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995号
原告深圳铮峰巨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兴路西侧万骏经贸大厦901－903，组织机构代码58008135－2。
法定代表人吴毅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敬，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红峻，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芙蓉，女，汉族，1975年8月12日生，户籍住址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郑克江，系原告的配偶。
委托代理人冯新，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铮峰巨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袁芙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陶敬、周红峻，被告委托代理人郑克江、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7月，原告与被告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担保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共同参与《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信托合同》，被告作为名义一般委托人，原告作为实际一般委托人参与中信信托计划；被告不承担该信托计划的风险，同时，也不享有该信托计划的收益；原告按年化12%的收益率按月向被告支付收益，并保证被告的本金安全，被告应将信托计划的收益及时支付给原告。签订上述协议及合同后，双方均严格按协议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并享有了合同权利，双方对合作表示满意。2014年7月，中信信托计划到期后，原告与被告再次经友好协商一致，签订了《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双方约定，中信信托计划到期后延期一年，原担保合同条款不变，补充合同和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其后，原告与被告继续按《担保协议》、《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及合作惯例履行合同义务，即原告按月向被告支付收益，被告收到信托收益后及时转汇给原告，双方在合同履行时均无争议。2015年5月，被告在收到当期信托收益后突然告知原告，其不再将该期收益转汇给原告，并明确对原告表示将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特诉至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向原告支付已分配信托收益400万元及预期信托收益550万元，两项合计95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5年7月31日，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向原告支付已确定信托收益7,650,045.34元，及在《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信托合同》的信托份额对应的尚未分配信托收益1,653,750元（截至2015年7月25日）。2016年2月5日，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信托收益8,818,286.48元。
被告辩称：第一，《担保协议》为信托产品保底保收益，违反了关于信托产品禁止保底保收益的法律规定。案外人中信信托有限公司在推介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时，原告与信托证券经纪商中信建投证券一起，将信托合同与担保协议一并打印交被告签署，构成了对信托产品的保底保收益，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二，《担保协议》为私募基金保底保收益，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即投资顾问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承诺保底保收益。案涉信托计划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是一款阳光私募结构化信托产品，基金类型为证券投资基金，原告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类型为顾问管理，故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第三，《担保协议》约定的保底条款，与民商法公平原则和市场规律相悖，且应借鉴适用证券法关于证券买卖严禁保底收益的法律规定，该保底条款无效。《担保协议》系原告通过信托证券经纪商要求被告签订的，其行为违反证券法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第四，《担保协议》违反一般受益权不能代持、不能转让的规定，同时完全违背所担保的主合同《信托合同》的约定。《担保协议》的前提是被告为名义一般委托人，原告为实际一般委托人，名义委托人将风险、收益转移给实际一般委托人，此前提条款违反了银监会于2010年2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的规定。第五，原告利用信托投资顾问的身份，实际操作信托事务并谋利，违反了信托法关于受托人不得利用受托地位谋取利益的规定。在案涉信托产品中，原告是中信信托有限公司的投资顾问及委托人指令权人，属于中信信托有限公司委托的代为处理信托事务的人。原告作为信托发行人、管理人、投资顾问、委托人指令权人，协助或代为中信信托实际操作信托事务，原告应遵循信托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额外、私下谋取利益。第六，原告利用私募基金管理人身份谋利，违反了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谋取利益的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投资者以外的人谋取利益。第七，原告通过信托担保行为获利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信托经纪行为，其没有从事信托业务的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信托法关于无信托资质不得经营信托业务的规定。第八，《担保协议》未经中信信托及其他委托人同意，损害其他信托委托人利益。原告是本次信托产品全体委托人委托的指令权人，其身份为受全体信托委托人委托，代表全体委托人的利益从事约定事项的代理人。《担保协议》未经其他委托人同意，将被告的一般受益人地位转让给了原告，损害了所有其他委托人的利益。第九，《担保协议》系原告故意隐瞒合同重要事实，以欺骗方式签订，剥夺被告愿意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缔约目的和合同预期，不是被告真实意愿的体现，原告构成欺诈，应赔偿被告全部损失。原告利用自己在信托中的特殊身份，未解释信托产品高杠杆、高收益的特点，以信托管理人发行人提供保底的欺骗方式，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将担保协议与信托合同一起交被告签订，其剥夺了被告愿意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缔约目的和合同预期，并非被告真实意愿的体现。2014年8月12日及2015年3月12日，原告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以要求被告协助“过账”为由，分别将中信信托前一天支付给被告账户的资金，全额过账至案外人谢旭的个人账户，两次共过账225.32万，同样故意隐瞒了这是属于被告应分得信托收益这一重要事实。第十，《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并未成立。被告先在《担保协议补充合同》上签了字，然后交给原告签字盖章，后原告一直未将签字盖章的合同交付给被告。