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葫民终字第002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海春，男，196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银行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
负责人：于苓，该公司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晖，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葫芦岛市联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宝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雷明，辽宁兴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海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葫芦岛市联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营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13）兴民二初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海春，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晖，被上诉人联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宝玺及委托代理人李雷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联营公司曾与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存在多笔借款关系，联营公司累计向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借款本金1415000.00元。后因联营公司未能在贷款合同到期时归还本金及利息，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于2004年6月25日将联营公司所欠贷款及利息以债权转让方式让与信达公司。
2007年4月30日，信达公司拟对其收购的葫芦岛地区包括案涉不良债权在内的7宗不良债权进行公开拍卖，并函告葫芦岛市人民政府有优先回购权。2007年10月9日，信达公司以整体债权转让方式，委托辽宁鑫达拍卖有限公司对案涉受让债权予以公开拍卖。任海春最终以106万元拍卖价款竞拍成功。任海春在竞拍成功后，与信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6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由任海春取得涉案本金1，415，000.00元、利息1，127，569.73元的债权。
另查明：任春海于1998年12月至2008年11月期间，任职于葫芦岛市农行渤海支行，曾担任不良贷款清收部主任之职，分管核查、清收该行不良贷款的工作，其中联营公司与该行因借款合同而形成的多笔不良贷款的审查、清收工作亦在其分管范围之内。
又查明：中共葫芦岛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就联营公司参与案涉不良债权的竞买以及后续的仲裁、执行事宜，于2012年8月27日向任海春作了谈话笔录。笔录记载联营公司在任海春所在银行的不良贷款曾由任海春分管。2013年4月23日，中共葫芦岛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任海春利用职务之便购买案涉债权资产的行为是否违反了银行业管理相关规定如何定性，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葫芦岛监管分局发出葫纪函（2013）3号征求意见函。该分局于2013年4月28日作出葫银监函（2013）8号复函，初步认为对任海春购买债权行为没有相关规定。建议咨询资产拍卖公司、仲裁委等相关部门。
原审认为：人民法院审理任何一起民事合同纠纷，均需首先审查案涉合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信达公司收购案外人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对联营公司享有的金融信贷不良债权之后，依法对外公开拍卖转让该债权，任海春参加竞拍成功，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因任海春基于该债权转让合同向债务人即本案联营公司另案主张债权，联营公司遂于本院提起确认该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之诉，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系本案争执之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可知，在审理因不良债权转让而引发的纠纷诉讼中，应当重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的适格性以及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其中，关于受让人的适格性，该《纪要》明确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另，关于“不良金融资产管理人员”的界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制定的《不良资产处置尽职指引》（银监（2005）72号）第三条第（三）项规定：“不良金融资产工作人员是指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金融资产剥离（转让）、收购、管理和处置的相关人员。”第七条规定：“不良金融资产工作人员与剥离（转让）方、债务人、担保人、持股企业、资产受让（委托）方，受托中介机构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或经认定对不良金融资产形成直接责任的，在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应当回避。”其目的在防止有关人员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利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关于被告任海春抗辩：本人是农业银行的员工，购买不良资产符合法律规定的观点。本院认为，被告任海春是否属于法律规定应该回避人员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制定的《不良资产处置尽职指引》（银监（2005）72号）第二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工作人员是指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不良金融资产剥离、收购、管理和处置的相关人员。任海春所处的农业银行性质属于商业银行，任海春负责不良资产管理工作，应属于不良金融资产工作人员，按照第七条的规定，与债务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应当回避。本案中，被告任海春在取得该不良债权时任葫芦岛市农行渤海支行清收部主任，分管该行不良资产的核查、清收工作。因原告在该行也有不良信贷资产，故无论被告任海春取得涉案债权时是否利用其身份、地位所获取的信息优势，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和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纪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的欠缺作为单独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基于被告任海春身份的特定性，属于应对原告的不良金融资产在处置时依法回避的主体，因其未予回避，故其即便通过拍卖程序取得涉案债权，亦因违反前述规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归于无效。关于被告任海春抗辩《纪要》的适用范围是国有企业债务人，而原告系集体企业，根据《纪要》规定诉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该《纪要》系在人民法院落实中央关于解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背景下形成，虽然专门针对国家企业债务人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作出规定，亦在《纪要》的适用范围中对国有企业债务人作了解释，但其中并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非国有企业债务人，而且从其以列举方式明确的七种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类别看，亦未明确规定法院不予受理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之诉。基于诉讼利益平等保护的民事诉讼原则，亦可推定非国家企业债务人亦可根据《纪要》相关规定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综上所述，本院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任海春与被告中国信达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任海春承担。
