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5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1。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王某2。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某1。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某2。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邓某3。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玉娇，广西中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4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王某2，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玉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王某3名下座落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各自法定继承三分之一，三被上诉人转继承三分之一，三被上诉人将继承遗产房屋比例部分的购房款支付给上诉人王某1；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和对重要事实没有认定1、三被上诉人一审两项诉讼请求没有主张继承或转继承，仅主张享有，但到底是享有继承权还是所有权，不清楚。三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其诉求无因果关系，属法理不清。一审法院在未要求三被上诉人明确其主张的情况下，将本案定性为继承纠纷有误。2、原审法院认定：“该房屋建于1990年3月”错误。理由：本案证据《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评估凭证（8－1）》证实该房1990年3月投入使用的事实，上诉人一家也是1990年3月住进诉争房屋的，当时的承租人是上诉人父母及上诉人。3、原审法院认定：“《个人住房档案》显示，梁某1系该房的共有人。”本案有证据证明“梁某1系该房共有人”错误，涉案房屋1993年购买的事实原审法院没有认定。理由：其一，桂林市房产管理局和市房改办不动产登记簿证据：桂房证字第0023180房屋所有权证存根附记：“该房1998年7月后可进入市场”与《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评估凭证》、《桂林市房改房已售公有住房产权比例分户计算确认表（二）》、《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完全产权评估价核定表（三）》的内容相互印证该房于1993年购买的事实，与《桂林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五）条第6款第1项规定：职工按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在付清全部应付款后拥有部分产权，使用五年后，允许按规定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的规定相符，并印证该房1993年购买的事实。其二，《桂林市公有住房出售（房改）评估结果确认通知书》、《桂林市房改出售公有住房汇总表（四）》认可上诉人一家一户为一次性付款购房，享受一次性付款购房的优惠价格的事实。其三，《桂林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五）条第1款第1项规定：以自住为目的，已租住公有住房的职工，只限于原住户购买。梁某1不是涉案房屋原住户成员，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特定承租权，其不具有购买涉案房屋的主体资格和共有人资格，事实上梁某1也没有出资购买该房改房。故梁某1不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个人住房档案》记录“共有人梁某1”明显错误。其四，根据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应以不动产权属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梁某1不是共有人。4、原审法院认定遗书内容，任意改动遗书文字是非常错误的。房屋与房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而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房屋是遗产客体，涉案遗书表述的房产权不属遗产客体，原审法院混淆了房屋与房产权的法律概念，对该重要事实没有认定。理由：其一，原审法院书写遗书内容文字比照遗书原文，“产”是错字；“积”是错字;“7”是干字；“妻”是错字;“同”是冈字;“强”是错字;“后”是错字;“外”是错字;“家”是错字;“有”是错字；“为”是另字；“知”是错字等。涉案遗书中“儿女，没有权力XX来自有”的表述还出现了无法辨认的文字，不能对该句的意思进行正确的解读，该句文字表述属意思表示不清楚、不真实、不合法。其二，涉案遗书共有三个自然段，从内容来看，不能表示上诉人父亲的真实意思，该遗书意思表示不清楚，内容不合法，不能达到遗嘱继承的目的。涉案遗书中无具体的房屋证号、房屋座落地、门牌号、建筑面积，证明王某3在遗书中未处分遗产房屋的事实。根据继承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遗产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而且，本案诉争房屋系基于上诉人王某1父母享有特定承租权购买，王某3无权对该房屋全部份额进行处置。其三，王某3系男性，遗书中有“房产权，由我（）所有”的表述，该文字中没有梁某1的名字，括号中的文字是对“我”字的注释，无论该文字正确与否，属女性用字，不能对“我”进行正确的注释，属逻辑错误，不能达到遗嘱继承的目的，同时也证明了涉案遗书非王某3自愿所写表示真实意思的事实。5、从王某3书写遗书前后的住院病历可知，王某3有阵发性头昏，记忆力、计算力下降，脑萎缩，反复摔倒入院，多发腔隙性脑梗塞，脑梗塞后遗症，左颞顶部硬膜下面肿，左侧额顶部颅骨内板下可见窄带状等密度影（闭合性外伤），脑白质稀疏，脑积水，言语稍含糊，行走不稳等，王某3显然患有重大脑部疾病，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没有认定。6、原审法院认定：“王某3死亡后，梁某1与被告及第三人因王某3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发生争议”错误。理由：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梁某1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联系过上诉人王某1商谈继承遗产事宜。7、2013年9月14日《委托书》的内容，原审法院没有认定。理由：该《委托书》内容：“我决定有生之年中家中一切事务，包括经济和生活之事都由我妻梁某1代管。”证明王某3与梁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中一切事务，包括经济和生活之事，两人都是约定分开的事实。梁某1对王某3的经济只有代管的义务，没有共同所有和支配的权利。本案诉争的基本离休费亦属上诉人父亲有约定的个人合法财产，不属梁某1的共同所有财产。8、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梁某1具有遗弃被继承人，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遗产的行为，但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错误。