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6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利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孟晓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百汇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国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勤、郑若阳。
上诉人浙江警宇消防�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警宇消防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百汇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物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2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6月9日，赵国光与杨祝定签订《钢材销售合同》一份、该合同抬头为甲方百汇物资公司、乙方警宇消防公司，并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钢材一批，用于钱江新城迪凯银座和诸暨人民路旧城改造工程；甲方根据乙方要求送钢材到乙方工地，所送钢材必须由乙方指派人员对到场钢材进行数量、型号、规格等逐项验收，并由验收人员签字生效，甲方同时应提供产品的质量证明书；货款应在货到乙方工地经验收后，在二个月内付清，如逾期不能付清，则从第三�月开始加付1.5%月息；等。甲方处加盖百汇物资公司公章，甲方代表处由赵国光签字；乙方处加盖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乙方代表处由杨祝定签字。上述合同签订后，百汇物资公司多次向钱江新城地块、诸暨人民路地块工地送货。警宇消防公司就工程材料向监理单位绍兴城建监理有限公司进行材料报审。2013年5月19日，杨祝定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兹有警宇消防公司欠百汇物资公司发到钱江新城迪凯银座工地、诸暨人民路旧城改造8、9、11、10地块镀锌钢管等材料款共计2435635元，人民币贰佰肆拾叁万伍仟陆佰叁拾伍元整。在未付清材料款前应以月息1.5%支付。另外百汇物资公司应开给警宇消防公司材料发票1117788元整”。该欠条下方加盖“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并注明“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杨祝定”。另查明，警宇消防公司多次通过其账户向百汇物资公司支付货款，分别于2010年4月26日支付70000元；2010年6月7日支付180000元；2011年1月28日支付80000元；2012年2月17日支付150000元；2012年8月15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9月25日支付21355元。百汇物资公司多次向警宇消防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分别于2010年4月23日开具金额为70000元发票；2010年6月4日开具金额为180000元发票；2010年11月30日开具金额为280000元发票；2011年9月9日开具金额为1150000元发票；2012年4月17日开具金额为500000元发票；2012年10月17日开具金额为7265元发票。再查明，警宇消防公司作为劳务发包方、杨祝定作为劳务承包方签订四份《工程施工劳务协议》，分别约定由杨祝定承包地块迪凯银座消防工程、诸暨旧城改造8、9、10、11#地块消防工程。杨祝定于2010年4月23日，2010年6月4日、2011年1月27日、2012年2月16日、2012年8月14日出具委�书5份，分别委托警宇消防公司将诸暨旧城改造工程的工程款计70000元、180000元、8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划入百汇物资公司账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能否成立，警宇消防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涉案《钢材销售合同》加盖了“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并由杨祝定在该合同下方“乙方代表”处签名。百汇物资公司主张杨祝定签订涉案《钢材销售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涉案《钢材销售合同》上虽加盖了“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但在上�合同签订后，百汇物资公司已将案涉货物送往警宇消防公司承包的钱江新城工地、诸暨人民路工地，且警宇消防公司已向监理单位进行材料报审；其次，在百汇物资公司依约送货后，警宇消防公司存在连续多次向百汇物资公司支付货款并收取百汇物资公司开具的发票的行为。故对于百汇物资公司而言，在其依约向涉案工地送货后，警宇消防公司的多次付款并收取发票行为系履行涉案《钢材销售合同》的约定，进而其有理由相信杨祝定系有权代表警宇消防公司对外签订涉案合同的。另外，2013年5月19日的欠条确认系警宇消防公司尚欠百汇物资公司材料款2435635元，且在该欠条下方加盖“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并注明“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杨祝定”。前述加盖的技术专用章以及注明杨祝定身份落款的行为均能与涉案《钢材销售合同》上的相关内容的互为印证，进一步促使百汇物资公司有理由相信杨祝定具有代理权。故本案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杨祝定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百汇物资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具有合理理由相信杨祝定系代表警宇消防公司与其签订涉案合同。故百汇物资公司要求警宇消防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警宇消防公司辩称其与百汇物资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货物已经发包由杨祝定采购负责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警宇消防公司认可涉案《钢材销售合同》上加盖的“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并存在连续多次向百汇物资公司支付货款并收取发票的行为，但其未能充分证明这些行为系代为执行杨祝定的意思表示且百汇物资公司对此明知。