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7101行初883号
原告：鲁宏中，男，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原告：鲁慕贞，女，汉族，住香港屯门。
原告：鲁宏光，男，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三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凝、白崇辉，均为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1号大院3号楼。
法定代表人：侯永铨，职务：党组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栋，该委工作人员。
原告鲁宏中、鲁慕贞、鲁宏光诉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履行行政职责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鲁宏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凝、白崇辉，被告市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张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鲁宏中、鲁慕贞、鲁宏光诉称：三原告的母亲是邓某，邓某是1950年5月从香港回穗定居的港澳同胞，于2011年11月19日去世。三原告是邓某遗产的共同继承人。位于越秀区吉祥路××、××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833.6××3平方米，产权人为邓某，涉案房屋于1954年因“私改”而由国家接管经租。得知落实侨房政策后，邓某便开始为发还涉案房屋而奔走。2013年3月三原告作为邓某的继承人再次到房管部门申请发还涉案房屋，并将相关情况反映给政协，当时经政协主席苏志佳批示后转交被告处理。2013年5月24日被告组织召开四方会议（市局产权处、越秀房管分局、荔湾区房管局和原告），会议审核并核准发还邓某涉案房屋，并提出交由荔湾区房管局经办，要求三原告向荔湾区房管局递交申请资料，交资料后2个月内发出《房屋发还公告》。三原告于2013年5月27日就按荔湾区房管局的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申请发还上述房屋。荔湾区房管局于2013年12月4日出具《立案受理通知书》告知三原告已经受理发还申请。2014年10月28日荔湾区房管局作出的（2014）荔经发第××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荔湾区房管局以三原告申请不符合第9点：“经租侨房涉及非住宅部分面积合计超过1000平方米”为由，认为三原告申请办理越秀区吉祥路××、××号房屋等经租房屋落实政策发还手续事项不符合受理条件，不予受理。三原告收到该《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信访。2014年12月4日，荔湾区房管局出具《关于鲁宏光信访事项的复函》（荔国房群字[2014]××号），以“‘私改’时邓某名下房屋（包括与鲁某等7人共有房屋）出租非住宅面积合计超过1000平方米”为由对原告的发还申请不予受理。但事实上，邓某名下的房屋，除涉案房屋为邓某个人所有外，其他的房屋均是其与叔嫂家姑按份共有，其中：太平路状元坊99号占1/8产权，占建筑面积35.0694平方米；太平路状元坊105号占1/8产权，占建筑面积52.6566平方米；西区光复中路254号占1/7产权，占建筑面积13.6221平方米；中区桨栏路常庆街10号占1/7产权占建筑面积10.6449平方米，故连涉案房屋在内邓某名下被私改的出租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为：945.6333平方米，根本没有超过1000平方米。为此，三原告向广州市相关部门领导信访反映上述事件，并向被告信访申请复查及发还涉案房屋。被告于2015年1月9日出具穗国房转字（2015）××号《告知函》，告知三原告“来信要求发还侨房问题的事项收悉，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办理结果”。信访单位将三原告的信访事项转由荔湾区房管局处理，荔湾区房管局分别于2015年1月13日和1月26日作出荔国房函（2015）××号《荔湾房管分局关于叶某某等信访事项的告知函》及荔国房告字（2014）××号《关于叶某某等信访事项的告知函》，均以“案情复杂，核查取证环节多，需要相应时间”为由要求三原告耐心等待，并且告知：“涉案房屋已于1996年由原越秀房管局征用拆除，作产权调换补偿，补偿房屋已办妥接管手续”。2015年6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穗国房转字[2015]××号《信访事项告知函》，该函认为：“对于你们提出邓某房屋应分户发还问题，《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的意见》（穗国房字[2009]××号，以下简称××号文）第二（一）2（2）点明确规定‘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在1000平方米以内的，可发还房屋产权’，该条款明确将适用分户计算的人员范围限定为‘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即××号文第一（一）点明确5类人可以申请落实政策侨房发还‘1.产权人在房屋私改时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2.产权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房屋私改时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身份的；3.