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再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某1，女，193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宜昌市食品厂退休工人，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金兰，女，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水上地区，现住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希，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某2，男，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3，女，192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4，男，195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5，女，195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6，女，195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某7，男，196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某，女，196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系朱恒银之妻。
一审第三人：汪某，女，194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系被申请人朱某2之母。
一审第三人：朱某8，男，194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系被申请人朱某2之父。
再审申请人朱某1与被申请人朱某2，二审被上诉人朱某3、朱某4、朱某5、朱某6、朱某7、陈某，一审第三人汪某、朱某8赠与合同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朱某3、朱某1于2014年7月24日向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2月18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点军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朱某3、朱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2015年3月10日，本院作出（2015）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121号民事裁定，撤销点军区人民法院（2014）鄂点军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重审。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2015）鄂点军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朱某3、朱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8月30日，本院作出（2016）鄂05民终44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朱某1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3月1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民申45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2017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朱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金兰、熊希，被申请人朱某2，一审第三人汪某、朱某8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上诉人朱某3、二审被上诉人朱某4、朱某5、朱某6、朱某7、陈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朱某1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二审法院仅凭朱某2一方陈述就认定朱太文以其和朱某3、朱某1之名在宜昌市××军区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属于缺乏证据证明。在朱某1没有授权或者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朱太文的代理行为有效。朱某1是诉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其同意该房屋由朱某2居住，不等于放弃房屋所有权。二审法院认为朱某1明知并已默认朱某2将房屋过户的行为缺乏证据证明。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确认朱某1与朱某2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不成立，由朱某2返还应属朱某1所有的相应份额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被申请人朱某2辩称，争议房屋是其父母即本案一审第三人汪某、朱某8出资建造，不应分给朱某1拆迁补偿款。
二审上诉人朱某3，二审被上诉人朱某4、朱某5、朱某6、朱某7、陈某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一审第三人汪某、朱某8述称，争议房屋是其出资建造，不应分给朱某1拆迁补偿款。
朱某3、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某3、朱某1与朱某2的房屋赠与合同不成立；2.朱某2向朱某3、朱某1返还房屋。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朱某3、朱某1之母周洪珍生前共生育一子两女，即朱太文（已殁）、朱某3、朱某1。朱某2系朱某3之女汪某之子。1994年1月9日，周洪珍去世，留有位于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的混合结构平房一套，占地面积36.63平方米，产权证号为宜房字第××号。1994年1月26日，朱太文、朱某3、朱某1在宜昌市××军区公证处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法定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赠与合同约定，朱太文、朱某3、朱某1将所继承周洪珍房屋的份额赠与朱某2。1994年1月28日，宜昌市××军区公证处分别出具了（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1号公证书（法定继承公证）、（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2号赠与合同公证书。1996年3月20日，朱某2向宜昌市房地产交易所申请，将该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1999年1月6日，宜昌市房地产管理局将该房屋转移登记至朱某2名下。在此期间，汪某对该房屋改造，加盖了第二、三层。现朱某3、朱某2在该房屋居住。2014年初，因争议的房屋涉及征地拆迁，朱某3、朱某1认为赠与合同公证非本人办理，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二人的合法权利，诉至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
一审同时查明：1.朱太文于1995年去世，其配偶周昌秀也于2002年去世，二人生前生育三子二女，即朱某4、朱恒银（已殁）、朱某7、朱某5、朱某6。陈某系朱恒银之妻。2.诉争房屋与汪某房屋相邻且共用一面墙，可经汪某的房屋进出。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朱某2认可赠与合同书上朱某3、朱某1的签名系由朱太文代签，但指纹则系二原告亲自所捺。2015年5月，朱某3、朱某1申请对公证卷宗二人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6月10日，该鉴定中心以公证卷宗的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指纹纹线不清晰、不完整，特征点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将鉴定材料退回一审法院，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朱某3、朱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赠与合同公证书，请求确认赠与合同不成立缺乏事实依据。判决：驳回朱某3、朱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朱某3、朱某1负担。
