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09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琼，女，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桓妤，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海，男，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怡，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第三人：陈玉珍，女，197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怡，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第三人：范毅，男，汉族，1981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怡，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第三人：马赐弟，男，198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忠理，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京，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市。
原审第三人：潘林海，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
原审第三人：广州博职学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京溪桥东侧广州新百佳小商品城自A13097铺。
法定代表人：云天宁。
上诉人韩琼因与被上诉人刘海明、原审第三人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张京、潘林海、广州博职学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职学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韩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明海的诉讼请求；2．案件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刘明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查明事实及判决上均存在严重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一、程序部分：（一）一审改变了刘明海的诉讼请求，变更了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却不向当事人释明，实质上剥夺了韩琼重新举证的权利，是严重的程序错误，构成了“突袭式审判”，依法应当发回重审。刘明海一审请求解除股东协议，进而返还出资款及资金占用费，不是借款和支付利息，而且刘明海始终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过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因此，本案应当是投资关系，并非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性质，实际上是改变了法律关系及案由，应当及时向韩琼及其他当事人释明，以便于当事人进行不同法律关系及案由下的举证及答辩。然而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行使释明权，而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判决韩琼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及判决与刘明海提出的诉讼请求完全不同。法律关系及案由改变了，法律事实要件、证据也就不一样了，抗辩思路当然也会有所不同，甚至证据责任分配也有不同，但一审法院却根本不向当事人释明，剥夺了韩琼进一步举证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二款的规定，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实质上剥夺了韩琼等的合法举证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接受并采纳韩琼在二审中针对着本案客观事实而提交的新的证据。
（二）一审错误在多位共同诉讼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解除他们共同签订的《股东协议》，属于遗漏重要当事人，应当依法发回重审。1．本案所涉合同是多人合同签订的，要解除该协议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必要共同诉讼人。本案所涉的《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共同签约人分别是韩琼、陈玉珍、范毅、刘明海、潘林海、张京、马赐弟。共同签约人是共同权利人或者共同义务人，解除合同之诉是必要共同之诉，判决解除协议应当让他们以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的身份参加到诉讼当中，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将上述必要共同当事人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却直接判决解除《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严重的程序错误。2．尽管一审将潘林海、张京、马赐弟等人列为第三人，但本案中第三人属于无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其对于一审法院解除股东协议的判决没有上诉权，一审法院实际上是剥夺了潘林海、张京、马赐弟的上诉权，属于确定当事人诉讼地位的错误，导致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严重损害。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潘林海、张京、马赐弟作为必要共同原告或者必要共同被告参与诉讼，而非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第三人。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3条、《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的规定，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属于再审的法定事由。为免再审诉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实体部分：（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属于股权投资纠纷，并非属民间借贷。1．本案的基本事实。韩琼、刘明海等各第三人股东商议好共同出资投资设立公司，各方在2014年4月25日签订了《股东协议》，且一致确认共同投资购买博职学优公司进行经营。故从案外人邓海年和案外人徐琛手上购买了2012年成立的博职学优公司。各方约定了由韩琼负责实际经营，投资款打进韩琼个人名下的账户。但在2014年9月份，因经营理念产生分歧，故韩琼作为主要的经营者，在已经足额支付100万元给案外人邓海年和徐琛后。将博职学优公司的股权过户至有利于控制的人（即马赐弟和案外人云天宁）名下。过户后，韩琼、马赐弟和云天宁并未将股权占为己有，而是一直催告刘明海等其他股东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直到刘明海等提起一审起诉，韩琼、马赐弟还以书面方式通知他们尽快办理，韩琼己尽最大努力履行协议，是刘明海及其他股东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本案的诉讼。