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86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正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供销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凯。上诉人汪正良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供销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服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2民初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正良上诉主张：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进行两次开庭，汪正良对事实进行客观且一致的陈述，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且对双方的矛盾陈述未进一步查明。事实是：2016年双方经对账确认，2016年7月汪正良退给农业服务公司共计货款达16220元，抵扣汪正良尚未给付的货款11000元，农业服务公司支付5220元。第二次庭审中，农业服务公司陈述汪正良给付11000元，汪正良陈述农业服务公司给付5000余元给汪正良。“汪正良给11000元”的意思是汪正良有两次货款没有支付共计11000元，在8月份的对账中，农业服务公司将未支付的货款11000元抵扣了其应退还汪正良的货款。汪正良对该事实认可，因为汪正良确实将两次共欠的11000元货款在本次对账中予以抵扣，并非直接支付现金11000元。但法庭并未理睬汪正良所继续陈述“农业服务公司支付汪正良货款5220元”，该款系农业服务公司现金支付。对该矛盾陈述，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农业服务公司称有客户往来查询，作为公司会计记账肯定要将收入计入账本，记账中肯定会有赊欠款项剔除，但农业服务公司未将该事实陈述，欺瞒法庭。而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份对账，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5000余元”，认定不当。2、在2016年8月份对账中，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提出“2016年6月有一笔货款未退”的事实，农业服务公司并未否认，在庭审中汪正良予以陈述，农业服务公司亦未否认，但一审法院未关注该事实。事实是：汪正良当时未能找到2016年6月7日的退货清单，记不清退货清单记载的具体数额，故没有坚持在本次结账中一并支付。在2017年2月的结账中，汪正良仍未找到该退货清单，也未要求支付。直到2017年3月份，汪正良清查文件时找到该退货单，随即电话联系李文凯，两天后找到李文凯，李文凯见到清单后表示该退的钱要退，只是其与妻子见面后又反悔拒不承认。3、在第一次庭审中，农业服务公司陈述“原告还需付我11492元，并且已经支付了”。农业服务公司的这一陈述，是为了回答法庭问题“总货款多少，退货款多少”，但农业服务公司偷换概念变成“欠总货款多少，退货款多少，得出应支付11492元”。汪正良回答已付11492元，是因为汪正良至农业服务公司处拿货，肯定有现金支付，多次往来累计得出农业服务公司所讲11492元，汪正良认为差不多，便直接确认了。（二）一审法院依据错误事实并忽视汪正良的优势证据而作出错误判决，应依法撤销。一审法院认为退货单仅能证明退货事实，不能证明农业服务公司尚欠货款事实，这是片面的认识。一审法院忽视了双方之间是凭退货清单进行结算的交易习惯，而且在一审查明事实部分对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进行了确认，直到现在农业服务公司与其他业务经销点的结算都以该种方式进行。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法律意识薄弱，只认定交易习惯，事实上双方的数次退货付款只是以退货清单出示就能退回货款。同时，农业服务公司应有完备的会计手续，应作流水记账。一审法院刻意回避该事实，没有要求农业公司出示已经结清往来账的证据，农业公司亦未证明其已经将该笔货款支付完毕。农业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双方将单据的一式两份都摆出来进行核对结账。从举证规则和优势证据上讲，汪正良依据退货清单原件，主张债权，合理合法也符合交易习惯，已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汪正良曾付5000元货款”的错误事实认定汪正良仍具有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汪正良，明显不当。从退货清单的性质分析，退货清单实际上是农业公司出具的欠款凭证，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如果农业公司已支付该笔款项，从交易习惯及日常经验分析，农业公司应收回清单，如当场不能收回清单，应要求汪正良在退货底单上签字写明货款已收或另行出具收条以证明货款支付事实。一审法院忽视农业公司这种有违日常生活经验的行为，采信其口头陈述，认定事实不当。被上诉人农业服务公司辩称：（一）农业服务公司作为农资供应商，每次送货都给销货商提供送货单，不管销售商是否当场给付，销售单都是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其目的是怕销售商不记得商品价格，结算时销售商可带可不带送货单来结账。有时送货给销售商时，未当场结算的，有时要销售商签名，注明是欠款，有时销售商本人不在家的未签名的也有，由送货人员注明未付款。（二）退货单一般也是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在结算时销售商未出具退货单，也可以结算，一般结算后都会销毁。一般情况下，销售商与我结账时都会把退货单带来，而不会将送货单带来。如果我将送货单遗失，销售商就不会付款。2016年8月，汪正良前来结算时，确实未带2016年6月7日的结算单，为防止汪正良又持退货单来要钱，故农业服务公司未销毁退货单，8月份的退货单亦未销毁。8月份的只有一份，且在农业公司手中。汪正良在8月份结算时，送货退货两相抵，汪正良还支付了5000多元。汪正良明知还有7000多元退货，还倒给5000元，不符合常理。汪正良向一审法院诉请：请求判令农业服务公司立即退还汪正良货款7224元。