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9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奉新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奉新县城北大道。统一信用代码：91360921685955896B。法定代表人：余建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清勇，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萌，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美玲，女，198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饶平县人，住江西省靖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潜少锋，江西双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奉新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美玲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靖安县人民法院（2017）赣0925民初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博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清勇、周萌，邱美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潜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博祥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邱美玲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邱美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该刑事判决书（指宜春中院作出的（2017）赣09刑终150号判决书，以下简称刑事判决书）与本案部分事实竞合，但博祥公司与余业民并非同一责任主体，两起案件所涉的法律关系亦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亦不能由此推翻双方在意思自治原则下所订立的民事协议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债具有同一性，即在债发生变更、移转等情形时，债的关系不失其同一性，其法律效力依旧不变，不仅其原有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其从属权利亦仍继续存在，债的变更是在不损及债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债的主体或内容的改变，即债的变更应保持与原债相同的实质属性。本案中的“债”正是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余业民向邱美玲非法吸收的存款，而后在没有损害债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将该非法吸收的存款通过主体变更导致出现了博祥公司承担的“债”，该刑事判决书已对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所谓的“债”作了认定，即邱美玲和余业民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和被告人，即使经过所谓的“债务转移”，也不能改变债的同一性，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所谓的“债”的法律效力依旧不变，其原有的各种利益、抗辩及从属权利仍继续存在，所以虽然博祥公司与余业民不是同一责任主体，法律关系亦不相同，但不能否认上述两个“债”的同一性，一审法院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二、刑事判决书已查明邱美玲与余业民在本案中的关系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与被告人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规定的平等主体关系，故邱美玲与余业民之间所谓的“债”不是民事法律规定的“债”，不能依照民事法律进行转让，且《关于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债务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债务转让合同）及《关于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债务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内容违反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等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该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1、民法中的“债”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特定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一方享有请求他方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刑事判决书已对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作出了认定，其中就包括了余业民向雷昌鹏、邱美玲夫妻二人非法吸收的553万元资金，所以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所谓的“债”并非民事法律中的“债”，而是刑法所规定的被告人余业民向邱美玲非法吸收的存款，依法受到刑法体系的调整，不受民事法律调整。而该553万元也正是本案中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项下“债务”的来源，故该“债务”不能依照民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转移，应当依法认定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2、刑事判决书查明，余业民向雷昌鹏、邱美玲夫妻二人非法吸收资金共553万元，余业民已向其支付240万元回报。依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之规定，余业民的实际所谓“债务”应当为313万元，这显然与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410.5万元不一致。双方约定的金额显然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应当依法认定无效。3、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应当依法认定该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刑事判决书已查明并认定邱美玲是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受害人，故依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之规定，邱美玲因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遭受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司法机关向余业民追缴或责令余业民退赔，而不能通过直接将所谓的“债务”以转移的方式转移给博祥公司，从而邱美玲据此提起民事诉讼来实现其所谓的“债权”，这显然是在恶意规避法律，应当依法认定合同无效。三、一审法院在一审时应依法中止本案审理却未中止审理，导致本案审理结果与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冲突，一审法院明显存在程序违法。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下的“债务”是源自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的“债权债务”，故余业民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是否非法吸收了邱美玲的资金、吸收的具体数额、是否支付过回报等事实，均会对本案所谓的“债务”是否可以转让及债务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债务”是否可以转让、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又是本案审理的依据，一审法院却置余业民非法吸收邱美玲存款的刑事案件不顾，径行开庭审理本案，并作出与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明显相冲突的判决，显然违法。四、刑事判决书已判决余业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书已查明余业民向邱美玲非法吸收存款的事实，这说明邱美玲与余业民的法律关系应当是刑事法律中的受害人与被告人，而不是民事法律中的平等民事主体，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认定显然是存在错误的。邱美玲辩称:一、博祥公司以1.8亿的价格受让了余业民全部的资产和股份，同时承担清偿余业民债务的责任，本案邱美玲的债权即包含在清偿范围之内。余业民以自有的合法资产，为了达到积极退脏的目标依法进行转让清偿债务，不仅合法，且符合法律提倡之精神；二、案涉债务转让合同是在奉新县人民政府成立的奉新县应对处置博祥房地产公司麒麟公馆工程项目有关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麒麟公馆领导小组）的见证下，由邱美玲、博祥公司及余业民三方通过核算而于2015年5月8日自愿签订。