理由：其一，2014年4月12日王某3入院记录证实梁某1明知2014年4月9日中午，王某3在家摔倒后，出现神志不清，嗜睡，肢体无力，双下肢无法行走，伴构音吐字不清晰，却不立即送医院治疗，放任王某3在家中，期间没有进行任何治疗，拖延至2014年4月11日晚病情严重才叫救护车接送至桂林市人民医院，致使王某3丧失6小时之内最佳治疗期，失去挽救脑细胞的机会，造成病情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梁某1遗弃行为造成的恶果。其二，王某3病情继续加重，人民医院将王某3转重症科继续治疗，言明有些费用离休干部待遇也不能报销，需自费。在金钱和王某3生命之间，梁某1选择拒绝治疗，2015年1月8日梁某1的签名就是遗弃王某3的证据。其三，王某3在重症科治疗的自费费用6732元，全部是上诉人王某1支付，医院发票证据证明了这一事实，同时证明梁某1代管着王某3的经济没有出一分钱，证明梁某1遗弃王某3的事实，并证明梁某1故意隐匿、侵吞王某3财产的事实。其四，上诉人王某1提供王某3从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离休金工资单，总金额338401元。王某3一生不吸烟，不喝酒，有住院病历佐证，王某3艰苦朴素一生，从不多花一分钱。梁某1代管王某3的经济，对于王某3巨额财产梁某1及三被上诉人不做任何交待。三被上诉人扣着王某3与孙女王金玉的户籍不给上诉人，梁某1、三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对上述财产只字不提，这些事实与证据有效证明梁某1、三被上诉人故意隐匿、侵吞王某3遗产的事实，依法分割遗产时应予少分。其五，2016年1月15日，上诉人王某1向原审法院递交《责令提供证据申请书》，要求三被上诉人提交梁某12015年5月之前养老金工资、活期、定期全部存款凭证原件，王某3两张离休工资卡，取款、余额记录及卡、全部存款凭证原件等。原审法院是否向三被上诉人发责令书，不得而知。由于三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上述证据，致使无法对王某3的遗产金额进行审理、核查，不能确定王某3具体的遗产金额。因此，不能对本案王某3补发基本离休金进行继承分割。二、本案诉争的桂林市象山区龙船坪100号2－3－2号房改房属上诉人王某1父母所有理由：1、本案诉争房屋，从法律性质看，上诉人王某1父母享有特定的承租权，这种特定的承租权具有身份的专属性和福利的财产性，亦具有专属的财产权利。基于对该类房屋享有的特定承租权，可在一定条件下（房改时缴纳一定比例的购房款）变更为房屋所有权。2、单位出售旧公有住房，只限于原住户购买。上诉人王某1的父母于1990年3月住进本案诉争房屋，享有了特定承租权，1993年按规定以户为单位向象山区政府购买本案诉争房屋，相关的购房资料中显示购房人为王某3；其夫妇即上诉人王某1的父母工龄之和为39年（虽然上诉人母亲因病退职没有工龄，该39年工龄都是上诉人父亲的，但购房资料中计算的工龄都是夫妻工龄之和，这个妻不是梁某1，而是上诉人母亲）；房屋投入使用年月1990年3月；己使用年限3.5年（即1993年）；成新率93%。本案证据中，除个人住房档案上写了梁某1是共有人外，其他所有的档案证据资料都没有显示梁某1是共有人，有关的房改房材料里面也都没有梁某1的名字，故只能说明这个住房档案中存在书写错误。3、诉争房屋享受一次性付款购房的优惠，购房款20831.82元，该20831.82元购房款全部是上诉人王某1于1993年、1995年6月支付。虽然本案所有证据形成时间滞后，但证据内容均显示1993年购房的事实。由于上诉人王某1出资购买诉争房屋，该房屋才产生了经济价值，二审法院应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以保护上诉人王某1的合法权利。4、诉争房屋《房权证》所有权人为王某3，梁某1不是共有人，本案诉争房屋应视为上诉人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实体判决错误王某3在遗书中没有对遗产房屋进行处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审法院混淆了房屋、房产权的法律概念，其适用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错误，致使实体判决错误。本案应适用继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进行调整。四、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继承纠纷，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起诉王某2，根据民诉法解释，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王某2作为共同原告，而不是第三人。2、原审法院没有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却在判决书中认定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3、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责令提供证据申请书》，原审法院没有送达。4、本案原审法院移送卷宗中出现《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该证据没有经过庭审质证，却在原审的卷宗中出现，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一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合法。综上，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和对重要事实没有认定，导致适用部分法律错误，实体判决错误，剥夺了上诉人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公平公正。一、本案诉争房产属被继承人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房屋产权证证明本案诉争的桂林市××区龙船××号房产虽然登记在王某3一人名下，但该房产是在王某3与梁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依法应当认定为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住房档案更是清楚地记载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共有人为梁某1。虽然上诉人王某1提供了评估凭证等证据欲否认梁某1是讼争房产的共有权人，但上诉人提供的所有材料的形成时间均是发生在王某3与梁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所有的材料都不能够直接证明而是用来推断其主张成立，上诉人罗列的一大堆理由也全都是其个人推断，而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住房档案却能直接证明。因此，依法应当认定本案诉争的桂林市××区龙船××号房产属于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梁某1依法享有一半的产权。二、根据遗嘱继承，王某3对本案诉争的房产享有的份额应由梁某1继承王某3于2011各2月26日亲笔书写《遗书》一份，并在该遗书中明确其去世后，本案诉争的房产归梁某1继承。本案中，上诉人开始辩称该遗书不是其父亲亲笔书写的，但是经过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证实该遗书是王某3亲笔书写。