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91民初1164号
原告：邓莉菲，女，汉族，1973年8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辉，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l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铭梓。
被告：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l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铭梓。
被告：黄铭梓，男，1965年8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
被告：邹洁，女，汉族，1975年9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告：温余晴，女，汉族，1953年9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被告：黄美婵，女，汉族,1970年7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吴木森，男，汉族，1983年9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邹萍萍，女，汉族，1977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张俊奎，男，汉族，1986年1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颜淑海，男，汉族，1964年3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告：张近东，男，汉族，1962年4月29日出生，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被告：邓琅，男，汉族，1992年4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
被告：萧雨，男，汉族，1993年8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
以上十三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北京市惠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十三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树宏玲，北京市惠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莉菲诉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雨公司）、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先后于2016年11月3日、2017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莉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辉，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莉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大雨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以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2%，自2016年3月15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7月14日为60000元），本金和利息合计106万元；2.判令被告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为被告大雨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十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邓莉菲当庭将第二项诉讼请求细化为：第一，被告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为被告大雨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被告温余晴为原告邓莉菲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本金、利息未还款的部分在被告温余晴认缴被告大雨公司注册资本9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被告黄美婵为原告邓莉菲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本金、利息未还款的部分在被告黄美婵认缴被告大雨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四，被告吴木森为被告益大家公司连带还款责任中的本金、利息未清偿部分在吴木森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注册资本225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五，被告邹萍萍为被告益大家公司连带还款责任中的本金、利息未清偿部分在邹萍萍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注册资本75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六，被告张俊奎为被告益大家公司连带还款责任中的本金、利息未清偿的部分在被告张俊奎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七，被告颜淑海为被告益大家公司连带还款责任中的本金、利息未清偿的部分在被告颜淑海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八，被告张近东为被告益大家公司连带还款责任中的本金、利息未清偿部分在张近东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九，被告邓琅为其认缴的被告大雨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认缴被告益大家公司的注册资本3000万元，合计3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十，被告萧雨为其认缴被告大雨公司的注册资本900万元、被告益大家公司的注册资本2000万元，合计29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十一，被告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的上述补充赔偿责任互为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邓莉菲与被告邹洁相识数年，被告邹洁向原告邓莉菲介绍，被告益大家公司是其投资参股的公司，其有一个融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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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企业贸易结构化可以投资。原告邓莉菲出于对被告邹洁的信任，于2016年1月14日与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签定了一份《投资协议》。该《投资协议》约定，被告益大家公司作为平台方，被告大雨公司作为借款方向出借人即原告邓莉菲借款100万元，该款项是作为供应链企业贸易结构化融资使用，利息为年利率12%，利息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投资协议》签定的当天，原告邓莉菲即将100万元借款按照约定汇给了被告邹洁，被告邹洁当天汇给了被告大雨公司。按照上述《投资协议》，被告大雨公司应该按月支付利息给原告邓莉菲，但2016年2月、3月的利息均未支付即从未支付过利息。