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审监民提字第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星汇中心写字楼**层**室。组织机构代码为75561090-7。
法定代表人：何汝凤。
委托代理人：吕志伟，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泽礼，广东国悦（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号中电信息大厦**楼。
负责人：黄书敏，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天威花园*栋3A。
负责人：赵向阳，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声平、周雪兰，均为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竞德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震鹏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东中法立民申字第9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中止原判决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泽礼、吕志伟，被申请人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声平、周雪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盛公司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本案产生的一审、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竞德所、震鹏所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规定，“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并非“何汝风”，而是“何汝凤”。竞德所、震鹏所及一审法院均将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写错成“何汝风”，而一审作出缺席判决，可见一审法院从未依法送达传票给宝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何汝凤，显然属于“未经传票传唤”，构成程序违法。竞德所、震鹏所称其受宝盛公司委托办理案涉土地转让款追偿事宜，按常理来说，其肯定知晓宝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如果连宝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联系电话都不能提供，则属于“被告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法不应受理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书、庭审笔录等，均将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写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送达：……（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的；……”一审法院从未将相关传票送达给宝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汝凤，也未送达给宝盛公司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签收。2.本案中，竞德所、震鹏所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宝盛公司提供了相关法律服务。竞德所、震鹏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中，只有两份《紧急请求书》，而该两份《紧急请求书》落款、盖章均是宝盛公司，而非竞德所、震鹏所。因此，该两份《紧急请求书》只能证明宝盛公司自行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竞德所、震鹏所并未依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发送律师函，也未提供任何可证明其与案涉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或起诉、仲裁的证据。宝盛公司此后收到相关款项，是案涉政府部门主动履行，与竞德所、震鹏所无关，并非竞德所、震鹏所提供法律服务所致，即政府部门支付案涉款项与竞德所、震鹏所之间无因果关系。而且，竞德所、震鹏所于2013年12月31日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一审法院调查征地款划款情况，据此可证明竞德所、震鹏所根本不知道相关政府部门是否划款及划款时间等具体情况，足以说明竞德所、震鹏所根本没有提供相关法律服务。3.一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委托代理合同》上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他人冒名签字，并写错成“何汝风”，显系伪造。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本就没见过竞德所、震鹏所的律师，公章模糊不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此，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4.一审法院违反《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违法受理该案。该条文规定：“因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才可以调解处理或起诉。而竞德所、震鹏所从未与宝盛公司协商过，甚至故意回避宝盛公司。
竞德所、震鹏所辩称：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已依法将起诉状副本、传票等诉讼文书通过邮政专递方式送达宝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由于宝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均未签收上述诉讼文书，通过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送达宝盛公司，故邮政部门将邮件退回法院。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此后前往宝盛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星汇中心写字楼15层05室，因宝盛公司早已人去楼空，故在该住所地张贴应诉材料，并依法公告送达。而一审开庭时，宝盛公司未到庭，应视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据此有权作出缺席判决。至于将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字“何汝凤”写成“何汝风”，只是笔误，但本案诉讼主体宝盛公司及其住所地、送达方式均无错误，故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2.