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亚珍，教师。
委托代理人：陈勇。
委托代理人：吕虹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奉化市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邬益帆。
委托代理人：董国宏。
原审第三人：邬益帆。
上诉人夏亚珍为与被上诉人奉化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原审第三人邬益帆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化法院）（2014）甬奉商初字第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3月20日，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邬益帆将其持有的食品公司16股股权以每股3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夏亚珍，加上利息以及每股230000元其他费用，两者合计4160000元，协议签订后20天内付清第一期款项3500000元，该期款项付清后的次月起，邬益帆原每月向食品公司领取的股份红利（每股每月600元）归夏亚珍所有。另约定，合同双方应共同做好保密工作，如一方泄密，泄密方应负责一切经济损失及后果，邬益帆应负责在五个月办妥股份转让手续，将股权过户给夏亚珍。合同签订后，夏亚珍按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邬益帆也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保密条款，未将股权转让事项书面告知食品公司股东，且将2008年度至2010年度的股权分红款交付给夏亚珍。同年4月17日，夏亚珍向奉化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夏亚珍、邬益帆于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邬益帆协助夏亚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夏亚珍并非食品公司股东，邬益帆明知该股权转让需经过股东大会通过，还与夏亚珍签订协议，邬益帆在协议中约定保密条款并收取转让款，后又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再次收取股权转让款，且拒不返还转让款，邬益帆的行为已涉嫌诈骗，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该院裁定驳回夏亚珍的起诉。2012年5月4日，食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出席人数为12人，确认夏亚珍未在食品公司股权分红，与会股东均未曾听闻股权转让一事，不确认夏亚珍拥有食品公司一股股权。同年6月21日，案外人俞仁国、邬国成致函原审法院，声明对邬益帆转让股权给夏亚珍一事并不知情，要求就邬益帆的股权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2014年3月24日，陈平等39名股东（其中有部分股东与2012年5月4日股东大会决议签名一致）出具《关于夏亚珍股权受让意见》一份，声明知晓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事，也知晓夏亚珍已实际持有邬益帆的16股股权，并通过挂名邬益帆名下领取股东分红，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现同意将夏亚珍予以显名即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将邬益帆的16股股权登记在夏亚珍名下。同年6月18日，夏亚珍以向食品公司股东发出书面通知，就股东显名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事项征求各股东意见，要求各股东自收到通知书起30日内给予答复，逾期答复或不同意又不购买的，视为同意，但该通知中未明确股权购买价格。同年7月14日，案外人俞根良、金国文复函给夏亚珍，声明夏亚珍无权发出通知，如邬益帆发出通知，则答复“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另认定，食品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3日，公司成立时夏亚珍未出资，公司现有自然人股东44名，法人股东一名系宁波市万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邬益帆，持有公司29.23%的股份，夏亚珍不持有公司股份。邬益帆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3年4月11日被奉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9日被依法逮捕。2014年10月27日，奉化市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作出对邬益帆不起诉决定。
夏亚珍认为其合法受让食品公司股权但公司拒绝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于2014年4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食品公司将原由邬益帆持有的16股股权变更为实际出资人夏亚珍名下，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食品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附有保密条款。邬益帆系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有保密约定而未向任何股东透露股权转让事宜，更未在公司股东会上告知股权转让之事。邬益帆名下可享受的一切股东权利仍由邬益帆享有，其他股东对股权转让之事并不知情；二、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也并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取得其他股东书面同意，等于剥夺了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因此该协议无效。综上，请求驳回夏亚珍的诉讼请求。
邬益帆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夏亚珍是否为隐名股东以及是否符合显名条件。隐名股东系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其他出资人。夏亚珍在食品公司成立之初并未出资，2008年3月20日，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欲受让邬益帆持有的食品公司16股股权，该份协议仅涉及股权转让，未见双方就隐名、显名问题进行权利义务的规制，虽夏亚珍收取了邬益帆交付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的股权分红款，但夏亚珍领取分红的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夏亚珍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度后仍持续领取分红，也未举证证明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夏亚珍不符合隐名股东的特征，不是隐名股东。因此，夏亚珍要求将邬益帆的16股股权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11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夏亚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080元，均由夏亚珍负担。
