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203行初69号
原告：刘正生，男，汉族，1966年11月10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原告：刘正平，男，汉族，1969年10月18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原告：刘正辉，男，汉族，1974年10月27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原告：刘政兰（曾用名刘正珠），女，汉族，1965年3月5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原告：刘正连，女，汉族，1963年8月9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上述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彦杰，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仁化县黄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仁化县黄坑镇府前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邓永林，镇长。
委托代理人：朱秀梅，仁化县黄坑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刘翔，仁化县黄坑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被告：仁化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仁化县新城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梅，县长。
委托代理人：宋晓雯，仁化县法制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鹏，仁化县法制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刘新忠，男，汉族，1966年12月8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第三人：刘黑妹，女，汉族，1953年2月12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第三人：刘新辉，女，汉族，1964年3月9日出生，广东省仁化县人，农民，住广东省仁化县。
原告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刘政兰、刘正连（以下简称刘正生等五人）诉被告仁化县黄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坑镇政府）、仁化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化县政府），第三人刘新忠、刘黑妹、刘新辉(以下简称刘新忠等三人)林业行政裁决一案，经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刘正连及其委托代理人曾彦杰，被告黄坑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秀梅、刘翔，被告仁化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晓雯、黄鹏，第三人刘新忠、刘新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坑镇政府于2016年7月4日对刘新忠等三人与刘正生等五人争议的山林权属作出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为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各自提供的1984年责任山证，虽然在曰庄村委会、镇政府均无存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此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着的，因而可认定双方的责任山证均为有效凭证。第三人提供的1994年N0:27029号《自留山证》登记的“桃树窝”山林，虽然在曰庄村委会没有留存档，但是经审核确实是原件，而且曰庄村的二、六组农户的自留山证在村委会均无存档，并不是只有六组的才无存档，因此可认定为有效凭证。由于第三人的1994年《自留山证》的效力优于原告的1984年责任山证，因此，对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责任山证不予采信。据此作出处理决定：争议山林“桃树窝”（子背坑），处理范围四至为：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面积144亩，此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归曰庄六组所有，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归刘新忠、刘黑妹、刘新辉所有。
仁化县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黄坑镇政府作出的《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原告刘正生等五人诉称，一、两被告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1.两被告未依法查清原告与第三人的责任山证、自留山证在韶关市曲江区政府的存档情况。两被告均认定，当事人所持有的1984年责任山证，曰庄村委会、镇政府均无存档，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此种情况是普遍的，因而可认定双方的林权证为有效凭证。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因为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1984年责任山证均是由曲江区政府颁发，查询存档情况应该向韶关市曲江区政府查询，而不是向村委会或是镇政府查询。但是，两被告均未向登记的主管部门查询存档情况，导致本案出现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在曲江区政府查询存档显示，只有原告的责任山证在曲江区政府有存档，而第三人的没有任何存档。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确有错误的除外。”的规定，由于第三人提供的权属证明与发证机关的档案存档不一致，而原告的与存档机关的一致，因此，应认定原告提供的权属证明为准。2.两被告未查清第三人刘新忠于1994年取得的《自留山证》是否属于依法变更。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的规定，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的权属证明是第一手处理依据，而之后的林地权属证明必须是依法变更的才行。但是，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当时村小组长郑荣田作证证明，“桃树窝”为没有经过村小组同意私自登记的山。第三人的变更并非依法变更。由于原告的责任山证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一致，而第三人的权属证明并不一致，这就说明了原告的权利先于第三人的权利。因此，在1994年要变更该土地的权属，就必须根据《村民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变更。但是，第三人依据1994年的自留山证主张权利，却并没有举证证明其1994年的山林权属变更属于合法。而两被告也并未去核实第三人在1994年的变更是否合法，从而导致本案出现事实不清。
