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刑终52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1，男，32岁（1983年11月25日出生），因涉嫌犯隐匿会计账簿罪于2014年3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兴中、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郭美珍，女，43岁（1972年6月25日出生），因涉嫌犯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2月18日被羁押，同年4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郭美珍、郭×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原审被告人郭美珍犯罪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朝刑初字第34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郭×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代理检察员刘佳丰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郭×1及其辩护人胡兴中、张彦，原审被告人郭美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一）被告人郭美珍于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间，在明知道黄×1（另案处理）涉嫌犯罪逃匿的情况下，将黄×1涉嫌犯罪的账目材料，自暂住地北京市朝阳区××家园转移藏匿至北京市昌平区××家园和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三义街×号被告人郭×1的家中。被告人郭×1在明知被告人郭美珍转移至自己家中的物品为黄×1涉嫌犯罪的账目材料的情况下，仍帮助其藏匿。上述二处藏匿的账目材料涉及金额均超过1亿元。现扣押涉案账目收支簿14本、笔记本11本、文件若干、笔记本电脑1台、台式电脑主机2台、拉杆箱2个、护照3本在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徐×1的证言证明：其从2011年3月1日到2012年3月在黄×1的中宝海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海西公司）做记账员。当时黄×2负责记流水账，他有一套独立的账本；其和黄×3、徐×2依据黄×2记的收支流水账在公司现金账上录入，分类汇总，各自保管账本。居×从其到的时候就在负责会计工作，纪×和孙×1是其到之后才到的公司做会计。公司的财务凭证以几人所记的现金账为依据，在公司办公的会计每人都有一台电脑，是否进行电脑记账其不清楚，但看到过会计找黄×2对账。其和黄×2用的是惠普的黑色台式机，其的电脑没有用于记账，有时黄×2会用其的电脑转账。黄×1出逃的那两天，其在黄×1珠江绿洲小区的暂住地时，郭美珍问其要负责录入的账目，其当时交给郭美珍了。5月前后，郭美珍电话里说她已经不在珠江绿洲住了，朱×1在东三环边的珠江帝景给她租了一套房间，其和妻子曾×1住到了郭美珍那里，其妻子帮郭美珍做饭。郑×1的父母也在那儿住了几天。7月时，其和妻子先后回了莆田老家，8月底其去沈阳了。中宝海西公司在正常经营的时候郭美珍偶尔去公司，在黄×1出逃的前后几天，大家都在说黄×1资金出问题的事情，郭美珍和黄×1是夫妻，黄×1在出逃前一定会和郭美珍沟通一些善后事情。民警出示的扣押在案的账目里少了一本分类账。2012年，郭美珍搬到沈阳之前，其要去辽宁本溪找堂弟徐×3，郭美珍给其打电话让其把放在朱×1会所里的箱子搬到沈阳郭×1的家里，后来其跟黄某、黄某某一起开车从朱×1的会所取了黑色箱子，把箱子拉到沈阳郭×1的家中，其把箱子放在郭×1家中，没跟郭×1说箱子里是什么，他也没有问。2012年5月左右，郭×1开车把郭美珍从北京接到沈阳，包括黄×1、郭美珍所有的东西也都搬到了沈阳，其了解到黄×1的很多账目都被郭美珍放到了郭×1的家里，听老乡说，当时其帮郭美珍拿到朱×1会所里的黑色箱子里都是黄×1公司的账目。
2.证人黄×3的证言证明：其从2011年4月开始帮黄×1记账一直到2012年3月他出逃，记账的还有徐×1、黄×2、徐×2几人。黄×2为黄×1操作网上银行转账，之后把相关转账信息提供给黄×1，然后其和徐×1根据黄×2转账的情况分别记录一份流水账和分类汇总账。黄×1出逃两三天后，其去朝阳区珠江绿洲小区黄×1的住地看望郭美珍，郭美珍让其把记的账本给了她，其把转账用的U盾拿回来给了黄×2，黄×2把卡中的余款转给了黄某。扣押的账本中有五本是其记录的，少了一本。
