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红，女，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涟源市，公民身份号码：×××862X，系死者郑桂云的妻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甲。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乙。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枚，女，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桃源县，公民身份号码：×××6928，系死者郑桂云的母亲。
以上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区朝光，广东珠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斗门区白藤东都装饰家俱店，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
经营者：许宽，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现住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代理人：蒲伟，广东暨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玲，广东暨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因与被上诉人斗门区白藤东都装饰家俱店（以下简称东都装饰家俱店）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称郑某云于2012年2月1日进入东都装饰家俱店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但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没有证据证明郑某云于2012年2月1日进入东都装饰家俱店工作。东都装饰家俱店认可郑某云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工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依照诉讼证据规则，原审法院认定郑某云从2013年3月开始进入东都装饰家俱店处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
2014年3月29日，郑某云在澳门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签订《与外地雇员订立劳动合同（具确定期限）》，立约双方：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位于银河酒店综合渡假城第二期的工程地盘写字楼台，以下称为第一立约人。郑某云，住所位于澳门新口岸皇朝区中土商业中心14号AB室，持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的W72100475号护照／身份证号，以下称为第二立约人。劳动合同第二条约定：第一立约人以雇主的身份接受第二立约人为其服务，第二立约人受雇于第一立约人，并在其安排下担任建筑工人。第三条约定：本合同为期至2014年9月18日，生效日期以雇员身份逗留的许可生效之日起或双方立约人协议日，以较后之日为准。第四条约定：第二立约人的工作地点位于路氹城邻近望德圣母湾大马路及莲花海滨大马路（第一地段第二期）。第五条约定：第二立约人的薪金按月计算，月薪金为澳门币11700元，此薪金于每月的第九个工作日存入以第二立约人名义开立在澳门××行政区银行之账户。第六条约定：第一立约人按以每月支付澳门币500元，作为住宿津贴方式向第二立约人提供住宿保证。第七条约定：第二立约人每日的正常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周48小时。第一立约人及第二立约人双方就每日的上下班时间方面协议选择包括夜班时段的轮班工作的方式处理。等等。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立约人续签了劳动合同，期限至2015年6月30日。
东都装饰家俱店于2014年在澳门银河酒店工程承接了室内天花的半成品生产工程，由东都装饰家俱店派技术厂长赵某到银河酒店负责丈量天花尺寸，回来东都装饰家俱店生产天花半成品，完成后由东都装饰家俱店将天花半成品通过物流送到澳门银河酒店工地，由澳门银河酒店雇请郑某云、姚某成和张某等人负责安装。郑某云、姚某成和张某等人的按装费用（工资）每人每月11700元，由澳门银河酒店划入郑某云等人名义开立在澳门××行政区银行之账户。
期间，东都装饰家俱店因销往到澳门的部分家俱产品，因运输刮花、缺损等问题，亦由东都装饰家俱店负责通知郑某去前去修补，如“员工赴澳门工资表”上记载的“郑某云在恒河做了1.5天（2014年6月12日0.5天、13日1天），在君悦湾加班2小时”。郑某云修补完成后，电话告知东都装饰家俱店老板，东都装饰家俱店以现金形式支付修补费用给郑某云。
平日，郑某云下班回珠海后，会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宿舍住宿，次日早上步行到珠海市斗门区白藤头坐公交车到珠海拱北下车后，过关闸后乘坐银河酒店的班车到工地上班。
2014年12月22日上午约6时40分，郑某云与姚某成和张某等人从东都装饰家俱店宿舍步行出发，前往白藤头车站坐公交车，当步行至白藤二路13号路段时，被一无名氏驾驶正三轮车摩托车追尾碰撞同向行走的郑某云，致郑某云当场死亡，无名氏驾车逃逸。2015年3月18日，斗门交警大队认定无名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郑某云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发后，郑某云的妻子彭某红等人到东都装饰家俱店要求赔偿，并拿走了家俱店中郑某云的个人资料。
2015年1月10日，在彭某红的要求下，张某平、姚某成、赵某等人在珠海市斗门区湖心路西江月（楼盘）旁边的海洋宾馆里结算郑某云、张某、姚某成三人在澳门银河酒店的工程量，由赵某执笔，写下了“银河地盘9.18到12.21工程量表”，赵某作为见证人证实郑某云、张某、姚某成三人在澳门银河酒店的工程量和工程款。
2015年1月17日，东都装饰家俱店向郑某云的家属支付了8001元慰问金。
郑某云的妻子彭某红于2015年1月28日在澳门银河酒店工地领取了郑某云20**年12月份在澳门工作的工资澳门币6740元（彭玉红系越南劳工，可随时进出澳门）。
