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702民初3726号
原告何培东，男，196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蕊，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吉辉，男，198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雪琴，甘州区小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何培东与被告张吉辉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索国雄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培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蕊，被告张吉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雪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培东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6月11日达成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将自己所有的荣威牌W5型小轿车出售给被告，并约定购车款共计175000元，被告于2015年9月2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车辆，但被告却违反约定，一直推诿拖延拒付购车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诿拖延，原告无奈，将车辆开回。但几天后，原告发现小轿车失踪，当时车内有一手提包，包内装有原告多份借条及其�重要票据。后经原告核实后，确定车辆是被被告开走，原告遂找被告，要求被告将车内手提包以及保内借条和票据归还原告，但被告态度蛮横，不但就欠有原告车款的事情只字不提，反而拿着原告的手提包威胁原告，称如果原告想要车内的手提包，必须重新签订车辆购车协议，将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协议撕毁。原告当即表示不同意，认为被告是在拿手提包胁迫要求与原告签订不平等的购车协议，试图抵赖不付或少付剩余车价款。原告不同意签协议，被告便拒绝给付手提包及包内物品。原告于2016年4月1日向甘州东北郊派出所报案，但该派出所认为原、被告的争议不属于刑事案件，故不予刑事立案。后经原告多次寻找，该派出所工作人员于2016年4月4日将原、被告叫到派出所予以调解，当时被告仍然坚持按照他的意思重新达成车辆购买协议才会将原告的手提包给付原告，�且提出将车价款降为140000元，否则仍然不会将手提包归还原告。因原告的手提包内装有两百万左右的借条原件以及其他重要票据，原告考虑到当时尽快将票据和借条拿到手，故在无奈的情况下，按照被告的要求签订了购车协议，将车价款降低为140000元。原告认为，双方之间的争议是由于被告违反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拖延支付原告的购车款而造成，但被告拿着原告装有重要物品的手提包胁迫原告，致使原告签订了一份显而易见对原告不利的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4月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
被告张吉辉未做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辩称，原、被告于2015年6月11日达成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荣威W5型小轿车一辆抵顶给被告，约定购车款为175000元，被告于2015年9月2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将车辆交付给了被告。2016年3月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将车辆从被告处开走，后被告又从原告处将车辆开走，双方发生争议。2014年4月4日，经甘州区东北郊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份。1、原告诉称被告违反了2015年6月11日达成的协议不属实，是原告未将车辆过户到被告名下，被告才未支付剩余车款20000元。原告诉称被告威胁原告胁迫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不属实，该调解协议是由派出所主持，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人员为两人，原、被告在调解协议的两页上都签署同意，故该调解协议程序、事实均合法，不存在被告威胁和胁迫的事实。原告诉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协议，但原告于2016年6月24日私自将车辆开走，其行为构成妨害民事诉讼，请求法庭予以处罚，并要求原告将车辆返还，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何培东与被告张吉辉系堂兄弟关系，因被告之父自小被领养，双方不同姓，但仍有亲属之往来。2015年6月11日前，因原告欠被告借款70000元，原告给他人提供保证向被告借款50000元。2015年6月11日，原、被告自愿达成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原告何培东）将自己购买的荣威W5型小汽车出售给乙方（被告张吉辉），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该车的车价款；二、乙方向甲方支付车款的方式为：抵顶甲方向乙方的借款70000元，乙方向甲方清偿担保借款50000元，除此之外，乙方向甲方支付55000元，双方之间再无其他债务纠纷；三、乙方向甲方支付的55000元购车款由乙方一次性支付，于2015年9月20日一次性付清……；五、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同时甲方保证不得将该车辆再作抵押、买卖”。协议达成后，被告未支付剩余车价款。2016年4月1日前，原告未经被告同意，将车辆开回原告处�2016年4月1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辆开回被告处。原告于当日以车辆、车内物品被盗为由，向甘州公安局东北郊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接警并核实后，确定车辆系被告开走。2016年4月4日，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原、被告自愿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1、何培东的甘GF86**荣威W5越野小轿车由何培东出售于张吉辉，售价140000元，张吉辉当场支付何培东车款120000元（当面支付），剩余欠款20000元，由张吉辉于2016年8月15日前付清何培东，因该车属于按揭，按揭终止之间为2016年11月份，即何培东于2016年11月份按揭终止后将告车甘GF86**过户给张吉辉；2、在此期间该车甘GF86**使用权为张吉辉，车辆产生的费用由张吉辉承担，何培东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该车的使用管理行为；3、该车甘GF98**按揭终止后（2016年11月份）过户时，何培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过户�辆保险费、车辆过户手续；4、双方在达成协议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否则后果自负”。该人民调解协议达成后，原告于2016年4月18日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并未经被告同意，将该车辆再次开回原告处，现该车辆在原告处。
另查明，被告于2016年4月1日将车辆开走时，将原告存放于该车的手提包随车带走，该手提包在公安机关主持双方协议时，交还于原告。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原、被告的当庭陈述；
2、原、被告于2015年6月11日达成的协议复印件一份、原、被告于2016年4月4日经甘州区公安局东北郊派出所主持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一份。
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原、被告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原�在协议达成后对协议提出异议，行使撤销权。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本案中，原、被告对于2015年6月11日达成的协议均无异议，根据该协议，无论是原告主张的抵顶车款协议，还是被告主张的车辆销售协议，双方的合意是，原告本来欠被告的部分欠款，且原告为他人提供保证，其应履行保证义务而偿还被告部分欠款，用上述欠款抵顶部分车款后，被告偿还下欠车款，且原告协助被告过户车辆，由此可见，双方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实际合意，达成的是车辆买�合同，原、被告达成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积极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于原告而言，其履行了交付车辆的合同义务，未履行协助车辆过户义务，对于被告而言，其履行了大部分车款支付（抵顶）义务，未履行剩余车款义务，本案中，双方均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追求对方的违约责任，或重新签订或自愿变更合同。在公安机关主持双方协商签订协议时，原、被告对于2015年6月11日达成的合同只字未提，均隐瞒了上述事实，且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达成协议时，原、被告均在默认并隐瞒曾经达成合同基础上，再次达成治安调解协议，系双方自愿在认可原�同的基础上重新达成的新合同。
对于原告主张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被告胁迫、乘人之危，使原告订立的合同，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的协议并非私下达成，而是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主持下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在达成该协议之前，原告曾报案主张车辆和车内财物丢失，假若被告存在以手提包胁迫原告的因素，原告可以拒绝签订合同，向公安机关告诉被告的胁迫行为，甚至直接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就被告的胁迫行为予以处理，但原告自始至终未提及，未向公安机关陈述自己的主张；其次，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的胁迫行为，在达成协议当时，被告已将手提包交于原告，签订协议时，双方对协议中的内容明确，并自愿约定事宜，协议条款未涉及手提包；再次，该协议并非双方引发纠纷后首次达成，而是在本来存有合同的基础上重新达成，原�同自愿、合法、有效，原告不通过合法方式解决矛盾，在交付车辆后未经被告同意将车辆开回，从而引发此次纠纷，在公安机关达成调解后，诉讼期间，原告未经法庭许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将车辆开回，亦具有违约行为，原告主张撤销合同无法律依据。
对于被告张吉辉主张原告将车辆开走，要求原告返还车辆并追究原告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被告的主张仅系其抗辩理由，且其主张系权属之诉，于本案合同撤销之诉非同一法律关系，故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涉及，被告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经公安机关主持双方自愿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协议内容予以履行。原告要求撤销双方经公安�关调解自愿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培东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4月4日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何培东负担。本院收取原告的受理费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索国雄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丁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