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8民终5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饶永和，男，195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龙岩市永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锦超，福建挺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珊珊，福建挺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云金，男，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龙岩市新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定县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住所地龙岩市永定区培丰镇文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79615817H。
法定代表人：郑云金，总经理。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阿伟，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峰，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龙岩市永定区煤炭管理局，住所地龙岩市永定区坎市镇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822489723123L。
法定代表人：卢定生，局长。
上诉人饶永和因与被上诉人郑云金、永定县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坑背煤矿公司）、原审第三人龙岩市永定区煤炭管理局（以下简称永定区煤管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3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饶永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锦超、洪珊珊、被上诉人郑云金及其与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阿伟、黄玉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永定区煤管局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饶永和上诉请求：1、撤销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3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2、本案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安全风险抵押金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缴交一事视而不见导致没有清楚认定风险金属洋坑背公司所负债务这一根本性质。根据财政部、国家安监总局2005年12月14日发布的财建[2005]918号《煤矿企业安全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煤矿企业安全风险抵押金，是指煤矿企业以法人名义将本企业资金专户存储，用于本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的专项资金。”的规定，风险抵押金必须是企业以公司资产所缴存。但是本案中洋坑背公司从头至尾都没有用公司资产交过风险抵押金，而是让各挂靠井口的经营者自行筹集资金自行缴交风险金。上诉人饶永和作为3号井的经营者（业主）以个人资产为3号井缴存了45万元风险抵押金。因此上诉人认为该笔由上诉人代洋坑背公司缴存的45万元风险抵押金依法应认定为洋坑背公司对上诉人所负的债务。事实上，洋坑背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元芳在此前案件的庭审时亦明确陈述上诉人饶永和缴存的45万元原本应由公司承担，该45万元属洋坑背公司的债务。既然是公司债务，洋坑背公司当然应依法予以归还；上诉人提出由上诉人直接向第三人永定区煤管局领取45万元风险抵押金只是实现债权的方式。但是一审法院因为回避了法律规定风险抵押金的来源导致未能正确认定上诉人缴存的45万元风险抵押金的性质，从而导致错误判决。
二、一审法院将洋坑背公司与洋坑背煤矿（即主井）等同起来，导致事实混淆，从而认为2012年7月28日签订的《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是洋坑背公司，进而认为债权债务指的是洋坑背公司的债权债务，这是导致该案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根据《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股份转让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清楚地证明上诉人在《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仅代表持有洋坑背煤矿（也即主井）37.5%股份的股东，此次转让的也仅是主井的股权及财产权益，3号井的股份及财产权益不在转让范围。而根据主井、2号井、3号井各自的经营者在庭审时的陈述可知，2、3号井作为挂靠井与主井一样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各自的债权债务由各自井口享有及承担。再者洋坑背公司出具给2号井经营者林全椿的《收条》中载明“……由洋坑背煤矿主井付还。”表述也证明风险抵押金是主井的债务。因此《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的债权债务仅指的是洋坑背煤矿（即主井）的债权债务，而不是洋坑背公司的债权债务。故该45万元风险抵押金是洋坑背公司的债务，依法应由洋坑背公司负责归还。
