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市民一终字第2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春娇，女，1967年2月23日出生，壮族，无固定职业，住南宁市武鸣县。
委托代理人：李莉萍，北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旭，北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军，男，1988年7月9日出生，汉族，广西军区司令部司机（××），住广西南宁市（广西军区大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军区司令部，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植物路49号。
法定代表人：肖运洪。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潇敏，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如敏，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农华，男，1979年8月14日出生，壮族，无业，住南宁市青秀区。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支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振兴路8号，组织机构代码：90118816-X。
代表人：刘剑锋，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骆锋明，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潘春娇、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与原审被告农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防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防城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2月1日组织当事人到庭就本案争议事项进行了调查、辩论和调解。上诉人潘春娇的委托代理人李莉萍、唐旭，上诉人王启军及其与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潇敏，原审被告农华，人保防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骆锋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潘春娇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审判决认定“罗高扬很可能存在车速较快或行驶位置与道路中心线相距较近（即未靠右通行）的可能性”，该认定实属错误。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视频资料能证明罗高扬的行车过程，从视频资料的14：05：53时段看出，罗高扬驾驶的电动车是靠右侧行驶的，只是路边的停车位占用了非机动车道，罗高扬被迫的走在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中间，但仍然是靠右行驶。罗高扬虽然没有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是因为机动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路边停放车辆与人行道中间的距离根本不能通过电动车，故罗高扬只能无奈的走在了非机动车道的边缘，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存在行驶位置与道路中心线相距较近（即未靠右通行）的可能性。另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也未证明罗高扬未实行右侧通行，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诉人提交视频证据，认定罗高扬很可能存在车速较快或行驶位置与道路中心线相距较近（即未靠右通行）的可能性，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0页第12行认定“受害人罗高扬驾驶二轮电动车未文明驾驶、且避让措施不当自行滑倒，是事故发生的主原因”，该认定实属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农华陈述王启军驾驶的小轿车当时速度较快，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予以了认定。王启军驾车出主路时，未注意观察周围情况，以较快的速度出主路，罗高扬只能出于本能的避让。一审法院认定罗高扬未文明驾驶、且避让措施不当自行滑倒，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判决存在错误。1、—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认定罗高扬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第15行认定“轿车作为机动车与二轮电动车相比，具有较强的操控和避险能力，故机动车驾驶员应承担比二轮电动车驾驶员更多的通行注意义务”。一审法院如果没有错误的认定罗高扬很可能存在车速较快或行驶位置与道路中心线相距较近（即未靠右通行）的可能性，那在本次事故中机动车的驾驶员就应当承担更多的通行注意义务。王启军在驾驶机动车时未尽到通行注意义务，鲁莽驾驶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2）在本次事故发生时，罗高扬的头部已经与地面发生了猛烈的碰撞，罗高扬拒绝就医的意思表示很大可能是在其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审法院也认定王启军作为××和专业司机，应当更熟悉交通法规，但其在事发后并未及时保护现场、求助伤者，而是下车查看后驾车离开、甚至遮盖号牌，且事发—个多月后才将GS56077号小轿车提供给交管部门检验，导致事故原因无法进一步查清。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王启军在事发后的一系列行为只是自知理亏，逃避法律的追究。由此可见，在本次事故有王启军存在重大过错主要责任，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2、一审法院判决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低。上诉人是一名农村妇女，并身患××，单身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成人，罗高扬死亡时才25岁。儿子的突然离世给上诉人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一审法院判决2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的（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2、请求二中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启军和广西军区司令部在交强险范围内现行承担122000元，再承担余下的70%即439158.55元。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人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答辩称：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意见一致。补充：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保险条例第45条规定，部队的在编机动车参保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但是没有实际操作的办法，即使广西军区司令部投保也没有投保的办法，并不是广西军区司令部不参保，所以不应该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
原审被告农华答辩称：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人保防城公司答辩称：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同意一审判决。
