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9民终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树英，女，1965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址：耿马自治县，系原审第三人张树金之姐。
委托代理人：赵国云，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耿马自治县耿马镇震新路。
法定代表人：张光新，该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彦，云南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张树金，女，1976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址：耿马自治县，系上诉人张树英之妹。
委托代理人：李仙，女，1986年2月1日生，系张树金侄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张树英因与被上诉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耿马信用社）及原审第三人张树金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耿马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926民初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树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国云，被上诉人耿马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罗彦，原审第三人张树金的委托代理人李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树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上诉人在一审中积极履行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主要以“三个不符合常理、一个反证”等间接证据，否定《储蓄存款凭证》这一直接书证，系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于2013年7月8日在被上诉人处是否存在存款10万元现金的事实。对于2013年7月8日上诉人无取款1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故《储蓄取款凭证》因被上诉人的自认，无证明效力，取款凭证上有无上诉人的签字亦不具有法律意义。2、《储蓄存款凭证》系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7月8日存款10万元的唯一直接书证，证实上诉人确实于当日存款10万元现金的事实，是“现存”。3、被上诉人“因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当柜员（工作人员）通过纸质材料办理存款手续后，将一本通折子输入机子打印时发现该笔存款于2013年6月29日22时9分9秒已自动转存。”这一事实是不成立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先办理存款手续，出具盖有“现金清讫”业务章的《储蓄存款凭证》后，再划转存折余额。无论是转存还是现存业务，业务员只有在清点完现金或划转存折余额后，最后才会出具盖有“现金清讫”业务章的《储蓄存款凭证》。所谓的操作失误不可能发生和存在。4、退一步讲，业务员在发现上述失误后，理应收回《储蓄存款凭证》，在向上诉人解释后，请示领导，在电脑系统中撤销相关记录，而不是一错再错：“通过纸质材料对存款手续做了销户处理”。原告在2013年7月8日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名“张树金”并不能视为上诉人对操作失误的认可，不能排除上诉人在匆忙或疏忽下签名。5、一审判决以三个不符合常理和一个反证，否定《储蓄存款凭证》的证明效力和存款事实，违反法律规定，并自相矛盾。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推论不成立：如果上诉人识字，那上诉人就不应出现一审判决中被上诉人所辩解的那样，在看到一本通上面已记载2013年6月29日22时9分9秒已自动转存字样后，还去柜台办理到期转存业务，这是明显的矛盾，因此上诉人是否识字，以及是否达到看懂存折的水平是不能简单推定的；定期一本通存在未按日期排列打印的情况，上诉人即使识字，但没有注意到现开现销是正常的；上诉人对10万元存款的来源记忆不清，不能排除自身身体原因，记忆力不行，不能就此推定上诉人当日存款10万元现金的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的“反证”缺乏前提。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以被上诉人不可能发生的操作失误，否定客观事实；以间接证据否定直接证据，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有失公平。
耿马信用社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树金述称：其意见与上诉人一致，一审判决缺乏事实支持，属主观臆断，请求二审公正判决。
张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耿马信用社返还张树英存款100000元并支付（2013年7月8日至2016年2月18日）利息63300元；诉讼费、鉴定费由耿马信用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9日，张树英携带张树金的身份证，到耿马信用社白塔分社处开通了一本储蓄一本通（定期一本通），户名张树金、帐号为82×××89，并于当日以张树金的名义存入100000元，定期1年，即到期是2013年6月29日。2013年7月8日上午，张树英携带该一本通到耿马信用社处办理2012年6月29日已到期的100000元转存业务时，因耿马信用社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当柜员（工作人员）通过纸质材料办理存款手续后，将一本通折子输入机子打印时才发现该笔存款于2013年6月29日22时9分9秒已自动转存，柜员随即告知张树英，后再通过纸质材料对存款手续做了销户处理，后张树英在2013年7月8日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名“张树金”予以认可。2013年7月22日，张树英又在该定期一本通“转开”存入了一笔金额为117609.47元定期1年的业务。2015年6月29日，张树英到耿马信用社处办理业务，认为其于2013年7月8日在耿马信用社处存入的100000元不翼而飞，向耿马信用社反映该情况，并向耿马县公安局报案，耿马县公安局于2015年8月7日做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耿马信用社于2015年8月10日做出回复函，认为张树英实际并未拿100000元到耿马信用社处进行现金存款，仅为在办理转存过程中的操作误解。2015年8月12日耿马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纪委做出《中共耿马县联社纪委关于对张树英客户反映问题的回复会议纪录》，该回复会议记录认为经过组织查阅大量的会计档案资料证明张树英并未拿10万元现金到白塔分社办理现金存款，仅为办理转存业务过程中的误解。因办理时间跨度较长，张树英忘记了当时办理转存手续的具体细节，特造成此次误会，张树英的10万元并未被人取走。后张树英又向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临沧监管分局提出信访，该分局于2015年10月30日做出答复认为耿马信用社在为张树英办理业务中未存在明显的违规行为。另查明，该一本通设有密码，一直由张树英持有，且该一本通无副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树英与张树金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云南省农村信用社2013年7月8日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张树金”是否系张树英或者张树金书写要求做出司法笔迹鉴定。后经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7月7日做出鉴定意见为：2013年7月8日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张树金”系张树英所写，非张树金所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虽然是张树英经过张树金同意用张树金的身份证在耿马信用社处开的定期一本通，户名为张树金，形式上是张树金与耿马信用社形成储蓄合同关系。