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81民初739号
原告：邵家利，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新民市。
原告：迟俊玲，女，197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新民市。
被告：新民陶屯河道管理所(以下陶屯河道所)，住所地新民市。
法定代表人：刘福山，男，系该所所长。
被告：新民市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辽河局)，住所地新民市。
法定代表人廉庆龙，男，系该局局长。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国军，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系该单位工作人员，住址新民市。
原告邵家利、迟俊玲诉被告陶屯河道所、辽河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齐良标独任审判，于2018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家利、迟俊玲，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国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家利、迟俊玲诉称，2015年8月19日，二原告的儿子（邵某某1，16岁，溺水死亡）与两名同学其中有孙某、邵某某2在新民市辽河羊草沟管理水段溺水，邵某某1、孙某溺水死亡，新民市辽河羊草沟管理水段，没有巡视员，没有警示牌，辽河拦网破损严重无人管理，导到两名16岁孩子溺水身亡。二原告因16岁儿子突发溺水身亡，实在无法接受事实，使家人悲痛欲绝。二原告与被告协商沟通赔偿事宜未果，因此诉至法院请示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儿子邵某某1）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共计20万人民币，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陶屯河道所辩称，河里游泳的危险性人人皆知，而这种危险只有依靠行为人自己才能规避。本案受害人主动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事发河道非旅游场所，在河道玩水的危险性周边百姓众所周知，最终导致了不幸的发生。辽河不是对外开放的游泳场所，法律亦未规定河道管理机关在河道中要设立警示标牌。受害人应该对在河段游泳的危险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受害人自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应该自担责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水务行政机关不是该宗案件的民事义务主体。按照《水法》的规定，国家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范围内河道的管理工作，主要职能是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对河道采砂具有许可和违规处罚的管理职责。这种管理职责是行政管理责任，而非一般民法意义上的管理。法律亦没有规定行政管理机关这种管理实施不当，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上，在孩子溺水的河段，水务行政机关本身未设立任何挖沙、采矿和游乐项目，也未曾批准任何人在此从事上述活动。因此，孩子在该河段遇难，与水务行政机关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相对人关系，即没有法律上的因果痗，水务行政机关不是该宗民事案件的民事义务主体。二、邵某某1与另一儿童的父母做为遇难儿童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属于重大过失，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它合法权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承担责任。在本案中，受害人以及共同玩耍的儿童，均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行为应当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之下。从本案的事故发生现场和事故发生的过程看，该现场距离村庄较远，且距离附近从事农作的成人也有一定的距离，显然死者及其同玩耍的孙某已经脱离了监护，本身即存在各种不可预料的危险。对此，孩子的父母做为监护人，存在未尽监护职责的重大过失，应当对孩子的遇难，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水务行政部门对孩子的遇难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的民事法律，均没有把河道列为特殊侵权场所，也没有把水行政管理部门列为法律明示的特殊侵权主体。因此，原告如果按照民事法律的要求向水务行政部门主张赔偿，必须自己举证证明该部门作为民事主体对孩子的溺水死亡有过错，并且该过错与造成孩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应当证明该单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以及这种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主管该河段的河道管理所不仅不存在民事过错，而且在对该河道的行政管理上，也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即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行政法意义上的不作为。因此，在本案中，河道管理所，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辽河河道不是供公众玩耍、娱乐、休闲的公共场所。河道管理所的职责是管理和维护河道、水库水利设施，确保洁道运行安全，发挥河道防洪、灌溉功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河河管理人设置警标标志和保证进入河道人员安全的义务，对进入河道人员安全无法定义务。原告之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在河道内玩耍的危险性有一定的预见能力。本案中，溺水者邵某某1系在辽河河道玩耍时自己落水溺亡，其所遭受的危险并非来自于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对该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与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该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指的是行为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对与其有一定的“社会接触”的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负担的保护和关照的法定义务。