上诉人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对被上诉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启军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实属事实认定错误。1、罗高扬的避让行为与上诉人王启军无关。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罗高扬的避让行为上诉人王启军无关。首先，据上诉人王启军陈述，事发路段车流量大，罗高扬是在正常通过上诉人车辆又一个半停车车位长度后作出左拐行为。其次，原审被告农华于2013年10月28日在南宁市交警四大队的询问笔录载明“当时我看到电动车向左拐出时，我车距电动车约还有13米远左右”，该笔录结合交警大队绘制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可知，罗高扬是在通过了王启军的车辆10米后才左拐的。因此，罗高扬的左拐行为不管是为了超车还是为了避让、抑或仅是因驾驶操作不当，都与上诉人王启军无关。2、上诉人王启军已尽到了文明驾驶的小心、谨慎义务。因兴望路由西往东方向是个缓坡，同兴汽车修理厂驶入兴望路地段亦是缓坡地段。上诉人王启军驾驶GS××56077号车缓缓驶出同兴汽车修理厂准备驶入兴望路时，均做到了小心观察道路交通情况。在车头刚驶上兴望路的路基且还没有超过路边停车位外侧边缘线时，发现受害人罗高扬驾驶电动车高速从左侧较远处即从兴望路由西向东驶去时，虽不会发生与奥迪车相碰的可能，但上诉人为谨慎起见还是立即操纵汽车倒车后退进行避让。3、一审判决据一审庭审农华的陈述认定被上诉人王启军“驾驶的小轿车当时的速度也较快”，从而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通行注意的义务，与罗高扬的避让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应承担次要责任的判断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罗高扬的避让行为并非因避让当事人王启军驾驶的车辆。于此，上诉人要着重说明的是，就事发时王启军车辆状态，农华在一审开庭时关于“驾驶的小轿车当时的速度也较快”陈述是不实的，而一审法院也误读了该陈述。主要表现在：1）农华的陈述是不实的。在王启军进入兴望路的出口处是左右停放的两部车，且该出口处是缓坡，此时农华怎么能看到王启军车辆速度的状态况且，农华车停止时离王启军的车辆的距离是24．49米左右，而农华未刹车时的距离远大于此，而在这种距离下，农华不可能判断得出王启军的车速较快再次，农华判断王启军车速快的标准是什么再且农华的陈述，也违背了一辆长达5米的奥迪驱动拐弯驶离直径距离不足7米的狭窄通道而上达车流繁多的兴望路城市道路时不可能太快速的基本常理。很明显，农华关于王启军的陈述是荒谬不实的，在事发近一年之后开庭时，也可能是为了撇清与自己的责任，也可能是因为距事发时间太长久，总之农华的凭借记忆而作的陈述完全与事实不符。2）王启军在事发后下车的行为及遮盖号码的行为不应成为推断与事故发生因果关系成立的理由。首先，如前所述，王启军下车，是作为—名有好奇心的观众确认事故的严重性进行围观的行为；作为军人，围观的行为确有不当，但是不当的围观行为不应认定为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其次，王启军未救助伤者，一则是因伤者并非是王启军造成，二则在事故发生后，伤者表面看起来是“全身多处软组织性擦伤”（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出诊病历），且有事故直接当事人即原审被告农华在处理。虽然王启军身为军人，道德义务上应救助伤者而不救助，这确有不当，但这种不当的道德行为不应成为认定是其造成事故的原因。再次，王启军遮盖车牌是违反了规定，是为了回避履行作为军人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也是为了规避军队内部关于围观的处罚措施，也是免受他人拍照上自媒体炒作的自然反应，这种遮盖军牌的行为确有不当，但也不应是被认定为成立事故原因的依据。—审判决脱离具体情境进行所谓的推理，实在是与现实常理不符。4、本次事故应为受害人罗高扬操作电动车失当倒地造成的单方事故。二、一审判决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5418元／年x20年÷2人二154180元实属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潘春娇居住、生活在农村，被扶养人生活费实质是用于被抚养人在其生活生存的条件下的日常消费支出。民法不鼓励因受害而获利。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8条第1款规定，潘春娇的生活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而非按抚养人的罗高扬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2、《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8条第2款规定“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上诉人潘春娇，有一子一女、一夫。虽其子已殁，但其女业已成年，而其夫尚存，所以，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三份计算。因此，被上诉人的生活费应是34706．66元：5206元／年×20年÷3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之第二项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潘春娇答辩称：意见与我方上诉状意见一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一审判决正确，潘春娇和其丈夫是没有法律婚姻关系的，现在其丈夫已经离开了，与他人另行结婚，对潘春娇没有扶养义务，所以潘春娇的扶养人只有两个子女。
原审被告农华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人保防城公司答辩称：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6日14时17分许，罗高扬驾驶南宁DK宁Ｄ×××××电动自行车沿兴望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行至同兴修理厂前路段时，遇王启军驾驶GS××56077号小轿车从兴望路南侧（罗高扬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车方向右侧）的同兴修理厂驶出进入兴望路时，罗高扬驾车向左侧避让中连人带车倒地向前滑行，此时适遇农华驾驶桂A6桂Ａ×××××车沿兴望路由东往西方向（与罗高扬所驾电动车行驶方向为相对向）行驶至此，倒地滑行的电动自行车与桂A6桂Ａ×××××车相碰撞，造成罗高扬受伤、电动车和桂A6桂Ａ×××××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王启军下车查看自己的车辆并将GS××56077号车牌遮盖，随后驾车驶离现场。之后，农华拨打电话报警。接警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伤者罗高扬不配合医务人员现场救治，也拒绝医务人员要求其随救护车到医院治疗的建议，并自行徒步离开现场，农华便将罗高扬遗留在现场的电动自行车移至事故现场旁的桂华物流修理厂存放，之后驾驶自己的桂A6桂Ａ×××××车离开现场。当日20时30分许，罗高扬因伤势加重，被他人送往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3年11月5日死亡，罗高扬住院共11天，所花救治费共53195.35元。2013年11月12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事故技术鉴定所出具南公交技（2013）尸检字第321号尸体检验报告书，结论为：死者罗高扬系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