此时，上诉人又提出王某3在书写该遗书时有民事行为障碍，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同时，上诉人还以遗书内容有错别字，以及遗书没有明确诉争房产的具体地址等来否认遗书的效力，但王某3名下仅有桂林市××区龙船××号一套房产，并没有其他的房产，所以即使遗书中没有明确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并不影响对房产位置的确定。虽然遗书中有个别错别字，但是王某3书写遗书时已经88岁高龄，不可能要求他正楷书写，即便书写上有瑕疵也不影响对整体语句意思的理解判断，不影响王某3表达的真实意思。因此，该遗书依法应当认定有效，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王某3对该房产享有的份额依法应当由梁某1继承享有。三、一审法院对基本离休费的分割符合法律的规定基本离休费是被继承人王某3原工作单位根据国办发【2015】3号文件的规定，补发被继承人王某3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5月27日，共计8个月的离退休费4640元。该费用系被继承人王某3与梁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取得的工资收益，依法属于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3享有的一半2320元依法属于其遗产，梁某1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财产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责令提供证据申请书》，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关联性且由被上诉人掌控的，被上诉人己经提交给法院，后由于部分材料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且被上诉人并未掌控，所以被上诉人无法提供，上诉人便以此认定被上诉人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财产，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掌控着这些材料。并且，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故意隐匿、侵吞了被继承人何种财产及数额，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其要求被上诉人少分甚至不分被继承人的遗产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梁某1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对被继承人王某3的遗产享有的继承权依法转移给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的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中虽然没有明确是因转继承享有，但是根据本案各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以及案件事实、审理情况足以认定被上诉人诉请的权利基础就是转继承权。五、一审判决未违反法定程序1、关于追加王某2参与诉讼的问题，本案在一、二审程序中，王某2都参加了庭审，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实体权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2、本案一审过程中先后开了三次庭，第三次开庭主要就是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3、一审法院已经将上诉方提交的责令提交证据的申请送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签收了。4、上诉人提到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被上诉人也没见过。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也并没有提起反诉要求分割本案诉争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综上，王某3名下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的房产依法应由三被上诉人转继承享有，被继承人王某3原工作单位补发的基本离退休费，属于王某3的一半2320元应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与被上诉人平均分割享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桂林市××区龙船××号房产由原告享有；二、依法判令三原告享有补发给王某3的基本离休费3480元；三、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王某2与被告王某1系王某3（曾用名王某4）亲生子女。王某2系王某3与其第一任妻子所生，王某1系王某3与其第二任妻子所生。王某3与其第三任妻子梁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原告系梁某1与其前夫所生子女。王某3于2015年5月27日死亡，梁某1于2015年12月9日死亡。王某3除上述子女外，无其他子女，其父母均已先于王某3死亡。王某3生前名下有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该房屋建于1990年3月，系王某3以其39年工龄参加其单位房改房而购买，实际支付购房款为20831.82元，其中8620.14元于王某3与梁某1婚前所付，剩余12211.68元被告称系王某3与梁某1婚后即1995年6月支付，但该款项实际是被告支出的。该房房产证取得于王某3与梁某1婚姻存续期间，从原告提供的《个人住房档案》显示，梁某1系该房的共有人。2011年2月26日，王某3书写《遗书》一份，内容为：“我的房产权的面积先有74.78。王某3（夫）梁某1（妻）共同所有，别人不能强占，我百年以后，房产权，由我（妻）所有，儿女，没有权力（模糊，无法辨别）来自有，你们没有权把她当外人，梁某1来到王家。是有法律保护的。特此声明，希望你们自己，好自为知，遗书人：王某3。”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遗书》提出异议，要求：1、对该《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以及2013年9月14日王某3书写给梁某1的《委托书》中的委托人处的“王某3”三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2、对该《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是否为同期书写形成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2日作出桂林正诚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5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上述《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以及2013年9月14日王某3书写给梁某1的《委托书》中的委托人处的“王某3”三字均为同一人书写形成；2、该《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是同期书写形成。另查明，除本案所涉房屋外，王某3名下无其他房产。