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通泰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庆新村4区14幢104室。
法定代表人郭遐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平，男，1969年11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甲8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恒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庄丽丽，北京张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管庄6号。
法定代表人田建，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进忠，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丽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朝阳田华建筑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乙25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米振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苑成，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伟，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通泰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泰公司）、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管庄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朝阳田华建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田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3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通泰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刘平，京宁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庄丽丽，被上诉人管庄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赵进忠，原审第三人田华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苑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通泰公司诉至原审法院称：2009年6月21日，我公司与京宁公司就其发包的“管庄综合服务楼”工程签订协议，约定由我公司承包该工程的主体结构与二次结构工程。施工期间，我公司依约完成了工程施工，但京宁公司一直未能支付施工价款。2010年3月我公司完成全部施工后，要求京宁公司结算付款，直至2011年1月19日京宁公司委托的工程审计单位审核报告完成、在三方确认的情况下生效，但是京宁公司仍然不向我公司结算工程款，一直拖延并向我公司交付空头支票。无奈之下，我公司向该工程业主方管庄公司及其上级单位反映情况，要求其督促京宁公司支付工程款。在此过程中，我公司得知该综合楼的所有权人为朝阳区管庄地区办事处，京宁公司为该综合楼的承租人和实际出资人。我公司认为，京宁公司作为建设工程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使用人，在我公司施工完毕其已经实际使用的情况下，拖付工程款是严重的违约行为。根据三中院二审查明事实，管庄公司和京宁公司对于本案争议房屋是合作建房关系，京宁公司作为出资人，发包我公司工程，管庄公司为授权发包人，是工程业主单位和该工程的实际利益获得人，在京宁公司逃避履行支付义务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并对违约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为此，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1.京宁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565万元及其利息（以565万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1月21日起计算到京宁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截止到2014年12月20日计算为1084800元）；2.管庄公司对京宁公司的欠付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京宁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支付工程款565万元，通泰公司提供的京宁国大管庄审核结算表显示的工程定案金额1050万元，定案表中说明写到由三方有代表权的代表签章签署后才发生法律效力。我公司从未认可过这一定案金额。通泰公司提供的定案表上有本公司的签章，我公司当庭提出质疑，要求鉴定公章真伪，后由中天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认定通泰公司提供的定案表中北京京宁国大的公司印章样本与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京宁公司没有在定案表中签章认可，定案表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通泰公司要求我公司支付工程款余款的前提是有明确有效的工程款结算金额，该金额应由通泰公司进行举证，在没有有效结算金额的前提下，法院应驳回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将定案表作为结算依据。在二审时，三中院从未查明过管庄公司与我公司是合作建房关系，管庄公司与我公司也不是合作建房关系，管庄综合服务楼至今没有取得房屋产权证，也没有登记的房屋产权人，2006年6月26日管庄公司与南京枫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鹿公司）签订合资协议书，约定合资成立京宁公司。该协议第9条约定，管庄公司负责将新公司用地（即本案的涉诉工程用地，总面积537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新公司京宁公司名下，后枫鹿公司向管庄公司支付前期土地开发事项补偿款755万元，共实际支付土地补偿款及违约金1067.13万元，后由于政策调整，管庄公司未按约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京宁公司名下。管庄公司只是我公司的原来的一个股东，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
管庄公司辩称：一、我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并非本案施工合同主体，不应对施工合同承担合同义务，应驳回通泰公司对我公司起诉。二、早在2007年9月11日，我公司就将京宁公司股权转让给了王恒玉个人，并于9月2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6月21日，通泰公司与京宁公司是否签订施工合同及是否实际履行等相关事宜，我公司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三、京宁公司成立以来，完全是王恒玉等实际独立经营、实际收益，我公司并未参与经营管理，也未获得任何收益。我公司与京宁公司实质上是租赁关系（或有偿提供土地给京宁公司使用，京宁公司一次性支付土地使用费）。京宁公司与我公司之间的协议也明确约定，京宁公司负责出资建设，承担相应责任。双方非合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合作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通泰公司错误地理解了法律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混淆了发包人和土地使用权人的概念，错误地将土地使用权人身份理解为发包人，而且我公司也并非共同债务人，京宁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外应承担全部责任。