2014年1月7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3）第××45010242013035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高扬驾驶电动车时未靠右侧通行，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启军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农华不承担事故责任。接到事故认定书后，罗高扬家属潘春娇以及王启军均对事故认定有异议，先后提交了事故认定复核申请。2014年2月25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3）第××4501024201303559（重）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罗高扬驾驶电动车时未实行右侧通行，其交通违法行为是引发该事故的原因；王启军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引发该事故的原因，农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其交通行为与该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所述，该事故是罗高扬和王启军共同过错造成。并认定：1、罗高扬应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2、王启军应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3、农华不承担该事故的责任。重新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后，王启军仍不服，并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信访。2014年9月1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关于撤销四大队南公交认字（2013）第××4501024201303559（重）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决定，要求该四大队对此事故进行补充侦查及重新认定。2014年10月8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四大队作出南公交证字××Z20140405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该事故发生后，当事人自行撤离现场，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另查明：受害人罗高扬系南宁DK宁Ｄ×××××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及驾驶人。广西军区司令部是GS××56077号小轿车的所有人、王启军为该车辆驾驶人。农华为桂A6桂Ａ×××××车所有人及驾驶人，人保防城公司则为桂A6桂Ａ×××××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该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有责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是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是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保险期限为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0日，该车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四）项：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受害人罗高扬生前未婚、未育。其母为本案潘春娇，因罗高扬主要由其母单独抚养，故其父罗庆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放弃主张权利。在诉讼过程中，潘春娇为证明罗高扬在南宁市工作及居住，提供了相应的工作证明及租房证明，包括：（1）南宁市华陆汽车音响用品批发部2010年3月8日的《证明》，载明：“罗高扬于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10月25日在我公司南宁市华陆汽车音响用品批发部担任业务主管职务，罗高扬因休假出交通事故与本公司无工作业务关系，本公司不负责一切法律责任。”（2）房屋出租人黄凯臣（案外人）2014年2月28日的《租房证明》载明：“2012年8月9日到2013年10月25日罗高扬租住在虎邱村虎邱一里×37-1号×402房租住”。（3）2014年3月4日，南宁市兴宁区朝阳办事处虎邱村委会在上述《租房证明》上签字盖章“属实”。此外，受害人罗高扬的母亲潘春娇与其父亲罗庆流共同生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小孩。武鸣县锣圩镇淝阳村委会曾于2014年6月6日对罗高扬的家庭情况出具证明称：“兹有我村民罗高扬意外身故。其父亲罗庆流于1991年离家出走，至今一直未归，对家庭子女无抚养事实。罗高扬一直由母亲潘春娇单身抚养。1988年罗庆流与潘春娇为事实婚姻无结婚证明”。潘春娇为残疾人××宁市残疾人××会为其发放的《残疾人××载明：潘春娇的残疾为××残疾四××
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材料、住院费用收据、检验报告、证明、残疾人××出租车票据、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回顾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受害人罗高扬驾驶电动车避让被告王启军驾驶的轿车时摔倒、随后与对向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由被告农华驾驶）发生碰撞。虽然交警部门最终以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为由撤销了之前的几份责任认定书，但结合碰撞发生经过和当事人的陈述，仍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对事故的民事责任作出合理推断：在王启军车未直接碰撞罗高扬车的情况下，罗高扬因避让而摔倒、其电动车车滑至对向车道，而事故发生地并非狭窄路段，故依常识判断，当时罗高扬很可能存在车速较快、或行驶位置与道路中心线相距较近（即未靠右通行）的可能性，否则其电动车从同向车道滑到对向车道的可能性不大，而另一位现场当事人农华的陈述也印证了罗高扬车速较快的事实。另一方面，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罗高扬与王启军两车之间有直接碰撞，但这尚不足以完全排除王启军所驾驶的轿车对事故的原因力。轿车作为机动车与二轮电动车相比，具有较强的操控和避险能力，故机动车驾驶员应承担比二轮电动车驾驶员更多的通行注意义务。王启军驾驶小轿车从同兴修理厂的道口变道驶入主干道兴望路时，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文明驾驶要求，注意观察、谨慎驾驶。但据另一在场当事人农华陈述，王启军驾驶的小轿车当时速度也较快，这一点与罗高扬因避让而摔倒的事实相符；而从王启军在罗高扬摔倒后下车查看本车的行为，也可以推断出当时事发之突然和两车距离之近、以至于王启军在车上也不能确定是否发生了实际碰撞。作为现役军××司机，王启军应当更熟悉交通法规，但其在事发后并未及时保护现场、救助伤者，而是下车查看后即驾车离开、甚至遮盖号牌，且事发一个多月后才将GS×56077号小轿车提供给交管部门检验、导致事故原因无法进一步查清，其上述行为也不符合常理。据此，一审法院推定王启军变道时车速较快的行为与事故发生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至于农华对事故发生有无责任问题，因其当时属于正常行驶，没有证据证明其驾驶行为导致受害人罗高扬摔倒，亦没有证据证明罗高扬身体与农华车辆发生了碰撞，电动车碰撞点在该车前杠右下部的事实也符合电动车摔倒后滑行碰撞的特征，事故发生后，农华亦积极报警保护现场。综合上述因素对事故形成的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罗高扬驾驶二轮电动车未文明驾驶、且避让措施不当自行滑倒，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王启军未注意谨慎文明驾驶也有一定的责任，农华系正常行驶，对事故发生无过错。据此，罗高扬应负事故主要责任，王启军负次要责任，农华无须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罗高扬因事故受伤，并不是导致其死亡后果的唯一原因。从罗高扬在事故发生后能够明确拒绝就医、并自行离开现场的情况来看，其伤情在碰撞发生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因其主动拒绝及时就医，延误了救治时间，最终导致伤情加重死亡，其自身的行为与死亡后果有直接的重大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据此，结合事故发生原因及发展过程，罗高扬对其死亡后果的责任较大，一审法院酌情将王启军的赔偿责任比例减轻至15%。