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2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承林。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妹。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长春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邢承林。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应胜南，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卫国。
委托代理人：张兆兴，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承林、刘菊妹、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友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王卫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剑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田欣和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应胜南、被上诉人王卫国的委托代理人张兆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9月8日，胡成裕、宋良亚向王卫国出具借款及担保凭证一份。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160万元，利息为月息2.5%，借款用途为经营，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胡成裕、宋良亚在借款人栏签名摁手印。浙江羽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田公司”）、邢承林、佳友公司在担保人栏处签名盖章。同日，胡成裕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卫国160万元整。2013年5月，王卫国起诉邢承林、佳友公司要求其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申请对邢承林、佳友公司价值220万元的财产进行了财产保全。2013年6月11日，刘菊妹向王卫国出具借款及担保凭证一份。凭证载明，向王卫国借款200万元，承诺于2013年8月10日前归还。刘菊妹在凭证借款人栏签名摁印，佳友公司在担保人栏盖章。同日，刘菊妹向王卫国出具收到200万元的收条一份。王卫国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关于羽田公司向王卫国借款200万元（其中本金160万元、利息40万元）由佳友公司、邢承林作担保一事不再追究。2013年6月13日，王卫国撤回对邢承林、佳友公司的起诉，并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同日，刘菊妹通过案外人向王卫国汇付9.5万元。2013年8月14日、8月28日，王卫国分别收取佳友公司价值20.6776万元的货物。
另查明，2013年8月13日，佳友公司申请对羽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该院于2013年9月29日裁定受理了该申请，并指定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为羽田公司的管理人。2014年3月31日，王卫国委托其代理人唐岳正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具体为458万元本金、172万元利息，合计630万元。唐岳正在管理人的询问笔录中谈到，458万元分别系2010年9月8日借款160万元，2011年3月18日98万元，以上借款王卫国均以现金支付给羽田集团，另外200万元体现于2011年8月3日的租赁协议中。对于本案涉及的160万元借款，王卫国在向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谈到，160万元于2012年12月份（载明系该时间，可能笔误）从建设取了100万元，其他现金60万元从王东珍、姚林波（音）那里借的。2014年6月9日，管理人通知王卫国，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王卫国对羽田集团公司有上述债权，故对其申报的630万元债权不予确认。后佳友公司向宋良亚发送征询函一份，询问2010年9月8日出具的《借款及担保凭证》中所载的160万元借款是否收到。宋良亚在该函件中书写，实际未收到现金。
还查明，王卫国曾分别于2010年8月20日、9月8日向宋良亚汇款30万元、20万元，共计50万元。2010年6-9月份，王卫国多次从建设银行中取款金额从83万元到10万元不等。
