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二商终字第2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百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谷晓杰，男。
委托代理人周胜，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云峰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军昌，男。
原审被告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
负责人李开东，主任。
原审被告李开东。
原审被告徐利。
上诉人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顶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淄博云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云峰公司）、原审被告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原审被告李开东、原审被告徐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2）崂民二商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1日受理。本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朱见晓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晋担任本案主审，与代理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青岛顶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谷晓杰、周胜，被上诉人淄博云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邱军昌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原审被告李开东、原审被告徐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淄博云峰公司在一审中诉称：淄博云峰公司与青岛顶津公司淄博办事处于2008年1月1日签订《康师傅饮品承供协议书》，约定淄博云峰公司在淄博市区周边KA卖场承销青岛顶津公司提供的“康师傅”系列饮品。截止到2009年6月3日，青岛顶津公司方共欠淄博云峰公司货款人民币108189.75元未予偿还。淄博云峰公司多次催要货款，青岛顶津公司方均置之不理，诉求判令：1、青岛顶津公司返还货款人民币108189.75元，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3000元；2、本案诉讼费及因诉讼产生的费用损失由青岛顶津公司承担。
青岛顶津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淄博云峰公司在2010年7月6日就同一法律关系提起过相同的诉讼，现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且青岛顶津公司并不欠其货款，请求驳回淄博云峰公司的诉讼请求。
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李开东、徐利在一审期间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淄博云峰公司为证明其与青岛顶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08年1月1日签订《康师傅饮品承供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经销商初次打款为叁拾万元；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先款后货并在账上保留人民币3000元预付货款；证据2、汇款凭证3份，该三份汇款凭证汇入的为同一帐户，证明淄博云峰公司向青岛顶津公司指定的帐户汇过款；证据3、发票五份，该五份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淄博云峰公司、销货单位为顶津公司济南分公司；证据4、青岛顶津公司出货单4份；证据5、对账单7份。青岛顶津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
淄博云峰公司为证明青岛顶津公司应返还货款人民币108189.75元，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6证明二份，证明双方共同向由淄博云峰公司供货的相关卖场出具证明，所有淄博云峰公司已支付货款的库存商品及供货由青岛顶津公司接收，由其将货款返还给淄博云峰公司；证据7、借货单6份，证明青岛顶津公司从淄博云峰公司处借用商品，用于进行商品促销活动，货款应偿还给淄博云峰公司；证据8、费用记录本10份，证明由淄博云峰公司用货物、卖场货款等方式为青岛顶津公司垫付应由其承担的卖场费用，对此青岛顶津公司工作人员予以签字认可，青岛顶津公司应偿还此部分费用；证据9、商品清单3份，证明淄博云峰公司已支付货款的库存商品由青岛顶津公司接收；证据10、对账单2份，证明应由青岛顶津公司偿还淄博云峰公司货款108189.75元。该两份对账单均有徐利、李开东的签名，对账单分别载明：2009年6月2日与康师傅对账，具体费用数额如下：一、康师傅欠总费用：78703.7元，二、其中待确定费用（具体列明五项），另一份对账单载明：因康师傅转直营，办事处尚欠我公司货款合计29486元，同时载明“以上费用由于转户产生由我方协调嘉宝归还，具体数据应有双方负责人对账为准”；证据11、缴费证明1份，证明证据10对账单中签字确认人员徐利系青岛顶津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淄博云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青岛顶津公司质证称，对证据6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青岛顶津公司借货单的格式，如果借货要同时具备营业所长和营业部长同时签字，并按要求填写借用物品对账单，对该借货单不认可；证据8是淄博云峰公司单方手写，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9中只有一页有徐利的签名和顶津公司的字样，其余的没有明显确认，该证据不足以确认库存数量；对证据10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能确认。
青岛顶津公司为证明其已付清货款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0）崂民二商初字第320号民事裁定书、传票等材料，证明淄博云峰公司已就此事起诉过青岛顶津公司，此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证据2、青岛顶津公司出具的借货管理办法及借货清单，证明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6份借货单据格式与青岛顶津公司的不一致，且没有营业部长签字核准，该6份借货单与其所诉请款项并无关联，不能据此作出存在欠款的推定；证据3、清户证明3份、对账单2份、退款证明1份，证明清户结款时，青岛顶津公司返还淄博云峰公司保证金20000元、账面余额43.5元和72346.7元，余款和保证金已退回淄博云峰公司帐户，应出未出货物由淄博云峰公司委托张店宝君经营部领回，对账单显示的终止日期为2009年5月1日，退款证明显示日期为2009年5月31日。对青岛顶津公司提交的证据淄博云峰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本身没有异议，但证据1只能证明淄博云峰公司曾经于2010年提起过民事诉讼，不能证明该诉讼经过了实体的审理与判决，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对证据2借货流程和借货单有异议，该证据是青岛顶津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方面的文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管理制度，也不能证明其不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在解除合作关系后青岛顶津公司将淄博云峰公司所付的定金及预付款返还给了淄博云峰公司，不能证明青岛顶津公司不欠淄博云峰公司货款。
另查明，顶津公司淄博办事处系顶津公司的业务联络处，并非独立的法人单位，李开东、毛玉东、徐利和崔秀凤为顶津公司业务人员，2008年李开东任淄博所长，毛玉东、徐利和崔秀凤为业务代表。