田华公司述称：同意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可起诉书中通泰公司的陈述。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通泰公司经营范围为砌筑作业劳务分包一级、钢筋作业劳务分包一级、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一级、模板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一级、油漆作业劳务分包不分等级、混凝土作业劳务分包不分等级；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劳务分包不分等级及室内外装饰装潢。田华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出租办公用房。
2009年6月12日，通泰公司作为承包人，京宁公司作为发包人，双方签订了《管庄综合服务楼工程合同补充条款》（下称《补充条款》）。双方约定，项目名称为“管庄综合服务楼工程”，承包范围为结构预埋以外的全部甩项后补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双方约定合同计价条款，并约定土建工程竣工前京宁公司付款10%，水电消防竣工前支付30%，余款在2009年春节前一个月一次性付清；如京宁公司违约则按千分之三／天给付通泰公司违约金等。
2009年10月15日，管庄公司作为发包人，田华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了《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称《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综合服务楼（装修），工程内容为楼地面及部分外墙装饰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楼地面工程、砌筑工程、内外墙粉刷及涂料工程、水电及消防等；开工日期为2009年10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1月12日；合同价款为1847148.36元。
诉讼中，通泰公司、京宁公司、管庄公司均确认：《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中的所涉及的工程为同一工程，通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对涉案工程没有施工资质。田华公司称其承包涉案工程后直接交给通泰公司施工，其并未施工，并称其与通泰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通泰公司也认可与田华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田华公司与通泰公司均未就两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提供证据。
诉讼中，通泰公司称涉案工程于2010年3月竣工，竣工后京宁公司、管庄公司未组织验收，通泰公司于2010年3月将涉案工程交付给京宁公司。通泰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交证据。京宁公司称其于2010年3月在通泰公司撤场后接手涉案工程，涉案工程于2010年8月11日竣工验收，并提供了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用以证明，该表上载明竣工验收时间为2010年8月11日，通泰公司、田华公司对该表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管庄公司对该表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无法确定。田华公司称涉案工程竣工时间为2010年1月12日，并提供了涉案工程《竣工验收记录》用以证明，该记录表上载明竣工日期为2010年1月12日，通泰公司对该记录表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管庄公司对该记录表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京宁公司对该记录表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其上记录的竣工时间不予认可。管庄公司对于竣工时间表示不清楚。
庭审中，通泰公司、京宁公司、管庄公司、田华公司均认可涉案工程竣工后一直由京宁公司使用；京宁公司称涉案工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通泰公司、管庄公司、田华公司均表示对涉案工程办理产权证的情况不清楚。
审理中，通泰公司称京宁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4850000元，并提供了明细表用以证明。京宁公司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认可，但称该公司支付通泰公司工程款为4926000元，其中4850000元有相应票据证明，而另外7万多元没有票据证明。
涉案工程交付投入使用后，经京宁公司委托，北京中为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作出《京宁国大管庄综合楼装修结算审核报告》，在该报告的《基建工程结（结）算审计验证定案表》（下称定案表）上显示，涉案建筑面积13122.25平方米，送审金额13749367.14元，审减金额3249367.14元，定案金额为10500000元。该定案表上“建设单位意见”处盖有京宁公司公章并有姚×签字，“施工单位意见”处盖有通泰公司公章并有郭遐国签字。通泰公司据此诉至法院，扣减其认可的已付工程款项后提出前述诉请。
京宁公司表示，其公司委托了上述鉴定事宜，但并未在鉴定机构作出的定案表上盖章，并要求对该书证中其公司名称字样的印鉴进行鉴定。2013年12月23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检材合同中“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京宁公司支付鉴定费64200元。通泰公司、京宁公司、田华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予以认可，管庄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但不申请重新鉴定。
庭审中，京宁公司称，姚×在《京宁国大管庄综合楼装修结算审核报告》作出时是京宁公司副总经理，代表京宁公司与管庄公司进行涉案工程的洽商和联系、协助管庄公司进行验收，定案表上姚×签字看着像其本人签字，对其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不申请鉴定。
法院向北京中为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就涉案审核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该公司答复相关档案材料已经灭失。经询，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不要求就涉案工程造价进行评估。
另查，2006年6月22日，管庄公司与案外人南京枫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枫鹿公司）签订《合资成立北京京宁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下称合资协议书），约定合资成立北京京宁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为准），管庄公司出资91.8万元，枫鹿公司出资88.2万元；合资公司成立后，管庄公司负责将新公司用地、总占地面积537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新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期限50年，土地所有权仍归原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管庄公司负责建设用地的拆迁工作；枫鹿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和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因管庄公司在前期土地开发中已支出大量资金，枫鹿公司同意就前期土地开发事项支付管庄公司补偿款755万元。该协议签订后，新公司成立，定名为京宁公司，管庄公司未按约定将新公司用地转到京宁公司名下。诉讼中，管庄公司与京宁公司均称枫鹿公司向管庄公司支付了上述土地补偿款及违约金共计1000余万元。
