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822民初2911号
原告：泮苏良，男，汉族，1966年3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仙居县。现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海，衢州市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大街71号。
法定代表人：何柳进，职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纪勇，浙江天赞（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浙江天赞（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泮苏良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常山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蔡武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樊小雄、王均组成合议庭，2017年11月21日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王伍土为本院第三人，同年11月22日王伍土认为其与本案的审理有利害关系，书面申请要求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2018年2月6日本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泮苏良的代理人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追加王伍土为第三人的申请，王伍土本人也在申请书上写明不参与本案诉讼。于2017年11月21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泮苏良的诉讼代理人及被告工行常山支行的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泮苏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2014年6月23日交付被告的20万元和2014年7月10日交付被告的70万元，合计90万元系原告履行（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义务，计入（2015）衢常执民字第66号执行裁定书已履行执行款。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7日，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浙江正方园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方园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循环借款合同》，并由原告及王伍土、陈芝兰、郑根盛、徐美英提供房产抵押但保，合同签订后被告分别于2011年9月7日、9月20日二次共200万元贷款发放给原告。期限届满后正方园公司和原告违约，被告2013年12月9日向常山县人民法院申请，要求对原告和其他但保人的担保财产采取拍卖、变卖方式变价，享有优先受偿权。2013年12月19日，常山县人民法院裁定，原告在变价后款项优先偿还被告本金1770752.85元，2013年10月20日前利息34130.65元受理费10522元，合计1815405.50元。裁定后，原告主动履行了部分义务，于2014年6月23日在征得法院执行员陈林同意的情况下交付被告20万元，并已于2014年6月20日在执行员陈林主持调解并由其起草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原告于2014年7月10日前归还被告70万元，7月底归还80万元，2014年8月15日将剩余款项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在2014年7月10日委托樊忠豪代为归还被告70万元，上述二次还款合计90万元。上述二次还款未经法院转帐，由原告直接交付给被告，被告未予书面承认，致使执行员无法确认。原告认为，原告2014年6月23日交付被告的20万元，被告已提交给法院的还款明细表已予以自认，应向法院书面承认，便于法院确认。而2014年7月10日交付的70万元，被告只承认203700元，余款496300元未予承认，认为是原告为浙江常山丽家园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家园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原告认为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该70万元应属原告履行（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义务，应计入（2015）衢常执民字第66号执行裁定书已履行义务的执行款，其理由如下：一、2014年6月20日双方《和解协议》履约的体现；二、原告并非丽家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被告与丽家园公司的借贷当事人，纠纷当事人，没有义务为丽家园公司偿还债务；三、被告是2014年7月10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是收到正方园公司偿还贷款70万元。显然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交付被告的90万元，已有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为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特予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予以确认，诉请如前。
被告工行常山支行辩称，1.原告提起怕诉不具有诉的利益，应当驳回其起诉。原告泮苏良系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丽家园公司的贷款已还清，但正方园公司尚有贷款没有还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不具有诉的利益。2.原告泮苏良尚在服刑，本案的起诉是否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尚待核实。3.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的人员、场所等均存有混同，两公司应承连带责任。4.原告的诉讼不符合确认之诉的要求，原告不符合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本案应是撤销之诉，存在利害关系的是王伍土，王伍土才是本案的权利主体，而王伍土本人也撤回了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申请。5.王伍土应当另案提起撤销之诉，民法总则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只有1年，本案行为发生在2014年7月份，工行常山支行将70万元中的496300元用于归还泮苏良应还丽家园贷款的行为是一个法律事实，该事实不是确认之诉的范畴，应当是撤销之诉，而撤销之诉的期限是1年，并且是除斥期，所以不管是本案原告泮苏良还是利害关系人王伍土，本案1年的除斥期已经超过，原告的诉讼时效已超过，即使其提起请求也不应当得到支持。6.法院应当对诉讼要件进行审核，原告应是撤销之诉，如果不符合诉讼法要求可直接驳回原告的起诉，立案时为合同确认之诉，原告应符合确认之诉的要件，并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描述是不清楚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
