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行终字第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德考，男。
委托代理人：黄映辉，北京市信利（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组织机构代码：45723264-5。
法定代表人：梁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新军，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艳，女。
委托代理人：陈扬骏，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德考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社保局”）、原审第三人刘艳社会保障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8日，刘艳向社保局提交《非法用工单位职工伤亡事故处理申请表》，述称其是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的员工，于2013年1月9日22时左右，其上晚班时在店内楼梯上不慎摔下受伤，请求进行处理。社保局经调查，于2013年5月31日作出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认为刘艳的受伤符合《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而胡德考在刘艳事故发生时尚未取得营业执照，并且未向刘艳或其家属支付一次性赔偿，其行为违反了《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等有关规定，责令胡德考支付刘艳相应的一次性赔偿。胡德考不服，提起本次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非法用工单位职工伤亡事故处理申请表》及刘艳的提交证据材料清单、刘艳的身份证及工号牌、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东莞市东坑医院出具的《门（急）诊通用病历》、《出院证明书》、胡德考的提交证据材料清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情况报告》、刘艳、成碧云的《员工入职表》、提交材料通知书、社保局对刘艳、成碧云制作的《询问笔录》、《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东莞市劳动人事仲裁院大朗仲裁庭的《仲裁裁定书》、一审开庭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规定，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非法用工事件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刘艳就其于2013年1月9日发生的非法用工事故伤害向社保局申请处理。社保局经过调查核实，于2013年5月31日作出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并送达胡德考及刘艳，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中，刘艳于2013年1月9日受伤的事实，有病历、出院诊断证明书等证据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艳是否属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首先，根据社保局对成碧云的《询问笔录》、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出具的《情况报告》可知，刘艳于2013年1月9日22时左右工作时，从店内楼梯上不慎摔下受伤，且胡德考在代理词中也予以承认，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胡德考主张刘艳发生摔伤事故时与其并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根据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出具的《情况报告》以及社保局对成碧云的《询问笔录》可知，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在核准登记之前已经于2012年10月份开始实际经营，出资人为胡德考，且根据刘艳的员工入职表，可知刘艳于2012年12月5日入职胡考德实际经营的服装店，任导购员一职，此时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尚未核准登记，胡德考尚未有用工主体资格，却聘用刘艳为导购员，构成非法用工。再次，胡德考主张其不是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而是其他人拿其身份证办理的工商登记，但是胡德考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工商登记资料上已经载明胡德考就是该服装店的经营者，原审法院对胡德考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刘艳于2013年1月9日受伤，属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规定的情形，胡德考应当支付刘艳相应的一次性赔偿费用，社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等有关规定，作出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胡德考支付刘艳相应的一次性赔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胡德考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胡德考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50元，由胡德考承担。
一审宣判后，胡德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3.判令社保局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故意混淆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社保局作出案涉决定书的法律依据不是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而是《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该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刘艳是在2013年1月9日发生事故伤害，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对其施行前所发生的事故行为不具有溯及力，社保局依照该条例作出的案涉决定书应当撤销。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社保局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胡德考并非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但一审法院混淆两个主体，将胡德考等同于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刘艳发生事故伤害的时间是在胡德考经工商登记成为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的经营者之前，刘艳持有的工牌以及员工入职表都充分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广东乔治爵士服装有限公司的员工，与事故后于1月25日新成立的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无任何关系。社保局仅以时间倒推的方法，推断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成立前的实际经营者是胡德考，是错误的。另外，一审法院认定胡德考对社保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没有依据。胡德考除对社保局提交的刘艳工号牌和员工入职表无异议外，其他证据都是事后补签而且都没有胡德考签名，特别是《情况报告》，胡德考不知情，也不认可，而且胡德考实际上也是广东乔治爵士服装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是在公司领导的要求下把身份证借给公司，不知道公司以其名义注册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也从来没有管理公章，所以《情况报告》没有其亲自签名而只有公章，胡德考不予认可。三、社保局行政处罚的对象是错误的。刘艳的工号牌及其员工入职表说明，刘艳是与广东乔治爵士服装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属于该公司的员工，社保局处罚的对象是广东乔治爵士服装有限公司，而且该店一直都在经营“乔治”服装，其实是“乔治服装专卖店”，胡德考一直都不是该店的实际经营者、投资者，在知道案涉事件后，胡德考已于2013年9月26日注销该服装店。但时至今日，该店仍在经营“乔治”服装，一审开庭时，胡德考也要求社保局依法取缔该店，但该局却玩忽职守，不予取缔，任其无证经营。
