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2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鹤，男，197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斐，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06号1栋501室。
法定代表人：周志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华，男，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陶，男，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孙鹤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14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斐律师，被上诉人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华、张小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博公司）支付孙鹤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000元、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2月1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5,000元、2017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工资18,247.17元。事实与理由：用工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当从接受单位指派，完成指派工作来认定的，而非仅仅依据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7月之前，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的劳动关系持续期间，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始终在发生变化的，双方在实际形成劳动关系之后三年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江苏华博公司一直在变换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的主体。2016年7月1日至6日期间，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及孙鹤与Y公司（以下简称南京A公司）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在期间上存在重合，且孙鹤并未与江苏华博公司办理合同解除的手续。备用金交接单上有两个抬头，即江苏华博公司及南京A公司，可以证明直至进行备用金交接，江苏华博公司始终存在着用工混同，在同一地址上存在两家公司。公司领导的对话记录，财务人员对实际租赁地址的租金支付，江苏华博公司与汕头示范试验综合基地签订的合同，均可以证明2016年7月之后至合同被解除期间，孙鹤都是在为江苏华博公司工作的。江苏华博公司对本案中的手机短信及QQ聊天记录中涉及的人员真实性都是没有异议的，也能与公司的OA系统相对应。但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都没有进行认定。租金的支付存在一个报销流程，通过孙鹤的账户，可以证明孙鹤始终在为江苏华博公司工作。故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江苏华博公司应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江苏华博公司辩称，江苏华博公司与南京A公司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2016年6月30日之前孙鹤在江苏华博公司下属的几个公司工作，签署的劳动合同江XX公司是认可的，江苏华博公司认可2016年6月30日之前与孙鹤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7月起孙鹤与南京A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7月1日至6日期间存在两个劳动合同的重合，如果不是两家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江苏华博公司完全可以起诉孙鹤。2016年7月起，因孙鹤是上海的负责人，因此有大量工作需要交接，又因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所以孙鹤还是在原工作地点工作。江苏华博公司与南京A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机构，不存在孙鹤所称的关联关系。不同意的孙鹤上诉请求。
孙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苏华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000元；2.江苏华博公司支付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2月1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5,000元；3.江苏华博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工资18,247.1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7月15日，江苏华博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志明，股东为上海B有限公司。
1998年4月29日，南京A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方某，股东为方某、A企业（有限合伙）、B企业（有限合伙）。
2000年3月28日，上海B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某，股东为周某、上海C有限公司。
2002年12月20日，上海C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印某，股东为周某、周志明。
2009年9月23日，上海D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印某，股东为上海B有限公司。
2010年1月8日，上海E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印某，股东为印某、周某。
2013年7月8日，孙鹤进入江苏华博公司工作，根据录用通知书记载孙鹤工作岗位为总监、工作部门为创意设计中心，工作地点为“上海浦东新区XX路XX号，禹州国际一期1523室”，每月基本工资12,500元，年度奖金50,000元，报到时间为2013年7月8日。同日，孙鹤与上海D有限公司签订期限为2013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7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孙鹤在“浦东XX路XX号，XX国际XX期XX号（地点）到创意设计部门担任设计总监工作”，每月基本工资2,800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做了约定。
2014年7月16日，江苏XX分公司注册成立。
2014年12月26日，孙鹤与上海E有限公司签订期限为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6日的劳动合同。
2014年底，孙鹤向上海E有限公司提交员工辞职申请表，其中记载：“到职日期2013年7月6日”、“辞职日期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初，孙鹤与江苏XX分公司签订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6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孙鹤在设计部门担任设计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做了约定。
2015年2月2日，江苏华博公司为孙鹤出具收入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孙鹤）为司在职员工，2013年6月6日入职，本次劳动合同期限：5年，自2013年6月6日起到2018年6月30日止，在设计部门工作，本年度收入年薪20万。”2016年6月16日，江苏XX分公司为孙鹤办理外来从业人员退工备案登记，显示孙鹤用工起始日期为2013年7月8日，用工终止日期为2016年5月31日。江苏华博公司确认孙鹤入职时间为2013年7月8日，但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实际于2016年6月30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江苏XX分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6月，支付工资至2016年6月。
