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8民初17583号
原告：苏某1，男，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农民，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任兴洲，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告：赵某1，女，197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农民，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刘欣，女，法律咨询中心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
被告：赵某2，男，199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宋向杰，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苏某1与被告赵某1、赵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兴洲、被告赵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欣、被告赵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向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赵某1、赵某2于2015年6月27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赵某1、赵某2负担。原告苏某1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如下：我与赵某1系夫妻，赵某1与赵某2系姑侄关系。我和赵某1一直生活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南安河村×号院（以下简称南安河村×号院）并共同在院内新建、翻扩建房屋。2015年，该地区整体搬迁改造，被安置人中也有我。但赵某1与赵某2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签订上述赠与协议，其内容为：赵某1把271平方米安置房中的91平方米赠与赵某2，双方签字并捺印。因上述协议中处理的91平方米安置房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我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赵某1辩称，上述赠与协议是我背着苏某1独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和其他被安置人的利益，南安河村×号院的安置房是用我和苏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置换的，而且安置房尚未建好、未交付，所以该赠与协议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无效的。我签订赠与协议是因为当时我和苏某1闹矛盾、想把一些财产放在自己亲属身上，所以该协议是我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如果法院认定诉争协议有效，我方认为该协议应予撤销，但我方不就此提出反诉。
被告赵某2辩称，我不同意苏某1的诉讼请求和赵某1的答辩意见。南安河村×号院房屋属于赵某3和赵某1，二人曾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对该院房屋分割作出约定。2015年南安河村进行腾退。赵某3是南安河村×号院的户主，应该是该宅院的被腾退人，但赵某3同时是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南安河村××号院（以下简称南安河村××号院）的房主。根据南安河村腾退政策，一个人不能签订两份腾退补偿协议，又因赵某2当时不满18周岁，不能单独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所以经赵某3同意、由赵某1就诉争×号院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故赵某1出于感激把该院安置房中的91平方米赠与赵某2。赠与协议在拆迁办签订，当时赵某1、赵某2、赵某3、苏某1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都在场，苏某1知道并同意该赠与协议，该赠与协议不存在侵犯苏某1合法权益的问题，该协议是赵某1和赵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时，赵某3也在赠与协议上签字，赵某3既是作为南安河村×号院财产的所有权人签字，也是作为赵某2的监护人签字。苏某1的户口不在南安河村×号院，我和赵某3对该院腾退补偿协议的内容及该协议如何签订均不清楚，更不清楚苏某1在该院腾退补偿协议中的地位，因夫妻对财产有平等的处置权，赵某1的签字就代表了苏某1的意思。苏某1在赵某3起诉赵某1分割南安河村×号院的腾退利益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某4与郭某系夫妻，生育一子一女，即赵某3、赵某1。赵某4与郭某于1996年经本院调解离婚，（1996）海民初字第343号调解书确认南安河村×号院内的北房3间、东房2间、西房3间归赵某4所有、赵某4在1996年7月31日前给付郭某房屋折价款1400元。2001年，赵某1与苏某1结婚，婚后生育一子苏某2。2002年，赵某4去世，无遗嘱。赵某3与邵某系夫妻，生育一子赵某2。2005年，赵某1、苏某1在南安河村×号院内新建西房2间。