夏亚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夏亚珍系食品公司隐名股东。（一）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中，夏亚珍与邬益帆对夏亚珍作为食品公司隐名股东作出了约定。2008年3月20日，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协议，约定邬益帆将其持有的食品公司股权转让给夏亚珍，并由邬益帆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邬益帆将股权证原件交给夏亚珍保管，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名为股权转让，但该协议第五条内容以及邬益帆交付股权证的行为，实为关于隐名股东的约定，该协议第四条约定原由邬益帆领取的股份分红归夏亚珍所有，以上均证实夏亚珍系食品公司隐名股东身份。（二）原审法院以夏亚珍在食品公司成立之初未出资为由，认为夏亚珍不符合隐名股东的要件，明显不当。夏亚珍已向食品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解释三》之规定，法律并未规定只有在公司成立之初出资但未登记的出资者才可以作为隐名股东，隐名股东也可以继受取得股权。退一步讲，即使法律未对隐名股东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法律也未作相关禁止性规定。另外，股东资格的取得源于股东对公司投资，形式要件只是对出资这一事实的记载和证明，登记性文件只是证权性文件。现行法律对于隐名股东未予以禁止，因此，只要隐名股东证明对公司出资的事实、出资合法、并已享有行使股东权利，即应承认其股东资格。（三）夏亚珍有证据证实实际享有食品公司的17股股权分红收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夏亚珍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正式显名前，由邬益帆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夏亚珍作为隐名股东享有股权收益。邬益帆亦确认其将代为收取的食品公司17股股权分红交付夏亚珍。该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自夏亚珍付清邬益帆第一期款项后次月起，由夏亚珍领取分红。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显名股东邬益帆将其代为领取的17股股权分红共计343800元支付给夏亚珍，2011年1月至同年12月，邬益帆代为领取了132600元分红，上述事实有邬益帆出具的欠款凭证为证，因此夏亚珍系食品公司股权实际享有人。此外，食品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经营机构负责经营管理公司，除董事会以外股东不享有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故夏亚珍作为隐名股东当然不参与经营管理，参加经营管理亦非确认隐名股东身份的必要条件。2012年4月，夏亚珍知晓邬益帆将股权恶意转让给万和公司后，即向奉化法院起诉，但奉化法院却以夏亚珍未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度后夏亚珍仍持续领取分红，也未举证证明夏亚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认为夏亚珍不是隐名股东。事实上，夏亚珍不仅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原件，而且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依法收取了股权分红，可以证实夏亚珍早在2008年就作为隐名股东享有股东权益的事实；二、夏亚珍要求显名并不影响食品公司的人合性，且符合显名条件。《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以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夏亚珍认为，首先，食品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加盖了公章，该公章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其次，2009年夏亚珍曾与食品公司股东金国文达成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4月7日，食品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夏亚珍受让股权，并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食品公司的全体股东同意夏亚珍通过受让金国文股权并成为公司显名股东，由此可见，夏亚珍要求显名并不影响食品公司的人合性。邬益帆作为显名股东代为领取股权分红也间接证实食品公司股东亦知晓夏亚珍系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而且，食品公司至今仍有超过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夏亚珍显名，并向原审法院出具了书面意见书；三、《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的认定倾向于形式要件，强调登记的公示效力。《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未经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不能对抗第三人。该条规定并未直接规定未经工商机关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即“法无禁止即为可”。《公司法解释三》系对《公司法》未予明确的隐名投资人性质的法律定位，凡涉及隐名股东的法律关系，应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适用该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外部交易中基于对公司公示登记信赖的善意第三人，同意夏亚珍显名的公司股东已超过食品公司全体股东的一半，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也符合《公司法》中“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立法本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食品公司答辩称：一、夏亚珍不属于《公司法解释三》中规定的实际出资人，而是属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中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受让人；二、2008年3月20日，夏亚珍与邬益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三、本案纠纷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邬益帆先后与陈霞兰、夏亚珍、万和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取了转让款。