（1）（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1份，用于证明众多被申请人应当承担本金1770752.85元及利息、执行费等；（2）（2015）衢常执民字第66-1号执行裁定书1份，用于证明泮苏良的房产、王伍土与陈芝兰共同所有的房产、郑根盛与徐美英共同所有的房产，共三处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其中泮苏良的房产及郑根盛与徐美英共同所有的房产已由法院拍卖，工行常山支行已优先受偿；（3）法院提供的20万元还款明细1份，用于证明王伍土为泮苏良向工行常山支行还款的事实；（4）2014年6月20日的和解协议1份，用于证明正方园公司归还被告贷款事实，其中70万元已归还被告，后两期未归还；（5）2017年5月15日形成的胡建发律师对泮苏良的调查笔录、泮苏良出具的情况说明、樊忠豪出具的情况说明各1份，与及2017年7月10日形成的被告出具的收条及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各1份，共同用于樊忠豪代泮苏良向被告归还正方园公司借款70万元的事实；（6）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的登记情况各1份，用于证明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各为独立法人的事实；（7）（2015）浙刑二终字第118号刑事裁定书1份，用于证明原告委托樊忠豪在2014年7月10日向被告还款，同年11月14日泮苏良被刑事拘留，无法行使诉权应该适用诉讼时效终止的情形。
被告工行常山支行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恰可证明原告是优先还丽家园公司的贷款后，多出来的钱再来还正方园公司的贷款；对证据（4）无异议，但认为该和解协议正是一种对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欠款归还的约定；对证据（5）中胡建发对原告的调查笔录及原告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的陈述，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且调查人仅胡建发一人，不符合调查的要求；对樊忠豪的情况说明，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和质证，而且还款不是樊忠豪的帐户汇出，而是从付元芳的帐户汇出，并且樊忠豪还款时并不知道和解协议的存在，樊忠豪的情况说明是其主观上的推论，与事实不符；对于收条我行的工作人员均未出具过收条，且收条上的章是核算用章，无相关人员签字，不具有证明效力，客户回单上证明是被告收到付元芳70万元，对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因其是复印件无法核对，由法院查明；原告代理人所说的无法行使诉权其实是矛盾的，原告泮苏良现在尚在服刑，而原告代理人现在替原告行使诉权就能说明问题。
被告工行常山支行提供证据如下：（1）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贷款发放、流向、归还、积欠情况1份，丽家园、正方园、泮苏良、沈春燕账户明细材料清单1份，丽家园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基本信息、租赁协议、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正方园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1份，以上共72页复印件共同用于证明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系原告泮苏良实际经营控制的两家企业，原告泮苏良对外融资均以该两家公司名义进行，两家公司的业务、人员、场地、财务等均混同，相互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构成法人人格混同。（2）2011年12月4日泮苏良出具的借条1份与郑根盛、余文祥询问笔录2份，用于证明原告向抵押人李贤福出具借条，其以丽家园公司名义向被告贷款45万元，银行利息由原告支付，印证其实际控制丽家园公司，原告系该笔贷款的实际申请人和使用人；原告向抵押人告知了其已经将丽家园公司名义办理的45万元贷款还清；（3）常山县人民法院对方有明、郑根盛、余文祥三人所作笔录，用于证明案涉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泮苏良已经向被告归还了其以丽家园公司名义所贷的45万元款项，与证据二相互印证，证明诉争的70万元还款部分系归还原告以丽家园公司名义办理的贷款。（4）2018年1月16日会见笔录1份，证明泮苏良实际控制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二家公司。
原告泮苏良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全部都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我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被告要证明的两个自然人与两个法人之间的资金、资产混同，被告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贷款用途是流动资金，但被告没有提供用于流动资金的相关材料，是被告违约的表现；当时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担保人承担责任，但王伍土没有收到诉状副本和通知开庭，致使王伍土等不能主张权利，王伍土现在才知道，让其他担保人丧失了主张权利的机会。法人人格权的丧失是要经过清算后才会，不能以法人资格的混同为由，认为70万元中的部分归还丽家园合理合法。被告提供的证据（1）（2）（3）与本案无关联性，借条中泮苏良的承诺与本案无关，郑根盛、余文祥的笔录应由本人出庭作证，否则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对会见笔录中证明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资产混同没有异议。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2018年1月19日到浙江省第四监狱会见原告泮苏良，并制作了会见笔录。
原告质证认为，对2017年11月23日的会见笔录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泮苏良对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方面的陈述是泮苏良记忆不清；对2018年1月19日的会见笔录中泮苏良陈述的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资产混同实为泮苏良所有没有异议，但对于泮苏良于2014年9月份知道丽家园公司贷款还清方面的记录是错误的，是因为泮苏良在当时没有看清会见笔录的情况下签名的。
