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南二中民一终字第5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新兴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
负责人包世昌，该经济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吴伯峰，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兰，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林发，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琼娥，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琼秋，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琼涛，男，汉族。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昌伟，男，汉族。
上诉人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新兴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兴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王春兰、苏林发、苏琼娥、苏琼秋、苏琼涛（以下简称王春兰等5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1）儋民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5月10日，苏林发母亲周初乾与新兴经济社签订《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约定承包期限从1992年5月至2001年5月。该合同书载明：全家总人口8人，劳动力3人，承包经营该集体水田0.2亩，旱田1.38亩和园地5.06亩，耕牛1／6头、折价30元。1998年12月，海南省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局给周初乾颁发农地字《家庭承包耕地手册》，载明：水田0.3亩、旱田25.7亩和坡园地39亩。同年，新兴经济社与周初乾签订《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载明：承包期限从1998年12月至2027年12月。之后，儋州市政府给周初乾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面积65亩，其中水田0.3亩、旱田25.7亩、坡园地39亩，承包期限为1998年12月至2027年12月；该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承包土地登记”仅载明白石田、宅基田等地块的类别、面积，但未明确四至范围。2003年10月，儋州市政府给周初乾颁发编号为1571125的《农民负担手册》，载明：全家人口6人，水田0.41亩、旱田2.6亩和园地6.51亩。
2006年，儋州市政府征用新兴经济社土地，并支付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新兴经济社于2007年10月26日组织村民召开会议并制订的《新兴村土地款分配方案》（下称《方案》）。该《方案》第三条规定：本次以50万元进行发放，发放标准以发放金额的35%按户口数平均分配，以发放金额的65%按人口数平均分配。根据该分配方案确定的户数和人口数分别为31户和135人，按照50万元的35%和65%发放的金额标准为每户5645元、每人2407.4元。
新兴经济社认为儋州市政府给周初乾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于2011年8月12日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承包经营权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8日作出判决，撤销儋州市政府给周初乾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新兴经济社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王春兰等5人不具有新兴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新兴经济社的反诉不符合条件，遂于2011年8月11日作出（2011）儋民初字第8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新兴经济社不服裁定，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裁定，维持（2011）儋民初字第826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于2011年8月19日以本案的审理必须以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期间，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5日向一审法院发函，称“贵院正在审理的苏林发等四户人与新兴经济社权益纠纷案件因涉及到土地征用款分配问题，市政府调查组正在抓紧妥善协调处理中。为防止矛盾激化，确保调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特商请贵院暂缓审理理此类案件，待市政府将该起案件调查处理完毕后再及时函复贵院恢复审理”。2013年9月4日，儋州市三都镇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建议市法院恢复苏林发等四户人与三都镇南滩新兴经济社权益纠纷案件审理的意见》，称“关于苏林发等四户人与三都镇南滩新兴经济权益纠纷案件涉及到土地征用款分配问题，经镇政府组成的工作组多次组织双方协调解决未果，现建议法院恢复审理”。现中止的情形已消除，本案恢复审理。
再查，新兴村民小组与新兴经济社是同一经济组织。周初乾系苏林发的母亲，王春兰与苏林发系夫妻关系，苏琼娥、苏琼秋、苏琼涛系苏林发和王春兰生育的儿女。王春兰等5人的户口于2006年7月21日从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派出所白马井镇南司大街001号迁回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委会新兴村。
2011年7月6日，王春兰等5人起诉，请求判令新兴经济社按其规定的分配方案支付王春兰等5人征地补偿款及安置补助费17692.16元。案件受理费由新兴经济社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春兰等5人是否属于新兴经济社的成员。王春兰等5人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足以证明王春兰等5人的户籍均在新兴经济社。且在1992年5月10日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中，苏林发母亲周初乾作为户主代表家庭与新兴经济社签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该承包的性质属家庭联产承包，作为该家庭成员，对承包土地享有相应的承包经营权，未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尽管周初乾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撤销，但不能改变周初乾曾经承包集体土地的事实。据此，王春兰等5人应为新兴经济社集体组织的成员。不管其是否在家庭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均不影响其作为新兴经济社的身份或资格，也不影响其对家庭承包土地所享有的相应的权利。新兴经济社集体土地被征用，王春兰等5人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和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应获得同等份额的征用土地补偿费用。新兴经济社称王春兰等5人的户籍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不在该经济社、未实际在该经济社生产或生活、并非以该经济社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属于新兴经济社成员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在《方案》确定时，王春兰等5人已具有新兴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王春兰等5人请求新兴经济社支付其应当分得的份额合法合理。新兴经济社应按每户5645元，每人2407.4元的标准支付王春兰等5人征地补偿款17682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新兴经济合作社应支付17682元给王春兰、苏林发、苏琼娥、苏琼秋、苏琼涛，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元，由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新兴经济合作社负担。