2．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都属于股权投资关系，而非一审判决错认的借贷关系。（1）各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股东协议》以及变更部分出资的《补充协议》，从其形式上看，属于意思明确的有名合同——《股东协议》；从其内容上看，确系对各方共同出资投资设立公司之意思以及出资比例等事项的约定。因此，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方面审视，本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所设定的都是典型的股权投资关系。（2）对于商事纠纷，法院应严格适用外观主义，不应轻易以主观判断去修改各商事主体在意思自治下签订的合同之性质。即便法院有权对有名无实的合同进行识别和判断，也必须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本案的《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具有民间借贷的意思，在彼此权利义务的设定上也不具有借贷法律关系的本质，换言之，《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均无保本条款或者不担风险等约定。恰恰相反，各方明确约定“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亏损。”可见，各方签订《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并非名为合作实为借贷的合同，而是名副其实意在合作经营的股权投资合同。（3）在《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除张京未出资即退出之外，其余协议者都有按照协议出资的行为。韩琼根据协议，己对外实际受让取得博职学优公司。博职学优公司的股东己展开实际经营活动。由此可见，《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已经在实际履行之中，因而一审判决关于《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的认定是错误的。2．韩琼接受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打入的投资款是基于《股东协议》的约定，而非借款。（l）按照《股东协议》第三条的约定，韩琼为合资收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鉴于《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没有对投资款的转款和收款进行具体的约定，因而韩琼、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口头约定将投资款统一转给韩琼。（2）由于《股东协议》只是合资收购公司的合同，在各方当事人注资时并没有实际共同经营的公司存在，而且《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也没有对共同账户问题进行约定。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办理一个共同账户或公司账户，所以，各位投资人也只能将投资款转入韩琼的个人账户上。（3）韩琼与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合同，韩琼在收到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的转款后也没有向他们出具借条，关键韩琼与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之间也从来没有将投资转化为借款的意思表示。（4）一般而言，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合同会约定固定分红，且出资人不参与经营、不承担亏损，其所关心的并非公司发展而仅仅是利息。而本案中《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无约定固定分红或者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利息的，在诉讼中主张利息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说明，本案件发生于韩琼与刘明海及原审第三人的转款与收款行为，其完全出自于他们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因而属于典型的投资行为，而非实质上的民间借贷行为。
（三）对《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履行不到位或履行不当行为，均不能成为将《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变更为民间借贷的借口。1．由于《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就收购公司和共同经营的书面约定不够完善，协议在履行之初就出现了一些分歧，致使各协议人对《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履行存在着不规范、不到位和不妥当的情况。但这只是合同履行中的问题，只要协议的法律性质是明确的，只要当事人之间没有通过新的协议对原协议的法律性质进行变更，那么，无论是基于法理还是基于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都不可能因为对协议的履行不到位或履行不当的行为而改变协议本身的法律性质。2．在二审庭审前，博职学优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整理出完整的财务账册。财务账册中详细记录了各股东的投入及公司经营状况。从财务账册来看，公司共收到各股东的投入共计430万元。3．股东和公司的账户是否混同，并不影响公司是否出资到位。即使存在混同的情况，也应当进行外部债权人起诉股东侵犯债权人利益，并非其他股东主张出资无效的依据。4．关于马赐弟和案外人云天宁的代持股权的行为，如前所述，是韩琼不得以而为之，因为刘明海等其他股东明确违反《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不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在此情形下，韩琼请马赐弟和云天宁代持股权的行为，完全属于符合《合同法》第119条规定的合法减损行为。5．借贷关系与参股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刘明海及其他股东有和韩琼一并出差的记录，这说明他们已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这显然不属于借贷关系的行为范畴。至于对这些差旅费采用何种方式支出以及在公司内部账户如何支出等，不属于股东投资纠纷案由的范畴，而是经营中是否违约的问题，因而一审法院不应以此否定刘明海和其他股东的行为性质和特定的身份。6．刘明海及其他股东因与韩琼、马赐弟等人的经营理念发生分歧，故而在一审诉讼中更改案由，对没有利息约定的《股东协议》主张为是借贷合同，这不仅是在恶意欺骗一审法院，而且也是通过虚假诉讼抽资出逃的行为。因为，这种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认定等于是为投资者抽回投资找到借口。对此，二审法院应予纠正。
