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781民初2250号原告：谢梨英（曾用名谢莉英），女，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邵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意贞（系谢梨英的母亲），女，邵武市居民，住邵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平，福建齐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省南平市闽北高级技工学校，住所地邵武市熙春东路449号，组织机构代码48995615-4。法定代表人：刘则兴，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英，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梨英与被告福建省南平市闽北高级技工学校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梨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意贞、刘建平、被告福建省南平市闽北高级技工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梨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即长期性）的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安排原告在被告单位上班，原告的工资、住房公积金等待遇按被告原女职工ＸＸ霞的同等待遇发放；3、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长期履行《征地协议书》；4、判令被告从1988年4月起至2017年8月止，按被告单位原女职工ＸＸ霞在职时工资、住房公积金等全部待遇补发给原告，并支付原告应得工资收入25%赔偿费用，并为原告按ＸＸ霞的待遇补交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以保证退休待遇与ＸＸ霞相同；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谢梨英将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事实和理由：1984年5月8日，被告与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对原告所在大同大队的27亩土地实施了征收，应安置大同大队村民36名为长期性合同工，并长期保留合同工名额。原告作为36名被安置的村民之一，于1985年由被告安排到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做临时工，1987年办理“农转非”手续。1988年3月28日，福建省邵武棉纺厂以原告患精神分裂病为由，下文《关于技校征地农民合同工转为集体工的报告》[邵纺（88）厂字第23号]，决定不予转招原告为集体制工人，保留指标，由技校自行解决，并于1988年4月起停止原告的一切工作劳保待遇，将原告退回被告处自行解决。被告在接收原告档案后，没有给原告安排工作、发放工资。1988年8月13日，福建省闽清××防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认定原告精神症状消失，建议上班轻工作。为此，原告向被告和邵武市有关部门多次要求安排工作，发放工资。1992年3月10日，被告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关于对征地带劳力工人谢莉英病退待遇的意见》，擅自将原告作病退处理，从1991年5月起参照病退工人的标准向原告每月发放病退金79.10元、病医疗包干费5元，同时按每月68.10元一次性补发1988年4月至1991年4月的病退金共计2519.70元。2004年4月21日，被告参照执行企业下岗职工退养生活费待遇的有关文件精神，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方法与原告签订《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240元和困难补助60元，合计300元，同时按每月生活费300元的基数比例从2004年1月起为原告缴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014年1月起，被告将原告的生活费提高为每月900元（实发750元）。2015年8月起，在原告多次要求下，被告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984元、困难补助60元，合计1044元（实发850元）。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征地被安置人员，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将原告退回被告处后，原告在1988年8月精神症状已消失，可以上班轻工作，但被告没有依法为原告安排工作并实行同工同酬，而是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作病退处理，造成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此，原告多次向邵武市有关部门请求解决，但没有结果，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福建省南平市闽北高级技工学校辩称，1、原告系邵武市人民政府征地安置的“征地工”，与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建有劳动关系，其不是被告教职员工，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1984年5月，因校舍扩建，被告虽然与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约定征地带成年劳力36名，但根据当时计划经济下《国家建设征用条例》中“国家兴办社会公共事业，可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因征地造成的农业剩余人口，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劳动计划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可以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的规定，征地造成农业剩余人口的安置工作是人民政府统一安排。1985年1月，原告与其他5位“征地工”亦是根据邵武市人民政府、邵武市劳动局的批复被安置到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工作，与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建有劳动关系。1988年3月，原告因患精神分裂症，被福建省邵武棉纺厂辞退。原告被辞退后，因其系“征地工”身份特殊且患精神分裂症，无法提供劳动，没有生活来源，为解决其生活困难和征地遗留问题，被告在邵武市人民政府多次协调下，才研究决定从1991年5月起参照病退工人的标准给原告每月发放生活费84.10元，并补发自1988年4月至1991年4月期间的病退补助。据此，原告已通过病退的方式退出劳动领域，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支付病退补助属于救济性质。2004年4月9日，原告的母亲谢意贞到邵武市信访局信访，要求提高原告的生活费补助标准。