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7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彦成，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秀英，女，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以上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学，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寿成，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民族，职业，现住南皮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淑荣，女，1970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斌，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于彦国，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原审被告：于海东，男，199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
上诉人于彦成、马秀英因与被上诉人崔寿成、吕淑荣，原审被告于彦国、于海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6）冀0927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彦成、马秀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起诉时诉讼时效已经完成，被上诉人应当丧失胜诉权。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按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自书《民事诉状》自认、确定的本案事发时间是2015年6月23日；其次，被上诉人一审具状时间是2016年7月10日；再次，一审法院向上诉人签发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日期均为2016年7月21日；最后，一审法院立案时和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都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在上述四个时间节点和确定的案由完全可以看出：第一、本案所谓“侵权”发生的时间已经固定在“2015年6月23日16时”，那么，该时间节点即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项“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所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第二、被上诉人具状时间为2016年7月10日，姑且不论被上诉人具状时间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这个日期，单就一审法院签发诉讼文书这一时间来看，依据民诉法规定的7日的审查期限，上诉人有足够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立案、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的最早时间是在2016年7月14日。至此讲，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已过时效。第三、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时，增加了“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么一句话。关键是适用该条第一款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该司法解释的这一条款，是强调了“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情形。其突出的立法本意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而本案被上诉人向管辖公安机关报案，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除了要求公安机关追究上诉人的行政责任外，同时还提出了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换句话说，即使假设报案之日，被上诉人已经提出了“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中断也应该是本案事发同一日的报案日。那么之后，届至前已述及的具状、立案日期来看，事实上被上诉人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至于说，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7日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做出日起算时效”，就更是错误、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行政处罚决定”毫无疑问是“依法作为有权机关对违反治安行为依据行政法律、法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对“民事权利”的裁决。故此，一审法院关于这一点的认定是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认定赔偿比例错误。本案治安案件的肇始、起因是被上诉人吕淑荣先与上诉人的母亲秦淑然发生口角后打了秦淑然、上诉人知道后前去与被上诉人理论时，由于双方不冷静而致发。也就是说，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母亲侵权在先。该事件中，谁的过错在先、侵权在先，不言自明。况且，两被上诉人也有“自行扩大损失的行为”存在，仅此，其也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如果忽略前述“诉讼时效已超”的事实，单就所谓“侵权”行为和后果以及赔偿来讲，上诉人也是不应赔偿的。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崔寿成、吕淑荣辩称，1、被上诉人起诉时不超过诉讼时效。公安机关2015年8月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被上诉人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没有处罚决定书人民法院是不会受理被的，被上诉人在2016年7月提起诉讼，在时效期间内。被上诉人住院33天，于2015年7月27日出院，在2016年7月10日提起诉讼在时效期间内。2、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中还包括财产损失赔偿请求，应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3、从被上诉人的伤情鉴定时间看，被上诉人起诉也不超过诉讼时效。4、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的70%，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彦国、于海东未作陈述。
吕淑荣、崔寿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50027.8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吕淑荣与原告崔寿成系夫妻关系，崔永航系吕淑荣与崔寿成之子。被告马秀英与被告于彦成系夫妻关系，被告于海东系马秀英与于彦成之子，被告于彦国系被告于彦成的弟弟，被告于海东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为在校学生。2015年6月23日16时许，在潞灌乡前康村原告吕淑荣家门前，原告吕淑荣与被告于海东的奶奶秦淑然因琐事发生口角，后被告于海东与被告马秀英追至原告吕淑荣家院内，二人合伙将原告吕淑荣殴打，吕淑荣与马秀英发生殴斗，被告于海东与马秀英又合伙将原告崔寿成殴打，崔寿成与于海东发生殴斗。被告于彦国得知其家人与原告吕淑荣家打架后，便找至吕淑荣家，将原告吕淑荣家的花墙踹到，并将签到卡机摔坏。被告于彦成得知其家人与原告吕淑荣家打架后，便来到原告吕淑荣家门口，伙同被告于海东、马秀英与原告吕淑荣的儿子崔永航进行殴斗。南皮县公安局于2015年8月7日对原告吕淑荣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决定；对原告崔寿成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决定；对于海东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决定，但因其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决定不予执行行政拘留；对马秀英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决定；对于彦国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决定；对于彦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决定。经法医鉴定，原告吕淑荣与崔寿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