（四）因本案是投资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应适用公司法而非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明海所支付的款项是履行《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行为，因而本案应属于股权投资纠纷。从《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目的、对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设定以及其他约定上审视，其没有任何“实质上为民间借贷”的意思和内容。无论是基于法理还是基于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一审法院都不应当由于对当事人对协议的履行不到位或履行不当的行为而改变协议本身的法律性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属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韩琼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属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五）退一万步说，即使本案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中已确认刘明海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利息的约定，却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年利率24%计算本案利息，明显存在错误。根据该规定中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不仅没有依法不支持利息，反从裁量确认法定范围内最高额利息，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的。
综上所述，在程序上，一审法院存在重大错误，应依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在实体上，刘明海所支付的款项是履行《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行为，因而本案应属于股权投资纠纷。从《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目的、对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设定以及其他约定上审视，其没有任何“实质上为民间借贷”的意思和内容。无论是基于法理还是基于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法院都不应当由于对当事人对协议的履行不到位或履行不当的行为而改变协议本身的法律性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属事实认定错误，且错误要求韩琼支付利息；同时，一审判决还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为维护韩琼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海明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书已列明当事人，每一个当事人均已经过法院传唤，一审自2015年11月2日第一次庭询直至2016年11月28日作出判决，不存在所谓“突袭式审判”。韩琼陈述的事实与本案不符，本案书面证据虽然没有约定利息，但通过第三人和当事人的口头作证可以明确这笔投资属于有股东利息的事实。
原审第三人陈玉珍、范毅述称：与刘海明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马赐弟述称：同意韩琼意见和上诉请求；刘海明称投资协议存在，并约定利息，既承认了投资关系并且约定利息，与事实相矛盾。
原审第三人潘林海述称：与一审意见一致，潘林海已经退出投资。
原审第三人张京、博职学优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
刘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刘明海与韩琼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要求韩琼返还刘明海出资额5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6万元（2014年5月至2015年10月28日，资金占用费暂按16个月计算，实际支付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5日，刘明海（庚方）与韩琼（甲方）、范毅（丙方）、潘林海（丁方）、张京（戊方）、马赐弟（已方）、陈玉珍（乙方）就各方共同投资成立有限公司事宜签订股东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一条：公司名称为博职学优公司（暂名，以后依法变更）；第二条：公司住所为海珠区艺景路234号二楼；第三条：公司法定代表人韩琼，第四条：公司经营范围是（略）（以实际变更登记为准），经营期限长期；第五条：公司是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各方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各方按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第六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整（大写壹仟万元整）；第七条：股东各方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和出资方式如下：甲方韩琼出资人民币150万元、乙方陈玉珍出资人民币150万元、丙方范毅出资人民币150万元、丁方潘林海出资人民币50万元、戊方张京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已方马赐弟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庚方刘明海出资人民币50万元；各方投资占比与股份比例等同；各方应在2014年5月10日前足额将认缴的出资额汇入相关银行账号；协议各方同意不按本协议的约定按时出资的，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以其应缴出资额为基数，每逾期一日，应当向其他股东支付0.1%的违约金，出资逾期期达30日（含本数）以上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退出不再具备公司股东资格，并且已缴纳的出资不予退还，股东会有权根据本条约定做出开除违约方股东资格的决议，并进行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第八条：公司应当设立股东登记花名册，并以公司名义向各股东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第九条：各方按照本合同规定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十二条：协议各方组成公司股东会，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股东会决议方式行使职权；第十三条：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四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5人，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各方同意推选甲、乙、丙、丁、已担任公司董事，其中甲为董事长，公司根据需要也可外聘独立董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三人，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各方同意推选戊、庚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通过其他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各方同意董事会聘任甲作为公司的首任总经理，