被上诉人社保局答辩称：根据刘艳陈述、工号牌、胡德考的《情况报告》、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广州市工商局出具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等证据显示，刘艳系胡德考经营的服装店的导购员，事发时双方存在非法用工关系；根据刘艳、成碧云的《询问笔录》以及东莞市东坑医院的《门（急）诊通用病历》、《出院证明书》可以证实，2013年1月9日22时左右，刘艳在胡德考经营的服装店上晚班时从二楼仓库下楼梯时不慎摔下，导致右髌骨骨折的事实，胡德考所提供的《情况报告》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根据调查显示，本案事发时该服装店装有视频监控且事后曾被成碧云等调出看到过当时的情形，而胡德考事后却称员工被摔倒的那一幕被遮挡，因该店视频监控由胡德考所管理、控制，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胡德考认为刘艳并非在工作时间，也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主张不能成立。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刘艳述称：胡德考与刘艳之间存在用工关系，胡德考在事发之后才成立了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证明胡德考与刘艳存在用工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用工方否认工伤，应当予以举证，本案关键视频由胡德考管理，事后不能提供，加之有胡德考工作人员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发生事故为工伤事故。
经审查案件证据，并经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在刘艳就案涉事故提出处理申请后，社保局向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发出《提交材料通知书》，成碧云签收，并加盖该服装店印章。其后，成碧云向社保局提交加盖有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印章的营业执照、《情况报告》、刘艳及成碧云的《员工入职表》和身份证。其中，《情况报告》中记载了刘艳治疗及离职的过程，并载明该店铺自2012年10月份左右试业，当时申请办理营业执照，但未获批，2013年1月份办理营业执照，出资人是胡德考。刘艳、成碧云的《员工入职表》显示二人入职店铺为乔治爵士，成碧云于2012年10月2日入职。
再查，成碧云于2013年5月15日接受社保局工作人员询问时陈述，其于2012年10月1日入职位于东莞市大朗镇美景中路458号铺的乔治爵士服装店，该店于2013年1月25日注册登记为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其现为店面负责人。
本院于二审期间调取了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长塘花园商铺租赁合同书、住所（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其中租赁合同显示，作为承租方的胡德考与出租方约定租赁大朗镇美景中路458号铺，租赁期限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1日。
以上事实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询问笔录》、《提交材料通知书》、《情况报告》、《员工入职表》和身份证、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长塘花园商铺租赁合同书、住所（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及本院法庭调查笔录、质证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并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社保局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职权。
胡德考未举证证明广东乔治爵士服装有限公司借用其身份证申请登记了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以及自己从未管理该服装店公章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盖有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公章的《员工入职表》中载明成碧云、刘艳入职店铺为乔治爵士，二人入职时间均为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成立之前，胡德考不能对其持有该服装店成立之前的上述证据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对《情况报告》为何会记载刘艳在该服装店成立之前的治疗及事故发生后有关事项的处理过程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二审调取的《长塘花园商铺租赁合同书》显示胡德考在2012年12月1日即刘艳入职前已租用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所在的铺位经营服装品牌。《情况报告》中关于试业时间的内容，与成碧云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员工入职表》中的内容可以相印证，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社保局认定胡德考在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未被核准登记前招用刘艳，已构成非法用工的事实，证据充分。对胡德考提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胡德考二审表示对刘艳受伤的时间及地点不持异议，结合《情况报告》、社保局对刘艳、成碧云的《询问笔录》，足以认定刘艳于工作中受伤的事实。胡德考及刘艳二审均确认二者之间的非法用工伤亡待遇纠纷已中止审理，即胡德考自案涉事故发生后未向刘艳支付赔偿款项。根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七条“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近亲属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的规定，社保局责令胡德考向刘艳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依据充分。原审法院驳回胡德考提出的撤销东社保监令字第GSRD2203147961号《关于对违反社会保险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诉讼请求的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社保局在案涉决定书中明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责令胡德考支付一次性赔偿。胡德考上诉主张社保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适用的是《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社保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社保局向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发出的《提交材料通知书》，成碧云签收，并加盖该服装店印章。随后，成碧云向社保局提交加盖有东莞市大朗治乔服装店印章的营业执照、《情况报告》、刘艳及成碧云的《员工入职表》和身份证。现胡德考仍主张社保局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不属行政处罚纠纷，胡德考认为社保局未保障其听证权属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胡德考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胡德考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志强
审 判 员 韦艳芹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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