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高民一（民）再提字第2号
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甲。
委托代理人许慧芳，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乙。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
委托代理人许慧芳，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丙。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丁。
委托代理人薛甲。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薛戊。
委托代理人阳敏、万文志，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薛甲、薛乙、薛丙、薛丁（下称申诉人）因与薛戊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53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2月2日作出沪检民（行）监（2014）3100000008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3月2日作出（2015）沪高民一（民）抗字第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9日、8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吴某某出庭。申诉人薛甲、薛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许慧芳，薛丙，薛丁及其委托代理人薛甲，被申诉人薛戊及其委托代理人阳敏、万文志均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薛乙的另一委托代理人张某某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12日，薛戊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称，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XXX室房屋（下称涉讼房屋）是父母薛己、陈某某生前所有的房产。1995年1月3日，薛己、陈某某与薛戊签订公证《赠与合同》，约定薛己夫妇将涉讼房屋赠与薛戊，薛戊对薛己夫妇尽赡养义务并保证薛己夫妇的居住使用权。合同签订后，薛己夫妇即将涉讼房屋的产权证交付薛戊，因过户费较高，薛戊一直未办理涉讼房屋的过户手续，期间，薛己夫妇一直与薛戊共同生活直至相继去世。故要求法院判令：涉讼房屋的赠与关系成立，涉讼房屋归薛戊所有。薛甲、薛乙、薛丙、薛丁共同辩称，《赠与合同》第三条约定，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而涉讼房屋现仍登记在陈某某名下，故《赠与合同》不成立，薛戊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同意薛戊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薛己、陈某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薛丙、薛戊、薛乙、薛丁、薛甲五人。薛己于2004年12月8日死亡，陈某某于2009年2月12日死亡。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室、XXX室房屋自1990年起登记至陈某某名下至今，房屋性质为联建公助。
1995年1月3日，“薛庚”、陈某某作为赠与人（甲方）、薛戊作为受赠人（乙方），签订《赠与合同》一份。《赠与合同》载明，赠与人“薛庚”和陈某某系夫妻关系，是坐落在上海市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室、XXX室房屋2套的产权共同所有人，自愿将上述房屋中的XXX室、XXX室房屋2套的产权赠与儿子薛戊所有。《赠与合同》中约定：“1、甲方自愿将上述房屋产权全部赠与乙方所有，乙方表示接受；2、乙方应对甲方尽赡养义务，保证乙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甲方表示同意；3、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甲乙双方应履行合同，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前，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撤销赠与合同，若甲方无故违约，造成乙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若乙方违约（此处原审误写为一方），甲方有诉讼法院请求撤销赠与或要求乙方继续履约的权利。”同日，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就薛己、陈某某与薛戊签订赠与合同的行为作出（95）沪长证内民字（此处原审误写为自）第21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确认，《赠与合同》中记载“薛庚”为笔误，应为“薛己”；《赠与合同》第二条记载“保证乙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为笔误，应为“保证甲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薛戊在庭审中陈述，在办理《赠与合同》公证时，公证人员告知其签订《赠与合同》后应当办理涉讼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薛戊对《赠与合同》第三条提出异议，但公证人员表示办理赠与合同公证必须写入该条款。
薛己、陈某某生前与薛戊一家共同居住在涉讼房屋内，薛己、陈某某居住在XXX室房间（北间），薛戊一家居住在XXX室房间（南间）。涉讼房屋房地产权证原件现在薛戊处。薛己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住院病案首页载明联系人为薛戊；陈某某上海市同仁医院住院病史录入院记录载明病史陈述者为薛戊。