二、两被告作出的决定适用法律不当。两被告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来处理本案，部分法律适用明显存在错误。首先，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明显错误。该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原件无存档，但是当事人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存在相同情形的，应认定为有效凭证；没有相同情形的，应当查证认定。”但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原件无存档，然而本案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形。因为原告所提供的权属凭证原件在曲江区政府有存档，且存档与原件一致，因此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明显存在错误。其次，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存在错误。被告认为，原告对第三人取得1994年自留山权属证书，未能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发放林木林地权属证明，故被告不予以支持。被告的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因为，是第三人持1994年自留山权属证书主张权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对该权属证明的合法性应由第三人举证，而非原告举证。由此可见，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刘正生等五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有：1、黄坑镇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用以证明事实不清的错误处理决定及争议山林是第三人私自登记，政府没有存档；2、仁化县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争议复议处理决定，用以证明事实不清的错误处理决定及争议山林是第三人私自登记，政府没有存档；3、村民签名的“关于子背坑山林纠纷一事经过”，用以证明争议山林历来是原告的；4、1984年责任山证、山林证，用以证明争议山林是原告合法取得；5、黄坑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争议山林是第三人私自登记的。
被告黄坑镇政府辩称，一、黄坑镇政府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的起因是在2010年第三人欲办理“桃树窝”（子背坑）山林证时，原告提出权属要求，认为“桃树窝”（子背坑）为原告与第三人等刘氏家族的祖公山而发生争议。第三人称争议地名为“桃树窝”，认为争议山是1994年从自家的责任山划出来作自留山。原告称“子背坑”，认为争议山林为刘姓一家（刘新忠、刘正平、刘正生、刘香桃、刘正辉等人）的祖公山。经现场勘察，争议范围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面积144亩，争议范围主要林种为杉树，据调查为第三人所种。在调查过程中，双方均认可争议四至，对争议范围没有异议。争议双方都出示了由原曲江县政府核发的责任山证，刘新忠还提供了自留山证复印件，双方的林权证与争议实地四至勘查基本相同，属于责任山证重证，但刘新忠的责任山在1994年经政府核发补充变更为自留山。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所持山林证的效力问题。经查，双方提供的林业“三定”时期（1984年）责任山证，在曰庄村委会、黄坑镇政府均无存档。第三人提交的责任山证，权利人为刘云龙，经曰庄村委会证明，刘云龙为第三人之父，已故；而原告提交的责任山证权利人为刘四金，经曰庄村委会证明，刘四金为原告之父。双方对责任山的原权利人均无异议。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是1994年由原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原曲江县委、县政府曾在1994年1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决定》（曲委[1994]1号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切实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曲委[1994]1号文第六点写明“加快林业体制改革，搞好林政管理。”明确要大力推广林业股份经营，积极推广责任山“折股联营，按股分红，统一管理，承包作业”形式的林业股份合作先进经验。黄坑镇在2004年前属原曲江县管辖，2004年下半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入仁化县管辖。1994年之前，因为很多农户没有划定自留山，黄坑镇根据曲江县委[1994]1号文件进行了完善责任山工作及开展了折股联营工作。中共黄坑镇委、黄坑镇政府1994年的工作总结第6页的第7点“做好林政管理工作”总结写明“正确处理好森林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保护的关系，首先，做好山林折股联营工作，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我镇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八日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完善责任山工作，我镇抽调干部，配合县工作队，在七个管理区（重点是曰庄、古竹）开展折旧联营工作”。此项工作由县、镇组成的工作组联合各大队干部及下辖的各生产队队长，进行了一次山林折股联营及粮田核对登记工作，对本集体部分山林的农户经营使用权进行了重新调整、分化。调整后的山林由原曲江县人民政府核发了《自留山证》，第三人提交的《自留山证》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况下领取的，但经查，曰庄村委会也没有第三人《自留山证》的存档。