2007年9月，管庄公司与枫鹿公司及案外人王恒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管庄公司将其在京宁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王恒玉等；2009年3月2日，管庄公司与王恒玉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管庄农工商商公司在京宁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王恒玉，并于当月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诉讼中，管庄公司称其与京宁公司并非合作关系，京宁公司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并提供了一份其于2009年2月25日与京宁公司签订的《终止授权备忘录》用以证明。双方在该协议中确认，2007年3月20日，管庄公司授权京宁公司全权办理出资、建设“管庄综合服务楼”合作项目的有关事项；京宁公司在授权期间以建设方的名义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过施工合同；该授权自2009年2月25日终止等。通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该证据系在本案诉讼发生后提供的，对该证据上的管庄公司、京宁公司的公章不能确认是否真实，也不申请鉴定其真实性。京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田华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清楚，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本案中，《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同为涉案工程，但《施工合同》中的工程承包人田华公司并未实际施工。而通泰公司作为实际实施工人，对涉案工程并无相应资质，其虽与田华公司称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通泰公司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由于《施工合同》存在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进行施工的情形，故应认定为无效。而对于《补充条款》而言，由于通泰公司作为承包人，对涉案工程并没有相应等级资质，亦应认定为无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京宁公司作为发包人，委托北京中为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的结算金额进行了审核，确认涉案工程结算金额为10500000元。虽然《京宁国大管庄综合楼装修结算审核报告》中定案表上京宁公司的公章被鉴定为并非该公司的公章，但该定案表上有“姚×”签字，京宁公司虽对该签字是否是姚×所签无法确认，但亦未明确否认，而是表示像姚×本人签字，且不申请进行鉴定，应视为其对姚×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由于京宁公司认可姚×在定案表上签字时是其副总经理，有权代表该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洽商和联系并协助管庄公司进行验收，故姚×在定案表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京宁公司具有约束力。由于通泰公司与京宁公司均对定案表予以了确认，应视为双方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结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法院依据定案表确认涉案工程的结算工程款为10500000元。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京宁公司应依此金额向通泰公司支付工程款。由于双方均认可京宁公司已支付工程款4850000元，该款项应从京宁公司应付款中扣除。京宁公司虽主张另行支付了72600元工程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法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对于通泰公司要求京宁公司支付工程款565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欠付工程款利息，由于其属于通泰公司的实际损失，通泰公司主张京宁公司予以赔偿，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的起付时间，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交付之日视为应付款时间。本案中，通泰公司与京宁公司在《补充条款》中虽对工程款支付时间有约定，但约定并不明确，因此，应以涉案工程交付之日起算。由于双方在诉讼中均认可涉案工程于2010年3月从通泰公司处交付京宁公司，而通泰公司主张的利息起付时间2012年1月21日在此时间之后，故对通泰公司主张的该时间法院予以认可。通泰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通泰公司要求管庄公司对京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通泰公司虽主张管庄公司与京宁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建房关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而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仅能确认管庄公司在2009年3月之前为京宁公司的股东，而京宁公司在与通泰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补充条款》时，是以京宁公司的名义签订，并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管庄公司与京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或者合作建房关系。而且，综合京宁公司是通泰公司的合同相对方、485万元的工程款由京宁公司向通泰公司支付、涉案工程竣工后一直由京宁公司进行使用等情况看，可以认定京宁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同时，从管庄公司提供的合资协议书等证据可知，其收取的土地补偿款等费用，只是其根据合资协议书将涉案工程所在的土地交由京宁公司使用所获取的利益，与涉案工程并无直接关系；且管庄公司并未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工程，通泰公司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管庄公司从涉案工程中获取了收益。因此，对于通泰公司要求管庄公司对京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判决：一、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江苏通泰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五百六十五万元。二、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江苏通泰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利息（以五百六十五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江苏通泰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通泰公司和京宁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
