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02民初4059号
原告：杨州，男，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北京，河南欣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党帅，男，198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保，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军，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
原告杨州与被告党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北京，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书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人民币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若暂计算至2017年2月4日为4万元）；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4日，被告向原告借款现金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4日至2017年1月25日，借款利息为5万元整，违约金为10万元整。借款到期，原告与被告联系，被告先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后来不接电话，短信不回，恶意违约。被告的不诚信行为已侵犯原告的财产权益，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故原告起诉要求解决。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签署的《借条》是借款协议，而非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的凭据。2016年12月4日，被告与原告共同签署的文件虽名为“借条”但实为“借款协议”，该文件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等均做了约定，并由出借人杨州和借款人党帅签名，完全符合借款协议的要件；而借据仅仅需要借款人签字即可，根本无需出借人签名，并且借据中的表述应为“今从xxx处借到xxx元”。因此，被告与原告签署的是借款协议，而非借据。二、被告与原告签署“借款协议”后，原告并未将100万元出借给被告，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未生效。民间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合同，而原告未按借款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款项，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未生效，被告没有还款义务。三、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不属实，原告从未联系过党帅，也没有向被告打过一个电话，更不存在被告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的情况。综上，100万元数额很大，原告却称全部以现金形式借给被告，不符合常理，其也未提供被告出具的收据，其诉请明显不成立。事实上，原告根本未向被告出借该100万元，应驳回其对被告的诉请。
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
2016年12月4日，原、被告签订《借条》一份，载明：“借条，甲方：杨州，身份证号：***，乙方：党帅，身份证号：***。兹因买婚房而向杨州借款。共借人民币1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4日到2017年1月25日，借款利息为伍万元整。违约责任：如果不能按期归还借款，违约金人民币为拾万元整。出借人：杨州，借款人：党帅。2016年12月4日。”
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是否向被告交付了上述100万元款项产生争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据以证明其已经向被告交付上述100万元款项的证据有三：其一，照片。被告对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不认可已经收到了包括照片中显示的50万元款项在内的100万元款项，且称拍照时其并不知情；其二，证人曹某的证言。被告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称其在澳门赌博时曹某帮其出具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筹码，后归还60万元人民币，剩余240万元未归还，故曹某才带其本人到原告处出具本案借条，但其未收到款项；其三，被告于2016年12月4日书写的140万元借条。该借条载明：“本人党帅今因筹备公司流动资金借王赵利人民币现金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元），2017年元月1号前还清。党帅，2016年12月4日。”庭审后，原告提交了该借条复印件并再次申请曹某出庭作证，证明党帅原欠王赵利240万元，于当日借到原告100万元现金后归还给王赵利，又向王赵利出具该140万元借条。曹某再次出庭作证时向法庭提交该140万元借条原件。被告对该借条系其本人书写予以认可，但称：“我那一天从曹某车上下来之前对着曹某写过一张借条，内容大概是‘借王赵利140万元’，是在秦岭路××××路向南几百米有个复印店，在复印店里复印完我的身份证后在复印件上写的。因为我欠曹某300万元筹码，从澳门回来后归还了60万元，还欠曹某240万元，当时曹某说还有140万元，你再打一个140万元的条吧，然后我就打了，是对着曹某打的，曹某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该规定，本院对原告提交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已经向被告支付了该100万元款项分析如下：
其一，被告于2016年12月4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该《借条》系由双方签字确认，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但该《借条》并未显示有被告向原告作出了已收到该100万元款项的意思表示，故该《借条》同普通民事主体所理解的作为存在债权债务依据的借据、收据或欠条存在不同之处，该《借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所使用的“借据”“收据”“欠条”概念。
其二，原告提交的照片。该照片显示的内容为被告低头坐于放有50万元款项的桌子旁边，放置该50万元款项的桌子为原告办公桌。从原告称其经常向外出借款项这一事实，原告完全有经验及能力进一步通过收据、收条等书证或拍摄、录像等电子证据固定其向被告交付款项的事实，该照片只能证明被告曾同该50万元款项处于同一时间、空间之内，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实际控制并占有该50万元，更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交付该50万元。
其三，曹某证言及140万元借条。第一，关于原告取得140万元借条复印件的时间。原告称该140万元借条复印件系由曹某交付给其本人，但其与曹某针对交付时间陈述不一致。针对原告取得复印件的时间，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制作询问笔录，原告第一次陈述：“是曹某给我的。2017年9月1日制作完询问笔录的第二天，应该是上午，我用我的手机号给曹某打电话，说：‘我的钱到底怎么回事，说是买婚房，怎么又成澳门的事儿了？’曹某说：‘我帮你问问。’挂电话后，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左右，曹某拿着一张借条复印件，就是上面那张140万元的借条，来我伏牛路办公室找我，当时就我自己和曹某在办公室，曹某说：‘党帅把钱给王赵利了。’我说：‘曹某你赶紧把我的钱弄过来。’曹某没说话，就走了，总共待了一二十分钟。”第二次陈述为：“是9月12日我向法院送140万元欠条时才知道，不对，应当是9月11日我才知道，9月11日曹某给我送140万元欠条后我才知道拿我的钱给王赵利。”曹某称：“上次开完庭（9月1日制作询问笔录），不是我出庭那一次（2017年7月18日），过了一两天，杨州电话问我党帅当时拿着钱到底干什么用了，我说过两天我给你消息吧，过两天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借条的复印件，给杨州送到了伏牛路、颖河路的办公室，我说党帅欠王赵利240万元，我说党帅拿这个钱去还王赵利了，之后我就没说什么了，我就回去了。”“我印象当中是下午，大概四五点，反正是下午。”原告取得140万元借条复印件时间距二人向法庭陈述时间较近，出现上述日期和时刻的较大不一致，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第二，140万元借条原件系曹某提交法庭，但其拒绝回答借条原件来源，亦不提供借条中显示的王赵利的身份信息。证人证言及该140万元借条无法证明该140万元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更无法证明“被告欠王赵利240万元，在用杨州的100万元款项偿还王赵利后，尚欠王赵利140万元”的内容。综上，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140万元借条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该100万元。
鉴于本案所涉标的较大，且被告能够对其抗辩意见作出合理说明。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要素进行了查证，原告未对交易习惯、款项来源、财产变动情况进行说明。结合原告提供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借条》、照片、证人证言、140万元借条及当庭陈述均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相互之间亦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共同证明款项交付，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被告交付了诉争100万元款项，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60元，已减半收取7080元，由原告杨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军波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