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皖12刑终360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廖红军，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会理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君志、陶勇（实习），安徽京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凯，男，1987年3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南省湘潭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尹国荣，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俊英，女，1965年10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弘秀，女，1964年11月8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廖红，女，1967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浦江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浦江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勇，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四川省自贡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晨，女，1988年10月1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壮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东岗，男，1974年10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双锋，安徽志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丽平，女，1989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西省万安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2016年4月7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8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1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龙银兰，女，1969年5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苗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南省凤凰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莉蓝，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菊华，女，1970年9月21日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苍溪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2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志宣，男，1986年2月22日出生于贵州省赫章县，苗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贵州省赫章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4月7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8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1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祝，男，1987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郧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郧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4月7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8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1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肖群松，男，1988年1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南省宁远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2016年4月1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3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2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文学，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邛崃市，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邹华，男，1980年8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2年被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国营，男，1983年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苏省滨海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2016年4月1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3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2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练平，男，1982年1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平利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陕西省平利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吕兴刚，男，1974年12月4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贵州省安顺市，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2年10月23日被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同年11月12日刑满释放；2016年3月3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7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张剑，男，1988年7月21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4月7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8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1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廖丰，男，1990年5月8日出生于江西省宜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西省宜丰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2016年4月1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抓获并限制他人身自由，同年4月13日被该分局刑事拘留，5月2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梁健，男，1988年12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南省会同县，租房居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2016年4月14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阜阳市公安局颍东分局刑事拘留，5月2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阳市看守所。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审理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等22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2017）皖1203刑初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苏弘秀、廖红、罗勇、陈晨、苏东岗、黄丽平、龙银兰、刘菊华、杨志宣、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周国营、练平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以来，被告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等22人，先后在河南省洛阳市、安徽省阜阳市加入名为“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从事传销活动。该组织以推销所谓“天津天狮”产品(无实物)的名义，在网络上以“相亲”或者“找工作”为由，将他人骗至传销点，采取限制他人身自由和“洗脑”的方式，要求参加者购买每套价格3900元的产品，取得加入资格并可以发展下线，购买一套产品称为“一单”，以“做单”量作为晋升和返利的依据。该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经营模式，由低到高共分五个层级：本人及下线购买1至2套产品为“业务员”，购买3至9套产品为“业务代表”，购买10至64套产品晋升为“主任”，购买65至392套产品晋升为“经理”，购买393套以上产品晋升为“铜狮”。返利模式为三种：第一种为直销奖，本人直接销售“一单”提成525元，“业务代表”直接销售“一单”提成700元，“主任”直接销售“一单”提成1050元；第二种为协作奖，只有“主任”以上级别的可提成；第三种开拓奖，只有“经理”可提成。
“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在阜阳市分为多个传销团队，每个传销团队由一名“经理”负责，管理该团队的传销人员，掌握传销人员的变化情况，收取“主任”上缴的新加入人员的费用，分配传销人员的提成等工作。每个传销团队又分为多个寝室(传销点)，每个寝室有一个“主任”管理，又称寝室长，负责管理寝室里的传销人员，防止有人报警，遇到疑难问题向上级请示汇报，组织寝室里的传销人员积极发展下线，将传销人员缴纳购买产品的钱转交给上线，协助“经理”给下线分发奖金以及采购寝室的日常生活用品等事项。“主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调换各寝室之间的传销人，对新加入的传销人员进行协商分配，相互管理。
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2年，被告人廖红军在河南省洛阳市加入“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后，发展晋升为“经理”。2015年廖红军传销团队从河南省洛阳市迁至阜阳市继续从事传销活动。廖红军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了被告人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等人。廖红经发展晋升为“经理”，协助廖红军管理该团队；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经发展先后晋升为“主任”，苏东岗负责收取新加入传销人员的费用上交给廖红军；刘菊华负责各寝室内传销人员开支。该传销团队共发展传销人员计200余人。
二、被告人唐凯在河南省洛阳市加入“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经发展晋升为“经理”。2013年3月，唐凯在李春贤(另案处理)的安排下到阜阳市开展传销活动，负责阜阳传销团队工作，唐凯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及被告人黄丽平、张剑、周国营、肖群松、廖丰、熊祝、梁健等人员112人。2013年被告人苏弘秀加入“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经发展晋升为”经理”，协助唐凯管理在阜阳市的传销团队，给团队人员发放工资，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陈晨、杨志宣等人。被告人陈晨经发展晋升为“经理”，被告人黄丽平、张剑、周国营、肖群松、廖丰、熊祝、杨志宣经发展晋升为“主任”，各“主任”之间相互配合，所管理的传销人员可以相互调换。苏弘秀、陈晨、黄丽平、张剑、周国营、肖群松、廖丰、熊祝、梁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传销人员各在30人以上。
三、2014年，被告人刘俊英加入“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负责在阜阳市该团队的传销组织，经发展晋升为“经理”，履行“经理”之责，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罗勇、龙银兰、张方学、邹华、练平等110人。被告人罗勇经发展晋升为“经理”，协助刘俊英管理团队。被告人龙银兰、张文学、邹华、练平经发展晋升为“主任”，履行“主任”之责，各“主任”之间相互配合，所管理的传销人员可以相互调换。被告人罗勇、龙银兰、张文学、邹华、练平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在30人以上。