被告工行常山支行质证认为，对两份会见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泮苏良在2014年9月份就已知樊忠豪代为归还的70万元中部分用于清偿了丽家园公司的贷款，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纵观本案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意见及双方对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证据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工行常山支行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泮苏良、王伍土陈芝兰、郑根盛、徐美英为正方园公司贷款200万元提供房产担保，正方园公司尚欠本金1770752.85元及利息未还的事实；证据（2）（2015）衢常执民字第66-1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证明泮苏良的房产、王伍土与陈芝兰共同所有的房产、郑根盛与徐美英共同所有的房产，共三处房产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查封裁定的事实；证据（3）法院提供的20万元还款明细，可以证明王伍土向工行常山支行还款20万元的事实；证据（4）和解协议，可以证明泮苏良与工行常山支行于2014年6月20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分期还款的事实；证据（5）2017年5月15日形成的胡建发律师对泮苏良的调查笔录，泮苏良出具的情况说明、樊忠豪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及2017年7月10日形成的被告出具的收条及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可以证明于2014年7月10日樊忠豪代泮苏良向工行常山支行归还借款70万元的事实；证据（6）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的登记情况，可以证明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但不能证明两公司为独立法人，无关联关系；证据（7）（2015）浙刑二终字第118号刑事裁定书，可以证明2014年11月14日泮苏良被刑事拘留，但不能证明泮苏良的诉权受到了限制。
对被告工行常山支行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可以证明正方园公司与丽家园公司实际是由原告泮苏良经营控制。证据（2）可以证明泮苏良向抵押人李贤福出具借条，并以丽家园公司名义向工行常山支行贷款45万元；证据（3）可以证明方有明、郑根盛、余文祥已知泮苏良已经向工行常山支行归还了其以丽家园公司名义所贷的45万元款项；证据（4）可以证明泮苏良是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实际出资人，并实际控制这两家公司。
对依职权制作的泮苏良的会见笔录，可以证明泮苏良起诉工行常山支行是原告泮苏良的真实意思表示，丽家园公司与正方园公司实际均为泮苏良出资设立，2014年9月份原告泮苏良已经知晓丽家园公司的贷款45万元已于2014年7月10日还清。
综上，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本院经过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5年10月27日，原告泮苏良在常山县球川镇红旗岗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浙江正方园工艺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2009年9月8日，原告泮苏良出资借亲戚李丽君的名义常山县村（实际办公场所在正方园公司内）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浙江常山丽完园家居有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11年11月8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出资人为沈春燕（沈春燕未实际出资，公司实际出资人仍然是泮苏良），丽家园公司仍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9月7日，正方园公司与工行常山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1年（常山）字0326号《循环借款（网贷通）合同》，约定合同生效之日至2013年8月30日止，在2000000元的循环贷款额度内，泮苏良可以循环使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以贷款发放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档次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逾期加收40％罚息，并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泮苏良以其所有的位常山县号房屋，王伍土、陈芝兰夫妻以其所有的位常山县号房屋，郑根盛、徐美兰夫妻以其所有的位于常山县天马街道城南小区6幢西单元101号房屋共同为借款人正方园公司在2011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1日期间，在2890000元的最高但保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签订了编号2011常山抵字016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泮苏良于2012年9月7日、9月20日借款1500000元、500000元，共计2000000元，借款期至2013年8月30日止。2013年12月9日，工行常山支行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泮苏良、王伍土、陈芝兰、郑根盛、徐美英上述抵押房屋准予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工行常山支行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主债权本金1770752.85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在担保物变现所得款项中2890000元的最高额担保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2014年2月21日，工行常山支行依据（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泮苏良，常山县人民法院立执行案号为（2014）衢常执民字第483号；2014年6月20日，工行常山县支行与泮苏良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被执行人泮苏良于2014年7月10日前归还70万元，7月底前归还80万元，2014年8月15日将剩余款项全部还清。
2015年1月4日，工行常山支行依据（2013）衢常商特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泮苏良、王伍土、陈芝兰、郑根盛、徐美兰，常山县人民法院立执行案号为（2015）衢常执民字第66号。
2012年11月19日，丽家园公司与工行常山支行签订编号为2011年（常山）字0527号《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工行常山支行向丽家园公司发放45万元贷款，期限1年，贷款利率以贷款发放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档次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逾期加收40％罚息，并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签订后，丽家园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提款45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11月15日。