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吉中民二终字第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边发根。
委托代理人张绍兵，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告恒。
原审被告肖俭根。
上诉人边发根因与被上诉人邓告恒、原审被告肖俭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峡江县人民法院（2015）峡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6年间，被告肖俭根在金江乡的各村为被告边发根收购毛猪，肖俭根的手续费按边发根实际收购毛猪的头数向边发根收取3元/头。1996年8月8日，肖俭根经金江乡庙前村委上山自然村村民王文福的介绍（王文福也是得边发根的手续费），以4元/斤的价格向上山村十一户王姓村民和园溪村两户邓姓村民收购了毛猪共21头，合计4685.9斤，其中上山村村民的毛猪单价为4元/斤，园溪村村民的毛猪单价为3.9元/斤。边发根向邓告恒购买了毛猪一头，计131斤，价款为510.9元，但边发根未支付邓告恒的猪款。其后，肖俭根、王文福、邓告恒等十多人到边发根家里讨要毛猪款，边发根总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所欠邓告恒等养猪户的毛猪款。
1997年3月17日，邓告恒等十三户养猪户以王要得的名义向原审法院安山法庭起诉时，安山法庭的工作人员要求王要得交纳诉讼费。当时十三户养猪户凑了500元交给王要得，王要得交给了安山法庭，安山法庭向王要得出具了收据一张，载明“暂收到王要得（德）预收诉讼费伍佰元整，安山法庭，97.3.17”，该收据上加盖了安山法庭的公章。王要得交纳诉讼费后，十三户养猪户仍然向边发根讨要猪款，但边发根回答：既然起诉了，向法院要款去。其后，邓告恒等十三户养猪户便经常去安山法庭要求该法庭的工作人员向边发根追讨欠款，安山法庭工作人员答应会为邓告恒等人追讨猪款。安山法庭收了以王要得名义缴纳的诉讼费500元后，虽没有告知邓告恒等人未立案，但经常会找边发根要求支付所欠邓告恒等人的猪款。边发根最初说没钱，后是躲债，再后来找借口不肯支付欠款。因邓告恒等十三户养猪户始终未得到猪款，故在2014年年底又到巴邱法庭（××法庭已××至××与巴邱法庭合署办公）问安山法庭的工作人员是否追到猪款？安山法庭工作人员告知邓告恒等人说没有追到款，并要求邓告恒等人起诉，邓告恒等人才得知当时没有立案。于是邓告恒等十三人于2015年2月1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该院巴邱法庭于当日立案受理了邓告恒等13人的13件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达成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自觉履约。边发根向邓告恒购买毛猪后却不按约定支付所欠邓告恒毛猪款，已违约，邓告恒要求边发根支付所欠毛猪款510.9元的理由成立，予以支付。由于肖俭根在本案买卖合同中充当的只是中介人的作用，不是实际毛猪买受人，所以肖俭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边发根的代理人所说“听边发根说已付一半猪款给中介人肖俭根，要他去付给邓告恒等人，但他没有付”之事，因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该听说中的且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之事，不予认定。由于邓告恒等人于1997年3月17日向法院交纳了诉讼费，可以认定为邓告恒请求法院为其债权采取了司法保护的救济措施。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因邓告恒等人于1997年3月17日向安山法庭请求司法救济措施保护其权利之日起而中断至2014年年底，邓告恒等人得知未立案之时，诉讼时效又开始重新计算；期间的诉讼时效因安山法庭工作人员对边发根不间断追讨行为归于无效。自2015年2月16日立案受理了诉讼双方间买卖合同纠纷案之日起，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故边发根的代理人提出：“邓告恒在1996年、1997年多次向边发根主张权利被拒绝后，一直未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尽管邓告恒等人在1997年向法院口头起诉后并缴纳了诉讼费，起诉后，因邓告恒等人一直没有递交书面诉状，法院按撤诉处理。1997年到今，邓告恒等人一直未向边发根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明确拒绝后，债权人超过两年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庭驳回邓告恒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边发根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所欠原告邓告恒毛猪款510.9元；二、驳回原告邓告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边发根负担。
上诉人边发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1996年8月上旬，边发根从邓告恒处购买生猪一头，货款510.9元。因当初生意不好，不能全额付款，就将一半价款委托肖俭根先行支付，但肖俭根却将货款挪作他用，没有给付邓告恒。邓告恒等人就到安山法庭起诉边发根。1997年，边发根因另一起案件被安山法庭查封拍卖了一辆汽车，还清债款后多余3万多元，边发根告诉法庭将多余款项给付邓告恒等人，今后两清，互不干涉，安山法庭也同意了。此后，边发根、邓告恒等人、法院均无人提起此事，一晃近20年过去了。