至于其与杨祝定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协议》就涉案工地形成发包承包关系，�系其内部约定，对外不能影响百汇物资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基于《钢材销售合同》的权利义务。综上，原审法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涉案欠条，杨祝定确认警宇消防公司尚欠百汇物资公司材料款2435635元并在未付清前按月息1.5%支付利息。现百汇物资公司要求警宇消防公司支付该款以及自2013年5月20日起按月息1.5%计算的利息损失，具有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该院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百汇物资有限公司货款2435635元；二、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百汇物资有限公司上述货款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5月20日月息1.5%标准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届满时为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165元，由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警宇消防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百汇物资公司明知涉案合同的实际交易对象是杨祝定，却伪造证据将付款责任转移给警宇消防公司，主观恶意明显，杨祝定的采购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但主观上既存在过失又有明显的恶意，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善意相对人。1、百汇物资公司提交的《钢材销售合同�上使用的“技术专用章”并非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过，不具有公示公信力，使用该章所签订的合同形式上有瑕疵。顾名思义，技术专用章仅限用于技术资料，不能用于签订合同，警宇消防公司从未用技术专用章签订合同，也未与承包方在协议中约定技术专用章具有签订合同的效力，百汇物资公司也未举出证据证明警宇物资公司曾用技术专用章对外签订合同。百汇物资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理应明知技术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仅能用于相关工程项目的技术工作事务中。百汇物资公司自己使用公章签订合同，但却认同对方以技术专用章来签订合同，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也说不出盖章的具体经办人，使用非法证据，其主观具有明显过错。合同相对人未尽到的充分审查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2、百汇物资公司在履约过程中一直与杨祝定来往，发货和收货�付款都是在两者之间发生，从未和警宇消防公司有任何联系。百汇物资公司从未向警宇消防公司催讨欠款，警宇消防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后才知道此事。欠款是周期性，且多次，但百汇物资公司从未联系警宇消防公司，其做法不符合常理。《欠条》上的技术专用章与《钢材销售合同》上使用的技术专用章明显不同，但百汇物资公司都不曾提出异议或向警宇消防公司询问情况。百汇物资公司在提供价值几百万货物的时候理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了解真正的买受人或所谓代理人的权限范围，但其放弃该项权利，存在明显过错。3、百汇物资公司举出盖有技术专用章（非经济类）的《提货单》，警宇消防公司从未使用该印章。百汇物资公司自认该提货单是在杭州和诸暨两地当场签收并盖章，在时间上有交叉的情况下使用同一颗印章在异地进行当场签收不符合实际。而且百汇�资公司也无法陈述盖章的具体经办人，该组以警宇消防公司名义签收的证据明显恶意伪造。所以，从百汇物资公司恶意伪造证据转移责任的行为可以看出其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善意相对人。4、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百汇物资公司未举证证明杨祝定系警宇消防公司员工，也未证明其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更未证明杨祝定有委托代理情形，故杨祝定不能代表或代理警宇消防公司做出民事法律行为，其签订合同及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能归属于警宇消防公司。百汇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百汇物资公司陈述“其与杨祝定交易过两次而且到工地现场了解过”，只是单方阐述，与现实不符，百汇物资公司从未与警宇消防公司的任何工作人员接洽，百汇物资公司更无法陈述与哪位�责人了解情况。根据杨祝定录音所述，百汇物资公司在向杨祝定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才要求杨祝定签订购销合同及书写欠条，并多次问杨祝定是否有警宇消防公司的图章，直到起诉前还问杨祝定若再不支付货款就会起诉警宇消防公司，杨祝定也劝说百汇物资公司不要向警宇消防公司催讨等。该份录音虽然在杨祝定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但并未采取法律所禁止的方法取得，不能因此而否定谈话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录音里说明了谈话地点，也多次提及杨祝定的名字，其并未否认。百汇物资公司起诉警宇消防公司的意图明显，欲将属于承包方的责任转嫁给警宇消防公司。二、一审法院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错误认定合同履行主体，案涉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实则系由百汇物资公司与案外人杨祝定之间发生，与警宇消防公司无关。首先，从合同的签订过程上看，百汇物资公司当庭所述“合同是由百汇物资公司单方到警宇消防公司工地上盖的技术专用章”，此说法丝毫没有逻辑性，完全背离现实情况。警宇消防公司不可能使用技术专用章签订合同，若警宇消防公司需要采购，公司有自己的采购部专门负责采购，况且警宇消防公司早已与案外人签有承包合同，约定案涉货物由承包方负责购买，警宇消防公司不会又以自己名义重复采购。