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赣行终3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都县银坑镇汾坑村西坑坝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志焕，该村小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都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阳山，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邹永榜，该县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钟明元，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都县银坑镇汾坑村汾坑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冬长，该村小组组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五秀，女，1960年11月4日生，汉族，住于都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管见花（曾用名管检发），女，1970年3月15日生，汉族，住于都县。三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凌满发，于都县银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于都县银坑镇汾坑村西坑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西坑坝组）因其与于都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赣中行初字第8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于都县银坑镇汾坑村汾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汾坑组）将位于“大窝口马路堪下”农田分给汾坑组村民谢英德户和管见花（又名管检发）户经营管理。钟五秀为谢英德妻子，谢英德于2013年12月去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就上述耕地，于都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20日分别向谢英德颁发于字第17040508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管见花颁发于字第1704051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为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关系进行完善，就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换发新证。于都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4月15日分别向谢英德颁发了于都县农地承包权（2008）第07579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向管见花颁发了于都县农地承包权（2008）第0758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新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涉及“大窝口马路堪下”农地。西坑坝组于1983年7月5日取得0009207号山林所有权执照，该执照载明“大窝口、塘子面、杀人坑”山场。2011年，西坑坝组与汾坑组因“大窝口、塘子面、杀人坑”山场与“汾坑圩屋背”山场的权属引发争议，经于都县人民政府裁决、复议及诉讼，明确西坑坝组持有林业三定时期0009207号山林所有权执照中载明“大窝口、塘子面、杀人坑”山场四至界址为“东本山脚河，南汾坑小队桥子坑靠大窝口埂分水，西本山天水，北本队富岭窝中埂”。西坑坝组以其林权证载明“大窝口、塘子面、杀人坑”山场范围包括“大窝口马路堪下”耕地为由，认为于都县人民政府向谢英德户、管见花户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其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于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于字第17040508号、于字第17040517《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于都县农地承包权（2008）第075792号、于都县农地承包权（2008）第0758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审法院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明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后，要及时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此可知，第二轮土地承包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完善和延续，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工作，涉及当地农民群众重大权益。当地农民群众对其承包土地或有关承包土地的颁证情况应当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于都县人民政府按照第二轮土地承包相关政策要求，于1998年向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西坑坝组应当知道涉案耕地已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并且，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已开始对涉案耕地进行经营管理，实际经营管理期限超过30年。但西坑坝组直至2015年才就涉案耕地的颁证行为提起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与林地的土地用途不同。本案中，西坑坝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取得林权证，而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在同期分田到户时开始承包经营涉案耕地。由于耕地与林地的土地用途不同，林权证所载明林地权属不应包括对耕地的相关权属。因此，西坑坝组以其持有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主张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1998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2009年换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缺乏法律依据。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确认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据土地法相关规定，而确认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所则依据森林法相关规定，确认耕地权属与确认林地权属所依据的法律以及调处权属纠纷争议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均不同。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西坑坝组取得林权证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西坑坝组就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提起撤销诉讼，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同时，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以及《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的规定，对涉案耕地的权属存在争议，应通过土地权属调处程序予以解决。西坑坝组迳行以林权证来主张谢英德户和管见花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违法，亦缺乏法律规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于都县银坑镇汾坑村西坑坝组的起诉。西坑坝组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原审法院仅依据主观推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就认定上诉人在1998年应当知道涉案土地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以及原审第三人对涉案土地实际经营管理超过30年，与事实明显不符。无法让人信服。就涉案土地，在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已经在上诉人取得的山林权执照登载范围内了。2.原审法院主动适用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明显违背法律规定。3.涉案土地已经在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登载范围内，宁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于都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于都县人民政府根据承包经营事实及经营合同颁布了涉案耕地的土地经营权证，上诉人以林权证主张耕地权属，二者确权依据和法律关系不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林地范围包括了第三人所有并经营的耕地及有重复登记、多头登记的情况，上诉人不是耕地承包关系的利害关系人。2.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有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审第三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对涉案耕地进行经营管理，1998年于都县人民政府依法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应当于此时便知道发证的事实，其于2015年才就发证行为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期限。法院可以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主动审查诉讼时效。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汾坑组、钟五秀、管见花共同答辩称，1.汾坑组村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经营涉案土地，实行承包到户后，即发放给谢英德户、管见花户经营至今。经营期间，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经营事实提出异议，且答辩人系合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地和耕地性质不同，上诉人以林地为其所有来主张耕地的权属，没有事实根据。涉案土地也不在上诉人林权证范围内。2.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期限，一审法院予以审查并无不当。更何况，本案是土地权属争议，应当通过土地权属程序进行处理。3.答辩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综上，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造册，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证等证书，同时将土地的使用权属、用途、面积等情况登记在专门的簿册上，以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以承包合同为准，人民政府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本案中，涉案土地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分别系汾坑组和谢英德、管见花户,且两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对涉案土地进行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西坑坝组不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对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或有经营管理的事实，西坑坝组持有的林权证也不能直接证明其登载范围涵盖了涉案耕地。其与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 芬审 判 员  陈雯雯代理审判员  涂 乐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柳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