一审法院确认事实：汪正良为农资产品经营者，农业服务公司系农资批发商，双方于2014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农业服务公司向汪正良供应农药化肥等，履行方式为农业服务公司送货上门，付款方式为：如送货价款金额不大，则汪正良当场向农业服务公司送货司机支付现金；如送货金额较大，则农业服务公司送货司机向汪正良开具一式二份的销售单，汪正良则事后到农业服务公司经营场所结账。如遇货物过期或过剩的情况下，由汪正良将剩余货物退还给农业服务公司，当退货金额不大时，由农业服务公司送货司机当场向汪正良现金支付退货款，如退货金额较大，则农业服务公司送货司机向汪正良出具一式二份的退货单，汪正良再到农业服务公司经营场所结账。另查明，2016年6月7日，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退还一批农药，退货金额为7224元，农业服务公司的送货司机向汪正良出具了一式二份的退货单。2016年8月份，汪正良、农业服务公司对2016年8月前的双方往来进行了结账，送货金额与退货金额两抵后，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支付了货款5000余元。本次结账完毕后，双方又发生了业务往来，并于2017年2月进行了结账处理。2017年3月，汪正良持2016年6月7日的退货单向农业服务公司主张退货款，农业服务公司认为双方已结账清楚，不应该退款。汪正良因主张退款未果，故起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汪正良、农业服务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结合双方的陈述及退货清单等证据，双方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汪正良持退货清单向农业服务公司主张支付退货款的诉讼请求，因该退货清单仅能证实农业服务公司收到汪正良退货商品的名称、时间、数量、价格及总退货金额等，不能证明农业服务公司尚欠汪正良退货款的事实。另汪正良与农业服务公司已于2016年8月份对双方前期往来进行了对账结账，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支付了剩余货款，故应由汪正良举证证明农业服务公司尚欠其退货款7224元的事实。综上所述，汪正良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正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汪正良负担。本案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汪正良、被上诉人农业服务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6月7日，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退还一批农药，退货金额为7224元，农业服务公司的送货司机向汪正良出具了一式二份的退货单。2016年8月份，汪正良与农业服务公司进行结账。本次结账完毕后，双方又发生了业务往来，并于2017年2月进行了结账处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农业服务公司是否应退还汪正良7224元。第一、关于案件事实部分。第一次庭审中，农业服务公司称汪正良在2016年8月对账时支付现金5000余元，又称汪正良支付其11000余元。第二次庭审中，农业服务公司称汪正良在2016年8月对账时支付11000元货款。农业服务公司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陈述，且并未提供收据等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汪正良与农业服务公司送货、退货金额两抵后，汪正良向农业服务公司支付货款5000元”的事实不当。第二，农业服务公司是否应退还汪正良722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院认为：一、本案中，汪正良主张农业服务公司应退还其7224元，其提交了退货清单予以佐证。该证据与农业服务公司提交的退货清单一致，且与双方当事人陈述、农业服务公司答辩状中描述的交易习惯相互印证，具有较强证明力，能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二、农业服务公司称其已退还该7224元，应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已经被消灭。农业服务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称“退货单一般也是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在结算时销售商未出具退货单，也可以结算，一般结算后都会销毁”。本案中，农业服务公司亦持有退货单，但其并未销毁，与其所陈述的结算后会销毁的交易习惯相悖。另，双方当事人虽然在2016年8月份、2017年2月份结账处理，但农业服务公司并未出示书面凭证显示双方已经将在此时间之前的账务全部结清或处理完毕。根据交易习惯及生活常识，如果农业服务公司将涉案7224元退还给汪正良，在汪正良没有交付退货清单核对，且农业服务公司持有退货清单的情况下，农业服务公司应当要求汪正良在其持有的退货清单上注明货款已退或其他表明债务清偿的文字，但农业服务公司提交的退货清单中无相关字样。农业服务公司称其为避免汪正良再次主张涉案货款，故其保存退货清单的陈述，不合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农业服务公司主张债务已消灭，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综上，汪正良的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2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二、长沙市望城区供销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汪正良货款722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长沙市望城区供销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应由长沙市望城区供销社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虹审判员  袁 胜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 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法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