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总经理可连聘连任；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提名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会计由乙方委派的人员担任，出纳由丙方委派的人员担任，并提交董事会决定，任期均与总经理每届任期相同；第二十三条：总经理有权决定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的费用支出，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费用支出，需提交董事长（董事会）决策，具体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协议签订后，刘明海与韩琼及各原审第三人就各方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和出资方式变更签订补充协议，变更如下：甲方韩琼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乙方陈玉珍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丙方范毅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丁方潘林海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注册资本5%；戊方张京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已方马赐弟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庚方刘明海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注册资本5%。
上述协议签订后，刘明海于2014年5月20日转账50万元到韩琼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石化支行开设的账户62×××63中。而陈玉珍在上述协议签订前，于2014年1月20日转账20万元到韩琼的银行账号62×××68中。上述协议签订后，陈玉珍于2014年6月12日转账20万元到韩琼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开设的账户62×××63中。同日，陈玉珍委托丁梅莺从其账号转账150万元到韩琼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开设的账户62×××63中，陈玉珍共通过转账形式给付韩琼1**万元（该款含代潘林海垫付10万元）。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张京、潘林海先后退出投资，其中潘林海由韩琼退回7万元后退出投资。
另查，博职学优公司是由案外人邓海年出资55万元、徐琛出资45万元，于2012年6月4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海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广棠路24号三楼3354房，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策划、教育信息咨询（不含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不含中小学课文辅导项目，不含职业技能培训）的有限公司。2014年10月14日，案外人邓海年、徐琛与云天宁、马赐弟就博职学优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一、邓海年股东将原出资5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的部份（全部）55万元转让给云天宁，转让金55万元；二、徐琛股东将原出资4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的部分（全部）45万元转让给马赐弟，转让金45万元。同日，博职学优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云天宁；股东变更为马赐弟、云天宁；住所（经营场所）变更为广州市白云区京溪桥东侧广州新百佳小商品城自A13097铺；经营范围变更为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教育咨询服务。2014年10月16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同意上述变更事项。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韩琼与马赐弟、博职学优公司于2016年4月7日顺丰速运分别向刘明海、陈玉珍、范毅、潘林海、张京发出关于办理“博职学优公司”工商事宜及催款通知，要求提供有效的签证复印件，以便办理博职学优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将阁下及其他协议各方变更为博职学优公司股东。
一审庭审中，1．刘明海诉称本案中股东协议并未履行，其出资是借款予韩琼。
2．韩琼确认其接收刘明海及潘林海、范毅、陈玉珍（一审判决记载“刘明海”为笔误）的投资款是由不同的银行账号接收，没有指定特定的专门账号接收。
3．韩琼辩称其已按股东协议的约定全部出资，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
4．马赐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已足额出资。
5．韩琼确认VOG公司的全称为广州市微欧姬鞋业有限公司，欣迪公司的全称为广州市欣迪鞋业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原均由韩琼控股，但现广州市欣迪鞋业有限公司已转让他人，何时转让，韩琼未将提交相应证据证实。
6．韩琼确认其从事外贸出口工作，主要范围是鞋帽，从1999年开始每年均会前往欧洲与美国几次。
7．韩琼确认杜宇曾在广州市微欧姬鞋业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但现在已不在该公司任职，至于何时离职，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
8．韩琼确认马赐弟、云天宁持有是受其安排代所有股东持有股份，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经刘明海及范毅、陈玉珍（一审判决记载“刘明海”为笔误）同意或授权。
10．刘明海、陈玉珍（一审判决记载“刘明海”为笔误）、范毅均称韩琼承诺保证出资金额每月不低于2%的利息，但未提交证据证实。
11．韩琼辩称经营合作项目先后支出2946919.37元，并提交刘明海、韩琼等多人的往欧洲等国外的机票、签证、保险发票等证据证明产生的差旅费；提交房屋租赁合同、装修工程合同书装修工程增加项目等证据证明因合作项目产生的场地租赁费用与装修费用；提交支付ＸＸ、张晨、胡懿等人工资的支付证明单及上述人员的证言；提交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三份、交易详情单一份、中国工商银行电子渠道转帐汇款业务受理凭证一份、韩琼账号62×××63明细信息打印六份、该账号明细清单一份，证明韩琼从2014年5月26日至2015年2月13日向范毅转帐合计117万元。但上述证据未明确显示是用于博职学优公司。且在上述证据中的保险发票客户为广州市欣迪鞋业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明海与韩琼及陈玉珍、范毅、马赐弟、潘林海、张京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可以证实刘明海与韩琼及陈玉珍、范毅、马赐弟、潘林海、张京之间确实存在投资成立博职学优公司的意愿。