2012年9月11日，薛戊（乙方）作为被征收人与长宁区房屋征收部门（甲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上海市长宁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署《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下称征收补偿协议），同意对涉讼房屋进行征收。上述协议第二条载明：乙方的房屋坐落于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室、XXX室，房屋类型为新工房成套，房屋性质为私房，房屋用途为居住；房地产权证记载建筑面积54.70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54.70平方米。协议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明确：涉讼房屋价值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333，625.90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为1，385，638.27元。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30日内，甲方应按本协议的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支付乙方补偿款项，共计3，719，264.17元。协议第十六条第1项约定：本旧改基地在签约期内，签约比例达到85%的，在本协议签约鼓励奖原基础上增发签约鼓励奖2万元；签约比例超过85%，每提升1%，增发1.5万元，超出部分在结算单中另行结算。薛戊在庭审中确认，除协议约定的补偿款项外，征收部门另行向其支付了20万元签约鼓励奖。
2012年11月29日，长支二居委会块长王玉萍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薛戊居住在涉讼房屋，是华阳街道长支二居委的居民；其父母生前一直与薛戊一起居住，由薛戊夫妻照顾生活起居、送医看病，为二老养老送终。2013年3月12日，在（2012）长民四（民）初字第1329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审理中，原审法院审判人员祝某某对王玉萍进行调查，王玉萍陈述：其是薛戊居住地的块长，也是长支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居住在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室；薛戊家庭及夫妻、小孩与薛戊父母都居住在涉讼房屋，平时薛戊父母由薛戊夫妻二人照顾；上述《证明》是王玉萍书写并签字，其予以认可。
另查明，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2）长民三（民）初字第1621号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所涉《赠与合同》签订及公证时间为1997年7月10日，公证机关为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赠与合同》第四条与本案所涉《赠与合同》第三条内容基本一致。在（2012）长民三（民）初字第1621号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经向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了解，上世纪90年代，因公民认为只要（此处原审误写为需要）经过公证就不再需要办理相关产权过户手续，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公证机关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公证书中会特地注明要求当事人在办理公证后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否则公证赠与合同不成立；同时公证人员还会口头向当事人告知，要求他们及时办理过户手续。
关于薛己、陈某某未与薛戊办理涉讼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薛戊认为办理赠与合同公证后，经向房地产交易部门咨询，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费用较高，因薛戊及薛己、陈某某当时收入较低，未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此后，因薛己猝死，未能办理过户手续。薛甲、薛乙、薛丙、薛丁则认为薛己于2004年12月8日死亡，距签订《赠与合同》已近十年，且薛戊于2005年8月购买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中兴村XXX号房屋，不存在因经济原因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薛己、陈某某与薛戊于1995年1月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否成立。一般来说，合同自承诺生效时成立，但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应从其规定或者约定。《赠与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即使薛戊与薛己、陈某某在办理《赠与合同》公证前，未就将涉讼房屋赠与给薛戊须在办妥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但在双方当事人至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签署《赠与合同》时，公证人员向双方提出需要加入“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的条款，并明确告知双方在办理公证后应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薛戊虽陈述对该条款曾提出异议，然在公证人员表示办理公证必须写入该条款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仍选择以公证方式签订赠与合同，并且薛戊在签订《赠与合同》后至房地产交易部门询问了相关的产权过户手续及费用，因此，薛戊与薛己、陈某某在以其行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第三条的内容。“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应视为赠与人及受赠人对赠与合同成立的特别约定，《赠与合同》签订后，薛己、陈某某与薛戊并未办理涉讼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故《赠与合同》不成立。
关于薛己、陈某某是否已经将涉讼房屋交付给薛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薛戊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即使薛己、陈某某未与薛戊办理涉讼房屋过户手续，但薛己、陈某某已经将涉讼房屋产权证交付薛戊且薛戊占有、使用涉讼房屋，赠与物的交付已经完成，赠与关系应认定成立。对此一审认为，首先，薛戊与薛己、陈某某在《赠与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须在办妥过户登记手续后赠与成立，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另有约定时应当从约定；其次，薛戊与薛己、陈某某签订《赠与合同》前，即共同居住使用涉讼房屋，在签订《赠与合同》后延续该共同使用状态，不能认定为薛戊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涉讼房屋；再次，薛戊陈述薛己、陈某某系在签订《赠与合同》后即将房地产权证交付薛戊，但不能排除薛戊与薛己、陈某某共同生活，在二人相继死亡后取得涉讼房屋产权证的情形；薛戊提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故对于薛戊提出的要求确认赠与关系成立并确认涉讼房屋产权归薛戊所有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关于薛戊是否对薛己、陈某某尽到赡养义务。