而且工地的负责人也不会给陌生人盖章，杨祝定本身是承包方没有权力要求警宇消防公司为其在合同上盖警宇消防公司的印章，而且百汇物资公司既说不出具体经办人，两份证据的签订时间和过程也与杨祝定在录音里陈述的不一致，百汇物资公司的陈述矛盾重重。承包方负责购买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其它材料的供应商也是只和承包方交易，从未找过警宇消防公司。百汇物资公司的单方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相矛盾且无实质证据证明。而且合同的经办人杨祝定极力否认证据材料曾盖有警宇消防公司的技术专用章，对其合法性有很大质疑。此份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代表系警宇消防公司的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否则就会构成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次，从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根据百汇物资公司当庭陈述“要约是由杨祝定以电话的形式发出的，约定货品名称、数量、单价；根据合同的约定，送货需由验收人签字生效，本案的签收人均是杨祝定及其管理人员。百汇物资公司在当庭陈述送货是送到工地现场的且签字盖章也是当场进行的，那么从提货单1452钱江新城工地2012年2月19日与1453诸几工地2012年2月20日看出，章不可能前一天在杭州，第二天却在诸暨，与现实常理完全不符，更证明该证据系伪造；货款亦是由杨祝定与百汇物资公司结算，部分货款在业主支付给警宇消防公司后，经由杨祝定委托付给百汇物资公司。转账支票只能公对公，而且每笔付款都是通过杨祝定的委托。发票的台头虽然注明警宇消防公司的名称，但是百汇物资公司的单方所为，并非警宇消防公司要求，而且发票也是从杨祝定处作为与警宇消防公司结算的凭据而收取。这或许是杨祝定与百汇物资公司商定，且拿此发票作为与警宇消防公司结算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可以类推出，不能仅凭发票确认合同履行的主体。最后，实质大于形式，从合同的实质情况看，应以合同的实际履行内容确定合同的履行主体。合同无论是订立还是履行均由�祝定个人实际参与，警宇消防公司从未介入。杨祝定与警宇消防公司系承包与发包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协议》明确约定由承包方杨祝定提供的材料及附件等由杨祝定个人负责采购供货，是包工包料的形式；而且第二条明确约定承包内容是负责采购零星辅材及保管，无需资质。至于杨祝定向谁采购，由其做主，警宇消防公司无权干涉；协议对工程款项的支付也进行了明确约定，业主按主合同支付施工费后，警宇消防公司再根据杨祝定的委托，向包括百汇物资公司在内的材料供货商支付货款，实质是在履行其向杨祝定支付施工费的义务，不能就此认定警宇消防公司是《钢材销售合同》的相对方而履行付款义务。警宇消防公司将该工程承包给杨祝定，那么可以推出杨祝定应为材料的买受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为杨祝定，购买行为对其具有约束力，其�对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百汇物资公司不能要求警宇消防公司支付材料款。三、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导致事实部分调查不清，请予发回重审。认定虚构的证据，法律适用、逻辑推理错误。由于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买卖合同的实际交易人杨祝定出庭接受法庭调查，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每笔交易的具体时间、数量、价格及付款情况，百汇物资公司未能提供全部的送货单、运输凭证等能够证明交易存在的事实依据，无法确认交易的真实性。而且法院采纳百汇物资公司伪造的证据5和只是复印件的证据6用来认定事实，明显歪曲事实。判决书第10页：“前述加盖的技术专用章以及注明杨祝定身份落款的行为均能与涉案《钢材销售合同》上的相关内容互为印证，进一步促使百汇物资公司有理由相信杨祝定具有代理权。”此�推断逻辑倒置。正常的逻辑是表见代理的善意相对人是基于一定的表象才确认行为人有代理权，信任是逐渐形成，不是《欠条》与《钢材销售合同》内容可以印证才形成。相对人要在最后确认债权数额之前就要对表见代理行为形成确认。但在合同履行的几年时间里百汇物资公司都未向警宇消防公司核实，更不解的是《钢材销售合同》上的印章不仅是技术专用章而且与《欠条》上的章是明显不同的章，如果百汇物资公司是善意相对人，面对数额如此巨大的而且是多次形成的货款则会万分谨慎，起码要与警宇消防公司联系，可百汇物资公司草率相信，显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百汇物资公司的起诉或将案件发回重审；判决百汇物资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百汇物资公司答辩称：警宇消防公司认为其已将案涉工程以�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杨祝定，应当由杨祝定负责采购本案买卖合同的钢材，故警宇消防公司不可能与百汇物资公司之间存在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本案中杨祝定与警宇消防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不过其内部关系对百汇物资公司来说本身无从知晓，但即使存在上述事实并不影响由警宇消防公司向百汇物资公司采购本案买卖合同的钢材并支付钢材款，在其与杨祝定结算工程款时直接从应付杨祝定的工程款中进行扣除的这样一种实际上的内部管理模式。警宇消防公司提供的所谓委托付款的凭证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其上诉和抗辩理由根本不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只有一个即一审判决所总结的：警宇消防公司与百汇物资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警宇消防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的问题。对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从杨祝定的行�构成表见代理的角度进行了充分阐述，不再赘述。但是针对其上诉的几点事实进行答辩，具体意见如下：一、百汇物资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合法取得，根本不存在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情形。警宇消防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百汇物资公司提交的证据无论是公章还是工作人员的签字一概予以否认，但是百汇物资公司都提出了相应的补充证据。