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渝行申7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冯地菊，女，1949年9月1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王牌路291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礼勇，重庆市万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用地管理科科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江南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王焱雄，局长。
委托代理人熊伟，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局农村移民工作科副科长。
委托代理人王洪卫，重庆法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江南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何贤红，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寿成，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中华，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办事处移民科副主任。
冯地菊因诉重庆市万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简称万州国土房管局）、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局（简称万州移民局）、重庆市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办事处（简称陈家坝街道）行政协议履行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2行终30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审查终结。
冯地菊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对《农村移民房屋搬迁补偿安置销号合同》（简称《销号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条、第三条合同条款的适用认定错误，原审对合同的适用性审查取代了合同的合法性审查，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2、原审法院认定冯地菊应享有的安置补偿全部到位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冯地菊的住房一直未得到安置，对生产生活安置补助费、地上附作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等不存在争议，争议的是住房安置、新建房的迁建款等，原审法院没有针对焦点审理；3、《销号合同》是被申请人设制的格式合同，不能由被申请人自己解释，法院应当作有利于申请人的解释，原审法院违背这一原则；4、被申请人应当按照《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的内容履行合同，就应当依法依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驳回冯地菊的诉求错误。请求再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申请人履行《销号合同》的所有内容。
万州国土房管局未进行书面答辩。
万州移民局答辩称，冯地菊请求继续履行《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内容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1、陈家坝街道对辖区适用的《销号合同》都是统一制定的格式合同，无论是农业安置和非农安置，均统一使用该《销号合同》。从冯地菊与陈家坝街道签订的《销号合同》看，第五条（划地自建安置条款，即农业安置条款）没有填写任何内容，可以证明冯地菊向陈家坝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进行的是非农安置；2、冯地菊亲笔写的申请书明确的是货币补偿条款内容，没有《销号合同》中第一条和第三条的内容，《销号合同》第一条和第三条适用于划地自建的农业安置，必须具备四个要件，自愿申请、进入规划的安置区、征地费不能由个人领取，《销号合同》第五条必须填写相应内容，从冯地菊所签的《销号合同》中不具备这些要件；3、合同文本中第五条中关于划地建房地点的空白内容，表明冯地菊并未选择农业安置，亦无划地建房的意思表示；4、对于《销号合同》条款内容，如果冯地菊对《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和第五条的设置不理解，有两种救济途径解决，第一是冯地菊可以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签订补充合同条款时，对主合同的第一条、第三条和第五条要求补充协商，而冯地菊当时并未对主合同提出任何异议，特别是主合同签订到补充条款签订有2年以上的时间可以考虑；第二是冯地菊可以根据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冯地菊均未采取任意一条救济途径，在履行《销号合同》过程中冯地菊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而是在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时隔多年才提出异议。从《销号合同》的补充条款看，亦未就划地建房问题作出任何补充约定，因此，冯地菊请求继续履行《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内容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冯地菊的再审请求。