3.证人郑×1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黄×1出逃后一周左右，郭美珍给其母亲郭×2打电话说她没地方住，外面追账的人也在找她，想上其家住几天。这样，郭美珍带着黄某和黄某某住在昌平沙河高教新城××家园的家里了，当时他们三个人带了些生活用品和一个大皮箱子、两台电脑主机。郭美珍搬到其家一周左右，其就去西安做生意了，后来母亲说他们住了二十多天就走了，走的时候把生活用品和衣物都带走了，但把一个皮箱和两台电脑主机放在其家。郭美珍走后，她的手机经常换号，其母亲也联系不上她。过了两个月，她联系其父亲，让去珠江帝景小区的一套住宅见面，说现在联系不上黄×1。2012年秋天，其到珠江帝景找郭美珍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走了，也联系不上她。郭美珍从珠江帝景走后1个月左右，其父母打开郭美珍的箱子发现里面是账本，大概20多本，都是手记的流水账，这些东西都是郭美珍从珠江绿洲她自己住的地方运过来的。
4.证人郭×2（被告人郭美珍之姨妈）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初，其听说黄×1出事了，就去珠江绿洲看望郭美珍，她当时一直哭，其安慰了她就回去了。再过几天，郭美珍给其打电话说和两个儿子没地方住了，想搬来和其一起住，其同意了。郭美珍来的时候带了衣服和生活用品，有三四个皮箱，还有两个台式机的主机箱。住了不到一个月，郭美珍说她在珠江帝景租了房子，就搬走了，走时有一个皮箱、一个挎包和两台主机没带走，说暂时先放在这儿。过了一个月左右，其去她在珠江帝景租的房子，让她把东西拿走，她说自己不一定在哪儿住，暂时不用拿走。再后来，大约过了几个月，其打开皮箱看了看，发现皮箱和挎包里面都是账本。其再去找她，她已经不在珠江帝景住了，电话也打不通。2014年3月，公安局的人跟郑×1联系后到其家把皮箱、挎包和两台主机拿走了。
5.证人黄×2的证言证明：其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3月在中宝海西公司记现金流水账，黄×3、徐×1依据其记的账目再记一遍，并做分类汇总。2010年11月之前，黄某、郑×1是记现金账的。公司会计居×、纪×、孙×1依据银行对账单记中宝海西公司、中天通泰、闽泰通达的收支凭证，并在电脑上做电子账。对公户的账要平账的话会和黄×1说，黄×1安排其用公户或者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冲账，这种情况其多数不用记现金流水了。实际上会计记的凭证和现金流水账是对不上的，公司真实的资金往来是以记的现金流水账为准。居×兼职北京闽商的会计，记账电脑放在望京大厦北京闽商的办公地，孙×1和纪×是黄×4找的，记账电脑就在中宝海西公司的办公地。黄×1出逃后，其和黄×3、徐×1平时记的现金都是自己拿着，其之前一直住在黄×1在珠江绿洲小区的暂住地，黄×1出逃后没两天，郭美珍就让把其将公司流水账交给她，还让其将平时使用的公司电脑一并抱回到珠江绿洲。过了没几天，其和郭美珍、黄某、黄某某一起搬到郑×1在昌平的家里，账目和电脑也一起搬到郑×1家，在郑×1家没住几天其就去山东了，之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其后来给郭美珍打电话她就不接了，其联系徐×1，他说也联系不上郭美珍。搬到郑×1家时，郭美珍带了几个行李箱，两台电脑主机，在那个时间段黄某带着郭美珍向陈×1家里也放了一些东西。扣押的公司账目中有8本横版往来明细账是其记的中宝海西公司的现金流水账，是全的。扣押的电脑是当时使用的。记录的账目是准确的。
6.证人黄×1（被告人郭美珍之夫）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份，王×1、郭×3、李×1都让其沉下去，也就是让其跑路，王×1说要报案告柳朝贵的话会把股东给害了，因为其的公司放高利贷是违法犯罪行为，意思是其去报案的话会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抓住，股东也涉嫌违法犯罪。郭×3、李×1他们都劝其出去躲一段时间，当天其没同意，之后其又和王×1、郭×3商量了一次，他们做其的工作，其最后同意出去躲避这事了。当天晚上商量时，没有明确商定其去印尼躲避，后来动身的时候，才决定去的印尼。其太太郭美珍当时在场，她反对跑路，说其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欠其的钱，并且其欠的钱很多都是亲戚朋友的钱，可以把所有的资产卖掉还钱，从头开始，大家会理解的。
其融资借款、对外投资放贷的账目平时都由财务人员保管，黄×2在电脑上记融资借款、对外投资放贷的流水账，徐×1、黄×3他们手记账，对公司融资借款、对外放贷分类记账，把其与每个人的往来净额进行统计。其跑路的时候走的太仓促，没有对账目问题进行安排。
7.证人黄×5的证言证明：郭×1给其打电话，说黄×6给徐×1打电话，让其去他家拿账本，其因为在外边跑业务，就让姐夫郭×4到他家拿的，郭×4拿回来后放在其办公室了，后来其堂哥黄×7过来拿走了。