被告单方签字构成要约，原告未盖章即未承诺，合同不成立。第十一，《担保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被告作为劣后投资人承担巨大的风险，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根据《信托合同》及《信托说明书》的约定，被告需承担的风险包括：300万元的本金风险+上不封顶的追加信托资金连带责任+优先委托人的4500万本金及利息风险的连带责任。但按《担保协议》的约定，原告收益是被告的12.74倍，而原告的风险是被告的7%。风险与责任明显不对等，显失公平。第十二，《担保协议》未合法履行，已自动失效，被告根本未违约，实则为原告违规加杠杆配资炒股，转移配资风险，骗取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履行义务，而是案外人谢旭向原告付款，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均未就此进行约定，被告亦未予以认可。被告亦未向原告履行义务，案涉款项系原告欺诈被告所得。综上，《担保协议》违反信托产品禁止保底保收益的规定；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承诺保底保收益的规定；约定的保底条款，有悖于民商法基本原理，违背公平原则和市场规律，同时应借鉴《证券法》：证券买卖严禁保底收益的法律规定，保底条款无效；违反一般受益权不能代持、不能转让的规定；完全违背主合同《信托合同》的规定；违反信托受托人不得利用受托地位谋取利益的规定；违反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谋取利益的规定；违反无信托资质不得经营信托业务的规定；未经中信信托及其他委托人同意，损害其他委托人利益的规定；为原告误导、欺骗被告签订，剥夺被告真实的缔约目的和合同预期,其中补充合同未成立；约定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未合法履行，被告根本未违约，实则为原告违规加大杠杆配资、转移配资风险，骗取被告利益；不是保证，不是合伙，不是借贷，不是委托理财，而是信托保底获利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担保协议》无效，被告为名、实相符的一般委托人，应享有信托收益。原告有误导、欺诈等行为，应赔偿被告损失。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8日，原告与案外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信托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原告作为一般信托单位认购案外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信托资金650万元。2013年7月19日，原、被告签订《担保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即被告）作为名义一般委托人参与《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不承担该一般委托人份额的风险，同时也不享受该一般委托人份额的收益，其一般委托人份额的风险和收益权利由乙方（即原告）承担。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即被告）作为名义一般委托人参与《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的认购资金为300万元，作为实际一般委托人的乙方（即原告）按年化12%向甲方（即被告）支付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乙方（即原告）应按甲方（即被告）指定银行账户及时汇入收益，首次支付日为本信托计划成立后的第三十日，即本信托计划生效日为T日，首次支付日则为T+30日，之后则以每个自然月对应首次支付日的同一天为当月支付日，每月支付收益为3万元，支付期限以本信托计划终止为限。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即被告）承诺，当本信托计划终止时（无论是到期终止还是提前终止），如甲方（即被告）作为一般委托人获得的信托财产分配（包括本金与信托利益）超过300万元时，其无条件把超过部分的资金支付给乙方（即原告）。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即原告）承诺，当本信托计划终止时（无论是到期终止还是提前终止），如甲方（即被告）作为名义一般委托人获得的信托财产分配（包括本金与信托利益）不足300万元时，其无条件为甲方（即被告）补足至300万元。协议第五条约定，以上条款双方应共同遵守，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协议自行终止，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交由违约方承担，并赔偿对方100万元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原告委托案外人谢旭每月定期向被告转账3万元。2013年8月23日至2014年7月25日间，案外人谢旭共向被告转账支付12笔款，款项总计36万元。被告于2014年8月12日向案外人谢旭支付1,045,211.52元，于2014年8月13日向案外人谢旭支付8,000元。
此后，案涉信托计划延期，被告于2014年7月30日签署《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其同意《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信托合同》延期一年，即延期后终止日为2015年7月25日；另约定原信托计划在原结束日期（2014年7月25日）后进行结算，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净值高于1的部分作为原信托收益分配至甲方（即被告）账户，甲方（即被告）收到款项后应按原担保协议约定将该投资收益返还给乙方（即原告）；原担保协议中甲乙双方约定其他条款不变；补充合同生效后，与原担保合同为不可分割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补充合同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的规定为准，补充合同未约定的事项，以原担保协议约定为准；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后即正式生效，期限以“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铮峰巨业二期）”新终止日期为限。协议签订后，原告委托案外人谢旭每月定期向被告转账3万元。2014年8月25日至2015年6月29日间，谢旭共向被告支付11笔款，款项总计33万元。被告于2015年3月12日向案外人谢旭转账支付120万元。2015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称，按《担保协议》、《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及前期履行合同的惯例，被告应将2015年6月3日收到的信托财产收益400万元及时支付给原告，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故再次要求被告将款项支付至原告委托的代收款账户即案外人谢旭的个人账户。被告确认曾收到上述400万元信托收益款，但拒绝返还。
2017年7月31日，案外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出具《委托调查函回执》一份。其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在中信·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10E期中，被告享有的未分配信托收益为7,818,286.48元，其中包括被告支付的信托资金300万元。
另查，原告于2011年7月26日登记成立，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现有股东三人，分别为谢旭（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9%）、邓涛（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比例20%）、吴毅健（出资额710万元，出资比例71%）。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签订的《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
