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26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杨振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茜，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玮，女，198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现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益刚(系廖玮丈夫)，男，197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联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玮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9民初8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厦门联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厦门联合公司不向廖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175,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廖玮支付厦门联合公司鉴定费3,300元。事实与理由：1、2016年9月至10月廖玮共有4.5天未上班，虽然其在公司电脑系统中已递交了请假申请，但未获批准。廖玮作为人事经理，应在获批准后才可休假，否则视为旷工。2016年10月13日公司在与廖玮工作交接时，发现其所递交保管的公章中有一枚私刻公章，廖玮称是从离职的业务员的抽屉中搜出来的，但其未及时将情况上报，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失职行为。鉴于上述两点原因，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廖玮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且将打印版本当面递交，廖玮拒绝接收，因廖玮拒绝告知邮寄地址，公司无法寄出纸质通知。廖玮提供的《解除通知》不是公司出具的，廖玮负责保管公章，《解除通知》系廖玮擅自加盖公章伪造的，且其格式与公司规定的解除通知样式不同，也没有写明不胜任的事由，故公司对其真实性和内容均不予认可。对于鉴定意见书，公司认为不能证明《解除通知》是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打印并盖章出具的，只能证明打印体字迹及盖章形成的先后顺序。公司系因廖玮严重违纪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并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违纪事实的存在，故系合法解除，不同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关于计算赔偿金的工资基数，公司仅确认廖玮的工资由公司每月转账和现金发放的两部分构成，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共计10,000元/月，2016年3月至9月为12,000元/月，月均10,439.25元。至于负责人黄建勋、股东黄国贺每月个人转账给廖玮的钱款系相关利益方、关联企业支付的劳务费，厦门联合公司系一大型集团化企业，关联企业众多，廖玮时常会根据集团要求至其他公司提供劳务，这些劳务所得每月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并非固定的金额，不应作为廖玮工资的组成部分，故廖玮每月工资15,000元的主张缺乏依据。2016年2月的30,000元是廖玮为上海东擎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擎公司”)办理快递资质申报，公司为了奖励廖玮，给予的一次性劳务报酬，并非工资。一审判决将上述两部分钱款均计入廖玮的工资总额，继而认定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7,500元，显属不当。
廖玮辩称：1、因被公司知晓其要二胎备孕，公司招聘到人事总监后，想方设法捏造事实辞退其。其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通知解除的电子邮件，应以其提供的《解除通知》为准，相关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亦说明《解除通知》是有效的。《解除通知》是其在2016年10月14日向人事总监富某某要来的，当时其要求公司不要电子邮件通知，要书面形式的，之后其和同事告别，回来后发现《解除通知》和退工单就放在办公桌上。公司以其不胜任人事经理岗位为由突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但并没有提交不胜任岗位的任何证据，属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2、仲裁审理时公司明确表示辞退员工不发纸质解除通知，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但在一审时公司却提供了规定的解除通知样本，现在公司又称将电子邮件打印版本当面递交，其拒收，且其拒绝告知邮寄地址，纸质通知无法寄出，可见公司对解除通知的形式及送达陈述不一，前后矛盾，无法采信。