关于损失的计算，淄博云峰公司主张自2009年6月3日起至2011年6月9日（起诉之日）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康师傅饮品承供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青岛顶津公司认可李开东、毛玉东、徐利和崔秀凤为其公司业务人员，并称李开东为淄博所所长，其余三人为业务代表，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借货单上“所长签字”处有李开东的名字、“业代签字”处分别有徐利、毛玉东或崔秀凤的名字，青岛顶津公司提交其公司的借货管理办法及借货清单不足以推翻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借货单，对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借货单予以采纳，该证据可以证实青岛顶津公司曾向淄博云峰公司借货的行为。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载明日期为2009年6月3日，青岛顶津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及银行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的日期分别为2009年5月7日及2009年5月31日，故青岛顶津公司所提对账单及资金汇划凭证无法证明其已经将该对账单所记载的欠款返还淄博云峰公司。因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记载数额为29486.05元的对账单中明确载明“应有双方负责人对账为准”，淄博云峰公司未提交证据进一步证实对账结果，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青岛顶津公司应返还货款为78703.7元。淄博云峰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中对付款时间未作规定，故淄博云峰公司要求给付2009年6月3日至2011年6月9日（起诉之日）期间的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不予支持。
青岛顶津公司淄博办事处系青岛顶津公司所属业务联络处，非独立法人。李开东及徐利为青岛顶津公司员工，其任青岛顶津公司业务人员时所为系职务行为。故对淄博云峰公司要求青岛顶津公司淄博办事处、李开东、徐利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李开东、徐利经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给付淄博云峰商贸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78703.7元。二、驳回淄博云峰商贸有限公司对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李开东、徐利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淄博云峰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限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0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由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青岛顶津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
上诉人青岛顶津公司上诉称：一、双方已经完成清户退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无欠款事实。2009年5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认中止交易，并做了清户手续。上诉人需退还多收货款人民币72390.4元和保证金人民币20000元，上述款已在2009年5月31日退还给被上诉人，在银行的凭证中明确注明该款项为“退余额／保证金”。因此，双方已经完成清户手续，理应认定再无其他账务纠纷。上诉人不可能在清户后再与被上诉人对账，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对账单在逻辑上和双方履约程序上没有根据。二、业务员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对证据解读有误。双方签订的经销合同中约定业务员没有借货、借款、货款收取的权利，更无论是在合同双方清户时所做的确认，业务员的签字不能作为公司对账款未结清的认可。同时，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份对账单中，第二项明确写明“其中待确定费用如下”，“其中”二字明显表明第一项中“康师傅欠总费用”的款项有很多是待确定费用。一审法院直接依据该对账单确认欠款数额有误。一审判决错误，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无需给付货款人民币78703.7元，并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被上诉人淄博云峰公司答辩称：一、双方清理的账户资金涉及到被上诉人预付给上诉人货款在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但并未涉及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借用商品的货款，因此，2009年5月的清户与6月份的对账不存在矛盾。二、所有商场的促销活动均由上诉人一方安排，使用被上诉人的实物商品，该费用应当结算。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审仅支持了确定的费用，双方尚未明确的费用未支持。待定费用根据对账单的内容来看，仍然是上诉人欠款，不存在从确定费用中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供货协议，双方以先付款后发货的方式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将货款支付到约定账户，双方根据供货实际数量结算货款。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1、在任何情况下，乙方（淄博云峰公司）都不得同意甲方（青岛顶津公司）工作人员的借款要求。2、乙方不得同意甲方工作人员的借货要求，除非工作人员能够出示同时具备其营业所长和营业部主管或企划主管签字的青岛顶津借货单，并按甲方要求填写青岛顶津借用物品对账单。3、乙方所有与甲方账务、货款均不得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甲方工作人员……”。2009年5月1日，青岛顶津公司进行清户，清户结果账面余额为人民币43.5元和人民币72346.7元。
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参加了上诉人在部分卖场的促销活动，其中产生部分费用（包括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货物的货款、人工等费用）。2009年6月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职员进行对账，形成两份对账单。其中一份对账金额为人民币29486.05元的对账单，因其中明确注明具体数据应由双方负责人对账为准，一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另一份对账单载明欠款分两类，第一部分为“康师傅欠总费用”，该部分金额为人民币78703.70元。第二部分为“其中待确定费用”，该部分中，双方又罗列了5项，其中1-3项金额已经确定，4、5两项标注为待确定费用。上述两份对账协议，均有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淄博办事处负责人李开东签字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青岛顶津公司是否欠款及欠款金额问题。双方签订的《康师傅饮品承供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正确、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合同履行过程中，既有先款后货的交易，同时也存在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借货参加活动的情形，上诉人主张的清户，仅是对先款后货交易的结算，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清户包含了对借货部分的最终结算。上诉人提出双方在2009年5月份清户完毕，其公司已不欠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经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李开东作为上诉人淄博办事处的负责人，其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主张合同约定业务人员无权对账，本院认为合同第九条虽然规定青岛顶津公司职员不能借款，不能收取现金，但并未排除工作人员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业务的结算及相关事实进行确认的权力，李开东等上诉人职员不仅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此前双方业务期间，也均有上述人员参与，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其对账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上诉人认为业务员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欠款数额，本院认为，金额为人民币78703.70元的对账单中已经明确了结算费用的种类，第二项“其中待确定费用”与第一项“康师傅欠总费用”是并列关系，并非应从第一项中扣除部分。且在第二部分中，1-3小项的费用是明确的，如应扣除，完全可以在对账时从第一项中扣减，而不必单独列在第二项“其中待确定费用”中。因此，上诉人主张欠款人民币78709.70元中含有多项待确定费用，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68元，由上诉人青岛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见晓
代理审判员 王 晋
代理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