2010年9月13日，赵某3与赵某1签订《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南安河村×号院现有北房3间、东房2间经（1996）海民初字第343号调解书确认系赵某4房产，之后赵某1于2005年自行出资出力新建西房2间；经双方协商，南安河村×号院北房西数第一、二间及西房二间归赵某1所有，北房西数第三间及东房二间归赵某3所有，协议签订后赵某1以北房西数第二间和第三间伙柁为界自北向南在北房及宅院之中垒建二四墙分割为东西两个独立宅院、各自开门，双方有权对上述各自所有的房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对各自宅院享有使用权，有权在自己宅院之中进行翻扩建，若征地拆迁，西侧宅院一切拆迁可得利益全部归赵某1所有，东侧宅院拆迁可得利益归赵某3所有。赵某1、赵某3在“协议人”处签字，郭某在“家庭成员”处签字，见证人处签有“徐某1”。该协议附有与协议内容相符的房产分割示意图1份。上述协议签订后，南安河村×号院一直由赵某1夫妇、苏某2、郭某居住在此并由赵某1夫妇在院内建房。
2015年6月23日，赵某1作为被腾退人（乙方）就南安河村×号院的搬迁腾退与腾退人（甲方）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南安河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根据《苏家坨镇宅基地腾退安置及补偿工作实施方案》及《苏家坨镇南安河村宅基地腾退安置及补偿工作实施细则》，双方同意采取宅基地置换定向安置房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完成腾退搬迁事宜，南安河村×号院的有效宅基地面积为261.60平方米，有效房屋建筑面积为187.57平方米，被安置人为赵某1、苏某1、苏某2、郭某，乙方按有效宅基地面积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261.60平方米，根据实施细则乙方最大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为271.60平方米，各项补偿、补助、奖励及周转补助费总计1139558.80元，扣除超面积购房款45000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1094558.80元。至今，安置房尚未进入选房阶段。赵某3作为南安河村××号院的被腾退人签订腾退补偿安置协议并与赵某3、邵某、赵某2就该院腾退安置。
2015年6月27日，赵某1（赠与人）与赵某2（受赠人）签订《赠与协议》，双方约定：赵某1把南安河村×号院安置房中的91平方米赠与赵某2，赵某2接受赠与，待安置房交付之日，赵某2按所接受赠与的楼房面积自行选择楼房且所选择楼房应登记在赵某2名下，赵某1予以配合，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腾退档案中存档一份。赵某3当时作为赵某2的法定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
2016年8月，苏某1在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另案要求确认赵某1与赵某3于2010年9月13日签订的上述协议书无效。本院判决仅确认该协议书中关于南安河村×号院中西房2间归赵某1所有之约定及关于西侧宅院一切拆迁可得利益全部归赵某1所有、东侧宅院拆迁可得利益归赵某3所有之约定无效。
另查，南安河村×号院登记的在户人口为赵某3（户主）、邵某、赵某2、郭某、赵某1、苏某2。赵某3与赵某1签订2010年9月13日的上述协议后，该院处登记的在户人口无变化，该院也未分户。
庭审中，赵某2称，苏某1在签订诉争协议时在场，对诉争协议知情并同意，但未就此举证证明，苏某1、赵某1对此不予认可。关于2010年9月13日以后的建房情况，苏某1和赵某1称，其将2010年9月13日的《协议书》分给赵某3的房屋挑顶、装修并在院内建满房屋、院落未封顶，后直至拆迁房屋无变化；赵某2称，赵某4的西房2间在1998年被赵某3拆除，赵某1、苏某1于2011年或者2012年在原北房东侧加建北房1间、在东房南侧加建1间东房、在西房北侧加建西房1间、在西房东侧建走廊并将2010年9月13日的《协议书》中分割给赵某1的部分建满房屋，之后房屋情况无变化，直至拆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本院查明的南安河村×院内房屋的历史演变情况及该宅院的腾退安置情况，该宅院的安置房利益属于被安置人赵某1、苏某1、苏某2、郭某共同享有。虽然至今尚未选房且安置房利益尚未分割，但根据赵某1在南安河村×号院的建房贡献，赵某1与赵某2于2015年6月27签订的《赠与协议》所涉赠给赵某2的91平方米安置房面积并未超出赵某1就南安河村×号院共计271.60平方米的可置换安置房面积应享有的财产份额，故苏某1以上述赠与协议将南安河村×号院的安置房中的91平方米赠与给赵某2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该赠与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苏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千三百五十元，由苏某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禹霖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陈迎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