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委托代理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是竞德所、震鹏所与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梁惠民（又名梁镜）协商并确定的。合同文本由梁惠民拿去加盖宝盛公司公章，至于梁惠民是否另找他人在合同上签名，竞德所、震鹏所并不清楚。之后，梁惠民给竞德所、震鹏所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及紧急付款请求的3份材料。无论《委托代理合同》中“何汝凤”是否其本人所签，只要加盖了宝盛公司公章，该合同就是真实的。该合同上的公章非常清晰，并非无法辨认，宝盛公司未申请鉴定，可见其意图逃避法律责任。合同的生效，与宝盛公司是否出具诉讼、仲裁的授权委托书无关，因该合同并未附任何生效要件，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对宝盛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合同约定，非诉讼阶段，宝盛公司无需另行出具委托书。宝盛公司否认向竞德所、震鹏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这是虚假陈述。如果双方不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宝盛公司不可能把3份紧急付款请求材料交给竞德所、震鹏所，材料中有梁惠民的签名，可反映梁惠民仍为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竞德所、震鹏所提供了法律服务，从事了代理工作。竞德所、震鹏所将紧急付款请求材料转交至东莞市政府办公室反映情况，并就该事项与常平镇政府联系、交涉。震鹏所主任赵向阳在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杜金付律师的陪同下，分别于2014年12月底及2015年1月初两次去常平镇政府反映案涉情况及请求，敦促政府依法行政，尽快支付案涉款项。第二次去反映情况时，镇政府听取了情况反映，表示依法依规处理。赵向阳律师与其助理还前往东莞市常平镇土地储备中心询问和落实支付土地转让款的情况。而在此前，宝盛公司自行提交了2份材料，均未得到答复。在竞德所、震鹏所与宝盛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后，通过竞德所、震鹏所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宝盛公司于2013年6月收齐了案涉款项。4.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条件已经成就，宝盛公司应当支付律师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竞德所、震鹏所采取风险代理的形式，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宝盛公司实际收到案涉土地转让欠款本金满三个工作日，付款条件即成就。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宝盛公司的再审请求。
竞德所、震鹏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宝盛公司支付拖欠的律师费和办案费用350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350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2014年1月1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宝盛公司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开具上述律师费发票的税金，按10.5%计算，计367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宝盛公司承担。
宝盛公司未答辩，也未提交任何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20日，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常平镇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由土地储备中心以75000000元收购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117.25亩土地使用权。土地储备中心在支付了40000000元的合同款项后，剩余的35000000元未按时支付。
就拖欠合同款项的事实，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双方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1.宝盛公司须以实际收到欠款本金数额的10%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律师费及办案费用；2.宝盛公司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竞德所、震鹏所付清律师费；3.竞德所、震鹏所在收到律师费后，应为宝盛公司开具合法票据，税款由宝盛公司承担。
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发函给土地储备中心了解案涉款项的支付情况。该中心复函称剩余的合同款35000000元，已于2013年6月支付完毕。
另查明，宝盛公司的前身系东莞市碧胜达生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1月24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以上事实，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委托代理合同》、土地储备中心“关于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土地征收款支付情况说明”、公司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宝盛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
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竞德所、震鹏所与宝盛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就土地储备中心拖欠宝盛公司土地征收款35000000元的事宜达成协议，由竞德所、震鹏所代宝盛公司处理上述纠纷，双方就此形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土地储备中心于2013年6月份将35000000元合同款支付给了宝盛公司。因此，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宝盛公司应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律师费及办案费用35000000元×10%=3500000元。