根据薛戊提供的长支二居委会块长王玉萍出具的《证明》及一审自（2012）长民四（民）初字第1329号案件调取的调查笔录，薛己、陈某某一直与薛戊共同居住，由薛戊及其妻子照顾生活起居、送医看病；薛甲等提交的薛己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住院病案及陈某某上海市同仁医院住院病史录入院记录亦载明联系人、病史陈述人为薛戊；结合上述证据，对于薛甲、薛乙、薛丙、薛丁提出的薛戊未尽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3）长民三（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驳回薛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00元，由薛戊负担。
判决后，薛戊不服，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称，本案《赠与合同》系赠与人与受赠人平等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应为成立并生效。《赠与合同》中已经约定了违约责任和撤销条件，可见合同已经成立生效，故《赠与合同》第三条关于“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的特别约定与前述条款存在逻辑矛盾，且有违当事人真实意愿，应为无效条款。并且，根据《物权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第三条的特别约定仅为了保障涉讼房屋实现物权变更的效力，而非针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上诉人已根据《赠与合同》实际占有并使用涉讼房屋，且于父母生前就已持有涉讼房屋的房产证，依据《民通意见》第一百二十八条应当认定赠与物已完成了交付，赠与行为有效。并且，根据当时购买涉讼房屋的《协议书》可以证明涉讼房屋当时由上诉人出资购买，只是因政策原因登记于母亲一人名下。《赠与合同》签订后，由于上诉人经济困难才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涉讼房屋产权归上诉人所有。
被上诉人薛甲、薛乙、薛丙、薛丁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赠与合同》第三条系公证处根据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制定，并明确告知签订方，已经尽到了说明提示义务，故该约定应视作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现当事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在公证后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条件未成就，故《赠与合同》并未成立。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1989年上诉人及其母亲陈某某与上海轻工住宅总公司就购买涉讼房屋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涉讼房屋属于联建公助性质，上诉人作为同住人和购买人，对涉讼房屋享有部分产权，但因政策原因，产权证只登记了母亲一人；二、上海伟达机械厂出具的《证明》及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职工托管协议书，证明上诉人因经济困难故未能及时办理涉讼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三、涉讼房屋部分煤气费、水、电、地租费发票，证明上诉人于父母在世时即取得了涉讼房屋的房产证并依据赠与合同长期居住在涉讼房屋内。
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另提交《协议书》一份，协议中上诉人的签名及盖章均被划去，同时，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书》的内容亦与本案争议无关；对证据二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于2005年非经置换的方式购买了另外两处房产，经济宽裕；对证据三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发票凭证不足以证明涉讼房屋的产权证是在薛己、陈某某过世之前就交付给上诉人的。
上诉人则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中涂改的痕迹表示异议，认为如果协议要经过书面修改，应经过双方确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核上述证据后认为，对双方提交的《协议书》，因涉讼房屋的出资购买情况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作判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亦与本案无关；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真实性予以确认，该院认为仅凭发票不足以证明涉讼房屋的产权证系由薛己、陈某某交付给上诉人，但可证明上诉人在与两位老人共同生活期间承担了部分日常家用开支。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薛戊与其父母薛己、陈某某之间就涉讼房屋签订的《赠与合同》成立与否。
本案《赠与合同》签订的时间为我国《物权法》及《合同法》颁布之前，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的，则应办理过户手续。故本案《赠与合同》在公证时，公证人员要求加入“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的条款，系按照当时赠与规定的要求，为避免与法律规范相冲突而设，上诉人与其父母在公证人员的明确告知下将此条款写入合同并进行公证，应视作双方对赠与合同的成立条件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涉讼房屋须在办理过户登记后赠与才成立生效。故上诉人关于《赠与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为无效条款、不影响赠与合同成立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然而，本案《赠与合同》系附义务的赠与，依照约定上诉人应对薛己及陈某某尽赡养义务并保证两位老人对涉讼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从《赠与合同》签订并经过公证后的十余年间，上诉人一直与两位老人一起生活直至二老相继去世，上诉人不仅从未间断的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且持有涉讼房屋的房产证，故本案《赠与合同》是否最终成立，须审查上诉人及其父母在签订合同之后的履约行为是否改变了《赠与合同》中的成立条件，从而适用《民通意见》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赠与有效。