但结合本案查明情况，帐号为82×××89定期一本通自2012年6月29日开户以来实际存、取款人均为张树英。耿马信用社在办理相关存、取款业务时明知张树英不是储户张树金的情况下，仍然任由张树英在客户签名栏以“张树金”的名义签名，张树英、耿马信用社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储蓄存款关系。在张树英与耿马信用社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耿马信用社确实存在一些过失，但该过失与张树英以张树金名义于2013年7月8日是否在耿马信用社处存入现金100000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首先，张树英并不是不识字，如其不识字，其不可能携带张树金的身份证到耿马信用社处进行业务办理，更何况其还会写字，这与常理不符。其次，对于2013年7月8日早上所谓的在耿马信用社处存了现金100000元，紧跟着该100000元又被“现销”即取走了。如果当天这100000元在一本通上张树英未看到被现销，那在事后14天即2013年7月22日该一本通上又发生了一笔金额为117609.47元的1年定期存款业务，在耿马信用社工作人员办理好该笔业务后张树英不可能不确认结果即看一下一本通的记载情况，且该笔业务与2013年7月8日现销的100000元那笔业务记载紧连接着，也就是说即便在2013年7月8日这天张树英未看到100000元这笔被现销了，但还能在2013年7月22日这天办理业务时看到，这也与常理不符。再次，在庭审过程中，张树英对争议的现金100000元来源陈述前后矛盾，且自己也承认解释不清楚；在《中共耿马县联社纪委关于对张树英客户反映问题的回复会议记录》里，张树英称“我有没有拿现金十万元过去白塔分社存，我也老实（确实）记不清，因我的丈夫经常性打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也记得不是那么多”。反映出张树英对自己是否在耿马信用社处存过100000元，根本不确定，这更不符合常理。第四，连接第一点，正是因为张树英认字、识字，当耿马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把转存业务办成现开业务经发现后，立即向张树英进行释明，所以才会在仅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段内，在常理看似不能完成的时间内办完了“现开”、“现销”两笔业务，恰好可以反证张树英未在耿马信用社处存过100000元，因而张树英才会在2013年7月8日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签其姓名与一本通记载相互吻合。虽然耿马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处理该种情况时未作相关记录或者说明，工作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不能因工作过失就应认定张树英在耿马信用社处于2013年7月8日存入现金100000元。对于定期一本通里日期栏内日期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耿马信用社辩解是机子打印问题，原审认为，因日期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从整本定期一本通里的所有交易记载在日期栏内都存在（即从2013年6月29日起至2015年7月22日止），该情况属耿马信用社机子操作系统问题，涉及到电脑技术，与本案无关，不做评判。综上，张树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存、取款凭证上签有自己的姓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张树英诉请要求耿马信用社返还2013年7月8日存入现金100000元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其诉请利息63300元，亦不能得到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树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6元，鉴定费4000元，均由张树英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张树金新提交存折1份，用以证明2013年7月4日，张树英用张树金的名义存款20万元，2013年7月8日没有必要把两分钟之前存进去的钱取出来。一审判决认为张树英没有存款来源，该份证据也证明张树英有经济能力存诉争的10万元。经质证，上诉人张树英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耿马信用社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张树金所新提交的该份证据，无印章且形式要件不完备，对张树金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本案所收集在卷的证据，经本院二审审理确认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之事实一致，本院不再赘述。
二审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树英要求耿马信用社返还2013年7月8日存入的现金1000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首先，基于帐号为“82×××89”定期一本通的开设、使用（存、取款业务的办理情况），张树英与耿马信用社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储蓄存款关系。一审对本案所涉证据的认证以及“原告与被告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被告确实存在一些过失，但该过失与本案原告以张树金名义于2013年7月8日是否在被告处存入现金100000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评判并无不当。其次，该定期一本通记载：2013年7月8日“现开”100000元、“现销”100000元，张树英携带张树金的身份证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其对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应有相应的认知和辨识。对金融机构为其办理业务的结果、所涉储蓄存、取款凭证签字前的核对既是其权利又是义务。根据该定期一本通紧接着的下一栏记载：14天后即2013年7月22日，该一本通上又发生了一笔金额为117609.47元的1年定期存款业务，即便在2013年7月8日张树英未看到100000元这笔被现销，但还能在2013年7月22日办理业务时看到，张树英的述称与常理不符。再则，就本案所争议的现金100000元的来源，张树英的陈述前后矛盾，且自己也承认解释不清楚（见《中共耿马县联社纪委关于对张树英客户反映问题的回复会议记录》、一审庭审笔录），张树英的述称亦与常理不符。第四，经司法笔迹鉴定，2013年7月8日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上客户签名处“张树金”系张树英所写。《储蓄存款凭证》、《储蓄取款凭证》与定期一本通记载的情况形成印证。原告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临沧监管分局提出信访，该分局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答复：根据张树英反映的情况，该分局采取了查看业务办理凭证、查看账户明细、调看耿马信用社内部调查笔录等措施，通过对现存证据的核查，未发现耿马信用社在为张树英办理业务中存在明显的违规行为。故，对耿马信用社关于“2013年7月8日，张树英携带一本通存折到耿马信用社白塔分社办理款项到期转存业务时，当柜员通过纸质材料办理存款后，将一本通折子输入机子打印时才发现该笔存款于2013年6月29日22时9分9秒自动转存，柜员随即告知张树英并得到张树英的签字认可，认可后再通过纸质材料做了销户处理”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树英要求耿马信用社返还2013年7月8日存入的现金1000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树英关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确实于2013年7月8日存款10万元现金等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张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6元，由上诉人张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兰晓滔
审判员 张建红
审判员 龙 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