出于人文关怀且为解决原告后顾之忧，在邵武市信访局主持下，经与谢意贞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约定被告支付原告生活费240元及困难补助60元，并为原告申请参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该协议是在邵武市信访局主持下双方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思，没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协议签订后，被告根据相关劳动政策，多次提高原告生活费补助标准和参保基数，截止到2017年7月，原告的生活费为1164元，扣除个人应缴交的保险费部分，实发941.98元。综上，被告依据《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对原告已尽了最大能力的帮助，现原告提出的各项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征地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双方达成的《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不具有可撤销情形，亦已超过撤销时效和诉讼时效。1985年1月，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已按邵武市人民政府、邵武市劳动局的批复，将原告安置在本厂工作，亦为原告办理了“农转非”手续，据此，《征地协议书》已履行完毕。至于，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在1988年3月以原告患精神分裂症为由将其辞退，是福建省邵武棉纺厂用工管理问题，与被告无关。《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没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撤销情形，且双方履行该协议已十多年，撤销权早已消灭。3、原告系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民事行为能力障碍，没有参加劳动，其要与被告单位其他正式员工享有同等待遇的诉请，显然无法成立。综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5月8日，被告与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1式20份，协议主要内容为：为适应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出更多的四化建设人材，邵武技工学校（即被告）与大同大队（即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协商同意征桔园地菜地27亩作为扩建校舍基地；按市人民政府关于征用一亩果园安排一个劳力，一亩菜地安排两个劳力的规定，甲方（即被告）应安排乙方（即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成年劳力共36人，安排对象条件是年龄16至25岁，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思想进步身体健康者；乙方被安排的人员属长期性合同工，并长期保留合同工名额，被安排的人员必须服从分配和调动，并自觉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乙方被安排人员除户粮关系按政策不转入和不享受退休待遇外，其他待遇均按所在单位职工同工同酬，奖罚同等对待，但户粮关系上级如有新的规定即按新精神执行。原告系36名被安置的村民之一。1985年1月，福建省邵武棉纺厂根据邵武市人民政府、邵武市劳动局的批复安置原告在该厂工作，并于1987年12月办理了“农转非”手续。1988年3月28日，福建省邵武棉纺厂作出邵纺（88）厂字第23号《关于技校征地农民合同工转为集体工的报告》（主送邵武市劳动局，抄送被告，上报邵武市经委），以原告患精神分裂病为由，不予转招为集体制工人，并从1988年4月起停止原告的一切工资劳保待遇。此后，原告在家待业，并不断信访要求邵武市政府相关部门和被告安置工作。1992年3月，被告作出南二技（92）02号《关于对征地带劳力工人谢莉英病退待遇的意见》，主要内容为：我校征地带劳力工人谢莉英，由邵武市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征地带劳力的农民工安排到邵武棉纺厂工作，后该厂办理招工时，因谢过去有过病，于1988年3月被辞退。现为了其今后的生活问题，经校委决定：参照国发（1978）104号《关于颁发通知》的第十三条款的精神，其病退待遇于每月发给病退金79.10元，另外每月补贴5元（抵病医药不足部分包干使用），两项合计84.10元，从1991年5月份起执行。对于1988年4月至1991年4月的病退金一次性补发，每月发68.10元，共计2519.70元，另外加发1990年12月至1991年4月计5个月的糖、煤、水补贴每月5元，合计25元，两项合计2544.70元。意见作出后，被告按该意见向原告发放病退金。1997年1月7日，被告作出南二技（97）01号《关于谢莉英增加发放物价补贴的意见》，主要内容为：我校征地带劳力农民工谢莉英，……但，考虑到当前物价高，生活消费水平高的情况，经研究：原南二技（92）02号文精神应保持不变，即月病退金不变动，只给予增加每月物价补贴20元，从1997年1月1日起执行，随月病退金发放。2004年4月2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1式2份，主要内容为：1、甲方（即被告）同意付给乙方（即原告）退养生活费，即参照执行企业下岗职工退养生活费待遇的有关文件精神，甲方同意付给乙方退养生活费每月240元。同时，考虑乙方有病，并已生养一个小孩，生活困难，因此，每月另增加60元，两项合计300元。2、甲方根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每月以乙方的生活费300元的基数比例投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为了乙方50周岁后能享受领取“社保金”待遇，甲方为乙方提前一年（即2003年1月起）缴交社保金。医疗保险从2004年1月起缴交。3、乙方应根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按月生活费300元为基数，从2004年1月起缴交个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乙方达到50周岁退休年龄时，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领取社保金待遇，甲方停发乙方的每月生活费300元。4、今后，福建省政府或当地政府部门对企业职工退养生活费（标准）有调整提高，甲方执行调整提高的新标准。同时，每月甲方继续付给乙方固定增加的60元（发至乙方50周岁为止）。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该协议履行，按月向原告发放生活费、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此后，被告又分别于2005年8月、2012年5月、2014年1月、2017年7月提高了被告的退养生活费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原告的退养生活费为每月1164元（含生活困难补助60元），扣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22.02元（即养老保险缴费基数1800元，个人应缴交144元，医疗保险缴费基数3901元，个人应缴交78.02元），实际发放退养生活费941.98元。2017年8月7日，原告向邵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8月9日，邵武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请求事项不属于本委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2017年9月1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988年8月13日，福建省闽清××防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诊断原告病症为病态人格，并附注：精神症状消失，自知力恢复，建议上班轻工作。