警宇消防公司除了对销售合同上的公章予以认可之外，其余均认为是百汇物资公司伪造，但百汇物资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证据6“工程材料报审表”证明了证据5提货单上印章的真实性和杨统系警宇消防公司工地施工员的事实。证明了警宇消防公司在同一时间同时使用多枚“技术专用章”的事实。即便如此，警宇消防公司仍无根据地不予认可，毫无诚信可言。警宇消防公司言必称常理，如百汇物资公司伪造�章，不可能为同一件事情去伪造两枚印章，这才是常理。至于偷盖，公司的任何一枚印章，按照公司管理的一般常识均会有专人负责保管，百汇物资公司作为材料供应商并非警宇消防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有机会偷盖，这也是常理。因此警宇消防公司无端指责百汇物资公司伪造印章、虚假诉讼完全没有依据。二、警宇消防公司上诉称其从未参与本案合同的履行，但是实际情况是，除了签订合同使用的是技术专用章在形式上略有瑕疵之外（百汇物资公司非法律专业人士不能有此严格要求），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论是货物的交付，还是发票的开具货款的支付，均发生在百汇物资公司与警宇消防公司之间（本案涉及的全部销售发票都是开给警宇消防公司，货款都是警宇消防公司支付，百汇物资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是其中一部分）。杨祝定、潘辰光（已经证明是其公司正式员工）、杨统等的签字均为代表警宇消防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公司毕竟是拟制的市场主体，其行为都是相应的工作人员做出。三、警宇消防公司认为百汇物资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失，不是善意的相对人，从而得出杨祝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从客观表现来讲，通过双方的举证：涉案工程是警宇消防公司承接和施工，百汇物资公司提供的材料送到了警宇消防公司承建的工地上；杨祝定在涉案项目上代表警宇消防公司负责整个施工管理工作，至于杨祝定与警宇消防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百汇物资公司根本无从知晓，警宇消防公司也未告知百汇物资公司；公章是从项目部加盖出来的；在书面合同签订之前百汇物资公司就已经向警宇消防公司的工地提供材料，警宇消防公司接受了百汇物�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后，警宇消防公司也支付了货款，该交易行为也是通过杨祝定代表警宇消防公司进行的，此后在签订书面的《销售合同》，也就是在合同签订之前双方就已经有部分小规模交易的发生，而且合同的履行是关于同样的工程，同一批人来进行，因此，不能认为百汇物资公司未尽审查义务。四、警宇消防公司与案外人杨祝定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不但不能证明本案的交易主体是杨祝定，相反可以证明警宇消防公司在项目施工中对杨祝定存在概况授权，杨祝定有权代表警宇消防公司。警宇消防公司与杨祝定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项目人员由乙方委派，工程的施工、管理、组织、协调、检测、决算、移交及工程款的回收等均由乙方（杨祝定）负责完成，根据本案的事实可见警宇消防公司内部的操作模式：概括授权内部承包人采购材料和�理工程，警宇消防公司内部统一支付工资、材料款，如果内部承包人拒绝支付给公司由公司支付后再结算。杨祝定代表警宇消防公司采购材料和进行施工管理的行为并不违背警宇消防公司自己设定的交易模式，杨祝定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已经获得警宇消防公司的概括授权，警宇消防公司此后接受发票并付款的行为系对杨祝定的行为进行了认可，警宇消防公司现在以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显然有违诚信。以上种种是事实，均使百汇物资公司由足够的理由相信合同和欠条上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及杨祝定有权代表警宇消防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进行结算。同时也说明警宇消防公司从一开始就知道与百汇物资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从不知晓，从未参与。综上，警宇消防公司的上诉不能自圆其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警宇消防公司对其作为合同主体持有异议。现有证据表明，钱江新城迪凯银座消防工程、诸暨旧城改造消防工程均系警宇消防公司所承建，警宇消防公司就上述两项工程与案外人杨祝定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承包期间，警宇消防公司授权杨祝定因工程所需采购钢材。2011年6月9日，杨祝定以警宇消防公司名义与百汇物资公司签订《钢材销售合同》，并在合同落款加盖“杭州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专用章”。本案审理中，警宇消防公司并未否认该“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亦未举证反驳钱江新城迪凯银座消防工程、诸暨旧城改造消防工程所需钢材系百汇物资公司提供的事实。更何�，合同履行期间，警宇消防公司多次接受百汇物资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多次向百汇物资公司支付案涉钢材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及警宇消防公司的上述行为，可以确认警宇消防公司对杨祝定以其名义向百汇物资公司购买钢材的行为是知情且予以认可的。杨祝定作为警宇消防公司的签约代表与百汇物资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及向百汇物资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均系有权代理，其行为的效力及于警宇消防工程公司。因此，警宇消防公司应认定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其应继续履行清偿货款的责任。杨祝定与警宇消防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杨祝定非案涉交易相对人，故原审法院未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该处理并无不当。警宇消防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65元，由上诉人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