8.证人黄×7所写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于2012年12月份左右受黄×6安排去沈阳帮他从郭×1那儿带个文件回北京，但由于本人与郭×1并不相识，所以后来改让黄×5把文件转交其带回，其在沈阳车站出站口拿到黄×5给的文件夹后直接买票回北京并把文件夹交给了黄×6。东西其没打开看，模糊记得装的东西不厚，就几张纸的样子。
9.涉案账本、账簿和台式电脑主机、拉杆箱、笔记本电脑、护照等物品、文件及物品照片证明：上述涉案物品中均涉及黄×1公司账目，记录金额超过1亿元。
10.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3月9日、10日，公安机关在郑×1的配合下，在郑×1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新城××家园的家中，将黄×1公司多本记账凭证、账簿以及2台台式电脑主机予以扣押，在郭×1的配合下，在沈阳市东陵区三义街×号郭×1的家中，将黄×1公司多本记账凭证、账簿、相关协议等材料予以扣押。
11.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扣押上述物品及文件在案。
12.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鉴定，从郑×1家中起获的二台台式电脑主机内置硬盘内恢复出与财务相关数据87个，涉及中宝海西公司账目往来内容。
13.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过对郑×1家中起获的账簿进行鉴定，根据黄×1个人账户6本及日日升、胶合板、中宝海西、林金林各1本共10本账户进行汇总，2010年6月3日至2012年3月12日，黄×1自己往来账簿初期余额543482.59元，合计收款金额1860544****.93元，合计付款金额1855397****.02元，期末余额52006948.5元。根据黄×1与其他人资金借贷往来账簿，涉及38人，2009年10月22日至2011年6月7日期间，黄×1合计收款1626389760元，合计付款1434940613元，收支差额191449147元。经过对郭×1家中起获的账簿进行鉴定，根据黄×1与关联人资金往来手工账簿，账簿记载日期为2010年10月27日至2011年1月21日，在此期间黄×1合计收款金额3038396205.3元，合计付款金额3035995889.3元，账簿余额2400316元。根据与黄×1有关的借款合同、收据及委托书等资料，涉及金额288013376元。
14.被告人郭美珍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2年3月8日晚上8点，郭×3给其打电话叫黄×1去他会所，其跟着去了。王×1、李×1、郭×3说让黄×1沉下去，黄×1说这样会把股东都害了，表示要报案。王×1跟黄×1说放高利贷是犯罪行为，报案的话黄×1前脚进公安局，后面股东就得进公安局。那天晚上他们就一直在谈论走的事情，但具体让黄×1去哪儿没说。后来其通过一个叫闫凿的人跟黄×1联系上，黄×1在电话里让其照顾好孩子，别的不用管。过了一段时间听老乡说黄×1跑到印尼去了，过了几个月徐×1的姐姐打电话跟其说徐×1被公安拘留了，其才知道黄×1涉嫌犯罪了。
黄×1跑了之后，徐×1和他老婆去其家，说黄×1的公司欠了别人好多钱，还有好多钱收不回来。其问徐×1怎么知道公司欠这么多钱，徐×1说公司的账是他和黄×2、黄×3他们三个人记，但公司的账在哪儿没说。其听完一直哭，后来就带着孩子去了苏州徐×4的家里，大概住了十来天左右，带着孩子回北京了，郑×1和徐×1在机场接的其，去了郭×2的家里住，到她家之后几天，郭×2跟其说账不能放她家，其才知道黄×1公司的账在她家里，其当时没在意。黄×1跑路之前，放在珠江绿洲家里一些材料，他跑路之后，其把这些账目材料收起来放在两个袋子里面，放在了朱×1在北京的会所里。当时其想在会所住下，朱×1没答应，而是帮其在珠江帝景租一套房子住。其把两袋材料放在朱×1会所存放冬虫夏草的房间里面，之后跟黄某、黄某某、徐×4一起去了苏州，在苏州待了十几天后回到北京郑×1家里住了。2012年5月，其回到朱×1在珠江帝景租的房子里住，后来徐×5媳妇和徐×1要去沈阳，其让他们把放在朱×1那里的账目材料带到了弟弟郭×1家里。后来其搬到沈阳的时候，黄×6给黄×5打电话了解到黄×1的一些材料放在郭×1家里，就安排黄×8去沈阳取这些材料。黄×5给郭×1打电话说取材料的时候，郭×1才知道放在他家里的那些材料是账目，当时郭×1还骂其，说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家里不是坑他吗。
15.被告人郭×1的供述证明：黄×1跑了以后，徐×1把黄×1公司的账目拿到其沈阳租住的房子，当时他带来了一箱子和一袋子账目，说是黄×1北京公司的账。后来郭美珍从沈阳往云南走的时候，也告诉其这是黄×1公司的账目，要其不要动。2012年中，黄×6派人来其这儿拿黄×1公司账目，当时其给郭美珍打电话说这事，郭美珍说让他拿吧，其就让黄×5根据黄×6的安排拿了一部分账目，具体这部分账目拿到哪儿去了其不知道。2014年2月29日，其听说黄×1、郭美珍被抓了，也没有把郭美珍让其藏起来的账目交给公安机关。
