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豫10行赔初41号原告赵成立，男。原告张云先，女。委托代理人赵成立，男。诉讼代表人董淑仙。诉讼代表人徐金环。诉讼代表人周亭。诉讼代表人樊金荣。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禹州市。法定代表人王宏武，任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李金生，禹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涛，河南卓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成立、张云先诉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诉讼中，因27名公民均对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提起了诉讼，并推选了赵成立、董淑仙、徐金环、周亭、樊金荣共五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予以许可。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7名原告的共同诉讼代表人赵成立、董淑仙、徐金环、周亭、樊金荣，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金生、李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一、禹州市钧都典当行有限公司领取有《营业执照》。该公司营业厅挂有禹综字（1995）13号文件，该文件载明：“储蓄存款”。该文件违反了《储蓄管理条例》第六、八条规定，储蓄存款批准权是中国人民银行。二、2002年6月24日，典当公司还在正常营业中。6月25日禹州市政府职能部门经贸委越权查封了钧都典当公司，26日即发布了责令停业公告，导致无法经营。封门同时，被告成立了化解金融风险小组以权代法要账。上述行为违反原《公司法》第189、192条和原《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典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适用原《公司法》第189条的规定，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而化解办成员中无股东、无专业人员。另，典当公司若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总之，被告成立化解组无法律依据、又没有得到授权，取代了应该由法院行使的权利。三、2004年、2015年被告以化金小组之名发表《兑付通告》两次兑付32300元，余137700元，虽通告写着“将组织力量，继续加大收贷力度，尽最大努力使股民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此属拖延兑付之举。四、我们早在2009年4月16日将诉状递交给禹州市人民法院但至今未果。同年9月24日，将《涉法信访材料》交至中院但至今无音信。2010年1月11日，将《行政诉状》递交给中院但至今未果。我们曾多次去省人大、国家信访局上诉，被告至今不予兑现，我们权益继续受到侵害，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给原告造成137700元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损失。被告禹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2004年4月份开始，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已不能支付股民到期股本及利息，股民纷纷到被告处反映，此情况引起禹州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02年5月份，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发生严重挤兑行为，数以千计的股民找不到典当行的工作人员，最后要求被告出面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组织公、检、法、司等各机关成立化金组来集中处理该金融风险的化解工作，并最终按照追回款项依照比例兑付给了全体股民，从而使股民的损失降到最低。因此，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二、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在不具备金融机构资格后继续进行非法集资，从而被实施停业整顿是在2002年6月。同时，停业整顿的公告广泛张贴，并在当时的禹州电视台连续播出，原告应当在2002年6月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因此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基于以上事实和意见，被告认为原告的损失是禹州市钧都典当行相关责任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的，并不是被告造成的，原告应当向禹州市钧都典当行相关责任人员主张赔偿，不应当由被告予以赔偿。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00年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联合下发［银发（2000）205号］《关于典当行业监管职责交接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为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发展的需要，规范典当业的管理，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对典当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取消典当行金融机构的资格，将原由人民银行监管的典当行业做为一类特殊的工商企业，交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对口管理”。2000年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禹州市支行、人行禹州市支行、禹州市经贸委签署了《典当行交接备忘录》。2001年1月4日，禹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禹经贸（2001）06号］《关于设立“禹州市钧都典当行有限公司”的批复》，该批复载明：“一、原则同意设立‘禹州市钧都典当行有限公司’，‥‥‥。四、公司可使用自有资金，以实物占有权转移形式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性质押贷款，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经营范围。五、公司注册登记后，原‘禹州市钧都典当行’的名称及其各种印签同时废止”。2002年2月28日，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豫经贸中小企（2002）153号］《关于禹州市钧都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登记的通知》，同意禹州市钧都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登记。2002年6月26日，禹州市化解金融风险领导组发布《关于对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实施停业整顿的公告》，该公告载明：“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自1993年成立以来，由于内部管理不善，且存在大量违规经营现象，造成资产质量不断恶化，经营亏损增加，目前已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为保护我市社会和典当行业的稳定，切实维护广大股民利益，‥‥‥，从即日起对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实施停业整顿。‥‥‥，按照先停业整顿，后依法处置的步骤进行。通过清理资产，保全债权，妥善处理个人、法人和其他债务，做好善后事宜”。2004年1月2日，禹州市化解钧都典当行金融风险领导组向钧都典当行的股民作出《致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股民的公开信》，将禹州市钧都典当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依法查处以来开展工作的情况，向相关股民予以通告。同日，禹州市化解钧都典当行金融风险领导组下发《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股金兑付通告》。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其在2016年3月8日提起确认关闭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及处置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资产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了本案所涉行政赔偿请求。另查明，2004年4月13日，禹州市钧都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分别被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原告起诉所称的“关闭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及处置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资产的行为”发生于2002年6月份。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载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本案中，原告赵成立、张云先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了行政赔偿请求，故本案所涉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按照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来确定。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15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条文是关于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最长诉讼保护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内容时的起诉期限，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到某个时间点后，不论当时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都不能再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原告赵成立、张云先所诉的行政行为不属于因不动产所提起诉讼的案件，故本案应适用五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起诉所称的“关闭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及处置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资产的行为”发生于2002年6月份，依照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五年的规定，原告至少应在2007年7月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在2007年7月以后，不论原告赵成立、张云先是否知道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其均不能再对“关闭禹州市钧都典当行及处置禹州市钧都典当行资产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综上，原告赵成立、张云先于2016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本案所涉行政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成立、张云先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赵成立、张云先。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正  宏审判员 袁    野审判员 李    杰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丽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