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567号原告姚永霞。委托代理人鲍喜兵、刘华英，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号。法定代表人姚永霞，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叶涛，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李丹。委托代理人程义江，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第三人吴征保。委托代理人蔡军，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高志虎。委托代理人刘明然，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为代为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第三人张清。第三人李维香。原告姚永霞与被告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李丹、吴征保、高志虎、张清、李维香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卓洪涛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安义、人民陪审员吴芳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永霞及其委托代理人鲍喜兵、刘华英、被告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涛、第三人李丹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义江、第三人吴征保的委托代理人蔡军、第三人高志虎的委托代理人刘明然、第三人张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维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永霞诉称：被告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5月成立，注册资本10000000元，其中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分别占有股份40%、40%、20%，后吴征保将其名下的20%股份分别转让给高志虎10%、张清5%、李维香5%。2011年10月，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位于襄州区车城南路“东方经典SOHO”项目，因股东间相互误解导致矛盾加深，姚永霞在多方压力下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与其他股东签订了两份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未出售的资产在未清算的情况下进行了分配。因两份股东会决议涉嫌股东抽逃出资、私分公司资产，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损害了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无力偿还。故请求确认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被告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辩称：是否有效由法院作出裁决，若确认无效，请求依法进行清算。第三人李丹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吴征保述称：一、程序方面，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二、（1）吴征保虽然与高志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高志虎没有支付转让股权的对价，且公司章程没有修改，亦未在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故高志虎并不具备股东资格；（2）提起公司决议纠纷，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姚永霞作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最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始终参与了本案股东会决议的协商和签订，直接决定了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无权也没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3）姚永霞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中，应参照其他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由董事会或者公司推荐认可上述决议效力的其他股东、董事或者监事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保证诉讼的“对抗性”；（4）本案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三大股东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反复商议，并经姚永霞、吴征保的代理律师刘华英、蔡军多次修改后签订的，在此股东会决议基础上，又形成了2015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由此可见，全体股东均认可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其内容和程序合法；（5）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已向襄阳市襄州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提交《建筑工程验收监督通知书》，拟定于2014年8月18日对“东方经典SOHO”进行竣工验收，说明截止到2014年8月17日，“东方经典SOHO”项目支出是确定的，而商品房尚未销售完毕，收入尚不能确定，但从姚永霞个人角度来看，该项目的盈余是肯定的，故不存在未经清算即分配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资产，也不存在股东会决议内容违法且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等违法情形；（6）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实属吴征保的退股协议，而分配给吴征保的资产属退股时获得的对价，不应认定为私分公司资产；（7）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形成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分配给吴征保的房屋，吴征保已出售给20多个债权人用于抵偿双方的债权债务，也就是说股东会决议已经实际履行，若否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综上，请求驳回姚永霞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高志虎述称：一、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高志虎没有参加，所以对此不发表意见；二、2015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和程序均合法，姚永霞要求确认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三、至少2015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不存在胁迫，且该股东会决议不能认定为分割财产，只是对股东的权益予以确认；四、两份股东会决议确认之诉不能合并审理。综上，请求驳回姚永霞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张清述称：对于本案没有意见，由法院依法裁决。第三人李维香未向本院提交述称意见。原告姚永霞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吴征保股权转让资料。拟证明：1、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5月24日设立，股东为案外人陈伯明、李丹、金艳荣，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2、2009年7月20日，股东变更为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姚永霞占有股份40%，吴征保占有股份40%，李丹占有股份20%；3、2010年9月8日，吴征保将其股份转让给高志虎10%，2013年3月3日，吴征保将其股份转让给张清5%、李维香5%，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现在的股东为姚永霞、吴征保、李丹、高志虎、张清、李维香；4、《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经质证，被告、第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吴征保指出其向高志虎转让股份，高志虎并没有支付对价；高志虎则辩解股权转让款已交付给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公司是否将款项交给吴征保并不知情；张清解释当时公司为了增加注册资本才让高志虎入股的，所以股权转让款已交付给公司，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姚永霞对张清的陈述予以认可。