（二）被告人郭美珍、郭×1于2012年4月至2013年初，在明知道黄×1（另案处理）涉嫌犯罪后逃匿的情况下，根据黄×1指示，将2600余万元人民币，通过多次转账、提现转存等方式，转移至黄×1指定账户。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黄×1的证言证明：其出逃的时候就带了1万元，所有出逃的费用都是郭×3出的，在印尼的生活费也是郭×3通过一个姓闫的翻译给的，一共给了其20多万元。2012年5月份，其开始让郭美珍给其转钱，她当时不同意，还劝其回国自首，其说在这边找到好项目赚到钱才能把别人的钱还上。同年8月份，郭美珍同意给其转钱，一共给其转了大概2800万元。其在印尼找了五六家兑换外币的公司，给其提供了十几个国内账号，其让郭美珍把钱打入上述账号，其在印尼办了一个假身份，用这个假身份在印尼BCI开立了账户，这几家换钱的公司把郭美珍打过来的人民币兑换成印尼盾打到其开立的账户。这2800万元基本是其融资借来的资金。
2.证人徐×2的证言证明：其一共借给黄×1二三千万，里面有其自有资金二三百万，剩下的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黄×1支付给其200多万的利息，跑路之前还欠其550万。其给黄×1介绍过一笔放贷业务，借给潘×1一个多亿，月息3.5%。2012年2月28日前，潘×1已经还清了欠黄×1的钱，那段时间黄×1说公司资金紧张，要其尽快的把潘×1借的钱要回来。潘×1资金紧张，其找郭美珍的弟弟郭×1处借了4500万给了潘×1，潘×1用这笔钱还了黄×1。黄×1跑路后，2012年4月至6月间，郭×1一直向其要潘×1借的钱，潘×1分几笔连本带息还给了郭×1，当时郭×1提供给其郭×5或郭×6的农行个人账号，其把账号发给潘×1叫他将款还到这个账户上，本息一共是5000多万。黄×1跑路之后，其帮他要过一笔账，是黄×6让其找严星辉要的一笔103万的利息欠款，这笔钱严星辉转给了黄×6农行个人账户，黄×6说这笔钱用做去广东找柳朝阳讨债的费用。
3.证人潘×1的证言证明：其从2011年3月开始从黄×1处拆借资金，约定按月息3.5%付给黄×1费用，按季度结算，其还给黄×1本金及支付黄×1利息。2012年2月，李金林说，李×1让他和其讲，黄×1的资金出现了问题，资金紧张，让其尽快将从黄×1那里借的资金还上。基于这个原因，其在之后的一周内请徐×2帮其拆借了4500万，陆续还给黄×1。但后来其了解到这4500万徐×2也是找黄×1公司那边筹集的。2012年4月至7月，其陆续将从徐×2那里借的本金和利息共5000多万还清了。
4.证人郭×7（被告人郭美珍之妹、被告人郭×1之姐）的证言证明：其在农行的账号是郭×1带着其去开的，开户后其把卡给了郭×1。后来郭×1带其去销户了。
5.证人潘×1提供的与黄×1经济往来明细表、汇款申请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大额交易入账通知书等书证证明：2011年3月18日至2012年2月29日潘×1收到黄×1资金312500000元，支出331489358.23元；潘×1于2012年1月6日至2012年2月27日通过潘×2账户收到郭美珍、徐×2账户汇款45000000元，2012年4月6日至2012年7月12日间汇入郭×6账户内51230900元。
6.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户名为冯×1的农业银行账户在2012年3月至2013年初有大笔的资金往来；户名为郭×8的账户于2012年10月29日至2012年11月13日存入现金500万元，2012年11月29日通过网银向外转账100万元，2013年3月17日通过网银向外转账200万元，2013年4月6日通过网银向外转账50万元，2013年4月13日通过网银向外转账150万元。郭×1的农业银行账户内在2012年3月至12月间有多次大笔的资金往来，其中在7、8月有频繁的现金支取。
7.被告人郭美珍的供述证明：其在北京让徐×2带着其身份证办过一张银行卡，其没用过，后来黄×1把卡号和网银盾要走给公司财务黄×2了，说作为公司转账用。
黄×1跑路之前，徐×2跟其说卡里有大概3000万元，一个姓潘的需要钱，徐×2对这笔钱做担保借给姓潘的。当时郭×1和郭×9往其卡里陆续打了1000多万元，其、其女儿的嫂子和其弟妹也往卡里打了钱，这样陆续借给潘×14500万元。这事徐×2应该跟郭×1谈过借给潘×1了。2012年3月份，黄×1跑路没多久，徐×2给其打电话说潘×1借的钱能还了。当时其情绪低落，就让女儿那边给徐×2提供账户接洽还钱的事。当时给徐×2提供的是其女婿的个人账户，其又让女儿把钱打到郭×1的账户，潘×1还钱后，其让郭×1还给了徐×1200万，还给黄×3200万，还给梁×120万，还给三个弟弟一共2000万左右，剩下2800万其根据黄×1的指示转给他了。转账操作都是郭×1做的，郭×1问2800万是给谁的，其没有告诉他，后来他总问，其就告诉他这钱是转给黄×1的，在印尼那边投资金矿用。把这2800万先取现再转给黄×1是郭×1提出来的，他说这样转账比较安全，当时怕别人知道其给黄×1转钱会对其不利。其原来卡里的3000多万元都是黄×1他们借来的钱。
