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湖民终字第3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照兰。
上诉人（�审原告）：宋庆健。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长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存飞，安徽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杭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跃简。
委托代理人：王佳艺，浙江东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菊韵人家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坤元。
委托代理人：卜炳忠，浙江景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与被上诉人浙江杭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长高速公司）、浙江菊韵人家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菊韵置业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安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2015）湖长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周照兰系宋锡龙的妻子，宋庆健系宋锡龙的儿子，宋长寿系宋锡龙的父亲。2014年7月4日，案外人刘家财、王义庆、宋锡平、巫文训乘坐宋锡龙的车辆从杭州返回广德县时途径杭长高速安吉北服务区，五人在服务区停车稍事休息。同行人员除刘家财外均到超市购物，刘家财在卫生间门口被狗咬伤，事后该狗被宋锡龙赶走并帮助处理伤口，宋锡龙未被咬伤、抓伤。因支付狂犬病疫苗费用一事，宋锡龙报警，最终刘家财于第二天接种疫苗，并由杭长高速公司报销该费用。2014年9月8日，宋锡龙至广德县人民医院治疗；次日，至湖州市中心医院就诊；后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治疗，诊断为狂犬病。治疗期间医药费支出5408.5元。2014年9月1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认定宋�龙死亡原因为狂犬病。
原审法院另查明，杭长高速安吉北服务区由杭长高速公司投资建造，该服务区内超市和餐厅由菊韵置业公司经营。狂犬病主要通过受感染的犬、猫等咬伤、抓伤或伤口被含有狂犬病毒的唾液直接污染而发病，潜伏期可长达10年以上。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因杭长高速公司、菊韵置业公司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宋锡龙因替刘家财包扎伤口而感染狂犬病毒并最终死于该病。但纵观周�兰、宋庆健、宋长寿所举之证据，仅能证明刘家财在服务区厕所门口被狗咬伤并接种疫苗，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狗携带有狂犬病毒，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宋锡龙在服务区感染了狂犬病毒，加之狂犬病潜伏期可长达数年之久，现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宋锡龙之病发系基于服务区的包扎行为，该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无法认定。杭长高速公司对宋锡龙之死亡无过错，其对宋锡龙之死亡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刘家财系在服务区卫生间门口被咬伤，菊韵置业公司并非该区域管理人，其对刘家财之受伤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宋锡龙之死亡亦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之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的抗辩意见合理，予以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元（已减半），由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负担。
宣判后，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4能够证明咬伤人的狗为疯狗。证据4为安吉县公安局110案件信息，在该信息中反馈的内容是“出警到达现场，经查，刘家财在杭长高速的服务区上厕所时被一只疯狗咬伤，后唐余斌（服务区负责人）表示刘家财的医药费由公司承担，后民警将刘家财送到人民医院”，从该表述来看，可以证实咬伤人的狗为疯狗，且是在民警到达现场后调查了解后作出的判定。刘家财没有招惹该狗的任何行为，该狗却做出疯狂扑咬行为，作为在场人员包括杭长高速公司、菊韵置业公司的人员都认知此点。该份证据系公安机关出具，具备公信力，既然原审法院认定了该份证据就应该认同该狗为疯狗。二、宋锡龙因此事件感染狂犬病毒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本案事实基本查清，宋锡龙等一行五人在服务区消费时，刘家财被疯狗咬伤，宋锡龙帮助刘家财赶跑疯狗并为其包扎处理伤口以及报案，宋锡龙与该疯狗的唾液、刘家财的伤口血液有直接的接触，结合事后两个月宋锡龙就因狂犬病导致死亡的事实，服务区为刘家财支付狂犬疫苗费用的事实，可以得出宋锡龙因此感染狂犬病毒的可能性大于没有感染狂犬病毒的可能性，本案完全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三、本案咬伤人之狗是否为疯狗的举证责任应由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承担。本案事发经过已经很清楚，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要求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提�其它证据证明咬伤人之狗为疯狗，显然加大了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举证责任，除了公安机关的调查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途径来证明该狗为疯狗，原审法院应当要求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该事件的发生地点是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管辖范围，两公司有义务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一方不可能控制该狗，有条件有能力控制该狗的只能是两公司。现在该狗不知所踪，其过错不在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一方，而在两公司。如果两公司能够提供该狗，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方才可能对其进行鉴定是否为疯狗。本案是侵权和动物伤害竞合，动物伤害案件的举证责任也是由动物管理一方来承担。四、本案审理程序不当。本案系复杂案件，原审以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显然不当，根本不能作出客观、公正、公平的判决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诉讼请求。
