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730民初412号
原告：高卫荣，女，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
原告：高卫华，女，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
原告：高艳丽，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卫荣，女，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系高艳丽母亲。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君，男，河北范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卫东，男，196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
被告：高卫国，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怀来县。
原告高卫荣、高卫华、高艳丽与被告高卫东、高卫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卫荣、高卫华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君，被告高卫东、高卫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卫荣、高卫华、高艳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高卫荣3.67亩，高卫华3.67亩，高艳丽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判令二被告给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高卫荣37791.15元，高卫华37791.15元，高艳丽17302.54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家庭以父亲高申宝为户主与东花园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东花园10.7亩土地，包括高申宝、高桂英、高卫东、高卫荣、高卫华、高艳丽（0.7份）5.7人份额；果树31株（折合土地4.5亩），包括上述6人份额；该户还有1.86亩自留地，包括上述6人份额，自留地未登记在承包合同上；一轮与二轮承包之间，该承包户还分得0.72亩葡萄沟地，每人0.12亩，未登记在承包合同上。二轮延包时，高卫东在未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将户主改为自己与东花园委会签订延包合同，同时二被告商定将本户内3.06亩土地登记到高卫国承包户内。2010年高申宝去世，2012年高桂英去世。2016年，京张高铁项目征占该二承包户3.664亩土地，高卫东共取得174548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款101572元、树木补偿款64561元，奖励款8415元；高卫国共取得205325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款119557元、树木补偿款75863元，奖励款9905元。根据征地方案及家庭实际情况，高卫荣应分得47791.15元，高卫华应得47791.15元，高艳丽应分得22302.54元。高卫东仅给高卫荣10000元，高卫华10000元，高艳丽5000元，声称待领得全部补偿款后再结算。但高卫东2017年4月领得全部补偿款后却不肯与三原告结算。后三原告通过东花园委会与二被告协商，要求取得自己应有份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没能达成一致。综上所述，三原告在二被告承包户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有权利取得相应份额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高卫东、高卫国二轮承包合同书各1份；
2、东花园委会证明1份（2017年9月13日）；
3、东花园委会一轮分地台账复印件7页；
4、高卫华、高卫荣常住人口登记卡各1份
5、京张铁路项目征占地土地及地上物确认表4页（高卫东）
6、京张铁路项目征占地土地及地上物确认表4页（高泰业）。
被告高卫东辩称：1、三原告在诉状中述称1981年我国实行农村农业大包干时，高申宝（被告父亲）为户主代表全家与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之述，其所述人数被告无异议，其请求分得土地补偿款及请求分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被告并未分得原告所述的土地亩数，有承包合同为证。对其所述分得的31棵果树（折合土地4.5亩）被告认为依据不足，15.5棵果树折合4.5亩土地没有依据。2、三原告请求分得土地补偿款的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事实是：1981年实行农业大包干时，原告姐姐高卫荣户口虽在村，分得了承包地，但事实上，她早已在华侨农场上班多年，1979年与华侨农场工人高润祥结婚。原告高艳丽系被告姐姐高卫荣之女，大包干时虽然户口在东花园，也分得了承包地，但她从上大学时已将户口带走，之后分配工作，现任国家正式教师，现户口已不在东花园委会。原告高卫华大包干时户口在东花园，同时也分得了承包地，之后购买了非农业户口，1987年与乡政府干部张建忠结婚，现已退休。1981年实行农业大包干之后，三原告均未经营过承包土地。1985年，被告父亲与被告说，已与原告高卫荣、高卫华协商，她们不要地，也不交农业税和提留，如果被告要地，被告要交农业税和提留，被告当场表示要地。于是被告父亲高申宝将承包地一分为二给了被告和被告哥哥高卫国。事实上，从1981年实行农业大包干以后，三原告从未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现已长达36年之久，在此期间，三原告从未主张过土地经营权，特别是1999年12月，我国实行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地合同已变更为被告名下，至今已过18年之久，在此期间，三原告并未因此主张权利。3、土地补偿费的补偿是针对土地实际经营人的补偿，三原告主张与被告共同分得土地补偿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4、被告上次给予三原告25000元土地补偿费，是被告出于对三原告的关心，而不应当给予。