2016年3月31日，侦查人员在阜阳市颍州区雪霁山庄饭店，将被告人廖红军、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唐凯、苏弘秀、陈晨、龙银兰、刘俊英、罗勇、邹华、张文学、练平抓获。同年4月7日，将被告人黄丽平、张剑、杨志宣、熊祝抓获。同年4月12日，将被告人周国营、廖丰、肖群松、梁健抓获。查获廖红军违法所得30046元(包括银行卡内的10116元)、手机两部、业绩单、联想笔记本电脑一台，查获苏东岗、吕兴刚、刘菊华、廖红手机各两部、下线人员名单两份。查获杨志宣手机三部；唐凯、肖群松、周国营、苏弘秀手机各二部；梁健、廖丰、熊祝、陈晨、黄丽平手机各一部；张剑手机一部、工资袋63个，内有现金26505元。查获刘俊英手机一部、工资袋48个，内有现金18270元、海尔牌笔记本电脑1台、工资统计单2张；邹华笔记本4本；罗勇、龙银兰、张文学手机各一部等物品。
原判以到案情况说明、搜查笔录、指认现场笔录、指认照片、辨认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传销组织结构图、传销组织学习记录的笔记本、工资袋照片、传销人员工资明细单、工资统计单、人员流动单、传销人员发展下线记录本、手机传递传销人员发展下线的信息情况电子数据资料、传销人员的开支情况清单、暂存资金缴款单及情况说明、银行卡明细表、查获的手机、证人证言、各被告人供述、户籍证明及认定吕兴刚系累犯的刑事判决书等证据确认上述事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苏弘秀、廖红、罗勇、陈晨、苏东岗、黄丽平、龙银兰、刘菊华、吕兴刚、杨志宣、张剑、熊祝、周国营、张文学、廖丰、肖群松、邹华、梁健、练平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己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廖红军、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属情节严重，被告人吕兴刚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依法按照他参与的全部犯罪惩处。其余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对被告人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依法减轻处罚，对被告人苏弘秀、陈晨、黄丽平、杨志宣、张剑、熊祝、周国营、廖丰、肖群松、梁健、罗勇、龙银兰、张文学、邹华、练平依法可从轻处罚。各被告人能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根据各被告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的人数、作用、地位及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廖红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二、被告人唐凯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8万元；三、被告人刘俊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8万元；四、被告人苏弘秀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五、被告人廖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六、被告人罗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七、被告人吕兴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万元；八、被告人陈晨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九、被告人苏东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十、被告人黄丽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一、被告人龙银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二、被告人刘菊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三、被告人杨志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四、被告人张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五、被告人熊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六、被告人肖群松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七、被告人张文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十八、被告人邹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十九、被告人周国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二十、被告人廖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二十一、被告人练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二十二、被告人梁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二十三、对被告人廖红军违法所得30046元、被告人张剑违法所得26505元、被告人刘俊英违法所得18270元，予以追缴；对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手机31部、笔记本电脑2台，予以没收；上述罚金于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上诉人廖红军以原判认定他所在传销团队有200余人的事实不清，而导致认定他犯罪情节严重，且对他主动交代在河南洛阳加入传销组织的坦白情节未予认定，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对他改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辩护人亦提出上述相同的辩护意见。
上诉人唐凯以他在传销组织中是协助主犯李贤春管理团队的，有些人并非他发展的下线，原判认定他发展下线112人与事实不符，要求二审对他公正判决。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唐凯发展下线人数无相关证据印证，且对唐凯量刑过重。
上诉人刘俊英以她虽是“经理”职务，但仅是传下达，管理的人员只有四、五十人，并非110人，且她归案后主动交代罪行，有坦白情节，要求二审对她从轻处罚。
上诉人苏弘秀以她没有参与管理传销团队，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案情，要求二审对她从轻处罚。
上诉人廖红以她来阜阳是做无限极直销产品，并未协助任何人管理传销团队，要求二审给她一个公平判决。
上诉人罗勇以他是被朋友骗到传销组织来的，但他没发展过一个人，也没有强迫别人参加传销活动，他虽晋升为“经理”，但是在刘俊英团队下管理四个寝室，并没有110人，而是40人，要求二审从轻处罚。
上诉人陈晨以她虽在传销组织中担任“经理”，但并没有起到组织、管理作用，也没有拿到多少提成，后离开阜阳退出了传销组织，要求二审对她减轻处罚，同时酌情减少相应的罚金。
