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民终17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威海市海滨南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孙敏，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婕，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传芬，女，196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贺，女，199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威，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菲，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向明律所）因与被上诉人贺传芬、杨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2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向明律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上诉人在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后尽职履行了代理义务。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贺传芬、杨贺签订涉案合同时，已经明确阐明收费方式，且合同第八条也作了约定，被上诉人选择了按年支付法律顾问费50000元，如有诉讼或仲裁案件发生，则按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另行收取案件代理费，双方不再另行签订代理合同；2.上诉人在一审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并不矛盾，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是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有关二被上诉人的书面委托合同，双方是口头约定上诉人为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亚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包括二被上诉人等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按照涉案法律顾问合同执行；3.涉案30000元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前支付的咨询费，而非诉讼法律服务费，根据合同和庭审情况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杨贺支付的涉案100000元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起亚公司的法律顾问年费，而杨贺在其父亲杨永杰去世后，实际管理起亚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全部事务和财务，从杨贺个人账户转账交纳法律顾问费系其代表公司的行为，而非其个人支付本案代理费的行为，上诉人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实130000元与本案无关联性；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系中华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判案依据，而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基于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被上诉人的委托事务，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案件代理费。
贺传芬、杨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方向明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39716元及利息损失（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为：原告为二被告代理了其与杨佳霖继承权纠纷案件，原告尽职履行了代理义务，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代理费116950元。另，在刘爱杰与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和执行程序中，原告为二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二被告应付代理费22766元。上述费用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案外人杨佳霖以其为被继承人杨永杰的非婚生子且杨永杰生前并未订立遗嘱为由，以本案二被告及杨国文、陶川卿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对被继承人杨永杰的财产进行分割。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李红英律师作为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庭审，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敏在第一次庭审之后作为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庭审。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2013）威环民初字第1689号民事判决书，对被继承人杨永杰的财产依法进行了分割，现该判决已生效。2014年1月，在案外人刘爱杰与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刘爱杰申请查封了杨永杰名下的鲁Ｋ×××××号轿车，二被告作为杨永杰的继承人以该车辆系杨永杰的个人财产而非公司财产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敏作为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9日作出了（2014）威环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中止了对鲁Ｋ×××××号轿车的执行。2013年4月28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敏向被告贺传芬出具收据一份，其上载明：今收到贺传芬交来的咨询顾问费叁万元，以此单换开发票。2013年12月31日、2014年3月21日、2015年的5月15日，被告杨贺以转账的形式分别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敏支付了20000元、30000元、50000元。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并未与二被告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只是与二被告口头约定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收取律师代理费，上述法定继承案件的诉讼标的为3000000元，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取中间值计算，二被告应支付律师代理费116950元，上述执行异议案件的诉讼标的为531688元，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取中间值计算，二被告应支付律师代理费22766元。
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以电话形式对上述法定继承案件中被告贺传芬、杨贺的委托代理人李红英律师进行了询问，李红英律师陈述：其与被告贺传芬系经朋友介绍认识而为二被告代理继承案件的，当时其与被告贺传芬签订了书面的代理合同，被告贺传芬向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之后其开始为二被告提供服务，在其差不多参加了两次庭审之后，被告贺传芬考虑到其北京威海两地跑，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敏还为二被告代理其他案件，故介绍孙敏与其认识，并一起代理继承案件。经质证，原、被告对该电话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坚持认为在该继承案件中其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二被告认为如按原告的说法，二被告为一起案件支付两份律师代理费，明显不合常理。
另查明，除本案之外，原告同时向一审法院提起如下诉讼：原告以其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为威海在元电子装配有限公司代理了该公司与戚红返还财产纠纷案件及该公司与威海市环翠区盛宝装饰工程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为由，以威海在元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贺传芬、杨贺为被告，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34185元。原告以其为贺传芬代理了与戚红返还财产案件为由，以贺传芬为被告，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43106元。原告以其为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代理了与威海靓锦服饰有限公司厂房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与威海市环翠区盛宝装饰工程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及与杨国文公司解散纠纷案件为由，以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贺传芬、杨贺为被告，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157922元。原告以其为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代理了与威海市环翠区盛宝装饰工程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及与交通银行威海分行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为由，以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贺传芬、杨贺为被告，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204519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庭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原告是否有权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向二被告主张律师代理费。
关于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在原告向被告主张代理费遭到其拒绝时起，才应视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应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故对于被告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是否有权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向二被告主张律师代理费的问题。一方面，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与二被告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而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其与二被告以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了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约定包括二被告、威海起亚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威海惠友经贸有限公司等在内的所有当事人每年共计支付顾问费50000元，如有诉讼案件，则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另行计算律师代理费。原告的两次庭审陈述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亦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告的上述两种说法均与委托习惯有悖。另一方面，《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规定，律师应当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范围、内容、权限、费用、期限等进行协商，经协商达成一致后，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本案原告作为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个体，应当知晓未签到书面合同的法律风险，原告对于合同未签订而产生的后果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三，原告认可二被告已向其告支付了130000元费用，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费用系二被告支付的本案之外的费用，且从原告为二被告提供代理服务的案件审理情况来看，原告主张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明显过高。故对于原告主张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7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第一次开庭，庭审中，法院向上诉人询问：“是否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书面的代理合同”，上诉人回答：没有；2017年6月24日第二次开庭，上诉人向法庭陈述“双方就协商方向明律所作为二被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如果有诉讼案件需要另行收费的，被上诉人也答应了，在谈这个事的时候，是贺传芬和其女儿一起来的，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只有起亚公司的公章，没有其他单位的公章，所以就用了起亚公司的公章。当时我让贺传芬和其女儿杨贺签字，贺传芬说让杨贺自己签就行了，所以协议上只有起亚公司的公章及杨贺的签字”。
另查，起亚公司于2017年8月7日以上诉人为被告诉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变更涉案法律顾问合同中第八条有关支付代理费的约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涉案诉讼代理费。上诉人方向明律所为二被上诉人在（2013）威环民初字第1689号民事案件与（2014）威环执异字第2号执行异议案件中，从事了民事诉讼代理活动，二被上诉人也接受了相应的代理服务和结果，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
关于委托代理费的支付问题，被上诉人称与方向明律所约定就涉及被上诉人的所有案件打包处理支付一定的代理费，其已向上诉人支付了130000元上诉人称应当按法律顾问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按律师收费标准另行支付案件代理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对此本院认为：
其一，《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的行业规范性文件，上诉人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理应受其约束与规范，上诉人应按照该规范第三十四条规定：“律师应当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范围、内容、权限、费用、期限等进行协商，经协商达成一致后，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签订相关诉讼代理合同，一审法院参照该规范，认为上诉人应当知晓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律风险，并负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无不当。
其二，上诉人主张为有偿代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上诉人作为从事法律专业的服务机构，其在进行诉讼代理过程中应持更为规范、审慎的态度，而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二审庭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二被上诉人就收取代理费用达成过合意，故上诉人举证不足，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按照涉案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支付委托代理费，但合同中的主体仅为起亚公司，二被上诉人并非合同主体，上诉人依据该合同主张支付代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上诉人称其就是否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两次庭审陈述不矛盾，但从一审两次开庭情况看，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称与二被上诉人并未签订书面的代理合同，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称与包括二被上诉人在内的公司和个人签订书面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两次庭审陈述相互矛盾，并无不当。
其三，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费用130000元，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费用系被上诉人支付的涉案及前述其代理的案件之外的费用，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39716元元，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4元，由上诉人山东方向明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英秋
审判员 王小平
审判员 葛俊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