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7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芬，女，194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志勇，男，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悦，广州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银玉，女，195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电，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国芬、江志勇因与被上诉人吴银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6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国芬、江志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江顺河与何国芬共同占有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42号203房八份之四产权份额；即江顺河与何国芬各占有八份之二产权份额，江顺河占有的八份之二产权份额属于其遗产。事实理由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无视江顺河与江贱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后一直居住使用至今的事实和现状，简单认为何国芬、江志勇提交的原房屋产权单位行政部盖章的证明并不产生确认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后果；同时认为该证明江贱无签名、江顺河所付3000元达不到总房款的50％而驳回何国芬、江志勇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房屋产权单位广东省客车厂原房改意向是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江顺河，出售的前提是基于涉案房屋在八十年代已由江顺河承租，且承租后由江顺河实际居住使用。虽然后来在出售时以江贱的名义办理房改并取得了产权登记，这只是江顺河、江贱及广东省客车厂共同协商的结果。因为当时三方一致确认涉案房屋先以江贱名义房改，而产权由江顺河与江贱共同所有。对此事实，广东省客车厂已书面证明；否则，原房屋产权单位广东省客车厂在出售房屋办理房改手续时根本不可能多此一举。二、在办理房改手续期间，由于吴银玉的母亲江贱年纪大，收取江顺河款项及缴纳房改款均委托其女儿吴玉珍代办，因此才出现广东省客车厂以证明的形式记载并确认吴玉珍收取了江顺河购房款。如非江顺河缴纳过购房款，广东省客车厂绝不可能出具证明予以佐证；白纸黑字且有江顺河、吴玉珍签名、广东省客车厂公章确认并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仍不予确认，处理错误。三、江顺河向江贱女儿吴玉珍支付的房款，远远不止3000元，只是由于时间久远，何国芬、江志勇一家保管不善，有关单据没有得以留存；但江顺河出资购房已是铁的事实。正因为存在江顺河出资购房的事实，江顺河与江贱生前及去世后，两家人均能和平共处共同使用涉案房屋。一审法院无视江顺河出资购房的客观事实，判决必然不公。四、吴银玉在一审中提交了所谓的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以辩解其母亲江贱曾经居住过讼争的房屋；然而，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列明的是刘娣(江顺河母亲)，署名却被修改为江贱；租赁合同约定出租的是202房，也被涂改为203房。同样，租金收款收据凭证记载的户主为刘娣，房号为202房，但该凭证也被涂改为203房。显然，吴银玉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是对涉案房屋共有权发生争议后为了达到独霸房屋的全部产权而企图误导法庭而蓄意造假。一审法院对吴银玉如此明显的伪证在判决书中没有任何的提及和反映。五、吴银玉在一审庭审时辩称，其母亲江贱曾经在诉争房屋居住过，后大约在1994年左右搬离；而涉案房屋房改的时间为1999年11月，原产权单位广东省客车厂怎么可能将房屋房改给已早不在此居住的江贱。如果涉案房屋只是江贱个人房改购买，产权全部属于江贱个人，江贱有什么可能在房屋购买后白白空置二十余年。如果房屋非属于江顺河与江贱共同购买，产权非属于共有，江贱及其子女有什么可能让何国芬、江志勇一家无偿使用房间二十余年而不主张权利和收取房屋使用费。特别是吴银玉于2012年3月7日通过继承及受赠的方式而取得房屋产权后，长达多年有什么可能不起诉要求何国芬、江志勇一家腾空房屋。最后何国芬、江志勇认为，国家制订房屋改革政策并允许房屋产权单位将产权出售给职工或承租人，是国家在特殊时期内给予职工或承租人的一种福利；由于此政策实施于特定阶段且国家对有关问题没有明确，因此房屋产权单位在实际房改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问题；一个成员代表整个家庭或部分家庭成员房改的现象、父母子女之间互相代表房改等现象均大量出现；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中不能简单凭谁持证就认定谁是物权人，而应当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全面审理查明后予以确认。吴银玉目前虽然持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全面审查何国芬、江志勇提供的证据，实事求是地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共有予以司法确认。综上所述，何国芬、江志勇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吴银玉二审答辩称：不同意何国芬、江志勇的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江顺河承租涉案房屋的一个小房间，并不必然取得房改房产权；江贱签订的房改协议也注明其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产权与江顺河无关。二、何国芬、江志勇上诉状中称江贱取得房改房屋之后空置房屋，何国芬、江志勇一家使用，以此推定江顺河对房屋享有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三、江顺河承租广东省客车厂的房屋关系终止之后，为照顾其居住，已将隔壁房屋转让给了江顺河。何国芬、江志勇获取上述房屋的利益之后还想获取不当利益。
何国芬、江志勇于2017年2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认江顺河与何国芬共同占有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42号203房的八分之四份额，即江顺河与何国芬各占八分之二、江顺河占八分之二份额属于遗产。
吴银玉一审辩称：不同意何国芬、江志勇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9月，母亲江贱与其配偶吴树成填写《广州地区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书》，申请购买广州市环市东路442号203房，江贱所在单位盖章证明其工龄22年零5个月，吴树成所在单位盖章证明其工龄33年、在该单位没有分房、购买及集资建房；同年10月15日，广东省客车厂作为产权单位出具审批意见为同意出售。同日，广东省客车厂审核通过《广州市公有住房售价评估表》，载明出售房屋地址环市东路442号203房，购房人江贱，夫妇工龄男23年、女33年；基本房价49612.58元，现住房折扣3459.57元，工龄折扣25776.74元，应付房价16301.02元。
1999年11月15日，广东省客车厂（甲方）与江贱（乙方）签订《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广州市环市东路442号二楼203单元出售给乙方，单元建筑面积48.8640平方米，乙方购买本套住房的实际房价款16301.02元；根据有关规定，按乙方住房分配面积标准内实付房价款的20%给予一次性住房维修费补贴为3260.2元，乙方需付房价款13040.82元；乙方一次性付清房款后，由甲乙双方向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及房地产登记所办理交易及权属转移手续，为乙方领取《房地产证》；乙方按本协议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乙方所有，在付清房款并取得《房地产证》后可依法进入市场交易等。