至于利息，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宝盛公司应在收到款项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竞德所、震鹏所付清律师费。由于土地储备中心于2013年6月已付清上述款项，则宝盛公司在逾期支付律师费之日起即应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逾期利息。竞德所、震鹏所诉请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1月10日起计算利息，应予以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至于竞德所、震鹏所诉请的开具律师费发票的税金，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开具律师费发票所产生的税金应由宝盛公司承担。但《委托代理合同》同时约定，开具律师费发票应在竞德所、震鹏所收到律师费之后，该约定属于附条件的约定。在宝盛公司尚未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竞德所、震鹏所也无须开具律师费发票给宝盛公司。在未实际产生开具律师费发票税金的情况下，竞德所、震鹏所尚不具有请求权，其就此提出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外，税金属于国家税务机关收取的费用，竞德所、震鹏所在未开具律师费发票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向国家税务机关支付税金的情形。因此，竞德所、震鹏所诉请宝盛公司向其支付税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一、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东莞市碧胜达生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办案费用3500000元及利息（以3500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用39760元（该款已由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预交），其中案件受理费37740元，保全费2020元，由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广东震鹏律师事务所负担3778元，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5982元。
本院再审查明，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
1.竞德所、震鹏所递交的起诉状，以及一审判决，均将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写成何汝风。
2.一审诉讼期间，一审法院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宝盛公司邮寄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传票等诉讼文书，收件人姓名为“何汝风或负责人”，单位名称为“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地址为“东莞市常平镇星汇中心写字楼15层05室或振兴广场步行街A18、A19号三楼”，另有固定电话号码。该邮件上电话号码旁有手写“电话关机”字样，改退批条中勾选的退回原因为“迁移新址不明”。之后，一审法院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上述诉讼文书，并从原先适用的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竞德所、震鹏所的保全申请作出民事裁定，在向“东莞市常平镇星汇中心写字楼15层03、05室”的“何汝风或负责人”邮寄送达该民事裁定时，邮件仍被退回，改退批条中勾选的退回原因为“原址查无此人”。宝盛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写明的其住所地为“东莞市常平镇星汇中心写字楼15层05室”。
3.关于宝盛公司的案涉债权，竞德所、震鹏所一审提供的证据是《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确认书》、《协议书》复印件。宝盛公司再审时提供了进账单复印件，并确认其于2012年12月27日、2013年5月8日、2013年6月28日分别收到土地储备中心转账支付的人民币5000000元、10000000元、20000000元。
4.竞德所、震鹏所关于其与宝盛公司之间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的主张，主要证据是《委托代理合同》。除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该合同还有以下内容：竞德所、震鹏所代理权限包括发律师函，与土地储备中心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诉讼、仲裁等；如有诉讼或仲裁，竞德所、震鹏所代理宝盛公司参加诉讼或仲裁的一、二审及执行程序。再审庭审时，竞德所、震鹏所提供了一份无落款日期的《授权委托书》，落款处有“何汝风”签名字样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印章，该委托书内容为宝盛公司委托赵向阳、陈晓燕在该公司与土地储备中心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诉讼代理人。
5.除《委托代理合同》外，竞德所、震鹏所一审还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3日致常平镇政府的信函（以下简称信函）、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20日致东莞市政府领导的《关于请求支付款项、支持企业生存和社会稳定的紧急请求》（以下简称紧急请求），主张其已提供法律服务。一审案卷中，信函是复印件，紧急请求是原件。信函与紧急请求落款处均有宝盛公司印章，其中信函还有“梁惠民”签名字样。再审庭审时，竞德所、震鹏所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9月25日《关于收回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复印件，该报告落款处有“梁惠民”签名字样。
6.再审期间，竞德所、震鹏所提供了翟就洪、杜金付的书面证言。其中杜金付本人出庭作证。杜金付出庭陈述，确认其向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其本人也是律师，但不在竞德所或震鹏所执业；其与赵向阳相熟，曾陪同赵向阳两次前往常平镇党政办，其中第二次见到了该办时任主任翟就洪，赵向阳表明了其系宝盛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并提交了书面材料，当时翟表示会向领导反馈、督促处理；赵向阳向杜金付提及，赵向阳此前曾去过土地储备中心。竞德所、震鹏所称，翟就洪时任常平镇党政办主任，翟就洪知道竞德所、震鹏所向政府部门反映案涉土地转让款一事，可证明竞德所、震鹏所已提供法律服务，为此在再审开庭前申请本院向翟就洪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事项不属于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证据范畴，决定不予准许其申请。竞德所、震鹏所不服，申请复议，本院驳回其复议申请。最终，翟就洪没有出庭作证，但据竞德所、震鹏所称，书面证言是翟就洪本人签名，在再审开庭当天，翟就洪以有些记忆不清晰为由在法院附近修改其书面证言，并在修改处签名。