产权人是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4.房屋私改时，产权人已死亡，继承人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5.共有房屋所有权的产权人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侨眷关系，其中产权人之一在房屋私改时，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邓某申请发还房屋的身份’中的第1、2类人员。该规定是沿用《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大本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力度>决议的意见》房政发[1997]20号文（以下简称20号文）第三.2点‘房屋产权人是华侨、侨眷、归侨、归侨华侨学生、外籍华人及港澳同胞，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房屋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如未达到300平方米或500平方米的，可退还其出租的非住宅房屋产权’的规定，同时，该文第一.6点明确‘港澳同胞：指在私改或代管前房屋产权人已定居港澳地区的中国公民’，邓某系××号文‘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不属于该范畴。综上，邓某申请房屋发还的身份是‘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不属于‘港澳同胞：指在私改或代管前房屋产权人已经定居港澳地区的中国公民’，不适用××号文‘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在1000平方米以内的，可发还房屋产权’的分户计算条款，故不能发还房屋，不存在房管部门不落实政策问题。”；“原吉祥路××、××号在1992年由原市国土房管局越秀分局征用拆除重建作为办公大楼使用，依据拆迁补偿政策进行了产权调换补偿，补偿地址为西湾路某街××、××、××号108、111、114、117、118、119、120铺，××号214铺，××、××号101铺，补偿面积合共1051.4615平方米，不存在因房管部门违规占用导致房屋无法发还问题。”被告的上述函件逻辑混乱，断章取义，其适用的1997年20号文是被2009年××号文第六条明确废止的文件，最终得出“港澳同胞”不属于“港澳同胞”的悖论，实难服众。故三原告及其亲属只得又再对此进行信访。被告于2015年9月2日出具穗国房群字[2015]72号《告知函》，该告知函的处理意见和理由同上述××号《信访事项告知函》完全一致，同样认为“邓某申请房屋发还的身份是‘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不属于‘港澳同胞：指在私改或代管前房屋产权人已经定居港澳地区的中国公民’，不适用××号文‘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在1000平方米以内的，可发还房屋产权’的分户计算条款，故不能发还房屋。”三原告就被告适用废止文件来拒绝发还涉案房屋而向省委巡视组反映，并由市信访局发函转给市房管局处理。被告于2015年9月21日出具穗国房群字[2015]××号《告知函》，认为：“关于我委引用《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大本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力度>决议的意见》（房政发[1997]20号）的问题。因我委只是引用该文件对港澳同胞身份的定义、概念及认定，不因文件作废而失效，因此并无不妥。”三原告认为，关于邓某的港澳同胞身份已经由人民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确认，符合××号文中对发还私改华侨房屋产权人身份的认定，且××号文明确自其施行之日起，20号文废止。故被告不应再以20号文为依据认定邓某不属于港澳同胞。再者，邓某是否港澳同胞的身份确认是属侨办的职权范围而非房管局的职权范围，只要三原告提供完整的资料，被告便应当发还房屋。被告上述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越权行使职权。另外，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问题，越秀区房管局在拆迁涉案房屋时并没有通知产权人邓某办理相关补偿手续，三原告是从上述[2015]××号《信访事项告知函》中才知道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房屋地址。房管局对涉案房屋的拆迁问题上也是违反相关的拆迁管理规定的。综上所述，荔湾区房管局首先以出租非住宅面积合计超过1000平方米为由不予发还上述房屋，待三原告提出邓某名下房产产权份额已经明晰时，被告又根据废止文件认定邓某不属于港澳同胞不适用××号文的规定，刻意对发还涉案房屋设置重重障碍。请求法院：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发还越秀区吉祥路××、××号经租房；2、请求判令被告将原越秀区吉祥路××、××号的拆迁补偿房屋发还给原告；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市住建委辩称：基本情况，据《广州市中区私有出租房屋房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跃进规划表》记载，1958年邓某申请改造原吉祥路××、××号，常庆街×号，常庆街×号，状元坊×号，状元坊×号及光复中路×号房屋，自报上述房屋除原吉祥路××、××号（邓某所有）和常庆街×号（其夫鲁某所有）以外，其余全部由邓某与鲁某等7人共有，其7人是叔嫂家姑关系，并自报上述房屋除常庆街×号楼上自住外，其余房屋全部用作出租用途（其中常庆街×号楼下及10号全间出租作住宅，原吉祥路××、××号、状元坊×、××号及光复中路×号全部出租作非住宅），邓某本人职业“家务”，靠租金收入生活；当时私改除留房常庆街×号楼上外，其余房屋全部由国家经租。