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83民初4395号
原告：杨某，女，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鹿山街道滨江城市。
原告：吕某，女，200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法定代理人：杨某（系吕某之母），女，住嵊州市鹿山街道滨江城市。
原告：邢寒卿，女，193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娜，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嵊州大道429号（兰苑小区）。
主要负责人：钱新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某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2月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据原告杨某申请依法追加吕某、邢寒卿为共同原告。本案于2018年3月6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以及三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李婷娜、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淑芳到庭参加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要求本院给予庭外和解期限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依法延长本案审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吕春晓因疾病事故的身故金20万元。审理中，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支付原告杨某、吕某、邢寒卿因吕晓春疾病事故（无投保等待期）的身故金2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签订了一份团体人身保险合同。2015年11月13日零点，上述合同项下保单（14704001900204248903）生效。吕春晓亦在被保险人名单内。根据该合同约定，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遭受疾病身故的，保险公司应给付被保险人亲属保险金20万元。2016年3月30日，吕晓春因直肠癌去世。2017年2月17日，嵊州市公安局出具一份证明书，指定原告杨某为吕春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受益人。后原告杨某向被告提出理赔。2017年3月30日，被告因吕春晓在投保前即罹患直肠癌而作出不予给付保险金的理赔决定。原告认为，根据保险合同及方案的约定，疾病身故保险金中的疾病包括投保前和投保后疾病。另被告也并未向嵊州市公安局或是各被投保人询问本案保险合同项下被投保人的相关情况。况且，吕春晓也并未对自身病情作刻意隐瞒，其因罹患直肠癌向人寿保险嵊州支公司理赔到重大疾病保险金10万元。另原告吕某、邢寒卿也为吕晓春的直系亲属，对吕晓春因疾病身故可从被告处获赔的保险金20万元与原告杨某共同享有权利。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求判如所请。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辩称，对原告诉称的以下陈述有异议，原告所称“其认为根据保险合同及方案的约定，疾病身故保险金中的疾病包括投保前和投保后疾病。另被告也并未向嵊州市公安局或是各被投保人询问本案保险合同项下被投保人的相关情况。吕春晓也并未对自身病情作刻意隐瞒。”等内容有异议。对原告其余诉称没有异议。因吕春晓在投保前存在既往症，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本案原告的请求权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有权不给予保险金，故被告要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嵊州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书1份，证明吕春晓的妻子即原告杨某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即原告杨某的诉讼主体适格。
证据2.吕春晓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杨某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3.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向被告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吕春晓也在该合同所列的被保险人名单内，其中合同明确载明，疾病事故（无投保等待期）身故的，身故金20万元，在该条款中明确约定疾病没有投保等待期，也没有约定是投保前还是投保后，且该合同是格式合同，应作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
证据4.意外险及健康险客户理赔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吕春晓身故后，原告杨某向被告提出了理赔要求，被告以吕春晓的疾病系投保前的疾病不予理赔，但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并没有对投保前和投保后的疾病进行明确区分，应作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故被告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
证据5.邢寒卿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吕某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原告邢寒卿、吕某的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认为吕春晓是在该合同指定的被保险人名单内，对此被告也是认可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杨某确实向被告要求过理赔，但被告以被保险人吕春晓投保前患有疾病，此情形不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为由而拒赔。对证据5的三性没有异议。
被告就其抗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6.竞争性谈判文件、公告、中标通知书各1份，证明嵊州市公安局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公开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在职民警采购“人身保险”及被告通过竞争中标之事实。
证据7.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合同及名单、发票、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保单回执、《平安住院安心团体健康保险》、《平安附加团体疾病事故保险》各1份，证明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与被告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吕春晓属于被保险人之一的事实及被保险人因既往症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之约定。
证据8.医院病历资料，证明被保险人吕春晓本次投保前已患有直肠癌，属被保险人因既往症身故之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竞争性谈判文件仅仅是为交警大队在职民警采购人身保险，并没有说是为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民警，对中标公告、通知书没有异议。对证据7，投保单、保险单、发票、保险单回执等，对保险单中团体投保人告知声明书一栏处上面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只有交警大队的盖章，上面的内容均非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工作人员的填写，而是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所作的填写，在盖章时上面的内容是空白的，因此保险公司并没有尽到相应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原告也没有刻意隐瞒。对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交警大队仅仅在第二页中进行了盖章，日期的书写并非交警大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书写，第一页也没有交警大队的盖章，也没有相应的骑缝章，故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责任免除条款的告知义务。对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与原告提供的合同一致，恰恰可以证明没有相应投保等待期的，合同中也没有载明是投保前还是投保后的，也没有载明既往症在免除保险责任的范围内。总之，证据7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8，即使吕春晓在交警大队与被告订立团体人身保险合同前已患有直肠癌，也不能免除被告的保险责任，即被告以吕春晓存有既往症的情形可对保险金予以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根据原告后续提供双方就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内容显示，该团体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合同载明吕春晓为被保险人之一，在受益人处未予指明，即被保险人吕春晓所对应的受益人并未指定，虽该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确为嵊州市公安局，但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在订约时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而证据1虽为投保人嵊州市公安局所作，但其出具时间在被保险人吕春晓死亡之后，显然没有征得过被保险人吕春晓的同意，该份证明书不能产生吕春晓死亡后其保险金的受益人仅为原告杨某的法律效力，故证据1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可与证据5一并认证，两份证据均为反映三原告与吕春晓的身份关系情况，经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三原告同为死者吕春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事实，故证据2、5均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4，与被告提供的证据7、8，从双方秉持的证明目的看，实质互为相反证据，无非一方主张保险公司应赔付吕春晓死亡的身故金，而另一方则认为吕春晓在投保前隐瞒有既往症，保险公司可不予给付保险金，至于哪一方提供的证据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涉及到本案争议的扼要所在，对此本院拟在下文说理中予以阐述。