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再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立兴，男，1966年3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庆国，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某某镇曹园村。法定代表人：崔某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臣，北京尽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康立兴因与被告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联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2）通民初字第11055号民事判决，康立兴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73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立兴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京检民（行）监[2014]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高民抗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指令二中院再审本案。二中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424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二中民终字第17379号民事判决及（2012）通民初字第1105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经重审后作出（2016）京0112民再10号民事判决，康立兴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立兴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庆国，被上诉人京联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立兴上诉请求：撤销（2016）京0112民再1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康立兴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审限严重超期，历经一年十个月之久作出判决，未曾告知当事人延审情况；二、本案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及程序违法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京联公司性质应以公司改制之初投资者的户口情况确定，而非以现在的情况认定。推翻了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的非乡镇企业性质及检察机关调取的股东身份、投资比例等工商档案登记的事实，推翻了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回函。从户籍查询结果看，控股的前五名股东均为非农业户口，户籍均不在通州区某某镇某某村。一审法院认定的崔某某、霍某某等人农转非的时间均来源于京联公司的《公司章程》，该章程本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却依职权调取，调取后亦未组织质证即行认定，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有违法之处。企业性质并非一成不变，工商变更登记的意义就在于其对外的公示作用，京联公司早在2001年工商变更登记时企业性质就已发生改变，康立兴入职时京联公司已不具备乡镇企业性质。股东身份以登记为准，重审认定崔某1持有的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缺乏依据，实际出资人、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应通过法律程序认定，不能由法院主观推断。扣除其持有的出资额后，京联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将不符合“农民投资超过50%”的法律规定。关于“在法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中，股东均称公司主要由五人决策控制和管理”的认定，首先法院“背对背”与股东谈话违反法定程序，其次该谈话内容未让康立兴知情或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规定及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回函，备案登记是企业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主管部门明确没有京联公司的登记备案、批复及变更材料，一审法院置之不顾，却以“证明”为裁判依据，严重违反法律对证据效力的规定。京联公司辩称，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该判决结果。康立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京联公司支付康立兴2006年8月至2011年8月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55000元；2.由京联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1、关于案件基本事实及由来康立兴于2006年8月3日与京联出租汽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入职京联出租车公司，任出租汽车司机，约定终止日期为2011年8月3日。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订，康立兴离职。康立兴系本市农业户籍，康立兴工作期间，京联出租车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2011年9月26日，康立兴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京联出租车公司向其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的损失赔偿金55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800元。2012年6月2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京通劳仲字[2011]第336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康立兴的仲裁请求。康立兴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法院，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未缴纳的养老及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55000元，并要求京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2）通民初字第11055号判决：驳回康立兴的诉讼请求。康立兴不服，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173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立兴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京检民（行）监[2014]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已有判决关于京联公司系村办企业的认定。一、京联公司企业性质经多次变更，已不再是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法院认定其为村办企业而不参加社会保险缺乏法律依据。1.在京联公司的19名股东中，按出资额由多到少排名前五名的股东分别为：崔某某、金某某、杨某某、崔某1和李某某，出资总额为1124.55万元，占比53.8%，超过了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0%，且五人户籍地均不在通州区某某镇某某村，户口性质均为非农业户口。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京联公司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对乡镇企业的要求。2.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去函向负责通州区乡镇企业行政管理的部门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确认京联公司的性质，该委回函证明京联公司未向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京联公司的乡镇企业性质未得到主管部门确认。二、京联公司非乡镇企业，有义务为其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且从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施行起，乡镇企业和城镇企业均需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故康立兴有权要求京联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5）高民抗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指令二中院再审本案。二中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424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通民初字第11055号民事判决及（2012）二中民终字第1737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关于京联公司的出资情况和实际控制情况康立兴认为京联公司在2001年改制后不属于乡镇企业，京联公司认为改制后其企业性质仍为乡镇企业，检察机关认为京联公司50%以上的出资额由非农业户口的股东持股，故不属于乡镇企业。京联公司的公司性质应以公司改制之初投资者的户口情况予以认定，而非以现在的情况予以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调取京联公司2002年2月25日制定的《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第五条约定了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该公司股东共计19人，其中农民股东崔某某（2012年农转非）出资额为403.75万元，霍某某（2012年农转非）出资额为80.925万元，刘某（农民户口）出资额为142.1万元，刘某1（2016年农转非）出资额为57.3万元，贾某某（农民户口）出资额为77.9万元，禹某某（2003年农转非）出资额为73.3万元，韩某某（农民户口）出资额为59.6万元，张某某（2015年农转非）出资额为91.7万元。崔某某之子崔某1生于1979年4月15日，1998年因升学将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公司章程中所载其所有的129.5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故京联公司中农民投资总额为1116.0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3.4%。在法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中，股东均称公司主要由崔某某、张某某、韩某某、刘某、刘某1五人决策和管理，经查该五人在2002年制定公司章程时均为农业户口，故京联公司中农民股东起到实际支配作用。