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滕海蛟。
委托代理人：苗青生，山东小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正生，退休工人。
原审第三人：原平市金田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海蛟，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滕海蛟为与被上诉人邵正生、原审第三人原平市金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2014）甬海商初字第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金田公司于2004年6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08年5月20日，经工商变更登记，金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案外人张彦岗变更为邵正生，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股东由张彦岗、案外人李世平、案外人任文杰变更为张彦岗、邵正生，变更后的股权情况为邵正生认缴出资额495万元，持股比例为99%，张彦岗认缴出资额5万元，持股比例为1%。
2011年4月26日，邵正生、滕海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1份，载明：2008年5月16日金田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500万元，其中邵正生以现金投资495万元，占公司的99%股权；张彦岗以现金投资5万元，占公司的1%股权。现邵正生愿意将金田公司的78.8%股权共计395万元转让给滕海蛟，同时张彦岗愿意将金田公司1%的股权计5万元转让给滕海蛟，在合同签订生效后6个月内，邵正生将金田公司的20%股权共计1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张兵。现邵正生、滕海蛟达成如下协议：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滕海蛟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将股权转让首批款45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邵正生，余款50万元在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付清。二、邵正生保证对其转让给滕海蛟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邵正生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三、邵正生、滕海蛟确认：金田公司原借邵正生300万元，由滕海蛟承担归还。合同生效后，所欠邵正生300万元，由滕海蛟在6个月内偿还。在邵正生经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由邵正生全部承担，滕海蛟经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滕海蛟承担。合同还约定，滕海蛟不能按期支付规定股权转让金和所欠邵正生借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支付给邵正生万分之八的赔偿金和违约金等。
合同签订后，滕海蛟未按约向邵正生支付300万元，邵正生于2013年8月19日向海曙法院起诉，要求滕海蛟支付款项300万元及利息，后邵正生于2014年1月9日向海曙法院申请撤诉，海曙法院于同日作出准许邵正生撤诉的口头裁定。后滕海蛟仍未支付该笔款项。
另认定，金田公司目前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法定代表人为滕海蛟，股东为邵正生、滕海蛟，其中邵正生持股比例为20%，滕海蛟持股比例为80%。
邵正生于2014年7月2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4月26日，邵正生与滕海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1份，约定双方确认：金田公司原借邵正生300万元，由滕海蛟承担归还，合同生效后，所欠邵正生300万元，由滕海蛟在6个月内偿还，违约金、赔偿金按每日万分之八计算。后经邵正生多次催讨，滕海蛟总以资金困难为由拒付。邵正生于2013年8月19日起诉的海曙法院（2013）甬海商初字第650号案件（以下简称650号案件），因滕海蛟抗辩金田公司向邵正生借款证据不足，邵正生无奈撤诉。现再次起诉，请求判令：滕海蛟立即归还债务转移款3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10月26日起至履行完毕止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八计算）。原审庭审中，邵正生变更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要求滕海蛟支付自2011年10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违约金。
滕海蛟在原审中答辩称：邵正生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请求驳回邵正生的诉讼请求。
金田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金田公司未向邵正生借款300万元，也未将该笔债务转移给滕海蛟。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邵正生、滕海蛟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载明，金田公司原借邵正生的300万元由滕海蛟在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归还。滕海蛟抗辩其误签合同，合同约定的金田公司原向邵正生借款300万元根本不存在，而且邵正生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故滕海蛟不应承担该笔300万元的债务。金田公司对于该笔300万元的债务亦不认可。对于滕海蛟及金田公司的抗辩，邵正生提供了该笔300万元债务构成的相应证据，包括金田公司出具给邵正生的2008年11月12日的收款收据、2009年10月14日的收据以及邵正生为金田公司垫付装载机款项10万元的统一收款收据。同时，邵正生又提供了相关的辅助证明材料，包括案外人白卫俊出具的邵正生垫付洗煤机款项的收据、白卫俊出具的证明书以及金田公司的记账凭证等。邵正生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相互印证，结合邵正生、滕海蛟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对金田公司欠邵正生300万元债务的事实予以认定。滕海蛟虽提出了抗辩，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滕海蛟提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滕海蛟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邵正生偿还该笔300万元债务。对于邵正生诉请的自2011年10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违约金，经审查，并无不合理，应予支持。综上，邵正生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3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滕海蛟支付邵正生款项3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10月26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9”326元，由滕海蛟负担。