对于电子邮件中罗列的解除事由，其认为其每次请假都履行了请假手续，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会休假，对此已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若存在旷工，公司是不会全额发放其2016年9月、10月工资的。2016年10月13日其与总裁助理童某对其保管的公章进行了交接，《公章交接清单》证明已经完全交接清楚，没有问题，之后突然冒出来一枚公章，公司称其伪造公章或保管了他人私刻的公章，而这枚公章在交接清单上根本不存在，公司企图嫁祸于其，捏造事实。因此，公司主张的解除事由均不成立；3、关于工资构成，对黄建勋、黄国胜每月转账给其的钱款及2016年2月公司转账给其的30,000元的性质，公司几次陈述不一，不应采信。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保存至少两年以上的工资记录备查，本案中详细的工资清单应由公司提供，如未提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事实上，黄建勋、黄国胜每月转账给其的是固定发放的现金工资，30,000元是公司支付的年终奖，此有银行交易明细、其与尤秋霞的QQ对话记录、其与冯淑瑜的短信记录等为证，故该两部分钱款都是工资的组成部分，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7,500元，一审判决以此为基数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厦门联合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厦门联合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厦门联合公司不向廖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2、要求判令廖玮支付厦门联合公司鉴定费3,3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廖玮于2011年10月17日入职厦门联合公司，担任人事经理一职，双方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廖玮负责保管公章，2016年10月13日，廖玮办理了公章交接，将公章交由厦门联合公司的其他员工保管。次日，厦门联合公司与廖玮解除劳动关系，廖玮收到了盖有厦门联合公司公章的《解除通知》，该通知载明：“廖玮女士：很遗憾的通知您，经综合评定，我们认为您并不胜任我司的人事经理岗位，现决定即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请立即办理工作交接手续。特此通知。”同日，廖玮亦收到了厦门联合公司出具的《外来从业人员退工备案登记表》。
2016年12月7日，廖玮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为虹劳人仲(2016)办字第1626号〕，要求厦门联合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
该案在仲裁审理期间，厦门联合公司申请对廖玮提交的《解除通知》打印字体及公章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解除通知》落款处“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印章与相交叉的打印体字迹的形成先后顺序为先形成打印字体，后盖印章。
2017年3月29日,虹口区仲裁委作出裁决，厦门联合公司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及鉴定费3,300元。厦门联合公司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审理中，就双方争议的厦门联合公司是否应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及鉴定费3,300元，双方各执己见。
厦门联合公司认为，一、厦门联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客观存在。厦门联合公司的解除通知是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给廖玮的，理由是旷工和发现私刻的印章不及时报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1、关于考勤问题。厦门联合公司的员工手册、年休假规定、考勤制度、请假制度廖玮都是明知的，而且操作全公司执行这些制度是其工作期间的主要内容之一。廖玮现在的实际出勤情况，已经达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程度，公司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是完全合法正当的。2、关于私刻印章问题。厦门联合公司出具的印章保管记录里不包括涉案印章，涉案印章真实客观是在廖玮移交的全部印章实物中；廖玮对报案信真实性认可，说明涉案印章的客观存在；廖玮没有证据证明此印章的刻制及其保管符合公司规定；公司印章管理规定是廖玮在职期间向全公司公布实施的，但廖玮现在不认可，显然属于不诚信；根据证据规则，对于不认可的证据，不能引述其中的内容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公司印章管理规定及廖玮私自保存私刻印章的相关证据，应被法院采信。故解除廖玮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解除。