经营管理事实方面。第三人称“从1980年生产队划分责任山时，由于当时的政策是各家各户的山岭都是前辈所留下来划分个人所有，而“桃树窝”即“子背坑”山岭是我家的山岭，所以把它划为责任山承包，于1984年发放责任山合同书。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和发展林业的政策，为了鼓励植树造林，在1994年的“社教运动”中，把责任山转为自留山，从2003年转为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和种植造林，我把“子背坑”山岭在2005年转给吴树生和张则文砍伐林木，生态公益林款由他们支付给我，2008年把木砍完，2009年我在“桃树窝”种植了杉树。”原告称“自1984年以来，“桃树窝”（子背坑）都是由刘四金登记山林证，直到1990年，刘云龙在争议山林种香菇，看在是自己人面上，就没有向他收取山价。1995年，刘正生、刘正辉、黄明金、肖德彬在“桃树窝“（子背坑）砍了一批木材。”经查，第三人在2005年将“桃树窝”（子背坑）发包给张则文、吴树生砍伐，根据第三人提供的一份承包书显示，此事属实。另查明，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公益林登记表及黄坑镇林业站的反馈情况，第三人领取生态林补偿金这一情况属实。而原告提出的“1995年，刘正生、刘正辉、黄明金、肖德彬在“桃树窝”（子背坑）砍了一批木材”的这一情况，未提供有效的凭证，不能证明原告的经营管理事实。而且，目前该山上现有的杉木是第三人种植的，这一事实从对原告的笔录调查中也可知，原告亦承认杉木是第三人种植的。
二、黄坑镇政府作出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国家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办理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对于当事人所持有的1984年责任山证，虽然在曰庄村委会、黄坑镇政府均无存档，但是此种情况是普遍的，其他持证人均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可认定双方的林权证为有效凭证。对于第三人持有的1994年NO:027029号《自留山证》，虽然曰庄村委会没有留存档，但经审核确实是原件。经查，曰庄村的二、六组农户的自留山证在村委会均无存档，并不是只有六组的才无存档，因此可认定第三人的林权证为有效凭证。原曲江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与1994年先后两次进行换发证工作，1984年先进行责任山换发证，1994年再进行换发自留山证时，个别农户未按照规定将责任山证上交给村小组回收，于是出现了责任山证与自留山证并存的现象，在出现新旧林权证共存的情况下，新林权证的效力大于旧林权证。因此,黄坑镇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予以釆信，其主张对争议地的权属申请给予支持。而原告提供的责任山证效力低于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对该证作为本案争议依据，黄坑镇政府不予釆信，对其主张争议地的权属不予支持。在经营管理方面，第三人提供的经营管理事实较为充分，而原告未提供实质性的书面证据材料。
综上所述，黄坑镇政府对本案山林权属争议所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黄坑镇政府作出的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黄坑镇政府于2017年2月23日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林权争议调处申请书，用以证明刘新忠对争议山林的维权请求；2、刘新忠提供证明，用以证明刘云龙生育有长女刘黑妹、次女刘新辉、三子刘新忠；3、全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刘黑妹、刘新辉委托刘新忠全权代理；4、1994年曲江县政府核发的自留山证NO:027029，用以证明刘新忠对争议地的使用权；5、1984年曲江县政府核发的责任山证（刘云龙），用以证明争议地是刘新忠的责任山；6、仁化县黄坑镇曰庄村委会公益林登记表，用以证明刘新忠对争议地的使用权；7、林地林木经营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刘新忠对争议地经营管理事实；8、黄坑公社曰庄大队水村六队山林证NO:001308，用以证明争议地为曰庄六组所有；9、刘正生提供证明，用以证明刘四金已死亡，刘四金与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刘政珠和刘正连等五兄妹是父子女关系；10、委托书，用以证明刘正平、刘正辉、刘政珠和刘正连全权委托刘正生代理处理纠纷；11、1984年曲江县政府核发的责任山证（刘四金），用以证明刘正生等人对争议地的共同使用权；12、刘正生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刘正生的身份情况；13、曰庄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刘四金在1990年巳故，刘四金与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等三人是父子关系；14、关于“子背坑”山林纠纷一事过程，用以证明刘正生等人对此争议山的经营与纠纷过程，曰庄六组村民签名捺印证明刘正生等人对争议地的共有使用权；15、曰庄六组集体山林证NO:001308，用以证明争议地为曰庄六组所有；16、刘世芳等人的自留山证，用以证明曰庄一、三、四、五、七、八等组农户的自留山证在村委会有存档，而二、六组没有存档；17、争议山林现场勘察情况，用以证明黄坑镇政府于2014年7月4日组织相关人员在争议山现场勘察，并勾绘出争议图；18、《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决定》(曲委[1994]1号文件)，用以证明1994年原曲江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了一次林权换证工作；19、中共黄坑镇委员会、黄坑镇政府1994年工作总结，用以证明1994年黄坑镇确实在曰庄、古竹等村开展过林权换证工作；20、调解签到表，用以证明黄坑镇政府于2015年2月26日对争议双方刘新忠、刘正生、刘正平、刘香桃等人进行了调解，但调解无效；21、黄坑镇政府对刘新忠、刘正生、郑荣田、莫春连(刘正生妻）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了解案件有关事实；22、受理通知书、停止生产通知书、提交书面答复通知，用以证明林地林权争议已受理；23、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送达回执，用以证明依法作出行政裁决。