但履行合同过程中，首先，在张京、潘林海退出投资后，刘明海与韩琼及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并未就部分投资人退出而重新进行协商制定新的股东协议；其次，本案中均无证据证实韩琼与马赐弟两人按股东协议如实出资的事实；再次，博职学优公司受让后注册股东为马赐弟与云天宁，而非股东协议约定的股东，亦无证据证实马赐弟与云天宁的持股是受刘明海与陈玉珍、范毅等人的授权委托代持股，只是庭审中韩琼、马赐弟、云天宁自行确认是受韩琼的委托代持股；第四，刘明海及陈玉珍、范毅等的出资是转帐至韩琼个人不同账号，各方当事人并未指定统一的账号对出资款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支配；第五，至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之日止，无证据证实博职学优公司成立股东大会，向已足额出资的刘明海、陈玉珍等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亦无证据显示韩琼将收取刘明海及各股东的出资款注入到博职学优公司并统一管理等事实，综上一审法院可推定刘明海与韩琼及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均未履行所签订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刘明海诉称本案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理由成立。韩琼辩称先后支出2946919.37元用于经营合作项目，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用于博职学优公司，因此，该辩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刘明海要求解除刘明海与韩琼、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张京、潘林海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刘明海已足额出资50万元，且直接由韩琼收取，韩琼应退还刘明海，故刘明海要求韩琼返还收取5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无证据证实韩琼承诺保证出资金额每月不低于2%利息的事实，故刘明海要求支付资金占用费54万元（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28日，资金占用费暂按15个月计算，实际支付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的诉讼请求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利息应从刘明海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为宜。张京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明海与韩琼、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张京、潘林海于之间签订的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予以解除；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韩琼给付刘明海50万元及该款利息（利息从2015年11月2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明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刘明海负担2521元，韩琼负担7879元。刘明海已交纳的受理费超出其负担部分的7879元，其同意由韩琼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迳直给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琼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生活馆”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韩琼、刘明海、陈玉珍、范毅及相关员工为履行《股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开展相关经营活动，设立“生活馆”微信群进行沟通，各微信群成员通过“生活馆”微信群积极开展项目相关工作，包括共同参与与第三方合作的商谈、装修风格确认、店铺设计等，各微信群成员，含刘明海、陈玉珍、范毅所开展的工作就是共同投资的体现；2．范毅发给马彬的短信记录，拟证明欣迪五楼就是本案股东投资项目“生活馆”的经营地点，范毅参与了“生活馆”项目的具体经营活动；3．资金池（广州市金维路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记录，拟证明在买到目标公司博职学优公司股权后，韩琼和刘明海、陈玉珍、范毅、马赐弟、马彬共同参加了股东会，并作出了投资相关项目的决议，各方均是在履行股东权利及职责；4．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各方拟按照《股东协议》变更目标公司的名称为广州市金维路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但至今仍未完成变更手续；5．财务报表，是依据一审中提交的原始凭证制作，拟证明根据《股东协议》和《补充协议》，韩琼和刘明海、陈玉珍、范毅、马赐弟共同出资购买了目标公司的股权，各股东开展了相关的经营活动产生相应费用，目标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形成了相应的财务报表；6．“金维璐集团”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各方对投资内容进行了商量，如果是借贷就不会告知对方款项用途，而微信群中对投资项目和装修后公司标志均进行讨论和选择，故各方属于投资关系，并在签订协议后实际履行。刘明海质证认为：不属于新证据，请求法庭不予采纳；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确认；对上述证据关联性的意见：1．“生活馆”微信群聊天记录：《股东协议》共7人，该聊天群只有6人，其中包括一个案外人以及一个名叫杜宇的人，杜宇是韩琼本人控股案外公司的总经理，而刘明海不在“生活馆”聊天群中；从聊天记录中也可以看到，2014年4月9日韩琼邀请“刘喜凤”进群，“刘喜凤”不是本案当事人，内容涉及到的“丽娜”也是参与过项目的所谓投资人，同时也有人退出，该微信群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股东身份，获得公司签发的出资确认书并经工商登记中才可称之为股东，韩琼一直在经营服装行业，“生活馆”是韩琼等为获得资金出借人信任描述出来的项目。2．短信记录：按照一审查明的事实，范毅在韩琼控股案外公司担任出纳，这些短信都是基于当时的工作。3．资金池（广州市金维路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记录和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股东会记录涉及的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商局档案管理查询情况说明这个公司没有任何成立的记录，这也是韩琼的某个项目，但没有签订股东会决议，参会人员与本案当事人不一致，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财务账册：没有证据证明该财务账册是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这是博职学优公司自己打印盖章并且向法院提交的，现博职学优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5．“金维璐集团”微信群聊天记录：不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股东的身份。陈玉珍、范毅质证认为：与刘明海意见一致。