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21民初7492号
原告：黄强，男，198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益龙，玉环市玉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玉环市大麦屿经济开发区滨河路。
法人代表人：叶开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勇，玉环县海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黄强与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益龙，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开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经变更）：1.确认2017年4月29日原告所签写的《员工辞职申请表》和被告擅自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撤销《员工辞职申请表》，确认被告违反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29日按年薪计算的工资差额10664元[（年薪80000元÷12个月一实发基本工资4000元/月）×4个月＝10664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倍的经济补偿金52822元（近12个月平均工资7546元/月×3.5月×2＝52822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13205元（7546元/月×3.5月×50%＝13205元）；5.判令被告补缴自2013年11月至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并赔偿因未缴纳失业保险而造成的9个月损失（按浙江省规定金额计算）；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加班工资94838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11月20日与被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后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合同期限延至2017年11月18日止。原告同时从事数控加工中心主管、大车床车间主任助理、数控机床常规维修工三个岗位，年薪8万元，月发4000元，积压工资半年补齐一次。2017年4月29日，被告方以原告迟到数次为理由提出辞退开除原告并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方所公示的考勤制度为迟到一分钟罚款1元钱，并无迟到次数可以作为辞退开除原告的有效条例，由于是指纹打卡所以由公司保管考勤记录，原告又无《员工手册》，原告向被告方索要考勤记录，以及被告辞退开除原告所依据的《员工手册》，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举按被告方要求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后，当日下午，原告因确认工资及补偿事宜，与被告方发生劳动纠纷，被告方称“被积压工资还得申请，不一定能拿到”，原告讲明“法律明文规定理应支付积压工资和补偿”，后被告方称“那你去走法律程序吧”。同年5月3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方索要《员工手册》，被告方称“我们什么都不会给你提供的”。5月5日，原告到车间寻找证人作证遭到被告方干预后，被告方要求原告去劳动所谈。5月6日，被告方向原告下发《告知书》后，用报警胁迫方式将原告驱离宿舍。5月11日，原告向玉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7月20日玉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时，被告方律师提供《员工辞职申请表》和擅自变更过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辩解称原告为自己辞职，纠纷争议点突然被转移，导致原告所备证据不充分。2017年7月24日，原告补充录音证据（会议室录音一）。2017年8月25日，玉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下发了《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的相关请求，遂引发诉讼。
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同时从事三个岗位不是事实，其系大车床操作工。年薪8万元亦没有书面约定，其月基本工资为4000元，实发工资包含加班费。原告主张银行交易明细中的15000元和17000元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给原告的善意奖励，与工资无关。2.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白在辞职申请表上签字的意思表示，其系自愿辞职，而非其诉称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的诸项诉请均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主张的2016年度以来年薪为8万元是否成立，2017年1月至4月是否存在少发工资。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发放工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2017年5月10日付款凭证及附单（载明2017年4月工资5008元，其中月基本工资4000元）、证林某江的证言及其录音资料，拟证明：2016年度实发工资90778元，月基本工资4000元，2017年度少发工资10664元。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交易明细表、付款凭证及附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15000元和17000元并非工资，系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的奖励，与工资缺乏关联，证林某江与原告关系密切，证言关于原告工资收入完全系证人听自原告所言和自己猜测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真实性。
本院认证认为，证林某江关于工资的证言内容如被告质证所言系传来证据，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信。但原告提供的交易明细表和付款凭证及其附单能够证实原告2016年度工资含加班工资达至90778元，其中基本工资每月4000元，经计算，12个月为48000元，加上15000元和17000元，恰好为8万元，而被告关于法定代表人个人名义的善意奖励的辩解显然不合常理，原告的主张也与日常企业经营中普遍存在的年薪制发放时通过企业财务人员私人账户走账并半年度发放一次的实际相符，故本院认定原告的年薪为8万元。
另关于是否存在少发工资，根据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工资分配原则，在无证据证明原告工作岗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2017年度的工资仍应按年薪8万元发放，现被告仅按月基本工资4000元发放自2017年1月至4月的工资，其差额10664元[（年薪80000元÷12个月一实发基本工资4000元/月）（取整数）×4个月＝10664元]尚未发放，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是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开除而离职，还是原告提出辞职申请，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原告提供其与被告管理人员的通话录音，证林某江的证言及证人的通话录音、会议录音等证据，用于证明原告系被告借口迟到多次而开除，但公司并无迟到开除员工的相关规章制度（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提交《员工手册》，而被告一直未能提供），原告签订《员工辞职申请表》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表格中“辞职”两字也系被告方事后自行添加的）是被胁迫而签字的，被告“以不签字将不发放2017年4月份的工资”为由，要求原告签字，原告被迫签署上述两份表格，并退还了工量具、工作服、工作牌等物品。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林某江的证言并不能证实原告被开除的事实，证人与原告关系密切，证言内容均系道听途说的内容，不足为据。同时被告提供原告填写的《员工辞职申请表》和签字确认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的反驳证据，用于证明原告系因主动辞职而离职，并非被被告开除，被告并没有违反双方的劳动合同。
