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2民初6792号
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
负责人：童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暨原告：钟珮玲，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湖北子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武汉分公司)诉被告钟珮玲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以及原告钟珮玲诉被告人寿武汉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于2017年8月1日、2017年8月3日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17）鄂0102民初6792、6817号，二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程春独任审判。因二案均系不服同一份仲裁裁决书提起的诉讼，本院依法将二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人寿武汉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钟珮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炯哲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须以另一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7年8月4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暨被告人寿武汉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人寿武汉分公司不向钟珮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0,769.82元；2、判决人寿武汉分公司不向钟珮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336.09元；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钟珮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钟珮玲至新岗位工作属于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情形，从而裁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三条：“根据乙方的岗位特点，乙方的工作地点（区域）为中国境内”的约定，因考虑公司整体工作安排，且钟珮玲的家庭住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丁字桥南路保利中央公馆，因此将原本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的工作地点变更为武汉市武昌区的新民主路，既符合整体工作安排需求又充分考虑到钟珮玲上下班的便利，因此调整工作地点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情形，《仲裁裁决书》认定我公司违反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显属严重错误。2、《仲裁裁决书》裁决经济补偿金的补偿年限为18年没有事实依据。双方系在2009年10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至2016年12月23日被告离职，被告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为7年零一个月有余，且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享有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应是从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开始计算，在2008年1月1日之前，劳动者被迫辞职是没有经济补偿金的。3、《仲裁裁决书》认定钟珮玲劳动关系解除前的平均工资为7,264.99元不是客观事实。我公司于2016年11月份向其发放的9,000元奖金中，有6,000元系公司监察部原经理常春的奖金，因常春已经调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任职，因此该6,000元奖金由钟珮玲账户代为收取，该笔款应从仲裁委核定的月均工资数额中扣除。二、《仲裁裁决书》裁决我公司向钟珮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336.09元违反法律规定。《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才需要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本案系钟珮玲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公司无需支付年休假工资。
被告暨原告钟珮玲辩称，1、双方未就调岗达成一致意见，且人寿武汉分公司拒收我邮寄的不同意调岗通知，公司还出于打击报复目的将我从工作微信群及公司内网中踢出，种种行为彻底破坏了我的劳动条件，导致我不得不向其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离职原因是因为公司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导致劳动者离职；2、双方自1999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我的工作年限为18年；3、人寿武汉分公司称我的工资中含有一名员工的工资显然不符合常理，且该名员工也未出庭作证，其并无足够证据表明我的工资中含有其他员工的工资，我的平均工资应当是7,264.99元；4、年休假工资问题，因为我工作已满10年不足20年，因此应享有的年休假应当为每年10天，我在2016年已休7天，还有3天未休，根据实际工作时间折算后尚有2天未休。同时，被告暨原告钟珮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经济补偿金130,769.82元（7,264.99×18个月）；2、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未发的2016年绩效工资38,406.92元；3、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因其履行保密协议的竞业禁止限制补偿52,307.93元；4、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赔偿未为其申请工伤造成的工伤损失一次性伤残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与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共计222,308.23元；5、人寿武汉分公司为钟珮玲补缴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间应缴未缴的社保费用；6、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6,040元或配合办理失业保险手续；7、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年休假工资差额2,004.14元；8、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赔偿老工伤关联疾病医药费2,510.01元；9、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人寿武汉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我1999年入职人寿武汉分公司处，自2012年9月开始从事法务岗位至离职。2015年12月，我因老工伤问题与公司协商处理不成，故我先后通过劳动仲裁以及诉讼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公司出于打击报复的目的将我的岗位调整到本人无法胜任的一线销售岗位，并试图逼迫我离职。我不同意调岗，多次与公司沟通无效导致我身心疲惫，旧工伤复发住院治疗。在我病休期间，公司不接受我提出的拒绝调岗的意愿，仍强迫我到劳动强度更大的岗位，危害被告的身体健康。