滕海蛟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片面采信邵正生提供的证据，无视滕海蛟提供的证据，致使认定事实错误。按照现有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金田公司与邵正生之间存在借款事实。1.邵正生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08年11月12日的收款收据、2009年10月14日的收据，虽经鉴定其上之印章是真实的，但因国内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对印章与文字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因此无法排除邵正生利用之前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之职务便利，使用之前留存的加盖公司财务章的空白收款收据、收据伪造借款内容之可能性。为此，滕海蛟认为，仅凭该证据尚不能证明公司实际收到邵正生的借款，邵正生必须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据方能支持其主张。2.邵正生为支持其主张，在原审庭审中提供2008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收款人为白卫俊的收据8份，其中以邵正生为抬头的6份，以金田公司为抬头的2份，开票时间分别为2008年7月27日、9月26日、10月6日、10月10日、10月15日、11月8日、11月12日、2011年5月9日。首先，2008年11月12日收据存根联应在开票人处留存，而不应由交款人持有，也就是说该收据存根联不应在邵正生处，此种情况的发生有悖常理。其次，邵正生曾在650号案件庭审中提供6份由案外人白卫斌、白卫俊出具，以金田公司为抬头的收据和收据存根，其中收据4份，开具时间分别为2008年10月6日（3份）、11月12日，收据存根2份，开具时间分别为2008年9月26日、10月9日。双方在该案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从邵正生在两个案由相同、举证目的相同的案件中提供的收据、收款收据来看，不难看出存在以下相互矛盾之处：一是收据联与存根联的签发日期、编号、内容绝大部分不一致；二是仅有的两份相同的开票日期、编号、金额的收据，即2008年11月12日存根联，内容却不一致。邵正生在650号案件中提供的该收据存根联没有白卫俊签字，而本案中提供的本应是同一份收据存根联却出现了白卫俊的签字；三是邵正生在650号案件中提供的该收据存根联记载的付款方式只有1份显示是现金，其他均为承兑汇票或打卡，而在本案中提供的收据联只有1份是承兑汇票，其余均为现金；四是邵正生在650号案件中提供的收据存根联只有2份有收款人签字，而且分别是白卫斌、白卫俊，而在本案中提供的收据联均有收款人签字，且是同一人，即白卫俊；五是交款人的抬头不一致。对此，滕海蛟有理由认为邵正生在本案中提供的收据是其在650号案件撤诉后，为迎合本次诉讼之目的，而临时伪造的证据。（1）如前所述，邵正生在两次诉讼中提供的两组证据相互矛盾。（2）邵正生之前曾有过串通公司原会计琚善英出具虚假借条的行为。邵正生在本次诉讼立案时提供2008年5月19日由金田公司出具、琚善英经手的250万元的借条，原审法院也是据此受理案件，后被查实该250万元实为邵正生的出资款，而非借款，邵正生才提供其他证据材料。（3）邵正生在原审中提供由金田公司于2008年5月21日出具的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特约电子汇兑委托书，其上载明金田公司于2008年5月21日以电汇方式汇入邵正生个人银行卡256万元，汇款用途是货款，而且这一天仅仅是邵正生的增资款到账，串通琚善英出具假借条的第三天，再结合邵正生提供的金田公司与介休市林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7日签订的供货合同及清单，清单载明设备合计价款256万元。仅凭此一点，滕海蛟就有理由相信，只要是一个稍懂交易常识的人就会明白金田公司2008年5月21日汇给邵正生的256万元就是洗煤设备合同款，这既与汇款的用途相符，也符合邵正生在650号案件中提供的以金田公司为抬头的收据之正常交易习惯和财务制度，而邵正生在本案中提供的以邵正生为抬头的收据，既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也违反会计法及财务制度的规定。如前所述，鉴于金田公司与邵正生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邵正生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邵正生原审的诉讼请求。
邵正生答辩称：2013年8月19日，邵正生以债务转移合同纠纷向海曙法院起诉滕海蛟，开始仅提供股权转让合同，海曙法院认为证据有欠缺，叫邵正生补充提供证据，邵正生打电话给金田公司原会计，叫其将洗煤机的付款凭证寄给海曙法院，但其寄给海曙法院的付款凭证没有出卖方的签字盖章，海曙法院说该证据没有效力，邵正生就撤诉了。邵正生与滕海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约定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由邵正生享受和承担，故原来的债权债务凭证由原会计保管。后邵正生去金田公司原会计处取得真实的凭证，并提供原审法院，故不存在滕海蛟所说的两套收据相互矛盾的情况。原审时，滕海蛟也确认金田公司购买过洗煤机，现洗煤机还在金田公司，洗煤机的出卖方也认可货款已经付清，金田公司的账目也没有反映洗煤机货款是其支付，故250万元洗煤机货款确实是邵正生垫付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田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滕海蛟、邵正生、金田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滕海蛟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1份，要求对邵正生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08年11月12日收款收据、2009年10月14日收据中印章与文字、数字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理由是：2011年4月6日，滕海蛟与邵正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邵正生是金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加之该公司2011年之前的会计资料邵正生没有交给公司，故不排除邵正生留有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款收据和收据的可能性。对于滕海蛟提出的鉴定申请，邵正生表示不同意，并认为原审法院已经进行两次鉴定，滕海蛟再次提出鉴定申请是多余的，因洗煤机现在金田公司，货款是邵正生垫付的。本院认为，2008年11月12日收款收据、2009年10月14日收据系邵正生在原审中提供，滕海蛟在原审中曾提出相同内容的鉴定申请，后又确认鉴于目前的鉴定手段及技术，不能对印章与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滕海蛟二审再次提出鉴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滕海蛟、邵正生于2011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载明：“甲（邵正生）、乙（滕海蛟）双方确认：原平市金田煤业有限公司原借邵正生人民币3000000元。由乙方承担归还。本合同书生效后，所欠邵正生人民币3000000元，由乙方在六个月内偿还。”滕海蛟提出该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邵正生提供的2008年11月12日收款收据、2009年10月14日收据系其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根据邵正生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金田公司出具给邵正生的收款收据和收据、金田公司与介休市林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朔州晋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统一收款收据、金田公司的记账凭证等证据，认定金田公司尚欠邵正生300万元，并判决滕海蛟承担付款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滕海蛟的上诉请求，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滕海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代理审判员 杨 锴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代书 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