证据6，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被告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竞得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职民警团体人身保险业务。旋即被告与嵊州市公安局签订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职民警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合同约定：本合同服务范围为“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职民警团体人身保险”保险项目承保理赔服务；本合同承接保险期限：自保单生效之日起一年；本合同金额为138880元。双方对合同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关约定。2015年11月9日，被告交付原告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投保单（团体）、保费发票以及意健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等。该投保单载明保险期间为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平安附加团体疾病身故保险的保险金金额为20万元。上述投保单和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均为被告制作。在向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送达被告自作的格式投保单时，保单空白处需要人为填写、打勾的内容，均由被告业务员手写。特别是在投保单中团体投保人声明书一栏处，有被保险人健康告知一问一答的印刷文字，具体文字为：“有无员工目前尚在病假中？近一年有无患病而不能全勤工作或减轻劳动量的员工？现在或者过去有无患肿瘤、心肌梗塞、白血病、肝硬化、中慢性肝功能衰竭、再生障碍性贫血、先天性疾病、帕金森式病、××、癫痫病、法定××、××等病症的员工？过去五年内是否有子宫、乳房、卵巢等生殖系统方面疾病的女员工？有无身体残障的员工”？若有任一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存在上述情况，请在“有□”打上√，并详述或填写个人的告知声明书，如无上述情况请在“无□”打上√，若空白则作以上问题答案均为无。被告业务员在保单团体投保人声明书一栏所列的上述问题在“无□”处勾注以作答。另该团体投保人声明书一栏处末行附有以下黑体加粗文字，内容为：我单位已就综合福利保险事宜与全部被保险人进行了宣导和沟通，凡参与该保险的全部被保险人均符合险种条款所约定的投保条件，并了解保障内容且同意由我单位统一办理投保事项；我单位确认已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且保险人对投保险种条款进行说明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对投保险种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以及产品说明书（如有）、投保须知、特别约定等，我单位均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本投保单填写、本告知声明书（告知声明书中填√，即作为投保人“是”的答复）以及所附的被保险人清单的各项内容均属真实，并作为本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同日，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该投保单团体投保人声明书一栏处以及投保单的首页盖章，在被告业务员提供的意健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尾部也有盖章，在被告业务员出示的保单回执上盖章表示签收。2016年3月30日。吕春晓直肠癌病发经医治无效死亡。原告杨某向被告申请要求给付保险合同约定的因吕春晓疾病身亡而产生的身故保险金20万元，2017年3月30日被告以被保险人吕春晓本次就诊的疾病为投保前疾病，不属于保险责任，作出不予给付保险金的书面通知。
另查明，吕春晓在上述投保单送达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之日生效前已患有直肠癌。原告杨某系吕春晓之妻，原告吕某系杨某与吕春晓所生之女，原告邢寒卿系吕春晓之母。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可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给付双方签订投保单约定的疾病身故保险金20万元的问题，具体而言，也即在涉案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前，作为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之一吕春晓已罹患直肠癌，即吕春晓存在被告辩称的既往症，被告可否以此为由拒绝给付吕春晓亲属保险金的问题。对该项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既承担提示义务，又承担明确说明义务。结合本案，案涉投保单中团体投保人告知声明书一栏的内容以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第六项平安附加团体疾病身故保险条款第（十）被保险人系既往症及保单中特别约定的除外疾病等原因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等文字，在保险法意义上均属于保险人自拟的格式化免责条款。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意旨分析，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除了在保险单上有作出提示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被告在送达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自制的投保单时，在团体投保人告知声明书一栏末行事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约定林林总总事项的文字以黑体加粗文字的印刷方式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因此，本院足以认定被告已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至于被告是否已对其辩称的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一节，本院作以下评析。本案中，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约事宜由嵊州市公安局下设的交警大队代表该局办理。在预签保险合同后，被告不日即向嵊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填发投保单，在送达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自印的格式投保单时，保单中需要人为填写、勾注的空白处内容，均由被告业务员手写。特别是投保单中团体投保人告知声明书一栏处涉及保险人免责事项的一问一答式内容，均为被告业务员自己在“无□内”打勾标注，以确认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在职民警不存在保险免责条款所涉既往症的情形，同时投保单签章日期亦为被告业务员书写，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嵊州市公安局的下设机构仅在投保单位签章处盖章。同日，被告提供的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也仅仅是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投保人盖章处加盖公章。从上述投保单成立经过以及投保单和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的送达情况看，能够反映投保人对被告提交的团体投保人告知声明书以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进行了签章。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投保人在印刷好的证明保险人已履行保险条款说明义务的声明上签章，并不必然等同于被告已对保险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投保单事关保险人免责事项的内容为被告业务员填写的前提下，对于像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此类的保险外行单位，被告仍应举证证明其在投保单成立生效时和送达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等自印文本时，已就上述文本中有关保险人免除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向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了能够达到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了解保险人免责条款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合理解释。从案涉投保单成立经过以及保险人免责条款的送达情况的全过程看，实际被告并未实施对其提交的保险责任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授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的明确说明义务的操作流程。故被告提供的投保单以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所载的被保险人患有既往症，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即被告关于被保险人吕春晓患有既往症，被告作为保险人可依据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对其拒绝给付保险金的辩称，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关于投保人在保单成立生效时隐瞒吕春晓早已患有直肠癌，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辩称，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对原告提供证据3、4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反之，对被告提供证据7、8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本院认定三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吕春晓因疾病身故的保险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支公司给付杨某、吕某、邢寒卿因亲属吕春晓疾病身故的保险金20万元，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祖华
审 判 员 单 超
人民陪审员 倪越明
二０一八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 莉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第四十二条：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