朱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中，朱某1申请对公证档案中署名“朱某3”、“朱某1”的签名上所摁指纹是否是朱某1的指纹进行鉴定。二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司鉴字第25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不能认定装订于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1号”《公证书》中的“1994年元月26日”的《赠与书》原件落款“赠与人”签字处“朱某3”、“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2.不能认定装订于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经字第2号”《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合同公证申请表》原件上“甲方签名盖章”栏中“朱某3”、“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3.不能认定装订于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经字第2号”《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1994年元月26日”的《赠与书》原件落款“赠与人”签字处“朱某3”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认定“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朱某1手指捺印形成。4.不能认定装订于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经字第2号”的《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宜昌市××军区公证处调查笔录》原件第2页落款“朱某3”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认定“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5.不能认定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1号”的《宜昌市××军区公证处送达证》原件上“收件人签名盖章”栏中“朱某3”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是否朱某1手指捺印形成；认定“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
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司鉴字第25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判决认定“1994年1月26日，朱太文、朱某3、朱某1在宜昌市××军区公证处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法定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不属实，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朱某1参与了1994年1月26日宜昌市××军区公证处为案涉房屋办理相关公证的事项。
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6]司鉴字第25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朱太文于1994年1月26日是以朱太文、朱某3、朱某1之名在宜昌市××军区公证处办理（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1号《公证书》（法定继承公证）及（94）宜市点证内经字第2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将周洪珍于1994年1月9日去世后留下的宜昌市点军区××龙街××号混合结构平房一套赠与朱某2。1999年1月6日，朱某2依据公证文书将上述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并对该房屋进行改造，加盖了第二、三层，朱某3、朱某2一直居住在该房屋。朱某1对上述房屋所继承的份额被朱太文以其之名赠与给朱某2、朱某2将该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并进行改造以及该房屋一直由朱某3与朱某2居住等情况应是明知并默许的。2014年，因上述房屋被征地拆迁而涉及征收补偿，朱某1才主张原赠与合同侵犯了其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朱某1关于赠与合同不成立，并请求返还宜房字第××号房屋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朱某1负担。
本院再审过程中，朱某1主张其未将其母周洪珍的遗产即诉争房屋赠与朱某2，请求再审确认赠与合同无效并由朱某2返还房屋，因朱某2已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朱某1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即朱某2返还房屋变更为朱某2返还相应份额的拆迁款。朱某2辩称该房屋系由其父母汪某与朱某8出资修建，本来就属于其与父母所有，不应分给朱某1。
朱某2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了宜昌市××军区点军街道红光居民委员会《证明》和卢后华、聂世秀、陈光秀、胡兆兰等人的证言，证实诉争房屋是汪某翻建的。卢后华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当时是其给汪某制作的建房草图，拿到土管所审批，该房屋是汪某修建的。王善秀（朱某3、汪某邻居）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周洪珍的板房当时快倒塌了，汪某建房子就一起重建了，周洪珍去世之前是与朱某2的父母生活的；朱某3后来使用的厨房就是周洪珍以前的板房，但也是汪某重新建的砖房。
朱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周洪珍的房屋翻建是周洪珍及三个子女共同出资修建的，在二审时陈述朱某1出资5000元。本院再审时朱某1陈述该房屋系其与朱太文、朱某3每人出资500元所建。朱某3在二审法官所作的质证笔录中陈述，诉争房屋是汪某和朱某8出资修建的，其没有出资。第三人汪某、朱某8陈述房子是由其出资兴建，朱某1、朱某3没有出资。当时是跟朱太文商量好了以周洪珍的旧房翻建新房的名义申请建房，朱太文同意只要母亲周洪珍有地方住就行。朱某2认为朱某1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朱某3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不应予以采信，房屋是其父母出资兴建，当时说清楚了房屋修建后周洪珍可以居住，但周洪珍去世后房屋留给朱某2。朱某1、朱某3在一审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房屋是由谁出资翻建并不重要，房屋的所有权仍然是周洪珍的，即使是汪某出资也只能与周洪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经本院再审对原一审、原二审提交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陈述进行核查，本院再审认定如下事实：
周洪珍原有的房屋是木质结构的板屋，与汪某的房屋相连。1990年，汪某对其所有的房屋翻修时，因周洪珍的板屋有倒塌危险，汪某即以周洪珍名义申请对周洪珍房屋进行翻建，但实际上并非在周洪珍房屋原址上拆除房屋后重建，而是在该房屋前面的空地上重新设计建造，与汪某房屋为一个整体，即汪某客厅一侧的两间卧室，从汪某客厅进出。该两间卧室即登记在周洪珍名下的36.63平方米房屋。重建房屋由汪某、朱某8出资，因是以周洪珍房屋翻建为由办理的申请手续，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遂将汪某重建的房屋的两间卧室登记在周洪珍名下。周洪珍原有的板房并未拆除。房屋建成后，周洪珍在新建的房屋（即诉争房屋）居住，与汪某一家共同生活，直至1994年1月9日去世。周洪珍去世后，汪某在该房屋上加盖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后朱某2居住在该房屋第一间卧室，汪某之母朱某3（周洪珍之女）在该房屋内第二间卧室居住。1998年，汪某拆除了周洪珍原有的板屋，重建为砖混结构平房，该房屋与诉争房屋相连接，后面的卧室与该平房相通，供朱某3作为厨房使用。
另查明：1.宜昌市××军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与朱某2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房屋补偿费用共324309元，包括房屋补偿费168535元、装饰装修补偿费107897元和其他补偿费等。朱某2已于2016年5月26日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304309元。2.本案再审时，周太珍已搬离该房屋至其他子女家居住。