二、廖玮出示的《解除通知》是虚假的。厦门联合公司给廖玮出具的解除通知是电子邮件形式，厦门联合公司把邮件打印件给廖玮，廖玮没要。仲裁时，廖玮却拿出了另外一份加盖了印章的纸质版《解除通知》。公司认为廖玮所持的纸质版《解除通知》是虚假的：1、《解除通知》形式虚假。厦门联合公司历来给员工的通知形式，就是电子邮件以及加盖了厦门联合公司印章的退工备案登记表，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廖玮手中的纸质版《解除通知》。2、《解除通知》内容，再次印证了此文件的虚假性。⑴廖玮多年任人力资源经理，知晓以“不胜任”为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基本程序，廖玮拿到《解除通知》后却没有对所用理由及形式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⑵《解除通知》显示廖玮需要收到此通知后进行工作交接，实际上，廖玮的工作交接是10月13日就进行完了，厦门联合公司10月14日再出此内容的通知，不符合逻辑；⑶《解除通知》显示的内容是不胜任，而厦门联合公司解除的理由都是围绕着“旷工缺勤”和“私刻印章”；⑷厦门联合公司对廖玮岗位没有考核制度，因此就不可能出现是否胜任的结论；⑸厦门联合公司对廖玮的工作不满意已经有一段时间，廖玮对于即将被解除劳动关系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在此期间公司印章一直在廖玮手里保管，不排除廖玮利用保管印章之便，自行制作多个虚假离职文件的可能；⑹10月14日被解除，12月7日才申请仲裁，不排除廖玮在是否使用虚假《解除通知》问题上的犹豫；⑺仲裁期间确实对廖玮持有的《解除通知》进行了司法鉴定，但鉴定结论仅限于是先打字后盖章，符合文件制作的一般流程，不能证明这份文件的其他问题。3、《解除通知》的来源没有合法性。
三、廖玮的工资数额不是仲裁认定的每月15,000元。1、廖玮工资标准。(1)入职登记表显示廖玮希望的工资为8,000元，厦门联合公司没有理由给她更高，而且劳动合同里显示更低；(2)厦门联合公司个税表显示其实际工资金额；(3)对于这些工资，廖玮本人制作工资表，事后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厦门联合公司个税表及明细表显示工资标准属实。2、30,000元问题。廖玮为厦门联合公司某个关联公司承担了某个具体重大劳务，本着公平原则，相关公司给予一次性劳务补偿，合情合理，该部分是偶然收入，不是工资性收入。3、关于现金工资问题，对于现金工资厦门联合公司从来没有否认，具体以公司明细表为准。4、个人银行转账工资，厦门联合公司没有此笔工资支出，廖玮本人也当庭承认转账涉及多个关联公司。鉴于厦门联合公司公司私营性质，廖玮为关联公司提供劳务，得到老板个人给付的劳务费符合常理。这些劳务费不是廖玮的法定收入，不应计算为廖玮的工资收入。
四、廖玮的工作不称职问题。尽管厦门联合公司对廖玮的岗位没有考核制度，但并不表明廖玮的工作就完全符合公司的要求，其工作也完全达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标准。
廖玮认为，一、厦门联合公司违法解除廖玮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1、2016年10月14日厦门联合公司以廖玮不胜任工作为由，单方解除与廖玮的劳动合同，但并没有提交廖玮不胜任工作的任何证据，故应属于违法解除。2、厦门联合公司因提交不了廖玮不胜任工作的任何证据，遂转而捏造其他理由，但厦门联合公司出具的书面《解除通知》已证明一切，该《解除通知》已经司法鉴定确认。3、关于解除部分，厦门联合公司捏造的事实存在多处矛盾，不仅证人证言互相矛盾，厦门联合公司提交的证据与自身说法互相矛盾。
二、关于廖玮工资。1、双方争议的第三部分工资：第三部分工资的打卡记录是客观存在的，与尤秋霞的QQ聊天记录也能直接能证明，廖玮最后一个月2016年10月的第三部分工资就是尤秋霞在2016年11月4日转入的。根据法律规定，企业应保存至少两年以上的工资记录备查，故详细的工资清单应由厦门联合公司提供，举证责任在厦门联合公司，如厦门联合公司未提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就此争议，厦门联合公司捏造的事实存在多处矛盾：(1)厦门联合公司在仲裁第一次庭审时称，第三部分工资是公司的业务款；(2)厦门联合公司在仲裁第二次庭审时否认了第一次庭审的说法，称第三部分工资是让廖玮转发给其他员工的现金工资，多出来的是廖玮多申请的工资；(3)厦门联合公司在法院2017年6月6日的庭审中再次否认前两次的说法，改称系公司发给其他公司人员的劳务，并非工资；(4)厦门联合公司在法院2017年11月21日的庭审中又再一次推翻之前的说法，称是老板个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公司发的，是发给公司管理层的劳务，剩下来的就是廖玮的。厦门联合公司前后矛盾的表述只能说明厦门联合公司在歪曲事实，同时也证明了确实有第三部分现金工资的存在，只是厦门联合公司否认不存在廖玮的第三部分现金工资，而面对每个月多出来的部分，只能草草的解释为廖玮多申请的工资，后又改口为劳务费。2、关于30,000元奖金：2016年2月5日，廖玮与冯淑瑜的短信对话中，冯淑瑜称“我们在开会。你的银行账户和详细的开户行给我下”、“公司有额外的奖励给你”，廖玮给了账户后即收到30,000元转账，同时转账时公司备注：年终红包，说明支付主体是公司，而不是老板个人，故30,000元的奖金是廖玮的工资组成部分。厦门联合公司的陈述亦存在矛盾之处：(1)厦门联合公司在2016年12月27日的仲裁庭审中称“年终奖3万元是公司老板个人的表示”；(2)厦门联合公司在2017年6月6日的法庭庭审中改称“3万元是其它公司给廖玮的报酬”，同时指出，冯淑瑜是上海洋裕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裕公司”)的财务，也就是说其他公司即是洋裕公司；(3)厦门联合公司在2017年9月8日的法庭庭审中再一次改称30,000元是东擎公司给廖玮的暗奖。
三、关于厦门联合公司所谓的廖玮违纪。1、关于考勤。(1)廖玮是在已履行请假手续，并获得批准后才休假的，且每个月工资发放均获得了审批的，不可能2016年9月份的有请假公司还支付工资；(2)并非像富某某所称的与廖玮沟通过，如果有，厦门联合公司亦从未提供过证据材料。2、关于私刻公章。(1)公章交接清单中明确表明：“2016年10月13日，廖玮已将以下印章与童某进行交接，无任何纠纷”；(2)此印章为公司的单方面行为，与廖玮无关。在仲裁时，厦门联合公司最开始只是说廖玮保管了他人私刻的公章，而到仲裁第二次开庭开始至今，就改口为廖玮私刻公章，前后矛盾更加印证了厦门联合公司随意捏造违纪事实的行为。