上诉人新兴经济社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违反法律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条的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第一，王春兰等5人并非以新兴经济社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王春兰和苏林发都是国营企业职工，在新兴经济社没有承包地。其提供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持有人是周初乾，并非王春兰等5人。而且，《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已被生效判决撤销。一审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凭空认定王春兰等5人在新兴经济社有承包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苏林发、王春兰夫妇离开新兴经济社出外工作已30多年，并落户在白马井镇。苏林发、王春兰的儿女也随之落户在白马井镇，均为非农业户口。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2005年确定的，王春兰等5人于2006年7月21日将户口迁回新兴经济社，户籍仍然是非农业户口。据此，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王春兰等5人的户籍不在新兴经济社。第三，王春兰等5人一直居住在白马井镇，得知新兴经济社要征地时，便于2006年7月21日通过不正当途径将户口迁回新兴经济社。这恰恰说明了王春兰等5人是“空挂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王春兰等5人不在新兴经济社实际生产或生活。二、一审中，新兴经济社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及现场勘查申请，一审法院并未进行调查取证，也未在判决书中作出合理解释，剥夺新兴经济社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三、一审法院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等同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款分配方案”，错误认定王春兰等5人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导致做出错误判决。四、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具体时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五、一审判决无形中增加新兴经济社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总额，即便王春兰等5人诉请参与分配，一审法院也应追加全部村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按总人数重新分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春兰等5人负担。
被上诉人王春兰等5人共同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的祖辈一直居住在新兴经济社，被上诉人外出打工并将户口迁出是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前已经将户口迁回新兴经济社，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新兴经济社集体组织成员正确。二、被上诉人家庭在新兴经济社有承包地，被上诉人虽外出打工，但兄弟姐妹仍在经营承包地，不能因此剥夺被上诉人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三、政府发放给新兴经济社的征地补偿款远远多于本次分配的5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参与分配并不存在超出征地补偿款总额的问题。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调取两份证据：一、《洋浦经济开发区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征地补偿表》、《洋浦经济开发区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征地补偿发放表》，二、三都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双方当事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6年7月3日，政府将涉案土地补偿费642570.51元、安置补偿费563117.58元、青苗补偿费52794.33元，共计1258482.42元发放给新兴经济社。2006年8月9日，征地单位儋州市国土地环境资源局与被征地单位新兴经济社及用地单位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
再查明，王春兰等5人的户籍于2006年7月21日从儋州市白马井镇南司大街001号迁回新兴经济社，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春兰等5人在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已具有新兴经济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分配涉案征地补偿款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条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本案中，苏林发母亲周初乾作为户主与新兴经济社签订《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在新兴经济社享有承包地。虽然周初乾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被撤销，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农民负担手册》足以证明周初乾家庭承包新兴经济社集体土地的事实，而且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后新兴经济社亦未收回该承包地。王春兰、苏林发虽然外出工作，但并未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仍需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另外，王春兰等5人于2006年7月21日将户籍迁回新兴经济社，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间为2006年8月9日，王春兰等5人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综上，王春兰等5人在本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具有新兴经济社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应与新兴经济社其他成员一样对属于该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款享有同等权利。新兴经济社做出的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侵犯了王春兰等5人的合法权益。故其请求新兴经济社支付相应份额依法应予以支持。新兴经济社以王春兰等5人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在本经济社没有承包地、没有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为由，认为王春兰等5人不具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有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2元，由上诉人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村新兴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鸣亮
代理审判员 沈美萍
代理审判员 高景伟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会甫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审核：徐忠贵撰稿：高景伟校对：陈会甫印刷：刘传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9月10日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