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终4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定浩，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学勇，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经民。委托代理人：闫学刚，系辽宁国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谢定国。委托代理人：谢从文。原审第三人：孙西柳。委托代理人：谢从文。原审第三人：关恩林。委托代理人：李宏丽，系辽�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经民、原审第三人谢定国、孙西柳、关恩林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5]浑南民一初字第00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定浩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学勇，被上诉人徐经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闫学刚，原审第三人谢定国、孙西柳的委托代理人谢从文及原审第三人关恩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宏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一审诉称：（一）、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沈高开执裁字第11号民事（执行）裁定书于2014年9月22日送达原告。该裁定认�：2003年5月3日，沈阳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法定代表人关恩林。签订协议时谢定浩和关恩林没见过面，经本院向关恩林调查，其明确表示2003年5月3日没有和谢定浩签过承包协议，原告（异议人）提供的协议复印件系伪造。原告有证据证明2003年5月3日承包协议客观存在，因此裁定书认定事实有错误。（二）、沈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所依据的（2012）沈高开民初字第1025号民事调解书中，原告并不是案件当事人，亦非债务人，没有给付被告徐经民金钱的义务。（三）、沈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认定执行债务人谢定国、孙西柳财产有误。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查封谢定国承包经营的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的拆迁个人得款人民币350万；查封的部分地块由谢定浩承包的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使用”是错误的，应撤销此裁定。原告是于2006年10月31日经沈阳市工商局依法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谢定浩出资40万元，股东关恩林出资10万元，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浑河站前榆村，法定代表人谢定浩。公司注册成立前2003年5月3日，谢定浩以承包方式租用沈阳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场地、厂房，双方签订《厂房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愿将其原有的耐火材料厂的场地7,003平方米、厂房400平方米承包给乙方（谢定浩）使用，年租金3万元；乙方经甲方同意，在原厂区内建厂房2,000多平方米及围墙等附属设施，遇国家征用该地块时，其资产补偿归乙方（谢定浩）所有，甲方应当协助配合乙方办理补偿事宜。（四）、被执行人谢定国、孙西柳未承包经营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亦非异议申请人股东或实际经营者，其二人对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异议申请人兴利达公司地上物拆迁补偿款是没有获取补偿的权利，其二人不享有物权。根据2003年5月3日谢定浩与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签订的《厂房承包协议书》之约定：原告或谢定浩才有权利获得地上物拆迁补偿的权利。故要求法院判令：1、撤销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沈高开执裁字第11号民事（执行）裁定书和沈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2、就高新区人民法院[2014]沈高开执裁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和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所涉及到查封的动迁款项350万元全部排除强制执行；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徐经民一审辩称：东陵区耐火材料厂是由关恩林承包，2005年关恩林将该厂的土地和厂房承包给谢定国，由于谢定国与徐经民存在债务关系，法院依据申请查封了谢定国的厂房和土地。在法院查封以后，谢定国、谢定浩伪造证据和协议，逃避法院执行，所以被告徐经民认为法院查封的是正确的，2、原告对于争议的土地和厂房没有使用权，原告的公司的档案资料显示，东陵耐火材料厂只是将其中的240平方米的厂房无偿给原告使用，所以原告主张的土地和设施以及房屋全部由该公司使用是不正确的；3、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是针对执行异议而提出的，而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所以被告徐经民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争议的拆迁厂房是谢定国在2006年建设的，并不是谢定浩所称的2004年建设的。原审第三人谢定国一审述称，谢定国没有和关恩林签订合同，谢定浩是谢定国弟弟，是谢定浩与关恩林签订的合同。原审第三人孙西柳一审述称，谢定浩、谢定国兄弟之间的事情孙西柳不清楚，孙西柳也没有签订合同。原审第三人关恩林一审述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所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谢定国与第三人孙西柳系夫妻关系，二人从2010年7月开始向被告徐经民借款，借款到期后，第三人谢定国与孙西柳未能偿还，故被告徐经民诉至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该院于2012年7月2日制作[2012]沈高开民初字第1025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被告谢定国、孙西柳欠原告人民币5,340,000元，于2012年12月30日前给付；二、被告谢定国、孙西柳从2012年5月16日起，每月20日前支付原告借款利息人民币120,000元，至付清欠款止；三、双方无其他纠纷”。调解书生效后第三人谢定国、孙西柳未按调解协议履行。被告徐经民申请执行。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2日做出沈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谢定国承包经营的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的拆迁补偿款350万元。地点：沈阳市东陵区前榆村窑地”。