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02行初50号
原告陈嬿，女，1953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杭州市。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63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琳、朱广峰，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民警。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华光路35号。
法定代表人叶寒冰，局长。
委托代理人孟君波、贾李康，杭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干部。
陈嬿不服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江干分局）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的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杭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的杭公复〔2017〕第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7月2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同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5日向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市公安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2017年8月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嬿、被告公安江干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唐琳、朱广峰、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孟君波、贾李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于2017年3月15日对原告陈嬿作出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嬿在信访事项被认定终结后仍于2017年1月29日10时30分许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开具训诫书，构成寻衅滋事，决定给予陈嬿行政拘留七日。原告陈嬿提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维持的杭公复〔2017〕第181号复议决定。
原告陈嬿诉称，2017年3月15日，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向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原告认为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所称的违法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于2017年1月29日为领取馒头等食品前往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领取食品以后即离开，并没有上访，府右街派出所也从未向原告出具过训诫书。2017年2月27日下午15时许，原告遭到采荷街道工作人员强权侵害，将位于北京地铁角门西路出口肯德基店的原告绑至久敬庄405室关押。被带回杭州后，原告从2017年2月28日至3月15日被非法关押在采荷饭店，无任何违法行为。期间，原告通过网络向国家信访局表达诉求，采荷街道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向原告所属的采荷派出所报案。二、原告已在北京居住多年，因原告与杨崇俭的离婚纠纷案，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正常的民事诉讼流程，并非上访。三、公安江干分局存在严重违法行为。按照行政处罚书记载，原告于2016年8月19日知晓了信访终结以后仍于2017年1月29日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但实际情况是原告于2017年3月15日在采荷派出所才得知存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2017年3月16日，江干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以留置送达的方式强迫原告签收该信访终结书。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先，收到信访终结书在后，原告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并不知晓该信访终结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记载的事实理由与客观情况完全不符。该情节系行政拘留决定的关键依据，但复议机关不加以审核，作出了错误的复议决定。四、被告公安江干分局程序违法。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2人，并表明执法身份。民警郭昊在询问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均有其签名，但该签名是另一民警朱广峰代为签字，且在询问过程中，民警郭昊自始自终没有出现，采荷街道工作人员冒名顶替民警郭昊，该工作人员也未向原告出示警官证，且在2017年3月16日江干区人民法院向原告送达信访终结告知书后，带原告去邵逸夫医院体检的民警处获悉该男子并非郭昊，就是采荷街道的工作人员。五、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原告于2014年3月8日及2014年12月12日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没有上访，且2014年3月8日原告仅仅进行过登记，故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删除这一情节的描述，并且不应当作为此次复议决定的关键依据。另外，复议机关没有根据原告要求调取相关证据导致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复议决定。六、原告从未有寻衅滋事的行为，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公安江干分局认定原告寻衅滋事，不符合客观事实。七、即便原告被府右街派出所开具训诫书，原告已经被处罚过一次，公安江干分局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基本原则。故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杭公复[2017]第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陈嬿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02）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
2、（2003）江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3、（2008）杭民一再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
4、（2010）浙民再申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
证据1-4拟证明原告到北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寻求救济行为，而不是非正常上访。
5、杭江公行罚决字［2014］第22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6、杭公复〔2015〕第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5-6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作出本次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
7、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8、杭公复〔2017〕第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复议决定错误，回避了信访终结书的关键问题。
9、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依法提起复议。
10、网上截图，拟证明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3月15日原告被非法关押，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举报。
1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咨询意见书，拟证明原告到北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寻求救济行为，而不是非正常上访。
12、湖南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意见书，拟证明原告到北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寻求救济行为，而不是非正常上访。
（当庭提交）
13、材料一组，拟证明原告所涉离婚纠纷一案法院程序违法，原告到北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寻求救济行为，而不是非正常上访。
被告公安江干分局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年3月15日15时40分，公安江干分局采荷派出所接采荷街道夕照社区治保主任报案称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涉嫌寻衅滋事，于当日受案展开调查。2017年1月29日10时30分，陈嬿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现场查获并开具训诫书，已构成寻衅滋事。2017年3月15日23时53分，被告公安江干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对陈嬿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并送至杭州市拘留所。同年3月16日，根据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书和杭州市拘留所建议书，因陈嬿高血压三级病情严重可能危急生命安全，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另查明，2014年3月8日，陈嬿在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开具训诫书；2014年12月12日，陈嬿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开具训诫书。2016年8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嬿的信访事项作出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证明以上事实的有陈嬿本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涉诉信访终结告知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书；工作说明；扣押笔录；查获经过；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邵逸夫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书；传唤证等证据，足以认定。经查证，公安江干分局民警郭昊在本案中参与为陈嬿制作了第二份询问笔录并依法告知处罚决定，并未参与传唤、带陈嬿去医院检查等办案过程，故陈嬿对郭昊参与传唤、就医检查等环节提出质疑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二、本案量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六条规定，北京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陈嬿在信访终结后，且多次被训诫的情况下，仍然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江干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此外，被告认为训诫书并非行政处罚，与“一事不再罚”原则并不矛盾。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共同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