被告仁化县政府辩称，本案中黄坑镇政府对于双方当事人所持有的1984年责任山证书，经核查提出，虽然在曰庄村委会、黄坑镇政府均无存档，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此种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其他相关持证人均属于这一情况，因此认定双方的林权证为有效凭证。对于第三人所持有的1994年《自留山证》NO:027029，在曰庄村委会没有留存档，但经黄坑镇政府查证认定，第三人刘新忠所提供的确属原件，同时查明，曰庄村的二、六组农户的自留山证在村委会均无存档，并非只有六组的才无存档，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定第三人的自留山证为有效凭证。按原发证单位曲江县人民政府（现为曲江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进行换发责任山证、1994年换发自留山证工作，存在个别农户未按照规定将责任山证上交给村小组回收，由此经过一定年限后，出现了责任山证与自留山证并存的现象，根据权属凭证效力位阶，在出现新旧林权证共存的情况下，新的林权证效力应大于旧林权证的效力，因此第三人的1994年《自留山证》的效力应当优于原告的1984年责任山证。对争议山经营管理方面，原告未提交实质性的证据材料，证明在该争议地发生争议时第三人仍然抢造林木的事实。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较为充分，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的实际经营管理，事实清楚明确。2016年9月19日，仁化县政府会同县山林纠纷调处办工作人员，组织原告、黄坑镇政府及第三人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察并绘制现场勘察图，各方当事人在勘察图上签名确认现场情况。原告指认争议范围为其1984年责任山全范围，四至以证登为准，该范围也是第三人1984年责任山和1994年自留山全范围，四至皆以证登为准。第三人还称责任山证“桃树窝”和“子背坑”是同一个地方，四至一样。通过现场勘察指认发现，原告现场指认争议范围与第三人指认范围存在细微部分不一致。原告称争议山之西北角为水村五组曾火石山，第三人则称为水村五组曾来生（曾民旺）山；原告、第三人均称争议山之西北角偏下处为荒田，其中第三人称为其西面界至；对于争议山偏东南面，原告指认为水村八组山，第三人则称为其南面“曾火石”南至。对于争议山以西，原告、第三人均称为曾意祥山，其中原告称为其西面界至，符合其责任山证之西面界至。除此之外，对于争议山的指认，争议双方基本相符。仁化县政府结合有关当事方提供的证据和实地勘察情况，认为有关当事方提供的权属凭证与争议地四至勘查基本相符，属于责任山证重证。但第三人刘新忠的该责任山在1994年经原曲江县政府核发补充变更为自留山。第三人对争议山存在实际管理的事实。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调解处理林权争议，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以事实为根据，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情况；（二）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规定，黄坑镇政府采信第三人的自留山证作为定案依据，事实清楚。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仁化县政府于2017年2月23日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5、送达回证，以上1-5号证据用以证明仁化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刘新忠等三人述称，我方的责任山证是1984年由原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1994年由当时的曲江县人民政府换发了自留山证，权利人是刘云龙，是我的父亲。我方从1984年分到责任山起就进行了经营管理，有承包发包合同可以证明，2009年我在争议山林种植了杉树，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由我领取。恳请法院维持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刘新忠等三人在诉讼中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黄坑镇政府提交的23份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是被告程序违法的第一环节，刘新忠申请的是行政调解，而被告进行的是行政调处；证据2、3无异议；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我方提交的证在之前，而且有存档，刘新忠的证没有存根，其“桃树窝”不在曰庄六组；证据5三性不予认可，该证在曲江县没有存档；证据6、7三性不予认可，该用地使用权侵犯了原告的土地使用权，不能证明第三人合法取得了该地的使用权；证据8-15无异议；证据16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7对其内容有异议，现场勘查只有黄坑林业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子背坑”没有其他别名；证据18无异议；证据19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0-23无异议。被告仁化县政府和第三人对被告黄坑镇政府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仁化县政府提交的5份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5均无异议，但仁化县政府在送达程序中遗漏了当事人，刘正连、刘政珠没有送达。被告黄坑镇政府和第三人对被告仁化县政府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交的5份证据，被告黄坑镇政府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是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3中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只能证明是曰庄六组所有，而不是原告所有；证据5我方已提交。被告仁化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如下：同意黄坑镇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证据5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是个人笔录，不是客观事实。