并于同日向沈阳市浑南区现代商贸管委会下达(2012)执字第157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事项为：“查封谢定国承包经营的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的拆迁补偿款350万元。地点：沈阳市东陵区前榆村窑地。查封的部分地块由谢定浩承包的沈阳市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使用。”沈阳市兴利达公司即本案原告遂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4年9月17日下发[2014]沈高开执裁字第11号民事（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对本案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故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1985年5月30日原东陵区浑河站乡前榆树台村与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签订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浑河站乡前榆树台村将7200平方米厂房承包给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于1990年5月4日成立，系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曹振静，主管部门为东陵区前榆小学，于1994年3月18日注销，关恩林称其现为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法定代表人。2003年4月25日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获得沈阳市浑河站乡前榆树台村7002.9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005年7月5日关恩林作为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法人（甲方）与谢定国作为棉花加工厂�人（乙方）签订联建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该场地现有7200平方米，厂房400平方米，耐火砖窑一座由乙方自行使用；（二）、乙方给甲方修好原有厂房及料棚，砌好四周围墙。（三）、甲乙双方在甲方的场地上共同新建棉花加工厂1200平方米，新建厂房所需建设设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生产经营。（四）、如发生政府动迁，甲方原有厂房和砖窑的补偿金归甲方所有。新建围墙的补偿金归乙方所有，工人搬迁费用的补偿金归乙方所有。共同新建的1200平方米的厂房补偿金由甲乙双方各按50%的比例平均分配。”该份协议有关恩林、谢定国签字并盖有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公章及关恩林印章。协议签订后，第三人谢定国履行该协议并建设厂房。2006年10月31日原告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谢定浩与关恩林，法定代表人于2007年11月9日由关恩林变更为谢定浩。2006年10月20日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将其所有的房屋建筑面积约2600平方米中的部分240平方米无偿提供给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2006年10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止，共计10年。原告兴利达公司在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内生产运营至2014年至其被强制拆迁止。拆迁期间，动迁部门以原告作为被拆迁主体制作《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预评明细》，明细评估项目包括厂房，仓房，住宅房等地上物及附属设施。庭审中第三人关恩林对于该评估的权属提出异议，拆迁部门未予拆迁地块的任何一方签署动迁补偿协议。通过被征收土地航拍图显示，2004年10月19日东陵区前榆树耐火材料厂仅有厂房一处，2006年8月19日共有厂房三处，2007年4月10日一处新建厂房被推倒，2007年9月1日该处厂房被重新建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的争议焦点应为沈法(2012)执字第157号民事裁定书和(2012)执字第1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查封的拆迁补偿款是否属第三人谢定国应得利益。首先应确认谢定国在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拆迁过程中是否享有拆迁财产利益。参与投资建设的相关人员应当具有拆迁财产的利益,从被告提供《联建协议书》可知第三人谢定国具有参与投资建设的行为，第三人谢定国虽对该协议有异议，未提供证据予以否定，可认定《联建协议书》系第三人谢定国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联建协议书》约定新建围墙的补偿金、工人搬迁费用补偿金以及新建1,200平方米厂房补偿金的50%归谢定国，即谢定国投资建设围墙和厂房的拆迁补偿款部份归谢定国。法院查封第三人谢定国应得的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原告提供的《厂房承包协议》签定主体、内容均存在瑕疵，不足以认定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院内的拆迁主体中不含谢定国本人部分。原告兴利达公司不能证明其具备全部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内财产拆迁利益。再次原告兴利达棉织品有限公司和棉花加工厂使用的厂地和厂房有交叉混同，有连带关系，待偿还外债后双方各自利益可另行处理。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承担。宣判后，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联建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为其为复印件且谢定国始终否认；二、《厂房承包协议》虽有瑕疵，但结合其它证据，能够认定原告对执行财产享有利益，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三、一审对兴利达与棉花加工厂之间的关系认定错误，棉花加工厂主体根本不存在，故不存在与兴利达交叉混同和连带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经民辩称：《联建协议书》有效，《联建协议书》是谢定国与关恩林签订的，关恩林已经明确认可该协议；《厂房承包协议》无效，该协议是2013补签的，与上诉人的工商档案相矛盾，谢定浩签字用的新身份证号码是2007年才发放的。厂房建设所有者是谢定国，不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谢定国、孙西柳述称，本案与自己无关，厂房是谢定浩出资建的。原审第三人关恩林述称，《联建协议书》是真是的，《厂房承包协议》是虚假的，谢定国是房屋拆迁主体，同意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征收补偿明细表（第二次评估），涉案拆迁建筑物中包括关恩林原有建筑421.71平方米（248.95+95.75+33.3+43.71），对应的拆迁款为386199元（271356+57354+35711+21778），还包括关恩林的火窑一座及烟囱和干燥炕一铺及烟囱，拆迁款为140459元（31273+56146+53040），总计526658元，上述款额系关恩林原有建筑、设施的拆迁款，已经上诉人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及关恩林双方认可。