通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内容；2.依法改判管庄公司对京宁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上诉理由为：1.原审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第5页载明：2009年10月15日，管庄公司作为发包人，田华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综合服务楼。第6页载明：京宁公司、管庄公司均确认《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所涉工程为同一工程，通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这说明管庄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补充条款》是对《施工合同》的补充。且管庄公司在2007年曾授权京宁公司办理管庄综合服务楼建设出资，京宁公司在授权期间以建设方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管庄公司应当就其授权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在已查明管庄公司对涉案工程既有发包行为，又与京宁公司有存在授权合作行为，且《补充条款》是对《施工合同》的补充的情况下，却认定京宁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施工合同》被认定无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就是说通泰公司借用田华公司资质签订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被认定无效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同时查明了管庄公司作为发包人与田华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实际是与通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因为通泰公司借用了田华公司施工资质施工的涉案工程。管庄公司是建设施工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享有人，所以管庄公司才是具有发包资格的发包人。
京宁公司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1.定案表中的定案金额不能作为本案结算依据。京宁公司未在定案表上签章认可，该定案金额当然就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将该定案金额作为结算依据有违事实。2.通泰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案涉诉工程的结算金额。管庄公司同意原审判决。田华公司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上诉。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此外，诉讼中，四公司均认可《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中的所涉及的工程为同一工程；涉案工程竣工后一直由京宁公司使用。涉案工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涉案土地登记在管庄公司名下。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补充条款》、《施工合同》、《竣工验收备案表》、《京宁国大管庄综合楼装修结算审核报告》、鉴定报告、合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同为涉案工程，但《施工合同》中的工程承包人田华公司并未实际施工。而通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涉案工程并无相应资质。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当认定无效。而对于《补充条款》而言，由于通泰公司作为承包人，对涉案工程并没有相应等级资质，亦应认定为无效。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京宁公司作为发包人，委托北京中为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的结算金额进行了审核，确认涉案工程结算金额为10500000元。虽然《京宁国大管庄综合楼装修结算审核报告》中定案表上京宁公司的公章被鉴定为并非该公司的公章，但该定案表上有“姚×”签字，京宁公司虽对该签字是否是姚×所签无法确认，但亦未明确否认，而是表示像姚×本人签字，且不申请进行鉴定，应视为其对姚×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由于京宁公司认可姚×在定案表上签字时是其副总经理，有权代表该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洽商和联系并协助管庄公司进行验收，故姚×在定案表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京宁公司具有约束力。由于通泰公司与京宁公司均对定案表予以了确认，应视为双方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结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本院依据定案表确认涉案工程的结算工程款为10500000元。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京宁公司应依此金额向通泰公司支付工程款。由于双方均认可京宁公司已支付工程款4850000元，该款项应从京宁公司应付款中扣除。京宁公司虽主张另行支付了72600元工程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判令京宁公司向通泰公司支付工程款56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京宁公司拖欠工程款给通泰公司造成了损失，原审法院支持通泰公司要求京宁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管庄公司是否应当对京宁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补充条款》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同为涉案工程，《补充条款》是对《施工合同》的补充，管庄公司是《施工合同》中的发包人，应当认定为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第二，涉案工程的土地登记在管庄公司名下，且管庄公司是涉案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的许可建设单位。第三，2007年3月管庄公司授权京宁公司全权办理出资、建设“管庄综合服务楼”合作项目的有关事项，后管庄公司出具了2009年2月《终止授权备忘录》，因该备忘录系管庄公司单方出具，且该备忘录中载明“京宁公司在授权期间以建设方的名义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过施工合同”，即便管庄公司解除了对京宁公司的授权亦不能免除其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责任。第四，根据管庄公司和京宁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管庄公司提供土地，京宁公司出资，建造了涉案房屋，京宁公司使用一定期限后归还管庄公司，管庄公司是潜在的受益方。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管庄公司作为提供土地方，建委备案合同的发包人、涉案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的许可建设单位以及潜在的受益方，应当对京宁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318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318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对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应付的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鉴定费64200元，由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58944元，由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00元，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交纳51350元，剩余51350元，由北京京宁国大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锦莲
审 判 员 高 贵
代理审判员 张清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