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9民初14号
原告：张春明，男，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福绵区。
原告：何凡，男，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福绵区。
原告：肖友林，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福绵区。
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炎，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贵成，广西千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权，男，196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绍兵，广西正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仁昌（曾用名何厚宏），男，196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玉林市玉州区。
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与被告何权、何仁昌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锦炎、卢贵成，被告何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绍兵，被告何仁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三原告支付可得利益合计5350万元；2、判决两被告向三原告支付利息共计1070万元（利息以53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6日起按月息两分暂计至2017年2月26日止，直至被告全部还清）。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21日，被告何权、原告张春明从陈绍平、陈达玲处购买贵港市港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达公司）100%股权，该公司拥有城二路和建设路交汇处两块国有土地。2010年7月9日，两被告与张春明、何凡订立《合伙协议书》，共同出资4000万元对港达公司名下的地块进行商业开发，其中何权、张春明的合伙份额为56.8%，被告何仁昌、何凡的合伙份额为43.2%。随后肖友林加入合伙，并共同缴纳了合伙出资。2011年5月11日，两被告订立《合伙协议书》，共同出资3000万元，对玉林市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名下的地块进行商业开发。2012年2月18日，原被告双方及贵港市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达公司）签订“锦达*香格里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营承包协议》，约定：何权、何仁昌应于2014年12月31日，向锦达公司缴纳本金4000万元及利润1.1亿元。同日，原被告双方及恒基公司签订“恒基*万象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营承包协议》，约定：何权、何仁昌应当于2014年12月31日前，向恒基公司缴纳本金3000万元及利润5500万元。2012年3月10日，原告方与被告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方于2013年12月30日前、2014年6月30日前、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4932万元。2014年12月8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将支付4932万元的时间从2014年12月30日延期到2015年12月30日；同时，何权、何仁昌同意支付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的利息，同意支付1500万元承包金，承诺若2015年内不能支付的，按照月息4%支付利息；2015年6月27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何权、何仁昌同意：（1）锦达公司地块以1280万元过户到三原告名下；（2）二号楼3-26层东边48套划给三原告，但仍给何权、何仁昌负责销售；其中，1280万元地价作为被告方应支付的利息，48套的收入作为被告方应当支付的本金及利润；2016年4月26日，何权、何仁昌向三原告出具恒基、锦达两公司的数据，确认三原告应当分红5350万元。经三原告催促，两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支付义务。
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为证明其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恒基锦达两公司数据》一份，证明两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确认应分给三原告红利合计5350万元；2、《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张春明、何权与陈绍平、陈达玲就转让港达公司股权的各方权利义务达成协议；3、《合伙协议书》一份，证明张春明、何凡与两被告组成合伙，共同开发锦达公司名下的房地产项目；4、《合伙协议书》一份，证明两被告组成合伙，确认三原告的合伙份额，并共同开发恒基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5、《出资证明》一份，证明锦达公司确认三原告已出资950万元；6、《经营承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两被告承包“锦达*香格里拉”项目达成协议；7、《经营承包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就两被告承包“恒基*万象城”项目达成协议；8、《补充协议》一份，证明两被告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三原告合计4923万元；9、《补充协议》一份，证明两被告承诺于2015年1月前支付三原告1500万元；10、《补充协议》一份，证明两被告承诺用锦达公司地块作价偿还逾期未还承包经营利息、并用销售房款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润给三原告；11、《关于锦达公司向玉州区农行贷款的协议》和《借款说明》各一份，证明三原告履行项目的后期配合义务，原被告双方就锦达公司向玉州区农行贷款等相关责任达成协议。
被告何权、何仁昌辩称，三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合伙没有经过结算，无法确定盈亏，双方对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存在争议，账目暂时也无法查清。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本案应追加锦达公司、恒基公司为被告。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三原告的起诉。