上诉人苏东岗以原判对他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苏东岗是受骗加入传销组织的，后鞋子他人介绍、发展成员以期获利，他仅起到辅助作用，他担任寝室长期间，没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且时间较短，未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要求二审对苏东岗从轻处罚。
上诉人黄丽平以她和张剑并非一个团队，他们收取的钱不可能由她转交“经理”唐凯，她也没有协助“经理”发放提成，原判对她量刑过重，要求二审从轻处罚。
上诉人龙银兰以她轻信别人的话而误入传销组织，购买产品晋升的“主任”，并非是发展下线晋升的，且她在“经理”的管理下管理寝室，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要求二审对她从轻处罚。
上诉人刘菊华以她被廖红军等人骗入传销组织，虽是“主任”头衔，但只是管理寝室的日常开支，没有收取下线人员交纳的费用，系从犯，要求二审从轻判决。
上诉人杨志宣以他仅是传销人员，没发展过下线，也没参与和协助“经理”进行管理，要求二审对他改判。
上诉人熊祝以他是被骗加入传销组织，虽是寝室长，并不是管理者，仅是打杂做饭，听命于张剑，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对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上诉人肖群松以他是被骗加入传销组织，担任“主任”身份时间很短，平时是听命于“经理”的安排，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对他从轻处罚。
上诉人张文学以他是被骗加入传销组织，虽是寝室长，并不是管理者，仅是打杂做饭，听命于张剑，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上诉人邹华以原判对他量刑过重，他在本案中只是购买日常用品，接送他人去留，起到辅助作用，系从犯，且他到案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带领办案人员前往传销窝点进行清缴，有立功表现，要求二审对他从轻处罚。
上诉人周国营以他有自首情节，并提供线索配合公安机关查处传销窝点，有立功行为，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从轻处罚。
上诉人练平以他是被骗加入传销组织的，虽是“主任”身份，并没有发展下线，也未领取工资和回扣，原判对他量刑过重，要求二审对他从轻处罚，同时提出他右手残疾，没有生活来源，要求撤销对他判处的罚金。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廖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廖红军所在传销团队有200余人的事实不清，而导致认定他犯罪情节严重，且对廖红军主动交代在河南洛阳加入传销组织的坦白情节未予认定，原判对他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廖红军在河南省洛阳市加入天津天狮有限公司传销组织后，发展晋升为“经理”。2015年廖红军组织、领导的传销团队从洛阳市迁至阜阳市继续从事传销活动。从查获廖红军记载的传销人员工资明细单、人员流动单、传销人员发展下线记录本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廖红军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了传销人员200余人，原判以此认定他犯罪情节严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且原判对廖红军的处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并不过重。廖红军主动交代他在河南洛阳加入传销组织，并不影响量刑。因此，廖红军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唐凯及其辩护人提出，唐凯在传销组织中是协助他人管理团队的，原判认定唐凯发展下线112人无相关证据印证，且对唐凯量刑过重。经查，上诉人唐凯加入传销组织后，发展晋升为“经理”级别。从查获他管理的传销团队的传销人员工资袋、手机信息、传销人员的证言和各被告人的供述能够证实，唐凯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了传销人员112人。原判以此认定唐凯的犯罪事实，是有相关证据支持的。且原判根据唐凯的犯罪事实、情节、悔罪态度，依法在量刑幅度内量刑，并不过重。因此，唐凯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刘俊英上诉提出，她仅管理4、50人，并非110人，且她有坦白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刘俊英加入传销组织后，经发展晋升为“经理”级别，负责在阜阳市的团队传销组织。从查获的工资统计单、工资袋记录、笔记本和相关证人证言证实，该团队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110余人。刘俊英归案后，虽交代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情况，但对她所参与的犯罪事实未能如实供述，原判认为她不构成坦白，并无不当。因此，刘俊英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苏弘秀提出，她没有参与管理传销团队，有坦白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苏弘秀加入传销组织，经发展晋升为“经理”。从卷宗证据看，苏弘秀不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传销人员，还协助唐凯管理在阜阳市的传销团队，给团队人员发放工资等。因此，苏弘秀否认参与管理传销团队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同时，苏弘秀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坦白。因此，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廖红提出，她来阜阳是做无限极直销产品，并未协助任何人管理传销团队的上诉理由。经查，廖红由廖红军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后，又介绍苏东岗加入传销组织，并发展晋升为“经理”，协助廖红军管理传销团队。该事实不仅有相关证人证言证实，还有廖红记载的传销人员名单证实，廖红在侦查机关对此亦予以供认。因此，廖红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上诉人罗勇提出，他在刘俊英团队下管理四个寝室，并没有110人，而是40人的上诉理由。经查，罗勇加入传销组织后，经发展晋升为“经理”，协助刘俊英管理传销团队，从查获的工资统计单、工资袋记录、笔记本和相关证人证言证实，该团队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110余人，因该团队所管理的传销人员可以与同案犯管理的团队相互调换，不能以该团队案发前实有人数认定罗勇整个犯罪过程中管理的人数。因此，罗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上诉人陈晨提出，她虽担任“经理”，但并没有起到组织、管理作用，也没有拿到多少提成，要求二审对其减轻处罚，同时酌情减少罚金。经查，该传销组织分五个层级，业务员、业务代表、“主任”、“经理”、“铜狮”，该传销组织有多个团队，每个传销团队由一名“经理”负责，管理该团队的传销人员，掌握传销人员的变化情况，收取“主任”上缴的新加入人员的费用，分配传销人员的提成等工作。陈晨在该传销组织中担任“经理”，起到组织、管理作用，至于拿提成的多少，不影响对其的量刑。原判根据其犯罪情节，决定对陈晨判处五万元罚金并无不当，陈晨要求减少罚金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陈晨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上诉人苏东岗及其辩护人提出，苏东岗在传销组织中仅起到辅助作用，未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原判对苏东岗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苏东岗在该传销组织中任“主任”，协助“经理”管理寝室，原判已认定苏东岗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并已减轻处罚，二审期间，苏东岗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交影响量刑的新证据，苏东岗要求再次对其从轻处罚，于法无据。