2011年11月23日，李贤福、余舍智夫妻与工行常山支行签订编号为2011年常山（抵）字021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的房地产为丽家园公司在2011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16日期间在680000元的最高担保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同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12月19日，工行常山支行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衢常商特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李贤福、余舍智所有的位于常山县天马街道定阳小区3幢东单元601室的房屋准予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工行常山支行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主债权本金450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在担保物变现所得款项中680000元的最高额担保的范围内优先受偿。2014年4月1日，工行常山支行依据（2013）衢常商特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向常山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衢常执民字第605号。2014年7月21日，工行常山支行工作人员方有明向法院陈述说该笔借款已由泮苏良归还，并在权利实现（放弃）声明书上签名。
2014年6月23日原告泮苏良交付给被告20万元。
2014年7月10日，樊忠豪代泮苏良向工行常山支行还款70万元，工行常山支行向樊忠豪出具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到樊忠豪代浙江正方园工艺品有限公司偿还我行贷款的资金柒拾万元”；收条上无签名，上面盖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核算用章。但工行常山支行实际上是将70万元用于归还了正方园公司的贷款203700元、丽家园公司的贷款496300元，泮苏良在2014年9月份知晓70万元实际用于清偿两笔贷款后并没有提出异议。
另：在2018年2月6日庭审中，原告向法院提交泮苏良于2018年1月24日向原告代理人出具的证明1份；2018年2月7日原告泮苏良的代理人向法院申请将原件撤回，不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所争议的诉是确认之诉还是撤销之诉；二、2014年7月10日原告泮苏良由樊忠豪代为交付给被告工行常山支行的70万元在工行常山支行出具收条的情况下，用其中496300元归还丽家园公司的贷款是否合法有效；三、原告泮苏良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泮苏良在2005年10月27日设立正方园公司，该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按法律规定泮苏良不得作为自然人独资再行设立一人有限公司，但泮苏良违反法律规定在2009年9月8日以他人名义再行设立实际由泮苏良出资的丽家园公司；原告泮苏良的违法行为显然会导致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的财产不能独立于泮苏良本人财产，故泮苏良对公司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泮苏良委托樊忠豪于2014年7月10日向工行常山支行还款70万元，工行常山支行向樊忠豪出具的收条上载明“今收到樊忠豪代浙江正方园工艺品有限公司偿还我行贷款的资金柒拾万元”可以证明当时原告泮苏良与被告工行常山支行的真实意思是该70万元用于归还正方园公司向工行常山支行借取的贷款，而非用于归还丽家园公司向工行常山支行借取的贷款。原告泮苏良要求确认上述70万元系用于归还正方园公司的贷款，是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被告向自己主张70万的请求（其实是496300元，该款实际用于归还丽家园公司贷款）；原告泮苏良与工行常山支行之间的诉，其实是确认在2014年7月10日因为樊忠豪代为还款的行为使得正方园公司与工行常山支行之间贷款产生的金钱债务即债权本金1770752.85元及相应的利息等中70万元不存在之诉。原告泮苏良委托樊忠豪代为还款70万元符合要约的要求，被告工行常山支行向樊忠豪出具收条的行为符合承诺的要求，故原告泮苏良与被告工行常山支行此时已形成归还正方园公司贷款70万元的合意，符合合同构成的要件。原告依此起诉符合确认之诉的要件要求，故本案中原告泮苏良的诉应当是确认之诉，而非撤销之诉。并且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向工行常山支行借款的贷款时间、还款到期日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两公司贷款的实际贷款利率及利息、罚息的不同；原告洋苏良对两公司的贷款均有连带还款义务，如果原告泮苏良委托樊忠豪代为归还的70万元用于归还正方园公司的贷款将在计算利息、罚息方面对原告泮苏良更为有利，显然原告泮苏良对本案具有诉的利益，原告泮苏良对被告工行常山支行的起诉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
2014年7月10日，原告泮苏良委托樊忠豪向工行常山支行归还贷款70万元，工行常山支行向樊忠豪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樊忠豪代浙江正方园工艺品有限公司偿还我行贷款的资金柒拾万元”，但工行常山支行实际将70万元用于归还了正方园公司贷款203700元、丽家园公司贷款496300元，工行常山支行的收条应当视为对泮苏良还款行为的承诺；但实际上，工行常山支行将其中的496300元用于归还丽家园的贷款，由于泮苏良实际上应当对正方园公司、丽家园公司的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工行常山支行有权利要求原告泮苏良对两公司的借款承担还款义务；债权是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作为权利人工行常山支行有权利决定泮苏良的70万元用于清偿哪笔贷款，而不应由义务人泮苏良自由选择。虽然原告泮苏良在委托樊忠豪于2014年7月10日还款70万元时，双方形成合意该70万元用于归还正方园公司的贷款，但工行常山支行在实际还款时将该70万元中的496300元用于归还丽家园的贷款，事后工行常山支行也通知了原告泮苏良，原告泮苏良在2014年9月份得知并没有对工行常山支行的上述行为提出异议，是对工行常山支行的事实行为的一种默认，实质上是原告泮苏良与被告工行常山支行在事实上对70万元还款双方形成了新的合意。
原告泮苏良与被告工行常山支行间的诉并非撤销之诉，故应当适用诉讼时效2年的规定。原告泮苏良最晚是在2014年9月底就知道了70万元实际用于清偿正方园公司贷款203700元、丽家园公司贷款496300元，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为2年，但原告泮苏良却在2017年10月12日方才提出应按2014年7月10日出具的收条意思确定70万元归还的是正方园公司的贷款，原告泮苏良虽然从2014年11月14日就被刑事拘留，但其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及审理并不必然会影响到原告泮苏良民事权利的主张，故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然超过与事实相符。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泮苏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泮苏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执行异议之诉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武
人民陪审员 王 均
人民陪审员 樊小雄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凌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