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与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证据3村民签名有异议，是伪造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黄坑镇政府提交的23份证据，证据1是刘新忠签名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黄坑镇政府按规定先行调解无果后作出处理决定，本院对其程序合法予以认可；证据2、3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证据4有原曲江县人民政府盖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与证据11均是1984年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两者具有相似性，本院均予以认可；证据6、7因有当事方签名，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8、9、10、12、13、15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证据14因签名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原告亦未提供各证人身份证明，本院不予认可；证据16原告只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7因有各方当事人签名确认，本院予以认可；证据18、19因是政府正式文件，本院予以认可，对其内容根据案情需要予以采纳；证据20、21、22有各方当事人签名，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内容根据案情需要予以采纳；证据23因是政府正式文件，本院予以认可，对其内容根据案情需要予以采纳。对被告仁化县政府提交的5份证据，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交的5份证据，证据1、2因是政府正式文件，本院予以认可，对其内容根据案情需要予以采纳；证据3-5，被告黄坑镇政府已经提交。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山林坐落在仁化县××组，地名原告叫“子背坑”，第三人叫“桃树窝”（子背坑）。争议山林的四至范围：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争议山林面积144亩。争议山林的主要树种为人造杉树。
第三人与原告因“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发生争议，第三人于2013年6月5日向黄坑镇政府提出山林权属调处申请。第三人提供了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承包户为刘云龙（第三人的父亲）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其中正页自上往下数第二栏记载：山名：桃树窝，面积：5，四至：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和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94年4月3日颁发的户主为刘云龙的曲林证NO:027029号《自留山证》（第一栏记载：地名：桃树窝，种类：什山，面积：30亩，四至：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作为争议山林的权属依据。第三人另提供了刘新忠于2005年8月23日与张则文、吴树生签订的《林地林木经营承包合同书》（内容有“一、地点与四至界限和面积。（一）林地林木承包地点：桃树窝（子背坑）；（二）林地承包的四至界限以甲方（即刘云龙）持有的林地林权证或2003年换发的（新）林地林权所有权属证与万分之一地形图（红线）勾绘的范围为准，即东至天水，西至荒田，南至曾火石，北至亚公山。”及《仁化县黄坑镇曰庄村委会公益林登记表》（其中自上往下数第六栏记载“林农姓名：刘新中（即刘新忠），地名：仔背坑，面积：144亩”作为其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的证据。原告提供了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承包户为刘四金（即原告的父亲）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其中正页自上往下数第六栏记载：山名：子背坑，面积：10，四至：东至天水，南至天水，西至意祥，北至曾火石）及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的持证单位为黄坑公社曰庄大队水村六队的曲林证字第001308号《山林证》（其中自上往下数第五栏记载“地名：子背坑，种类：什，四至：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埂为界，西至荒田，北至曾来生火路）作为争议山林的权属依据。原告提交的1984年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和第三人提交的1984年曲江县《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及1994年曲江县《自留山证》在曰庄村委会、黄坑镇政府、原曲江县人民政府（现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均无存档。
《中共曲江县委、曲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决定》（曲委〔1994年〕1号文件）第5页“六、加快林业体制改革，搞好林政管理”指出“一是要大力推广林业股份经营，使我县林业经营体制形成多形式、多层次的林业股份合作制。在继续完善国营带集体的营林体制的同时，要积极推广责任山‘折股联营，按股分红，统一管理，承包作业’形式的林业股份合作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林业管理水平和林业经济效益，使林业生产上规模、上水平。九四年要在去年抓好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县推开，使林业股份合作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共黄坑镇委员会、黄坑镇人民政府一九九四年工作总结》第5页“7、做好林政管理工作，正确处理好森林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保护的关系。”指出“首先，做好山林折股联营工作，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我镇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八日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完善责任山工作，我镇抽调干部，配合县工作队，在七个管理区（重点是曰庄、古竹）开展折股联营工作，我镇结合镇场合一的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户、经济社与国营场联营的路子，共扩大联营面积4.9万亩，占应完善责任山面积的94.3%，从而扩大了国营场的山林面积，壮大了集体经济，巩固了绿化达标成果。”
刘新忠自其父亲刘云龙于1994年4月3日取得“桃树窝”作自留山后，领取了该山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2005年8月23日，通过签订《林地林木经营承包合同书》，刘新忠将“桃树窝”（子背坑）山岭发包给张则文、吴树生经营管理，收取承包款二万元。2009年，刘新忠在争议山林种植了杉树。
