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川行申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阮德芬，女，196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欧儒明，男，196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委托代理人李勇盛，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史建川，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路*号。法定代表人吴荣胜，区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局。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洪州大道西段**号。法定代表人熊虎诚，局长。原审第三人阮成忠，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再审申请人阮德芬、欧儒明诉被申请人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安区政府）、广安市广安区农业局（以下简称广安区农业局）承包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5）广法行终字第61号行政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阮德芬、欧儒明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2017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14年10月21日，阮德芬、欧儒明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广安区政府颁发的5113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对“小湾丘”的登记，并对阮德芬、欧儒明承包的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重新登记，将“屋后田”登记给阮德芬、欧儒明。2015年4月21日，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前锋行初字第48号行政裁定，认定：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本案争议的“屋后田”由阮德芬之母蒋华玉户承包经营。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后，广安区启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工作，本案争议的“屋后田”于2007年被登记给阮成忠、合同编号为2010814的农村土地承包证。阮成忠认为“屋后田”系其父阮忠良与蒋华玉相互调换承包地所得。阮德芬、欧儒明认为蒋华玉在两人结婚时即将“屋后田”交阮德芬、欧儒明耕种，故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将“屋后田”登记给阮成忠，侵犯了阮德芬、欧儒明的合法权益。阮德芬、欧儒明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蒋华玉已于2012年去世。蒋华玉户户籍上另有其孙阮劲松。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阮德芬、欧儒明请求撤销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将“屋后田”登记给阮成忠的行政行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屋后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登记在蒋华玉户下，蒋华玉去世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该户仍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阮德芬、欧儒明并没有提交对“屋后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据，其与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将“屋后田”登记给阮成忠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该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裁定：驳回阮德芬、欧儒明的起诉。2015年6月30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广法行终字第61号行政裁定，除认定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外，还认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前，蒋华玉以“屋后田”与阮成忠家承包的“正沟凼田”（阮成忠误写为“小弯丘”）进行了互换。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互换后的双方取得对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自己原土地承包经营权。阮成忠家在蒋华玉生前与其就“屋后田”的承包经营进行了互换，“屋后田”被登记在阮成忠名下，蒋华玉生前也从未提出异议，该互换符合法律规定。阮德芬、欧儒明与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将“屋后田”登记给阮成忠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两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其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该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阮德芬、欧儒明不服，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屋后田”原属于蒋华玉户的承包田，二审法院认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前，蒋华玉以“屋后田”与阮成忠家承包的“正沟凼田”（阮成忠误写为“小弯丘”）进行了互换，但广安市广安区恒升镇马龙村8组并无名为7.4石“小弯丘”的田地，实际上的“小弯丘”面积为49.4平方丈，属村民欧儒海和蒋华玉的承包地。“正沟凼田”自第一轮承包即由蒋华玉承包，因此，二审法院关于第三人阮成忠家以“正沟凼田”互换了蒋华玉的“屋后田”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屋后田”是阮德芬之母蒋华玉户的承包田，阮德芬结婚后，蒋华玉将该田块拨给阮德芬、欧儒明夫妇，阮德芬、欧儒明实际耕种了该田块并承担了各种税费，对该田块有使用权。（三）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始终未举出将“屋后田”登记给阮成忠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土地承包合同、换发新证后回收的旧的承包经营权证），依法应当认定广安区政府和广安区农业局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阮德芬、欧儒明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2015）前锋行初字第48号行政裁定和（2015）广法行终字第61号行政裁定；二、撤销201081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屋后田”的登记内容。再审中查明，广安区政府于2007年颁发的、编号为511301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要内容为：发包方为马龙村8组、承包方代表为阮成忠；土地承包合同编号2010814；承包期限1997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承包方式为家庭经营、承包土地用途种植业；承包地块情况“棉花田下二田26.5丈、黄桷树田42.5丈、本人屋后田32丈、田坎13.1丈、岩下地39.3丈、自留地16丈”。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阮德芬、欧儒明的诉讼请求之一是撤销5113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小湾丘”地块的登记，但5113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没有关于“小湾丘”地块的登记内容，阮德芬、欧儒明的该项诉讼请求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同时，阮德芬、欧儒明虽然提出阮德芬之母蒋华玉曾在其与欧儒明结婚时将5113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屋后田”划给两人耕作，但对该事实，阮德芬、欧儒明没有提交确实的证据支持，两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明确否认，阮德芬、欧儒明与5113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没有利害关系。阮德芬、欧儒明起诉时提出了“对阮德芬、欧儒明承包的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重新登记，将‘屋后田’登记给阮德芬、欧儒明”的诉讼请求，这实质上是对广安区政府提出了履行将“屋后田”登记给阮德芬、欧儒明法定职责之诉。但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拒绝和不予答复，即可提起“不作为之诉”。就特定的履行职责请求，申请人必须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签订承包合同设立的，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仅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明。在没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申请人要求人民政府履行承包经营权登记并颁发承包经营权证，明显没有请求权基础、没有事实根据。本案中，阮德芬、欧儒明没有提交两人与其所属集体经济组织—马龙村8组就“屋后田”的承包事项签订的承包合同，因此，阮德芬、欧儒明对广安区政府提出的履行将“屋后田”登记给两人并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诉讼请求，亦明显没有事实根据。本案争议中涉及的“屋后田”原属蒋华玉的承包土地，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对于蒋华玉是否将“屋后田”与他人的承包土地进行互换，各方主张不一，争议较大，但该争议属于民事争议，不在本案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综上，阮德芬、欧儒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阮德芬、欧儒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季书勤审判员  王代伍审判员  刘洪峰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书记员  王 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