宣判后，任海春、信达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1、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作为债权转让合同的债务人，只是合同的义务履行的主体，并不是权利的主体，债权人只有在债权转让的时候负有通知的义务，并不需要征求债务人的同意，所以根据一般的民法原则，完全是信达公司私权的处分，作为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没有资格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2、根据纪要的规定，只有优先购买人提起诉讼，优先购买人可以在债权转让被确认无效之后，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但是本案中联营公司不是优先购买人，即使合同无效了，联营公司也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与第三方无关，无论合同是否有效，作为第三方来说都没有事实上的利益关系，所以他没有确认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3、任海春是否属于纪要规定的禁止买卖金融债权的人员，纪要规定的是列举式的规定，其中第9点是受让人主体资格的规定，这里不包括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不包括银行的工作人员，所以根据纪要来说，没有对于银行工作人员主体的限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不良金融资产处置禁止指引，金融工作人员是不得参与债权的买卖，但是这里不良金融资产处置指引是具体的金融债权处置的流程，并不是概括的说所有的和处置有关的人都不能买卖，而是参与到具体的某一笔，本案中农行的工作人员买了中国银行原来的债权，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是没有联系的，指引的第8条说的非常明确，处理的主体是银行的内部，不应该由法院处理。葫芦岛市纪委向葫芦岛市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过一个函，在一审质证过，是纪委询问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任海春购买债权的行为是否符合规定，关于对任海春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债权如何定性的复函，最后的结论我局派专人了解了情况，并且请示了辽宁省银监局，任海春购买债权的行为没有相关规定。作为指引的执行机构，是葫芦岛银监会对于任海春的行为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法院超越执行文件的行政机关，直接判令任海春违反规定，作出了一个和主管行政机关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任海春购买不良债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任何问题。4、纪要发布在2009年4月，债权转让是2007年6月份，2009年债权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纪要第4条明确规定，如果在纪要发布之前已经完成了不良债权转让，不适用纪要，所以不能用2009年的纪要判定2007年发生的事情，适用纪要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优先购买权人是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在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信达公司提前30天征求了葫芦岛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发了函件，并且我们也有相关的电话记录和特快专递的回函，葫芦岛市政府口头答复不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且也没有参加拍卖会，如果适用纪要的话，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法院是不应该收案的。无论是否适用纪要，本案都不应该受理。5、一审的笔录中说的很明确，联营公司属于集体企业，不是属于国有企业，纪要的适用范围说的很明确，是为了保护不良资产，是一个特别的法律规定，如果不具备主体资格不应该参照适用。优先购买权人是纪要中最重要的概念，如果适用纪要也是优先购买权人有特定的权利，如果不具备优先购买权的资格，突破不了合同的相对性。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任海春的上诉意见与信达公司一致。
联营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联营公司是否具备请求确认信达公司与任海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任海春是否符合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的禁止买卖该债权的人员。债权转让合同的债务人，只是合同的义务履行主体，并不是权利主体，债权人在债权转让的时候负有通知债务人的义务，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该债权转让合同主体双方均认为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且合同主体双方不存在侵害联营公司合法利益的事实。联营公司的款项被法院执行的执行依据是葫芦岛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现该裁决已被葫芦岛市仲裁委员会自行撤销，执行依据已不复存在。因此，联营公司作为合同主体之外的第三方不具备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本案中，联营公司不属于该债权的优先购买权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与联营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故亦没有确认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权利主体资格。任海春只是农行的工作人员，其所购买的是中国银行转让给信达公司的不良债权而非其工作单位内部的不良债权。因此，任海春不符合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的禁止买卖该债权的人员的条件。综上，任海春、信达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13）兴民二初字第015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葫芦岛市联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二审案件受理100元，共计200元，由葫芦岛市联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康永杰
审判员 张宏林
审判员 陈 超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曲兆文
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