陈家坝街道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冯地菊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1、冯地菊属三峡农村移民，依照相关文件规定，农村移民需在生产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安置补偿。由于冯地菊所在村社集体土地除因三峡工程建设征收外，其余土地因万州区城市建设被征收，冯地菊安置方式分两种，其中生产安置补偿属于一次性征地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方式；冯地菊的生活安置（即对房屋、附属设施等的安置），鉴于冯地菊一家所有的住房及附属房等均纳入了《三峡水库农村人口、房屋及附属设施淹没调查表》的登记，在生活安置方面仍需按照三峡移民政策进行安置补偿，根据冯地菊的申请，其生活安置方式属于进集镇自主购房的货币补偿安置。2、冯地菊的生产安置和生活安置补偿费用，冯地菊已全部领取。其中生产安置补偿费，按照冯地菊与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统一征地办公室签订并经公证的《征地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协议》约定，冯地菊户（一人）按照16000元/人，领取16000元和生产安置补差款4000元（以4000元/人计）；生活安置补助费，依照冯地菊向陈家坝街道提出的书面申请和冯地菊与陈家坝街道签订的《销号合同》及作为附件的补充合同约定，冯地菊户以自主购房的货币补偿安置补偿方式，领取了全部生活安置补助费共计43570元等款项并销号；3、冯地菊要求履行《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属于严重违背移民政策的诉求。《销号合同》为格式合同，按照政策规定，其第一条、第三条涉及的划地建房内容属于农业人口自建房安置，其第二条主要适用非农人口货币补偿进城（集）镇自主购房安置，作为被安置人只能择一选择，由于冯地菊已自愿选择《销号合同》第二条，申请非农人口货币补偿进城（集）镇自主购房安置，并实际领取了生产安置费和生活安置费补偿后，签合同时就应删除《销号合同》一、三等内容，未进行删除属于合同瑕疵，但不影响冯地菊的身份认定和安置方式的选择，也未实际影响冯地菊应获得的移民安置补偿权利。同时，如对《销号合同》第一、二、三条同时履行进行安置补偿，属于违反政策的双重补偿，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执行。冯地菊要求履行《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实际上是移民在生产、生活安置补偿到位并销号后，要求进行第二次安置补偿，属于严重违背移民安置政策的不合理诉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冯地菊的再审诉求。
本院认为，依照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重庆市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管理办法》等相关条款规定，农村移民需在生产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安置补偿。其中，生产安置补偿是对淹没承包地，失去生产资料的安置补偿；生活安置补偿主要是对房屋、附属设施等的安置补偿，生活安置补偿方式分为非农人口货币补偿进城（集）镇自主购房安置（即非农安置）、农业人口自建房安置（即农业安置）。本案中，因冯地菊所在村社集体土地除因三峡工程建设征收外，其余土地因万州区城市建设被征收，其生产安置补偿按照冯地菊与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统一征地办公室签订并经公证的《征地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协议》约定，冯地菊户选择的是一次性征地农转非人员货币安置补偿方式，并领取了全部生产安置补偿款，对这一点冯地菊在本案原审中并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是陈家坝街道与冯地菊签订的《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是否属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条款。经审查《销号合同》主合同文本，《销号合同》是对农村移民生活安置约定的内容，属于格式文本，囊括了非农安置和农业安置两种生活安置补偿方式，其中合同第一条、第三条和第五条是明确农业生活安置补偿的具体内容，第一条、第三条属格式条款，无需填写任何内容，第五条属协议条款，需签约双方协商约定划地建房的占地面积和明确何时建房竣工。冯地菊与陈家坝街道所签订的《销号合同》第五条未填写任何内容，说明冯地菊没有选择划地自建的农业生活安置方式的意思表示。依据相关农村移民文件规定，生活安置补偿的计算标准中征地费、基础设施费有“农业安置、非农安置”之分；拆迁费计算标准，有“村内建设、出村本乡、出乡本区”之分，均是根据农村移民本人选择的安置方式而填写。从冯地菊所签《销号合同》中约定的附件三《农村移民安置补偿明细表》格式表格选择事项中填写的内容看，在征地费和基础设施费两项补偿标准中冯地菊明确填写的是“非农安置”的选项，其“农业安置”选项补偿安置计算标准为空白，拆迁费的三种计算补偿标准选项中冯地菊选择的是“出乡本区”，其余两个选项为空白，进一步证明冯地菊选择生活安置补偿方式是非农安置补偿方式。综合审查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无冯地菊生活安置补偿方式选择划地自建的意思表示内容。因此，原审两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冯地菊所签的《销号合同》中第一条、第三条协议双方并未就划地建房达成合意，《销号合同》第一条、第三条未能对行政机关形成合同拘束力，并无不当。就冯地菊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本案所涉《销号合同》的划地建房条款并未形成合意且不具备可履行内容，合同约定内容已实际履行，冯地菊也未能提交证明由于《销号合同》合意条款造成其损失的证据，故相关行政机关不承担违约责任，冯地菊要求赔偿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原一、二审法院据此不支持冯地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冯地菊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冯地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冯地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许 勇
审判员 吴永铭
审判员 刘佳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晓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