另王某3生前系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政府离休干部，根据桂林市象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王某3于2015年5月病逝，根据相关文件及政策规定，经审核，可享有以下各项补贴：1、丧葬费5000元；2、一次性抚恤金153168元；3、困难补助费20301元；4、补发8个月增加的基本离休费4640元。王某3死亡后，梁某1与被告及第三人因王某3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发生争议，梁某1于2015年9月15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享有该房屋的继承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梁某1于2015年12月9日死亡，该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象民初字第24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梁某1的起诉。另王某3退休时，梁某1系百货公司退休员工，从桂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养老保险待遇科出具的《证明》显示，梁某12015年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为2169.6元。被告王某1系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某2系辽宁省北票市凉水河乡下湾子村樊家湾组村民，居住在桂林一年有余，之前居住在辽宁，生育有三个子女，生活靠新农保与女儿赡养维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3对于本案所涉房屋的继承问题立有遗嘱，被告及第三人对该份遗嘱有异议，并申请了司法鉴定。据此，该院依法委托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及第三人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的客观事实充分，被告及第三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以证明该份司法鉴定书有缺陷、不合理，故该院对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予以采纳。根据该份鉴定意见书，《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以及2013年9月14日王某3书写给梁某1的《委托书》中的委托人处的“王某3”三字均为同一人书写形成；该《遗书》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其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是同期书写形成。被告及第三人称该份遗嘱并非被继承人王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确认王某3于2011年2月26日书写《遗书》的效力。虽该份遗嘱中没有注明继承房屋的具体坐落，且存在书写错误的现象，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王某3名下仅有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而该遗嘱中存在的书写方面的瑕疵并不影响对该遗嘱内容整体语句意思的理解判断，结合该份遗嘱的内容“我的房产的面积先有74.78。王某3（夫）梁某1（妻）共同所有，别人不能强占，我百年以后，房产权，由我（妻）所有，儿女，没有权力（模糊，无法辨别）来自有”，足以认定王某3确认其名下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由其妻梁某1继承的意思表示。因此，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应由梁某1一人继承，现梁某1已死亡且死亡时间在被继承人王某3死亡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梁某1对于上述房屋所享有的继承份额由其继承人即原告转继承所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王某3的基本离休费如何分割的问题。该款项系王某3与梁某1婚姻存续期间所应得的王某3的收入，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上述王某3基本离休费4640元，其中2320元属梁某1个人财产，其余2320元作为王某3的遗产予以继承。对于该2320元款项，王某3未立有遗嘱，故按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梁某1、被告王某1、第三人王某2平均分割，每人享有773.3元。如前所述，梁某1对该款项所享有的份额由其继承人即原告转继承所有。由此确认，原告所诉请的王某3基本离休费4640元,由原告共有享有3093.3元，被告王某1享有773.3元，第三人王某2享有773.3元。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梁某1具有遗弃被继承人，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遗产的行为，但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3名下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由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所有；二、王某3的基本离休费4640元由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享有3093.3元，被告王某1享有773.3元，第三人王某2享有773.3元。本案案件受理费4352元（原告已预交）,该款由原告承担2176元，被告承担1088元，第三人承担1088元，鉴定费7560元（被告已预交），该款由被告承担3780元，第三人承担378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经与一审法院联系、核对，本案诉争房屋实际座落于桂林市××区龙船××号，一审判决书中有的地方将诉争房屋的座落位置误写成了桂林市××区龙船××号，本院予以纠正。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将本案诉争房屋的座落位置写成桂林市××区龙船××号有误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王某1母亲吕于屏于1991年5月20日去世。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诉争的房屋和4640元基本离休费应当如何继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3于2015年5月27日死亡，其生前曾于2011年2月26日书写《遗书》一份，明确表示本案诉争房屋的房产权在其死亡后由其妻子梁某1所有。上诉人对该份《遗书》提出异议，并申请了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申请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通过法定的鉴定程序，于2016年9月2日作出桂林正诚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5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1年2月26日的《遗书》，其页面上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与日期为2013年9月14号的“委托书”页面上委托人处的“王某3”三字均为同一人书写形成。