四、关于冯淑瑜身份：冯淑瑜是公司高管，是廖玮直属领导。其在拟证明廖玮违纪时，其系厦门联合公司的参与者；在拟证明30,000元与厦门联合公司无关时，其又辩称与厦门联合公司无任何关系，存在矛盾之处。
一审中厦门联合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员工手册确认书，证明廖玮知悉员工手册内容，尤其知道其应该遵守的公司管理制度；证据2，考勤管理制度及公示截屏，证明廖玮知悉公司考勤制度，不来上班需要请假，未经批准视为旷工；证据3，2016年9月、10月廖玮的考勤记录，证明廖玮旷工累计已经达到解除劳动合同标准；证据4，公司印章管理规定，证明公司印章的刻制、使用、保管都是有规定的；证据5，廖玮签署的公司印章保管责任书，证明廖玮陆续保管公司各类印章；证据6，廖玮移交公司的私刻公章图样，证明廖玮移交的所有保管的公章中，多了1枚公司公章，而该公章的刻制和使用都没有正常的审批记载，属于私刻；证据7，厦门联合公司解除廖玮劳动合同邮件，证明厦门联合公司按照管理制度和正常程序操作流程，以违纪为由解除廖玮的劳动合同关系并通知了廖玮；证据8，厦门联合公司代扣个税统计表，证明廖玮的月收入不是每月15,000元；证据9，入职申请表，证明廖玮的实际工资数额；补充证据1，员工手册相关页及年休假规定，证明廖玮知悉员工手册内容，尤其知道其应该遵守的管理制度；补充证据2，2016年度廖玮请假统计表，证明廖玮知悉考勤制度，不来上班需要请假，未经批准视为旷工；补充证据3，01534号公证书P37、39页，证明廖玮代表厦门联合公司发布了印章管理规定；补充证据4，01534号公证书P53-54页，证明廖玮移交的印章包括了1枚私刻的公章；补充证据5，廖玮移交的私刻印章报案信及受理回执，证明廖玮移交的印章确属私刻，厦门联合公司已经采取报案止损措施；补充证据6，01534号公证书P46页，证明表单类用印不需要单独审批，廖玮退工单属于表单；补充证据7，厦门联合公司冯总的邮件，证明表单类用印不需要单独审批，廖玮退工单属于表单；补充证据8，廖玮操作的3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邮件，证明厦门联合公司没有签发特制的纸质《解除通知》；补充证据9，2016年10月印章统计表，证明10月用印记录里没有廖玮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用印记录；补充证据10，企业QQ截图，证明人力资源操作手册是廖玮制定、发布并在公司实行的；补充证据11，厦门联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样本，证明廖玮持有的《解除通知》与样本不一致；补充证据12，一套人力资源操作手册2016版；补充证据13、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的工资明细单。
廖玮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但是与解除理由无关；对证据3，厦门联合公司没有提供10月的考勤记录，如果有未考勤的情况，廖玮都是请假的，上级主管都有回复是同意的，仲裁期间厦门联合公司也是认可的；对证据4，有异议，公证书只能证明邮件进入的过程，不能证明邮件是廖玮发的，廖玮的邮箱、密码，厦门联合公司都是掌握的，可以随时发邮件，修改密码的；对证据5，无异议，证明廖玮没有厦门联合公司所述的另外一枚章；对证据6，有异议，印章是厦门联合公司单方行为，与廖玮无关，厦门联合公司在第一次仲裁开庭的时候，说廖玮保管了他人私刻的公章，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就说廖玮持有了私刻公章，前后矛盾，更加印证了厦门联合公司随意捏造违纪事实的行为；对证据7，邮件的真实性不认可，2016年10月14日下午15点左右，廖玮就无法登陆系统了，廖玮提供了相关的视频，所以没有收到相关解除邮件，而是收到的纸质《解除通知》，所以不知道厦门联合公司是因为违纪解除廖玮的；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厦门联合公司存在除了应税工资以外的工资，所以不认可厦门联合公司的统计金额；证据9，廖玮不记得了，即使是真实也是2011年的，廖玮入职厦门联合公司后有职位调整，也有调薪，第二份劳动合同签订的是15,000元，只是厦门联合公司不愿意拿出来。仲裁期间，第一次庭审笔录中厦门联合公司计算的平均工资是11,166.67元，所以厦门联合公司陈述前后矛盾；对补充证据1，无异议；对补充证据2，应该与证据2结合看，两者有矛盾的地方，说明厦门联合公司在制作考勤记录表存在造假的情况，其中2016年4月15日之前的请假都是2016年4月18日的12点07分，可见是厦门联合公司编造的；对补充证据3、4，真实性不认可，廖玮的QQ邮箱，厦门联合公司随时可以登录，公证书只能说明邮件登录的过程，邮件不是廖玮发的，且这个邮件中，是其他公司的章，与厦门联合公司无关；对补充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报案情况都是公司单方陈述，并无任何证据，且《解除通知》经鉴定系真实有效，另，在法庭庭审中，厦门联合公司陈述找不到廖玮的劳动合同，但却又显示厦门联合公司提供给了公安，说明公司明显在刻意隐瞒一些事实；对补充证据6，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认可，公证只能证明登陆的过程，不能证明邮件是廖玮所发；对补充证据7，不认可，在仲裁期间，厦门联合公司陈述的冯淑瑜是公章审批人，且厦门联合公司所述的情况与其提供的不一致，说明厦门联合公司前后捏造事实的行为；对补充证据8，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9，是公司单方面制作，不认可，且就印章的使用与证人陈述不一致；