再查明，2015年7月23日，该院裘海燕、朱干平法官就本案所涉借贷情况向胡成裕进行了询问。胡成裕在询问笔录中谈到，其向王卫国借款共计160万元，均是现金分次交付；胡成裕将款项交给宋良亚用于公司支出。后又谈到，借款具体应以公司财务为准，款项都是进财务的，因笔数太多，具体也记不清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主张撤销的借款凭证及收条系刘菊妹转承担佳友公司、邢承林在2010年9月8日胡成裕、宋良亚与王卫国借贷关系中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而来。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认为2010年9月8日胡成裕、宋良亚虽与王卫国达成了借贷合意，但是款项并未实际交付，羽田公司破产后，管理人对王卫国申报的包括本案所涉160万元在内的630万元债权亦未予确认，既然原先的借贷并未实际发生，那么邢承林等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刘菊妹出具的借条及收条理应撤销。王卫国则认为本案款项确实交付，借贷实际发生。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应当在于2010年9月8日的借款及担保凭证中所载的借款16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对此，该院评述如下：
首先，王卫国向羽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后未获确认，而王卫国又未向法院起诉确有不妥，这也造成了对方当事人的质疑与本案诉讼的发生。但是，管理人未确认涉案债权，或者王卫国因故未起诉确认债权，产生的仅是在破产程序中无法获得参与、受偿等权利，并不表明案涉债权不存在，王卫国的实体权利并不因此而消灭。
其次，在本案中应当分析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进而对款项是否交付作出认定。
王卫国对于借款的交付负有举证责任。王卫国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证据材料有胡成裕出具的收条、转账给宋良亚50万元的转账凭证、建设银行的取款记录等。1、收条。在借贷过程中，收条本就具有极大的证明力，在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未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收条的证明力。胡成裕在询问笔录中多次认可收到款项，只是因人在狱中、笔数太多记不清了，又表示具体以财务为准。结合该询问笔录和收条，应当认定王卫国交付了款项。2、转账凭证。转账的50万元可以确认款项已交付，关键是该50万元交付的是否是本案所涉款项，王卫国申报债权时陈述与羽田公司之间存在458万元本金的借贷往来。债权申报时提到的三个借贷分别是本案2010年9月8日的160万元，2011年3月18日的98万元，以及租赁协议中的2011年5月份的200万元。50万元转账时间分别为2010年8月20日和9月8日。该转账时间与本案所涉160万元借款更为契合，这是其一。其二，在胡成裕回答该院法官询问时对款项具体交付的回答存在反复，但是其一直只确认本案中的160万元借款。根据胡成裕的回答，王卫国转账款项应当就是交付本案160万元借款的款项，且确实是交付给了公司出纳宋良亚。3、建行取款记录。建行取款记录无法直接证明所取款项系交付案涉借款的款项，但是可以证明在2010年9月之前王卫国保有交付160万款项的能力。
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主张2010年9月8日的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并提供了反驳证据，具体有宋良亚书写实际未收到现金的征询函、羽田公司管理人的不确认债权通知、以及王卫国债权申报过程中提交的材料。1、羽田公司管理人的通知。该通知所能达到的效力在前文中已有分析，这里不在赘述。2、征询函。虽然宋良亚在征询函中表示未实际收到现金，但是这仅是共同借款人之一的陈述，且另一共同借款人胡成裕在询问笔录中曾多次表示分次收取了款项交于公司用以支出，这与宋良亚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但是，宋良亚并非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其收到的转账汇款就有50万元。因此，该征询函不足以反驳王卫国提供的收条等证据。3、申报材料。材料中，王卫国主张了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630万元债权。王卫国对于本案借款交付方式陈述为现金交付，与其举证有矛盾。但是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事实，该瑕疵应是王卫国未按实申报，并不能推翻胡成裕出具的收条和转账凭证等证据。
最后，通过分析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可知，王卫国对于交付借款提供了相应的证据，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王卫国提供的收条、转账凭证、取款凭证等证据，该院认定2010年9月8日胡成裕、宋良亚出具给王卫国的借款及担保凭证中所载的160万元借款确实交付。
综上，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主张撤销王卫国与刘菊妹于2013年6月11日订立的借款及担保凭证及200万元收条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14元，由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共同负担。