案发后，陈霞兰、夏亚珍、万和公司都曾向奉化法院起诉，要求邬益帆协助办理变更股权转让登记，但奉化法院均予以驳回。因此，本案应当遵循外观主义、公示主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原则。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了保密条款，以及各股东均不知情，工商登记未记载股权转让给夏亚珍的情况，万和公司受让邬益帆转让的19股股权，万和公司是善意第三方。因此，本案应当优先考虑工商登记的内容认定股东资格，并优先保护善意第三方利益；四、关于股东分红问题。食品公司将16股股权分红款分给邬益帆之后，邬益帆再将该分红款转让给夏亚珍，上述行为系邬益帆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与本案无关，亦不能证实夏亚珍系隐名股东。夏亚珍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并未得到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夏亚珍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上述签名股东中，陈平、葛有波、方芳、孙幼香、邬忠奎、程玉兰、谢德贤、丁岳龙等8名股东在食品公司2012年5月4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否认夏亚珍拥有食品公司股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邬益帆未作答辩。
二审中，邬益帆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夏亚珍向本院提供了奉化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奉化检察院）奉检刑不诉（2014）38号不起诉决定书1份，拟证明奉化检察院认定夏亚珍已合法取得食品公司股权，邬益帆事后将该股权转让给万和公司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与本案无关。食品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夏亚珍欲证明的事实，邬益帆将股权再次转让给万和公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证明夏亚珍未取得食品公司股权。食品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奉化法院（2012）甬奉商初字第636号民事裁定书1份，拟证明邬益帆先后与陈霞兰、夏亚珍、万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取转让款，陈霞兰、夏亚珍、万和公司起诉邬益帆要求协助办理变更股权转让登记，后奉化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证据2.奉化法院（2012）甬奉商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甬商终字第454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拟证明邬益帆与夏亚珍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事实。夏亚珍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法院认定邬益帆转给万和公司的19股股权中有16股股权已于2008年3月20日转让给他人，且邬益帆已收取股权转让款，夏亚珍取得上述16股股权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夏亚珍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6股东会决议，足以证明金国文已同意夏亚珍受让股权且夏亚珍受让金国文一股股权已经过全体股东认可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夏亚珍受让金国文名下一股股权的行为尚未成立，夏亚珍受让邬益帆转让的16股股权后，邬益帆又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万和公司，故夏亚珍未实际取得讼争股权，食品公司的异议成立。本院对夏亚珍提供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食品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证明力均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夏亚珍认为其已合法受让邬益帆持有的食品公司16股股权，故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确认股东身份的诉请。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以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夏亚珍未在食品公司成立之初出资，夏亚珍不属于食品公司初始股东。邬益帆与夏亚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根据约定由邬益帆继续行使股东权利，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未就股权转让以及股东隐名、显名等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约定，而邬益帆事后又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万和公司，并由万和公司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并领取股权分红，故难以推定邬益帆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有将股权转让给夏亚珍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虽然夏亚珍从邬益帆处领取了部分款项，因夏亚珍并非食品公司实际出资人，而是属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受让人，夏亚珍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亦未在食品公司有效行使股东权利，食品公司股东对夏亚珍是否持有该公司股权以及领取过股权分红的意见前后矛盾，故难以认定夏亚珍系食品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至于夏亚珍并未实际取得其受让金国文的一股股权，且夏亚珍在原审中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中各股东意见相互矛盾，难以认定夏亚珍受让的讼争股权已经食品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事实，故夏亚珍不符合隐名股东要求显名的条件。综上，夏亚珍未就其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依法取得食品公司股权的事实充分举证，夏亚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夏亚珍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夏亚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审 判 员 徐 栋
审 判 员 黄海兵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