2015年6月6日博祥公司与邱美玲签订的补充协议，不仅对转让的债务再次进行了确认，而且对清偿的方式和违约责任进一步进行了明确和具体化，双方对债务的金额、清偿的方式无任何异议。博祥公司在上诉状中反复将曾经的债务主体余业民作为其陈述上诉观点的理由，显然是无视本案事实，不顾已依法发生变化的民事法律关系，博祥公司提出的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偿协议无效的观点，与事实不符，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一审的判决程序合法，且判决结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符法律的规定，依法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邱美玲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博祥公司立即履行债务转让合同义务，归还债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937960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博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底，博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业民以开发麒麟公馆为由向雷昌鹏、邱美玲借款。后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为积极退赃退赔，和股东陈世英将博祥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资产以1.8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余建设、舒晓春和宋萍，用转让款清偿余业民所欠的全部债务。2015年5月8日，在麒麟公馆领导小组的组织、见证下，雷昌鹏及邱美玲与余业民、博祥公司通过奉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欠款金额进行了核算，三方签订一份债务转让合同，约定：1、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雷昌鹏、邱美玲）持有乙方（余业民）债权本金累计人民币肆佰壹拾万伍仟元整[5530000元-（2200000元息-975000元詹息）-200000邱息]2、如果甲方……需要退回债款，则丙方（博祥公司）……分四年逐步分期偿还其债务，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其利息。同年6月6日，雷昌鹏、邱美玲与博祥公司分别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债务转让合同确定应归还给雷昌鹏的债务为壹佰玖拾贰万伍仟元整及利息；应归还给邱美玲的债务为贰佰壹拾捌万元整及利息。2、2015年底按借款总额的10%归还、2016年底按借款总额的20%归还、2017年底按借款总额的30%归还、2018年底按借款总额的40%归还。3、利息按债务转让合同要求，每年年底还本时结清。4、如乙方（博祥公司）未按上述约定的时间、金额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甲方（邱美玲）有权要求乙方提前一次性归还未到期的债务。一审法院另查明，余业民案发前，共向邱美玲及雷昌鹏支付利息240万元。雷昌鹏将其中的97.5万元转付给了以自己名义借款给余业民的詹名进。在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博祥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向邱美玲及雷昌鹏归还5万元，于2016年2月5日分两次归还36.05万元及14.2601万元，于2016年9月14日归还20万元，于2017年1月27日归还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从本案讼争情况看，因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麒麟公馆领导小组居中协调，博祥公司接收了余业民的全部资产及债务，三方签订债务转让合同。现博祥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而导致本案讼争。从债务转让合同的约定内容看，主要对余业民所欠邱美玲的债务转移给博祥公司承担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从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看，邱美玲的主要诉讼请求为判令博祥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博祥公司答辩时则对欠款的金额等问题提出异议。综合上述因素看，本案是在债务转移合同生效后，因债务转移合同的履行而发生争议，本案的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二、关于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其中约定的欠款本金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1、关于本案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债务转移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转移的现象，原债务人因此免除债务，受让人作为新债务人承担债务。债务转移合同的成立，需要债务人和债务受让人达成转移债务的意思表示，再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才能生效。本案所涉的债务转让合同，从其形式要件来看，系麒麟公馆领导小组见证，债权人、债务人、受让人三方协商签署的协议，内容明确具体，符合法律规定；从其发生债务转移的原因行为来看，博祥公司承担邱美玲的债务并非无因行为，产生于博祥公司整体受让余业民资产及债务的客观背景之下。博祥公司辩称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债务转让合同的原因行为，与余业民涉嫌犯罪→博祥公司整体受让余业民资产及债务→邱美玲、余业民、博祥公司三方签署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客观发展过程不符，该主张割断了客观事实，属主观臆断。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本案债务转让合同的签署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故不予采信。本案所涉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合同各方通过意思自治原则订立，形式要件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未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之规定，亦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双方并未约定债务金额以生效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为准或以余业民一案刑事判决书生效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且在合同及协议的落款处均有合同各方签名或盖章，应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关于博祥公司提出本案债务转移合同违反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涉的刑事法律规定，应予以中止诉讼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第十条规定：“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事实部分相关时，判断商事案件是否继续审理的标准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如果审理商事案件必须以另一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应当中止商事案件的审理。反之，如果商事案件审理无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商事案件不得中止审理。”本案系原、被告之间因债务转移合同履行产生的民事纠纷，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系对余业民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裁判的刑事案件，二者基于不同法律事实，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民事责任主体系博祥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主体系余业民，二者不相竞合。虽二者涉及的法律事实有部分关联，但本案的审理无需以余业民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处以何种刑罚，是否追赃或退赔等审理结果为依据。同时，民法范畴内的债务转移合同的签订、履行也不受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博祥公司该主张混淆事实，缺乏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3、关于博祥公司提出债务转让合同中有975000元系余业民支付给雷昌鹏、邱美玲的利息，雷昌鹏是否支付给詹名进不影响该款利息的性质，应予扣除，合同中确定的欠款金额有误的意见。在债务转让合同中，明确列明债务的计算公式：5530000元-（2200000元息-975000元詹息）-200000邱息=4105000元，体现了双方对合同金额的核算过程及博祥公司认可原975000元利息记入本金组成合同债务的事实。双方作为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对写入合同重要内容的“金额”条款及该金额所代表的法律义务、后果应有充分的认识，且其在涉及详细支付义务的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完成了签字盖章的行为，足以认定其对应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的认可与确认。