原告吕淑荣受伤后在南皮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3天，花费医疗费用9919.72元，其伤情经诊断为：头部外伤、头皮裂伤清创缝合术后、右肩部外伤、腰部外伤、轻度贫血、颈部外伤。原告崔寿成受伤后在南皮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花费医疗费用4643.15元，其伤情经诊断为：头部外伤、左下颌外伤、双膝外伤、乙型××小三阳。原告崔寿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南皮祥成电器五金厂。原告吕淑荣的护理人员为其儿媳田盼盼，原告崔寿成的护理人员为其儿子崔永航。
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医鉴定意见通知书、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住院病历、门诊病历、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费用清单、营业执照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法律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但由于原告方在受到侵害当日即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按照“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法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即2015年8月7日起计算，原告方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故原告方的诉求未超出诉讼时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处罚决定书、法医鉴定意见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被告于海东、马秀英将原告吕淑英、崔寿成殴打致伤。被告于海东、马秀英理应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方在纠纷发生后未能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对该事件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原告方承担其自身损失的30%。
原告方在此次诉讼中仅对人身损害部分要求赔偿，而被告于彦国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在原告方主张的赔偿范围内，应驳回原告方对被告于彦国的诉讼请求。因被告于海东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且仍在校就读，为限制民事行行为能力人。根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被告马秀英、于彦成作为其监护人理应对于海东给原告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方主张的医疗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有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用药明细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误工费，原告吕淑荣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入情况，其为农村居民，其误工费应按照河北省2016年度农林牧渔业收入标准19779元/年计算，期限为住院期间33天，19779元/年÷365天×33天=1788.24元。原告崔寿成提交的营业执照可以证明其为制造业从业人员，其误工收入应按河北省2016年度制造业收入标准47660元/年计算，期限为住院期间14天，47660元/年÷365天×14天=1828.05元。关于护理费，原告方未提交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故护理人员的收入以按河北省2016年度居民服务业的收入标准33543元/年计算为宜，护理期限为住院期间，护理人数为1人，故吕淑荣的护理费为33543元/年÷365天×33天×1人=3032.65元，崔寿成的护理费为33543元/年÷365天×14天×1人=1286.58元。关于交通费，根据二原告的住院时间及往返医疗机构的路程，一审法院酌定吕淑荣的交通费为500元，崔寿成的交通费为300元。原告崔寿成关于违约金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吕淑荣的损失为：医疗费9919.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误工费1788.24元、护理费3032.6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18540.61元。原告崔寿成的损失为：医疗费4643.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误工费1828.05元、护理费1286.58元、交通费300元，共计9457.78元。二原告的损失合计27998.39元。以上损失由被告马秀荣、于彦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9598.87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马秀荣、于彦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吕淑荣、崔寿成各项损失19598.87元。二、驳回原告吕淑荣、崔寿成对被告于彦国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吕淑荣、崔寿成负担750元，被告马秀荣、于彦成负担3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该条第一款规定并非严苛权利人必须在报案时是基于明确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而报案或者控告，被上诉人以其民事权利受到上诉人侵害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即应从控告行为中推定出其有“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认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控告之日中断。本案诉讼时效自被上诉人知道公安机关于2015年8月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重新计算。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吕淑荣未能妥善处理邻里关系，因琐事与上诉人的亲属因琐事发生口角，对本案事件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上诉人一方多人进入被上诉人家中将被上诉人打伤。通过比较，上诉人的过错在程度上明显重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被上诉人承担自身损失的30%和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的70%，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于彦成、马秀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元，由上诉人于彦成、马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志刚
审 判 员 高 娜
代理审判员 代 玉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苗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