马赐弟质证认为：认可韩琼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微信聊天群中尽管不是所有人参加，或者有人因意见不一致退出，“杜宇”是公司的高级员工，他存在是合理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资产负债表需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作出；项目运营中可能需要各个股东确认，这符合项目投资前期讨论流程，与事实相吻合。潘林海质证认为：时间太久没有印象，不清楚退出后的事实，不清楚这些证据；对于聊天记录其刚开始可能在群里后来就退出了，股东会记录没有参加；潘林海只支付了10万元，后来韩琼退回7万元后退出。张京、博职学优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刘明海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广州欣迪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打印件，该文件是公开文件，可以在公开网络中查询到，拟证明韩琼是广州欣迪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关联公司中没有博职学优公司；广州欣迪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前后出现的19位股东均没有陈玉珍和协议方任何一方；本案所有款项是直接交付到韩琼名下不同银行账户，直至一审开庭没有证据证明博职学优公司召开过股东大会、办理过工商登记、出具出资证明书，也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用于博职学优公司经营，也没有证据证明陈玉珍等人在韩琼名下或关联公司享有股东权益。韩琼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广州欣迪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陈玉珍、范毅质证认为：与刘明海意见一致。马赐弟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潘林海质证认为：不清楚，没有意见。张京、博职学优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各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二是刘明海请求返还相关款项并支付利息是否成立，三是本案是否因一审存在程序问题而需发回重审。
关于各方法律关系性质。本案中各方签订《股权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各方出资额、出资比例，并约定了股东权利义务、股东会组成和职权、董事会和监事会职权和成员，董事长、总经理具体人选等。从协议内容来看，各方签约时的意愿是合作投资博职学优公司。此后各方虽因合同履行产生争议，但并无证据证实各方就合作投资转化为借贷关系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即使《股权协议》《补充协议》没有履行或不能继续履行，亦不必然产生出资款直接转化为借款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的关系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刘明海请求返还相关款项并支付利息是否成立的问题。第一，本案中各方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股权协议》《补充协议》，陈玉珍已依约足额支付出资款，现距合同签订已三年，但并无证据证实博职学优公司曾召开股东大会，或向刘明海出具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博职学优公司现登记股东为马赐弟、云天宁，并无证据证实二人是受刘明海委托持股，可见刘明海并未获得博职学优公司股东身份。至于韩琼辩称股东登记为马赐弟、云天宁是因2014年9月期间各方产生争议、刘明海不同意受让股权，但对此并无证据证实，且其在本案中又主张2015年期间仍就共同经营产生支出，前后存在矛盾，对其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第二，韩琼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相关支付凭证和财务报表、资金池（广州市金维路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辩称刘明海已实际参与经营，但前述证据均未能显示是博职学优公司经营事项，不足以证实刘明海是以股东身份参与博职学优公司经营管理、行使博职学优公司股东权利，韩琼该项抗辩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刘明海取得博职学优公司股东身份，或行使了股东权利，其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请求解除合同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各方在《股权协议》中约定韩琼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各方实际将出资款转入韩琼个人账户，韩琼上诉中亦陈述各方约定韩琼为主要经营者负责实际经营，故其应当履行相应义务，现无证据证实韩琼收取出资款后已将款项转入博职学优公司，故应当承担款项返还的义务。第四，韩琼辩称其收取的出资款均已用于公司经营。对此，首先，韩琼提交的证据中，部分项目仅有内部款项审批单据，没有实际支出凭证；相关财务凭证并未显示款项支出由刘明海等人审批；部分审批单据没有记载支出单位、部分记载“欣迪公司”“五楼”“VOGLIFE”，缺乏与博职学优公司的关联，不足以证实相关人员是博职学优公司员工、相关场地是为博职学优公司使用，也不足以证实其他费用是用于博职学优公司经营支出。其次，韩琼二审中提交了博职学优公司财务报表，但其亦确认该财务报表是依据一审中提交的原始凭证作出，故在前述原始凭证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下，财务报表亦缺乏客观证明效力。最后，即使本案各方还存在其他合作关系，但并无证据证实刘明海履行《股东协议》项下义务交付的出资款可直接转化为其他合作出资，或同意可由其他韩琼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支出前述款项。据此，韩琼辩称其收取的出资款均已用于博职学优公司经营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韩琼应向刘明海返还出资款50万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刘明海于起诉之日明确表达解除合同意愿，故一审认定韩琼从该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因一审存在程序问题而需发回重审。第一，本案中，刘明海起诉主张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其起诉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没有变更，一审虽认定本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有失妥当，但对本案事实的审查认定包含了《股东协议》签订和履行情况、款项是否用于公司经营等事实，不存在因没有释明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的情形。第二，本案中各方共同签订《股东协议》《补充协议》，一审已将《股东协议》所有合同签约方和博职学优公司列为案件当事人，各方均已在诉讼中充分陈述意见，潘林海、张京、马赐弟没有提出诉讼请求，也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韩琼上诉请求发回重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韩琼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920元，均由上诉人韩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莫碧航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