经查，根据80年代街道摸查填报的《私房改造遗留问题调查表》反映，邓某与何式贤是婆媳关系，与鲁文照、鲁某是叔嫂关系，为同一经济单位，其拥有房屋应一并改造；经计算，私改时邓某名下房屋（包括与鲁文照等人共有房屋）出租非住宅面积合计达到1705.3174平方米。二、相关政策，根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颁发广东省城市私有出租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案》（58粤商字第1184号）“一、（三）改造起点和范围：1、除房主用着自住部分外，凡一幢或几幢出租房屋在大城市达150平方公尺以上，中城市达100平方公尺以上，小城市达80平方公尺以上的进行改造。2、非住宅用房不受起改点限制，一律改造”。第（八）项：“1.虽依法办理了赠与、转让、继承、分割过户手续的出租房屋，如果实际上仍为一个经济家庭，即使是用几个人的名义管业，仍以一户计算。”业主邓某名下房屋符合国家经租的相关规定。依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的意见》（穗国房字〔2009〕××号，以下简称××号文）第二条第（一）项第2点“同一产权人在本市有一间或多间房屋的，被私改的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在1000平方米以内，可发还房屋产权”，同时该文第二（一）2（2）点明确规定“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用房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出租非住宅用房建筑面积累计在1000平方米以内的，可发还房屋产权”，该条款明确将适用分户计算的人员范围限定为“产权人是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华侨、外籍华人”，即××号文第一（一）点明确5类人可以申请落实政策侨房发还“1．产权人在房屋私改时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2．产权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房屋私改时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身份的；3．产权人是在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4．房屋私改时，产权人已死亡，继承人已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5．共有房屋所有权的产权人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侨眷关系，其中产权人之一在房屋私改时，具备华侨、外籍华人、归侨、港澳同胞身份的”中的第1、2类人员。该规定是沿用《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大本市落实侨房政策工作力度>决议的意见》（房政发〔1997〕20号）第三.2点“房屋产权人是华侨、侨眷、归侨、归侨华侨学生、外籍华人及港澳同胞，私改时与其国内外亲属的出租非住宅房屋合并计算纳入经租的，按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分户计算，如未达到300平方米或500平方米的，可退还其出租的非住宅房屋产权”的规定，同时，该文第一.6点明确：“港澳同胞：指在私改或代管前房屋产权人已定居港澳地区的中国公民”，邓某系××号文“建国后至私改前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同胞”，不属于该范畴，故其房屋不能发还。综上所述，该案为落实政策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原告要求发还经租房屋的诉讼请求属历史遗留落实政策房屋范畴，不属法院审查范围，请求法院驳回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鲁宏中、鲁慕贞、鲁宏光是邓某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邓某为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号房屋产权人，该两处房屋于1958年因“私改”由国家接管经租，三原告向被告申请发还，但被告至今未发还。三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广州市“私改”规划表、广州市不动产查册表、《公证书》及原告和被告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贸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被告对历史经租房屋的撤管发还行为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行为，根据上述规定，由此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三原告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鲁宏中、鲁慕贞、鲁宏光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 嘉
人民陪审员 谢见日
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惠玲
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