杭长高速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在原审提供的证据4根本不能证明咬伤人之狗携带狂犬病毒。该证据只能用来证明案发当天公安机关什么时候接到报警以及当事人报警反映的内容是什么，出警表中的反馈内容只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简单地记录下案件的基本情况。出警人员既不是专业的医学人员也不是防疫站工作人员更不是动物学专家，并不能证明咬伤人之狗携带狂犬病毒。仅凭出警反馈内容中用到的字眼并不能证明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证明的内容，也不符合证据规则，对于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这一类专业问题，公安机关的出警人员没有能力更没有资质出具有公信力的判断和结论。二、本案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宋锡龙在安吉北服务区感染狂犬病毒。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在原审中提供的所有证据仅能证明刘家财在安吉北服务区被狗咬伤并接种了疫苗，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宋锡龙在安吉北服务区感染上狂犬病毒。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宋锡龙与咬伤人之狗或狗的唾液有直接接触根本无法从证据材料中体现，退一步讲即使宋锡龙与该狗或狗的唾液有过直接的接触，也无法证明宋锡龙就因此感染上狂犬病毒。即使宋锡龙有为刘家财包扎伤口的行为，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宋锡龙感染狂犬病毒是因为与刘家财的血液有接触。众所周知，狂犬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被狗或其它动物咬伤或抓伤皮肤而感染。宋锡龙在安吉北服务区并没有被狗咬伤或者抓伤皮肤，因此其根本没有机会感染上狂犬病毒，再加之当时咬伤人之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也无法认定，故宋锡龙在安吉北服务区感染狂犬病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狂犬病的潜伏期短则几天，长可达10年或更久，因此宋锡龙极有可能是在多年前就已经感染上狂犬病毒，也有可能是在2014年7月4日事发之后感染狂犬病毒。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不能仅凭宋锡龙在狂犬病发之前两个月内在安吉北服务区遇见过一条狗就主观臆断其是导致宋锡龙感染上狂犬病的根源。三、咬伤人之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的举证责任依法因由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当事人主张在安吉北服务区受到伤害，就有义务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如无法证明就应根据举证责任规定承担败诉的风险。根据《民事诉讼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基于一般侵权还是动物致人损害，对于侵权�实、损害结果以及事实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者的举证责任都应由主张受到侵害的一方来承担。因此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有义务举证证明宋锡龙在安吉北服务区受到伤害的事实，包括咬伤人之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原审中的证据材料均表明该狗系无人圈养之流浪狗，杭长高速公司即不是该狗的饲养人也不是该狗的管理人，不应适用动物致人损害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菊韵置业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对菊韵置业公司的主体资格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本案中，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是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起诉，因事故发生地不在菊韵置业公司提供服务或管理的范围内，因此菊韵置业公司不是安全保障义务人。菊韵置业公司也不是咬伤人之狗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本案中，狗只是咬到了刘家财，并没有咬到宋锡龙，周照�、宋庆健、宋长寿是宋锡龙的近亲属，因此不能适用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规定。二、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依据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即认定咬伤人之狗为携带狂犬病毒的狗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不是认定一条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的机构，咬人的狗并不等于就是携带狂犬病毒的狗。根据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要素，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应当提供宋锡龙系在安吉北服务区感染狂犬病毒的证据。不论咬伤刘家财的狗是否携带狂犬病毒，宋锡龙为刘家财包扎伤口的行为是不可能感染狂犬病毒的，这是医学常识。宋锡龙为刘家财包扎伤口的行为也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各证人之间的证词中关于包扎伤口的陈述也各不相同，且各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就受到了引导。即使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上诉理由成立，宋锡龙在帮助刘家财时受到感染，那么作为义务帮工人的宋锡龙�应当是与刘家财发生法律关系，而非菊韵置业公司。三、原审程序正确。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在上诉状中陈述本案事实已经查清，却又说适用程序错误，前后矛盾，案件事实已经查清就无需再组成合议庭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案情复杂，简易程序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综上，菊韵置业公司的主体不适格，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相同，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侵权责任诉讼主张权利受侵害一方应当就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因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宋锡龙为被狗咬伤的刘家财处理伤口感染狂犬病毒死亡，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应就宋锡龙为被狗咬伤的刘家财处理伤口的行为与宋锡龙感染狂犬病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主张公安机关出警记录记载刘家财被一只疯狗咬伤，可以证明涉案咬伤人之狗为疯狗，且宋锡龙为刘家财处理伤口的时间与宋锡龙感染狂犬病毒死亡的时间只相差两月，可以认定宋锡龙即是因处理伤口感染狂犬病毒。本院认为，涉案狗在咬伤刘家财之后便被宋锡龙赶跑，之后不知所踪，公安机关出警时也并未看到该狗，记录中的“疯狗”一词显然是根据当时在场人员的描述。从日常生活常识看，普通民众口中的“疯狗”一词一般指无故咬人的狗，不必然携带狂犬病毒，结合狂犬病的传染途径需要自身有伤口（被动物弄伤或者有伤口接触动物）以及狂犬病较长的潜伏期限，现有的�案证据确实无法证实宋锡龙感染狂犬病毒死亡与其为被狗咬伤的刘家财处理伤口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至于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提出的本案亦属于动物致人损害侵权，咬伤人之狗是否为疯狗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杭长高速公司和菊韵置业公司承担的主张，本院认为，动物致人损害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损害结果和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应由主张权利受侵害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故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提出的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的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周照兰、宋庆健、宋长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国祥
代理审判员 沈 杰
代理审判员 管福生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谢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