由于王启军是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司机（现役军××广西军区司令部指派驾驶车辆，属于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故广西军区司令部应对王启军造成罗高扬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广西军区司令部应对受害人罗高扬的死亡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关于广西军区司令部作为GS×56077号小轿车的所有人，是否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的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五条同时规定，部队的在编机动车参保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就此制定相关规定，部队车辆向谁投保、如何投保均不明确，故广西军区司令部对在编车辆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投保义务人赔偿责任，故潘春娇要求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连带赔偿122000元的请求，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人保防城公司为农华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因被保险人农华无事故责任，故人保防城公司依法应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无责任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潘春娇要求告农华与人保防城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潘春娇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2014）计算标准》以及潘春娇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核后认为：
1、医疗费53195.35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票据，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潘春娇主张住院100元／天×11天＝1100元，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3、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应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潘春娇此项主张未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证明，且罗高扬在医院期间基本是在抢救，其抢救所需营养费用已计算在医疗费当中，故对潘春娇的营养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4、护理费，潘春娇主张按住院99元／天×11天＝1089元，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5、误工费，潘春娇参照《赔偿标准》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计算误工损失为36157元÷365天×11天＝1089元，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6、交通费，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受害人住院抢救时间短，不应产生过高的交通费，故一审法院酌定支持200元。
7、丧葬费，潘春娇按2014年赔偿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3553元）以6个月计算为21318元，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8、亲属处理事故费用，潘春娇主张23305元÷365天×3人×5天＝958元，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农华、人保防城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9、死亡赔偿金，潘春娇虽未提供劳动合同，但其工作单位的证明与虎邱村委会证明的租房合同关系事实相印证，足以证明罗高扬生前在南宁市工作、生活居住满一年以上，故对潘春娇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死亡赔偿金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05元／年×20年＝4661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10、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事故发生时，潘春娇未满60周岁，且潘春娇为残疾人××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计算20年。如前所述，罗高扬生前在南宁市工作生活，故应按照扶养人罗高扬的标准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418元／年计算，又因潘春娇生育有两个子女，潘春娇的女儿也应承担相应的扶养责任，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418元／年×20年÷2人＝154180元，该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一并赔偿。
11、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本案交通事故导致潘春娇的亲人罗高扬受伤并死亡，给潘春娇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潘春娇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但综合考虑此交通事故的成因，以及受害人自身亦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情支持2000元。
综上，潘春娇医疗费53195.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护理费1089元、误工费1089元、交通费200元，丧葬费21318元、亲属处理事故费用958元、死亡赔偿金4661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4180元，共计699229.35元，首先由人保防城公司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共计12000元内赔付。余款699229.35元-（1000元＋11000元）＝687229.35元，由广西军区司令部按赔偿比例15%赔偿，即为687229.35元×15%＝103084.40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广西军区司令部应赔偿潘春娇各项损失共计105084.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人保防城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潘春娇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2000元；二、广西军区司令部赔偿潘春娇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亲属处理事故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05084.40元；三、驳回潘春娇对王启军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潘春娇对农华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潘春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23元，由潘春娇负担7603元，广西军区司令部负担142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潘春娇、农华、人保防城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对一审判决查明的“罗高扬驾车向左侧避让中连人带车倒地向前滑行”有异议，且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罗庆流离家出走一直未归是死亡还是失踪。