2.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1年2月26日的《遗书》，其页面上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与正文第2行内的“王某3”三字中遗书人处的“王某3”三字是同期书写形成。上诉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虽有异议，但其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可以认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故本案属于有遗嘱的情形，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上诉人主张涉案《遗书》的内容并非被继承人王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上诉人对其主张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在本案中提出诉争的房屋属被继承人王某3与上诉人王某1的母亲吕于屏共同所有，但上诉人王某1的母亲吕于屏早在1991年5月20日就已去世，而诉争房屋购买时间是在1993年之后（实际支付购房款为20831.82元，其中8620.14元于王某3与梁某1婚前所付，剩余12211.68元上诉人称系王某3与梁某1婚后即1995年6月支付），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时间更是发生在2000年9月，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遗书》中虽然没有注明继承房屋的具体坐落，且存在书写错误、模糊的现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被继承人王某3名下仅有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涉案《遗书》中存在的书写方面的瑕疵亦并不影响对遗嘱内容整体语句意思的理解判断，结合《遗书》中的内容“我的房产的面积先有74.78。王某3（夫）梁某1（妻）共同所有，别人不能强占，我百年以后，房产权，由我（妻）所有，儿女，没有权力（模糊，无法辨别）来自有”，足以认定王某3确认其遗产房屋属夫妻共有，其死亡后由梁某1继承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亦主张本案诉争的房屋是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房屋是王某3生前的个人财产，王某3也有权在其《遗书》中作出处分。因此，本院确认本案诉争的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应由梁某1一人继承。现梁某1已死亡，且死亡时间在被继承人王某3死亡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的规定，梁某1对上述房屋所享有的继承权依法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本案被上诉人转继承享有。因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存在笔误，导致一审法院作出的王某3名下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由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所有的判决亦错误，本院依法纠正为王某3名下位于桂林市××区龙船××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由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根据桂林市象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双方诉争的4640元遗产是王某3生前所在单位应当补发给王某3的8个月增加的基本离休费，该4640元款项显然是王某3与梁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上诉人以王某3于2013年9月14日出具的一份《委托书》为由，主张王某3与梁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经济和生活之事都是约定分开的，但该《委托书》上仅有委托人王某3的签名，没有梁某1的签名，且该《委托书》中并没有约定双方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明确表述，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份《委托书》的内容不符合“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王某3与梁某1的夫妻财产应认定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故上述4640元基本离休费应归王某3与梁某1夫妻共同所有。依照法律规定，分割该4640元基本离休费时，应当先将其中的一半即2320元分出为梁某1所有，其余的2320元为被继承人王某3的遗产，按法定继承由王某3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梁某1和上诉王某1、王某2平均分割，每人享有773.3元。如前所述，现梁某1已死亡，其对该款项所享有的份额依法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被上诉人转继承享有。因此，一审判决王某3的基本离休费4640元由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享有3093.3元，上诉人王某1享有773.3元，上诉人王某2享有773.3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另，上诉人主张梁某1具有遗弃被继承人，故意隐匿、侵吞被继承人遗产的行为，但其在本案中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在二审中列举的几点理由仅系其个人的推断，不属于权威机构或专业人员经法定程序作出的结论，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内容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4民初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4民初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某3名下位于桂林市象山区龙船坪100号2-3-2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4.78平方米，房产证号：桂林市房权证象山区字第××号）由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共同所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352元,由被上诉人邓某1、邓某2、邓某3负担2176元，上诉人王某1负担1088元，上诉人王某2负担1088元；鉴定费7560元，由上诉人王某13780元，上诉人王某2承担37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52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福平审判员  唐崇达审判员  张 芳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