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民终2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维思达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31号18号L615室。
法定代表人田苗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槐树居甲2号院综合服务楼东侧第二层C502室。
法定代表人喻娟，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纪朝，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维思达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思达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兴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方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4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黄占山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维思达安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5月，维思达安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建立供货关系，在供货过程中，兴安方达公司不仅拖欠货款，�分三次向维思达安公司借款215万元。此后兴安方达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还款29.5万元，2014年11月28日还款20万元，尚欠借款165.5万元，经多次催要，兴安方达公司均以种种借口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兴安方达公司偿还维思达安公司借款165.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9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
兴安方达公司答辩称：维思达安公司的起诉事实无法律依据，兴安方达公司不欠维思达安公司任何款项，还对维思达安公司有巨额的债权；维思达安公司主张的债权，事实上是偿还兴安方达公司的债务，故请求驳回维思达安公司的起诉。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维思达安公司为证明其向兴安方达公司出借借款事实成立，向法庭提供了工商银行转款凭证，即2013年3月20日向兴安方达公司转款50万元、2013年12�31日向兴安方达公司转款100万元、2014年2月14日转款65万元。兴安方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认可收到该款项，并称该款项系维思达安公司向其偿还的借款。维思达安公司为证明兴安方达公司偿还借款事实成立，向法庭提供了工商银行转款凭证，即2014年2月26日，兴安方达公司向维思达安公司转款29.5万元，2014年11月28日，兴安方达公司向维思达安公司转款20万元。兴安方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称该款项系向维思达安公司出借的借款。
一审庭审中，兴安方达公司为证明对维思达安公司享有巨额债权，向法庭提供了工商银行转款凭证，即2013年1月22日，兴安方达公司向维思达安公司转借款2460213元。维思达安公司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该款项不是借款，该款项系根据兴安方达公司的指令接收该款项，并将该笔款项打给了兴安方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北�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并提供了向该公司转款凭证，即2013年1月22日通过网上银行向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转款246万元；兴安方达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维思达安公司的证明目的，两笔款项数额不一致，且兴安方达公司未指令维思达安公司向该公司打款。维思达安公司为证明其上述款项系应兴安方达公司的指令打款及兴安方达公司向其借款，申请证人徐×出庭作证，证人徐×出庭作证称：维思达安公司转款246万元时，其系兴安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兴安方达公司财务总监称该笔款是过账，徐×同意，故将该笔款项打给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并称两个公司的人员系同一套人员；徐×并证明维思达安公司所称三笔借款事实属实，并经徐×同意，但不清楚财务记账凭证如何记载，徐×未在记账凭证中签字，兴安方达公司偿还过不到50万元借款，并称如公司向其他公司借款，不需要股东会议决定，只需财务总监提出借款，徐×即同意，但不确定全部借款均知情。一审庭审中，徐×认可现与兴安方达公司存有房屋纠纷诉讼。兴安方达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徐×与兴安方达公司存有房屋纠纷的利害关系，且徐×称系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管理人，不清楚此款的用途，因此，徐×的证言不可信。
一审庭审中，维思达安公司称双方间存在供货合同关系，兴安方达公司称不清楚，且维思达安公司未提供证据。另查，兴安方达公司称双方间还有1700余万元的经济往来，维思达安公司予以否认，兴安方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因临时资金周转还存在多次资金拆借的情形。
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徐×证人证言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维思达安公司以与兴安方达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兴安方达公司偿还借款，并提供了相应转款凭证；但在庭审中，兴安方达公司虽认可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但否认该款项系借款和还款，称该款项系维思达安公司的还款和借款，并向法庭提供了向维思达安公司借款2460213元的转款凭证，维思达安公司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称该款项系应兴安方达公司的指令收款后转款给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并申请证人徐×出庭作证，但徐×在出庭作证时未能证明此笔款项系应兴安方达公司的�令，要求维思达安公司将此款转给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且维思达安公司也未提供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应兴安方达公司的指令收款；且在庭审中，维思达安公司、兴安方达公司均认可双方间还存在多次资金拆借的经济往来关系。因此，通过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兴安方达公司所提供的转款证据足以反驳维思达安公司提供的转款证据；维思达安公司虽提供了徐×的证人证言，徐×虽原系兴安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徐×与兴安方达公司间现有房屋纠纷的诉讼，与兴安方达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该院对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故维思达安公司要求兴安方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维思达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维思达安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依法查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转账凭证，可以清晰显示维思达安公司对兴安方达公司的转账记录，结合徐×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双方存在资金借贷的事实。兴安方达公司扭曲事实，将与本案无关的一笔往来资金捏造为对维思达安公司的借款，维思达安公司已经提交相关证据显示该笔款项在当日即已经划转至兴安方达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安晟达科技有限公司，该笔往来资金与本案毫无关系，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进一步事实查明，仅依据兴安方达公司的单方面陈述即认为足以对抗维思达安公司的证据，明显草率。二、一审法院仅凭证人徐×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存在诉讼纠纷即推定证人与本案“存在有利害关系”，从而对证人证言效力予以排除不予认定，显属轻率。证人徐×在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是兴安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目前仍然任公司的监事，对该公司具有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在本案中，其证言具备客观性和证明力，结合其他书面证据足以认定维思达安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资金拆借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仅因为徐×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有诉讼，便轻易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全盘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显然属于不当。三、一审判决作出后，维思达安公司对双方之间自2011年12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所有的往来帐款进行了专项审计，该审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是兴安方达公司欠付维思达安公司1565468.87元未付。综上维思达安公司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维思达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维思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材料：维思达安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自2011年12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维思达安公司与兴安方达公司存在数笔款项往来，兴安方达公司尚欠维思达安公司1565468.87元未付。
兴安方达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维思达安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对二审期间维思达安公司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兴安方达公司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维思达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应当根据维思达安公司在一审中提及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而维思达安公司在一审时所主张的是分三次向兴安方达公司借款215万元，并且在一审时附了三次借款的相关凭证，并不涉及其他；兴安方达公司在一审时曾经在庭上向维思达安公司及法官说明双方之间有巨额的资金往来，对此，兴安方达公司予以否认，认为双方之间仅存在215万元的资金往来，维思达安公司本次提交的证据超出了一审时的诉讼请求范围；在一审时，主审法官曾经向维思达安公司阐明是否提交全部双方之间资金往来的证据，维思达安公司明确表示不提交，是其放弃了举证权利，不能够在二审中重新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维思达安公司仅依据3张银行付款凭证主张借款事实，一审法院据此依上述凭证对双方款项往来事实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二审期间，维思达安公司另行提供与兴安方达公司之间数十笔款项往来凭证和对应的审计报告，主张兴安方达公司欠付维思达安公司1565468.87元；与此同时，兴安方达公司亦表示双方确实存在资金往来事实，并主张维思达安公司尚欠兴安方达公司部分款项未付。在此情况下，应对双方款项往来情况进行审查、确认，以明确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性质和数额。维思达安公司、兴安方达公司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多笔资金拆借情形，但经一审法院审理询问，维思达安公司并未提交关于往来资金情况的全部证据，并对兴安方达公司所称双方存在1700余万元经济往来的事实予以否认，导致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双方实际欠款事实，本案基本事实不清，应予发回重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4014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