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91民初71号原告：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某。被告：深圳市悦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董事长。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某，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义乌联某易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宁波安某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宁波梅某顺世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深圳前海汇某三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深圳市松某创新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郭某。第三人：深圳市腾某创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总经理。第三人：深圳前海汇某贰号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深圳市中某创投硅谷行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上列各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某，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与被告、第三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某、吕某，各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11月，被告为了让原告加入其团队，作为其技术合伙人，给予原告10%被告悦某公司的原始股份，并明确注资金额由被告胡某垫上。两年后，被告公司将给予10万元的奖励返还注资金额。公司所有股东在公司引入战略或者新的资本时，都一起同比稀释。截止2004年11月为止，第一轮天使股按0.8稀释，第二轮资源股按0.9稀释。根据上述比例稀释后为7.2%，并明确加入新一元公司等同加入被告悦某公司。原告基于与被告胡某之间的同学信赖关系，同时基于被告提出的以上条件，原告放弃了原工作单位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于2015年1月从原公司辞职，加入被告团队为被告工作。到目前为止，原告加入被告团队已一年，该股权尚未登记至原告名下，被告经过多次融资，股权价值�之前升值很多。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股权变更事宜，被告均口头表示不再履行邮件offer内容，并以各种理由阻扰原告股权的实现，在未知会原告的情况下突然封了原告在被告悦某天下公司的邮箱；导致原告已不完全清楚公司状况。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两被告确认的原告与被告胡某之间关于被告深圳市悦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的10%原始股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原告是被告深圳市悦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该公司7.2%的股权；3、两被告将登记在被告胡某名下的7.2%股权变更登记为原告名下，并且被告公司作出股东名册的变更记载；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两被告共同答辩称，被告悦某公司对于2014年11月向原告发出offer文件，邀请原告入职深圳市政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CEO的事实予以承认。在该offer文件发出的时点，悦某公司与新某一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上的关联，胡某当时分别持有悦某公司73.7%股权和新某一公司40%的股权。政某公司与新某一公司之间有关联关系。案外人李某2同时持有政某公司97.4%和新某一公司30%的股份，系政某公司实际控制人。而政某公司与悦某公司之间股东不重合，双方没有关联性。原告入职政某公司，实际上加入了与李某2有关联的新某一公司体系。按offer文件，实际上加入新某一。涉案offer文件是被告胡某代表被告悦某公司发出，该文件是被告胡某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该邮件并非被告胡某与原�之间的私人邮件，而是胡某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被告悦某公司就工作安排事项进行洽商所发出的。该文件约束的对象是被告悦某天下公司，原告并未因该邮件而与被告胡某建立某种法律关系。故被告胡某与本案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不是适格被告。且原告的诉求也是确认股东资格，被告胡某也并非适格被告。根据该文件内容，原告的股权权益实现是通过被告胡某增资被告悦某公司10%的股权所对应的分红权归原告享有，但整个offer的内容没有体现出被告胡某要将1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的内容表示，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胡某转让10%股权给原告的诉讼请求与offer内容间不相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应当征得股东会同意”。本案中，既不存在被告胡某要将10%股权转让给原告的合同约定，且也不存�被告悦某天下公司股东会同意该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原告此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请求法庭予以驳回。涉案offer文件内容是给予原告约定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并非股权本身，仅是享有股权收益计算的经济利益。用于激励的股权来源于胡某注资10万元获得10%股份，两年以后支付激励款方式将该增资款返还。原告可获得的激励待遇限于上述股份所计算的经济利益，而排出了原告行使股东表决权的可能。只能在公司任职期间享有股份的所有权益，离职后将不再有任何股份权益。故所谓的股票期权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权利内容、权利期限、权利灭失等方面都与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股权完全不同，并非完整意义的公司股权。被告悦某公司的真实�思表示是，原告以入职政某公司的名义加入新某一，在新某一实现A轮融资前，悦某公司采取先垫资再于两年后抽回出资款的方式向原告增发一定的股份，根据原告的在职时间，将该增发股份对应的分红利益分配给原告，如在此期间，公司发生B轮融资并融资过程中对上述增发股份进行了转让，转让利益归原告所有，以此对原告进行激励。原告以此offer文件主张其对悦某公司享有股权，完全是对文件内容的曲解。上述激励措施因为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无法实际实施。原告入职政某公司后，被告公司曾向股东提议增资扩股，以兑现激励措施，但其他股东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关于先垫资后退回增资的约定，直接违反了公司法关于禁止股东抽逃出资的规定，涉嫌刑事犯罪。