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惠义，女，1955年11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军，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立，女，1955年11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彦军，北京市六合金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惠义因与被上诉人赵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6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杨路担任审判长，法官石煜、法官霍思宇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惠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被上诉人赵立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彦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立在一审中起诉称：赵立与李惠义系同学和朋友。2009年11月30日，李惠义以“资本运作”的名义要求赵立投资，赵立向李惠义汇款5万元。后赵立发现“资本运作”荒诞不经，于是要求追回5万元款项，李惠义一直以种种借口不予退还。赵立要求李惠义返还赵立5万元。诉讼费由李惠义承担。
李惠义在一审中答辩称：2009年11月30日汇款一事，现已经过诉讼时效。2012年2月6日，赵立已经在一审法院起诉过此事，后被该院裁定驳回起诉，依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不宜再次受理。赵立一直在之前的诉讼中坚持说该5万元款项是民间借贷，现在又变更案由重新起诉，前后矛盾。综上，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赵立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30日，赵立向李惠义在中国光大银行的账户名下存入5万元现金。对此，赵立一审称该款项是应李惠义要求给其从事“资本运作”。李惠义一审称该款项是赵立向其还款，但是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李惠义称相关欠条已经返还给赵立）。
后因该款项发生争议，2012年，赵立以民间借贷的名义将李惠义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偿还上述5万元款项。2012年4月26日，该院作出了（2012）通民初字第04156号民事裁定书，以不存在借贷合意为由裁定驳回赵立的起诉。
后赵立以不当得利的案由提起诉讼，2012年9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2）通民初字第12710号民事裁定书，因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正在调查该纠纷，裁定该案中止审理，后赵立撤诉。经一审法院查明，“资本运作”因涉嫌传销，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5年3月20日生效的另案判决显示，在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核实后，赵立所涉金额和人员不符合刑事犯罪认定的标准。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中，赵立有证据证实其向李惠义账户名下存入5万元的事实，且对此做出了合理说明。李惠义称该5万元系赵立对其还款，应当有相应证据证实赵立曾向其借款。对此，李惠义一审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关于李惠义称相关欠条其已归还赵立的主张，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举证责任，且就举证难度而言，归还欠条亦并不足以排除证明之可能。故对于李惠义的还款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一审中，赵立向李惠义的名下存入5万元现金的事实得以证实，赵立为此受损，李惠义因之获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李惠义不同意返还上述5万元款项，应当有合法的根据。现李惠义不能证实其合法根据之存在，其收得5万元之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上述5万元返还给赵立。故对于赵立要求李惠义返还上述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惠义给付赵立5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清。
李惠义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赵立于2009年11月30日找到李惠义要求参加“资本运作”，并于当日将参加游戏的资金通过银行汇款到李惠义名下，按照该游戏的规则，赵立又发展了下线杨×、晏×、刘×等人，赵立不久就在该“资本运作”中领到发展下线的提成。2011年赵立提出退出“资本运作”，李惠义于2011年9月5日将15万元退还给赵立等3人；2.“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也规定，只要参加该游戏并提过成的人，就应该承担该游戏的风险。赵立从参加该游戏到退出总共一年有余，所以不应退还赵立的投入资金5万元。综上，李惠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立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赵立承担。
李惠义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条复印件，内容为：“今收到李惠义、聂×人民币拾伍万元整用于置换。置换成功退还。收款人：刘×、赵立、刘×1。2011年9月5日。”证明本案所涉纠纷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赵立已经从“资本运作”中获利；2.2012年1、2月份工资表，证明内容同证据1；3.银行明细打印单，证明赵立在“资本运作”游戏中获利的工资是由刘×一并领取并发放给赵立的。
李惠义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刘×、聂×、王×出庭作证。
刘×作证内容：置换单收条的字是我签的，我们有规定钱收了不退，当时情况特殊，李惠义答应给我们点钱。我们三个人同时收的十五万，每个人五万元用于给身后的人置换。钱不是给我们三个的，因为我们三个不存在置换，是给下面要退出的人的。收条不规矩，应该是置换我们身后的人，我们三个只是代表。2011年6月12日网银转账是给赵立的儿子转的，钱是赵立参加“资本运作”的工资，因为赵立没有农行卡所以转给她儿子；聂×作证内容：2011年9月5日我和李惠义凑钱拿了十几万，给下面几个人做转换用。她们三个人如何分配的我不清楚，就是给她们三个底下人做转换使用的，他们三个没有资格拿这笔钱，是我们借给他们三个的。如果底下没有人可以置换，这个人如果想退出，只有上线才能给他做置换；王×作证内容：我看到李惠义发赵立工资，第一次是2010年4月左右，第二次是2010年10月左右，第三次是2011年2月春节左右，我一共看到过三次，用大牛皮纸塑料袋装着给的。
赵立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惠义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惠义二审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应被采信。收条不能说明赵立收到了5万元，其所述的“资本运作”游戏规则是无效的。
赵立对李惠义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确切表明是李惠义给赵立5万元，15万元实际都交给刘×了，用于安抚刘×下线要退出资本运作的钱，和赵立没有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没有赵立签字；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汇款和李惠义没有关系，刘×没有理由汇钱给赵立的儿子，凭证上没有人名，其出处无法知晓。
赵立认为刘×、聂×、王×的证言均不能证明李惠义还给赵立参加“资本运作”的钱。刘×是赵立的下线，刘×拿钱是给她下面的人分的；15万元不是聂×和李惠义的，是朱连山的，聂×与李惠义具有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有限；王×确实参与“资本运作”的项目，但是其与赵立多年未见，对其证言不予认可。
李惠义在二审中主张“资本运作”系集资游戏，用于发展下线。李惠义因一审出于对“资本运作”涉嫌刑事犯罪的担心，所以没有主张本案所涉5万元纠纷是参加“资本运作”的钱，不再坚持一审关于赵立汇款5万元是用于还款的主张；赵立在二审中主张“资本运作”为非法传销，不受法律保护，其中规则应为无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一、二审证据、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一、二审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赵立向李惠义的银行账户名下存入了5万元。
李惠义在二审中变更一审主张，主张该5万元系赵立参加“资本运作”的投入，根据“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赵立已经从该游戏中获利，该5万元不能退还赵立。为此，李惠义二审提交证据并出具证人证言，证明赵立已经从“资本运作”的游戏中获利。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资本运作”项目因涉嫌传销，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李惠义亦未能举证证明该项目具备相关实体运作内容及合法性审批文件，因此，“资本运作”项目的合法性无法证实。李惠义主张依据该“资本运作”项目的规则，不应返还赵立5万元款项，本院难以支持。
李惠义在二审中提交收条复印件，主张赵立与刘×、刘×1共同收取了15万元款项，赵立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款项没有给赵立，系用于安抚下线要退出的人，该主张和刘×、聂×的部分证言内容相印证；李惠义在二审中提交的工资表未经赵立签字确认，且赵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李惠义在二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其内容并未体现出与本案的直接关联性，且赵立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亦不予以认可。李惠义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返还赵立5万元款项，且赵立对此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20元，由李惠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李惠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路
代理审判员 石 煜
代理审判员 霍 思 宇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思巧书记员耿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