2016年8月4日，邵武市××防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诊断原告病症为精神分裂症，并附注：患者规律用药，在药物控制下精神症状消失，自知力恢复，建议上班，给予轻工作。还查明，原告自从被福建省邵武棉纺厂辞退后，主要在家从事家务，未到被告处上班工作。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本人只去过被告处一次，进了校门，但没到办公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被告处，也从来没有去相关部门信访。被告陈述，ＸＸ霞系其校附属工厂“南平市第二技校纺织机械厂”退休职工，1983年3月技校土地带劳力参加工作，担任校办厂实习科干事，2006年5月获得由南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车工中级工（四级）技能职业资格证书，2006年6月工资待遇由普工9档（1047元）调整为中级工6档（1060元），2013年9月工资待遇为中级工23级（2615元），2013年10月1日起正式退休，由社保中心核算的退休养老金为1642.34元。本院认为，1984年5月，被告因需扩建校舍与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应安排邵武市昭阳办事处大同大队管理委员会36名（含原告在内）成年劳力为长期性合同工。该协议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协议签订之后（即1985年1月），根据邵武市人民政府、市劳动局的批复，虽然原告被安置到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工作，但1988年3月福建省邵武棉纺厂以原告患精神分裂病为由不予转招为集体制工人，要求被告自行解决，并将邵纺（88）厂字第23号《关于技校征地农民合同工转为集体工的报告》抄送被告，而被告收文后未积极、及时地协调相关部门、单位为原告解决工作安置问题，存在一定的过错。1992年3月起，虽然被告未与原告签订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但从被告作出的南二技（92）02号《关于对征地带劳力工人谢莉英病退待遇的意见》和南二技（97）01号《关于谢莉英增加发放物价补贴的意见》的内容来看，被告自认原告系“我校征地带劳力工人”，且同意从福建省邵武棉纺厂停止发放原告工资劳保待遇之月（即1988年4月）起参照工人病退待遇的标准向原告补发及按月发放工资、补贴，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应尽的基本义务。2004年4月21日，被告又与原告签订《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同意参照企业下岗职工退养生活费待遇的标准向原告按月发放退养生活费和生活困难补助，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并约定履行期限至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即50周岁）止，继续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应尽的基本义务。而从原告的诉称及在法庭上的陈述来看，原告亦是自始认定其系被告的长期性合同工，并要求被告安排其上班（轻工作），而被告出于原告的健康状况及学校没有相应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考虑而没有安排原告上班工作，但应视为原告“履行”了提供劳动义务。综上，原、被告间虽未订立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劳动法规定的有关权利义务，且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至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即50周岁）止，因此，双方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本院认定原、被告间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有权根据本单位的工作性质、经营发展状况及劳动者的表现（含健康状况），自主设立工作岗位，自主决定和安排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等，国家公权力不应进行干预，如有纠纷应由双方协商解决，故原告要求被告安排其上班并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被告出于原告的健康状况及学校没有相应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考虑而没有安排原告上班，原告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劳动，期间也没有参加培训、考核获得技术等级，因此，原告与被告原女职工ＸＸ霞不具备“同工”的可比性，故原告依据“同工同酬”的规定要求被告按ＸＸ霞在职时的待遇享受（含补发）工资及福利待遇，没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javascript:SLC(139683,0)?)》第六十三条(?javascript:SLC(139683,63)?)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或逾期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根据上述规定，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缴纳范畴，补交社会保险费应通过行政渠道解决，且原告要求被告按ＸＸ霞的待遇为其补交社会保险费的诉请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该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被告于2004年4月21日签订的《关于征地带劳力农民谢莉（梨）英月生活费的协议书》，至原告起诉时已履行了近13年，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订立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此前有行使撤销权，因此，撤销权已消灭，故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而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含不处理的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javascript:SLC(199310,0)?)》第七条(?javascript:SLC(199310,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谢梨英与被告福建省南平市闽北高级技工学校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谢梨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不含不处理的部分）。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尚美人民陪审员  朱荣健人民陪审员  章建姬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高秀丽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javascript:SLC(199310,0)?)》第七条(?javascript:SLC(199310,7)?):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