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庭审时提出的被上诉人郑云金在签订《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还兼具洋坑背3号井股东的身份及其在签订合同时曾明确与各方口头约定风险抵押金待洋坑背主井闭坑时由各缴存人领取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合同签订后几年的时间里各方均未主张领取风险抵押金而是待2016年12月份洋坑背煤矿（即主井）被关闭后才主张。故上诉人诉请要求归还风险抵押金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四、一审法院对永定区煤管局管辖下的煤矿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挂靠井口缴存风险抵押金由谁领取的事实并未查清。根据煤管局的答辩意见以及上诉人从煤管局复印的相关材料，可以清楚地证明永定区范围内挂靠井口缴存的风险抵押金最终都是由原缴存人领取的。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
两被上诉人共同辩称：
1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100万元的性质。
根据2006年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以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100万元的属性是以答辩人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名义存储的专项资金，属洋坑背煤矿公司的资产，领取主体当然也是洋坑背煤矿公司。因此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100万元的属性不因具体缴费行为而改变。为此，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100万元属洋坑背煤矿公司的资产，依法应归洋坑背煤矿公司所有并领取。
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一）上诉人一审诉请本身存在问题。
1、上诉人一审诉请主张“代为缴纳”的事实本身属待证事实，上诉人首先要举证证实存在“代缴”事实。
2、上诉人一审主张饶永和直接向永定区煤管局领取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的诉请，不属法院民事受案范围，“领取权”涉及行政法律关系。
（二）上诉人诉由存在“主张的法律关系不清，主张的对象不清”等问题。
上诉人在本案到底主张的是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归属即所有权法律关系，还是主张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至今未厘清上述两种法律关系。正由于上诉人混淆这两种法律关系，直接造成其主张的对象不清，上诉人才会在陈述的诉由中不断纠缠在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归属以及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问题上，其陈述的事由存在自身矛盾。
（1）上诉人的诉由存在自相矛盾。
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一项事由中陈述被上诉人洋坑背煤矿公司从头至尾都没有用公司资产交过风险抵押金，而后面又陈述上诉人饶永和作为3号井的经营者（业主）以个人资产为3号井缴存了45万元风险抵押金，并认为该笔款项是上诉人代洋坑背煤矿公司缴存，应认定洋坑背公司对上诉人负有的债务。既然上诉人不认可案涉风险抵押金是洋坑背公司缴存的，又何来代缴及债务一说，上诉人明显在陈述诉由时自相矛盾。
（2）上诉人的诉由中相关事实，均为上诉人单方陈述，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
①上诉人主张其以个人资产为3号井缴存了45万元风险抵押金的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实。
②上诉人主张案涉100万元风险抵押金中45万元是其代洋坑背煤矿公司缴交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
③上诉人主张洋坑背煤矿公司对其负有债务的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实。
④上诉人主张各方口头约定风险抵押金待洋坑背主井闭坑时由各缴存人领取的事实，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
综上，上诉人诉请存在问题；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明，对象不清；上诉人陈述的诉由，互相矛盾，且只是单方陈述，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应当对其提出各项主张以及陈述的诉由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上诉人饶永和向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的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作为洋坑背煤矿公司的“股东”，并作为出让人对其持有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公司财产权益转让给了郑云金、吴信红，并在2012年7月28日的《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签字确认。该合同的内容（特别是第一条以及第四条）已对转让的对象以及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据此也可以看出，该合同因涉及股权、债权债务等多项内容，虽未对具体资产或债权债务进行特别约定，但该合同实为一揽子协议。上诉人饶永和也确认各方已履行了该协议，为此饶永和在收到转让款后即退出了洋坑背煤矿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无权再向洋坑背煤矿公司主张“股东”权益以及公司财产权益。饶永和现再以45万元安全风险抵押金是由其代缴主张单独处理，这也与该合同约定不符。
