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2民终35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金凤，住吉林省桦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吉林松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俭，住吉林省吉林市。
上诉人祝金凤因与被上诉人张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17）吉0282民初1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祝金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被上诉人张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金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祝金凤与张俭互不相识，没有向张俭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2.祝金凤与案外人刘子恒（曾用名刘利君）之间曾经是朋友关系，刘子恒称自己在银行有贷款，担心使用自己的银行卡不方便，于是祝金凤将自己名下的农行卡交给刘子恒使用，该卡内的交易记录均是刘子恒使用产生的，与祝金凤无关。3.刘子恒目前在监狱服刑，无法到庭说明情况，一审法院应当向刘子恒调查取证，以便查清本案事实。4.一审法院仅凭银行存款凭证和转账凭证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错误，两份凭证无法体现存款人和转款人是张俭本人。5.祝金凤是一个农民，靠打工维持生活，而案涉银行卡中有大笔的资金往来，证明该�的实际使用人不是祝金凤本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认为祝金凤抗辩案涉款项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应提供证据证明，但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转账发生在张俭和祝金凤之间，而本案中张俭主张的24万元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人不是祝金凤，而是刘子恒。法律并未禁止持卡人可以将银行卡出借给他人使用，祝金凤将银行卡出借给刘子恒使用的行为合法，刘子恒在使用该卡的过程中发生的每笔款项祝金凤均不知情。三、刘子恒是案涉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应将其列为本案被告，以便查清事实。四、刘子恒因诈骗张俭等人的财物被追究刑事责任，案涉24万元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所得，张俭因无法获得退赃款，才提起本案诉讼。
张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祝金凤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6万元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2日，张俭存入祝金凤银行卡（户名：祝金凤，账号：×××）24万元，其中现金存款5万元，银行卡转账存款1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俭与祝金凤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上述规定可知，如被告以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行抗辩的，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足以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此时应由原告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祝金凤否认与张俭存在借贷关系，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其银行卡丢失，没有收到过张俭存入的24万元，不认识张俭和刘利君，在第二次庭审中又主张其曾给刘利君当过出纳员，其银行卡中的资金往来系给刘利君办理业务，其主张前后矛盾，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据此，虽张俭仅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证明资金交付的事实，未提供其与祝金凤存在借贷合意的其他证据，但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祝金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张俭要求祝金凤偿还借款24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张俭要求祝金凤给付借款利息12万元的主张，因张俭�双方是否约定利息及利息标准均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张俭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祝金凤于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张俭借款24万元；二、驳回张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张俭负担2233元，由祝金凤负担4467元。
祝金凤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证，证明2012年8月22日向祝金凤农行卡中存入5万元和19万元的人是王立文，而非张俭；证据2.会见刘子恒的笔录，证明案涉农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是刘子恒，刘子恒被采取刑事拘留时该卡一直由刘子恒保管，刘子恒证实祝金凤与张俭并不相识，也没有发生过借贷关系，案涉款项是王立文转给刘子恒的购煤款；证据3.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4）昌刑初字第313号刑事判决，证明刘子和与张俭之间有经济往来，张俭自称于2012年7月以55万元的价格卖给刘子恒一辆宝马牌汽车，自2012年8月1日开始就找刘子恒要钱，但是没过几天就联系不上刘子恒了，根据张俭在刑事案件中的证言，既然从8月1日就开始找刘子恒要钱，就不可能在8月22日将钱借给刘子恒介绍的人。张俭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王立文是我的妻子，王立文的银行卡一直由我使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笔录上的签名是否为刘子恒本人所签不清楚，我认识的人叫刘利君，与刘子恒是否为同一人不清楚，王立文不认识刘子恒，根本不可能给付其购煤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明问题有异议，我在刑事案件中陈述自2012年8月1日开始向刘子恒要钱，而不是联系不上他，我是2013年八、九月份联系不上刘子恒的。本院对祝金凤提交的以上证据分析评判如下：张俭对证据1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系证人证言，在无其他书面证据佐证情况下，对刘子恒陈述的相关事实无法认定，故不予采信；证据3刑事判决书中载明张俭自述在2013年初联系不上刘子恒，并未记载祝金凤主张的张俭自述在2012年8月1日之后不久就与刘子恒失去联系，也未认定案涉24万元款项系刘子恒犯罪所得，故该判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张俭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结婚证，证明与王立文之间是夫妻关系；证据2.王立文出庭证实：我与张俭是夫妻关系，自2011年年末开始同居生活，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结婚。我知道张俭借出去一笔钱，包括一笔现金和�笔转账，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转账使用的是我的银行卡。我不认识刘子恒或者刘利君，与其之间不存在买卖煤炭的事情。祝金凤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结婚证记载张俭与王立文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结婚，在发生案涉借款的时候二人不是夫妻关系；证据2王立文证言中的部分内容不属实，按照常理办理无卡存款和卡卡转账业务均需要本人办理，通过祝金凤提交的证据1可以看出，在客户签名处签名的是王立文，如果王立文不到场根本无法办理业务。本院对张俭提交的以上证据分析评判如下：祝金凤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2王立文的证言与结婚证和银行存款及转账凭证没有矛盾之处，虽然祝金凤提出异议，但是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予以采信。
经本院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8月22日，张俭以王立文的名义向祝金凤×�×号农行卡中存入现金5万元，并通过王立文的农行卡向祝金凤×××号农行卡中转账19万元。张俭与王立文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结婚。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俭主张与祝金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其提交了银行存款及转账凭证等证据加以证明，故应认定其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祝金凤抗辩案涉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是案外人刘子恒，案涉款项系刘子恒与王立文之间发生的煤炭款。因祝金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银行卡中的全部交易均系刘子恒所为，且其对一审法院调取的2012年8月22日支取10万元现金的业务凭证上的本人签名予以认可，及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子恒与王立文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故祝金凤提出的上述抗辩观点不能成立。至于祝金凤提出的应当追加刘子恒为本案被告，以及案涉24万�款项已经被刑事判决认定为刘子恒犯罪所得问题，因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子恒实际占有使用了案涉24万款项，且刑事判决亦未认定刘子恒的犯罪事实包括此款，故祝金凤提出的上述两项请求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祝金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祝金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浩
审 判 员 任宝君
代理审判员 郭立坤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任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