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鲁03行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勇，男，1964年3月27日生，汉族，住淄博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242204。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号。法定代表人马国舟，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栋，山东扬帆盛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晓东，淄博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70300MJE114758C。住所地：淄博高新区中润大道***号。法定代表人牛路，校长。委托代理人翟建新，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工作人员。上诉人邹勇诉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淄博商贸培训学校撤销开办资金变更登记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3行初1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4月14日，淄博商贸培训学校作为甲方，淄博市交通技工学校作为乙方，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作为证方就甲乙双方合资共同办学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同意重组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其中甲方董事两人，乙方董事３人，法人代表及董事长由乙方担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甲方以原有固定资产（含现有土地及手续费投入、房屋、设施、设备等）投入折算为140万元即140万入股，乙方投资430万元即430万控股……。”原告邹勇作为甲方代表签订协议。董事会重组后，刘云鹏任董事长，原告为永久董事。2012年6月18日，刘云鹏主持召开第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会议，决议内容为：同意李明刚投资20万元，将学校注册资金由90万元变更为110万元。决议记载原告参会，但其未在决议上签名。2012年7月，第三人以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申请安全培训资质为由，向被告淄博市民政局申请将开办资金由90万变更为110万，并向被告提交了董事会决议、验资报告等材料。被告经审核，同意了第三人的变更申请，并于2012年7月18日为第三人换发了民证字第C00148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载明开办资金110万元。原告于2015年10月提起诉讼，称其系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和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投资者、举办者，并持有学校140万元股份，被告的变更登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直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要求予以撤销。另查明，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成立于1993年10月，系由淄博市淄川区技工学校组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3月30日，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取得教社证字1400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载明学校举办者为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原审法院认为，2003年４月，原告系作为甲方代表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即淄博商贸培训学校以原有固定资产投入折算为140万元即140万入股。原告个人并非合同关系的主体，自己亦认可协议书当事人为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淄博市交通技工学校和原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因民办学校依法对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固定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甲方作为协议主体约定办学投入并无不当。原告诉称其系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投资者、举办者，持有学校140万元股份，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上述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重组后，原告系第三人永久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其应当依照学校董事会章程，通过参与董事会决议行使对学校的管理决策权。被告对第三人开办资金所作的行政变更系针对第三人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进行登记，行为本身并不影响原告行使学校董事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原告非涉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依法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邹勇的起诉。上诉人邹勇上诉称，2012年7月3日李明刚在向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提交变更开办资金从90万元到110万元，没有经过淄博市教育局领导审核批准同意的行政批准文件、没有上诉人参加的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原始董事会《会议纪要》、没有依法对学校进行财务审计、没有提交学校董事会章程变更开办资金修正案，没有向社会履行告知义务，而是由李明刚提交虚假文件并加盖私刻的第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印章，从开办资金90万元到110万元，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第一，2003年4月14日，上诉人作为原始股东、主要出资人身份并加盖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行政印章与淄博市交通技校签订《协议书》，是主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第二，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有关《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上诉人占有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140万元原始股份，是原始股东和主要出资人、投资者，是主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第三，淄博健身器械厂是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举办者，上诉人作为举办者的法定代表人具备起诉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的权利。第四，李明刚增加开办资金20万元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发现权、股权等财产权益，在本案中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第五，李明刚伪造申请文件，申请安全资质属于个人行为，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审查程序不严格，错误的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第六，一审法院对董事会与股东会相混淆，董事会只有研究开办资金方案权利，没有增加开办资金权利，增加开办资金必须通过股东会全体股东表决形成决议，具有直接利害人。第七，上诉人是第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永久董事、副董事长，合法出资人，具有管理监督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仍然存在，作出了错误的行政裁定书，使学校内部矛盾继续上升，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请求1、依法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3行初第116号行政裁定。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答辩称，张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303行初116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定驳回邹勇的起诉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邹勇不是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举办者，举办者是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2003年7月25日被吊销执照，邹勇的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法定代表人身份失效，其现在不能代表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提起上诉的第三条理由不能成立。