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2211号
原告：刘志好，男，193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告：梅华，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原告刘志好诉被告梅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陶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志好，被告梅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志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赔偿刘志好个人直接账目损失364367元；2、赔偿刘志好因申诉、上访造成的经济损失21588元；3、赔偿精神损害费用35000元。事实和理由：2000年7月18日，刘志好委托梅华（时为舒城县舒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本人与傅某合伙纠纷案件的一审代理人，委托权限为全权代理。当天，刘志好应梅华要求将涉案的所有证据原件交给梅华。随后，该案经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傅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本人人民币133977元。后傅某不服生效判决，向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后，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重审，判决驳回刘志好的诉讼请求。刘志好对该判决不服向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04年8月27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2003）舒民二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的终审判决。
该案原一审、二审判决均支持刘志好的诉讼请求，再审却驳回刘志好的诉请，为此，刘志好多次前往舒城法院，要求核实梅华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原件。2014年11月6日，舒城人民法院向本人提供梅华提交的原审庭审卷宗一份，经审查卷宗中无九八年、九九年收支账目原件，且账目被梅华拆散，重要的是收入账目本一本被梅华毁灭，从原件上撕下两页，拼贴成一张码单注（原件两张），原审法院提交的是从原件复印的给当事人一张码单，账目本一页，本子上连接第三页确认签名不翼而飞。
2014年12月1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人出具的案件卷宗，由梅华提交的原二审庭审证据，四张复印件卷宗证据编号：81、82、83、85四张证据，本人方才得知，梅华并未向原审法院、原二审法院提交关键的所有证据，且主要关联证据账目被故意的隐匿、毁灭、如九八年和九九年两年记账本两本原件被梅华隐匿、毁灭、原二审卷宗证据编号82号证据复印件显示经涂改，灭失了厂家认定的合伙人刘志好的名字，1999年12月29日华丰厂，出具九九年合伙账目清单九笔收入，计算394330元，被毁灭成一张废纸。
刘志好认为，梅华将刘志好提供的合伙收支账目证据原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又擅自对完整账目原件证据拆散、隐匿、毁灭，导致本案的原审与再审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梅华在代理本案中，隐匿、毁灭、伪造虚假事实，严重的侵犯了委托人合法权利，触犯了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律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代理案件中，隐匿、毁灭、伪造证据的，依法追究刑事法律之责，时严重干扰司法公正的。梅华作为代理人故意隐匿、毁灭收入账目本一本，账目原件，尚未收回二次投资，证明、个人存折，本人个人应得损失款364330元。存折至今未归还隐匿至今，致本人再审中无证据提交，该案在再审判决驳回本人的诉讼请求的关键所在，本人近十多年来，为此一直奔波于法院，向梅华、法院讨要说法，个人经济及精神备受摧残，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梅华辩称：首先，本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刘志好诉其妻弟傅某合伙纠纷一案的一审（舒城县人民法院）、二审（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均委托本人代理诉讼，时间分别是2000年7月19日、2001年6月6日、2002年4月16日。审理结果分别是：一审判决傅某支付刘志好146377元[（2000）舒民初字第1384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改判傅某支付刘志好133977元[（2001）六中民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后因检察院抗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上述一审、二审判决,发回舒城县人民法院重审[（2002）六中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本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法院判决书，足以印证本人代理刘志好参与诉讼，是分别受所在舒州律师事务所（一、二审）、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再审）指派履行律师职务，因此，本人并非本案侵权责任诉讼的适格主体。其次，刘志好诉称本人毁灭其账目证据原件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一，刘志好参与了本人代理诉讼活动的全过程，对本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是知道并应当知道的，相关原件也当庭经过了对方的质证并记入庭审笔录，亦经刘志好签字确认，且一、二审判决书也分别进行了认证。双方虽未办理相关材料交接、退回手续，但刘志好关于傅某负责合伙账务的诉称内容从未改变。一、二审法院也正是在认定傅某未建立合伙账务而导致合伙纠纷的基础上，才判决傅某向刘志好支付未分配利润和退还投资款。现刘志好诉称“梅华未将其提供的合伙收支账目证据原件提交给原审法院，又擅自对完整的账目原件证据拆散、隐匿、毁灭”等内容，完全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第二，根据刘志好提供的（2003）舒民二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2004）六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8)皖民再申字第001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相关法院均认定刘志好与傅某合伙经营期间未建立会计账，双方之间1999年9月19日之前的账务已结清，但尚有傅某经手的一车货款83500元未算账，因刘志好不同意法院主持清算而被排除在本案诉争范围外，其诉讼请求才被判决驳回，该结果与本人在此之前的诉讼代理行为无关。第三，刘志好以本人隐匿其笔记本造成其败诉为由，曾于2005年5月向安徽省司法厅投诉。司法厅及时召集双方公开进行了听证了解，参加人员有本所主任宋某某，旁听人员有多家媒体记者。经调查了解，司法厅认定刘志好投诉证据不足，并书面通知刘志好。记者也对该调查处理结果在2005年6月10日《安徽法制报》予以公开报道。再次，刘志好的诉讼请求不能依法成立。第一，本案无证据证明本人实施了侵害刘志好财产权和人身权等民事权益，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错，从而造成了刘志好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且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刘志好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三十四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及用人单位责任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律师违法职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刘志好的该项诉讼主张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第二，虽然本人及现所任职的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无任何过错，但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考虑到刘志好年高体弱，为防止意外，才根据刘志好的书面报告进行协调。