对补充证据10，不认可，是公司伪造的；对补充证据11，不认可，厦门联合公司应该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出具书面通知，但是厦门联合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8，证明不需要提供书面通知，说明两者证明目的相互矛盾，格式样本是公司出具的，只有公司知道，与本案无关；对补充证据12，厦门联合公司没有按照这个执行，厦门联合公司提供的解除通知，虽然廖玮不认可，但是与这个手册中的样本也不一样的；对补充证据13，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廖玮提供的证据存在第三部分工资的事实，2016年11月4日的银行流水能证明2016年10月的工资情况，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确定了工资的标准，但是厦门联合公司未提供，举证责任在厦门联合公司。
一审中廖玮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解除通知》，证明厦门联合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以廖玮不胜任工作为由，违法辞退了廖玮，并出具书面解除通知；证据2，退工备案登记表，证明厦门联合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为廖玮办理了退工登记备案手续，厦门联合公司、廖玮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0月14日解除；证据3，《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合法有效，证明了《解除通知》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证据4，录像资料，证明厦门联合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向廖玮出具了书面解除通知的事实，证明了《解除通知》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证据5，2016年2月至11月银行交易明细、短信聊天记录、与尤秋霞的企业QQ聊天记录，证明工资基数为15,000元，年终红包30,000元，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7,500元；证据6，公章交接清单，证明2016年10月13日廖玮已将公章交接完毕，且不存在厦门联合公司提到的那枚公章，证明厦门联合公司捏造违纪事实；证据7、企业QQ请假照片，证明廖玮已经在系统中提交了请假申请，又通过QQ向上级请假，并提醒上级在系统中审批，上级在QQ中回复“好的”，现厦门联合公司仍将廖玮作旷工处理，说明厦门联合公司是在发生仲裁争议后，才捏造、拼凑廖玮旷工的事实；证据8、厦门联合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的证人证言，厦门联合公司与该证人的陈述漏洞百出，证明厦门联合公司串通他人捏造违纪事实。
厦门联合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公章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使用记录，因为廖玮保管公章，所以不排除自制这份材料的可能性，解除的内容上，与廖玮自己发布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内容和格式，都不一样的，公司不可能以这个不胜任的理由来解除廖玮；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个是一个表单，根据公司的规定，表单不需要厦门联合公司的特别的高管签批程序，且表单上的盖章与《解除通知》上的盖章不一致；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鉴定报告只能证明先打印后盖章，不能证明其他内容；对证据4，真实性、证明目的及合法性不认可，谈话内容没有显示解除通知书的形式和内容；对证据5，厦门联合公司个税表显示工资标准属实，没有证据表明廖玮每月15,000元，30,000元是廖玮为多个关联公司提供了劳务所取得的一次性劳务补偿，不是工资性收入；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不能排除除此表外还有其他的公章，厦门联合公司的证据显示廖玮确曾保管私刻的公章；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不认可QQ中的回复“好的”，只是说明知道了，但是根据规定，应该以最后的审批批准为准，不能达到廖玮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话是发生的，是在特定的问题进行的对话，不能达到廖玮所述的厦门联合公司给过廖玮《解除通知》的证明目的。
一审审理中，厦门联合公司、廖玮分别提供了第二次补充证据材料。
厦门联合公司提供了第二次补充证据为：证据1，冯淑瑜社保单，证明冯淑瑜的身份是厦门联合公司股东单位的高管；证据2，尤秋霞社保单，证明尤秋霞身份是厦门联合公司总公司财务人员；证据3，陈碧华的证词，证明廖玮确实为东擎公司提供了劳务，老板个人确实支付了劳务费；证据4，冯淑瑜的证词及附件(附件1东擎公司工商信息、附件2东擎公司快递资质证书、附件3国家邮政总局部分快递许可文件网页下载、附件4冯淑瑜收到廖玮邮件)，证明廖玮确实为东擎公司快递资质申报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并取得成功，老板个人指示给予廖玮特别奖励30,000元，但不是工资性收入。
