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1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绿苑市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艳芬。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段利明、徐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纪荣。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强相银。
上诉人浙江绿苑市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纪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6日，园林公司与杭州市拱墅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园林公司承建拱墅区科技工业功能区祥符区块祥符入口广场绿化提升工程。2011年7月开始，余纪荣为祥园路入口广场景观工程供应苗木。2014年1月9日，陈尚文向余纪荣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因祥园路入口广场景观工程欠余纪荣268730元整，并承诺于2014年4月底结清。同日，园林公司向余纪荣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杭州祥园入城口景观提升工程尾款大概于2014年5月进入公司账户，如进入后，将在30个工作日内通知本工程苗木供应商余纪荣到公司结算，按相应比例进行分配。后因余纪荣至今未收到货款，故于2014年12月29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上判。另查明，2011年5月25日，陈尚文、周春参加祥符入口广场绿化提升工程监理例会，在会议签到记录上签名，并均在单位一栏里填写“浙江绿苑”。该会议另有建设、审计、监理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并签到。庭审中，园林公司表示陈尚文、周春并非其公司员工，其只是将祥符入口广场绿化提升工程转包给陈尚文，且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合同买受人的主体问题。首先，余纪荣虽主张陈尚文是祥符入口广场绿化提升工程的项目经理，但未进一步出示证据加以证明，故余纪荣该主张不成立。但即使陈尚文非该工程的项目经理，结合陈尚文代表园林公司出席该工程监理例会等事宜，应认定陈尚文系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其签收苗木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在陈尚文出具欠条确认货款的同时，园林公司亦向余纪荣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该工程尾款到帐后将通知余纪荣结算并按相应比例进行分配，应认定余纪荣和园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其次，园林公司虽主张陈尚文并非其公司员工，其与陈尚文之间是发包与转包的关系，园林公司之所以出具承诺书是为平息事态、避免暴力事件发生，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园林公司对此均未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园林公司上述主张不成立。综上，本案合同买受人的主体应为园林公司，陈尚文作为祥符入口广场绿化提升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所出具的欠条对园林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园林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余纪荣和园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园林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现余纪荣要求园林公司支付剩余货款，该诉讼请求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园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纪荣货款2687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1元，减半收取2665.5元，由园林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园林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证据认定，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余纪荣与陈尚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余纪荣与园林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1、欠条仅为陈尚文自己单方面出具给余纪荣，反映了陈尚文与余纪荣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欠条本身并未存在园林公司盖章确认，也没有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无法证明其与园林公司之间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以承诺书认定园林公司与余纪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其一，根据园林公司在一审中陈述的承诺书出具的背景，该承诺书非园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承诺书的内容并不能体现余纪荣与园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3、杭州萧东花木园艺场苗木清单中所涉苗木只是发生在陈尚文与余纪荣之间，没有园林公司盖章确认或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仅体现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园林公司没有任何关系。4、会议纪要，园林公司从不知道上述会议，也没有参加过该次会议，不能仅仅以会议纪要上有“浙江绿苑、陈尚文”就可以认定是园林公司的行为。5、谈话录音中多次反映了买卖合同发生的主体是陈尚文与余纪荣之间，并非园林公司。同时，园林公司也从未承认陈尚文园林公司的员工，一审余纪荣将园林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园林公司与余纪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在仅认定了上述五份证据，再通过不予认定的证据辅证的情况下，便将陈尚文与余纪荣之间的合同关系误认定为园林公司与余纪荣之间，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二、关于事实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余纪荣向园林公司提供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1、园林公司始终不认识余纪荣，也从来没有与余纪荣之间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从证据上看，买卖合同的主体为余纪荣和陈尚文，园林公司也不知晓陈尚文与余纪荣之间发生的任何经济往来，审理买卖合同纠纷应当以合同的当事人陈尚文与余纪荣为主体，因此园林公司主体不适格。2、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余纪荣的供货情况，销货清单均是陈尚文确认购买，并非园林公司购买，故均不存在有园林公司盖章确认的事实。余纪荣也从未将起诉所称的材料交付园林公司，整个合同的履行余纪荣从未与园林公司有过任何直接接触，所诉材料的交付与货款结算，始终园林公司均未参与。三、一审法院认定陈尚文与他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结算货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园林公司承担与事实不符。1、园林公司与陈尚文之间为工程承包关系，一审过程中，根据园林公司提供的《公司参保人员情况》，反映了陈尚文并非是园林公司员工，陈尚文的行为不可能是职务行为。