原告邓莉菲随即要求被告邹洁取回借款，但被告邹洁予以拒绝，让原告邓莉菲找被告大雨公司、被告益大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黄铭梓，被告黄铭梓承认了该笔借款，并出具了一份确认书，确认100万元借款及利息由被告黄铭梓承担还款责任。之后，原告邓莉菲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了解到被告大雨公司与被告益大家公司是“二块牌子，一套人马”，被告益大家公司理应为100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同时，原告邓莉菲了解到，被告大雨公司于2015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为认缴制，成立时二股东分别为被告温余晴与被告黄美婵，二人分别占90%和10%股份，即分别占出资额900万元和100万元，但被告温余晴与被告黄美婵未实缴出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被告温余晴与被告黄美婵对被告大雨公司的债务应该在其认缴出资额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益大家公司在2014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当时为1000万元。2015年5月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出资为认缴制，股东为五人即被告吴木森、被告邹萍萍、被告张俊奎、被告颜淑海和被告张近东。其中被告吴木森占45%股份即出资额2250万元，被告邹萍萍占15%股份即出资额750万元，被告张俊奎占20%股份即出资额1000万元，被告颜淑海占10%股份即出资额500万元，被告张近东占10%股份即出资额500万元，但上述五名股东均未实缴出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被告吴木森、被告邹萍萍、被告张俊奎、被告颜淑海、被告张近东应该在其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被告益大家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各股东之间互为连带责任。另，被告大雨公司、被告益大家公司在同一天即2016年3月22日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权转让决议及二公司的所有股东均以1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被告邓琅和被告萧雨。转让后，被告邓琅持有被告大雨公司的股份10%、被告益大家公司的股份60%，被告萧雨持有被告大雨公司的股份90%、被告益大家公司的股份40%。综上，对于原告邓莉菲出借的款项100万元本金及利息，以上十三名被告均应承担其各自的还款责任。
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共同辩称：1.被告益大家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从事中介性质服务，不具备向不特定社会对象广泛借款的资格，其与原告邓莉菲之间没有直接借款关系发生，不应承担责任。2.被告大雨公司是使用广大客户资金投资有关项目，不具备向不特定社会对象广泛借款的资格，其与原告邓莉菲之间系投资咨询代理关系，双方未形成借款关系，不应承担责任。3.被告黄铭梓作为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董事长超越职权，擅自变更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违反了公司章程，被告益大家公司、大雨公司已经作出股东会决议对被告黄铭梓的行为不予认可。4.被告黄铭梓在确认书上签字的行为是在受多人围堵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被告黄铭梓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不应采信。5.被告邹洁只是帮助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转款，不应承担责任。6.被告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作为被告大雨公司和益大家公司的股东无需对不存在的借款关系承担还款责任，且各股东都已经实缴出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下列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2016年1月14日，原告邓莉菲与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0114-01的《投资协议》，该《投资协议》约定出借人：邓莉菲，借款方：被告大雨公司，平台方：被告益大家公司，借款人因合法经营或消费需要，现通过平台方向出借人进行借款。
（1）《投资协议》第一条总则约定，借款人和出借人均认可平台方，并自愿认可和遵守该平台的经营模式及交易规则，同意和接受平台方指定的《益大家服务协议》及其发布的各项规定及相关协议、条款与声明等，各项规则及相关协议、条款与声明是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借款人因合法生产经营或消费所需向平台方申请借款，出借人根据平台方发布的益大家项目提供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将及时将借款本息支付至出借人账户。
（2）第二条项目情况约定，项目类别为供应链企业贸易结构化融资项目，项目成立后、发布周期届满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平台方按《益大家服务协议》向借款人账户发出汇款指令，无论该汇款是否达到借款人账户，该指令发出之日为本借款项目生效之日，并于生效之日起算出借人的利息。
（3）第三条借款项目的内容约定，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借款用于供应链企业贸易结构化融资。
（4）第四条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约定，借款自本借款项目生效之日起算，没有明确约定借款的期限，借款利率为年化利率12%，本借款项目成立后，平台方通过指定账户发出向借款人账户汇入借款金额指令之日起（含当日），起算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向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息，借款利息计算至平台指定账户实际收到借款本息之日止，借款人应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将所借本金全部偿还出借人。借款利息适用按月支付。
（5）第六条借款的划付约定，借款人通过平台发布借款项目，出借人自主选择相关的借款产品，在项目的发布周期内，出借人决定借款的，则通过出借人账户向平台方的指定账户支付借款资金，项目发布周期届满，借款项目未成立的，平台方将出借人的借款（不计息）原路退回。
（6）第七条借款的偿还约定，借款人应按照本协议以约定的借款期限及时偿还借款本息，借款人应及时将借款本息支付至指定账户。指定账户收取款项后，及时按照平台方的指令将借款本息支付至出借人银行账户。平台方向指定账户发出该支付指令之日，视为借款人完成本项目借款本息的回收。
（7）第八条平台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平台方负责审查并发布项目，按照与出借人、借款人的《益大家服务协议》，平台方向出借人、借款人的账户下达支付指令，并通过资金通道方将相关的借款本息划付至出借人、借款人的账户。平台方对出借人、借款人进行监督管理。
（8）第十三条附件及效力约定，借款人和出借人均同意并确认：平台方只向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服务的信息与中间平台，为各方的交易提供便利；借款人和出借人通过其账户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法律责任归属于借款人和出借人，与平台方无关，平台方不因此承担责任。