廖玮对第二次补充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不认可，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在很多城市有分公司，负责人大多是杨振灵和冯淑瑜，其实就是只有一套人员进行管理，对外用不同的公司名称而已，于社保缴费单位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证明内容不认可，尤秋霞的社保缴款单位众多，厦门联合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尤秋霞是直接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廖玮负责的工资部分就是移交给尤秋霞的，廖玮最后一个月工资就是尤秋霞转入的；对证据3，不认可，陈碧华不是公司的人员，并不了解公司的情况；对证据4，冯淑瑜的证词不认可，其与厦门联合公司有利害关系，但是她的证词反而证明了廖玮的工作内容中是有制作工资单的，而且冯淑瑜在富某某入职之前是廖玮的直接领导，附件1、2、3真实性认可，但不能得出厦门联合公司拟证明的内容，附件4真实性难以确认，厦门联合公司故意混淆几个公司，目的在于否认30,000元是年终红包，而且对于该笔钱款，厦门联合公司陈述前后矛盾，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廖玮提供了第二次补充证据材料为：证据1，仲裁笔录，证明关于30,000元和第三部分工资，厦门联合公司在仲裁和法院的庭审时，说法前后矛盾；证据2，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的工资清单，说明工资分成三部分，应税工资2016年4月之前是10,000元，之后是12,000元；证据3，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廖玮的工资是15,000元。
厦门联合公司对第二次补充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仲裁时称30,000元的奖金是老板的个人意思表示，第三部分工资是没有的；对证据2，表格怎么来的不知道，不认可；对证据3，这两笔不是工资，只是关联公司给的劳务费，老板指示尤秋霞打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没有第三部分工资。
嗣后，厦门联合公司、廖玮再次分别提供了第三次证据材料。
厦门联合公司提供了第三次补充证据为：证据1，01535号公证书38-39页，与廖玮交接过程中发现私刻的公章，临时加入解除理由；证据2，01534号公证书47-50号，证明与廖玮移交过程中发现私刻的公章；证据3,01534号公证书56-57页，证明解除廖玮劳动合同通知本人，理由是旷工和私刻公章；证据4,01534号公证书58-60页，证明解除廖玮劳动合同通知同事，理由是违反公司纪律；证据5，富某某2016年10月13日汇报邮件，证明厦门联合公司拟廖玮先交出工作，视交接情况后解除通知，理由是违反劳动纪律；证据6，富某某2016年10月13日邮件，证明与廖玮公章移交过程中发现1枚印章私刻，1枚印章丢失；证据7，廖玮离职流程邮件，证明没有涉及廖玮手中《解除通知》的任何内容；证据8，富某某给公司高管邮件，是公司高管预审全员通报稿，理由是考勤和公章问题；证据9，廖玮请假记录，证明廖玮的旷工情况；证据10、童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廖玮移交的印章中存在私刻印章1枚及其也没有给廖玮手中的《解除通知》加盖印章。
廖玮对第三次补充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8，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廖玮收到的《解除通知》上解除理由为不胜任工作，且童某在《印章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无任何纠纷，同时证明了冯淑瑜是公司高管，而非洋裕公司的财务；对证据9，真实性无法确认，相反证明了廖玮履行了请假手续；对证据10，童某与富某某辞退廖玮的，与厦门联合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童某与廖玮签订的《印章交接清单》，是认可其中内容的。
廖玮提供了第三次补充证据为：证据1、2，银行明细，证明第三部分工资客观存在，而且有规律性；证据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各企业公示信息，证明厦门华商纵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华商纵横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厦门联合公司、东擎公司、洋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监事、股东、董事情况，就是不同公司抬头，一套管理班子；证据4，《关于2016年各部门人事任命的决定》，文件抬头是3个公司，说明是三家公司都是一套管理班子，刘小琴是行政经理，所有的行政工作都是刘小琴负责，廖玮负责人事，所以东擎公司的快递资质是刘小琴与其他人办理的，与廖玮无关，也能反映冯淑瑜是风控部的经理，她也是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向委员会汇报，所以她是公司高管，不是监事，其证言不可信。