为此，上诉人现向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的相关权益没有事实、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四、上诉人的诉请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假设上诉人主张的事由能成立，其也应当法定期间向洋坑背煤矿公司等主张权利。上诉人自己所称的3号井在2010年8月就已经依法关闭，至饶永和提起本案诉讼已有7年之久；在上诉人2012年7月28日签订《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收到转让款至饶永和提起本案诉讼也已有5年之久。为此，上诉人即使主张的事由能够成立，其诉请主张也均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饶永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饶永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洋坑背煤矿公司将饶永和于2005年9月29日代为缴纳的4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归还给饶永和，并由饶永和直接向永定区煤管局领取。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洋坑背煤矿公司是于2005年2月5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洋坑背煤矿公司洋坑背煤矿原属证照齐全的合法矿井，矿井建成生产时有两对生产系统，其中生产系统一（即主井）主井+358、风井+380、（2号井）副井+325；生产系统二（即3号井）主井+351、风井+357。2005年7月，为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原永定县政府下达了《永定县煤矿安全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永政综【2005】163号），要求全区煤矿执行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6万吨以下（含6万吨）井型的一次性缴纳100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各个矿井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单位，由矿井法定代表人统一交缴；安全风险抵押金由县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县财政局设立专户共同管理，使用统一印制的安全风险抵押金代收收据。按上述规定洋坑背煤矿必须一次性缴纳安全风险抵押金1000000元。2005年9月19日，郑伟清将5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汇入原永定县煤炭发展总公司的银行账户；同日，饶永和将4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汇入原永定县煤炭发展总公司的银行账户，两笔安全风险抵押金共计1000000元。2005年9月20日，永定区煤管局的前身原永定县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向洋坑背煤矿公司开具了2张各500000元的安全风险抵押金《收款收据》，并载明交款单位为洋坑背煤矿公司。2007年2月洋坑背煤矿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井口包括：主井+358、风井+380，3号井主井+351、风井+357；洋坑背煤矿副井（即2号井）未被利用而关闭。2010年8月，因洋坑背煤矿3号井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3号井主井+351、风井+357被原永定县政府依法关闭。
2012年7月28日，洋坑背煤矿公司股东黄元芳、郑伟清、郑克锋、饶永和、王森元、林锦春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郑云金、吴信红签订《洋坑背煤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出让方将永定县培丰镇洋坑背煤矿公司全部股权及财产权益（含358#主井、380#风井），现有地面、井下全部设施（不包括桥坑351#、357#及其新建煤台，空地属358主井所有，供双方车辆掉头之用，任何一方不得在此基建）及依法核准范围内的煤矿开采权，作价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转让给受让方。”第四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前，洋坑背煤矿一切债权债务概由出让方理清，与受让方无关；本协议签订之后所形成的一切债权债务，概由受让方负责，与出让方无关。”此后，各方如约履行了义务。因股权变更，洋坑背煤矿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元芳变更为吴上钦；2016年初，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郑云金本人。
2016年9月，原永定县人民政府根据关于淘汰落后小煤矿的有关规定将洋坑背煤矿主井+358、风井+380关闭，至此洋坑背煤矿彻底关闭。2016年11月，洋坑背煤矿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云金向永定区煤管局申请退还100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饶永和向永定区煤管局反映其中4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系由其交至原永定县煤炭发展总公司户头，应由其退领该4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为此永定区煤管局多次召集相关当事人协调解决，但因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安全风险抵押金系以洋坑背煤矿公司名义存储的专项资金，用于企业安全事故善后处理等，如有实际支出亦将计入企业成本。饶永和作为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原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盈亏承担有限责任，不对安全风险抵押金享有收益，亦不会因安全风险抵押金的扣除而丧失利益，更无权向永定区煤管局申请退款，故该款不论是饶永和以股东身份为设立洋坑背煤矿公司而投入的资金，还是以其个人身份为公司代缴的费用，都不因具体缴费行为而改变款项为公司所有的属性，区别仅在于将该款认定为饶永和的出资款（股份）还是其个人对公司的债权（即洋坑背煤矿公司对饶永和的债务）。现饶永和主张该款系其为公司代缴，不在股权转让之内，则该款项性质应属饶永和个人对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债权，同时也是洋坑背煤矿公司对外所负债务。但根据各方于2012年7月28日签订的《洋坑背煤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饶永和作为股权出让方，已明确协议签订之前，洋坑背煤矿公司一切债权债务概由出让方理清，与受让方无关，现饶永和再向洋坑背煤矿公司提出归还代缴款，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况且综合《洋坑背煤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四条约定可知，该协议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涉及股份、债权债务等多项内容，亦未对安全风险抵押金的处置进行特别约定。此后各方均已履行完毕，至饶永和起诉已4年有余，现饶永和主张对安全风险抵押金单独处理，显然与《洋坑背煤矿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不符。