原告与胡某系多年的同学与朋友关系，原告在政某公司任职，并非在被告悦某公司以及下属公司任�，由悦某公司进行激励，并以激励为名扩大胡某在股东会中的投票权，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公司管理人员忠实义务的规定。故被告悦某公司遂放弃了增资方案，未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各第三人共同答辩称，各第三人均为被告悦某公司股东，被告悦某公司从未召开接纳原告李某作为公司股东的股东会，也从未形成过相关股东会决议。各第三人不承认原告李某具有被告悦某天下公司股东资格，也不同意原告成为悦某公司股东。另外，第三人宁波梅某顺世天使投资合伙企业以及郭某称，其自2014年起一直是悦某公司的股东。2015年1月，被告悦某公司向第三人提出，聘请李某任职政某公司的代理CTO，加入新某一公司工作，同时视为加入悦某公司。但当时包括两第三人在内的所有股东均不同意offer文件给予原告的待遇方案。政某公司并非悦某公司的下属公司，与悦某公司没有股权关系，原告并非在被告悦某公司工作，不符合内部股权激励资格。原告与李某系朋友关系，通过增资给李某相应的权益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该增资行为一旦完成，就会稀释各第三人的股权，损害各第三人的利益。因为股东反对，被告悦某公司当时并未作出关于增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胡某股权或者给原告股权等内容的任何决议。故原告不具有被告悦某公司的股东资格，第三人也不同意李某成为被告悦某公司的股东。经审理查明：被告深圳市悦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某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胡某，认缴注册资本768.5551万元。2014年8月21日，公司股东郭某（出资额31.5万元、出资比例6.3%）、胡某（出资额373.5万元、出资比例74.7%）、张某（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周某（出资额45万元、出资比例9%）变更为郭某（出资额31.5万元、出资比例6.3%）、胡某（出资额368.5万元、出资比例73.7%）、宁波梅某顺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张某1（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2015年3月11日，公司股东由郭某（出资额31.5万元、出资比例6.3%）、胡某（出资额368.5万元、出资比例73.7%）、宁波梅某顺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张某1（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变更为郭某（出资额35万元、出资比例7%）、胡某（出资额415万元、出资比例83%）、宁波梅某顺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2015年5月5日，股东变更为郭某（出资额35.28万元、出资比例6.3%）、胡某（出资额418.32万元、出资比例74.7%）、宁波梅某顺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9%）、宁波安某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56万元、出资比例10%）。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变更为560万元。2015年10月27日，被告的股东又变更为郭某（出资额35.28万元、出资比例4.59%）、胡某（出资额418.32万元、出资比例54.43%）、宁波梅某顺天使投资合伙企业（出资额50.4万元、出资比例6.56%）、宁波安某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56万元、出资比例7.29%）、深圳前海汇某贰号新三板投资企业（出资15.37万元、出资比例2%、深圳前海汇某三号投资管理企业（出资46.11万元、出资比例6%）、深圳市松某创新一号合伙企业（出资39.03万元、出资比例5.08%）、深圳市腾某创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1.11万元、出资比例4.05%）、深圳市中某创投硅谷行基金管理企业（出资6.22万元、出资比例0.81%）、义乌联某易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出资70.71万元、出资比例9.2%）。公司注册资本560万元变更为768.56万元。深圳市新某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一公司）于2013年5月1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吴火林。2015年2月2日，该公司的股东由张凯（出资额0.1万元，出资比例100%）变更为陈某（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10%）、胡某（出资额120万元、出资比例40%）、李某2（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30%）、余军（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20%）；注册资本0.1万元变更为300万元。深圳市政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某公司）于2004年4月21日成立，认缴注册资本501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某2；股东为杨某（出资额13万元、出资比例2.5948%）、李某2（出资额488万元，出资比例97.4052%）。2014年11月12日，被告胡某以被告悦某公司总裁名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发送一份电子邮件，附件为一份offer文件，主要内容是，通知原告，欢迎原告加入悦某公司，原告在悦某公司的职务将是技术合伙人；作为悦某公司的成员之一，原告�目前阶段的薪资和股票期权如下：1、税前薪资：人民币1.8万元/月，试用期按1.8万元发放，试用期为6个月。2、股票期权：拿出10万元人民币注资公司，持有公司10%的原始股份；为了确保公司后续融资的顺利和公司管理上的独立性，该股份的投票权为创始人统一投票代理人胡某。作为公司股份持有者可参与公司分红、公司B轮的股份转让。注资金额由胡某垫付，两年后，公司将给予10万元的奖励返还注资金额。公司所有持有股份的创始人，只能在公司在职期间享有股份的所有权益，离职后将不再拥有任何股份权益。公司所有股东在公司因其战略资源或者新的资本时，都一起同比稀释。截止目前为止，第一轮天使按0.8稀释，第二轮资源股按0.9稀释，当前股份为1%*0.8*0.9=0.72%。加入新某一公司等同于加入悦某天下，新某一A轮后股份自动转移到新某一，拥有等比率�票权。作为悦某的技术合伙人，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负责政某公司的空气检测项目；代理政某公司的CEO职责，进行项目管理运营。2015年1月9日，政某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聘任书，通知原告，经新某一公司同意，该公司特聘请原告兼任该公司代理CTO职务，负责政某公司的空气检测项目以及公司其他项目运营，期限自2015年1月9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6年1月5日，新某一公司出具工作证明，证明应该公司大股东胡某要求，经该公司同意，原告在2015年1月9日入职该公司，至今在该公司工作。