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宾行初字第79号
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
负责人蓝文，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樊著德，农民。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上林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覃香杰，上林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潘泉瑾，上林县法制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贵下庄村民小组。
负责人蓝家仁，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振林，农民。
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诉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贵下庄村民小组山林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于2014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受理后，于2014年10月16日依法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负责人蓝文及其委托代理人樊著德、被告委托代理人覃香杰、潘泉瑾、第三人负责人蓝家仁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6日对原告与第三人作出上政发（2014）23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镇圩朋厂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现争议地为朋厂山、朋泣山、敢硝山三个山头，简称朋厂山，总面积为276亩，其四至范围：东以达好山山脊为界；南以朋厂山、朋泣山和敢硝山的山脊为界；西以敢硝洞往山脚至高压线电杆龙贵支线30号杆为界，北以山脚至下朝庄的畲地边为界。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没有明确划分权属。1969年至1979年，争议地由东方红中队经营管理。东方红中队于1980年解散后，在林业“三定”时，争议地划归贵下庄经营管理。1981年6月8日，上林县人民政府颁发第2152号《山界林权证》给贵下庄。在争议地上，下朝庄个别群众在朋泣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类树木，贵下庄群众在朋厂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及桑树等树木。纠纷地列为生态公益林保护区，在发放公益林补助款时引发本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1、下朝庄个别群众在朋泣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类等（见附图）归下朝庄农民种植者所有。2、纠纷地朋厂山、朋泣山和敢硝山林地总面积276亩及其他林木类、桑树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划给贵下庄农民集体所有。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依法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
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诉称，自上世纪60年代初起，原告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有证人罗某证言及其提供的2本簿的复印件为证，证明了第一队（下朝庄）到第九队的“四固定”时期落实情况。当时大队管委会规定山脚下的耕地谁耕种谁就管护山上的林地，即“土地确权山头就确权”。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证》时也是根据上述两本簿为凭据。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为上述证据为孤证是错误的。“四固定”时期，原告是一个独立的核算组织，1969年与第三人贵下庄、贵上庄合并成东方红中队，东方红中队于1979年解散。第2152号《山界林权证》是1979年分队时东方红中队领导所为，当时耕作区未重新划分，仍按1961年时的耕作区管理，争议地山脚下的土地属原告所有，东方红中队领导未经原告同意将山上林地划给第三人贵下庄管理，当时原告就提出了异议。2009年原告就对争议地提出确权申请，并非在发放公益林补助款时才发生本案纠纷。这次林改界址划分时，上级有关部门通知原告负责人蓝文与上泣代表签订界址协议，并没有贵下庄代表参加，证明争议地与第三人贵下庄无关。原告在1961年就已在争议地大量种植竹木林，而第三人贵下庄是在1981年后才开始种植。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的上政发（2014）23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镇圩朋厂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辩称，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地朋厂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划分过权属。1969年至1980年，原告与第三人贵下庄同属一个农民集体即东方红中队。在东方红中队存在期间，争议地由该中队统一管理。1980年东方红中队解散时，当时的中队干部对中队的山林分配，将争议地分给第三人贵下庄。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龙贵大队给本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填发《山界林权证》，第三人贵下庄持有的2152号《山界林权证》中，记载朋厂山属于贵下庄的林地。而原告下朝庄持有的2151号《山界林权证》中，记载有其他林地，但没有朋厂山。从1980年东方红中队解散后，第三人贵下庄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在山上种植大竹等。2009年上林县人民政府发放公益林补助后，原告才对争议地主张权属。原告的理由为：“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朋厂山已划归原告所有。1980年中队解散时，当时的中队政治指导员蓝盛丰（下朝庄人）将争议地分给第三人贵下庄没有经过群众同意。原告的上述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中队解散时，争议地是经过当时的中队及小队干部统一划分给第三人贵下庄的，林业“三定”时期又发放了2152号《山界林权证》并由贵下庄一直经营管理。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上政发（2014）23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上政发（2014）23号行政处理决定。
第三人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贵下庄村民小组述称，我方的意见与被告一致。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申请书、答辩书、签到表、调解记录，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以及争议双方都承认1969年至1979年同在一个中队，1981年中队解散，纠纷地划给贵下庄，但不经下朝庄群众同意；争议双方在争议地都有经营。2、第2152号《山界林权证》，证明第三人贵下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中包含争议地。3、第2151号《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告下朝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中没有包含争议地。4、林权登记部，证明龙贵村1981年林地划分的原始记录。5、现场勘查图，证明争议双方确认争议地名称、范围、面积及双方在纠纷地内植树的面积。6、龙贵村贵上庄村民蓝茂生、蓝锦桂、蓝锦星出具的证明，证明1969年-1980年争议地由东方红中队经营管理，1981年争议地划给贵下庄经营并发了《山界林权证》。7、原告负责人蓝文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已划分权属给原告下朝庄，1981年划给第三人贵下庄，但没有经过原告下朝庄群众同意。8、龙贵村拉叔庄村民罗某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没有划分权属，1981年划给第三人贵下庄并发了《山界林权证》。9、蓝茂生、蓝锦桂、蓝锦星的询问笔录，证明1981年争议地已划给贵下庄经营并核发2152号《山界林权证》。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一、对1号、3号、5号、7号、9号证据没有异议。二、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项规定，应该是在森林法、土地法颁布之后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才能作为权属的凭证。三、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原龙贵大队于1980年划分林地权属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原龙贵大队把争议林地划给贵下庄没有法律依据。四、6号证据中，对蓝茂生、蓝锦星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在1980年恢复原来小队建制的时候，原龙贵大队对山林重新划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蓝锦星的证言没有其他相关的存档档案佐证，属于片面之词。对蓝锦桂证言的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因为没有其他相关的存档档案佐证，其证言属于片面之词。