8.被告人郭×1的供述证明：2009年底其开始借给黄×1钱，前后差不多有1000多万，都是其和朋友从银行申请的贷款，这些贷款期限是1年，所以贷款到期的时候其就跟黄×1结清利息，把贷款资金还给银行之后，再次申请贷款，将贷款资金借给黄×1使用。其跟黄×1之间的资金往来，黄×1那边是徐×2具体负责。2011年7月开始，其借给黄×1的钱就打到郭美珍个人卡里了，结算本息的时候是郭美珍安排黄×2跟其结算的。其和郭×9一共打给郭美珍个人账号2200万。2011年底，徐×2说他有个客户潘×1需要钱，其向郭美珍要借给黄×1的2000多万，同时告诉郭美珍还需要2000多万借给徐×2的朋友，郭美珍说有。后来徐×2把潘×2的账号发给了郭美珍，郭美珍说她当时已经按照徐×2的要求把4500万元转到了潘×2的账号。借给潘×1这4500万的利息是按照3.5%月息计算的。黄×1跑了之后，其和郭美珍向徐×2要这笔钱，潘×1在2012年4月至7月间将这笔钱的本息都还清了。潘×1还钱的时候，郭美珍让其跟她女儿黄×9要了一个账户用来转账，黄×9给了他老公郭×6的一个广东佛山农行的个人账户，潘×1那边先后向这个账户打款5123万元。钱到账后，郭美珍让其给黄×9打电话，让她从郭×6的账号把钱先后打给徐×1220万，打给黄×3的爱人197万，打给郭美珍的一个朋友梁×120万，还郭美珍家的房贷20万，剩下4666万其让黄×9陆续打到冯×1的账户，之后从冯×1卡里转到其个人账户600万元还其的钱，将1200万打给了郭×9的账户，之后根据郭美珍的要求把大概200万从冯×1的卡里转到傅×1的账户里。剩下的2600万其按照郭美珍的指示从冯×1的卡里取现转存到郭×8的账户里，从郭×8的账户转给了黄×1提供的吴×1、金×1、朱×2等人农行账户。其转钱的时候意识到这些钱可能是转给黄×1的。
（三）被告人郭美珍于2012年4月至12月间，通过伪造身份证件等手段，携同其子黄某（男，现年22岁）、黄某某（男，现年21岁）偷越国（边）境至缅甸联邦共和国后转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雅加达。被告人郭美珍后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郭×1接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黄某（被告人郭美珍之子）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13日凌晨，其起床没看到父亲黄×1，当天其去了陈×1家里，下午母亲郭美珍给其打电话，说黄×1电话一直打不通。其回家之后发现公司的很多人在其家，说黄×1联系不上了，留了一份两页的遗书。之后大家开始分头找黄×1，但一直没找到，最后大家决定一起去广州找柳朝阳、柳朝贵家族要钱，后来也没要到钱。之后其和郭美珍回了北京，其堂姐说在北京不安全，让去苏州住。在苏州待了几天之后，公司股东叫郭美珍回北京商量黄×1公司的事，其和弟弟黄某某一起回了北京，住在亲戚郑×1在昌平的家里。后来有要账的跑到郑×1家找郑×1的父亲郑金森要账时发现其和郭美珍在。因为感觉那里不安全了，郭美珍找朱×1帮忙在珠江帝景租了一套房子，徐×1和他老婆也一起住，在珠江帝景住了几个月后房子到期了，郭美珍带其去了沈阳投奔郭×1和郭×10。其在沈阳住同学家，郭美珍住在郭×1帮忙找的浦江盛景湾小区。后来郭×1在沈阳给郭美珍买了套房子，其和郭美珍、弟弟三人的户口就落在了沈阳。2013年5月，郭美珍说带其和弟弟去西双版纳玩，去云南之前郭美珍把三个人的护照都办好了。坐飞机到云南之后，一个姓欧的人接的，安排住在一家宾馆，郭×1把护照寄到了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待了几个月之后，姓欧的带其三人先从西双版纳坐出租车到了中缅边境，后坐摩托车到了缅甸金三角。在缅甸接待的是一个叫甄部长的人，具体事宜都是姓欧的和甄部长联系。在金三角待了几个月之后，甄部长给其三人办了缅甸身份证，之后其三人使用缅甸身份证买了机票去了缅甸仰光，在去仰光之前郭美珍告诉其，最终要去雅加达找黄×1。其三人在仰光等甄部长帮着办好印尼护照，之后甄部长带其三人坐飞机从缅甸到了印尼雅加达，黄×1到雅加达机场接的。一家人在印尼住了一个多月，2014年2月18日被公安机关带回国内了。郭美珍说用自己的身份容易被查到，所以都用了假的身份。
2.证人黄×1的证言证明：郭美珍、黄某、黄某某出逃印尼是其让郭×3安排的，其跟郭×3说欠别人的钱还不上，柳朝贵欠的钱要不回来，家人在国内比较危险，让他安排郭美珍和两个儿子先到印尼过渡一段时间，等其的事处理好了再回去。郭×3说会具体安排其家人辗转缅甸到印尼来找其。在缅甸找的是一个姓甄的部长。
3.被告人郭×1的供述证明：2013年三四月时，郭美珍一直要求去国外找黄×1，为此多次找郭×3办这事。郭×3安排欧×办理郭美珍出国的事，郭美珍害怕债主找她，让其联系的欧×。其在北京的一个咖啡厅见到欧×，当时设计的路线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到缅甸，最后辗转到印尼找黄×1。欧×告诉其，他在云南等着郭美珍他们。其跟郭美珍一起给他们三人办了护照，他们母子三人去云南时还没办好，后来其给他们寄到了云南，但没用上，郭美珍又给其寄回来了。