首先，从上诉人的后续行为来看，其在签订《赠与合同》后，不仅做到了照顾二老生活起居、送医看病、养老送终等赡养义务，亦承担了涉讼房屋煤卫水电等使用费用，被上诉人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法院调查笔录、煤气费、水、电、地租费发票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一审对此也做了相关阐述，故该院认定上诉人已按照《赠与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了应尽的赡养义务。
其次，从薛己及陈某某的后续行为来看，在《赠与合同》签订后的近十年里，两位老人一直与上诉人夫妇共同生活，并接受上诉人夫妇的照顾，未有证据证明两位老人曾有反悔赠与的意思。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赠与合同的成立为法律应用中较为专业的问题，立法对此先后亦有修改，加之上世纪90年代公众对公证的普遍认识，若两位老人不想再将涉讼房屋赠与上诉人，应作出例如撤销公证、告知其他子女等明确的意思表示或书面意见更为符合常理。然而即使在薛己于2004年辞世后（原审误写为2009年），陈某某也从未向其子女或他人表达不再赠与涉讼房屋的意思。故此，综合考量赠与人与受赠人于《赠与合同》签订后的行为，该院认为，双方的后续行为应视作上诉人与薛己、陈某某对于涉讼房屋赠与关系的认可。
再次，关于上诉人是否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涉讼房屋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认定。该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之前就与两位老人共同居住，但本案《赠与合同》系附义务的赠与，在合同签订之后上诉人夫妇依旧居住在涉讼房屋中并照顾二老的衣食起居，在两位老人未明确表示撤销赠与且未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形下，确认上诉人系基于赠与合同而占有、使用涉讼房屋。同理于上，上诉人已完成了证明其在涉讼房屋内居住并持有产权证的举证义务，在未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同样认定上诉人系依据赠与合同而取得了涉讼房屋的产权证书。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薛己、陈某某虽在公证赠与时达成了就《赠与合同》的成立需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为条件，但在签订《赠与合同》之后的数年间，双方以各自的行为改变了《赠与合同》中的约定，上诉人已完成了《赠与合同》中所约定的赡养义务，并依据该合同取得了产权证书并实际占有、使用涉讼房屋，故该院认定上诉人与薛己、陈某某间关于涉讼房屋的《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依此主张涉讼房屋的所有权，予以支持。一审未能正确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的真实意思，依法应予以纠正。据此，该院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5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三（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XXXX弄XX号XXX室、XXX室房屋产权归薛戊所有。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00元，由薛甲、薛乙、薛丙、薛丁负担。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赠与合同》第三条：“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应视为赠与人及受赠人对赠与合同成立的特别约定，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遵从。其次，生效判决认定《赠与合同》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后的履约行为改变了《赠与合同》的成立条件，依据不足。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称，《赠与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合同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根据有约定从约定的原则，薛戊没有办理涉讼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因此本案《赠与合同》没有成立；薛戊赡养薛己夫妇系其法定义务，薛戊是在薛己去世后才拿到涉讼房屋的产权证，薛戊的居住行为是延续的，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薛戊占有使用房屋，要求再审改判。为证明其观点，申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长宁二居委会块长王玉萍在2013年10月19日的笔录，证明居委会对薛戊是否照顾老人等不清楚；2、陈某某户籍证明；证明陈某某1923年就由外地迁入，涉讼房屋的来源是陈某某，并非薛戊；3、1987年度长法民字第1004号案的调解笔录，证明薛戊曾承认涉讼房屋来源是陈某某；4、薛戊的证券账户流水，证明薛戊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才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5、国税发（2006）144号文，证明薛戊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产权证。
薛戊辩称，《赠与合同》是薛己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薛戊履行赡养义务，薛己夫妇将房屋赠与薛戊，至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是公证机关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只要受赠人占有、使用涉讼房屋，且持有产证，赠与关系成立。薛己夫妇死亡后，薛戊一直居住在涉讼房屋内，而申诉人直至2012年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后才提出异议，可以视为申诉人默认赠与关系，要求维持原判。薛戊对申诉人提交的证据1认为，原一审中王玉萍手写的《证明》法院已经核实，内容是真实的；对第2组证据认为，户籍不能证明产权人就是陈某某；对第3组证据认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已经查明了涉讼房屋的来源应为薛戊；对第4组证据认为，股票不等同于存款，不能证明对方的观点，对第5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对方观点。
