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行终11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住所地：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
代表人吴永龙，组长。
委托代理人吴恒旭，男，汉族，1931年10月21日出生，住庆元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石龙街26号。
法定代表人胡献如，县长。
委托代理人姚应松、吴明铨，庆元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丽水市花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晨，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铭，丽水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宋ＸＸ，丽水市处理山林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七村民小组。住所地：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
代表人吴积礼，组长。
委托代理人周伙荣，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诉庆元县人民政府、丽水市人民政府山林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浙11行初37号行政判决。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1月3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争议山场并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山场土名“杉树垄”（或杉树垅、杉树笼），原告方于1963年“四固定”时，登记有龙林字第0006488号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上至廿八停小路，下至田，左至杉树垄小路，右至田”。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告方申领了庆政字000421号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上至去廿八碇路，下至田，左至去杉树垄田路，右至廿八碇田”。1983年原告方将该山场发包给组员吴恒旭承包经营，登记有庆元县林业承包合同，四至“上必生山路为界，下半坑溪为界，左去岭尾路为界，右田为界”。在土名“杉树垄”范围内，有第三人所有的农田，并由第三人组员吴积书承包经营。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后，原告与第三人因山界发生纠纷，原小安乡人民政府作出裁决意见，双方当事人的山场按四周固定的四至和八三年定权发证四至，各自进行登记、管理、经营。1998年，第三人组员吴积书在纠纷山场田墈种植菇木林，2004年因火灾损毁，改种锥栗，原告提出异议，再致纠纷。案经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山林[2015]4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决定申请人山头洋村第六组登记的山林权属证四至“上去廿八碇田路，下田，左去杉树垅田路，右廿八碇田”，该四至范围不包含争议山场。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2日作出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前述庆山林[2015]4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杉树垄”山场其下至应认定为“田”还是“半坑溪”，以及在山场实地如何坐落。根据本案中能够反映原告山林权属状况的1963年“四固定”山林所有证和1981年林业“三定”山林所有权证，原告的下至均为“田”。虽然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下至为“半坑溪”，但承包权证仅能反映组内成员的山场承包经营状况，其四至范围应建立在所有权证四至范围基础之上，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承包权证的四至对外不能作为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故本案应认定原告山场的下至为“田”。《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如前所述，原告山场下至为“田”，属于泛指的地貌、地物，在山场实地坐落时，应见“田”即止，结合本案山场现状，应以最靠近原告山场的公路下第一坵田为界。原告提出第一坵田为1963年后新开的田，不能以该处的“田”为界确定四至，但缺乏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综上，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根据双方的权属证书四至及经营管理状况，作出“原告的权属证四至不包含争议山场”的庆山林[2015]4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丽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两被告的处理决定，理由尚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要求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庆山林[2015]4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及被告丽水市人民政府所作的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上诉称：一、上诉人持有证据9份，其中1963年龙泉县山林所有权证，龙林字第006488号和庆元县1981年林业“三定”时庆政字000421号山林权证四至：“上至廿八亭小路，下至田”，其下至“田”应该指半坑溪边上的大片农田。理由：1、上诉人山场“上至廿八亭小路”一直延伸到半坑溪边上农田的大片山场，均是上诉人登记的所有权范围内的山场，就在六组组员吴恒旭承包的山场也有80%的在新开公路即第一邱田直至半坑溪边上的农田。原审法院以《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届址”，来判定上诉人的山场权属范围，而下方的大片上诉人山场与第一邱田的上方连成一片，根本不存在地貌、地物不清现象。2、从1963年至2016年期间，上诉人一直在管理经营，只在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才由六组组员吴恒旭承包管理。此山场也从来未发生过纠纷。如果说上诉人的山场是在第一邱田的上方，那下方的大片山场的所有权又是谁呢，原审法院既未认定包括争议山场在内的山林权的归属。3、本案第三人所谓的第一邱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开垦出来的，而上诉人的所有权证是1963年就颁发的，早于第三人在此处荒地开田的时间。而1963年和1981年的林权证也未有“第一邱田”这样的说法。4、1955年至1956年入社，农村的田、地、山林所有权证收归集体的生产大队、小队所有，第三人在此仅是农田，而山场从上至下到半坑溪均是上诉人登记管理的，绝无第三人在此中间一片山场的存在，在任何档案中都无法找到此争议山场的权属证据。二、被上诉人及其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均无法涉及此山场的权属问题。事实证明第三人在此并无山场，而只是1963前后“四固定”登记的农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
庆元县人民政府答辩称：本案争议山场土名“杉树垄”，双方争议焦点上下界址不清。原告主张下至到半坑溪为界，第三人主张争议山场是农田及田墈。原告方组员在登记承包责任山合同的下至是半坑溪为界，该四至已超越本队山林所有权证登记的下至田范围，包含了第三人的责任田。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原告所登记的下至到田即公路所见的田止，也就是到争议山场的第一邱田，原告主张下至半坑溪为界，缺乏证据予以证明。综上，答辩人所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丽水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所作的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方的“四固定”证、林业“三定”证及山林权属清册登记的“杉树垄”山场，下至均为“田”，吴恒旭的承包合同登记的四至，下至为“半坑溪”，超越了所有权登记的四至范围。故原告的下至田应到第三人的第一邱田为止，结合山场的地形、地貌，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正确，故答辩人予以维持。
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七村民小组答辩称：原告的“杉树垄”山场不能囊括第三人的“杉树垄”农田及田墈，原告的权证均为下至“田”，只能指到第三人“杉树垄”的第一邱田为止。农户的承包合同不能超越集体权属证登记的四至范围。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的“杉树垄”山场下至应认定为至“田”还是至“半坑溪”。本案中，上诉人持有的1963年“四固定”时颁发的山林所有证和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的杉树垄”山场的下至均为“田”。虽然上诉人于1990年发包给其村民吴恒旭的山林承包合同和2010年庆元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小组村民吴庆生的林权证“杉树垄”山场下至亦登记为“半坑溪”，但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因此，在山林所有权证登载内容与承包经营权证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应以林业“三定”时的合法权属证书为依据。承包权证的四至并不能作为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故本案仍应认定上诉人“杉树垄”山场的下至到“田”而非“半坑溪”。况且《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杉树垅”山场下至为“田”，属于泛指的地貌、地物，在山场实地坐落时，应见“田”即止，经现场勘查现状，应以最靠近争议山场的公路下第一邱田为界。综上，庆元县人民政府所作庆山林[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丽水市人民政府被诉丽政复决[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也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庆元县安南乡山头洋村第六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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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