厦门联合公司对第三次补充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相信廖玮以银行清单来统计的，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交易记录显示每个月廖玮收到个人转账的一笔钱，再打给其他个人的钱，是其他关联公司给的劳务费，根据每个月的情况来确定的，不是一个法定的工资性的收入，没有规律性可言；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同公司的业务侧重点不一样，人员配备也不一样，有的人员会有交叉，所以不是廖玮所述的全部都是一套人员；对证据4，文件的真实性认可，为了节约成本，公司很多事情是一起决定的，冯淑瑜的身份是公司监事，有工商登记的，文件能够证明很多管理人员为其他公司提供劳务的，其他公司支付相应的劳务费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在本案中，廖玮已按厦门联合公司要求于2016年10月l3日将其所保管的公章移交给公司其他员工保管，廖玮已不再保管公章。厦门联合公司称其未在廖玮持有的《解除通知》上加盖公章，系廖玮自己出具，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根据在仲裁审理期间所做的鉴定结论，已确定日期为2016年10月14日的《解除通知》系先形成打印体字迹，后加盖公司印章，符合正常公文出具程序，故该《解除通知》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的理由一节，厦门联合公司坚称解除理由为廖玮存在旷工、发现私刻公章未及时上报的行为，并以电子邮件形式的解除通知书告知、送达廖玮。廖玮则认为厦门联合公司以《解除通知》所载理由，即不胜任人事经理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虽然厦门联合公司、廖玮在庭审中各自陈述了解除事实，并且多次递交证据，用以印证相应的观点。然，厦门联合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电子邮件的解除通知书送达廖玮，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廖玮存在不胜任人事经理的情况，故厦门联合公司所述解除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争议的30,000元是否属于发放廖玮的年终红包一节，根据目前厦门联合公司、廖玮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可以认定该款为廖玮在职期间因提供劳动而获得工资性收入的组成部分。至于廖玮的每月工资是否为15,000元一节，双方争议的是第三部分个人银行转账部分是否属于廖玮工资组成部分，首先，厦门联合公司按月发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次，根据厦门联合公司陈述支付的依据，结合廖玮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等情况，不难认定系厦门联合公司基于廖玮提供的劳动给付的相应价款，应属于廖玮的工资组成部分。另，本案廖玮在厦门联合公司工作将近5年，离职时已任人事经理，参与厦门联合公司包括员工手册在内各项规章制度的构建，但在处理员工工资发放的问题上，廖玮本可以发挥人事经理的专业知识，给厦门联合公司改进的建议，帮助厦门联合公司进一步合理、合法地规范操作，可廖玮却长期以其个人账户为厦门联合公司支付员工工资提供便利，由此造成了本案的龃龉。
综上，对厦门联合公司要求不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厦门联合公司要求廖玮支付仲裁期间的鉴定费一节，根据鉴定结论，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二、鉴定费3,300元由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一审中厦门联合公司提供了时间为2016年10月14日下午16：34，发件人为富某某，收件人为廖玮，名称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电子邮件，载明：“廖玮：2016年9月至今，你有多次请假未经审批同意，公司信息系统已经记录在案；另外，你负责保管公章，但发现有私刻的公章，不及时向上级领导如实报告，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立即解除劳动关系，工资结算至2016年10月14日。请你将手头工作进行交接，今天立即办理手续。”经质证，廖玮称对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6年10月14日下午15点左右，邮箱就无法登陆，所以没有收到过该邮件。仲裁及一审中，证人富某某、童某出庭作证，均称2016年10月14日富某某将电子邮件打印出来交给廖玮，上面未加盖公章，童某还称廖玮当时没有收。经质证，廖玮称其提供的2016年10月14日视频中富某某同意给其盖章的书面解除通知，但富某某在证词中表示给其的书面通知没有盖章，说明证人证词有假；童某与富某某辞退其的，与其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
关于工资构成，廖玮称其每月工资15,000元，分三部分支付，3,6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及个税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6,400元扣除个税后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余5,000元包括其他员工的工资通过负责人黄建勋的账户一并转入廖玮银行账户，2016年4月起上述三部分金额分别调整为3,800元、8,200元及3,000元，其中3,000元这笔通过黄国胜账户转入廖玮银行账户。第三部分钱款进入廖玮的账户后，廖玮再转账出去，受款方都是公司员工，这只能是工资；且银行交易明细清晰显示转账是每月发生的，而且发生的时间基本相同，只是逢节日、假日提前，非常有规律，金额也是固定的，符合发工资的规律；在个别月份，比如在2016年5月银行交易明细上，清晰地备注了“4月东擎现金工资8,008.98+联合106,877.65”，更说明了该部分是现金工资。同时，廖玮称其2015年还领取年终奖30,000元，故其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平均工资为17,500元。