薛戊为证明其观点，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材料：1、1987年度长法民字第10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讼房屋的原始产权就是薛戊所有；2、1987年7月27日的华阳街道住宅动迁组的《证明》，证明涉讼房屋的原始房屋改建动迁时对薛戊及家人进行临时住房安排；3、《公证书》、《上海市房地产代理合同》、《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各一份，证明薛戊2005年出售了置换房产，本想用差额办理过户，但由于薛己去世，故无法办理；4、涉讼房屋的电信发票，证明当时薛戊已经取得了产权证；5、涉讼房屋的燃气费发票，证明薛己夫妇过世后，薛戊仍继续占有、使用涉讼房屋并持有产权证；6、（1999）普民初字第1616号案相关材料，证明陈某某因欠款纠纷，曾起诉薛丁。
申诉人认为上述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第3份证据认为，2005年陈某某及其他继承人还在世，薛己去世不影响薛戊办理过户手续；对第4、第5份证据认为，办理燃气和电信不需要产权证，涉讼房屋薛己夫妇是1990年入住的，当时已经办理了水电煤入户手续，不需要1995年去开户；对第6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对原二审判决书第3页第二行记载的：“保证乙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为笔误，应为：“保证甲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提出异议，认为并不存在笔误。经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年6月13日庭审笔录第10页第八行被告代理人陈述：“对于该笔录我了解过，保证对乙方的权益，是笔误，被告也进行了核实”。根据上述庭审笔录，申诉人对《赠与合同》中：“保证乙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为笔误，应为：“保证甲方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是确认的，故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薛戊认为原二审判决书第4页记载：“征收部门另行向其支付了20万元签约鼓励奖”中的20万元有误，应为14万元。经查，根据薛戊和动迁单位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六页中记载：签约奖15万元、签约鼓励奖5万元，上述奖励共计20万元。故薛戊的该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之争议在于对系争《赠与合同》成立条件的理解。首先，一般而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为各自利益在某一方面达成合议而形成的契约，自签订之日起成立，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本案争议的《赠与合同》第三条约定：“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甲乙双方应履行合同，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前，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撤销赠与合同；如甲方无故违约，造成乙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后，若乙方违约，甲方有诉讼法院请求撤销赠与或者要求乙方继续履约的权利”。根据上述约定，薛戊在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前提下，《赠与合同》不成立，而该《赠与合同》同时又约定：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前，如乙方（薛戊）违约，甲方有权撤销赠与合同，按前述条文的理解，如果合同未成立，也不存在撤销合同之说。因此《赠与合同》的第三条约定前后有矛盾。同时原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本赠与经公证，并在办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成立”的约定系因公证机关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要求写入，非《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自己达成的合议，公证笔录中也未体现。因此在合同条款理解有矛盾的情况下，评判本案《赠与合同》是否成立应考量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表述的真实意思。薛己、陈某某夫妇系涉讼房屋产权人，有权处置涉讼房屋。根据公证机关的笔录及公证书的内容记载，如果薛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无论涉讼房屋过户与否，薛己、陈某某夫妇均有权反悔并收回涉讼房屋。事实上，自1995年双方办理公证合同至2009年2月薛己和陈某某相继过世期间，薛己、陈某某一直与薛戊共同生活，薛戊不仅陪父母看病送医，还承担了共同生活期间的部分生活费用，无论是法定赡养义务还是合同约定义务，薛戊均已尽职尽责。薛己夫妇生前对《赠与合同》也未有反悔的意思表示。因此薛己、陈某某夫妇办理公证赠与的真实意思应为由其独子薛戊负责赡养其终老，薛己夫妇则把自己的住房赠与薛戊。综上，无论是《赠与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或是合同履行事实，涉案《赠与合同》均已成立，原二审判决从合同履行过程结合涉讼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所作出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530号民事判决。
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9，400元，由薛戊负担14，700元，由薛甲、薛乙、薛丙、薛丁负担14，7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盈姿
审 判 员 阴家华
代理审判员 陈 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 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