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等人于2015年5月12日向珠海市斗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确认郑某云自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现本案六名申诉人不是劳动关系一方当事人本人，不是请求确认郑某云与东都家俱装饰店存在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就已故亲人郑某云与东都家俱装饰店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亦不享有请求权，因此，本案六名申诉人就郑某云与东都家俱装饰店的劳动关系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因此驳回申诉人的申诉。姚某枚、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不服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起诉。经审查，其中的彭某丙是死者郑某云的岳父、毛某是死者郑某云的岳母，不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符合作为本案共同原告的资格。经原审法院释明，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撤回了彭某丙、毛某为共案的共同原告，原审法院予以准许。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死者郑某云于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死者郑某云的继承人是否有权申请确认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五条“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劳动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无法定代理人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其指定代理人。劳动者死亡的，由其近亲属或者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的规定，劳动者死亡的，由其近亲属或者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同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或者代理人同样可以参加诉讼活动。故劳动仲裁认为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等人与东都装饰家俱店的劳动关系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驳回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申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于2015年7月23日签收裁定书，2015年8月5日原审法院起诉，由于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委托代理人当时没有带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身份证，原审法院先收了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起诉材料，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后补交身份资料，原审法院的立案审批表登记的收案日期是2015年8月5日，没有超过15日的起诉期限，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东都装饰家俱店的辩称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从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从东都装饰家俱店举证的证据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从2013年3月开始至2014年3月28日间，郑某云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处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东都装饰家俱店亦承认该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但从2014年3月29日起，郑某云在澳门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签订了《与外地雇员订立劳动合同（具确定期限）》，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是郑某云的雇主，郑某云受雇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并在其安排下担任建筑工人。可见，郑某云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虽然郑某云在澳门银河酒店工地安装东都装饰家俱店生产的天花，但天花的定作人是澳门银河酒店，安装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无关，即郑某云是受雇于澳门银河酒店从事天花安装工作，工资也由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支付，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无关。东都装饰家俱店偶尔通知委托郑某云去修补家具，属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委托关系或承揽关系，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后，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其与劳动关系无关，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起诉称郑某云于事发当天早上从东都装饰家俱店宿舍出发，前往澳门工地工作途中被三轮摩托车撞死，而根据同去澳门上班的张某、姚某成证实，事发当天他们三人一齐去澳门银河酒店上班途中出事的。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没有证据证明事发当天郑某云是帮东都装饰家俱店修补家俱时出事。可见，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要求确认死者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从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彭某丁、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姚某枚、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已预交），由彭某丁、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负担。
一审判决后，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姚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玉枚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本案其实是一宗珠海斗门的用人单位将员工委派至澳门工作，但依照澳门法律，大陆单位不能直接委派，只能通过劳务中介机构挂名澳门公司从事本单位在澳门的业务工作，后因员工工亡，单位因没有为其建立社保关系，为逃避法律责任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大陆公司必须通过劳务中介机构挂靠澳门公司用工是本案的基础事实，但一审法院没有认清该基础事实，作出错误判决。
