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7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井玉，男，1970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贾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龙，徐州市贾汪区合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文志，男，1965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淮海新城Ｂ区。
上诉人闫井玉因与被上诉人万文志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7）苏0303民初2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井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万文志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为：1、本案万文志立案及一审庭审时的案由均为追偿权纠纷,而一审判决的案由却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未针对案由变更向双方当事人释明。2、本案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闫井玉作为承运人已履行了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的义务。双方当事人在货运单上对代收货款没有明确约定,也未明确约定闫井玉未收货款需要赔偿,应当理解为万文志信任闫井玉而授权向案外人收取货款,不能理解为是闫井玉的义务以及闫井玉不履行义务而应赔偿货款,否则闫井玉向万文志赔偿后再向案外人杜文翠追偿，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3、万文志作为托运人也是出卖人,其与收货人也就是买受人杜文翠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万文志和杜文翠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纠纷,闫井玉作为承运人是不得而知的。拖欠货款的是杜文翠而非闫井玉,闫井玉不存在已经收到货款而恶意不给付的情形,万文志应直接向收货人也就是买受人杜文翠主张权利。4、托运人与承运人双方之间是一种普通委托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因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闫井玉在托运过程中均按照要求履行了承运人义务,将货物运输至案外人杜文翠处,杜文翠电话联系万文志，要求与万文志直接结算货款,在征得万文志同意后将货物交付给案外人,至此运输合同已履行完毕,闫井玉并不存在过错。从万文志的陈述也以看出,其在7月17日发货至案外人杜文翠处后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却在时隔两个月后仍然向杜文翠发货,足以说明万文志对杜文翠收到货后不付款给闫井玉的行为是认可的,闫井玉并不存在过错。而且闫井玉在杜文翠未支付货款后，多次帮助万文志索要货款,并将从收货人处索要的货款转交给万文志,足以说明闫井玉是诚实守信的。5、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万文志在第一次将货物交由闫井玉托运,闫井玉未代收货款的情形下,万文志在间隔两个月后仍将货物交由闫井玉托运,显然万文志默认了双方的该种做法。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一审中万文志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杜文翠将货款全部交付闫井玉,而一审法院却以闫井玉未提供证据证实杜文翠未付款而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显然是将举证责任强加给闫井玉。最重要的是，一审法院推断闫井玉收到货款而未给付为由认定闫井玉应给付货款,造成即使闫井玉赔偿后也无法向杜文翠进行追偿,对于闫井玉显然是不公平的。6、“代收货款”为托运人赋予承运人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托运人委托承运人收货款,承运人可以代收货款,也可不代收货款。从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来看,闫井玉每次托运收取运费5元,对代收货款并不收取任何费用,让闫井玉由此承担巨大的赔偿责任,显然有违公平原则。7、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本案发生的时间为2013年,万文志2017年5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万文志的诉讼请求。而且，从此也可以看出,万文志在长达四年的时间没有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收货人杜文翠主张权利,万文志对自己的损失是存在过错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
万文志辩称：1、按照合同约定，通常情况下万文志将货物交给闫井玉，闫井玉向万文志开出货物单据，记明货物数量，如不需代收货款闫井玉则在单据代收货款栏内写上“自付”或者“空白”，如货运单据上记有代收货款数额，万文志最后凭货物运输单据到闫井玉处领取代收的货款，并将托运单据交给闫井玉收回，以免代收货款单据重复使用。闫井玉如果认为代收货款对其没有约束力，那么其则不需要给万文志打电话说明不给货款的事由。本案中，闫井玉代收货款的数额为34368元，其仅在2015年年底向万文志支付6000元元，2016年春节支付5000元，尚有23368元未支付。闫井玉在万文志多次催要下支付了上述11000元，并没有提出其代收货款的义务已经万文志同意变更为收货人杜文翠自付。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与上诉人主张的运输合同纠纷一致，并无不当。
万文志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闫井玉给付代收货款23368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万文志在徐州市淮海食品城经营鞋类销售，闫井玉经营运输业务，双方之间存在托运货物及代收货款合同关系。2013年7月，万文志委托闫井玉将货物托运给案外人杜文翠，闫井玉向万文志出具快运单据两张，代收款一栏分别载明16620元、17748元。后闫井玉将货物交付案外人，但闫井玉支付万文志11000元后，未支付剩余款项。对于支付的11000元货款，万文志称其中6000元系2015年年底支付，5000元是2016年春节之后支付；闫井玉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支付货款具体时间的相关证据。
关于万文志、闫井玉之间交易习惯问题，闫井玉称：“正常情况下我们把货物运输过去，货款由买家付给我们，我们再把货款给卖家，如果买主不付款，我不能放货。杜文翠给万文志打电话，万文志同意放货了我才放的货。……我们把货物托运过去之后，货主到我那领钱。只是万文志这个比较特殊，因为经过万文志同意，没付钱情况下我也可以放货。”闫井玉就其主张万文志同意案外人杜文翠未付款前将货物交付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万文志对其上述主张亦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从万文志、闫井玉之间交易习惯来看，系万文志将货物交付闫井玉托运，闫井玉向万文志出具单据载明代收款项，收货人将货款交付闫井玉后，闫井玉将货物交付收货人后将货款支付给万文志。再结合闫井玉出具的单据，闫井玉应向万文志支付代收款34368元，现闫井玉支付11000元后，还应支付23368元。闫井玉虽辩称万文志同意案外人杜文翠未付款前将货物交付，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且万文志对此予以否认，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故万文志要求闫井玉支付剩余货款23368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闫井玉抗辩其主体资格问题，结合本案案情，闫井玉即万文志的起诉主体，闫井玉该项抗辩不予采信。万文志陈述最后一笔5000元货款系2016年春节后支付，闫井玉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支付货款具体时间的相关证据，故对闫井玉诉讼时效的抗辩，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闫井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万文志货款23368元。案件受理费384元，由闫井玉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变更本案案由程序是否合法。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闫景玉是否应向万文志支付本案诉争货款。
本院认为：一、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故一审法院立案时所列案由为追偿权纠纷，在庭审查明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后，依法变更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妥。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闫井玉一审期间自认分别于2014年年初、2014年年中向万文志支付6000元、5000元，诉讼时效应当自最后一次付款时重新计算，至万文志2017年5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至，并未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
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万文志将诉争货物交给闫井玉托运时约定闫井玉代收货款，根据闫井玉关于其和万文志之间的交易习惯的陈述，闫井玉必须在收货人交付货款后方可将托运的货物交给收货人，否则不得将货物交给收货人。本案中，闫井玉在未收取货款的情况下即将托运的货物交给收货人杜文翠，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将杜文翠出具的收据等债权凭证转交给托运人万文志，违反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虽然闫井玉主张已经电话征得万文志的同意，但万文志并不予认可，闫井玉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事后已经向万文志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闫井玉赔付万文志诉争货物未付货款23368元，并无不当。
综上，闫井玉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4元，由上诉人闫井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宏
审判员 冯昭玖
审判员 汪佩建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牛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