4.侦查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民总局发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的信函、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出具的回国证明：黄×1、郭美珍、黄某、黄某某等人偷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遣返回国的情况。
5.出入境查询记录证明：被告人郭美珍、黄某、黄某某在2011年11月11日至2014年11月10日间无出入境记录。
6.到案经过证明：2014年2月18日，郭美珍因偷渡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警方抓获。2月22日，郭美珍被遣返回国。2014年3月17日，侦查机关通知郭×1协助调查，在询问过程中发现郭×1伙同郭美珍涉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涉嫌偷越国（边）境，经询问郭×1，郭×1对其涉嫌涉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7.立案决定书、逮捕证证明了黄×1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8.被告人郭美珍、郭×1的身份材料证明二被告人身份情况。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郭美珍、郭×1隐匿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情节严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美珍、郭×1明知黄×1涉嫌犯罪在逃，仍为其提供财物帮助其逃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美珍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与境外人员勾结，通过伪造身份的手段，带领黄某、黄某某一起实施偷越国（边）境行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依法应予惩处。二被告人共同实施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行为和窝藏行为，系共同犯罪。二被告人均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鉴于郭美珍对自己所犯偷越国（边）境罪当庭自愿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被告人郭×1当庭自愿认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在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自己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行为，系自首，故对被告人郭美珍所犯偷越国（边）境罪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郭×1所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窝藏罪均予以从轻处罚。故判决:被告人郭美珍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一千元；被告人郭×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在案之账目收支簿十四本、笔记本十一本、文件若干、台式电脑主机二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护照三本、拉杆箱二个，退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郭×1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