3、关于京联公司的隶属关系情况京联公司称其从1992年太保公司成立起至2010年止，一直向北京市通州区某某镇某某村交纳管理费，为此其提供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地区某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太保出租上交村委会管理费》清单及部分年份的管理费发票、收据、进账单等予以证明，清单载明其自1994-2006年期间连续向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地区某某村民委员会交纳管理费。原审中，京联公司提交2001年签订的《隶属关系备忘录》，载明“某某村下属企业‘北京市通县太保出租汽车公司’拟变更名称为‘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原隶属关系不变，上交管理费不变。”备忘录加盖某某村委会、某某镇政府、太保公司、京联公司印章并有负责人签字。故京联公司在2001年改制后仍隶属于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地区某某村民委员会。4、关于京联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否得到主管部门的确认京联公司称其于2001年4月由北京市通县太保出租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变更为京联公司，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是2010年成立的政府部门，京联公司在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成立之前已依法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性质确认，为此其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2003年10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京政办发[2003]5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的通知》载明：北京市乡镇企业局职能划归农村工作委员会管理。2006年10月25日某某镇政府向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请求确认京联公司的乡镇企业性质，证明中载明“通州区农委：我镇某某村下属‘北京京联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属该村下属企业，情况属实，请区农委予以确认。”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回复“以上情况属实”，并加盖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某某镇人民政府公章。在无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5、关于京联公司是否需要为其所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本案审理过程中京联公司称其作为乡镇企业无需为使用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为此其提供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两份文件及通州区社保中心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第五条规定：原北京市劳动局1999年5月17日关于印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不适用于乡镇企业。《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关于出租汽车企业加强劳动管理和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关发[1999]55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出租汽车企业（不含乡镇企业）及其使用的农民合同工应依照原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的规定从1999年6月1日起参加北京市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通州区社保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因北京市太保出租汽车公司系通州区某某地区某某村办企业，按有关政策规定，其所使用的农民工不参加三项社会保险。”证明加盖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部、失业保险部、养老保险部公章。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京联公司是否属于乡镇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首先,从京联公司改制之初投资者的户口性质情况来看，2002年2月25日京联公司制定公司章程时，崔某某、霍某某、刘某、刘某1、贾某某、禹某某、韩某某、张某某8人均为农业户口，该8人投资额共计986.575万元，崔某1的投资额为129.5万元，该部分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故农民投资额共计1116.0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3.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关于乡镇企业的规定。其次，从京联公司的实际支配情况来看，结合法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笔录，公司主要由崔某某、张某某、韩某某、刘某、刘某1五人决策和管理，该五人在2002年制定公司章程时均为农业户口，故京联公司由农民控股和实际支配，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关于乡镇企业的规定。第三，2006年10月25日,京联公司请求主管部门确认企业性质时，当时的主管部门应为北京市通州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该主管部门出具证明确认京联公司性质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无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可，结合该证明及京联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某某镇某某村交纳管理费等情况，京联公司主张其属于乡镇企业的理由较为充分。综上，法院对京联公司主张其属于乡镇企业的答辩意见予以采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康立兴于2006年8月3日-2011年8月3日期间在京联公司工作，其与京联公司之间系劳动法律关系，京联公司属于乡镇企业，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第五条、《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关于出租汽车企业加强劳动管理和规范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关发[1999]55号）第六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康立兴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2006年8月3日-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自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施行起，乡镇企业和城镇企业均需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缴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主张予以补缴的，应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故关于康立兴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2011年7月1日-2011年8月3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康立兴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重审查明的“崔某某之子崔某1生于1979年4月15日，1998年因升学将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公司章程中所载其所有的129.5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其父母。故京联公司中农民投资总额为1116.0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090万元的53.4%。在法院与京联公司股东的谈话中，股东均称公司主要由崔某某、张某某、韩某某、刘某、刘某1五人决策和管理，经查该五人在2002年制定公司章程时均为农业户口，故京联公司中农民股东起到实际支配作用”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点是改制后的京联公司是否为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以所有制划分为标准，各类所有制企业不断涌现并迅猛发展。各类企业所有制、设立依据、法律责任等均有不同，上级主管部门亦各不相同，设立、管理均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本案中，京联公司系改制而来，其前身太保公司系乡镇企业的事实双方并无争议。至于京联公司的企业性质，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的通知》，作为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工作委员会在2006年10月25日通州区某某镇政府请求确认京联公司性质时，对京联公司的乡镇企业性质予以认定，社保部门出具了相同内容的证明，京联公司亦提交了《隶属关系备忘录》、向北京市通州区某某镇某某村交纳管理费票据等以佐证，该企业性质的认定属于行政范畴，在无有效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工作委员会的上述认定予以采纳。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作为乡镇企业的现主管部门向检察机关回函称京联公司未向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并不能当然否定前主管部门对京联公司乡镇企业性质的认定。一审法院重审判决驳回康立兴提出的2006年8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损失赔偿金诉求的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施行，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应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故关于康立兴要求京联公司向其支付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8月3日期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法院不予处理。关于康立兴主张的审限超期问题，并不能当然导致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康立兴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康立兴负担(已交纳五元，其余五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康立兴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饶亚东审 判 员 韩 静审 判 员 王 成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高明正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