被告高卫东向法庭提供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
被告高卫国辩称：1、1982年生产队承包土地大人孩子之分，高申宝、高桂英、高卫国、姬合美、高迎春（0.7）、高泰业（0.7）、高卫荣、高艳丽（0.7）、高卫华、高卫东，9.1人抓了一个号分得一等地（东沟子）3.64亩、二等地（北场）3.64亩、三等地（大疙瘩南）3.64亩、四等地（东岗子）1.82亩、五等地（张家坟）2.72亩，稻溪地1.64亩，随机每块地平分一半给高卫国（加父母一份地共4.4人）所得。2、杂果树按10人分得31棵树（不分大人小孩约8亩）现已分给高卫国3亩地，还有约2亩地待分。3、1983年高申宝让高卫国大疙瘩南3.64亩栽树，让高卫东东岗子1.82亩栽树。如现在说高卫国栽树地多1.82亩，而高卫国应东岗子有0.91亩，杂果树地有约1亩，老自留地有父母份0.11亩，合2亩多，互相抵。4、全家10人分的老自留地每人0.11亩，共1.1亩（场边起0.66亩，南园子0.44亩）。新自留地每人0.2亩（东沟子2亩），老葡萄沟每人0.12亩，共1.2亩。5、高铁国家占地（北场）每人0.4亩，孩子0.28亩，高卫国4.4人，平分地1.82亩，应得1.76亩，多0.06亩，按征地补偿款每亩6万元，应付高卫荣等3600元。6、高卫国敬到了给父母养老送终的孝心与责任，没有得到父母的任何遗产。
被告高卫国向法庭提供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各一份。
本院经审理查明：国家一轮土地承包时，三原告、被告高卫东与父亲高申宝、母亲高桂英以高申宝为户主东花园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5.7人份土地，其中高艳丽0.7人份土地。承包果树31株，包括上述6人份额。被告高卫国在一轮土地承包时，单独东花园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包括高卫国和妻子、两个孩子（每人0.7人份额）。以高申宝和高卫国分别为户主承包的土地，在1983年底1984年初由高申宝平均分配给二被告经营管理至今。分得的0.72亩葡萄沟地二被告平均分开管理。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二被告分别东花园村委会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原、被告父亲尚在。2016年国家高铁占地，占用高卫东1.683亩土地，土地补偿款101572元，地上物补偿款64561元，奖励款8415元；占用高卫国1.981亩土地，土地补偿款119557元，地上物补偿款75863元，奖励款9905元。现原告高艳丽为国家教师，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原告高卫荣、高卫华虽然户口东花园村，但高卫荣另有工作单位，有一定的社会保障，高卫华户籍为非农业，已退休。二被告经营管理其父亲分给的土地时间长达35年之久，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征占后，高卫东给高卫荣1万元，给高卫华1万元，给高艳丽5000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补偿款问题，三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返还高卫荣3.67亩，高卫华3.67亩，高艳丽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判令二被告给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高卫荣37791.15元，高卫华37791.15元，高艳丽17302.5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赖以生存的根本。本案中，二被告经营管理各自分得的土地长达35年之久，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别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二轮承包时，原户主即原、被告父亲尚在世，对此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二被告重新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三原告中，高艳丽为教师，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其不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具备承包土地资格，无权获得征地补偿款；高卫华、高卫荣户籍虽东花园村，高卫华为非农业，高卫荣另有工作单位，其亦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具备承包土地资格，无权获得征地补偿款，且三原告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原告在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具有承包土地资格，有违国家土地承包政策。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卫荣、高卫华、高艳丽要求被告高卫东、高卫国返还土地和给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61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建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彭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