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王卫国向羽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足以认定对涉案借款系交付给羽田公司而非胡成裕、宋良亚的自认。胡成裕陈述，不论是其与宋良亚的借款，还是羽田公司的借款，均由宋良亚交付给羽田公司财务，实际借款金额应以公司财务为准。王卫国申报债权后，羽田公司管理人经审查已作出不予确认的通知，该公司财务也无王卫国交付借款的任何记录，同时也没有宋良亚向公司交付160万元款项的记录。即使按照王卫国提供的证据，最多也只能证明王卫国曾向宋良亚汇付过50万元款项。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卫国答辩称：其对羽田公司管理人不予确认债权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其认识到了申报不当，实际借款对象是胡成裕、宋良亚，故羽田公司管理人不予确认并不关联其对胡成裕、宋良亚的债权，实际债权债务应由法院确定。涉案借款及担保凭证、收条合法有效，胡成裕也认可真实性，至于胡成裕收到借款后，款项去向如何与出借人没有关系。其提交的汇付宋良亚30万元、20万元凭证，足以证明宋良亚的证明不真实。涉案借款及担保凭证签订于2010年9月8日，收条出具于同一天，上诉人早已丧失撤销权的诉讼时效。2013年6月份，王卫国的债权已经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要求撤销也应当先撤销主合同，故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邢承林、刘菊妹、佳友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与宋良亚的核对函，证明王卫国2010年8月20日、9月8日汇付的50万元是2010年9月8日前的借款，与涉案160万元借款没有关系，160万元借款没有交付；2.与羽田公司主办会计的核对函，证明2010年9月8日前后羽田公司未曾收到王卫国的160万元借款，也未曾收到胡成裕或宋良亚交入的160万元款项。
被上诉人王卫国质证认为：对宋良亚的身份及签名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刘亚飞的身份及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份核对函实际是证人证言，证据形式要件不符合，证人本身有利害关系，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内容不能对抗涉案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待证目的。
本院认证认为：两份核对函性质上均属于证人证言，其中证据2所签名的刘亚飞身份不能确定，对之不予认定；证据1因被上诉人对证人身份及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定系宋良亚的证言，其证明力于说理部分一并进行评析。
除上述证据外，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均无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0年9月8日借款及担保凭证项下的借款160万元有无实际交付。第一，因借款凭证是证明借贷关系存在与发生的重要证据，在上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相反证据可予推翻借款凭证所记载借贷法律关系内容的情况下，依法应予确认涉案160万元借贷关系发生于王卫国及胡成裕、宋良亚之间，羽田公司仅为担保人身份。第二，胡成裕在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虽表示“因笔数较多，具体记不清了”，但对2010年9月8日借款及担保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承认涉案160万元借款已经收到，该陈述亦可由胡成裕出具的收条佐证，至于胡成裕有关收款后交宋良亚转入羽田公司财务的陈述，属于借款人对所借款项的自行处理，并不能据此得出依羽田公司财务没有160万元款项入帐来反推王卫国没有完成交付义务的结论。第三，宋良亚在答复上诉人征询时对160万元借款的交付一直予以否定，基于借款人身份所客观存在的利害关系，其所作的陈述均应认定为单方陈述，且与另一借款人胡成裕的陈述及所出具的收条相悖，亦与自身曾有两笔收款事实不符，就该两笔收款所作的解释也没有相应证据可予佐证，故对宋良亚所作答复不予采信。第四，王卫国向羽田公司申报债权虽未被管理人确认，但管理人不予确认并不具有终局效力，而就申报过程中提交的材料及相应陈述与本案中举证之间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当事人法律素养原因所可能引起的未按实申报情形，涉案借款凭证、借款人胡成裕陈述、收条、部分转帐凭据已能够形成证据链，且王卫国还另行举证证明了出借款项的经济能力，以上证据足以推翻王卫国在前不利于己的陈述，依照证据规则应予认定证据链下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
综上评析，上诉人以王卫国向羽田公司申报债权未获确认及胡成裕的陈述为由，主张应以羽田公司的财务为准来认定借款的交付问题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原审诉请系基于上述借款未实际交付，王卫国故意隐瞒该事实，导致刘菊妹、佳友公司受欺诈而转承债务，该意思表示应予撤销并返还已交付的财物，现案已查明欺诈事由不成立，刘菊妹、佳友公司的诉请理当驳回，被上诉人王卫国所抗辩的撤销权超过时效再无必要进行审查。上诉人邢承林非本案诉讼标的所指即2013年6月11日借款及担保凭证、收条的表意人，与本案诉讼并无实体法律关系，其为原审原告提出诉请亦应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14元，由上诉人邢承林、刘菊妹、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剑敏
审 判 员 田 欣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