2016年7月1日，江苏XX分公司注销。同日，孙鹤与南京A公司签订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孙鹤从事管理工作，工作地点为上海，每月工资3,563元，双方还就其他事项做了约定。同日，南京A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本公司Y公司，在南京注册，故无法为上海员工办理参保手续，但因工作需要，在上海有工作业务开展，为方便员工，本公司特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为本单位制定员工代缴社保。”该情况说明下方有孙鹤等员工签字。
2017年2月9日，南京A公司出具关于开除孙鹤的决定（宁亚太字2017【001】）。次日，南京A公司出具关于与孙鹤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主要内容为：“孙鹤于2016年7月进入我公司，在科普事业部从事市场管理工作，本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因孙鹤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于2017年2月9日被公司依法作出开除处理（宁亚太字2017【001】）。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批准，决定自即日起解除孙鹤与Y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2017年2月14日，孙鹤进行备用金交接，根据“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Y公司）备用金交接单”记载：“今收到科普事业部员工孙鹤交接的公司备用金（办公地点：上海市XX路XX号XX线XX园XX号楼XX室，金额为：13,411.06元，金额与实际相符。）”
2017年7月24日，江苏华博公司与南京A公司出具委托发放工资证明，主要内容为：“鉴于江苏华博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博）与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过去的纪念在业务方面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个公司经常在一起参加工程行业范围内的招投标活动，两个公司之间的互信程度很高。另外，江苏XX分公司于2016年6月被注销，孙鹤本人2016年7月6日合同到期后，当时Y公司正申请新三板挂牌，基于Y公司新三板挂牌后发展的空间更大，经与孙鹤本人友好协商，孙鹤同意与Y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另外，因孙鹤的工资以前由江苏华博发放，为了减少变更的麻烦，故Y公司委托江苏华博继续发放孙鹤在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服务于Y公司期间的工资。”
一审另查，根据孙鹤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5月9日由江苏华博公司以“代发工资内部”名义支付孙鹤工资，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9月10日由上海B有限公司支付孙鹤工资，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月9日由江苏华博公司以“代发工资内部”名义支付孙鹤工资，2015年1月26日至2017年1月24日由江苏华博公司支付孙鹤工资（其中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7月23日由江苏华博公司出纳王某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部分工资）。江苏华博公司表示2016年7月起孙鹤工资由南京A公司委托江苏华博公司代为发放。
根据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记载，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由上海B有限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有上海E有限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由江苏XX分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由上海B有限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
2017年3月13日，孙鹤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孙鹤要求江苏华博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个月工资100,000元；2、206年8月7日至2017年2月1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000元；3、2017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工资18,247.17元。同年5月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孙鹤的全部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孙鹤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2016年7月之后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已查明事实，孙鹤与江苏XX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7月6日到期，2016年6月江苏XX分公司已为孙鹤办理了退工手续，社会保险也缴纳至2016年6月。2016年7月1日，江苏XX分公司注销，同日，孙鹤与南京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委托上海B有限公司为孙鹤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2月10日，南京A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虽然2016年7月之后工资由江苏华博公司支付，但江苏华博公司与南京A公司已做出合理解释，综合以上情况，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应认定2016年7月之后孙鹤与江苏华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孙鹤要求江苏华博公司支付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工资，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孙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当事人双方既无异议，亦无补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6年7月1日，江苏XX分公司注销。同日，孙鹤与南京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7月起孙鹤工资由南京A公司委托江苏华博公司代为发放，社会保险则由上海B有限公司缴纳，南京A公司与江苏华博公司对于代发工资一节已做出合理解释。孙鹤对于在与江苏华博公司劳动合同并未期满的情况下与南京A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在与南京A公司劳动合同实际履行期间亦未就用人单位变更为南京A公司表示异议，有鉴于此，应当认定孙鹤对于用人单位已变更为南京A公司是明知的，且愿意按照与南京A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现孙鹤上诉主张其与南京A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江苏华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孙鹤上诉请求判令江苏华博公司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孙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孙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韩东红
审判员 徐 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吴怡聂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