（9）第十四条协议的生效约定，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10）第十五条重要提示约定，平台方已将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向出借人、借款人作了提示，并应要求作了相应的说明。出借人、借款人对本协议的每一条均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已充分理解，签约各方对本协议各条款含义认识一致。
2.原告邓莉菲于2016年1月14日上午11点16分汇款100万元给被告邹洁，同日上午11点48分被告邹洁转账汇款100万元给被告大雨公司的员工吴兴全，被告大雨公司确认已收到原告邓莉菲转款的100万元。
3.2016年3月31日，被告黄铭梓出具确认书，该确认书第一条被告邹洁转账明细显示，被告邹洁于2015年7月9日转账130万元到案外人吴森长账户，2015年12月9日收回110万元，在该笔款项备注栏处，手写有“此款项于2016年4月26日转款20万元”的内容，原告邓莉菲、被告黄铭梓对手写的内容签字、捺印予以确认。2016年1月14日，被告邹洁转款100万元给案外人吴兴全。确认书第二条显示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两笔款项共计金额120万元，按月付息。确认书第三条显示此二笔款项合计120万元系被告邹洁代原告邓菲莉付款，案外人吴森长和吴兴全代被告黄铭梓收款，由被告黄铭梓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在该条右上方空白处有手写“变更100万元整”的内容，原告邓莉菲、被告黄铭梓对手写的内容签字、捺印予以确认。
4.被告四邹洁于2016年2月5日向原告邓莉菲的账户转款12000元，2016年3月9和3月14日，被告邹洁分别向原告邓莉菲的账户转款2000元、10000元，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确认，基于原告邓莉菲已经转款100万元给被告大雨公司，该二笔各12000元的款项是被告邹洁代被告大雨公司支付给原告邓莉菲，从银行流水上看，是用于偿还2016年1月、2月的款项收益。被告大雨公司于本案庭审时对原告邓莉菲诉请偿还涉案款项的利息从2016年3月15日起算没有异议。被告邹洁于2016年4月26日向原告邓莉菲转账20万元，银行流水上的摘要显示“代益大家和黄铭梓偿还借款”，双方当事人于庭审时确认，该20万元是偿还之前欠付原告邓莉菲的借款，并非偿还本案100万元的款项，故涉案确认书上将款项12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
5.被告大雨公司成立时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被告温余晴认缴900万元，持股90%，股东被告黄美婵认缴100万元，持股10%。被告益大家公司成立时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被告张俊奎认缴300万元，被告吴木森认缴700万元，后被告益大家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资到5000万元，增资后由被告吴木森认缴2250万元、持股45%，被告张俊奎认缴1000万元、持股20%，被告邹萍萍认缴750万元、持股15%，被告颜淑海认缴1000万元、持股20%。2016年3月22日，被告温余晴将其持有的被告大雨公司90%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萧雨，被告黄美婵将其持有的被告大雨公司1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邓琅。同日，被告吴木森将其持有被告益大家公司4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邓琅，被告邹萍萍将其持有的被告益大家公司15%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邓琅。被告张俊奎和颜淑海将其各自持有的被告益大家公司20%的股权分别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萧雨。经过以上股权的转让，被告邓琅持有被告大雨公司10%和被告益大家公司60%的股权，被告萧雨持有被告大雨公司90%和被告益大家公司40%的股权。
6.2014年11月21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益大家公司申请将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由认缴出资变更为已实缴出资予以核准。2016年3月10日，被告益大家公司作出变更决定，其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吴木森变更为被告黄铭梓。2016年3月30日，被告大雨公司作出变更决定，其法定代表人由被告黄美婵变更为被告黄铭梓。
7.被告邹洁与被告温余晴系母女关系。
本院另查明，被告黄铭梓在答辩状中主张涉案的确认书是在受多人围堵的情况下签订的，并非被告黄铭梓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被告黄铭梓又主张因为其是涉案投资项目实际的操盘手，项目形成亏损是被告黄铭梓判断失误，所以黄铭梓自愿以借款的形式承担偿还涉案款项的责任，并固定被告黄铭梓与原告邓莉菲之间形成借款关系。被告黄铭梓出具涉案确认书也代表原告邓莉菲放弃了对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主张偿还涉案借款的权利。
本院认为，被告黄铭梓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明确约定法律适用，本案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的住所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涉案争议的《投资协议》也是在内地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形成借款关系还是投资关系；二、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应否对原告邓莉菲诉请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三、被告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应否对原告邓莉菲诉请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依照本案事实与法律一一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形成借款关系还是投资关系
原告邓莉菲认为其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其和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但《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项目是不存在的，根据《投资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借款的时间、借款利息以及约定了借款的偿还和如何还款的条款，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大雨公司则认为，双方在订立《投资协议》的时候形成的是固定收益的投资关系，《投资协议》上表述的“借款”是不准确的，因为如果形成的是借款关系，就没有必要约定项目的情况，直到2016年3月31日，被告黄铭梓出具涉案确认书，被告黄铭梓和原告邓莉菲之间形成了借款关系，被告黄铭梓作为涉案投资项目的操盘手，因被告黄铭梓判断失误，所以被告黄铭梓才自愿用借款的形式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并固定和原告邓莉菲之间形成的借款关系。
