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绵民终字第1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运昌，男，汉族，生于1953年6月9日，住绵阳高新区。
委托代理人陈南猛，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运秀，女，汉族，生于1946年9月22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运兰，女，汉族，生于1957年8月10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兴义，男，汉族，生于1951年3月15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国华，男，汉族，生于1953年11月12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国富，男，汉族，生于1962年8月12日，住绵阳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月华，女，汉族，生于1965年5月6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玉琼，女，汉族，生于1969年9月30日，住绵阳市涪城区。
上列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彬，绵阳市涪城区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罗运昌因与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绵高新民初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夏春梅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立冬、审判员汤显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7日进行了审理。罗运昌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南猛，被上诉人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调解无果，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查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如下事实：朱秀英生前先后经历了两次婚姻，与第一任丈夫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即长女罗运秀、长子罗运昌、二女罗运兰，与第二任丈夫生育了三个子女，即长子许国富、长女许月华、二女许玉琼。许兴义、许国华系朱秀英第二任丈夫与前妻所生育，在其十余岁时便与朱秀英一起生活。2001年前后，某某村统计户籍信息时，将朱秀英落户在了其子罗运昌名下。2012年某某村十组涉及房屋拆迁安置，按照拆迁安置方案，朱秀英符合安置条件。拆迁部门对朱秀英安置了建筑面积50㎡住房，位于某某村安置小区六幢一单元203号。其中30㎡为以房还房，380元／㎡，房款为30㎡×380元／㎡=11400元。该款系在支付罗运昌房屋拆迁款中予以垫付。另20㎡面积属政府的优价房，但朱秀英的该20㎡的房款未实际收取。2014年7月6日，朱秀英在谢世军、邱江玉的见证下，由毛振华代书，立下了遗嘱，针对绵阳高新区某某镇安置小区六幢一单元203号的房屋遗嘱由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平均继承。该遗嘱强调上述财产只能由遗嘱继承人享有继承权利，其他人无权享有。朱秀英因无法签字便在该遗嘱上捺印。2014年8月18日，朱秀英因病去世。2015年1月26日，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确认罗运昌对位于某某镇某某村安置小区六幢一单元203号房屋无继承权；2.诉讼费由罗运昌承担。
在二审审理中，罗运昌提交了朱秀英在绵阳高新区磨家镇卫生院的病历资料，该入院记录现病史显示有“入院前2月，患者出现心慌心累……，意识障碍等。”入院和出院均诊断为：1.慢性阻塞心肺疾病（急性加重期）；2.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心功能Ⅲ级）；3.心律失常，窦性心动过速”；4.轻度贫血。欲以此证明朱秀英在2014年7月6日签订代书遗嘱时应正在住院，其应无代书遗嘱的能力。对此，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等七人质证认为，该病历不能反映病人的真实情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等七人则提交了朱秀英订立代书遗嘱时的视频资料，该视频显示了朱秀英当时在家里订立代书遗嘱时的情形，证明朱秀英在订立代书遗嘱时没在医院而在家里，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手印也是她本人捺印。对此，罗运昌质证认为，该视频不能反映是在7月6日朱秀英神志清醒时拍摄，且不能反映签署时间。
另查明：2014年7月31日，四川三益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对朱秀英进行了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并在出具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载明：朱秀英目前精神活动正常，评定为目前具有订立遗嘱处置其房产的民事行为能力。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遗嘱、绵阳高新区某某镇统规统建房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载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继承纠纷，有以下争议焦点：一、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屋是否系朱秀英所有；二、遗嘱是否有效。
一、遗嘱中所涉及的房屋是否系朱秀英生前所有。该房屋系某某镇某某村安置房，安置房的目的系基于拆迁等原因对特定人员的房屋安置，因此安置房的取得往往与被安置人的身份具有密切联系。本案中绵阳高新区某某镇统规统建房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证明也明确说明了该房屋系对朱秀英个人的房屋安置，仅因安置过程中需要对其中30㎡部分缴纳11400元的以房还房款，虽该11400元系从应支付给罗运昌的房屋拆迁款中扣除。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该房屋系被告罗运昌所有。综上，基于安置房本身的属性与功能，该房屋应属朱秀英生前所有，朱秀英有权处分该房屋。
二、遗嘱是否有效。2014年7月6日朱秀英生前在代书人及两名见证人的见证下立下了遗嘱。将其所有的位于绵阳高新区某某镇某某村安置房一套交由七原告继承，排除被告罗运昌的继承权利，该遗嘱形式与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辩称朱秀英已身患疾病，意识模糊，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四川三益法医学司法鉴定所认定朱秀英精神活动正常，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故被告罗运昌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因该遗嘱并未确定被告罗运昌的继承份额，故被告罗运昌对本案所讼争房屋不具有继承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遂判决：被告罗运昌对朱秀英生前所有的位于绵阳高新区某某镇某某村安置小区六幢一单元203号房屋不享有继承权。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七原告共同负担132元，被告罗运昌负担18元。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被告罗运昌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首先，被继承人朱秀英在订立遗嘱时无法确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朱秀英在2014年7月4日至7月13日尚在住院治疗，2014年7月6日正是入院第三日，正属病情严重阶段，入院记录反映“入院前2月，患者出现心慌心累，阵阵咳嗽……意识障碍等”，而对朱秀英进行民事行为能力评定的时间2014年7月31日，与订立以遗嘱的时间2014年7月6日相隔25日，且朱秀英于2014年8月18日死亡，故朱秀英在病情好转后的20余天后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显然无法确定朱秀英于7月6日具有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代书遗嘱上虽然见证人的签名以及打印的时间，但无见证人签署的时间，无法认定见证时间与订立遗嘱的时间一致，故该代书遗嘱形势存在瑕疵，不符合代书遗嘱的生效要件，应归于无效。第三，见证人陈述签订地点在朱秀英日常居住的2楼，而实际情况是朱秀英当事正在高新区磨家镇卫生院住院治疗疾病，不可能在原住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应当确认代书遗嘱无效。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对位于某某镇某某村安置小区六幢一单元203号房屋具有法定继承权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等七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罗运昌的上诉请求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朱秀英于2014年7月6日订立的代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首先，根据罗运昌所提供的朱秀英在绵阳高新区磨家镇卫生院的住院病历，无法认定朱秀英于2014年7月6日订立代书遗嘱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且根据在一审中的证人毛振华、谢世军、邱江玉的证言，结合罗运秀、罗运兰、许兴义、许国华、许国富、许月华、许玉琼等七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四川三益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在二审中提供的视频资料，可以认定朱秀英于2014年7月6日订立代书遗嘱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从朱秀英于2014年7月6日订立的代书遗嘱的形式上来看，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因此，朱秀英于2014年7月6日订立的代书遗嘱应合法有效。
综上，上诉人罗运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罗运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春梅
审判员 刘立冬
审判员 汤 显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