针对上诉人黄丽平提出，她没有协助“经理”发放提成，原判对她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黄丽平在传销组织中系“主任”职务，受“经理”唐凯领导，负责寝室内传销人员的日常生活，收取新加入人员的费用并转交“经理”，租赁传销点，协助“经理”发放寝室人员提成等工作，对此，在侦查阶段亦多次供述。原判考虑黄丽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已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因此，黄丽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龙银兰、刘菊华分别提出，她们虽是“主任”，只是管理寝室日常生活或开支，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要求二审对其从轻判决的上诉理由。经查，龙银兰、刘菊华在传销组织中系“主任”职务，负责寝室内传销人员的日常生活。原判根据其二人犯罪事实、情节等已经认定其二人系从犯，且对龙银兰从轻处罚，对刘菊华减轻处罚，其二人要求再次从轻处罚，于法无据。
针对上诉人杨志宣提出，他仅是传销人员，没发展过下线，也没参与和协助“经理”进行管理，要求二审对他改判的上诉理由。经查，杨志宣在传销组织中，经发展系“主任”职务，管理寝室的传销人员。原判根据杨志宣的犯罪事实、情节等认定其系从犯，并从轻处罚。二审期间，杨志宣并未提交影响定罪或量刑的证据，其要求二审予以改判，于法无据。因此，杨志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上诉人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练平分别提出，他们虽是寝室长，听命于上级，并不是管理者，仅是打杂做饭或购买日常用品或接送他人去留，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原判对他们量刑过重，要求二审对他们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经查，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练平在传销组织中，经发展均系“主任”职务，管理寝室的传销人员。原判根据其五人犯罪事实、情节等，已经认定系从犯，并对他五人从轻处罚。二审期间，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练平均未提出影响对其五人定罪或量刑的证据，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练平要求二审对其改判较轻刑罚，于法无据。因此，他五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上诉人邹华还提出，他带领办案人员前往传销窝点进行清缴，有立功表现的上诉理由。经查，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通过侦查已经掌握本案传销组织的犯罪事实，后在阜阳市雪霁山庄饭店将邹华及同伙抓获，并将邹华等部分同伙分别带至传销窝点、租房处进行搜查，查获了大量犯罪证据。这些行为是必要的侦查措施，并非是邹华的行为才进行清缴，因此，邹华不构成立功。
上诉人练平还提出，他右手残疾，没有生活来源，要求撤销对其判处的罚金。经查，《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犯组织、领导传销罪，不仅要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还要并处罚金。练平右手残疾，没有生活来源，不是免除不判罚金的理由。
针对上诉人周国营提出，他有自首情节，并提供线索配合公安机关查处传销窝点，有立功行为，原判对他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得知，2016年4月12日早上周国营安排廖丰、肖群松等19人从阜阳乘大巴到洛阳从事传销活动，遂进行跟踪侦查，在阜阳市阜王路易景国际南边将周国营抓获，同时在古泉路与界首路交叉口将大巴车拦下，将廖丰、肖群松等人带至公安机关审查。周国营并没有主动投案的情形，周国营被抓获后，侦查机关带其到传销窝点进行搜集证据，是侦查活动的必要措施，并非周国营提供线索才对传销窝点进行查处的。因此周国营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考虑周国营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已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周国营要求二审再次从轻处罚，于法无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苏弘秀、廖红、罗勇、陈晨、苏东岗、黄丽平、龙银兰、刘菊华、杨志宣、熊祝、肖群松、张文学、邹华、周国营、练平伙同原审被告人吕兴刚、张剑、廖丰、梁健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并无实物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他行为均己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上诉人廖红军、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及原审被告人吕兴刚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属情节严重，且吕兴刚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上诉人廖红军、唐凯、刘俊英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依法按照他参与的全部犯罪惩罚。上诉人廖红、苏东岗、刘菊华、苏弘秀、陈晨、黄丽平、杨志宣、熊祝、周国营、肖群松、罗勇、龙银兰、张文学、邹华、练平及原审被告人吕兴刚、张剑、廖丰、梁健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结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廖红、苏东岗、刘菊华、吕兴刚减轻处罚，对苏弘秀、陈晨、黄丽平、杨志宣、张剑、熊祝、周国营、廖丰、肖群松、梁健、罗勇、龙银兰、张文学、邹华、练平从轻处罚。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潘 智
审判员 王远东
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靳晓南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