本院认为，涉案的《投资协议》是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该《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亦应以《投资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履行的情况予以认定。首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但协议的内容明确约定各方的主体关系是出借人原告邓莉菲、借款人被告大雨公司、平台方被告益大家公司，借款人被告大雨公司因合法经营或消费需要，现通过平台方被告益大家公司向原告邓莉菲借款，出借人原告邓莉菲根据平台方被告益大家公司发布的益大家项目产品提供借款。《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金额是100万元整，借款的用途是用于被告大雨公司供应链企业贸易结构化的融资，借款的年利率是12%，借款的本金应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偿还出借人，借款的利息是按月支付，另外《投资协议》中还约定了借款的划付以及借款的偿还，包括还款方式、逾期支付、提前回款等内容，从以上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可知，原、被告在订立《投资协议》时，双方当事人是以借款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告邓莉菲出借款项给被告大雨公司进行项目的融资，被告大雨公司亦承诺按月支付借款的利息，借款期满时一次性的偿还借款本金。其次，在《投资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大雨公司收到原告邓莉菲支付的借款100万元后，也以每月12000元的标准分别支付了2016年1月、2月共计2个月的借款利息。再次，被告大雨公司虽然主张《投资协议》中使用“借款”系订立该协议时表述不够准确，双方订立《投资协议》时形成的是固定收益的投资关系，直到2016年3月31日被告黄铭梓出具涉案确认书后，被告黄铭梓和原告邓莉菲之间才固定为借款关系。本院认为，被告大雨公司的抗辩无法律与合同依据，且原告邓莉菲不予确认。涉案《投资协议》第十五条明确约定平台方已经就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向出借人、借款人做了提示，出借人、借款人对本协议的每一条款均进行了研究、分析，签约各方对协议各条款的理解一致，被告大雨公司作为具有完全商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在订立协议时应当清楚地知悉在协议中使用出借人和借款人这种表述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且被告大雨公司也明确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对每一个协议的条文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现双方履行《投资协议》发生争议后，被告大雨公司才抗辩“借款”的表述存在不准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结合涉案《投资协议》条文明确约定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投资协议》的情况以及庭审时各方的陈述，本院认定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虽然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但实际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二、关于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黄铭梓、邹洁应否对原告邓莉菲诉请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关于被告大雨公司是否应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大雨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大雨公司收取原告邓莉菲100万元的借款后，没有按照约定偿还本金和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大雨公司应当向原告邓莉菲返还涉案借款本金100万元，因被告大雨公司已经实际支付2016年1月、2月共计2个月的利息各12000元，被告大雨公司于庭审时对原告邓莉菲诉请利息的起算时间也没有异议，故被告大雨公司应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3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借款之日止的利息。
其次，关于被告益大家公司是否应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原告邓莉菲主张被告大雨公司和被告益大家公司是“二套牌子、一套人马”，被告益大家公司和被告大雨公司住所地一致，股东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二被告实际上是一家公司，故被告益大家公司也应对被告大雨公司欠付原告邓莉菲的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涉案《投资协议》第十三条附件及效力约定，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均同意并确认，平台方被告益大家公司只向出借人和借款人提供交易服务的信息与中介平台，借款人和出借人通过其账户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归属于借款人和出借人本人，与平台方无关，平台方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涉案的借款发生在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涉案的《投资协议》明确约定被告益大家公司只是作为平台方提供交易服务的信息，性质上为信息中介结构，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法律责任的归属与被告益大家公司无关，被告益大家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并未实际参与本案借款，在原告邓莉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大雨公司和益大家公司存在混同、涉案的借款实际由被告益大家公司收取的情况下，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益大家公司承担返还涉案借款的责任缺乏合同以及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被告黄铭梓是否应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被告黄铭梓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中主张其出具确认书是由于遭到多人围堵，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又于2017年7月14日本案第二次庭审时主张被告黄铭梓是涉案借款项目的实际操盘手，项目的亏损是被告黄铭梓判断失误，所以被告黄铭梓才用借款的形式固定其和原告邓莉菲之间的关系，出具确认书也代表原告邓莉菲放弃了对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被告黄铭梓的主张前后明显矛盾，被告黄铭梓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非常清楚地知晓出具涉案确认书会产生的法律后果，被告黄铭梓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涉案确认书，且本案第二次庭审时也自认是自愿出具的，故本院对涉案确认书予以采信。该确认书系被告黄铭梓真实的意思表示，确认书明确显示被告黄铭梓自愿对被告大雨公司涉案100万元的借款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黄铭梓出具涉案确认书时是代表被告大雨公司。同时，该确认书亦没有任何内容显示原告邓莉菲放弃了向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主张权利，因此，被告黄铭梓出具涉案确认书的行为无法证明原告邓莉菲放弃了对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主张权利，实际上是被告黄铭梓自愿承担被告大雨公司欠付原告邓莉菲涉案借款还款责任的行为，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黄铭梓对被告大雨公司的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最后，关于被告邹洁是否应承担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原告主张其是信任被告邹洁才签订的涉案《投资协议》，涉案借款的来往都是通过被告邹洁的账户，故被告邹洁也应对被告大雨公司欠付原告邓莉菲的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涉案的借款发生在原告邓莉菲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被告邹洁并不是涉案《投资协议》的合同主体，被告邹洁只是作为涉案借款的中间人收取借款和支付借款利息，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邹洁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应否对原告邓莉菲诉请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