厦门联合公司则称，廖玮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月工资为10,000元，2016年3月至9月期间每月12,000元，分两部分发放，部分工资扣除社保费用以公司转账方式支付，部分以现金方式支付，并不存在廖玮所说的个人转账发放工资，转入廖玮账户的是其为关联公司工作的劳务费，30,000元也是一次性劳务费。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就其解除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解除程序的合法性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016年10月14日厦门联合公司向廖玮出具《解除通知》，以廖玮不胜任人事经理岗位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加盖了公章。厦门联合公司称其从未出具过《解除通知》，廖玮负责保管公章，解除通知系廖玮加盖公章伪造的。经查，廖玮在职期间确实负责保管公章，但在2016年10月13日已按公司要求办理了公章交接，在离职当天其并不掌握公章。此外，厦门联合公司怀疑《解除通知》系廖玮在事先加盖有公章的白纸上打印的，经司法鉴定该通知系先形成打印体字迹，后加盖公司印章，符合文件出具的正常程序，故《解除通知》是真实有效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的，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厦门联合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廖玮不胜任人事经理岗位，且公司在未对其进行培训或调整岗位的情况下即行解除权，与法相悖。
厦门联合公司称事实上其于2016年10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廖玮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以廖玮旷工及发现私刻公章未及时上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廖玮则表示当天下午15点左右邮箱已无法登陆，未收到该邮件。经查，上述邮件的发送时间为16：34，厦门联合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邮件已送达廖玮，故对该邮件本院难以采纳。对于厦门联合公司主张的上述解除事由，本院认为，公司称廖玮在2016年9月1日至10月14日期间旷工4.5天，即9月1日、13日、29日全天，9月7日、10月11日及13日各半天，廖玮虽然在该几天未上班，但事先均在系统内申请休假，履行了请假手续，且公司在9月、10月均全额发放廖玮工资，说明廖玮并不存在旷工。另外，厦门联合公司称在2016年10月13日与廖玮办理公章交接时发现多出一枚“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当时廖玮表示是业务员私刻的，其从离职的业务员的抽屉中搜出来的，但公司认为廖玮负责保管公章，其发现私刻公章未及时向公司汇报，违反公司印章管理规定，公司可以解除合同，但审理中廖玮称在公章交接时并没有多出此枚公章，而双方签收的《公章交接清单》上也没有显示，故公司以该理由将廖玮解除，事实依据不充分。因此，退一步讲，即便廖玮收到了公司发出的解除邮件，该邮件中所罗列的解除事由亦不成立。综上，厦门联合公司系违法解除，根据法律规定，应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于计算赔偿金的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包括工资、奖金等收入。廖玮称其每月工资15,000元，由公司转账、现金支付及负责人个人转账三部分组成，厦门联合公司仅确认前两部分，认为个人转账部分系廖玮完成关联公司工作发放的劳务费，不能计入工资总额。对此本院认为，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个人转账部分在每月5日左右进入廖玮银行账户，每月金额也较为固定，发放有规律，且廖玮是受厦门联合公司指派至关联公司提供劳动，该部分报酬应当作为工资的组成部分，故本院确认廖玮每月工资为15,000元。至于2016年2月发放的30,000元，厦门联合公司称是廖玮为东擎公司办理快递资质申报，公司发放的一次性劳务费，并非工资，但廖玮否认曾为东擎公司办理过快递资质申报，公司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对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廖玮提供的其与上级冯淑瑜的短信记录，证明了30,000元是公司额外的奖励，故廖玮关于30,000元是年终奖金的主张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纳。据此，廖玮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7,500元，结合廖玮在厦门联合公司的工作年限，一审判决厦门联合公司支付廖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厦门联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厦门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安
审判员 郭征海
审判员 易苏苏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何 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