我不得不于2016年12月23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相关规定向其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公司依法应向我支付经济补偿金。二、我提交的工资单及谈话录音可以充分表明我的绩效工资是在每年年底统一发放，因此公司应向我支付2016年绩效工资38,406.92元。该数额是按照平时工资与绩效工资七三比例推算的。三、我提交的《劳动合同》附件《保密协议》中已将竞业禁止写入其中，且该协议盖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公司法定代表人加盖私章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此情况下，公司应向我支付竞业限制补偿52,307.93元。四、公司的原因导致我因工受伤后未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承担一次性伤残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与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上述费用共222,308.23元。未申请工伤还导致我出现老工伤关联疾病后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公司应承担治疗老工伤关联疾病费用2,510.01元。五、法律并未规定补缴社保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此公司应为我补缴1999年1月-2002年6月期间的社保费用。六、虽然公司为我办理了失业保险，但我离职后，公司一直拒绝配合我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因此我有权要求其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26,040元或配合我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案件审理过程中，钟珮玲表示放弃上述第四项诉讼请求。
原告暨被告人寿武汉分公司辩称，1、钟珮玲系主动离职，依法不享有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即便享有，也应从2008年1月1日起计算；2、双方并未签订竞业限制协议，钟珮玲要求支付竞业限制补偿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3、钟珮玲主张的老工伤未经工伤行政部门认定，同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驳回其工伤申请，因此其主张的有关老工伤的诉请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4、社保补缴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5、公司已依法参保，因此失业保险待遇应当由失业保险机构支付，而钟珮玲要求公司配合办理失业保险领取手续的诉请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6、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公司安排钟珮玲享受剩余年休假之前其已主动离职，且未休年休假应是2天而非3天；7、钟珮玲主张的老工伤关联药费没有事实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1月，钟珮玲入职人寿武汉分公司。双方于2009年9月30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根据乙方（钟珮玲，下同）的岗位特点，其工作地点（区域）为中国境内；乙方同意在甲方（人寿武汉分公司）从事销售类岗位工作；甲方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与乙方协商变更工作岗位，甲方也可依据绩效考核结果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双方协商一致，可依法变更本合同相关内容，未变更的部分仍然有效；双方变更劳动合同的，应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为本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人寿武汉分公司与钟珮玲均向本院提交了上述劳动合同，但钟珮玲提交的劳动合同文本包含了一份附件《保密协议》。人寿武汉分公司以该《保密协议》仅有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印章、未加盖公司公章为由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但钟珮玲提交的《保密协议》系原件，且双方提交的《劳动合同》文本末尾处均注明尚有“附件1：保密协议”，故本院对该份《保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保密协议》就乙方的保密义务、保密期限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对保密期限约定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有关商业秘密不再是商业秘密之日止；上述保密期限内无论乙方是否仍在甲方任职，亦无论因何原因自甲方离职，乙方仍应当履行保密义务。自2012年9月开始，钟珮玲从事法务岗位至其离职。因收到人寿武汉分公司口头调岗通知，钟珮玲于2016年12月18日向人寿武汉分公司邮寄《不同意调岗声明书》。人寿武汉分公司拒收。次日，人寿武汉分公司向正在休病假的钟珮玲邮寄书面调岗通知书，称2016年11月24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将钟珮玲调往该公司下属武昌支公司工作，限其2016年12月22日回原岗位完成岗位交接，次日报到。钟珮玲明确予以拒绝。双方为此协商不成。人寿武汉分公司将钟珮玲从该公司各个工作交流群中移除。钟珮玲于2016年12月23日向人寿武汉分公司邮寄离职申请。双方确认钟珮玲离职日期为2016年12月23日。
另查明：双方确认，钟珮玲2016年度已休年休假7天，折算后尚有2天年休假未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核算的钟珮玲离职前月均工资为7,264.99元(包含各项代扣费用)，但人寿武汉分公司主张其于2016年11月向钟珮玲发放的9,000元中有6,000元系发放给另一员工常春的，应当将该款从仲裁委核定的钟珮玲月均工资数额中予以剔除，并向本院提交常春的书面证言和钟珮玲曾于2016年12月6日转账给常春4,928.14元的支付宝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但钟珮玲对其该事实不予认可。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上述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钟珮玲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2015年、2016年度的第一个季度的工资收入高于其他月份的收入，称人寿武汉分公司在每年第一季度发放上一年的绩效工资，并据此向人寿武汉分公司主张尚未发放的2016年度的绩效工资。人寿武汉分公司称公司每年第一季度发放的高于其他月份的工资系当年的绩效，并非上一年绩效。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义务进行举证，钟珮玲未提交足够证据证实其每年的绩效工资均在下一年第一季度发放，结合钟珮玲自认公司曾在2016年11月向其发放当期绩效工资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诉讼意见不予支持。