证据二：盛吉立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位于襄州区车城南路的襄阳区国用（2010）第410125004号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拟证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手续齐备。经质证，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李丹、高志虎、张清均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吴征保指出证据二属复印件，请法庭予以核实。证据三：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制作的“房屋销售收、支情况说明”和“工程款项支出情况一览表”。拟证明截止到2015年7月30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房屋销售收入为91920669.50元，财务支出为112321264元，支出大于收入。经质证，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李丹、张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吴征保认为，证据三虽然加盖公司公章，但内容并不属实，按照公司规定，吴征保负责财务，也是公司监事，所有的支出票据应由吴征保签批，所以没有吴征保签字的条据不予认可，再者从2015年4月以后公司就没有支出，以后支出的票据不予认可；高志虎认为，公司公章由姚永霞保管，所以证据三并不真实，再者，公司内部存在不合理支出才导致股东间的矛盾，对不合理的开支不予认可。证据四：1、2015年1月17日襄阳市《今日播报》的视频光盘；2、张湾派出所处警管理系统登记的“东方经典SOHO”小区报警记录；3、吴征保的报案材料。拟证明吴征保与姚永霞因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分歧后，各股东间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吴征保采取了过激的行为。经质证，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对证据四无异议，当时的确报警了，张湾派出所也出警了，但不知道是谁报的警。李丹、张清对证据四无异议。吴征保认为，1、报案材料没有本人签名，不能确认是否真实，可以庭后予以核实；2、虽然出现过公安机关介入，但并不是本人采取过激行为引起的，也许是民工为讨薪引起的；3、2015年4月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在经侦支队主持下达成的，应当具有法律效力。高志虎认为即使公安机关出警，也不能说明是谁采取了过激行为，即使有过激行为，也不能说明两份股东会决议受此影响或者受胁迫而形成的。证据五：1、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两份；2、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制作的“关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资产情况说明”和“关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情况说明”。拟证明：1、股东间发生矛盾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和2015年4月28日作出了两份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资产进行了分配；2、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在未清算的情况下形成的，决议内容违法，应属无效；3、股东会决议形成后，各股东私分公司资产高达3440万元；4、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现仅有资产1240万元，而对外应付款达2695万元，已经没有能力交纳税款和清偿债务，说明股东会决议损害了国家和债权人利益，应属无效；5、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第八条规定：“本决议自各股东签名后生效，各持一份。如本股东决议未完全履行，则无效”，说明在作出决议时，各股东已经认识到股东私分公司资产的行为无效。经质证，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对两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指出应付款没有审计。李丹对证据五的无异议。吴征保认为，1、两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应付款没有经过吴征保签字均不予认可；2、第二份股东会决议是在第一份的基础上签订的，都属有效；3、股东会决议所有股东都参加了，不能认定私分公司资产；4、“如本股东决议未完全履行，则无效”这句话本意为了保障股东权益得到实现。张清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高志虎认为，1、两份股东会决议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2、至少2015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不存在胁迫，且该股东会决议不能认定为分割财产，只是对股东的权益予以确认；3、将两份股东会决议一并起诉有异议。第三人吴征保为证明其述称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2月6日至3月27日，姚永霞的代理人刘华英与吴征保的代理人蔡军反复协商股东会决议的邮件收发截图6份。拟证明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三大股东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反复商议，并经代理律师刘华英、蔡军多次协调、修改而最终定稿签订的，在该股东会决议的基础上，姚永霞、李丹又与其他股东签订了2015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由此说明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经全体股东同意，其内容和程序合法。经质证，姚永霞、盛吉立房地产公司、李丹、高志虎、张清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姚永霞认为即使反复协商，也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二、2014年8月18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向襄州区质监站出具的“建筑工程验收监督通知书”。拟证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已于2014年8月18日前竣工，截止到2014年8月17日，该“东方经典SOHO”项目的支出已经实际发生，只是收入尚不能最终确定，也就是说从姚永霞的角度来讲，该项目的盈余是明确的，不存在未经清算就分配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经质证，姚永霞、盛吉立房地产公司、李丹、高志虎、张清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姚永霞认为工程竣工验收不等于支出不再发生。证据三、姚永霞、李丹、吴征保、高志虎四人共同签字确认的“项目管理规定”。拟证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四大股东一致同意由吴征保任财务总监，负责财务部工作，故未经吴征保签字的支出票据均无效。经质证，姚永霞、盛吉立房地产公司、李丹、高志虎、张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姚永霞还认为公司成立前期确由吴征保管理财务，但后期吴征保因故退出，由姚永霞、李丹共同接管财务工作。被告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第三人李丹、张清、高志虎、李维香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审核认为，被告、第三人对证据一、证据五的两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且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合法，对于本案具有完全的证明力，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二吴征保指出是复印件，庭审后本院已与原始件核对无异，且其对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他证据与本案定案事实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吴征保提供的证据，本院审核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定案事实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07年5月31日，案外人陈伯明、金艳荣与李丹共同组建成立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公司位于襄阳市高新区长虹北路18号，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实收资本为2000000元，其中陈伯明认缴出资6000000元，实缴出资1200000元，金艳荣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400000元，李丹认缴出资2000000元，实缴出资400000元。