的。经本院询问，柳春生称其向吴寿亮出具涉案书面说明的原因是迫于吴寿亮的纠缠。
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认定柳春生为本案诉争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吴寿亮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诉争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谁属；二、承运人是否已适当履行运输合同义务；三、承运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焦点一。吴寿亮提交了涉案货物承运单以证明其托运人身份，该承运单中手写载明发货人为吴寿亮；柳春生则辩称该内容是吴寿亮单方填写，托运人实为案外人甘加德。对此，柳春生既确认存在承运涉案货物的事实，又未能出示相关的承运单据以反驳吴寿亮的主张，故吴寿亮一方的举证占有明显优势。再者，柳春生曾向吴寿亮出具说明，陈述了甘加德提取了涉案货物的经过，并确认了货物的价值。如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柳春生没有必要出具该说明。柳春生称是被吴寿亮纠缠而被迫出具说明，该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亦不合情理，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吴寿亮是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
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柳春生作为承运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经审查，柳春生提交了其与吴寿亮所持承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之间的三次通话记录，拟证明收货人甘加德联系柳春生，并委托他人提取了涉案货物。然而，该三次通话记录并未反映通话的内容，从吴寿亮及柳春生陈述的内容可知，柳春生与甘加德之间在涉案运输合同形成之前已相识，仅从通话记录不能当然推断通话内容即为甘加德要求提取货物。其次，吴寿亮举证的承运单载明柳春生应当将涉案货物运输至广西柳州，若如柳春生所言，发生了收货人要求在货物发运之前就提取货物的特殊情况，柳春生应当更为谨慎处理。但柳春生不但未事先向吴寿亮进行确认，更未保留甘加德或“身份不明”的实际提货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签收货物的凭证，不合情理，不符合正常的货物交付手续。因此，柳春生仅凭通话记录，尚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完成运输、交付涉案货物的合同义务。
关于焦点三。由于涉案货物已经交付柳春生运输，而柳春生未能返还货物，或证明其已经完成运输、交付货物的义务，吴寿亮主张货物已经灭失，本院予以认可。又由于货物是在交付柳春生运输之后灭失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柳春生应予赔偿涉案货物的损失。基于柳春生确认涉案货物的价值为64653元的事实，吴寿亮请求柳春生赔偿货物损失64653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吴寿亮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
二、限柳春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寿亮支付赔偿款64653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708元、二审受理费1416元，均由柳春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审 判 员 胡 鹏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袁文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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