钟珮玲于2016年9月20日提请仲裁，要求人寿武汉分公司为其补办2004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工伤保险或赔偿工伤保险待遇损失。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9日作出武劳人仲不字【2016】第25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钟珮玲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鄂0102民初619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补缴社保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工伤认定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职责，钟珮玲在2004年所受伤是否系工伤应当由职能部门进行认定，钟珮玲在未进行工伤认定的情况下，径行要求用人单位给予其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其工伤保险待遇损失，对此，本院不予审理，故本院驳回了钟珮玲的起诉。钟珮玲不服，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12月9日，钟珮玲就其与人寿武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7]第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钟珮玲与人寿武汉分公司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为1999年1月至2016年12月。人寿武汉分公司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208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钟珮玲与人寿武汉分公司在1999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存在劳动关系。人寿武汉分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此确认钟珮玲在人寿武汉分公司工作超过17年半，不足18年。
2016年12月23日，钟珮玲再次提请仲裁，要求人寿武汉分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绩效工资、失业保险损失、年休假损失、保密协议竞业禁止限制补偿、赔偿未为其申请工伤造成的工伤损失一次性伤残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与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赔偿老工伤关联医药费、补缴社保。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7】第22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人寿武汉分公司向钟珮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0,769.82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336.09元，驳回钟珮玲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裁决，诉至本院。本案庭审中，钟珮玲自述其主张的“工伤”仍未得到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
本院认为，经协商一致，双方有权依法变更原有劳动合同相关内容。本案中，在未经钟珮玲同意的情况下，人寿武汉分公司单方将钟珮玲调往其下属单位工作，更换了其用工主体和工作地点，钟珮玲明确予以拒绝，双方就此未能协商一致后，钟珮玲为此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其有权向人寿武汉分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该款为130,769.82元(7,264.99元/月×18个月)。人寿武汉分公司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系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故2008年之前的工作年限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订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自本法施行后续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开始计算。本法施行前已建立劳动关系，尚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故钟珮玲有权依据当时有效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要求核算其1999年至2007年期间的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本院对人寿武汉分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双方确认，经折算钟珮玲2016年度尚有2天年休假未休，钟珮玲有权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336.09元（7,264.99元/月÷21.75天/月×200%×2天）。
钟珮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人寿武汉分公司欠差其2016年度绩效工资38,406.92元，故对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中并无关于钟珮玲竞业禁止义务的相关约定，现钟珮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中“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主张人寿武汉分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费52,307.93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钟珮玲所述“工伤”并无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伤认定依据，故对其基于工伤职工福利待遇的相关规定主张老工伤关联疾病医药费2,510.01元，本院不予支持。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故对钟珮玲要求人寿武汉分公司为其补缴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间应缴未缴社保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因人寿武汉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钟珮玲缴纳了失业保险，故对钟珮玲要求人寿武汉分公司向其支付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但钟珮玲有权要求人寿武汉分公司协助其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是否符合申领条件，则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查核定。因要求配合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与本案诉争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本案对此一并处理。因此，对人寿武汉分公司提出的钟珮玲要求配合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的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暨原告钟珮玲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0,769.82元；
二、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暨原告钟珮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336.09元；
三、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告暨原告钟珮玲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是否符合领取条件由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审核认定；
四、驳回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五、驳回被告暨原告钟珮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计10元，由原告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负担5元、免交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春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