被告何权、何仁昌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玉林恒基房地产公司张春明等三人借款转出款表》及相关付款凭证，证明三原告从恒基公司、锦达公司借款1420多万元，且三原告和两被告以及两公司并未进行结算。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关联性有异议，主张该数据只是预期的利润分配比例；对证据2、3、4、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被告只是向锦达公司及恒基公司承包并非向三原告承包；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主张协议中计算财产的数额是按预期收入来合计的，并没有经过实际结算而得出；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三原告与两被告或两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均没有经过结算。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主张该款项是两被告或两公司对三原告的还款，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合伙关系未结算的事实。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本案事实。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上述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21日，何权、张春明与陈绍平、陈达玲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绍平、陈达玲以3828万元的价款转让其持有的港达公司100%的股权给何权、张春明；转让包括港达公司名下的位于贵港市城区城二路与建设路交汇处的两宗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贵国用（2008）第0438号和贵国用（2008）第0439号】；何权、张春明应交付的定金、各期应交付转让款的金额、时间和陈绍平、陈达玲应办理的相应事项，以及协议解除的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签订该转让协议后，同年7月9日，何权、张春明（甲方）即与何仁昌、何凡（乙方）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合伙企业名称为贵港市港达贸易有限公司；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贵港市建政西路西延段“建政家园”；合伙期限为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到该项目开发销售完毕为止；出资金额及方式：甲方占该项目总股份56.80%，其中何权出资1672万元，占41.8%，张春明出资600万元，占15%。乙方占该项目总股份43.20%，其中何仁昌出资1328万元，占33.20%，何凡出资400万元，占10%。合伙出资共计4000万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盈余分配，以出资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出资额为依据，按比例承担；为方便合伙企业事务管理，何权代表甲方，何仁昌代表乙方，共同管理合伙企业日常事务，何权为合伙企业总负责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业务活动”等内容。签订该合伙协议后，各合伙人缴交了出资，何权、张春明即用合伙人的出资资金支付上述转让合同的价款给陈绍平、陈达玲。何权、张春明在以其名义作为受让人履行上述转让协议而取得港达公司的全部股权之后，对港达公司的名称、股东和注册资金进行了变更，名称变更为锦达公司，又用上述合伙人的出资增加了注册资金，但对于公司的股东仅变更登记为何权、张春明二人，未把上述其他合伙人予以登记为股东。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也变更至锦达公司名下。对于合伙人的出资，2011年8月3日锦达公司出具了一份《出资证明》，载明：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锦达公司已收到张春明、何凡（含肖有林）投入资金950万元。
锦达公司成立后，即对公司名下的上述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2012年2月，锦达公司（甲方）与何权、何仁昌（乙方）签订一份《经营承包协议》，约定：为了使锦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提高经营效益，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甲方将“锦达*香格里拉”项目的建设和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乙方，乙方作为经营者向公司缴纳本金4000万元、利润11000万元。项目如有盈余则归乙方所有，若不足，乙方补齐；交纳承包金额的时限为2013年8月31日前交项目本金4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前交3000万元，2014年6月30日前交40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交4000万元；甲方享有公司全部资产的所有权；乙方按原标准发放股东的工资、补贴、福利；协议有效期3年，自2012年2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等内容。在该协议的甲方落款处，港达公司盖公章，并由何权、何仁昌、何凡、张春明签名，乙方落款处则为何权、何仁昌签名。
2010年2月8日，何权、张春明登记注册成立了恒基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何权出资1600万元，占80%，张春明出资400万元，占20%。2011年5月12日，何权（甲方）与何仁昌（乙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购买玉林市玉柴工业园、二环南路北侧一块商住用地，土地证号为玉国用（2011）第010004**号；双方共同成立了恒基公司，利用玉国用（2011）第01000400号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合伙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到该项目开发销售完毕为止；项目第一期投资总额3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1622.55万元，占股份54.085%（甲方具体投资构成为何权出资1191.3万元，占股份39.71%，何凡出资281.25万元，占股份9.375%，庞高出资150万元，占股份5%），乙方出资1377.45万元，占股份45.915%（乙方具体投资构成为何仁昌出资946.2万元，占股份31.54%，张春明出资281.25万元，占股份9.375%，肖友林出资150万元，占股份5%）。此外协议还约定了与前一份合伙协议相同的其他条款。2012年8月2日，恒基公司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何权出资2800万元，占80%，张春明出资700万元，占20%。虽然在恒基公司的工商登记中未把上述其他合伙人的出资进行登记，但何权、张春明均认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上述六人。
2012年2月，恒基公司（甲方）和何权、何仁昌（乙方）也签订了一份《经营承包协议》，约定：甲方将“恒基*万象城”项目的建设和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乙方，乙方向甲方缴纳本金3000万元、利润5500万元；项目如有盈余则归乙方所有，若不足，乙方则补齐；交纳承包金额的时限为2013年8月31日前交项目本金3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前交1000万元，2014年6月30日前交20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交2500万元；协议有效期3年，自2012年2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等条款。在该协议的甲方落款处，恒基公司盖章，并由何权、何仁昌、何凡、张春明、庞高、肖友林签名，乙方落款处则由何权、何仁昌签名。