一、从事实与证据上分析，郑某云与东都公司自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12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只需提交初步的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据即完成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予以否认的，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谢某甲（东都公司营运总监）签名的劳工续费名单原件，上面清楚显示赵某、郑某云、姚某成、张某的名字。2、2014年4月至9月分考勤表原件，其中彭某戊华手写的考勤表足以证明东都公司对郑某云、姚某成、张某三员工进行考勤管理，存在人身依附关系。3、郑某云等员工赴澳门劳工费用列单原件（彭某戊华手写，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取自东都公司处），显示赵某、郑某云、姚某成、张某“东都公司装饰家具工人”字样。4、员工赴澳工资表，证明郑某云工资发放情况，再次显示郑某云（木工主管）。5、东都公司流动资金损益表，显示劳工代办证费（郑某云）。6、郑某云生前为东都公司管理澳门银河装饰工地的记工笔记本，上面记载了姚某成、张某等东都公司员工自2015年9月18日至死亡期间赴澳门的出勤、工作量情况，其中多次显示：“郑某云监工打杂”字样。7、郑某云与谢某甲2014年11月28日早上10：17开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谢某甲就其木工组工资、考勤问题、工作细节等内容对郑某云进行安排和指示，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中：郑某云：那边工人工资的事你帮忙崔一下哦。（把考勤记录发给谢某甲，考勤记录名单有：刘某、莫某、周某、杨某、唐某、吴某、陈某等人）。谢某甲：发给赵某（东都公司的技术厂长）。2014年12月1日早上7：20，郑某云将东都公司员工的考勤表发给谢某甲。2014年12月17日晚上18：10，谢某甲：明天早九点，美高梅上班，带十条毛巾，碧丽珠和玻璃水各一瓶，玻璃刮一把，收到复。郑某云：收到，我叫那边的工人去，那边的工人没赚什么钱，我现在去十四村买了给他们带去。谢某甲：OK，这个你自己安排。郑某云：好的。谢某甲：总之，交待工人不能抽烟，要自己找活干。2014年12月18日中午12：34，郑某云：谢经理!工人工资到账了吗？工人们说邓某的工人昨天就到账了!8、郑某云与谢某乙2014年12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郑某云向谢某乙汇报了澳门银河酒店装饰工作情况。2014年12月18日微信中，由于东都公司在澳门没有注册经营实体，只能通过办理澳门外劳形式挂靠在澳门闽建公司，实际用人单位为东都公司，因此工资发放不能按正常渠道处理，所以谢某乙告知郑某云工人工资如何走账支付，并确认工资已经从其私人账号通过走账转给工人。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证据在仲裁阶段东都装饰家俱店均予以认可，在一审阶段却一概全部否认，违反了诚实信用和禁止反言原则，法庭不应当纵容这样的失信行为，对彭玉红、彭某甲、彭某乙、姚玉枚提交的劳动仲裁笔录证据予以采信。另外，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申请调取的交警案卷中姚某成证人证言是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陈述，亦最为可信，证实了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之间的劳动关系。
另外，对于东都公司提交的证据：1、厂部工人工资表，其中2013年1月25日（固定员工）的工资表中的员工文某的说明栏中注明：另外在澳门做工7天。说明了东都装饰家俱店一直有委派员工到澳门工作的情况。东都装饰家俱店提交的工资表均载明郑某云职务为木工（车间）主管，每周工作时间累计远超过二十四小时，还载明按日薪计酬、日薪标准、奖励、处罚等，显然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为全日制劳动关系。东都装饰家俱店应提交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的工资表，而不是仅提交2013年至2014年3月的工资表，且不能提交郑某云20**年3月的离职手续，应承担不利后果，其主张2014年3月终止劳动关系不成立。2、广东南粤集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服务费专用收据，上面有东都装饰家俱店谢某甲的签名，包括了上述郑某云在微信中发给谢某甲的考勤名单中的“刘某、莫某、周某、杨某、唐某、吴某、陈某”等人的收据，相互印证了东都装饰家俱店出资通过中介委派这些大陆员工到澳门工作的事实。3、东都装饰家俱店提交的澳门证据，除了闽建公司出具的证明外，其他均为复印件且没有经过认证，按常理这些证据东都装饰家俱店不应持有，但东都装饰家俱店却保留有诸多这方面的复印件，只能说明郑某云赴澳门一切手续均由东都装饰家俱店办理和安排，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存在劳动关系。闽建公司的证明虽然经过认证，但上面只有一个人签字，缺少单位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经办人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上的要求，没有证据效力。东都装饰家俱店提交的证据“澳门出勤及工资支付报酬单据”、“广东南粤集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服务费专用收据”、“报价单”等，正因郑某云为东都装饰家俱店的员工，东都装饰家俱店才会掌握管理这些证据，如双方为承揽关系，则不会持有这些证据，恰好再次印证东都装饰家俱店为这些员工办理赴澳门为其工作的事实。4、东都装饰家俱店申请的证人张某，其身份与郑某云、姚某成一样，系东都装饰家俱店的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且证言自相矛盾，其陈述有跟东都装饰家俱店结算工资，在东都装饰家俱店拿过工钱，还陈述2014年1月中旬离开东都装饰家俱店，而根据东都装饰家俱店提交的工资表，却显示其2014年2、3月份工资名单赫然在目。
二、关于郑某云是否与澳门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不影响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存续劳动关系的事实认定，两者不是非彼即此的关系。1、如前所述，郑某云是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安排下通过中介机构挂在澳门公司名下为东都装饰家俱店在澳门地盘工作。退一步讲，即便认为郑某云与澳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并不能就此否定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终止了原有的劳动关系。本案中，东都装饰家俱店并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在。2、再退一步讲，如东都装饰家俱店认为是非全日制用工，则郑某云在澳门工作更加不影响双方的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法》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只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委托关系或承揽关系。