2009年7月20日，陈伯明将其持有的60%股份分别转让给姚永霞40%、吴征保20%，金艳荣将其持有的20%股份转让给吴征保，转让后姚永霞、吴征保、李丹于2009年10月按出资比例补足注册资本，其中姚永霞占出资比例40%，吴征保占出资比例40%，李丹占出资比例20%，公司住所地变更到襄阳市襄州区车城南路202号。2010年9月8日，吴征保与高志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吴征保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高志虎，由高志虎将1000000元存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账户或者公司财务人员卡上，该《股权转让协议》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此后，高志虎依约将1000000元交付给盛吉立房地产公司。2013年3月1日，吴征保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股东提出书面申请，自愿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李维香各5%。2013年3月3日，姚永霞、吴征保、李丹、高志虎四人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征保将其占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5%、李维香5%，张清、李维香只作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东方经典SOHO”项目投资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和决策，享有“东方经典SOHO”项目的分红、增资和赔偿。2013年3月15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与张清、李维香又签订协议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2015年4月16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在未通知全体股东参加的情况下，姚永霞与吴征保、李丹三人作出一份“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地号：B25-004）收益分配和管理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股东一致同意吴征保分得以下财产收益：1、东方经典项目A栋9-10楼整层商品房、B栋19-20楼整层商品房（前述四层商品房公司已于2014年7月10日与吴征保授权并认可的吴红霞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2、B栋价值300万元的商品房，单价3650元／平方米，房屋的具体楼层、户型另行协商，在办理交接手续时确定。二、股东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在决议签订后十日内办理相关移交手续，所移交的资产及收益全部归吴征保所有。若公司在网签前擅自处分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则公司、姚永霞、李丹应双倍赔偿吴征保被处置资产的损失；房屋网签后备案前，如姚永霞或者李丹擅自处分吴征保分得的资产，则由姚永霞或者李丹双倍赔偿吴征保被处置资产的损失。三、股东一致同意，吴征保分得的上述房屋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等税费，与姚永霞、李丹享受相同待遇。四、为降低成本、规避税款，吴征保分得资产的权属证书办理采取“房屋买卖方式”。鉴于公司开发的房屋尚未整体验收，目前办理权属证书时房管部门需验证购房资金，故确定如下方式：先根据吴征保的申请为吴征保或者其指定人员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网签手续；待监管账户撤销后，公司积极配合并提供便利，由吴征保自行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手续，相关税、费依法分别独自承担。五、2014年公司已退还股东吴征保资金200万元。本协议签署后，吴征保退出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决策、管理层，不再干预、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具体事务，不得干涉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再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其它收益分配。六、本协议签署后，姚永霞与吴征保之间的其他财产权益争议视为一并得到解决，吴征保将姚永霞出具的相关条据（390万元欠条等）的原件交还姚永霞处理。七、吴征保的胞姐原已向公司支付现金50万元整，购买东方经典项目B栋11楼2号、15楼1号、15楼5号等三套房屋。股东一致同意，公司为股东吴征保胞姐减免剩余全部房款，根据其申请，公司积极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手续，相关税、费依法分别独自承担。八、本决议自各股东签名后生效，各持一份。如本股东决议未完全履行，则无效。2015年4月28日，姚永霞与李丹、高志虎、张清、李维香五人又作出一份“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地号：B25-004）收益分配和管理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姚永霞以250万元股本取得东方经典项目A栋7楼整层商品房、A栋1楼门卫室旁边一间门面房、B栋1楼1间物业办公室、地下35个车位。二、李丹以300万元股本取得地下室30个车位及登记在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名下的鄂F8E6**奥迪轿车。三、高志虎已于2014年从公司领取返还的100万元投资现金。另分得A栋6楼整层商品房与A栋地下室36个车位的固定收入。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与本项目的合作终止，不参与该开发项目的开发管理。四、张清分得B栋4楼整层商品房、地下室10个车位；另按内部价购买B栋5楼剩余4套商品房（房号B501、B502、B503、B505），购房款以公司名义向其借的130万元现金和30万元监理费冲抵，多退少补。五、李维香股本75万元，应分利润225万元，合计300万元整。按3800元／㎡分得B栋4套住房，分别为B1001、B1002、B1004、B1205。4套合计为1707302元，还余1292698元。在2017年年底之前归还60万元整，在2019年年底之前归还692698元。如不能支付，公司用13个车位冲抵。六、各股东分得的资产产权归各股东所有。地下室具体车位划分另行商议。七、因公司资金困难，各股东同意将分得的房屋和车位统一交由公司经营管理，收益按出资比例分享。方案如下：1、公司将各股东分得的房屋除李维香外统一办理房屋按揭贷款，各股东提供资料并协助公司办理按揭手续，贷款由公司使用，按揭款公司偿还；2、若股东不同意此方案，可选择自筹120万元现金出借给公司使用，按银行同期利率计息，公司分十年还清。房屋和车位的具体经营项目由各股东另行商议。八、公司向王亚东的借款以公司开发的A栋8层房屋抵偿。多退少补。九、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管理事宜由股东另行商议决定。十、东方经典项目的其他资产和收益待最终清算完毕后另行分配。十一、若股东未履行本决议约定的义务，则股东无权享有分得的房屋产权，公司有权处理股东分得的房屋，参照第五条李维香的方案折算现金分四年支付股东。十二、本决议自各股东签名后生效，公司和各股东各持一份。现姚永霞以诉称理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另查明，2010年8月，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政府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襄阳区国用（2010）第410125004号土地使用权证，土地座落于襄阳区车城南路，地号为B’25-004，地类（用途）为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2012年5月16日，襄阳市城乡规划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认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的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2012年11月26日，襄阳市襄州区城乡建设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准许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施工。