二、原审判决存在以下错误：1、边发根从未外出躲债，原审法院认定该事实存在错误；2、安山法庭从未找过边发根要过购猪款，本案开庭后，安山法庭原法官自行出具书面说明，自证其说，原审法院采信该说明是错误的。即便追要了，安山法庭也不具备追要购猪款的主体资格；3、1997年3月，邓告恒等人只是向安山法庭预交了诉讼费，但未递交诉状，应按撤诉处理。邓告恒等人在1999年3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4、1997年3月，边发根已经明确告诉邓告恒等人，“既然你们已经起诉，向法院要款去”，说明边发根已拒绝了邓告恒等人的要款要求，因为安山法庭有边发根3万多元，足以支付邓告恒等人。
三、原审法院认定邓告恒等人在1997年3月向法院主张了权利，就认定诉讼时效未过，是错误的。首先，邓告恒等人没有起诉状，才会出现2015年2月再向法院递交起诉状。其次，如果1997年起诉是有效起诉，那其诉讼请求是什么？为何没有向边发根送达起诉状？为何法院一个普通民事审理近20年？第三，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指的是有效诉讼，而不是无效诉讼。邓告恒等人预交诉讼费后，没有提交起诉状和证据，按照相关法律，应视为撤回起诉。从撤诉之日起两年内没有主张权利的，超过了诉讼时效。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边发根于1997年3月明确告诉邓告恒等人，要求邓告恒等人找法院要钱。从这时起算，诉讼时效至1999年3月期满。期间，邓告恒等人并未向国家机关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故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邓告恒的诉讼请求；2、邓告恒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邓告恒、原审被告肖俭根未予答辩。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邓告恒等人在向原审法院安山法庭要求起诉并预交诉讼费后，在集市或路上偶遇边发根时，会要求边发根支付先前购猪欠款，要款频率为一年两三次或一两年一次，但边发根均予以拒绝。其中，王泽生、王晓春还通过第三人向边发根追讨过购猪欠款，边发根同样未付款。在此期间，邓告恒等人也向安山法庭主张权利，安山法庭工作人员为邓告恒等人向边发根追讨过购猪欠款，但同样遭到拒绝。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1996年间，上诉人边发根向被上诉人邓告恒等人收购毛猪共21头，双方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边发根在取得毛猪后，却未向邓告恒等人支付购猪款，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由边发根依约支付给邓告恒等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边发根应当支付邓告恒购猪款为510.9元，故原审判决判令边发根支付该款项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上诉人边发根上诉称，邓告恒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对此，本院认为，邓告恒等人在得知边发根拒绝支付购猪款后，即于1997年3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预交了诉讼费500元，通过法院向边发根主张权利。本案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邓告恒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起诉状，但对于邓告恒等人向原审法院安山法庭要求判令边发根支付所欠购猪款以及向该法庭交纳500元诉讼费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据此，足以证明邓告恒等人就本案所欠猪款已向原审法院请求予以司法保护。至于原审法院是否立案、审理和裁判等问题，并非邓告恒等人行为所致，且结合邓告恒等人在交纳诉讼费后先后多次要求原审法院向边发根催款的事实，应当认定邓告恒等人是积极主张了其对边发根的债权而并未予以放弃或有怠于行使，也不存在边发根上诉状中所主张的“无效起诉”、“视为撤诉”的情形。另外，根据诉讼双方的陈述，邓告恒等人在起诉之后，或先或后，或一年两、三次，或一、两年一次，或有意催讨，或偶遇要债，或通过第三人追讨，邓告恒等人均在持续不断地向边发根追讨欠款，故其在事后得知原审法院安山法庭未予立案的情形下，又于2015年2月16日重新起诉边发根要求支付相应购猪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该合法债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此外，上诉人边发根上诉还提及其尚有3万余元执行款项未予支付的问题，因与本案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纠纷无关，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综上，上诉人边发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边发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爱平
代理审判员 李伟杰
代理审判员 熊钦泉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龙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