关于《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的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担保协议》、《担保协议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两份协议虽名为“担保”，但实际上，依据该两份协议，原、被告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即被告将300万元款项出借给原告使用，并以被告的名义认购案涉信托产品，原告已委托案外人谢旭每月依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10%的款项作为利息，信托产品终止后，由原告获取因该款项而产生的收益。原告提供《担保协议》、《担保协议补充合同》以证明其该项主张。被告对《担保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对《担保协议补充合同》上“袁芙蓉”字样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该协议上加盖的原告的印章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鉴定。被告主张，其至今未收到《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合同副本，该协议上加盖的原告公章系原告为进行诉讼而补盖的，双方之间的该份协议并未成立。且《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及违背公平原则而无效。被告提供《信托合同》、《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信托说明书》、《1310E期（铮峰世业二期）信托成立公告》、转账凭证、截图及公证书、通话录音、《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单据、《线索举报》、中国基金业协会信息、《委托付款确认书》、《投资操作协议》、《信托利益分配明细对账单》、《1120期（铮峰巨业）信托成立公告》、《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民事判决书、《专家论证意见书》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另在第一次庭审中申请证人向某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审中陈述，2013年7月初，其将信托合同与担保协议拿至被告处签署，后返还给负责人何昊，其将资料盖章，2014年7月22日签的续约合同。原告对截图及公证书、通话录音、《线索举报》、《关于继续做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通知》、民事判决书、《专家论证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关于《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的法律效力。本院作如下认定：第一，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原告提供的《担保协议补充合同》虽未经双方当面签订，但有被告亲笔签名并加盖原告公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在《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加盖公章的时间存在分歧，被告申请对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自被告签署该协议后，原告一直每月委托案外人谢旭依约向被告支付3万元款项，被告亦予以接收，可见原告已在履行主要义务，而被告予以接受，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的《担保协议补充合同》早已成立，并不因原告在其上加盖印章的时间而有所改变，本案并无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必要，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首先，双方签订的《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其内容系约定了原告使用被告300万元资金以被告的名义认购信托产品，原告向被告每月支付固定的费用作为资金使用费，该两份协议并非场外融资、配资合同；且原告仅系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顾问，并非该信托产品的销售方，其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协议并非证券、信托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保底保收益协议。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双方依据该两份协议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其次，被告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认购信托产品时，应对其中的高风险及高收益有所知悉，其为避免损失资金的风险而选择与原告签订《担保协议》，已实际收取原告委托案外人谢旭向被告支付的资金使用费，并依约向原告支付了前几期信托收益，且在《担保协议》到期后又选择与原告继签《担保协议补充合同》，可见，其已认可双方在《担保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愿意继续履行协议，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在签订两份协议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手段损害国家利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担保协议》及《担保协议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现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资金使用费，则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信托产品收益。现本院查明，截至2017年7月31日，案涉信托产品中，被告享有的未分配信托收益为7,818,286.48元，其中包括被告的信托资金300万元，且被告已实际收到信托收益400万元，依此计算，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信托收益8,818,286.48元。被告逾期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已在协议中约定，任何一方若违反协议，协议自行终止，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交由违约方承担，并赔偿对方100万元的违约金。故原告诉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袁芙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圳铮峰巨业投资有限公司款项8,818,286.48元；
二、被告袁芙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深圳铮峰巨业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80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阎 芸
人民陪审员 陈 文 伦
人民陪审员 白 翠 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肖晔瑜(兼)
书 记 员 刘 佳 鹏
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