首先，郑某云在澳门的装修工作属于东都装饰家俱店的业务组成部分，东都装饰家俱店在澳门银河有装饰工程是不争的事实。其次，从工资计发方式看，东都装饰家俱店按照工作数量计发工资，多劳多得，定期每个月由木工组领班文某、全某，油漆组领班宋某代表组员进行确认、计发。文某、全某、宋某在东都装饰家俱店提交的2014年2、3月份工资名单中赫然显示，与其在仲裁阶段提交的2014年3月至11月的工资结算明细表相对应和衔接，印证了文某、全某、宋某、郑某云等人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之间的劳动关系。再次，郑某云为东都装饰家俱店澳门地盘的监工同时兼安装组领班。郑某云、姚某成、张某同为安装组，其工作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制作银河酒店装饰配件，另一部分在澳门地盘安装装饰配件等工作，因此郑某云、姚某成、张某需每天往返东都公司与澳门之间，东都装饰家俱店也是一直给予员工包吃包住。郑某云于2014年12月22日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东都装饰家俱店百般推卸责任，甚至不予结算生前工资，在郑某云妻子百般哀求下，谢某乙才勉强安排其妻与姚某成、张某签名确认自2014年3月份以来工资款，但东都装饰家俱店至今仍然没有支付该工资款。东都装饰家俱店由于没有为郑某云建立社保关系，意识到因工死亡的巨额赔偿严重后果，其后更断然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证据，忽略了基础事实，也混淆了承揽关系和劳动关系，不顾姚某枚、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提交的充分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条，割裂其他证据，武断地认定为委托关系或承揽关系，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背司法公正，其判决有失公正，应予以纠正，姚某枚、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为此请求贵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东都装饰家俱店答辩称：一、程序方面。1、东都装饰家俱店认为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具有人身性，需要劳动者本人行使；2、需要法庭核实上诉状是否为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的真实意思，上诉状的落款处应该为一个人的笔迹，东都装饰家俱店认为会影响本案的实体公正；3、从本案的落款上诉时间请法庭核实是否过上诉时效；二、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一直就该问题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发生争执，他们认为郑某云曾经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工作过并且居住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宿舍，就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实际上，以前离职后的员工，仍住在该宿舍也是存在的，东都装饰家俱店在郑某云离职后仍支付工资给死者，东都装饰家俱店认为该行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应当根据死者的工作实际情况判断支付的该笔款项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工资还是劳务费，因为死者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曾经是存在劳动关系，经过东都装饰家俱店的人员介绍，死者去澳门工作，且其从事的工作与东都装饰家俱店的经营范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东都装饰家俱店负责生产澳门工地要求的产品，但是东都装饰家俱店不负责安装，交由澳门劳工对东都装饰家俱店生产的半成品进行安装，安装后设计维修维护需要澳门劳工完成，鉴于与死者的关系，由死者完成安装工作并且支付劳务费是可以理解的；东都装饰家俱店在澳门死者工作的地方获得死者在澳门工作的资料。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虽然东都装饰家俱店认可2013年3月开始至2014年3月28日间郑某云曾在东都装饰家俱店处工作，双方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但是根据2014年3月29日郑某云在澳门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签订的《与外地雇员订立劳动合同（具确定期限）》，2014年3月至11月郑某云签名的工作报酬单据、自愿过假工作协议书、外地雇员假期申请表等，可见郑某云自2014年3月29日起就开始受雇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并在其安排下担任建筑工人，即表明郑某云至此开始与新营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门）有限公司建立了用工关系并领取相关工资报酬。况且本案事故发生后，郑某云的妻子彭某红于2015年1月28日在澳门银河酒店工地领取了郑某云20**年12月份在澳门工作的工资澳门币6740元。虽然郑某云在澳门银河酒店工地安装东都装饰家俱店生产的天花，但天花的定作人是澳门银河酒店，郑某云所从事的安装工作与东都装饰家俱店无关。从“员工赴澳门工资表”上记载的“郑某云在恒河做了1.5天（2014年6月12日0.5天、13日1天），在君悦湾加班2小时”，只能说明东都装饰家俱店因运输刮花、缺损等问题偶尔通知委托郑某云去修补一下家具，不能由此认定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上诉主张的郑某云等员工赴澳门劳工费用单据、工资表、损益表、做工笔记本、彭某戊华手写的考勤表和郑某云与谢某甲、谢某乙的微信交流信息等，即使属实，亦不能直接反映出郑某云与东都装饰家俱店自2014年3月29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事实。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申请对彭某戊华笔迹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上诉主张郑某云系东都装饰家俱店委托到澳门工作，只是挂名于澳门公司，郑某云从事的是东都装饰家俱店在澳门承揽的业务工作，与东都装饰家俱店存在劳动关系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彭某红、彭某甲、彭某乙、姚某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志俊
审 判 员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培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