2013年6月20日，襄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准许其在襄州区车城南路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的两栋商业楼A#、B#进行商品房预售。2014年12月2日，襄阳市城乡规划局向盛吉立房地产公司颁发“襄阳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准予其办理襄州区车城南路“东方经典SOHO”两栋商业楼的房屋产权证明等有关文件。本院认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原由案外人陈伯明、金艳荣与李丹共同组建成立，此后陈伯明将其持有的60%股份分别转让给姚永霞40%、吴征保20%，金艳荣将其持有的20%股份转让给吴征保，转让后姚永霞、吴征保、李丹分别按出资比例补足注册资本（原股东未能足额出资），其中姚永霞占出资比例40%，吴征保占出资比例40%，李丹占出资比例20%。2010年9月8日，吴征保与高志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征保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高志虎，由高志虎将1000000元存入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账户或者公司财务人员卡上，该《股权转让协议》由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吴征保虽然主张“高志虎没有向吴征保支付股权对价，故高志虎不具有股东身份”，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关于“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说明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应当确认为股东身份。本案吴征保已与高志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高志虎按该协议将股权对价支付给双方共同指定的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应视为高志虎已支付股权对价，而高志虎作为股东参与了公司此后的经营管理，说明其他股东姚永霞、李丹对股权转让并没有异议，故高志虎的股东身份本院应予确认。2013年3月15日，经吴征保申请，全体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吴征保将其占有的10%股份转让给张清5%、李维香5%，此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又与张清、李维香签订协议，确认吴征保将其持有的30%股份剥离出总股份的10%到张清、李维香名下，二人各占5%，由此说明张清、李维香依法继受吴征保转让的股份，也应当确认其股东身份。故姚永霞、李丹、吴征保、高志虎、张清、李维香均为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虽然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未进行变更，但并不影响未记名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决议文件，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也未依法召集吴征保参加会议且进行表决，虽然此前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已决定“吴征保退出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项目决策、管理层，不再干预、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具体事务，不得干涉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再参与东方经典项目的其它收益分配”，但并不意味着吴征保就不再保留股东身份，况且2015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本身就属无效决议，故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了决议文件。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具体到资产收益，则是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的公司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也就是说公司应在先缴清税费、提取法定公积金情况下再向股东分配利润或者红利，而分配利润或者红利的前提还应当公司当年盈利，并用当年盈利弥补以前的年度亏损。而盛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在未进行年度财务核算的情况下，就将公司的资产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分配给股东，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未依法召集全体股东参加会议，也未进行表决即形成了决议文件，且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决议。姚永霞要求确认两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至于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因姚永霞承受多方压力或者受胁迫而与相关股东签订的，并不作为本院认定无效所考量的情节。盛吉立房地产公司辩称“若法院认定无效，请求依法进行清算”，因公司清算属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吴征保的述称主张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住所地在襄阳市襄州区辖区内，故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均否定了第三人享有管辖异议权，对此，本院庭前已经告知，吴征保并未再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本案作出审理并无不妥；第二，如前所述，高志虎属于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姚永霞虽然是最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始终参与了股东会决议的协商和签订，但相关法律并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对其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资格予以否认；第四，虽然其他高级人民法院对类似案件“被告方应如何推荐代表人参加诉讼”作出了指导意见，但对本院审理并不具有约束力，何况本院已依法通知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充分保证了本案的公正审理；第五，吴征保辩解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方经典SOHO”项目是盈余的，但只是其个人作出的推论，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何况即使盛吉立房地产公司可以分配利润，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直接将公司资产向股东进行分配；第六，吴征保辩解2015年4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并没有私分公司资产，而是吴征保的退股协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也就是说即使以退股名义退还出资也是违法的。再从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相关股东完全将盛吉立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视同股东个人的财产，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分配到每位股东，视国家法律于不顾，显然损害了国家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当然应属无效；第七，法院审判虽然要考虑社会稳定因素，但在涉及国家强制性规定时容不得任何妥协。高志虎的述称理由与吴征保的述称理由一致，本院不再赘述，其又述称两份股东会决议确认之诉不能合并审理，因此种情形可以合并审理，故本院对此述称理由也不予采信。李维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并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8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03400元，由被告襄阳盛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卓洪涛审 判 员  徐安义人民陪审员  吴 芳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方小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