原审查明《联建协议书》签订后，第三人谢定国履行该协议并建设厂房不当。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是否对涉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即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是否系涉案拆迁款的合法权利人，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现双方当事人对原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院内的机器设备、物品损失等拆迁补偿款归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所有并无异议，只是对院内建筑物的拆迁补偿款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一、关于徐经民提供的《联建协议书》复印件及《承诺书》等的证明效�问题。涉案《联建协议书》签订于2005年7月5日，甲方为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法定代表人关恩林，乙方为棉花加工厂，法定代表人谢定国，但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于1994年3月18日已经注销，该主体不存在，所谓法定代表人关恩林无主体资格；棉花加工厂这一主体始终不存在，关恩林称实际就是后来成立的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而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关恩林，2007年变更为谢定浩，股东为谢定浩和关恩林，谢定国既不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故该《联建协议书》中所谓法定代表人谢定国并无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第三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现有的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设立的相关证据，无法认定谢定国为公司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不符合发起人的条件，故谢定国无权以公司名义签订上述合同，《联建协议书》签订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便按照该协议约定，合同主体也是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与关恩林，与谢定国无关，一审据此认定拆迁利益中含有谢定国本人部分，不当；另外，谢定国为徐经民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不还款，就把谢定国购买关永君和关恩林的厂房和土地归徐经民，此系谢定国单方行为，不能作为认定谢定国为涉案建筑物权利人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它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谢定国为拆迁建筑的出资人，即拆迁利益的权利人。二、关于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是否为涉案建筑物拆迁款的权利人问题。上诉人认可《厂房承包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并非协议载明的时间，身份证号码亦为事后填写，该协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签字人谢定浩及关恩林对各自的签字并无异议，关恩林也明确与其签订协议的是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定浩而不是谢定国。关恩林在多次庭审中均主张该协议内容虚假，是为了帮助谢定国逃避债务，但在二审询问笔录中又提出“当时我说了只能让他拿到动迁办去用”，显然签订协议当时，关恩林是认可该协议用作办理拆迁补偿事宜的。结合上诉人提供的《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预评明细》及有关恩林、谢定浩签字的动迁地块建筑物示意图等证据，考虑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一直是谢定浩，2007年法定代表人从关恩林更名为谢定浩，现无充分证据表明谢定国为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而徐经民与谢定国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2012年，故认定谢定国与谢定浩串通逃避债务的依据不足。关恩林主张依据《联建协议书》，其拆迁份额包括原来的400多平方米建筑及谢定国答应给他的600平方米建筑，应得的拆迁款约为100万元左右，而《厂房承包协议》约定的给付关恩林的场地、厂房租金共计90万元，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主张与关恩林协商《厂房承包协议》不再执行，关恩林原有的建筑及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后建的建筑中拿出300平方米建筑的拆迁费归关恩林所有，总计约80多万元，上述三个数字差距并不悬殊，通过现有证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涉案拆迁建筑（关恩林原有建筑及设施除外）由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谢定浩出资建设，由该公司来实际占有、使用，谢定浩自认上述拆迁建筑已归于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故相应拆迁利益应归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所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拆迁利益归谢定国所有，故徐经民对谢定国享有的债权不能执行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拆迁款。因关恩林未在本案中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故对关恩林的拆迁利益不予处理。综上，原审认为“原告提供的《厂房承包协议》签定主体、内容均存在瑕疵，不足以认定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料厂院内的拆迁主体中不含谢定国本人部分。原告兴利达公司不能证明其具备全部沈阳市东陵区前榆耐火材�厂内财产拆迁利益。原告兴利达棉织品有限公司和棉花加工厂使用的厂地和厂房有交叉混同，有连带关系，待偿还外债后双方各自利益可另行处理”，并以此为由判决驳回沈阳兴利达棉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5]浑南民一初字第00742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执行标的（关恩林原有建筑及设施的拆迁款526658元除外）；三、驳回当事人的其它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徐经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钺审 判 员  田 丽代理审判员  林晓楠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