河道管理者是否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要求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者应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对于河道是否是公共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也未给予界定。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共场所可以理解为对外开放、允许社会公众自由进出，并可在其内参加或从事与该公共场所宗旨有关的活动的场所。同时认为一个区域能否成为公共场所，要看是否符合对外性、管理性和地域特定性三个基本特征，我国范围内的河道大都符合对外性、管理性的特征，关于地域特定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河道处于位置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且人流量较小，那么就不符合地域特定性的特征，不属于公共服务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河道（包括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区、滞洪区）。其中，行洪区和人工河道是属于作为行洪输水通道的河道，其功能是行洪输水，不是供行人使用的通道，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等供公众活动和集散的公共场所，是行洪输水通道。河道主管机关在主河道内从事挖河疏浚工作，是为了保证行洪的通畅，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损害的义务。因此，包括辽河主河道在内的河道不宜认定公共场所，在此情形下，要求河道管理者承担与公共场所管理者相同的保障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辽河局辩称，二原告因生命权一案已经于2017年9月5日经新民市人民法院下发民事裁定书（2017）0184民初1266号驳回了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诉讼主体错误，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在判决生效后没有上诉，现重新对我局提出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应予以驳回。我局依据辽水合《2011》24号文件“关于印发《调整辽河干线流沿线河道管理所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于2011年11月正式成立“新民市辽河保护区管理局”及下设的包括本案被告陶屯河道管理所在内的全市8个河道管理所，负责对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河道治理规划、河道维护、水政监察、污染控制等职责，各隶属河道管理所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自筹自资的事业单位，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无论是否对原告构成侵权，都应由其独立行政民事权利及义务，因此原告诉讼主体错误。
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9日二原告儿子邵某某1与两名同学孙某、邵某某2在辽河新民市羊草沟管段野浴时，邵某某1、孙某不慎溺死亡，二原告经邵某某2通知后赶往事发现场，并报警，经公安机关调查后邵某某1系因野浴溺水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此后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未果，故诉讼来院要求二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200,000.00元。
另查明，被告辽河局与被告陶屯河道所为独立法人单位，辽河局为陶屯河道所的上级主管部门，辽河局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负责对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河道治理规划、河道治理规划及有关专业规划的具体实施、负责保护区的水政监察、污染控制等行政执行和行政复议工作，查出违法行为；协调处理保护区内水事纠纷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陶屯河道所为负责辽河保护区陶家屯河段范围内的堤防管理、日常管理、工程维护；负责管理范围内的非法排污、捕捞、狩猎、放牧以及盗采林木、资取资源、违规建筑等违法案件发现、劝阻和及时报告工作；负责管理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保护、资源保护、生态水利工程日常巡护等工作；协助做好管理范围内的污染防治、生态状况评估以及生态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的新民市陶家屯镇公安派出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火化证、结婚证，被告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明书、关于印发《调整辽河干流沿线河管理管理所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等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辽河水域于自然形成的并且众所周知的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国家根据行政区划在不同区域设置相应的管理单位依法对其进行管理。根据二被告在有关部门登记备案的信息可以认定，本案被告辽河局与陶屯河道所为独立的法人单位，辽河局虽为陶屯河道所上级部门，但对于各河道所管理河段范围内的纠纷应由各河道管理所负责，因此二原告要求被告辽河局承担责任的主张因欠缺必要的依据，故本院无法予以支持。同时河道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为治理污染、生态建设、资源保护。事发水域是辽河的自然流域，并非人工建设的休息娱乐场地，且在辽河自然水域游玩，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政府及媒体多年来持续宣传禁止野浴，但在辽河水域每年均有类似溺水事件发生。邵某某1等到辽河岸边下水游泳河道所并不知情，也超出其可能遇见的范畴，且其辽河流域较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河道管理所在此事件中具有过错，故二原告起诉河道管理所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死者邵某某1作为限制民为能力人，其行为应当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之下，但二原告未能尽到监护管理职责，导致悲剧发生，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0元，由二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齐良标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魏 杰
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