1、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陈嬿停止执行拘留。
2、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陈嬿停止执行拘留进行审批。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医疗诊断证明书，拟证明陈嬿高血压三级。
4、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拟证明杭州市拘留所建议停止执行拘留。
5、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陈嬿作出行政处罚。
6、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陈嬿的行政处罚进行审批。
7、送达回执，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给相关人员。
8、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接受证明清单，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受案并开具回执、接受报案材料。
9、查获经过，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查获陈嬿。
10、传唤证，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传唤陈嬿。
11、犯罪（违法）嫌疑人到案情况记录表，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保障陈嬿权利。
12、扣押笔录、照片，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扣押涉案财物手机一部。
13、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证据保全审批表、发还清单，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扣押涉案财物手机进行证据保全、发还。
1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行政处罚进行告知。
15、陈嬿询问笔录和身份证明，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陈嬿制作询问笔录及身份情况。
16、徐宁健询问笔录及身份情况，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对报案人徐宁健制作询问笔录及身份情况。
17、牛闫飞身份信息，拟证明扣押程序见证人身份情况。
18、移交材料，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依法交接陈嬿相关材料。
19、陈嬿前科材料，拟证明陈嬿被北京市相关公安局训诫。
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和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被告市公安局辩称，一、原告寻衅滋事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4年，原告两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被书面训诫。2017年1月29日10时30分许，原告又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被书面训诫。3月15日，公安江干分局所属采荷派出所接到本市江干区采荷街道夕照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报案后，依法受案开展调查。同日，公安江干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以寻衅滋事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3月16日，公安江干分局以原告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对其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北京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原告在中南海周边等地区非访被公安机关训诫后，仍不听劝告，于2017年1月29日再次前往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具的训诫书，其他书证等证据证实。公安江干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以寻衅滋事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决定内容适当。二、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7年5月11日，市公安局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5月12日，予以受理，并于当日通知公安江干分局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6月22日，被告市公安局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次日以挂号信邮寄的方式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不服公安江干分局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向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的情况。
2、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拟证明公安江干分局对原告作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
3、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拟证明原告的身份。
4、其他材料，拟证明原告申请复议提交的其他材料。
5、原告向市公安局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的信封，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收到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材料的情况。
6、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邮寄回执，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况，并邮寄告知原告的情况。
7、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已通知公安江干分局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8、公安江干分局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明公安江干分局对原告的行政复议依法提交了书面答复。
9、杭公复（2017）第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维持公安江干分局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
10、行政复议决定呈批表，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经过负责人审批。
11、送达回执，拟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已于2017年6月22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给原告。
被告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复议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作出的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对两被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19，原告陈嬿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是原告本人签字；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审批时朱广峰不在场；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有异议，提出没有看到该材料，只看到了验血报告单；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其签字的材料上没有朱广峰的签名；对证据6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审批时朱广峰不在场；对证据7的三性不确定，认为原告在没有在送达回执上签字，且其系单身不应向家属邮寄材料；对证据8表示不清楚；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朱广峰没有参与传唤；对证据10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朱广峰没有到场，其仅在传唤结束后在传唤证上签字，到达现场时未在传唤证上签字；对证据11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其没有看到；对证据12表示不清楚，手机确实被公安江干分局的民警拿走的；对证据13表示不清楚，认为朱广峰当时不在场，手机最后还给原告了，但是其没有签字；对证据14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提交的笔录并非原告签字的材料；对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给其制作笔录的民警只有朱广峰一人，且该证据在庭审中才提交；对证据16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报案内容不属实；对证据17不认可；对证据18不认可，认为其当天没有被训诫，且对训诫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9不认可，认为其一直居住在北京，这两次是因为包里携带了材料因此在路过天安门的时候被带至派出所。