签订上述两份经营承包协议后，何权、何仁昌即对锦达公司、恒基公司上述开发项目进行建设经营。2012年3月10日，何权、何仁昌（甲方）与张春明、何凡、肖友林（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甲方缴交的费用明确为：甲方于2013年12月30日前支付1500万元、2014年6月30日前支付20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1423万元给乙方，每期支付款项如出现超期的，在2个月内甲方则应从超期之日起按当期应支付款项总额的1.35‰/天支付滞纳金，如超期3个月，甲方则以所销售项目的地面一楼商铺进行抵押，抵押价格按贵港6000元/㎡，玉林3000元/㎡计算。2014年12月8日，由于承包协议、补充协议无法按期履行，甲乙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承包期限和交承包金时间及利息等进行约定。之后由于仍然无法按期履行，2015年6月27日，甲乙双方再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前述两份承包协议延长到2015年12月30日；将锦达公司（现销售楼中心）地块作价1280万元，过户到乙方名下；将二号楼3-26层东边48套房划给乙方，由甲方统一销售收到款后由财务转到乙方指定账号；到2015年6月30日，乙方本金和利润为5325万元（暂定，以最后核算为准），上述土地款1280万元抵以前乙方的所有利息，房款收入支付乙方本金和利润。2016年4月26日，何权、何仁昌出具一份《恒基锦达两公司数据》给张春明、何凡、肖友林收执，该数据材料载明：“一、应分给张春明、肖友林、何凡三人的红利计5350万元。其中张春明2140万元，肖友林1498万元，何凡1712万元。二、到目前三股东已领红利8167995元。三、尚欠金额45332005元，其中张春明15776350元，肖友林13368494元，何凡16187161元。其中何权负责还张春明8046000元，何仁昌负责还7730000元。”何权、何仁昌在该材料上签名盖指模。后因何权、何仁昌没有将该数据材料所载款项支付，张春明、何凡、肖友林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目前“锦达*香格里拉”项目和“恒基*万象城”项目的房地产工程尚在建设中，还未完成基建工程。对于上述《恒基锦达两公司数据》中所载款项数据，在庭审中，何权主张是根据两个项目预期计算所得的利润数，是对经营结果的预测，并不是实际结算所得，也不是计算承包所得收益，对于该预期计算的利润数，并没有承诺何时分配。何凡主张是依据开发土地增值预算得出的数据，取得土地时是每亩92万元，到后来是450万元，将增值部分按5个股份比例计算即得5350万元。张春明主张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及承包经营协议而计得。肖友林主张是考虑了土地升值的利润，再加上何权、何仁昌承包开发的利润综合计算得来。各方说法不一，也均没有提供数据是如何结算得来的依据。
本院认为，何权、张春明、何仁昌、何凡签订2010年7月9日的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合伙出资经营港达公司，并确定将该公司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签订协议后包括后来增加的肖友林在内的各合伙人已实际出资，并由何权、张春明以受让人的名义，用共同出资的款项购得作为法人的港达公司的全部股权，之后将港达公司变更名称为锦达公司。虽然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仅登记何权、张春明为锦达公司的股东，未对何仁昌、何凡、肖友林的出资及股东身份予以登记，但锦达公司出具《出资证明》确认了何凡、肖友林等的出资，锦达公司的全部股权也是以各人缴交的共同出资款购买港达公司股权后经变更名称而来，何权、张春明作为登记的股东在本案中也认可何仁昌、何凡、肖友林是该公司出资人并享有股东权益的事实清楚。因此，应当认定上述各合伙人从共同投入出资受让港达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把公司变更名称为锦达公司之时起，各合伙出资人即成为了法人锦达公司的股东，各方之间是股东关系，只是何权、张春明为登记的股东，而其余人为隐名股东。对于恒基公司的情况也相似，办理的工商登记中虽然也只登记何权、张春明为股东，但同样可认定2011年5月12日的合伙协议中载明的合伙人何权、张春明、何仁昌、何凡、庞高、肖友林为公司股东，并且对此各当事人在庭审中亦予以认可。本案是作为上述两公司的部分股东起诉另外股东请求支付利润（原告又称为红利或股东可得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应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锦达公司、恒基公司是注册登记的法人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两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法还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分红原则、标准和分配顺序，股东分红体现“无盈不分”的原则，为贯彻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原则，避免因无盈分配而造成公司资本的实质减少，损害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明确规定公司只有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之后有剩余利润时，才可向股东分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要经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因此，对于两公司的经营、股东权利的行使、公司利润向股东的分配等，均应依法依公司章程进行。本案合伙协议的合伙人在其出资投入公司后成为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其只依法享有股东的权益，而不直接享有对公司法人的财产权。在本案中，两公司对公司名下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并以承包方式经营，是公司的经营行为，何权、何仁昌与锦达公司、恒基公司签订的两份经营承包协议，约定承包人以上交固定承包金方式行使对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营管理权，相对人也是锦达公司和恒基公司，而不是公司中的其他股东，承包金也是属于公司法人的收益，不是股东的财产。故在承包经营过程中由股东签订的《补充协议》，直接约定把属公司的地块过户给部分股东以及把所建房屋销售所得款转给股东所有，均不合法。对于公司的利润分配，在两公司的开发项目尚未完工也更未完成销售的情况下，没有对全部经营情况进行结算清楚前，显然无法确定公司经营的实际盈亏情况，还不具备分配利润的基础。张春明、何凡、肖友林以《恒基锦达两公司数据》为依据，诉请何权、何仁昌支付其中所载红利本息，由于开发项目未完工及完成销售，该材料所载并不是恒基公司、锦达公司对开发项目实际经营收益的结算结果，而且在庭审中各股东也认可这是预算得出的数据，也并不仅仅是对公司承包经营收益款的结算结果，该数据材料亦不是公司依规定的程序对公司盈余分配所作出的决议。因此，该记载的红利数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作认定。对该预算得出的利润数据，虽然何权、何仁昌已签字认可，但由于两项目的开发建设尚未完成，还未实现房屋经营销售所得，何权、何仁昌也并未确定该预期分红款应于何时支付，故张春明、何凡、肖友林现请求支付也缺乏依据。综上，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67800元，由原告张春明、何凡、肖友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800元，逾期不交或者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能按撤回上诉处理。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 判 长 梁 坚
审 判 员 江永胜
代理审判员 杨庆俭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何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