原一、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或是否有效；案涉房屋是否为周洪珍遗产。
1.本案案由。本案原审案由定性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朱某1、朱某3一审起诉主张涉诉房屋为其母亲周洪珍的遗产，二人应享有所有权，朱某2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到自己名下时所依据的赠与合同二人均未参与，请求确认赠与合同不成立，朱某2返还房屋；朱某2及第三人汪某、朱某8辩称该房屋系汪某与朱某8出资翻建，不应当分给朱某1与朱某3，其辩称的内容实质上是主张诉争房屋不属于周洪珍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指出，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首先，朱某3、朱某1请求确认赠与合同不成立并返还赠与物，并非单纯为确认之诉，还有给付内容，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并不能涵盖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该部分的案由应为赠与合同纠纷。关于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效，在审理赠与合同纠纷时均应当审查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如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则发生返还原物的法律后果。其次，朱某3、朱某1一审起诉的事实依据是本案诉争房屋的法定继承公证和赠与合同公证，请求确认赠与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前提是其对赠与的标的物有所有权，而朱某3、朱某1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原因行为是继承，朱某2及第三人汪某、朱某8则否认诉争房屋为遗产。本案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为法定继承，一审将朱太文的子女追加为共同原告，实际上审理的内容也是法定继承关系，故法定继承纠纷亦为本案案由。综上，本案应确定为两个并列的案由即赠与合同纠纷、法定继承纠纷。
2.关于赠与合同的效力。根据二审期间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司鉴字第25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装订于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民字第1号”的《宜昌市××军区公证处送达证》原件上“收件人签名盖章”栏中“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不是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编号为“（94）宜市点证内经字第2号”的《赠与合同公证书》中的1994年元月26日的《赠与书》原件落款赠与人“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及《宜昌市××军区公证处调查笔录》原件“朱某1”署名字迹部位的押名指印亦不是朱某1的指纹捺印形成。依据上述鉴定意见，结合朱某1否认其参与签订法定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的陈述，现无证据证实朱某1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故可以认定朱某1未参与或者委托他人代理自己参与赠与合同的签订，该赠与合同涉及朱某1处分行为的部分无效。
3.诉争房屋是汪某、朱某8所有的财产还是周洪珍的遗产。朱某1、朱某3一审起诉主张涉诉房屋为其母亲周洪珍的遗产，二人应享有所有权，朱某2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到自己名下时所依据的赠与合同二人均未参与，请求确认赠与合同不成立，朱某2返还房屋；朱某2及第三人汪某、朱某8辩称该房屋系汪某与朱某8出资翻建，不应当分给朱某1与朱某3，其辩称的内容实质上是主张诉争房屋不属于周洪珍的遗产，而是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本案诉争房屋系1990年翻建，朱某1提交的周洪珍原房屋所有权证上“产权来源”一栏也注明“翻建”，“翻建时间”为1990年。根据其提交的红光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周洪珍生于1902年，1990年周洪珍已88岁高龄，已不具备劳动能力。诉争房屋由谁出资并经手翻建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朱某2一审时提交了红光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和卢后华、聂世秀、陈光秀、胡兆兰等人的证言，证实诉争房屋是汪某翻建的。卢后华并陈述是其经手给汪某制作建房图，说明其是汪某兴建诉争房屋的见证人。邻居王善秀亦陈述当时周洪珍的板房快倒塌了，房屋是汪某建的，而且证实周洪珍去世之前是与汪某、朱某8、朱某2一家共同生活。关于诉争房屋是由谁出资兴建的问题。汪某、朱某8主张诉争房屋是其出资修建，其他人均未出资。朱某1主张诉争房屋是其与朱某3、朱太文三人出资，但朱某3在本院二审时明确认可该房屋是汪某和朱某8出资修建，自己没有出资。朱某1关于诉争房屋系其三兄妹共同出资及出资数额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朱某3的陈述不能吻合，结合诉争房屋与汪某、朱某8的房屋为一个整体、周洪珍生前与汪某一家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应认定诉争房屋系由汪某、朱某8经手并出资翻建。朱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是谁出资兴建并不重要，房屋所有权还是周洪珍的。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簿作为公文书证，其对不动产物权归属具有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效力。但基于社会生活、交易方式的复杂性等原因，不排除不动产登记簿登记权利人并非事实权利人的情形。不动产登记簿仅具有不动产权利推定力，但该推定力是一种权利推定而非事实推定，并不能推定登记的原因行为存在与否，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不能在诉讼中就不动产自然状况援引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来抗辩。虽然本案原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周洪珍，但是，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依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汪某和朱某8出资建造了诉争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该条中“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并不局限于物权确认纠纷这一案由的范畴。故本案诉争房屋系汪某、朱某8出资修建，其基于出资并修建而原始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该房屋虽登记在周洪珍名下，并不能确定为周洪珍留下的遗产。朱某1请求确认本案赠与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前提是其继承了周洪珍留下的该份遗产，签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对赠与物享有所有权。基于上述认定，该房屋不能认定为遗产，就不能认定周洪珍去世后朱某1通过继承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本案赠与合同所处分的房屋虽然名义上登记在周洪珍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应为汪某、朱某8。因此，本案赠与合同的赠与人对赠与物不享有所有权，亦无权处分，即使赠与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也不能发生返还诉争房屋抑或房屋拆迁款的法律后果，朱某1、朱某3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原一、二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再审在纠正一、二审判决的瑕疵后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鄂05民终44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正强
审 判 员 黄君梅
代理审判员 郑桂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