2015年4月28日，经刘志好在“本人今收到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现金人民币16000元。自此，本人与该所梅华律师之间再无其他任何纠纷，达成和解”的《收条》上签字确认后，本人及所在单位才将该16000元通过司法厅律管处转交给刘志好，至此双方之间已无任何争议和纠纷。第三，刘志好诉称本人“毁灭”其证据的时间为本人在安徽舒州律师事务所（因改制已于2001年注销）任职的2000年，距今已长达15年之久。刘志好无论是起诉本人还是任职律所，均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刘志好于2015年7月向高新法院提起代理合同纠纷诉讼后，也于9月11日申请撤诉，刘志好本次起诉明显是滥用诉权。综上，刘志好诉称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其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刘志好与傅某因合伙发生纠纷，遂于2000年7月19日委托舒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梅华为其处理相关诉讼事务。刘志好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记载梅华的代理权限为“1、参加本案本审的诉讼活动，提供法律帮助；2、有权代为起诉、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3、有权代为承认、进行和解；4、有权提起上诉、5、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代为领取诉讼标的物”。舒州律师事务所于2000年7月19日向舒城县人民法院出具了（2000）舒代字第130号《舒州律师事务所公函》。经审理，舒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00）舒民初字第13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1998年度合伙收入为355396元，合伙支出为178720元，1999年度合伙收入为555811元，合伙支出为241778元，刘志好从合伙收入中已支取131800（122900+8900）元，按双方对利润分配的约定，刘志好尚有未分得的合伙利润60732元，同时其未收回的投资款85645元，最终判决傅某向刘志好支付146377元。
随后，傅某上诉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1月6日，刘志好向梅华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傅某与我合伙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特委托舒城县舒州律师事务所梅华律师为我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入下:1、参加本案本审的诉讼活动，提供法律帮助；2、有权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3、有权代为承认；4、有权进行和解”。同日，舒州律师事务所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01）舒代字第002号《舒州律师事务所公函》。
2001年4月12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除一笔28800元销售收入已经结算，应予扣除，另一笔22600元收入应更正为26600元外，傅某的其余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最终做出（2001）六中民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变更一审判决为傅某向刘志好支付133977元。
随后，傅某不服该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12月7日以皖检民行抗字（2001）第85号民事抗诉书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24日以（2000）皖民一监字第160号函指令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按抗诉程序对该案进行再审。
2002年4月16日，刘志好（甲方）与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2002）安泰达民代字第014号],约定甲方因合伙纠纷一案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参与诉讼，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梅华律师为甲方与傅某合伙纠纷案的再审代理人。刘志好向该所支付代理费3000元。
2003年3月27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六中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01）六中民终字第687号民事判决、撤销舒城县人民法院（2002）舒民初字第1384号民事判决，发回舒城县人民法院重审。
随后，刘志好先后委托舒城县孔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李光成、安徽陈有志律师事务所李昌根律师为其处理诉讼事务。
2004年3月3日，舒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03）舒民二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志好系傅某亲姐夫，双方于1998年6月15日开始合伙经营羽毛生意，合伙期间没有真正建立账目，双方对经营的货及货款相互在日记本上记录，算账时全凭日记记录双方各自报的数字进行计算，村委会先后四次帮助算账均采用这种方法。综观双方所举证据，本着尊重事实，客观的对证据事实进行确认，认定双方合伙经营羽毛生意的账务在1999年9月19日已结清。同时刘志好已实际取得本利款122900元。对于结算时，剩余最后一车货分三处销售，总货款为83500元（其中刘志好在汪某某处支取8900元）。傅某认可该货款未算账，但双方均未举出相关涉及该货款账务证据，且刘志好不同意本院给于主持清算，故该货款应由刘志好、傅某自行清算，不应作为诉争范围。对于傅某于1999年11月6日出售给华丰厂价值70600元的货款，因刘志好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在合伙经营结算后仍在继续合伙经营，故该笔货款不应统计为合伙收入。
随后，刘志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4年8月27日做出（2004）六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舒城县人民法院（2003）舒民二再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
上述事实，有刘志好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聘请律师合同、发票、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志好诉称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梅华在处理其与傅某合伙纠纷时存在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原件、擅自拆散、隐匿、毁灭完整账目证据原件的行为，最终导致其败诉，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依据查明的事实，梅华从事代理行为时分别系由舒州律师事务所（一、二审）、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再审）指派。虽然舒州律师事务所未与刘志好签订书面聘请律师合同，但从其出具的公函可知，其认可与刘志好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分别为律师事务所与刘志好，而律师仅是接受事务所的指派，代表事务所对外提供法律服务，无论承办律师在履行代理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责任的主体应为律师事务所。综上，刘志好诉讼主体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志好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83元，减半收取1692元，由原告刘志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陶磊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周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五十四条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