综上所述，饶永和要求洋坑背煤矿公司归还安全风险抵押金450000元，并由饶永和直接向永定区煤管局领取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饶永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计4025元，由饶永和负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认定以下事实：1、洋坑背煤矿公司各生产系统矿井的实际经营权属，其中生产系统一的主井（主井+358、风井+380）的经营权主体为洋坑背煤矿公司，生产系统一的副井即2号井（+325）的经营权主体为业主代表林全椿，生产系统二即3号井（主井+351、风井+357）的经营权主体为业主代表饶永和。2005年2月5日洋坑背煤矿公司成立时，虽将上述生产系统、矿井登记为公司名下，但实际上仅有生产系统一的主井真正属于洋坑背煤矿公司，2号井、3号井分别独立于洋坑背煤矿公司，仅是挂靠在公司名下。2、郑伟清向原永定县煤炭发展总公司缴纳的550000元安全风险抵押金中有20万元是林全椿所代表的2号井的份额。3、转让的洋坑背煤矿公司股权涉及洋坑背煤矿公司生产系统一的主井（主井+358、风井+380）的财产权益，生产系统一的副井即2号井（+325）和生产系统二即3号井（主井+351、风井+357）的财产权益并不在转让之列。4、饶永和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3号井的业主代表身份，其二是2010年7月15日至2012年7月28日期间的洋坑背煤矿公司生产系统一主井（主井+358、风井+380）股东身份。其在2005年9月19日缴交45万元风险抵押金时，是以挂靠在洋坑背煤矿公司名下的3号井业主代表身份缴交的。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股权转让合同、股份转让协议书、合伙协议书等证据，上诉人提出的该异议成立，本院予以认定。
上诉人提交新证据：洋坑背煤矿公司工商登记的信息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公司登记是在2005年2月5日，从公司成立开始上诉人就没有被登记为公司的股东，上诉人3号井只是挂靠在洋坑背煤矿公司名下。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承认上诉人是登记股东，其是洋坑背煤矿公司的隐名股东。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工商登记信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诉争的45万元风险抵押金应由谁享有，上诉人是否有权主张？2、上诉人对本案45万元风险抵押金提起诉讼是否超过了时效？
本院认为，从上诉人提交的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缴款单可以证实本案诉争45万元安全生产风险金系上诉人饶永和作为3号井的经营者（业主）为3号井所缴交的。该款连同主井及2号井的风险抵押金共100万元以被上诉人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名义向永定区煤管局缴交，煤管局开具给被上诉人两张各50万元的收据。对于煤管局而言该100万元风险抵押金由被上诉人缴交，属于被上诉人的资产。对于被上诉人的主井经营者而言，该款并非全部由其所承担支出，部分属于向挂靠矿井预支的代垫款，款项性质为被上诉人对挂靠井所负的附返还条件的债务，一审对此认定正确，即在各矿井经营者内部，该风险抵押金实际仍分属于各井口经营方，故本案诉争45万元风险抵押金实际是上诉人饶永和作为3号井代表缴存的，其有权对此主张权利。2012年7月28日签订的《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的股权及财产权并不包含3号井，且此时3号井已实际关闭，合同亦没有关于保证金方面的约定，故本院认定该转让不涉及保证金内容，上诉人在本案中向被上诉人主张保证金具有依据，洋坑背煤矿公司应在煤管局退还后予以归还。由于该100万元风险抵押金系以被上诉人洋坑背煤矿公司的名义所交，故永定区煤管局予以退还的条件也应是以洋坑背煤矿公司所有矿井关闭为条件，虽然上诉人的3号井在2010年就关闭，但由于洋坑背煤矿公司的主井在2016年才关闭，且永定区煤管局亦未在3号井关闭时向被上诉人退还该45万元风险抵押金。故上诉人诉请要求被上诉人归还风险抵押金不能认定为超过了诉讼时效。但本案的风险抵押金系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向永定区煤管局缴交，现被上诉人的主井已经关闭，原审第三人永定区煤管局亦表示可以退还，应由被上诉人立即向煤管局办理退还手续，并在退还后支付给上诉人。
综上所述，饶永和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龙岩市永定区煤炭管理局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7）闽0803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郑云金、永定县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饶永和风险抵押金45万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均由被上诉人郑云金、永定县洋坑背煤矿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张文池
审 判 员 郭胜华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金燕
书 记 员 陈笑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