1998年3月30日，商贸学校取得教社证字14006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许可证记载主要内容为：名称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地址张店中心路191号；法定代表人王衍华；举办者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健身器械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日期为1993年10月19日，组建单位为淄博市淄川区技工学校，2003年7月25日，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淄工商行处字（2003）第125号]，决定吊销健身器械厂的企业营业执照，其企业营业执照、公章一律作废，企业的善后事宜和债权债务的清理，由其主办单位或出资者负责；但至今没有组织清算，也未注销。2、邹勇不是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出资人，也没有证据证实邹勇向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出资。邹勇的第一、第二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03年4月14日，商贸学校作为甲方、淄博市交通技工学校作为乙方、健身器械厂作为证方就甲、乙双方合资共同办学签订协议书一份，邹勇只是代表商贸学校和健身器械厂签字，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当事人，无权依据合同主张权利。没有证据证明邹勇向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出资。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240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淄博通乾评估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28日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书》所涉评估价值为68.03万元的固定资产的性质及出资主体。商贸学校是在民政部门取得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属于独立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对于商贸学校自1998年3月30日设立存续至2003年7月28日《房地产评估报告书》出具时所确定的固定财产为68.03万元，邹勇、健身器械厂均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实上述财产系由其投入的资产，因此，对于邹勇、健身器械厂请求确认报告书中确定的68.03万元固定资产属于其投入的资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本案争议的校舍等固定资产是被上诉人商贸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建设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商贸学校享有法人财产权。即使双方争议的校舍等固定资产的相关基建费用由上诉人邹勇支付，因商贸学校系独立法人，邹勇支付的相关款项应为对商贸学校享有的债权或者股权，故邹勇、健身器械厂上诉称本案争议固定资产属于其投入的资产、其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3、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申请增加开办资金20万元，材料齐全，答辩人淄博市民政局依法进行审查，程序合法，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颁发开办资金为110万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邹勇上诉主张的第四、第五条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增加的20万元开办资金的来源、提交的增加开办资金的董事会决议及其他申请材料的真伪不是淄博市民政局作为登记机关审查的范围，登记机关也没有能力去审查，而是由申请人对其提供的变更登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4、上诉人邹勇从来就不是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举办者。依据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的章程，上诉人的身份是商贸培训学校的董事会成员——董事，董事是学校的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董事会并按照章程行使权利和义务，上诉人对于学校的管理是通过董事会行使权力，对于董事会作出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有异议，只能向董事会提出，对于涉案的学校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上诉人以董事身份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答辩称，一、上诉人将参与协议签订的当事人与行政诉讼主体混淆，将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与公司制企业混淆，其个人并不是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上诉人认为代表答辩人参与签署了2003年4月14日《协议书》就是主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自己也明确是代表行为，法律关系为委托关系，其个人只是代理人，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归答辩人，上诉人认为自己占有答辩人的原始股份，但答辩人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并不属于公司制法人，更不存在原始股份，2003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由上诉人代表答辩人签订的，在协议书内容中上诉人将答辩人财产写成其个人享有140万元股份并不产生法律效力，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强制性规定，所谓的原始股份实际系上诉人自己设计的，因此，上诉人以享有原始股份为由认为是本案行政诉讼的主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材厂已经不具备诉讼资格，实际是上诉人为实现个人目的，借该厂名义进行的滥诉行为。该厂在2003年7月25日已经被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该局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工商企业[2002]第106号）文件已经确认该厂法人资格已经消亡，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或投资人负有清算责任，2001年4月8日，邹勇以答辩人的名义向工商局提交加盖答辩人印章的书面申请要求变更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材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其本人，在该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由淄川区技工学校进行清算，上诉人即便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权利义务承受者仍为健身器材厂。三、上诉人当时仅为答辩人的董事，仅有董事职权和职责，答辩人的权力机构为董事会，其不参与董事会会议发表意见，在董事会决议作出后，意图提起行政诉讼表达不满，明显属于滥诉，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非涉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从案件事实、诉讼主体及法律适用方面，上诉人不是适格行政诉讼原告，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与一审一致，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上述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初始举办者是山东省淄博健身器械厂，后淄博商贸培训学校改制重组为非营利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淄博商贸培训学校重组董事会，上诉人邹勇确定为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永久董事、副董事长，上诉人邹勇应当依照《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参与董事会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行使对学校的管理决策权。被上诉人淄博市民政局对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开办资金变更事项所作的行政变更登记行为，是针对被上诉人淄博商贸培训学校董事会决议通过事项进行的登记行为，该变更登记行为本身并不影响上诉人邹勇行使学校董事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上诉人邹勇并非涉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其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应当驳回起诉。上诉人邹勇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邹勇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房 鹏审 判 员  卢长普审 判 员  张 丽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王敬波书 记 员  王 琼