对被告提供的反驳证据，原告认为其系在被威胁无法领取2017年4月未发工资的情况下签署的。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7年4月29日，被告以迟到为由提出辞退开除原告并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索要考勤记录和《员工手册》遭到拒绝，无奈办理离职手续，当日下午原告因确认工资及补偿事宜时与被告发生纠纷，被告方称“被积压工资还得申请，不一定能拿到”。由此可见，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应在29日上午，被告暂不支付积压工资在29日下午，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在29日上午或之前表示过“原告不辞职将不支付工资”，原告也自称在办理离职手续后被告做出“（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的说法。因此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系在被胁迫下办理离职手续，此其一。其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称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完全能理解《员工辞职申请表》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中“辞职”、“辞职人签名”与“辞退”或“开除”含义完全不同，其在填写辞职申请表时，在原因一栏填写“协商一致”，并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中“辞职人签名”一栏签名，已明确表示其辞职的意思，现认为其意思表示并不真实，需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就一般情况而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会存在用人单位单方作出辞退决定或者劳动者单方提出辞职的情形，也会存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形。如若原告所述，被告提出原告多次迟到要开除原告，原告曾再三要求调整其工作岗位，作为普通操作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可见双方对于被告是否离职，如何离职进行了协商，而由原告提出辞职申请的形式解除劳动合同完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可想而见，这样的协商过程也不是４月29日上午半天能够做到的。其三，原告于4月29日上午办理离职手续后，于5月3日再次向被告索要《员工手册》，5月5日到车间寻找证人，其寻求劳动仲裁或提起诉讼维权的意图明显，被告方在5月6日及随后的7月20日和22日召集证林某江开某会，原因在于害怕仲裁或者诉讼结果对其不利，目的在于说林某江等员工不要为原告维权提供方便，证人证言及会议录音等内容中虽有被告管理人员提到黄强“被开除”的话语，但也有“协议同意离职”的话语，这与教育员工、说服证人等不要为原告作证的目的有关，被告管理人员在原告离职之后所陈述的片言只语并不能否认原被告之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情况。故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录音资料虽然真实、合法，与其待证的“被开除”事实也有一定关联，但与被告提供的反驳的书面证据相比证明力较少，不足以证实原告被辞退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原告离职是在原被告充分协商之下，以由原告提出辞职申请，并协商一致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的。
综上，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3年11月20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3年11月20日至2014年11月19日，原告从事加工中心岗位工作，基本工资为2200元。合同到期时，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约定合同期限延至2017年11月18日止。在工作期间，原告虽有经常迟到的不足，但工作能力尚可，因此得以升职和加薪，2016年度的年薪为8万元，月基本工资4000元，其余工资按惯例每半年发放一次，其中2016年8月4日发放15000元,2017年1月22日发放17000元，另有加班工资另行结算，每月工资按期于次月支付。2016年度共计发放工资90778元。2017年4月间，被告因故希望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但原告希望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愿意从事普通操作工的工种，双方意见不一。后经协商，双方于2017年4月29日一致确定以原告提出辞职申请的方式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是日上午，原告填写《员工辞职申请表》，并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辞职人签名”一栏签名确认辞职，并承诺“放弃一切法定申诉权利”，随后办理了离职手续。事后，原告认为其离职时劳动者的经济补偿等权益遭到损害，于同年5月5日，到原工作车间寻找证人作证。5月6日，被告方向原告下发《告知书》，要求原告搬离宿舍，并于同6日召集证林某江等员开某会，要求证人等不要为原告作证。5月10日，被告领取2017年4月份的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共5008元。5月11日，原告向玉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期间，被告方于7月20日和22日两次召集证林某江开某会，要求不要为原告说话。2017年8月25日，玉环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原告的部分仲裁请求，驳回原告的其余请求，遂引发诉讼。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得拖欠、克扣工资。即使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未发放的工资仍应发放给劳动者。本案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于未发放给原告黄强的2017年1月至4月工资10664元，应予及时发放。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又非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将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就本案而言，原被告的劳动合同系因原告提出辞职申请并协商一致而解除，并非如原告所述系因被告辞退开除原告而解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填写《员工辞职申请表》和签署《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书》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等情形，因此其关于以上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劳动合同系在原告提出辞职申请而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形下解除的，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论是支付2倍经济补偿金，还是支付额外的50%经济补偿金，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黄强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及由此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王某与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申请再审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11]31号】的批复意见，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无论欠缴社会保险费或者拒缴，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均可依法强制征缴。这种争议并非单纯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对原告关于补缴社会保险费及支付失业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另行处理。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未足额支付的加班工资94838元，但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告一直有在被告公司领取超过年薪的加班工资，其中2016年度达到10778元（90778元-80000元＝10778元），离职结算时也包括加班工资，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也未在举证期限内要求本院向被告调取其加班的考勤记录，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公司有关于原告考勤的全面记录，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补足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请合理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黄强2017年1月至4月的工资差额10664元。
二、驳回原告黄强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玉环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苏为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王经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