双方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博祥公司主张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的金额条款有误请求重新确认该合同条款，实际上是对合同部分条款无效的主张，依法应承担民事举证责任，但博祥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故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案所涉的债务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邱美玲以明示的方式对博祥公司承受余业民的债务表示认可，博祥公司应如约履行还款义务。博祥公司应归还邱美玲及雷昌鹏2015年的借款本息为：（1925000×10%+1925000×4.35%）+（2180000×10%+2180000×4.35%）=589067.5元。2016年至2017年2月13日期间，博祥公司应支付给雷昌鹏的利息为：（1925000﹣1925000×10%）×4.35%÷365×409=84448.70元；应支付给邱美玲的利息为：（2180000﹣2180000×10%）×4.35%÷365×409=95635.41元。2016年，博祥公司共向邱美玲及雷昌鹏支付欠款本息753101元，其中164033.5元（753101-589067.5）系超额支付。因双方未约定超额支付款项用以抵扣本金，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笔款项用以抵充博祥公司未归还的借款利息。另外，博祥公司在2017年1月27日向邱美玲、雷昌鹏归还的50000元，不足以清偿2016年度应付的全部债务，依法亦用于抵充利息，利息抵充完毕后再用于抵充本金。其中，雷昌鹏应予以抵充的金额为：84448.70÷（84448.70+95635.41）×214033.5=100368.94元；邱美玲应予以抵充的金额为：95635.41÷（84448.70+95635.41）×214033.5=113664.56元。故此，算至2017年2月13日止，博祥公司应向雷昌鹏支付的借款本息为：（1925000-1925000×10%）+84448.70-100368.94=1716579.76元；应向邱美玲支付借款本息为：（2180000-2180000×10%）+95635.41-113664.56=1943970.85元。因邱美玲的诉讼请求低于该院核算金额，而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只能按照邱美玲的诉讼请求标的额进行裁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博祥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邱美玲借款本金1937960元（自2017年2月14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7242元（邱美玲已预交），由博祥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博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2017）赣09刑终150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在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经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邱美玲及雷昌鹏总借款金额553万元，扣除已付利息240万元，借款余额实为313万元。对博祥公司举证，邱美玲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邱美玲与博祥公司之间的债权数额应以双方在债务转让合同中确定的为准。本院认为，余业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所认定，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邱美玲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债务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第一，博祥公司辩称，因法院已经认定余业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故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的借贷关系即属于余业民的犯罪事实，受刑法所调整，不受民法所调整，也就不属于民法上的“债”，因此，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的标的违法，从而导致债务转让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博祥公司的上述辩解，其实质是在借款人余业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况下，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余业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不当然导致其与邱美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效，其效力问题应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考察。本院认为，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单个的借款行为仅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从而从量变到质变。因此，余业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与邱美玲单个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相等，前者受刑法所调整，后者由合同法所规范。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亦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余业民基于开发房地产项目的需要向邱美玲借款，邱美玲为此向余业民提供资金，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且双方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主观上确实基于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单个的借贷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邱美玲作为单个的出借人，在向余业民提供借款时也难以知悉借款人余业民从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因此，余业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不必然导致其与邱美玲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的标的并不违法。综上所述，博祥公司的上述辩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从案涉债务转让合同本身而言，该合同是在麒麟公馆领导小组组织协调下，由邱美玲、余业民代理人、博祥公司新股东余建设等三方共同协商后自愿签订的；从该合同对债权金额的计算、受偿方式的选择的约定看，合同内容也是双方利益权衡、协商一致的结果。可见，该债务转让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虽然案涉债务转让合同仅约定由博祥公司受让债务，而没有约定博祥公司所享有的权利，表面上属于单务合同，但该合同实际上基于余建设等人受让博祥公司100%股权（这其中就包括麒麟公馆房地产项目）而签订的，因此，余建设等新股东代表博祥公司与邱美玲等债务人签订债务转让合同，包含在余建设等新股东受让博祥公司100%股权和房地产项目这一目的之中，互为对价，是债权人与余建设等新股东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因此，博祥公司应遵照债务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邱美玲履行清偿义务，否则有违诚信。第三，关于博祥公司提出的债权数额问题。如前所述，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博祥公司新股东、余业民与邱美玲等债权人协商、妥协的结果，对债权额的确定、受偿方式的选择、以及博祥公司100%股权的获取，都反映出各方当事人对预期收益的考量和权衡。而从债务转让合同第一条：“……以前的借条、协议、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资金收付凭证、审计报告、互联网电子数据等证据一律作废，以本条本款约定的金额为准”的约定看，三方当事人也是根据债权凭证、会计账簿、审计情况及收付款情况等计算出的债权数额，体现了各方当事人对债权数额的真实计算过程。在这一计算过程中，各方均明确了97.5万元属于案外人詹某的利息，这也与詹某以雷昌鹏的名义将200万元借给余业民的事实相符。因此，上述约定应作为确定双方债权债务数额的依据，博祥公司主张以余业民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债权金额来确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博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42元，由上诉人奉新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审判长  巢澍望审判员  袁飞云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彭幸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