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05民初2286号原告：黄伯英，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涛，吉林鹏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玉芳，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原告黄伯英与被告闫玉芳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伯英委托代理人王景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闫玉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伯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闫玉芳给付购纸款116367元、印刷费23000元共计139367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完毕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受理费由黄伯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5月，闫玉芳找到黄伯英，要求黄伯英帮助其在长春市第二印刷厂以较低的价格印制书刊，并向黄伯英讲明印制书刊的所有纸张在黄伯英处购买，黄伯英按照闫玉芳要求为其办理了印刷事宜，但闫玉芳迟迟不结清购纸款及印刷费，故诉至法院。黄伯英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黄伯英提交1999年5月25日至2000年2月26日间的收条共16张，其中第一部分7份收条（以下简称第一部分收条）分别为：1、1999年8月23日《收条》，载明“收到60g书写纸叁佰叁拾令×壹佰贰拾叁元，运费200元。”；2、1999年10月5日《收条》，载明“收到55g书写贰拾肆令，24×115元。”；3、1999年11月8日《收条》，载明“收到22g纸×52元.52令=贰仟柒佰另肆元正。”；4、1999年11月17日《收条》，载明“收到邮封纸52令×52元（伍拾贰令）”；5、1999年8月13日《收条》，载明“收到新民52g古板8件×11令×86元”；6、1999年12月7日《收条》，载明“收到开源850型70g10件×8令=捌拾令/×壹佰玖拾捌元”；7、2000年1月19日《收条》载明“收到牛皮纸壹令总计（1665元）壹仟陆佰陆拾伍元正”。以上收条落款处均显示署名“闫玉芳”，合计金额共计74031元。其中，第二部分3份收条（以下简称第二部分收条）分别为：1999年12月4日《收条》，载明“收到52g小古板4件×12令×78元，减2件”；1999年12月14日《收条》载明“收到52g古板纸7件×12令，每令100元，已付4500元。”；1999年12月15日《收条》载明“收到52g大古板纸陆件（6件×10令=60令）”，落款处均显示“圣鑫厂于宪福”。剩余第三部分6份收条（以下简称第三部分收据）分别为：1999年5月25日《收条》，载明“收到120g胶版贰件”、1999年6月15日《收条》，载明“收到60g书写纸肆件×10令”、1999年8月4日《收条》，载明“收到陆件52g小古板每件11令。”、1999年11月20日《收条》载明“80g牛皮纸10令（拾令），运费30元没付”、1999年12月4日《收条》“收到8令×5件，70g双胶”、2000年2月26日《收条》载明“收条22g邮封纸4件×26令即104令（壹佰零肆令）”。落款处均显示署名“闫玉芳”。收条中除上述蓝色字体书写内容外，均由黄伯英用黑色字体添加单价及总金额。（二）2000年1月20日，闫玉芳向黄伯英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黄伯英现金贰仟元正”，落款处有闫玉芳签字。（三）2017年9月18日，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长春市第二印刷厂于九九年承印了闫玉芳的书刊，后因某种原因闫玉芳没有付到印刷款，后经与黄伯英商量，将闫玉芳的印刷费转到黄伯英名下，总计23000元欠款，特此说明。”落款处有黄伯英签字及“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公章。本院认为，闫玉芳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的举证、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本院依法对收条中载明的内容予以采信。闫玉芳在黄伯英处购买纸张，系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买卖合同关系，闫玉芳出具收条，即表明其收到货物，但其未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构成违约。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闫玉芳应当支付欠款的数额为多少；2.闫玉芳是否应当给付黄伯英印刷费23000元。1.关于闫玉芳应当支付欠款数额为多少的问题。庭审中，黄伯英向法庭出示三部分共计16份收条，其中第一部分收条上均显示欠款数额及闫玉芳签字，共计金额为74031元，该部分收条内容完整并均由闫玉芳签字确认，所载数额本院予以确认。第二部分收条中均显示于宪福而未显示闫玉芳签字，在原告黄伯英未提交其他证据情况下，无法证明于宪福系闫玉芳代理人或闫玉芳已收到相应货物，故黄伯英依据第二部分收据向闫玉芳主张的欠款12732元本院不予保护。关于第三部分收条，六份收条中黑色字体部分系黄伯英自行添加，该部分内容未经闫玉芳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其中1999年6月15日、1999年8月4日、1999年11月20日、2000年2月26日收条中均仅显示货物种类及数量，未显示单价，但参照同期内形成的第一部分收条，可以分别确认上述四张收条中纸品单价，即60g书写纸123元/令、52g小古板为86元/令、牛皮纸166.5元/令、邮封纸为52元/令，则四张收条金额分别为4件×10令×123元=4920元、6件×11令×86元=5676元、10令×166.5元+30元（运费）=1695元、4件×26令×52元=5408元，共计17699元，该笔货款应当由闫玉芳向黄伯英支付。剩余1999年5月25日、1999年12月4日收条中仅显示制品种类、数量，未显示单价，且同期产生的收条中也没有同类货物可以参照单价，在黄伯英未提交其他证据情况下，无法证明两份收条中的货款金额，故本院不予支持。另，2000年1月20日闫玉芳因购买货物在黄伯英处借款2000元，并出具借条，双方形成借款合同关系。闫玉芳已收到所借款项，但未足额还款，构成违约，故本院对黄伯英诉请要求闫玉芳支付欠款2000元诉请予以支持。综上，闫玉芳应向黄伯英支付欠款数额为93730元。关于利息部分，双方未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故对于黄伯英主张的以欠款93730元为基数，自其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及违约金，本院予以支持。2、关于印刷费，黄伯英主张其代闫玉芳向案外人长春市第二印刷厂支付印刷费23000元，在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情况下，仅凭其提交的单方情况说明，无法确认闫玉芳与长春市第二印刷厂的欠款事实，亦无法证明黄伯英的代偿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伯英向闫玉芳主张的印刷款23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闫玉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黄伯英支付欠款93730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16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黄伯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7元、公告费260元，其中2452元由闫玉芳负担，1195元，由黄伯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 微人民陪审员 孙 斌人民陪审员 曹静波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董 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