本院认为，对此，王启军和广西军区司令部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确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广西军区司令部应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的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部队的在编机动车参保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因此，本案广西军区司令部所有的GS×56077小轿车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宜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投保义务人赔偿责任，广西军区司令部无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潘春娇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赔偿责任比例的问题。本案中虽无证据证明罗高扬的电动车与王启军驾驶的GS×56077小轿车有直接碰撞，但致使事故无法查清的原因在于王启军在事故发生后，遮盖车牌，逃离现场，上诉人广西军区司令部和王启军上诉主张王启军遮盖车牌和逃离现场是为了回避履行军人的道德责任，此说法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王启军主张其变道驶入主路已尽谨慎注意义务，但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王启军驾车变道进入主干道未尽注意义务，客观上给罗高扬造成了危险局面，故王启军对本案事故负有责任正确。关于责任大小，虽然交警部门未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法院仍可根据当事人在事故发生的过程中双方车辆性能，造成危险局面的成因，危害回避力大小，造成损害后果等原因判定各方责任。本院认为，虽然罗高扬驾驶电动车未文明驾驶，避让措施不当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力之一，但轿车比电动车更具有较强的操控和避险能力，本案事发路段并非狭窄路段，王启军驾驶优势车辆对交通负有更重的注意义务，而王启军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在变道进入主路时已履行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尽可能的回避自己驾驶的车辆对周围的危险，且在事故发生后遮挡车牌，逃离现场，主观恶性极大。王启军未尽注意义务造成了危险局面，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王启军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判定王启军承担次要责任，罗高扬承担主要责任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交通事故责任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虽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王启军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罗高扬因事故受伤，并不是导致其死亡后果的唯一原因。从罗高扬在事故发生后能够明确拒绝就医、并自行离开现场的情况来看，其伤情在碰撞发生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因其主动拒绝及时就医，延误了救治时间，最终导致伤情加重死亡，其自身的行为与死亡后果有直接的重大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据此，本院酌情将王启军的赔偿责任比例减轻至30%。一审判决认定王启军的赔偿责任为15%过低，本院予以纠正。由于王启军是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司机（现役军××广西军区司令部指派驾驶车辆，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广西军区司令部应对王启军造成罗高扬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确认。
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一审判决按照扶养人罗高扬的标准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418元／年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计算份额，本案中确有证据证明潘春娇的丈夫已于1991年离家出走未归，因此一审判决未将其列为潘春娇抚养义务人正确。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418元／年×20年÷2人＝154180元。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身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承担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其中对其本人或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予以抚慰所给予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即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相比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的客观性，精神损害赔偿因精神损害自身的抽象性、主观性而很难精确量化，精神损害本身的无形性和个体差异性，决定了很难以单一标准直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时，必须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进行。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2000元过低，本院按照侵权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及侵权人的过错大小，结合当地生活水平，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为4000元。
综上，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除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外，对其他赔偿数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广西军区司令部应当赔偿潘春娇的各项损失数额为687229.35×30%＋4000=210168.8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于本案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及赔偿比例的划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上诉人潘春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兴宁区（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
二、撤销南宁市兴宁区（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变更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一初字第9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广西军区司令部赔偿上诉人潘春娇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亲属处理事故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10168.8元；
四、驳回上诉人潘春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023元，由潘春娇负担6283元，广西军区司令部负担27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23元（上诉人潘春娇已预交9023元，上诉人王启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已预交2740元），由上诉人广西军区司令部负担2740元，上诉人潘春娇负担6283元，余款2740元由本院退回上诉人潘春娇。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敏俊
审判员 农虹菲
审判员 高翔宇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梁志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