2、园林公司与陈尚文之间为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园林公司已将工程款项支付给陈尚文。3、陈尚文与他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结算货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不应当由园林公司承担。（1）陈尚文并非园林公司员工。（2）陈尚文始终仅以个人名义而非园林公司的名义与余纪荣发生买卖关系。（3）园林公司已设项目经理龚森，余纪荣误认陈尚文为项目经理，不符合表见代理善意且无过失。（4）根据相关规定，对于除项目经理以外的所谓现场负责人或材料员、采购员等，因其自身并无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所赋予的项目部管理权力，故对此类人员的签证是否具有表见代理的效力，则应当由主张该表见代理行为成立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园林公司的项目经理为龚森，余纪荣在一审过程中并没有主张陈尚文构成表见代理，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作证，无法说明陈尚文的行为代表园林公司。四、余纪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举证说明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仅向余纪荣支付50000元与事实不符。余纪荣自认与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向余纪荣支付的款项全部为代园林公司向余纪荣支付，余纪荣自称只收到星锦苗木场支付50000元，故在一审诉讼请求金额中为扣减50000元后的金额。一审判决后，园林公司获知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共向余纪荣支付了110000元，分别为2011年11月28日支付60000元，2012年1月17日支付50000元。故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园林公司与余纪荣买卖关系成立，该110000元款项也应当予以扣减。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律规定，园林公司作为发包人的法律义务只在工程款的范围内与承包人陈尚文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陈尚文与他人产生的买卖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应当陈尚文自行承担，应严格维护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另外，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余纪荣承担。
余纪荣答辩称：一、余纪荣与园林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因而园林公司需支付余纪荣相应的货款。根据余纪荣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显示，尤其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系祥园路广场绿化提升工程监理单位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祥符科技园区项目监理部出具，会议纪要当中列明了建设单位、跟踪审计部门和监理单位，且根据相关《杭州市城市隧道、河道、园林景观工程档案归档范围（暂行）》的规定，作为建设单位的园林公司是必须参加的，因而从该份监理会议纪录当中可以确信陈尚文和周春代表园林公司参加会议，与余纪荣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原审认定陈尚文系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其签订买卖合同、结算货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是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所作出的正确认定。陈尚文代表园林公司因该工程所签订的合同、签收的货物、出具的欠条所确认的欠款等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依法由园林公司承担。对于承诺书，首先，园林公司对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园林公司认为其非自身真实的意思表示。对此，余纪荣认为园林公司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进一步的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且园林公司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对于园林公司提交的浙江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余纪荣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从凭证的打印时间看分别是07:15:51、07:09:18、07:13:16，但是银行正常上班时间通常是8:30或者是9:00，凭证打印时间并非银行工作时间，银行不可能出具上述凭证。同时该凭证上并无反映出工程款等信息。假使确实存在上述款项，上述凭证已经在2011年底、2012年初已经形成，并非新的证据，园林公司应当在原审举证期间，最迟在法院开庭时向原审法院提交，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园林公司也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从另一层面反映园林公司是在恶意躲避债务。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园林公司于2013年出具承诺书，已经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至余纪荣向原审法院起诉时间未超过二年，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综上，双方因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园林公司拖欠余纪荣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的判决客观、严谨，余纪荣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园林公司向本院提交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1份并申请法院向银行调取银行凭证，欲证明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共向余纪荣支付11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余纪荣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该份业务凭证记载的时间看，汇款时间在案涉欠条、承诺书出具之前，双方已经就欠款进行了最终结算，故在园林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该笔款项被遗漏等事实的情况下，该业务凭证不能证明园林公司主张的事实。本院对园林公司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向案涉项目监理单位调取的监理例会会议纪要，施工单位以及参会单位的代表均在会议签到记录上签字，陈尚文和周春代表园林公司参加会议，结合园林公司所称的其将案涉工程承包给陈尚文，且已经向陈尚文支付了工程款，可以认定陈尚文系案涉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陈尚文签收苗木、对账确认货款之行为有效。园林公司在陈尚文确认欠款的同一天出具承诺书，承诺向余纪荣按相应比例支付尾款，意思表示真实，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园林公司称应扣除杭州余杭区仁和星锦苗木场于2011年11月28日以及2012年1月17日支付的110000元款项，但该两笔款项发生在陈尚文向余纪荣出具欠条，确认欠款之前，故园林公司主张扣除的证据不足。另外，本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园林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浙江绿苑市政园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