五、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南府复议（2014）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2、《龙贵大队六一年四固定情况处理》和《六一年四固定后三包落实情况》，证明“四固定”时期政府把争议林地山脚下的土地划分给原告的事实。3、原龙贵大队文书罗某的证言和询问笔录，证明“四固定”时期按照“耕作面积在山脚下，就有权管护山上林地”的原则划分山界，把争议林地山脚下的土地划分给原告，山上的争议林地就归原告所有的事实。4、蓝国英的证言和询问笔录，证明上泣庄林地与争议林地相邻，原告自上世纪60年代经营管理争议林地，在本次林改中上泣庄与原告签订确认林地界址协议，林地界址协议在上林县林业局存档的事实。5、1985年部分村民土地承包证的证明，证明实行责任制后，争议林地山脚下的土地归原告所有，从而证明争议林地属于原告的事实。6、罗盛辉的证言，证明龙贵大队干部与原东方红中队干部把争议林地划分给第三人的事实。7、蓝茂生的证言、蓝文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林地于“四固定”时期划分给原告下朝庄，1969年下朝庄归东方红中队时由中队管理，1979年中队解散时划给第三人的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一、对1号证据没有异议。二、2号证据的内容与争议地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对3号证据有异议，其证明目的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四、4号证据中，证言提及的山林界址协议是签错的，为此并没有发证。五、5号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因为土地承包证与林地权属无关。六、7号证据中，对其提及的1979年东方红中队解散时，将争议地划给第三人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提及的争议林地于“四固定”时期划分给下朝庄有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质证认为：我方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第三人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贵下庄村民小组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现争议地进行现场调查并制作了现场调查笔录，核实现争议地的面积、四至范围和地上附属物情况，原告、被告、第三人对该笔录的内容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以及争议双方都承认1969年至1979年同在一个中队，1981年中队解散，纠纷地划给贵下庄，但不经下朝庄群众同意；争议双方在争议地都有经营。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被告提交的2号证据即第2152号《山界林权证》，证明第三人贵下庄持有的该份《山界林权证》中包含争议地。原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三、被告提供的3号证据即第2151号《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告下朝庄持有的该份《山界林权证》中没有包含争议地。原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四、被告提交的4号证据即林权登记部，证明龙贵村1981年林地划分的原始记录。原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五、被告提交的5号证据即现场勘查图，证明争议双方确认争议地名称、范围、面积及双方在纠纷地内植树的面积。各方当事人均在该图签名确认，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六、综合分析被告提交的6号、7号、8号、9号证据以及原告提交的6号、7号证据，原告、第三人均认可1969年-1980年争议地由东方红中队经营管理，东方红中队解散时，中队干部将争议地划给第三人贵下庄经营，1981年上林县政府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贵下庄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人证言中提及争议地在“四固定”时期划分给原告下朝庄的主张，因只有证人证言，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仅是一个孤证，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七、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该证据内容真实、有效，对此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
八、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即《龙贵大队六一年四固定情况处理》和《六一年四固定后三包落实情况》，证明“四固定”时期政府把争议林地山脚下的土地划分给原告的事实。因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九、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即原龙贵大队文书罗某的证言和询问笔录，证明“四固定”时期按照“耕作面积在山脚下，就有权管护山上林地”的原则划分山界，把争议林地山脚下的土地划分给原告，山上的争议林地就归原告所有的事实。该证言因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同时，罗某在询问笔录中反映1961年“四固定”时期没有对争议地进行权属划分。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十、对原告提交的4号、5号证据，因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十一、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制作的现场调查笔录，各方当事人对该份现场调查笔录所记载的内容没有异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朝庄）与第三人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贵下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贵下庄）发生山林权属纠纷的争议地简称朋厂山，包括朋厂山、朋泣山、敢硝山三个山头，总面积为276亩，其四至范围：东以达好山山脊为界；南以朋厂山、朋泣山和敢硝山的山脊为界；西以敢硝洞往山脚至高压线电杆龙贵支线30号杆为界，北以山脚至下朝庄的畲地边为界。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没有明确划分权属。1969年，原告下朝庄、第三人贵下庄和贵上庄合并为东方红中队。1969年至1979年，争议地由东方红中队经营管理。东方红中队于1980年解散时，中队干部将争议地划归第三人贵下庄经营管理。1981年6月8日，上林县人民政府颁发第2152号《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贵下庄，现争议地包含在该《山界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内。在争议地上，下朝庄个别群众在朋泣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类树木，贵下庄群众在朋厂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及桑树等树木。纠纷地列为生态公益林保护区，2009年9月26日，原告对争议地提出权属纠纷。经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上政发（2014）23号处理决定：1、下朝庄个别群众在朋泣山和敢硝山种植有竹木类等（见附图）归下朝庄农民种植者所有。2、纠纷地朋厂山、朋泣山和敢硝山林地总面积276亩及其他林木类、桑树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划给贵下庄农民集体所有。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依法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南府复议（2014）1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政发（2014）23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争议地权属进行确权的法定职权。经审查，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于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方面，原告、第三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明确划定权属，故被告认定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未划分过权属并无不妥。原告、第三人均确认1980年东方红中队解散后，争议地由第三人贵下庄一直经营管理至今的事实。因此，应认定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依据的证据确凿、充分。故对原告提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被告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的上政发（2014）23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镇圩朋厂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的上政发（2014）23号《上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镇圩朋厂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龙贵村下朝庄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家坚
代理审判员 蓝 珊
人民陪审员 廖耀珍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郭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