7.对于竞德所、震鹏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宝盛公司质证认为：①不确认《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因为当时何汝凤携带宝盛公司公章在外地办事，故不可能在该合同落款的时间签订该合同；不清楚该合同上“何汝风”签名是谁所签，落款处“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印章也不是宝盛公司印章。②《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确认书》、《协议书》是真实的，但与竞德所、震鹏所无关。③信函、紧急请求及报告也是真实的，但这是宝盛公司以自己名义制作的，并自行向相关部门提交过，且宝盛公司没有向竞德所、震鹏所出具过该三份材料的复印件。④《授权委托书》中的被委托人只有震鹏所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于其中的“何汝风”签名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内容是诉讼阶段的授权，而宝盛公司与土地储备中心之间的纠纷并未进入诉讼程序。⑤翟就洪与杜金付的书面证言，因存在修改痕迹，故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均不能证明竞德所、震鹏所得到了宝盛公司的授权，以及竞德所、震鹏所代表宝盛公司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的主张。另，对于一审法院调取的“关于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土地征收款支付情况说明”，宝盛公司确认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不能证明竞德所、震鹏所已履行相应的法律服务，同时表明竞德所、震鹏所对于土地储备中心向宝盛公司付款的事项不知情，可反证竞德所、震鹏所没有提供法律服务。
8.宝盛公司再审庭审时陈述，为追偿土地转让款，宝盛公司曾多次向土地储备中心、常平镇人民政府、东莞市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并递交了信函、紧急请求及报告；2012年5月，宝盛公司委托梁惠民处理追偿土地转让款事宜，但没有向梁惠民出具委托代理合同，也无约定具体权利义务及事成后的报酬；当时，梁惠民在宝盛公司担任管理方面的顾问，与宝盛公司是聘用关系。宝盛公司庭后书面确认：梁惠民又名梁镜；梁惠民因年龄原因，于2007年9月将其持有的宝盛公司股份转让给了何汝凤；此后梁惠民未在宝盛公司担任职务及领取报酬；因何汝凤与梁惠民系朋友关系且梁惠民创建了宝盛公司，故梁惠民乐意为宝盛公司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扶持。
9.宝盛公司不确认《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为此申请对该合同上“何汝风”签名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并提供了何汝凤书写的签名供鉴定时比对笔迹。而竞德所、震鹏所认为，因没有当面见到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落款处签署“何汝风”，故无需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关于宝盛公司提出的公章印文鉴定，因超过举证期限，竞德所、震鹏所不同意进行公章印文鉴定。但竞德所、震鹏所认为，应当对其持有的《授权委托书》落款处的“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宝盛公司对此亦不同意。鉴于双方当事人就鉴定事项存在较大分歧，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决定对双方的鉴定申请均予同意，并以本院从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宝盛公司办理2011年度、2012年度年审时提交的加盖该公司印章的材料作为对照样本，并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落款处“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的同一性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经鉴定，作出粤南[2015]文鉴字第85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2012）粤竞律民委字第（378）号《委托代理合同》尾页甲方（盖章）处“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公章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2.《授权委托书》落款委托人（盖章）处“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公章印文倾向（即：很可能）是同一印章盖印。上述鉴定事项产生鉴定费29550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向鉴定机构预交了鉴定费14775元。
对于上述司法鉴定意见，宝盛公司质证认为，认可鉴定程序，但不认可司法鉴定意见，理由是《委托代理合同》上“何汝风”的签名并非何汝凤本人的签名，不能代表宝盛公司的意志。竞德所、震鹏所质证认为，认可鉴定程序及司法鉴定意见；《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印文是由于宝盛公司在盖章时公章移位，造成印文与正常状态下有差别；竞德所、震鹏所还持有宝盛公司提交给政府部门的信函等，故《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对宝盛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上事实，有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64号案卷宗材料、双方当事人陈述、再审庭审笔录、鉴定笔录、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5]文鉴字第859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质证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宝盛公司与被申请人竞德所、震鹏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由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的，现由本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本案应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查；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围绕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及被申请人的答辩，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是否合法；二是宝盛公司是否应当向竞德所、震鹏所支付律师费、办案费用及相应利息。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两次以法院专递方式向宝盛公司送达诉讼文书，均被退件。根据宝盛公司的再审申请书确认的该公司地址，一审法院并未错写宝盛公司住所地。虽然邮件详情单上误将“何汝凤”写成“何汝风”，但是，向宝盛公司负责人送达诉讼文书的信息是明确的。不管因何原因导致宝盛公司未签收一审法院邮寄的诉讼文书，一审法院在邮件被退回后已向宝盛公司公告送达。因此，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