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11，原告陈嬿质证如下：对证据1、3-7、10-1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8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公安江干分局没有提交关键证据；对证据9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没有提及信访终结书的问题。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陈嬿提供的证据1-13，被告公安江干分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9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10-12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合法、不真实；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市公安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0-13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两被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4能够证明原告陈嬿经诊断为高血压三级，被告公安江干分局经审批后作出停止执行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系被诉处罚决定，予以认定；证据6能够证明被诉处罚决定经过审批程序，予以认定；证据7系送达回执，原告认可其收到处罚决定但未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另公安江干分局以原告户籍地为地址向家属邮寄处罚决定，予以认定；证据8能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接报案后对本案进行受案，向报案人出具回执，以及接受相关材料作为证据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9能够证明陈嬿的到案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0、11能够证明陈嬿被传唤到案，予以认定；证据12、13能够证明原告手机被扣押并作为证据予以保全，后予以发还的情况，原告对该事实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14能够证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向原告告知拟处罚决定和陈述申辩权，予以认定；证据15因被告公安江干分局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原告对此有异议，不予认定；证据16能够证明报案人向被告公安江干分局进行报案及其身份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7系见证人的身份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8能够证明原告陈嬿于2017年1月29日到中南海周边滞留被训诫并被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及其与案外人离婚纠纷一案的涉诉信访事项经审查后决定予以终结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9系两份训诫书，载明原告陈嬿2014年曾因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而被公安机关训诫，予以认定。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6能够证明原告陈嬿不服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市公安局邮寄复议申请及材料，市公安局予以受理的事实，原告对此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7、8能够证明公安江干分局根据市公安局的通知提交复议答复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9系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认定；证据10、11分别证明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经过审批及向原告送达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陈嬿提交的证据1-4能够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的离婚案件经过诉讼程序，予以认定；证据5-6能够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因到北京天安门周边反映问题被公安机关训诫，后于2014年12月因到天安门周边反映问题被行政处罚，但该处罚被复议机关以证据不足而确认违法，予以认定；证据7、8分别系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认定；证据9系原告复议时提交的申请书，予以认定；证据10系网上截图，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11、12系法律意见书，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13系相关法律文书等材料，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一份，显示陈嬿于当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反映纠纷，被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2017年3月15日，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夕照社区工作人员徐宁健向公安江干分局所属采荷派出所报案，称其接到北京电话得知陈嬿于2017年1月29日10时许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当日其没有找到陈嬿，后于2017年2月27日14时许在北京一个肯德基店里找到陈嬿，经劝说后陈嬿回到杭州，后住在采荷饭店。公安江干分局审查后于当日受案，并将陈嬿传唤到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于同日在依法履行告知、听取陈嬿陈述和申辩等程序，作出杭江公（采）行罚决字[2017]11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嬿于2017年1月29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开具训诫书，陈嬿在信访事项被认定终结后仍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给予陈嬿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于当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陈嬿，随后将原告陈嬿投送杭州市拘留所拟执行行政拘留，并书面通知家属。后经诊断，陈嬿系高血压三级，杭州市拘留所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公安江干分局经审查后决定对陈嬿停止执行拘留决定。陈嬿因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7年5月9日向市公安局邮寄行政复议材料，市公安局于同年5月12日予以受理并经审查，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杭公复〔2017〕第181号维持的复议决定，并于次日向陈嬿邮寄送达。陈嬿不服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4年3月8日，陈嬿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反映法院违法办案问题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予以书面训诫；同年12月12日，陈嬿因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反映纠纷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予以书面训诫。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到案的报案人询问笔录、训诫书、移交手续表等，足以认定原告陈嬿于2017年1月29日在中南海周边地区滞留。中南海周边区域不是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的法定走访接待场所，而是属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原告不按法定途径、法定程序、法定方式上访，在上述区域滞留，违反了《信访条例》的规定，构成寻衅滋事。公安江干分局根据原告的违法行为手段、情节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量罚适当。关于原告主张本案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训诫在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亦不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原告的相应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性。经审理认为，2017年3月15日，公安江干分局采荷派出所接到原告陈嬿户籍地所在的采荷街道夕照社区工作人员徐宁健的报案后，于当日进行了受案，并对徐宁健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日将原告传唤到案并进行了询问，形成询问笔录。同日经履行告知、听取陈述和申辩等程序，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其送至杭州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后因原告患有高血压三级，决定对其停止执行拘留，被诉处罚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原告对程序违法的相应意见。一、关于传唤程序。被告公安江干分局提交的传唤证显示采荷派出所于2017年3月15日开出传唤证对原告进行传唤，传唤原告于当日18时前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原告于当日17时35分到达派出所，与查获经过、犯罪（违法）嫌疑人到案情况记录表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履行告知、听取陈述和申辩程序。到案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进行了书面的陈述和申辩，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停止执行拘留。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将原告送往拘留所执行拘留时，因原告被诊断为高血压三级，拘留所建议对其停止执行拘留，后被告公安江干分局审批后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关于原告申请调取相关场所录音录像资料等证据的意见不予支持。另，关于原告对报案人徐宁健笔录真实性异议及申请徐宁健出庭作证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该笔录符合证据三性，载明的内容系陈述陈嬿在北京中南海被查获并将其带回杭州的事实，原告仅以徐宁健不了解其情况为由对证人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意见及申请证人出庭的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被告市公安局于2017年5月11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复议申请后，次日依法受理原告复议申请，经审查，于同年6月22作出杭公复〔2017〕第181号复议决定，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对此原告无异议，市公安局的复议程序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丹
人民陪审员 赵惠健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程 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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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