郭×1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郭×1并未以其所有的财产帮助黄×1逃匿，仅是按照郭美珍的意思将钱款转给黄×1，一审法院认定郭×1构成窝藏罪证据不足；郭×1存在自首情节，且认罪态度良好，建议判处郭×1有期徒刑缓刑。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出庭意见是，1.郭×1、郭美珍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2.郭×1、郭美珍为黄×1转账2600余万元的行为构成窝藏罪；3.郭美珍由云南前往缅甸的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4.郭×1在接到公安人员通知接受询问时，仅如实供述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事实，但郭×1的行为又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故不存在自首情节。对于窝藏行为未能如实供述，不宜认定自首。
经审理查明：
一、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间，原审被告人郭美珍在明知黄×1（另案处理）涉嫌犯罪逃匿的情况下，将黄×1涉嫌犯罪的账目材料自暂住地北京市朝阳区××家园转移至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新城××家园和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三义街×号上诉人郭×1家中。郭×1在明知郭美珍转移至自己家中的物品为黄×1涉嫌犯罪的账目材料的情况下，仍予以保存。存放于上述地点的账目材料涉及的金额均超过1亿元。案发后，扣押涉案账目收支簿14本、笔记本11本、文件若干、笔记本电脑1台、台式电脑主机2台、拉杆箱2个、护照3本。2014年3月17日，郭×1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承认涉案部分账目材料存放于家中。次日，公安机关从其家中起获了相关账目材料。
2012年4月至2013年初，郭美珍在明知黄×1涉嫌犯罪逃匿的情况下，根据黄×1的指示，指使郭×1将人民币2600余万元，通过多次转账、提现转存等方式，转移至黄×1指定的账户。
二、2012年4月至12月间，原审被告人郭美珍通过伪造身份证件等手段，携其子黄某、黄某某偷越国（边）境至缅甸联邦共和国后转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雅加达。
郭美珍后被抓获归案，郭×1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开庭时举证、质证，本院审核后亦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期间，郭×1的辩护人当庭出示了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证明郭×1于2015年3月17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万元。本院审查后，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出庭意见、郭×1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郭美珍、郭×1的行为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
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对于该罪的主体范围，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隐匿、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主体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办理会计事务时对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进行隐匿、销毁，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可知，该罪的犯罪主体应为所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办理会计事务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到本案，郭美珍虽是黄×1的妻子，但因为其本人系文盲，未参与中宝海西公司的经营，亦未办理中宝海西公司的会计事务；而郭×1并非中宝海西公司工作人员，不具有办理中宝海西公司的会计事务的条件，因此，郭美珍、郭×1的身份不符合该罪犯罪主体的规定。
从该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看，郭美珍的犯罪故意非常明显，其从中宝海西公司财务人员手中要走公司账目和记账用电脑的目的系使黄×1逃避法律制裁，而中宝海西公司账目作为重要证据，对黄×1非法集资案的查办起到了关键作用，郭美珍的主观故意和隐藏中宝海西公司会计资料的行为符合包庇罪的犯罪构成，应以包庇罪对郭美珍的上述行为进行评价。郭×1按照郭美珍的要求将中宝海西公司的账目存放于家中，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便承认该事实，因此郭×1并不存在隐藏罪证的行为，不应构成包庇罪。