第二个争议焦点可从两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宝盛公司与竞德所、震鹏所之间就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如果双方存在上述委托代理关系，竞德所、震鹏所是否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服务。
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竞德所、震鹏所诉请宝盛公司支付律师费、办案费用，主张其受宝盛公司委托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条文第一项规定，竞德所、震鹏所应当对产生委托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竞德所、震鹏所对此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由于该两份证据上有“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因此，竞德所、震鹏所对产生委托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已承担了举证证明责任。因宝盛公司明确否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故宝盛公司应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再审诉讼期间，宝盛公司与竞德所、震鹏所均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当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相关事项进行鉴定。由于竞德所、震鹏所表示《委托代理合同》上宝盛公司“何汝风”字样不是当面签署，因此，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上“何汝风”签名字样确无鉴定的必要，本案只需对公章印文进行鉴定。根据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委托代理合同》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与样本公章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授权委托书》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与样本公章印文倾向（即：很可能是）是同一印章盖印。对上述鉴定意见是否采纳，可作如下分析：1.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委托代理合同》上的“何汝风”签名是宝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所签，但该合同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印文确实是本案再审申请人宝盛公司的公章印文。宝盛公司诉讼过程中虽然否认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盖章，并主张在《委托代理合同》的落款日期，其法定代表人携该公司公章在外地办事，但这仅是其单方陈述，且即使其陈述属实，亦无法解释《委托代理合同》上为何有其公章印文，因而其陈述不足为据。按照司法实践及公司法人经营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委托代理合同》上有宝盛公司盖章，应认定该合同系宝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虽然鉴定意见对《授权委托书》上“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所作结论只是倾向性意见，但宝盛公司并没有申请重新鉴定。3.鉴定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本案鉴定程序合法。综合以上因素，对于上述鉴定意见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即上述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宝盛公司主张无法确认《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该主张与鉴定意见不符。宝盛公司主张该合同无效，但该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且宝盛公司对于土地储备中心享有的权利是真实、合法的债权，在债权未受清偿的情况下，宝盛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追偿是合法行为。因此，对于宝盛公司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性及效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的来源，竞德所、震鹏所主张，其与宝盛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梁惠民（又名梁镜）联系并最终确定代理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事宜。宝盛公司再审时亦确认其于2012年5月委托梁惠民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但没有签订代理合同、明确代理权限。从时间上来说，梁惠民受宝盛公司委托在前，竞德所、震鹏所受宝盛公司委托在后。鉴于梁惠民与宝盛公司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梁惠民在追偿约半年无果后，梁惠民以宝盛公司名义将上述追偿事宜委托竞德所、震鹏所办理，可能性极大。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关于梁惠民在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中的身份、作用的陈述并不存在矛盾，本院认定竞德所、震鹏所持有《委托代理合同》有正当、合法的来源。竞德所、震鹏所基于《委托代理合同》加盖了宝盛公司公章，从而确信与宝盛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符合一般交易规则。