原告认为，被告温余晴、黄美婵是被告大雨公司的前任股东，被告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是被告益大家公司的前任股东，被告邓琅和萧雨是被告大雨公司和益大家公司现任股东，以上股东均未对其投资的公司实缴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股东应在其未实际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大雨公司、益大家公司欠付原告邓莉菲的涉案借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本院已经认定被告益大家公司作为平台方，无需对被告大雨公司、黄铭梓欠付原告邓莉菲的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诉请被告益大家公司的前任股东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因被告邓琅和萧雨是被告益大家公司现任股东，并分别持有被告益大家公司60%和40%的股权，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邓琅和萧雨在其未实缴被告益大家公司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被告益大家公司涉案借款的补充赔偿责任亦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大雨公司的前任股东温余晴、黄美婵以及现任股东被告邓琅、萧雨承担返还涉案借款本息的责任。
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该条明确规定了股东应以其认缴或者认购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股东、公司的债权人是三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债权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当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之债权时，公司的股东也仅是以认缴或者认购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然而，在现实的公司经营中，存在公司的股东不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司最基本的财产基础，真实、确定并维持公司的注册资本对于奠定公司的基本债务偿还能力、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具有重要价值，公司股东按照约定及时缴纳出资是维护公司其他股东以及相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基本保证。公司的股东若未按约定实缴出资，公司债权人便无法真实了解公司的财产状况，当公司的股东没有实缴出资而致使公司缺乏债务的清偿能力时，公司债权人应享有的合法利益亦将受到损害。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请求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该款的内容，其适用条件应包括：1.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2.公司的股东只在其对公司资本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3.公司的债权人仅能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亦即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时，公司的债权人才可以要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4.公司股东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在被告大雨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原告邓莉菲的涉案借款债权，且如果被告温余晴、黄美婵、邓琅、萧雨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对被告大雨公司的出资义务时，原告邓丽菲有权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请四被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原告邓莉菲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大雨公司目前已经完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履行涉案借款债务的能力，其对被告大雨公司享有的涉案借款债权无法得到足额清偿，且被告大雨公司不能清偿涉案借款债务的部分亦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
第二，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格独立性有效地隔离了公司债务和股东责任之间直接的法律联系，当公司保有正常的偿付能力时，即使股东违约未向公司出资，公司仍然能够以其现有的法人财产对债权人清偿债务。而当公司股东违反出资义务且公司对外丧失偿债的能力时，必定构成对公司债权人债权的侵害，因为当公司保持正常的偿付能力时，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对公司构成违约，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并存在间接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而当公司因股东没有实缴出资而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由时，这种间接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则会立即转化为对债权人债权的现实侵权，从而产生对公司债权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突破债之相对性，越过公司直接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补充赔偿责任并不属于违约责任的性质，而属于侵害公司债权人合法债权的侵权赔偿责任的范畴。此种侵权责任与一般第三人只对债权负有不为侵害的消极义务不同，公司的股东只有积极、全面和适当地履行出资义务才不会构成对公司债权人债权的侵犯，且此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不要求考虑公司股东的主观心态，只要存在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以及公司因此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客观事实即可。