2016年6月30日，新某一公司出具一份离职证明，主要内容是，原告李某于2015年1月9日入职该公司，李某于2016年2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于2月28日离职；应李某的要求，其个人自行出钱由该公司代缴社保至2016年6月；此后，该公司不再为李某代缴社保，该公司与李某不存在其他任何关系。2016年7月3日，政某公司出具一份解聘证明，主要内容是，李某自2015年1月兼任该公司CTO职务。2016年3月起李某未再履行任何CTO职责，也未在该公司从事任何事务。该公司已于2016年3月1日起解聘了李某，李某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两被告与原告协商解决股权问题。原、被告确认原告与被告胡某系同学关系；原告主张原告与新某一公司、被告悦某公司之间均存在劳动关系，由新某一公司向原告发放�资和购买社保，原告至今未从上述两家公司离职；原告与政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仅是受被告悦某公司指派负责政某公司的项目；原告在新某一公司工作，也在被告悦某公司工作，技术合伙人即被告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原告主要负责APP的核心算法、关键技术。被告主张原告与新某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悦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政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被告悦某公司之间存在商业构想，政某公司的空气检测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李某2将注资新某一公司，新某一公司全资注资被告悦某公司，这样可以扩大被告悦某公司的资产估价规模；基于这种目的，被告悦某公司让原告负责政某公司的空气检测项目，上述商业目的实现，原告成为被告悦某公司的技术合伙人，鉴于商业检测项目无法进行，原告并非被告悦某公司的技术合伙人，也并非被告悦�公司的员工，仅是新某一公司的员工。庭审时，原告主张在offer文件中的“股票期权”是指到期行使购买权的权利，只要被告胡某出资10万元到被告悦某公司，原告就实现了10%的原始股份，而被告胡某出资远远超过了10万元；相当于被告胡某转让其持有被告悦某公司10%原始股份给原告，原告在2015年1月9日入职后即取得了该10%的原始股份。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股票期权并非股权，是指原告在政某公司工作期间其可以享有10%股权所派发的分红这一经济利益，而且原告享有上述权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原告出资10万元作为被告悦某公司的增资款项，增持公司10%股权；该出资款由被告胡某代为垫资，两年后由公司以奖励形式返还垫资款；事实上由于被告悦某公司其他股东反对的行为，被告悦某公司并未进行增资扩股；被告胡某并未代原告向被告悦某公司注资，原告亦未取得该10%的股权利益；被告胡某也未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未取得该10%股权。本院认为，被告胡某是被告悦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被告悦某公司总裁的身份向原告发出涉案offer文件，被告胡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涉案offer文件对被告悦某公司具有约束力，因该文件也为被告胡某确定一定的义务，被告胡某在此种情况下向原告发出该份涉案offer文件，应视为其对涉案offer文件内容无异议；原告按照该涉案offer文件要求履行相应的工作职责，应视为原告接受该涉案offer文件的内容，故该涉案offer文件同样对原告具有约束力。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是指向公司投资或基于其他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凭所持份额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确认股东资格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包括：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实质要件包括实际出资及是否享受股东权利与义务。原告主张被告胡某将其持有的被告悦某公司10%原始股份转让给原告，双方之间存在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原告应就原告与被告胡某之间存在被告悦某公司10%原始股份转让的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未提交其与被告胡某之间签订的书面股权转让合同，亦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胡某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原告主张双方在涉案offer文件中约定了被告胡某转让其持有的10%原始股权的内容，被告胡某对此予以否认。但从原告提交的涉案offer文件内容上看，该文件中并未有被告胡某同意将其持有的被告悦某公司10%原始股份转让给原告的内容约定；该offer文件仅是承诺原告可注资10万元即可取得被告悦某公司10%的原始股份，该注资款由被告胡某垫付；原告的上述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据此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胡某之间的10%原始股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offer文件约定，原告可注资10万元从而获得被告悦某公司10%的原始股份，该出资额由被告胡某垫付；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并未提交出资证明等证据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悦某公司实际出资；而两被告均确认被告胡某并未代原告垫付该10万元的出资款；故本院认为原告并未实际向被告悦某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原告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再者，因为公司增资扩股事宜涉及到会稀释其他股东的股权并实质上影响到其他股东的股东权益，均应通过股东会决议等法定程序来确定，并无证据显示对于原告入股被告悦某公司、公司增资扩股等事宜经过股东会决议等法定程序。且该offer文件对原告的原始股份进行了一定的权能限制，约定该�份的投票权统一由被告胡某代理，且只能在公司在职期间享有股权的所有权益，离职后将不再拥有任何股份权益。故上述offer文件并不当然产生原告注资即产生取得股东资格以及完全的股权等法律效力。故原告要求确认是被告悦某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持有该公司7.2%股权，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67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云人民陪审员  温丹人民陪审员  刘劼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 记 员  张良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