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19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伟良，男，195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新、姜小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威，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强，男，198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杨莉丰，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柴伟良因与被上诉人曾威、曾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3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伟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柴伟良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受理费、保全费等由曾强、曾威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在证据认定方面明显偏袒曾强、曾威，避重就轻，剥夺柴伟良依法对关键证据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导致事实认定失实。1.一审在认定事实方面遗漏重大事实，对柴伟良提供的2013年3月19日由柴伟良和曾威达成的《协议书》视而不见，简单片面地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不予确认，剥夺了柴伟良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该《协议书》系柴伟良和曾威于2013年3月19日对前期债权债务的总结算，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载明：“甲方（柴伟良）还欠乙方（曾威）人民币肆佰柒拾壹万肆仟伍佰元整”。其中，对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和柴伟良的多处房产均作了明确的处理约定。该《协议书》达成之后，柴伟良在约定的时间内均按照约定将欠款471.45万元全部归还，相关房产也全部过户给了曾威，已全部履行了该《协议书》的义务。但曾威对此却予以否认。柴伟良当庭提交了申请书，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仅仅以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不能牵扯到民间借贷为由驳回柴伟良要求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的权利。实际上，本案不能脱离柴伟良和曾威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将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和疑点全部湮没在民间借贷纠纷之中，明显偏向对方当事人。2.一审采信2013年10月21日《保证承诺书》错误。该《保证承诺书》实际上是在柴伟良于2013年8月28日还清上述471.45万元欠款的最后一笔200万后，曾威以应对案外人周松林为由要求柴伟良帮忙应付而形成的。柴伟良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该《保证承诺书》系曾威采取欺骗手段获取，但至少有两处可以反映该《保证承诺书》的实质虚假性：一是该《保证承诺书》的形成先由曾威手写好再交由柴伟良抄写，后因周松林看不清而改由曾威找人打印，此三份《保证承诺书》可以反映事情的脉络；二是该《保证承诺书》中所谓确认的债权806.5万元，曾威称该806.5万元的具体构成为：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2012年6月13日的借款50万元、2012年6月4日的借款76万元、余额164万元系签署借款的利息。但该《保证承诺书》的内容以及曾威的上述陈述与2013年3月19日双方形成的《协议书》及柴伟良的实际履行义务行为存在明显矛盾。由于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中双方对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作出了明确的折抵处理，故该“516.5万元”已不存在。所谓的2012年6月13日的借款50万元和2012年6月4日的借款76万元，更是早已处理完毕，该两笔款项在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中都没有提及。故曾威提供的《保证承诺书》是一份内容虚假的证据。通过上述分析，曾威通过欺骗和威逼手段套取柴伟良的钱财，涉嫌“套路贷”犯罪。一审法院却对诸如《保证承诺书》、曾威陈述等予以采信，而对柴伟良提供的证据和申请却直接或变相否定，显失公正。终上所述，曾威本人且指示曾强将柴伟良从吴祖龙处借来的200万元转走或取走，之后却拒不承认，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请求二审法院保障柴伟良的基本诉讼权利，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判，对涉嫌范围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审中，柴伟良补充上诉意见：既然曾威已认可案涉200万元由其取得，而2014年的调解案件已生效执行，在此种情况下，曾威实际重复收到200万元，与事实不符。
曾强辩称，曾强仅是受曾威委托取款，不构成不当得利。
曾威辩称，案涉200万元是柴伟良归还其借款，曾强仅是代为取了部分款项，该笔款项在2014年已经进行了对账处理。
柴伟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曾威、曾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200万元并赔偿柴伟良自2013年5月28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4月28日止的利息为18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7日、28日，曾威或曾威委托曾强分六次从柴伟良银行账户中转走、取现共计200万元，2013年10月21日，柴伟良出具保证承诺书，载明：本人柴伟良向曾威借款一事，双方于2013年10月21日对帐一致，认定借款金额806.5万元……，该承诺书还约定了还款计划和借款利息的计算。2014年9月4日，曾威以柴伟良、黄萍未归还前述承诺书中载明的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以（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对该案调解结案。该调解书载明：柴伟良、黄萍应归还曾威借款516.5万元及利息83.5万元。
2015年1月4日，柴伟良、黄萍不服（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认为该调解书未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对证据未进行质证，违反法定程序，保证承诺书是曾威通过欺骗手段所得，故申请再审。2015年1月29日，一审法院以（2015）嘉海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柴伟良、黄萍的再审申请。同时，柴伟良自认，在（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和（2015）嘉海民申字第1号案件中，其均提交了曾威、曾强从其银行账户中转走、取现共计200万元的相关证据。
另查，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出具的（2016）浙0481民初4719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柴伟良曾向吴祖龙借款，由金雁玲于2013年5月27日汇款200万元给柴伟良，因柴伟良未还款，吴祖龙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柴伟良、黄萍共同归还吴祖龙2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首要条件。本案中，威曾或其通过曾强从柴伟良处取得的200万元，柴伟良对此是明知的，曾威也认可该200万元是柴伟良向其归还的借款，故曾威、曾强取得该200万元并非不当得利。柴伟良关于（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调解时，未将曾威从其银行卡中取得的200万元计入，而（2016）浙0481民初4719号民事判决书又判决其归还吴祖龙200万元，导致其双倍支付200万元的陈述，系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且已经通过申请再审（被驳回）的方式行使了权利。综上所述，柴伟良关于曾威、曾强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柴伟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840元，由柴伟良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中“他人受有损失”、“没有合法根据”系构成不当得利的必要要件，且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对上述要件负有举证责任。柴伟良要求曾威返还不当得利的理由为：（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并未将案涉200万元已还款计入在内，现该案已经执行，故案涉200万元属于多支付款项，应属不当得利予以返还。本案中，柴伟良主张案涉200万元系向曾威的还款，曾威也认同系对其还款，且柴伟良也认可其已将上述案涉200万元所涉的银行凭证在（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中提交。在此情况下，柴伟良主张2014年10月20日的（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未计入案涉2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柴伟良并不能证明其多支付了200万元及曾威取得2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其请求曾威返还不当得利，本院不予支持。曾强系受曾威委托取款，并未实际取得利益，故柴伟良要求曾强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另外，依据2014年10月20日的（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并结合曾威取得案涉200万元发生在上述案件调解结案之前的事实，本案已可以认定柴伟良要求曾威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此情况下，柴伟良上诉有关2013年10月21日的《保证承诺书》系在曾威的欺骗和威逼下出具的虚假证据，本案应采信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的主张，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实际意义。一审未采信该《协议书》也未准许柴伟良的鉴定申请正确。
综上，柴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40元，由上诉人柴伟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灿
审判员 倪 勤
审判员 陈 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