刘云龙与妻子张四妹（两人均已故）生育了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女刘黑妹、次女刘新辉、三子刘新忠。刘四金（已故）生育了五个子女，分别是长女刘正连、次女刘政兰、三子刘正生、四子刘正平、五子刘正辉。
2016年7月4日，因双方不同意调解，黄坑镇政府作出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山林“桃树窝”（子背坑），处理范围四至为：东至天水、南至曾火石、西至荒田、北至亚公山，面积144亩，此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所有权归曰庄六组所有，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归刘新忠、刘黑妹、刘新辉所有。原告不服黄坑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向仁化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仁化县政府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黄坑镇政府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原告于2017年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黄坑镇政府作出的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2、撤销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院认为，黄坑镇政府作出的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理由如下：
在黄坑镇政府调查处理原告与第三人关于“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纠纷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给其父亲刘四金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而第三人提供了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84年颁发给其父亲刘云龙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及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94年4月3日颁发给其父亲刘云龙的曲林证No:027029号《自留山证》，原告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登记的“子背坑”和第三人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登记的“桃树窝”及其自留山证登记的“桃树窝”的四至范围均包括争议山林。原告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和第三人的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及自留山证都是在深化林权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为了贯彻国家、地方政策，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而颁发的，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是真实合法的。但第三人自1994年取得争议山林作自留山后，领取了该山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款，2005年通过签订《林地林木经营承包合同书》，将“桃树窝”（子背坑）山岭发包给他人经营，收取承包款，2009年第三人在争议山林种植了杉树。即第三人对争议山林进行了二十余年的经营管理。因新证已取代旧证，为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根据原国家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黄坑镇政府和仁化县政府将第三人提供的由原曲江县人民政府1994年颁发给其父亲刘云龙的曲林证No:027029号《自留山证》作为争议山林确定权属的依据是正确的。
关于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自留山证没有合法来源的问题。通过黄坑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8《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决定》(曲委[1994]1号文)和证据19《中共黄坑镇委员会、黄坑镇政府1994年工作总结》可知，原曲江县委、县政府计划在1994年要积极推广责任山“折股联营，按股分红，统一管理，承包作业”形式的林业股份合作先进经验。黄坑镇政府在1994年的工作总结中亦提到“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我镇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八日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完善责任山工作，我镇抽调干部，配合县工作队，在七个管理区（重点是曰庄、古竹）开展折股联营工作，我镇结合镇场合一的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户、经济社与国营场联营的路子，共扩大联营面积4.9万亩，占应完善责任山面积的94.3%，从而扩大了国营场的山林面积，壮大了集体经济，巩固了绿化达标成果。”而第三人父亲刘云龙的曲林证No:027029号《自留山证》就是在1994年4月3日取得的。因此，第三人提交的曲林证No:027029号《自留山证》是在其原责任山基础上通过当时曲江县开展的完善责任山、折股联营工作转换而来，即是有合法来源的。
综上所述，黄坑镇政府作出的黄府〔2016〕16号《关于黄坑镇曰庄六组刘新忠与刘正生等三人“桃树窝”（子背坑）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仁化县政府作出的仁府行复〔2016〕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的理由不充分，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刘政兰、刘正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正生、刘正平、刘正辉、刘政兰、刘正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三瑞
人民陪审员 马丽仪
人民陪审员 叶灿生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