2.郭×1不具有自首情节
郭×1在2014年3月17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承认了中宝海西公司的部分账目存于其家中，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郭×1所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具有自首情节。但由于郭×1的行为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故认定郭×1对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构成自首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3.郭×1的行为构成窝藏罪
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郭×1按照郭美珍的要求向有关账户汇款时，已明知黄×1涉嫌犯罪后逃匿，而收款账户系黄×1提供，实际收款人均为黄×1，在此情况下，郭×1仍帮助郭美珍向黄×1汇款，其行为符合窝藏罪的犯罪构成。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郭美珍为使黄×1逃避法律制裁，故意隐匿涉案物证；明知黄×1涉嫌犯罪在逃，仍提供资金帮助黄×1逃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窝藏、包庇罪，依法应予惩处；郭美珍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与境外人员相勾结，通过伪造身份证明的手段，携其子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又已构成偷越国（边）境罪，依法亦应予惩处，并与其所犯窝藏、包庇罪依法实行并罚。上诉人郭×1明知黄×1涉嫌犯罪在逃，仍帮助郭美珍向黄×1提供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郭×1认罪态度较好，在所犯窝藏罪中起帮助和辅助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故对其减轻处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定郭美珍犯偷越国（边）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认定郭美珍、郭×1犯窝藏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郭×1的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认定郭美珍、郭×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出庭意见及郭×1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郭×1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刑初字第349号刑事判决书。
二、原审被告人郭美珍犯窝藏、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2月18日起至2017年8月17日止。罚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个月内缴纳。）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1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2016年9月29日止）
四、在案之账目收支簿十四本、笔记本十一本、文件若干、台式电脑主机二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护照三本、拉杆箱二个，退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五、上诉人郭×1已缴纳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环宇
审 判 员 刘 泽
代理审判员 顾珊珊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余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