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民终10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楠。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敏，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37391835H。
法定代表人：田树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辉，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组织机构代码：10456858-1。
法定代表人：何万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林强，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B座304号。
法定代表人：杨芳，该公司董事。
上诉人李楠因与被上诉人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曙集团）、原审第三人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营集团）、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龙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李楠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口头陈述，认定上诉人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一审法院不予认定《通知》、《放假通知》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属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法院混淆复工与解除劳动关系的概念，属认定事实错误。四、第三人签订的框架协议和共管协议不能对抗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华曙集团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五、一审法院认定养老保险记录与用人单位不是同一概念，没有查清事实。六、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7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工资流水没有显示华曙集团，因此不认定上诉人与华曙集团的劳动关系，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华曙集团辩称：华曙集团自2012年底全部停产，向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至2013年7月，自2013年8月至2015年3月，是北京鸿源龙嘉公司自主重新录用的上诉人，工资也不是华曙集团发放。自2013年8月，双方事实上已经解除劳动关系。截止2015年3月，华曙集团给上诉人代缴的社会保险全部中断。最迟2015年3月上诉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上诉人在2016年6月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华曙集团仅是代北京鸿源龙嘉公司给上诉人缴纳保险，代缴保险并不是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唯一要件。与高营集团进行谈判、签约以及后期履行，包括签订协议书，都是刘进文具体负责，虽然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否认《共管协议》、《协议书》，但刘进文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的请求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证据证明在仲裁时效范围内存在劳动关系。
高营集团辩称：2013年7月之后，由鸿源龙嘉公司出资盘活华曙集团的设备，并自行录用工人，工资也是由其发放，华曙未再发放过工资，以华曙集团的名义代缴保险与用工单位不是一个概念，实际用人单位是鸿源龙嘉公司。刘进文是代表鸿源龙嘉负责生产，并解决后期问题。
北京鸿源龙嘉公司辩称：1、北京鸿源龙嘉公司与高营集团、华曙集团及下属企业等均没有任何投资或持股关系，未参与过企业的经营或管理，我方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或派遣关系，不应成为第三人，应驳回上诉人对我方的起诉。2、北京鸿源龙嘉公司与高营集团仅仅是于2013年签订过《共管协议》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3、刘进文不是我公司的员工，和我方没有任何关系，刘进文在石家庄的行为仅仅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我公司。
李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3792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8984元，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的待岗生活费16576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不能补缴社会保险所造成的损失，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楠与被告华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三份，显示劳动合同期限为1998年5月1日至2008年3月31日。2012年12月底，被告华曙公司全面停产。2013年7月13日，第三人高营公司（甲方）、鸿源龙嘉公司（乙方）签订《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该协议第十三条载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华曙集团即解除与原职工的劳动用工合同，乙方有权自主录用华曙集团新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录用华曙集团原职工”。
2015年4月13日，工人代表郭振武向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被举报（投诉）单位华曙制药，单位负责人刘进文，内容摘要“华曙善合药业欠职工2、3月份工资总计1606200元，涉及职工249人”。2015年7月1日，在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和高营镇政府的见证下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为切实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消除其中相关各种顾虑，经相关各方充分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望各方共同遵守。一、相关各方一致同意销售生产方滞留厂区内的土霉素成品或半成品，其销售款专项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和养老保险，任何一方不得挪用。二、由镇政府与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双方共同设立销售款专用账户（如设立不成，另行商定）。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监督发放工人工资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金。三、涉及土霉素成品所有销售事宜均有工人代表具体操作实施，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和高营镇政府全程参与和监管，高营集团和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负其责做好配合工作。四、土霉素成品按市场价格合理出售。五、（1）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2）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生活保障金事宜另行协商。（3）优先解决主张权利的职工。（4）工人代表负责销售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等，河北高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买方顺利出厂”，该协议签字栏中显示有高营公司何立文、工人代表何雪松、郭振武签字，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进文）一栏有张宏普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2015年2、3月份的工资和养老保险依照协议进行了补发和补缴。2016年5月17日，原告李楠向被告华曙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被告未依法为其缴纳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未及时支付2015年2、3月工资、自2015年4月起未支付待岗生活费为由通知被告于2016年5月31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该邮件因无人受理退回。