此外，竞德所、震鹏所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债权本身及债权追偿事宜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相关资料，一是宝盛公司对土地储备中心享有债权的证据，二是宝盛公司请求政府相关部门支付土地转让款的材料（其中一份紧急请求是原件）。宝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宝盛公司来说，上述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不可能随便让他人持有。宝盛公司称其没有将信函、紧急请求及报告交给竞德所、震鹏所，但对于竞德所、震鹏所为何持有宝盛公司的上述资料，宝盛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所以，上述资料也能佐证竞德所、震鹏所与宝盛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综上，本院依法认定竞德所、震鹏所与宝盛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其次，竞德所、震鹏所是否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服务。《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涉及诉讼代理事务，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土地转让款并非通过诉讼程序得以清偿，故本案应审查竞德所、震鹏所是否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该合同约定，竞德所、震鹏所代理权限包括发律师函，与土地储备中心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诉讼、仲裁等。根据竞德所、震鹏所的陈述，其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履行代理职责的方式是与土地储备中心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此，竞德所、震鹏所向本院提供了杜金付、翟就洪的书面证言及信函、紧急请求、报告，并申请杜金付出庭作证。本院作如下分析：
1.关于证人证言。杜金付的证言表明，震鹏所主任赵向阳曾就案涉土地转让款追偿事宜向常平镇政府及土地储备中心反映过情况。杜金付虽然是赵向阳的朋友，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只强调知道案件情况的个人应当出庭作证，且并无证据表明其证言不实。因此，本院对杜金付的证人证言予以采纳。翟就洪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对其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宝盛公司并未否认常平镇政府有翟就洪其人，以及翟就洪时任常平镇党政办主任的事实。
2.关于信函、报告、紧急请求。因债权人是宝盛公司，所以这些材料不是以竞德所、震鹏所的名义落款，符合常理。对于宝盛公司确认真实性的上述材料，竞德所、震鹏所不仅持有信函、报告的复印件，还有紧急请求的原件（提交给一审法院装入卷宗）。虽然杜金付的证言未能反映赵向阳向常平镇政府相关部门提交的材料是什么，但并无相反证据反映赵向阳是因与案涉土地转让款无关的其他事项向常平镇政府相关部门提交材料、反映情况。而且，按《委托代理合同》，由于宝盛公司无需支付前期费用，如果能为宝盛公司追偿到案涉土地转让款，竞德所、震鹏所依据合同可获较大利益。因此，在接受宝盛公司委托后，竞德所、震鹏所存在为获取代理费积极作为的利益驱动。竞德所、震鹏所主张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信函、报告及紧急请求，该行为符合一般人受托办事的通常做法。鉴于竞德所、震鹏所持有紧急请求的原件，该紧急请求是在《委托代理合同》签署后形成的，结合杜金付的证人证言，至少可以认定竞德所、震鹏所向常平镇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该紧急请求。此外，竞德所、震鹏所一审申请法院调取土地储备中心向宝盛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的证据，由于竞德所、震鹏并非土地转让款权利人，土地储备中心对于转账至宝盛公司的事项，并没有告知竞德所、震鹏所的义务。因而，竞德所、震鹏所不清楚土地储备中心向宝盛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的具体信息，这是合理的。即不能如宝盛公司所称反证竞德所、震鹏所未提供法律服务。
3.宝盛公司否认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盖章，是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为了诉讼利益，其也有可能否认竞德所、震鹏所从事过代理行为。宝盛公司开始一直否认在《委托代理合同》上加盖公章，但在司法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后，宝盛公司并未解释为何《委托代理合同》上有宝盛公司公章，以及为何竞德所、震鹏所持有加盖了宝盛公司公章的《委托代理合同》。宝盛公司自认委托梁惠民追偿案涉土地转让款事宜，由于梁惠民在宝盛公司的地位极为特殊，宝盛公司只需与梁惠民核实，就应当知道梁惠民是否以宝盛公司的名义委托竞德所、震鹏所代理追偿事宜，但宝盛公司向本院的书面确认中含糊其辞，并未正面回应梁惠民是否以宝盛公司的名义委托过竞德所、震鹏所代理追偿事宜。另一方面，竞德所、震鹏所明确指称其是与梁惠民洽谈后才签署《委托代理合同》的，而且宝盛公司确认内容属实的信函、报告上也有梁惠民签名。两相比较，竞德所、震鹏所在本案的陈述较为稳定，可信度高。
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定竞德所、震鹏所提供了法律服务。
宝盛公司主张，为尽快实现债权，其自身也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了信函、紧急请求、报告。基于宝盛公司系债权人的身份，本院认定其主张属实。但是，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约定在此情况下可以扣减竞德所、震鹏所的律师费、办案费用。同时，该合同亦未明确约定竞德所、震鹏所促成土地储备中心付款的最后期限。从宝盛公司签署《委托代理合同》之日起至其收到最后一笔土地转让款之日止约七个多月，该期间并未超出一般人的合理期待。因此，本院认定竞德所、震鹏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要求。
此外，一审判决将宝盛公司法定代理人何汝凤误为“何汝风”，在宝盛公司未到庭情况下，仅审查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成立，未审查竞德所、震鹏所履行代理职责的情况，均属不当，再审予以纠正。
综上，竞德所、震鹏所受宝盛公司委托，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在宝盛公司已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宝盛公司支付律师费、办案费用的条件已成就。现宝盛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上述费用，已构成违约。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宝盛公司支付竞德所、震鹏所律师费、办案费用及相应的利息正确，再审予以维持。对于宝盛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常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
本案再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东莞市宝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再审期间的鉴定费用，双方各自预交的部分由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小玲
审判员 彭书红
审判员 陈彩玲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郑飞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