2000年8月3日，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核发了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环市东路442号203房的房地产权证，载明权属人为江贱，用途住宅，总建筑面积48.86平方米，占有份额为全部。
2010年9月8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2010）粤穗广证内字第20642号《继承公证书》，载明：江贱于2003年3月21日死亡，江贱与其丈夫吴树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座落在广州市环市东路442号203房，江贱的父母及继父均先于江贱死亡，江贱的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故江贱的上述房产由吴银玉一人继承。同日，该公证处还作出（2010）粤穗广证内字第20641号《赠与公证书》，载明：赠与人吴树成与受赠人本案吴银玉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吴树成自愿将环市东路442号203房屋中依法属于其所有的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给吴银玉，吴银玉表示接受。
2012年3月7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吴银玉核发了粤房地权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载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42号203房权属人为吴银玉，涉案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54.0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48.86平方米，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所有权取得方式为继承、赠与。
另查明：江贱与江顺河为姐弟关系。何国芬为江顺河配偶，江志勇为江顺河、何国芬之子。吴银玉为江贱与其配偶吴树成之女。
一审庭审过程中，何国芬、江志勇为证明江顺河、何国芬与江贱共有涉案房屋产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江顺河与广东省第二汽车制配厂于1984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约》及部分租金收据[《房屋租赁合约》载明：环市东路442号202房（厨厕）203（房）；租金收据中部分交款人为刘娣（江顺河、江贱的母亲），分部交款人为江顺河]；2.广东省客车厂行政部盖章的一份《证明》（内容为：环市东路442号203房参加省客车厂房改，先由江贱支付，届时具体丈量之后再划清房改款；注：江顺河、江贱是203共有产权，其中江顺河在99年11月16日支付叁仟元给吴玉珍，特此证明。下方有“江顺河”“吴玉珍”签名，并标注“1999年11月16日”）。吴银玉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何国芬、江志勇对涉案房屋享有产权；对上述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明记载的内容含糊不清，不能证明何国芬、江志勇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吴玉珍是吴银玉的姐姐，该证明仅注明江顺河给吴玉珍3000元，但吴玉珍并没有将该款作为房款支付，也没有证据证明吴玉珍与办理房产手续有关联性。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三十六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江贱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来源于广东省客车厂的转让，双方就此签订了《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并已完成所有权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何国芬、江志勇主张江顺河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主要证据仅有广东省客车厂行政部盖章的《证明》。首先，广东省客车厂行政部并非有权进行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或确认的主管部门，其证明行为并不产生确认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后果。其次，该证明无江贱签名确认，对江贱无约束力。最后，即使该证明属实，亦仅能证明江顺河向吴玉珍付款3000元，而付款行为显然无法当然取得房屋所有权。且根据《广州市公有住房售价评估表》及《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在涉案房屋转让过程中计算了江贱及其配偶工龄折扣25776.74元，最终房价款为13040.82元，该3000元付款也远远达不到总房款50%的比例。至于何国芬、江志勇提交的其曾经承租或使用涉案房屋的证据更与房屋所有权的确认缺乏关联性。因此，何国芬、江志勇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国芬、江志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原告何国芬、江志勇负担。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一审查明事实。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据此，针对何国芬、江志勇的上诉请求，认定如下：
关于涉案房屋物权确认的问题。因江贱基于其与广东省客车厂签订的《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取得涉案房屋登记产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据此，吴银玉主张涉案房屋归江贱所有，已经完成了其应负的举证责任。何国芬、江志勇诉请确认江顺河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何国芬、江志勇负有举证责任。何国芬、江志勇现提供的证据仅有广东省客车厂行政部盖章的《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广东省客车厂行政部并非有权进行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或确认的主管部门，其证明行为并不产生确认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后果。并且，江贱与广东省客车厂签订的《广州市公有住房协议书》主体是江贱，购房对价也使用了江贱夫妻的工龄折抵购房款。何国芬、江志勇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江贱以自己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之后，江顺河曾对房屋产权登记在江贱名下提出过异议。因此，即使前述证明属实，仅能证明江顺河向吴玉珍付款3000元的事实，但该付款行为并不能当然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至于何国芬、江志勇提交的其曾经承租或使用涉案房屋的证据，更无法证明江顺河即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何国芬、江志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主张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缺乏充分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何国芬、江志勇上诉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江顺河、何国芬占八分之四份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何国芬、江志勇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何国芬、江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玮玮
审判员 何 佐
审判员 李 民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