2016年6月3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15年4月至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待岗生活费、补缴社会保险或赔偿损失，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2016年11月25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长劳裁字第5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提交通知两份主张2015年3月26日被告通知原告放假，该通知显示加盖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印章，被告以未加盖公司公章不予认可。关于华曙公司2012年12月底停工后的情况，原告称华曙公司于2013年8月复工，当时不需要原来那么多工人，分别于2013年8月、10月、12月重新招用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工人，第三人高营公司称2013年7、8月复工时的实际控制人为鸿源龙嘉公司，第三人鸿源龙嘉公司称不知情。关于举报（投诉）登记表和2015年7月1日协议书显示的刘进文、张宏普，原告称华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变更，复工后刘进文负责生产；被告和高营公司称共管协议签订后由鸿源龙嘉公司实际经营，复工项目的负责人为刘进文；第三人鸿源龙嘉公司称其未实际参与，刘进文不是该公司员工。同时，第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交仲裁庭审笔录显示张宏普出庭作证称签订2015年7月1日协议书时其代表刘进文，不代表鸿源龙嘉公司，当时只有刘进文的授权，只对刘进文负责。另，第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进文于2014年6月25日成立自然人独资的内蒙古华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土霉素碱生产销售。关于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原告称2013年7月至2015年1月不拖欠工资，2015年2、3月份工资是以华曙善合公司名义发放的，被告及第三人均否认该期间向原告支付过工资，同时，原告提交的该期间银行流水不显示向其发放工资的支付主体。关于保险缴纳情况，原告的养老保险缴纳记录显示其2015年12月之前的养老保险缴费所在单位为被告华曙公司。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银行流水、放假通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举报投诉登记表、被告提交的共管协议、协议书、第三人鸿源龙嘉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仲裁开庭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华曙公司2012年12月底全面停工，同时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及养老保险缴纳记录能够证明被告华曙公司2012年停产前原告系被告员工，其养老保险由被告华曙公司缴纳。
但，被告华曙公司2012年12月底停工后，第三人高营公司与鸿源龙嘉公司签订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和共管协议，就被告华曙公司的资产转让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协商安排，后于2013年7、8月份恢复生产至2015年3月。关于该期间的责任主体，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被告华曙公司、第三人高营公司、鸿源龙嘉公司均不认可其是责任主体，原告主张用人单位为被告华曙公司，但其提交的举报（投诉）登记表显示华曙善合药业欠原告等人工资，负责人为刘进文，且庭审中原告自认复工时重新招用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工人。2015年7月1日为解决拖欠原告等人2015年2、3月份工资及欠缴养老保险事宜所达成的协议书显示有刘进文授权的张宏普的签字确认，不显示被告华曙公司参与，且原告的2015年2、3月工资的支付及养老保险的补缴均按照该协议履行完毕，同时，原告提交的该期间的工资流水不显示发放工资的主体系被告华曙公司，且被告不予认可，同时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显示的缴费所在单位与用人单位不是同一概念，不能证明2013年7月之后用人单位是被告华曙公司，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被告赔偿原告不能补缴社会保险所造成的损失的诉请，不符合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楠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华曙集团已于2012年12月底全面停产。因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及《关于石家庄华曙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转让过渡期之共管协议》，从2013年7月直到2015年3月再次停产，均由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招录工人并实际经营管理，在再次停产之后，河北高营集团与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刘进文）以及工人代表于2015年7月签署《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销售款解决职工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据实发放）”“如土霉素成品及半成品不足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险，则由北京鸿源龙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补齐。”上诉人2015年2-3月工资及拖欠的社会保险已按上述协议履行完毕。综上，虽然华曙集团尚未注销工商登记，北京鸿源龙嘉公司及刘进文在实际经营中也曾使用过华曙集团“办公室公章”以及以华曙集团的名义为上诉人补缴了保险，但2013年7月之后，华曙集团既未实际组织管理生产，也未给上诉人发放工资，华曙集团已非实质意义上的用工主体。上诉人主张其与华曙公司劳动关系存续至2016年5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上诉人超过仲裁时效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李楠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东霞
审判员 姜瑞祥
审判员 赵 林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ＸＸ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