在对公司债权的履行顺序上，公司是第一顺位的责任主体，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基于和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先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当公司承担责任后仍有部分未清偿的债权时，公司的债权人才有权要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邓莉菲基于和被告大雨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要求被告大雨公司偿还借款债务，提起的是未按期依约返还借款的违约之诉，原告邓莉菲要求被告大雨公司前任股东温余晴、黄美婵以及现任股东被告邓琅、萧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提起的是股东侵害债权的侵权之诉，存在两个诉讼标的、具有完全不同的事实及理由。因此，本案需涉及的问题是公司的债权人是否可以将“要求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诉”与“要求公司履行债务之诉”合并审理？这就涉及到民事诉讼的另一个理论----“共同诉讼”的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按照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共同诉讼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前者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后者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可见无论是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无论诉讼标的是同一或同一种类，都要判断其诉讼标的的性质，而诉讼标的应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在共同诉讼的理论中，是否应将两个诉合并审理，有两个标准应该予以考量：程序效率和实体正义。所谓实体正义是指对于两个诉讼的处理方式不应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不当影响。比如必要的共同诉讼中，相应的权利需要共同行使、或者义务需要共同履行、或者诉讼后果需要共同承担等。如果将应当共同诉讼的两个诉讼分别进行，不但会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可能影响到裁判的统一性。所谓程序效率是指将两个诉讼合并一起进行是否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诉累。
必须指出，此处所言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效率，并不完全是针对个案而言，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亦不容忽视。“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司法裁决当然是为了解决个案的纠纷，但司法裁决的意义还应当在于明确规则，即为社会大众在面临类似情形时明确可预见的、具有参考性的规范指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衡量是否将两个诉讼合并进行，并非仅应考虑诉讼双方乃至一方的效率和便利，也应综合考虑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对整个社会司法资源配置和诉讼成本分配的影响。
对于类似诉讼的原告而言，如果将两个诉讼合并进行，当然可以提高诉讼效率。也许从法院的个案处理来讲，也可能节省一定的司法资源。但如此处理的消极意义在于，如果允许此类案件都如此处理，那么，在所有涉及公司的诉讼中，公司的债权人只要与公司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后，就都会一并将公司的股东诉至法庭。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有的法院也有将两类诉讼合并审理的情形。此类做法隐含的逻辑是“与其债权人起诉公司胜诉后再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起诉公司股东，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将公司的股东列为被告”。从原告的角度来讲，的确节省了司法成本。但从被告，特别是从公司股东的角度出发，却是大大地增加了其诉讼成本以及在公司是否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还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随时都可能成为诉讼被告的风险。
再回到本案来讲，双方讼争的诉由系民间借贷纠纷。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原告邓莉菲与被告大雨公司。被告大雨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公司股东对外承担有限责任。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存在原告邓莉菲所主张的公司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形，原告邓莉菲的确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公司的股东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大雨公司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这种诉讼系基于股东出资不实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而形成的股东侵权之诉，与原告邓莉菲要求被告大雨公司基于合同关系承担债务的违约之诉在性质、事实和理由上均完全不同，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的情形，二种诉讼标的不宜合并审理。而且，本案中原告邓莉菲也没有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对被告大雨公司的涉案借款债权无法得到足额清偿，故综合本院之前的分析，本院对原告邓莉菲诉请被告温余晴、黄美婵、邓琅、萧雨承担被告大雨公司涉案借款的还款责任在本案中不予合并审理，原告邓莉菲可以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大雨公司已无力偿还其全部涉案借款债权，且被告大雨公司的上述股东存在未履行出资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情况下，另循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邓莉菲偿还借款100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黄铭梓对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欠付原告邓莉菲的上述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邓莉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铭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邓莉菲、被告深圳大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益大家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邹洁、温余晴、黄美婵、吴木森、邹萍萍、张俊奎、颜淑海、张近东、邓琅、萧雨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黄铭梓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闻长智
审 判 员 郑 松
人民陪审员 夏 颖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朱伦攀
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